城市行为

城市行为（共12篇）

城市行为 篇1

女性是中国消费市场的主导消费力。据2011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我国女性人口约为6.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8.73%;其中有约半数女性为消费能力较强、对消费影响较大的20～50岁中青年女性。另据中消协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有77.3%的女性是家庭日常消费的主要购买者和决策者。

在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背景下,如何帮助女性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实现“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的科学消费,减少消费对气候和环境的不利影响,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1 背景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女性无论是其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都有显著提升。一方面,职业女性的收入不断提高,大约有三成的城市女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例超过50%,这意味着女性经济独立和消费主导权;另一方面,已婚女性在家庭中承担了比男性更多的责任,特别是在购买家电、家具、汽车、住宅等家庭耐用消费品时,女性作为主要决策者的比例呈上升趋势。

当前,女性消费呈现出多元化、品质化、个性化等特点。但是,在理性消费的同时,其中也存在情绪型消费、享受型消费、炫耀型消费和超前消费等。倡导科学消费理念,指导科学消费行为,构建科学消费模式,有助于实现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有助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有助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女性科学消费行为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2 女性消费的现状特点

(1)理性消费与冲动消费并存,理性占主流。由于大多数中国女性成长和生活在较长时期内低消费或普通消费水平的经济社会环境中,养成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习惯。她们能够从自身经济状况出发,在购买日常用品时,选择一些品质耐用、口碑良好、物美价廉的商品。但也存在非理性的盲目冲动型消费。特别是中青年女性更容易受到情绪、促销、广告等方面的影响。

(2)传统购物方式与现代购物方式并存,网购成热点。据调查,大约有80%以上的女性购物方式仍为传统的商场或超市购物,特别是中老年女性常常会到现场精细挑选、货比三家。而随着信息网络的兴起,中青年女性更热衷于现代化的购物方式,如信用卡消费、电子银行、网络购物、团购、电视购物等。网络购物可节省购物时间,提供比当地商场更加丰富的货品、优惠的价格以及操作便捷的消费体验,受到年轻女性的欢迎。但在享受快捷购物的同时,有时会造成如购买货品闲置、“鸡肋”商品无从处理、产品频繁更新换代等浪费现象。

(3)物质消费与文化消费并存,结构多元化。随着经济发展、家庭收入增长,城市女性消费逐渐由生存型向享受型过渡。女性消费结构已由食品、服装服饰、化妆品、家电、日常生活必需品等传统消费,逐步扩展至旅游、房产家居、艺术品、汽车、家政服务、美容养生、珠宝首饰、阅读“充电”等高端和精神文化领域的消费。对于物质消费,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者追求品质化,她们乐于追逐名牌服装箱包化妆品、购买有机绿色食品、最新款电子产品、享受高级定制服务等。她们还希望通过健身俱乐部、读书沙龙和旅游来丰富生活、扩宽视野,通过学习茶道、摄影、绘画、雕塑和乐器来提高艺术修养。多元化的消费品市场,为女性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也更需要她们慧眼识珠、做出合理的消费选择。

(4)本土消费与全球化消费并存,国际商品受追捧。由于信息化发展和便捷的运输,女性消费空间跨越了国境。当她们在家门口的菜市场选购新鲜食材同时,也可以到商场、免税店甚至出国购买喜欢的国外商品。外国进口食品、化妆品和保健品备受城市家庭主妇青睐。一些年轻女性则热衷于加入到国际奢侈品牌追逐行列,以体会品质彰显品位。子女教育方面,国学热、传统文化教育升温;国际教育机构对年轻妈妈们仍具有强吸引力,虽然其学费价格不菲。

3 引导女性科学消费的建议

(1)倡导低碳绿色消费理念,打造健康生态消费模式。低碳消费在强调消费节约的同时,更注重消费质量和内涵;在强调生活质量提高同时,更强调环境质量提高[1]。通过宣传低碳绿色消费知识,增强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高对绿色产品的辨别能力。无论是食品、服装、化妆品,还是家电、家具,都应选择购买符合环保、节能、无污染、安全、健康、优质等要求的产品;对所选购商品不符合绿色产品标准、或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在日常生活中,应减少便利袋、一次性筷子等便利物品的使用;节约水电和纸张,少开空调;出行时尽量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减少汽车尾气排放;就近购买新鲜绿色有机食材,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多穿着棉、麻、丝绸、羊毛等生态环保面料的服装;家居装修方面,崇尚简约风格,尽量购买实木家具、选用环保装饰材料;形成以绿色健康生态为时尚的生活方式。

(2)倡导适时适度消费理念,打造文明理性消费模式。女性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要从实际需求出发,结合自己的经济条件进行购买,做到合理适度消费,避免因虚荣心和攀比心造成的冲动消费。不能将消费看作是一种生活消遣,单纯为了满足心理愉悦而购买大堆不需要的产品并将其闲置下来。要根据生活需要,合理确定消费层次,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理性对待商场促销活动和产品广告宣传,通过现场体验和比较,提高对商品的辨别力和选择力。在商品的品质定位上,提倡选择“少而精”的商品,既保证质量,又不过度奢侈和铺张浪费。

(3)倡导可持续的消费理念,打造发展成长消费模式。物质消费方面,不能只贪图眼前享受,而要兼顾长远利益。一方面,要量力而行、提倡节俭,不去追求过高消费;另一方面,要在适当消费同时兼顾家庭投资理财,如定期储蓄、购买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关注艺术品收藏等某种比较熟悉领域投资等。要重视精神文化领域消费,引导女性接受和追求“学习化的生活方式”[2],更多地关注文化教育、科技培训、健身体育等方面的消费,以促进身心健康、提升自我修养、增强发展能力。拓展闲暇消费,在保证工作效率的同时,让自己的生活节奏“慢”下来,学会享受和品味生活。比如通过旅行、学习绘画、欣赏音乐、读书、品茶,来放松心情。在满足自身个体消费的同时,要更多地关心社会群体消费和社会事务。比如参与节能环保、助学、扶老等公益慈善活动,帮助更多的人实现自我成长和更加快乐地生活。

参考文献

[1]邓国用,刘阳.低碳消费与中国居民消费方式变革[J].消费经济,2011(3).

[2]许艳丽,女性消费生活方式的社会建构与反思[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6).

城市行为 篇2

研究思路和方法

结果与分析

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作为儒家伦理和中华文化的原生性核心概念和首要德性，一直延衍至今。孝的核心和基础内容是“善事父母”，主要包括赡养、顺从和悦亲等内容。赡养，即从物质上奉养和悉心照料；顺从，指尊敬父母和不违背父母意志，使自己成为父母意志的执行者和体现者；悦亲则是指体贴和关心父母，在精神上使父母感到愉悦。在现实生活中，“孝道是一套子女以父母为主要对象之社会态度和社会行为的组……

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际会，社会急剧变迁。给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造成极大影响。孝道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也会发生诸多变化。因此，本文从实证研究出发，试图以青年代、中年代和老年代的城市居民的孝道态度和行为进行比较，从而说明代际之间的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异同、继承与变化。

研究思路和方法

1.研究思路：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社会成员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一般会存在自我防御性归因，即“自我服务的偏向”。因此，为尽量避免归因偏差导致研究产生偏差，采用了调查对象对自身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主观报告及对他人孝道态度和孝道行为的客观情况进行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2.调查对象：本次调查以15岁以上的武汉市城镇居民为总体，采用多阶段定额抽样选取调查对象。样本构成情况见表1。年龄范围：青年代――15-22岁。1979年是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此年龄群体深受改革开放的影响。中年代――32-55岁。此年龄群体一般均为在岗职工，基本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改革开放前确立了基本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老年代――65岁及以上。此年龄段的人带有较强烈的“边际人”色彩，跨越了两个时代和两种制度。

[表1] 调查样本构成情况

男 女 合计

青年代 99人(16.5%) 100人(16.7%) 199人(33.2%)

中年代 100人(16.7%) 100人(16.7%) 200人(33.4%)

老年代 100人(16.7%) 100人(16.7%) 200人(33.4%)

合计299人(49.9%) 300人(50.1%) 599人(100.0%)

3.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中将赡养分解为“照顾父母”和“金钱资助父母”，顺从分解为“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悦亲分解为“体贴和令父母开心”和“经常问候父母”。本次调查于月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完成。

结果与分析

1.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自我报告

附图

分析城市居民的孝道态度，从赡养、顺从和悦亲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表2的结果表明：就赡养层次看，在“中国人照顾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三代城市居民持赞同态度分别为91.9%、92.5%和92.5%，基本一致。而在“中国人在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赞同态度随年龄递增而呈下降趋势，青年代77.4%，中年代70.4%，老年代71.6%；同时，不赞同态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青年代4.1%，中年代7.5%，老年代16.5%。这说明年龄与赞同态度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越不赞同。

对顺从层次分析的结果则是，三代城市居民对“中国人尊敬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均持非常肯定的态度，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定态度很类似，分别为93.4%、93.5%和97.5%。而在“中国人顺从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定比率分别为43.1%、57.3%和66.1%。

就悦亲层次看，三代城市居民在“中国人体贴和令老年父母开心是他们的责任”和“中国人经常问候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也越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和孝心表达。青年代分别有87.4%和86.2%，中年代为90.5%和93.5%，老年代就更高，分别有94.5%和97.5%。这说明“悦亲”层次依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

2.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

让受调查者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进行主观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方法。那么，“换位思考”之后，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评价如何?

附图

通过对表3的分析，就赡养层面来说，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照顾”和“老年人期望儿女在金钱上资助”的评价上相差明显，在选择“完全是”上，青年代分别为24.5%和5.8%，中年代分别为39.6%和18.8%，老年代分别为53.7%和30.3%。但是否就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大区别?这种情况，虽然能表明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更能说明被调查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青年代是15-22岁，正处于被父母照顾和金钱资助时期。他们对老年人状况的认识，主要从自己父母及同辈群体的父母中去了解，并由身边事实去推论全社会，其比例理所当然较低。作为32-55岁的中年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抚育下一代，他们的父母作为城市居民，一般有国家的各种保障，不大需要自己照顾和金钱资助，在当前大量失业情况下，许多儿女还要从退休的老年父母那里寻求金钱资助，其评价较低也是情理之中。老年代完全作为自身立场的发言者，对需要照顾和金钱资助有切实的感受，评价肯定较高。

从顺从层面看，青、中、老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尊敬他们”的评价一致，持肯定态度的比率分别为90.4%、97.5%和96.0%；而对“老年人期望儿女顺从他们”的评价则区别明显。青年代的评价态度较消极(67.7%)，中年代次之(77.6%)，老年代最积极(85.7%)。从悦亲层次看，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体贴和令他们开心”的评价较一致，青、中、老三代的肯定比率分别为88.2%、93.4%和94.6%。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经常问候他们”上随着年龄的递增，态度也越趋肯定。尽管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孝道态度的悦亲层次依然深存人心。

3.三代城市居民对自身孝道行为的报告和对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的具体情况及对比分析

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从他们对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与对他们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之间进行比较来进行。通过对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来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附图

在孝道行为的赡养层面上，表4(Ⅰ)表明，三代城市居民在“照顾父母”的行为上，老年代比青年代高出很多，而表5(Ⅰ)中老年代和青年代之间的差距较小。通过表4(Ⅰ)和表5(Ⅰ)对比分析，老年代对周围人的主观评价比自我报告低了17.3%(65.8%-48.5%)，而青年代则高出了11.9%(39.0%-27.1%)。因此可以说，表4(Ⅰ)的自我报告受到了主体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青年代大多数正处于父母照顾；表5(Ⅰ)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对于“金钱资助父母”方面，表4(Ⅱ)和表5(Ⅱ)则呈现出相反的差异趋势。表4(Ⅱ)表明，三代城市居民的“金钱资助父母”行为是年龄越大，越趋肯定；而表5(Ⅱ)对“周围的人在金钱上资助父母”上是年龄越大，评价越低。其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年代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超过一半(52.1%)，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否定评价，比率也超过一半(52.1%)；另一方面表现在于青年代和中年代，他们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分别只有16.1%和24.8%，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肯定却分别是37.5%和28.9%。这既反映出老年代在对“金钱资助父母”孝道行为的现实不够满意的情况下，更加认同其原有的孝道行为；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代在求学和就业的重负下，以及城市中较普遍的失业现象(下岗者很多是中年代的成员)，使他们从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附图

就顺从行为来分析，三代城市居民在“尊敬父母”行为上，无论是自我报告(表4)，还是主观评价(表5)上均存在差异。而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中的肯定态度均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表4(Ⅳ)表明，三代城市居民自我报告在“顺从父母”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青年代持肯定态度的为43.2%，中年代57.0%，老年代70.2%；而在表5(Ⅳ)中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上却较为一致：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持肯定态度的分别为33.0%、42.3%和42.9%。表4(Ⅳ)和表5(Ⅳ)对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的差额分别为10.2%、14.7%和27.1%。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首先是因为调查对象“自我服务偏向”而导致的结果，每人对自己行为进行了美化。另外，这既是孝文化中顺从观念的深入国民性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又深入国民性的孝文化，“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等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国民的心性之中。因此即使“顺从父母”在当代已没有好名声，但考虑到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仍然从“自我照顾”――即“表明自己是孝子或孝女”出发，将自己的顺从行为进行了过高的报告。而通过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则较接近社会现实。从而说明，“顺从行为”仍然被认为是孝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实际生活中年龄越轻，顺从父母的观念越淡，行为越少。

从悦亲层次看，表4(Ⅴ)(Ⅵ)和表5(Ⅴ)(Ⅵ)表明，三代城市居民之间，对于自身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和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而且比例均比较高。说明孝道行为的悦亲层面，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小结

通过表2至表5等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当代孝文化的主要特点：

1.孝文化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成员中――无论是经历过新旧社会制度的成员，还是新社会制度下成长的成员，对“照顾父母”、“尊敬父母”和“体贴父母和令他们开心”，有着相当认同性。这构成了社会成员孝道态度最坚实的组成部分。孝文化仍然是一种较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

2.孝文化从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变，从人格尊严的不平等向平等转变。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顺从父母”具有显著性差异来分析，年龄越小，越趋向反对，也即表明由原来的无原则顺从父母的他律性状态，向按自己的原则对待父母的要求这种自律性状态转变。另外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悦亲”具有显著性差异来看，说明年龄越轻，越趋向要求与父母拥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权。

3.社会存在着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来取代精神层次的孝的趋势，社会成员较为重视生活照顾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存在不足。随着年龄递减，存在着一种在金钱上资助父母赞同率逐渐增高，而经常问候父母和加强精神沟通的赞同率降低的倾向。这是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道来取代精神层次孝道的不良趋势，这也是当前物欲主义在此领域的不良表现。

农民工消费行为城市性研究 篇3

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绝不是简单的空间物理学意义上的移动，更多的是一次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从心理意愿到制度形态的全方位的转型与变迁。大批涌入城市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不管他们是否就此定居城市或再次回流农村，城市经历、城市文明对他们的影响是重大的，不容忽视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与城市文明和社会不断整合的过程，以“城市人”为参照群体，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工生活的很多方面已经开始与在农村社区的生活出现不同。消费行为是农民工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消费行为这个角度可以反映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情况。

一、消费行为城市性界定

消费行为在一定意义上是生活方式的延续。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生活方式的内涵与外延也会随着相应地变化。这种变化会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得到体现。例如，伴随着农民工城市化过程，农耕式的生活方式就会向城市化的生活方式转变。而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则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的需要、服务产品的消费需要、家务劳动社会化的需要、空间商品利用的高度理性化需要等。角色的异质化又通过职业群体的生活方式体现出来。农村传统的消费行为表现出消费观念保守、强烈的后顾意识、求同的从众行为、盲目的攀比心理，还有不良的消费习俗。

消费行为的城市性本文这样概括：它表现在消费支出结构的合理性，物质消费支出和精神消费支出平衡，精神消费支出在总消费支出中有重要地位和体现；消费方式表现消费观念的开放性、消费习惯的科学性、消费闲暇的多样性。

二、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特点

从本文对消费行为城市性的界定来看，农民工群体的消费行为总体仍不具有城市性。他们的消费行为很大程度上还是沿袭农村的消费行为。他们的消费支出结构上主要还是物质需要支出，精神消费缺乏；消费方式上主要还是农村传统的消费习惯、消费观念。

(一)基本需要支出占主导，子女消费投入比重大

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原因加上经济收入、城市文化、环境的影响，农民工收入的一项最大支出仍是基本生活需要支出。他们的消费更多的是倾向积累、补贴家用。在城市的即时消费不足，这也与城乡隔离、市场观念不强有关系。

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也是人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工家庭普遍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这反映的是农民工群体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在消费观念上和价值观念上一个深层次的转变。农民工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所以他们都普遍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农民工接受的教育是有限度的，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他们往往更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重要性，这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转变，开始重视子女教育。不少父母就是为了子女的教育成长才出去打工的。在子女升学的关键时期，身为父母的外出打工者一般都选择放弃在外赚钱的机会，回家照顾子女的学习。

(二)交际消费支出低

农民工的交际圈还仅仅局限在一起打工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基本是隔离的。农民进城后，他们面临的是和在农村完全不同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多的是通过业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为了在城市生存，他们必须学会与城市居民还有一起打工的外地人交往。因此，他们的交往范围应该会比在农村的时候扩大很多，交往自主性增强。但是制度性相关的很多原因却使农民工的交往圈扩大出现障碍。他们很难真正和城市居民有更多的感情交流，在城市的朋友很少。农民工的交往方式从封闭走向开放是十分有限的，他们的生活空间虽然已经主要不再局限于土地，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空间却很狭窄，他们所能支持的消费空间也同样有限。农民工的人际交往圈还没有走出血缘、地缘的范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农民工消费方式还没有决定性的改变。

(三)享受发展型消费缺乏

农民工消费中，精神类、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在农民工消费支出中的比重很低，他们在学习、娱乐、交通方面的支出很少，这表明农民工的生活单调，需求单一。农民工闲暇时间的活动是他们适应城市生活的另外一种方式和途径。闲暇时间的利用上能不能与城市人同步，这不仅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涉及到农民工思想观念的转变。

电视、书报、广播等都是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对于现代性的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城市社会学》帕克)农民工群体中，调查结果显示选看电视的占18，5％，看书报的占11，5％，听广播的占4，6％，还有10，0％的人会去参加学习培训，这表明部分农民工已经开始主动地获取各种信息，主动地适应城市生活。但是对整个农民工群体来说，其闲暇时间的利用方式趋向单一，不具备十分明显的城市生活方式特征。对于很多经济收入很低的农民工，他们没有经济条件去一些娱乐场所消费。另一方面与他们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分不开，没有精力和时间娱乐。还有一些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本身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不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缺乏消费、休闲引导，农民工与当地人接触并不多，他们的消费方式几乎是沿袭早来一步的朋友、亲戚的。农民工工作外出的生活基本上与城市是相脱节的，这也是阻碍农民工适应城市休闲娱乐的主要障碍。

(四)公共消费品缺乏

广义的公共产品包括一切由国家或政府提供的、为社会成员所共同消费的产品，它包括行政管理和服务、国防、海关、科技事业、社会治安和秩序、支农支出等。狭义的公共产品指那些直接进入居民消费领域的公共消费产品，即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等产品。它包括教育、医疗与妇幼保健、文体娱乐等福利设施和服务、社会基础设施服务等。农民工在公共消费品上的支出是很低的，城市公共消费品主要是针对城市居民，而从农村流入城市的打工人员，在公共消费品上的获得很少，投入也很少。如医疗、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这些，在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支出中比重很低。

(五)消费层次差别明显

农民工群体在消费行为上存在分化。不同年龄、不同行业的农民工，他们的消费行为所带有的城市性程度也不同。虽然农民工总的消费水平较低，消费行为总体不具有城市性特征，但是农民工群体中不同岗位、不同代际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是有层次有差异的，其中有一部分人的消费行为带有城市性的色彩。按照本文对消费行为城市性的界定，农民工群体中有一部分人在消费支出和消费方式上已经和农村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差异。从消费支出结构上来看，虽然他们的物质支出仍然占很大比重，但是他们在精神方面的支出也占了一定的比重，说明他们的需要层次已经开始出现变化。在消费方式上，他们的消费观念发生改变，由传统保守向开放性发展；消费习惯上，渐渐适应城市人的一些消费习惯；消费闲暇上，文化娱乐消费增多，闲暇娱乐活动也出现多样性。

三、农民工消费行为城市性的实现

农民工消费行为总体上还仍不具有城市性。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城市性很大程度上也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一个方面。

针对农民工在城市适应情况，本文最后从社会制度、社会公众、企业、农民工自身等角度来提出一些建议：

(一)社会制度方面：首先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公安部分从2001年开始着手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农民进城“门槛”。逐步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其次推行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在社会的再次分配中，不仅应考虑到城市市民的利益，而且也应该考虑到农民工的利益。发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有利于引导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最后还应建立和健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1997年国家教委颁布《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这个政策是指导性的，没有强制性的操作内容，因此各地执行情况差异很大。解决好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真正从农民工及其子女的切身利益出发，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生活是一项极大的改善和鼓励。

(二)企业方面：应改善农民工生活条件

一般来说，当人们的经济基础和物质生活比较薄弱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选择某种与自身经济和社会条件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并用这种方式来安排消费选择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消费选择仍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条件下对某种生活方式的接受、维护和选择。人们不会超越自身的经济条件所允许的范围而去追求一种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因此农民工对自己消费方式的选择都是受到经济条件或生活方式的制约和支配。

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对农民工消费行为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首先要改善他们在城市生存的环境。生存环境的改善和经济收入水平是紧密相关的。农民工要在城市定居，必须找到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住所。在城市性的“养成”中，经济条件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首先在确保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工经济收入。同时还要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环境，使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待遇。另外加强相关的立法管理。

(三)社会公众方面：要努力排除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隔离，加强两个群体的沟通

目前，农民工和城市市民之间的沟通渠道，不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不畅通，而且沟通仅停留在较低的层面。因此，国家和各种民间组织要为农民工和城市市民提供各种相互沟通的渠道和机会，促进两者的相互理解和融合。要正确运用新闻媒体的社会传播导向功能，对于促进两大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形成和谐、融洽的城市生活和工作氛围，促进农民工群体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四)农民工自身方面：要不断自我发展，自我适应

首先要有不断学习和发展的自我发展意识。身处城市这个陌生而又信息万变的环境中，农民工们也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方式——如学习职业技能、学习政策法规等——来谋求更好的职业和更高的收入。他们的自我发展意识表现在自我不断学习上，而且表现在他们对于子女的教育的日益重视上。

其次是商品经济意识的萌发和市场观念的形成。农民工在城市从事非农职业，劳动力的商品化无形之中会给他们某种潜在的暗示，促使他们对传统的个体意识产生怀疑，认识到商品经济社会给人们改变自身的命运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再次是开放性头脑的形成。向城市的流动，首先会开阔农民的视野，增长他们的见闻；同时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养成开放性的思维模式以适应城市中的生活和工作，这种开放性思维方式的形成，显然有利于他们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

最后是法制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的形成。城市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而非“礼治”或“人治”。这样在城市中生活的农民工开始更多地了解、学习、掌握各种正式的制度文化与行为规范，他们的法制意识和自我权利意识慢慢开始形成。部分农民工在城市遇到问题，出了事情不再是简单地用武力的方法加以解决，而是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寻求解决。

参考文献：

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学行为研究 篇4

由城市政府创建的供市民们使用和享受的非赢利的开放的公共空间, 居民可以进行公共交往, 举行各种户外活动, 这种空间就是我们所指的城市公共空间。

1.1 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应该注重美学元素

城市规划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依据, 也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运行三个阶段管理的龙头”。[1]人们对一座城市的认识一般是从城市公共空间开始的:文雅的市民、繁华的街道、洁净的道路、新颖的建筑、开阔的广场、常青的绿地……等等, 它能使人记忆犹新, 并由此产生对一座城市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

良好美丽的城市应该是由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次的城市公共空间共同组成的, 应该注重公共空间的系统布局, 它们在形态上可以表现为点、线、面的特性。

城市公共空间的开发与利用应尊重历史, 延续文脉, 注重公共空间的个性特色。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当地的社会经济以及与自然、环境、地貌、风土习俗相协调的各种因素, 运用设计形式、色彩、光影、材质等综合手段来建构城市公共空间的个性。个性空间设计的创造包括特定的空间与城市中心空间体系的协调关系, 公共空间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所限定的形态、公共空间中纪念物或标志物的主题定位、地铺材料、图案特征以及植物的地域性等。

塑造公共空间的“人性化”、“以人为本”是社会活动的基础。我们在塑造城市公共空间环境时, 应该首先满足人们的生理、心理、审美、行为及文化等的需求, 达到舒适、安全、愉悦的目的。同时, 还要考虑道路设施的无障碍设计, 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便利的条件;提倡空间的开放性, 打破“划地为牢”的设计方法, 还空间于公众。

1.2 应体现公共空间美育功能

城市公共空间的最终定位是要构成其功能价值的, 是服务于人类的, 满足人类需求的。人们通过审美视觉去感知整个城市和城市建筑, 激发想象与创意、交流情感、平衡情绪;沟通人与空间的联系, 构建物质与人类的亲合关系。在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赋予美学行为能够极大地提升公共空间的心理审美功能, 使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作为“通道”或“广场”的物理形式存在, 更成为人们心理的归宿、情感的“价值凹地”, 令公共空间变成美轮美奂、有精神意义的“场所”。

“美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有机的、整体的反映方式的教育, 它具有完整性与和谐性的特点, 这些特点为建构完善的心理结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审美教育可以通过借助城市公共空间扩大人际交往空间, 构筑文化氛围, 构建社会和谐。

完善人格的审美教育功能。按照美的形式规律来塑造城市公共空间, 是以审美教育完善人格为基础的。提高人们审美素质的教育目标, 不紧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而是在满足精神需求的同时实现对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所以, 城市公共空间, 譬如公园、广场、绿地、建筑小品、雕塑等审美个体, 均具有群众基础和丰富文化内涵的特性, 审美教育可以借助这些元素作为审美媒介, 由城市政府向大众施加审美影响, 净化市民的性情和心灵, 塑造美好的人格, 以此达到社会的和谐。

2 从建筑的视觉效果上展开城市公共空间的审美定位

2.1 利用城市景观营造美的视觉

“凝神于景、心入于景”, 心灵与城市公共空间融为一体, 内心中永存城市公共空间迷人绚烂的美景, 在欣赏享受中得到启迪、珍惜, 这就是城市公共空间景观所要达到的美学效果。

2.2 利用色彩烘托美的氛围

色彩是城市公共空间审美定位的一个重点, 具有视觉美、艺术美、灵感美、个性美。在选择公共空间色彩时, 设计师应结合本地的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等对人们心里的影响和色彩本身相长相消的因素。色彩的选择和运用, 必须适应人们的心理、社会环境、公共空间特点、置于其中的建筑形式等, 可以合理运用色彩的冷暖规律。一般而言, 在温暖的地区, 宜采用淡雅的冷色调, 这样可以给人以凉爽舒适的感觉;而对于寒冷的地区, 则宜采用暖色调, 或在中性色系中加入暖色, 增强空间的温和感。园林、广场的色调应使人感觉幽雅明快, 公园、景区建筑的色调应令人感受到宁静安逸, 使建筑物与城市公共空间素雅呼应、浓淡相宜, 给人营造出强烈的美感氛围。

2.3 利用城市建筑彰显美的个性

建筑是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 也是城市内涵的精华。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高, 建筑越来越具有审美的要求。根据建筑所具有的凝固的、不可移动的这一特性, 对建筑物进行设计特别是对城市公共场所进行规划设计时必须符合城市性质、城市文化、城市特点及市民公共的心理要求, 要结合地理、地貌和环境氛围, 彰显城市建筑和公共空间的独特个性。

2.4 利用景观资源显示美的境界

自然景观资源是一座城市的宝贵财富, 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规划设计时要正确处理好建筑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该利用的绿地不可放弃、该保留的水面不得破坏、该保护的山体不得挖掘、该保留的林地不得砍伐……同时, 对自然景观资源要大胆运用“借景”手法进行科学利用和加工创新, 从而使城市公共空间构成一种更加广阔深远的建筑艺术氛围, 显示美的境界。

2.5 利用建筑造型创造美的效果

“建筑是为特定的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和创制的艺术”[2]。建筑的造型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合, 既反映在形象、光色、材质、尺寸、方位等表面的各形式要素上, 又体现在性格、主题、情调、内容、审美观念等深层次诸要素方面。建筑造型成功的整合关系还在于建筑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良性互动, 要求建筑参与其所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组织、空间划分和对环境尺度的调节。

3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要求也随之越来越高。当今越来越多人更加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 凸显其美学行为和美育功能, 构建“以人为本”的、具有审美价值的公共空间环境。

摘要：本文对规划功能分区、建筑的视觉效果、规划的设计实践中赋予城市公共空间的美学行为进行探究, 从而达到优化城市环境、主导城市公共空间系统的美学效果。

关键词：城市,公共空间,美学行为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城市规划[OL].

[2]朱蓉.城市公共环境设计[M].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

[3]蔡琦, 曾婷婷.寒地户外公共环境无障碍设计探讨[J].黑龙江科技信息, 2009 (35) :416-416.

[4]周之灿, 彭重华.老年人户外休憩空间规划设计初探[J].南方园艺, 2009 (2) :37-38.

城市行为 篇5

关于盗水行为认定及处罚

一、下列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行为依法属于盗窃行为

1、未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批准，擅自在城市自来水供水管道及附属设施上打孔、私接管道取水的。

2、未经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批准，擅自启用市政消火栓和无表防险装置取水的。

3、绕越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用水计量器具取水的。

4、拆除、伪造或开启法定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加封的用水计量装置检定封印取水的。

5、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使其少计量或不计量取水的。

6、擅自使用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具取水的。

7、对磁卡水表的磁卡非法充值后取水的。

8、用其它方式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

二、盗用城市公共供水水量的认定

1、盗水量以单位流量乘以盗水时间确定；单位流量按盗水表径或管径最大流量计算。

2、盗水时间以有证据证明的时间确定；无证据的，由法定鉴定机构鉴定的时间确定。

三、盗用城市公共供水违法犯罪金额认定

1、盗水金额按照确定的盗水量乘以案发时执行的法定水价计算。

2、盗水后有转售的，转售价格高于法定水价的，盗水金额按转售的价格计算；转售价格低于法定水价的，按法定水价计算。

四、盗水数额较大构成犯罪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盗窃罪定罪处罚。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山西省公安厅关于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执行。尚未构成犯罪的，由供水管理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治安处罚；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依法实行劳动教养。对于为单位实施的盗窃公共供水行为，按照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单位有关人员组织实施盗窃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批复》（高检法释字[2002]5号）处理。

五、因计量器具的准确度造成的盗水行为由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指定的水表计量检定机构负责出具检定结果。

六、盗用城市公共供水构成盗窃罪，同时符合其他有关犯罪构成的，依法从重处罚。

七、隐瞒真相、擅自改变用水性质造成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水费损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合同诈骗罪犯罪构成的，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八、教唆他人盗用城市公共供水，构成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九、城市自来水供水企业的职工内外勾结，为他人盗用提供条件或帮助的，依法以盗窃罪的共犯论处。

十、多次盗用城市公共供水的，依法从重处罚。

城市行为 篇6

[关键词] 旅游营销政府行为公共产品

近年来，旅游业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已快速壮大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许多城市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来扶持。旅游市场营销作为提高城市知名度、扩大城市旅游市场占有率的重要手段，在整个旅游经济中占据更加突出的地位。做好城市旅游营销工作已成为有关部门关注并加以重视的问题。

一、政府利用公共财政参与旅游营销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营销是适应市场变化与竞争态势的企业经营活动，但旅游产业十分特殊，需要政府参与营销，所以，在城市旅游营销方面，除了企业外，政府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从旅游产品的特点看。

(1)旅游产品是综合性的产品。旅游产品不仅涉及各个部门，是行、游、住、食、购、娱六要素的综合。而且它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而且两者难以分离。

(2)旅游产品是公共性产品。旅游产品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溢效应，公共物品的存在，能够增加社会福利，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效益。但公共产品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即人们消费公共产品的多少并不与所付出的成本有直接的联系，在通常市场机制条件下，公共产品的生产在成本和收益上明显不对称，如果让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来承担产品的生产，则得不到足够的报酬。因此，公共产品的生产与市场分散化决策之间是存在内在矛盾的，公共产品一般不能寄希望于在市场机制中产生，而应当主要由政府来承担。具体对于旅游业而言，首先，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变好，会吸引大批旅游者来旅游，各个单个的旅游企业或与旅游相关的企业、个人都会受益。但是，倘若单个企业或个人去做整个城市的形象宣传乃至在这方面进行投资则他并不能收到这一行为全部或大部分的回报，在这种现实情况下，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旅游企业，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形象建设，对大量的公益性的、对域内企业和个人都有好处的形象建设都不会有动力去做。其次，旅游目的地形象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有关信息的制作、收集和传播。在一定区域内，对此进行投入，才能体现出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可以评估的比例，但是具体到单个企业，投入和产出又显然不对称。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利用公共财政进行整体形象旅游营销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2.从旅游产品的经营看，旅游活动是跨地域的，旅游经营自然是跨地域的，本身就要求一体化的市场和充分的空间，这是旅游产品商品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的前提，客观上要求政府的积极协调以符合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3.从旅游产品销售看，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形象宣传，它是一种包括城市形象宣传在内的一种全方位的宣传；第二个层次是产品宣传，包括旅游线路、旅游活动、旅游企业形象等。形象宣传是产品宣传的基础，产品宣传是形象宣传的深化，二者共同构成旅游产品的销售，缺一不可。而形象宣传必须由政府出面承担才能奏效。

二、政府参与旅游营销的若干模式

在城市经济中，各国旅游业在行政管理上普遍与其他产业的管理有所不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政府扮演较大的强制角色，在当代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普通消费品或服务的生产中，政府作为“守夜人”的角色一般站得比较后，对竞争规则的制定和监督一般也都比较间接。但对旅游业的直接监管则普遍为各国所重视。

2.政府担负着较大的市场职能，尤其是营销责任。无论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是新兴国家或地区香港，政府都花费巨资，动用各方资源，直接协助该行业拓展市场。

由于各个国家、各个城市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背景之下，又有其特定的旅游产业背景，因而政府在设计管理模式时，有较大的差异性。普遍的做法是将管理和监督职能直接归于政府，而将其他职能视各国各地区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根据政府介入程度的深浅政府城市旅游营销可分为三种模式。

(1)政府进行少许监管型营销模式。该模式主要运用于美国，政府只负责少量的监管职能。因为美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旅游业也高度发达，已走过了需要扶持的阶段，因而政府不必承担市场拓展义务。

(2)政府主导和政府指导相结合型营销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行政当局负责全局性或区域性行政管理职责，并委托相应局、厅行使资金支持、规划和监督职责，政府和旅游企业合作成立半官方机构，负责重要的市场性职能。其中政府对市场性职能仍处于重要的指导地位并有资金投入，因而能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将政府主导和政府指导放在同等地位上的做法适应于市场经济基础较好，旅游业的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政府渴望实现旅游业加速发展的国家或者地区。

(3)政府主导型营销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在市场机制作用有限、行业基础较为薄弱且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力较差的条件下，城市旅游对于政府的依赖性较强，它要求政府管理是全面的，能覆盖各有关行业；要求管理是权威的，能扫除各种非市场和市场障碍。

三、我国城市旅游营销中的政府应采取的方法和途径

我国是旅游大国，拥有自己经济背景，各级政府在旅游营销中应当在借鉴国外政府和地方相关做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和本地区的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和措施。

1.选择合适的政府旅游营销模式。旅游营销模式在各国、各地区、各城市中差别较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产业的不成熟性。由于该产业涉面太宽、制约因素太多、产业核心规模小，因而必须从社会系统工程的角度，由政府对各个制约因素进行调节。旅游业单独成为一个产业后，只在少数发达国家真正成了一种成熟的自然式产业。而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这一产业需求的不确定性仍然根源于不成熟性，因而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和调节来消除其脆弱性。但是随着旅游业的成熟，市场的作用会逐步地成长起来，政府在对旅游的营销中会逐步将自主权还给行业。根据我国旅游业不成熟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应当选择后两种政府旅游营销模式，而且以政府主导型模式为主。

2.政府主导型营销战略中要把握政府营销实施的要点。旅游业作为政府主导型产业地位的确定意味着政府和旅游企业同时作为旅游营销主体的形象出现。由于旅游产业是一新兴的产业，许多工作都在探索中，难免会造成政府或企业对在营销工作中应把握的重点不准确。

(1)在营销中若不能准确把握各自工作的侧重点，将产生许多弊端：①政府自身职能得不到很好发挥。在旅游营销工作中，政府既是旅游营销的主体，也是营销工作的协调者和管理者。政府对自身营销工作侧重点的把握偏差会影响其营销决策的偏差，工作中将会产生政企不分、越俎代庖等现象，从而使政府营销陷入具体的、繁杂的事务之中，其自身在营销工作中的市场調研、协调管理、形象宣传、为企业服务等职能无法全面、深入地发挥。

②企业对政府产生依赖性，营销能力减弱。由于政府的包办代替，企业习惯于坐享其成，营销主动性不强，这样势必导致企业自主营销能力减弱，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缺乏竞争力。

③直接影响营销效果。政府与企业营销工作的侧重点把握不准，就会使整个营销工作陷入无序的状态，政企协作不和谐、营销环节脱节、企业营销行为短视、营销方案不科学等现象都将不同程度地出现，直接影响营销效果。

因此，在营销工作中，政府与企业应把握各自的侧重点，应该明确，政府进行旅游促销也是干预市场的一种形式，政府要严格掌握干预度。

3.我国旅游营销工作中政府具体的工作侧重点。在城市旅游营销中政府营销的重点是“整个目的地及其旅游产品”。政府应运用其影响力，以“经营城市”的理念，调动有效资源，宣传城市形象，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做好市场调研，指导、管理、服务于企业，努力使营销工作科学、高效。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1)对城市旅游目的地形象进行准确定位，围绕该主题加以推广。政府营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城市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形象。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政府在确定营销方略之前，必须对目的地形象进行明确的定位。如浙江的“诗画江南，山水浙江”；香港的“购物天堂，万象之都”。

(2)抓宣传，塑造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在旅游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明显。在旅游市场上，如果不重视宣传工作，买卖双方的信息就得不到沟通，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距离都将不断扩大。宣传有助于树立起旅游城市的具体形象，使旅游消费者在接受宣传的过程中激起消费欲望。

(3)抓联合促销，为企业搭台。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是一种总体性的产品，是各有关旅游企业为满足旅游者的多种需求而提供的设施和服务的总和。因此，政府作为营销主体在对外促销时所推销的也应该是这种概念上的旅游产品。这就要求政府充分发挥自身的协调功能优势，调动各方力量，促使各相关旅游企业资源上的有效组合，为形成以核心景区带动的、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产品提供服务。

(4)制订营销激励政策，引进竞争机制，培育旅行社。旅行社在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它既是旅游产品的组合者，又是旅游产品的销售者和代销者，在旅游者和旅游对象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它在为旅游者提供综合服务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一定要采取合理的方法培育旅行社。

4.加强旅游营销过程中的信息供给和管理。在旅游市场营销中，政府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对信息的供给和管理，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信息对称的旅游市场环境，以提高效率，减少失误，减少旅游消费市场上经营者欺诈的概率。

(1)政府要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强制有关经营者披露相关信息，对在媒体上发布错误信息者，要提出警告或对其行为进行披露。

(2)政府要在加强旅游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增强信息传播的准确性。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旅游企业销售宣传活动中的信息监管职能，保证企业的各种销售、宣传材料，包括游程安排、接待标准、报价等内容的准确性、真实性。

(3)政府要加快建立旅游信息系统和旅游者问讯中心。由于旅游信息的公益性质，对旅游信息的提供和旅游信息系统的建立主要应由政府投资进行。政府应加强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信息的采集、发布和传播，提高市场透明度，这有助于克服旅游消费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弊端。另外，要建立旅游问讯网络。这既是旅游促销的基本手段，又可以杜绝一些违规旅游经营者利用游客因初到一个陌生城市信息高度缺乏而进行欺骗性宣传、拉客等损害旅游者权益的现象。

(4)加强旅游者投诉和投诉处理信息网络的建设。在旅游行业中旅游消费者受到欺诈后投诉的概率比较低，这是旅游消费者进行成本收益权衡之后的均衡结果。政府应该给旅游者提供便捷的投诉途径，并提高处理投诉的工作效率，以降低投诉的交易成本，以增加投诉者的收益，同时加大对欺诈者的惩罚力度。

(5)花大力气抓好旅游营销教育和培训。旅游营销是一个持续的战略，政府要着眼于未来，把见效较慢、周期长的旅游营销教育和培训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政府應该把营造市场意识作为市场营销的重点之一，花大力气抓旅游市场营销的教育、培训和辅导，提升主流市场营销人员的市场营销技能。如海南省聘请了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对海南旅游的发展进行了总体的规划，确立了旅游发展的总目标，制订了为实现目标而进行市场营销的方案和行动计划。

总之，政府在城市旅游营销中扮演何种角色，政府应采取哪些行为，要视旅游业发展的阶段来定。旅游业发展初期政府在旅游营销中要发挥“催化剂”作用，其触角涉及旅游营销的各个环节；随着旅游企业快速发展，政府的营销侧重点主要是规制和服务；到旅游业成熟时期，政府主要扮演协调者角色。另外，政府进行旅游营销的原则和界限，完全由营销是否具有公共产品生产特征所决定：凡具有公共产品特征的营销行为应当由政府来承担，只是关乎旅游企业经营业绩的营销行为，政府尽量避免运用财政资金去承担。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研究 篇7

概括地说,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村地域逐步转化为城市地域,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

一、政府行为界定

政府作为统治阶级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工具,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随着国家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政府的职能将不断扩大,政府机构也将逐步完善。

政府行为是政府职能的具体运作,它是国家政权机关在管理社会各种事务、充分履行其职能时进行的活动,政府行为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政府行为表现为宏观经济调控行为和公共产品政策行为。政府行为的目标是实现对全社会有限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保持经济稳定和维护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地弥补市场缺陷。

政府行为的首要特征是公共性,即政府因社会公共需要而存在,并随社会公共需要的发展而发展。政府行为的公共性是由政府组织的特性决定的:一方面政府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以组织、安排、协调、管理社会生活与公共事务为宗旨的,另一方面政府组织是社会中最大的公共组织,它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总体福利状况,肩负着社会发展的职责。可以说,是政府行为的公共性特征把政府行为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行为区别开来的。

政府行为的第二个特征是非营利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福利的代表,主要通过“税收—公共支出”机制来从事社会公共管理,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不应以营利为目标。非盈利性是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有别于经济组织行为的基本特点,是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有别于社会普遍组织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

(一)城市化与政府关系研究

众所周知,城市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推力机制的主体,一个是市场,另一个是政府,市场离不开政府,政府也需要市场。无论是将政府既定为外生变量的市场万能论,还是政府主导的政府行为至上论,都不是城市化发展的最佳机制。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从经济学理论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来说:组合I(政府有效,市场有效)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目标,即城市化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把城市化政府行为的重心从规定不同规模等级城市发展,转移到创造平等的城市化条件和环境上来。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应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弥补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盲区,避免市场的恶性竞争和高度的垄断,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政府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过度地干预市场,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二)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趋利性分析

1.政府是城市化战略的制定者

城市化战略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是引导和控制城市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与手段,是落实国家宏观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活动主体包括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企业与个人,二是政府。企业与个人属于城市化的微观层面,他们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城市化的发展。但由于其自身微观主体的局限性,不可能把握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规律,也无法从宏观角度选择城市化发展的方向。因此,政府作为城市化的宏观主体就应当代表人们的利益来进行选择,对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起到全局的调控作用

2. 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作用。

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使城市化得以顺利、健康的发展。市场失灵主要有四个来源:垄断、外部性、信息的非对称性和公共产品。(1)垄断。垄断能使得企业以高于边际成本的垄断价格出售其产品,从而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针对垄断带来的市场失灵,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规范来加以限制。(2)外部性。当外部效应存在时,个人的边际成本小于社会边际成本。政府要根据这些情况,对个人和企业以税收等手段追加成本,迫使个人的边际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取得社会最优的资源分配。(3)信息的非对称性。在处理由于信息的非对称性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时,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合同法、债务规则、贸易管理与法规,增强这些法律法规的效力,也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作用于市场价格体系,使价格体系能更有效地反映和传递市场上存在的信息差别,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4)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点,个人消费这些物品和享受这种服务不会有损其他任何人的消费。纯粹的公共物品几乎都由政府提供,因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者与受益者是相分离的,一般生产者不愿意进行该种物品的生产,例如城市道路、环境整治、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

3. 政府是城市化制度的供给者。

城市化作为伴随社会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同样与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密切相关。缺乏有效率的制度,或是提供不利于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城市化就不能正常发展。目前中国的改革是政府推动的改革,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城市化制度供给的主体,为城市化的正常推进提供制度安排,例如城市制度、城市建设的投融资制度等。制度供给成为转轨时期政府最重要的职能,而按照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和客观规律,进行城市化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也必将成为考核政府绩效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

4.政府是城市的经营者。

城市经营是新环境下政府职能的转型,它是一种全新的城市治理模式,主要指政府对城市环境的经营。城市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大方面,硬环境指城市的土地、基础设施、社会设施、旅游设施等,也包括依附于其上的名称、形象等无形资产,要通过对城市土地、基础设施、社会设施等资源的经营挖掘其潜力,以其经营收益支持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发展;软环境包括人才经营、政策机制经营、城市形象经营和城市品牌的建设等等,政府应以经营的理念,从宏观上对城市的软环境进行经营。(1)

(三)城市化进程中政府行为的负面影响

政府行为机制,如市场机制一样,在许多方面是笨拙的,市场做不好的事政府也不一定能够做得好(黄永东,莫吉武,徐亚敏,2004)。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行为还存在很多问题,具体表现为“越位”、“错位”和“缺位”的“三位现象”。

1.越位。

政府行为“越位”是一种非理性的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政府对城市化发展干预过度,即政府所进行的调控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需要,对市场机制功能的正常发挥起到了阻碍作用。(2)

城市化进程中的产业选择、土地征用、产业规划及土地流转等事情本应该以市场为主,而现实却是由政府决定,既给企业的发展带来盲目性,也损害了农民、市民的利益;同时,为吸引城建投资所实行的一些“优惠政策”与“特惠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促进了一些行业的发展,但更多的是损害了其他主体的利益,这是政府行为挤占市场功能的一个表现(谷荣)。

政府行为“越位”还表现为某些地方政府利用各种变相的摊派向地方企业索取资金支持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地方企业的权益。对于这种政府依托行政权力向企业化缘的行为,企业也只能勉为其难地顺从。这种做法使企业加重了负担,降低了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能力,最终受损的是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2.“错位”。

政府行为“错位”主要是指政府往往以“全能政府”的身份出现,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错误的角色,其职能和行为不能有效地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发展不仅仅是政府的事,还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市民与即将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及其他相关主体的事,城市化过程中他们应该有参与权和发言权。可现实中市民参与城市规划、发展却难以实现,虽说近些年来许多地方推出了城市建设采用市民听证的措施,虽然也有一部分听取了市民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只是“做秀”而已,这种错位行使权力的后果就是城市化的结果符合了长官意识,达到了追求政绩的要求,却忽视了人民的权利。

由于城市化发展的综合性,几乎与政府的各个部门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一项旨在改善城市公共利益的政策,可能对多数政府部门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城市化政策的实施与否以及实施效果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各个部门的权利博弈。任何一个部门职能行为的错位,都将影响城市化的速度和质量。

3.“缺位”。

政府行为“缺位”是指城市化发展中,一些应该由政府承担起来的职责,政府却没有很好地承担或承担的力度不够,从而形成管理盲区和管理漏洞。政府产生行为“缺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缺乏竞争导致的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有效激励、监督、管理的缺失孳生政府“寻租”行为引发的资源的浪费和腐败。

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厚此薄彼”,不能对城市化发展进行系统、全面的政策安排,或者设计的制度不能与时俱进;城市缺乏规范,无序的开发和扩张严重耗损社会资源;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服务和产品却转由市场提供,而仅靠市场又无法有效提供;同时由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某些环节、某些领域的缺位,造成市场和政府间的“真空地带”。

四、结论及展望

城市居民家庭股票投资行为研究 篇8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除了满足日常生活的必需开支之外, 人们仍然希望在家庭账户中留下一笔财富, 以备不时之需。传统意义上, 家庭会选择把资金存入银行, 以防范手持现金带来的风险。而目前较低的银行存款利率和通货膨胀压力使得家庭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成为了负值, 家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把资金存入银行, 而是试图寻找更加有利可图的理财产品。在近年兴起的理财产品中, 股票由于具有高收益性、高流动性等优点, 在居民家庭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上交易的普及, 股票交易的操作也越来越简易, 股票已经成为除银行存款外最主要的理财产品。那么,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有多少比例投资了股票?是否投资股票与家庭投资者的年龄、学历、收入、职业背景等因素之间是否存在着决定关系?家庭投资股票的动机是什么?家庭计划将股票投资所得用于哪些方面?家庭选取股票依据哪些信息?其收益率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调查问卷获得的数据, 一方面揭示出了我国城市居民家庭在投资理财过程中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和决策, 另一方面也对家庭做出这些决策的客观原因进行了挖掘和分析, 进而为家庭投资者提供决策上的参考, 同时也为完善市场规则提供数据支持。本文的数据来自于笔者进行的“城市居民家庭股票投资行为调查”。该调查时间为2011年1月至2月, 利用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大学生、研究生寒假回家等方式发放调查问卷, 共在全国71个城市抽样调查了20岁至80岁的800户居民, 最终回收了问卷317份, 其中有效问卷286份。从样本的分布情况来看, 调查对象男女比例相当, 年龄大多介于30岁至50岁之间, 职业以事业单位员工、金融单位员工和公司职员为主, 其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 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至5000元的收入阶层所占比重较大, 所选城市遍布全国一线、二线、三线、四线城市。本文采用的调查问卷分为基本信息与股票投资状况调查两部分。基本信息调查包括家庭所在城市, 家庭中理财主要决策人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职务、金融知识学习程度, 以及家庭人均收入等。在下文的讨论中, 将以家庭中理财主要决策人的基本信息代表家庭的特征, 所有有关被调查者个人信息的描述均为家庭中理财主要决策人的信息。股票投资状况调查主要包括投资动机、决策信息来源、收益、预期等等。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定量分析和整理, 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并对发现的新现象、新问题进行解释探索。

二、投资股票家庭与非投资股票家庭特征分析

(一) 投资股票家庭特征分析

投资股票家庭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投资动机分析。从微观上来讲, 以家庭为单位的理财投资行为, 其基本动机是保证家庭资产的保值与增值, 而从宏观来讲, 家庭理财是社会实现金融资产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方面。在所有被调查者中, 有63.7%的家庭选择将资产用于购置股票, 期望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些家庭开始从事股票投资的原因多种多样, 调查结果如 (表1) 所示。通过问卷显示, 大部分家庭对股票这种投资方式愈加青睐, 这说明家庭成员对家庭理财的多样性有更高的了解, 而不仅局限于银行存款, 家庭成员有更高的风险意识, 具有通过高风险投资获得高收益回报的期望。

(2) 投资资产中股票所占份额与家庭人均收入的关系。数据表明, 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 全部投资资产中投入在股票市场上的比例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规律见 (表2) 。收入水平低的家庭由于生活必需消费尚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 故只将少量的资金投入股票市场, 从而将较多的资金投向风险低、收益稳定的理财产品;收入水平高的家庭, 由于拥有较多的闲置资金, 风险承受能力强于低收入家庭, 故可以在股票市场上投入较多的资金。

(3) 收益使用计划与生命周期的关系。股票投资资金来源方面, 有95.8%的受访者的资金以家庭收入为主, 这也表明了我国城市居民稳重的投资方式。为了便于以后的分析, 特在此做出假设, 认为人们进行股票的投资资金来源均为家庭收入。根据效用理论, 人们通常试图平滑自己一生各时间段的消费, 从而达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通常来讲, 工作中的投资者主要有两种类型, 按照其投资时所使用的资金性质可以分为A和B见 (图1) 。A型投资者的特征是处于事业刚刚起步的阶段, 收入尚不能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 他们用自身具有的有限资金投资股票以期望获取更多收益提高当期的生活水平。B型投资者的特征是经过了一定时期的工作积累, 拥有了较为雄厚的财富基础, 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当期的消费需求, 因此可以将这些闲置的资金投资于股市, 用以提高未来乃至退休后的消费水平。为此, 对投资者按照当期收入能否满足当其当期消费需求进行了分类, 并对其对投资收益的使用计划分别进行考查见 (表3) 。通过数据比较发现, 在A类投资者中, 人们更多地愿意将投资所得用于日常生活消费, 从而提高当期的生活水平;B类投资者则表现得更有远见, 他们较少地将所得收益用于当前的消费, 而更多地愿意将收入用于以后年度的各种消费中。

(4) 股票资产投入比例与生命周期的关系。 (表4) 是经计算得出的不同类型投资者 (A:当期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当期消费需求;B:当期收入水平可以满足当期消费需求) 投资于股票市场的资产与家庭全部投资资产的比例。从 (表4) 中可以看出, A型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份额要高于B型投资者。事实上, A型投资者尚处于基本财富积累阶段, 当期的收入对于他们来说是必需收入, 一旦损失基本生活水平将受到极大影响, 因而A型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相反地, B型投资者拥有较多的财富, 其在基本生活水平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更多地运用闲置资金进行投资, 因而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然而数据却显示, A型投资者对股票的投入份额高于B型投资者, 这尽管体现出A型投资者对财富的迫切需求, 但考虑到股票市场风险较大, A型投资者仍然应当较少地投资于股市, 而投向基金、债券等收益较为稳定的理财产品。

(5) 选取股票时所依靠信息与专业知识学习的关系。为了考察金融、经济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对选股方法的影响, 将所有股票投资者分为三类:专业学习者, 主要通过本科、硕士、博士专业学习相关知识;自主学习者, 主要通过培训班、书籍、网络等其他渠道学习;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从选取股票的信息来源方面来讲, 专业学习者和自主学习者中有较大比例在投资时依靠自己的知识选取股票, 而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则主要依靠亲友推荐的方式。此外, 专业学习者和自主学习者也较多地通过媒体分析和理财机构获取相关的信息, 而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由于自身知识能力所限, 对主流媒体和理财机构分析股票时采用的术语和表述在认识上仍然存在一定困难, 故较少地依靠这些渠道见 (表5) 。从选取股票时看重的因素来讲, 专业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投资者与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在企业近期重大事项和小道消息上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对企业近期重大事项与小道消息的看重程度明显高于专业学习者和自主学习者。这是因为未学习者对企业的其他方面了解相对薄弱, 企业发生并购、重组等重大行为, 以及有关企业重大事项的小道消息的传播, 都会对他们的判断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另外, 从投资者不同的学习类型来看, 专业学习者最看重的是K线图, 这是因为他们系统地学过相关知识, 对K线图背后的含义理解较为透彻;自主学习者最看重的是宏观经济走势, 这说明他们学习了一些金融、经济知识, 对宏观经济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 但微观技术分析的水平相比较与专业学习者来说略低;未学习过专业知识的投资者更看重企业的财务数据, 这是因为企业财务数据表述清晰, 企业盈亏状况一目了然, 对未学习过相关知识的投资者来说更易接受, 如 (表6) 所示。

(6) 股票投资者收益获取方式分析。对于投资股票的家庭来讲, 一般获取收益的方式有两种:买卖价差和公司红利。如果以买卖价差为方式来获取收益, 则意味着对股票的投资倾向于短期、投机。而以公司红利为方式来获取收益, 则意味着对股票的投资倾向于长期, 以公司的盈亏作为标准来获取收益。根据调查问卷调查数据显示, 在投资股票的185户家庭中, 以买卖价差的方式获取股票收益的占95.2%, 而根据公司红利方式获取股票收益的仅占4.8%。这说明中国的股民投资股票获取收益的方式绝大部分是通过买卖价差的方式获取。相关数据显示, 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显著高于NYSE、NASDAQ、东京、伦敦等较为成熟的股票交易市场, 这实际上是由于很多投资者在并不真正了解股市的意义、各种股票的发展潜力及上市公司背景的情况下, 盲目入市, 企图以低买高卖赚取差。而方信息大多抱有“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的态度, 盲目听信他人的建议进行股票的买卖, 从而导致股票换手率较高, 股票收益以买卖价差为主。此外, 上市公司分红较少也是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现象严重的重要因素。

(7) 股票投资者收益率分析。经计算所有被调查者近三年 (2008年至2010年) 的股票年平均收益率约为2.76%。根据央行近三年银行存款利息的数据进行加权平均计算, 银行三个月、半年、一年的定期存款年利率分别为2.21%, 2.53%, 2.83%。所有被调查者近三年的股票年平均收益率低于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 表明我国城市家庭股票投资者投资收益率普遍偏低。为了研究股票收益率与从事股票投资年份的关系, 将股票投资者按从事股票投资年份分为短期投资者 (3年以下) 、中长期投资者 (4年至6年) 和长期投资者 (7年以上) 。对应的近三年平均收益状况见 (表7) , 从 (表7) 中可以看出, 随着投资年份的增长, 股票投资的收益率确实呈上升趋势, 这说明随着从事股票投资地进行, 投资者对股票市场的规律、动向的把握能力将随着经验的积累不断提升, 从而获得更高的收益。为此, 建议新入股票市场的投资者谨慎投资, 可以以锻炼自身对股票市场行情的观察力为主要目标。当具有足够的经验和判断能力后, 再进行大额股票投资。

(二) 未投资股票家庭特征分析

在被调查的286户家庭中, 没有投资股票的家庭有96户, 占336%。在调查这96户家庭没有购买股票的原因时, 认为“股市风险过大”导致没有投资股票的最多, 占57.4%;认为“时间精力不足”而导致没有投资股票的占据36.6%;认为“资金不足”而导致没有投资股票的占31.7%, 如 (表9) 所示。由此可见, 对于没有投资股票的家庭来讲, 股票的风险性、投入时间精力、资金成为限制家庭投资股票的三个主要因素。股票投资对于家庭理财来讲, 仍然是高风险金融产品, 家庭理财更注重资产的保值, 家庭的投资意识是趋于风险规避型。当问及家庭在满足何种条件下将投资股票时, 问卷显示:在96户家庭中, 认为“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占45.2%;认为“拥有充足资金”占据41.3%, 认为“股市行情好”和“掌握相关经济、金融等知识”各占25.0%。此外, 仍然有15.4%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购买股票”见 (表10) 。由此, 拥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充足资金、乐观的股市行情成为家庭将有意愿购买股票的三个主要条件, 这与家庭目前没有投资股票的原因大体一致。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部分家庭认为“掌握相关经济、金融等知识”这一条件较为重要, 表明股票投资区别于银行存款、债券等其他收益率较为固定的金融产品, 对于投资股票的家庭来讲, 如果想获得较高收益, 相关的专业知识是必要的, 这就要求投资者对于股票投资的一些基本原理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研究, 也将必然花费投资者的时间和精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仍然有一部分家庭“无论如何都不会购买股票”。从中可以推测, 这一部分人群对股票的风险有过高的预期, 并且对股票市场的信心不足, 同时也是风险规避者。

三、结论

从以上调查中可以发现:股票投资也已经越来越受到家庭居民理财的重视和关注;投资资产中股票所占份额与家庭人均收入成同向变化趋势;收益使用计划与生命周期呈现合理的对应关系;股票资产投入比例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有待改善;投资者选取股票时所依靠信息与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呈现合理的对应关系;股票市场投机现象较为严重;股票收益率随着从事股票投资年份逐渐上升等。调查结果显示, 15.47%的受访者未学习过金融、经济等相关方面的知识, 而这些投资者中绝大多数没有学习相关知识的打算。建议这些投资者适当地通过新闻、媒体、网络、书籍、培训班等渠道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掌握股票投资技能, 从而做出对自己更加有利的决策。此外, 对于目前收入水平尚不能满足当期消费需求的投资者, 建议较少投资于股市, 而更多地投向基金、债券等收益较为稳定的理财产品。本文仅是对我国城市居民家庭理财做了初步的调查探索。随着社会的发展, 家庭理财将会更加重要, 有关家庭理财方面的研究会更加深入细致, 希望为将来有关家庭理财的研究提供参考, 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进步。

摘要：本文以我国城市居民家庭投资理财行为作为研究对象, 以股票投资为例, 基于我国71个城市286户家庭的调查数据, 重点从知识背景、收入等不同维度切入, 对家庭股票投资的投资动机、投资比例、收益使用计划、决策依靠信息来源、投资收益率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 股票投资也已经越来越受到家庭居民理财的重视和关注;投资资产中股票所占份额与家庭人均收入成同向变化趋势;收益使用计划与生命周期呈现合理的对应关系;股票资产投入比例与生命周期的关系有待改善;投资者选取股票时所依靠信息与专业知识学习情况呈现合理的对应关系;股票市场投机现象较为严重;股票收益率随着从事股票投资年份逐渐上升等。

关键词：家庭理财,股票投资,生命周期

参考文献

[1]步淑段等:《农民家庭理财现状问卷调查分析》,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9期。

[2]邓平、余学斌、苏毅:《湖北省城镇居民家庭理财模式实证分析》,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3]卢家昌、顾金宏:《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南京的证据》, 《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10期。

[4]史代敏、宋艳:《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实证研究》, 《统计研究》2005年第10期。

[5]田剑英:《家庭理财》,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6]朱小斌、江晓东:《中国股市高换手率:行为金融学的解释》, 《学术问题研究》2006年第1期。

城市行为 篇9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 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排水防涝系统上的问题。近些年由于天气的原因暴雨时常发生, 面对这一自然因素城市的排水防涝系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很多的城市中内涝灾害频繁的发生, 这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我国的城市化建设中的一些不足之处, 排水防涝系统在城市的基础设施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城镇建设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排水防涝系统已经是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 出现的这些问题几乎成了各个城市的一个通病, 怎样能够科学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专业人员以及政府部门所要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1]。规范排水行为, 保障城市排水设施安全, 是保障城市生产活动与人民生活稳定有序的关键。

1 城市内涝现状及产生原因

当城市的排水防涝系统出现问题的情况下, 导致排水受阻从而使城市内部积水严重, 从而引发城市内涝。就外部因素上来讲, 则是由于天气因素, 就内部因素来讲则是我国城市排水防涝系统还不够完善, 一旦受到暴雨, 内涝灾害也就在所难免。就我国范围内而言, 尤其是南方的一些大城市, 比如深圳、重庆及南昌等, 从2004 年到2012 年期间内, 在遭受暴雨袭击之后, 就不同程度上发生了内涝问题。另据数据显示, 2012 年夏季暴雨当中, 由于内涝问题则总共导致死亡人数高达80 人左右, 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同时, 也损害了城市形象。

2 城市排水防涝系统存在的问题

2.1 认识不到位

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 城市排水防涝系统受重视程度并不高, 排水理念与想法仍然较为传统, 并不能够有效适应城市不断发展的客观实际情况及要求。尤其是当城市遇到暴雨袭击的时候, 防控环节则显得较为薄弱。

2.2 排水防涝系统存在的问题

随着城市化建设过程的不断推进, 城市规模在不断扩大的同时, 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密切。然而, 降雨对城市排水系统的考验较大。举例来讲, 就2009 年的苏州而言, 强降雨形成了300 多毫升的降水量, 在这样的强降雨影响下, 某些地下空间遭到重大影响, 只得采用机器抽水的方法来做应急处理, 首先不说机器抽水本身具有怎样的局限性, 其也有着固有的缺陷, 比如很可能出现故障或者是运行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这样仍然不会缓解或者杜绝内涝灾害的发生。

3 城市排水规范措施

3.1 兴建蓄水池、打造海绵城市

通过在城市地下兴建蓄水池, 让城市积水顺利流进蓄水池, 从而减少大面积、长时间地积水, 对外排水量进行有效控制, 缓解下游排水管网的压力的同时, 能够有效地解决城市防洪和排水问题, 再加之雨水蓄水池的净化水源的作用, 从而能够有效地改善城市环境的同时, 实现资源的再利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2 在必要地区设置雨水泵站

在城市中针对一些有必要的地区设置雨水泵站, 对积水进行集中收集与合理分散, 做到更有针对性地疏导积水以及缓解积水压力。举例来讲, 就城市立交桥这一特殊区域而言, 桥下很容易形成积水, 对此设置雨水泵站, 对桥下积水进行抽排, 从而改善交通环境的同时, 也能够对这些雨水进行集蓄和再利用。

3.3 转变观念, 加强认识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城市建设过程当中并没有形成合理有效地排水行为观念及规范。对此, 我们需要转变观念, 加强认识。举例来讲, 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来进行应急演练, 针对各地多种方式来备战汛期。

3.4 做好排水管道清淤工作

在当前城市发展的过程中,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 城市用水量逐步的提高, 给排水系统要求也在随之提高, 其排水量日益的扩大, 造成在排水的过程中对排水系统质量要求也日益变化。其管理、养护维修、疏通的手段和方法逐步受到当前城市发展的重视, 更是保证当前城市用水和排水能够正常进行的关键。清淤作为当前保证排水正常运转的主要措施受到人们的关注[2]。具体来讲, 基于管道清淤工作的重要性, 也基于其工作特点, 我们可以开发与引进工业用机器人, 安装各类传感器, 使其具备视觉、听觉及触觉等。当然, 开发与引进机器人不仅耗资不小, 而且相关技术还不够完善, 同样也缺乏一定的技术性人才。但是, 这是未来城市排水管道清淤工作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3.5 城市排水管网建设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制订排水规划, 应经多方预测并留有发展余地;排水管网的设计应根据城市的特点, 合理选择排水体制;排水管网与污水厂应同步建设;设计时应兼顾其他管线;管网建成后必须加强管理等, 才能真正发挥保护环境、造福人民的作用[3]。

总之, 城市排水行为影响着城市排水设施安全, 而城市排水设施安全有影响着整个城市的良好运转, 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对此,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 排水行为也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需要来做出相对应的调整, 使排水设施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石工程。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 在城市的建设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排水防涝系统上的问题。排水防涝系统在城市的基础设施上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在城镇建设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排水防涝系统已经是远远跟不上发展的脚步, 出现的这些问题几乎成了各个城市的一个通病, 怎样能够科学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专业人员以及政府部门所要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本文对如何规范排水行为从而保障城市排水设施安全的方式方法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与想法。

关键词：规范,排水,行为,城市,设备

参考文献

[1]高雅彬.关于城市排水防涝规范若干问题的探讨.低碳世界[J].2014 (06) :88-89.

[2]许清亮.城市排水管道的清淤问题研究[J].工程技术 (全文版) , 2015 (12) :122-123.

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分析 篇10

关键词：中产阶层,休闲消费,符号消费

随着经济迅猛发展, 人们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由于生活节奏紧张, 现代人逐渐从过去忽视休闲对自己的作用转变为重视休闲、注重休闲方式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 休闲成了评价现代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社会阶层化日趋明显的今天, 城市中产阶层浮出水面并逐渐壮大, 已经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各个方面的主导力量。在商界, 更把中产阶层看作是培育与支撑休闲产业的最大消费群体。城市中产阶层的休闲消费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建制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此, 研究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行为, 对促进休闲消费, 发展休闲产业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一、当代城市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

所谓中产阶层, 是指占有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 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 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 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 有一定的闲暇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社会关怀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中国学者以家庭为单位, 以收入、职业和消费三项指标为衡量标准, 将我国的中产阶层界定为:家庭年收入5.37万～16万人民币;户主职业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城镇个体经营者;一般应是受过大学教育。中国城市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四个群体:干部和知识分子阶层群体;“新中产阶层”群体;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单位的职工层群体;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群体。

(一) 城市中产阶层规模日趋壮大

改革开放30年, 中国中产阶层从无到有, 从弱小到逐渐壮大, 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并且集中在城市出现。1978年后, 政治环境进一步宽松, 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 其中城市化、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大量中产阶层的职业职位。同时, 分配制度的改革使知识、管理、技术等要素成为重要的分配项目, 中产阶层正是通过在这些要素上的优势获取高收入, 并逐渐体现出收入与职业上的中产阶层特征。1992年之后, 中国中产阶层迎来发展的契机, 阶层规模正在迅速扩大。有资料表明, 2000年中国进入中产阶层的人数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5%左右, 而2010年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已经是总人口的23%左右, 短短几年间提高了8个百分点, 远远快于2000年之前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速度。预计到2020年, 中国中产阶层占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33%甚至更大。随着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 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正向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现代化“橄榄形”阶层结构变动

(二) 城市中产阶层成为休闲消费主导力量

中产阶层是通过个人奋斗获得了较为满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 他们良好的生活境况引起了普遍的认同感, 成为社会消费潮流的引领者。一方面, 城市中产阶层易于接受新生事物, 站在时尚的前端, 有自己独特的品位;另一方面, 目前的中产阶层大多是知名企业的白领阶层、企事业单位的领导或骨干力量, 有着丰厚的收入, 社会活动参与程度高。这两方面的原因, 使得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很容易成为大众追随、效仿的榜样。在生活方式上, 他们的消费习惯、审美品位等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共同构成了社会中间阶层文化, 他们代表着社会主导价值观所推崇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无疑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在休闲消费上, 他们并不追求奢华和气派, 逐渐形成了相对理性和具有超前意识的现代消费观念, 注重消费的个性化和文化品位。相信在未来的一段时期, 不断崛起的中间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将成为占国内人口多数的中下阶层人士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二、城市中产阶层休闲消费特点

休闲是人们在可自由支配时间内自主地、以自己所喜爱的、认为是有价值的方式, 从事某些个人偏好的活动, 并从中获得惯常生活事务所不能给予的身心愉悦、精神满足和自我实现与发展。城市中产阶层由于收入较高, 职业威望性强, 又接受过高等教育, 他们的休闲消费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 激情消费的膨胀性

中产阶层由于自己的特定经济与社会地位, 他们的感受性比较高, 容易成为消费浪潮的易感人群, 因此他们容易产生消费激情, 并且感染整个社会。激情消费中, 中产阶层消费的目的不是满足实际的需要, 而是追求被制造出来和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他们在时尚、品位、浪漫、富贵等一系列攻势的诱惑下, “欲购情结”膨胀, 不断地追求、模仿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对休闲产品和服务品质的追求, 构成了他们自觉地追寻高品质生活目标的一部分。在健身、旅游、文化娱乐等方面, 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表现了显著的差异。

(二) 享受消费的适度性

凡勃伦提出“炫耀性消费”之后, 中产阶层消费的享受与奢侈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社会转型的今天, 那种追求自我表现与独特风格的个性化消费与获得愉悦、彰显地位身份的炫耀性消费已经在他们这一群体中率先产生出来。但中国的中产阶层主张能挣会花, 开源重于节流, 纯粹“炫耀性消费”还基本上没有扩散到中产阶层, 他们的休闲消费安排趋于合理, 呈现出奢侈与节俭并存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一来他们的收入不菲但显然还不足以支持他们的欲求;二来中产阶层本身是一个受教育相对较高的群体, 他们的生活目标有可能使他们与无节制的纯粹物质享受拉开距离。

(三) 符号消费的阶层性

在社会阶层日趋分化的社会, 城市中产阶层对于社会地位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重视, 会使他们投身于那种在社会区隔逻辑作用下的地位消费。人们为了展现自己的社会身份, 为了把自己和别人区别开来以达到自我与群体认同的消费行为成为现代消费的重要内容。城市中产阶层除消费产品本身以外, 还消费这些产品所象征和代表的意义、心情、美感、档次、情调和气氛, 他们不追求过于奢华的休闲生活方式, 而在意于休闲生活中精神需要的满足。“居于仁, 游于艺”, 这一典型中产阶层的休闲精神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四) 生活方式的模仿性

在西方中产阶层产生、发展过程中, 上流社会的消费品味和生活方式对于他们的消费行为起很大的影响。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出现比较晚, 贵族文化甚至是中产阶层文化基本上不存在, 这样的新生中产阶层基本上没有一个明确的“贵族文化”以资效仿。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渐对外来消费文化与生活方式普遍有很强的认同心理, 并成为外国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接受力最强的群体。许多城市中产阶层似乎从国外中产阶层身上看到了更加光明的前途, 也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 因而更倾向选择和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消费选择展示他们的阶层地位, 从而使其“地位恐慌”得以缓解。

三、城市中产阶层休闲行为分析

“快乐地工作, 快乐地休闲”成为城市中产阶层所追求的生活理想。在休闲结构上, 以发展型、提高型的休闲活动为主, 在休闲场所选择、休闲活动内容、休闲时间长短和休闲消费额度方面表现出其他阶层没有的特点。

(一) 休闲场所选择偏好

休闲场所就其活动性质与包含内容来说, 可以分为五类:自然生态休闲场、人文休闲场所、时尚娱乐休闲场 (包括奢华享受型场所和刺激放松型场所) 、健身康体休闲场所、城市大众休闲场所 (包括消遣实用型场所和“无意义”场所) 。我们把社会阶层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产阶层、普通工薪阶层、底层阶层和贫困阶层的五阶层, 由于居民所处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 形成对不同场所具有不同的休闲、游憩、娱乐空间的情感偏好和价值取向, 表现为居民休闲消费场所的决策选择上有明显的偏好, 并呈现阶层化规律。

(二) 休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

城市中产阶层的休闲活动开始由静态为主向以动态为主过渡, 更多的休闲时间用以进行各种动态活动, 如体育健身、旅游、户外运动等。在体育健身方面, 他们并不热衷于到各种高档健身会所、场馆活动, 而是追求实际的锻炼效果, 诸如跑步、打球、爬山、游泳、做操。在旅游度假方面, 他们喜欢到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地方度假旅游, 每年进行次数不等的旅游活动, 以短线游和国内游为主。诸如云南丽江、江西姿源、山西平遥、西安古都、曲阜孔庙等具有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圣地。在寻幽访古中, 中产阶层的文化情结得到充分的展现与满足。

此外, 城市新中产阶层由于有跨文化背景, 而且年轻, 事业上蒸蒸日上, 经济上崭露头角, 乐于接受任何新东西的特点, 喜欢追求新潮与刺激, 诸如垂钓、野外烧烤、旅游、射箭、骑马、卡丁赛车、网球、高尔夫球、滑板等都是他们热衷的休闲娱乐活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 多国文化的交融将更多的年轻人带人这种跨文化圈时, 这种带有很强的“贵族身份印记”, 代表着时尚与潮流的生活方式, 将成为青年人追求“高质量生活”的物质目标。

(三) 休闲时间相对更长

人们的生活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家务劳动时间、生理需要时间和休闲活动时间。在生理需要时间和家务劳动时间既定的前提下, 工作者的劳动时间价值越高, 不工作时的休闲价值也会一同升高。当工资提高到一定水平时, 那时他就倾向于减少工作, 进行更多的休闲活动和消费。实践证明, 越是有钱的消费者, 越是在充足的闲暇时间内安排较为丰富的休闲消费活动。企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领导干部, 占有的经济资源较多, 就越有可能获得较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专业技术人员从事卫生、体育、科研、教学、技术等工作, 属于知识型的劳动群体, 平均每个工作日和休息日的闲暇时间较其他职业群体多15～30分钟左右。党政干部也占有较多的闲暇时间, 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 他们在工作日的休闲时间比其他职业群体长1小时40分钟, 原因在于他们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总体而言, 城市中产阶层每周的休闲活动时间一般在10～16小时之间。

在中国城市中产阶层逐步扩大并成为引领休闲消费潮流主导者的同时, 休闲热也同样在国家积极推动下日趋兴起。由于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增加, 休闲场所增多, 消费观念的改变以及价值观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休闲产品, 人均休闲消费金额增加。与此同时, 关注休闲、注重休闲生活质量亦成为人们的共识, 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瞩目的话题。虽然政府对休闲经济的着力推进无疑提高了全民生活意识, 但要真正做到促进休闲产业、休闲经济、休闲文化的发展, 还需要政府及相关产业部门出台新的政策, 积极调整休闲产业结构, 建立完整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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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行为 篇11

关键词：体育经济学；体育消费行为；城市居民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2－0033－05

随着社会的发展，体育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在生活压力剧增的社会生活中，体育消费不仅能锻炼身体、愉悦身心，还能推动我国体育产业的快速发展，成为居民消费的新热点。城市居民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认清其决定因素，对于促进我国体育消费的快速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浙江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其体育消费行为的因素进行分析。

本研究在科学设计问卷调查表的基础上进行问卷调查，首先依据杭、宁、台三城市行政区域划分标准，确定调查对象的行政区域；其次，从选取的行政区域列表中随机抽取10个城市社区；最后，以附近地大学生为调查员，在社区进行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收回364份，占95.78％，其中有效问卷350份，有效率为97.22％。有效问卷中男性190份，女性160份。年龄段25岁以下42人，25－34岁181人，35－44岁85人，45岁以上42人。年收入2万以下45人，2万以上5万以下222人，5万以上8万以下60人，8万以上23人。先对城市居民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以揭示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决定因素及与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1、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

本课题研究中体育实物消费主要包括运动服装(如衣、裤、鞋、帽等)、小型健身器材(如拉力器、哑铃等)、体育运动器材(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等)、体育保健品、运动饮料、体育邮票等实物消费支出；由于运动服、鞋、帽等具有生活、体育运动两方面的用途，故体育实物消费是居民体育消费的主要形式；体育信息消费主要包括订购体育报刊杂志、书籍等以获取体育信息、体育知识和购买体育比赛门票，观看体育比赛、表演、展览以及购买体育音像制品等所进行的体育消费，对比体育实物消费，城市居民在这方面消费明显不足。体育参与型消费主要指人们购买的各种与体育活动有关的参与型体育消费，如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体育健身训练、体育健康医疗等所支付的费用。相对而言，目前城市居民这类体育消费活动发展较快。

在分析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行为影响因素时，在李法伟、许云霞、梁松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选择以下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客观因素有可支配收入、体育消费品价格、体育消费品质量、闲暇时间、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主观因素有体育消费的兴趣爱好、锻炼身体的动机、培养特长、人际关系的需要、丰富业余生活、受朋友影响和邀约、追求时尚。在分析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行为决定因素时，选择以下解释变量：兴趣爱好、消费品价格、消费品质量、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消费品获得的便利性、受教育程度、性别、婚姻状况及年龄(由于体育信息消费比重最小，故将分析重点放在体育实物消费与体育参与型消费上)。在分析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影响因素时，客观解释变量有可支配收入、体育消费品质量、年龄结构、消费场所设施、闲暇时间、消费品价格和消费品获得的便利性、性别、婚姻状况及受教育程度；主观解释变量有培养兴趣爱好、锻炼身体、培养特长、人际关系的需要、丰富业余生活、受朋友影响和邀约及追求时尚。值得注意的是，在体育消费支出影响因素的选择上，相对于以前学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增加了居民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及受教育程度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的分析。

在分析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过程中，为确定各因素对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采用段鹏等的分析方法，将每个影响因素采用5分制进行划分。首先，给定原假设H₀，该因素是影响某类体育消费支出的决定因素；其次，根据以下规则赋值，本研究“完全同意”赋值5分、“比较同意”赋值4分、“不置可否”赋值3分、“反对”赋值2分、“完全反对”赋值1分；最后，计算出调查对象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的每个决定因素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各影响因素的平均得分可以反映该因素的重要程度，平均得分越高，则特定体育消费行为对该因素的依赖性越强；而各影响因素得分的标准差则体现调查对象对该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看法的集中程度，标准差越低表示调查对象的看法越趋于一致，标准差越高则表示调查对象的看法差别越大。根据以上分析思路，运用Eviews6，0软件计算调查问卷数据，得出结果见表1、2、3。

表1显示，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的主观影响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兴趣爱好、锻炼身体、丰富业余生活、人际关系交流、培养特长、受朋友影响和邀约、追求时尚；其客观影响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体育消费品质量、闲暇时间、体育消费品价格、可支配收入、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表2显示，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的影响因素重要程度排序为：兴趣爱好、消费品质量和效果、年龄结构、获得此类消费品的便利性、婚姻状况、消费品价格、性别、闲暇时间、可支配收入、受教育程度。表3显示，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的主观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排序为：兴趣爱好、锻炼身体、丰富业余生活、人际交流、培养特长、朋友影响和邀约、追求时尚；其客观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排序为：消费品质量和效果、体育消费场所设施、此消费品便利性、可支配收入、消费品价格、闲暇时间、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性别。

2、各类体育消费行为决定因素的计量分析

对于每类体育消费行为，可通过建立计量模型方法来研究各因素的不同影响。

2.1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在建立计量模型的过程中，将居民的年体育实物消费支出(Ex。)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居民的年可支配收入(INCOMEl、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及年龄结构作为解释变量。为将定性解释变量引入模型，定义如下虚拟变量：

引入模型的变量确定后，需要确定计量模型的形式。鉴于截面数据模型容易产生异方差问题，故对EX。和INCOME取自然对数陬自然对数的目的主要是消除模型的异方差性)，得In EX、In INCOME。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如下模型：其中：β_i，(i＝0，1，2……，7)为待估参数。利用收集的样本数据，对模型(1)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见表4。

从模型(1)的分析回归结果可知：1)F检验P<0，10、卡方检验P>0.10，说明该模型设定为线性形式可以接受，且该模型是同方差模型。2)Adj·R²为0.32，说明

引入的解释变量能解释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32％，鉴于体育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众多，故模型可以接受。3)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1.06，即当城市居民收入增加l％时，其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增加1.06％，说明当前城市居民体育实物消费的热情较高。4)虚拟变量DE较显著，说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系数为正，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体育实物消费支出越大。但受教育程度影响实物消费支出的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P>0.10)，这与体育实物消费的大众化有关。5)年龄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回归结果，“25-35岁”居民体育实物消费最多，其次是“25岁以下”居民，再次是“35-45岁”居民。该分析结果与前一部分的描述统计分析结果一致。相比较，居民可支配收入、年龄对体育实物消费支出的重要性较大，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变量的重要性较小；而这在计量模型回归结果中表现为可支配收入、年龄结构变量显著，而重要性程度较弱的变量不显著。

2.2城市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与体育实物消费支出决定模型相同，引入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Ex2)作为被解释变量，引入居民可支配收入(INCOME)、虚拟变量DS、DM、DE、DY₁、DY₂和DY₃作为解释变量。考虑到收集的是截面数据，直接建模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先对定量变量取自然对数(以减弱模型的异方差)。

结合以上分析，对于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建立如下对数线性回归模型：

利用调查的样本数据，运用OLS方法估计模型(2)，回归结果见表4。

分析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1)F检验P<0.10、卡方检验P>0.10，说明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形式可以接受，同时该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此外，Adj·R2＝0.27，说明诸解释变量能解释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的27％，因而该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该模型可以接受；2)可支配收入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体育信息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94，当可支配收入增加1％时，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增加0.94％；3)性别对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有一定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男性比女性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少，但在统计上不显著；4)婚姻状况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已婚居民较未婚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少。但影响不显著；5)年龄对体育信息消费支出影响显著。一方面，“35－45岁”和“45岁及以上”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间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25岁及以下”和“25－35岁”城市居民的体育信息消费支出较其它两年龄居民低。“25岁及以下”居民体育信息消费支出最少。该计量模型分析结果与前文描述统计分析结果相一致，年龄结构变量较重要，在模型中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2.3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决定因素计量分析

选择城市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Ex，)作为被解释变量，居民可支配收人(INCOME)、虚拟变量Ds、DM、DE、DY₁、DY₂和DY₃作为解释变量。建立以下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其中：EX₃为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其余变量、参数定义与模型(1)、(2)相同。运用OLS估计模型(3)，回归结果见表4。

回归结果显示：1)F检验、BG检验显示该对数线性回归模型可以接受；Adj·R₂＝0.28说明引入的解释变量能解释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的28％，由于现实中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影响因素众多，故从解释能力的角度看，该模型也可以接受。2)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为0.87。平均而言，居民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参与型消费支出增加0.87％。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能显著增加居民的参与型消费支出；3)性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参与型消费支出，男性居民比女性居民有更多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但差别不显著；4)婚姻状况影响城市居民的参与型消费支出。未婚居民比已婚居民有更多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影响显著；5)受教育程度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随着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用于体育参与型消费的支出显著增加；6)年龄对城市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且影响较为复杂。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间存在显著差异。相比较而言，“45岁以上”居民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最低，其次是“25岁以下”居民，而4个年龄中，“25－35岁”城市居民的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最高。该现象与实际情况相一致，体育参与型消费品价格、参与型消费行为的多元目标等是导致该结果的主要原因。

3、结论

1)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影响各类体育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可支配收人影响体育消费支出，但对各类体育消费的影响程度不相同。当前城市居民主要进行的是一些传统的体育消费项目(体育实物消费)，较少注重体育精神消费。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体育消费意识的滞后。

2)性别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但该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就体育信息消费而言，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会有更多的消费支出；就体育参与型消费行为而言，男性平均消费支出高于女性。

3)年龄对各类体育消费行为产生不同影响，且该效应在统计上显著。就体育实物消费而言，不同年龄结构城市居民，他们的消费支出间存在显著差异：平均来说，45岁以上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相对最少，其次是35－45岁，而25－35实物消费支出最多。就体育信息消费而言，35－45和45岁以上城市居民消费支出较多，而25－35岁城市居民消费较少，25岁以下消费最少，且不同年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就体育参与型消费支出而言，45岁以上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最小，其次是25岁以下城市居民，25－35岁城市居民的消费支出最大。这与不同年龄城市居民的支付能力有关。

城市行为 篇12

黄灯启亮时, 在距离停车线的一定范围内, 由于驾驶员、车辆速度等因素的不同, 部分驾驶员选择通过, 部分选择停车。这种由于驾驶员本身决策的不同, 客观存在于停车线上游一定范围内的区域, 被称为第2种黄灯困境区[1], 也称为犹豫区。理解黄灯期间的驾驶行为对于黄灯期间的安全保障、以及黄灯信号时长的设置均具有重要意义。

1974年P.S.Parsonson等人[1]首次提出犹豫区概念, 文献[2]对困境区与犹豫区进行了详细的解释, 犹豫区的定义为:与停车线距离为S1时, 90%的车辆选择通过, 与停车线距离为S2时, 10%的车辆选择通过, 则S1~S2这段道路空间被定义为犹豫区, 见图1。笔者重点研究车辆在黄灯期间犹豫区的驾驶行为。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研究中获取数据的方法主要有视频观测[3,4]、模拟仿真[5]、实地试验[6]这3种方法。笔者采用视频拍摄的方法获取数据, 在道路交叉口附近选择制高点进行拍摄, 之后利用SIMI软件, 提取不同时间的车辆位置信息, 获取其行驶速度, 经过校正之后, 精度可达95%以上。

龙科军等[7]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描述驾驶员的闯黄灯行为, 主要考虑因素为黄灯启亮时车辆的速度, 与停车线的距离。辛秀颖等[8]基于经济学中风险决策理论, 分析驾驶员在交叉口的闯黄灯行为决策过程和主要影响因素。P.Papaioannou[9]考虑了车辆的运行速度, 与停车线距离, 通过研究确认车辆的闯黄灯行为与驾驶员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 并建立了与年龄有关的闯黄灯行为模型。J.K.Caird等[5]利用汽车驾驶模拟器 (模拟速度为70km/h) 研究了年轻人与老年人在黄灯启亮时的反应时间和闯黄灯行为, 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 建立了闯黄灯的行为模型, 最后将到达停车线的时间作为惟一变量。也有学者利用分类决策树[10]的方法, 得出车辆行驶速度、与停车线的距离, 以及在交通流中的位置是影响驾驶员闯黄灯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总体来说, 关于黄灯期间的驾驶行为, 国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路交叉口, 而中国主要是城市道路。

2 基本情况介绍

2.1 交叉口介绍

本次试验主要选取了城市道路中2种常见的信号控制交叉口:十字形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 无倒计时, 绿灯将要结束时无绿闪。

十字形交叉口东西向为双向6车道, 南北向为双向4车道, 主要分析由东向西的车辆闯黄灯行为, 宽度为50m, 有闯红灯监控摄像头。且该交叉口与上游交叉口距离为400 m, 由于与上游交叉口距离较远, 故上游交叉口对车辆行驶速度影响较小。

对于路段人行横道, 其所在路段由4块板组成, 主路为双向6车道, 中间有铁栅栏隔离, 行人过街斑马线宽度为8m。主路有闯红灯监控摄像头, 辅路无闯红灯监控, 为了保持与十字形交叉口研究的一致性, 仅研究主路的闯黄灯行为。

2.2 数据介绍

主要考虑正常交通情况下的闯黄灯行为, 交通拥堵时期的闯黄灯行为暂不考虑。在非拥堵情况下, 由于黄灯位于绿灯结束之后, 所以排队车辆基本放行结束, 尾部车辆一般处于正常行驶状态。研究对象为小汽车。在实际观测中发现部分车辆在绿灯将要结束, 黄灯还未启亮时, 主动降低运行速度, 由于该类型车辆运行速度较低, 不存在闯黄灯行为, 故将黄灯启亮时运行速度小于20km/h的车辆剔除。数据统计见表1。

辆

为方便研究引入闯黄灯率的概念:在距离交叉口停车线100m的范围内, 黄灯期间通过的车辆数, 与总车辆数的比值为闯黄灯率, 这里总的车辆数是指黄灯启亮这一时刻落在停车线上游100m范围内的车辆, 不包括后来到达的车辆。其计算式为

式中:μ为闯黄灯率;n为黄灯期间通过的车辆数;N为黄灯启亮这一时刻, 在距离停车线100m范围内的车辆总数。

通过计算可得, 路段人行横道黄灯期间选择通过的比例为46.9%, 十字交叉口为37.7%。

3 车辆运行数据分析

3.1 十字形交叉口

图2为十字形交叉口车辆闯黄灯行为与到停车线距离的关系图, 可以看出与停车线距离约为15m时, 90%的车辆选择通过, 距离约为62 m时, 有10%的车辆选择通过。当车辆运行速度为20~70km/h时, 十字形交叉口的犹豫区的空间范围是停车线上游15~62m。

时间距离计算方法如下。

图3为十字形交叉口闯黄灯行为与车辆到停车线时间距离的关系, 当到停车线的时间距离小于1.8s时, 约90%的车辆选择通过, 当距离停车线的时间距离为5.2s时, 约10%的车辆选择通过。当到停车线的时间距离为3s以内时, 选择通过的比例高于停车的比例;大于3s时, 选择停车的比例高于通过的比例。到停车线的时间距离在3.5s内时, 随着时间的增大, 闯黄灯的车辆急速减少, 到6.5s之外时, 闯黄灯的车辆几乎为零。

3.2 路段人行横道

图4为路段人行横道车辆闯黄灯行为与到停车线距离的关系图, 车辆运行速度的区间为20~70km/h。由图4可见, 到停车线距离约为25m时, 90%的车辆选择通过, 当距离约为68 m时, 仅有10%的车辆选择通过。当车辆运行速度为20~70km/h时, 路段人行横道犹豫区的空间范围是停车线上游25~68m。到停车线距离小于40m时, 通过百分比大于停车百分比, 大于40m时结果相反。在35~45 m的空间范围内, 闯黄灯车辆百分比下降速度最快。

图5为路段人行横道车辆闯黄灯行为与到停车线时间距离的关系图, 到停车线的时间距离越小, 闯黄灯可能性越大。与十字形交叉口规律类似。到停车线的时间距离为2s时, 约90%车辆选择通过, 时间距离约为4.9s时, 仅有10%选择通过。表2为2种类型交叉口的犹豫区对比分析。

路段人行横道犹豫区与十字形交叉口相比, 空间位置较为靠后, 但是两者时间区间相差较小。

4 闯黄灯行为模型建立

利用速度、距离2个基本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 模型如下。

式中:p (Y=1) 为车辆闯黄灯的概率;β0为常数;β1, β2为自变量系数;v为黄灯启亮时车辆的运行速度, km/h;S为黄灯启亮时车辆到停车线的距离, m。

分别建立十字形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的闯黄灯行为模型, Spss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中可见, 速度项的系数为正, 距离项的系数为负, 速度越大越容易闯黄灯, 距离越大, 闯黄灯的可能性越小, 模型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合。

通过分析发现, 2个交叉口的空间犹豫区不同, 但时间犹豫区较为接近。因此, 利用时间距离这个因素建立闯黄灯行为模型, 该模型包含了十字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利用Spss软件分析结果见表3。

时间距离的系数为负, 时间距离越大, 闯黄灯的可能性越小, 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上述模型中Sig<0.05, 在5%的置信水平下通过了有效性检验。图6为模型的最终标定结果, 图中2条S形曲线为最终拟合的模型结果, 分别为时间距离与停车、闯黄灯概率的关系曲线, 2条竖直平行虚线为时间犹豫区的分布范围。

注:B为回归参数;S.E.为参数的渐近标准误差;Wald为卡方检验统计量;df为自由度;Sig.为Wald卡方值在相应自由度时对应的检验P值;Exp (B) 为B的指数值;C.I.for Exp (B) 在95.0%置信度下的置信区间。

由模型计算可得, 当时间距离为1.89s时, 停车的概率为10%, 当时间距离为4.86s时, 停车的概率为90%。时间距离小于3.37s时, 闯黄灯概率高于停车概率, 时间距离大于3.37s时, 结果相反。从3~4s的时间距离区间内闯黄灯概率降低值最大, 总体来说闯黄灯概率随着时间距离的增加逐渐下降, 下降速度呈现出“慢-快-慢”的趋势。

5 结束语

利用实际观测数据, 分别分析了城市道路中的十字形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的闯黄灯行为, 并引入了闯黄灯率的概念。十字形交叉口的空间犹豫区为15~62m, 路段人行横道的空间犹豫区为25~68m, 路段人行横道的空间犹豫区比十字交叉口靠后, 但两者时间犹豫区较为接近。之后利用速度、距离2个因素分别建立十字型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的二元Logistic闯黄灯行为模型, 最后利用时间距离这1个因素建立闯黄灯行为模型, 并且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由于仅对城市道路中2种常见交叉口进行了观测分析, 所以数据样本量还需要进一步增加。不同车型的闯黄灯行为, 如铰接公交车与普通客车, 在不同时间段, 如白天与夜间的闯黄灯行为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摘要：在信号灯设置中, 黄灯起到过渡的作用。理解黄灯期间的驾驶行为对于黄灯期间的安全保护, 以及黄灯时长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对比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数据获取方法、分析方法, 对我国城市道路中2种常见的信号控制的十字交叉口与路段人行横道进行实地调查, 利用视频拍摄的方法获取实验数据, 分别分析车辆在黄灯期间的驾驶行为。根据车辆行驶速度、与停车线的距离这2个因素, 以Spss为分析工具, 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 建立了车辆在黄灯期间的驾驶行为模型。其中基于时间变量建立的模型精度为15.9%, 由模型得出其犹豫区的时间分布为1.894.86s。

关键词：黄灯,犹豫区,驾驶行为,二元logistic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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