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精选8篇）

利害关系人 篇1

《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规定: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不动产自然状况、权利人及其不动产查封、抵押、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状况。《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资料包括不动产登记簿等不动产登记结果和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

由于国家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未对利用(即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的概念给予明确的定义或释义,对其如何准确认定以及如何框定其利用范围是不动产登记机构所面临的实务难题。由于不同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对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概念的内涵或外延有不同理解,因而存在利害关系人的利用申请被拒、利用范围受限或所谓的利害关系人越权利用的现象,使得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遭侵害或不动产权利人的个人隐私与商业秘密被泄露,进而导致行政赔偿或刑事追责。虽然《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罗列出利害关系人的种类及其利用范围。但该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资料对外利用的实际操作仍有未尽之处。为此,本文建议国家应对利用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进行概念定义或释义并框定其利用范围等,以充分发挥物权登记的公示作用,提高不动产登记资料合理利用效能,切实保障不动产权利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着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

一、不动产利害关系人概述

利害关系人作为一个专用法律术语,在国家现行相关实体法、程序法均有对其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但都未明确规定各自所称利害关系人或利害关系的概念,让行政执法主体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判断与全面把握。本文认为就利用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以下简称不动产利害关系人)而言,可作如下定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不动产登记资料所反映的权属状况或所记载的事项影响或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人。不动产利害关系人包含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其最大利用范围应视利害关系程度来框定。

二、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的分类管理

为厘清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种类,便于实务操作,有必要对不动产利害关系人进行分类管理。不动产利害关系人可分为不动产直接利害关系人和不动产间接利害关系人两大类。

不动产直接利害关系人是指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不动产登记资料所反映的权属状况或所记载的事项影响其合法权益的人,一般而言,其也是不动产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的申请人,即其获知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有错误时,如果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同意更正的,其就持相关证明文件等材料申请更正登记;而如果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其就持相关证明文件等材料申请异议登记。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申请人是理所当然的利用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利害关系人,因为其申请不动产更正登记、异议登记时必须先行查询不动产登记簿相关记载或复制相关不动产登记原始资料进行确认并作为首要证据。

不动产间接利害关系人是指能够提供证据证明相关不动产登记资料所反映的权属状况或所记载的事项涉及其合法权益的人。但当其获知相关不动产登记资料所反映的权属状况或所记载的事项已影响其合法权益时,其可能会去申请更正登记或异议登记而成为不动产直接利害关系人。

三、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的具体分类

不动产直接利害关系人可主要分为:

1. 对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相关权利归属状况持有异议,且有证据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权利人。例如其提供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某不动产权利人系采用造假、冒充等欺诈手段骗取登记的,或者其供证据证明某不动产权利人系暂时代其登记后却拒不配合转为登记在其名下的等。

2. 有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相关状况或事项与实际不符,导致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例如其供证据证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某不动产的坐落、界址、空间界限等内容与其不动产相关记载内容重复,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记载其在某不动产上的查封或异议的内容有误等。

3. 提供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受理某不动产物权纠纷案件证明的诉讼、仲裁案件的当事人。

4.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不动产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主要分为:

1.不动产继承人。指有证据证明的不动产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有身份关系证明的不动产法定继承人、代位继承人。

2.不动产婚姻关系人。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有不动产可能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有婚姻关系证明的另一方。

3.不动产交易当事人。指有证据证明与某不动产具有买卖、互换、赠与关系的当事人。

4.不动产相邻关系人。本文特指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在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因相互间依法应当给予方便或接受限制而产生利害关系的不动产权利人。《物权法》已对相邻关系设专章规定。不动产相邻关系人是很容易被忽视的非不动产登记利害关系人,例如在实践中,常见不动产相邻关系人因其邻居家中无人,不知何故竟然漏水渗透至其家中而造成损失,故持不动产权属证书、登记证明和相关证明,申请查询其邻居手机号码或联系方式以立即催促其邻居紧急处理等情形,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口头告知。

5. 不动产承租人。一般是指进行过房屋租赁备案的房屋承租人。主要涉及其承租房屋出售时的优先购买权问题。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利害关系人。

四、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的利用范围

利害关系人作为不动产登记资料的特殊利用主体,对其利用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有利害关系的不动产相关的登记簿记载信息或原始登记凭证。至于利害关系人可否仅以权利人的身份信息(姓名、身份证明号码、名称、组织机构代码等)为条件申请查询权利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记录(即俗称的“以人查房”),本文认为根据《继承法》、《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来推断,不动产法定继承人、代位继承人与不动产婚姻关系人提供与权利人的身份关系证明应当可以查询,其中不动产婚姻关系人的查询显示结果应以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节点为限。因为不动产法定继承人与不动产婚姻关系人作为核心的间接利害关系人,其与权利人名下的不动产可能会有利害关系,触及不动产权利将来或真正的归属问题,如不让其查询,则已侵害其知情权,或会导致其相关合法权益由此而未能得到切实保障,进而引发行政诉讼。

五、不动产利害关系人的利用服务原则

随着将来国家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逐步落实,加上因出现新的多样化的不动产登记主客体或会产生新的利害关系人及其新问题、新情况。为此,不动产统一登记机构对可能涉及利害关系人利用不动产登记资料时应遵循以下服务原则:

1. 合理原则。

对利害关系人的认定范围不应随意扩大,也不应刻意缩小,应限定在合法合理范围内。例如不直接涉及不动产物权的债权债务与其他合同纠纷、仲裁或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不能视为利害关系人。

2. 审慎原则。

既要满足利害关系人的利用需求,又要保护对应权利人的隐私。对相关身份证明、利害关系证明应审慎审核,防止欺诈与越权利用。

3. 保密原则。

不得涉及国家安全、军事以及其他保密信息。

摘要：<正>《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提供。《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规定: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涉及的利害关系人可以查询、复制不动产自然状况、权利人及其不动产查封、抵押、预告登记、异议登记等状况。《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四条规定:不动产登记资料包括不动产

利害关系人 篇2

廊坊市XX区人民法院：

廊坊市XX商贸有限公司向贵院申请如下票据的公示催告，已由贵院受理，案号为（2014）广民催字第X号。公示催告票据信息如下：

票据种类：银行承兑汇票

票号：313000512XXXXXXX

出票日期：2013年10月08日

票面金额：人民币50万元

出票人：廊坊市XXXX商贸有限公司

收款人：廊坊市XX商贸有限公司

汇票到期日：2014年04月07日

付款人：廊坊银行XXX支行

权利人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票据的合法持票人，合法持有上述票据原件，依法享有上述票据权利，是上述票据的利害关系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之规定，权利人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贵院依法申报权利，请贵院依法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通知付款人付款。

权利人：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灼见利害，善辨人言 篇3

明人刘基在他的《郁离子》一书中谈到了这个问题。他拿乌鸦和喜鹊来举例子，说大家都知道乌鸦和喜鹊的叫声和事情的吉凶本来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即使很聪明、很明了其中道理的人仍然不能免俗：听到乌鸦叫厌恶不已，听到喜鹊叫欣欣自喜。因此，人们常常虽深知“忠言”之忠，语重心长，却由于“逆耳”而厌弃，更谈不上听从；相反，明知“谀言”之“谀”，居心叵测，却往往被虚饰浮华的吹捧搞得迷惑犹豫。

此时，如果我们能静下心来，认真思考利害关系，对他人的言说加以辨别，趋利避害，择善而从，自然就不会落入“谀言”的陷阱。但刘基敏锐地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所面对的言说者，都会将“利害”作为陈说的工具，都会有理有据，言之凿凿，信誓旦旦，教我们趋近安宁，远离危险。他们的共同目的在于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并听从他们的意见；他们的区别在于，有些人真诚善意，忠心耿耿，有些人则虚伪阴险，别有用心。刘基揭示了辨言之难，更揭示了识人之难。

先哲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人品，不仅要学会“听其言”，更要学会“观其行”。天花乱坠的慷慨陈词不等于身体力行、埋头苦干，巧言令色的吹嘘追捧更不等于心悦诚服、亦步亦趋。更何况表里不一、左右逢源、翻云覆雨、阳奉阴违者，大有人在。

利害关系人 篇4

关键词:参与权;知情权;补偿机制

在城市规划中, 行政机关享有广泛的权力, 这种权利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而缺少制约, 因此容易侵犯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面对强大的行政权和国家的土地所有权, 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地位。

我国新颁布的《城乡规划法》健全了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 强调城市规划制定、实施全过程的公众参与, 将公众参与纳入规划制定和修改的程序, 提出了规划公开的原则规定, 确立了公众的知情权作为基本权利, 明确了公众表达意见的途径, 并对违反公众参与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罚。目前,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益有了一定的保护, 因此本文主要探讨我国《城乡规划法》对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

一、我国城市规划的现状

城市规划是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 是确保城市空间、土地资源和公共设施有效配置、利用的前提与基础。城市规划本质上是一种警察权力的行使, 其实施者是城市的政府, 因此城市规划属于行政权力。同时, 城市规划涉及的是整个城市的土地的利用, 建筑、街道或者其他设施的功能和形式等方面的建设措施, 不单单是对某一具体的事项或者具体的相对人行使的权力。因此, 城市规划是一种行政立法行为, 而不是具体行政行为。

城市规划作为行政规划的一种方式, 在我国以前主要体现在《城市规划法》中。城市规划往往直接或者间接的涉及公民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城市规划中涉及的相对方的权利, 包括财产上的权利和人身权, 财产上的权利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公共设施的经营权和其他财产性的权利。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包括其合法权益受行政许可决定直接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如何合理的安排公共利益与公民的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 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 我国《城市规划法》存在一定的缺陷, 因此我国城市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

《城市规划法》作为我国在城市规划和管理领域的第一部法律, 它的实施使我国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正式走上了有法可依、科学管理的轨道。但是我国《城市规划法》存在规划的调整和修编的随意性较大, 规划实施中对规划的改动和突破较为随意, 对规划编制、审批、调整等环节的监督检查不力等问题, 缺乏对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的法律救济, 具体如下:

(一) 利害关系人缺乏对整个规划的撤消请求权

因为城市规划并不是针对个别人制定的, 而是对多种利益协调衡量的结果, 通常情况下, 相对人只能情况撤消规划的一部分内容, 或者请求规划计划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二) 立法不完善

我国《城市规划法》没有规定补偿条款, 立法上的不完善导致城市规划中相对人的财产权受到损失后得不到真正的补偿。在城市规划中, 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相对人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等受到特别的损失时, 往往得不到适当的补偿。

(三) 缺少权力制约机制

在城市规划中, 行政主管部门拥有广泛的权力, 即享有准立法性质的规划权, 而且享有广泛的行政管理权以及准司法权, 即对城市规划争议的复议权。同时, 缺乏对城市规划主体违法行为的责任的规定, 虽然在城市规划法及各地制定的城市规划条例中, 都有法律责任的规定, 但这些法律主任主要是指相对人违反法律、法规而承担的法律责任, 对行政机关违法侵权责任的规定很少, 而且这些规定往往都不是直接针对行政机关, 而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纪律惩戒。

(四) 欠缺公众参与机制

城市规划是与城市居民权益相关的政府行为, 但在城市规划法中关于规划制定程序的规定没有将拟订的规划公开的要求, 也无公众参与的任何内容, 是我国《城市规划法》的一大缺陷, 使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将权力主体、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集于一身, 规划的朝令夕改, 一方面严重损害了城市规划法律的严肃性, 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主体对规划无所适从, 又没有适当的途径进行表达。因为在旧法中, 虽然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 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以及“城市规划经批准后,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但也仅给予了单位与个人的知情权与义务, 缺乏相关主体参与权的规划带来诸多社会问题, 影响社会稳定, 使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五) 欠缺对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条款

我国的《城市规划法》只规定了对行政处罚行为才可提出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而把其他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以外。

二、我国城市规划中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的完善

我国于2007年10月28日通过了《城乡规划法》, 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城市规划法》同时废止。

《城乡规划法》完善了旧法的不足, 规划的修改、监督及检查相比于旧法, 更为完善。旧法在某种程度上, 将权力主体、责任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集于一身, 严重损害了城市规划法律的严肃性, 而新法构建了公众参与制度, 直面民主监督程序, 公共利益优先, 同时保护合法私人权益, 做到了与《行政许可法》和《物权法》中体现的保护私权的基本精神相互衔接。总之, 我国《城乡规划法》完善了城市规划中利害关系人的法律救济。

(一) 参与权

在城市规划中, 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 可以使行政机关与规划利害关系人得到很好的沟通与合作。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了听证制度和听取专家的意见, 使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能够很好的参与到城市规划中, 能够很好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城市规划民主性、社会性强, 直接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依法应依听证程序实施。听证制度一般包括六个程序, 提交拟订的规划、征求意见、展示拟订的规划并公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举行听证会、展示规划的改动及听证的结束。

在展示拟订的规划并公告提出异议的期限中, 任何利害关系人, 均可以在展示之后一定期限以内以书面或者口头表达, 行政机关记录在案的方式, 向听证机关提出对规划的异议。在举行听证的阶段, 异议期届满, 听证机关应与规划拟订主体、受规划影响的行政机关以及提出异议的个人一起, 就针对规划按时提出的异议以及行政机关的表态召开听证会;听证机关也可以考虑逾期提出的异议。

总之, 听证制度涉及城市利害关系人、申请人的陈述、申辩、质证权的保护, 又涉及许可机关如何做出许可决定,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法定程序。

根据《城乡规划法》第26条规定:“城乡规划报送审批前, 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依法将城乡规划草案予以公告, 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公告的时间不得少于三十日。”第46条规定:“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组织编制机关, 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 并采取论证会、听证会或者其他方式征求公众意见。”在听证制度中, 规划拟订的主体和其他规划的事宜的相关的行政机关以及所有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之间能充分的发表意见, 为规划确定机关做出合法、合理的决定提供足够的信息, 能最大程度上避免行政机关的主观偏见, 从而充分的保护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完善补偿机制

行政相对人因信赖规划的存在而享有补偿或者赔偿请求权。相对人信赖利益的保护, 是指行政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做出一定的行为时, 由此所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随着对公民权利保护的日益加强, 我国也应该明确规划变更或者废除的信赖保护原则。对于公民基于对规划存在的合理信赖所造成的损失, 必须予以补偿或者赔偿, 补偿或者赔偿可以适用国家赔偿法的一般规定和原则。

《城乡规划法》第57条规定:“因撤销行政许可给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此外, 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在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后, 因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 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三) 增加对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

《城乡规划法》35条新增条款中, 20条是与监督检查有关的。新增的两个独立章节, 其中之一就是监督检查, 其中包括了上级行政部门对下级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全社会的公众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是全面的监督;人大监督的重点是规划的实施与修改;社会监督的重点是违反规划的行为。这些监督制约机制将对行政权力起到有效地制约作用。

(四) 建立完善的救济途径

我国《城乡规划法》完善了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加大了处罚力度。由对实施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责任追究, 到对违法行为批准实施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追究, 特别是对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 构成犯罪的,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对城乡规划编制单位未取得资质证书、以欺骗方式取得资质证书、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以及违反国家标准和规范编制城乡规划的违法行为, 设立了罚款、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等行政处罚, 并确立了损失赔偿责任。同时, 对违章建筑, 新法规定要限期拆除, 逾期不拆除的要予以没收, 并实施强制执行权。对单位或者个人的其他违法行为, 也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

(五) 知情权

《城市规划法》虽然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遵守城市规划的义务, 并有权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 以及“城市规划经批准后,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公布。”但给予了单位与个人的知情权与义务。我国《城乡规划法》第9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经依法批准并公布的城乡规划, 服从规划管理, 并有权就涉及其利害关系的建设活动是否符合规划的要求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查询。”第54条规定“监督检查情况和处理结果应当依法公开, 供公众查阅和监督。”这些相关规定, 赋予并保证了普通公众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1]、陈国刚.论城市规划与私有财产权保障[M].法律出版社, 2006.

[2]、姜明安.行政法程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利害关系人 篇5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新增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作为重要的案外人救济程序之一，制度本旨在打击虚假诉讼、避免第三人非因可归责于己的事由未能参加诉讼而受到不利生效判决的约束。该制度出现后，第三人撤销之诉收案量日渐增长，但因该制度意在撤销全部或部分生效判决判项，从维护判决既判力的角度出发，在案外人可以通过另诉或申请再审等救济途径主张权利的境况下，应尽量避免轻易启动该程序。故法院在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审查（即原告是否具有“第三人”资格方面）尤为慎重。

根据2017年1月至2018年2月公布的一巡案例的检索结果，其中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数量为12，为寻求更多个案样本，本文将检索范围扩大到同时期最高法院本部及其他巡回法庭，最终样本数量为87。87件案件中，有37件的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具备主体条件。这37件案件中，仅1件案件法院认为原告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6件案件的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其余30件案件，最高法院以原告不具备主体资格为由驳回起诉或者作出维持原审驳回起诉的裁定。可见，“第三人资格”系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本文即以此为切入口探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第三人”身份认定的规则。

一、认定“第三人”的法律依据及司法认定倾向性意见

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作为事后救济程序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其原告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依据与“事前”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一致，均为《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第一、二款。在37件案件中仅2件案件争议焦点涉及原告是否属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该类案件之所以数量稀少，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可能性：其一，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因其对诉讼标的享有独立的请求权，无论从实体要件还是形式要件，都易于审查判断，故对该类主体的判断鲜有争议；其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其对前诉诉讼标的享有实体请求权，其可以在前诉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诉讼，或者在前诉的执行阶段提起执行异议或案外人再审。因此，在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相对更为复杂的起诉条件下，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较少选择该救济路径。

因此，本文将讨论范围进一步限缩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根据统计样本，法院认定原告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案例仅有6件。大部分案例均采取了以下路径进行判断：识别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关键在于判断前诉处理结果与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取决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与第三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牵连性，前诉是否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者责任，若无，则不属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根据案例样本，在判断是否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时，法院有时简单以前诉不会导致第三人承担义务或责任为依据，进而认定原告不属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驳回起诉；抑或对于“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解释相对限缩，如不能证明有直接利害关系，则一概否认原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地位。可见，法院对于“事后”第三人的审查标准相较“事前”第三人的审查标准更为严格，实际上限缩了《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的适用。

本文认为，基于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实体判断更为谨慎系应有之义。但过分限缩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范围，导致《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第二款在不同案件中判断标准极为不一致，此种做法的合理性的确有待商榷。在不同案件中，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将主体条件认定要件与实体要件（有证据证明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部分或全部内容错误）、结果要件（错误的裁判内容损害原告的民事权益）、程序要件（原告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原案诉讼）、时间要件（自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6个月内起诉）、管辖要件（向作出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法院起诉）相结合，似乎更为妥当。

二、最高法院在两则典型个案中揭示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认定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年最高法院审理的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两个典型案例中，原告与前诉争议的法律关系并不存在牵连性，前诉的判决结果亦未使其承担任何义务，但是最高法院基于个案案情，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论证，极具参考价值。

案例1：抵押权人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案件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38号】 本案中，发包方顺康公司在案涉工程完工后，拒不向承包方永泰公司支付工程款。永泰公司向贵州高院提起诉讼，后双方达成调解，贵州高院以调解书的方式认可永泰公司债权及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小河农商行作为案涉商场的抵押权人，认为调解书侵害其合法权益，诉请撤销。贵州高院一审认为小河农商行对永泰公司与顺康公司之间所争议的诉讼标的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没有独立请求权，小河农商行亦不负有返还或者赔偿义务，不具备第三人身份，裁定驳回起诉。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是法定优先权，该权利一旦确定，当然优先于银行的抵押权，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指向同一标的物，且该标的物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清偿工程欠款和抵押权所担保的主债权时，抵押权人的权益必然会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有无以及范围的大小而受到影响。从现有的证据材料看，57号调解书的执行标的物有三套房屋，其中，在两套房屋上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该三套房屋在57号调解书执行过程中三次流拍，后小河农商行设有抵押权的两套房屋一套被变卖，一套直接作价抵偿给永泰公司，而从剩余抵押物的评估价来看，尚不足以清偿小河农商行的全部债权，因此，小河农商行对于57号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57号调解书存在错误，通过当事人约定的方式随意扩大法定优先受偿权的范围，将直接损害小河农商行的抵押权。本案中，一审法院仅以“无牵连性”及“未承担责任”为由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最高法院对抵押人在建筑工程纠纷中的利益做了更深入、精细的论证，认为因前诉确定的建筑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范围，将影响抵押权人最终可变现的抵押价值，对抵押人最终可实现的债权范围有影响，简单否认第三人资格并不合适。最高法院在审理（2016）最高法民终193号案件时亦肯定了抵押权人具有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主体资格。

由此推而论之：在其他具有优先顺位权利的案件中，尽管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对该案件诉讼标的并无独立请求权，其也未承担任何责任，但是具有优先顺位的权利一旦确立，必然会影响在后顺位的权利人的权利实现，因此在后顺位的权利人属于对前诉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

案例2：股东与公司的对外诉讼案件处理结果存在间接利害关系【（2017）最高法民终63号，载于2018年第3期《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在一巡审理该案中，天通公司和博超公司合作开发某酒店，前诉中确认该酒店的房屋所有权归天通公司所有。博超公司的股东认为前诉侵害了博超公司财产权益，直接侵害了股东的重大决策权及其对公司的资产收益权，其与前诉判决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海南高院一审认为前诉并未判决股东承担民事责任和义务，故其对前诉处理结果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具有第三人资格，驳回起诉。

一巡认为：股东和公司之间系天然的利益共同体。公司股东对公司财产享有资产收益权，公司的对外交易活动、民事诉讼的胜败结果一般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产情况，从而间接影响到股东的收益权利。从这个角度看，股东与公司进行的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具有法律上的间接利害关系。

虽然本案中，一巡最终以“由于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具有一致性，公司对外活动应推定为股东整体意志的体现，公司在诉讼活动中的主张也应认定其代表股东的整体利益。虽然公司诉讼的处理结果会间接影响到股东的利益，但股东的利益和意见已经在诉讼过程中由公司所代表和表达，则不应再追加股东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为由否认了股东第三人资格，但其在本案中揭示的“间接利害关系”认定规则对于“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三、争鸣：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审查是否应适当放宽标准

不同案件对第三人撤销之诉主体条件尺度把握不一是由于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存在不同理解。我们认为应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设定的目的出发考虑应采用何种理解。我国之所以选择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救济途径，最初之意是为受虚假诉讼、恶意诉讼侵害的案外人提供救济。但是因实践中，生效判决可能会对当事人之外的主体发生约束力，使得权益受损的案外人难以通过另诉获得救济。因此，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已发展为，为那些在前诉中没有获得程序保障的主体，提供事后程序保障。如果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进行限缩性解释，显然不利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程序应保持一样的认定标准，甚至应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中适当放宽。

理论上讲，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包括被告型第三人和辅助型第三人，要求第三人与案件的法律关系有关联，且判决第三人承担责任通常指的是被告型第三人，在判断辅助型第三人时，宜采用广义解释，即前诉裁判的理由和裁判结果有影响第三人的法律地位或损害其民事权益之虞的，均认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龙翼飞、杨建文，《法学家》2009年第4期】。如“一房二卖”案件中，一旦前诉中的买受人获得有利于己的判决，就有可能使其他买受人丧失向出卖人主张合同继续履行以及交付房屋的权利。这意味着前诉的处理结果将导致另一买受人行权出现障碍，此时应当认为前诉对另一买受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最高法院认为只要案件处理结果影响到第三人的利益的，即可以认定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参见：《最高人民法院理解与适用》，沈德咏，人民法院出版社】。可见，最高法院的态度应是赞同判断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主体条件应采用比较宽松的审查规则。因此，本文认为，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原告资格时，应将重心放在审查该当事人是否“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而对该当事人是否属于“第五十六条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尤其是判断是否“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不妨适当放松审查标准，如此，方能使未能参与前诉而权益遭受侵害的当事人，避免因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条件过于严苛，从而无法获得程序救济。

司法实务中，多数案件对第三人的判断仍坚持着严苛的审查规则。律师代理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时，往往浓墨重彩地论述“权益受损”要件，对“第三人”身份的重视不足。而案例分析结果显示，法院往往最容易以原告不具备“第三人”（尤其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身份资格为由驳回起诉，在代理中，应尤其注意提交相应的证据及理论依据，夯实第三人身份，避免被挡在救济程序的第一道门之外。

“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 篇6

它没有辜负这个形容词。这位老师在致辞里频频借用了网络流行笑话，譬如“生活就像新闻联播，不是你换台就能逃避的”，“人生就像高压锅，压力太大自己就熟了”。

大学毕业致辞走入公众关注视野，似乎始于2010年，“根叔”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在毕业典礼上，那篇充满了网络热词的致辞发言，不仅在典礼上赢得掌声，还迅速成为众多大学校长与老师们竞相模仿的范本，以至于后来有了批评的声音：“新的官话和套话”。

人们努力想从这些“校长如是说”中，窥视一个国家的大学形象。而这个中国百年来的大学之道，也多少隐藏在这些致辞的背后。

张伯苓、胡适、竺可桢曾如是说

1907年3月13日，时为光绪三十三年，京师大学堂招收的第一批速成科学生毕业。

据记载，这一天上午10点举行毕业典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率领全体师生向“万岁牌”行三跪九叩礼；接着，又向“圣人位”行三跪九叩礼；继由教习代表、毕业生代表发言，颂赞大学堂功绩。

教习代表和毕业生代表究竟说了什么，至今以难以查证。不过总监督张亨嘉在1904年就职时的演说却流传至今，只有一句话，14个字：“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1917年10月，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面对毕业生说：“今日正诸生立志之时，无论各具何长，要皆能发扬倡大，以备国家干城之选……临别忠言，语短情长，听之择之，是在诸生矣。”

这篇简短的演说，被台下一位年轻人认真抄录下来，名之为“校长训词”，此人正是周恩来。

1932年，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在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他警告毕业生们，走入社会之后要提防两种堕落：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

胡适赠予毕业生三条药方，称“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能做个防身的锦囊”。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胡适说：“ 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看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

第三个方子，还是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另一位发表过著名毕业演讲的学者是竺可桢。他于1936年至1949年期间，共担任了13年的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45年，第18届浙大毕业典礼上，竺可桢发表了这篇名为《大学生之责任》的演说：

“诸位来宾，同仁，同学：在现代世界你们得认清三点：知先后；明公私；辨是非。浙大过去的校训是‘求是’。我们应该只知是非，不管利害。”

充满革命话语的致辞年代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大学校长们的毕业致辞进入了一个充满革命话语的年代。

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校长郭沫若对学生致辞说：“本校值得夸耀的是，在1600名同学中，党团员占84%……我们希望全体同学都能成为党团员，随着年龄和思想的成长都成为党员，使我们的学校成为百分之百的党校。”

而同时期的香港，1957年7月，新亚书院第六届毕业典礼上，书院创办者钱穆的致辞引用了三句俗语：一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勉励学生“一天在职位上，就当牢守一天的岗位，尽量把事情干好”；二是“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人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告诫学生要尽责任，勿推诿；三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因为“人人都把自己门前的雪扫清了，就会打开一条四通八达的大路，对人人都有利益。”

“我们当知，社会不好，责任在我……我们亦当知道，如果我们尽责任，力求上进，那么社会也就决不会让我们永远吃亏。要紧的是我们当抱赤子之心，以迎接一切……光明是从我们每个人的眼中发出去的。”钱穆先生如是说。

法学院教授打破了沉闷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大陆的校长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会说话，也少有青年学子在听到演讲之后，会认真抄录下来，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他们习惯于“丹桂飘香”、“桃李芬芳”的套话，习惯在致辞中复述学校的发展和成绩，并声明这些成就跟领导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们鼓励毕业生的语言，也往往是千篇一律的“今日你以××为荣，明日××以你为荣”如同许多工厂写在墙上的标语。

来自法学院的教授成为打破这种沉闷的先行者。这并非没有原因：法律须辩论，所以他们口才一般不坏；法学典籍又往往追溯到希腊罗马，有讲演的传统。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从2001年到2010年，他担任了10年院长，其每一届毕业致辞，都在北大学生中以及网络上广为流传。

致辞中，朱苏力会提到一个学生在四年里的变化，从胖乎乎变得亭亭玉立，会用诗意的语言描述大学校园的记忆，他会引用《论语》、《老子》、桑德斯和涂尔干的著作，也会引用电影《天下无贼》的台词，而最终，他总是要谈到大学之道。

最近几十年里，中国大陆的校长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会说话，也少有青年学子在听到演讲之后，会认真抄录下来，作为一生的座右铭。

一段2004年的毕业致辞是这样的：“你将为之服务、将捍卫其权利的，最终说来，就是他们，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正义。那个在你的教科书中常常出现的神圣化的‘人民’，说具体点，就是他们，就是像你父母这样的一些人一些看起来不那么成功有过挫折的人，一些聪明、才华、运气都不如你的人……而且，多少年后，你还可能发现，你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朕想，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

朱苏力卸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那一年，人们发现了“根叔”。之后，“根叔体”便在大学毕业典礼上泛滥。

2012年，浙江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副教授高艳东甚至模仿了电视剧《甄嬛传》里的台词：“朕私下想，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众爱卿均是高帅富，众爱妃均是白富美。但是，请你们记住：事业有成的、当领导的，往往都是矮挫穷我们的领导除外。因为，法律只评价客观行为，而不关心主体形象。”

校长们和教授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拉进与学生的距离，事实上他们也做到了。但是这样的娱乐，也显示出平日与学生疏离的校长们，试图亲近年轻人时的一种矫枉过正。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主任林维教授在今年毕业晚会上的致辞，也许更符合人们对大学的庄重想象：“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法律，确保它们能够得到严格遵守，这是每一个法律人的责任……各位同学并不一定都去从事司法工作，但是我们希望能给你们一个这样的专业烙印，我们要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严肃认真地信仰法律，对待规则，重视公平和正义。”

利害关系人 篇7

当股东大会的表决议题与某一或者某些股东 (尤其是控股股东) 之间存在利害关系时, 这类股东 (或其代理人) 则不能以其所持有表决权参与投票表决, 这一制度被称为表决权回避制度。表决权回避制度首创于德国1897年商法。随后许多国家法律也都对这一制度有或类似或创新的规定。虽然同样是排除表决权, 但表决权回避制度, 与优先股、或公司自持股份、以及法定限额以上的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不同。前者的表决权是相对的、暂时的被排除, 当此类股东与股东大会所讨论的决议事项之间不再存在特别利害关系时, 该等股份又会同一般股份一样享有表决权, 也就是表决权得到恢复。而后者不具有表决权, 则是该类股份自始的、绝对的、永久的不具备表决权, 其所代表的表决权数在股东大会讨论任何事项时都不应计算。

一、关于利害关系的判断

(1) 判断利害关系事项

在股东大会决议权限的范围内, 如何从本质上区分何等事项属于表决权回避制度所述的应当回避的“利害关系事项”, 在公司法学界中主要存在如下几种学说, 即个人法说、特别利害关系说、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说, 其中以个人法说为主流观点。个人法说主要存在于德国和日本的学界, 个人法说对于利害关系事项的判断主要依据该股东会决议事项是属于个人法行还是与团体法行为, 对于个人法行为适用表决权回避制度, 而团体法行为则否。那么又应当如何区分个人法行为与团体法行为呢?这其中又存在着众多不同观点。现行理论主要认为两种行为的区分标准应当按照该股东就某一行为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或遭受的损失与他的股东资格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作为准则。如某一股东就某一行为获得的利益或损失与他的股东资格存在必然联系的, 则此行为应属于团体法行为, 并不适用表决权回避制度, 譬如公司就某些经营决策进行的决议、公司就股利分配方法的决议等。如某一股东就某一行为所能够得到的利益或遭受的损失并非必然的与他的股东资格存在联系, 那么该行为便属于为个人法行为, 应适用表决权回避制度, 譬如批准公司与股东交易的决议、免除股东责任的决议等。笔者赞同这种观点。

(2) 判断利害关系人

在股东大会对利害关系事项进行决议时, 应当排除表决权的股东范围, 则属于如何判断表决权回避制度中“利害关系人”的问题。现行的各国立法中, 一般仅体现了直接利害关系人 (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适用表决权回避, 即不得行使表决权。但是对于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表决权是否需要排除以及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均没有规定, 在法律实践中这类间接利害关系人的表决权是否需要排除一般也通过判例或者学理解释来解决的。

(3) 利害关系判断的误区

在对利害关系进行判断时, 往往仅从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 这种判断虽然直接、简便, 但过于片面, 容易造成控股股东为经济以外利益——情感利益——而作出不利于公司, 不利于中小股东的表决。对于“经济人”来讲, 有利益是永远胜于无利益的, 无论利益的大小、种类。所以, 情感利益也会影响股东的决定, 也应作为利害关系的内容也应考虑进去。这一点在公司董事、监事选举中表现最为突出。控股股东选举董事时, 不仅会考虑到其对公司运营的控制, 往往还会考虑个的社会关系, 将自己的亲戚、朋友推到公司管理人员的位置。尤其是我国上市公司多为国企改制而来, 其内部关系网十分复杂, 各管理人员往往不是应聘而来, 而是直接指派, 这也是我国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一个通病。此时, 对于股东与董事、监事、经理等管理人员的关系也应是利害关系事项审查的重点内容。

二、我国公司法中建立表决权回避制度的必要性

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 其职权范围内所决议的事项是通过表决权多数原则决定的。但目前我国的股东大会表决机制仅流于形式, 无法实现真正民主。控股股东在选举罢免董事、修改公司章程、处分少数股东权益、处置公司资产等方面, 往往具有决定权, 因此, 股东大会此时往往是按照控股股东的意愿行事, 并成为控股股东转移上市公司利益的工具。控股股东利用其在公司中的控制地位或对公司的影响力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事情也常有发生。

因股东大会一票一权表决方式, 使得中小股东根本在股东大会上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更无对抗制控股股东的行为。限制控股股东在利害关系事项上的表决权, 确保股东大会决议的合理公正, 从而使公司利益, 非控股股东利益遭致不当侵害, 是我国公司法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表决权回避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十分必要。

从立法规定看来, 凡与股东大会所决议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不得行使表决权, 不论其所持股份的多少。但是, 在现时经济往来中, 往往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才能够与公司发生利害往来并可能损害公司利益, 中小股东即使存在与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事项, 基于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 中小股东所持有的较低的股份比例难以控制决议通过, 也就是说, 即使在股东大会中不适用表决权回避制度, 也不会使表决结果有失公允。故表决权回避制度在本质上, 主要目的是控制控股股东滥用控股地位, 以保护公司利益和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表决权回避制度的功能, 具体而言主要在于:

首先, 表决权回避制度是对一种人为侵害的事先预防措施, 该制度的功能在于最大程度的避免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利用其控股优势, 为自身利益损害公司利益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其次, 表决权回避制度是一种程序规则。基于股东大会行使职权的方式以及控股股东的绝对控制地位, 使得控股股东除法律义务外, 还能承担对公司的诚信义务, 包括对其他中小股东的诚信义务, 表决权回避制度便是对此种诚信义务的落地, 使得此种道德义务得到成为具体可操作的规则。就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具体而言, 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均认为其基本要求便是, 当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时, 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职能机关, 应当以公司的利益为出发点, 股东行使表决权时不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置而损害公司利益或其他中小股东利益。控股股东的诚信义务, 如果仅作为道德层面的义务, 靠股东的理念遵守, 或者虽然在法律条文中明确却仅仅是某种宣言式的概括表述, 而没有一种具体的可操作的规则, 那么这种义务几乎是无法实现与遵守的。所以, 建立规范控股股东对公司、其他中小股东的行为的制度以及规则程序, 并通过程序正义进而实现实质正义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在英美国家, 目前也出现了“对于忠实义务的规则由过去的绝对禁止性规定向程序化规制”的趋势。

再者, 表决权回避制度是一种既能限制控股股东侵害公司利益与其他中小股东利益, 又能维护控股股东行使正当权利的制度。在常规的经济活动中, 控股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某些交易往来, 是一种正常商业现象, 并不需要禁止, 此种交易也不一定就会带来对公司利益的侵权, 侵害风险的存在只是一种可能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交易事项中存在利益冲突, 但公司与其他股东依然可以从交易中受惠。所以, 控股股东需要遵守诚信义务, 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冲突的交易不得存在, 只是要求此种交易是公正的, 控股股东不会有意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将控股股东的表决权排除, 而由其他无利害关系的理性的股东对此类交易进行综合考虑与决议, 可以制止不公正的交易, 放行公正客观的交易。

参考文献

[1]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71

[2]刘俊海.《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7.164

利害关系人 篇8

对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行为与公证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遭受损失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 也是公证损害责任纠纷实践中经常争议的焦点之一。实践中, 有一些法院在判决中认为, 公证机构办理公证、出具公证书只是一种证明行为, 并不必然导致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经济损失, 与这些损失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往往是公证另一方当事人的违约或侵权行为。作者认为, 这样的论述是缺乏说服力的, 如果仅仅认为公证机关是证明机构、证明行为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加害后果, 那么要追究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公证赔偿责任会变得非常困难, 这与公证赔偿责任制度目的和公证制度功能特点是不相符的。因此, 在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存在过错的前提下, 厘清其行为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所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 对于认定公证机构应否承担公证责任、承担公证责任的比例等问题意义重大。

一、因果关系的内涵

从文面或哲学意义来理解, 因果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前因后果的关联性, (1) 亦即原因与结果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2) 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现象发生, 前者是因, 后者为果, 这种原因引起结果的关系便是因果关系。

从民法或者侵权行为法的角度来理解, 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3) 违法行为引起损害事实, 它们之间的关系便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在现代民法中, 有学者认为以违法行为作为损害事实的原因已经不能包括所有的归责模式, 因此“因果关系只是确定责任的一个条件, 查找因果关系的目的不在于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法, 而在于确定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 (4) 进而认为因果关系应当是行为人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人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关系。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

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一个难点, 代表性的学说有相当因果关系说、可预见性标准说和危险标准说等。 (5) 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对因果关系的认定作明确规定, 《侵权行为法》第二章“责任构成和责任方式”中, 只是规定了“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仔细分析这条一般被认为是过错归责原则规定的条款, 能够从中拆解出“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行为人有侵害行为”、“他人的民事权益是行为人侵害的”这样几点含义, 因此也是可以认为在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下, 一般情形下侵权责任的承担需要有侵害行为、过错、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这样几个构成要件的。

根据行为的性质, 因果关系还可以分为作为因果关系和不作为因果关系, 而行为主体的行为性质被认定为不作为的前提是其存在作为义务。在不作为因果关系中, 造成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往往不是不作为行为, 而是他人的作为行为或受损害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对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思路是如果判断义务人尽到了作为义务, 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 那么不作为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即一种阻果性的因果关系。

综上, 我国法律对侵权行为领域因果关系的认定没有明确规定, 国内外学界对该问题的观点也不一致, 实践中采用的标准并不统一。这种情形确实为对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增加了困难与不确定性。

三、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

如上文所述, 对该问题的认定并不容易, 作者认为既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因果关系指的是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行为与原告遭受的损害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 首先可以通过对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 将公证损害责任纠纷中涉及的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行为和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事实作以归纳。至于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行为是否是违法行为, 一方面作者认为这确实不是认定因果关系时适宜作出的评价, 因为这样会使问题复杂化;另一方面因为公证赔偿责任属于过错责任, 适用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因此这一问题的讨论并不显得十分有必要性。所以作者只是简单地使用“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行为”的称谓。

(一) 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行为

根据《公证法》和相关规章的规定将公证员的行为大致区分为禁为行为和应为行为。其中禁为行为主要包括: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毁损、篡改公证文书或者公证档案;泄露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等。应为行为主要包括:告知当事人申请公证事项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审查当事人的身份、申请办理该项公证的资格以及相应的权利;审查提供的证明材料是否真实、合法、充分;审查申请公证的事项是否真实、合法等。

(二) 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事实

结合公证赔偿责任案例, 原告在公证损害责任纠纷诉讼中主张的损害事实主要包括:公证书被撤销, 公证书中所载权利内容 (如债权、担保权、继承权) 无法实现;公证书非本人办理, 其合法权益受损;公证书记载的事项不真实, 其合法权益受损;为证明公证书所载内容不真实等支出了鉴定费用等。

作者认为, 认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行为与原告所遭受的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根据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的行为有作为是作为性质还是不作为性质有不同判断方式。在行为性质是作为的情形下, 如果没即不会有损害, 则因果关系成立, 即“无A无B”的逻辑推理;在行为性质是不作为的情形下, 如果作为即不会有损害, 则因果关系也成立, 即“有A无B”的逻辑推理。至于对没有作为即不会有损害、如果作为即不会有损害的判断, 作者认为法院应当在分析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从因果关系的哲学意义角度作出决定, 即将因果关系看作一种客观联系即可。例如在这样一个背景情形下:

原告丢失了身份证、户口簿、房产证等证件。案外人甲持这些证件, 找人冒充原告, 一同去公证处作了委托公证, 证明“原告”委托甲对其房产进行处分。随后甲将房屋出售给乙, 并将所得的房款挥霍一空。原告起诉公证处要求赔偿。

对这个假设案件中的因果关系作如下分析。

(A) 公证处没有审查出当事人的真实身份。 (行为)

(B) 原告的房产遭受损失。 (损害事实)

根据对事实的了解, 如果公证处审查出了当事人的真实身份, 则就不会出具委托公证书, 原告的房产也不会遭受损失, 即“无A无B”的逻辑关系成立, 因此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作者认为, 这样判断因果关系的成立, 思路比较清晰、标准相对统一。至于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前提下, 公证处是否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则还要分析构成侵权责任的其他要件是否成立。具体到上面这个假设案例中, 需要审查公证处在对当事人的身份进行核实时, 是否存在过错。

作者这里没有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可预见性标准说等观点作为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标准, 因为作者认为:无论是集中精力考虑公证处的行为是不是造成原告损失的直接原因, 还是考虑公证处对其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能不能够合理预见等, 都含有想要“一步到位”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思想, 从而使得因果关系认定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所以, 作者支持这样一种主张:“判断因果关系的存在仅以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为已足, 无必要确定法律上因果关系的存在。”只要传统的侵权责任四要件构成说还在适用, 这样的做法就不会使公证赔偿责任范围不当扩大, 也没有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公证活动相关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最新司法解释精神相违背。至于有学者提出因果关系与过错的竞合等问题, 其实已经模糊了四要件说的要件构成, 从而使得因果关系这个本就困扰侵权行为法多年的问题日益复杂化。作者认为, 这对于确定相对统一的司法实践标准是不利的。

注释

11 唐烈英.因果关系中条件与原因的关系探讨[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 2:81.

22 维之.论因果关系的定义[J].青海社会科学, 2001 (1) :117.

33 王利明.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探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2 (2) :80.

44 王利明.民法中的因果关系问题探讨[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92 (2) :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