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精选12篇)
国际货币体系 篇1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爆发后,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再次引起世界的关注,许多学者指出当代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特征和缺陷是美元本位制,或称“美元霸权”。如余永定(2009)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2(BW2)在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在这种货币体系下中国积累贸易顺差获得经济增长,美国积累贸易逆差增加国民福利。华民、姚大庆(2009)认为在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获得世界各国的商品和财富,因而长期奉行入不敷出的发展模式,使美国泡沫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次贷和金融危机。张明(2009)认为美元本位制是一种全球范围内实体商品与金融资本的“双循环”,美元本位制能否持续的关键,在于新兴市场国家与资源输出国是否愿意继续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
现有文献缺少对国际货币体系特征的深入研究,尽管多数文献都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元本位制或美元霸权体系,但是关于美元本位或美元霸权的具体含义并没有明确定义和一致意见。现有文献在描述美元霸权时主要有以下几种依据:一是美国在IMF的份额最高,二是美元是国际贸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三是美元资产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资产,四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可以向世界征收“铸币税”,等等。但是,以上这些依据只是美元霸权的表现,而不是其根本原因或衡量标准。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货币权力”概念,本文认为美元的霸权地位取决于美元具有最强大的货币权力,本文的第2部分介绍货币权力的相关理论,第3部分用货币权力分析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历史演变和特征,第4部分重点分析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货币权力,第5部分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二、货币权力简介
权力(power)是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指“国际关系行为体对其他行为体实施影响的能力”(1)。世界上各国际关系行为体以权力为基础的互动,使整个世界形成一种权力结构。在国际货币关系中,货币权力(monetary power)指各国(地区)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对其他国家(地区)实施影响的能力。Cohen指出(2)国际货币权力包括自治力(autonomy)和影响力(influence),影响力是改变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如果一国能够强迫或诱使别国改变其行动,该国就在此事务上具有影响力;自治力指一国独立行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去影响别国,而是能够不受别国影响。自治力是货币权力的基础,是具有影响力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国可以不受外部约束地追求其目标时,它才可能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各国自治力的关键在于外部失衡的调整责任由谁承担。各国的经济通过国际收支联系起来,一国的顺差就是其他国家的逆差。当一国被迫采取措施扭转国际收支失衡时,它的(内部)政策独立性就受到外部失衡的干扰,从而丧失了自治力。因此,一国货币权力的基础是避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导致被迫的调整负担的能力。
根据对避免调整方式的不同,自治力可以分为推迟力(power to delay)和转嫁力(power to deflect),推迟力是通过推迟调整时间来减小调整成本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国际流动性状况,包括外汇储备和借入外债的能力。转嫁力是把调整的成本转嫁给其他国家的能力,它取决于一国经济对外部冲击的刺激(stimulus)和反应(response)。转嫁力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一国经济的开放度和适应能力。经济开放度的常用指标是国际贸易占GDP的比率,开放度越大,国内产业越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所以开放度与转嫁力成反向相关。适应能力的指标包括要素的流动性、信息的可得性和管理者才能等,适应力越强,经济调整的速度越快,转嫁力越大。影响力的形式有被动(passive)和主动(active)两种,由于国际货币关系本质上的相互性,在一国获得自治力的同时,它也取得了对其他国家(被动的)影响力,这相当于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当一国有意识地利用其实力强迫或诱使别国改变其对内和对外的货币经济政策时,就称该国具有主动的影响力。主动的影响力不仅需要影响别国的能力,而且需要影响别国的意愿,后者又取决于一国的政治结构。
三、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演变中的货币权力
(一)金本位
下面基于货币权力的视角来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历史上第一种国际货币体系是金本位制,金本位于19世纪80年代形成,盛行了约30年后,于“一战”爆发时崩溃。国际金本位的特点是:(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2)黄金可以自由输出和输入;(3)各国金铸币或代表金币流通的其他铸币及银行券之间可以自由兑换;(4)在金币流通的国家内,金币可以自由铸造(3)。英镑在金本位时期是主要的国际货币,是各国货币的中心,因而又被称为“英镑霸权”。但是,如果用货币权力来分析,当时英国的货币权力和其他国家相比并没有制度性的差异。在自治力方面,各国的推迟力都是由其拥有的黄金储备决定的。虽然各国普遍接受英镑作为国际支付手段,但英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发行英镑购买国外的商品。当英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英镑相对于黄金将发生贬值,当贬值超过一定的限度即“黄金输送点”后,外国将要求英国直接以黄金支付,英国必须向国外输出黄金来弥补逆差。因此,它的推迟力是有限的。由于英国经济的开放度较大,英国的转嫁力低于其他国家。
在影响力方面,各国货币与黄金的固定比价关系约束了国内政策的溢出效应。根据休谟阐述的“价格-铸币机制”,如果一国的对外需求增加,它将产生国际收支逆差,黄金储备流出,迫使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减少,产生通货紧缩。国内物价的下降增强了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出口增加,国际收支恢复平衡。因此,金本位像一道防波堤将世界各国的国内经济隔离开来,各国货币的被动影响力都很小。至于主动影响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数十年里,政府对本国经济谈不上有效的控制”(4),更不可能主动地改变别国的货币经济政策了。总的来说,金本位时期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货币权力均由其黄金储备决定,国际货币体系本身是对称的。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于1944年,是一个黄金和美元并重的国际储备体系,它以黄金为货币价值的基础,以美元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政府承诺,各国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中央银行按35美元=1盎司的固定价格兑换黄金,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安排是可调整钉住美元汇率制,各国货币的汇率钉住美元,一般只能在平价的±1%幅度内波动,各国政府有义务维持这一汇率水平,只有在国际收支发生“根本不平衡”时,才容许调整货币平价。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核心国家货币(美元)的货币权力增强了。首先,美元的自治力大于金本位时英镑的自治力。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黄金主要用于储备,并不直接在国际交易中使用。如果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外国出口商并不能以美元向美国兑付黄金,只能将美元交给本国的中央银行,由后者向美国申请兑换。实际上各国央行出于维持与美国关系等原因,并不积极地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除外)。因此,美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迟对国际收支失衡的调节过程。其次,美元的影响力大于金本位时英镑的影响力。由于美国是世界经济的霸主,工业制成品占世界的一半,对外贸易占世界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的59%,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200.8亿美元,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国内政策对世界的溢出效应增加,日本、西欧都依靠美国的经济援助和进口需求以实现经济恢复和增长。由于西方各国对美国产品的依赖,当时出现了“美元荒”,美国通过提供国际贷款和援助等条件,可以方便地对其他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美元霸权是有限制的,这就是美国政府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以固定比价兑换为黄金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可信性导致了“特里芬难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得很好,是战后世界经济的一段“黄金时期”。随着美国经常项目转为逆差并逐渐扩大,美元的信心出现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1973年崩溃。由此可见,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货币权力是不对称的,但核心货币(美元)仍然受到制度约束。
四、牙买加体系中的货币权力和美元霸权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国际货币制度问题的临时委员会,并于1976年通过“牙买加协定”,奠定了当代浮动汇率体系的基础。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被称为牙买加体系,它实际上是一个“无体系的体系”,其特点是:(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不再是各国货币的平价基础,也不能用于官方之间的国际清算;(2)储备货币多元化,除美元外,特别提款权、马克(欧元)、日元等都可以充当国际储备;(3)汇率制度多样化,各国可以自行确定采用可调整钉住、有限浮动、灵活浮动和独立浮动等汇率制度。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通常的解释是美元不能再维持与黄金的固定官价,美元的地位相对下降了。但是实际上美元取代了黄金的地位,摆脱了黄金的束缚,不再以黄金的代表者出现,美元直接成为世界财富的代表。因此,美元的货币权力在牙买加体系中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大提高。
(一)推迟力
货币权力的基础是自治力中的推迟力,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的推迟力是空前的。推迟力是通过推迟调整时间来减小调整成本的能力,对于一般的逆差国来说,虽然可以通过使用国际储备或对外借款来推迟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时间,但这种推迟是有限的,一旦储备耗尽或外债过多,很容易导致金融危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第一代金融危机理论就刻画了这个过程。
美国的情况与此不同,因为美元既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行的不可兑现的信用货币,又是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既然美国没有义务保持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美元的发行量也就不受美国储备的制约,完全取决于美国的国内政策需要。当美国出现国际收支逆差时,美国政府显然会选择增发美元来对外支付,不会采取可能危及国内就业和增长的紧缩政策。美国可以不断地发行美元来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和服务,不需要考虑逆差的弥补,所以它拥有几乎无限的推迟力。由于外国政府对美国的贸易盈余不能向美国要求兑换黄金,只能以美元或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保留下来。因此,美国长期国际收支逆差不会导致黄金等储备资产的外流,而只是美国债务的积累;其他国家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也不会出现黄金等储备资产的流入,而只是对美国债权的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其他国家比美国更担心美元的贬值,因为美元贬值会使各国累积的对美国债权价值缩水,美国则可以从中减轻其债务负担。从历史数据表明,从1980年起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例一直为负值,而且总体上呈扩大之势,说明美国可以保持近30年的国际收支逆差而无须对国内政策进行根本性调整,这正是美元巨大推迟力的生动体现。
(二)转嫁力
转嫁力是自治力的第二个内容,可以用经济开放度和要素流动性来衡量转嫁力。麦金农用外贸依存度作为经济开放度的指标,如表1所示。美国的外贸依存度在12个西方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位居第2位,仅略高于巴西,明显低于韩国、德国、中国等。因此,当外部经济条件发生同等程度的变化时,美国经济受到的冲击相对低于其他经济大国。
要素流动性包括劳动力流动性和资本流动性,但没有一个直接的度量指标。Gwartney and Lawson(2003)在研究各国经济自由化的测算时构造了一个信贷和劳动管制指标,其考虑因素包括私人部门所获得的贷款比例、通过私人合同雇佣和解雇劳动力的比例等,可以用这个指标近似地表示要素流动性。从表2中数据可知,美国的要素流动性位居世界第4,在12个大国中仅次于英国,远高于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的水平。
综合以上两个指标,美国的经济开放度较小、要素流动性较高,因此拥有最强的转嫁力。
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stat.wto.org/Country Profile)
数据来源:转引自Gwartney and Lawson(2003)
(三)被动影响力
由于美元拥有世界货币地位,美联储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世界中央银行,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因此,美国国内政策的外部性很强,具有巨大的被动影响力。例如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泡沫破裂和“9·11”恐怖袭击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大幅降息,有效联邦基金利率降至二战以后的最低水平,并维持这一利率长达1年之久,致使信贷成本极为低廉。这一政策的出发点是美国国内的经济形势,而且确实有助于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但却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防止日元和欧元相对美元升值,日本和欧元区被迫采取低利率政策。日本直到2006年7月才放开零利率,欧洲央行也长期维持2%的低水平再融资利率。为了寻求高回报率,发达国家的过剩资金纷纷涌入发展中国家套利,使发展中国家的外资流入连创新高。据世界银行统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从2003年的850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1 920亿美元,两年内翻了一番。特别是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本来就面临经常账户巨额顺差,又加上国外游资涌入资本账户套利,本币升值压力更加严重。由此可见,美国的低利率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催生了各国的资产泡沫。
(四)主动影响力
得益于美国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元的主动影响力是其他货币不可比拟的。当美国需要通过美元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时,它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直接施压,迫使别国就范。例如在1985年的“广场协议”中,美国为了扭转国际收支逆差,强迫日本同意让日元升值。“广场协议”签署后,日元兑美元汇率迅速由240上升到200,1986年继续上升到160。由于日元升值降低了日本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日本被迫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政策,在1986年连续4次降低贴现率。到1987年2月,日本贴现率降低到2.5%。1987年秋天,日本经济出现过热迹象,股票和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升,催生了日本的经济泡沫,为1990年代的经济衰退埋下了伏笔。二是以本国制度为基础制订国际规则。例如在1988年《巴塞尔协议》签订之前,各国对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没有统一的要求。一些美国银行向联邦储备委员会抱怨对外国银行的国际银行储备金要求比对美国银行的低,结果导致美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了。为了平息这些抱怨,美联储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提高本国银行的准备金,各国谈判的结果就是制定了以美国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为标准的《巴塞尔协议》(5)。三是操纵国际金融机构,通过有条件地援助干预受援国内政。美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通过IMF对泰国、韩国等发生危机的国家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援助条件,包括短期内提高利率、紧缩财政政策,长期内进行结构性改革、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发展股权融资等。这些政策建议只是片面反映了美国推行其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需要,并不一定符合东到国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在危机发生时采取紧缩性政策还会加剧经济的衰退。
综合以上分析,美国的货币权力在牙买加体系中几乎无限地放大,美元的霸权地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尽管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和储备资产,但美国政府对美元的价值不承担任何(制度性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的不对称性是导致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
五、结论和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在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2(BW2)理论中,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向美国提供消费品并固定对美元汇率,共同维持BW2的运作。截至2009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达到2.13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有学者据此提出要扩大中国的“话语权”,争夺人民币的“定价权”等建议。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货币权力是不对称的,即使是新兴的国际货币欧元,其货币权力也难以望美元的项背。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海啸后,美元发挥出“避风港”效应,美元的汇率不降反升。2008年7月到2009年2月,美元兑欧元汇率从1.5759升值到1.2797,升值约23%。同期美元对主要货币的贸易加权汇率指数从70.91上升到83.11,升值约17%(6)。由此可见,美国次贷危机不仅没有使世界对美元丧失信心,反而更强化了美元的货币权力。
国际货币体系从来都是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的那些大国、强国或大国集团的意志和利益”(7)。历史上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有两种方式,一是对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惯例加以认可,二是由主要大国主导通过国际协议规定国际货币金融活动的准则。根据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我们可以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等领域多做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逐渐增强人民币的货币权力,却不宜急于要求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根本的变革。
摘要:货币权力指各国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对其他国家实施影响的能力,包括自治力和影响力两个部分。由于中心国家的货币权力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变中越来越大,致使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性日益显著。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拥有空前的货币权力,这常被称为“美元霸权”,美国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海啸没有改变美元的霸权地位。
关键词:货币权力,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
参考文献
[1][日]黑田东彦.日本汇率政策失败所带来的教训[J].国际经济评论,2004(1-2).
[2]华民,姚大庆.美国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国际货币体系的缺失[A].袁志刚.全球金融风暴与中国经济[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余永定.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中国外汇储备资产保值[J].国际经济评论,2009(5-6).
[7]周文贵,肖鹞飞.国际货币制度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
[8]Benjamin J.Cohen,“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diffusion and ambiguity”,International Affairs,2008,84(3):455-470.
[9]James Gwartneya,Robert Lawson,“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freedom”,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9):405-430.
国际货币体系 篇2
一 国际货币体系含义及其目标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
目标:保障国家贸易、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地发展,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地开发利用。
作用:建立汇率机制,防止循环的恶性贬值;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提供有利手段和解决途径;促进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
二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点
改革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
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
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三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⑵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大家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从现在来看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成为了有一定现实意义的问题。从短期来看,我们希望国际货币改革有助于中国摆脱美元陷阱。从中期目标来讲,改善资源的全球配置,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从长期来说,我们面临一种选择,使人民币成为亚洲货币的组成部分。另外,人民币是否同美元、欧元成为一个三足鼎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如果可以形成的话,至少可以免缴铸币税。我引用一句话,“中国一不留神,积攒了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人民共和国变成了T-bills共和国。即便不考虑美国债券收益过低的问题,由于所持的这些资产都是以美元标价的,一旦美元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就会遭受巨大资本损失。”由于SDR(特别提款权)增加了,人民币的外汇资产价值损失可能有所减少。我重温一下凯恩斯的想法,凯恩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讨论国际货币改革的时候说,“在过去500年中,只有在两个各为50年的时期中,国际贸易中货币是行之有效的。战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是没有一个国际支付体系。持续的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导致贫困、社会不满甚至战争和革命的原因。在过去500年中,所有国际货币安排的最主要缺陷是把调整的主要负担压在国际收支平衡的债务身上。
四 中国的政策选择⑶
从近期来看,中国面临着两个突出问题:其一是出口增长速度下降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失业增加;其二是外汇储备的安全受到威胁。应该承认,尽管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但中国目前所出现的问题并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使然。例如,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并不必然导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更不必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由十年前的1000多亿美元,猛增到20000亿美元。如果我们认真执行“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在5年前就推行增长战略的转变,刺激内需、采取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及早废除对于出口和吸引外资的各种优惠⑵ 余永定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2009
⑶ 余永定 中国的政策选择瞭望东方周刊2009
政策、积极发展中国国内的商业营销网络而不是过多地依靠出口加工贸易,中国就不会深陷“美元陷阱”。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关键还是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央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只要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认认真真地把经济工作的重心转到振兴内需上,当前的暂时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则可以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讨论。从流量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问题是减少贸易顺差,使资源尽可能用于国内的消费与投资。如果外贸顺差在短时间内无法压缩或压缩的代价过高,我们就应首先考虑让这部分顺差转化为对外投资而不是美元储备的增加。事实上,中国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是大有可为的。此外,中国企业对海外企业进行并购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从存量的角度看,中国应该积极寻找多样化(diversification)避险的方法。从期限结构上看,可以增加短期国债的比重减少长期国债的比重(但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这种工作可能早已进行)。从资产种类上看,减少政府机构债的比重可能是必要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考虑购买TIPS之类的债券。我始终认为,当美国国债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恰恰是我们适当退出美国国债市场的时机。此时的退出将不会对国债价格造成过大的冲击。尽管欧元资产和日元资产也不一定是理想的替代物,但分散化应该是一个基本原则。尽管在短期我们会遭受一些损失,但如果未来美元急剧贬值,我们将能避免更大的损失。我不是专业人士,对于应该如何分散风险没有发言权。只是希望有关方面在实现中国储备资产多样化方面能够有更大作为。无论从什麽角度看中国的储备资产都大大超过了需要。从理论上说,中国应该把部分储备资产变为实物储备、FDI和金融投资。向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地区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或购买其发售的债券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当然中国的对外借贷应该尽量避免用美元计价。这样可以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汇率风险。央行准备购买IMF发行的以SDR计价的债券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可追。”尽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而且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对于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紧迫问题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帮助,但中国仍应该积极参与到全球层面的以IMF为主要平台的国
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和G20旨在克服全球经济危机的努力。除在全球层面的活动外,中国还应继续推进区域金融合作,不放弃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和区域货币的尝试。最後,中国还应适当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区域金融合作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要努力的三个方面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国际货币体系
〔2〕余永定 中国为什么要关心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中国《国际经济评论》杂志2009
〔3〕余永定 中国的政策选择瞭望东方周刊2009
国际货币体系无需推倒 篇3
从1996年4月起至今兼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贸易与金融理论。其研究成果之一《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影响。
就在南京G20国际货币体系研讨会前夕,《华尔街日报》赫然刊登出标题为《中国官方学者猛抨美元国际储备角色》的文章。美元在中国挨批,当然不是头一次。中国学术界盛行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当前世界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归结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无论是黄金、SDR(特别提款权),或者是人民币,似乎只要有什么东西能够取代美元,那么世界经济就可以高枕无忧,就会进入一个繁荣稳定的新纪元。
诚然,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多有可诟病之处,其中三个严重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其一,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等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其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景气对于全球经济产生了过大的影响;其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难以有效地监督约束大国的行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步履维艰,未能事先预估曾一再发生的汇率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或者银行危机。
但是,尽管存在这些缺陷或弊端,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仍胜于历史上任何一个体系,包括金本位和英镑主宰世界的货币秩序。自二战末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以来,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经历了从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的演变,总体上运作较好,并非像一些评论家指责的那样,千疮百孔,一无用处。
我们必须认识到,美元取代英镑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后,基本上确立了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毫无疑问,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如果没有现行的国际货币与贸易体系,确保主要国家的市场开放和资本比较自由的跨境流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没有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就缺失了一个确保成功的关键外部条件。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学者们要对美元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如此口诛笔伐呢?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误读,把危机起因归结为一个所谓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归结为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
其实,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是美国的信用泡沫和房地产泡沫所致。无论在何种国际货币体系下,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的信贷与地产危机将不可避免地波及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确有缺陷,但是它并不应担负触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
一国的货币能否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主要取决于该国经济与金融的综合实力,是国际金融市场参与者自愿选择的结果,并不能由货币发行国的主权意志所任意决定。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主要归因于美国的强大经济规模与实力,以及发达的金融市场。正是因为美元所具备的自然吸引力,中国才自主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自愿选择了美元资产作为绝大多数官方外汇储备。
人们无休止地抱怨美元的特殊地位益处甚微。实际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美元将继续是最现实也可能是最合适的国际储备货币,优于欧元、日元、英镑,以及在私人市场不流通的SDR(特别提款权)。人民币将来非常有潜力也一定可以成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但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的进程将取决于中国的经济与金融整体发展进程,特别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进程。
国际货币体系最关键是经济政策怎么协调。我们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应该说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结果。像美国,储备太低,消费过多、财政不稳健,欧盟的情况也是如此。我想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在功能、性质、定位上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这种协调不是非常明显,特别是对大国还缺乏一定的影响和约束力。所以,只有国际货币体系正常运转,才能保证全球经济平衡、健康、稳定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还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货币体系,有史以来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的货币体系建立,基本上可以说运作非常良好,从二战后,首先日本能够崛起,欧洲能够复兴,特别是中国能够崛起,都是在这种以美元主宰的货币体系下发生的,以前在英镑主宰时没有这样过。现在为什么要把这种体系推翻?我觉得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但是没有必要推倒重来,因为你不知道所要的东西会比这个更好,我相信可能会更糟糕。
浅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篇4
国际货币体系就是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 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构成为:各国货币的汇率制度、国际储备货币以及相关的国际金融事务的协调机制和国际收支的约束机制。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决定及各国的汇率制度的选择。
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货币体系至少应做到以下三点。
1.1 拥有币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只有稳定币值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运转良好, 使得汇率调节和国际收支调节能够顺利进行, 才能有效的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发展, 保障世界经济的稳步增长。
1.2 各国之间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与调节的灵活性
汇率是开放经济环境下的核心工具变量。汇率不单是一个影响与外部经济世界交往的变量, 还会影响内部的稳定与增长, 它是联系内外部均衡的桥梁, 在维持一国内部平衡和外部平衡时起着重要的作用。汇率的调节灵活性和汇率的稳定在国际经济交往和世界经济发展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1.3 实现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是永恒的, 所以怎样调节国际收支使其趋于平衡是问题的核心。国际收支失衡是双方面的问题, 只有顺差国和逆差国同时调整经济结构, 推动自身的国际收支走向平衡, 那么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才能解决。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之后, 由各大国之间互相妥协与协调形成的一个非正式体系, 俗称“牙买加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以几个主要发达国家货币如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 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各国汇率是根据外汇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来决定的, 实行浮动利率制。由于汇率可以自由波动, 所以既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 也可以通过汇率波动来调节国际收支的不平衡。汇率自由波动和多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 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和国际收支调节更加灵活, 因此在近四十年来有力地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2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及危害
首先, 虽然牙买加体系以多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但由于美国具备全球最强的综合经济实力、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发挥的作用, 美元很快成为了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据IMF数据显示, 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一直在六成以上, 但自2007年以来呈逐年下降趋势。这种事实上的单一国际储备货币体制, 导致了所谓的“特里芬两难”。即如果美元作为全球唯一的储备货币, 总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如果美国持续保持经常项目顺差, 那么只有当美国资本项目逆差足够大时, 才能满足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相反, 如果美国持续的保持经常项目逆差, 虽然可以为全球市场提供足够的货币供给, 但长期经常项目逆差的积累不仅会产生债务危机的风险, 也意味着美元的滥发, 使得世界各国手中的外汇储备的实际价值处于不断缩水状态, 从而影响国际市场继续美元及美元资产的信心。
其次, 由于美元价值稳定职能的缺失及全球汇率协调机制的缺失导致国际汇率体系长期不稳定性波动, 贸易危机频繁发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的双挂钩被取消, 黄金实现了非货币化, 丧失了衡量货币价值的标准。而美元却无法替代黄金成为国际货币价值的新标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由于三元悖论, 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作为自由经济的积极倡导者, 美国为了本国经济发展, 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也不可能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因此美国只有牺牲汇率的稳定性, 放任美元汇率自由浮动, 造成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波动。同时, 浮动汇率制的广泛应用, 使得各国在面对经济衰退时频繁使用汇率武器, 大打贸易战, 造成国际金融市场更加复杂动荡, 为金融危机爆发埋下了隐患。
最后, 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全球贸易不平衡加剧。Greenwald和Stiglitz (2008) 提出判断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好坏的三个标准:第一, 国际收支可持续;第二, 稳定的汇率;第三, 单个经济体既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赤字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损失也不会遭受由于持续外部盈余所带来的通货膨胀损失。他们分析得出结论:这三个标准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没能达到。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缺乏有效的全球调整纪律, 使得一国可以长期积累大规模的失衡而不用承担调整压力 (无论是盈余还是赤字) 。Obstfeld和Rogoff (2005) 曾将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视作为“悬在世界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认为美国收支失衡是不可持续的。
3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当前, 可供选择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
2009年3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一文, 认为“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 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他强调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 确保币值的稳定”的内在缺陷。这一超主权货币可以在拓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用途的基础上建立。这一观点认为通过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为全球提供价值稳定的流动性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得到了多方面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支持。
3.2 实现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还不能在短期内改变以美元为主导的单极货币体系, 但从长远来看, 将逐步由单极向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发展。随着欧元等主流货币的日益成熟与壮大, 随着区域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加强, 竞争性货币格局将逐步替代当前美元霸权体系, 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建立起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都是极具潜力的候选对象。这其中欧元的诞生以及其近十年的发展证明了区域货币合作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当中的重要作用并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受其影响东亚地区的货币合作进程正在加速。正在积极筹建的海湾地区货币联盟, 也将对国际间资金流动和国际货币格局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势下, 尽早实现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 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也成为我国的重大战略选择。由于欧美各国如今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债务高, 财政状况严重, 经济复苏缓慢。因此可以预见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更加动荡不安, 而对这一体系进行改革也将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国应该抓紧这次机遇, 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占据未来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 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J].上海经济研究, 2009 (2) .
[3]周文贵, 等.国际货币体系论[M].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3.
国际货币体系 篇5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新制度
一、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制度非均衡的表现
制度非均衡是导致制度变迁的前提条件,也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内在动机。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这种制度非均衡因素主要有两点。
1.主体行为错位。一般地说,国际货币制度包括国际储备资产的确定、汇率制度的协调与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等几个方面。1973年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国家的货币制度进入一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时期,但作为布雷顿森林时代标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依旧在国际经济金融活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布雷顿森林体系究其来源实际上是二战之后英美两个大国在各自提出的“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之间斗争的结果,代表了资本主义大国利益。由于IMF残存的旧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痼疾,使它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最后贷款人作用,反而因其在金融危机中开出一些不适当的“药方”而备受世人的非议。
IMF成立于1945年,是一个旨在稳定国际汇价、消除妨碍世界贸易的外汇管制,并通过提供短期信贷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暂不平衡问题的国际机构,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组织,与世界银行和WTO并列称为世界三大经济“联合国”。50多年来,IMF对世界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汇率确定和货币政策都产生重大的影响。IMF始终以体现美国的国家利益为主线,美国在基金组织中一国所占的份额就达到18%,拥有绝对的否定权。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而在资金分配方面又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其贷款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但目前贷款资金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另外,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以便在IMF贷款项目结束或即将结束时能够恢复对外收支的平衡。IMF同其它金融机构一样,在发放贷款时必须考虑贷款资金的回收问题,以保证它拥有的资金能够循环使用,就此而言,IMF发放贷款时附加限制性条件显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从IMF近年来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贷款限制性条件的实际结果看,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在金融危机中,接受IMF的资金援助的东南亚各国都被迫按其所开的“药方”进行调整和改革,而这些“药方”都是:要求危机国采取财政紧缩和货币紧缩政策,提高利率以吸引外资进入并进一步稳定汇率;要求亚洲各国整顿金融机构,加速开放市场并迈向自由化,取消不平等的补贴政策等。IMF的这些限制性条件,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要求加速资本流动自由化,反倒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动荡;此外IMF对这些面临汇率风暴冲击的国家采取强制措施,不但无法恢复投资人的信心,反而加剧了资本的外逃;提高利率又迫使私人企业的资金成本大幅提高,从而加速破产的速度,并引发通货膨胀的急剧上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美国以援助为筹码逼迫东南亚各国开放国内市场,并要求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样更动摇了市场的信心,使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进一步蔓延。
2.制度缺位。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彻底瓦解,1976年签订以浮动汇率制合法化、黄金非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牙买加协议从此宣告一个时代的结束,国际金融进入了一个没有体系的时期(注:学术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有人称其为“没有体系的体系”,也有人将其归纳为牙买体系。它的内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资产,多样化的汇率安排,多种形式的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及各国相对灵活的国内宏观政策选择,这种制度使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包含了一大批附属的制度,并且与社会中其他制度的复合体相互作用。总之,经济不只是市场机制,它还包括那些形成市场、构建市场和通过市场起作用或引导市场起作用的制度”(注:《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第33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后布雷顿森林时代所谓的“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又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制度缺位具体表现在:
(1)在金融危机的援救过程中缺乏最后的贷款者。目前,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市场正在形成,资本的跨国境流动加快,客观上要求金融监管标准全球统一和国家干预国际化。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天然的缺陷――缺少“世界中央银行”,作为监管世界中央金融市场的“警察”和扮演国际最后贷款者。而这样的职责由IMF来承担是困难的,不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进行国际经济秩序和制度的创新,难以防止货币危机的再次发生。
(2)世界各国尤其是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平稳的与金融自由化、经济一体化相匹配的国际资本市场对接机制。资本的全球化将全世界的各个国家都卷了进来,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对货币的自由兑换、国际收支的调节、外汇储备的选择与管理上还不能适应国际资本流动与变化的节奏。这一方面是国际资本运动非核心国与核心国之间在经济制度安排上的不衔接,同时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的不衔接,国际经济金融组织与各国经济制度的不衔接。金融的自由化进程过于迅速,出现了无序、波动过大和恶意投机以致破坏自由市场的趋势。自由化进程已带来三个问题:一是投机性成份超过投资性的程度;二是金融经济的虚拟化发展到超过真实经济太大太多的程度;三是自由化发展到发达国家失控、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的程度。
(3)迅速膨胀的国际资本市场缺乏国际监督和防险措施。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背后,有银行业的支持,使资本市场出现了所谓“高杠杆操作问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使金融交易量增长大大加快,而这种金融衍生产品的出现,使习惯于集中管理的监管制度更难实施,金融衍生工具在很大程度上由避险的工具演变成高风险的投资工具,金融危机爆发的突然性,使金融监管相形失色;“信心”这类心理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信息传播的高速度,媒介的某种倾向性,使信心越来越难以稳定,越来越容易大幅波动。
(4)对以对冲基金(HedgeFund)为主要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缺乏必要的间接管理。亚洲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国际投机炒家运用对冲基金这种高杠杆的金融衔生工具疯狂炒作引起的。10月传出的关于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向国际15家大银行融资35亿美元以挽救险些倒闭的颓势,反过来说明,对冲基金是有钱的游戏,它具有高回报,同时银行向其贷款风险也是相当大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要通过监管银行来加强有关对冲基金的管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提出征收资本交易税的设想,也是对国际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游资对各国金融市场的冲击的一定限制,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
任何时期的国际货币体系都是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现实作出的客观选择,现存的金融体制不是为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所设计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金融体制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现行货币体系显然不能适应这一变化,它不能从根本上满足金融市场全球化、全球资金一体化以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客观要求,因此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制度非均衡存在必然产生制度需求,这里的制度需求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为适应外部环境客观形势的变化进行制度变革,另一方面是为填补制度缺位而进行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变革与创新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改进或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机构。(1)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功能。IMF在后布雷顿森林时代也曾起到过很大作用,但它在职能安排上已不适应新形势变化的要求。一是受美国及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干预的色彩太浓;二是在其贷款的份额、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系统方面存在极大缺陷。目前需进一步扩大其防范和支持当事国化解金融危机的能力,协调成员国的货币政策,提供中长期贷款以协助其克服国际收支的困难。(2)提高世界银行在稳定国际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提升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的职能。如让世界银行承担部分化解受害国金融风险的支持功能;发挥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如亚洲开发银行的作用,加强对遭受危机袭击的国家实施资金援助。(3)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建立一个最后贷款人,来避免产生金融不稳定的过度道德风险。IMF难以担当最后贷款人的重责,我们倾向于建立一个诸如“世界金融组织”(WFO)的机构,制定新的规则和宗旨,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规范国际金融市场行为。(4)以国际清算银行为中心,建立国际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提高国际金融预防风险的能力,为IMF或其它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基础性材料,向有关成员国发出金融风险的预警信息。
第二,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许多国家由于银行管理不善,引发金融过度风险;或由于银行财务状况信息不透明,延误发现和解决风险的时机;或由于监督机构不独立,使制定的监督制度不能实施,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构已成为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初,由七个发达国与十五个新兴国家组成的盟国金融小组商讨制订“财政透明度行为准则”、“公布数据的特殊标准”和“公司管理行为准则”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有利于建立一套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并实行金融监管。(2)加强对“对冲基金”的管理。对冲基金是有钱人的游戏,集中大笔资金利用汇市、股市和期货期权市场进行“立体投机炒作”,给一国经济带来极大的破坏力。乔治・索罗斯认为:“造成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是一体化带来的庞大资本,超越国际的无原则的移动。”对冲基金以及其它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是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对银行的跨境监督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第三,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需要提及的是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参加国际经济协调。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为地区的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会越来越高,并将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我们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世行专家:国际货币体系待重构 篇6
不仅要复兴全球经济,而且需要以更平衡的方式使全球经济进行复苏。不仅要有利于发达国家,也要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专家曼索尔•戴拉米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作演讲,表述他对危机后重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看法。
曼索尔•戴拉米先生是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国际金融主管,世行2009年《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作者之一。他是在由财政部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办的“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专题报告会”上作如上演讲的。
“危机之后,国际经济会有所不同,但是多大程度不一样,取决于整个国际社会各经济体在多大程度上愿意采取措施,来改革或者说重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曼索尔•戴拉米回顾了1944年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他说,中国在今后几年中所采取的政策,将对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
恢复信心需要大变革
这场金融危机造成了三个危机:一是商业周期的危机,商业周期中经济滑坡出现得非常迅速,银行收缩信贷,减少信贷规模,而私人投资者收回了他们的投资。
第二个是信心危机,这可以说是挑战最大的一个危机。因为信心危机不仅影响到投资者本人,而且影响市场上所有人的行为。如果投资者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丧失了信心,他们就开始以非常恐惧、焦虑的心态进行交易。曼索尔•戴拉米提醒大家注意,从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到2009年3月,全球资本市场几乎每天都以2%到3%的速度在萎缩。今天处于数字时代,美国发生的坏消息马上会传遍全世界。
消费者信心也受到了影响,各种描述消费者信心的指数都呈逐月下降的走势。
曼索尔•戴拉米指出,信心的丧失某种程度是可以修补的,比如通过各种刺激政策等。但是政府需要做得更多,需要更大的结构性的变化,才能让信心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例如当年安然事件发生以后,美国政府对会计准则和公司信息披露的法规作出了重大调整。现在,大家都在观望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来恢复市场信心。
富国把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世界银行就是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产物,但曼索尔•戴拉米认为,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主要是由富裕国家、发达国家制定的,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国际货币体系的边缘,无法进入到核心的地位。即便世界银行第一笔贷款也不是给发展中国家的,而是给法国的。第一笔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是1948年提供给智利的。
据资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1944年7月,44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聚集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商讨战后的世界贸易格局。会议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决定成立一个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一个全球性的贸易组织。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国中的22国代表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正式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曼索尔•戴拉米说,布雷顿森林体系要达成的主要目标是:首先要保证各国家制定货币体系方面有绝对的自主权,第二点,要恢复和扩展全球贸易规模,第三就是要促进资本的流动。
当时,对于各国政府保持汇率稳定和允许资本自由流动,曾有激烈的争论。这实际是一个悖论:可以允许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兑换,也可以有一个公开的市场,但是在制定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不允许有非常灵活的汇率机制、不允许有资本的自由流动。可以说,国家贸易目标和资本控制的目标是完全不匹配的。再来关注一下汇率体系,1971年之前所有国家的汇率都是固定的,直到1971年尼克松提出了美元和黄金脱钩,允许货币的自由流动和自由兑换。
为了让市场有更多的短期灵活性以便促进贸易,同时又能够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国际货币体系不断进行修正完善,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到2007年,已经有160个国家加入了IMF第8条款,实现了经常账户下货币自由兑换。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快速的增长,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很大的收益,中国就是受益者之一。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将下降20%,但之前这个规模已经达到了1470亿美元。
但曼索尔•戴拉米认为,现在这个体系仍缺少公平性,大部分是针对那些发达国家的。
在1973年、1974年的时候,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高涨,有人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二)的概念。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欧洲,以及当时出现的亚洲一些新兴国家,三者之间的贸易关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二)中具有重要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二)中,人们从一个多极化的角度考虑国际货币体系,不再把美元作为惟一的中心,而是承认世界上有多个经济和贸易的中心,需要从多元化角度建设国际货币体系。
SDR尚难取代美元
布雷顿森林体系(二)的构想中,美国大量进口,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同时提供美国财政赤字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这样的平衡关系被认为可以维持很多年。中国是美国国债最大的投资者,这两个国家有着相互的共同利益来维持原有的体系。
曼索尔•戴拉米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货币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在获得大量外币储备的同时,还保持了货币的稳定。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中国通过发行短期的票据来保持金融稳定。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样的政策可以维持多久?
世行的研究表明,全球的贸易不平衡有所下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之一是应当给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在2003年、2004年,全球流动性出现了明显的持续上升,有意思的是,金融危机之后,出现了又一波全球流动性上升,主要原因是各国央行向国际金融体系中注入新的流动性。
很多人提出要把SDR(特别提款权,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设的一种记账单位,每一单位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国际贸易支付中广泛使用的若干种货币的汇率按一定的权数确定,目前为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种货币。对一篮子货币构成的复议每五年进行一次,上一次是在2005年11月,而下次将在2010年底前完成)请回来,考虑用以取代美元。
曼索尔•戴拉米对此并不赞同,他说,一个国际货币必须具备几种特征:首先必须能够使用这个货币进行广泛的跨国贸易结算;各国央行必须使用这种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第三就是央行要能够发行这种货币。“我在中国这几天听说中国政府有计划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说允许外国企业到香港证交所上市,这些都是政府使货币更加国际化采取的步骤。”
要真正能够把SDR特别提款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取决于各国政府多大程度上面愿意把他们手中的外汇储备投资于特别提款权。欧元大概花了18年时间,才成为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储备货币。他建议,中国如果希望把人民币打造成国际货币储备货币,可以参考欧元发展的路线图。要让整个国际社会对这个货币可兑换性有充分信心,要有一个足够深度的资本市场,让外国机构、外国企业发行债券、上市、融资等等。
但美元作为一种储备货币,波动过大了,每次美元汇率发生巨大变化,不仅影响到美国贸易竞争力,也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因此,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另一个要务就是加强稳定,特别是银行体系的稳定。
重构体系需要共识
世界经济已经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第一阶段——流动性危机,各国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注入流动性,避免了全球金融体系出现崩溃,这可以说是一个积极的成果。展望未来,曼索尔•戴拉米说,真正要设计或者重构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新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共识。“危机影响面之广,影响到这么多人的生计,甚至很多人所依赖的住房也将不保,这个后果是非常惨痛的。而要消除危机所带来的影响,成本会非常高,对美国可能达到GDP9.6%,欧洲可能达到10%。如果对这个问题大家感觉到还有值得欣慰的地方,我们应当从危机当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应当建构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危机。”他说,新的国际货币体系要件是什么?回顾过去六七十年,旧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在小修小补维持到现在,现在好比1944年那样,应当下定决心,做一次根本性的改革。机会已经摆在面前,需求也是具备的,但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明确的行动和关键的行动。希望这样的体系允许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同时又避免过大的汇率波动。
此外新的货币体系应当保证足够的流动性,但是这个责任不应当仅仅压在央行身上,而是希望整个系统能够在提供流动性方面发挥更稳健的作用。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也需要银行业的改革,需要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管。在过去十年中,国际银行体系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其中一个趋势是通过收购和兼并,银行资产规模不断集中。2007年全世界银行资产的70%以上集中在全球前一百家大银行中。银行是这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由于大银行一旦发生问题就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影响,以致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努力救援这些银行。如果要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意味着要加强银行的监管,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对于银行监管的职责不能仅仅放在各个国家层面上,应当建立一个全球化的银行监管和监督的框架。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篇7
从理论上讲, 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 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最后, 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 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 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 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1、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存在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 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 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 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 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 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 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故意的, 但却是制度性缺陷必然的。
2、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
(1) 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已久, 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 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 (下称SD R) , 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 SD R的作用至今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但SD 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2) 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 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 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3、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循序渐进, 寻求共赢
(1)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时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 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在短期内, 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 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2) 充分发挥SD R的作用。SD 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 应当着力推动SD R的分配。SD 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 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3) 建立起SD 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 R的现状, 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 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 R的作用, 还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4) 积极推动创立SD R计值的资产, 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 R计值的有价证券, 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进一步完善SD 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 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 也可将G D 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 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 SD 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
4、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
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 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 将比各国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于参与国而言, 也有利于减少所需储备, 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 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 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 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 由其管理的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 也将是推动SD 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 集中管理, 设定以SD R计值的基金单位, 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 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这既推动了SD R计值资产的发展, 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 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 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试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篇8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东亚、拉丁美洲、土耳其、俄罗斯等地多次爆发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均在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内在缺陷。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约束明显弱化,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既没有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的约束,也无有效的国际手机调节机制,简直成为“无体系的体系”。而近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又掀起了一场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到底什么样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一个最佳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对此,各方都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一)回归国际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是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一种货币制度,主要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三种形态。历史上,从英国1816年率先实行金本位制以后,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金本位制,并且是典型的金本位制———金币本位制。
金本位制本身具有多种优点。首先,可以保持货币汇价的稳定,从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顺利开展;其次,由于国内货币发行量受到中央银行所拥有的黄金储备的约束,因而不会出现过分的通货膨胀;第三,它对于一国的国际收支能起到调节作用,依靠黄金的流出或流入使国际收支趋向平衡。在金本位制施行的近一百年中,它本身具有的这些优势使它成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它保证了流通中的货币对本位币金属黄金不发生贬值,保证了世界市场的统一和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
基于以上的优点,有观点认为,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以考虑回归到金本位制。
但是,这种想法基本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恢复金本位制,根本不能够避免金本位所固有的缺陷:全球经济增长是无限的,而任何实物资产充当货币本位(如黄金),这种实物资产终究会因为量的固定而稀缺,那么这种实物的稀缺性就无法维持世界经济不断上涨而对货币不断增加的需求。金本位制最后也必将走向崩溃。
(二)调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始于二战之后的国际势力格局变化。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四十四国参加的“联合与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并在1945年正式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规定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从此开始了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这就是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的“特里芬两难”。若美国国际收支保持顺差,则国际金融市场美元短缺,势必影响全球经济的正常发展;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虽可满足国际间对美元作为支付手段和储备手段的增长性需求,但逆差的扩大意味着美元的泛滥、国际间对美元的信心的下降乃至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必将动摇。而事实上,1971年和1973年两次出现全球性美元过剩,美国无法承受其黄金储备的持续下降,于是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停止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了。
综合考虑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势和缺陷,有观点提出了一种“调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仍仿效原体系中的“双挂钩”制度,但只是将美元转换为多个国家的货币。即挑选出几种国家的货币,让它们共同维持和黄金的比价,而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选择钉住其中一个国家的货币汇率。
这种想法从表面上来看,既保留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的优点,又将原来美元所承担的义务分配给了其他的国家,避免了只由美国一个国家承担维持本币汇率稳定的责任,似乎更合理了。但是仔细分析,可行性也比较差。
首先,美国必然不愿失去美元的霸主地位。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依旧拥有着霸权。若是建立这样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将会有其他国家的货币来分享美元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利益。那么,这个需要各个国家的通力合作才能建立的“调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势必会因为美国的不合作而无法成功建立。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调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仍未解决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的缺陷。“特里芬两难”仍然存在,只不过从美元变成了多种国家的货币。虽然在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而出现本币过剩的情况时,还有其他国家的货币可以维持固定汇率,但是这也只是暂时的。只要是以主权国家的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最后都会出现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的情况,只不过是时间长短问题。
(三)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
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想法由来已久。20世纪40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三十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但未能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69年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可以说是超主权货币的雏形,用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不过发挥的作用不大。而在2009年4月份召开的G20峰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再次提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然而,建立一种超主权国家的货币真的是可行的吗?笔者认为不尽然,至少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不现实的。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能有一个具有足够公信力的组织,来发行这种“超主权国家货币”。
货币的发行,必须以足够高的公信力作为前提,而最高的公信力就是国家暴力。从目前看来,发行SDR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不具备这种公信力的,由基金组织这样一个没有暴力为后盾的国际机构来发行货币,其信用的取得是非常困难并且很不牢靠的。从这一点上看来,这甚至不如主权国家的货币。因此,周小川行长在文章中提到的“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仅仅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因为在世界各国都拥有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超脱于各国利益之上的组织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也就意味着,寄希望于由这个组织发行的“超主权国家货币”就是空谈了。
(四)完全独立浮动汇率制度
从1973年美国单方面宣布美元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各国纷纷宣布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但大部分国家仍然选择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元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各国在美国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仍然只能被动地承受美国通货膨胀或美元贬值的结果(譬如美国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鉴于这一点,有人提出实施完全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才是最理想化的国际货币制度。
完全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的确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在这样的汇率制度下,一国不规定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也不承担维持汇率波动界限的义务,而是听任汇率随外汇市场供求的变化自由浮动。其次,实施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保证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帮助减缓外部的冲击。第三,浮动汇率制下,一国不需要为了随时调整国际收支平衡,而维持巨额的外汇储备。
但是,实施这样的完全浮动汇率制度也具有一些问题。第一,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往往会出现大幅过度波动,可能不利于贸易和投资;第二,汇率的自由浮动,就带给人们进行投机活动的可能;第三,浮动汇率制度对一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金融市场的发展等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总结
从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问题看来,它并没有如黄金储量的稀缺,特里芬难题,超主权货币发行组织的设立等问题。因此综合看来,逐步实现完全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四种方案里面似乎更具有可行性。并且,结合目前欧元大有挑战美元霸权的趋势,可以预见,如果欧元能够成功经受住各种考验,世界储备资产中的欧元比重将明显增加,国际货币制度会出现美元与欧元的二元格局。这无疑是国际货币体系迈向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和实现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重要一步。
摘要:针对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结合历史上曾经施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的优势和缺陷,分析了现有的包括回归金本位制,实行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和完全独立的浮动汇率制在内的四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案。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超主权货币
参考文献
[1]何璋.国际金融[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5.
[2]多米尼克·萨尔瓦多,等.欧元、美元和国际货币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
[3]胡筱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以及对现行体系中挑战的适应[J].金融管理与研究,2009,(2).
[4]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J].中国经济研究,2009,(2).
国际货币体系 篇9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 虽然国际货币呈现多元格局, 但美元的支配地位并没有改变。它仍是国际贸易和国际交易的主要媒介, 主要的国际计价货币、外汇市场交易对象和国际储备货币, 还是很多国家制定汇率钉住的主要的对象。因此可称现行的国际货币为美元本位。其特点表现如下:
1. 国际储备资产及国际货币的供给方式:
美元本位下, 美元作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是美国依靠国家担保的信用货币, 它的发行是美联储决定的, 缺乏内在的约束性和国际约束性。
2. 国际汇率的确定:
现行的美元本位, 实行浮动汇率制, 一般采用单独或联合浮动, 再者实行钉住自选的货币篮子或实行某种管理浮动汇率制度。3:国际收支方式:在美元本位下, 理论上可以通过市场调节实现国际的收支平衡的调节。但由于政府的干预, 使国际市场的调节能力大大减弱。
现行的美元本位是一种不稳定的货币体系, 是由它的特点所决定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是美联储发行的信用货币, 即它具有了国家主权货币和国际货币的双重角色。但它既没有黄金作为担保, 又没有国际机构的约束, 只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作为担保。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实现本国经济目标时, 它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会影响着世界经济, 甚至会引起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二、美元本位下国际收支失衡格局的形成
根据目前的世界各经济区域的国际收支状况, 可以把世界分成以下几个经济区域:
第一类:中日韩等亚洲出口导向性国家。
第二类:欧洲、澳洲、加拿大和一部分拉美国家。
第三类:美国单独构成的经济区域。
其中第一类的国家或地区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 于是这类国家的经常项目表现为大量的顺差。第二类国家的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平衡。美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表现为双赤字。下图是美国1995年~2007年经常项目逆差额走势图: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flows and out standings, 1995~2007
美元本位下, 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 美国可以利用美元负债来弥补其国际收支赤字, 从而形成持有美元储备的国家的实际资源向美国转移, 形成了“铸币税”现象。据统计, 在美国的经济结构中, 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在2004年已经降到了10.1%, 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已占据了大部分, 这就是美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同时, 美国是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 即依靠国内居民“高消费, 低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 加上美国经济的“去工业化”, 美国不得不对外国的商品和服务产生了依赖, 因此美国就不得不保持经常项目的逆差。逆差不仅表现在经常项目上, 而且也表现在其资本项目上。据统计, 到2006年末, 美国对外负债余额高达125516亿美元, 对外资产余额95243亿美元, 净对外负债高达30273亿美元, 占其GDP比重已达到22.9%。虽然美国对外负债的状况不断恶化, 但是美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一直高于对外负债的收益率。根据Matthew Higgin (2005) 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4年, 美国所持有的国外资产收益率为4.5%, 外国持有美国资产的收益率为3.2%。这个收益差使得美国获得正的收益, 产生了巨大的收入流, 这个收入流足以弥补巨额利息敏感负债的对外支付, 也暂时稳定了美国巨额逆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下图是美国新增对外负债图。
数据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annual flows and out standings, 1995~2007
对第一类经济区来说, 出口可以增加本国的经济收入而且可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因此他们乐意提供他们廉价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国家实行了出口导向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际收支上表现表现为经常项目的盈余。以中国为例, 中国现有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以美元资产形势存在。于是第一类经济区域对美国的逆差产生了依赖。第一类经济区对外贸易取得的外汇资产作为国民财富的一部分, 必须对其保值升值。在美元本位下, 作为外汇资产的美元作为信用货币, 必须以再投资的形式返回美国, 为美国提供融资。那么在美元本位下, 国际收支失衡结构就这样形成了。
三、解决建议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提供了温床, 因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展区域化货币合作, 在某一经济区域内实行统一货币, 类似与欧共体实行统一货币, 建立亚洲货币区域、非洲货币区域、南美洲货币区域等, 实行国际货币更加多元化平等化;通过国际协商合作, 进一步改革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使其更加适应21世纪经济的发展;改革目前的国际经济机构, 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 使其更好的实施国际经济监管职能。
参考文献
[1]王志军:美国近百年来的对外负债[J].国际金融研究, 2008年第4期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篇10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布雷顿森林体系”因“米德冲突”和“特里芬难题”而在1971年解体后, 导致了1976年“牙买加协议”对浮动汇率制度的承认。由于“牙买加协议”事实上取消了任何国家对国际货币体系承担的稳定责任, 这就在关键货币国家 (地区) 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和经济均衡之间埋下了内在冲突的根源, 使他们自利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有可能产生“负外部性”, 即通过汇率动荡导致国际金融动荡和经济失衡, 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经济货币政策的错误承担风险和买单。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充分证明, 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现实, 创造一种拥有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时机正在逐步到来。当然,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 它具有强大的自我维持惯性, 其变革只能是各国经济实力较量和博弈的结果。因此, 人们把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看作是一种长期诉求, 可能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 关键货币惯性阶段
从目前情况看, 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时代虽尚未结束, 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基本格局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这一是因为美国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 但其强大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并未遭受到根本性的削弱, 无论是中国、俄罗斯、印度还是其他新兴经济体, 在能够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 都难以获得与美国相匹敌的主权信誉和实力。二是网络外部性以及公众长期形成的货币使用习惯等因素, 使得美元等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极大的惯性, 在短期内不可能发生改变。三是美元等主权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使美国以及其他主要西方国家获得了巨大的金融、经济甚至政治优势, 他们不太可能在短期内支持取代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改革方案。
(二) 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阶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大趋势下, 服从于国家主权的“一个国家一种货币”的传统观念被服务于市场的“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全新理念所取代, 体现为不同主权国家间的货币融合的区域货币一体化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欧元成功推出, 而且许多国家和地区跃跃欲试, 形成了金融全球化一个新潮流。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新兴市场国家都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 以抵御外部危机对区域经济的冲击。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其实质是在多种国际货币中形成一种市场竞争机制, 通过基于对现有国际货币的信心而产生的此消彼长的结构调整, 从而整体解决国际货币的流动性和稳定性两难问题。虽然目前大多数的区域货币合作还停留在设想和探讨阶段, 但强化多元化货币储备制度, 弱化美元的霸主地位, 建立从单极到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已成为一种客观上的必然要求。在不远的未来, 国际货币体系将真正进入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的时代, 取代美元独霸国际储备货币的格局。
(三) 超主权货币阶段
2009年3月23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 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即在扩大SDR货币篮子的基础上, “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反响和积极的评价。
发行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货币”, 是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最理想的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制度缺陷, 避免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工具带来的不对等的权利义务、缺乏约束制衡机制、外部性问题等弊端, 使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 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是完善SDR, 还是对现有的某种关键货币进行非主权化改造, 或是重起炉灶设计一种非主权货币, 总之, 重建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世界性新储备货币, 将是改革的最终目标和结果。当然, 这一目标需要通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步实现, 并且有待国际社会在形成共识的前提下长期共同努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也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在过去30年,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日益增加,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 而且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不仅确保了中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并对本地区及世界经济产生了显著且积极的溢出效应, 致使人民币的国际声望大大提高。特别是中国排行世界第一的庞大的外汇储备, 2005年7月中国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持续升值的坚挺走势, 加上中国有意推动和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态度, 使得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对国际货币体系未来的演变具有了重要的意义。就目前而言,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一) 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动因
一般说来, 经济开放度较高、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 能够使国际市场交易者产生对该国货币的信心和需求。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总量的占比和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度日益上升, 需要中国在国际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其中也包括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民币国际化将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一个平衡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主席卡恩表示, SDR有越来越多的理由纳入其他货币, 接受人民币将是这一进程的起点, 希望将人民币“尽快”纳入SDR的一揽子货币中。如果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需要人民币参与并加入国际货币的行列, 必然会在客观上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同时, 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肯定会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及其国际储蓄货币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另一方面, 亚洲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必然产生对共同价值标准的需求。同时,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 亚洲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也需要一种区域货币作为媒介。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提高和经济辐射力的扩大, 使之与亚洲国家 (地区) 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 成为亚洲各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人民币为亚洲国家 (地区) 提供普遍接受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 不仅可以帮助亚洲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解决汇率制度选择的难题, 而且有助于双边及多边贸易关系的稳定和深入发展。在现实中, 亚洲对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有明显的需求, 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大量流通, 已获得硬通货的地位, 部分周边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民币需求的持续增加, 已经成为进一步推进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核心的亚洲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 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动因
1.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要求人民币国际化。
经过多年的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增长速度的不断增长 (图1) ,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按PPP计算, 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为 4.222万亿美元, 占世界总量的8.3%, 已接近日本的8.8% (图2) 。而按照世界银行估算, 以购买力平价计算, 中国已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561万亿美元, 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为7.7%, 列世界第三位 (表1) ;年末国家外汇储备额达1.95万亿美元, 名列世界第一。但是, 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舞台上严重缺乏话语权, 与其现有的经济实力完全不相符, 在国际金融、贸易等领域处处受制于人, 本次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中国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地位的脆弱性, 而这些问题与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统治地位和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发行权有直接的关系。因此,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在投射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信用, 是为了保障本国的金融利益和金融稳定, 减少国际货币体制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提振中国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乃至中华民族复兴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资料来源:联合国统计司
资料来源:聂利君:《货币国际化问题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2.不断扩大的对外贸易需要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向程度很高, 200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58.3%,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对外贸易大国。中国也是包括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外汇储备大国在内的11个经济体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 本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锐减了近14% (图3) , 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 从而让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 对外贸易对美元的过分依赖使国家经济暴露在美元汇率大起大落的风险之下, 继续美元依附经济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的国家, 在刺激内需的同时, 通过建立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货币话语权而谋求从外部提振经济, 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措施。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5-2009) 。
因此, 在美元中长期内贬值风险加大的背景下, 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在国际贸易中就可以直接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对外投资和弥补国际收支赤字, 不仅能够规避美元汇率风险, 降低汇兑费用, 而且有利于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中国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 扩大进出口企业对结算货币的选择权, 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即使是中国由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 也需要有国际化的人民币与之相配合, 以保护国家经济的安全和提供经济增长的动力。
3.庞大的外汇储备敦促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经济学家杜里、弗斯特兰道和嘉保提出的“BW2理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 和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自我保险理论 (self-insurance) 都认为, 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必然结果。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 由于国力尚弱, 缺乏资本金, 选择“赚美元”的战略是一种必然。从图4可以看到, 2000-2009年, 中国的外汇储备呈不断加速的上升趋势, 目前已位居世界第一, 高达20 000亿美元, 其中大部分是美元资产。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中国外汇储备的庞大规模和资产结构决定了其面临的风险:一旦美元贬值, 将遭受巨大的资本损失。美国的持续经常项目逆差、巨额外债和赤字、急剧增加的货币供给, 这些长期因素都会导致美元贬值和美国通货膨胀的结果。温家宝总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就曾一再对在美资产安全表示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已成为国民财富损失的巨大黑洞。只有当人民币也成为国际货币, 才能摆脱对美元的依附, 规避捆绑美元所致的损失, 终止国民财富的流失。
4.铸币税收入吸引人民币国际化。
所谓铸币税, 是指发行钞票国取得的钞票发行收入。国际货币发行国能够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换取非居民持有者的资源, 享有从他国获得的巨大的铸币税收入。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使中国分享一份铸币税收益, 开辟新的资金利用渠道, 同时减少对其他国际货币发行国的铸币税的贡献。这些铸币税收入足以使我国经济上一个台阶, 并因为内需的扩张而加注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5.大国政治促使人民币国际化。
从政治学的角度讲, 货币国际化与自主权和声望紧密相关。拥有货币发行的自主权, 意味着减少对别国的依赖, 在发生紧急情况 ( 包括战争) 时不必依靠他国就能迅速获得流动性支持。有经济学家指出, 货币自主权是“世界末日时的武器”, 货币就像原子弹一样在极端情况下可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从身份上讲, 货币是主权国家身份的象征, 成为国际货币可以提高货币发行国的声望, 并且有助于同化使用相同货币的有区别、甚至是相互对立的社会群体。因此, 货币领域的竞争构成了大国政治经济利益争夺的一个重要部分, 并有助于维护和加强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利益。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 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 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国际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和目前中国处于被支配地位的局面, 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人民币国际化障碍性因素分析
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日渐成熟, 但是不能忽视一些现实的障碍性因素, 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才能逐步消除。
(一) 国际货币基本条件分析
向松祚 (2010) 认为, 一国货币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至少要有五个条件:第一是经济的规模,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 第三是货币是不是自由兑换, 第四是通胀是不是稳定, 第五是政治是否稳定。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 经济规模和政治稳定这两个条件应该是基本满足的, 下面对另外三个条件进行分析。
1.金融市场尚不发达且开放度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逐步发展出了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系。但从整个金融的发展水平来看, 无论是发展的广度 (包括金融资产的总量与质量、存量与增量) , 还是发展的深度 (包括国内金融市场效率及与国际金融市场衔接状况) , 都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金融市场虽然已逐步对外开放, 但远没有实现国际化, 甚至连区域化都没有做到。这种状况使得境外持有者对长期持有人民币作为结算和储备货币有一定顾虑, 同时也降低了人民币实际贸易的国际比较价值。
2.资本项目尚未全面开放。
人民币国际化是以资本项目全面开放为前提条件的。一种无法自由兑换的货币, 其国际接受范围将十分有限, 更不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中国虽然在1996年就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自由兑换, 但对资本项目的兑换仍然实行管制。这就在很大程度约束了人民币跨境流通, 使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渠道受阻。虽然我国在周边国家或地区签订双边贸易协定, 但是由于资本项目的约束, 这些国家或地区只能把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单位, 而难以将其用作储备货币。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年鉴》各年、《中国年度统计公报》各年。
3.通货膨胀水平基本稳定。
从1990年至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来看 (图5) , 中国过去19年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总体较差。这段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均值为4.82%, 而最大波幅 (区间内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 则高达24.9%。如果结合1990年至2009年的M2增长率指标 (图5) , 就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引致效应”:1990年到1994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 是导致紧随其后的高通货膨胀率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 CPI增长率的高峰值主要出现在1997年前。经过1994年至1995年的宏观经济调控, 在l996年实现软着陆后, 迄今为止CPI运行相对稳定, 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货币供应量也基本如此。说明中国货币当局的宏观经济调控水平在逐步提高。根据IMF2008年《世界经济展望》提供的从1980-2006年间的平均通胀率指数来看, 中国通胀水平的稳定程度与主要发达国家大致相当。由此可说, 这方面的条件基本符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
(二) 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分析
蒋万进等人 (2006) 按照构建货币国际度指数体系刘仁伍、刘华 (2009) 认为:货币国际化进程的部分或全部货币职能的扩展也是货币空间扩大的进程。根据货币的使用区域划分, 货币的国际化可分为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三个层次。现实中, 目前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已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人民币在港澳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民间流通规模已相当庞大, 已获得硬通货的地位。这表明从货币使用区域来看, 人民币已经实现了周边化, 完成了国际化的第一步, 并正在向第二步即区域化发展。
从中长期来看, 人民币区域化是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不可逾越的一步。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政治、文化等特点所决定的, 也是欧元成功之路的宝贵经验, 同时是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进程的第二阶段即多元化货币及区域货币群阶段的反映和体现。因此, 应该把区域化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努力方向。人民币区域化的目标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下, 实现人民币在亚洲地区和世界部分国家国际化, 使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该阶段标志是:亚洲地区贸易结算量的40%由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人民币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官方储备货币之一。
1.加强与亚洲各国 (地区) 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高层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 增加相互信任, 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2. 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各国的直接投资与贸易, 努力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3. 继续推进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 在对外经济往来中主动使用人民币, 扩大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范围, 不断提高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计价结算的份额。
4. 尽快在亚洲地区设立中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 支持中资企业走出去扩展亚洲市场, 并为当地金融提供人民币的清算服务与支持。
5. 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 作为资本项目尚没有完全开放之前的一个过渡性安排, 不断扩大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规模和交易规模, 形成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
6. 扩大金融服务业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开放, 降低准入门槛, 对其在华设立银行分支机构提供更多的便利, 使其进入人民币的清算体系。
7. 加强与亚洲相关国家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国际合作, 加强对跨境人民币流动监测。
8. 积极参与亚洲货币合作, 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区域性国际储备资产。
摘要: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现已成为必然趋势, 并形成相动关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需要经历三个阶段, 而人民币国际化在内外动因的作用下, 面对基本条件欠缺和国际化程度较低的现实, 尚需要通过层次深化的三个阶段和空间扩展的三个步骤方能走完整个历程。
金融危机下的国际货币体系 篇11
【摘要】 在这次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重新探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及改革趋势,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指明方向。
【关键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缺陷;改革
一、金融危机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1.牙买加体系的特征。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Kingston)召开会议,并达成了《牙买加协定》。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本位已经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并达成了多种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牙买加体系的明显缺陷是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2.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汇率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架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处于绝对地位,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位于体系的外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结构决定了世界性的两极对立:对于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本币可以无限创造或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融资途径来解决国际支付问题,外围国家则必须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否则就会发生债务危机。
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1.新的“特里芬难题”。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挑战:强币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强币。只要美元在储备货币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只要美元仍然充当国内通货和国际货币两种职能,“特里芬难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必然影响美元信用,引起美元危机;美国若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会断绝国际储备的来源,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2.美国对“特里芬难题”的过度利用。美联储为什么能长时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可以凭借着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来攫取国际铸币税,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资本。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为什么要拒绝加强金融监管。如果看到美国金融服务业(含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11.39%上升到2007年的20.36%,其原因则不言而喻。亚洲和中东地区为什么要维持高储蓄率,除文化及发展阶段等原因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IMF令人失望的表现,亚洲国家不得不自己积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应对今后可能再出现的金融危机。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由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决定的,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3.汇率调节机制作用局限。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会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发生了过度波动。加之美国可以会同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控制汇率水平,使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筹备和国内市场遭遇很大的汇率风险。
4.制度缺位导致监管不力。首先,是IMF的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独立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次,缺乏协调的“超国家”配套制度。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协调的“超国家”制度,各国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
三、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展望
1.美元本位仍将存续较长时间。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改革不符合现行的世界格局。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方而看,为了避兔爆发金融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具有长期性,且充满摩擦和矛盾。其次,从目前看,美元的实质地位并未受到损害,美元汇率还在走强,这是与美国经济在全球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分不开的。
2.全球货币竞争将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上有实力的国家,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货币竞争趋势将会更加激烈,国际货币多极化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已成为美元最具潜力的竞争对手。IMF统计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从1999年的71%下降到2007年底的63.9%,同期欧元的比例从17.9%上升到2007年底的26.5%。多极化、货币区域化、竞争化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显著特征,也鲜明地表明了世界政治格局由美国独霸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3.东亚地区将加速区域货币合作进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2000年货币双边互换的《清迈协议》和2003年“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使亚洲金融合作从构想变为现实。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东盟10国及中、日、韩三国决定将原计划的300亿美元亚洲共同储备基金提高到1000亿元,为未来亚洲区域货币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此基础上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将会加速推进,货币互换多边化、将东亚储备库倡议做实,将是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
4.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虽然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IMF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贷款机制,以增强反应速度,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依然对IMF提出质疑:首先IMF失败的预测危机的爆发;其次IMF有限的资金规模对于危机救援而言微乎其微。鉴于此,IMF必须加强和具有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了增强IMF可动用的资源,IMF有必要进行增资。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协调,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功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
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使用分析表象的方法,需要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二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货币体系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从短期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1]高珊珊.美元贬值背景下重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D].云南财经大学.2008(12)
[2]黄泽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暴露的重大缺陷[J].金融资本.2009(1)
[3]枫澳.金融危机催生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N].中国财经报.2008 (11)
[4]祝丹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J].中国发展观察.2007(11)
[5]华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国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2)
[6]洪林.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A].世界经济研究.2007(4)
国际货币体系 篇12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亦称为世界货币体系,是指支配世界各国货币关系的规则和机构以及国际间进行各种交易支付所依据的一套安排和惯例的总称。国际货币体系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它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牙买加体系的弊端
“特里芬难题”是由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提出的,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基准货币国家美国的国际收支无论出现顺差还是逆差都会给这一货币体系的正常运行带来困难。世界各国储备的增加,将导致美国国际收支的赤字,美国国际收支长期赤字则会造成美元大量过剩,从而引起美元危机或降低美元的信用,反之亦然。这是布雷顿体系致命的弱点,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
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里芬难题”再度重现,美元的稳定取决于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但全球清偿力供应又依赖于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国的“铸币税特权”又推动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断扩大,从而形成了麦考利所提的“新特里芬难题”。在当前实质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特里芬难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设想
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中,能否选择或创造一个长期价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关“特里芬难题”能否被根本解决的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巴曙松从国际储备货币的视角提出了未来国际储备货币演变的三种可能性:第一,从短期来看,重新修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体系的可能性较大。第二,从中长期来看,美元失去中心地位,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第三,从长期来看,创造一种新的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根本出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从多个角度来讨论,而本文仅从国际储备货币的视角进行分析,这是因为只有设立一种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避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治标不治本的尴尬。
三、破解“新特里芬难题”的根本出路
(一)设立超主权货币是根本出路
周小川曾指出:“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货币可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带来的特里芬难题,从而更有利于全球流动性的调节,同时也使得国际货币体系更具对称性,相应的提高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这不但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再次发生危机的风险,也可增加未来应对个处理危机的能力。
周小川认为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应该具备三点:首先,币值稳定且发行规则明确;其次,供给量可以根据经济状况灵活调节;对于国际储备货币总量的调节,不应被一国经济利益或状况所绑架。
(二)设立超主权货币的可能路径
从目前世界各国学者和专家们的研究来看,设立超主权货币可能的路径模式有如下两种:改革特别提款权模式和区域货币向世界货币过渡的渐进模式。
1. 改革特别提款权。首先要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制度,取消特别提款权的分配与各国所缴份额的联系,从而使急需资金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得到及时援助。其次要拓宽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建立起特别提款权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特别提款权只能用于政府或者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2. 罗伯特·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最优货币区”概念,开辟了超主权货币理论和实践的新途径,即在地理位置靠近、经济联系密切区域率先实现货币的一体化,然后逐渐由区域化过渡到全球化。该理论已于2002年在欧盟地区得到了实践,欧元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主权货币。
综上,要设立超主权货币,改革特别提款权应该是目前可行性较强的一种模式,但从中长期来看,应该是将这两种模式交叉推进,使其相互补充、相互学习借鉴,等时机成熟以后再进行明确的安排。
四、对我国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建议
超主权货币的设立,是弥补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解决“特里芬难题”的根本方法,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终极方向,虽然不可能短期实现,但是仍有推进的必要和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者,中国要敦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兑美元施加影响,通过推动基金组织机构的不断改革、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设立超主权货币的方案等措施约束美元,在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短期内维持稳定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措施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地位。
摘要:文章首先引入“新特里芬难题”的概念, 在揭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致命缺陷的同时, 重点强调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 最后, 通过比较提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可能方向与根本出路。
关键词:新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
参考文献
[1]李天德.国际金融学.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2]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2009.
[3]巴曙松, 杨现领.从金融危机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J].当代财经, 2009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