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因子

抑制因子（精选8篇）

抑制因子 篇1

冠心病可分型为无症状性心肌缺血;心绞痛,稳定型心绞痛(SAP);不稳定性心绞痛(UAP);心肌梗死(AMI)缺血性心肌病,猝死。组织因子(TF)是脂质核心内促血栓形成最重要的活性因子之一,在外源性凝血途径中起着关键性作用,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TFPI)是该途径的生理性抑制物,本研究通过检测冠心病患者血浆TF、TFPI的水平,为进一步研究冠心病与凝血及抗凝血物质的关系及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病例选择2007年8月～2008年3月在花垣县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患者48例,均符合1979年WHO制定的冠心病诊断标准,其中AMI患者16例,男11例,女5例,年龄41～73岁,平均(59.2±6.2)岁。UAP16例,男12例,女4例,年龄45～71岁,平均(58.3±7.0)岁,SAP16例,男11例,女5例,年龄42～70岁平均(59.3±7.1)岁。另选正常健康(NC)组11例,男7例,女4例,年龄40～68岁,平均(57.3±8.3)岁。各组性别,年龄及合并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2 研究方法

所有入选者于治疗前留取外周静脉血2.7ml加3.8%枸橼酸钠0.3ml (血:抗凝剂=9:1),血标本经3000r/min离心15分钟后,留取上层血浆存于-70℃冰箱中备用。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血浆TF、TFPI,试剂盒购自北京尚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为美国RB公司产品。实验操作程序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血脂用美国SYNCHRONCX9全自动分析仪测定。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件两两比较采用SNK-q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AMI组、UAP组血浆TF活性及TFPI含量与NC组、SAP组比较显著升高(P<0.01);AMI组与UAP组比较血浆TF活性和TFPI含量显著升高(P<0.05),AMI组的TF比UAP组显著升高(P<0.05);TFPI含量AMI组与UAP组比较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SAP组血浆TF活性及TFPI含量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血脂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论

UAP、AMI是由于粥样斑块破裂而启动一系列事件并导致血栓形成。凝血过程的激活在血栓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TF是外源性凝血系统启动因子,它能与Ⅶ因子组成复合体,迅速活化凝血因子(FX)和凝血因子IX (FIX)启动凝血系统。在正常情况下,无论细胞或血管内膜几乎不存在组织因子促凝活性,但在感染、炎症及组织损伤时,血管内皮下细胞暴露并表达TF。现已证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含有大量的TF[1],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中巨噬细胞、平滑肌细胞、泡沫细胞均可大量表达TF。当粥样斑块发生破裂时脂质核心中所含的TF大量释放[2],另外巨噬细胞也分泌大量的TF,再加斑块破裂后斑块内的血栓形成物大量暴露于血管腔,引起血小板的附着,纤维蛋白的增加和血液凝固性增高导致血栓形成。本研究结果显示,AMI组血浆TF活性较其他3组明显升高,与文献报道一致[3],UAP组血浆TF活性明显高于SAP组和健康对照组CP<0.01),而SAP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TF活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UAP、AMI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其中含有的大量TF释放入血,后者引发凝血反应,促使血栓形成,阻塞血管而引起症状。同时提示AMI和UAP组具有共同的病理基础,不稳定斑块易于血栓形成与体内斑块中TF活性升高有关,且随着TF活性的升高,斑块高凝状态和致血栓形成状态更为严重,发生心肌梗塞危险性亦增加。因此,斑块中TF活性可以解释局部血栓形成的程度、随后的冠状动脉闭塞及临床症状,表明TF在UAP、AMI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研究报道TF升高可增加临床事件的危险,而且这种反应在临床事件发生后数周至数月仍可能存在[4]。因此临床上监测TF的变化对高危人群的识别有重要意义。

TFPI是一种单链糖蛋白,是体内极为重要的天然抗凝血物质,体内TFPI大部分结合于血管内皮细胞表面,当内皮受损时对TFPI的结合力降低,血浆中的TFPI就会升高。本研究发现AMI、UAP组血浆TFPI含量明显高于NS组和SAP组,与国外研究结果相似[5]。而在AMI组与UAP组及SAP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AMI、UAP患者通常存在血管内皮受损,这是血浆中TFPI水平升高的原因之一。其次,血浆中TFPI水平升高是AMI、UAP患者对TF增高代偿性反应。目前认为,TF/TFPI是一平衡系统,在此系统中TFPI和TF的阻断作用对维持机体正常功能起着积极作用。而UAP、AMI发作时,血浆TF升高幅度大于TFPI,TF/TFPI水平失衡,TFPI可能对于高浓度,高活性TF介导的凝血途径仍然阻断不足,这也许是UAP、AMI患者症状发作及血栓形成的原因之一[5]。正常血管内皮表达TFPI而不表达TF,进一步证实了内皮在生理状态时主要表现为抗凝功能,从而维持血流的顺畅。病理状态下内皮被激活,开始表达TF,同时TFPI的表达量也增加,反映了血管壁代偿性地增加抗凝能力以维持正常的内皮功能。本组研究亦发现AMI、UAP发病期间存在异常增高的TFPI浓度,进一步证实了AMI、UAP的发病与斑块不稳定及血栓形成有关,TFPI有可能是UAP、AMI内皮细胞损伤后凝血的标志之一。AMI、UAP患者发作期间机体处于高凝状态[6],与TFPI的启动密切相关。有报道心肌缺血发生后TFPI呈一持续分泌征象[7],且TFPI抑制血栓形成呈剂量依赖性,并可抑制血小板的激活,拮抗TF引起的血小板活化,这对抑制血栓的形成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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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rlini PA,Bauer KA,Oltrona L,et al.Persistent activation of coagulation mechanism in unstable angina and myocardial infarction[J].Circulation,1994;90( 1) 61 ～68

[3] 翟艳苓,秦明照,路亚枫,等.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组织因子活性和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的变化及临床意义[J].临床荟萃,2006;2l(9) :628～629

[4] Annex BH,Denning SM,Channon KM,et al.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tissus factor protein in directional atherectomy specimens from patients with stable and unstable coronary syndromes[J].Circulation,1995;91 (3) :619～622

[5] Kim HK Song KS,Park YS,et al.Changes of plasma tissue factor and tissue factor pathway inhibitor antigen levels and induction of tissue factor expression on the monocytes in coronary artery disease[J].Cardiology,2000; 93(1/2) :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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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因子 篇2

文/李家俊

艾滋病疫苗研制又传来新的好消息。据巴西“爱健康”网站报道，法国马赛蒂莫内医院研制出一种艾滋病治疗性疫苗，已在动物实验中取得成功，并将于近期对48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展开人体试验。

研究者莎贝尔·哈沃说，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他们已经研制出1000支疫苗。动物实验显示，该疫苗对抗艾滋病病毒安全有效。这一治疗性疫苗并非用来预防疾病，而是用于治疗已存在的艾滋病。其原理是攻击艾滋病病毒中的TAT蛋白，使TAT蛋白不能阻碍感染者的免疫系统杀死被感染的细胞。下一步的工作是对48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分组，每组注射不同剂量的疫苗，以确定这种疫苗的最有效剂量。这一阶段的试验将在一年后结束，预计第二阶段试验会有8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参加。

辣椒素能抑制肌肉萎缩

文/张斌

日本一个研究小组在动物实验中发现，辣椒中的主要成分辣椒素具有促进肌肉增长、抑制肌肉萎缩的作用。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研发治疗肌肉萎缩的药物。

辣椒素是辣椒的活性成分，曾有研究显示，辣椒素可消炎、止痛、治疗肌肉酸痛等，还有降血压和胆固醇的功效。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报道，日本国立精神神经医疗研究中心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一周时间里，每天给实验鼠注射一至两次辣椒素。和未注射辣椒素的实验鼠相比，前者的肌肉量增加约15%。在另一项对比实验中，研究人员以同样的频度给肌肉出现萎缩的实验鼠注射辣椒素，结果显示，其肌肉萎缩程度可降低约20%。

该中心基因疾病治疗研究部长武田伸一说，有必要确认使用辣椒素的安全性，希望在确认安全性后，借助辣椒素开发新的肌肉萎缩治疗药物。

美发现影响脂肪存储和代谢的因子

文/佟乐

在探求导致肥胖的生理因素的研究中，美国乔瑟琳糖尿病中心的科学家认定，作为细胞周期转录辅助调节因子的TRIP—Br2在脂肪存储和能量代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发现可能为开发新的肥胖治疗方式奠定基础。

为了阐明TRIP—Br2在脂肪存储和新陈代谢中发挥的生理影响，科学家对经基因处理过的、不会再产生TRIP—Br2的KO小鼠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显示，食用高脂食物的小鼠体重并未显著增加，基本与食用低脂食物的小鼠体重持平，这是因为产热的增加和耗氧量的提升，使KO小鼠消耗了更多的能量。此外，食用高脂食物的小鼠的葡萄糖耐受性及胰岛素敏感度都有所改善，甘油三酯也有所降低。

抑制因子 篇3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健康SD雄性大鼠46只(体质量280～300 g),清洁级,购自四川大学华西实验动物中心;Cetuximab(德国默克里昂制药公司);EGFR抗体(美国Santacruz);RT-PCR试剂盒(美国Santacruz)。

1.2 方法

1.2.1 分组

大鼠随机分为3组:CPC模型组(10只)、Cetuximab治疗组(30只)和假手术组(SO,6只)。治疗组分为3个亚组。

PARK[6]曾通过在大鼠胆管内留置异物的方法建立CPC模型,研究紫杉醇对CPC的抑制作用,本实验参照PARK等介绍的方法,复制动物模型。

Cetuximab给药组的3个亚组则在CPC模型组的基础上,以尼龙线为引导丝,插入20号静脉留置针进胆管,分别注入浓度为C 0.05%、C 0.10%和C0.20%溶液。SO组仅在开腹后关腹。

1.2.2 标本采集

术后1周,麻醉后,切取全部肝外胆管组织,将胆管分为两段,一段置于10%甲醛溶液中固定,常规行HE染色、PAS染色、Masson染色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另一段置于液氮中保存,行RT-PCR。

1.2.3 图像分析

美国Nikon&Spot图像采集系统采集图像,Image-proplus 4.5分析软件(美国Media Cybernetic公司)进行图像分析。按随机等距抽样原则选取测定视场,以积分光密度值(IOD)作为参数进行计算。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2.0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各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One-way ANOVA),两两比较用LSD-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大体病理观察

采集胆管标本时,观察各组大鼠的胆管大体病理特征并测量直径:(1)CPC模型组的胆管壁增厚,管壁僵硬,胆管明显增粗,胆管弹性降低,管腔内可见胆汁浑浊,部分管壁已有少量附壁胆管结石形成。(2)C 0.05%组胆管直径比CPC模型组细,管壁薄。(3)C0.10%组及C 0.20%组的胆管直径小于C 0.05%组,胆管壁增厚及炎症反应程度较C 0.05%组减轻,质地柔软,但与SO组仍有差异(见图1)。

2.2 HE染色观察

CPC模型组胆管壁增厚,黏膜上皮增生,呈绒毛样向管腔内突起,管壁纤维组织,管腔直径明显变小,黏膜下腺体呈分枝状增生,以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炎症细胞浸润增加。增生的胆管壁纤维组织包裹胆管壁腺体,黏液瘀滞,腺腔扩张。和CPC模型组相比,C 0.05%组胆管壁薄,纤维组织及黏膜下腺体少;C 0.10组%和C 0.20%组炎症改变轻于C 0.05%组,但仍未达到SO组水平(见图2)。

2.3 PAS染色观察

糖黏蛋白可表达于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细胞质及细胞膜。在PAS染色中黏液糖蛋白呈紫红色。CPC模型组的胆管黏膜上皮及管壁腺体PAS染色明显增强,表现为胆管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细胞质及细胞膜上阳性染色物质增多。C 0.05%组弱于CPC模型组;C 0.1%组和C 0.2%组弱于C 0.05%组,仍强于SO组(见图3)。

2.4 Masson染色观察

Masson染色下胶原纤维呈蓝色。CPC模型组胆管管壁及管周胶原纤维大量增生,增生的胶原纤维将黏膜下腺体包裹。C 0.05%组胶原纤维的密度和厚度较CPC模型组小;C 0.10%组和C 0.20%组较C0.05%组小,但两组间差别不明显,仍强于SO组(见图4)。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A:CPC模型组;B:C 0.05%组;C:C 0.10%组;D:C 0.20%组;E:SO组

2.5 EGFR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

EGFR阳性表达:细胞浆和细胞膜呈棕黄色,以细胞浆为主。CPC模型组可见大量的EGFR阳性表达于增生的胆管黏膜上皮及黏膜下腺体的细胞浆和细胞膜,以积分光密度值(IOD)作为参数来量化各组间的EGFR表达(见图5、6)。C 0.05%组弱于CPC模型组;C 0.10%组和C 0.20%组均较C 0.05%组弱,但两组间差异不明显,仍略强于SO组。

1)与CPC模型组比较,P<0.05;2)与C 0.05%组或SO组比较,P<0.05

2.6 EGFR的RT-PCR检测结果

CPC模型组EGFR m RNA成高表达状态,C0.05%组较CPC模型组表达稍减少(P<0.05),但仍明显高于C 0.10%组及C 0.20%组(P<0.05),C 0.10%组及C 0.20%组EGFR m RNA复制数量差别不大,但表达仍大于SO组(见图7、8)。

CPC模型组(n=10);C 0.05%组(n=10);C 0.10%组(n=10),C0.20%组(n=10);SO组(n=6)。EGFR m RNA检测

1)与CPC模型组比较,P<0.05;2)与C 0.05%组或SO组比较,P<0.05

3 讨论

肝内胆管结石病治疗后复发率相当高[10],其主要原因是肝内胆管结石同时合并炎症、狭窄[11,12]。有研究指出肝内胆管结石反复发作的病理基础是慢性增生性胆管炎(CPC)[13,14],CPC与胆道感染及肝内胆管结石之间存在恶性循环[8,9]。PARK等[3]通过动物实验探讨了紫三醇对慢性增生性胆管炎的抗增殖作用,效果明显,由于其细胞毒性大等副反应,应用受到限制。本研究选择的Cetuximab是人/鼠嵌合型抗人EGFR单克隆抗体[15,16,17],探讨这种以EGFR为靶点的药物能否用于治疗慢性增生性胆管炎,从而预防肝内胆管结石的复发。

本研究中,笔者通过胆道局部给药,探讨了Cetuximab对CPC中过度增殖的胆管黏膜上皮、胆管壁腺体、管壁胶原纤维及过度分泌的黏液糖蛋白是否具有抑制作用及其效果。实验结果显示,在CPC模型组,胆管炎症明显,胆管黏膜上皮、胆管壁腺体、管壁纤维结缔组织增生明显,黏液糖蛋白分泌增多,说明动物模型复制是成功的;治疗组大体标本显示,炎症减轻,胆管质地软,胆管直径细,管壁薄;HE染色和Masson染色显示胆管壁增生组织受到明显抑制,管腔直径扩大;PAS染色显示胆管壁腺体黏液糖蛋白的分泌明显抑制,而黏液糖蛋白是成石初期主要的成核因素[18,19]。通过不同浓度的Cetuximab治疗组之间的比较,发现浓度在0.10%以下抗增生作用强度呈现剂量依赖性,而浓度为0.10%～0.20%的抗增生作用未见明显增强,可能受体拮抗作用已达到饱和。

通过对EGFR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EGFR的RT-PCR分析发现,随着Cetuximab浓度的增加,胆管EGFR蛋白和m RNA的表达较CPC模型组明显少,证实Cetuximab具有下调EGFR表达的作用,并有受体饱和效应。有研究指出Cetuximab可上调Cyclin/CDK抑制蛋白p27KIP1的表达,阻止细胞从G1期进入S期;Cetuximab可使磷酸化视网膜蛋白(Rb)减少,抑制转录因子E2F的释放,从而阻止细胞从G1期进入S期。Cetuximab还可诱导促凋亡基因Bax表达,使Bax/bcl-2比值升高,激活Caspase-8,促进细胞凋亡[20,21,22]。在基因水平,Cetuximab通过上调周期抑制因子,下调周期促进因子从而减少EGFR表达。该实验结果提示Cetuximab用于CPC,可以取得良好的抗增生作用。

抑制因子 篇4

1TSLC1的结构

TSLC1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位于染色体11q23.2, 全长大于300 kb, 含12个外显子, 其中外显子8具有8a、8b和8c 3种不同拼接亚型, 上皮细胞只表达外显子8a。其转录产物为4.4 kb或1.6 kb长的mRNA前体, 翻译生成442个氨基酸残基的跨膜糖蛋白, 蛋白相对分子质量在上皮细胞约为75 kD, 中枢神经系统中约70 kD, 睾丸组织中约100 kD。蛋白相对分子质量不同的原因主要是翻译后修饰以及不同拼接形式所引起。TSLC1蛋白含胞外区、跨膜区和胞质区。胞外区含373个氨基酸, 并通过二硫键形成3个免疫球蛋白C2型结构域;跨膜区为一疏水的α螺旋;胞质区羧基端含有PDZ (PSD-95/Dlg/ZO-1) 和FERM (protein4.1/ezrin/radixin/moesin) 结合模体, 并能与相应蛋白结合发挥其特殊功能。通过FERM结合模序, TSLC1可直接与DAL-1/4.1B蛋白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 相互作用;通过PDZ 结合模序, TSLC1 可与属于膜相关鸟苷酸激酶同系物家族 (membrane-associated guanylate kinase, MAGuK) 的MPP3蛋白发生作用, 激活下游蛋白发挥信号传导作用。在裸鼠试验中证实去除FERM、PDZ结合模序的TSLC1丧失了抑瘤活性[4]。因此, TSLC1胞浆内的FERM-和PDZ-的结合模序对肿瘤抑制活性、细胞黏附作用是必需的。

2TSLC1的失活

TSLC1的失活机制主要表现为启动子甲基化和杂合性缺失。当前研究均集中于显示TSLC1的缺失与启动子甲基化的密切关系[5]。DNA甲基化状态的改变导致基因结构和功能的异常, 这是近年发现的细胞癌变的重要步骤。在真核生物中, 最重要的甲基化碱基是胞嘧啶, 通常发生在胞嘧啶 (CpG) 双核苷区域, CpG常在胞嘧啶甲基化成5′-mCpG。研究发现:DNA的高甲基化可以抑制转录因子与它的结合, 因而抑制抑癌基因的转录。同时甲基化状态的改变与基因缺失的发生有密切关系, TSLC1基因杂合性缺失位于11q23处, 在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肝细胞癌、胰腺癌、乳腺癌中TSLC1位点出现杂合性缺失分别为42 %、33 %、17 %、33 %[6]。

3TSLC1与肿瘤

TSLC1最初是在肺癌中发现其表达异常, 随后在脑膜瘤、成人型T 细胞性白血病、宫颈癌、胰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胃癌、食管癌和鼻咽癌等肿瘤中也发现了该基因的表达异常。

3.1 肺癌

在对肺癌的研究中, Kikuchi等[7]通过单链构象多态性分析和亚硫酸氢钠测序法对103例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进行了TSLC1启动子甲基化的研究:发现44 % (45/103) 的病例TSLC1启动子发生了甲基化, 其中68例肺腺癌有29例TSLC1启动子发生了甲基化 (43 %) , 26例肺鳞癌有14例TSLC1启动子发生了甲基化 (54 %) , 2例肺腺鳞癌有1例TSLC1启动子发生了甲基化 (50 %) , 7例肺大细胞癌有1例TSLC1启动子发生了甲基化 (14 %) , 且TSLC1启动子甲基化在男性病例比女性病例要高, 由此研究者考虑是否TSLC1启动子甲基化与吸烟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TSLC1启动子甲基化易发生在吸烟较重的原发性非小细胞肺癌病人 (吸烟指数≥800) , 且与吸烟的烟龄和每天吸烟数目相关。研究者还对TSLC1启动子甲基化对非小细胞肺癌病人预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TSLC1启动子的甲基化意味着更短暂的无病生存期, TSLC1的表达水平可以作为肺腺癌预后的参考指标。还有学者对38例肺腺癌病人的肺癌组织进行了研究:运用免疫组化方法发现TSLC1蛋白表达于正常的肺组织, 分布于支气管和肺泡上皮细胞的侧膜以及支气管与支气管浆液腺的细胞与细胞边界处, 而在肺癌组织中表达减少或是缺失, 运用Western blot方法对正常的肺组织和肺癌组织中TSLC1蛋白分析结果和运用免疫组化的得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TSLC1蛋白随着病理分级、T分期、N分期的增高和淋巴结转移及血管转移而表达减少, 并且研究者把肺癌患者按TSLC1的表达水平70 %、20 %～70 %、小于20 %分为三个组, 在对4年存活率的分析中各自为84 %、28 %、7 %, 提示TSLC1蛋白的表达与患者预后有密切关系, 在肺腺癌病人中, TSLC1蛋白的高表达预示着长的生存时间, 而TSLC1蛋白表达下降或是缺失预示着很差的预后。有学者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93例外科手术切除的肺腺癌时发现:64.5 % (60/93) 的肺腺癌缺少TSLC1蛋白的表达, 其中70.0 % (41/54) 男性病例TSLC1蛋白表达缺失, 而此现象仅存在于48.7 % (19/39) 女性病例中, 并且通过单变量与多变量生存分析认为TSLC1蛋白可以作为判断肺腺癌病人生存率的独立指标。进一步分析发现TSLC1蛋白的失表达与男性患者的预后关系密切, 而在女性患者不确定, 由此认为TSLC1 缺失多发生于男性患者, TSLC1蛋白在肺腺癌中表达与性别有关联。TSLC1蛋白的表达与年龄、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局部侵润、血管转移没有关系。研究还发现TSLC1蛋白与基因P27、P53、Ki-67在肺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没有相互作用关系, 而以前的研究已经证实P27蛋白、P53蛋白、Ki-67蛋白参与了肺腺癌发生、发展[8]。由此认为TSLC1的失表达是通过一条独立的途径导致癌细胞的增殖。。

3.2 脑膜瘤

脑膜瘤早期基因研究主要是2型神经纤维瘤病基因 (NF2) 和DAL-1/4.1B基因失表达, 有报道DAL-1/4.1B蛋白可以与TSLC1相互作用, 参与其抑瘤功能[9]。Surace等[10]应用Western 印迹和免疫组化方法对脑膜瘤与TSLC1进行了研究发现:TSLC1蛋白在正常的脑脊膜上表达, 123例脑膜瘤中, 48 %的Ⅰ级良性脑膜瘤、69 %的Ⅱ级非典型脑膜瘤及85 %的Ⅲ级恶性脑膜瘤均存在TSLC1蛋白表达的缺失, TSLC1蛋白的表达随肿瘤恶性程度的增高而下降, 而在恶性脑膜瘤细胞株 (IOMM-Lee、CH157-MN、175) 中tslcl则完全不表达。缺乏tslcl表达的IOMM-Lee细胞株中导人重新构建的tslcl质粒表达载体, 能够有效抑制细胞增殖。并且认为DAL-1/4.1B蛋白与TSLC1蛋白在脑膜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没有联系。在高等级的脑膜瘤患者中tslcl缺失更普遍, tslcl缺失可以导致患者生存率明显下降。总之, tslcl在脑膜瘤的发病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3.3 食管癌

Ito等[11]对食管鳞状上皮细胞癌的研究中, 通过RT-PCR观察到有75 %的食管癌细胞株和50 %的食管癌患者TSLC1 mRNA表达缺失, 而在正常食管上皮及其衍生出来的细胞系TSLC1 mRNA有明显表达, 并且TSLC1的失表达与食管癌浸润的深度和转移有很明显的关系, 而与年龄、性别、组织分化程度等没有关系。运用Kaplan-Meier生存率分析法发现:有TSLC1表达的食管癌患者的生存率高于没有TSLC1表达的食管癌患者, TSLC1表达可以做为判断食管癌预后的一个独立的标记物。TSLC1mRNA在食管癌中的失表达主要与启动子甲基化有关。通过DNA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5-氮杂-2’-脱氧胞苷去甲基化, TSLC1 mRNA又从新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分析重新导入TSLC1的食管癌鳞状上皮细胞, 发现细胞大部分集中在G1期, 说明TSLC1具有抑制癌细胞生长的能力, 并且其中一种机制是限制癌细胞于G1期。运用免疫荧光法发现TSLC1蛋白以交错的结构聚集在细胞膜之间, 提示TSLC1蛋白具有细胞粘附作用[12]。这些发现提示:TSLC1可以作为一个治疗食管癌的新的基因靶位。

3.4 鼻咽癌

Lung等[13]进行了鼻咽癌与TSLC1的相关性研究, 运用RT-PCR发现高达87 %的鼻咽癌病人有TSLC1基因表达的下调或缺失, 运用组织芯片技术和免疫组织化学技术发现:TSLC1蛋白在正常的鼻咽部黏膜上皮中100 %表达, 而在鼻咽癌患者中43 %的病例TSLC1蛋白表达减少, 21 %的病例TSLC1蛋白表达缺失, 其中35 %的有淋巴结转移的鼻咽癌病人存在TSLC1蛋白的表达缺失, 而没有转移的原发鼻咽癌病人TSLC1蛋白的表达缺失为12 %, 两者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由于TSLC1参与细胞间粘附, TSLC1的失表达产生粘附作用的破坏而导致肿瘤细胞向局部侵袭和远处转移, TSLC1蛋白可以考虑作为一个判断鼻咽癌患者是否存在有淋巴结转移的危险性的指标。通过对导入野生型TSLC1的鼻咽癌细胞系进行体外克隆形成试验发现:TSLC1的导入抑制了鼻咽癌细胞系的克隆形成能力, 进一步研究发现TSLC1抑制癌细胞于G1期内, 并且在没有血清的条件下, 诱导了凋亡。这些都证明TSLC1是鼻咽癌发生的抑癌因子。

3.5 白血病

成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 (adult T cell leukemia, ATL) 由人类嗜T淋巴细胞病毒1型 (human Tcellleukemia virus type 1, HTLV- 1) 感染引起, 正常及活化的T细胞不表达TSLC1。Sasaki等[14]在研究成人T淋巴细胞白血病时发现:相对于正常CD4+淋巴细胞, ATL细胞上TSLC1表达至少上调30倍, 在8例原发性ATL细胞及5种ATL细胞株中均发现TSLC1的异位高表达, 而在2种急性T细胞型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T-cell acutelymphoblastic leukemia, T-ALL) 细胞株、34 例无HTLV-1 感染的其他种类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及10 种正常人的CD4+淋巴细胞都没有检测到TSLC1的表达, 当把TSLC1重新导入ATL细胞株ED细胞后, 细胞自身聚合和粘附血管内皮细胞的能力发生显著增强, 推测TSLC1参与伴HTLV-1感染的ATL的发生过程, 因此, TSLC1的异位表达为急性ATL提供了一个新的标记物, TSLC1也可能参与恶性ATL所导致的组织侵袭。

3.6 胰腺癌

Shimizu等[15]通过PCR研究胰腺腺癌中TSLC1甲基化情况发现:在17个胰腺癌细胞系中有4个细胞系发生了CpG岛的甲基化, 而且在这些甲基化的细胞系中TSLC1失表达。在91例原发性胰腺腺癌中有25例发生了TSLC1启动子的甲基化, 在CINⅢ中有27 %发生了甲基化, 而在CINⅠ、CINⅡ和正常胰腺上皮中无甲基化发生, 由此得出结论:在胰腺癌的发生过程中, TSLC1的失表达是通过TSCL1基因5’端的CpG岛甲基化实现是很常见的事件, 并且是发生在胰腺癌形成的晚期。刘志清等[16]对42例胰腺癌、11例胰腺炎组织和9例胰腺正常组织中的TSLC1蛋白和DAL-1/4.1B蛋白表达进行了免疫组化研究发现:TSLC1、DAL-1/4.1B蛋白在胰腺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均明显低于在正常胰腺组织和胰腺炎组织中的表达, TSLC1和DAL-1/4.1B蛋白的异常表达均与胰腺癌的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TNM分期相关;而与患者的性别、年龄、部位和病理分型无关. 在42例胰腺癌中TSLC1与DAL-1/4.1B蛋白表达呈显著正相关。提示:TSLC1蛋白可以作为判断胰腺癌恶性程度的一个重要的生物学指标, TSLC1蛋白可能与DAL-1/4.1B蛋白共同参与胰腺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

3.7 肝癌

Qin等[17]通过将人类正常肝脏细胞表达的TSLC1 RNA经过逆转录、扩增由pCI-neo表达载体转染到人类肝癌细胞系HepG2作为实验组, 由只导入pCI-neo表达载体的肝癌细胞系HepG2作为对照组, 由没有任何处理的肝癌细胞系HepG2作为空白对照, 进行了TSLC1与肝癌的研究, 发现在细胞形态上实验组要比对照组和空白对照聚集紧密, 并且实验组的细胞增殖明显受到了抑制, 试验组在G0-G1期的细胞数目比例为63.66 %±3.83 %, 对照组和空白对照分别为47.45 %±0.91 %、54.47 %±0.96 %;试验组在S期细胞数目比例22.90 %±6.04 %, 而对照组和空白对照分别为36.58 %±0.61 %、33.61 %±2.99 %。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验组细胞凋亡的数目明显高于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由此作者认为:TSLC1在体外导入肝癌细胞系HepG2强烈的抑制了肝癌细胞系HepG2的增殖并且介导了肝癌细胞的凋亡, TSLC1在肝癌中发挥了肿瘤抑制作用。He等[18]构建了SD55-TSLC1, SD55-TSLC1即是TSLC1基因插入到双调控溶瘤腺病毒载体Ad.SP-E1A, E1B (Δ55) , 然后将SD55-TSLC1进行了在体外和感染了Huh7肝癌细胞株的裸鼠的抗肿瘤实验, SD55-TSLC1表现了很好的抗肿瘤性且对肝正常细胞很小几乎可以忽略的损害, 提示溶瘤腺病毒是TSLC1基因很好的载体, SD55-TSLC1可能成为临床治疗肝癌很好的选择。

3.8 乳腺癌

Heller等[19]对乳腺癌与TSLC1和DAL-1的表达进行了研究:在8个乳腺癌细胞系中, 有5个乳腺癌细胞系中TSLC1失表达 (63 %) , 有6个乳腺癌细胞系中DAL-1失表达 (75 %) , 其中有4个乳腺癌细胞系TSLC1启动子发生甲基化 (50 %) , 有6个乳腺癌细胞系DAL-1启动子发生甲基化 (75 %) ;在95例原发性乳腺癌标本中, 48 %的病例发现有TSLC1启动子甲基化, 27 %的病例发现有DAL-1启动子甲基化, 并且Ⅲ期的乳腺癌较I期和II期更易发生启动子的甲基化, 其中TSLC1启动子甲基化与雌激素受体和孕激素受体的失表达相关。TSLC1和DAL-1共同参与了乳腺癌的发生, 他们的表达下降或是失表达是由于启动子的甲基化导致的。Allinen等[20]通过研究认为:TSLC1启动子超甲基化是继抑癌基因TSLC1发生杂合性缺失后对乳腺癌发生的另一种促进途径。

3.9 胃癌

Honda等[21]通过单链多态性构象分析和直接测序法对10个胃癌细胞系和93个原发性胃癌中TSLC1启动子甲基化状态进行了研究, 在10个胃癌细胞系有2个发生了TSLC1启动子甲基化, 分别是KATO-Ⅲ和ECC10两个细胞系, 他们的TSLC1等位基因仍存在, 但TSLC1蛋白失表达;有16 %的原发性胃癌的TSLC1启动子发生甲基化, TSLC1等位基因也存在, 但在胃的正常上皮中没有发现TSLC1启动子发生甲基化现象。这些结果说明:在胃癌中TSLC1不表达是由于TSLC1等位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导致的。

3.10 宫颈癌

Tamura等[22]应用亚硫酸氢盐修饰DNA序列检测了不同宫颈组织中TSLC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的情况, 在高级CIN中为35 %, 而宫颈癌中是58 %, 而在正常宫颈组织和低级CIN中没有检测到。表明TSLC1基因高甲基化频率随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增加。高级CIN中TSLC1基因甲基化频率比永生化细胞中的低而且端粒末端转移酶活性和其反转录基因增加, 这表明TSLC1启动子甲基化可能发生在细胞永生化之后。TSLC1基因在91 %的宫颈癌细胞株中表达沉默, 但在非致瘤性HPV永生化的细胞株中无一例表达沉默。这些数据也表明TSLC1基因表达沉默可能与HPV永生化导致瘤性表型的转化有关。国内的Yang等[23]也对TSLC1与宫颈癌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通过实时荧光RT-PCR方法检测了不同宫颈组织中TSLC1的表达, 在宫颈癌中TSLC1失表达率为77 %, 在宫颈CINⅢ TSLC1失表达率为73 %、CINⅡ为26 %、CINⅠ为22 %, 而在正常的宫颈上皮组织和宫颈炎症上皮组织中未发现有TSLC1失表达。这些结果表明:TSLC1失表达易发生于高级别的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 TSLC1失表达是宫颈癌发生过程中的早期事件, TSLC1基因的表达水平与宫颈癌的进展有密切关系。

3.11 前列腺癌和膀胱癌

Shimizu等[24]研究发现, 75 %的前列腺癌细胞系存在着TSLC1的表达缺失或低表达, 前列腺癌组织tslc1的低表达与tslc1启动子高甲基化密切相关, 约32 %的病例启动子出现高甲基化, 启动子的高甲基化不仅出现在高分级的肿瘤中, 而且在相对早期的肿瘤中也能发现。导入TSLC1的裸鼠肿瘤的生长受到了抑制, TSLC1的突变参与了前列腺癌的发生。Hellwinkel等[25]研究认为TSLC1的CpG岛的甲基化情况可以作为膀胱癌检测和诊断的分子标记物。

4展望

抑制因子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检索

电子检索以下数据库:Pub Med、EMBASE、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MEDLINE和中国知网;检索时间:1990年1月~2015年8月;检索词:“bevacizumab”“avastin”“aflibercept”“VEGFR-TKIs”“sorafenib”“nexavar”“sunitinib”“sutent”“SU1248”“vandetanib”“caprelsa”“ZD6474”“axitinib”“pazopanib”“votrient”“GW786034”“regorafenib”“apatinib”“ramucirumab”“angiogenesis inhibitors”“randomized”“gastric cancer”;限定字段:人类、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检索不纳入以下研究类型:信件、摘要、会议概要。

1.2 文献纳入标准

纳入的文献必须符合以下4点:(1)必须是关于VEGF抑制剂与无VEGF抑制剂比较治疗抗晚期胃癌的随机对照试验;(2)受试者必须确诊为晚期胃癌;(3)各项研究的主要结局指标是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缓解率;(4)次要结局指标为3级以上不良反应,主要为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恶心、呕吐、静脉血栓栓塞、动脉血栓栓塞、大出血和胃肠穿孔。

1.3 文献评价方法

所有文献的纳入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存在意见分歧时由3名研究者讨论决定纳入与否,对纳入文献的质量行Jadad评分[5],评分标准基于以下3点:(1)研究的随机方法是否正确;(2)是否采用盲法;(3)有无失访或者退出,数据是否完整。

1.4 数据提取

从纳入文献中提取以下数据:第一作者、发表年份、临床试验类型、参与试验人数及分组情况、治疗方案、平均年龄、总生存期中位数、无进展生存期中位数、平均总缓解率与3级以上不良反应情况等。

1.5 统计学方法

用Stata 12.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总生存期和无进展生存期率采用风险比(Harzard,HR),总缓解率与3级以上不良反应采用相对风险比(relative risk ratio,RR)及其95%CI为统计量,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纳入研究结果间的统计学异质性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平为α=0.05,同时采用I2对异质性进行定量分析,当P≥0.05和I2≤50%,认为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当P<0.05和I2>50%时,认为研究结果间统计学异质性较大,进一步分析产生异质性的原因,若无明显临床异质性,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反之,只进行描述性分析。为评价结果的稳定性,剔除任一项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利用Begg test和Egger test验证发表偏倚。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依据纳入标准,最终纳入7项随机对照试验[6,7,8,9,10,11,12]包括2340例患者,详细检索过程见图1。7项随机对照试验中有4项试验[6,7,8,9]的Jadad评分为5分,3项试验[10,11,12]为3分,各纳入试验的基本特征见表1。

注:PFS:无进展生存期;TTP:肿瘤恶化;NR:无数据

2.2 总生存期的Meta分析

6项随机对照试验报道了VEGF抑制剂对总生存期的影响。与非VEGF抑制剂治疗比较,VEGF抑制剂可获得更好的总生存期(HR=0.71,95%CI:0.54~0.88,P=0.003)。见图2。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3 无进展生存期的Meta分析

7项随机对照试验报道了VEGF抑制剂对无进展生存期的影响。与非VEGF抑制剂治疗比较,VEGF抑制剂可获得更好的无进展生存期(HR=0.57,95%CI:0.38~0.77,P<0.001)。见图3。

2.4 总缓解率的Meta分析

7项随机对照试验报道了VEGF抑制剂对总缓解率的影响。与非VEGF抑制剂治疗比较,VEGF抑制剂可获得更好的总缓解率(RR=1.29,95%CI:1.11~1.47,P<0.001)。见图4。

2.5 3级以上不良反应

在VEGF抑制剂组患者中,以下几种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更高:血小板减少症(RR=2.06,95%CI:1.01~4.22,P=0.04)、腹泻(RR=1.98,95%CI:1.22~3.22,P=0.01)和高血压(RR=5.45,95%CI:3.16~9.40,P<0.01)。然而,两组患者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恶心、呕吐、静脉血栓栓塞、动脉血栓栓塞、大出血和胃肠穿孔等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6 敏感性分析

本研究采取逐步剔除单项试验的方法进行敏感性分析,发现剔除任一单项试验均不影响合并后的HRs和RRs。见图5。

A:总生存期;B:无进展生存期;C:总缓解率;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2.7 发表偏倚

Begg倒漏斗图结果并未显示任何不对称[P总生存期=0.072,P无进展生存期=0.711,P总缓解率=0.386],见图6;Egger test仍未发现任何发表偏倚[P总生存期=0.146,P无进展生存期=0.614,P总缓解率=0.115],见图7。

3 讨论

血管生成在胃癌的生长、发展和远端转移等中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各种阻断血管生成逐步成为一种有前途的治疗手段[13]。目前,VEGF抑制剂已经在很多肿瘤的治疗中取得较好的疗效[14,15,16]。然而,VEGF抑制剂对晚期胃癌的疗效和安全性尚无统一结论。因此,本研究探讨了VEGF抑制剂治疗晚期胃癌的效果与安全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VEGF抑制剂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总生存期(HR=0.71,95%CI:0.54~0.88,P=0.003)、无进展生存期(HR=0.57,95%CI:0.38~0.77,P<0.001)和总缓解率(RR=1.29,95%CI:1.11~1.47,P=0.002)。同时,VEGF抑制剂患者发生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恶心、呕吐、静脉血栓栓塞、动脉血栓栓塞、大出血和胃肠穿孔等3级以上不良反应率与非VEGF抑制剂治疗无差别;但VEGF抑制剂患者更易发生血小板减少症、腹泻和高血压等不良反应。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一些局限性:(1)此Meta分析主要依赖于疗效评估过高的发表数据,可能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2)不同种类的VEGF抑制剂、不同剂量、不同给药方案、随访周期以及不同研究者都有可能增加被纳入试验间的异质性;(3)纳入的试验都排除了肝肾功能低下的患者,意味着VEGF抑制剂可能不适用于肝肾功能不全的胃癌患者;(4)Ⅱ期临床试验和Ⅲ期临床试验均被纳入,然而总生存期并非Ⅱ期临床试验的主要结局指标,导致随访时间可能少于总生存期,使总生存期数据可信度降低;(5)阳性结果更易发表和阴性结果更难发表可能导致发表偏倚,本研究通过Begg倒漏斗图和Egger test均未发现发表偏倚。

本研究对VEGF抑制剂治疗晚期胃癌的效果与安全性进行了Meta分析,发现VEGF抑制剂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晚期胃癌患者的总生存期、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缓解率;但患者可能更容易出现血小板减少症、腹泻和高血压等不良反应。为了取得更好疗效,可识别个体患者的特异性VEGF抑制剂需要大力研发。

A:总生存期;B:无进展生存期;C:总缓解率;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抑制因子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0 年1 月~2011 年12 月在我院治疗的患者共114 例, 其中61 例经ECT全身骨扫描, 并经骨穿刺病理活检确诊为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作为观察组, 年龄43~77 岁, 平均 (48.54±6.08) 岁;其余53 例为非骨转移患者作为对照组, 年龄41~83 岁, 平均 (45.83±3.72) 岁。两组患者均无心、肝、肺和肾等疾病并且患者肝肾功能正常, 无前列腺疾病史。

1.2 血浆ODF和OCIF检测方法

所有受检者接受治疗前清晨空腹采静脉血, 离心后取血浆, 于-20℃保存。ELISA法测定血浆ODF和OCIF, 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血清ODF和OCIF表达水平等计量资料采用 (±s) 描述。不同年龄、雌激素受体状态的患者间血清ODF和OCIF的比较, 以及骨转移组和无骨转移组的ODF和OCIF表达水平的比较均采用t检验;骨转移组、无骨转移组和健康对照组间血清ODF和OCIF表达水平以及不同癌灶大小、骨转移程度、骨痛程度患者间的ODF和OCIF表达水平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 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评价指标间的关联性。P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前列腺癌骨转移组和非骨转移组血清ODF和OCIF浓度

骨转移组患者血清ODF和OCIF分别为 (31.35±5.34) 和 (42.12±9.04) ng/L, 明显高于非骨转移组的 (8.42±1.73) 和 (9.84±2.15) ng/L, 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见图1。

2.2 ODF和OCIF在前列腺癌骨转移中的诊断价值

依据ODF和OCIF ELISA结果及前列癌骨转移的诊断结果, 建立ODF和OCIF用于肺癌骨转移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简称ROC曲线) 。ODF和OCIF诊断前列癌骨转移时ROC曲线下面积 (AUC) 分别为0.92 和0.88 (95% CI为0.86~0.98 和0.78~0.96) 。ODF诊断前列癌骨转移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1.42%和87.35%;OCIF诊断前列癌骨转移的灵敏度、特异度分别87.51%和85.37%, 具有很好的诊断价值。见图2。

2.3 ODF和OCIF与骨转移部位数量的关系

检测在不同转移部位ODF和OCIF的浓度, ODF随骨转移部位数量增加而明显升高, OCIF随骨转移部位数量增加而明显降低, 差异有显著性 (P<0.05) , 见图3。

2.4 血清ODF和OCIF水平对骨转移的预测作用

114 例无骨转移患者随访8~13 个月, 应用ECT、X线、CT和MRI等影像学检查对骨转移重新评估。先后有42 例在随访过程中新发现骨转移病灶。新发骨转移组和骨转移组血清ODF和OCIF浓度均显著高于非骨转移组, 差异有显著性 (P <0.01) ;新发骨转移组血清ODF和OCIF浓度与骨转移组比较, 两组间差异无显著性 (P >0.05) 。见图4。

3 讨论

前列腺癌发病比较隐匿, 常以骨转移症状为最早、最常见的就诊原因。研究发现超过70.00%的进展期前列腺癌有骨转移, 死于前列腺癌的患者中尸体解剖发现85.00% ~100.00% 合并骨转移 (bone metastasis) [3,4]。因此, 有无骨转移对患者的临床分期、治疗方案的选择及预后判断有重要的参考价值。ODF又称骨保护素配体 (OPGL) 和NF-β 受体激活子配体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ppa B ligand, RNAKL) , 主要由成骨细胞表达, 通过旁分泌方式与破骨细胞前体或破骨细胞表面的RANK结合, 促进破骨细胞的生成和活化。敲除ODF基因的小鼠表现为破骨细胞的生成障碍, 证实了ODF在破骨细胞生成中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因子[5,6]。破骨细胞生长抑制因子 (osteoclastogenesis inhibitory factor, OCIF) 是一个可溶性破骨细胞抑制因子, 属于肿瘤坏死因子受体家族[7]。OCIF抑制骨吸收, 负面调节骨成熟、骨分化、骨活性和存活[8]。

本研究结果表明骨转移组前列腺癌患者血清中ODF和OCIF含量与骨转移显著相关, 转移患者血清ODF和OCIF含量明显高于非转移组患者 (P <0.01) 。采用ROC曲线分析ODF和OCIF在前列腺癌骨转移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表明ODF和OCIF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的AUC分别为0.924 和0.883, 诊断准确度较高。ODF和OCIF对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有较高的灵敏度、特异度。本研究结果揭示ODF和OCIF有潜力作为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血清标记物。国内赵雪志等[9]研究表明前列腺癌骨转移患者血清中OCIF浓度明显高于非骨转移组, 和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目前用于检测骨转移的方法主要是影像学手段, 如X线、ECT、CT等, 但是X线只能发现直径≥1~2 cm和局部脱钙量≥30%~50%的骨转移病灶, 其灵敏度较低[10]。ECT可虽能较早发现骨损害, 但特异度低, 存在反跳现象, 短时间内不能区分是治疗有效还是骨转移进展[11]。而CT和MRI扫描成本高, 不适合用于骨转移的监测和随访。

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方式大多是溶骨性, 超过半数的患者会出现多部位骨转移。结果表明ODF与骨转移程度呈正相关, 而OCIF与骨转移程度呈负相关, 差异有显著性 (P <0.05) , 提示血清ODF和OCIF水平与骨转移程度具有相关性。ODF浓度的升高提示破骨细胞的活性增加, 而OCIF浓度下降则提示成骨细胞合成能力的下降, 破骨细胞的活性增加和成骨细胞合成能力的下降可导致溶骨能力大于成骨能力, 骨质进一步溶解破坏。因此, ODF表达增高或OCIF表达的下降都有助于骨吸收的增加, 产生骨损害, 在病情监测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表明, 新发骨转移组血清ODF和OCIF浓度与骨转移组比较差别不大, 新发骨转移组和初诊骨转移组血清中ODF和OCIF含量均显著高于非骨转移组。说明血清中ODF和OCIF含量的升高早于影像学的阳性发现, 可用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早期识别与预测。

总之, ODF和OCIF可作为诊断前列腺癌骨转移的一项参考指标, 并有利于前列腺癌骨转移的早期发现, 有助于患者病情判断, 但ODF和OCIF最终能否成为一种有效的前列腺癌骨转移的筛查和诊断指标, 还需要进行大样本的研究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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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因子 篇7

Survivin基因编码的survivin蛋白, 是凋亡抑制蛋白 (IAP) 家族中的最小成员, 以同源二聚体形式存在。不同于IAP其他家族成员, survivin N端有一杆状病毒IAP重复序列 (BIR) , 由3股反平行β片层和4个α螺旋组成。Survivin参与多种细胞进程, 它的BIR区域在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起重要作用。Survivin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强的凋亡抑制因子, 它可通过抑制癌细胞中不同效应蛋白酶caspase的活性来干扰细胞凋亡。Survivin可结合X染色体连锁凋亡抑制蛋白 (XIAP) , 形成复合物以抑制XIAP通过泛素蛋白酶体通路降解, 并且能抑制Capase-9的活性[1]。更多研究表明, survivin参与细胞自体吞噬, 其下调会引起细胞凋亡。且survivin可与多种DNA损伤修复相关因子作用, 从而协助核中DNA修复。

2 Survivin在肿瘤中的靶向作用

由于survivin在多种肿瘤细胞中高表达, 而在癌旁组织及正常组织中低表达或者无表达。这一特异性可使其成为肿瘤标志物, 近几年一直是研究抗肿瘤药物的热点, 以下介绍近来靶向survivin药物及技术的研究进展。

2.1小分子抑制剂

2.1.1 YM155:YM155 (1) 通过抑制survivin启动子活性而发挥作用, 体内外都能有效抑制IAP家族, 作为一线survivin特异抑制剂被广泛研究。YM155可有效抑制多种人类肿瘤细胞株, 且不受抑癌基因p53基因状态的限制。Ⅰ期临床研究结果显示, YM155用于非小细胞肺癌、晚期前列腺癌、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 肿瘤萎缩变小且持久缓解。针对29例不可切除Ⅲ或Ⅳ期黑色素瘤的Ⅱ期临床试验中, 虽耐受性良好, 但只有1例患者出现部分应答, 未达到预期治疗终点[2]。对紫杉醇预处理的CRPC患者静注本品的Ⅱ期临床试验中, 25%患者病情维持稳定在18周以上, 且耐受性良好, 有疲劳、恶心、厌食等不良反应。此外YM155/多西他赛联用治疗CRPC的效果仍被评估中[3]。

2.1.2 FL118:FL118 (2) 是结构上类似于依利替康和拓扑替康的新型survivin小分子抑制剂, 它可以0.1~1 nmol/L浓度选择性地抑制survivin启动子活性, 且不受p53状态的限制。同时, FL118可抑制其他肿瘤细胞表达生存关键基因, 如XIAP、Mcl-1和cl AP2。在人类肿瘤异种移植模型中, 相较于伊立替康、5-FU等, FL118显示出更好的抗肿瘤活性, 相伴而来的不良反应是暂时性体质量下降。最新研究表明, FL118抗肿瘤活性高度依赖其一级结构和空间构型, 因此可以FL118母核为先导物, 设计和合成一系列有前景的衍生物用于筛选和深入研究。总之, FL118有望成为进一步临床研究的候选药物[4]。

2.1.3 4, 6-二 (取代苯基) -3-氰基吡啶-2-酮类化合物:Wendt等通过[13C, 1H]-核磁共振方法筛选发现两个系列小分子可特异性作用于survivin二聚体连接处[5], 即N-芳基吲哚类 (3) 和4, 6-二 (取代苯基) -3-氰基吡啶-2-酮类化合物 (4) , 它们是不同类型的靶向survivin的结合物, 也可以作为研究survivin蛋白生化作用的探针。进一步研究发现4, 6-二 (取代苯基) -3-氰基吡啶-2-酮衍生物5与survivin亲合作用更为明显, 这些为筛选以survivin为靶的治疗癌症化学小分子提供了全新的结构类型, 这方面的研究报道值得跟踪与关注。

2.1.4 UC112 (6) :UC112[6]在IC50范围为0.7~3.4μmol/L时, 可有效抑制P-糖蛋白过表达的多药耐药肿瘤细胞的生长, 强力激活caspase-3/7和caspase-9, 且可以低达1μmol/L浓度选择性抑制survivin表达。在人体黑素瘤A375异种移植模型中, 单独使用本品, 可有效抑制肿瘤生长, 降低XIAP及survivin表达。

2.2 Survivin反义寡聚核苷酸:除用survivin小分子抑制剂靶向survivin外, 靶向survivin的反义寡聚核苷酸 (ASODN) 也可降低survivin的表达并增强恶性肿瘤放化疗敏感性。Survivin ASODN能够诱导肿瘤细胞自发性凋亡, 引起细胞有丝分裂失败, 抑制肿瘤形成和生长。

LY2181308是2’-O-甲氧乙基修饰的18-mer结构 (5’-TGTGCTA TTCTGTGAATT-3’) 。LY2181308可与通过碱基互补配对的survivin转录物的3’-未翻译区域选择性结合, 进而由RNase H破坏survivin RNA。LY2181308也同样可诱导癌症细胞中多倍体形成和caspase-3的活化。在临床前试验中, 脂质体/LY2181308复合物能以低于100 nmol/L有效抑制多种癌症细胞株。同时, 体内施用本品也可有效靶向癌细胞。在针对人类黑色素瘤 (YUSAC-2) 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施用本品, 可有效降低肿瘤生长速率。给人结肠癌 (SW480) 异种移植的小鼠施用本品, 可显著延迟肿瘤生长。在针对实体恶性肿瘤的Ⅰ期临床试验中, 本品单药治疗最大750 mg, 耐受性良好, 毒性可控[7]。但在CRPC患者进行的Ⅱ期临床试验中, LY2181308与多烯紫杉醇/强的松联用,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且患者出现如嗜中性白细胞减少症、血小板减少的不良反应。因此, 亟须进一步试验来研究因LY2181308引起血小板减少的机制[8]。

2.3免疫治疗法:Survivin-2B80-88是一种人类白细胞HLA-A24特异性抗原肽, 是IAP家族成员, 它可被CD8+T淋巴细胞识别从而诱导其产生针对survivin的特异性细胞毒性T细胞 (CTLs) 。在9例尿路上皮细胞癌症患者接种此疫苗的临床试验Ⅰ期中, HLA-A24/survivin-2B80-88多肽四聚物分析显示, 5例患者CTLs特异性抗原肽水平显著增加。1例肿瘤体积轻微减小, 整个试验无严重不良反应。可改善癌症患者生存状况, 安全有效[9]。将survivin-2B80-88/IFA/IFNα复合疫苗接种到胰腺癌患者身上, 50%以上患者产生免疫应答, 治疗效果良好[10]。提示survivin可作为一种新的肿瘤相关抗原用于肿瘤免疫基因治疗, 抑制其表达从而抑制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

3结语

Survivin, 既可调节细胞周期又能有效阻断多条凋亡途径, 因其最强的凋亡抑制作用在肿瘤治疗中占据着关键地位。Survivin在肿瘤细胞中的分布特点及表达特性, 提示其具有检测恶性肿瘤指标的巨大潜力。在临床研究中, 有些与肿瘤细胞作用的具体机制、相关途径仍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目前Survivin反义寡聚核苷酸用于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表明, 存在的问题较多, 如抑瘤作用不明显和不良反应较多、较明显, 成为该方面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以survivin为靶的小分子药物和免疫治疗法的研究近年来发展较快, 它们的临床研究结果给人们以很大的鼓舞, 同时结果也提示我们, 小分子药物可能与其他抗肿瘤药物联合使用才能发挥survivin抑制剂的最大功效, 并可抵御耐药性。然而以survivin为靶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缺乏结构的多样性, 这将成为以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摘要：Survivin是凋亡抑制蛋白家族中的成员, 参与细胞分裂和增殖过程调节, 在细胞凋亡抑制中起重要作用。Survivin在大多数已分化组织中低表达甚至不表达, 而在多数肿瘤细胞高表达, 这一特异性分布与表达使靶向survivin抗肿瘤疗法成为药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survivin的结构和基因特性, 主要介绍survivin的功能及其在肿瘤中的靶向作用等方面的近年来研究进展。

关键词：Survivin,凋亡抑制,肿瘤治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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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ewis KD, Samlowski W.A multi-center phase II evaluation of the small molecule survivin suppressor YM155 in patients[J].Invest New Drugs, 2011, 29 (l) :161-166.

[3]Tolcher AW, Quinn DI.A phaseⅡstudy of YM155, a novel smallmolecule suppressor of survivin, in castration-resistant taxanepretreated[J].Annals of Oncology, 2012, 23 (4) :968-973.

[4]Li F.Anticancer drug FL118 is more than a survivin inhibitor[J].Am J Cancer Res, 2014, 4 (3) :304-311.

[5]Wendt MD, Sun C, Kunzer A, et al.Discovery of a novel small molecule binding site of human survivin[J].Bioorg Med Chem Lett, 2007, 17 (ll) :3122-3129.

[6]Wang J, Li W.Discovery of novel second mitochondriaderived activator of caspase mimetics as selective inhibitor of apoptosis[J].J Pharmacol Exp Ther, 2014, 349 (2) :319-329.

[7]Tanioka M, Nokihara H.Phase I study of LY2181308, an antisense oligonucleotide against survivin, in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olid tumors[J].Cancer Chemother Pharmacol, 2011, 68 (2) :505-511.

[8]Wiechno P, Somer BG.A randomised phase 2 study combining LY2181308sodium with first-line docetaxel[J].Eur Urol, 2014, 65 (3) :516-520.

[9]Honma I, Kitamura H.Phase I clinical study of anti-apoptosis protein survivin-derived peptide vaccination[J].Cancer Immunol Immunother, 2009, 58 (ll) :1801-1807.

抑制因子 篇8

关键词：心室重构,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1,基质金属蛋白酶

1 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1 (TIMP-1) 对常见心血管疾病心室重构影响的研究现状

1.1 TIMP-1对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影响

急性心肌梗死 (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 AMI) 后心室重构主要表现为梗死区扩展和变薄, 非梗死区心肌肥厚及拉长, 左室进行性扩张和变形, 收缩功能进行性降低, 最终导致心力衰竭。目前大量研究表明, MMPs的活性和表达增高以及TIMP-1的抑制作用减弱在心肌梗死后细胞外基质重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动物研究发现敲除TIMP-1基因的小鼠心肌梗死模型在心肌梗死后两周, 其左室舒张末容积相比野生型小鼠明显增大, 而应用MMP抑制剂 (MMPi) PD-166793后, 两种鼠的左室舒张末容积均得到明显改善, 但敲除TIMP-1基因小鼠的左室舒张末容积改善更为显著, 并且左室射血分数增加。Carson等在对正常对照组和心肌梗死组进行180d的随访研究中发现, 心肌梗死后第1天心肌梗死组MMP-9, TIMP-1及MMP-9/TIMP-1均表达升高, 其中MMP-9增高明显, 并与左室容积增大及左室扩张呈正相关。而Mukherjee等在转录水平证实心肌梗死区域的TIMP-1启动子活化水平在心肌梗死后第七天达到高峰但明显低于MMP-2, MMP-9。综合以上研究表明, 心肌梗死后梗死区MMPs表达及活性升高, TIMP-1相对不足可能促进了心肌梗死后心室重构发展。由于MMPs表达或活性增高, 促使梗死区细胞外基质大量降解, 破坏了室壁的张力, 导致心室扩张及心脏收缩功能障碍。

1.2 TIMP-1与高血压心室重构

高血压状态由于心脏负荷增加, 血流动力学改变导致室壁应力增加, 刺激心室肥厚造成心室重构。高血压左室重构主要表现为左室肥厚, 其组织结构变化为心肌细胞肥大以及心肌间质纤维化。目前有研究表明TIMP-1升高和心肌纤维化发生有关, 例如Lindsay等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血循环中TIMP-1水平升高, 并且与左心室肥大及左室舒张期功能障碍成正相关, 因此, 研究提出TIMP-1可作为高血压患者心肌纤维化的重要标志物。然而, 目前对TIMP-1参与高血压心肌纤维化的具体发生机制尚未研究清楚, 有研究表明氧化应激及炎症反应参与了这一过程。一项研究发现在大鼠体内注入血管紧张素II (AngII) 4周后, 血压明显增高, 同时NADPH氧化酶表达明显上调, TGF-β1、Ⅰ型胶原及TIMP-1mRNA表达增加, 成纤维细胞数量增多, 心肌间质出现明显纤维化。而同时使用抗氧化剂, 则上述情况明显改善。AngII是激活NADPH氧化酶的最主要刺激因子, AngII灌注后会引起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增高。

1.3 TIMP-1对心肌病心室重构的影响

扩张型心肌病心室重构主要表现为心肌纤维化, 目前有研究表明这一过程可能与心肌MMPs活性和表达升高, TIMP-1表达相对不足有关。Pircard等对46例扩张性心肌病患者进行心脏活检发现, 同正常对照组相比, 病例组中的MMP-1mRNA水平明显增高;相应的TIMP-1mRNA水平也增高, 由于MMP-1/TIMP-1比例失衡导致MMP-1在扩张性心肌病中过度表达, 促进正常胶原降解, 重构性胶原纤维积聚, 促使心肌发生替代性纤维化。

2 展望

目前大量研究表明TIMP-1通过抑制局部MMPs活性, 参与调控细胞外基质降解和合成间的平衡, 从而在许多心血管疾病心室重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 在评价TIMP-1对心室重构的影响时[1], 除了关注TIMP-1水平, 同时还应兼顾MMPs的表达变化, 因为二者的共同作用是促使心室重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综合考虑心脏和心脏外因素对心室重构的影响可能有利于全面认识心室重构过程。相信随着对TIMP-1对心室重构影响研究的深入, 将使我们更好地揭示左室重构的具体发生机制, 也为临床改善左室重构, 防治心衰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