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指标体系（共12篇）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1
很多学者已对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开发进行了研究,但多数属于一般性问题的研究,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是国际化人才,其要素有哪些,评价标准是什么等根本性问题没有涉及。笔者通过国际化旅游人才内涵研究,分析国际化旅游人才的主要特征,对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进行选择,构建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提出国际化旅游人才培养的建议。
1 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内涵和特征分析
1.1 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内涵
许多学者对国际化旅游人才进行过比较精辟的论述,但尚未形成统一定义。李志刚认为国际化旅游人才应在跨国环境中,熟悉、尊重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通晓国际旅游基本规则和惯例,具有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1]赖燕波认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旅游人才应该具备良好的身心素质,系统地掌握国际文化知识、商务知识,具有较强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能力。[2]任丽萍等人将涉外旅游人才定义为在竞争激烈的国际旅游服务市场中具有旅游业国际管理水平、熟悉国际旅游行规和操作模式的复合型旅游人才。[3]
根据上述国际化人才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国际化旅游人才指的是具有国际化视野和胸怀,熟悉国际旅游惯例和规则,具有一定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和创新能力,且熟练掌握旅游国际化知识和技能的一种复合型人才。
1.2 国际化旅游人才的特征
1.2.1 知识特征
作为国际化旅游人才,首先应具备扎实的旅游专业知识,了解旅游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趋势,懂得旅游学的基本原理,善于运用旅游专业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即所掌握或储备一定量与旅游业紧密相关知识。除了数量上的要求,与非国际化旅游人才相比,国际化旅游人才有知识的结构与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国际化旅游人才既要熟悉专业领域内的知识,又要掌握专业外的相关知识;既要有精深扎实的专业知识,又要具有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既要掌握国际化的知识,又要掌握本土化的知识。
1.2.2 技能特征
具备较强跨文化沟通能力是国际化人才的显著特征。国际交流的任何环节都需要良好的沟通作为前提,而语言交流是这个前提的前提,因此国际化旅游人才应具有良好的国际语言的能力。在信息时代,国际化旅游人才还应具备从全球海量信息中筛选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并能熟练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其进行有效地加工处理的能力。同时,国际化旅游人才还需具备一般旅游人才所需的专业服务技能,能胜任岗位对旅游人才的一般专业要求。
1.2.3 心理特征
国际环境的风云际变,与国内环境相比,国际环境更具不确定性,因此,国际化旅游人才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适应能力,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国家、任何不确定环境下正常开展工作;在国际环境中,多元文化的冲突是一种常态,国际化旅游人才要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要对多元化有一定的忍耐度,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和适应能力。这就要求国际化旅游人才应具备超出常人的心理素质,具有迎接挑战和战胜挑战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2 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1 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评价国际化旅游人才的指标众多,要科学全面地评价国际化旅游人才,指标的选择必须遵循便捷性、明确性、系统性、代表性等原则。
2.1.1 便捷性原则
由于国际化旅游人才的评价还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统计资料非常少。在缺乏数据的情况下,很难对一个事物做出正确全面的评价。因此,在选择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时,我们事先应充分考虑数据采集的便捷性。
2.1.2 明确性原则
由于国际化旅游人才内涵和外延均具有丰富的内容,很多方面不能完全依据定量的指标准确地得以反映,为全面反应国际化旅游人才的特征,必须采用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的评价方法。由于很多难以量化,仅依靠评价者的主观判断进行评判,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科学性和客观性很难得到保证。因此,进行评价时,应尽量把定性指标转化定量指标,以便于界定评价指标的范围,明确其内涵,增强指标可操作性。
2.1.3 系统性原则
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众多,各指标之间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指标数量的多少及其体系结构形成必须以系统优化为原则,即以较少的指标全面系统地反映旅游人才国际化程度,既要避免指标体系过于庞杂,又避免因素单一,不能全面反映评价对象的内涵。
2.1.4 代表性原则
为了使评价系统简洁有效,以较少的指标较为准确地反映国际化旅游人才的特征,我们需要对其指标进行筛选,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达到既降低指标的数量和复杂性,又不降低评价的有效性的目的。
2.2 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的具体选择
根据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内涵、特征及其上述评价指标的选择原则,笔者选取知识、能力、素质、技能四个一级指标。其中知识水平下面分解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2个二级指标,能力水平下面分解出知识整合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管理协调能力、计划组织能力、国际交流能力5个二级指标,素质水平下面分解出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创新竞争意识3个二级指标,技能水平下分解出信息技能、专业技能、沟通技能3个二级指标。
2.2.1 知识水平
国际化旅游人才应该具备一定知识储备和良好知识结构,因此,知识储备和结构是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必要条件。知识水平可用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2个二级指标衡量。基础知识指为顺利从事国际旅游实践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知识,包括国际风土人情、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旅游服务规则和技术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一般性知识;专业知识指旅游专业的相关知识,如旅游资源学、旅游心理学、旅游营销学等方面的知识。
2.2.2 能力水平
国际化旅游人才必须具备知识整合、知识转化、管理协调、计划组织和国际交往等能力。知识整合能力指运用知识创造价值的能力。[4]知识转化能力就是运用理论知识在实践环境中,把知识转化为科学技术等,并将这种转化运用于实践的能力。管理协调能力指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各种方法、技巧,使各个部分整合起来,形成系统,达到目标,取得组织绩效的一种能力。计划组织能力指能预先系统地对行动方向、内容和方式进行安排并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把各种力量合理地组织和有效地协调起来以达到有效实现目标的能力。国际交往能力是指在国际交往中充分沟通彼此思想,妥善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2.2.3 素质水平
素质是指个人的才智、能力和内在涵养。素质水平可以通过人文素质、专业素质和创新竞争意识等3个二级指标进行衡量。人文素质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品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专业素质主要包括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专业技能、全面的业务能力等三个方面。创新竞争意识指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的对创新和竞争的价值性的一种认识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对待创新和竞争的态度。
2.2.4 技能水平
技能是通过练习获得的能完成一定任务的动作系统。国际化旅游人才所需技能可分为信息技能、专业技能和沟通技能等3方面。信息技能是指国际化旅游人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收集、整理、使用信息的能力。专业技能是指从事旅游行业所需掌握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沟通技能是指能使用国际语言与国际单位或个人进行有效地沟通,以达到预期目标的能力。
2.3 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上述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的知识、能力、素质、技能四个一级指标,再结合旅游人才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笔者构建了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3 结论
通过对国际化旅游人才内涵和特征分析,笔者从4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构建了国际化旅游人才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该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指标,可以对旅游人才的国际化程度做出初步的评价,同时也为国际化旅游人才的培养提供方向。
参考文献
[1]李志刚.旅游产业国际化进程中的人才战略思考[J].江苏商论,2008(6):95-97.
[2]赖燕波.国际化背景下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对策[J].科技信息,2010,29(10):574-575.
[3]任丽萍,何乔锁,刘维英.我国涉外旅游人才开发模式国际化趋势研究[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8):88-93.
[4]谢洪明,吴溯,王现彪.知识整合能力、效果与技术创新[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8):88-93.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2
作者：陈汝东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01期 [摘要] 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发展成就了一个全球话语场。既有国际话语秩序中主导者话语权的衰弱和新兴话语主体的崛起，正在演绎一个新的全球话语秩序。中国正力图成为亚洲区域话语秩序的建构者和全球话语新秩序的主导者。文化冲突与融合中的全球话语体系建构已成为全球传播现实和话语学研究的双重命题。霸权与和平的对立，文明与文化的对抗，以及民族与普世、官方与民间、区域与全球等冲突，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威胁。话语主体和话语机会的平等性、话语权利的自由性、话语空间的开放性、话语文化的包容性等，是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条件和保障。全球修辞是全球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和平手段。“礼”、“仁”、“忠”、“信”、“兼爱”、“非攻”等中国古典智慧，是建构全球话语体系、解决全球文化冲突、实现文化融合与区域和平发展的重要策略。
discourse，official discourse and folk discourse are great threats to the building of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equality，freedom，openness，tolerance，benevolence of speech is the safeguard and important conditions of building a global discourse system.近十年来，话语学研究在中国如火如荼，话语已经成为一个跨越诸多学科的通用词汇。最近几年，“国家话语”、“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更是超越了学术范畴，进入政治、文化领域，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所谓“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1]；而“国家话语体系”则“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学术、外交、贸易等实力的媒介表达形态，是一个国家作为话语主体在国内外乃至全球行使国家主权、进行国家传播的行为系统”。“它也是国家意识、国家意志、国家价值观、国家追求、国家梦想在全球舞台上的综合展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文明的载体和重要表达方式系统，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在话语学层面上的再阐释。”陈汝东《提高国家传播能力，建构国家话语体系》，中共中央党校六部委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第55、56期）征文，获一等奖，修改稿即将发表于《江淮论坛》2015年第2期。
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正在形成，“全球话语”、“全球话语体系”也正在成为现实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双重选择。我们此前所提出的“全球修辞”和“全球修辞学”概念
[2]将成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途径。目前来看，这两个范畴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学术热点。为此，我们力图进一步廓清“全球话语体系”所提出的国际环境、面临的挑战及其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提出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途径与策略。
一、文化冲突： 国际话语的新走向
导致上述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新的国际联盟和国际经济体的形成等加剧了国际竞争。第二，随着国际产业和金融体系的调整、整合，以及贸易体系的发展、变革，资源竞争日趋激烈，利益冲突更加敏感。第三，政府、民间等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宗教差异以及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突显，产生摩擦、碰撞的概率增大。第四，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激化，并引发冲突，各种国际势力趁机渗透并参与角逐，进而向国际扩散、转移，国际、国内话语场纠葛在一起。第五，数字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全球传播体系的逐步形成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互联网传播速度更加快捷，一旦事情发生，便很快实现全球传播，实现网络与现实的同步化、一体化。
当然，辱华言论主要还是源于最近几十年中国的崛起。首先，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大大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大为增强。世界对中国贫穷积弱形象的转变不适应，某些西方国家对一个强大的中国感到不舒服、担忧乃至恐惧。其次，中国的对外商品、劳力、资本、技术输出挤占了国际市场，本土利益群体认为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比如在中国的海外农业投资上就存在“土地掠夺”、“扩张”、“零和”与“双赢”等争议[6]。第三，中国面对贸易摩擦及领土、领海争端等的态度，不再像从前那样平和、隐忍乃至“委曲求全”，在国家核心利益面前不再退让，而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第四，中国的国民面貌焕然一新，他们走出国门，“抢滩各国，购买世界”。第五，中国的国际文化空间拓展战略，比如孔子学院计划等阻击、挤压了强势国家的语言、文化、科技等新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全球的既有空间。此外，一些霸权国家的惯常做法受到了质疑和挑战。比如，2014年8月19日，某国海军侦察机飞抵海南岛以东附近空域侦察，中国海军航空兵战机进行例行性识别查证，但这却遭到
了对方的指责[7]。当然，这种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对此，中国记者质问该国国务院发言人：“如果中国把战机飞到夏威夷，你可以接受吗？”对方以“不想多说”搪塞[8]。大概不是不想回应，而是道理上站不住脚。因为该国对此霸道做法已当成了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对受到挑战不舒服，觉得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因此说，在新的全球话语体系中，世界对中国的新地位、新角色、新做法需要再认识，需要积极适应，允许中国拥有新的角色、新的话语权。
2013年7月，美国前情报部门官员斯诺登所揭秘的“棱镜门”事件，则是霸权主义国家侵害世界各国的罪证[9]。美国不仅监听本国的国民，而且监听全世界，其中也包括德国、土耳其等盟友及其国家领导人[10]。美国惯常以批评他国的人权、网络黑客攻击为乐，但在此事件中，美国人自曝家丑，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丧失了国际正义的道德制高点。美国的监听行为引发的不仅是文化冲突，更是霸权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冲突、民族主义话语与普世话语之间的冲突。斯诺登所进行的显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世界和平话语与全球霸权话语之间的战争，是国家正义和国际正义之间的角力。
显然，无论是政治对立，还是领土争端，乃至文化的对抗和冲突，最终都会反映到话语层面，都需要通过话语和媒介进行，而所有冲突最终都要诉诸文化来解决。因此，探讨当今国际冲突中的话语形态、话语主体、话语方式以及各国的话语策略，研讨全球话语体系的内涵、外延以及区域话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成因和面临的挑战，对解决国际文化对立与冲突，谋划全球话语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化融合： 全球话语体系建构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全球传播冲突中，有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历史冲突、文化价值冲突，以及种族、宗教和文明冲突，更有国别冲突、区域冲突，甚至全球冲突。比如中日、韩日、日俄之间以及中国在南海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岛屿争端，就属于区域性的领土冲突。而美国的“9·11”事件，则既有宗教之间的冲突，也有文明之间的冲突，超越了国家和地域，具有全球性。2014年10月至12月，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事件致使美国、英国等发生的大规模民众抗议和骚乱，则涉及种族歧视和普世正义[11]。上述冲突一方面反映了世界格局的变化，也折射出各国利益以及文化上的纠葛与对抗，既反映了旧有世界秩序的不断消解，也表现出新兴力量的增长及其利益诉求。
在20世纪上半叶之前，人类解决大规模国际纷争的方式往往是诉诸战争和武力。但在全球化的今天，解决国际纷争单纯依靠武力和战争已不再奏效，也不是最佳选择，尽管武力和战争还将存在。许多国际实例也说明了这一点。“9·11”事件以来，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了数次战争，但其结果是，不仅制造了当事国家的持续**局面，也致使其自身“硬实力明显下滑，软实力也受了硬伤”[12]。这表明，如今人类已进入通过政治、经济、贸易、科技以及文化等综合手段来解决文明冲突的时代，单纯依靠武力、战争的时代已过时，沟通、协商、合作、共赢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因此，一方面，人类文化和文明处在对立冲突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了沟通、交流与融合的新趋势。
这种融合的趋势集中体现在了全球话语层面。比如，20世纪80年代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阵营与以苏联和中国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就逐渐结束了“冷战”状态，并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对话、交流乃至融合机制。就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一直处于“冷战”状态的美国和古巴，也于2014年12月同时发表声明，宣布将恢复两国外交关系[13]。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原有的世界话语场域彻底改变了。一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益共同体逐渐瓦解，各自纷纷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等逐渐取得了话语权，并形成了新的话语场，比如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此外，不同洲际、地区之间也形成了交错对话的格局。
一个新的全球话语场正在或者说已经形成。这是因为：首先，全球新格局已形成，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的一体化以及利益的一致化，促使人类进行更加广泛、深入、有效的文化沟通与交融。其次，全球传播体系已形成。国际互联网使世界各国在时间和空间上完成了一体化、同步化。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国民生活实现了网络化，国家之间的现实领土空间很大程度上已被虚拟空间所替代。网络化生存成为新的全球生态，网络话语成为新的世界形态。现实世界的冲突反映到网络上，又通过网络消解、扩散，最终实现全球文化的融合。
世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无疑需要一个全球话语场。实际上，目前的国际格局也存在一个客观的全球话语场，存在许多话语主体和区域话语场。尽管这些话语场的形态不断变换、更替，但话语场一直都存在。话语场不仅是一个大众媒介范畴，也是一个国家范畴，是一个国家场域，一个国际政治场域，一个全球国家实力展示与角逐的场域。其一面是媒介，另一面则是国家实力、国际关系，是国家利益、国际利益的再平衡系统。各个国家都要在这个话语舞台上走秀、表演，展示他们的实力，表现其文化和文明。
那什么是全球话语体系呢？我们认为，全球话语体系是全球格局的媒介综合呈现，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乃至外交、军事等以话语为形态进行展示的舞台，是世界各国的媒介表达系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话语再现系统。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宗教、各种文化与文明是全球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也是全球话语的主体。当然，全球话语体系也是有层次的，分地域、有场域的，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目前，全球话语体系研究才刚起步，对人类话语体系的划分也不一致。有人根据地域、文明类型把全球话语体系划分为远东、中东、西方、拉美、非洲五大地域，进而区分为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美国文明、欧洲文明、俄罗斯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十种话语体系[14]。显然，这种划分是基于传统历史视角。当今的全球话语体系并非传统历史和文明的简单相加。也有学者把人类话语区分为全球、西方、东方三个层面
[15]，或直接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两个对立范畴[16]，如此划分又不免失之于笼统。目前，世界形成了以国家、民族、宗教、国际组织和区域因素等构成的综合新格局。比如日本等有些亚洲国家，本属于亚洲文明区，在历史上属于亚洲话语体系，但目前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却从属于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话语体系。乌克兰脱胎于苏联，原属于以俄罗斯为主的西伯利亚话语体系，但目前它已转向欧洲话语体系。因此，全球话语体系的划分应从历史与当代、现实与虚拟、宗教与文明、区域与全球角度加以重新考量。篇二：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增强国际影响力话语权
——深入学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笔谈
作者：《光明日报》（2015年11月14日 08版）
编者按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加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这些论述和决定对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课题，激发了广大社科工作者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围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重要研究成果。在第二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召开之际，本期我们特刊发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上海大学等单位的学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撰写的5篇文章，围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从理论认识和实践层面进行阐述。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要自觉强化五种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教授靳诺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关于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的明确要求，不仅表明党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明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寄予厚望。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深刻认识自身肩负的历史使命，自觉坚持和强化五种意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创新而努力奋斗。
要有导向意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既是一个知识体系，也是一个价值体系，既有科学性，也有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前，一部分人宣扬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还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思想僵化、文化保守的表现，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一以贯之的灵魂。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空谈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无异于缘木求鱼、舍本逐末。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前进，我们将越来越接近真理；而沿着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应该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要有问题意识，重视发现问题力争解决问题。以问题为中心、重视问题的研究，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得以发展创新的重要前提。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也要从问题入手，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研究探索的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言，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历史经验证明，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脉络、找到发展的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要有国际意识，立足世界学术前沿进行观察研究。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不同国家引起共鸣，受到重视，一个根本原因就是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世界的高度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的。我们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也要遵循这个基本方法。当今时代的最鲜明特点就是全球化迅猛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联系越来越密切。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不从国际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很难取得大的成就。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 年代论述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讲过，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哲学社会科学，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要承认在某些方面是落后的。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很大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得到初步确立，但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差距。我们要吸纳、学习和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领域取得的优秀成果，从更高的高度、更广的视野和更前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要有综合意识，系统地、综合地推动整体创新。按照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我们往往把哲学社会科学按照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分为很多门类，比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教育学、人类学等等。这种划分对于开展各学科的具体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作为一种实践系统和认识体系，从来都不能简单地划归到某个学科领域之内，而是不同学科、不同知识门类交叉渗透、系统集成的一种体系。因此，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要注重综合性，要多维度、多学科地看待问题、联合攻关、协同推进。
要有本土意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我们的话语体系首先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着眼于繁荣发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的实践为本位。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稳步提升和国家综合实力的逐步增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作出了前人从未实现的探索，取得了中国自己的宝贵经验。研究、分析、总结伟大的实践，我们应当跳出旧有的话语窠臼，构建适合中国国情、适应时代、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和学术进步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领域的一面旗帜，中国人民大学将进一步坚持、强化和弘扬这五种意识，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而持续努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的指导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陈先达
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那么，要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它才能为貌似的旧概念注入新的内涵。比如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12对范畴都不是新范畴，或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原有概念，或者是西方原有的概念，但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话语体系中，它具有全新的内容，因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原有范畴进行了改造和融合，而支撑这种改造和融合的就是理论。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的构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构建话语体系的核心不应放在虚构概念上，而应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打通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研究，从而形成新话语体系。
话语权的核心是有理论支撑的、有具体内涵的概念或范畴，而不是单纯的语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内核，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特定话语的表达方式。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谓话语只是一个可以表达不同内涵的词语。任何话语都是在被特定阶级、集团或不同政治实体使用时才能称其为话语，否则就只能算是词语。而要成为话语，必定是由某种理论支撑，表达某种利益、要求或愿望的具有特定内涵的词语。因此，话语的争论甚至斗争不是概念的争论，不是词语的争论，而是理论的斗争，是具有某种政治的、经济的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话语权的争论。
当前，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国际上，是反对话语霸权，向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和理论。话语权不同于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霸权本质上是一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政治霸权。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反对西方的话语霸权，就要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打破国际上的话语霸权。
在国内，它有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理论领域，抵制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极端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的斗争，就包括话语权的争夺。要批判这些错误思潮，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的“历史事实”、现实问题等进行解释，不断增强我们自己的话语权，增强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在学术领域，它有利于坚持正确的学术导向。高校是人文社会科学教学和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培养人文社会科学人才的地方。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指导，正确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话语，而不是让西方话语成为支配我们各个学科的主导话语，这是有关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价值导向和学术水平的问题。
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我们要有这个底气、有这个自信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树立自己的评价标准，掌握话语权，让中国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更要使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导话语体系。对此，我们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责无旁贷。
提升中国话语权的基本路径
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教授韩庆祥
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就明确提出了提升中国话语权的问题。提升中国话语权，需要提供一种分析框架。这种分析框架，是由话语基础、话语体系、话语核心、话语方式、话语自信、话语传播六个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由此，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包括六条基本路径。
以坚实的话语基础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国防、政党等在世界上所具有的发展实力，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上所拥有的实力，即“中国实力”。有实力就有地位，有地位就具有无声的话语权。今天，中国道路促进中国走向成功，这条道路具有独特优势和世界意义，它既影响世界格局，也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以科学的话语体系提升中国话语权。这主要指基于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而形成的能破解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中国理论”。这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它是对中国话语权的实践基础和对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的逻辑表达，因而是中国话语权的理论基础。我们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拥有解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话语权。这对于建设思想中国、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不会生产思想”的指责，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更应当拥有话语权，因为中国问题在世界上具有高度的复杂性。
以鲜明的话语核心提升中国话语权。话语核心是从话语基础、话语体系中提升出来的核心理念，也是蕴含在中国道路、中国理论和中国制度中的核心理念，即“中国理念”。简洁明了、便于记忆有助于提升中国话语权。这里所谓的核心理念，就是充分发挥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
以有效的话语方式提升中国话语权。这既指要形成一套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来有效阐述、表述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也指要具有行之有效的阐述、表述、表达和言
说方式，“讲”得有亲和力，能表达好中国声音。虽然有坚实的话语基础、科学的话语体系和鲜明的话语核心，如果缺乏行之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就会影响话语权。所谓有效的话语方式主要包括：用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表达政治立场；用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分析问题、创新理论；用中国话语讲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讲中国道路，用中国道路讲中国理论；等等。
以坚定的话语自信提升中国话语权。主要指参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每个中国人，对我们的政党、国家、民族、社会和人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等，要充满自信。尤其在国际交往和对话中，在阐释和表达中国话语体系时，要坚定自信。今天，我们在客观上已拥有话语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话语自信，在与世界交流中挺不起腰杆，就会影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及中国话语权建设。
以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提升中国话语权。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故事等，都要通过传播、对话来影响世界、影响人。是否拥有快速广泛有效的国际传播能力，是否及时抓住事物、对象、信息的本质和实质，是否被人们所掌握，影响着中国话语体系能否被认同，进而影响着话语权的提升。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主要表现在：要把复杂的问题简要化；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表达中国声音；要用先进的国际传播技术和手段进行快捷有效的传播；要寻找共同话题、遵循共同规则来进行对话，等等。
讲好中国故事的“舍”与“得”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房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改变我们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实现中国梦，不仅需要我们自身努力，而且也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理解与帮助。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各个民族追求进步富强的梦是相通的。为此，我们应做好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为我们的事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与氛围。近年来，我们进行了多项对外传播介绍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理念与实践的工作，并在工作中获得了一些经验和体会，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对外传播中要处理好“舍”与“得”的关系。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它是发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由此产生的理论与实践是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简而言之，中国不同于外国，尤其不同于西方国家；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众而言，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和陌生的世界。如何让人们了解未知和陌生的事物？一般来说，只有调动人们已有的知识，通过已知了解未知。以社会事物而论，国外、西方民众已知的社会科学知识是基于外国和西方社会经验和实践而获得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完全用中国的概念、中国的术语、中国的知识向外传播，就如同一个对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讲中国话，传播的效率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采取运用部分外国的、西方的概念、术语和知识来描述和解释中国的事物，通过外国、西方民众已知的知识来帮助他们了解认识中国。然而，运用外国和西方已有知识来说明中国肯定会存在信息的缺失和变形，但这样做却可以使我们的部分信息得以传递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受众所接受。由此，就产生了一个对外传播的“舍”与“得”的问题。
我们应当也必须处理和拿捏好这个“舍”与“得”的关系。如果我们“原汁原味”地介绍中国，味道是“正宗”了，但效果很差。如果我们用外国与西方的方式方法烹制中国饭菜，味道肯定不纯正，但却有效果。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传播对象认知情况，根据我们可以选择和采用的外国与西方相近相似的概念、术语，舍弃掉我们的部分信息往往可以得到较好传播效果，而如果力图原原本本地介绍中国往往适得其反。有舍才有得。对外传播中，我们实际需要做的往往是决定舍弃多少，舍弃什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以最小的舍弃获得最大的传播效果，把中国好声音真正传播出去。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在传播中国声音的时候“摆事实”应重于“讲道理”。对外传播
核心的问题是要突破、穿透中外文化的隔膜与知识的壁垒；对外传播面临的重要难题是受众的心理警觉。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尤其是在传播中国的立场、理念时，常常会遇到受众的警觉，常常会遭到心理拒斥。在这种情况下，立场、理念的表达和传播效果往往很差。我们认为，在针对那些对中国、对中国道路存有误解甚至偏见的西方受众时，采用直接表达理念和讲述道理的方式，不如采取讲事实、讲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中国发生的事实，实事求是地介绍真实的中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过”西方受众的心理防范，让他们自己得出印象和结论。
当前，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面临前所未有的问题与困难，但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首先我们自己要敢于正视自己，深刻认识自身；要让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理解中国，一定程度上接受中国，我们自己应有足够的自信。我们应以更坚定的自信、更宽阔的胸怀，进一步打开大门，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开放、真诚的态度面对外部世界、面对西方，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中国赢得好环境，赢得正能量。
由“大国方略”课程看思政课的话语建构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陶倩
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夏小和
要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思政课，我们需要花大力气进行全方位改革。长期以来，上海大学一直致力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持续改革，不懈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是我们在新形势下通过对大学生进行富有吸引力与感染力的形势与政策的教育，以继续推动思政课改革的最新探索。
建构围绕大国的话语框架。当前，中国正在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阔步迈进，正在朝着世界瞩目的大国、强国的目标前进。一个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大国，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大国国民意识、大国心态和能力。对于中国正走向大国、走向强国的趋势，我们的大学生已经有了直观的感觉，但认识上还模糊不到位，而且容易受到各种良莠混杂思潮的影响。开设“大国方略”课程旨在让当代大学生把本能感知变成理性认识，尽快确立大国的心态，提升与大国相适应的国民素质。“大国方略”课程在全面概述当前中国围绕大国的战略布局的基础上，选择若干重点方面构建课程话语框架，包括“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带一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等。
设计多学科融合的话语内容。上海大学思政课的特色教学模式是“项链模式”，即由思政课专职教师把握课程主线，构成思政课“项链”的基础，引入校内外多学科有深厚学术造诣的专家、党政领导或道德模范进课堂作为“珍珠”，两位甚至多位教师联袂授课。不同学科教师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大家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这样的教学内容不是各学科知识模块的简单叠加，而是会形成不同学科话语内容的化合反应。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围绕“一带一路”主题，邀请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教育学、艺术学等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共同参与教学，促使学生既把握了“一带一路”的历史脉络、现状及未来走向，又通过认知与情感的互相促进，从而增强了为“一带一路”作奉献的神圣使命感。
运用契合学生特点的话语方式。“大国方略”课程的对象主要是90后大学生。我们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做到全面把握90后大学生的接受特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一方面，要运用释疑话语。90后大学生是敢于有梦、勇于追梦的一代。他们极有个性，也喜欢追问、质疑。我们着力开展“问题解析式”教学方式，从着重讲“是什么”的知识性内容，转向着重讲“是什么”背后的“为什么”以及“应如何”，实现了思政课教学内容与重大理论问题、社会热点问题以及学生困惑问题的有效对接，很好地培养了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精神。在“大国方略”课上，我们也采用了“问题解析式”话语方式，通过问题采集、问题分类分层、以问题统领课程框架等方法和程序，努力做到“问题抓人、解答到位”。另篇三：中国的话语体系
2014年第15期
中国应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
作者：李北方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4-07-18, 和平时期的国家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体系的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软实力”竞争。话语体系是规则的基础，在话语的竞争中不占有优势，在规则的制定中就没有发言权。
出于国际竞争的现实需要，中国急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必定要是普世主义的。这首先是因为，西方的话语体系是普世主义的，能够与一种普世主义抗衡的只能是另一种普世主义。普世主义不同于其他“主义”，它没有实质性的内涵，只是一种认为某种特定的价值应该普世适用的倾向。在各种文明中，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思想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普世主义本身便是普世的，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思想中从不缺乏普世主义传统。儒家思想讲“天下”，讲推己及人的“仁”的观念，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都是普世的视角。儒家理想中的“大同”，便是儒家伦理取得全面胜利的世界。但儒家思想是不讲求主动扩张的，而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推崇渐进的、水到渠成式的传播。历史表明，这种稳健保守的取向并没有影响中国文明的自然扩展。
新中国前30年也秉承普世主义的立场，最典型的表述莫过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那时的中国在与各色的霸权主义的理论斗争中一直处于攻势，虽说中国没有直接输出革命，但从未停止输出革命思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民权运动就深受中国争取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国力并不算强盛，但凭借鲜明的、不妥协的普世主义立场，在国际上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前30年的普世主义与儒家传统相比，是更加进取的，但同样不以掠夺他国为目的，是非侵略性的。如果我们姑且将中国传统中的这种倾向称之为“王道的普世主义”，相对应的，西方的普世主义则是“霸道”的，无论是在殖民主义历史，还是当下仍在继续的霸权主义行径中，西方普世主义的漂亮言辞都只不过是侵略、掠夺和屠戮的“化妆品”而已。
我们要反对的是这种虚伪的“霸道的普世主义”，而不是普世主义本身。故而，对“霸道的普世主义”的否定并不妨碍中国人也可以成为普世主义者，我们应该以一种良性的普世主义来批判它、取代它，这一思想的和话语的斗争是反霸权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发展和完善普世主义话语也是确立“道路自信”的需要。普世主义的哲学基础是价值等级论，即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西方之所以秉持普世主义的姿态，是自恃站在了文明的最高点；其他文明中的普世主义倾向也源于类似的自信。可以说，如果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有充分的自信，就自然会导向普世主义的倾向；反过来说也成立，即普世主义立场是“道路自信”的表现。
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韬光养晦”的策略，主动放弃了普世主义的立场，代之以“中国特色”的表述方式。在现实中，“中国特色”往往被用来为一些在发展中出现的负面现象开脱，进一步导致了在自我表述的时候理不直气不壮。这是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陷入被动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这种转变与历史虚无主义在思想领域的盛行也不无关系。
如今，中国的发展走到了新的阶段，新阶段提出了新的要求，十八大报告将其集中表述为要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既是自我反思的需要，也是对挑战的回应。
确立“三个自信”要求中国的普世主义话语出现。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承认新中国60多年的奋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在我们的经验中必定会有值得与其他国家和人民分享的成果，这些便是中国人创造的高等的价值。如果我们的理论工作者还只是将眼光盯在对“中国道路”的总结上，甚至执迷于“中国道路”的特殊性，那就不但达不到确立“道路自信”的目的，也贬低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3
编者按：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办好开放大学”；同年，国务院将“探索开放大学建设模式”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2012年，教育部陆续批准成立国家开放大学及5所地方开放大学。为了解各国开放大学现状及发展策略，为我国正在建设中的开放大学体系提供借鉴，本刊特推出“开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专题，以飨读者。
摘 要：国家开放大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的基础上组建，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办学网络覆盖全国城乡，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重，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一所没有围墙的新型大学。目前，国家开放大学注册学生359万人——本科学生105万人，专科学生254万人，其中包括近20万名农村户籍学生、10万名部队士官学生和6000余名残障学生。国家开放大学的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踏上了新的征途。为深入了解国家开放大学的现状及发展战略，本刊专访了国家开放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术委员会主任张少刚教授。在采访中，张教授指出，国家开放大学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信息技术为支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学分银行，使多种学习成果和认证互通；国家开放大学实施全过程管理，以保障教育质量；通过建立支持联盟统筹社会多方面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探索开放大学教育国际化新模式。
关键词：国家开放大学；教育国际化；教育信息化；学分银行；大学支持联盟
一、以信息技术为支撑，
服务全民终身学习
《世界教育信息》：很高兴您能够接受我们的专访。请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转为国家开放大学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少刚：以技术特征命名的广播电视大学转为开放大学，更能直观体现其开放的教育属性，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纵观世界远程教育发展的历史，技术、政治、经济等因素都是开放教育和远程教育发展的动力。
从技术发展层面看，广播电视大学的名称演变彰显了技术驱动倾向。当邮政蓬勃发展时，出现了函授学校；当广播技术出现时，有了广播学校；在电视出现后，电视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应运而生；当网络技术和互联网飞速发展时，又出现了网络教育学院。技术还在不断创新发展，未来还会出现什么新技术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断创新的技术会驱动教育的发展。
从政治层面看，无论是函授教育，还是广播电视教育，主要目的都是将校内的优质学习资源送到校外，为弱势群体服务，提供更多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当前，网络教育让“人人、时时、处处”的学习成为可能，有益于社会和谐。
从经济层面看，远程教育教学方式灵活多样，且在职学习、在家学习、在做中学习等方式的学习成本相对较低。这成为很多人选择远程教育的原因之一。
教育应服务人的发展，推动教育开放，让每一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让有意愿和有能力的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让所有人在工作和生活之余能够自由、便利、快捷地获取教育资源，自主进行有效学习，让生活更美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于1979年成立，主要面向那些没有机会和条件进入校园的学习者。学校以广播电视媒介突破时空限制，以弥补当时匮乏的校园资源，扩大高等教育规模，故也称补偿教育。今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为了适应全民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建设，必须建构终身学习体系。“办好开放大学”已被列入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国家推动电大先行，开展转型升级试点，在中央电大及电大系统积累的30多年开放和远程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探求“办好开放大学”在情理之中。
作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大学，国家开放大学秉承“开放、责任、质量、多样、国际化”理念，在稳步发展学历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学历教育，包括城乡社区教育、老年开放教育等，可谓在新时期承担了新使命。
二、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开放大学在推动教育信息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
张少刚：我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创设信息化环境、开发数字化课程、开展网络化教学与管理等方面。在建构信息化环境方面，我们研发了现代化学习平台和“云教室”，并通过云服务在多种学习终端上呈现。例如，“云教室”包括C（Classroom）终端、D（Desktop Computer）终端、M（Mobile）终端等。第一批C终端建设了63间教室，分布在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广西、贵州的40多个地级市，第二批在全国22个省建立252间教室。“云教室”C终端具有在线面授教学、远程实时教学、课程实时录播、网络直播教学、视频会议、远程面试与答辩、网络考试、考试监控等功能。在数字化课程建设方面，我们研发了逾万个“5分钟”微课程（http：//www.5minutes.com.cn/Default.aspx），内容涵盖生活休闲、文学艺术、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经济管理、教育体育、科学技术、农林牧渔、政治法律、哲学社科等方面。在网络化教学与管理方面，我校校长杨志坚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六网融通”人才培养模式，包括网络核心课程、网络教学团队、网络考试测评、网络教学管理、网络学习支持、网络学生空间。通过“六网融通”模式，学校将教、学、管、服、评整合到学习的全过程，保证人才培养质量。
三、学分银行使多种学习成果和认证互通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谈国家开放大学学分银行的建设情况。
张少刚：我以为，人的一生需要有三个银行：一是货币银行，“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二是健康银行，从出生到身体成长的各个阶段，每个人都应有一个电子健康档案，这既可以帮助你预防疾病，也可以在身体出现问题时协助诊断；三是学习银行，用于存储个人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取得的学习成果及其认证，包括学分，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在就业、晋职、继续深造等人生不同时期，适时“充电”和“放电”，与时俱进。
如何建设学习银行？我认为，核心是学分的存取与兑换，通常称为“学分银行”。“存”学分需要制定学习成果认证规则，将来自不同渠道的学习成果通过分门别类的认证，以学分存储。“取”学分需要制定汇率规则，就像外汇，不同的货币，币值不同，货币之间兑换的基础是汇率。岗位职业培训的学分、学历教育课程学分、工作阅历积累折合的学分等，彼此兑换的基础在于“汇率”的计算。“兑换”学分需要制定资历架构，让学习成果能够纵向衔接和横向沟通，即搭建“立交桥”，将来自某一渠道的学分科学地划进另一个渠道。事实上，学习银行、学习成果认定、学分兑换等已经在教育中发挥着作用，只是我们没有明确，没有有意识地以银行的思想和形式对此进行全面规划和建设。纵向来看，小学、初中的学习成绩与高中入学相关联，而高中文凭、高考成绩又与大学入学相关联。如果学生的高考成绩不理想，那么学生在参加了工作后，还可以用高中文凭注册上开放大学。大学文凭在用人单位那里也是“敲门砖”，即使是博士，有些用人单位也要审查其本科文凭。横向来看，学特长、练技能、学技术、接受岗位培训、积累工作经验和生活经历等都是人生学习体验，其成果也有相应认证办法，且都可能用于今后的就业和求学。
就像银行的钱要流动一样，通过学分银行，我校学生的学习成绩、证书、文凭等也能够流动，学生可以凭借它们去晋升、求职等。这种流动性意味着学生在普通学校、职业院校、社区、企业学习所获得成果可以互通。将学校教育延伸到社会，可以促进终身学习。
有了以学分为衡量单位的学分银行，你原来在哪里学习、学习了什么，将来会在哪里继续学习、学习什么、怎样学习和学习带来的改变，彼此之间就可以联系起来了，这就是学分银行的纽带作用。国家开放大学通过相关规则的制定、平台技术的研发等，大力建设学分银行。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开放大学如何获取学习者在其他地方的学习信息？
张少刚：这就像我们去银行办事，有个人和单位两种业务。个人业务由自己去银行办理，包括存取、转账、理财等。单位集体业务由单位财务人员到银行办理。国家开放大学搭建学分银行，就学习者个人而言，无论其接受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培训，依据相关规则，其学习成果可以存取和兑换。目前，我校有些专业的学历课程和行业职业资格证书是相通的。有了学分银行平台，国家开放大学面向合作高校、行业、企业等办理集体业务，即通过认证办学单位的资质，确定学习者的成果。当这些学习者开始新阶段的学习时，存入过去积累的学分，包括之前在学校所获得的课程学分、职业资格考试和培训学分、通过认证工作阅历经验折合而来的学分。在全学分制下，这些学分成为获取新专业文凭的资本。国家开放大学搭建的学分银行平台将提供学分兑换服务，包括学校之间课程学分互换服务，学校教育与行业企业培训之间学分兑换服务，拥有某种技能的人与需要这种技能的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服务等。
四、全过程管理保障教育质量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开放大学如何加强教育质量管理？
张少刚：国家开放大学制定了《国家开放大学质量保证标准》，在教育质量管理上实施全过程管理，包括教学标准、条件保障，教学督导、评估等。学校成立了国家开放大学质量保证委员会，委员来自国家开放大学的总部和分部，包括各省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专家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整个过程要素包括教师、学生、内容、学习环境等。例如，在学生层面，学生入学时要参加测试，入学后怎么学，多种媒体教材到位率，学习由谁辅导，遇到问题如何获得解答，谁来解决网络平台使用问题，学习过程中和学期结束时怎样测评学习效果，社团活动如何组织，谁来督导等。
总之，高质量的开放教育的核心是服务好学习者，做好“有支持的学习”。为此，要建设一支业务精湛、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专兼职教师队伍。此外，还要有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和一支技术与研究队伍。要让学习者在有疑问的时候得到满意解答，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得到最及时的帮助，并能使学习者展现自己的想法。把这些环节逐一落实并且持续改进，教育质量就能够得到基本保证。
五、建立支持联盟，
统筹社会优质教育资源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谈一谈国家开放大学支持联盟的相关情况。
张少刚：开放大学的属性之一就是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服务民众，将“人人、时时、处处”的学习落到实处。国家开放大学建立了高校支持联盟、行业支持联盟、企业支持联盟和城市支持联盟。这些支持联盟具有优势互补的作用，从自身考虑，有利于提升国家开放大学的学科、专业和课程水准，有利于国家开放大学引进行业职业资格证书，联通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有利于国家开放大学拓展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助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协作是一种必然趋势，即合作各方通过协同，整合创新。埃及有句谚语：大家一起走，才能走得远。国家开放大学搭建服务平台将社会各界力量协同起来，建立支持联盟就是其中一种方式。截至目前，已有27所知名高校加入了国家开放大学支持联盟，15个部委（行业）加入了行业支持联盟，5家大型企业加入了企业支持联盟，15个副省级城市加入了城市支持联盟。
六、探索开放大学教育国际化新模式
《世界教育信息》：您如何看待教育国际化？国家开放大学在推进教育国际化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张少刚：在当今互联网时代，许多事情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协作进行的。过去，我们招收留学生、聘请专家、互派教师、开展合作研究等，都集中在实体校园。现在，我们拥有了互联网技术，每个人都可以在本地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包括合作开展在线科学实验等。互联网技术催生了教育国际化的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使教育的基本要素发生了改变，即教师、学生、课程和环境这四个要素发生了改变。教师从全球选聘，在当地为学校工作；学生来自全球，在当地接受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优质课程可以在慕课平台上进行选择，也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找到合适的教师进行一对一教学。新的教学环境既有线下实体校园，也有线上教学空间，各种活动越来越多地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在“世界是平的”和“世界是开放的”的新形势下，教育国际化也在构建自身的新模式。
国家开放大学作为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型高校，主动加入世界开放与远程教育组织，与多个国家的开放大学合作开展汉语教学，参与跨地区项目开展远程教育研究等，推进了学校发展。杨志坚校长两次当选世界开放远程教育理事会（ICDE）执委。国家开放大学的对外汉语教育中心是最早投入网上孔子学院资源建设和开展网上教学的机构之一。每年都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汉语学习者访问“易教汉语”网站（www.myechinese.com）。该网站开发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泰语等多语种“博览中国”数字化课程，以及英语、西班牙语、泰语、日语、韩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德语等多版本反映中国文化、历史、地理常识的数字化节目和内容多样的网络课程，共有70多个课程产品在全球发行。同时，学校向多国派出汉语教师；接收来校学习汉语的留学生和实习生；邀请英国开放大学、巴基斯坦开放大学、加拿大汤姆逊大学等学校的专家到校做访问学者；翻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众多研究成果，如《开放教育资源：网络资源对话》，以及ICDE归纳整理的世界五大洲的大学、国际远程教育机构中众多学者有关慕课的观点、看法，并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国际视野下的大规模开放与在线课程（MOOC）：全球高等教育改革新日程》。
网络的开放性，让知识失去了边界。面对“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互联网，教育国际化也会发生根本改变。人们习惯的养成，就是通过知识的获取、能力的锻炼和态度的改变实现的。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预测一下开放大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张少刚：开放大学的未来与自身定位和办学特色紧密相关。在定位上，从国家层面，开放大学要发挥“途径”“支撑”和“举措”的作用。刘延东同志在为国家开放大学揭牌时指出，在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设现代开放大学，是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学习需求、促进教育公平、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和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是教育服务国家发展、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措施。教育部在批复建立国家开放大学的文件中明确提出，“国家开放大学坚持非学历继续教育和学历继续教育并举。学校应以课程为单位建设学习资源，充分利用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促进学习资源的共建共享。积极推进‘学分银行建设，通过建立学习成果的互认和学分的累积、转换制度，探索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在办学特色上，杨志坚校长指出，要建设具有“块、条、点”功能的立体办学组织体系，架构具有“云、路、端”互通的技术模式，开发构建“六网融通”的人才培养模式。学校紧紧围绕一个核心——教育教学质量，充实三根支柱——办学组织体系、教育信息化、基本制度框架，建设一条纽带——学分银行，强化四个着力点——非学历教育、课程专业和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全面改革，深入推进。
我想，只要坚持科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勤奋努力，到中国“两个一百年”的时候，国家开放大学必将在中国大学体系内，在国家终身学习体系内，在世界开放大学体系内，都能成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要做到不可或缺，我们还需要全面提升能力。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4
一、大学国际化研究现状
国外对大学国际化以及评价方面的研究较早并且十分全面。2001年美国教育委员会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全国范围内的144所研究型大学的国际化现状进行了问卷评估,2003年正式出版了美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评估报告,对研究型大学、综合性大学、专科学院三类不同院校选用不同的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并在每一类院校中区分出国际化高度活跃的大学和活跃度低的大学,总结高度活跃的大学在国际化过程中使用频率较高、行之有效的策略,并公布评估结果和提出建议[1]。 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则在2007年开发出一套旨在对大学国际性与国际化进行测量的指标体系,紧紧围绕大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两项中心工作,从输入和输出两个维度,制定出涵盖教授、青年教师、学生、服务和管理、课程提供、毕业生以及大学国际声誉等核心指标的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2]。
国内专家学者如陈昌贵、曾满超等,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国际化调查及评估指标构建》一文中,通过对中国26所研究型大学国际化情况的调查,揭示了在研究型大学与准研究型大学之间、世界前500名与非前500名研究型大学之间以及东部沿海与内陆的研究型大学之间国际化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并提出了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与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关条件与设施以及成果交流5类共18个指标[3]。李盛兵在《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初探》一文中根据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的构成、观测点和权重,构建了一个包括国际化观念与规划、大学国际化机构设置、学生结构国际化、教师结构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科研国际化、中外合作办学等7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的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4]。 王鲜萍在《大学国际化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中指出大学国际化是在观念、行为、结果等三个层面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因此,可通过大学国际化观念意识、大学国际化能力以及大学国际化结果绩效等维度来构建大学国际化发展程度的各级评价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各指标的权重,提出了评价指标的具体量化方法, 以期建立较为完善的大学国际化发展程度评价指标体系[5]。
除了对大学层面上国际化指标体系的研究以外,在院系国际化评价层面,国内一些高校也做过许多有益的尝试。2006年,复旦大学将“国际化工作评估”的指标纳入院系考核内容,在教学合作项目、科研合作项目、国际活动、合作成果与制度建设等5个方面对各院系国际化交流工作进行年终评估。哈尔滨工业大学将2012年确立为“院(系)国际化建设年”,致力于完善校—院二级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及支持体系,重点支持符合院系 / 学科需求的国际合作项目,重点发挥院系在国际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学校的国际化发展。西南交通大学自2008年起开始对全校各二级单位进行全盘考量,并专门制定了《西南交通大学国际化工作考核办法》。
二、院系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和对笔者所在高校二级院系的调研,本文将高校院系国际化评价指标归纳整理为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国际影响等四个一级指标和30个评价点,并在指标建立过程中,重点考虑了以下三个方面[6]。
第一,充分把握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的系统性与普遍性,设立指标必须对大多数院系具有普遍评价意义, 并且能够全面反映各院系的国际化水平,避免各院系进行国际化建设的盲目性。
第二,充分发挥学校在国际化办学工作中的引领性与指导性,有效地满足各院系建设高水平学科、专业的需要,更好地发挥“以评促建”的作用。
第三,充分考虑评价方案的可操作性与简化评价程序,尽量从机关层面就能完成数据的采集、整理和统计, 提高评价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三、院系国际化评价指标释义
(一)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1.出国交流。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流能力、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这就要求院系要做好与国外大学相关专业间的合作和学分互认等工作,尽力为学生创造出国学习、实践、学术交流的机会,使学生有切实的国际体验。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获得海外学位学生数、联合培养研究生数、长期交流学生数、短期交流学生数。
2.留学生。院系应具有开拓海外市场、吸引海外留学生到本院系学习的意识,要有培养留学生的能力,为本院系学生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可以从博士生数、硕士生数、本科生数、进修生及交换生数等几个方面来评价。
3.课程与专业。院系应该能在国际观念的指导下, 把国际的、跨文化的知识与观念融合到课程中,开设一定数量的双语授课课程、全英文授课课程,通过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课程管理、教材建设等各种形式,培养具有国际观念、国际视野和技能的国际性人才,同时吸引外国学生来校学习。进而,从若干门课程的“点”,形成品牌和特色专业的“线”,并使若干相关专业通过国际认证,提升专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提升所培养学生在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
(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
1.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与国外相关领域高水平研究者合作研究,是学习外国先进知识、技术、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途径。国际科研合作主要通过境外和境内项目数和境外项目经费数来评价。
2.“111”计划。高校“111 ”引智计划是国家抓住我国政治和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的历史机遇,推进我国高等学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进程的重要举措。对高等学校而言,重点科研基地的入选,是学校具有国际前沿水平或国家重点发展的学科领域的重要证明。为此,学校自身也应该设立校级基地,作为种子培养。
3.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基地或研究中心。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基地或研究中心是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学术中心,也是聚集一流学者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要平台,能够产生比较重大科学价值的创新成果,因此也是科学研究国际化中的一个重要评价内容。
(三)师资队伍的国际化
1.留学归国人员。院系应根据学科专业发展的需要,在考察和了解海归学者的学术水平基础上,积极招募留学归国人员,同时创造各种条件将自己的教师送到国外进修学习。可以从具有1年以上海外经历的专任教师数、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专任教师数等方面来评价。
2.外籍教师。院系应当运用各种形式邀请国外知名学者来校开设课程和讲座,这不仅会给院系学术发展注入生机和活力,而且也会增加相关专业的知名度和国际化氛围。可以从授课的外籍教师数、入选国家高层次外国人才计划数等方面来评价。
3.境外学者来校进行学术交流和教师出境进行交流。院系应积极邀请相关领域国境外学者来院系进行学术交流,同时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出国进行学术会议、学术访问等学术交流,提高院系的国际学术声誉和教师的国际竞争能力。
(四)国际影响
1.论文。论文是科研成果的重要体现形式,高水平国际论文是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可的重要体现, 也是让国际学术界了解院系相关领域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从重要程度来看,可以从Science或Nature论文数、SCI论文数、本领域国际公认最高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等几方面来评价。
2.主承办国际会议与特邀报告。召开或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是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之一。主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既可为各国研究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还可提高会议主办方的国际知名度。参与国际学术会议,是研究者提高自身学术水平、拓展学术视野、 提升自身及所属大学国际知名度的重要途径。但按照重要性来说,代表院系教师国际学术水平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人数上,而更重要的是水平上,这也是将在国际会议上的大会特邀报告作为评价内容的主要原因。
3.国际学术组织主要成员和国际刊物编委。“学术帽子”是国内在比较学术影响力时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到国际化工作中,国际学术组织和国际学术刊物任职则是“学术帽子”的一种主要体现形式。代表了院系教师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学术地位。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5
五年制医学本科国际化教育是国家针对现阶段社会医学专业人才储备不够充裕的状况，与国际先进医学教育学制接轨，与人才市场需求对接，与教育利益群体渴望接受高质量教育的心理预期相一致而实施的一项重大医学教育学制改革。通过本项目的研究与实施，将有如下意义：(1)建立与完善与国际先进医学教育水平接轨、与全球医学教育标准内涵一致的课程体系，使五年制医学生有较好的.创新精神和综合素质，并具有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的潜能，真正成为与国际医学接轨的五年制临床医学人才。(2)培养数量足够、结构合理、教学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使临床医学的教师队伍趋于国际化。(3)临床医学的教育理念与课程体系朝向国际化方向发展，有利于推进教育资源国际化共享与学术交流国际化。(4)提高五年制医学生医学专业英语的实际理解、沟通及运用能力。(5)将我院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培养真正打造为“高起点、优产出”一流医学教育品牌。
国际化指标体系 篇6
【关键词】牙买加体系；国际货币秩序；人民币国际化
一、解读牙买加体系的制度构建
较之布雷顿森林体系，牙买加体系取消了货币平价制，正式确认浮动汇率制的合法化。在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并存的局面下，各成员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不同的汇率制度各有优势和不足，各成员国可在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综合权衡得失利弊后进行自主选择。看似自由的汇率制度之下，实则有着严格的义务和监督，据修改后的IMF协定第4条规定，IMF成员国需在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实现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稳定，禁止通过操纵汇率调整国际收支、牟取不公平的竞争利益。另外，各成员国虽可自由选择汇率制度，但其汇率政策仍需接受IMF的严格监督，以防止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汇率安排会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危害。
牙买加体系使黄金实现非货币化，成为单纯意义上的商品。鉴于黄金非货币化的推行，与黄金脱钩的美元虽然仍为主导性的国际货币，但实则已失去了其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有地位，影响力明显削弱。在牙买加体系下，凡具备足够实力和一定条件的货币、非货币资产均有成为国际储备的可能，如欧元、日元均为与美元相匹敌的强有力竞争对手。在国际储备体系呈现开放性与多元化趋势的情形下，各国经济不再对美元过分依赖。
此外，牙买加体系还将特别提款权作为主要储备资产，以特别提款权本位取代美元本位，扩大了IMF一般业务中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
二、反思牙买加体系的现存缺陷
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储备格局在呈现多元化特性的同时，必然相对应地面临着不稳定的隐患。缺乏统一货币标准、错综复杂的国际货币格局极易造成外汇市场的动荡混乱，对国际贸易的正常运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均会产生不利影响。
就目前各国实际汇率安排情况而言，对世界经济有重大影響力的发达国家大都采用浮动汇率制，汇率波动频繁而剧烈。盛行的浮动汇率制不可避免地增大了外汇风险，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混乱，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此同时，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尚未健全的问题日益得以暴露，现有调节渠道各有局限，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依旧存在。在牙买加体系下，自浮动汇率制得以普遍施行后，世界性的金融危机频频爆发，且影响力更为全面、巨大。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不稳定的汇率体系对此次危机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之力。黄金非货币化采用的是纯粹信用制度，一国货币的发行并不囿于黄金等特殊商品的限制。货币当局根据实际需要操纵着货币发行量，本位货币丧失了物质基础，不同货币间的比价因此而失去客观依据。然而在制定政策的实际过程当中，发达国家往往仅从本国利益出发，如此极易导致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波动。汇率风险的加大意味着发达国家对汇率的主动安排和发展中国家被动依附的矛盾的存在。汇率缺乏弹性同时又极其脆弱，使汇率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当美国出现次贷危机之时，金融风险便能迅速通过浮动汇率机制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进而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近年来，由于“牙买加体系”的弊端明显暴露，给世界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进一步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已成为国际社会热议的话题，建立合理而稳定的国际货币新秩序，已被提至议事日程。国际货币体系的革新已成为必然趋势，但仍需经历渐进而长远的发展历程。
三、牙买加体系下的人民币国际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实体，日益崛起的中国业已具备一定能力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是中国全面走向世界，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的必然选择。
就现阶段国际背景而言，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极大地挫伤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锐气，历经严重经济衰退的各国谋求经济复苏仍需假以时日。风波席卷后，以美元为首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影响力与综合实力均有所削减。发达国家经济形势的严重衰退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动荡，谋求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市场，中国对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愿望尤为强烈。
从国内环境来看，广阔的市场、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进程奠定了有力基础。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更是大力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现阶段当毫不懈怠，有力把握人民币强劲升值势头、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将人民币广阔的发展前景兑现为客观现实。
与此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货币国际化的实现需经历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不可忽视客观现实而急于求成。通常而言，货币实现国际化需经历结算、投资、储备三大阶段。结合当下人民币的发展现状，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也不例外，当坚持实行人民币结算货币、人民币投资货币及人民币储备货币的“三步走”战略，由点及面、渐进落实。先于邻近地区逐步推进人民币周边化的实现，进而逐步适时、适度地稳步扩大人民币的适用区域范围，直至最终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既需仰望星空，把握现行战略机遇期，以积极的姿态勇敢谋求发展机遇，同时又要脚踏实地，遵循货币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规律，从战略高度、改革全局予以综合考量，以谨慎稳健的韧劲，期待国际货币体系崭新格局的到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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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娴（1995-），女，江苏南通人，在读本科学生，研究方向：民商法。
企业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构建 篇7
企业国际化成长是企业边界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延伸, 是企业以国际市场为导向, 在世界范围内利用生产要素、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规模扩展和结构转换的动态过程[1]。企业要实现国际化, 其途径在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从事国际的资源配置活动。而企业能力是在一定资源基础上的行为效率表现, 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化的概念[2]。企业的能力要以一定的企业资源为依托, 以资源配置绩效为表现形式, 它是动态的、可变的。
企业的国际化能力为:在一定的资源基础上, 进行国际间的资源配置活动所体现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为: (1) 企业国际化能力以一定的资源为基础。没有一定的资源基础, 一个企业不可能走出国门从事国际化的经营业务。因此, 企业国际化能力表现为国际化业务规模, 即资源基础。 (2) 企业国际化能力是一种国际间进行资源配置的能力, 而这种国际的资源配置势必涉及到国际业务与本国业务资源占有量的关系问题, 表现为国际业务在企业总业务中所占比重, 反映了国际业务的战略度。 (3) 企业国际化能力体现为其资源在国际间的配置效率, 最终表现为国际业务的成长性。
2 测评理论及述评
2.1 企业国际化能力测评理论
企业国际化的实践有诸多案例。例如, 联想对IBM PC业务的收购, 中海油在竞购优尼科中不敌雪佛龙, 等等。而国际化能否顺利进行, 在很大程度上与企业国际化能力有关。正是基于此事实, 企业国际化理论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如何衡量企业国际化能力, 并试图构建企业国际化能力测评体系。
美国学者丹尼尔·苏利文 (Daniel Sullivan) 用五种经济指标衡量企业国际化程度:国际化程度 (DOI) =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 (FSTS) +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 (FATA) +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 (OSTS) +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 (TMIE) +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 (PDIO) [3];芬兰学者威尔什和罗斯坦瑞尼年 (Welch L.& LuostarinenR.) 提出了衡量国际化的六要素模型[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出版的《2000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并购与发展》提出, 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衡量标准是三个比率的平均数, 跨国化指数= (国外资产/总资产+国外销售额/总销售额+国外雇员数/雇员总数) ÷3×100%;我国学者鲁桐 (2000) 采用“蛛网模型评价法”对反映企业国际化的六个方面进行了五级量化分析[5]。
2.2 测评理论述评
(1) 指标的选取。
选取的指标可谓林林总总, 如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外国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海外子公司占全部子公司的比例、国外雇员数占雇员总数的比例等, 但指标的选取角度基本一致, 即都是从国际化业务占企业总业务比重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国际化能力。
(2) 指标的量化。
从选取的指标来看, 有些属于定量指标, 如外国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国外雇员数占雇员总数的比例等, 这类指标易得;而有些指标是定性的, 如高级管理人员的国际经验、海外经营的心理离散程度等, 这类指标的计算比较困难和复杂。
(3) 测评模型的构建方法。
从模型构建方法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两类:一是指标加权法, 如美国学者丹尼尔·苏利文模型其优点在于能从量化的角度, 较直观地反映企业国际化的程度及能力, 缺点在于不能看出各具体因素对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影响;二是蛛网评价模型, 如我国学者鲁桐 (2000) 构建的“企业国际化蛛网模型”, 其优点在于能较好地呈现出各具体因素对企业国际化能力的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指标加权法在这方面的缺点。
3 测评指标的建立
一方面, 为了克服已有理论指标选取角度的相对单一性, 同时, 结合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概念, 企业国际化能力表现为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及国际业务成长性, 所以, 本文将从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和国际业务成长性三维角度考察企业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 借鉴国内外较具代表性测评理论的指标选取方法, 企业国际化能力具体可从国际业务投资、研发能力、生产能力、销售能力、及国际业务净利润等方面来分析。因此, 综合上述两方面考虑, 以企业国际化能力为一级指标, 并建立如下二级和三级指标体系:
3.1 国际业务规模 (X1)
在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环境中, 一个企业要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实力, 特别是核心竞争力, 这通常以一定的企业资源、企业规模作为支撑。这种规模既可以是单个产品业务带来的规模经济, 也可以是多元化业务产生的范围经济, 两者都将为企业带来富有效率的经济行为。企业国际化业务规模可表现为国际业务资产、国际研发、国际销售、国际生产及国际业务净利润等方面。
(1) 国际业务资产 (At)
国际业务资产是衡量企业国际化业务规模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直观、全面地反映了一个企业拥有国际业务资源的多少。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其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1 (数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
(2) 国际研发经费 (Bt)
中国企业的R&D能力较弱 , 直接影响市场的应对能力 , 已成为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培育核心竞争能力的一个致命弱点[6]。而国际研发是国际化企业整合国际的人、财、物及信息等资源, 在国际范围内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一项重要资源配置活动。它是国际化企业掌握技术信息、创新产品能力的体现, 把握和引导国际市场顾客消费需求能力的反映。其中国际研发经费是国际研发实力的集中体现, 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其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2 (数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
(3) 海外生产总值 (Ct)
国际生产是国际企业整合国际资源, 创造产品及服务的一项关键资源配置活动。企业要想获得理想的国际生产效率, 必须综合各地的资源优势并加以利用。它既体现国际企业在国际市场中整合资源的能力, 也反映出国际企业满足国际市场需求的能力。而海外生产总值能较好地体现国际生产能力, 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其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3 (数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
(4) 海外销售额 (Dt)
国际销售也是国际企业的一项关键业务, 关系到国际投资最终为企业带来赢利。国际销售要获取优秀业绩。首先需要高效、畅通的国际销售渠道;其次需要销售技能娴熟的国际营销团队等。反映了国际企业满足国际市场顾客消费需求的能力。海外销售额能反映企业的国际销售业绩, 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其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4 (数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
(5) 国际业务净利润 (Et)
对于任何企业, 使自身价值增值, 实现赢利是其极为重要的目标。国际企业更要实现赢利, 创造利润, 在残酷的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发展和壮大。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其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5 (数值单位:亿元人民币) 。
3.2 国际业务战略度 (X2)
国际业务战略度, 反映一个企业国际化能力、国际化程度, 表现为国际业务占总业务比例。与以下因素有关:首先是企业拥有的资源。一个企业资源总量越大, 表明一方面企业实力越雄厚, 另一方面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越强烈, 在此条件下, 很大一部分企业会进入海外市场, 走国际化道路。其次是企业所处行业的国际产业环境。企业的发展以整个产业的发展为前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国际化企业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去把握全球产业环境的发展阶段及发展趋势, 以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在国际产业环境预期乐观时, 产业内同行间的竞争相对较小、环境较宽松, 企业价值增值空间相对较大, 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 反之, 不有利于企业国际化战略实施。再次是跨文化制度环境。包含制度硬环境和制度软环境两类, 其中, 制度硬环境有进入国的政治、经济及法律制度等;制度硬环境有当地的人文环境、社会习惯、甚至是民俗风情等。跨文化制度环境是国际企业必须去了解、熟悉和适应的生存土壤, 只有这样, 才有利于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在此, 用“国际业务指标占总业务的比重”分别描述国际业务在企业中的战略地位, 即战略度。
(1) 国际业务资产占企业总资产比例 (At/at) =国际业务资产/企业总资产;
(2) 国际研发经费占企业研发经费比例 (Bt/bt) =国际研发经费/企业研发经费;
(3) 海外生产总值占企业生产总值比例 (Ct/ct) =海外生产总值/企业生产总值;
(4) 海外销售额占企业销售额比例 (Dt/dt) =海外销售额/企业销售额;
(5) 国际业务净利润占企业净利润比例 (Et/et) =国际业务净利润/企业净利润。
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上述指标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6。
3.3 国际业务成长性 (X3)
一个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 其目的在于开拓国际市场, 获取国际资源以做强做大企业, 当然, 国际业务成长性能反映企业国际化能力。
国际业务成长可表现为国际业务资产的成长, 即拥有资源的增加, 包括人力、物质、金融、信息及关系资源等。也可表现为国际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如国际研发、国际生产及国际销售等业务活动。然而, 国际业务成长性最终表现为国际业务净利润成长性。
在此, 用“国际业务指标在考察期 (本年) 相对前期 (上一年) 的增长幅度” 来描述企业国际业务成长性。
(1) 国际业务资产成长性 (At/At-1) =本年国际业务资产/上一年国际业务资产;
(2) 国际研发经费成长性 (Bt/Bt-1) =本年国际研发经费/上一年国际研发经费;
(3) 海外生产总值成长性 (Ct/Ct-1) =本年海外生产总值/上一年海外生产总值;
(4) 海外销售额成长性 (Dt/Dt-1) =本年海外销售额/上一年海外销售额;
(5) 国际业务净利润成长性 (Et/Et-1) =本年国际业务净利润/上一年国际业务净利润。
根据专家意见法, 并结合我国国际化企业相关数据经验值, 对上述指标采用5分法进行评价, 如表7。
4 综合测评
目前, 已有的测评理论只从国际业务占总业务比重的角度来衡量企业国际化能力, 将企业国际化能力仅仅理解为企业国际化的程度, 而没有考虑到提升国际化程度的内在动力性因素, 另外, 也没有考虑到国际化程度提升的可持续性。因此, 本文认为已有的相关测评理论视角较为狭隘, 具有一定局限性。
基于此, 本文认为为了较全面、发展地测评企业国际化能力, 还必须引入国际业务规模这一维度, 用这样一个绝对数的概念反映企业国际业务的基础和实力状况。其次, 为了弥补仅用静态视角衡量企业国际化能力的不足, 还应该引入国际业务成长性这一维度, 以动态反映企业国际业务的持续的发展能力。由此, 本文从国际业务规模、战略度、成长性三维度, 对企业的国际化能力进行综合测评。
测评采用层次分析法和蛛网模型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 一方面, 通过层次分析法可以得出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总体指数;另一方面, 通过蛛网模型评价法能够明确国际业务规模、战略度及成长性三个关键维度分别体现出的企业国际化能力。
4.1 层次分析法
在建立三级指标体系基础上, 根据目前我国国际化企业的相关参数, 对各指标赋权。首先, 对一级指标——“企业国际化能力”赋权为1。其次, 在3个二级指标中, 由于国际业务规模指标相对更具基础地位, 国际业务战略度指标相对处于核心位置, 而国际业务成长性指标是一个补充性指标, 因此, 本文为了说明测评体系的算法, 不妨对指标在体系中的权重做出如下假设, 分别赋予权重系数为:0.35、0.35、和0.3。最后, 给处于同一个二级指标维度中的三级指标赋予等同权重, 其中, 二级指标国际业务规模中三级指标的权重均为0.07, 二级指标国际业务战略度中三级指标的权重均为0.07, 二级指标国际业务成长性中三级指标的权重均为0.06, 见表8。
故, 企业国际化能力指数为:
用于评价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总体水平。
4.2 蛛网模型评价法
由于层次分析法仅能总体评价企业国际化能力, 不能直观表现出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及国际业务成长性三个关键维度分别产生的作用, 因此, 下面采用蛛网模型评价法作为补充 (参见图1) 。
蜘蛛网模型可直观呈现国际化能力在各维度上的具体状况。如果是国际业务规模指数X1较小, 说明国际业务规模尚不够;若是国际业务战略度指数X2偏小, 意味着国际业务的战略地位有待提高;如果是国际业务成长性指数X3偏低, 那么成长性尚待提高, 企业可从国际研发、生产、销售等资源配置活动中去寻找原因及解决方法。
因此, 层次分析法和蛛网模型评价法两者结合应用, 可实现对企业国际化能力较全面、直观分析。
5 结语
本文构建的企业国际化能力综合测评体系, 从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及国际业务成长性三个维度来描述国际化能力, 体现全面、发展的指标选取思想。同时, 采用层次分析法和蛛网模型评价法相结合的综合测评方法, 体现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测评思想。当然, 在测评体系中, 指标量化及权重的确定主观性较强, 因国际企业所处行业、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等因素而异, 对测评体系客观性造成一定程度影响。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企业国际化能力的测评正成为实践的需要、研究的热点。目前, 已有相关理论几乎仅从国际化业务占企业总业务比重的角度来考察企业国际化能力, 本研究认为已有考察角度较为狭隘, 具有一定局限性。基于此, 首先对企业国际化能力进行概念界定, 然后对部分国内外较典型测评模型进行了简要评述。在此基础上, 应用层次分析法和蛛网模型评价法, 重构了从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和国际业务成长性三维角度考察企业国际化能力的综合测评体系。
关键词：国际化能力,国际业务规模,国际业务战略度,国际业务成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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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国际化评价指标研究综述 篇8
1 国外学者对国际化城市的评价
1.1 从识别国际城市的视角构建指标
学者们根据自身对国际城市的认识, 基于对已有国际城市的内涵和共性特征归纳, 先后提出了诸多识别性指标。
1.1.1 单项指标判别法
(1) 跨国公司和银行判别法。
Cohen (1981) 在其研究中使用“跨国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两个指标来判别世界城市。Thrift (1989) 选择了用“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来衡量国际城市并依据两个指标总部和银行的数量和级别的不同, 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级。同时Sassen (1991) 也采用“银行数”和“跨国公司总部”两个指标来衡量国际城市的地位。Knox (1995) 指出用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跨国商务活动”, Godfrey和Zhou (1999) 建议在确认全球和地区中心时, 不仅要考虑跨国企业总部的数量, 跨国企业分公司的因素也需考虑在内。
(2) 基础设施判别法。
Ben Derudder&Frank Witlox (2008) 认为基础设施规模能够反映国际城市的作用, 提出用航空客运量来评价世界城市的地位。Xiulian Ma&M.F.Timberlake (2008) 指出中国国际城市的形成受全球化力量和国家政策方针两种力量的影响, 用1990年-2005年的国际和国内的航空客运量, 分析了中国潜在的国际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
1.1.2 综合指标判别法
1966年, Peter Hall在“世界城市”一书中, 从政治、贸易、金融、文化、通讯设施、技术和高等教育等方面较为全面地对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进行了研究, 他认为世界城市专指那些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事务中发生全球性作用和影响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城市, 是主要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 并提出了国际城市应具备的七大特征。
Reed (1981, 1989) 是最早用多个变量分析世界城市的, 用9个金融变量和相关文化、经济、地理和政治41个变量, 从1900年到1980年, 研究了40多个国家的76个城市。
Friedman (1986) 在“世界城市假说”中给出了衡量国际城市著名的7条标准: (1) 主要的金融中心; (2) 跨国公司的总部; (3) 国际性机构; (4) 第三产业高速增长; (5) 重要的制造业中心; (6) 主要交通运输节点; (7) 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这些指标开始对城市国际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化。
伦敦规划委员会在1991年提出用基础设施;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财富创造力;服务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就业与收入;满足国际文化与社会环境需求的生活质量四个方面来衡量国际城市。1996年联合国伊斯坦布尔城市年会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产业结构、基础设施水平、社会开放水平、经济对外交流水平五个方面来测度城市国际化发展的绝对水平。为了衡量城市国际化程度, Carlabbott (1997) 列表把美国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城市从外国人口出生、外国银行数量、外国旅游者、新移民数量、进口物质的价值、具有外国领事馆的数量以及与外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数量等方面的指标进行了比较。
Ng&Hills (2003) 提出:在全球化城市时代, 不仅追求成为国际城市, 而且要追求成为杰出城市。杰出城市具有卓越的管理模式, 技术和经济领先, 并延续着全球和地方的发展, 因此具有丰富社会经济、人文、文化和环境资本。基于此概念框架, 构建了一套指标体系, 并用该指标体系对比了东京, 香港, 新加坡, 台北和上海5个亚洲的正在崛起的国际城市。此套指标涉及治理, 全球发展和地方发展, 人力、社会、文化和环境资本方面共57个指标。这项研究发展了弗里德曼世界城市理论, 试图通过比较来说明城市不仅从事全球经济, 而且要积极发展地方经济、社会、人力和环境资本。通过研究发现, 这些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济财富、建设了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是它们在软件管理方面需要加强, 如卫生健康、环境管理、透明政府等需要多样化。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世界城市的判定指标有着不同的侧重, 但有一些判定国际城市的共识性要素, 其中包括:跨国公司聚集, 比如世界500强总部或者分部数量;金融贸易中心地位, 比如外国金融机构数量;服务业高度发达, 比如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国际经济;政治控制力, 比如领事馆数量, 友好城市数量;主要交通运输节点;良好的基础设施, 比如航空客运量等。
1.2 从引导国际城市发展方向构建指标
从城市的长期发展入手, 构建基于城市未来发展规划的指标体系。
伦敦金融城当局在2000年围绕纽约和伦敦两个城市, 重点研究了衡量国际城市的7个指标:金融服务业、商业与职业服务、媒体、旅游、交通运输、政府管理、经济发展政策。
悉尼在2006年制定的2030规划时明确提出将悉尼定位为全球城市, 提出未来中心区发展的三个方向:绿色、全球化、高度联通。绿色方面重点强调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着重强调培育全球竞争力和创新力, 高度联通强调建立一个高度发达的中心区交通网络, 使得交通更加顺畅。从经济与创新、环境与能源、交通、住房、公共空间以及政府执行力、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视角, 指导悉尼未来20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例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 提出温室气体排放减少50%、满足市区100%的能源需求等。
2007年纽约在2030规划中设定了土地、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气候等6个方面的目标, 在未来25年纽约将建设成为一个更好、更加绿色的纽约, 成为21世纪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在开放空间方面, 提出“确保所有纽约人距离公园在十分钟步行路程之内”;在空气质量方面, 提出“达到所有美国大都市中最清洁的空气质量”;在气候变化方面, 提出“降低30%以上的 (整个纽约的)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纽约以地方立法的形式规定, 2030规划必须每四年修订一次。2011年4月, 进行了第一次修订, 在总结已有进展和新面临问题的基础上, 将原规划重新整合为10个方面, 包括住房和街区、公园和公共空间、棕色地带、水道、供水、交通、能源、空气质量、固体废物和气候变化。
2 国内城市国际化评价研究
我国对城市国际化的评价起步较晚, 源于20世纪90年代, 由于研究切入的理论视角不同, 侧重点不同, 构建思路不同, 导致设计的指标体系千差万别。但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类:
2.1 评价内容注重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
20世纪90年代, 由于我国工业化时间较短, 起步基点较低,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期, 这种滞后效应势必对建立国际性城市产生的一定的摩擦,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因此, 完善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是当时我国城市发展的重心, 该段时期国内城市国际化评价的指标还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方面, 涉及国际化本质特点的指标较少, 代表有: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同青岛市政府办公厅 (1995) 邀请60位知名专家学者对青岛市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进行了一项“德尔非”研究。并按中选率高低排列入选指标名次。其中“最为关键的指标”有5项 (年资金融通总量、年人均生产总值、港口吞吐量、外汇市场日交易量、外贸转口额) 以及其余13“项基本指标”和“参考指标”都集中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
张程睿, 林睦曾 (1997) 通过分析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构建了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基本指标体系, 从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基础设施等8个方面共58项指标来评价城市国际化水平。随后郭建国 (1998) 将国内外评价指标综合为14项对国际化大都市进行评价, 但其中绝大多数多是城市建设基础指标。
2.2 评价内容注重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
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对城市国际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出现了现代化和国际化并重的局面。
杨立勋 (1999) 从基础指标 (城市现代化指标) 和核心指标 (城市国际化指标) 两部分对深圳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评价。城市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基础设施、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城市国际化包括城市基础设施、经济、贸易、金融、第三产业、科教文、外语环境的国际化。之后陆续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研究, 薛德升, 孙丽萍, 李志刚 (2006) 基于对城市国际化过程的理解, 将总目标层分为基础指标层和核心指标层, 前者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 后者反映城市国际化水平, 并指出现代化是城市国际化的必要条件, 城市国际化是在现代化的基础上, 其主要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呈现国际化的特征。陈怡安, 齐子翔 (2013) 认为基础指标主要包括经济规模与结构、居民生活水平与质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与教育水平指标, 核心指标主要包括贸易国际化、生产与投资国际化、技术与信息国际化、人员国际化指标。
肖耀球 (2002) 认为国际城市的基本特征体现在城市的现代化质量和国际化职能效应两方面, 这两方面构成国际城市的基本评价标准, 并从经济现代化、建设现代化、文明现代化、资本构成国际化、经济贸易国际化、交通信息国际化、政治科技文化国际化等7个方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顾朝林等 (2003) 的研究将国际化城市的综合实力分为现代化水平和国际化水平两目标, 并从经济发展水平、服务业水平、劳动力素质、金融资本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交流水平5方面, 构建国际化城市评价指标体系。
刘晓明 (2006) 在建构武汉市国际性城市目标体系时, 将国际城市目标体系分为基础性目标 (包括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与社会发展、人口素质、城市交通与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及保护五部分) 和特征性目标 (包括经济国际化和社会国际化两部分) 。
刘玉芳 (2007) 根据国际化城市的概念和判断标准, 以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角度, 提出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社会进步和国际化水平4个方面综合评价城市的国际化程度。
陆军 (2011) 将城市个体判别和城际联系判别的两类指标进行汇总来评价城市国际化水平, 其中, 以个体判别指标评价城市自身实力从而识别世界城市等级体系中容量较大的网络节点, 同时以城际判别指标评价城市辐射能力。城市个体判别指标从经济发展、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科技研发和社会发展五个方面来构建;城际判别指标包含投资贸易、人口流动、交通运输、信息传播。
2.3 评价内容注重国际影响力
倪鹏飞 (2006) 从城市经济国际开放度和人文国际开放度来评价国际化水平。经济国际开放度用以下指标衡量:外贸易依存度、外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外企占城市总企业的比重。人文国际开放度则主要考虑:移民人口指数、外语普及率、外来文化影响度。
齐心, 张佰瑞, 赵继敏 (2011) 基于世界城市的网络地位, 从决定网络地位的总体实力, 网络地位, 支撑条件三个方面来评价国际化水平。
段霞, 文魁 (2011) 依据国际城市基本内涵和发展规律, 将国际城市的共性特征、阶段性特征和反映城市的基础条件、特色优势和独特性要求的个性特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从功能、规模、基础、禀赋、品质五个方面共26个指标构成的基于全景观察的国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大部分的指标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国际化特征的指标, 比如:航空客运量, 入境旅游人次, 全球500强企业数, 年举办国际会议次数等指标, 但也有少数描述现代化的特征的指标, 比如每十万人拥有医生数, 25岁以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比例, 万人刑事案件发案率等。
易斌, 于涛, 翟国方 (2013) 从经济国际化水平、人才交流国际化水平、文化国际吸引力、政治国际影响力和生态发展水平5个方面构成城市国际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综上所述,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评价既有采既有采用单项指标来评价也有采用综合指标来衡量, 评价方法有定性衡量也有定量测度。总的来说, 通过对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的梳理和分析可得出结论:国外学者对国际城市的评价从重视对已有国际城市研究的识别导向逐渐转变为对未来国际城市构建的规划导向。指标选取早期主要集中的经济领域内,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视从社会, 政治, 对外交流, 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评价。进入21世纪, 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时代发展的趋势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国际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又加入了文化、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
国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基本上都是以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国际化为基础来进行构造, 不论是偏重现代化建设, 还是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并重, 或是强调城市国际化核心功能同时辅以部分现代化指标, 在指标的选取上都离不开表示现代化的指标和表示国际化的指标。换句话说, 国际化水平评价体系在指标选取时, 本质上都体现着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关系, 只是关系的侧重点和程度不一。从国内评价国际化程度的指标变化趋势来看, 由于不同时期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不同, 评价指标体系的结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具体表现在, 当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时, 现代化指标就优先于国际化指标的考量;而当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已有相当程度发展的情况下, 就应抓住国际化这一社会发展的关键。总的来说,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对国际城市研究的不断深入, 不同时期, 不同类型的城市在指标体系上的侧重上都有所不同。因此, 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时, 一方面要体现出国际城市的共性, 一方面又要结合具体城市发展目标和发展现状, 力求通过城市国际化这一进程不同程度的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摘要：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探讨评价国际化水平的主要成果进行系统梳理, 概括出国外学者主要从识别导向和规划导向两个方面构建指标, 国内学者主要从城市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上来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文献述评 篇9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西方学者正式提出并创建之后, 已经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 形成了大量且丰富的成果和文献, 国家创新体系的框架也逐渐完善, 并且开始应用于实践, 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研究和制定创新政策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
进入21世纪后, 西方学者开始注意到,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技术全球化的不断深入, 国家创新体系的国家边界也在逐步淡化, 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Carlsson于2003年最早提出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概念, 之后西方学者开始对包括美国、欧洲各国以及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创新体系国际化现象进行研究, 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证明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趋势性、影响力以及发展模式。
跟随者西方学者的脚步, 中国学者也开始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行研究, 除了理论研究之外, 中国学者多会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别, 国家创新体系本身就存在区别, 国际化的方式和进程也会不同。所以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同时, 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化转变是必要且重要的。
二、国外研究现状、发展动态
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演变, 首当其冲的便是企业层面创新活动的国际化。Patel和Pavitt用了十几年时间集中研究了大型企业的创新活动国际化问题, 特别是研发活动 (Patel和Pavitt, 1991;Pavitt, Patel, 1999;Patel, Vega, 1999;Pavitt, 2001, 2002) 。他们的研究结论显示: (1) 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国的国家创新体系影响:基础研究的质量, 劳动力素质, 公司治理结构, 竞争水平, 当地诱因政策比如充足的原材料, 劳动力和能源价格以及公共采购中私人投资的持续模式。 (2) 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国际化水平远远不及其他合作活动, 绝大部分的R&D能力还是体现在国内。 (3) 工商业的R&D水平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比如竞争, 宏观经济) , 同时也受到国家机构行为的影响 (比如支持基础研究的机构, 银行和股票市场, 公司治理结构等) 。Pavitt在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方面贡献有如下几点:第一, 是清楚地把企业R&D活动作为国际化的一个显著方面, 而与其他方面相互区别, 进而发现这类活动比其他活动更少参与国际化;第二, 发现国际化的形式还包括企业网络和联盟;第三, 国际化不仅仅局限在企业本身, 同时要关注国家的金融机构、高校、商业和政策机构、法律、文化、社会规范, 在一个国家层面上进行分析。
之后, Carlsson (2003, 2006) 便开始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角度出发, 研究整个系统的国际化问题。根据Carlsson的不完全统计, 关于创新体系的论文著作有约750篇, 其中有约250篇在题目、关键字或者摘要里用到“全球的”或者“国际的”这些字眼。在仔细地检查之后发现, 大约35% (87篇) 是被明确划分在“全球的”或者“国际的”的分类中, 其中又有大部分是做国际比较研究的, 剩余只有36篇探讨了技术或者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或全球化问题。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相比较与大量的研究R&D的国际化的文献, 只有一小部分是与创新体系国际化有关的, 确切的说只有5篇是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实证研究。
Niosi和Bellon (1994, 1996) 研究了美国、日本和欧洲领先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程度。将跨国公司研发、国际技术联盟, 国际技术转移、资本货物的国际贸易, 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作为衡量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评价指标。得到的结论有: (1) 国际化确实存在, 且速度越来越快, 国家边界开始变弱; (2) 不同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程度、速度和类型不同; (3) 欧洲成为主要的超国家的科技地区; (4) 国家的政策似乎起着关键的作用; (5) 通过模仿、技术扩散和转移, 国家创新体系可能会在某个点上趋同。
Bartholomew (1997) 研究了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 但是只限于生物技术, 因此只涵盖了每一个国家全部的国家创新系统的一小部分。她发现国家模式的生物技术研发跟国家机构的设置特征有很大关系, 并且生物技术创新的国家系统的特征形成了复杂的全球系统的相互依赖。她总结得出, 通过国际合作联盟进入一个国外的创新体系, 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个更广泛的针对技术问题的解决方式, 因此形成跨边界联盟也许会成为企业实现他们的创新能力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Freeman (1999) 对国家的创新体系和国家化程度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他集中研究了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使用的方式和Niosi和Bellon相似, 并把它们应用到企业、政府和高校的创新活动中。他总结得出, 尽管日本在技术体系的国际化水平上不如其他发达国家, 但是其国际化程度相比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日本模式相比之前, 现在已经不再是“独立的”。此外他认为日本政府在加强日本科技基础方面有重要作用。
Carlsson (2006) 提出了一些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障碍, 比如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知识溢出的空间上的限制, 并提出了可能解决的方法和案例。
除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之外, OECD (1999)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 也揭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 国家创新体系之间的相互依赖在不断增加。芬兰科技政策委员会 (2002) 发布的研究报告《知识、创新与国际化》明确提出了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必要性, 认为“国际化必须在作为整体的创新系统的水平上进行”。
总结来看, 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国家创新体系自身正在国家化, 国家边界正在慢慢淡化, 即使支持这些国际化的机构仍然是停留在国家层面的, 而企业创新活动的国际化是深受本国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水平影响的。然而在学术研究方面, 虽然有大量的学术研究针对创新活动 (特别是研发活动) 的国际化, 但是针对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学术研究却很少, 而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正将这个问题一致地定位为国际化的趋势在加强。
三、国内相关研究
除上述国外经典研究之外, 国内学者对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也做了一定的研究, 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1. 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理论研究。
学者们不断总结并完善这一理论框架, 并提出一些思考。曾德明、彭盾 (2009) 用耗散结构理论来分析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问题, 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开放性、远离平衡性和系统内各要素的非线性作用, 都表明国家创新体系具备形成耗散结构的基本条件, 形成耗散结构是理想状态, 在此过程中, 需要管理好表征系统有序的熵, 减少熵产生和通过R&D国际化引进负熵流。刘立、李正风、刘云 (2010) 借鉴前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功能论的研究, 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十种功能;借鉴前人关于国家创新体系阶段论的研究, 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三阶段论, 即依附型、追赶型和自主型。构建了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的“功能—阶段”模型。刘云、李正风、刘立、王兆华和张祥 (2010) 在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主要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创新制度和组织网络的国际化、创新资源流动和配置的国际化以及创新主体互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化。相对而言, 这类以整个体系为研究对象的文献较少, 这个情况与国外类似。
2. 有关企业层面的国际化研究, 主要涉及创新资源的国
际流动和创新活动的国际互动, 尤其是跨国公司外资研发和技术转移问题。元利兴、宣国良 (2003) 初步讨论了跨国公司知识网络结构, 分析了跨国公司全球研发中的知识流动界面以及不同类型知识域的知识流动机制及影响因素。高茜、徐蕾 (2004) 初步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网络组织结构以及网络中知识流动的特点。周丽娟 (2005) 阐述了国际技术转移与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机制。胡珑瑛、唐志新 (2000) 通过建立国际技术转移行为的合作博弈模型, 分析了跨国公司在技术转移中与东道国的合作机制以及国际技术转移的特点。刘云、王硕 (2004) 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 分析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模式。与国外研究的情况相类似, 企业层面的国家化是创新体系国际化研究中最受研究者关注的,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系统整体研究而言很充分。
3. 针对中国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
(1) 有关国际化的必要性研究, 如柳卸林 (2006) 对国创新的驱动因素做了一个量化分析, 发现在推动中国技术创新中, 外国直接投资、政府的科技投资和教育支出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但是区域差异显著。 (2) 有关国际规则对国际化的影响, 如张军、吴贵生 (2005) 提出了技术规则经营问题, 技术规则经营的核心环节在于技术创新、标准拟制和市场“锁定”。 (3) 有关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研究。如程如烟 (2008) 分析了三十年来中国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与政策演变。曾永光、傅建球 (2005) 分析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趋势及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挑战。刘云、常青 (2000) 探讨了大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针对中国大科学研究国际合作的现状与需求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四、总结
根据对于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分析显示, 在有关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这个问题的研究上, 多数学者集中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国际化进行研究, 如作为企业的跨国公司国际研发项目, 而缺乏整体上的研究, 也就是说缺乏将国家创新体系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完整的关于国家化的研究。不可否认, 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但也绝不是唯一的一部分, 因此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除了企业创新活动的国际化之外, 也应该包括有研究机构国际化, 组织制度的国际化等等。
总而言之, 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方向, 也是为中国建立合理有效、适应全球化趋势的国家创新体系所需要的。
此外, 还需要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创新体系国际化问题做更多的研究, 因为相对于发达国家数目较多的研究, 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并不多见。
摘要：国家创新体系的国际化在进入21世纪后被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展开研究, 对其中主要研究论点和方法作了评述, 包括跨国公司资源的国际化, 着重于研发的国际化, 政府、高校、机构的国际化以及针对欧美各国及日本的个体研究。最后得出结论, 无论国内外研究, 都较缺少对于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整体的、系统的研究, 且关于中国的个体研究也较少。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篇10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米德冲突”和“特里芬难题”而在1971年解体后, 导致了1976年“牙买加协议”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承认。由于“牙买加协议”事实上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 这就在关键货币国家 (地区) 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和经济均衡之间埋下了内在冲突的根源, 使他们自利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即通过汇率动荡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和经济失衡, 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经济货币政策的错误承担风险和买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充分证明,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 创造一种拥有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机正在逐步到来。当然,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 它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惯性, 其变革只能是各国经济实力较量和博弈的结果。因此, 人们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看作是一种长期诉求, 可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 关键货币惯性阶段
从目前情况看,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时代虽尚未结束, 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这一是因为美国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但其强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并未遭受到根本性的削弱,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 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 都难以获得与美国相匹敌的主权信誉和实力。二是网络外部性以及公众长期形成的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 使得美元等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大的惯性, 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三是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获得了巨大的金融、经济甚至政治优势, 他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支持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方案。
(二) 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趋势下, 服从于国家主权的“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念被服务于市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全新理念所取代, 体现为不同主权国家间的货币融合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欧元成功推出, 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跃跃欲试, 形成了金融全球化一个新潮流。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新兴市场国家都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 以抵御外部危机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其实质是在多种国际货币中形成一种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基于对现有国际货币的信心而产生的此消彼长的结构调整, 从而整体解决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两难问题。虽然目前大多数的区域货币合作还停留在设想和探讨阶段, 但强化多元化货币储备制度, 弱化美元的霸主地位, 建立从单极到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已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然要求。在不远的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将真正进入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的时代, 取代美元独霸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
(三) 超主权货币阶段
2009年3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 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即在扩大SDR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和积极的评价。
发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 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理想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制度缺陷, 避免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工具带来的不对等的权利义务、缺乏约束制衡机制、外部性问题等弊端, 使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 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是完善SDR, 还是对现有的某种关键货币进行非主权化改造, 或是重起炉灶设计一种非主权货币, 总之, 重建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世界性新储备货币, 将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当然, 这一目标需要通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实现, 并且有待国际社会在形成共识的前提下长期共同努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也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在过去30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增加,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 而且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不仅确保了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并对本地区及世界经济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溢出效应, 致使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特别是中国排行世界第一的庞大的外汇储备, 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持续升值的坚挺走势, 加上中国有意推动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态度, 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演变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而言,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动因
一般说来, 经济开放度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 能够使国际市场交易者产生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和需求。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和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度日益上升, 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其中也包括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个平衡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主席卡恩表示, SDR有越来越多的理由纳入其他货币, 接受人民币将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希望将人民币“尽快”纳入SDR的一揽子货币中。如果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需要人民币参与并加入国际货币的行列, 必然会在客观上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肯定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国际储蓄货币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必然产生对共同价值标准的需求。同时,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 亚洲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也需要一种区域货币作为媒介。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高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 使之与亚洲国家 (地区) 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成为亚洲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为亚洲国家 (地区) 提供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 不仅可以帮助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解决汇率制度选择的难题, 而且有助于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的稳定和深入发展。在现实中, 亚洲对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有明显的需求,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大量流通, 已获得硬通货的地位, 部分周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民币需求的持续增加, 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动因
1.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要求人民币国际化。
经过多年的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增长速度的不断增长 (图1) ,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按PPP计算, 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为 4.222万亿美元, 占世界总量的8.3%, 已接近日本的8.8% (图2) 。而按照世界银行估算,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万亿美元,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为7.7%, 列世界第三位 (表1)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额达1.95万亿美元, 名列世界第一。但是, 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严重缺乏话语权, 与其现有的经济实力完全不相符, 在国际金融、贸易等领域处处受制于人, 本次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中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地位的脆弱性, 而这些问题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和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在投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信用, 是为了保障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稳定, 减少国际货币体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提振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资料来源:聂利君:《货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2.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需要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很高, 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58.3%,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中国也是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外汇储备大国在内的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 本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锐减了近14% (图3) , 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 从而让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 对外贸易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使国家经济暴露在美元汇率大起大落的风险之下, 继续美元依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 在刺激内需的同时, 通过建立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货币话语权而谋求从外部提振经济, 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措施。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5-2009) 。
因此, 在美元中长期内贬值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国际贸易中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外投资和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不仅能够规避美元汇率风险, 降低汇兑费用, 而且有利于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中国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 扩大进出口企业对结算货币的选择权,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即使是中国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 也需要有国际化的人民币与之相配合, 以保护国家经济的安全和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
3.庞大的外汇储备敦促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经济学家杜里、弗斯特兰道和嘉保提出的“BW2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 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自我保险理论 (self-insurance) 都认为, 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 由于国力尚弱, 缺乏资本金, 选择“赚美元”的战略是一种必然。从图4可以看到, 2000-2009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呈不断加速的上升趋势, 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一, 高达20 00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外汇储备的庞大规模和资产结构决定了其面临的风险:一旦美元贬值, 将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美国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和赤字、急剧增加的货币供给, 这些长期因素都会导致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的结果。温家宝总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就曾一再对在美资产安全表示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已成为国民财富损失的巨大黑洞。只有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 才能摆脱对美元的依附, 规避捆绑美元所致的损失, 终止国民财富的流失。
4.铸币税收入吸引人民币国际化。
所谓铸币税, 是指发行钞票国取得的钞票发行收入。国际货币发行国能够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换取非居民持有者的资源, 享有从他国获得的巨大的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使中国分享一份铸币税收益, 开辟新的资金利用渠道, 同时减少对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的贡献。这些铸币税收入足以使我国经济上一个台阶, 并因为内需的扩张而加注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5.大国政治促使人民币国际化。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 货币国际化与自主权和声望紧密相关。拥有货币发行的自主权, 意味着减少对别国的依赖, 在发生紧急情况 ( 包括战争) 时不必依靠他国就能迅速获得流动性支持。有经济学家指出, 货币自主权是“世界末日时的武器”, 货币就像原子弹一样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身份上讲, 货币是主权国家身份的象征, 成为国际货币可以提高货币发行国的声望, 并且有助于同化使用相同货币的有区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社会群体。因此, 货币领域的竞争构成了大国政治经济利益争夺的一个重要部分, 并有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利益。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 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国际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和目前中国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局面, 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人民币国际化障碍性因素分析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日渐成熟, 但是不能忽视一些现实的障碍性因素, 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一) 国际货币基本条件分析
向松祚 (2010) 认为,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至少要有五个条件:第一是经济的规模,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第三是货币是不是自由兑换, 第四是通胀是不是稳定, 第五是政治是否稳定。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 经济规模和政治稳定这两个条件应该是基本满足的, 下面对另外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1.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且开放度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出了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但从整个金融的发展水平来看, 无论是发展的广度 (包括金融资产的总量与质量、存量与增量) , 还是发展的深度 (包括国内金融市场效率及与国际金融市场衔接状况) , 都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金融市场虽然已逐步对外开放, 但远没有实现国际化, 甚至连区域化都没有做到。这种状况使得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有一定顾虑, 同时也降低了人民币实际贸易的国际比较价值。
2.资本项目尚未全面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是以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为前提条件的。一种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 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 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虽然在1996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 但对资本项目的兑换仍然实行管制。这就在很大程度约束了人民币跨境流通, 使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渠道受阻。虽然我国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但是由于资本项目的约束, 这些国家或地区只能把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单位, 而难以将其用作储备货币。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中国年度统计公报》各年。
3.通货膨胀水平基本稳定。
从1990年至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来看 (图5) , 中国过去19年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总体较差。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均值为4.82%, 而最大波幅 (区间内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则高达24.9%。如果结合1990年至2009年的M2增长率指标 (图5) , 就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引致效应”:1990年到1994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 是导致紧随其后的高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 CPI增长率的高峰值主要出现在1997年前。经过1994年至1995年的宏观经济调控, 在l996年实现软着陆后, 迄今为止CPI运行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货币供应量也基本如此。说明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经济调控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从1980-2006年间的平均通胀率指数来看, 中国通胀水平的稳定程度与主要发达国家大致相当。由此可说, 这方面的条件基本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
(二)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分析
蒋万进等人 (2006) 按照构建货币国际度指数体系刘仁伍、刘华 (2009) 认为:货币国际化进程的部分或全部货币职能的扩展也是货币空间扩大的进程。根据货币的使用区域划分, 货币的国际化可分为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三个层次。现实中, 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已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人民币在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民间流通规模已相当庞大, 已获得硬通货的地位。这表明从货币使用区域来看, 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周边化, 完成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并正在向第二步即区域化发展。
从中长期来看, 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可逾越的一步。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文化等特点所决定的, 也是欧元成功之路的宝贵经验, 同时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第二阶段即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阶段的反映和体现。因此, 应该把区域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努力方向。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 实现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和世界部分国家国际化, 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该阶段标志是:亚洲地区贸易结算量的40%由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人民币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储备货币之一。
1.加强与亚洲各国 (地区) 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层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 增加相互信任, 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2. 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 努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3. 继续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 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主动使用人民币, 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范围, 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计价结算的份额。
4. 尽快在亚洲地区设立中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扩展亚洲市场, 并为当地金融提供人民币的清算服务与支持。
5. 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作为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开放之前的一个过渡性安排, 不断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 形成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
6.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开放, 降低准入门槛, 对其在华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提供更多的便利, 使其进入人民币的清算体系。
7. 加强与亚洲相关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 加强对跨境人民币流动监测。
8. 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 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资产。
摘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现已成为必然趋势, 并形成相动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而人民币国际化在内外动因的作用下, 面对基本条件欠缺和国际化程度较低的现实, 尚需要通过层次深化的三个阶段和空间扩展的三个步骤方能走完整个历程。
五大服务体系拓宽国际市场 篇11
贸促机构是由政府设立的、旨在促进投资和贸易的组织，在中国外交、外经贸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山东省贸促会成立于1978年，由省政府直接领导，承担着对外联络、会展活动管理、涉外法律服务等9项职能。目前，山东省贸促会、山东国际商会在全省已建立17个市（行业）支会，73个县级国际商会，会员企业4000多家，与国外48家协会组织签订了协议。
近年来，山东省贸促会、山东国际商会围绕政府中心工作，以招商引资、会展经济、外商投诉法律服务为重点，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利用贸促会、国际商会这个平台，独立承办或参与组织了一系列大型经贸活动。2004年6月，山东省贸促会举办了APEC区域经济合作研讨会和中日韩投资贸易洽谈会，与会客商达600余人，108个项目实施了对接，促成贸易成交额1100万美元；2004年10月，参与组织了“山东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战略（济南）峰会，承办了“山东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果展”，对外宣传推介了山东省的重点企业；2005年9月，承办了“海峡两岸制造业博览会”，来自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及台湾省和国内的826家企业参展，到会客商5万余人，成交额达1.2亿元。
2006年，山东省贸促会将独家承办“2006年中日韩产业交流会”，交流会预计推出国家标准摊位900个，参展商涵盖制造、加工、贸易、服务和采购，集招商引资、产业交流、贸易采购、高新技术展示于一体，为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建设山东半岛制造业基地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山东省贸促会、山东国际商会结合山东省出口产品结构和优势，积极发挥对外联络的优势，大力开拓境外展览市场，为纺织服装、轻工产品、食品及农副产品等传统优势产品组织形式多样的展会，进一步扩大了产品出口，也为山东省近年来科技发展新增机电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找到适销对路的海外市场。
为发挥省内知名企业的品牌效应，山东省贸促会、山东省商会在4000多家会员企业中挑选了部分优秀企业家参与贸促会、商会的组织管理，不仅做好企业经营，更能为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为开拓山东外经贸工作发挥积极作用。此次被聘为本届理事会兼职副会长的好当家集团总裁兼董事长唐传勤为贸促会、商会今后的发展提出许多合理化建议。他认为，当今时代信息化高度发展，贸促机构应主动适应潮流，在信息建设方面多做些工作，因为信息就是商机，信息就是效益，可以利用互联网等渠道为企业及时提供信息，多组织一些境外交流活动，了解世界发展最新动向，以利企业及时调整思路，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5年来，山东省贸促会共组织出国参展和举办国际展（博）会241个，参展企业1295家，意向成交8亿美元。在为外商提供投诉法律服务方面，山东省贸促会、山东国际商会初步建立起调解、投诉处理和仲裁三位一体的法律服务体系，及时妥善处结纠纷，切实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结案率91%。同时进一步改善和优化了山东省的投资环境，增强了外商在山东投资的信心。
国际化企业商务英语培训体系建设 篇12
一、国际化企业商务英语培训现状及分析
1. 对于商务英语培训的主观认识还不够。
当前, 我国国际化企业内部的商务英语培训工作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这是因为很多人对于学习商务英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使得商务英语培训缺乏了目的性和主动性, 许多人即使参加了商务英语培训, 更多的也是出于一种应付的心理, 严重影响了商务英语的培训效果。
2. 商务英语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国际化企业的员工受教育程度并不一样, 一些人的英语基础较差。还有一些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大学的英语课程后, 就放松了英语学习, 尤其是不够重视专业英语的学习, 加之专业英语教学方法较为落后, 教学内容较为滞后, 使得专业英语教学无法提高质量,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化企业商务英语培训的进程和效果。
3. 商务英语培训机制不够完善。
当前, 我国国际化企业的商务英语培训还缺乏科学合理的培训计划, 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培训体系。这主要表现为, 其培训目标不够明确, 可行性较差, 没有充分考虑到个人目标与企业总体目标之间的差异性, 并没有站在宏观角度来制定商务英语培训机制, 从而使得国际化企业的商务英语培训工作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 大大减弱了培训的实用效果。
二、商务英语学习的特点分析
1. 必须打牢英语语言运用基础。
商务英语的载体是英语, 因此必须熟练掌握英语语言运用。在英语语言学习中, 应淡化英语语言学本身的研究, 而是要强调实用性, 应较多地掌握词汇量尤其是交际礼仪和商务专业词汇, 同时强化口语训练, 以便能够轻松自如地与国外客商展开交流。
2. 必须具备一定的商务知识。
商务英语的立足点是在商务上, 因此要学好商务英语, 必须要具备基础性经贸知识, 否则, 英语水平再高, 话说不到点子上, 也无法实现商务目的。例如, 一些宏伟和微观的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知识、财经基本技能, 甚至是谈判技巧和经济法、国际法等均要有所涉猎, 这样才能成为一名令对方敬佩的专业型人才。同时, 商务礼仪也是一名职业国际商务从业者不可或缺的一门基础学科, 如何维护个人形象, 做到不卑不亢、求同存异, 入乡随俗、信守约定、热情有度、尊重隐私、女士优先、爱护环境等等, 都是必须要学习的内容。
3. 必须了解其他国家风俗习惯。
国际间的经贸往来, 既是一种商务活动, 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因此要顺利达成共识, 谈成合作, 还必须广泛了解对方所在国家的风俗习惯。例如, 美国人做生意讲究效率, 无需寒暄, 开门见山, 直来直去;中国人习惯于先培养感情, 然后再谈生意。如果不了解双方文化上的差异, 就可能在实际工作中造成误会, 使商务活动无法顺利进行, 甚至起到反作用。
三、商务英语培训体系的构建要素
1. 课程设置。
基于商务英语与生俱来的三大特点, 我们在培训课程的设置上, 就要有的放矢。在英语教学方面, 可以开设综合英语、英语口语、商务交际英语等课程;在商务知识方面, 可以开设经济学理论、报关实务、国际财经、国际商法、商务礼仪等课程;还可以开设各国风俗等课程, 拓宽知识面, 培养国际视野。实践课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培训中, 可以利用课堂中的模拟商务接洽、谈判, 来有效巩固课堂知识;课堂外可以展开国际商务活动的见习、实习, 在实战中磨炼技能, 迅速成长。
2. 师资来源。
教师的教学中的作用特别重要, 选择了最贴合教学实际的教师, 就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一是, 要充分利用当地高校和专业学校资源, 聘请资深教师来教授英语、商业等理论课程, 科班出生的他们理论功底扎实, 教学体系成熟, 可以夯实学生的理论基础。二是依靠社会上的专业培训机构, 强化应用型学习。社会培训机构市场嗅觉灵敏, 与市场需求贴合度高, 聘请这些机构的老师讲课, 可以大大提高教学的针对性。三是挑选国际化企业中多年从事商务英语工作的熟手传授经验, 从实践中来的知识更具实战性, 易引起学生兴趣, 自然也就可以使教学效果事半功倍。取这三个方面的精英组成教学团队, 相信一定可以培养出全面而高素质的商务英语人才。
3.管理体系。
当前, 我国国际化企业商务英语培训的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从而大大影响了商务英语培训效果。因此, 国际化企业应该将商务英语培训作为加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一环, 运用现代管理理念来完善企业商务英语培训体系。一要实现管理组织的现代化, 构建科学合理的机构组织, 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以形成完善、科学、高效的管理组织体系, 使教学活动始终处于科学有序的状态。二要实现管理控制现代化, 确立全新的控制方法、建立健全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有效的反馈系统, 使学员们的学习态度和效果处于可控状态。三要实现管理手段现代化, 可以通过差异化、精细化等先进管理手段, 使教学效果实现最大化。四要建立激励机制, 通过物质、精神等层面的奖励举措, 充分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 最大程度地挖掘员工的潜能。
4. 创新方法。
我们所处的时代日新月异, 任何一个领域的发展, 都离不开创新精神, 当代商务英语培训体系的构建自然也不例外。在这里, 着重论述利用新媒体平台实施商务英语培训。
新媒体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巧妙、科学地利用新媒体, 我们可以使商务英语的培训方式得到极大地拓展和延伸。例如, 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建立商务英语数据库, 搜集海量信息并进行分类整理, 如可以分为英语口语、商务知识、解题技巧、实例分析、业内新闻等板块, 便于学生随时调取、阅读、学习。可以在专业网站或企业网站中设立商务英语学习交流社区, 搭建老师与学生、老师与老师、学生与学生乃至业界与学生、老师间的互动交流平台, 推动商务英语教学从教学型向互动型转变。还可以鼓励老师、学生开商务英语博客或是微博, 经常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和经验, 同时也可以学习别人的好做法, 使学习充满趣味感和成就感, 效果自然会很棒。
5. 紧贴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