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精选12篇）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1

《资本论》的全称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最重要的著作, 被誉为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巅峰之作。从《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到《资本论》的出版, 经历了将近20年时间。在这期间, 马克思 (Karl Heinrich Marx) 以英国为主要研究对象, 从一种不同于法国和德国的角度, 观察新的历史变迁, 并使其理论与新变革与新发展相适合。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不仅深入分析了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 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更构建了“从具体到抽象, 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体系。

一、“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形成过程

《资本论》中的逻辑方法是将哲学方法具体运用到经济学领域中, 实现了普遍方法与特殊问题的结合。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指出, 其所用的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1]列宁在《黑格尔辩证法 (逻辑学) 的纲要》中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 (大写字母的) , 但他留下的《资本论》的逻辑, 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2]

1. 古典的“从抽象到具体”

“从抽象到具体”既是一种逻辑方法, 又是一种思维方法, 它的产生与自然科学具有紧密联系。18世纪末19世纪初, 由于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和自然界微观领域的深入探究, 人们开始探究自然现象的内在联系, 探索各门学科间的深层关系, 在这种情境下, “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方法脱颖而出。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第一次明确提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 而且他的《小逻辑》完全秉承了这样的思维方法, 并且建立了《逻辑学》的科学理论体系。但他仅仅将“从抽象到具体”停留在思维方法的萌芽状态, 并没有大胆地将其认定为一种逻辑思想。而且, 在黑格尔看来, “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客观具体事物被创造和被生产的过程, 明显带有唯心主义的颠倒与歪曲。[3]

2. 马克思的“从抽象到具体”

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方法是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马克思客观分析了黑格尔“从抽象到具体”思维方法的合理性, 在摒弃唯心主义杂质的基础上, 利用唯物主义观点揭示认识运动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再到思维具体的过程规律, 并使之成为一种科学的逻辑方法。

马克思在谈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时, 主张“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在他的经典著作中还提到所谓的“具体”是指“思维具体”, 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和外在表现的具体历史的统一, 是综合的过程和多样性的统一。[4]与此同时, “抽象”是抛开无关于具体事物本质属性的东西, 形成能够概括具体事物关键特征的抽象概念, 对具体事物进行高度的特征提炼。

二、“从抽象到具体”逻辑方法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所创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两条路径和三个环节的基本特征, 这些基本特征可以客观揭示各阶段的现实意义和实施过程。

1.“从抽象到具体”的两条路径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两条道路。其一是以现实的直观和表象为起点的思维, 也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它要求科学的研究方法要从有机联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 从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实际出发, 由具体到思维的抽象, 由个别和特殊的具体到一般和普遍的抽象。其二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但是这里的“具体”与第一条中的不同, 是指“精神上的具体”, 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这种具体包含各种具体规定性思维抽象的具体。

这也是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不同之处, 马克思认为思维的逻辑运动存在以上两条方向截然相反的路径, 而这两条路径可以首位相连, 构成“具体—抽象—具体”的过程, 它也反映了人对事物本质认识的完整过程。

2.“从抽象到具体”的三个环节

从马克思指出的“从抽象到具体”两条路径的过程中可以看出, “从抽象到具体”存在着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它包括三个环节, 即逻辑的起点、逻辑的中介和逻辑的终点。

“感性的具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起点, 它是对感觉、直觉和表象的感性认识;“理性的具体”是“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终点, 它是对事物全体的、本质性内部联系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事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转变, 就需要将表象提升为概念的逻辑中介作为连接器, 低级阶段的认识将感性材料加工为抽象范畴的概念, 抽象的感念在经过理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为对真理的高级认知。因此, 从感性具体到抽象概念再到理性具体, 这三个逻辑环节不断链接运动, 从而使人们获得对事物本质的深层了解。

三、“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逻辑方法在比较教育中的演绎

1. 比较教育的新趋势

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断言的一样:“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时间与空间的压缩造成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多层次、多维度变革。比较教育的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都需要伴随世界舞台上各种事件的作用与影响, 产生一致性的或趋同性的发展变化。21世纪, 如何在全球化视野下, 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不同教育发展轨迹中探究影响教育发展的根本要素及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如何重构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成为比较教育研究过程中所需面对的核心问题。

虽然萨德勒 (M.Sadler) 、康德尔 (Issac Kandel) 、汉斯 (Nicholas Hans) 等比较教育研究的先辈们所提出的探究教育制度“背后”的因素仍然是当代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但是随着全球扁平化的发展, 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都逐渐扩散, 细化分层。贝磊 (Mark Bray) 和托马斯 (Thomas, R.Marray) 提供了一个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立方体图, 改变了比较教育以国家作为分析单位的传统做法, 得到了比较教育研究领域的共同认可。研究单位从宏观到微观排列为世界→地区→国家→省/州→学校→课堂→个体;从非本土人口统计群体排列为种族→年龄→宗教→性别→整个人口;从不同教育领域类型排列为课程→教学方法→教育财政→管理结构→政治变化→劳动力市场→其他等。[6]

2.“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逻辑方法的演绎

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结构为比较教育洞见研究对象之间共性与异性提出新的挑战。然而, 这些更多元复杂的研究单位分化并非是无序而为之的, 每一层结构之间都包含最基本的认识论路径。在不同比较单元的镶嵌结构中探寻教育现象的本质时, 作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辩证思维可以提供切实的指导与支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从具体到抽象, 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是在任何一个学科理论体系中都要得以运用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辩证法时指出:“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 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 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 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7]

在社会运动实践中, 从感性具体出发, 抽象到概念思维的过程, 再从概念思维的逻辑起点出发, 经过对概念思维的具体化, 最后达到理性具体的逻辑终点, 进而完成一个辩证思维运动的周期, 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有规律的、不可或缺的循环过程。乔治·斯宾德勒 (George D.Spindler) 曾指出, 比较探究具有“让陌生变为熟悉, 再让熟悉变为陌生”的功能。[8]这一过程正与马克思“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目前, 为了应对日益膨胀的教育挑战, 比较教育研究者采取了多元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 如定量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 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微观课堂案例研究并存, 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渗入等。但是, 不论是何种研究情景、哪类研究主体和哪些研究对象, 比较教育研究始终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论体系。在比较研究过程中, 首先对客观的具体研究对象进行精密分析和细化描写;其次通过分析研究对象所产生的教育现象背后的影响因素, 如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文化传承、人口流动等, 探寻教育现象产生与发展的缘由, 进而总结和归纳现象发生的规律;最后将这种规律性的发展模式或理论建构, 使其有效地应用于其他教育现场。

可以说, 如果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有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 就是其不断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 不断探寻不同文化场景中教育规律, 以及不断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方法论循环。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

[2]刘长庚.抽象上升到具体在《资本论》叙述方法中的运用[J].山东社会科学, 2010 (10) :15.

[3]孙计根.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D].山东师范大学, 2011:19.

[4]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03.

[5][美]杰弗里·C.亚历山大.夏光, 戴盛中译.社会学的理论逻辑 (第二卷) :古典思想中的矛盾:马克思和涂尔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8:231.

[6]贝磊, 鲍勃, 梅森.李梅主译.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7.

[7]张守民.社会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发展过程[J].高校理论战线, 2005 (1) :43-48.

[8]Spindler, George, Spindler, Louise.Roger Harker and Schonhausen:From Familiar to Strange and Back Again.In Spindler, George (ed.) , Doing 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in Action.New York:Holt, Rinehart&Winston, 1982, P20-46.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2

一体化项目建议书

相对于政府传统项目开发模式及公共融资方式，PPP项目有以下比较优势：

1、提高公共财政使用效率 PPP项目一般由社会私人资本或者联合体融资建设及运营，提供公共服务。共用财政投入很少，较好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这对公共财政短缺的情况下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捆绑了建设和经营，并以服务和产出付费，使得私人部门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动性，通过创新、自我施压等避免项目成本超支。在风险管理上的合理分配和良好的合作机制也使得项目失败的概率大大降低，避免了公共资源的浪费。

2、保障项目和公共服务质量 评审中标的私人资本或联合体组建项目公司建设项目并提供公共服务。联合体一般是由建设方、融资方、运营方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它比传统开发模式具有更好的内部协调能力。另外，很多PPP项目通过引进国际知名建设、管理机构，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3、实现合作双方互利共赢 合理的PPP模式可以平衡公私双方的权责利。在风险分配上遵循“最优承担”原则，即将风险分配给最有能力承担的一方。同时，全寿命周期特点使得合同具有较大的灵活空间，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机制既能维护共用部门的利益，也能最大限度满足私人资本的诉求。

PPP项目在第一个项目识别阶段，项目发起时需要提供《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是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的第一步，尤其对于投资规模大、社会影响广泛的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项目建议书主要是从项目自身的客观条件方面考察项目建设的必要性，一般由项目发起人向发改委部门报送，提出立项申请，发改部门审查通过后下达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经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是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作为拟建项目立项的依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单位应为国家或地方发改委。

项目建议书大纲

一、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概况

（一）、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名称

（二）、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规模

二、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必要性

（一）、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现状及预测

（二）、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必要性

三、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规划

（一）、拟建地点

（二）、建设方案

（三）、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进度安排

四、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建设条件分析

（一）、政策条件

（二）、建设区建设条件

（三）、建设技术条件

五、城乡环卫一体化项目投资估算和资金筹措方案

（一）、投资估算

（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六、经济效果和社会效益的初步估计

（一）、经济效果

1、财务评价

2、国民经济评价

（二）、社会效益

1、环境影响

2、社会影响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3

关键词：文化资本;学校文化资本;学校文化

中图分类号：G7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4）12-0058-03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资本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起，也逐渐引起全世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学校文化资本正是伴随着文化资本理论的深入发展而产生的，并日渐进入学界的视野。陈国民综合各方研究，将学校文化资本定义为：一所学校所拥有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文化资源的总和（它包含了各种学校文化能力、学校文化产品和学校文化制度等），并且这些文化资源在未来可以为该学校带来价值增值。[1]

当前，我国中小学校正在进入以“文化取向”为主流的特色学校建设新时代。学校文化资本理论将学校文化视为一种资本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学校文化的价值，而且可以实现学校文化的累积发展。将学校文化资源视为一种资本，通过建设学校文化资本实现学校文化资源的整合利用，并从中不断实现文化资本的增值和文化的多元创生，最终实现学生成长和发展的这一本质目标。这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以下，笔者以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为例，作一探讨。

一、凝练精神理念，积淀学校文化资本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建基于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其创办于1956年，先后由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联合创办，几经变迁，1985年交回华南理工大学，更名为华南工学院附属小学。2013年，学校整合资源，由华南理工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主办，改组为九年一贯制学校，分设初中部、小学部。学校位于华南理工大学校园内，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源和人文环境。学校不断在实践基础上梳理自身的文化脉络，回应时代与学生的发展需求，整合与利用文化资源，形成了自身的学校文化资本，并在积淀中不断发展。

作为组织体的学校，本身具有有形和无形的两种文化资源。学校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精神理念、学校成员共同的行为方式，以及学校的物化形态，即校园环境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本。其中，办学理念、校风校训在精神层面体现着学校文化资本变更和流动的过程，也集中反映着学校文化资本积累和发展的方向。多年来，学校秉承“明德远志，乐学勤行”的校训和“笃学、善思、明理、求新”的学风，不断积淀自身文化。

2009年之前，在轰轰烈烈的学校特色建设大潮中，学校将办学重点放在规范化、树品牌上。学校确定了“全力打造省级规范化学校，能提供优质教育服务的品牌名校”的办学目标，遵循“个性教育，和谐发展”的办学宗旨，坚持“新视角、大气魄、高品位”的办学方针，全面培养“充满活力，具有强健体魄、健全人格、鲜明个性、艺术修养、创新智慧和实践能力的一代新人”。

其后，随着对自身发展的反思和深刻认识，学校对办学理念和目标作了调整和补充，赋予办学宗旨更加丰富的内涵：“个性教育，和谐发展，为每个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在办学方向上，以“幸福文化教育”为主导，以“共建共享和谐幸福附小，努力打造师生幸福家园”为目标;将“进一步深化幸福教育内涵，完善学校文化建设”作为工作重点，营造健康文明、积极向上、具有个性风格和文化内涵的校园文化氛围，提升附小人的幸福感，把学校办成“教师幸福、学生快乐、家长满意”的幸福摇篮。由此，学校的办学定位更加明确，围绕以上办学理念，依托华南理工大学的优质资源，逐渐形成了“时代文化育人，信息素养见长”的办学特色。

有了多年的文化资本的积累，2013年，学校改组为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增设初中部。同时，在秉持原有校训和学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办学理念调整为“个性教育，和谐发展，为每一个孩子走向成功奠基”;涵养“文明、和谐、求真、向善”的校风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风;致力于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基础扎实、富于创造的现代公民”，建设“高质量、有特色、优质化”的现代化学校。

二、创设文化活动，彰显文化资本价值

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表现为具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三种形态。其中，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但文化资本的积累需要时间，而且只有亲力亲为才能获得。[2]

基于此，以学校场域为研究前提的学校文化资本同样可以表现为具体化、客观化和制度化三种形态。具体化的学校文化资本即学校的精神理念;客观化的学校文化资本即学校的资源设施和文化产品，表现为校园环境、图书馆、校园网络配置等，文化产品则包括校本课程建设、学生活动和作品等;制度化的学校文化资本主要指学校的制度导向，如规章制度、决策制度、组织结构等。

文化资本的首要层面在于具体化文化资本。布迪厄指出，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只有通过特定的个人才能得以体现，其积累通常要花费行动者大量的时间和精力。[3]因此，对于隐藏在学校组织当中的文化资本，只有通过教育者推行教育实践、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活动才能取得成效，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学校要将精神理念传达给每一个成员，使生活于其中的人表现出这一精神理念支配下的行为方式，从而潜移默化地实现文化资本具体化。而活动正是传递学校文化，彰显文化资本价值的重要载体。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形式，让师生感悟学校的价值追求，认同学校的办学理念，激活文化资本价值。例如，学校系统设计学科节、读书节、艺术节、科技节等校园文化活动，结合重大节庆日、传统节日等，开展“每月一主题”系列德育活动。主题涵盖畅想、励志、公益、读书、劳动、环保、孝道、健体、规则、爱国、安全、感恩等。良好习惯的养成是学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借由诸多文化活动，这些习惯就会逐渐发展成为布厄迪所说的“惯习”[4]，即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学校还开展“我给母校建一言”网络调查活动，票选“我最喜爱的学校活动”“我最喜爱的校园景点”等，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校园真正成为孩子们真情迸发的乐园。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学校的文化生活，拓展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帮助学生养成了良好的惯习，让学生在快乐参与中感受幸福，在幸福中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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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学校开展了“感动附小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并将“自强、责任、博学、阳光、科技、俭朴、环保、体育、艺术”等元素纳入评价標准，将“明德远志，乐学勤行”的校训和“笃学、善思、明理、求新”的学风融汇其中。让学生自主选出心中的榜样，树立身边的精神楷模，引导学生学会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学校将榜样人物资料布置在文化走廊上，每天，学生从“榜样”身边经过，都会读到“榜样”在附小的学习经历和生活状态，而校训和校风的精神内涵也逐渐内化为学生的精神追求，并在行动中践行。

学校文化的形成需要沉淀。当学校通过激发德育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校文化所积淀的知识和修养真正成为行动者精神与身体的组成部分， 进而转换成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时，这种“身体化”文化资本能够投资于各种市场（学校市场、学术市场、社交市场、劳动力市场等）并获取相应的回报。[5]对于学校德育而言，这种“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回报就表现为学生道德水平的提升和道德实践能力的增强。

三、整合多种资源，拓展文化资本价值

社会资本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提升学校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家校协同教育理念的实践表明，学校与社区、家长的有效互动有助于提升学校形象，增进社会认同，进而会为学校带来更多的社会资源。学校整合社区、家长资源的行动，往往伴随着学生的流动而不断更新，由此不断积淀、更新学校文化资本，拓展学校文化资本的价值。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身处高校林立的天河区，拥有众多高校教育资源。学校依托优质的家长和社区资源，探索以“科学家进校园、爸爸妈妈进课堂、大学生志愿者进学校”三条路径，整合资源，拓展学校文化资本。

例如，华工Fresh环保协会每月定期到学校开展公益活动，宣传绿色知识，以贴近社会生活的形式拓展学生视野，提高环保意识。学校定期邀请华工、中大等高校专家和教授开展科普教育，内容涵盖天文、地理、化学、生物等领域。他们用形象的图片和朴实的语言，引领学生走近科学，激发科学探究热情。学校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邀请家长到校深入校园生活，让家长近距离了解校园生活，感受学校文化。活动结束后，家长们都会在网上认真填写《家长意见反馈表》，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此外，学校加强网站建设，开始专栏宣传优秀家长关心、支持学校发展的典型事例以及家庭教育理念;开展“百名好家长”评比活动，邀请“好家长”作经验介绍，并将典型的育儿经验挂在学校网站与家长分享。

今天的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正如师生共同创作的校歌《启明星之歌》所唱，是一个“快乐的城堡，智慧的城堡，启明星从这里幸福启航！”每当周一升旗仪式上，师生唱响优美的旋律，幸福就洋溢在每一张脸上。漫步校园，满目皆是赏心悦目的景象：劝学墙、假山石、戏鱼池、名人格言、学生书画等都洋溢着幸福的意蕴。《启明星之歌》不时在校园回荡，置身其间，一种“身在此园幸福生”的感觉油然而生。学校文化资本这一视角的引入，为学校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学校将继续探索。

参考文献

[1]陈国民.学校文化资本的定义、概念框架与研究边界[J].上海教育科研，2010（8）.

[2][3][5][法]布尔迪厄.当代思想家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3.

[4]Bourdieu.P.The Logic of Practice[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0.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广东广州 510641）

责任编辑 毛伟娜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4

1 我国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城乡客运公交二元格局仍然没有打破

城市公交与乡镇公交分割经营,管理和建设分属两个部门,难以实现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和统一管理,导致经营规模及经营收益受到影响,影响到项目吸引融资。

1.2 城乡客运公交公益性和逐利性存在矛盾

客运公交属于公共交通,建设本身投资大,投资收益回收期限长;另外,公共交通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产品,具有较强公益性,但是引入私营资本又决定了其项目运营必须以逐利为目的,需要在引进投资时协调和规避风险。

1.3 城乡客运公交缺乏统一的运作机制

城乡客运公交缺乏统一运作管理制度,以及统一的进入和退出机制,需要建立统一竞争市场,保证项目运营及获取收益的稳定性,提高项目融资吸引力。

2 适用社会资本融资模式比较分析

2.1 资产证券化(Asset Backed Securement,简称ABS)

ABS模式是以项目所拥有的资产为基础,以项目预期收益为保证,通过在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

2.2 移交一经营一移交(Transfer-Operate-Transfer,简称TOT)

TOT模式指政府将已建成运营的项目经营权移交给社会投资者并根据项目未来收益向其融资。政府将这笔融资用于其他新项目建设。社会投资者在运营期间通过该项目获取投资收益。当经营期届满时,社会投资者将该项目交还给政府。

2.3 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简称BOT)

BOT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合约向社会投资者转让项目的特许专营权。运营期间社会投资者通过项目收益偿还贷款、回收投资并且赚取利润。项目的特许经营权期限届满之后,社会投资者将该项目无偿移交给政府。

2.4 公共部门和私人企业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简称PPP)

PPP模式是政府、营利性企业和非营利性企业以具体项目为基础形成的相互合作关系的模式。在利用社会资本进行公共交通建设项目中,PPP模式能够对BOT模式存在的不足进行弥补。

2.5 各种融资模式主要优劣势比较分析

各种融资模式存在的优势与不足见附表。

3 我国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社会资本融资模式建议

综合上述现有融资模式分析比较及国内案例调研,本文选择PPP模式作为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项目建设运营的融资模式,并尝试提出下列PPP融资模式,如附图所示。

本融资模式包括:社会投资者组建全资PPP公司,政府授予PPP公司经营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项目的特许经营权。将整个项目总投资分为A、B两个部分,A部分包括公交客运场及调配维修中心建筑和附属建筑设施,B部分包括客运车辆、监控设备及停靠站点建设。PPP公司在特许期内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及管理。A部分投资由政府自有资金及通过融资平台多方式获取;B部分投资由所有社会企业入股投资及通过银行融资渠道获取。

该模式优势有三点:

(1)符合我国城镇化趋势下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需要。

(2)在PPP的实施过程中,政府作为主导方、投资主体和监管主体的角色适度参与到城乡公交客运一体化建设运营中,既可发放特许权,又可以通过土地优先开发权等进行补偿和提供相关财政补贴的方式对PPP进行支持。

(3)社会资本方主要参与车辆和监控设备等购买和运营,减少社会资本的融资压力,同时保障社会资本的投资收益。本融资运作模式以特许经营的方式作为切入点,兼顾保障各方面的利益,从而保证了项目的可持续性。

4 结论与建议

(1)城乡客运公交一体化项目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建议采用公私合作经营(PPP)的融资模式和运作模式引入社会资本。

(2)建议政府制定统一的城乡客运公交运作管理机制,同时完善项目准入和退出机制,为公私合作经营项目创造稳定及健康的市场运作条件。

(3)建议政府从项目识别阶段就着手建立相关对策,以应对项目招标、谈判、协议制定及签署、项目运作、利益分配及退出等全过程在融资、协议、运营和管理上的风险。

(4)建议政府需要组建专业项目管理团队,并对人员进行PPP相关专业培训;同时加强人员与社会资本合作全过程中的沟通,确保项目运作效率。

参考文献

[1]满明辉.县城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运营机制选择与实证研究[D].长安大学,2013.

[2]师桂兰,李燕.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策略探讨[J].城市公共交通,2012(1):22-23.

[3]李晓霞.BOT融资模式在铁路建设项目中的应用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201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文化思潮 篇5

受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发展变化的影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具有多变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是各种文化思潮产生并变化最快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新流派层出不穷，有些派别甚至成为转眼即逝的匆匆过客。因此，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呈现着一种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面貌，是以多样化为其重要特征的。各种文化同时存在，相互冲击、相互碰撞，也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流，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变化的动力，呈现出一种活跃的文化景观。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的众多思潮中，极具代表性的是大众文化、网络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思潮。

一 大众文化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景观之一是大众文化思潮的兴起和流行。所谓大众文化是同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亦即知识分子文化)相区别的，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两大潮流，二者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融合。但是，当代的大众文化的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甚至有压倒精英文化的趋势。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传播工具迅速普及，电视已进入每一个家庭，而网络的兴起更使得各种信息能得到更迅速更普遍的传播。这就使得普通大众有可能享受到原来只有少数的社会精英才能享受到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工作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而工作时间却大大缩短，人们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

大众文化的出现，使文化不再仅仅是知识精英所独占的领域，而且也改变了传统文化那种突出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育的职能，从而不再使文化成为远离市场、远离经济的曲高和寡的高雅领域。大众文化甚至还导致了文化工业的出现，使文化成为经济领域的一种产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工业，文化走上了商品化、产业化的道路。人类能够象制造工业产品那样，规模化地生产出大众所需求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各种流行音乐、卡通片、电视连续剧充斥市场，供普通大众消费。资本家通过制造销售高技术的文化产品，从大众的文化消费中取得可观的利润，文化与资本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的资本化。

大众文化是一种流行文化。大众文化迎合人们的趣味和爱好，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因为众多人的追逐、相互模仿形成一时的风尚，成为时髦。流行文化是同商业性联系在一起的，出于追求利润的动力，文化制造商们为了迎合大众的趣味和爱好，不断迅速地制造出大众所欢迎的文化商品，推动着某种时尚的流行，从而形成了某种流行文化。流行音乐就是流行文化的典型表现。一般地说来流行音乐能够抓住大众尤其是年青人的情绪，引起他们的共鸣，而又通过现代先进的传媒而迅速传播，从而成为了流行文化，就象当代西方社会普遍流行的爵士乐、摇滚乐、迪斯科那样。

大众文化的另一景观是追星文化。流行文化对大众，尤其对青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人们对某种时尚会形成一种疯狂的崇拜、追逐，从而产生了一批批的歌星、舞星、影星。追星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商业主义的色彩，明星是大众文化的产物，也是商业炒作的结果，他们往往因为商业的需要而被制造出来。没有商业包装、没有传媒的炒作，就没有明星。明星本身就是知名度，明星就是金钱，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明星才会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在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中都不能没有明星，从好莱坞的电影到百老汇的歌剧，从流行音乐到通俗小说，从电视传媒到各种各样的杂志刊物，到处都是明星的风采，明星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在大众中形成狂热的追星族、发烧友，从衣着到举动，模仿明星的一举一动，从而使大众文化成为由明星和追星组成的浪  漫的世界。

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闲文化。大众文化的兴起及其流行反映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助长了人们消费、娱乐的心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的自由竞争中，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发财欲望的满足而不得不疲于奔命，人们的身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高度绷紧的神经。糜糜之音、浪漫故事给人以一种感官的心理刺激，一种肉体享受，大众文化是消闲性的、娱乐性的消费，而不再是一种审美的精神享受。

在大众文化中，传统文化所具有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大大地弱化了，而其娱乐功能、消闲功能、商业功能却大大地强化了。通俗的大众文化对传统的精英文化构成了挑战，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所具有的教化功能、宣传功能，也就是削弱了传统的精英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是正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理论家所意识到的那样，特别是象法兰克福学派所作的批判性分析那样，大众文化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操纵大众的思想和心理的作用，它缺乏批判和否定的向度，而是对当代社会的肯定性的文化。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弱化了意识形态性质的宣传教化作用，但在实质上却堕落为维护现有统治的意识形态的工具。当人们沉溺在当代流行的大众文化中，却丧失了个人的独立、自由的意识，丧失了批判的革命的意识，从而保证了现存统治的继续。

二 网络文化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网络化的时代，网络不仅进入了社会经济领域，从而推动了生产、消费的经济活动的变革，而且网络也已进入了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传统文化受到强烈的冲击，文化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网络文化的时代。网络文化的兴起，再一次体现出科学技术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巨大影响，科学技术的变革不仅能引起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而且也带来了作为精神活动的文化生活的巨大变革。

网络文化具有共时性的特点。网络的出现引发了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革命，使文化信息能在同一时间得以迅速的传播，打破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所具有的时差性。传统的文化传播，或者是口头传述的表达方式，或者是文字印刷的书刊表达方式，其传播速度慢，传播速度有限。网络却能够以最快速的方式将声音、文字、图形、色彩、数字熔为一体，并以最快的形式同时传播出去，它使得文化产品不必经过出版社、印刷厂、书店而迟迟被读者所接受，进入网络的人们能够同时接受某种文化信息、参与某种文化活动。

网络文化又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打破了传统文化载体及其传播方式的时差性，而且也克服了其地域的局限性，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网上作品的传播，能够迅速到达其它地域，通过信息高速公路而进入别的地区和国家，为其它地区和国家的人所接受。网络时代是个地球村的时代，网络经济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而网络文化使全球性文化成为可能。网络文化打破了旧有的时差性、地域性，开创出一个共享性、开放性的文化世界。在网络世界中，人们文化交流的距离缩短了，文化交流的界限淡化了，甚至能进行超国界、超时空的文化对话、讨论和交流。

与传统文化相比，网络文化有了一种更新的文化存在和文化活动的方式。由于网络文化的载体及其存在方式的深刻变化，它超越了传统文化的那种纯语言化的存在方式，具有超文字、超语言化的特点。网络文化不仅具有语言、文字表达方式，而且有图象、色彩、数据、声音，甚至是气味的更为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交流方式，使人们有着全新的文化感受，调动起人类的各种感受器官的活动，甚至能营造出虚拟化、数字化的时空，使人的思维、想象力能够更自由的展开。就象普遍流行的电子游戏机那样，让人置于一个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无法感受到的梦幻世界中，使人入迷，甚至于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在网络文化中，人们的文化活动、文化消费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欣赏，而是融视、听、读、想象于一体的，具有了动态性、全景性、逼真性的特点。

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改变了人类的交往方式。在传统文化中，文化的创作者和文化的消费者是相互分离的，作家、画家、音乐家等艺术家创造出作品，而读者、观众是被动地接受作品。网络文化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交流方式，原先作为被动的文化消费者可以通过网络直接同创作者交流，创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在创作过程中直接接受读者的各种意见和观点，从而使文化创作变为创作者和读者的共同参与，这样的文化过程是参与式的、交互式的互动过程，从而展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活动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文化的出现进一步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潮流。网络文化为大众的直接参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作品，阐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通过自己的网页直接与他人交流、讨论，而无需经过编辑的筛选，也没有权威的限制，而能自由地在网上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样，文化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个别专家、艺术家所垄断的专利、特权，人人都有参与网上的文化创作的机会和自由，在这一点上就跨越了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通过网络的广泛参与，网络文化不再是供知识分子、社会精英所独享的雅文化，而是大众共同参与的通俗文化。

三 后现代文化

后现代文化是后工业社会文化，也有人称其为晚期发达资本主义文化或后资本主义文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59年美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丹尼尔・贝尔第一次用“后工业社会”(Post-industrial  Society)来表示这个新型的工业化社会。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文化，出现了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的趋势，诞生了后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开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国，70年代盛行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至今仍风靡整个西方社会，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的潮流不仅影响到当代的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理论领域，也影响到当代的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文艺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后现代文化是反抗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潮流是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反抗，是对现代性的反抗。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形成了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传统的价值体系，确立起了“现代性”的文化霸权地位。后现代文化则表现为对这种传统文化的抗争，是对资本主义正统文化的超越和对抗，以其独特的文化形式来反抗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来动摇主流文化的统治地位。后现代文化的精神与旧有的稳定、秩序无缘，而充满了反抗的意识。美国60年代所兴起的“跨掉的一代”，那种放荡、服毒、酗酒、颓废的极端生活方式，已是后现代文化的.初露端倪。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中，也处处体现着这种反抗精神、否定意识。而在后现代主义的那些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德里达等人的理论中，也时时处处都使人感受到其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对旧有的文化霸权的反抗。

后现代文化又是一种解构性的文化。与后现代文化所具有的反抗性的特点相一致，后现代文化具有解构性的特点，对旧的文化的否定、反抗，同时也就意味着对旧的文化的破坏、解构。在后现代主义的眼里，世界被解构为支离破碎的一幅画面。传统文化中讲究的是完整的故事和主题，而在后现代文化看起来一切只是片断、零碎的，放弃了对一切美好事物的整体构想，无情的将其瓦解、解构。后现代主义用解构的方法去重估过去的一切价值，现代文化所追求的“绝对的”、“永恒的”、“本质的”东西，在后现代文化中已经瓦解，已经不复存在。后现代主义反对一切绝对的普遍化的价值标准，所有的价值标准，甚至所有的崇高理想只是语言的游戏，都需要将其打碎、解构，也无需去重建新的价值标准、崇高理想。后现代文化的这种解构性的特点，表明它是批判性的而非建设性的。

后现代文化是多元性的文化。后现代主义倡导多样性、差异性、个体性，而否定一元性的、统一性的、一致性的存在。从近代的启蒙文化开始，现代科学努力寻求统一性、普遍性的知识，探索普遍性的真理，统一性、普遍性成为解释世界的有效性的标准，是科学知识的合法性的根据。只有普遍的统一的东西，就象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那样方能对世界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对统一性、普遍性的原则的追求是现代的科学、哲学、文学等各类知识的目标。后现代文化对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的存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以片断性、差异性、个体性来取代统一性、普遍性、一致性，以多样性取代一元性。后现代主义认为，追求统一性、一致性、普遍性只会导致专制主义，甚至融入恐怖主义。世界本来就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差异性的存在，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应该尊重的是不同的个体、差异的存在。

后现代文化是相对性的文化。后现代文化反对绝对化的统一的普遍的价值标准，因此走向了什么都行的相对主义。任何个体、差异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无须区别高雅与通俗、崇高与卑俗、精英与大众，甚至无须区别艺术和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眼光里，文化本身就是游戏性的，调侃性的，什么样都行，无需自命清高，也无需孤芳自赏，于是艺术可以通俗化，文化可以世俗化，它们都只是人生的游戏，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和价值。

后现代文化着力表现后工业社会的超传统、超现代的样式，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来描绘荒谬的世界，不要任何秩序、统一、一致的东西，而剩下不确定性、零散性、或然性、随意性、无序性、暂时性、相对性，不要任何中心，不要任何界限，不要任何价值，这就深深地陷入了非理性主义。

【参考文献】

[1][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2]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明”课题组.国际文化思潮评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陶东风，金之浦，高丙中.文化研究(第1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刘登阁.全球文化风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符号经济·文化资本·文化情怀 篇6

黄湘：叶先生，您好，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多次在论文、演讲中提倡“文化资本”的概念。为什么说在当今时代文化本身也是一种资本?

叶舒宪：其实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是一种资本，只是自从二十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迈入了符号经济时代，文化的资本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凸显。举一个例子，小说《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本来是一位研究中古英语的专家，他研究的专业属于冷门中的冷门。他写《指环王》(《魔戒》)的目的是在希腊、希伯来的两大西方文化传统之外，通过对英格兰、凯尔特神话的追溯与重构，发掘出属于英格兰自身的文化传统，而绝不仅仅是写一本畅销书。如果是在以往的时代，比如说十九世纪或二十世纪前期，《指环王》也就是一本被人传阅的小说而已。但是，在符号经济时代，它先是在文学界引导出重新书写神话的热潮，直接启发了包括《哈利·波特》在内的一批最畅销作品，后被拍成大片全球公映，由此开发出了一个产业链，创造了巨大的产值。比如新西兰的旅游业就因此蒸蒸日上，每年有无数的游客去新西兰看《指环王》的外景地。这就等于是把文化注入风景，为自然风光增加了文化的含金量。而且，这种文化含金量不会消耗能源，不会制造污染。在今天自然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通过文化资本创造产值是人类社会的最优选择。

黄湘：能否对“符号经济”这个概念略作解释?

叶舒宪：我所使用的“符号经济”概念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博德里亚。他对社会理论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为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添加了一个文化和符号学的维度，开创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把人类的多数带入消费社会。消费社会与以往社会的不同特点就是在传统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外，集中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消费是符号行为，比如一个人不会只为了保暖而购买皮尔·卡丹。购买皮尔·卡丹是通过这个品牌的价值寻求一种身份归属感和认同感。虽然商品的符号价值一直存在，但是只是到了当代消费社会中，这种符号价值才被全面开发和无限放大，以此来建构商品差异性并制造需求，在消费者群体中培育和诱导一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消费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单纯的使用、被使用的关系，而是增加了情感的、信任的、文化认同的多重内涵。商品的这种符号价值及其文化功能，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传统经济学家没有充分认识到的。

黄湘：这种类似于宗教迷狂和艺术追星的消费痴迷，是否意味着“人的异化”?

叶舒宪：确实异化。但社会不可能走回头路，异化是必然的。不能像有些学院派的文化批评理论那样，一说起“异化”就批判，而是应该正面引导，争取少一些异化，多一些价值和创造。我不是否定文化批评理论，我认为它对异化的批判非常有价值。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文化批评理论的先驱者们，如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二十世纪前期物质经济主導的时代，当时尚未出现全球性的资源危机、环境危机。今天再胶柱鼓瑟地重复他们的批判未免食古不化。事实上符号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节能环保，商品价值的提升主要在于开发它所包含的文化附加值，而不在于所消耗的自然资源或者劳动力的价值。人不可能回到清心寡欲的原始社会，但符号经济对人的物欲起到了升华作用，使之不再像工业社会物质经济那样，单纯依赖和助长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欲望。这对人类社会来说不失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

黄湘：提倡“文化资本”和“符号经济”，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叶舒宪：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翻译过一本书，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时的知识、财富和暴力》。这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转移别国经济学”——这个译名一听就是从英语硬译过来的，不过还能听懂，意思就是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往其他国家转移。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瞄准的是谁啊?是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当时是接第一世界的棒，把第一世界急于甩掉的高耗能、高污染、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接过来。但亚洲四小龙转得快，很快就把棒传到了中国手里。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棒在手里，不能随便扔，扔了会有一大批老百姓的吃饭就业都成问题；但是再想找个接棒的下家已经很难了。可是棒在手里也是一个烫山芋。现在国内高层和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面对产能过剩。为什么会产能过剩?是以我们贫乏的人均资源指标去盲目争当“世界加工厂”的必然恶果。电视机电冰箱手机等流水线引进了一条又一条，结果只能是大打价格战，中国厂家商家彼此杀得你死我活，利润蛋糕的大块份额却让掌握核心技术的外国人拿走了。这个烫山芋对传统文化造成的戕害(空前规模的土地开发和环境破坏)就更不用说了，真是杀鸡取卵啊。如果我们能早一些把目光放长远，站在符号经济的立场，我们的天空会蓝得多，国民会健康得多，本土文化风貌也会保留得好一些，甚至不会有能耗指标无法完成的忧虑。上世纪八十年代托夫勒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当时我任教的大学还集体组织学习过他的《第三次浪潮》。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他就不受重视了，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政府决策部门，好像都没把他的《力量转移》当回事。托夫勒也许并非职业经济学家，但他对国际大势高瞻远瞩，条分缕析，不为专业知识所局限。反观国内的主流经济学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注意他提出的那些问题。在托夫勒的《力量转移》问世十年以后，有一本更具理论体系性的专著《帝国》横空出世，风靡全球知识界。《帝国》的两位作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明确指出，二十世纪搞文化的人可以不懂经济，搞经济的人可以不懂文化，但二十一世纪必须既懂经济，又懂文化，才能引领潮流。

黄湘：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当今中国，如果要在符号经济方面奋起直追，应该从何处着手?

叶舒宪：第一步当然是学习，学习国外发展符号经济的成功案例，看看人家是怎样成功地把文化力量变成市场占有率、变成经济效益的。2003年出版的一本译著，题目是《很久很久以前：以神话原型打造深植人心的品牌》，两位作者是研究神话原型的美国学者，他们在书里披露了一大批世界知名品牌和神话原型之间的关系。比如我们熟知的“耐克”品牌，英文名字Nike,是希腊神话里的胜利女神，常常站在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的手上。再比如好莱坞电影十有八九都借助神话的力量。以《星球大战》为例，导演卢卡斯在创作之前仔细研读了神话学家坎贝尔的名著《千面英雄》，并且曾上门请教。这部电影表面上讲的是外星人的战斗，实际上是用古老的神话模式重新演绎人类的命运。据我所知，在发达国家，人文知识分子和经济界的联系相当紧密。像神话学在国内是冷门的学问，在英美等国的应用性却很强，厂家和学者频繁合作，把专业知识用于品牌设计和市场研发。事实上我们拥有极其丰富的神话资源，创造的经济效益却少得可怜。如今年轻人要过外国的情人节而不是传统的“七夕”。再比如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大导演拍的大片，在开掘利用本土文化资源方面也是乏善可陈，只能围绕着制片商的巨额资金的指挥棒去拼凑故事。要是他们能像卢卡斯那样多充实一下自己作品的知识含量，情况会改观。

黄湘：您觉得把本土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的关键是什么?

叶舒宪：关键是文化情怀，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情怀。现在政府也在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可是没有文化情怀的“文化产业”只能是空洞的，没有附加值。其实不只是在“文化产业”里才有文化，在符号经济时代，所有的经济现象背后都存在符号性的文化因素。举一个例子，去年北京市出租车升级换代，根据行政命令，七万辆“夏利”车全部换成韩国的“现代”车。“现代”在北京设有分厂，因而此举可以为北京市上交一笔不菲的利税。但相关部门的决策者没有想到，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际，全世界来北京旅游观光的外国人一出机场看到都是清一色韩国品牌的出租车，会做何感想?要知道在德国，一出机场，所有的出租车都是清一色的奔驰，这不仅是产品，也是文化符号啊!我们的决策者却只看到了局部市场利益，把展示民族品牌以及中国文化的最好机会拱手送人。

黄湘：说到“文化情怀”，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战略 篇7

随着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调整, 在全球范围内, 高耗能高污染的工业经济比重逐步降低, 文化经济开始占据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文化经济是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 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 文化资源成为生产要素和经济资源, 文化在经济发展中起导向作用, 并成为经济发展强大精神力量的新型经济[1]。

在文化经济的浪潮中, 文化产业将文化的经济功能充分发挥, 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产业界的热捧。但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 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即文化资源的富足程度与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并非成正相关关系, 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文化资源大国多是文化产业小国, 文化产业大国却是文化资源小国。文化产业大国将文化资源大国的经典文化巧妙地生产包装营销, 取得经济上的巨大利润和意识形态上的广泛影响[2]。以动画作品为例, 据统计, 美国动画片经改编其他国家的文化资源占其动漫市场成功产品的比例是49%, 本国文化资源只占6%。而拥有丰富文化资源的中国却面临着文化资源被多次改写与抢注的尴尬境地, 继《花木兰》之后, 《功夫熊猫》再次成为“美式中国文化”热卖的典型, 创下6.32亿美元的全球票房, 与此同时, 迪斯尼已经在花8000万巨资投拍《宝玉》, 梦工厂买下《白蛇传》的制作权, 美国文化再次挑战中国资源。《水浒传》、《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名著被日本游戏公司抢注为游戏商标。《西游记》则被多次改编成日本漫画, 除了《龙珠》和《最游记》, 又出现了完全颠覆原著的《Dear Monke y西游记》, 充满了流行的“萌”元素。更为过分的是, 日本成人动画公司甚至将《西游记》变为色情漫画, 除唐僧保留男性特征外, 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全变成穿爆乳装的女性!可见, 中国文化产业要从根本上发展, 除了提高保护意识, 还要有意识地对文化资源进行产业开发, 使其变为可带来经济利益的文化资本, 从根本上改变文化资源大国, 文化资本弱国的形象, 实现质的飞跃。

二、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

资源, 指人类生产与生活资料的来源[3], 除自然资源外, 资源还包括社会资源、人力资源与文化资源等形式。文化资源是一种特殊资源, 指人类在自身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包括文字、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信息、知识、戏曲等资源的总称[4]。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 但并未随时间的消逝而消亡, 随着时代的变迁, 文化资源沉淀成各国的宝贵财富, 在新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它既以一种可感的物质化、符号化的形式存在, 又以一种思想化、智力化、想象性的形式存在。

资本是指能够增值的价值, 即经济活动中表现为生产要素或经营投入的价值, 可以产品形态或货币形态存在[5], “文化资本”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他认为在社会空间的各个市场中竞争的资本可以划分为四种基本的类型:由生产的不同因素 (如土地、工厂、劳动、货币等) 、经济财产、各种收入及各种经济利益组成的经济资本;同经济资本一起, 构成一切社会区分化两大基本区分原则的文化资本;藉助于所占有的持续性社会关系网而把握的社会资源或财富的社会资本和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资本的积累策略等象征性现象的象征性资本[6]。

许多人将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混为一谈, 认为文化资源可直接转换为文化资本, 实际上, 文化资本只是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表现形式, 是具有增值可能性的那部分文化资源。文化资源要实现增值, 必须与其它资本形式相结合, 如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 包括经验性的文化技能和创新型的文化能力, 是文化创意产业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资本, 决定了文化产品的独创性, 是文化资源得以形成文化资本的主要途径。物质资本是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 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 它是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必要物质条件。加入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文化资源, 以文化产品的形式为载体, 为开发者带来丰厚的利润, 最终变为文化资本。

就文化资本而言, 又以三种形式存在:一是具体的形式, 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二是客观的形式, 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 (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 存在, 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 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三是体制的形式, 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在新型竞争优势模型中, 文化资本构成文化产业特殊的生产要素, 被作为竞争中的一种武器或某种利害关系而受到关注并被用来投资的, 而这些竞争在文化产品场域和社会阶级场域中一直持续不断[7]。

由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文化资源的无限扩展性, 世界经济的轨迹发生变化, 文化要素日益突出, 文化产业成为支柱性产业, 社会的发展要从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转向对文化资源的依赖, 而如何将文化资源转变成确实可以增值的文化资本, 是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三、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的途径

文化资源品种繁多, 在进行文化资本转换时, 难免会遇到诸多困难, 如何在庞杂的文化资源中找到开发的对象, 如何把握资本转换的核心, 如何将原有的资源转化成可供现代人接受的形式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把握不当, 不仅不会将文化资源转化成文化资本, 反而会影响到原有文化资源的认知度与美誉度,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一) 建立文化资源数据库

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 但“丰富”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这一概念下究竟有多少可以转换成资本的文化资源则未可知。旅游业的兴盛使各地对可度量的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统计、管理、发掘及保护工作做的较好, 对于不可度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统计及版权保护工作则存在明显不足。2004年, 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05年, 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这些无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注入了强心剂, 体现着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也都安排了专项经费, 建立了机构, 落实了人员, 为保护工作提供全方位保障。

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各地对非物质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意识增强, 2006年, 河南省进行了大型文化资源普查, 涉及中原民族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址等类, 包括文字史籍、实物图片、影像资料。江苏省开展“特色文化和民间艺术资料普查”。浙江省更是成立省、地 (市) 两级公共文化资源普查领导小组, 建立长效机制来推进这项工作。这种普查产生的成果, 必将为传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促进资源转化提供新的平台和有利条件。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范围较单独门类的资源普查大得多, 涉及到民族语言、民间文学、民间手工技艺、生产商贸习俗、消费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仰、民间知识、文学作品、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传统医药等, 难度很大, 如何确保这样的工作不流于形式, 真正形成切实可靠的文化资源数据库是一项长期工作。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申请保护的非物质遗产实际上具有巨大资本操作空间的资源, 如流传于百姓中的故事、传说往往成为文化产品的创作源泉, 要深入发掘整理。

文化资源数据库不仅仅是简单的统计, 要具备存贮、检索、应用、管理、发布技术和跨平台应用的功能, 有效、快速、充分的服务于资本转换。对于具体的历史人物, 应该配备人物造型等形象数据、人物个性分析等符号数据、受欢迎程度等消费数据, 数据的获取可以依靠当地的研究机构与高校的研究人员, 实现真正的产、学、研结合, 为企业带来切实利益, 而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政府行为。

(二) 把握文化资源的核心特质

在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换的过程中, 文化与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关键, 无论是“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还是“经济搭台, 文化唱戏”, 前提都是使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 实现文化产业的精神属性。但是, 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古老的文化资源不仅成为日韩争抢的对象, 也成为国内各地抢夺的蛋糕, 最终, 文化资源的精髓反被丢弃。比如近年火爆的文化旅游, 许多地方打着文化的旗号, 争源头、争归属, 却并未把主要精力放在对文化资源内涵的深层挖掘及其当代价值的思考上, 到了真正的开发建设阶段, 缺乏创意, 照猫画虎, 千篇一律, 只顾眼前利益, 不做长远规划, 致使美誉度越来越差, 几年之后游者廖廖, 千万投资打了水漂。甚至出现了“反文化”的资本运作, 不惜凭借腐朽、衰败的文化内容作噱头, 山东阳谷、临清、安徽黄山三地为争“西门庆故里”闹得不可开交, 湖北巴东打着传统文化的名义开创裸体纤夫项目, 造成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

文化产业的特殊性, 最主要的表现是其产品的精神属性, 是人类的精神构成了产品的基本内核。而文化资源的特殊魅力, 也在于它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与充盈, 由于历史的传承, 传统文化资源中也有糟粕的内容, 作为文化生产者, 在将这些文化资源转换为文化资本的时候, 一定要把握“文化”这一核心特质, 认清辩明, 传播精华。无论是影视产品还是旅游产品, 都要注重其文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 不能只顾经济利益。毕竟, 文化产业教育教化、凝聚社会精神、培养国民素质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与经济功能并重的功能, 承担着艰巨的文化使命。

(三) 加入产业符号

文化产业竞争实际上是一场符号的战争, 在这场符号的战争中, 除了产业本身运营过程中所需的资金、政策、科技、人才因素外, 符号内容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在文化产业化时代, 内容生产的程序悄然改变, 对受众接受心理和消费心理、文化市场要素和时代审美规律的研究成为文化产业商业性研究的重要工作。在符号内容的生产中, 加入当代消费者喜爱、认可并可为作品带来经济效益的产业符号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传统文化资源中的许多故事情节因历史久远不能与当代接轨, 在这种情况下, 保留文化核心内容的同时, 加入一些观众喜爱的产业符号是提升作品时代感、增强经济效益的妙方。娱乐经济时代, 现代、轻松、搞笑、无厘头、视觉冲击力强等具有后现代气息的产业符号是大众文化消费的主流。

美国是制造娱乐产业符号的典型, 中国国宝大熊猫除了可爱稀有, 本不具备任何文化符号意义, 在对这一形象进行产业开发时, 梦工厂完全依照产业符号的特点生产制作, 每一个人物都具有典型的符号个性, 对应于现代人的生存现实, 几乎每个人都能在影片中找到符合自己特点的人物。顽皮、勤奋、勇敢的主角阿宝, 勤勤恳恳的鸭子父亲, 善良慈祥、思想深邃的乌龟大师, 加上时尚的功夫, 优美的水墨山水, 搞笑的对白、紧张的情节, 这些观众喜爱的产业符号使一只带着明显美国印记的中国熊猫在荧幕上活灵活现, 也使一部动画片创下6.32亿美元的全球票房。2011年, 《功夫熊猫2》还未上映, 观众已经充满期待。

但另一方面, 对于一些经典的传统文化资源, 但并不意味着改成现代风格才会受观众喜爱, 尤其是已有定型的名著, 遵循原著风貌、符合时代审美趣味才是最诱人的产业符号。2010版《红楼梦》在改编时, 加入了现代的化妆技巧、颇具古典感的昆曲造型以及富有磁性的男性旁白, 这本是符合观众现代审美观的制作, 然而遭遇观众白眼与谩骂, 甚至引发网友恶搞。这说明, “新”、“奇”、“特”, 甚至是编导自认为的“古典”、“精致”等产业符号并不一定是作品获得成功的关键。要在不改变作品整体风格的前提下, 加入一定的产业符号才能取得预计的效果。产业符号只能起到点缀作用, 无伤大雅又稍有情趣才会受到喜爱, 如果不调查观众喜好, 与原著形象相差太远, 再多的产业符号也只能是不伦不类, 引起隆隆“雷”声。

(四) 巧妙的资源置入

传统文化资源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 不一定是成型的文学艺术作品或人物形象。体现智慧与信仰的思想, 如儒家学说、老庄哲学;体现创造力的建筑, 如威严壮观的长城故宫;充满美感的艺术, 如绝妙的唐诗书法;体现民俗的美食服饰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 同时也是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 进行产业开发时, 可以巧妙组合, 共同展示, 将其统一在一部作品或一个主题之中, 凸显传统文化魅力, 使其在潜移默化之中发挥作用, 转换成文化资本, 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韩剧《大长今》自拍成后, 在韩国最高收视率直逼60%, 在香港以高于40点的收视率创下当年最高记录。在台湾、日本、马来西亚等地也屡创收视第一。湖南卫视2005年率先引进此剧, 首日即创下8.6%的平均收视率, 在上海、长沙等地区的收视率更是突破10个百分点, 在同时段位列全国收视第一位。这样的收视奇迹依靠的不仅是引人入胜的剧情, 俊男靓女的表演, 更是令人着迷的东方文化。《大长今》通体包裹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宫廷御膳, 汉字书法, 养生理念, 礼义道德, 成为国外文化作品以中国文化开拓中国市场的典型。除中国元素外, 韩国的饮食、服饰、旅游、医药、伦理文化随处可见, 一部普通的宫廷医女戏, 变成了中韩传统文化资源争奇斗艳的大舞台, 熟悉或不熟悉的观众被眼花缭乱的文化吸引, 就连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中产阶层都会在每周六的聚会中集体观看。除了400万美元的直接出口收入, 《大长今》带来的经济效益已无法统计, 在巧妙的置入与华美的包装下, 传统文化资源真正成为带来巨额利润的文化资本。

四、小结

在对文化产业生产机制与本质属性认识越来越深刻的学界与业界, 文化资本转换力成为讨论的焦点。在李思屈教授提出的3P型文化产业战略[8]中, 文化资本转换力与影响力和创意力一同构成新型文化产业衡量指标体系, 这一指数可用价值利用率 (包括文化资源贡献率、文化产业利用率) 、产业贡献率 (包括产业贡献率、就业贡献率、出口贡献率) 、品牌贡献率 (包括品牌价值率、品牌带动力) 来具体衡量, 文化资本再也不是虚幻的资本形式, 而有了可以计量的指标, 这无疑是对文化资本批评声音的最好回应。文化资本将带着特有的文化魅力, 带着传承文化资源, 创造经济价值的特殊使命, 在文化产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李思屈, 李涛.文化产业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48.[1]李思屈, 李涛.文化产业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48.

[2]李涛.美日百年动画形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233-234.[2]李涛.美日百年动画形象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8:233-234.

[3]赵林如.市场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547.[3]赵林如.市场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547.

[4]赵林如.市场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553.[4]赵林如.市场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553.

[5]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80.[5]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80.

[6]高定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149-151.[6]高定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4:149-151.

[7]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M]//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3-22.[7]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M]//全球化与文化资本.武锡申,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3-22.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8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人力资本概念真正确立源于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陷的发现。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将经济增长只归因于劳动、物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在柯布·道格拉斯集合生产函数分析模型 (Q=AKαLβ) 中, 资本K和劳动L仅仅是数量上的规定, 即它们是同质的, 可以相互替代。传统理论只重视劳动力的数量, 却忽视了劳动力质量因素。这种缺失导致新古典经济分析模型无法解释经济增长中的索罗余值和其他一些理论难题。舒尔茨正是在传统理论的窘迫中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 将经济增长的“余值”和新古典经济学所面理论难题归结为人力资本的贡献。人力资本为西方教育经济学的产生奠定了理论根基。人力资本也存在不足之处, 即它片面强调了人作为理性的人追求自身资源的积累作用, 却忽视了人的社会特性以及个体资源运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社会背景。针对这些缺陷,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人的社会属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1. 人力资本及其作用

舒尔茨认为, 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表现出来的能力。人的这些能力和素质的获得需要接受一些必要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等。贝克尔在其成名作《人力资本》中写道:通过增加人的资源影响未来货币与心理收入的活动, 被称为人力资本投资。投资包括正规学校教育、在职培训、医疗保健、迁移以及收集价格与收入信息等多种形式。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教育可以提高人口质量, 使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因素中, 人力资本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其他资本只有和人力资本配合才会发挥其效力。

人力资本, 即人的知识和技能, 它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扮演着重要角色。人的能力和素质决定了行动者适应社会发展的程度, 在社会竞争中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可动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人力资本可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非竞争性、难以模仿性、价值性、稀缺性等特点。异质性人力资本行动者在社会竞争中的差异化核心竞争力, 它最终形成持久、稳定的竞争优势。

2. 社会资本及其作用

社会资本就是“个人拥有的, 表现为社会结构资源的资本财产, 它由构成社会结构的要素组成, 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 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

人力资本关注人自身资源的开发, 强调个体素质的提高与经济水平的关系。与人力资本不同, 社会资本主要体现在相互信赖、互惠互利、社会合作等方面。社会资本常常被看作公共物品, 资源共同体中的成员都能享受到社会资本的效应。

社会资本有助于行动者利用社会结构中其他成员所拥有的稀缺资源。社会资本的高低决定了拥有这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义务、期望、互惠、信任与合作机制能够使社会结构间的信息和情感沟通, 降低了行动者与外界交往时的信息的不对称;正式和非正式规则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任何个体和组织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 而是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结点, 通过与之相关联的结点获得组织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在以儒家文化为底蕴形成的具有差序格局特征的中国社会结构中, 社会资本对于个体与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

3.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布迪厄指出, 文化资本是“指一种标志行动者的社会身份的, 被视为正统的文化趣味、消费方式、文化能力和教育资历等的价值形式”。文化资本主要存在于知识与文化生产的领域, 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是构成社会符号的基本条件。在功能上, 文化资本的主要效用在于给个体带来超常价值。它能为拥有文化资本的个人提供物质利益和符号利益等多方面的庇护。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 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第一种是身体化状态。例如, 长久地附着在个体思想和身体中的性情;第二种是客观化状态。当文化资本转化成文化商品时就属于这种状态, 例如, 电影、图书、器械等;第三种是制度化状态。当身体化文化资本以某种方式得到正式认可时就属于这种状态, 例如, 学位证书。布迪厄认为, 身体化文化资本是最重要的文化资本形式。因为其他文化资本形式都可以从身体化文化资本找到根源。因此, 身体化文化资本是最基本的状态。

身体化文化资本体现了个体价值信念、理想追求、精神气质。它是个体的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对国内外现当代优秀文化主动选择的客观结果。它是行动者获得全体人类文化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 也是身体化文化资本的基础和源泉。通过制度化文化资本, 个体拥有的文化资源存量能顺利地得到社会认可, 为其融入社会结构网络之中提供便利。

校长成长过程的资本构成及其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

1.校长人力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人力资本是指校长作为学校主要领导所拥有的经营管理知识、技能、能力和实践经验的总和。校长人力资本是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 即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形态的人力资本。校长在其成长过程中, 其人力资本是通过其接受的学校教育、管理专业实践 (如担任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务) 、学校管理培训 (如校长培训) 以及自我研修等途径积累的。

校长所具有的知识水平、工作能力以及其他各方面业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今后的发展潜力和发展方向。具有较高水平异质型人力资本水平的校长能够突破传统并创新学校发展模式, 避免学校陷入同质化境地, 使学校始终拥有非均衡优势, 从而有效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优秀的校长还能根据自身拥有的科学管理知识和技能优化学校内部结构, 实施卓越管理, 协调学校内部各种力量, 从宏观上谋划学校发展;优秀的校长依据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对各种外部的机会和风险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并迅速做出相应的决策, 以实现学校效益最大化。

2. 校长社会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社会资本是校长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通过社会联系获取社会资源并转化为学校利益和促进自身职业成熟的能力。以校长通过社会交往形成的信任、社会关系网络、社会威望、声誉等为表现形式, 并以校长所拥有的社会头衔为其社会关系特征。

学校组织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 它的发展必然离不开镶嵌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资源。普特南指出, “社会资本与学校运作方面也有紧密的联系”。“当教师、家长、校长之间具有一种高度信任的关系时, 将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发展。”校长利用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为学校拓展发展空间, 获取优质稀缺资源, 构建学校发展的资源共同体。学校作为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不仅校长的人力资本是异质型人力资本, 教职员工的人力资本也具有类似的特性。他们拥有的知识和能力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评估, 大量表现为非正式的默示或隐性知识, 只有通过长期互动合作, 才能相互理解与认同, 最终形成文化共同体。只有形成文化共同体, 才能具有文化冲突, 为凝聚学校各种力量, 共同致力于学校发展创造条件。因此, 校长不仅要具有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 高超的管理技能和远见卓识的前瞻意识, 更要善于谈判、交际和应酬。由是观之, 社会资本在校长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3. 校长文化资本及其作用

校长文化资本是指校长在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工作环境长期影响下形成的, 适应校长学校管理和学校经营活动的文化艺术修养、气质、风度、思想观念、行为方式, 以作品、文凭、学衔为其符号特征。校长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状态:身体化状态。这是校长最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形式, 具体表现为校长的价值观、人格特征、品德修养、文化艺术修养、气质、风度、行为方式、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管理理念、信念、自我发展和专业发展意识等;客观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校长的作品、占有的图书资料等;体制化状态具体表现为校长获得的各种资格证书、文凭、被授予的各种称号、名誉等。

文化资本视角下的满族音乐 篇9

民族音乐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 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所表现的内容, 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是一种音乐现象, 也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俗、语言、美学观点等状况。可以说, 在音乐‘小文化’中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的‘大文化’, 其价值是十分可贵的。采用这样的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传承, 其意义是很深远的。”将满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研究或许对其发展可以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文化资本属于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资本理论中的一部分, 本文采用其文化资本理论中的意义。布尔迪厄指出, 任何一个社会场域都有着隶属于自己的正统文化。它是区分场域内各行动者处于有利或不利地位的基本原则, 是一种分类标准。“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的有形及无形资产。“文化资本”不是一个实体性概念, 它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由于“文化资本”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功能性分析概念, 为了便于研究, 布迪厄将其划分成身体化形态、客观形态及制度形态三种基本形式。本文将满族音乐归为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指行动者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获得并成为精神与身体一部分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

满族音乐在学校中的传承与发展可以理解为满族音乐资本的再生产, 那么作为文化资本的满族音乐是如何进行再生产呢? 简单的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表达。一位教师通过教育这一行为将自己所掌握的满族音乐知识传授给了与他本人出身相近的学生们。学生们经过充分的吸收和消化之后掌握了这些知识 ( 完成了知识的身体化过程) 并成长为一名教师、律师、医生或企业管理人员, 等等。此后, 他们又将这些学来的知识灵活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去, 并将这些经过改造的知识再传授给自己的学生、晚辈或下级。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 可以将资本不断地生产下去, 这个过程恰恰就是对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从这点来说, 文化资本的传承需要时间, 转换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影响。时机不同, 传承条件自然不同。而且学生们还必须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转换成一种适合于自己的知识并灵活地运用于工作中。在某一特定时期内, 伴随着某种变换的生产行为就是人类的实践。

那么, 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视角来看, 学校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某一部分来说, 老师的教学成为再生产的起点。可以说, 学校教育对于文化资本的再生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往往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 如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等的支持。在当今的社会大环境下, 对于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比较看中, 所以类似于满族音乐这样的文化资本往往得不到重视。比如, 学校对于音乐教育和其他学科教育投入往往是不一样的, 相对来说音乐教育投入的较少, 表现在基础设施以及教师队伍方面。那么, 可想而知, 满族音乐的重视程度必然较低。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选择也会影响到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再生产。在上文中, 笔者提到从历史角度来说, 满族音乐不是每个人都会习得的。在当今社会也是这样, 学生学习知识的目的多为改善现有的生活, 家长往往对于孩子是否可以考上大学比较重视, 所以对孩子的文化成绩尤为重要。而满族音乐的学习, 能够改变学生生活的几率较低。而往往去学习满族音乐的学生也是因为家庭较为富裕, 可以提供给孩子相应的经济支持的。综合两方面来说, 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在当今的社会确实遇到了一定的瓶颈。如何在现有的环境下可以使得满族音乐可以更好地发展和传承, 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1. 与社会资本转换, 扩大社会影响

满族音乐作为音乐分支中较为稀有的音乐, 可以利用其音乐本身的特殊性扩大其影响。选取具有代表性的音乐结合满族人民的特点, 编排一些节目在电视台演出。也可以将音乐与旅游相结合, 以满族音乐为主题, 宣传东北旅游。这些都是满族音乐作为一种文化资本与相应的社会资本相结合的一种方式。当然, 这种方式还是需要相应的支持。作为满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主阵地, 可以将高考的有关系考试科目与满族音乐相结合, 这样从制度上起到促进作用。

2. 与经济资本转换, 提供传承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资本的传承,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资本的支持, 满族音乐也不例外。学校可以加大对音乐教育的投资, 开设与满族音乐相关的音乐课程, 让更多的学生可以接触到满族音乐。加到师资力量的投入, 提高满族音乐老师的知识层次与教学能力。

3. 与其他文化资本结合, 共同发展

学校教学中除了音乐教学还有其他的教学内容, 将满族音乐教学融入到其他的教学中, 也是满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综上所述, 许多学者对于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笔者以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视角对满族音乐的再生产进行了一次尝试分析, 从这个视角来看, 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在当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笔者认为, 作为满族人民的劳动体现, 满族音乐将会在将来有一个新的发展。

摘要：音乐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音乐的传承也是人类文化的延续。学校音乐教育让学生赏析音乐, 学习音乐知识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让音乐传承下来。满族音乐作为音乐的分支具有音乐的通性, 但是也有其独特性。满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 在我国的音乐体系中有重要的意义, 而学校对满族音乐的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满族音乐,文化资本,传承发展

参考文献

[1]冯光钰.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学校音乐教育[J].中国音乐, 2003, (1) .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1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养生、文化休闲、回归自然等等情愫, 那么, 作为以旅游产业为龙头发展的住所——酒店, 也需要从“文化体验”的角度进行各方面自我的提升。

作为南京酒店业的龙头企业——紫金山庄, 也需要找到既能够符合所属定位的“文化资本 (1) ”, 又需要在此基础上去探索发现、并发扬属于自我印记的鲜明定位形象, 才能够有着更加长足的发展。

(一) 究竟什么样的文化空间是体验式的

它不应该是一句空话, 也不仅仅是将体验的触点列举出来就作罢, 它应该是从文化的底蕴以及文化环境的实际构建上来进行体验环境的营造。

“空间是社会的表现 (2) ”, 不能因为“空间是结晶化的时间 (3) ”而止于步, 更应该看到“空间实践”的力量, 将“体验”真正地融入到文化属性中, 才能够将文化资本实际的运作起来。因为这些原因, 所以, 首先要对体验式的酒店住宿旅游经济注入文化属性, 进而进行提升。

从旅游体验的动机出发, 思考如何将文化属性融入到酒店住宿旅游体验中, 进而成就专属于其的文化资本。

(二) 文化体验理论模型 (4)

旅游体验 (E) 划分为追求物质体验型 (P) 、追求社会体验型 (S) 、追求精神体验型 (M) , 但是在实际的文化体验中, 其动机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 所以综合其旅游动机, 会衍生出七种不同的动机倾向。

其中:E:experience体验;P:physical type追求物质体验型;M:mental type追求精神体验型;S:social type追求社会体验型;PM:追求物质与精神的交融型;PS:追求物质与社会体验的交融型;SM:追求社会与精神体验的交融型;PSM:追求物质、社会与精神体验的交融型。

(三) 文化体验理论模型建立

1. 现有紫金山庄文化体验模型

E:住宿体验。

P:住宿所带来的感官享受, 以及住宿能够给身体带来的休憩功效等形式。

M:情感体验, 生活方式的追求 (不管是商务的还是休闲的) , 或标榜自我品位的一种调性, 有别于粗糙生活的一种精神参与的行为 (在路上的一种必须体验) ……

S:为了融入一种社会关系中的团队行为, 住宿是一种参与的必须存在方式 (商务生活所需) ……

PM:住宿所带来的身体愉悦。

PS:既是一种团队的集体情感交流的场所或个人休闲情感所需的场所 (商务活动或个人休闲) , 又体验到住宿所带来的愉悦。

SM:既是一种团队的情感交流场所或个人休闲情感所需的场所, 在促进了彼此间的情感之外, 还深度体验了南京城郊的自然风光和紫金山的山水文化。

PSM:既是一种基本的行为需求, 又与自我的生活方式需求相吻合, 又让身心得到了愉悦。

当前到达紫金山庄来体验住宿和休闲的群体, 多以PSM占主体——体验山水林园的综合型酒店文化、优化自我的生活方式、身心愉悦。

对于住宿及其他酒店需求体验之外, 如何真正再融入“酒店基本要素”之外的山水文化, 更加深入人心的文化情感体验, 需要挖掘紫金山庄到底有哪些“文化元素”可以转化为“文化资本”。

2. 紫金山庄应有旅游文化体验模型

根据上文的分析, 紫金山庄应有的旅游文化体验模型, 必须是在自然风光的基础之上, 再涵盖了休闲文化、度假文化、养生文化、历史文化、金陵文化、交流文化等, 是有着“粘滞性”特色的综合型酒店, 而非仅仅停留在“住宿”或“住宿边缘的其他休闲”酒店。

“粘滞性”酒店的构成是复合的, 但必须有着一个核心的主题, 紫金山庄目前的体验形态, 是以商务酒店为核心, 但缺乏文化的注入或者说是文化概念的强化, 所以需要从休闲、度假、养生、历史文化、金陵文化底蕴、特色交流以及独特的自然风光七大方面进行紫金山庄文化体验模型的建立。

二、南京东郊的“文化体验”要素整合

(一) 紫金山——稀有的自然文化属性

从古至今, 山水城林一直是人们对居住生活的最终追求。身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文化底蕴深厚。紫金山, 更是金陵山水文化的象征, 是南京、甚至江南地区稀有的自然资源。

金陵水的诗句有:谢朓的《入朝曲》“江南佳丽地, 金陵帝王州”;金銮的《北南吕·梁州第七》“我则见钟陵山千重翠霭, 石头城万点苍烟。更和那清溪一带明如练”。将金陵文化中的“山水”文化转化为紫金山庄的文化资本, 发挥紫金山庄的地理文化属性是可行模式。

(二) “名仕”——不应被南京遗忘的文化历史资源

挖掘紫金山庄具有的名仕文化, 传达紫金山庄的底蕴文化气质, 注入六朝时期的名仕交流文化, 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金陵八友”、以昭明太子为首的南朝梁文化仕人集团等休闲、集会方式。

挖掘属于金陵气质的“名仕间”文化, 构建不应被遗忘的金陵休闲文化感知体验地。

(三) “智仁”——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何必丝与竹, 山水有清音”, 历代仁人志士寄情山林, 吟诗作对, 抒发“气吞山河”之气象。南京东郊的山与水, 不管是仁者还是智者都能够在此找到寄情的归宿, 紫金山庄需要在此基础上加大整合文化资源, 从而真正地将仁者与智者吸引前来。

(四) “静修”——呼吸之间, 吸纳养生

随着社会休闲方式的发展, 人们开始向往“有机”生活、自然生活、休闲恬淡的生活方式, 南京东郊, 本身就具备“有机”休闲方式的基础条件, 将“有机”休闲方式融入到酒店度假休闲文化元素中, 并融合禅学、国学、江南生活方式等内容, 于呼吸之间, 吸纳养生。

三、紫金山庄“文化体验”挖掘

(一) 体验文化的核心内涵——金陵山水, 紫金山庄

历史长河中, 江东士族倾情山水, 在寄情山水中其智慧大放异彩。如江东土著大族有吴郡陆氏、吴郡顾氏、吴郡张氏, 由北而南迁的侨寓世家大族, 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金陵文化积淀深厚, 紫金山庄应该把握具有金陵气质的“智慧印象”, 集金陵文化之大成。

(二) 紫金山庄“文化体验”的基本要素及内容

1.“山水”

金陵山水缤纷多彩, 历代人文荟萃。自然与人文的两大结合, 孕育出丰富多彩的金陵山水文化。紫金山庄作为南京东郊的度假综合型酒店, 既有金陵的名山, 又蕴含金陵的水, 沉积着深厚的金陵文化, 山水中蕴涵着璀璨的文化现象。

2.“闲淡”

紫金山庄, 其秀美幽静的山水本身就烘托一个闲适的空间。得天独厚的山水蕴含深厚的“闲”文化气质。“闲”文化历史悠久, 但是在当代却是奢侈文化, 强调紫金山庄的“闲淡”文化, 是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白领阶层和学者菁英所准备的、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

3.“时尚”

城郊山水向来为尚贤志士心灵世界的寄托之处, 紫金山庄应发扬其自身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吸引“尚者”群体。

而紫金山庄“时尚”更多体现在酒店内部产品细节上, 如酒店的空间设置、餐饮产品类型、活动的开展等。

4.“仕界”

结合人文、历史、自然资源, 汇聚天下学仕, 能够为各界学仕提供一个可以开展论坛、会议、学术交流、展览、学术成果展示的舞台。

古有兰亭相会, 今有紫金“仕集”。

5.“大隐”

金陵的“隐”文化历史悠久, 曾在六朝时期, 江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 北方人民的大批南迁更是带动了南方地区的开发, 庄园经济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具备良好文化修养的士人家族择居于庄园秀丽的山水间, 不仅坐拥良田, 还拥有风景优美的景致。在这种情况下, 不仅产生出了独特的玄学思想、隐逸文化和山水文化, 养生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六朝的隐士文化闻名天下, 竹林七贤的隐居山林的意念思想, 陶渊明的隐居田园的身体力行, 都可从中窥见金陵的隐士之风。

诠释六朝隐士文化, 构建精神养生胜地, 是紫金山庄所能够把握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张鸿雁.城市文化资本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4 (第二版) .

[2]刘易斯·芒福德, 宋俊峻等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出版社, 1989, 74.

文化联姻资本 篇11

11月份，A股市场可谓是哀鸿遍野，而文化传媒板块股票却走出一波独立行情，不时有个股涨停。其中最大的利好，莫过于前段时间中央出台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政策。

“在文化体制改革喊了多年之后，这一次，或许真的会迎来春天。我们已经把这些政策材料放在了案头，得好好研究了。”某文化产业基金投资总监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文化产业成为圈内很时髦的概念，今后五年将是掘金文化产业的黄金时机，这已成为圈内的共识。”

文化产业基金疾进

文化资本的角色曾经被长期忽略。

而近几年，随着创业板的推出，PE热潮也一浪高过一浪。全国范围来看，多支文化产业基金伺机而动，这其中不乏“国家队”的身影。

2011年7月6日，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的我国首支国家级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式成立。财政部、中银国际、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有限公司是该基金的共同发起人。目前四家发起人已为首期60亿元项目注入40亿元，财政部作为注资引导者出资5亿元，中银国际出资20亿元，为最大出资人，后两者则分别出资5亿元、10亿元。

由中央财政注资引导并且以“国字号”冠名的，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还是第一家。该基金目标规模200亿元，主要投资新闻出版发行、广播电影电视、文化艺术、网络文化、文化休闲及其细分文化及相关行业等领域。

“财政部出资额多少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国家财政注资引导’，也是中央财政创新支持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一种新的尝试。”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诠释了该基金的职能和定位。

如果说“国家队”的出现让市场感到惊喜，那么，民间资本则是“先知先觉”，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文化产业基金开始涉足。比如达晨创投、湖南高新投等机构共同组建的湖南文化旅游基金、由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组建的江苏紫金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已经投资了多个项目。

据ChinaVenture投中集团统计，2011年至今，共有15只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成立，总募集规模381.5亿元，平均单笔基金规模达25.43亿元。在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下，文化产业中的影视音乐、动漫、传媒出版及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互联网领域在产业链中投资价值将得以体现。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文化产业企业融资规模在2007年后逐渐呈现下降趋势，2011年则在连续3年下跌后首次出现大幅反弹，今年以来融资规模达76 .21亿元，较2010年全年上涨幅度达500%；平均单笔融资规模较2010年增加28 .46亿元。

如果文化产业的发展能够得到地方的财税支持，可以加快其发展的步伐。一些省市也设立了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但是专项资金在性质和资金数量上都有局限性，难以起到对整个文化产业的全面催化效应。而运作更为市场化、资金规模更大的各种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

尽管文化产业基金已经形成初步规模，但是由于在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文化产业基金的投资领域、操作模式不明晰。而且，多数基金由政府主导，政府的角色定位将至关重要。

“政府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我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扮演好资金供给、政策支持、高效监管的角色，而基金的运作，则应该遵循市场化原则，政府不宜干预其具体运作。”上述文化产业基金投资总监认为。

淘金隐忧

没有人怀疑文化产业的市场。著名投资人熊晓鸽曾有一句调侃：“为什么在中国桑拿和按摩这么火？因为目前可供中国人选择的文化娱乐活动太少，中国人太需要消费自己的时间了，所以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巨大。”

财富的效应总是会被不断放大。随着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光线传媒等公司的上市，文化产业越来越受到资本的关注。几乎每天都有类似的资本神话在上演，就连有千年历史的少林寺也不时传出谋求上市的消息，引起一片哗然。

据相关资料显示，2010年，PE参与文化产业投资比重迅速提高，2010年共有21家文化企业实现上市，其中14家企业有PE的身影。

有业内人士指出，文化产业基金热，有着特殊的原因。文化企业所形成的产品和服务由于主要源于知识产权的创造创意，在现有的融资体系中，知识产权难以成为有效的通用质押物，因此文化企业往往缺乏有形资产的担保，需要第三方公司担保授信，实际上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由于主要融资渠道堵塞，上市融资难免成为“独木桥”，2010年~2011年间的文化企业境内外上市热潮也就难免了。

文化产业基金疾进的同时，也在遭遇诸多尴尬。首先，在中国文化产业当中，什么内容能投，什么内容不能投，相关政策没有给出明晰的规定。

“虽然这几年成立了多只文化产业基金，很多基金就想投那种商业模式比较成熟，一两年就可以上市的企业，在目前这个阶段，这种项目很少，难免僧多粥少。不排除这些基金出现过剩的可能。”上述文化产业投资总监告诉记者，还有值得深思的现象是，在我国文化行业领军的大企业仍然缺乏，因为我国文化产业行业分割和地域分割的现象比较严重，这样就难以形成龙头企业。

另外，相比之下，业内人士认为，政策风险或许才是最大的风险。

2005年，湖南卫视“超女”风靡全国，也让更多的资本盯上了类似的文娱项目，各种选秀节目纷纷上马。就在很多投资商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传闻已久的“限娱令”也于前段时间正式下发给各卫视。婚恋等七类节目被限制，时间段也被调整。一些投资商不得不“曲线救国”，紧急调整投资方向。

“‘限娱令’的出台，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但这也正是我们所担心的，政策的调整对我们的影响很大，而文化产业应该多向民间资本开放。”相关业内人士透露了自己的担心。

具体化的文化资本 篇12

1 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与“硬译”

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对鲁迅先生“硬译”的形塑具有促进作用。“文化资本在其基本的状态中是与身体相联系的, 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 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3] (1997:194) 按照上述定义, 考察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对鲁迅“硬译”观的形塑和生成, 需考察文化资本在其实体化的过程。

从第一点时间投资性和社会建构性上看, 鲁迅必须“忍受某种匮乏, 需要克制自己, 需要某种牺牲”[3] (1997:195) 以实现文化资本的具体化。这里着重考察鲁迅先生受过的教育、他人对鲁迅先生“硬译”方法的评述等经历。正是这些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使鲁迅先生对国人发出“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叹息, 不得不“硬造”, 学习国外优秀文化。鲁迅六岁开蒙读书, 后来进入著名私塾-三味书屋, 十多岁从家庭殷实, 呼风唤雨的状态跌至家庭窘迫, 寄人篱下的深渊。期间读的“《蜀碧》和《立斋闲录》一类的‘野史’”[, 4]让他感受到世态炎凉, 现实的残酷无情, 为他尖锐深刻的笔锋埋下伏笔。十八岁入江南水师学堂, 多半将时间花在看西洋理论和小说上。1902年东渡日本学医, 期间经受日本人对国人的蔑视, 而中国留学生却乖行麻木, 毫无救国抱负, 更是激起鲁迅唤起国人革命性, 寻找救国道路。二十六岁回国之后, 热衷读林纾、梁启超和严复的译书, 尤其是《天演论》进化启蒙思想激励他直击现实, 重新奋起反抗旧制度。三年后再次回到东京, 写文章, 宣传理论, 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人之历史》, 是宣传进化论, 《摩罗诗力说》, 是崇扬文学中的"斯巴达之魂", 《文化偏至论》, 是鼓吹改造人心, 再造精神。”[4]整个过程, 鲁迅忍受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匮乏, 必须克制自己对经济资本的操纵, 一方面努力通过学校教育和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来积累个人的文化资本, 在旧官僚统治的文学场域中, 试图颠覆支配者的合法性、权威性与旧式学校教育和社会制度共谋的“误识”作斗争。鲁迅的在文化资本实体化过程中折射出“我希望跳出古老的生活方式, 而又对这种生活方式充满强烈的印象和痛苦”[5], 正是这一持久性情, 使得鲁迅争取更多文化资本的占有, 推翻已接受的封建权力支配关系, 这种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促进了“硬译”形塑并作为其争夺文化资本的方式之一, 目的是汲取新式语言的符号资本与已认可的社会权力关系抗衡。

从第二点“具体化的文化资本是转化为个人的组成部分的外部财富, 是换成习性的外部财富”[3] (1997:195) 来看, 对鲁迅先生的“硬译”学术界讨论激烈, 正面负面声音不绝于耳。梁实秋在1929年9月10日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中就批判“他的译却离“死译”不远了。”[6]并列举《卢那卡尔斯基:艺术论》和《卢那卡尔斯基:文艺与批评》三则实例来说明译文“文字的艰深”[6]。赵景深主张“宁错而务顺, 毋拗而仅信”[7]20世纪80年代批评鲁迅“硬译”观的有国外鲁迅研究者李欧梵。批评者声言“他的这种译风让消费者觉得失望, 疏远了他的读者。”[8]虽然鲁迅的“硬译”遭受不少人反对, 尤其是要求保留文言句法的封建士大夫的反对, 但也不乏为“硬译”鸣冤的学者如艾思奇强调“鲁迅先生的直译虽然采取很硬性的方法, 但不是前面所说的那种死译。”[8]瞿秋白就极力鼓励鲁迅采用“硬译”法介绍欧化语言, 丰富大众的日常用语。斯诺说:“鲁迅保持了他所处环境的鲜明特性。”[9]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驳斥梁氏文章:“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 即也须新造-说的坏点, 就是硬造。”“这样译来, 较之化为几句, 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语气。”[10]鲁迅先生站在无产阶级为人民解放事业斗争的立场上, 争夺与旧阶级争夺文化资本。无产阶级政权需要通过“硬译”, 创造和吸收属于人民的语言, 绝对的白话。这些针锋相对, 激烈的唇枪舌战, 加上时代的要求促使鲁迅坚持改变旧式语言的不足, 采用“硬译”的习性, 更加清楚地阐释”硬译”的概念, 使之更系统化、条理化。

1) “硬译”与“死译”有区别, 并不是故意的“曲译”

2) “硬译” (主要指翻译科学的文艺论及其他革命理论著作) 自有需要它的读者对象, 它在他们之间生存

3) “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 却往往给以不舒服, 因为思想对立的人觉得“气闷、憎恶、愤恨”, 是当然的, 至于那些对理论知之不多的“批评家”, 本是应该有“不贪‘爽快’, 俯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4) “硬译”不仅为了“不失原来的精悍的语气”, 同时也可以“逐渐添加了新句法”, 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同化”而“成为己有”

5) “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 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 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 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他强调的“硬译”, 主要是针对理论书和研究者的。[11] (1996:294)

对“硬译”的评论促使鲁迅先生清楚地阐释“硬译”, 评论和“硬译”观的清晰表述既成为鲁迅的外部财富, 又构成无产阶级的文化资本。有利于争取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并转换为习性的外部财富。鲁迅先生“硬译”的成分主要体现在翻译俄国马列著作上面。[8]他对误读“硬译”的观点进行反驳, 一针见血, 深深烙印反抗、斗争的性情倾向, 转换为他习性的外部财富。鲁迅“硬译”主张, 就是在为无产阶级争取文化资本后, 争取资本象征性功效的传承。

2 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与“硬译”

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对鲁迅的“硬译”有促进作用, 同时“硬译”也对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也具有推动作用。布尔迪厄指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呈现物质性可以传递, 而物质性的一面又可以象征性的呈现出来。生产手段的占有者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去显现具体化的资本。”[3] (1997:198-199) (间接引用) 报刊、杂志等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有很多, 较为著名的当属《新青年》。从权力场域中看, 五四时期, 新青年杂志是革命阶级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 它极力倡导白话文, 传递文化资本, 争夺正统地位。“传播方式的改变和传播内容的改变是一体的, 它们之间无所谓先后的问题, 而是在不同层面上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在《新青年》上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是鲁迅。他在《渡河与引路》中说:我的意见, 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 改良思想, 是第一事。”[121

《新青年》是共产党的文化阵地, 传播革命进步思想, 促进了鲁迅“硬译”的形塑。而鲁迅在名刊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成为了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的一部分, 积累了个人的文化资本, 促进“硬译”作为个人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布尔迪厄谈到场域转变的原动力时指出:“一个场域关系中, 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 赋予了生产和再生产的权力, 并赋予了该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利润的权力。”[13] (1998:139) (间接引用) 新的革命阶级要对抗文言在整个社会场域中的稳固性, 就必须吸纳新式语言-白话文, 与文言文化资本的占有者展开竞争, 角逐。无产阶级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同志把“这样的直译, 应当是中国人口头上可以讲得出来的白话来写”[7] (2009:340) 无产阶级把客观形态文化资本作为斗争武器, 以争取文化资本的支配, 并以其合法的所有权的形式传递。瞿秋白与鲁迅的通信内容, 既为鲁迅“硬译”的再生产积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也把具体化的资本以客观形态表现出来。“欧美各国人士中最早着手研究鲁迅的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教授西洋文学和哲学的巴特勒 (R.M.Barlett) 。1927年10月他的“新中国的思想界领袖鲁迅”一文在美国的当代历史第10期上发表”[5]。文学场域中, 国外鲁迅研究团结了广大外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工作者共同致力于文学的译介情况, 积累了鲁迅国外文化资本的象征性效力, 提高“硬译”的认可度, 尤其是异质语言的文化资本的传承。可见当“硬译”的内容成为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时, 对快速争取资本之间的转换, 加快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的形成有积极作用。

3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与“硬译”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与“硬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文化传承方面。文化资本并非在场域中形塑起来就封闭了, 在鲁迅积累文化资本的同时, 也强调翻译过程中的生成性。如:在《非有复译不可》中谈到“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 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7] (2009:370) 强调文化资本的动态性和传递。通过“硬译”生成的新词、新句法、新表现法是体制形态文化资本的一部分, 丰富并促进体制形态文化资本的发展。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是一种被区别对待的客观化形式, 与自学者学习不同,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是独立于证书持有者, 有法律保障的资历认证。它是对证书持有者文化能力, 社会价值的法定认证。 (我的翻译) [14] (1986:51) 鲁迅“硬译”过来的新语言通过学校教育, 授予证书的形式认可并传承。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在劳动力市场流通转化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这些资本相互转换, 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以这种转换为动力, 通过学校教育, 以学位制度化的形式或进一步扩大的形式进行文化资本自身再生产。通过作用于社会群体, 塑造社会习性机制。家庭和学校在传递文化资本过程中起着正面或负面的作用。虽然文化资本的获得和传承程度因个体而异, 但从宏观上看鲁迅“硬译”的新词汇、新句法的确有传承下来的如:“菜单、赌具、服装”[7] (2009:371) “‘罢工’二字输入时, 的确‘不顺’, 但不久便成为‘顺’, 然佶屈聱牙的不顺毕竟‘被淘汰, 被踢开’, 而代以‘扬弃’了[7]” (2009::381) 这些已经是现代规范化的词汇了。这些词收录到字典、教科书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隐性、或显性地将价值规范传递给个体, 传承这些文化资本。例如《普通话训练与测试》中标明“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使推广普通话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16] (2010:1) 国家通过颁发等级证书提供价值规范原则, 用教育推广价值规范, 使之内化为个体习性, 传承这些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转换无疑是以最隐秘的形式出现”[15] (2005:133) 这种隐秘性体现在“学校教育为社会分工提供了正当性”[15] (2005:186) 一方面, 鲁迅出国留学获得的学历, 习得的西洋文化, 传播欧式语言, 为“硬造”提供了合法性, 使文化资本的转换有了保障。另一方面, “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 一经习用, 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10]我们现在所用的许多字词句法在当时是“硬造”, 而现在看来是再熟悉不过了的用法, 这“一经习用”也得益于“硬造”。其生成的一些字、词、句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得以规范化。鲁迅“硬译”中介绍的新式语言是规范的白话文来源之一, 提倡“硬译”推动了教育制度中白话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鲁迅先生“硬造”的字词在社会化建构过程, 已作为文化资本传承下来了。

4 结束语

本文从文化资本的三种形式分析了鲁迅“硬译”。对鲁迅“硬译”形塑的原因以及文化资本的生成做了解释并从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谈文化的传承。“Bourdieu把资本分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及符号资本。”[17]在整个翻译场域中, 是各种权力关系的斗争, 不同的资本占有者的角逐, 最终的胜利取决于资本的占有。而本文只涉及文化资本这一个角度, 显然在从整个社会维度分析时, 还不够全面, 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也对鲁迅的惯习和资本的占有产生重要影响。

摘要：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有三种存在形式: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该文主要运用前两种形式的文化资本对鲁迅“硬译”的形塑以及“硬译”对文化资本的生成做出解释。“硬译”与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