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规制度论文

法规制度论文（共12篇）

法规制度论文 篇1

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4]23号

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启用新版增值税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43号公告

关于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有关增值税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42号公告

纳税信用管理办法 (试行) 2014年第40号公告

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9号公告

关于居民企业报告境外投资和所得信息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8号公告

非居民企业从事国际运输业务税收管理暂行办法2014年第37号公告

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有关问题的公告2014年第36号公告

关于创新税收服务和管理的意见税总发[2014]85号

关于支持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税收服务的通知税总函[2014]298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

关于取消加工贸易项下进口钢材保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4]37号

关于实施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48号

铁路发展基金管理办法发改基础[2014]1433号

法规制度论文 篇2

邓小平曾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加强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我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党的十七大更是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反腐倡廉建设这一重大命题，并把它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基本任务，这是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

一、弘扬廉政文化，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社会主义廉政文化是一种新的文化现象，它充分吸收借鉴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廉政文化成果，深刻总结了我们党长期以来反腐倡廉经验，涵盖各种廉政法律法规制度，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是我们党执政实践的进步和提升，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思想和价值是务实、为民、清廉。

人在思想上的蜕化变质是腐败的开始和心理动因，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和教育，其目的就在于强化思想反腐建设，引导全党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想，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执政为民的自觉意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一）完善廉政文化体系建设。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文化品格，系统总结概括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所创立和发展的一系列廉政建设理论，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挖掘中华优秀文化的丰富资源，实施廉政文化精品工程，推动廉政文化作品创作，不断丰富社会主义廉政文化的内容。要加强对廉政文化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不断丰富、发展廉政文化思想和廉政理论，培养人们的廉政文化习惯和廉洁从政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加强廉政文化教育。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领导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主线，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廉洁从政教育、党风党纪教育、加强党纪国法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减少因盲目行事、盲目从政、盲目执政影响廉政建设或者腐败问题的产生。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廉政文化创建活动，不断推动廉政文化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创新，扩大覆盖面、增强影响力，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风尚。要面向全党全社会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坚持廉政文化教育制度化，创新示范教育、警示教育、岗位廉政教育和主题教育形式，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增强反腐倡廉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健全法规制度，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

从反腐倡廉的实践看，以完备的反腐倡廉法规体系为基础和保障的制度体系，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条件。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加快法规制度建设，真正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

（一）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要处理好党内法规制度与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关系，在与国家法律基本精神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制度建设。要完善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健全党委议事决策制度和程序，凡应由常委会、全委会讨论决策的事项，必须进入常委会和全委会讨论决策程序。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推行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履行职责的有效途径和形式，健全党内情况通报、情况反映、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要健全党内监督制度。党内监督的实质是党从人民利益出发，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完善，要细化《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配套制度，保障党员的各项权利，强化上下级之间、党委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解决下级对上级、普通党员对主要领导干部监督难的问题；完善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收入申报和责任追究等制度，严肃查处领导干部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认真落实《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建立科学合理的干部考评机制和奖惩机制，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

（二）加强违纪行为惩处制度建设。要从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相统一出发，在制定完善全面性、概括性和规范性基本制度的同时，对

基本制度细化，做到严密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避免制度的抽象化和模糊性。因此，要完善对违纪行为惩处的实体性规定，如规范党政机关人员行为方面的法规，惩治腐败方面的法规，规范反腐机构职能和权限方面的法规等，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的配套规定，解决处分的法律依据问题。

（三）加强反腐倡廉立法工作。要充分体现反腐倡廉的基本要求，在国家立法中适时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反腐倡廉具体制度和有效做法上升为国家法律法规。要有计划、分步骤地制定或修订一批法律、法规和条例，如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完善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规定，研究论证建立国家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制度，制定规范国家公职人员从政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水平，改变实践中以党纪政纪处分取代其它处分的不良现象。当然，反腐是一项长期、艰苦和复杂的系统工作，有些方面如果马上进行全国性立法，条件可能还不完全具备，要从满足反腐的实际需要出发，在不与宪法和其它法律法规相矛盾时，地方可以根据本地反腐的实际情况，针对一些突出的、亟需解决的问题，先进行地方立法。在全国立法条件成熟的时候，中央根据各地先行立法的原则，在各地立法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和完善，制定出适合全国范围内反腐的法律法规。

三、强化监督制约，确保权力科学合理有效运行

防止权力的异化和腐败，最重要的是要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制约结构，这是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成效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核心和根本。

（一）健全权力制衡制度。权力制衡的本质在于对权力进行科学的管理，以权力制约权力，达到权力的基本平衡，使权力真正做到依法、有序、规范运行。要不断加大机构改革的力度，以公正、廉洁、高效为目标，加强对权力的分解和重组，科学设臵机构和岗位，明确其职权范围、运作程序、权力使用标准，明确权力相对应之职责，防止出现无责之权或无权之责，同时，加强相互间的监督制约，严格控制越权行为，控制和减少自由裁量权，形成结构合理、配臵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而避免权力的重复行使或“权力真空”，减少以权谋私的机会和空间，使权力行使获得预期效果。要处理好权力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对于防止和克服腐败现象来说，权力集中不一定绝对坏，权力分散也不是绝对好。有些环节权力过于集中，有些环节权力过于分散，都容易导致腐败现象。应按照分工和效率原则，科学划分和配臵各项权力，使一把手与副职之间、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依法享有权力，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当前，重点是要强化集体领导制度，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规定，凡属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的使用等，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否则追究个人独断的法律责任。

（二）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公开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按照公共政策和权力运行公开透明的要求，在推进政务公开、财务公开、选人用人公开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阳光政务建设，拓宽权力运行特别是行政审批事项、重大决策事项、干部人事任免等公开透明的深度，对公众关注度较高、公益性强和公共权力大的部门要实行重点公开，让群众有更多的知情权；建立重大事项票决制、公示制，实行公共部门财政支出公开透明制度和审计结果社会公告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防止腐败滋生蔓延。要按照公开、民主的原则，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借鉴县、乡人大代表直选的方式，探索并逐步推行领导干部公推公选制度，真正体现民情民意；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普遍推行党组织领导人差额选举制，逐步实行党代表直选制，完善候选人提名制度，进一步健全党内罢免、弹劾制度等，真正树立起党代会在党内权力机关的权威，确保选准党组织的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一府两院”组成人员任免上的权威性，扩大知情权，强化监督、弹劾、罢免权，把好权力运行主体任免关；全面推行公开考试选拔制度，按照公平、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加大选拔标准和程序的透明度，确保权力主体具有较高的政治水平、业务素质和组织管理能力。要建立法规制度建设和重大决策社会讨论、群众论证、民主听证制度，完善民主决策、民主评议制度，充分保障群众的发言权、决策权和评议权。

（三）加强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制度建设。政府是众多社会稀缺资源的实际掌控者，如果在稀缺资源的配臵上只注重发挥政府的绝对主

导作用，而忽视市场在资源配臵上的基础性作用，这会使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也会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条件。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应该把政府掌控的社会稀缺资源根据其性质，尽可能地通过市场采取公开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来配臵，打破政府垄断、协议转让。重点要不断完善工程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等制度，把更多的资源纳入到市场配臵的轨道上来。要健全阳光工资制度，积极推进公车改革，探索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努力消除职务消费的腐败黑洞。要培育和规范中介组织，运用市场手段优化社会公共资源配臵，避免部分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和人员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

（四）建立健全监管制度。针对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涉及“权、钱、人”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探索推进对权力运行的动态监管，完善权力运行的责任规范、责任制度和责任机制，培育充分体现责任性的现代权力运行意识，是防范权力滥用的重要保证。要加强对干部人事权行使的监督，健全对用人考察失察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各级领导干部对推荐提拔干部德才情况的审查把关责任，并抓好经常性监督，防范被推荐干部出问题；探索权力双向交叉管理制度，对重点单位、重点岗位和重点部位，推行同一职能由两人或两个部门以上双向（必要时多向）制约行使，并针对条块之间可能出现的职能缺位等，加强条块交叉管理，强化相互监督制约作用；全面推行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轮岗等制度，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关键部门和重点领域的反腐制度创新，建立重大项目、重大活动、重大决策

制度保廉体系，改革监督管理体制，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加强和改进对政府投资等活动的监督管理；把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类行业作为反腐制度供给的重点，在教育、卫生、交通、电力等部门加大反腐败制度供给力度，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五）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整合监督资源，拓宽监督渠道，在完善党内、人大、政协、政府、审计、司法、舆论、群众等原有监督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权力监督主体，使民间机构、媒体等更多、更好地参与进来，形成人人参与、人人监督的氛围；利用信息化和高科技载体，扩大群众参与监督的范围，改进群众参与监督的方法，使干部始终处于多层次、多角度的监督中，消除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真空地带”。要完善信访投诉制度，切实加强投诉中心和举报中心建设，加快举报立法，建立健全举报奖励和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切实保障群众的监督权，充分调动公众参与反腐败的积极性。要加强对立法权的监督，构筑违宪审查制度，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现行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规定可能会成为权力部门立法腐败的一种保护伞，只有让法规规章接受司法审查，才能有效防止权力部门通过立法争夺利益的活动。

（六）重构党内监督体制和司法体制。一是改革现行的纪委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负责的体制，确认纪委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党内专门监督机构，它受代表大会的委托，实施对党的执行机关的监督制约，与执行机关具有平等的地

从制度嵌入到制度内生 篇3

继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之后,在体制结构最末端、政府介入最薄弱的节点上,群众的意愿与基层的智慧催生出了“村民自治”。在稳健改革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迅速跟进,设计、领导了农村新的政治发展,村级自治的轮廓逐渐明晰。其间,党组织在农村治理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毋庸置疑。但依赖制度安排、依赖行政权力的痼疾,仍然困扰着村级自治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在新形势下,如何在村级自治的架构下,更好地调整国家利益与农民利益、城市居民利益与乡村农民利益、乡镇利益集团与农民利益集团、城市化过程中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利益博弈,如何更好地设计农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的表达机制,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

一、洞见:外在制度过密与效能缺失的困境

20世纪80年代后,我们党推动的高密度的制度投入,并没有杜绝农村社会中党组织监管角色虚化、服务功能僵化和干部建设弱化的问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监管角色虚化。党推出的“乡政村治”、“村务公开”、“村账乡管”等制度并没有解决村级自治过程中对基层党组织自身监管缺乏的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村级财务方面。村级财务管理规章粗疏、村级会计信息严重失真,个别党员干部或贪污土地补偿款、或私分集体资产、或者是截留国家下拨款物,腐败案件日益增多。据权威部门统计,在当前查处的基层违纪违法案件中,村官占据了案件数量的70%以上,这无疑严重损害了党在农民中的形象,由村官腐败引发的群众信访已占农村信访总量的50%以上。①以广东省为例,该省纪委副书记赵振华披露,2007年以来广东省查办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案件3223件、3402人,约占全省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总数的45.4%。②腐败问题滋生,伤害到党的基层组织在村民中的凝聚力,成为社会稳定和谐以及新农村建设的隐患。

服务功能僵化。和城市市民享受的公共服务相比,农村公共服务和产品具有典型的效用不可分割性、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尤其需要党的基层组织发挥自身均衡、高效服务的调节、统筹功能。由于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传统的自上而下、多管道、多层级的供给机制、基层政府财力的不足以及农民本身存在的文化特质等原因,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仍然存在供给效率低下、总体不足、结构失衡的问题。③在这个问题上,党的基层组织往往受制于制度架构,难于有效发挥替代、补偿功能和救济作用。以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庆市为例,当地政府试图通过制度介入,统筹实现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为九龙坡区选择“退出宅基地使用权,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变市民”路径。但是12种“外生”的配套制度并没有带来农民自愿转变为市民的热潮,当地党组织的上下联通、动员调剂功能没有体现,以致于2008年当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要“更加注重群众意愿”的微妙评价。

干部建设弱化。高度重视农村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尽管党中央早就一再出台文件强调要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各地党委也先后建立了人才储备制度,采取选派县市年轻干部到乡村任职等多种措施,但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各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仍严重滞后,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等均亟待改善。在2005年前后,得改革发展风气之先的珠三角东莞地区,当地79.8%的村委成员文化程度在高中以下,拥有巨大实力的村级组织发展后继乏力。当地党委启动“十百千万”干部下基层驻村工程,前后选派驻村干部2202名深入基层,但“永久牌”农村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依然任重道远。即便是地处长三角地区的宁波市,2007年的调研显示,村党支部书记50岁以上的占到33.3%,高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占到85.3%,多数属于经验型的干部,应对新问题、学习新本领的能力普遍偏低。④

总的看来,村民自治启动之后,各级党委相继出台了大量的文件法规和政策规定,通过政权管道,自上而下地以制度安排的方式逐层传导到基层。这个构建过程反映出行政权力对乡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和高度整合。村级自治并不具有明显的内在的创造性特征,更多的是行政权力自治政策的输入、外在制度设计的产物,这使得基层党组织更多地成为外在制度的执行者。这种角色的错位带来功能的冲突,最终导致基层党组织领导、服务、规制功能的弱化、虚化,甚至导致个别地区党群关系不和谐,党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被削弱。

二、笃行:内生制度培植与效能救济的实践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党管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作为新形势下最广泛的民主政治实践,党要致力于内生制度建设、避免行政力量设计强制性变迁、逐渐摆脱对行政介入的依赖。通过“三级联创”等活动,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承载各种外在制度,拓展内生性制度的生长空间,是党在新时期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思路。

(一)关爱与引领相结合,把握培植内生制度的设计原则。在农村自治生态中,村民的“保护性需求”与“自发性参与”并存,成为党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必须思考的现实。⑤

一方面,相对弱势的农民基于经济、社会等安全感问题,其保护性需求将长期存在。⑥这会诱使丰富的行政资源密集介入,同时刺激固有的行政管道愈加强势。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言,从政治介入的角度考虑,党要高度警惕“父爱主义”式全能主义运作理念;⑦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考虑,党要高度警惕基层组织建设及其活动形成对权力的“路径依赖”。总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臻于善治”的内核之一就是要摆脱对行政权力的依赖。

另一方面,随着村级自治实践日益深入、资讯日益公开透明,农民权利和利益意识开始觉醒、政治参与要求逐渐增多。这既会冲击目前狭窄的农民政治诉求渠道,又刺激农民通过非制度化管道参与政治。对于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言,既要注意拓宽村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性空间,还要注意引领村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活动。

换言之,如何既满足村民的保护性需求、又能引导村民的自发性参与,如何既规避对行政权力的依赖、又善用制度安排的资源,是党开展基层组织建设必须回答的新难题,答案就是党中央推行的“三级联创”等基层组织创新活动。

(二)引导与指导相结合,夯实内生制度的组织基础。组织建设是带动党建工作的着力点。以“三级联创”活动为例,它是打通城乡党组织、单位和部门党组织的横向关系、沟通上下级党组织纵向关系的关键。与其他的制度设计相比,“三级联创”突出主体性和实践性、突出“联”和“创”,既确定明晰的目标指向,又给予宽松的创新环境,既利用行政权力资源,又着重激活非行政性资源。

鼓励创新,基层组织建设向生产领域延伸。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民的经济生活独立性增强而组织性下降,在市场经济中日趋边缘化;同时党的基层组织活动与群众经济生活隔阂日益增大,造成组织向心力弱、流动党员管理难、后备力量少等问题日益突出。党的基层组织通过创新“三级联创”等活动,紧扣服务经济发展这个中心,把党的基层组织辐射到农民的经济生活中去,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摆脱行政管理的依赖,在产业组织中加强组织建设,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同时增强组织自身的活力。

各地党委高度重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作用,以各类新社会组织催化村企合作。以徐州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该市村党组织引领创办各类农合组织955个,村党员、干部个人引领创办各类农合组织826个,建成“农合组织+党组织+党员+农户”联合体1600多个,带动大批农户走上共同致富发展之路,同时农合组织成为培养党员干部的实践基地。在各级党组织的大力扶持下,江苏全省发展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三大经济合作组织15404个,辐射522.3万户、占农户总数的35.2%,⑧使得江苏省农村出现的新社会组织不仅没有成为党建工作的薄弱点,反而成为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的新增长点。成都市新都区党委结合实际,推动产业组织建党的工作,把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建立在重大项目中、建立在专业协会里,在各级党组织统筹协调下,该区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总数达到161家,年产值50万元、年销售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413家,联结带动农户面达73%;该区党的基层组织随着产业组织的发展而延伸,随着经济生活的开展而运作。⑨

善用资源,基层组织建设向生活空间覆盖。村级自治体制中,党组织缺少覆盖村民生活空间的有效平台和手段,使得自治状态下的村民生活出现原始化倾向和依赖行政权力的问题。通过“三级联创”等活动,加速建设农村社区,可以构建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区域联动、资源共享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的建设平台,党的基层组织既可以达到培养、提高农民自治素养的目标,又可以提高党组织自身吸引力与凝聚力。山东省有35个县(市、区)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各地党委因地制宜,探索形成了三种社区建设模式。以“兰山模式”为例,该模式就是大胆创新基层组织建设,鼓励政府部门与农村社区结对帮扶,成为既敢于创新、又善于利用现有体制资源的成功试点。当地党委不仅善于尊重民意,而且能够迅速跟进,倾力支持,把建立部门单位与农村社区结对帮扶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各个职能部门在政策、信息、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加大财政投入资金力度。正是在当地党委的支持下,兰山区投资200多万元,建立了该区首家农村社区群众工作站——枣沟头镇农村社区群众工作站,下设“社区服务、信访接待、综治调解、社区文化”四大中心,创新了党的基层组织活动阵地。“兰山模式”的特色还在于,当地党委善于释放现有的体制资源,填充社区服务的实质内容,以区供销社农村服务连锁超市为依托,建立村级农资连锁店和农资服务站200余家,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服务,让农民切切实实得到了实惠,增强了党的基层组织感召力。

(三)诱致与规训结合,推进内生制度的队伍建设。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关键,也是“三级联创”能够大显身手的着力点。在“三级联创”的刚性制度要求下,现有的党员干部培养机制高度重视基层后备干部、尤其是村级干部的培养。

党的各级组织要充分重视“诱致”的作用。一是加速“大学生村官”计划。选聘大学生到村里锻炼,改善干部队伍结构,是党中央推出的一项战略性决策。各级党组织可以利用“三级联创”等活动载体,抓紧出台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地设计,“关心大学生‘村官的成长成才,着力构建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努力使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重庆市委在这方面走到了前面,大胆地采取“压担子”、“保待遇”、“给前途”等配套措施,使得党委系统可利用的资源空前丰富,充分体现了各级党组织联动的高效,该市南岸区拿出海棠溪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等处级职位,直接面向基层进行招考,无疑是实践的先行者。二是推进村级干部的养成制度。“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是激活村级现有人才的重要制度。以长沙市为例,从2006年开始大力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招收了2100余名农村基层现职和后备干部、专业户和科技致富带头人等培育成“乡土大学生”,这些措施既为长沙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同时也优化了党的人才队伍建设。

党的基层组织要明确制度“规训”的指向。监督机制的缺乏同样困扰着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无法实施监督职能的党的基层组织往往容易失去群众信任。“三级联创”等制度着重强调设计的责任关联机制,无疑为上级党组织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完善基层党组织监督体系提供了创新空间。四川绵阳市涪城区在这个方面已有实践经验。首先是整合已有制度,涪城区大胆地将村级公开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和党员议事会、村民代表议事会等具有监督职能的村级配套组织进行归口整合,集中监督资源、降低监督成本,明确监督对象和主体。其次是创新监督主体,建立村(社区)监委会,探索村(居)党支委会、村(居)委会、监委会“三会”并驾齐驱的运行机制。在完善村(社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上作出了大胆尝试。再次是健全监督机制,确立乡镇(街道)党(工)委和村(社区)党组织双重领导村(社区)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模式,实施“三向监督”制度,实行乡(镇)、村、群众三向互动监督,建立党支部、村委会向监委会报告工作制度,建立监委会质询、巡查、审核、公开、听证等系列制度。这种“看得见”、“管得住”的基层监督机制及其创新思路,无疑值得各地借鉴。

透过上述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通过解难题拓宽党建思路,通过打基础加强组织建设,通过抓关键开展队伍建设,不仅是“三级联创”等活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基层组织建设活力的着力点,而且可以取得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自治素养的多重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级联创”活动实质上就是党在新时期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党的各级组织要以三级联创为载体统筹制度资源,在农村社区和产业链上建立组织,覆盖村民的生活与生产空间,推行参与式民主,提高村民自治素养,促进村级自治良性成长,使党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三、证成:政党善治的理论及其实践指向

善治是党在有限理性前提下秉持审慎原则的一种活动状态、一种运作机制,是党组织注重培养非行政影响力,善用行政资源却又能摆脱行政依赖的领导智慧,是挖掘党建新资源、开拓党建新领域、解决党建新难题的领导艺术,村级自治从诞生之日起,就体现了我党善治的特征。

善治的理论前提是党要秉持“有限理性”的理念,充分尊重、发挥基层自身的创造性。有限理性指向审慎原则。“审慎(Prudence),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审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⑩有限理性的理念将使得党自身活动不会坚持父爱主义,不会依赖行政权力,有限理性的理念使得党致力于寻找实践经验与理论设计的均衡点。“兰山模式”就是党组织尊重基层创造性的经典。

村级自治作为民主的最大实践,“永远处于尚待改进的状态,而改进的过程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11},无论是行政权力、党组织自身抑或强势的领导者自身,对村级自治建设环境的认知以及对自身认知、把握能力都是有限的,组织在行政与管理中也只能追求满意的标准,而不可能是最优的价值。

善治的活动原则是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充分调动、利用制度自身的实践性。有限理性意味着对实践及其价值的认同。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臻于善治的理论保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运作机制及其原则上说,就是要审慎,要善于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善于驾驭现有的制度格局,从运作过程上说,就是要“在权力的行使上自加限制”,要认识到尊重现实、善于妥协的重要性。{12}“重庆模式”就是当地市委善用已有政治资源加速制度创新、推进制度实践的示范,而且如果没有重庆市委的支持,南岸区的制度实践只能无疾而终。这种善治的制度创新思路和实践的艺术,就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自身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借鉴价值,一方面是要尊重村级自治的原生态,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要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要承认体制强制性、经济渐进性、文化异己性,要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懂得“容忍不守成规”,并在制度层面上鼓励、扶持、帮助基层自主创新,{13}这就是“善治”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核心内容。

善治的运作方式是参与式的民主(Participatory?摇democracy)原则,充分鼓励、支持群众自身的能动性。“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14}通过制度平台保障村民的监督实践,提高其民主参与的意识及其能力,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及其活动服务村级自治大局的要害。换言之,“民主决定于参与”。要降低监督的组织成本、要消化庞大的自治压力,在制度及其路径一定的情况下,就必须利用每一个成员的作用。参与式的民主还体现在内生组织的参与和内生的参与式的管理制度,通过精密的管理与组织来调动每一个组织以及成员的积极性。

实践表明,大量的外生性制度嵌入,使得村级自治和党的基层组织活动自身都出现了严重的“行政依赖症”。依托“三级联创”等活动载体,通过党组织的联动和制度化的建设,既加强了干部队伍又培养了现代国民,既壮大了组织力量又服务了农村发展。在新时期,各级党组织通过创新“三级联创”等活动加速村民自治的建设,无疑将是中国共产党善治的最佳试验田之一。

注释:

①陈晓英:《治“村官腐败病”立法、司法要双管齐下》,《法制日报》,2008年10月21日,第8版。

②吴冰:《农合、低保资金需重点“盯防”》,《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0日,第10版。

③胡洪曙:《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分析与改革路径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06年。

④马山水:《新农村建设中的村干部队伍及工作状况调查与思考》,《宁波大学学报》,2008年3月,第21卷第2期。

⑤陈厥祥、余雪华、卢美芬:《试论“宁波帮”与宁波同乡会组织》,《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⑥(美)J·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⑦Gerald?摇Dworkin:《Moral?摇paternalism》,《Law?摇

and?摇Philosophy》2005,(24)。

⑧苏政办发(2008)66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省政府2008年50项重点工作上半年进展情况通报的通知》,2008年7月24日。

⑨屈建宏:《新都区区政府工作报告》,成都市新都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材料,2008年1月6日。

⑩(英)柏克:《自由与传统——柏克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4页。

{11}{13}{14}(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0、188—190、10页。

{12}(美)德沃金:《论合法性与法治》,《认真对待人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作者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师,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

法规制度论文 篇4

一、《元典章》概况

《元典章》六十卷, 收录文书年代自元世祖中统元年 (1260) 始, 至仁宗延佑七年 (1320) 止, 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新集全称《新集至治条例》, 不分卷, 收录文书下限延至英宗至治二年 (1322) , 主要是仁宗延佑后期到英宗至治二年5~6年间的文书, 篇幅约为前面六十卷的八分之一, 分国典、朝纲和吏、户、礼、兵、刑、工部8大类, 部分内容与前六十卷有重复。各大类以下, 又分门、目, 目下排列具体文书。全书包括新集在内, 共有81门, 467目, 文书2391条, 其字数大约达到120万字。

二、《元典章》中的文书档案法规

(一) 文书管理制度。

1.文卷登记和勾销制度。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规定:“中书省以下在内大小诸衙门, 并各处行中书省以下在外大小诸衙门, 各置朱销文簿, 将应行大小公事, 尽行标附, 依程限检举勾销”, 即要求将全国各衙门机构收进的文书逐件登记、编号, 书写发遣时刻。这样可以防止公文处理稽迟, 便于监督检查, 大大缓解了公文管理的混乱现象, 使得各机构部门的日常工作得以正常运行。2.行移公事程限和催办制度。为了革除冗员冗官所导致的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 元代在至元八年二月制定了行移公事程限制度, 按照事情的大小规定“今后小事限七日, 中事十五日, 大事三十日”办理完毕。又根据公文传递路途远近, 制定了详细的催办程限, “在都诸司局, 十日催, 五日再催。外路至都, 五百里内, 十五日, 再十日;五百里外, 三十日, 再二十日;千里外, 五十日, 再四十日;三千里外, 七十日, 再六十日。常事各加事速限, 五日第一次, 第二次皆备细缘由, 随即应报官司, 皆得牒到日为始。”3.圆佥文书制度。圆佥文书制度是原始的蒙古族军事民主制度的产物, 在元朝建立之后, 仍然保留了下来。圆佥文书制度要求京府州县的官员, 每天早晨要聚在一起, 对公事进行讨论和处理, 除了合法假日以外, 不得荒废。有因公事出差的, 要进行登记。而且一切公事不论大小, 官员除了因故不能参加以外, 都要自上而下圆书图押。“应有大小公事, 官员别无差故, 自上至下须要圆书图押。”另外“推问刑狱, 科征差税, 应支钱谷, 必须圆佥文字。”即各级衙门在执行案件审理、征税、钱粮支出等重要工作时, 都要履行圆佥文书制度。4.文书立卷制度。立卷工作要求“行省以下诸衙门, 将在先刷过, 绝卷依例编号架阁, 见行未绝, 并已绝未经照刷文卷, 分即置簿, 开印附押, 以备照勘呈报”。以后再收到的文书, 不论是新是旧, 都要经过承办单位明白附簿, 并且由承办人员签字盖印。旧的文书“自行遣发放了毕, 粘入本宗前卷”, 新的文书要另立卷宗。这种区别新旧文书进行的立卷方法, 保持了一宗文件的历史联系, 使整宗文卷的关联更加完整有序。

(二) 档案管理制度。

1.架阁管理制度。元代承袭了宋代创立的架阁库制度。在元二十一年规定已绝的文卷, 要编类入架。要求要将应行的已绝经过照刷的文卷, 编类收入架格库, 未绝的要依例催办, 待结绝时, 也收入库内。《至元新格》规定:“诸已绝经刷文卷, 每季一择, 各具事目, 首尾张数, 皆以年月编次注籍, 仍须当该检勾人员躬亲照过, 别无合行不尽事理, 依例送库立号封题, 如法架阁, 后遇照用判付检取, 了则随即发还勾销。”。2.区别文字分别架阁制度。元朝军事力量强大, 在不断征服四方的战争中, 其疆域已经横跨欧亚大陆, 并且民族众多, 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也多种多样, 但在政府的行文当中主要用的是维吾尔文、蒙古文和汉文这3种文字。至元六年产生了汉文档案、蒙文档案和回回档案, 为此, 元代在中书省分别设置了架阁库、蒙古架阁库、回回架阁库, 区别文字, 分别架阁。3.当面交卷制度。元代机构重叠, 官制紊乱, “多因新旧人吏交付不明”致使文卷丢失。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规定了“人吏交代当面交卷”制度, 规定“遇有人吏交代, 责令当面对签, 照完备明立案。验依例交割, 若有遗失, 随即追究, 不惟易为检寻, 亦免日后递相推揩。其交割之后, 复有不肯尽心, 去失文卷者, 合将检勾案牍人员治罪”。这样人吏交接时, 文卷要当面检查好, 登记立案, 再碰到文卷遗失的事情, 就有据可寻, 避免了相互推诿状况的发生。

三、元代档案法规的特点

对元代法制, 时人曾有“有例可援, 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较多, 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很少, 正反映出这种法制的特点。

元朝的档案法规是对唐宋的继承, 尤其是对宋代档案法规的吸收。元代档案立法的主要贡献在于把照刷文卷以及档案移交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并成为制度固定下来, 为明清所继承。

在经过覆灭西辽、西夏、金朝, 招降吐蕃, 灭亡大理、南宋的连年征战之后, 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间内, 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基础, 国内各民族间的融合和交流又一次得到加强。

参考文献

[1]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典章

[2] .元典章 (五) .吏部七.典章十三.公规一.公事[M]

[3] .元典章 (五) .吏部七.典章十三.公规一.署押[M]

[4] .元典章 (五) .吏部八.典章十四.公规二.案牍[M]

财政法规制度练习题 篇5

1、财政收入收缴方式中，由征收机关（有关法定单位）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所收的应缴收入汇总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的方式是（）。

A.分次汇缴B.直接缴库C.集中汇缴D.汇总缴纳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财政收入收缴方式。集中汇缴是指由征收机关（有关法定单位）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将所收的应缴收入汇总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

2、财政支出支付方式中，由财政部向中国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签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指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的方式称为（）。

A.财政直接支付B.财政授权支付C.财政委托支付D.财政集中支付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财政支付的方式。财政直接支付是指由财政部向中国人民银行和代理银行签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根据支付指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将资金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

3、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账户是（）。

A.国库单一账户B.财政部门零余额账户C.预算外资金账户D.特设账户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国库单一账户是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的，该账户用于记录、核算和反映纳入预算管理的财政收入和支出。

4、对本级各部门、各单位和下级政府的预算执行、决算实施审计监督的部门是（）。

A.各级政府财政部门B.各级政府C.各级政府审计部门D.上一级政府财政部门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决算监督的相关规定。各级审计机关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对本级各部门和下级政府预算的执行情况和决算，进行审计监督。

5、根据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规定，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采购人应当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随机邀请（）以上的供应商，并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投标。

A.3家B.5家C.10家D.15家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方式。邀请招标是指采购人依法从符合相应资格条件的供应商中随机邀请3家以上的供应商，并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其参加投标。

6、根据《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其适用的政府采购方式是（）。

A.询价方式B.邀请招标方式C.公开招标方式D.竞争性谈判方式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方式。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货物或者服务，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1）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的或者重新招标未能成立的；

（2）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3）采用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4）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7、政府采购要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对所有供应商一视同仁，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干预采购活动的正常开展，这体现了（）。

A.公开透明原则B.公平竞争原则C.公正原则D.诚实信用原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的原则。

8、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我国政府采购主体的是（）。

A.国家机关B.事业单位C.从事公共社会活动的团体组织D.国有企业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目前，我国国有企业不属于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

9、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是（）。

A.采购人B.保证人C.供应商D.采购代理机构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当事人。政府采购当事人是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

10、乡级政府编制的决策草案，由（）审批。

A.国务院B.县级以上人民政府C.本级人大D.县级人大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决算草案的审批。乡、民族乡、镇政府编制本级决算草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11、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的是（）。

A.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B.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

C.审查和批准中央决算D.具体组织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预算职权。选项D是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职权之一。

12、我国国家预算收入的最主要部分是（）。

A.税收收入B.依照规定应当上缴的国有资产收益

C.专项收入D.其他收入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收入的形式。税收收入是国家预算收入的最主要部分。

13、按照分享程度划分，我国的预算收入（）。

A.仅包括中央预算收入B.仅包括中央预算收入和地方预算收入

C.仅包括中央和地方共享收入

D.包括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预算共享收入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收入。预算收入按照分享程度划分，包括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预算共享收入。

14、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不属于国务院财政部门预算职权的是（）。

A.具体编制中央预算、决算草案B.具体组织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

C.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D.具体编制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

【正确答案】：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务院财政部门的预算职权。选项C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预算职权之一。

15、根据我国的政权结构，可以把我国的预算分为（）。

A.6级B.3级C.4级D.5级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家预算的级次划分。我国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一共分为五级。包括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

16、下列关于预算体系组成的表述，错误的是（）。

A.地方预算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B.部门单位预算是指部门、单位的收支预算

C.总预算包括本级预算和本级政府行政隶属的下一级政府的总预算

D.预算组成不受限制，可随意编制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体系组成。我国的预算组成并非没有限制的，中央预算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的预算组成。地方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

17、下列选项中，不属于我国国家预算体系的是（）。

A.中央预算B.省级（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

C.县市级（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预算

D.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派出机关预算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家预算的级次划分。我国国家预算体系包括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不设区的市、自治县、市辖区）、乡（民族乡、镇）五级预算。

二、多项选择题

1、财政授权支付程序适用于（）。

A.单件物品或单项服务购买额不足1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支出

B.单件物品或单项服务购买额不足5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支出

C.财政投资不足50万元的工程采购支出

D.特别紧急的支出

【正确答案】：A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财政授权支付程序的适用范围。财政授权支付程序适用于未纳入工资支出、工程采购支出，物品、服务采购支出管理的购买支出和零星支出。包括单件物品或单项服务购买额不足10万元人民币的购买支出；投资额不足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项目支出，以及特别紧急的支出。

2、下列账户中，属于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中包括（）。

A.预算外资金专户B.特设专户C.国库单一账户D.财政部零余额账户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范围。本题的四个选项均属于国库单一账户的构成范围。

3、根据《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采用的方式包括（）等。

A.公开招标B.邀请招标C.竞争性谈判D.单一来源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的方式。本题四个选项均属于政府采购的方式。

4、根据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情形中，采购人可以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有（）。

A.采用招标方式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B.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C.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费用占政府采购项目总价值的比例过大的D.技术复杂或者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或者具体要求的【正确答案】：AB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方式。选项C适用邀请招标方式。

5、下列选项中，可以作为政府采购当事人中采购人的有（）。

A.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B.人民教育出版社C.中国红十字会D.甲个人独资企业

【正确答案】：A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人的范围。根据规定，采购人是指依法进行政府采购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6、下列有关各部门预算管理职权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A.编制本部门预算、决算草案B.组织和监督本部门预算的执行

C.定期向上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

D.不定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

【正确答案】：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各部门的预算职权。各部门的预算职权包括：（1）编制本部门预算、决算草案；（2）组织和监督本部门预算的执行；（3）定期向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报告预算的执行情况。

7、下列关于预算的审批，说法正确的有（）。

A.中央预算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B.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C.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D.中央预算和地方各级政府预算均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正确答案】：A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的审批。根据规定，中央预算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地方各级政府预算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

8、下列选项中，属于各级政府编制预算草案的依据的有（）。

A.法律、法规

B.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中长期计划以及有关的财政经济政策

C.本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和财政管理体制确定的预算收支范围

D.上一预算执行情况和本预算收支变化因素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编制预算草案的依据。各级政府编制预算草案的依据包括：

（1）法律、法规；（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中长期计划以及有关的财政经济政策；（3）本级政府的预算管理职权和财政管理体制确定的预算收支范围；（4）上一预算执行情况和本预算收支变化因素；（5）上级政府对编制本预算草案的指示和要求。

9、我国《预算法》规定的预算支出形式包括（）。

A.经济建设支出B.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

C.国家管理费用支出D.国防支出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我国预算支出的形式。我国预算支出包括：（1）经济建设支出；（2）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支出；（3）国家管理费用支出；（4）国防支出；

（5）各项补贴支出；（6）其他支出。

10、下列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的有（）。

A.批准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B.审查中央预算草案

C.审查地方预算草案D.审查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正确答案】：ABCD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管理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查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议。

11、下列关于中央预算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A.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的预算组成B.中央预算包括地方向中央上解的收入数额

C.中央预算不包括中央对地方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

D.中央预算不包括企业和事业单位的预算

【正确答案】：AB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中央预算。中央政府预算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的预算组成。中央预算包括地方向中央上解的收入数额和中央对地方返还或者给予补助的数额。其中，中央各部门，是指与财政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国家机关、军队、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直属单位，是指与财政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企业和事业单位。

12、根据我国《预算法》的规定，不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算职权的是（）。

A.批准中央预算和中央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B.审查和批准中央预算的调整方案

C.监督中央和地方预算的执行

D.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预算、决算的不适当的决议

【正确答案】：BC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职权。选项B、C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权。

三、判断题

1、我国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

【正确答案】：对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家预算的级次划分。题目的表述是正确的。

2、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正确答案】：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的规定。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并公布。

3、采购人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来规避公开招标采购。（）

【正确答案】：对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公开招标方式的相关规定。采购人不得将应当以公开招标方式采购的货物或者服务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公开招标采购。

4、邀请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正确答案】：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

5、单一来源方式，是指采购人向唯一供应商进行采购的方式。（）

【正确答案】：对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政府采购的方式。题目的表述是正确的。

6、国务院财政部门编制中央决算草案，报国务院审定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政协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正确答案】：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决算的相关规定。根据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编制中央决算草案，报国务院审定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和批准。

7、每一收支项目的数字指标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依据充分确实的资料，并总结出规律性进行计算，不得假定、估算，更不能任意变造，体现了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

【正确答案】：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国家预算原则。每一收支项目的数字指标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依据充分确实的资料，并总结出规律性进行计算，不得假定、估算，更不能任意变造，体现了国家预算的可靠性原则。

8、无论乡、民族乡、镇是否有设立预算条件，都一定要设立预算。（）

【正确答案】错

【答案解析】：本题考核预算法律制度。根据规定，不具备设立预算条件的乡、民族乡、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确定，可以暂不设立预算。

9、我国的预算分为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而中央预算是由各地方预算组成的。（）

【正确答案】：错

论九大海域资源制度及通行制度 篇6

关键词：海洋法；资源；通行

一、九大海域资源制度

1.内水

内水是领海基线向陆地一面的海域。其中包括沿海国沿岸的港口、海湾和海峡。这一海域是沿海国主权管辖部分，外国船舶和飞机非经许可不得进入。由于内水是一个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内水具有完全的主权，对其资源拥有完全的支配管辖权利。

2.领海

领海是沿海国领海基线向海一面一定宽度的海域，沿海国有权自行决定这一海域的宽度，有权决定采用直线基线还是正常基线。领海是一个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领海具有完全的主权，对其资源拥有完全的支配管辖权利。

3.毗连区

毗连区是沿海国在领海范围以外行使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行政管辖权力的海域。毗连区不是国家领土，国家对毗连区不享有主权，只是在毗连区范围行使管制，而且国家对于毗连区的管制不包括其上空，毗连区的资源制度取决于其依附的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公海。

4.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是自成一类的海域，其范围不超过200海里。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建造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及从事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力。

5.大陆架

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从领海以外向海洋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海国有在其大陆架上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这权利是专属性的，不以其有没有明文宣告为转移，任何国家未经沿海国同意不得在该沿海国的大陆架上从事开发资源的活动。开发自然资源，授权和管理一切目的在大陆架进行钻探活动的专属权利。有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并对这些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有专属管辖权。

6.国际海峡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实践中是指连接两面公海或两面专属经济区而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过制度，不应在其他方面影响构成这种海峡的水域的法律地位，或影响海峡沿岸国对这种水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行使其主权或管辖权。

7.群岛水域

群島水域是《海洋法公约》创设的新概念，是指群岛国以连接其最外缘岛屿的直线所包围的水域。群岛国的主权及于群岛水域的上空、海床和底土以及其中的资源。

8.公海

公海是海洋上除了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水域以外的全部海域。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得在公海上享有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捕鱼、科学研究等自由。各国在行使上述自由时不得侵犯或损害其他国家的同样权利，有义务维护海底电缆及管道、养护海洋生物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

9.国际海底区域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区域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财产，任何国家都不得对区域行使专属权利。区域对所有国家开放，各国都可以和平目的加以利用。

二、九大海域通行制度

1.内水

内水享有完全的主权。一切外国船舶非经沿海国许可不得在其内水航行，外国商船如获许进入一国内水，可遵照该国法律和规章驶入该国指定的港口，遇难的船舶可以进入，但必须遵守沿海国的规章制度。外国军用船舶必须通过外交途径办理一定的手续，才得进入一国的内水。沿海国对于进入其内水的外国船舶得行使属地管辖权，但通常仅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时才强制执行其法律，对于纯属船舶内部的事务，一般由船旗国管辖。

2.领海

领海虽然享有完全的主权，但外国船舶享有无害通过权（无害通过是指外国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和平与安宁和正常秩序的条件下，拥有无须事先通知或征得沿海国许可而连续不断地通过其领海的航行权利）。并且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对领海中航行的外国船舶拥有管辖权。

3.毗连区

毗连区是沿海国在领海范围以外行使海关、财政、移民、卫生等行政管辖权力的海域。毗连区不是国家领土，国家对毗连区不享有主权，只是在毗连区范围行使管制，而且国家对于毗连区的管制不包括其上空，毗连区的通行制度取决于其依附的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公海。

4.专属经济区

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不拥有领土主权，但为了行使专属的资源权利，可以制定与公约一致的专属经济区法规。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其法规等到遵守，包括登临、检查、逮捕和进行司法程序。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有航行、飞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

5.大陆架

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领土从领海以外向海洋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不影响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沿海国对大陆架权利的行使，绝不得对航行和本公约规定的其他国家的其他权利和自由有所侵害，或造成不当的干扰。

6.国际海峡

《海洋法公约》规定在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所有国家的船舶和飞机可以通过和飞越，沿岸国不应妨碍和不应予以停止，但可为通过制定法律和规章，通过中的外国船舶和飞机必须加以遵守，这制度称为“过境通行制”。但如果这海峡有穿过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道、连接领海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由岛屿构成而在岛屿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及水文特征同样方便的航道，则不适用过境通行制而运用无害通过制。

7.群岛水域

在整个群岛水域内，外国船舶有无害通过权。群岛国可在这水域内指定适当的海道和其上的空中航道给外国船舶和飞机通过，这称为“群岛海道通过权”。行使这种权力的外国船舶和飞机不得对群岛国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并应遵守有关的海上安全国际规章和航空规则。

8.公海

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得在公海上享有航行、飞越等权力。在公海上的船舶仅受其船旗国管辖。但被国际法认为是普遍管辖权对象的特定国际罪行或违反国家法的行为行使普遍管辖权。还规定了临检权与紧追权。

9.国际海底区域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该区域是人类共同继承的权利，通行制度在不妨害其他国家的前提下自由。

参考文献：

[1] 赵明.海洋公约的法律意义.职工法律天地，2009

[2] 李鹏.九大海域资源.法制博览.2010

[3] 王芳.九大海域通行制度分析.2008

作者简介：

梁晓（1989～），男，山东泰安，辽宁大学研究生在读。

法规制度论文 篇7

一、制度的涵义及其功能

所谓制度是什么,角度不同,释义颇多。诺斯的定义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和激励,它们类似于一个竞争性运动队中的游戏规则,是一系列正式规则(如法律法规、政策条例、 规定办法)与非正式规则(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互动络。 正式规则作为人们有意识创造的原则,通常体现了国家、政府和利益集团的意志, 并不是完全依靠效率原则发展的。非正式规则是随时间演进的“历史文化积淀”,具有正式规则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正式规则没有定义的地方,非正式规则起着约束人们相互关系的作用。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信念体系,是决定制度效率或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制度变迁成本的最重要的非正式规则。诺斯认为:即便在发达经济体,制度的正式规则也只是决定人们行为选择总体约束中的小部分,人们行为选择的大部分空间是由制度的非正式规则约束的。需要强调的是,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变迁就是人们不断降低成本的过程。

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制度安排不同,马克思则更加关注经济增长与制度结构变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制度是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社会经济制度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反过来,制度又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制度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阻碍经济发展。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到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健康发展,就不能只是搞经济建设,而是要首先实行社会改良。只有政治的、文化的和社会条件具备了,才会使经济发生质的变化,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第三个十年发展战略吸纳了他的此项研究成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不发达和不完善不仅体现在生产力方面,还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制度创新不仅局限于交易规则的制度安排层面, 还必然涉及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社会制度等制度结构方面的变革。对于正处于制度转型期,不仅各种制度安排不健全、不成熟、不协调,而且整个制度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创新就更具现实意义。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对我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更是提出了巨大挑战。

二、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七大关系探究

1968年诺斯开拓性的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生产体系,把制度看成是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甚至比资本和技术更为重要。保罗克鲁曼认为:在制度有保证的条件下,技术跨越才是有可能的。吴敬琏也认为,制度重于技术,决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高新技术发展状况的最主要因素不是物质资本的数量,而是人力资本的发挥、相关的经济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等社会因素。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讲到:每个人不过是一只拴在树上的狗, 制度就是拴着狗的绳子的长度,正如绳子的长度决定了狗的活动范围一样,制度决定了人的活动在操作层面的选择集。在既定的制度下,具有自利本性的人的行为选择总会达到制度允许的最大边界范围,打“擦边球”甚至越界闯红灯,追求个人或经济组织利益的最大化。

笔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推进制度安排创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改革“牛鼻子”牵(推)动其他各项改革进程,大力探索实践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以下几方面关系:

1. 完备的法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诺斯在1990年对为什么一些国家富裕而一些国家贫困进行分析时,得出了 “由于缺乏进入有法律约束和其它制度化社会的机会,造成了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不前”。缺乏法律保障,就会陷入“霍布斯丛林”,遭遇“流动性匪帮”,经济组织行为难以走入良性轨道。研究发现,法律环境、个人财产、资源配置与市场相结合的开放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限制和剥夺自由的封闭社会的3倍,效率是后者的2.5倍。为此,洛伊在1985年向国际开发署提出建立各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前提: 法律和秩序。法律即“固定性匪帮”通过对财产权的保证,能够形成一种对人的激励与约束功能对称的制度安排。

人没有约束,经济就会出轨;人没有激励,经济增长就没有动力。活力与秩序是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缺少制度保障,经济增长或许不可能,或许极其可怕。例如,美国未来学家在《高科技、高思维》中警示人们,高科技会挽救人类也会毁灭人类。电脑出错,飞机有可能掉下,导弹将胡乱发射,核武器和克隆更是不可想象。市场经济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内在逻辑的市场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市场经济的成功依赖于大量长期建立起来的制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一个抽象的市场概念。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天然存在的“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下,大家普遍认为的我国民营私营企业家“原罪”问题,正是由于制度不健全、法律缺失造成的。还有,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不但有法可依,更要有法必依,“高压线”必须通上“高压电”, 不能让制度成为“夏天的冰棒”。

2.制度创新与遵循内生变迁规律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同时也承担着由于制度缺陷带来的种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高消耗高污染以及贫富分化、效率低下、腐化堕落等众多经济社会困境,制度创新成为了迫切而现实的问题。十八大之后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制度的颁布,可以说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由问题倒逼的结果。“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我国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说明,有效的制度创新基本上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应避免脱离现实的过于超前或者过于滞后的颠覆性错误。否则,有可能成为无效甚至是负效的制度创新,引起经济与社会的动荡,甚至发生以冲突暴力来满足人(集团)的自利本性。

学者认为,经济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与稳定性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一个社会稳定性大,那么它的代价就是复杂性或者说发展的机会;如果要发展得快一点, 那么牺牲的就是稳定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优越性就是比西欧社会稳定,因为它是个自给自足(或称封闭)的自然经济的简单系统,但其代价就是牺牲了工业革命的机会。中国好多发明都会失传,好多发明重复发生,就因为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个能够连续积累知识的复杂系统。然而,如果环境涨落非常大(如政治动荡、冲突暴力或战争),系统的复杂性就会瓦解,使本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被打断而回归简单系统(因为简单系统的稳定性较高),一切又重新起步、从“零”开始。所以,物理经济学家陈平认为,陈胜、 吴广起义虽然因逼迫而发生,但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因此,我们必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往另外的方向演化。

3. 政府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我国改革已由“帕累托改进”转变为“卡尔多改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面临更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皆大欢喜已非可能,改革任务复杂艰巨。政府是最大的制度供给者,政府制度尤为重要,应成为制度变迁的主体力量,引导内生制度自身演化和变迁。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主要设计者和建设者,甚至可以说既是裁判员、 又是运动员的特定历史阶段内,具有其它经济主体无法胜任和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本身的制度创新尤为迫切。不越位、别错位、补好位,有所为有所不为,高效率、有担当、抗侵蚀,应成为政府制度建设的重点。

还有,鲁迅先生曾经说:向来是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维持现状, 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今天,不妨少算旧账,多算新账,以GDP增量做好利益调整补偿,以预期改善凝聚改革共识,以存量优化摈除改革阻力,跳出“精兵简政”的利益博弈,涉过险滩,突破藩篱。所以说,我国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是处理好改革、发展、 稳定三者关系的必要条件,发展仍是我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第一要务。存量博弈,必定束缚羁绊,甚至引发动荡。

4. 优秀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文化(非正式规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人们将它视为文化力、软环境。事实已经证明,缺少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的经济发展不会形成后发优势,相反会进入“锁定效应”而停滞不前或昙花一现。现代工业文明创造的辉煌是从未有过的,它带来的生态危机、道德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是从未有过的,人类传统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正面临严峻挑战。在当代科技与人文严重对立的情势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情怀对于化解科技主义给人带来的伤害与困惑无疑是一剂良药,对克服现代人的人格分裂和精神危机同样具有重要启示。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克服“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负价值、负效应,纷纷转向“孔子学院”、转向“东方文化”寻求解决之道,这都说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价值创造不容低估。

东亚一些国家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国儒家文化抑制个人主义,化解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负面消极因素,形成了一个有力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道德氛围, 在东亚经济起飞中显示出良好作用。同时,我们应当清醒,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时,也要避免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应包容兼蓄,海纳百川, 积极学习借鉴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和优秀文化,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好软环境和强大软实力。“囚徒困境”原理说明,根源于信任的“责任感”或“信誉”机制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道德基础。当“负责任” 和“守信”成为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道德基础时,制度成本最低,制度效率最高。

5.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三者关系。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蕴含着不同的价值追求。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就谈不上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目标,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发展。 如果说经济增长是一个单纯的量的概念,经济发展就是比较复杂的质的概念。 经济增长关心的重点是物质方面的进步、生活水准的提高,而经济发展不仅关心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更关心结构的改变以及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意识形态的变革。规模大、总量大,只能代表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代表经济发展。比如,高消耗、低效率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若没有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值钱,没有创造附加价值或附加价值较低,还不如直接售卖生产要素。

我国经济“现行版”是“经济增长型”。目前,我国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6倍;上海城市用地单位产出率只相当于纽约的1/29 、中国香港的1/14;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仅为美国的21%;我国GDP每增长1美元,大约需要5美元的投资,比日本和韩国高40%;我国科技的对外依存度在50%以上,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5%以下,关键核心部件和材料长期依赖进口; 我国煤炭的采收和利用总效率只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按照索罗余值的经济增长模型,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30%依靠技术,更多依赖的是要素数量扩张,而美国经济增长中60%-70%依靠技术拉动。所以,辩证来看,我国由“经济增长型”向“经济发展型”转变迫在眉睫,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大有潜力、大有可为。

6.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科技创新是生产力的重要变革, 制度创新是生产关系的重要变革,经济发展函数的表达式概括为:G=F(I,T), 其中:G=经济发展,I=制度,T=科技, F= 生产函数。以科技为核心的生产力决定制度,制度对科技具有反作用。制度既能促进科技创新,也能阻碍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其说是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的结果,不如说是制度创新更为准确。制度创新不仅能使科技创新潜能尽可能充分发挥,甚至可能诱导出新的科技创新。

CDM机制的实施 , 就意味着 在WTO原有游戏规则失灵的情况下,“世界政府”不得不进行“制度安排”创新,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将金融手段直接嵌入人类遏制气候变化的活动之中, 从而诱导出大量的低碳能源技术的创新活动。入世十年,我国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行业水平由于“引狼入室、与狼共舞”求生存,倒逼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升级而获得了大幅提升。同时,技术创新成果的应用带来的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必然牵(推)动交易规则、资源配置方式乃至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方面的制度创新。

7.制度安排创新、制度结构创新与经济发展三者关系。制度结构(制度环境)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社会基础性的规则),制度安排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支配具体交易的规则)。制度结构创新是带有全局性的创新,是制度安排创新的总和,能从根本上决定制度安排创新的方向和进程;制度安排创新的不断积累也能引起制度结构的创新。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证明,当一个社会基本制度比较成熟,能增进社会福利时,其创新基本是制度安排的创新;当一个社会处于变革之中,基本制度不稳定时,就会发生制度结构的创新。所以,我们既要积极进行制度安排创新,更要与时俱进地稳妥推进制度结构创新,避免成为生产力的桎酷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引发社会环境的大涨大落而打断重来。

从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从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国有民营经济、民营经济、私营经济、私有经济到混合所有制经济;从允许适当发展、有益补充、重要支柱、重要组成部分到依法得到保护;从温州方兴钱庄夭折、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银行理财产品到余额宝、村镇银行、民营银行、利率即将市场化,从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今天的决定性作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就是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不断融合创新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矫正、不断求真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时俱进、追求真理、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光荣本色。

法规制度论文 篇8

一、大竹县人社局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情况

(一)制度完善,加强了反腐倡廉的自觉行动性

按照“立、改、废”的原则,加强了制度清理、修订和完善工作,把“管权、管人、管财、管物、管事”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及在监督管理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作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我局制度完善,形成了《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制度体系的建议》。针对实际,统一部署、统一落实、统一考核,围绕对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和制约,一手抓制度的完善,一手抓制度的执行,用制度管人、管事、管物。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系统分析在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明确责任单位,规定制度出台时限。

(二)措施得力,注重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以解决实际问题为根本标准,增强制度建设的实效性;做到适度超前,预防在先,关口前移,加强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相适应;通过开展专题调研、召开座谈会、听取职能部门的意见等多种形式,深入了解当前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和反腐倡廉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强调制度的必要性和针对性;坚持遵循与中央、省、市法制建设相协调,注意与国家宪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相衔接,确保反腐倡廉制度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辅相成,相互协调,避免出现相互抵触的情况,使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通过不断抓制度建设工作,积极推进工作创新,通过实施“首问制”、“限时办结制”、“开门办公”等举措,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管理人员的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

二、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制度建设的认识上,还是在制度建设本身的内容、效果上,都存在着一些不足和薄弱环节。

(一)宣传跟不上

宣传教育形式陈旧,内容针对性不强。重制度建设,轻制度宣传,造成传达贯彻力度不够,制度执行不坚决、不彻底、不严格。

(二)监督跟不上

主体不明确、渠道不顺畅、制度缺少“刚性”,导致跟踪监督难以到位,时效难以保证,问责没有严格,追究缺乏力度,使得制度执行打了折扣。

(三)能力跟不上

在队伍建设中,队伍不够稳定,缺少活力。对法规不熟悉,对业务学习不够自觉主动,对工作不够专注,致使积极性不高,不想学、不愿学。

(四)法规跟不上

法规建设研究不够,立制建章不够健全。在执行上级法规、制度上,缺乏具体的相关措施。制定了一些规定,但明显滞后,操作性、制约性不强。

三、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对策和措施

(一)提高素质,夯实基础

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增强政策观念,强化程序观念,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一岗双责”,主要领导以身作则,以领导抓和抓领导相结合,做到一手抓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一手抓制度的贯彻落实,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和提高执行力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与各项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深化学习,提高意识

认真学习党风廉政建设方针政策,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各项制度。加大警示教育力度,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做到政治上不出格、经济上不出轨、生活上不出丑,形成反腐倡廉学习氛围。

(三)完善机制,增强实效

加强作风建设,健全决策机制和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内控制度,监督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规范工作程序和行为。实施“阳光工程”,加强民主监督,继续完善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和办事公开制度,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提高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强组织监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四)严格追究,树立威信

逐级签订责任书,明确责任目标,督促领导干部努力成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表率。把干部执行反腐倡廉制度情况与年度工作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结合起来,真正使干部建立制度有动力、执行制度有压力,进一步完善考评激励机制,加强考核工作,树立威信。

摘要：反腐倡廉制度是新时期领导者站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高度,提出的战略部署。本文作者从本单位建设情况,以小见大的分析法规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来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从而提高制度执行力。

关键词：反腐倡廉,法规制度,调研,思考

参考文献

[1]施燕.关于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思考[J].吉林金融研究,2011(6):69-70.

宋代档案修缮制度和销毁制度 篇9

一、宋代之前的档案修缮制度发展及宋代档案修缮制度概况

1. 宋代以前档案修缮制度的发展。

档案修缮制度是指对档案进行定期修缮的管理制度。档案是国家、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历史记录,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信息, 但是任何信息都是要以一定的形式反映出来, 在不同时期由于档案材料的不同, 保存条件和保存方法都有所不同。对于不同的材质的档案, 信息丢失的可能性不同, 档案修缮的要求和方法也不一样。在商代, 国家专门设置了“史官”对文化、文书和文册进行制定和管理, “史官”的职责和今天的政府秘书或者档案管理人员的功能相似。由于那时候文字、文书都属于部分人享有的特权, 一般人对这些都不了解, 因此那时候的档案和文书、文字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概念。商代的文字载体是甲骨, 那时候的档案管理也就是对包括占卜刻辞、卜事刻辞、记事刻辞、表谱刻辞等四类文书资料的保管, 是我国现存最早、较系统的官府文书。由于甲骨的稳定性的特点, 在商代时期并没有专门的制度对档案进行修缮。进入西周以后, 文字的载体以竹木简的形式出现, 文字的普及率也随之增高, 在职官制度上, 宋代设立了以太史为首的“太史寮”作为档案管理机构, 主要负责起草文书、记载史书、保管国家典籍、向各个诸侯传达命令等事务。除太史以外, 还有了比较细化的掌管王朝内外档案的组织人员, 即大史、小史、内史、御史和外史。在管理制度上, 西周形成当时非常领先的史官记注制度, 但是依然没有出现档案修缮制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化从一种贵族特权发展成为普及的知识, 文书档案在内容和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形成了日常政务文书、民用契券及专门档案, 文书档案工作逐渐由之前的史官工作当中分离出来, 专门设立了管理档案的职官。在管理制度上开始出现了档案的分类、保存和鉴定制度, 档案修缮也作为档案保存工作的一部分开始出现。秦汉时期, 中国的档案管理飞速发展, 传统中国封建社会的管理制度都趋于完善, 档案修缮制度也成为了档案管理的日常事务。尤其在汉代, 朝廷为了弥补秦代“焚书坑儒”带来的文化失传问题, 皇帝命令萧何等重要大臣广罗天下书籍, 分别保存到在各地建造的书院当中, 对那些遭遇到毁损破坏的书籍文书组织人员进行修补校订, 在档案保存的过程也十分重视档案的完整性, 对那些受潮湿、火灾或者蛀虫损坏的档案也专门设置职官进行修缮, 在这一时期档案修缮制度成为了档案管理制度的日常制度。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以后, 书籍形式进一步发生变化, 从当初的甲骨文、金文到秦汉时期的以竹木简为主的档案材料发展成为以纸质档案为主的档案材料, 在保管上要求更高, 档案修缮要求也更高。在唐代, 虽然档案管理工作尚未完全从文书管理工作中独立出来, 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分权运行体制, 但在制度上文档官吏进一步专职化, 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专业化。随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唐代时期的法律对档案的收集归档, 整理鉴定, 销毁利用等方面都作了更加明确和细致的规定, 《唐六典》的出现使档案管理制度走向了法制化。到了唐太宗时期, 唐太宗深刻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 他认为“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 因此非常注重史书的修缮、编纂和保管, 在贞观年间, 在皇帝主持下对《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及《北史》等重要史书都进行了修订, 这个过程当中档案修缮制度得以完善,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的。

2.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概况。

在唐代档案修缮的制度基础上, 宋代又进一步加大了档案管理制度的规范力度, 档案管理制度从文书档案当中逐渐独立出来。在一般的政务文书以外, 还有“赋役档案”、“律法档案”和各种形式的“例”。同时, 宋代的档案管理的职官制度也进一步发展, 档案管理的分工更加细致, 在宋代的档案管理的职官当中有“中书舍人”、“事中”、“司谏””、“书令史”、“翰林学士”、“主事”、“录事”、“令史”等从事档案管理的职官。在制度上以《庆元条法事类》为代表的档案管理立法也开始形成, 以法律的形式对档案管理行为进行约束, 档案管理制度区分更加细致, 规范和操作也更加完善。在修缮制度的规定上根据《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的具体规定, 凡是那些重要档案材料, 都要保存较长的时间, 管理上要受到特别的对待, 不仅按照一般规范进行编制目录, 还要编写字号进行“别库架阁”保存[1]4, 并需及时晾晒, 以防止霉烂, 对于那些因为外界原因或者材料本身出现问题造成字迹模糊或者缺损的, 根据不同的档案类别组织“翰林学士”或者“书令史”进行修缮, 在修缮的时候要严格按照原来档案的纸张、字体进行, 对于大篇幅损坏的, 要重新抄录, 抄录要求在纸张、字体上同样不可出现“异样”, 这一制度规定确保了档案资料的内容的完整, 确保那些重要的需要保存长久的档案不会发生毁坏。在一些特别领域也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比如司法档案在大量的皇帝诏书当中都进行了规范, 要求大理寺、刑部司法机关的案牍, 要在中书省档案库内设专架放置, 以便利用。仁宗天圣十年五月十日诏:“法寺断案奏典……自今委理寺每断奏后一月实封关送, 刑部遣吏别置簿历管勾, 立便于中书刑房点对承领, 用堂印封送, 赴省置库架阁, 无得交杂损失。如诸处合要照证, 即上历封送, 常切拘收。”从内容当中可以看出来, 诏书对狱案文书的归档、保管及利用的具体要求, 其中负责保管的职官, 在不同的岗位具有不同的职责, 任何岗位上都要确保档案的完整性, 对于那些不完全的档案要追究相应的管理责任, 同时要求负责官员定期查看, 发现缺损及时补充, 这就使得档案修缮工作成为档案保管的日常性工作, 这些做法和管理思想对今天的档案管理的影响仍然存在。

二、档案销毁制度的形成与宋代档案销毁制度的特点

档案销毁制度在隋唐时期也逐渐形成并且趋于完善, 到了宋代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时期, 一方面科举考试的发展推进了文书档案的大量出现, 同时国家十分重视文书档案的管理, 因此到了唐代国家不仅在各地设置了专门放置档案的院、馆, 设置了专门的职官, 还对那些旧的档案进行定期鉴定, 对于被认为没有价值的档案进行销毁, 这些程序在唐代已经非常发达。在唐代的法律当中规定了那些专门进行档案管理的机构要对归档文案进行“检简”。也就是组织人员专门对档案的质量和价值进行分析、研究、检查, 判断哪些档案应该永久保存, 哪些档案在保留一段时间以后就可以销毁。为了能够确保这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唐律疏议》中有所记载:“文案不须常留者, 每三年一拣除。”这是规定了档案鉴定的时间。《大唐六典》中也有相应的记载:“凡天下制敕计奏之数, 省符宣告之节, 率以岁终为断。京师诸司, 皆以为四月一日纳于都省。其天下诸州, 则本可推校以授勾官, 勾官审之, 连署封印附计账纳于督省, 常以六月一日, 都事集诸司令史对覆, 若有隐漏不同, 皆附于考课焉。”[2]20可见, 在唐朝时候, 档案管理制度已经发展十分成熟。

到了宋代时期, 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档案数量的剧增, 这给档案管理机构和人员带来了更大的管理难度, 因此档案销毁制度又更加重视, 档案管理的立法不仅大量出现, 还出现了专门规范档案销毁制度的条文。北宋时期的《宋刑统》和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中都有相应的规定。比如在条文中出现“诸制书及重害文书, 若祥瑞, 解官, 婚, 田, 市估, 狱变之类长留”、“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每三年一检简”以及“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 留十年, 每三年一检简, 申监司差官复讫除之, 其有本应长留者, 移于别库籍内, 仍随事朱书, 所除所移年月同复官签书”[3]64等相应的规定, 这些法律规定构成了宋代的档案销毁制度体系。具体来说, 包含了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 同时对档案鉴定规定了以内容作为判断重要性的依据, 档案鉴定的程序也规范得更加严密, 鉴定以后的档案销毁也规定了相应的程序, 确保了档案管理制度的有序推行。

宋代的档案修缮制度和档案销毁制度既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 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制度的发展是在之前时代的基础上一步步进步的。其中档案修缮制度形成于秦汉, 成熟于隋唐, 到了宋代随着文化的发展, 档案修缮制度自然就发展得日趋完善。档案销毁制度也是在唐代成熟的, 到了宋代档案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档案管理上通过档案鉴定对价值不同的档案, 保存时间有所差异, 形成了更加完善的档案鉴定标准, 以及对档案进行销毁的完备的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黄斌.我国宋代司法档案管理初探[J].云南档案, 2009 (5) .

[2]唐六典·三师三公尚书都省[M].三秦出版社, 1991.

浅谈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 篇10

科举取士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 经过分科考试, 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 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 并伴随封建社会的终结而终结。根据资料显示。“科举”这一名称是从“分科举人”这一概念中产生演变而来的。开皇十八年七月, 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形势的需要, 笼络人心, 加强中央集权, 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诏京官五品以上, 总管、刺史, 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从此, 便开启了分科举人的制度, 科举更从此演变而来。

科举制度的萌芽是在南北朝后期, 正式成立在唐朝, 宋代历经改革、完善, 一度衷落在元朝, 经过明清时期的鼎盛, 并最终随着封建社会的终结而写完结篇。科举制度历经数代的风雨改革, 此消伏长, 历经多次废止, 而又重新站起。到其后期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成为了封建王朝笼络知识分子、使知识分子都成为书呆子而心甘情愿、毫无抱怨地听其使唤的一种卑劣的手段。由于科举制度只注意四书五经、文学诗赋, 严重地束缚和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也由于其忽略自然科学, 不利于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并使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世界领先到逐渐与世界拉开了距离, 最终陷入落后状况。如何一种制度已经无法在一个大一统、多元化、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的近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了, 中国社会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 1905 年9 月2 日清政府正式下诏:“自丙午科为始, 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时代于1905年写下了它上千年的结篇。

二、科举制度与现代教育制度的关系

(一) 继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 科举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现代教育制度的前身。因此, 两者有着相似之处, 它们都适时而生, 历经数次变革, 强调以考试为基础, 强调公开竞争, 强调自愿报名原则, 扩大了社会上知识分子的出路。在科举制度建立初期, 考试科目较多, 内容灵通, 真的可以选拔出有真才实干的文士。到了后期, 尤其是明清时期, 科举制度考试内容专注于四书五经, 以固定八股文为考试文式, 因此最终走向衰落。现代教育制度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不断发展。

(二) 不同的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模式

众所周知, 科举制度发展后期, 其八股文的形式和四书五经一些固定的千百年不变的知识, 让读书人一味死读书书, 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读来读去就只局限于这一些近似乎愚民的知识, 人的个性丧失了, 才智被扼杀, 人成了应付科举的工具, 状元爷们整天被一堆之乎者也围绕, 不可不谓之“读书虫”。而当代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思想能力, 注意培养和保持学生的个性, 并在社会中表现出来。同时, 教育方式也不再是单方面的输入, 而是师生间的互动, 沟通, 交流。与现代教育模式相匹配的, 公务员考试制度也得到了发展与完善, 其考试内容涉及面广、领域多、范围大, 形式多变、变通, 除了笔试, 还有面试, 除了政审, 还有专业要求, 有原则宗旨要求, 有实践能力要求, 有实际能力要求, 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务员, 必先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对人民服务的态度, 知识能力不少, 实践能力更缺不了, 当然, 在这内容之下选出来的精英才可谓是真才实干的能人, 知识结构好, 动手能力强, 组织能力行。选官制度中内容的不同, 选取的人自然不同, 内容合理科学才能真实地测量出人的能力水平, 才能真正为人民选取能干的人民公仆, 好好地行使人民赋予的神圣权力。

(三) 不同的社会地位

其选官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考科举, 曾是封建社会中出人头地的唯一出路, 由于当时重农抑商政策, 即便从商发达了, 也希望能借钱以买来一官半职, 这才算是真正的扬眉吐气了。而现代教育制度, 提供真才实干, 鼓励创新创业。虽然从政的职业选择依然热门, 可谓高而难下, 当然这是由于与其高要求相对应的职业的稳定性、待遇的优越性, 但也不再是像当年科举一样唯一出路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许多的就业与创业的机会, 人们不再一味地朝政府里涌, 外企、私企甚至于自主创业, 也是不少人的心头所好。这一切的一切, 都归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都归于教育模式的改变, 都归于人民思想的转变。

三、总结

法规制度论文 篇11

[关键词] 家族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 所有权 经营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族企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沈阳飞龙、巨人集团等，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迅速衰落，有人形象的称为“各领风骚三五年”，从学界来看，有相当比重的人主张家族企业应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家族企业制度真的如他们所说落后了吗？现代企业制度真的就 能解决一切问题吗？本文就拟对两种企业制度进行比较，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两种企业制度的含义及特点

目前学界对家族企业本身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本文只是从公司治理角度来对家族企业进行划分，即只要家族成员在公司中拥有大部分股权和掌握实际的经营权，我们就认为它是家族企业。结合现实的情况，我们把家族企业的特点归纳为:(1)产权关系简单，产权主体明确。家族掌握着绝对所有权，并倾向于通过控制所有权实现其他权力。(2)集权式领导，这是与家族企业的产权特性相联系的，家族企业一般都有一位权威领导，他的理念、作风、能力等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发展。

现代企业制度是在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反复改进而逐渐形成的，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适合现代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要求的一种企业制度，其主体形式是股份公司，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提倡要建立的企业制度，比较公认的定义是：由一组支薪的高、中层经理人员所管理的多单位企业，可以恰当的被称为现代企业。其主要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在业主和经理人员之间适度分离，业主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交由专职职业经理人员经营，企业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安排，企业的一切行为按照规章办事。概括起来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注重效率。

二、两种企业制度的比较

根据以上的介绍，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对两种企业制度进行比较:

1.企业的所有权方面，家族制企业的所有权牢牢掌握在创业家族手中，企业资产与家族的财产混合在一起，没有明确的界限，企业的盈利或亏损完全由家族成员按照一定的原则共同分担。而对于现代公司制企业则是由众多无关的股东共同出资成立的，他们以出资额对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2.企业的控制权方面，家族制企业牢牢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控制权，企业的重大决策由家族做出，并且决策的执行和监督都由家族成员控制。对于公司制企业来说，企业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散于股东、职业经理人和公司监督者之间，权力相对来说比较分散，股东行使的决策权也以他们的股份份额为基础。

3.企业的组织结构，家族企业一般采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尤其是在创业初期，通常以非正式契约关系形成企业的最初组织框架。这种结构的优势在于中间层次比较少，便于信息的上传下达，对市场信息反应迅速，便于抓住市场机遇。现代公司制企业则基本上采用科层制，它内部的管理分工更为细致，能充分满足企业更大的规模、范围,以及日趋复杂的内部分工和交易的需要。

4.在用人机制上，家族企业的用人机制可以概括为用人唯亲，其成员有明显的三缘特性，即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组织成员沿着血缘、亲缘和地缘的方向，由近及远、由亲到疏组成了一个差序格局，总体上只局限于家族这个范围之内，可选择的范围比较小。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其用人机制则是用人唯贤，在公开的人才市场通过招聘来选拔自己需要的人员，相对来说，可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大，并且随时可以对人员进行调整。

5.在激励机制上，家族成员受到来自家族利益和亲情的双重激励和约束，从某种程度上表现一定的超经济性，即利他性。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内部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等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所规定的，通过契约的法律约束力来保证各方利益的最终实现。

6.在企业的转换机制上，家族企业内部的“家长”身份及其权威大多情况下是“世袭”的，而不论这位继承者是否能胜任这一岗位。但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董事会受股东大会的委托，在极广泛范围内挑选最有可能实现公司长期利益最大化的职业经理人作为本公司的管理者。

三、对我国私营企业的启示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并不能得出家族企业制度就一定比现代企业制度落后的结论，近年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家族企业发展的现实都支持了这个观点。例如Anderson 和Reeb经过研究发现，无论是初期（经营期小于50年）的家族企业，还是成熟期（经营期大于50年）的家族企业，都表现出比非家族企业更好的业绩（Anderson和Reeb，2003）。从长期来说，家族企业的业绩要比非家族企业好，而短期内，非家族企业的业绩比家族企业好（London Economics，2002）。

一种制度的存在和发挥作用还要与一定的客观环境相适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笔者在《我国家族企业管理模式初探》一文中就我国家族企业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做了详细的分析，结论是目前我国部分企业选择家族企业制度是与我国当前的客观环境相适应的，但是它也有不足的地方，需要通过改进来进一步完善。正如我们在讨论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经济调节机制的优劣一样，其实制度本身无好坏优劣之分，关键看你怎么用，取长补短、趋利避害应该是明智之举。对于我国的私营企业来说，在决定企业采取什么制度时，应综合考虑企业所处的环境，包括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和微观的企业内部的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来选择适合自己企业实际状况的企业制度。

参考文献:

[1]黄泰岩杨万东:《国外经济热点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甘德安:《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篇12

关键词：土地制度,农地制度,综述

一、土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土地制度还未有统一的概念, 基本认为分为城市土地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农民的任何生产活动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利用高度相关,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 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 认为土地制度是农村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 相对于农村, 土地制度对城市的影响没有那么大。

陈道 (1983) 认为, 土地制度等同于土地所有制, 在《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中认为土地制度亦称“土地所有制”, 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中土地所有关系的总称, 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陈宪 (1989)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土地流转制和土地管理制度及其构成的一切有关土地的社会经济制度。周诚 (1989, 2003) 认为, 土地制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诸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土地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土地承包制度等;土地价值方面的地租制度、地价制度等;还包括国家的地籍管理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则只涉及土地所有制、土地使用制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三大方面[1]。

随着产权在制度经济学中的重视, 中国学者开始强调土地制度是围绕土地的存在和使用而形成的一种行为关系。张朝尊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占有、支配和使用土地的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 主要包括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使用权关系。马克伟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 因利用土地而产生对土地的所有、占有、使用、处分等诸方面关系的总称。土地所有制及土地使用制是土地关系中的最重要的两大方面。高尚全 (1991) 认为, 土地制度是由土地所有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两个基本部分组成。土地所有制度决定了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 主要解决土地归属问题, 它要明确土地所有权主体;土地产权制度决定了土地使用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权责利关系, 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和有效使用。对于土地所有制与土地产权制的划分是基于当时对产权概念认识的分歧, 现在基本上认为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21世纪初, 很多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就是土地产权制度, 关于地权问题的研究得到普遍关注。

由于土地经济关系需要得到法律上的反映、确认和规范, 产权的法学研究强调法权关系, 部分学者认为, 土地制度是一种土地法权关系的制度化。张月蓉 (1992) 认为, 土地制度是在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土地经济关系和土地法权关系制度化的总和, 它反映着因利用土地而发生的人与人、人与地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2]。郑景骥 (2006) 认为, 土地制度是以土地为媒介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既包括经济关系, 也包括法权关系, 前者属于经济基础, 后者属于上层建筑。一般认为, 产权是法权的本源, 法权是产权的反映。二者相辅相成。

近年来, 对土地制度的认识逐渐趋向广义和狭义概念两种。认为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 主要有土地所有、土地使用、土地管理及土地利用技术等方面的制度, 即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的制度内容。狭义的土地制度是指约束人们土地经济关系的规则的集合, 是关于人们之间围绕土地所有、使用、收益而发生的生产关系制度, 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土地经济关系, 是一种经济制度, 即土地经济制度。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 土地制度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护, 从这个意义上说, 土地制度又是一种法律制度, 即土地法律制度, 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法规上的体现 (刘书楷, 2004;卢新海, 2006) 。一般而言, 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国家管理制度三大部分。郑景骥 (2006) 则认为, 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一切有关土地的制度;狭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使用制和管理制度[3]。基本上顺延了周诚在1989年提出的土地制度广义与狭义概念。

从区域上讲, 城市土地包括三个层次:A城市市区的土地, 即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土地;B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土地;C城市行政管理区范围内的土地, 即包括城市郊区 (县) 范围内的土地。这三个层次的土地构成了城市有限的土地面积, 城市中的各种经济活动 (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消费等) 只能在有限的土地空间中进行[4]。城市的发展与繁荣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有限的城市土地是否能集约高效地利用, 城市建设用地的开发利用尤为重要, 土地发展权近年来得到中国学者的相当关注, 张安录 (2000) 、胡兰玲 (2002) 、程烨 (2003) 、孙弘 (2004) 等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进行不同层面的研究。城市土地是由农村土地发展来的,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一大部分农村土地就相应转化为城市土地。于是关于耕地的保护变得严重, 土地管理及用地管制制度主要集中于耕地的保护。

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农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制度的简称, 反映农村土地经济关系。与城市土地不同, 农村土地具有特殊性。农地广义上讲是指法律规定由农民集体所有的一切土地, 包括耕地、宅基地、其他公共用地等;狭义上讲是指农业用地, 包括耕种或畜、牧的土地。中国理论界对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对当代中国农村土地所有制度的研究, 起源于农村土地承包制的实施。1983年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后, 农村土地制度本身首次成为研究的热点和关注的重点, 文迪波、梁秩森和知少波 (1987) 、安希极 (1988) 、杨勋 (1989) 、张朝尊和吕益民 (1990) 、雷厚礼 (1991) 等主张土地国家所有制, 李庆曾 (1986) 、李永民和李世灵、魏正果 (1989) 、蔡继明 (2005) 等赞同私有制, 骆友生、张红宇和高宽众 (1988) 、陈吉元、邓英淘、姚刚和徐笑波 (1989) 、周诚 (2000) 等坚持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 曲福田、孙鑫 (1991) 、张新光、贾金荣 (2004) 、白永秀、周天勇、胡慧洁和陈曦 (2005) 等主张实行混合所有制等等。

刘书楷 (1989) 认为, 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制度, 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基本国情, 农村土地制度改建的重点不是改变土地所有制, 而是完善两权分离机制, 中心任务是进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建立健全土地有偿使用和合理流动机制[5]。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为了提高农业经营者效益, 农地这一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应以更高效率被使用。1998—2000年间对土地承包关系稳定特别关注, 土地制度创新的实践在部分地区不断涌现, 主要集中于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率先产生的“四荒”使用权拍卖的总结, 以及对一些发达地区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的总结。还试图从实践中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方向, 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和产权学派的理论研究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学者日渐增多。林毅夫 (1992)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沿着降低劳动监督成本和提高劳动激励的路径发展;周其仁 (1995) 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必须兼顾新产权合约及其执行和保障系统间的互相协调;杨学成、史建民、靳相木和薛兴利 (1997) 等认为, 农地制度改革应围绕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 同时进行多方面的制度创新。

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 2003年以来对三农问题特别倾注, 党中央认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农村土地制度、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社会结构战略性调整成为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如何保护耕地承包权和耕地减少等问题。农地私有或有限的小土地私有制等观点成为大家争论的课题。关于耕地大量减少问题, 杨小凯 (2003) 、牛若峰、文贯中、邓大才 (2004) 等学者认为, 出现征地狂潮、农地交易失控的根源是制度失灵导致的。农地集体所有的“公共性”导致在地权分配的相关主体中, 除了农民和中央政府外, 其他主体都有多征用土地的内在激励机制。土地私有化有助于实现规模经营, 是解决行政性土地调整和农地转为非农地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的出路。关于土地使用权流转问题的研究, 也从20世纪末的农地流转必要性及实践研究转为21世纪的农地流转动因、模式、机制以及农地流转市场构建的研究等。研究显示交易成本的高昂、农地产权的残缺以及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制约农地使用权流转的重要因素, 认为规范的、长期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提高农地的配置效率, 有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其中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也是流转问题的关注热点之一。党中央明文表示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 有学者认为, 这是变相的土地私有化, 也有人为这是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表现, 有助于土地责权明晰。流转问题似乎比所有权归属更显重要, 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适宜的农村土地制度尤为重要。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完全满足中国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实践对理论和政策的要求, 为我们留有尚待进一步分析的问题。

三、总结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 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21世纪中国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 同时耕地大量减少, 农地制度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保护耕地、农地使用权流转等问题更显重要。

参考文献

[1]周诚.土地经济学[M].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140.

[2]张月蓉.完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途径[G]//中国土地经济问题研究.北京:知识出版社, 1992:377.

[3]郑景骥.中国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理论基础与实践方略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3.

[4]卢新海.城市土地管理与经营[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