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监督证据

2024-10-26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共6篇）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篇1

1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收集中几个常见问题

1.1 收集证据的法定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法》明确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亮证执法的规定, 有的卫生监督员自认为是熟人, 忘记带执法证件或者带而未出示, 没有表明执法身份、所在的行政机构和相应的管理职权, 实际表现为卫生监督员没有履行表明身份的义务。卫生监督人员对相关人员开展调查并制作询问笔录时, 由于卫生监督人员数量不够, 同时对几个相关人员进行询问, 出现了询问人与记录人为同一人, 询问笔录事后再补签字的状况, 往往表现在询问笔录中询问时间出现重叠的现象, 违背了询问调查至少2名执法人员的规定。

1.2 证据应体现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

医疗卫生监督不同于其他单一的公共卫生监督活动, 监督中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就要求医疗监督执法证据应体现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例如对医疗机构出租医疗科室行为的调查取证, 涉及人、财、物和风险四个方面, 如果不能全面收集相关证据, 将难以认定出租承包行为。

1.3 索取证据作为证据的效力问题

卫生监督人员对当事人或者其他人员提交的资料, 根据案件情况可以复印、摘抄或者其他形式的复制, 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件, 如果作为证据使用的话, 应当由提交人在原件或者复制件上签字或者盖章, 复制件上还应注明“与原件一致”字样, 以证明该证据来源进行确认。

1.4 移送案件证据的转换

对于由其他行政部门移送的案件, 要求作好证据的转换, 否则直接采用, 往往难以通过司法审查。例如对于“两非”案件, 具有隐蔽性强、调查取证难、证据之间难以形成锁链、当事人容易翻供的特点。很多这类案件往往是公安机关的先行介入, 利用刑事侦查手段, 取得了相关证人和当事人的笔录材料, 移送给卫生行政部门。如果对相关人员再从零开始重新调查, 当事人很容易翻供, 如何对于其他部门获取的证据进行转换, 将直接关系到这类案件能否成功办理。

1.5 视听资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据, 必须与其他证据配合使用

证据保全讲究快, 往往采用音像证据, 视听资料获取应该公开进行。同时音像证据依赖高科技设备, 可能出现失真或虚伪, 真实性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这样, 音像证据只能作为其他证据的辅助形式或者补充。

1.6 现场检查笔录证据的确凿性问题

卫生监督员在制作检查笔录时, 应该对现场的客观行为或者物品做描述记录。如对某医疗机构出租科室进行调查时, 询问笔录中只是凭相关人的口述, 有说承租人使用的是医疗机构的处方, 又说是承租人以医疗机构的名义自行印制的, 但卫生监督员自始至终均未看到所使用处方的实物, 检查笔录却提出承租人使用该医疗机构的处方并以该机构的名义从事诊疗活动, 从而违背了收集证据必须客观的原则。检查笔录有时忽视了对其他证据如音像证据和询问笔录的补强, 导致难以认定直接证据为确凿。

1.7 收集证据要讲究技巧

没有定案前不能认定其违法, 如对某诊所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进行调查取证, 在要求其提供相关资格证明的规定时间前就简单给其定性, 可能会引起当事人的警觉而不再配合案件调查或提供假证, 这就要求在调查取证阶段尽量使用中性词语, 对上述行为调查询问时可以“对你单位开展诊疗活动的有关事宜”了解有关情况开始。在调查取证中, 要把握专业术语的使用。对于专业术语, 许多被询问的人员不知道其含义, 可能会听不懂, 比如医疗美容中“重睑”手术称其为“开双眼皮”, 询问笔录中就要适当加以说明。还有, 对现场进行照相取证, 拍摄所选择方位、角度等, 能否清晰如实反映现场状况, 可能导致与其他证据不相吻合, 甚至相反的结论。

1.8 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对于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 经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先行登记保存。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在7天之内作出处理决定, 如果超期未做处理决定, 就有可能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造成行政侵权。

2 医疗卫生监督中证据收集建议

2.1 熟悉相关法规

医疗卫生监督涉及医务人员监督管理、医疗机构监督管理、专项技术监督管理、母婴保健和计划生育监督管理、中医药监督管理还有血液安全监督管理, 除了法律法规, 还有卫生行政部门的批复, 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法律法规, 才能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

2.2 遵循证据收集原则

根据《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和卫生监督执法实践经验,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的收集必须遵循客观收集原则、全面收集原则、及时收集原则和依法收集原则。

2.3 熟练掌握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

针对不同情况, 需要收集的证据也不同, 收集证据的基本方法包括现场监督检查、证据先行登记保存、调查询问、相关资料复制、采集影象资料等, 应该熟练掌握基本方法, 不断提高收集证据的技能。

举证责任倒置是我国最高法院的一项伟大的创举, 这是在行政法规与法律打架、法律法规适用混乱的情况下出台的一记高招, 在当前形势下具有重要的作用。举证责任倒置的第一个作用是技巧性地摆脱了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的唯一证据属性, 并进而展开了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结论的实体审查。因为最高法院无权作出一个针对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直接的实体规定。但通过举证责任的转移这一个程序性的立法, 就间接的构成了对卫生部门鉴定结论的实体审查。这个实体审查就等于将卫生行政部门作出鉴定结论的秘密过程, 搬到了公开的法庭上, 并可能接受患方当事人或者其提供的专家证人的质证。举证责任倒置的第二个作用, 是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通过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对医疗事故鉴定体制进行釜底抽薪, 同时通过司法活动去影响行政立法, 从而促成医疗纠纷统一法律体系的尽快建立。

参考文献

[1]赵同刚.医疗服务监督案例评析-附常法规文件[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201.

[2]文荣康.关于医疗诉讼的法律思考[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2009, 9.

[3]舒广伟.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时效问题浅议[J].中国卫生法制, 2000, 4.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篇2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 是刑事诉讼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在并无统一权威的界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则是刑事诉讼监督的片断, 前者与后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广义的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是综合监督系统, 狭义的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则指检察机关在法庭审理阶段的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运行中对相关国家机关的司法、执法行为进行监督, 笔者以后者为研究对象。

一、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特征

(一) 职权性

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法庭调查中证据制度的实际运行和操作是否合法应当依法进行专门监督。

(二) 阶段性

法庭调查是刑事诉讼程序中重要的一环, 只发生在刑事案件的审判阶段, 相对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监督具有阶段性。

(三) 必要性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是查清案件事实、检验证据真伪的关键一环,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力的监督是保证刑事案件审理结果公正的必要前提。

(四) 操作性强

新《刑事诉讼法》针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制度的规定过于简单抽象、缺乏操作性等问题, 对刑事证据的收集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作证、鉴定结果问题等进行细化规定, 使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监督具备了切实可行的操作性。

二、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实现途径和方式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依托于公诉权的行使。指控犯罪和诉讼监督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两项最基本的职能, 公诉权的法律监督性质集中体现在诉讼监督上, 诉讼监督则寓于指控犯罪的过程之中, 离开公诉职能, 诉讼监督就会失去有效载体。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以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公诉人行使公诉职能为基础, 检察机关通过具体行使公诉职权, 通过参与刑事诉讼实现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主要方式有口头纠正违法, 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 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等, 监督手段的采取应当严格依法, 合理选择相应的监督手段, 以取得法律监督的最优效果。

三、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主要内容

(一)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相关规定

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保障人权以及体现司法文明的重要制度, 贯穿刑事诉讼的始终。在法庭审理阶段是通过法庭调查证据的程序得以实现。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和第五十八条的相关规定是对非法证据法庭调查程序运作模式的草创。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启动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法院对以非法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经审判人员的同意导致法庭调查证据程序启动;另一种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认为可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径行决定启动法庭调查程序, 对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程序启动后, 人民检察院承担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人民检察院应当提供给法院有关证据材料, 如讯问笔录、录音录像等, 若通过宣读或者播放, 仍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 人民检察院可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收集证据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 (此处的“其他人员”是指除讯问的侦查人员以外的其他在场人员, 包括记录人、录音录像制作人或者讯问时的翻译人员, 和了解情况的看守人员、监管人员等) 出庭说明情况, 将其知道的有关收集证据的真实情况向法庭陈述, 供法庭判断。

法庭调查证据的结果, 是法院作出判断, 确认相关证据是否合法, 从而决定是否将其予以排除。 (2)

(二)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对取证活动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监督, 对侦查机关的取证活动进行程序上的倒查, 通过要求侦查机关对相关涉嫌非法取得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合法性说明, 对侦查活动起到实质的监督效果。通过法庭调查程序确定公安机关确实具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 检察机关应当向其提出纠正违法行为的意见, 也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当检察机关发现侦查人员 (这里的侦查人员不仅应当包括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 也应当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中的侦查人员) 收集证据的行为严重违法, 情节严重,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种对侦查机关的法律监督是一种被动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自己的公诉职能时出于对举证责任的承担, 反过来对侦查机关进行的负担行为。鉴于我国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国家资源, 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强势地位, 这种不平衡极易导致非法采集证据的行为发生, 因此, 检察机关更应当加强对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的监督力度。

(三) 检察机关通过法庭调查证据对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

在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中, 检察机关对审判人员的监督应当通过对程序的严格监督达到法律监督的目的, 使被告人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诉讼权利不被剥夺, 法院作出非法证据的认定准确合法, 从而保障刑事诉讼的审判结果公正合法。鉴于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社会具体事务的复杂性, 对需要监督的事项难以用列举的方式作穷尽的列举, 因此应当严格依据法律规定, 秉承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并重的原则, 对具体的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监督。

根据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 可以将通常情况下应当注意到的一些监督事项进行简单归纳。具体的内容大致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监督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是否履行了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有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 法院不能将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作为自己判决的依据。检察机关对法庭庭外调查核实取得的证据存有异议, 要求人民法院开庭进行调查, 人民法院应当开庭调查;对于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 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 应当保障该请求权, 并不得擅自禁止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举证进行质证、提出不同意见或者辩论, 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也可以向出庭的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提问, 进行对质或者进行辩论, 法院不得擅自剥夺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相关合法诉讼权利。

2. 审判人员对证据合法性的认定, 应当严格依照我国刑事

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以下简称两个《规定》) 的相关规定, 作出正确的判断。两个《规定》的条文细致具体, 具备相当程度的可操作性,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人民法院认定证据合法性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

四、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应当注意的问题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 可以对司法机关收集运用刑事证据活动进行规制, 从而保障个人自由、实现程序公正。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对于保证正确排除非法证据, 维护和体现刑事诉讼程序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 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一) 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追求胜诉结果与非法证据排除造成的不利诉讼结果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是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定位角度观察而产生的。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必然追求侦查破案的成功和法庭的有罪判决结论, 这是检察机关公诉权力的来源, 所以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是否具有最基本的中立性、超然性和客观性是存在疑问的。有的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控诉犯罪的一方, 在打击犯罪追求有罪判决方面和侦查机关的诉讼目标是一致的, 因此也与检察机关有效地实施诉讼监督是存在矛盾的, 因此这种监督职能是在追求公诉胜诉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有限监督。在司法实践中, 法庭调查证据程序往往是由于辩护方对证据的合法性存在疑问从而申请得以启动, 如果证据被确认非法而排除, 往往是对公诉方不利的, 这也是对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对证据的合法性审查的不信任和对抗。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对检察机关是种挑战, 应当在制度设计上加以考量。 (3)

(二) 对非法证据排除这种保障公民诉讼权利的程序, 相应的法律监督应当贯彻谦抑性原则

法律监督本身是一种国家公权力的行使, 公权力往往具有被滥用以及自我扩张的属性, 不当行使就会损害公民利益。在刑事诉讼监督中, 检察机关过度行使检察监督权, 难免会干预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和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 这就要求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一定要贯彻功能适当的原则, 最大限度避免不同机关之间的对抗和摩擦。另一方面, 前面提到的检察机关基于本身公诉职能对有罪判决的追求, 也会使检察机关在法庭调查证据程序上背离中立位置, 利用法律监督的权力对该程序进行干涉, 因此就更要求检察机关严格保持中立, 以谦抑的态度去平衡公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 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4)

五、结语

对法庭调查证据程序的有效、合理监督, 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确实施的有利保障, 也是新刑诉法实施后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的拓展。检察机关一定要做到严格依法、合理有据地对该程序实施监督, 才能使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正确发挥作用, 减少侦查中非法取证现象的发生, 使人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真正得到尊重和保障。

摘要：刑事诉讼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是包含于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重要环节之一, 对法庭调查证据的监督具有独立于其他诉讼阶段法律监督的显著性特征, 文章将围绕对法庭调查证据监督的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两方面具体展开阐述。

关键词：诉讼监督,证据规则,法庭调查证据

参考文献

①②童建明主编:《新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 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4月出版, 第84页。

③侯晓焱:《对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 《新世纪检察》2010年第3期。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篇3

关键词：实物证据,证据裁判规则,公诉引导侦查

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证据裁判规则、证据印证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不断在实践中落实。对于公诉工作而言, 无论是在证据审查、案件审结、还是参加庭审, 这些规则都在规范、重塑公诉工作。同样类型的案件, 过去认为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已经达到了确实充分的标准, 现在却需要退查补证。有经验的老公诉人常常感叹, 脱离公诉一段时间再回来就感到工作不能胜任, 因为司法解释、会议纪要、办案批复等实体规定不断在更新。现在我们同样要说, 对于刑事程序规范的学习也是一刻也不能停止, 因为伴随着刑事司法理念的进步, 刑事程序法也在进行深刻的变革。十八界四中全会提出了以庭审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伴随着司法机关职权配置的优化和依法治国实践的全面推进, 在刑事诉讼程序将会对公诉工作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

刑事侦查是公诉的基础。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公安机关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证据质量不高, 公诉工作就很难开展。但是在实践中, 一方面是公安机关移送起诉案件的退查率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是刑讯逼供导致错案的事件时有发生。发生着两种情形都与公安机关不重视实物证据的收集相关。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如果仅仅是固守在检察机关内部提高公诉人的业务素质无疑是不够的, 必须要将战线“前移”, 按照高检院曾经提出的公诉引导侦查的要求, 强化对于公安机关侦查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特别是对于实物证据的搜集工作, 这样才能适应刑事诉讼改革的需要。

一、实物证据的概念

根据证据载体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将证据分为实物证据和言词证据。具体来说, 实物证据是以实物、文件等方式记载证据事实的证据。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式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法定证据形式属于实物证据。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的划分, 还与这两类证据的形成机制密不可分。实物证据是与案件事实的发生相伴随所形成的一种证据形式, 它记录了案件事实的某一片段或者环节。例如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留在现场的脚印、汗渍、指纹等。而言词证据则是伴随着刑事诉讼的启动, 由侦查人员通过讯问或询问等方式收集起来的证据载体。例如证人目击了某一故意杀人案件的事实并将其存储于记忆之中, 但只有经过其口头表述, 才能转化为证人证言。这种通过向侦查人员口头表达其记忆或判断所形成的证据, 称为言词证据。

二、实物证据在案件中的作用

(一) 客观性

根据上述实物证据的形成机制, 实物证据的存在并不因为证人观察或者侦查人员的调取受到影响, 它是客观存在的。只要侦查人员收集实物证据的方式符合程序性的法律规定, 它就具有证据能力和稳定的证明力。

(二) 时效性

实物证据虽然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因为自然原因或者人为的原因, 实物证据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比如犯罪嫌疑人在犯罪现场留下的脚印, 会因为进入现场的其他人或者雨水的冲刷而消失, 因此案发现场需要在发现后立即给予保护, 实物证据需要第一时间给予提取, 如果错过了时机, 那么将是不可弥补的。

(三) 印证性

实物证据本身并不会说话, 其证明范围比较狭窄, 只在证明点状事实是稳定的。因此在实践中, 办案人员通常将物证与已经查明的其他事实相印证, 以此来构建刑事证据体系。如果没有实物证据的印证, 那么这种刑事证据体系的构建是不完整和不稳固的。

(四) 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

首先, 侦查机关正是因为缺乏具有关联性的实物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时, 才需要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获取犯罪事实;其次, 已经获取的实物证据具有对非法获取的虚假的言词证据的排除作用, 可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在被媒体报道的多起冤错案件中, 都是因为新的实物证据被发现而导致冤案被平反。

三、公安机关在实物证据取证中存在的问题

(一) 对实物证据的取证意识薄弱

公安机关一直以来受到口供中心主义的影响, 将侦查工作的重心放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的获取上, 强调“由供到证”。因此即使在案发现场有大量的实物证据, 也会因为犯罪嫌疑人当场认罪而不予提取。

(二) 科技装备的保障不足

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但是相对于严重刑事犯罪来说, 大量存在的普通刑事案件, 由基层派出所出警处理, 因为技术装备的问题, 不能在第一时间搜集、巩固实物证据。另外, 实物证据包含的信息需要现代科学科学技术侦查和对比才能发现, 这就需要建立实物证据的数据库和实验室, 比如指纹数据库、鞋印数据库、枪支数据库等。

(三) 收集程序不合法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实物证据在严重违法并且无法补证时也将被非法证据排除。公安机关在收集物证时在收集、提取、保管、出示等环节都会出现程序不合法的环节。比如对于现场扣押的物证无当事人的签名, 将现场扣押的不同种毒品予以混合。

四、公诉对侦查的引导和监督

(一) 以口供为主的案件的提前介入

对典型的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为主要证据的刑事案件中, 如毒品、强奸等案件中, 实物证据的提取对于认定犯罪事实具有关键的作用。公诉部门通过参与公安人员的现场勘查、初审, 及时收集、巩固重要的实物证据, 并对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监督。

(二) 召开部门联席会议

针对侦查机关在收集实物证据中表现出的共性问题, 公诉部门有针对性与侦查机关召开部门联系会议, 或者对侦查人员举办以刑事实物证据为内容的座谈会、讲座, 提高侦查人员对实物证据重要性的认识, 和收集证据的质量。

(三) 加快主任检察官制度的推行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篇4

自资本市场形成以来,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上市公司公司治理丑闻一直是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2001年美国安然事件最终曝光前,以《财富》和《华尔街日报》为首的新闻媒体已经对安然公司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提出过质疑,正是这些质疑的声音迫使安然在重压之下不得不低头。在中国也有许多由于媒体披露报道而导致公司治理违规行为曝光的案例。如2001年《财经》揭露了银广夏的严重业绩造假行为;2002年,中国四大证券报对东方电子业绩下滑的连续报道导致了东方电子财务造假的曝光。这些案例说明,在企业披露的信息有限且真实性不高的情况下,媒体便充当了会计信息补充者的角色,成为资本市场上重要的监督力量。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多元化,媒体监督通过市场机制的支持和配合,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日益凸现。媒体作为监督公司管理层保护股东利益的独立第三方,其影响才被考虑进来。媒体对公司治理违规进行报道对于投资者、监管部门、公司董事会的价值和意义鲜有评价。以前对于投资者市场反应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发布宏观经济政策、公司宣告盈余和股利的新闻后股票价格如何变化,而对公司治理的负面新闻报道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还没有得到证实。本文分析评价了违反公司治理九种情形下的媒体报道文章以及这些媒体报道文章与投资者、监管部门和公司董事行动、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了公司治理违规媒体报道的反应,检验新闻媒体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实务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一)文献回顾

媒体监督对公司治理积极作用的认识最早源于Dyck&Zingales(2004),使用发行量作为媒体影响力的替代变量,研究表明媒体能够显著降低控制权私有收益的数量。Miller(2006)的研究表明,媒体在揭示会计舞弊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看门狗”(Watchdog)角色。Dyck et al.(2008)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媒体报道增加了企业改正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概率,并迫使监管部门实施监管行动。Joe et al.(2009)的研究则分析了媒体对不同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影响,发现媒体对董事会无效行为的曝光会产生显著的经济后果,使得董事会采取积极的纠正行动保护股东财富。200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其《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系列研究报告之六中提到应高度重视大众传媒在金融监督中的作用。贺建刚等(2008)通过对五粮液公司2003年之后的关联交易和现金股利的分析,发现媒体监督并没有改善或缓解大股东借助控制权实施的利益输送行为。闫邹先、尚秋芬(2008)实证分析了媒体监督、上市公司性质与上市公司合谋之间关系,研究发现媒体监督可以有效的防范上市公司的合谋行为。李培功、沈艺峰(2010)通过把媒体分为政策导向性和市场导向性媒体,结果表明,市场导向性媒体具有更加积极的治理导向作用,并认为我国媒体公司治理作用的发挥是通过引起相关行政机构的介入实现的。

(二)理论分析

(1)投资者和媒体。Tetlock(2007)认为投资者借以接收、评价公司信息一个主要的报道机制就是媒体,其中报纸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媒体对公司的悲观主义态度能够刺激该公司股票的出售。因此,媒体监督对市场价值的影响是一种投资者约束管理人的潜在手段。我们预期,媒体对公司治理违规的曝光率越高,公司股票价格的下降幅度越大。(2)监管部门和媒体。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媒体通常被看作是英国政府的第四分支或者“第四等级”,也有人叫做“第四权力”。在国际政治面前的声誉对政策制定者媒体通过向政策制定者施加压力来调整违规公司所在国家的法律建设和管制建设,也间接地影响了公司治理,通过有关政府监管部门对公司违规行为的介入,媒体的影响应当是显而易见的了。(3)管理者和媒体。大部分文献都表明,媒体是通过声誉机制来影响公司治理的。由于媒体具有控制公司声誉的能力,能迫使公司董事着手改革,对一个企业的负面媒体报道会招致“声誉成本”(Dyck,et al,2008),企业希望避免这种成本。对公司的负面报道不仅可能促使董事会改善公司治理的质量,还可能会迫使董事会成员和经理履行勤勉的受托责任。Harris Interactive(美国一家市场调研公司)在2002年实施了一次对公司管理者的调查,结果显示,经理们把负面报道作为公司声誉的最大威胁,排在公司不道德行为和诉讼的前面。通过使经理和董事蒙羞,负面媒体报道约束了公司经理和董事的行为,媒体报道事实上被看作是一种约束管理层的手段(Dyck et al,2008)。因此,那些由于发生公司治理违规而受到负面媒体报道的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被期望通过赔偿股东和实施改革的方式来修补公司声誉所遭受的损失。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0年7月至2010年6月的公司治理违规报道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巨灵财经资讯数据库。巨灵财经资讯数据库涵盖了几家重要报纸样本期间的所有报道。本文通过搜索主要公司治理违规关键词,确定了治理违规的公司样本。在所选取的样本期间内确定了公司治理违规的报道样本。对一些非同一时间的干扰报道,进行了剔除。此外,对同一信息不同媒体的相同报道,剔除了题目、作者相同的报道,只保留一条。

(二)度量指标

对于投资者对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反应,主要依据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公布前后股票价格的变化来分析。由于每家公司报道的集中时间段长短不同,因此我们所选取的窗口期也不同。从CSMAR数据库搜集到了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窗口期及报道之后五天的日股票收盘价信息,并计算了该期间股票价格的平均变动百分比和最大变动百分比,作为对投资者反应程度的度量。为了研究公司治理违规被媒体曝光后上市公司的反应,使用公司治理违规曝光后上市公司的实际补救行动度量媒体曝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在收集随后年度媒体对样本公司的全部报道后,采取与Dyck et al.(2008)和李培功、沈艺峰(2010)的方法进行编码:即如果媒体报道后上市公司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来弥补、修正公司治理违规的行为,如整改、提出解决方案、更换高管等,那么该公司取值为2;如果媒体报道后上市公司仅仅部分改正了违规行为或者消除影响,如公开致歉、发布澄清公告、积极披露拟采取措施,那么该公司取值为1;如果样本公司无视媒体的报道,对于报道的公司治理违规行为没有任何改善措施或者极力否认,那么该公司取值为0。为了研究监管机构对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反应,从CSMAR数据库搜集了政府部门监管者反应程度的资料。通过搜集数据发现,对于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做出反应的政府部门主要有证券交易所、证监会和财政部。证券交易所一般通过公开谴责、通报批评或市场禁入等手段进行介入,证监会一般会通过立案调查和行政处罚的方式对违规事件进行介入,而财政部对违规事件的介入比较少,主要进行财政检查。如果违规事件比较严重,或者有投资者起诉违规公司的情况,那么司法机关也会介入违规事件。对于政府介入程度的度量,我们将证交所、证监会和财政部三方都介入的公司赋值为3,将其中有两方介入的赋值为2,将只有一方介入的赋值为1,三方均没有介入的赋值为0。

(三)控制变量

根据Dyck et al.(2008),媒体报道后公司的行为除了受报道频率的影响以外,还会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大公司受到来自市场和媒体的更多的关注,曝光后更有压力去改正公司的违规行为,本文用资产账面价值的对数来控制这一影响。Kahn and Winton(1998)认为由于市场的非流动性,机构投资者不容易退出一个股票,他们更倾向于干预管理层的行为来提升股东财富,因而机构投资者有更大的可能性借助媒体实现利益诉求,文中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控制该影响。李培功、沈艺峰(2010)认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可能会通过各种政治关系来阻挠媒体对公司的曝光和行政机构的介入,从而降低了公司改正违规行为的可能性。因此本文也使用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来控制这一效应。此外,违规事件的严重程度也会影响利益相关者对违规报道的反应,违规事件越严重,投资者的反应越强烈,政府部门会越重视,违规对企业自身的影响越大,管理者便有更强的动机采取补救措施,本文使用证监会对违规事件进行处罚的金额来度量违规的严重程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中,违规被报道之后样本公司的平均股票价格变动百分比为-2.96%,表明对公司治理违规的报道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信心,股票价格普遍下跌。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没有考虑其他因素对结果的影响,我们因此又将媒体曝光程度和股票价格变动进行了标准的回归分析见表(2)。根据表(2),公司治理违规的媒体曝光程度与每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变动程度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每增加一条负面报道,样本公司的平均股票价格将下降1.48%。说明公司所遭受的公司治理违规方面的负面报道将会影响它的股票价格,由于该违规报道,投资者对公司的管理层和董事会失去了信心。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t值

(二)回归分析

(1)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对监管部门的影响。为了研究政府监管部门对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反应,对媒体曝光程度和政府部门对违规事件的介入程度之间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政府部门对违规事件的介入程度采用了四个取值(即分别为0、1、2、3),因此使用排序logit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在使用stata10.0进行多元排序logit回归分析,本次检验选择政府介入取值为2的为参照组。从表(2)可以看出,每增加一条负面报道,政府介入取值为2的(有两类政府部门介入)比政府介入取值为0的(没有政府介入的)的概率高出2.08个百分点,比政府介入取值为1的(有一类政府介入的)的概率高出1.17个百分点。说明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增加政府部门对违规事件的介入概率。我们认为,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促使政府介入违规事件是受到两种动机的驱动,第一种动机是政治声誉动机,媒体能够控制评价政府声誉的信息流动和内容,为了保持自己的政治声誉,政府部门便有动机介入违规事件;第二种动机是宏观意义上的经济稳定动机,尤其是在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为了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政府部门必须要保证单个的微观企业能够在资本市场中有秩序地发展,政府介入治理违规事件便是该动机的体现。(2)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对管理者的影响。根据所搜集到的统计数据,公司治理违规被报道之后,有48%的公司并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或者修正措施,22%的公司则采取了积极的补救措施,而根据Gorman等的研究,违规报道后爱尔兰53.33%的公司董事会实施了全面的改革,只有6.66%的公司董事会没有实施任何行动。笔者认为,这种结果的差异凸显了我国公司治理外部环境中的一些问题,如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比较弱、司法制度不尽完善等,导致公司的管理者在违规报道后缺乏进行修正行动的意识。在研究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对企业管理者的反应时,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仍然是排序logit回归。本文将公司治理违规报道后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分别取值为0、1、2,以取值为0的公司(即公司治理违规被报道后管理者没有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作为参照组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每增加一条负面报道,公司管理者采取部分补救措施(取值为1)的概率比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取值为0)的概率要显著高出1.01个百分点,而公司管理者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取值为2)概率比不采取任何措施(取值为0)的概率要显著高出1.72个百分点。表明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增加公司管理者的补救行动,在受到大量负面新闻报道的公司,董事会普遍实施修正和补救措施,证明通过对公司治理违规的报道,新闻媒体影响了公司董事会的这些行为,媒体作为公司治理监督者的角色得以发挥。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z值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我国公司治理的外部监督机制—媒体对上市公司治理违规进行报道后,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和公司管理者这三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反应,研究表明,媒体能够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和政府、公司的行为,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积极的监督作用。首先,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普遍下跌,这是由于公司的负面报道公布之后,投资者对公司和管理者失去了信心。其次,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还会影响政府部门的行为,负面报道比较多的公司,政府对其违规事件的介入概率也比较高,这是由政治声誉动机和宏观经济稳定动机所驱动。最后,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增加公司管理者采取补救行动的可能性,在受到大量负面新闻报道的公司,董事会普遍实施修正和补救措施,证明通过对公司治理违规的报道,新闻媒体影响了公司董事会的这些行为,媒体作为公司治理监督者的角色得以发挥。总之,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为未来的研究进入公司治理外部监督的新领域提供了一点思考,结合对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的决策制定进行探讨,或许对公司董事会在公共关系的营建方面有所启示。

摘要：本文检验了媒体对公司治理违规行为的报道对我国上市公司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结果表明,新闻媒体对利益相关者均产生了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数量和股票价格变化之间显著的关系;政府监管部门的管制决策,随着公司治理违规报道的增加,政府对公司治理违规事件的介入概率也增加;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对公司治理违规的负面报道能够显著增加公司管理者的补救行动的概率。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篇5

西方发达市场上发现, 大会计师事务所 (如国际四大, 包括之前的五大、六大、八大等) 审计质量更高, 所审计的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质量更高, 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Beckeretal., 1998;Kimetal., 2003等)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 国际四大的合作所、国内本土所之间的规模差别也很大:国际四大合作所的规模远远大于国内所, 那么, 在我国审计市场上是否也存在“大所审计质量更高、抑制盈余管理的能力更高”这样的规律呢?我国独立审计所处的环境与西方发达市场存在较大差异。我国的独立审计行业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正式发展, 与西方相比, 由于起步较晚, 目前尚不完善;独立审计执业环境较宽松, 审计失败的处罚较轻;市场集中度低、竞争激烈等等。这些特点可能会影响事务所的执业态度及执业过程。本文通过考察国内参与上市公司审计的国际四大合作所、按所审计客户总资产排名的国内前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事务所对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 检验在我国是否也存在“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对客户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越强”的规律。

二、文献回顾

(一) 国外文献Beckeretal.

(1998) 以六大/非六大作为审计质量替代变量, 以可操控性应计作为盈余管理的衡量变量, 使用美国上市公司的数据, 考察了六大/非六大的客户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差异。结果发现六大的客户报告的可操控性应计显著低于非六大的客户, 从而说明六大更能抑制公司管理当局的盈余管理, 六大 (品牌事务所) 的实际监督能力更强, 审计质量更高。Kimetal. (2003) 考察了管理当局和事务所之间冲突或一致的报告动机如何影响六大和非六大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结果显示:仅仅当管理当局有动机偏好调增利润的应计选择时, 六大才比非六大更能抑制 (监督) 投机性的盈余管理;当管理当局和事务所都有动机偏好调减利润的应计选择、从而这两者的报告动机没有冲突时, 六大没有非六大有效。Francis, Maydewand Sparks (1999) 发现总应计多的公司, 即盈余管理可能性大的公司, 倾向于聘请六大 (品牌事务所) , 而它们的可操控性应计却更低, 说明六大 (品牌事务所) 更能抑制客户的盈余管理, 审计质量更高。

(二) 国内文献

张为国、王霞 (2004) 从报表差错方面考察审计质量, 发现国内十大 (包括四大的合作所) 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执业能力。蔡春等 (2005) 使用盈余管理变量考察审计质量, 使用2002年沪市制造业的数据研究发现, 非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 双重审计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低于非双重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刘峰、周福源 (2005) 使用1999年至2001年的数据研究发现, 相对于非国际五大的客户, 国际五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应计, 并且其可操控应计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率之间也并没有更强的联系。由此可见, 对于国际四大和国内大所的审计质量是否更高, 结论并不一致, 考察的角度也不尽相同。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国际四大的审计质量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在我国也不例外。一方面, 上市公司监管当局的举措显示, 认为国际所的审计质量更高。如证监会于2001年发布的《16号文》要求, A股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或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融资时, 应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内会计师事务所, 按照中国独立审计准则对其依据中国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规范编制的法定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此外, 还应聘请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特别许可的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按国际通行的审计准则, 对其按国际通行的会计和信息披露准则编制的双重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样的规定无疑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即国际知名所审计质量更高。De Angelo (1981) 等人的分析确立了事务所规模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 认为事务所规模越大, 审计质量越高 (Wattsand Zimmerman, 1980;Palmrose, 1988;Dopunch and Simunic, 1982) ;同时“深口袋”理论也有助于解释五大对自身品牌和声誉的重视, 使得五大的审计质量能够有所保障。许多实证研究也支持了五大的高审计质量 (如Teohand Wong, 1993;Beckeretal., 1998) 。如果四大能在全球维持同一的质量水准, 则它们在我国的审计质量也应该是高的。另一方面, 学术界对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的职业水平却有诸多怀疑。李树华 (2000) 、刘峰和林斌 (2000) 论证了我国审计市场缺乏内在的、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需求;刘峰 (2001) 以红光实业案例进一步分析了我国现有制度安排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排斥效应;安然、世通等事件之后, 全球舆论对“五大”的审计质量更是质疑有加。刘峰、许菲 (2002) 的分析显示, 面对薄弱的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公司盈余管理的强烈动机, 如果五大意图保持其较高的审计质量, 它们可能要么失去客户, 要么增加审计成本。刘峰、周福源 (2005) 的研究发现, 相对于非国际五大的客户, 国际五大的客户并没有报告更少的可操控应计, 并且其可操控应计与企业未来的利润率之间也并没有更强的联系。蔡春等 (2005) 则发现, 非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显著高于十大审计的公司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鉴于上述不同观点, 尚无法预测四大的审计质量能否高于国内大所的审计质量, 只能提出如下待检验的假说:

H1: (四大合作所假说) 其他方面相同, 四大所审计的公司与国内十大所审计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国内事务所的规模与国际四大无法相提并论, 但国内所之间的规模差异也是相当明显的。按照中注协公布的2003年度前百名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排名, 国内排名第一的上海立信长江, 而排名最末的福州闽都, 业务收入不到上海立信长江的六分之一。大小事务所对某个客户的依赖程度不同, 对待客户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大事务所具有更强的动机保持独立性, 也更有能力与管理当局沟通, 面对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意图, 应该更有能力与之抗衡;而小事务所为了留住某个客户, 做出让步的可能性更大。同时我国审计执业环境相对宽松, 违规处罚较轻, 尽管大所和小所所处环境相同, 但其承受风险的能力不同, 采取机会主义动机的强弱也可能不尽相同, 因此两者的审计质量也无法做出判断, 只能预测大的事务所与小的事务所审计质量可能有差异, 即具有不同的抑制管理当局盈余管理的能力。按照所审客户的规模排名, 将国内前十大定义为大所, 其他定义为小所, 提出假说如下:

H2: (事务所规模假说) 其他情况相同, 国内十大所审计的公司与非十大所审计的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二) 变量定义

(1) 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Discretionary Accruals│——│DA│) 。本文衡量盈余管理水平所使用的第一个变量是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 因为盈余管理的均值长期来看是趋于零的, 因此盈余管理的程度应该用可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来衡量。根据夏立军 (2003) 的研究, 针对我国的数据, 使用基本横截面琼斯模型、分行业分年估计更好;Kotharietal. (2005) 提出与业绩相匹配的琼斯模型能更准确地衡量可操控性应计。借鉴上述两种观点, 本文使用基本横截面琼斯模型分行业、分年估计正常应计和非正常应计 (可操控性应计) , 在回归中加入资产报酬率 (指绝对值, │ROA│) 以控制业绩对可操控性应计的影响。行业分类依据为证监会2001年公布的22个行业代码。模型为:accrjt/tajt-1=a1 (1/tajt-1) +a2 (Δrevjt/tajt-1) +a3 (ppejt/tajt-1) +ejt。其中, j公司第t年, accr为总应计;ta代表总资产;Δrev为销售净额的变动;ppe代表不动产, 厂房和设备;由于我国对ppe在财务报表中没有明确的披露, 所以用固定资产总值代替;e为残差项, 就是要估计的可操控性应计。本文采用现金流量表法计算总应计。accr=盈余-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 盈余=营业利润+财务费用。

(2) 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 (│excessnon-operatingincome——│ENOI│) 。本文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第二种变量是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绝对值 (ENOI) 。使用可操控性应计仅能发现通过经营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然而在我国, 很大一部分盈余管理是反映在财务报表的非主营业务部分, 如关联方资产交易、地方财政补贴等。如Chenand Yuan (2004) [18]所述, 非经常性损益是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便捷手段。参照他们的研究, 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定义为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与其所属行业的非经常性损益中值之间的差额, 即对公司j在第t年, 其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为:ENOIjt=NOIjt-median (NOIit) ENOIjt:j公司第t年的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NOIjt:j公司第t年的非经常性损益;NOIit:J公司所处的i行业所有公司第t年的非经常性损益。

(3) 可操控性应计与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之和的绝对值 (│DA+ENOI│) 。本文除了分别考察独立审计对客户通过应计项目和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的监督以外, 还要考察对总体盈余管理的抑制情况。

(4) 事务所规模 (TOP10) 。本文构造虚拟变量TOP10表示事务所规模 (不包括四大) 。按其所审客户的总资产排名, 事务所处于前十名, TOP10为1, 否则为0。

(5) 是否国际四大的合作所 (BIG4) 。使用虚拟变量BIG4, 事务所若为四大合作所, BIG4为1, 否则为0 (由于后面的检验中, 考察的是四大的合作所与国内前十大事务所之间的审计质量差异, 所以当事务所为国内十大时, BIG4取0) 。

(三) 模型构建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说中都涉及事务所自选择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环境下, 公司管理当局对聘用事务所几乎具有实际的控制权, 管理当局可能出于种种目的聘用合乎自己需要的事务所, 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根据Heckman (1978) 、Maddala (1983) 等的研究, 管理当局选择事务所时,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自选择偏误, 以致通常使用的OLS估计量是有偏的, 应该使用两步回归 (a two-stage“treatment effect”model) 进行控制。因此, 借鉴Kim et al. (2003) 的做法, 本文也采用两步回归的方法, 控制自选择偏误, 具体如下:

第一步, 估计事务所选择的概率单位 (probit) 模型, 计算Inverse Mill’s Ratio, 即模型 (3) - (4) 中的LAMDA, 因变量Pr (TOP10/BIG4) 是管理当局选择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国际四大合作所的概率;第二步, 将LAMDA作为一控制变量, 与事务所规模变量等一起对盈余管理衡量变量进行回归。第一步中所用模型如下:Pr (TOP10) jt=α+β0*CYCLEjt+β1*CAPINTjt+β2*ANOIjt+β3*SIZEjt+β4*LEVjt+β5*GROWTHjt+β6*SHRINCjt+β7*LOSSjt+β8*RECjt+β9*INVjt+β10*TEXjt+β11*CTRHOLDjt+β12*GOVHOLDjt+εjt… (1) ;Pr (BIG4) jt=α+γ0*CYCLEjt+γ1*CAPINTjt+γ2*ANOIjt+γ3*SIZEjt+γ4*LEVjt+γ5*GROWTHjt+γ6*SHRINCjt+γ7*LOSSjt+γ8*RECjt+γ9*INVjt+γ10*TEXjt+γ11*CTRHOLDjt+γ12*GOVHOLDjt+εjt… (2) 。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见 (表1)

(四) 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2002年至2004年沪深两市全部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缺失数据样本, 剔除没有足够数据使用横截面琼斯模型的样本, 共得到3535个样本观测值。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取自CSMAR和Wind资讯, 并参照了相应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行业分类依据中国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指引, 除制造业采用两级代码外, 其余采用一级代码, 即行业A、B、C0-C9、D……M, 共22个行业。

四、实证分析

(一) 国际四大合作所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检验 (H1)

(1) 描述性统计。 (表3) 是BIG4和TOP10的客户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分别列示了BIG4的客户和TOP10的客户的一些财务指标, T检验考察了两者的均值差异, Z检验考察了两者的中值差异。由此可以看出, BIG4所审公司规模较大 (SIZE:22.057 vs.21.209, 且差异显著) , 负债率较低 (LEV:0.422 vs.0.536, 差异显著) , 产生现金的能力较强, 表现为来自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较多 (CFO:0.073 vs.0.054, 差异显著)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国有股比例均更多 (CTRHOLD:0.464vs.0.420, 差异显著;GOVHOLD:0.413 vs.0.376, 差异显著) , 资产报酬率更高 (ROA:7.619 vs.4.402, 差异显著) 。另外, 从其他影响事务所选择的特征来看, 选择BIG4的公司产生短期应计的能力较弱 (CYCLE:6.859 vs.19.564, 差异显著) , 业务也较简单 (REC:0.083 vs.0.111, 差异显著;INV:0.178vs.0.183, 差异显著) 。

(2) 实证结果。通过第一步回归, 计算LAMDA值 (结果略) ;第二步中, 事务所规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用两个模型进行了检验, 回归结果如 (表4) 所示。使用可操控性应计绝对值 (∣DA∣) 作为因变量的时候, BIG4虚拟变量是不显著的, 从这一点来看, 在抑制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BIG4并没有显示出比TOP10能力更强的优势, 从而没有支持假说H1;使用异常的非经常性损益 (∣ENOI∣) 作为因变量的时候, BIG4虚拟变量正向显著, 说明在抑制通过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BIG4也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 相反却表现的更无效, 支持假说H1;使用总体的盈余管理情况 (∣DA+ENOI∣) 作因变量时, BIG4系数不显著, 说明对总体盈余管理情况来说, BIG4并没有比TOP10具有更强的抑制能力。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如下:使用∣DA∣做因变量的时候, ∣DA-1∣与∣DA∣正向相关, 只能说明上一期的可操控性应计对本期可操控性应计具有显著影响, 但不能判断两者之间是正向相关还是负向相关。根据可操控性应计的定义, 长期来看, 可操控性应计的均值趋向于零, 但由于本文所用样本只跨三个年度, 故无法判断相邻的两年之间存在同向还是反向盈余管理。SIZE对∣DA∣负向显著, 说明规模越大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的盈余管理程度越低;LEV对∣DA∣正向显著, 说明负债率越高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的盈余管理越多, 说明债务契约对公司盈余管理动机有促进作用;CFO对∣DA∣负向显著, 产生现金流量能力越强的公司越不会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 说明盈余质量越高的公司通过可操控性应计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更少;∣ROA∣对∣DA∣显著, 说明业绩对可操控性应计的高低有显著影响。使用∣ENOI∣做因变量的结果与使用∣DA∣的情况类似:∣ENOI——1∣对∣ENOI∣影响显著, LAMDA变量显著, SIZE变量负向显著, LEV变量正向显著, ∣ROA∣变量显著;与使用∣DA∣时不同的是CFO变量和AGE变量, CFO对∣DA∣影响显著, 但对∣ENOI∣并无显著影响;AGE对∣ENOI∣有显著影响, 对∣DA∣却无显著影响。说明上市年限越长, 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越多。使用∣DA+ENOI∣的情况也类似, ∣DA-1+ENOI-1∣、SIZE、LEV、CFO、∣ROA∣变量均显著。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

注:“***”1%水平显著;“**”5%水平显著;“*”10%水平显著;双尾检验。表中变量定义见 (表1)

综上所述, 国际四大的合作所在我国的审计质量未必高于国内所。在对报表总体盈余管理的抑制上, 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在对通过可操控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国际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比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效的优势;甚至, 在对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四大合作所比国内十大更无效。

(二) 国内十大与非十大事务所审计质量差异检验 (H2) (1) 描述性统计。

(1) 描述性统计。 (表5) 列示了TOP10与NON-T0P10所审客户的一些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结果来看, TOP10的客户规模更大 (SIZE:21.209vs.20.979, 差异显著) , 产生现金流量的能力更强 (CFO:0.054 vs.0.049, 中值差异显著) , 上市年限更久 (AGE:6.608 vs.6.055, 差异显著) , 业绩更好 (ROA:4.402vs.3.184, 差异显著) 。

(2) 实证结果。 (表6) 列示了TOP10、NON-TOP10对盈余管理抑制能力差异的考察结果。结果显示:当因变量为∣DA∣时, TOP10的系数为正且显著, 说明TOP10的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更多。也就是说对于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比NON-TOP10对其客户更宽容。也可以说, 在抑制公司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能力上, TOP10没有NON-TOP10有效。NON-TOP10的客户的应计项目信息质量比TOP10的客户更高。事务所自选择偏误控制变量LAMDA系数显著, 说明了控制此偏误的必要性。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如下:对∣DA∣具有稳定影响的主要有四个变量, 即规模 (SIZE) 、负债率 (LEV) 、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 (CFO) 和资产报酬率的绝对值 (∣ROA∣) , 且与前人结论一致。说明规模越大、负债率越低、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的公司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低。当因变量为∣ENOI∣时, 即对于公司通过非经常性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结论却并非如此。TOP10的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TOP10的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的盈余管理程度更低, 也就是说, 在抑制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TOP10比NON-TOP10更有效。LAMDA系数显著, 同样说明控制自选择偏误的重要性。其他控制变量情况:对∣ENOI∣具有稳定影响的因素主要有规模 (SIZE) 、负债率 (LEV) 、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 (CFO) 、上市年限 (AGE) 和资产报酬率的绝对值 (∣ROA∣) 。规模越大、负债率越低、产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能力越强、上市时间越长的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小。当因变量为∣DA+ENOI∣时的情况与∣DA∣时类似, TOP10的系数显著为正, LAMDA显著, SIZE、LEV、CFO、∣ROA∣变量均显著, 综上所述, 对于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并没有表现出比NON-TOP10更强的抑制能力, 而是表现得更无效;对于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抑制能力;对于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TOP10也表现地更无效。本文的检验结果发现, 国内十大在对客户盈余管理的抑制能力上不一定比国内非十大更有效, 有时候甚至更无效。

五、结论

本文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考察, 是从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程度、保障会计信息质量的角度进行的, 同时使用了三个衡量盈余管理的变量, 使得检验结果更可信;控制了上市公司选聘事务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 使得检验过程更严谨。结论如下: (1) 国际四大与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比较。对客户通过可操控性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国际四大合作所并没有显示出比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更有效的优势;对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上, 四大合作所比国内十大更无效;对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国际四大也没有显示出更强的优势。 (2) 国内十大与非十大的比较。对于客户通过应计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比NON-TOP10表现得更无效;对于客户通过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的盈余管理, TOP10则表现出了更强的抑制能力;对于客户总的盈余管理, TOP10也表现地更无效。这样的结果说明, 在我国目前的审计环境背景下, 还不存在“大所审计质量更高”的规律。尤其是国际四大, 同样的国际四大, 缘何南桔北枳?这是我国独立审计监管当局应该思考的问题和提出改善审计质量举措时的努力方向, 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促使会计师事务所建立声誉机制, 提高审计质量。

摘要：本文使用2002年至2004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按所审计客户规模排名的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和其他事务所, 在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能力上的差异, 从而说明不同规模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差异。在控制了事务所聘任过程中的自选择偏误后发现, 我国目前尚不存在“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越高”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普遍认为国际四大或者国内本土大所理应具有更高的审计技术, 但在我国目前的现实背景下, 这些大事务所所表现出的抑制客户盈余管理的意愿却未如人愿。

医疗卫生监督证据篇6

1.1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

医患关系是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一般来说，当事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告成立，这是合同成立的一般规则。意思表示一致要求一方的“要约”与另一方的“承诺”的内容必须明确。但医疗服务合同有区别于一般合同的特殊性，合同的内容具有模糊性。

对于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医学是一个未知的领域，这决定了他们对自身的疾病以及治疗方案的选择知之甚少，所以，患者入院时“要约”内容是概括与模糊的。而医院收治病人的“承诺”内容也是模糊的，在医疗“强制缔约义务”制度设置之下，对危重病人的收治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需要医院的“承诺”。医疗服务的具体内容必须在医生对患者的病情作出诊断后才初步确定。由于病情的发展与转归不同和患者的个体差异性，医疗服务的内容也在随着诊断的深入而不断地进行修正与完善。因此，有人说“医学本身就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一门可能的艺术[1]。”

甚到有人认为，面对那些无法彻底消除的癌细胞、疾病与无法治愈者，医学应该以一种“混沌”角度去对待疾病与治疗病人[2]。而不是一定要找到一种所谓的“科学”治疗方法。由于医疗服务的动态模糊性，决定了对医疗行为正当性的考量，不是看是否达到了对患者治愈的效果，而是看医护人员在某个诊治阶段是否履行了应履行的手段，这就是所谓的“手段义务”。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使医疗行为过错责任的认定变得尤为复杂，如医疗上的“误诊”行为。误诊顾名思义是“错误的诊断”，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误诊”即便没有对患者造成医源性损害，但也可能使患者的治疗“机会丧失”，而“机会丧失”理论已经在法学领域得到认可。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极为相似，加之医疗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和医生经验水平的影响，误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目前，即便在一些医疗水平发达的国家，误诊率也在30%左右。我国目前尚没有看到比较权威的总体统计数据，但据有关管理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某些疑难病例的误诊率达40%以上。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误诊误治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显示，个别单病种的误诊率甚至高达90%。

1.2 医疗内容的模糊性

美国加尼福尼亚大学数学家查德，曾在自己的论文《模糊集》中对“模糊”作了科学的阐述。查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在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中，过渡、中介的形态是很难作出精确判定，同时各个事物之间相互联系、渗透、转化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往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所以事物只有在它的中心部是明确的，边缘地带都是模糊的。

医学的模糊性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中医的脏腑辩证以及脉象浮沉都是模糊的，让患者说清伤口从几点几分开始不痛了，更是不可能。最能感触医学模糊性与法律确定性矛盾的是法医鉴定人员，如按照鉴定标准，“失血性休克”构成重伤，而“失血性休克前期症状”则构成轻伤，两者对致害人的定罪与量刑差别很大。但从医学而言，区分“休克”与“休克前期症状”并非仅通过脉搏、血压等一些临床数据就可以得出，这常常让法医鉴定人员大伤脑筋，鉴定结果也经常受到质疑。

目前，供医学诊断参照的正常值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模糊的。正常人在相同条件下身体的许多指标并不相同，如心律有快慢之分，血色素含量有多少之分，血糖、肝功能等每个人也都不一样。所以，医学正常值往往都是“正常值范围”，而不是一个具体确定的数值。即便是这么一个模糊性的范围，在该范围内的化验数据其实有些也并不正常，如血总胆固醇检验大于230毫克/分升时，医院才会标明为异常。而实际上处于“正常”胆固醇水平的许多人或冠心病病人已处于冠心病发生、复发或死亡的高危状态[3]。

疾病的发展转归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比如肿瘤从良性到恶性的转化，化验结果从阳性到阴性的转变，这中间有些是医疗干预的结果，有些则是患者自身免疫的结果。临床医生的诊断不可能等到疾病全过程结束之后,再得出“回顾性”结论。但形成医患纠纷之后，审判人员甚至一些鉴定人员则惯用“回顾性思维”去考量诊断情况与治疗方案是否合适。这如同前者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路，而后者则只站在路的终点回顾，这条路是不是走歪了。

1.3 经验法则的模糊性

要确定医方是否存在过错，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来比照。适用于日常生活事件的法律关于“过错”的认定规则，对医疗过错的认定几乎无任何作用。对于技术性错误必须用技术性的视角来判断，医学上过错的标准只能沿用医学的“经验法则”。

真正的“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后，对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能上升到“经验法则”的东西，往往类似于“公理”，属于“不证自明”的公认范畴。但是，在医疗领域里，“经验法则”却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我们承认医疗界有经验丰富的医生，这些医生在面对模糊的病理表现时能做出更为正确的判断，但却无法概括出可以普遍适用的“经验法则”。

医学对于人体的认识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非常有限的，即便通过不断更新的科学仪器，还是有许多问题医生无法探知并找到解决办法。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医学各领域不是都有所谓的“诊疗常规”吗?而事实上，这种“诊疗常规”只是代表某个时期的“权威观点”，多散见于权威的学术著作之中。卫生部颁布的《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也只能算是一个行业规范。并且许多医务人员通过医疗实践已经注意到，基于医疗风险、医疗成本等原因，选用“诊疗常规”的传统治疗方法已经阻碍了医生发展新的诊疗手段。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诊疗常规”并不是为契合法律或者为解决纠纷而设置的，所以两者难免出现不衔接的情形。如我国已经出现多起残疾婴儿“不当出生”的案例，《母婴保健法》规定：“胎儿有严重缺陷的，医师应当向夫妻双方说明情况，并提出终止妊娠的医学意见。”但代表B超“检查标准”的《临床技术操作规范(超声医学分册)》规定B超只检查胎儿双顶径、胎心、脊柱等七项常规内容，根本不包括检查胎儿肢体是否缺陷这一内容。

2 对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检讨

2.1 举证倒置下的“结果责任”

传统观点认为，举证责任包含主观举证责任与客观举证责任，前者为提出证据证明争议事实的行为责任，后者为事实真伪不明时承担不利裁判后果的结果责任。举证责任是脱离具体的诉讼按一定的规则抽象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并在具体诉讼发生前预先分配好的。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分配规则直接来源于《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司法解释，其理论基础则来源于医方的“过错推定”。对于推定对举证责任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法律推定导致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而事实推定仅使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换言之，当推定的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就法律推定来说，由对方当事人承担败诉风险，就事实推定来说，由推定的受益人承担败诉风险，法律推定受益人无需证明推定事实存在，而将不存在推定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给对方当事人。而事实推定对方当事人仅对不存在推定事实负担提出证据责任，对方当事人提出反证动摇法官心证或者即使未提出反证但法官对推定事实未形成确信时，不利后果都由推定受益人承担[4]。

医疗过错推定显然只是一种事实推定，这种推定的受益人是患者。医方只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即出示相关证据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这种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无法最终完成，医院不能“自证清白”，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就会随之而来。所以，过错推定事实上是让医方承担了“结果责任”而不是“行为责任”。

2.2 医方“信息优势”的检讨

举证责任倒置的合理性在于医患纠纷双方“信息占有的不平衡”，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限制，在诊疗过程中处于被动与服从地位，而医疗机构则占有病历等诊疗信息，在诊疗过程中处于主动与指导地位。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确实有规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功能，“‘对待证事实之存否掌握较多之认识，而能较容易地对待证事实之存否进行证明之当事人，就该事实之存否应负有举证责任’，此观点通常以‘与证据之距离’、‘证明之难易’加以表达[5]。”

但是，举证责任倒置也有其固有的缺陷，最主要的是“一律适用可能使因证明妨碍而遭受不利益的负举证责任当事人获得超过限度的利益，从而产生新的不平等[6]。”在医疗纠纷中，这种不平等表现得非常突出。

医院举证能力首先受到了医疗内容模糊性的客观限制。如在非典疫情发生期间，同样的治疗方法，一些临床症状轻的患者死亡，而一些临床症状较重的患者却康复了，没有人能说出其中的原因。

医疗合同的模糊性也是导致医方不能举证的原因之一。最能反映诊疗过程的“病历”并不是规范意义上的医疗合同，因为上面除了手术协议等有患方签字的内容之外，患者在程序上并没有参与和实体上的知悉。在发生纠纷后，患者往往对病历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使病历的证据效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而医疗“经验法则”的模糊性也使纠纷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标准对比。如在一起安妥碘注射引起的过敏死亡案件中，患方认为医方用药前没有按照医疗常规做过敏试验，而医方则举出了若干份证据，证明许多提示“过敏者禁用”的药物在临床上并不做过敏试验，其中就包括安妥碘注射液。

“模糊”逻辑技术曾经在医学诊断、医疗管理、治疗评价方得到充分的实用，但在面临医疗纠纷，必须就某些问题作出能让审判人员明白的解释时，医疗的“模糊性”成了不可逾越的难题。在模糊地带，医方同样不具有“信息优势”。

2.3 举证倒置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医疗举证责任倒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医患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促进医疗机构努力提高医疗水平与服务质量，但另一方面举证责任倒置也损害了医疗行为的积极性，延缓了医疗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首先，举证责任倒置改变了风险分配规则。医疗风险贯穿于诊断、治疗与康复的全过程。广义下的医疗风险实际上包括疾病风险、医疗非过错风险和医疗过错风险，这些风险可能在一起医疗纠纷中单独出现，也可能混同出现。从风险分配上来说，疾病风险和非过错医疗风险，应由患者负担，只有医疗过错风险，医方才应承担民事责任。在“举证责任倒置”下因医方不能举证而判医方败诉的许多案件，并未对风险的来源作出合理区分，而全部判由医方承担。

医疗纠纷因为技术性较强，一直是审判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特别是在过错与因果关系的认定上，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作出法律评价的并不多。因为医学知识的缺乏，法官并没有对病历或者鉴定结论作出科学评价以及合理取舍的能力，加之作出这样的评价本身带有一定的错误风险，许多法官回避了判断医疗过失以及事实因果关系的障碍。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后，一些法官更不愿意再纠结于这些技术性因素的认定，尽管医方举出了诊疗过程中的所有证据，法官仍以医方“举证不能”而判决医方败诉的案件越来越多。

风险单向分配而造成患者的滥诉与医方的防御，不利于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有些原来可以通过协调、行政调解解决的医患纠纷，直接进入了诉讼程序。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在伦理道德与法律法规相冲突的困境中，法律对医疗行为选择的影响远远大于伦理道德的约束[7]。当举证责任倒置加重了医方风险的时候，医院也在想办法规避这种风险，尽可能地对患者进行全面检查，而不考虑医疗成本和患者的承受能力，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治疗”或“防御性医疗”。对危重等风险较大的病人，则采用消极措施推诿。

在技术防范的同时，医生对患者的心理防范也越来越重。某医学网站上有一篇《医生自我保护必读31条真话》，包括：“诊断须谨慎，尽量全面但模糊，留回旋余地;风险大的手术别做;时刻想着，你眼前这个病人可能就是马上到法庭上告你的人……”

3 医疗“协力义务”的提出与设计

3.1 医疗“协力义务”的性质与内容

证据协力义务是指不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及第三人为协助法院进行证据调查应尽的公法上义务,其目的在于保证法院能基于证据调查之结果作出正确的裁判。证据协力义务包括证人义务、鉴定人义务、当事人受讯问义务、文书提出义务以及勘验协力义务等形态[8]。

法学理论曾经倡导一种理念：“任何一方并无义务向对方提供可以以对方攻击自己而使对方获得胜诉的武器”。这是“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分配原则产生的依据。鉴于个案中证据材料常常存在于并非举证人一方支配的领域，许多国家对传统的举证规则进行了修正，通过立法要求证据“持有人”应承担诉讼证明的协力义务。

医院的协力义务，主要是病历等提交义务。病历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它反映了诊疗的全过程。关于病历所有权的归属，第一种观点认为归患者所有。认为患者在挂号时已经交纳了病历制作的工本费用，通过购买而取得了病历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归医患共有，物质部分属于医院所有,资讯部分则属于患者所有。第三种观点认为病历属于卫生档案，归国家所有。第四种观点认为，病历是医护人员的知识产权，应归医方所有[9]。

国外对病历所有权的归属规定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医疗机构拥有病历的保管权利与责任，而患者享有一定的查阅、复制权。这种保管的“持有”状态，决定了在形成纠纷时，医院有协力义务提供病历资料。

医院“协力义务”的内容是否与患者“知情权”内容相一致?关于患者知情权的范围，分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六部法律、法规、规章之中，如《侵权责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其书面同意。显然，告知的内容是有限的。而协力义务的内容则应该是全面的，甚至包括诊疗过程中的医生病案讨论、不同科室的会诊记录等内容，都应当向法庭或鉴定机构提供。

3.2 引入协力义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减轻患方举证负担是应当的，也是必须的，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减轻患者举证负担，而又不至于破坏应然的医疗风险分配规则。国外的判例分别适用了可见事实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等。在这些方法中，自证原则、表见证明、证明妨碍理论属于举证负担的减轻制度，而重大诊疗过失原则、可完全控制之危险原则属于举证责任转换制度[10]。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是典型的举证责任转换制度。在德国，只有重大医疗瑕疵或可完全控制之危险的情况下，才适用举证责任转换制度，而对一般的医疗纠纷，只是适用患者举证负担减轻制度。重大医疗瑕疵系指医生“明显违反了医疗规范或者业经证实的医学知识”，而完全控制之危险系是“危险完全来自于医师，而与患者人体组织差异性无关”[11]。这两种情况下，医方的过错已经达到很明显的程度，举证责任转换实际上是给医方一个影响法官心证的机会，是一种程序权利，而不仅仅是一种义务。

而我国减轻患者举证负担仅采用了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

要求证据持有方承担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就是“协力义务”的内容。将“协力义务”引入医疗举证规则之中，其可行性在于“医生就其诊治过程中所见、所听、所知和作出的医疗诊断和治疗措施负责并举证。医方必须应鉴定人或者法官要求，出示真实的病历材料，只有在医方不能出示这些证据或者证据存在涂改、伪造等瑕疵，对证据的证明力产生影响的时候，法官才可以不予采信并推定医方存在过错。而对于病历内容的技术性问题，则必须作出实质性的判断。

3.3“协力义务”下的法律评价

医疗“举证责任倒置”之下，法官对事实与因果关系的评价重点在于医方的辩解是否成立。而在“协力义务”之下，法官则需要对事实与因果关系作出直接的肯定或者否定性的评价，这无疑会加重法官的审理难度。但事实上法官永远都无法回避过失和因果关系判断等技术性问题，仅仅依靠证据规则与司法技术作出的判断，其判断的说理只是说明规则的“道理”，而不是案件的“事理”，这种判断所彰显的是“程序价值”而不是“实体价值”。

所有经过诊治患者的“结果”都是疾病转归与医疗干预的共同结果，两者互相缠绕。在发生纠纷时，患者往往会从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作出“一般判断”，而医学技术人员则从医疗技术性因素出发作出“技术判断”，法官则是基于法律上规定和利益衡量之后作出“法律判断”。三者之间的差异性是造成互不认同而使医疗纠纷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

尽管判决要依据法律判断来作出，但毫无疑问法律判断也不能忽视技术判断的合理性。由于学科壁垒，对于医疗纠纷法学界的研究一直致力于举证规则与法律适用的完善，而医学界的研究则一直致力于医疗纠纷的防御与处理。对于三种判断之间如何趋向契合，如何用医学理论构建医疗纠纷处理的法律规则，如何用法律规则指导医疗实践完善医疗行为，则很少有人研究，这与法律与医学兼备的复合型人才稀缺有一定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借鉴日本“医疗诉讼集中部”的作法，设立医疗事故专门法庭，努力提高法官对医学证据的评价能力作为重要课题[12]。

“协力义务”对医方举证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务人员要增强证据意识，把医学资料的收集、保存贯穿于医疗的整个过程。基于诉讼过程中医患双方经常为病历的真实性发生争执，在肯定患者复印病历权利的同时，如何增强患者在病历记录上的程序参与，使病历真正成为“参与——协商”现代医疗模式下的合同范本，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摘要：医疗举证责任倒置设置是基于医方的信息优势,而医学是一门不确定的科学,医疗合同、医疗内容、经验法则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单一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在纠正医患双方举证能力不平衡的同时,却造成了责任分配与风险负担的不平衡。纠正医疗举证责任倒置的偏差,就是要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行为责任”,但不加大医疗机构举证的“结果责任”,因此应当引入“协力义务”替代举证责任倒置。

关键词：医疗纠纷,协力义务,举证倒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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