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环境规则

WTO环境规则（共8篇）

WTO环境规则 篇1

WTO主张贸易与环境协调发展，贸易不应以破坏和牺牲环境为代价，认为建立和维护一个公开、无歧视和公正的多边贸易体制与维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不应产生抵触;要求各成员国根据不同需要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情况，加强采取措施，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使世界资源得到最合理利用，维护和保护环境。

1 WTO与形形色色的环境协定的关系

目前，在WTO体系之外有200多个国际协定与环境问题相关，它们多为多边环境协定(MEAs)。其中有20个协定会影响到贸易，含有贸易条款的重要MEAs主要包括：

(1)《关于破坏臭氧物质的维也纳议定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蒙特利尔议定书》建立了控制几类已知的破坏臭氧层的工业化学品的制度，规定禁止其中几类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以及对其他几类的严格限制。议定书成功地实施了防范(Precaution)原则，即在获得明确的科学证据之前采取行动，并且实施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建立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受控物质依赖的基金。

(2)《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巴塞尔公约》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关注而产生的。他们担心本国可能会成为已不能在发达国家处置的危险废物的倾卸场。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继续在该制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它是最早的重要多边环境公约，于1973年签署，两年后生效。CITES所管制的是濒危物种及其器官与制品的贸易。三个附录中列出了缔约方大会根据科学建议确定的濒危程度不同的物种。该公约规定了从完全禁止到部分许可的贸易控制措施。

(4)《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在里约大会上开放签署，其目标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永续使用其组成部分并公平合理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多产生的惠益。但是公约的操作并不容易。

(5)《气候变化框架公约》(FCCC)。该公约在1992年里约大会上开放签署，其目标在于对付最复杂并且最具潜在经济影响的环境问题。由于温室气体很难通过技术性的末端治理技术加以限制，所以公约的主要战略应是改变未来投资模式，以鼓励减少温室气体产生的行动。

2 乌拉圭回合最后法律文本中的环境内容

2.1 WTO框架下讨论环境问题时所遵循的有关原则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所以对贸易与还击感问题所持的态度就存在很大的分歧。发展中国家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势必会要求其厂商加大对环保设施的投入，由此势必造成成本的巨额上浮，惟一的结果就只能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弱。而发达国家则认为，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取得的优势，本身就是不公平的。为寻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下讨论环境问题所持不同态度之间的平衡，WTO成员协商决定在讨论环境问题时遵循以下原则：

(1)WTO并不是一个环保机构。

(2)WTO规则允许各国制定环境政策。

(3)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接近市场来加强环境保护。

(4)政策协调不仅要在各国之间进行，也要在各国政府内部之间进行。

2.2 WTO框架中有关环境问题的决定和协定的主要内容

2.2.1《贸易与环境的部长决定》（Decision on Trade and Environment)

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在马拉喀什签署最后文本的前夕，终于签订了《关于贸易与环境的部长决定》。决定内容虽然简单而笼统，但它明确地指出了环境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并突出了环保、贸易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的宗旨。

2.2.2 乌拉圭回合的各项协定与环境有关的原则及具体规定

虽然在乌拉圭回合的最后的法律文本中，未对环境问题形成一项协定，但WTO中的许多条款是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这些原则包括:非歧视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以及GATT第20条中的那些说明要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存及健康，保护稀缺自然资源的有关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1)非歧视原则。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一是最惠国待遇,二是国民待遇。非歧视原则阻止了可能的环境政策的滥用以及将环境保护用做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它确保了贸易政策不能在本国产品和外国产品间或来自不同的贸易伙伴间进行歧视。严格地说不能在类似产品间进行歧视。

(2)《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该协定开门见山地指出WTO的宗旨：“认识到在处理他们贸易与经济关系方面，应以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与有效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及扩大货物与服务的生产与贸易为目的，同时应依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既保护和维护环境，有以与他们各自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和关注相一致的方式，加强为此采取的措施。”

(3)《货物贸易协定》中的一般例外：GATT第20条。GATT中的第20条列举了一些特殊情况，“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缔约方采用或实施以下措施，但对情况相同的各国，实施的措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允许成员方在此类条件下不履行GATT的条款。

(4)服务贸易的一般例外：GATS第14条。除了有与GATT第20条一样的开头语外，第14条的(b)款也同样允许成员方在“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时，采取与GATS规则不相符的做法。

(5)农业协定。在此协定下，国内采取对国际贸易有微量影响的措施(“绿箱”政策)是被认为可接受的，并被认为可以免除削减承诺。这其中就包括满足特定条件的有关环境项目的开支。

(6)《实施卫生与动植物卫生措施协定》。这是一份关于食品安全和动植物健康和安全的法规，与《农产品协定》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开卷就阐述到：“得阻止任何成员方采取或加强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所必需的措施”，承认各成员方政府在保护人类、动植物健康和生命时，可以采取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

(7)《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在该协定的第二部分第五节(与专利有关的部分)很清楚地规定：各成员方对发明创造如涉及环境方面(在其所规定的范围内)可以不授予专利权。

(8)《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包含对贸易可能起非关税壁垒作用的措施。这些措施可包括进口或出口产品必须满足的技术性能标准，如洗衣机的能效标准;也可包括产品生命周期中必须满足的环境、健康、劳工或其他标准，如林产品必须产自可持续管理的森林。

(9)《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该协定的第8条第2款(c)项将与环境有关的补贴列为“不可申诉”的补贴，即任何成员方都可以采用而别的成员方无权对其采取反补贴措施的所谓“绿色补贴”。它规定：个成员方为促使现存的企业设施适应新的依法实施的环保要求(这类要求会对企业造成较大的制约或较重的经济负担)而给予的补贴即为不可申诉补贴。

3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及相关法律文件中与环境有关的规定

正如环境问题在WTO协定中未能达成一项单独的协定一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及《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两份法律文件中，也未能就环境问题单独提出任何承诺。

摘要：WTO规则中没有专门的文件或协议来规范有关贸易与环境的协调问题,本文归纳总结了WTO规则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关注和规定,包括WTO与形形色色的环境协定的关系、乌拉圭回合最后法律文本中的环境内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及相关法律文件中与环境有关的规定,以供参考。

关键词：WTO,贸易,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仲周等.世界贸易组织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法律文本[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2]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技术、工业与经济部,经济与贸易处,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著.环境与贸易手册[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

[3]程惠芳.WTO与中国经济[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 篇2

我想借此机会讲讲WTO规则与环境措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世贸组织是一个贸易组织,但是在它的宣言里也提到了发展和环境的问题,要求各个成员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考虑对世界资源的最佳利用,寻求保护和维护环境,也就是要实现贸易、发展和环境的“三赢”。

我们要做的是争取实现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

具体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概念性的问题,就是贸易与环境的关系。简单地说,贸易对于环境或者说对气候变化是有双重作用的。贸易开放会增加经济活动和能源的使用量。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活动越多,能源的使用量越大,温室气体的排放也越多。因此就会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但是与此同时,贸易的开放可以使环境友好型产品服务、技术更容易获得,从而带来能源效率的改善。从这个角度而言,贸易可以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有利的作用。还有一点是贸易自由化会引导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更多地生产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果比较优势集中在能源节约型的产业,那么这个国家的贸易整体上对于减缓世界的气候变化就会做出贡献,反过来也是这样的。这是我对于贸易和环境关系的简单的看法。但是既然存在双重的作用,所以我们要做的是争取实现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调,而不是加剧它们的对立和对抗。

谈判中的环境产品不能具有多功能性

我第二个问题想讲一下WTO的环境谈判。大家知道现在WTO在进行一个多哈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环境议题是其中的议题之一,但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议题,最重要的是农业和工业品的谈判。在这个环境议题里,它的目标是削减和取消环境产品的服务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这个谈判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进展。

中国的谈判立场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中国认为环境产品的主要目的必须用于解决环境问题。因为环境产品谈判的目标是要保护环境,所以只有符合这个目标的产品才能叫做环境产品。第二,我们同意为真正的环境产品制定一个清单,但是反对“搭便车”。根据有关的研究,只有很少的产品能够真正算得上环境产品,大部分都是具有多功能型,既可以起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同时也可能污染环境。如果有多重目的的就不符合这个标准。第三,环境产品谈判的结果应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自己生产环境产品的能力。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的可以进口一些环境产品,但是靠进口环境产品是不能解决他们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的。所以,只有提高发展中成员自身保护环境的能力,才能真正促进世界环保事业的发展。

谈判未来的走向我们还很难预计。也许目前的几个谈判方式混合在一起可以成为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比如说“清单+项目”的方式。对于大家公认的纯粹的环境产品,比如说风力发电的设备,可以用清单的方式进行谈判,协商如何降低关税。但是对于具有多重功能的产品,就可以通过项目的方式解决。在谈判的最后阶段,也不排除用讨价还价、要价出价的方式作为一个补充。这就是我向大家介绍的WTO目前关于环境谈判的情况。

碳关税不符合WTO规则

第三个问题我想介绍一下碳关税的问题,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正在酝酿征收碳关税,这个例子可以证明WTO和环境的关系。发达国家主张收取碳关税的人有两个基本的理由:第一,他们认为采取了减排的措施会增加国内碳排放的成本,从而降低了竞争的优势。第二,由于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他们的成本会向没有碳排放的国家转移,从而成碳排放泄漏,因此有必要采取边境措施,包括碳关税。

我并不是律师出身,但是并不妨碍我用WTO的规则检验一下这个碳关税是不是符合多边贸易的规则。

WTO的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对进口产品和国内的产品给予同样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定一个排放的标准和计算排放的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是排放的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实践当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都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只为某一个产品制定碳排放的标准和成本计算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定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

WTO里面有一个环境例外的条款,允许为保障人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或者是保护资源而采取例外的措施,但是实施这个环境例外的条件也是不能受到歧视。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很容易把情况列在这个“环境例外”里面,但是要证明这些进口产品没有歧视,就又不可避免地回到了刚才提到的排放标准的问题上。坦率讲,如果这种标准是单个国家单边的措施,是不可能实现的。

法国总统萨科奇说,到目前为止,碳关税还不过是一种威慑,是发达国家用来压制发展中大国的手段,迫使他们作出减排的承诺。但是发达国家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他们开征碳关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比如人均排放的标准,美国的平均排放标准比中国多4倍,那么我们对所有美国的产品是不是可以征收400%的税?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这样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对缓解世界气候变化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帮助。

WTO规则下中国农业补贴问题 篇3

一、WTO规则中的农业补贴规则

根据WTO成员国必须共同遵守的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 农业的国内支持政策可以根据其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性程度, 划分为三类:绿箱政策、黄箱政策和蓝箱政策。所谓的“绿箱政策”, 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得转嫁给消费者, 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和措施。这些措施对农产品的贸易和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 那么, 该成员方就无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绿箱政策”主要有: (1) 一般的农业服务支出: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 (2) 粮食安全储备补贴; (3) 粮食援助补贴; (4) 与生产不直接挂钩的收入补贴; (5) 收入保险计划; (6) 自然灾害救济补贴; (7) 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 (8) 农业资源储备补贴; (9) 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 (10) 农业环境保护补贴; (11) 落后地区援助补贴等。所谓的“黄箱政策”, 是指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和补贴。主要体现在: (1) 对农业投入品的补贴; (2) 在农产品营销方面的补贴。这些政策对农产品贸易容易产生扭曲作用, 因此WTO成员方必须承担约束和削减的义务。所谓“蓝箱政策”, 主要是指按固定的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政府所给予的补贴, 成员方无须承担削减义务。基于以上各项农业补贴政策的特点, 我国政府在制定农业补贴和农村发展政策时应当尽量避免使用黄箱政策, 因为这是WTO规则要求必须约束和削减的, 而应尽量多地采用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 是因为WTO规则许可或者说鼓励的。

二、我国农业补贴现状和农业补贴存在的问题

加入WTO后, 农业受影响最大的首推玉米、小麦、棉花等大宗农产品。目前这些农产品的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的10%～70%。一旦国外大批农产品进入国内, 中国的种植业将受到极大的冲击, 并引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与粮棉相比, 中国的非粮产品如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价格比国际市场低40%～80%。但是, 其品种、外形、口味及保鲜和深加工方面与国际市场的要求存在差距。最近, 黑龙江大豆产业濒临崩溃, 重庆大豆油价格微涨, 大豆危机冲击了整个中国的粮食安全。还有一些食品安全问题危及到整个农产品出口的市场, 目前对农产品的补贴力度不够。因此, 对农业问题的关注和补贴问题刻不容缓。目前我国政府农业补贴政策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 对粮棉油的补贴还主要集中在流通领域。

特别是保护性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实施, 看似保护农民利益, 其实农民很难得到真正的实惠, 而且容易引起通货膨胀, 关键是这些政策大多属于WTO规则中的黄箱政策, 容易引起WTO成员方的不满和攻击。

(二) 对化肥、农药、农膜和种子等农

业生产资料补贴有限, 且大部分被大企业和不法商贩占有, 农民几乎看不到其中的利益所在。关键是这种补贴是对农业投入品的补贴, 也可以归属于“黄箱政策”范畴, 是需要削减或禁止的。

(三) 缺乏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政策。

在绿箱政策中, 我国缺少6项与农民收入支持相关的政策, 如收入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等, 超过绿箱支持的一半, 因而增加农民收入的补贴手段比较匮乏。

(四) 没有很好地利用“蓝箱政策”。

实行按固定面积、产量和牲畜头数的计划政府给予的补贴, 即使部分地区实施了类似的补贴政策, 也没有很好的执行, 甚至这些补贴根本就到不了农民手中, 而被地方政府层层侵占挪用。

三、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思考

我国历史上虽然是个传统的农业国, 但历来对农业和农村都存在歧视或者说重视不够, 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难以根本扭转。对农村和农民存在着严重的历史欠账, 建国几十年来, 一代代农民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即使在历次自然灾害的最困难时期, 收上来的粮食, 农民自己不吃也要首先上缴国家, 支持国家建设, 俗称“军粮”、“征购粮”、“税粮”, 实际上就是在供养城里人, 供养国家军队, 支持国家建设。但是, 农民的利益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基本上没有医疗保障、养老保障、教育保障、住房保障。而与此同时, 同样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城市居民却在这些方面逐步得到了各种社会保障。也许有人要说, 农民有田地作为他们的保障, 但那一点微薄的土地真的就够了吗?况且, 中国农民的土地并非他们自己所有, 甚至根本不能自由支配。因此, 我们应当从观念上真正改变农业、农村、农民的社会地位, 政府应当加大在医疗、养老、教育、住房方面对“三农”的投入或者说补贴, 在这些方面实现真正城市农村同等待遇, 如果这样, 我们现行的对农业方面的补贴再增加十倍甚至一百倍也未必够, 而且这方面的投入和补贴绝对属于WTO规则许可的“绿箱政策”范畴。具体来讲, 可以从以下方面来调整:

(一) 加大绿箱支持力度, 增加对农业的投入。

绿箱政策是中国加入WTO后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方向。针对前面所论述的我国绿箱政策存在的问题, 今后我国农业绿箱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应该是, 在总量上增加投入, 在结构上调整和完善, 同时充分借鉴国外经验, 把农业支持重点由目前的流通环节的支持补贴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支持补贴。

(二) 充分利用黄箱政策的空间, 调整黄箱政策支出方向。

微量允许标准是黄箱政策补贴的上限。当前中国的黄箱政策在基期农业总产值中只占3.3%, 这与8.5%的微量允许标准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利用空间。因此, 中国今后黄箱政策的调整方向应是在用足、用好黄箱政策支持空间的基础上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应积极研究和借鉴各国农业支持结构调整经验, 将部分黄箱支持措施转向绿箱政策;另一方面应借鉴有关国家削减黄箱补贴的同时, 加大对部分重点产品支持的经验。

(三) 开辟蓝箱政策的新空间。

蓝箱政策是限产计划下免于减让的黄箱政策支持, 蓝箱政策的实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限产计划中国目前已经使用, 但对限产计划的补贴尚未列入财政预算。加入WTO后, 应考虑适当启用该项政策, 尤其是在用足8.5%的微量允许标准后, 蓝箱政策将是黄箱调整的一个主要方向。因此, 在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而采取退耕还林等措施的同时, 可以充分利用“蓝箱”政策的规定对农民进行适当补贴, 减少或缓冲由此给农民收入带来的冲击。

总之, 无论是农产品的最低收购价格, 还是对农业流通领域的补贴都属于WTO规则中的“黄箱政策”, 也是WTO规则所不容许和必须削减的, 而我们在农民、农村方面的历史欠账又那么多, 我们完全可以改变现行的单纯价格补贴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 这些方法根本就构不成对WTO任何规则的挑战, 也会使我国的农产品价格下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 甚至可以大大低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 使全国的老百姓得到真正实惠, 同时也提高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 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 对农田水利、道路、桥梁、学校、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完全由政府投入和维护, 并对农民实行免费开放, 真正减轻农民负担和生活成本, 这样我们的农副产品价格就没有理由还出现畸形的高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 我们的内需又何愁拉动不了;另外, 建立农业保险补贴制度, 保险资金由政府完全投入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要成立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对粮、棉、油、糖等敏感性大宗农产品, 以及畜禽、蔬菜和水果等主要出口创汇产品进行保险补贴, 保险资金最好由政府完全补贴, 这样在农业生产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 而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是完全符WTO规则要求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投入, 变过去的各种补贴为对农民、农村、农业的直接投入, 彻底改变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 实现全国经济共同发展, 拉动国内消费, 克服全球性经济危机, 而这也是WTO改善人类生活、生存状况的根本宗旨。

参考文献

[1]程国强.WTO农业规则与中国农业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2]祁春节.WTO农业相关规则详解[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李芳芳, 冷传慧.WTO规则下农业补贴的焦点和我国的选择[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9.4.

WTO环境规则 篇4

(一) 限制依法行政的前提

限制行政人员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首先要从程序上加以限制, 这样既具有可行性又易于操作。行政程序的存在具有稳定性, 一旦设定, 就给执法主体形成了一个制度标尺, 在进行行政活动时, 必须要按照程序规定的方法和步骤去进行, 一旦遗漏某一步骤或者是执法程序超前, 都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二) 保障相对人合法权利的关键

作为行政行为的执行者, 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对法律的理解和领悟能力不同, 以及在技术上、知识层面上存在差异,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的手段、方法可能也就有所不同, 其后果就是给行政相对人带来了区别对待, 可能对其利益存在潜在的危害。规定行政程序,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行政相对人的潜在风险, 在最大限度内促使执法人员公平执法、公平对待。

(三) 公正与效率的平衡要素

作为一个行政程序, 其内容和实施的过程都是公开透明的, 不仅利于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活动中有理、有据的执法, 也有利于行政相对人享有知情权, 当一个执法活动结束后, 即便是结果不能令行政相对人满意, 完善的行政程序也为执法者提供了可供解释和说明的执法依据,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行政相对人不满的情绪。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一项对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重要影响的权力, 这种权力的行使依然受到依法行政原则的约束, 权利行使认也要明白“自由裁量权”不等于“恣意裁量权”, 自由的行使应该是在一定的限度内。但是现今社会存在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情形, 表现为:一、裁量权过大。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 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 是一种违法的行政行为。二、显失公正。行政机关没有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精神来执行法律, 虽然在法律规定的手段、范围、幅度内, 但行政机关不正当的行使了权力。具体表现为畸轻畸重。“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该是在符合依法行政, 遵守法定程序, 遵循行政法的目的和精神下的“自由”, 只有这种“自由”的裁量权, 才能切实保护公民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 才能防止少数执法人员以“自由裁量权”为由恣意作为, 才能是真正的依法行政。

三、入世后对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控制

(一) 入世对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要求

我国加入WTO后, 既享有相应的权利, 又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为适应这种形式, 我国许多领域的法律与政策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与调整, 其中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行政权的运作方式、以及现有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受到了影响。行政自由裁量权作为行政权的重要部分, 它的行使必然要受到WTO的规制和原则的要求, WTO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 可以体现为三个原则, 即非歧视原则、市场开发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 所以说按照原则规制, 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的行使有更高的要求。①

(二) 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有效途径

程序公开和公正是一切行政活动的指导原则,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要遵循。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 分析在我国入世后, 行政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的有效途径。

1.信息公开制度

所谓信息公开制度, 是指在行政活动中, 将涉及一切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内容, 向其公开, 允许公众对其进行查阅和复制, 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应于保密的除外。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 必须予以公布, 未经公布的规定, 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信息公开制度公开的对象是行政主体做出行政决定时所依据的材料, 这些材料可以作为公众知晓行政主体的作为和不作为的依据, 信息公开制度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标志, 特别是我国入世后, 人权的进一步体现。

2.回避制度

从古至今, 回避制度都在法律中亘古不变, 因为回避体现着公平和正义, 回避的范围和情形, 我国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执法过程中既保护当事人, 又限制当事人, 我国将回避制度作为行政执法的原则。在行政法中也有表现,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 “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应当回避。”②

3.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

该制度在行政程序中也有重要作用。其要求在行政人员进行行政活动时, 如果做出决定, 而该决定对行政相对人的利益有影响的话, 行政主体就要主动向行政相对人履行告知义务, 包括, 行政决定的内容和依据。

4.职能分离制度

该制度的制定是为了使行政权力和行政作用区分, 不同的机构和工作人员按照相关职能从事行政工作, 在其职能范围以外行使就是滥用职权。我国《行政处罚法》明确了行政处罚案件的调查人员不得主持听证会, 做出罚款决定的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 当场处罚除外。

5.时效制度

是指法律法规要对对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在时间上做出一定的限制, 不能无限制的延长行政时效。在当今世界各国, 行政立法都给予行政程序时效、时限、期间的立法限制, 明确了规定了违反时效应当受到的法律后果, 我国《行政处罚法》中对此也有相关规定, 进一步明确了时效制度的重要性。

所以说, 对行政行为的程序进行规范, 可以有效的制约在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时的不作为和滥用职权, 程序控制是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一个重要控制因素。

参考文献

[1]关保英.政法的价值定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2]范德勇.自由裁量权在卫生行政处罚中的体现及其监控机制[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06 (3) .

[3]芮守胜.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J].甘肃社会学, 1998 (3) .

[4]傅国云.公平在行政自由裁量权中的价值定位及其实现[J].行政法学研究, 1998 (2) .

[5]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J].中外法学, 2002 (1) .

[6]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1.

WTO环境规则 篇5

一、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新发展

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内容或多或少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在讨论WTO多边投资规则对双边投资条约的影响之前,有必要对双边投资条约的最新发展趋势做一番梳理。

(一)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迅猛增长

截至2009年底,已知双边投资协议的数目超过5,939项。目前154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除了极少数成员外,其余的都纷纷加入双边投资条约行列。中国目前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共有128项,其中二十多项是加入WTO后签订的。由此可见,许多国家在WTO多边投资规则外另辟蹊径。

(二)双边投资条约的内涵日益丰富

双边投资条约除了对TRIMs协议已经限制的措施作进一步限制外,还把触角伸到TRIMs协议尚未涉及的领域:一是新一代双边投资条约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投资”概念,将当事方不打算列为投资的资产纳入双边投资的范围;二是界定对外国投资及投资者的绝对保护标准,特别是“公平和公正待遇”标准以及间接征用概念的涵义;三是涉及TRIMs协议规制以外的其他问题,如金融业投资、卫生、安全和环境保护以及促进国际公认的劳工权利等问题。

(三)发展中国家在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方面的作用不断加强

到2010年7月,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猛增到653个,占双边投资条约总数的38%。此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一份报告显示,在113个已经签署了双边投资条约的发展中国家里,签署40个以上条约的国家有三个:中国、埃及和马来西亚。这三个国家分别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的数目,超过了他们各自与发达国家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数目。可见,国际投资协议方面的南南合作在不断加强。

二、WTO框架下多边投资规则对双边投资条约的影响

各国纷纷绕开谈判僵局,转向双边投资条约,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WTO体制自身的特点乃至弊端难逃其责,反过来也可以说是WTO下现有多边投资体制的缺陷纵容了双边投资条约迅速发展。

(一)TRIMs的立法宽容和行政宽容导致双边投资条约的迅速发展

TRIMs协议对双边投资体制的立法宽容体现为TRIMs协议的局限性。TRIMs协议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局限性显而易见:首先,TRIMs协议的调整范围有限,仅限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特定投资措施,未涉及其他投资措施,离全面调整国际投资关系还有相当距离。其次,TRIMs协议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序言里给出了一个“可能产生限制和扭曲”的标准,但何种程度才为“限制和扭曲”,未予明示。“可能产生”的表述随意性很大,这样的定义使得“与贸易有关”的内涵变得含混不清。最后,TRIMs协议更多是体现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TRIMs在限制东道国(多为发展中国家)投资管理政策的同时,却没有约束外国投资者(大多来自发达国家),TRIMs协议实际上成为限制东道国投资措施的单方面守则。TRIMs协议的这种立法宽容使TRIMs协议缺乏应有的可操作性,并留下“被边缘化”的隐患。此外,WTO下最惠国待遇的区域例外规定赋予区域投资协定的合法地位。

TRIMs对双边投资体制的行政宽容则体现为WTO对双边投资条约评审政策的宽容。WTO下对双边投资条约进行审查的机构主要是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虽然《关贸总协定》第24条和《服务贸易协定》第5条对于区域贸易协定的审查从程序和实质要件上都作了规定,实践中也已经对通知到WTO的区域贸易协定进行审查,但因政治和法律困难而没能对任何一种区域贸易是否符合WTO规定作出最终结论。正是由于GATT/WTO长期以来对于区域贸易协定这个“烫手的山芋”审而难决,助长了几乎所有的WTO成员都在双边投资条约的蹊径上“寻花问柳”、“移情别恋”。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WTO只把欧盟、南美海关联盟两个区域安排作为单一的实体单独进行评审,而其他的区域组织还没有纳入贸易政策评审范畴,只是对他的单个成员进行评审时有所涉及。

TRIMs协议第7条提出建立一个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委员会。该委员会履行货物贸易理事会赋予的职责,同时还监督TRIMs协议的运作和执行,并且每年向货物贸易理事会汇报有关情况。但该委员会对双边投资条约的监管存在严重缺陷,形同虚设。TRIMs协议第9条授权投资措施委员会在协议生效后的五年内对该协议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查,进而提出完善之建议。这条款虽然对审查有所涉及,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该协议明确规定必须在生效五年内进行审查。换言之,该条款在2000年后已经失效了。即使在该条款生效期间,原定的执行计划因为1999年西雅图部长会议议程被打乱而受到影响,审查工作未曾如期启动。

总之,WTO下多边投资体制对双边投资体制约束和监督上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他们的扩张。

(二)WTO下新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举步维艰促使各国转向双边投资条约

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步履维艰是各国纷纷缔结双边投资条约的直接原因。虽然国际社会对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进行了不少努力。但是多边投资谈判依然毫无进展,究其原因:

一是投资问题的复杂性导致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旷日持久。对WTO而言,将议题扩大到投资问题,将使谈判既要处理原来遗留的各种问题,如市场准入问题、投资保护问题、投资争端解决问题,又要解决许多新的投资问题,如投资与贸易、劳工、环保的关系问题;既要着眼于原有各种协议落到实处,保证其实施,又要努力达成新的协议并推动其实施,同时还要协调新协议与旧协议之间的冲突。GATT/WTO的实践充分证明:随着WTO成员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在成分上越来越复杂,如今要在一个特定的议题上形成协商一致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随着WTO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致力于全球投资自由化,多边贸易谈判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政治敏感性越来越强,从而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

二是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大导致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无果而终。在是否必要制定多边投资协定问题上,发达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出方)普遍希望尽快启动多边投资规则框架的谈判。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资本输入方)则因原来普遍运用的对其有利的限制外国投资的措施已经被TRIMs协议所限制,坚持反对在WTO框架下启动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在是否将投资激励和更多的实绩要求纳入TRIMs协议加以禁止问题上,发达国家大多支持将投资激励和更多的实绩要求纳入TRIMs协议所禁止的范围,而发展中国家成员则基本上持反对意见(墨西哥除外)。在是否规定投资保障问题上,发达国家比较强调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则比较强调东道国的利益,对是否纳入更多的投资保障条款反应并不积极。过多的分歧导致多边投资谈判屡次不欢而散,急需引进外资的国家不得不转向谈判主体少、议题简单、易于取得成果的双边投资谈判。

(三)WTO下多边投资规则偏袒发达国家的立场引起发展中国家抵触

无论是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目的还是制定过程,主要是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追求。WTO下多边投资规则一味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没有得到充分地照顾,从而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抵触是谈判毫无进展的根本原因。

从多边投资规则制定目的方面来说,首先,就TRIMs协议而言,TRIMs协议所禁止的对象是在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各种投资措施。发达国家在TRIMs协议缔结前也大量地采用这些措施,时间长达50年。在发达国家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不再需要TRIMS协议时,要求正在适用TRIMs的发展中国家取消TRIMs,这无异于“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因此,遭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责难。

其次,就正在酝酿的多边投资条约而言,发达国家欲借助WTO体系,以贸易实力作为筹码,以关税减让和市场准入作为诱饵,以跨部门交叉报复作为威胁,迫使发展中国家作更多的让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此外,发达国家已经将有关国际投资法的一些重大、敏感问题如东道国对外资管辖权限、投资者待遇问题迂回地在WTO体制中加以解决。这是发展中国家对WTO下多边投资谈判有所顾虑的原因。

从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过程方面来说,透明度从一开始就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好像一直只针对这个俱乐部各成员而不约束俱乐部自身的运作。WTO的工作方式一直是不透明、不民主。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会议工作方式和程序的不透明、不民主和没有广泛的参与性所表现的不满甚至愤慨导致此次部长级会议不欢而散。

三、中国的路径选择:多边投资规则和双边投资条约齐头并进

面对多边主义和双边主义的双重挑战,中国应坚持多边投资规则和双边投资条约齐头并进之路,主动参与和利用这种双向推进模式,根据新变化,不断作出策略上的调整。

从长远来看,双边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是短期的、阶段性的,而多边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才是长期的、永久的。WTO框架下建立多边投资体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首先,WTO多边投资规则能避免双边投资条约具有的歧视性倾向、投资自由化程度不一和投资保护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其次,WTO多边投资规则容易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WTO成员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和谈判立场的一致性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提高其在WTO谈判中的谈判地位。最后,WTO一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领域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因此,在WTO下建立多边投资框架是值得期待的。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性规则的制定;二是简单地遵循别人已经制定好的规则。相比而言,中国无疑能够从第一种方式受益,而在第二种方式中受损。国际经济竞争的最终游戏规则,通常是参与各方利益相互妥协的结果,而未积极参与制定规则的国家,其利益在规则中难以得到充分反映。作为WTO成员国的中国,在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的前提下,不能全盘接受别人设计的全球投资体系,而应根据我国自身发展需要及强弱地位,努力参与国际投资体系的设计和制定,提出适当的要价。

当然,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处于搁浅之中是我们必须直面的客观现实。在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一时毫无进展的现实背景下,直接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各国不约而同所选择的打破僵局的灵活方式。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国可以根据不同谈判对手的经济、政治情况采取不同的有针对性的谈判策略和立场,在投资自由化主要是外资准入的国民待遇等方面有所突破。

无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存在诸多不足:一是投资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不高;二是对外直接投资区域不尽合理,对外投资的对象国较为分散;三是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战略;四是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不够、行业结构有待改善。因此,在与发达国家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时,并没有多大的主动权。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投资是有一定优势的。据统计,自从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中国开始积极地进行海外投资,截至2009年底,中国累积完成对外直接投资2467.5亿美元。鉴于我国在南南投资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在南南投资中我国是主要的资本输出国,所以,我国应考虑适当与其他国家开展双边投资条约谈判,缔结双边投资条约,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海外投资及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曾令良.区域贸易协定的最新趋势及其对多哈发展议程的负面影响[J].法学研究,2004(5).

[2]曾令良.多哈发展议程的困境与出路[J].理论月刊,2004(7).

[3]叶兴平.WTO内多边投资谈判的利弊分析[J].深圳大学学报,2006(1).

WTO环境规则 篇6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吉林省也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但由于受自然地理、思想观念、政策环境的因素影响, 经济的对外开放度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2009年吉林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17.5亿美元, 同比下降12%, 其中出口31.3亿美元, 同比下降34%, 进口86.2亿美元, 同比增长1%。2008年, 吉林省外贸依存度仅为14.2%。而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约为2.2万亿美元, 吉林省进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0.53%, 比上年提高了0.01个百分点, 在全国的位次靠后为19位。

(一) 出口的结构情况

1、出口产品的结构。

吉林省作为我国的农业大省, 出口产品结构尚处于较低层次, 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还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出口商品种类主要集中于纺织、轻工和农副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受环保因素的影响很大。

2、出口企业结构。

随着我省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近几年, 在政策和资金的扶持下, 吉林省民营经济实施跨越式发展, 私营、外商企业不断壮大, 出口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 私营企业出口额度大幅增加, 出口总额达到17.92亿美元, 同比增长25.1%,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37.6%;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产品能对路销售, 出口达到13.43亿美元, 增幅超过29%。国有企业出口占全省总额的33.2%, 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集体企业出口出现较大下滑, 同比下降超过11%。

3、出口地区结构。

2008年吉林省出口总额中, 长春、吉林和延边州出口占全省总额的82.9%。共完成出口39.54亿美元, 辽源市、四平市、松原市各市的出口额不超过1亿美元, 占总出口额的17.1%。其他三市出口总额不足6亿美元。突显出吉林省参与国际竞争能力不强, 出口发展不均衡的态势。见图2。

(二) 利用外资情况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危机, 世界经济发展速度减慢, 国家宏观经济趋紧, 新签项目减少。2008年全年新签项目245个, 同比下降28.4%;合同外资金额13.55亿美元, 同比下降12.9%。吉林省全年实现利用外资额增速较快, 全年完成30.08亿美元, 同比增长32.5%, 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完成9.93亿美元, 同比增长12.2%。

二、吉林省对外经贸活动中运用W T O规则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 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出口企业不懂W T O相关规则, 冒然闯入国际市场, 招致投诉。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加入WTO后充满了机遇, 但同时也伴随有风险和挑战, 而最大的风险就是“打无准备之仗”, 大多数企业针对入世根本不做准备, 是对游戏规则的“无知”。不懂规则, 就不知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更谈不上运用规则保护自己和如何出奇制胜。因此在入世之初, 大部分企业冒然闯入国际市场, 因不懂规则, 频频招致投诉, 苦不堪言。

2、诸多出口企业不会利用WTO规则保护自身的贸易利益。

据了解, 有相当多的吉林省出口企业在产品出口遭遇贸易争端或被投诉时, 多是采取忍气吞声或是干脆退出该市场的做法, 而不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入世后中国就已是正式成员, 与欧盟等发达国家具有平等的地位, 所以更应充分利用WTO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 尤其要充分考虑协议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二) 原因分析

1、对WTO规则认识不足, 学习的不够。

当下对于政企双方而言, 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加深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解和再学习, 加强对国际规范的了解, 加大对W T O规则的学习力度。各个行业都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转变观念, 采取多样的学习形式, 充分学习WTO规则, 并能有效的灵活应用, 而不应拘泥于具体条目的框架。只有这样才能把挑战变成机遇, 做到趋利避害, 正当的维护并争取到自己的权益。

2、吉林省缺少一个高效率的WTO咨询服务机构。

在我国加入W T O后, 出口企业在寻求帮助时出现了, 无从下手, 无处可投的局。目前, 当企业出现问题时, 能够取得援助的有行业协会、贸促会、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组织。这些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效率不高, 理论和实际业务欠精, 机构运作不灵活, 还没成为吉林省范围内的众所周知的核心机构。因此我省急需建立或培育完善一个高效率的W T O咨询服务机构, 确保及时高效的服务于有需要的企业。

3、吉林省严重存在教学科研与对外经贸实际工作相脱节的问题。

教学和科研归根到底是要服务于社会的, 而像对外经贸的相关教学研究属应用型经济学门类, 更离不开对实际业务的考察。目前吉林省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与对外经贸实际工作相脱节, 这不利于教学和科研的发展, 同时也不能发挥教学科研对吉林省对外经贸的促进作用。

三、吉林省对外经贸活动中灵活运用W T O规则的对策分析

在应对“入世”对吉林省企业带来的巨大冲击中, 我们应灵活地运用W T O中的相关规定, 争取营造一个有利于吉林省对外贸易企业发展的环境。

(一) 在政府层面上要解决的问题

1、利用各种形式, 掀起学习WTO规则的热潮。

为了使我省外贸企业适应W T O规则, 同时进一步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 建议由政府相关机构或行业协会等牵头, 组织企业学习W T O规则。利用多样的形式, 例如组织培训班, 请专家讲授或邀请有成功经验的企业做报告, 同时有利于促进同行业之间的交流学习。化W T O规则为通俗易懂便于阅读的方式, 加以实际案例制成印刷品, 发赠给有需要的企业和相关部门;可采用“学习WTO规则知识竞赛”的形式, 阶段性的督促学习。

2、整合资源, 建立吉林省利用WTO规则咨询服务机构。

面对挑战和机遇。建议我省政府机构利用有利条件, 通过产、学、研、政的资源整合战略来提升我省应对W T O规则的综合竞争力, 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提供WTO规则相关咨询服务机构, 是促进我省对外贸易发展的必要举措。

3、建议省内财经类高校将WTO规则列入教学计划。

目前省内的财经类高校和有国际贸易专业的学校并不少, 如专门的财经学校吉林财经大学, 综合性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民办高校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等都有相关专业, 但对W T O规则的学习给予的重视程度不同。为了满足出口企业的真实需要, 也为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扩展渠道, 建议将W T O规则这门课列入教学计划作为专业必修课程学习。

(二) 在企业层面上要解决的问题

1、充分利用行业协会, 按行业有针对性地深入学习W T O相关规则。

入世后的新形势以及企业的发展都迫切需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同时借助入世的契机, 行业协会也面对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因此重视培育和发展行业协会势在必行, 而可以看到协会的现状还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行业协会要想在新形势下体现出“位”, 最重要的就必须要有“为”。为此, 行业协会要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 充分发挥服务、中介、自律、维权作用。

2、充分发挥贸促会的作用, 尽快形成“一家企业受损”、“多家企业受益”的新局面。

贸促会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中枢的优势, 能够有条件较充分的收纳国际信息以及省内外贸企业信息。一方面为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国际市场信息情报, 帮助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 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结识大量国外客户, 推动有出口企业正确地走向国际市场, 促进了企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出口贸易。另一方面, 当企业在对外贸易中受到利益侵害时, 也能及时支招, 帮其尽可能的减少损失。

3、改进和完善企业的制度,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我国的大型企业, 尤其是大型集团企业, 在加入W T O后, 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提高国内外市场占有率的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不断地改进和完善本企业的制度在高度信息化、知识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 企业要想增强竞争力, 就必须按照国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和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对具备了一定规模的企业, 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进行股份制改造, 实现股权多元化,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实现企业经营机制的根本转变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企业必须通过技术创新, 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这关键在于建立健全高效的技术创新机制。企业应该加大产学研合作的力度, 加强与国有、外资企业合作, 引进科技人才, 引进新的基础设施, 不断地开发新产品, 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三) 教学、科研层面上要解决的问题

1、教学、科研单位要积极发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作用。

正确处理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者的关系, 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放到重要位置;使教学和科研相得益彰, 将科研教学的成果能及时转化成应用型, 积极服务于地方经济, 满足地方经济建设发展需要, 同时使高校在积极服务地方中发展。

2、有条件的高校和科研单位要深入出口企业根据案例解读W T O规则。

充分利用高校中的实践教学环节, 可以通过教师到各大外经贸公司收集真实业务单据、翻阅业务档案, 结合业务实际, 一方面丰富教学的课堂, 一方面为企业提供理论支持;请高校中的业务专家为企业作报告主讲业务性较强的实务案例, 为企业出谋划策;加强校企联合, 扩建企业实习基地, 进行深层次合作。不仅公司接受学生进行业务实践、给予业务指导, 并与就业紧密联系, 在实践中感受业务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同时也派教师给实习基地员工进行英语、计算机能力培训、开展讲座, 同时可以基于企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作为科研课题研究。

3、尽快培养大批熟悉WTO规则和国际惯例的专门人才。

当前, 技术贸易壁垒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真正懂得技术贸易壁垒及相关规则的人并不多。与技术贸易壁垒有关的协议和条款涉及大量复杂的技术、环保和法律等问题, 专业性也很强。对企业来说, 仅了解一些简单、基本的世贸规则是无法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因此, 有必要将这方面人才的培养视为一项长期、系统的工作来抓。要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 尽快培养一大批熟悉世贸规则包括技术贸易壁垒规则和国际惯例、精通外语及谈判、能参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专门人才, 以适应新世纪出口贸易发展的需要。

摘要：吉林省的对外贸易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接轨, 恰逢经济危机, 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 由于对WTO规则的不熟悉或使用不足使得外贸企业蒙受损失, 通过深入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试图寻求解决路, 在对外贸易中能“按规行事”, 开辟出一条有利于推动吉林省对外贸易发展之路。

关键词：WTO,对外贸易

参考文献

[1]、吉林省统计信息网http://tjj.jl.gov.cn/

WTO环境规则 篇7

一、相关WTO案例分析

笔者检索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涉及 (c) 项的案例, 成果如下:

(一) 美国海虾案

早期经典的案子是“美国海虾案”, 上诉机构在脚注中援引 (c) 项, 认为解释GATT第20条例外时, 应从一般国际法原则中寻求解释方面的指导。同时, 为了确定第20条第 (g) 款中的“自然资源”和“可用竭的”这些词的含义, 上诉机构引用了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 认为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保护生物自然资源的重要性, 并判定生物资源属于20条 (g) 款中规定的可用竭的自然资源。这些国际条约并非是WTO所有成员方都参加的条约, 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WTO成员方的共同意志, 因而被用于解释GATT协议中“可用竭的自然资源”。

(二) 欧共体生物技术案

本案中, 欧共体辩称它禁止进口转基因生物的做法是正当的, 并通过 (c) 项引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生物安全议定书》来解释其条约义务。专家组认为这些条约不满足“适用于缔约方间关系”这一条件。专家组认为, “缔约方”不是指争端各方, 而是指WTO所有成员方, 即待解释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必须已经成为“有关国际法规则”的缔约方。由于美国未成为这些条约中任一条约的缔约方, 所以这些条约不属于“有关国际法规则”。这一结论与“美国海虾案”产生矛盾, 体现了 (c) 项含义模糊性引发的解释不一致的问题。

(三) 中国稀土出口措施案

该案中, 在解释第20条 (g) 项例外时, 专家组采用了 (c) 项的方法, 认为应当考虑适用于WTO成员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其中最为基本的就是国家主权原则。专家组将“对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作为解释第20条 (g) 款的“有关国际法规则”, 同时认为“保护自然资源”与“发展经济”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目标, 因此保护自然资源的目标也应以不违反WTO义务的方式实现, 这正是在尊重国家自然资源主权的立场上对GATT1994第20条 (g) 项进行的解释。专家组认为, 中国有能力行使国家主权, 应当履行WTO项下的义务, 制定协调多项政策目标的综合性政策。

(四) 欧共体大型民用飞机案

上诉机构认为, 在认定存在“补贴”时, 不能以欧盟与美国的《关于适用<民用航空器协议>的协定》 (以下“1992协定”) 作为解释《反补贴协定》下“补贴”或“benefit”一词的“有关国际法规则”。上诉机构认为 (c) 项的运用要求“有关国际法规则”与待解释规则具有“相关性”, 而1992协定不符合“相关性”要求。1992协定是欧盟与美国基于WTO协议、针对双方就“支持措施”的分歧达成的补偿协议, 但并未涉及“补贴”或“benefit”一词的定义。此外, SCM协定限制的是给被补贴者带来“特殊利益”的财政支持, 但通过1992协定无法判断政府贷款是否比一般商业贷款更为优惠。因此, 1992协定在此是“不相关的”。

(五) 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

在“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案”中, 在解释“public body”一词时, 中国认为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责任草案”属于 (c) 项下的“有关国际规则”, “public body”应当参照草案第五条来解释, 即国有经济体基于法律授权而行使政府权力时的行为才可归责于国家。

虽然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最终都没有采用 (c) 项的解释方法, 但其对 (c) 项的分析值得关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分别考察了草案是否属于“适用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和“相关性”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 专家组认为草案本身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以前经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援引的草案条款, 一些是作为与WTO规则相悖的规定被援引, 因此草案不构成“有关国际法规则”。这个观点受到上诉机构的批评, 上诉机构只要草案的条款被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援引来阐述WTO规则的含义, 不管它是与WTO规则一致还是相悖, 都表明了它们属于“有关国际法规则”。

关于相关性的问题, 专家组认为草案第55条规定了特别法优先的原则, 因此SCM协定第1条第1款相对于草案可被视为特别法草案在此处不具有相关性, 不构成“有关国际法规则”。上诉机构对专家组关于草案第55条性质的分析提出反对意见, 认为第55条涉及的是条约适用问题, 即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 关系到用哪种规定解决争议;而本案涉及的不是以草案规定代替SCM协定适用的问题, 而是可否将草案有关规定作为“有关国际法规则”用于SCM协定的解释。草案第55条非条约解释规则, 与研究“用于解释条约的规则”的“相关性”问题无关。

二、 (c) 项作用之综合评述

(c) 项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至少没有成为首选的解释工具, 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第一, (c) 项本身含义不清, 影响了它的实际效用。笔者观察到, 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在运用到 (c) 项时, 往往要先针对约文本身的争议问题进行大段讨论。争端双方运用 (c) 项解释WTO涵盖协定的案例很多, 但如果对争议问题的处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 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往往会基于司法经济原则等理由回避掉对 (c) 项的适用。

第二, 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2款 (条约的相关协定) 、第31条第3款 (a) (b) 项 (嗣后一致协定或实践) 、第32条 (准备材料) 均涉及非WTO规则在WTO解释中的运用, 这些条款与 (c) 项所涵盖的规则之间有重合性, 一些可以通过 (c) 项引入的国际法规则, 往往也可以通过上述其他条款引入。比如在“欧共体冻鸡肉”案中, 专家组认为无论《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国际公约》是通过第31条第1款还是第31条第2款 (b) 项, 或是通过 (c) 项引入, 都不影响专家组依HS解释条约的结果, 专家组最终决定使用第31条第2款 (b) 项作为解释工具。理论上讲, (c) 项也是可以适用的, 只是被功能相近的条款取代了而已。

三、结语

WTO协议并不自成封闭的怪圈, 必须将其与浩瀚的非WTO国际法规则结合解读。然而由于31条第3款 (c) 项本身用语的模糊性, “有关国际法规则”的范围和参考程度都存在争议。在具体案例中运用该解释方法时, 法官的自由裁量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在WTO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不一致的做法。根据对WTO相关案例的研究, 第31条第3款 (c) 项在WTO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至少没有成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首选的解释工具。但是31条第3款 (c) 项本身包含了“体系整合”的理念, 它通过将“有关国际法规则”作为待解释WTO协议的“上下文”, 实现WTO协议与“规范性环境”有效整合, 该解释方法的这一效用是必须充分重视的。

参考文献

[1]王秀梅.试论国际法之不成体系问题——兼及国际法规则的冲突与协调[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 (1) :15

[2]周仲海等译.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WTO法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如何联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0

[4]陈儒丹.非WTO协议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J].法学.2009 (2) :10

WTO环境规则 篇8

一、例外性条款的识别

评审团和上诉机构在判断积极抗辩是否成立的过程中涉及到对规则性质的识别。积极抗辩是指通过援引例外性条款以排除适用限定性规则。所谓限定性规则 (positive rule) , 是指协议条款中为成员方设立了限定性义务的规则。例外性条款, 是指本身不设立义务且规定了不适用限定性规则的例外 (exception) 情形的条款。既然例外性条款在功能上是排斥限定性规则的, 被诉方若援引此类例外性条款作为免责事由, 一般就构成了积极抗辩, 因而需要对其行为符合该例外性条款承担举证责任。上诉机构必须首先判断被诉方援引的条款是否属于例外性条款, 才能决定举证责任的分配。

起初从字面识别例外性条款的确不困难, 如“除……之外 (除非……) ”、“以……为例外”此类形式特征, 上诉机构在实践中也逐步界定了不少例外性条款。在美国羊毛衫案中, 上诉机构将GATT 1994的第20条和第11条第2款 (c) (i) 项认定为有限制的例外。其他被视为构成积极抗辩的条款有:关于国际收支的GATT 1994第18条第11款, SCM协议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 出口补贴说明性列表中关于出口额度的 (k) 项, 关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GATT 1994第24条以及GATS协议的第14条。

但问题就在于对某些例外性条款的援引并不构成积极抗辩。在欧盟荷尔蒙案中, 上诉机构将SPS协议第3条第3款解释为一种“自治性权利” (autonomous rights) 而非对第3条第1款的例外。在欧盟沙丁鱼案中, 上诉机构认为TBT协议 (《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第2条第4款是类似的情况并且指出第2条第4款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并不构成规则与例外的关系。此外, 在巴西飞机案中上诉机构认定SCM协议第27条第2款 (b) 项使第3条第1款 (a) 项的禁止性规定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这些国家应当适用的是第27条第4款。

以典型的“自治性权利”条款为例:在欧盟荷尔蒙案中, 上诉机构变更了评审团的裁决并指出《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 (以下简称SPS协议) 的第3条第3款实质上不是对第3条第1款的例外性条款, 因为第3条第3款规定的是一项“自治性权利”。上诉机构在报告中这样陈述:“SPS协议的第3条第1款明确地排除了对第3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的适用, 而第3款指的就是一方成员可以为自己采取比国际标准更高的卫生保护措施。第3条第3款确认了成员方设立更高保护水准的“自治性权利”, 只要该成员为达到那种水准所采取的措施符合协议的要求。”上诉机构承认“自治性权利”条款等于承认某些与此权利对应的行为是不适用限定性规则的。但与其他例外性条款不同的是, 此时应当由申诉方就被诉方的措施与其享有的“自治性权利”不相符承担举证责任, 即被诉方无须证明其享有“自治性权利”。“自治性权利”条款使一方援引例外性条款不构成积极抗辩, 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 (谁主张谁举证) 也就不能适用。

对于“自治性权利”与一般的例外性条款所规定的“例外”, 上诉机构在此后并没有明确界定出二者在性质上究竟有何区别。与此类似的是, 在欧盟关税优惠案中, 上诉机构虽然认为启动条款 (Enabling Clause) 的第一段构成GATT1994第1条第1款的例外, 但指出仍应由申诉方首先证明被诉方基于启动条款采取的措施违反了协议的一般义务 (限定性规则) 。只有做到这一点, 接下来才能由被诉方承担对其措施符合例外性条款的举证责任。

虽然识别的标准没有能够明确统一, 但上诉机构对例外性条款的认识显然在不断深化:例外性条款不能单纯依据文理特征来判定其性质, 举证责任的分配也不能再依赖过去那种对条款的简单二分法 (设定限定性规则的条款与例外性条款之区分) 。之前的二分法虽也是通过定性来识别条款, 但上诉机构后期发展出的识别方法实际上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分析条款所包含的基本规则的属性。

二、条款识别与规则定性

从规则的角度来看, 决定例外性条款的是其本身所反映的例外性规则。例外性规则设定的是排除适用某个一般性规则的例外情形, 因而是相对于一般性规则的特殊规则。简单的一般性规则设置了义务并且其适用范围较为明确, 凡受此规则调整的主体就应当采取规则所要求的特定的行为方式去遵守它。这种规则能够限定哪些行为不可以是任意性的。而在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之外, 行为将不会受到此规则的约束。在此意义上, 一般性规则划定了任意性与非任意性行为间的界限, 但不被禁止的行为并不因此就在法律上构成了对某一般性规则的例外。

有些规则限定了其适用的情形:在x情况下, 应当履行y义务。如果不符合此种情况, 受该规则调整的主体的行为就可以不受对应的约束。这种规则同样划定出哪些行为不是任意性的, 但是通常并不会将任意性的行为视为对该规则的例外, 因而它也就不构成例外性规则。还有些规则限定了哪些情况下它们是不适用的:除非符合p情形, 否则应当履行y义务。与此对应的是一类更为详尽的规则, 它限定了一般性规则不予适用的情形:根据一般性规则, 应当履行z义务的主体, 在p情形下应当履行y义务。这些排除一般性规则适用的情形相对于它而言就构成了真正的例外。

这些例外性规则在假设一般性规则表示所有人都须履行x规则下的义务的前提下, 其实也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在a情况下, x规则设定的义务不再适用, 但必须履行y规则下的义务;另一种是在a情况下, 可以不履行x规则设定的义务, 履行z规则下的义务。二者同样构成了对适用一般性规则的例外, 但后一种规则允许主体在符合不适用一般性规则的情形下以履行彼义务来代替此义务, 即主体可以选择另一义务。最根本的是, 这种选择本身并不违背一般性规则, 即z规则下的义务与x规则下的义务并不存在任何冲突。可以看得出, 这种对义务的选择就是上诉机构在欧盟荷尔蒙案中提出的“自治性权利”的本质。

上诉机构采用“自治性权利”这一术语来定性区分协议下的这些特别条款, 正是因为这些条款赋予了成员可以不履行某个义务而实施另一措施的选择权。成员的选择权使得一般性规则不适用, 只要他们的举措符合例外性规则设定的情形。“自治性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将其含义直观地表达出来, 毕竟它并未创设一种自由——规避一般性规则下的普遍义务, 而顶多只是规定了某种选择范围——通过履行另一种义务来代替一般义务。若被诉方援引的是选择型例外性规则, 则不构成积极抗辩, 举证责任也不会随之转移。正是条款内在规则的性质从本质上影响了举证责任的分配。

三、规则定性与举证责任分配

对于这种规则定性以识别例外性条款的方法, 能否在实质上使举证责任的分配更为合理有效?换言之, 规则定性与举证责任的分配是否存在着实质的内在联系?法律规则之间的互补关系可以借以说明举证责任分配的依据。非法行为与证明行为合法或者免责的凭据就构成这种互补关系:在刑法中, 自我防卫可能并不构成伤害罪;在合同法中, 情势变更导致的无法履行, 双方可以不承担违约责任。尽管各部门法还存在关于如何恰当处理这类问题的争议, 但与举证责任相关的问题是:被告主张正当防卫就否定了伤害行为对应的构成要件?或者说这就证明其行为可以不适用伤害罪的限定条件?主张正当防卫就经常作为一项积极抗辩, 而这在刑事诉讼法中具有重要意义:被告的这一积极抗辩无须由检方证伪, 而仍应由被告举证。

积极抗辩这一概念正是上诉机构在条款识别的实践中用以区分条款是否为限定性规则的。正如在刑法中很难找到一个原则来分辨某一事实是符合伤害罪的构成要件还是可作为单独的对“例外”的证明, 识别也面临同样的难题:如何确定限定性规则与积极抗辩?这就必须分析协议中的不同条款之间构成的是怎样的关系, 否则很难把握限定性规则与积极抗辩之间的差异所在。这种差异不是体现于规则的形式特征的, 而是隐藏在规则具有的规范目的中的。

众所周知, 协议中没有哪条原则能比GATT 1994的第1条第1款规定的最惠国待遇所树立的非歧视原则更基本了。但是, 还是存在其他的原则足以证明某些对非歧视原则的违反情形是正当的。上诉机构在美国羊毛衫案中就承认GATT 1994的第20条属于此类情况。保护公共道德和人类健康是GATT贸易体系中可以取代非歧视原则并且会与之冲突的重要价值追求。一项措施可能是歧视性的, 当然违反了第1条第1款规定的义务, 但是当存在特殊的冲突原则能够为违反措施提供依据时, 情况就不同了。成员方通过援引第20条来主张自己遵循的是保护人类健康的原则, 从而证明自己的举措是正当的。因此, 为了规避其违背非歧视原则导致的后果, 该成员方就应当对其抗辩承担举证责任。由这一推论不难发现:措施违背了非歧视原则, 而且援引例外性规则对此抗辩并没有排除该措施的性质——违反了协议的一般义务, 其之所以能够免责是因为协议中存在另外一些许可该措施的特殊规则。

而SPS协议第3条的第3款准许成员方采用客观上更严格的检验措施从而使保护级别比第1款中规定的国际标准更高。第1款和第3款是并行不悖的关系。这些条款设定了所有成员方都需要达到的国际基本标准, 并且授予他们某些情形下采用更高标准的选择权。基于第3款而采取的卫生措施并不是依据另一项与第3款 (或者其他协议条款) 的宗旨相冲突的独立原则而具有正当性的。也就是说, 成员方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采用哪种标准, 但选择比国际基准更高的标准并不违背成员方需要达到的国际标准的要求。由此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第3条第3款不构成积极抗辩——不存在对第1款规定的基本义务的违反, 它只是设定了另一种义务。换言之, 第3款虽然构成了一项限定性规则, 但它是作为对第1款中设定的限定性规则的替代, 而不是排除第1款规则的适用。

如果一项条款允许成员方违背一般义务, 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让申诉方继续证明对方违反了义务。对正当性的证明, 从“证明正当性”的本义就可知这是以某一义务被违反为前提的, 只有存在对义务的违反才需要证明行为的正当性。因而, 只有申诉方完成了这一举证责任, 接下来才由被证明违反了义务的被诉方来证明其行为是有正当性依据的。换言之, 被诉方此时就须证明他的措施是被协议免责的, 以使其在事实方面与申诉方达成新的平衡, 否则被诉方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

综上可见, 规则定性识别法为理解协议条款进而分配举证责任提供了一条捷径。一般情况下, 举证责任的分配要求首先由申诉方对被诉方的行为在实质上违背协议的义务——行为不正当给出必要的证明。这和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由主张措施违反协议的成员方对此进行证明, 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只是在涉及例外性规则的情形下, 申诉方还要证明其措施在实质上违背了协议, 仅证明措施与协议的某些规定不符是不够的。此外, 被诉方援引例外性条款加以辩解并不当然构成积极抗辩, 这取决于例外性条款的性质:如果该例外性条款允许的措施并不违背协议的任何一般义务, 那么申诉方只有证明了被诉的行为是不正当的, 其举证责任才算完成而移至被诉方。上诉机构的规则定性识别法恰好从另一侧面为举证责任的分配提供了新的解释与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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