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通用6篇）

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篇1

李泽厚先生曾经讲过:“不管是好是坏, 是批判还是继承, 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 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并非偶然。”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 既有历史的因素, 又有特定的经济基础为前提。

中国的“封建”一词起源于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那时的统治者按亲属关系封邦建国, 简称为“封建”。老百姓都是一家一户被固定在土地上, 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只要少发生战争, 就算是鲁迅先生笔下的“做稳奴隶的时代”了。“邻国相望, 鸡犬之声相闻, 民各甘其食, 美其服, 安其俗, 乐其业, 至老死不相往来。” (《史记·货殖列传序》) 由于生产方式的封闭自给性, 导致了个体农民依附于家庭而生存的状态。狭隘而闭塞的现实条件, 使老百姓很乐意接受与家庭同结构的社会组织概念。

春秋战国时代, 群雄争霸, 社会陷于大的动乱。鲁国与其他诸侯国相比, 社会环境相对要安定得多, 这与鲁国所提倡的“亲亲孝悌”的思想有莫大的关系。在这层道德制约下, 当政的贵族还不至于过度放肆残暴。然而, 时代的洪流必然涤荡全社会, 各诸侯国之间的斗争终于酿成了一场社会运动, 新的现实催促人们尽快地寻找一种权威的理论。鉴于传统的势力依然强大, 求之于“礼乐”的呼声便如潮水涌。新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人物, 如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晋国的叔向、吴国的季札, 都努力提倡“礼乐”, 尊“礼乐”为根本。依此定名分、辩是非、安邦治世, 鲁国也因此成为复兴“礼乐”的中心。这对于年少就“好礼”而“好学”, “入太庙, 每事问”, 且聪颖过人、三十几岁已是闻名于鲁国的“礼乐”专家———孔子来说, 无疑是“天时、地利”。再加上孔子学广识远, 不断有各国的弟子前来求教学礼的“人和”, 注定他将被载入不朽的史册。但孔子最终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而不是鲁国文化的代表。鲁国的“礼乐”文化只是孔子思想产生的环境和土壤, 而春秋的时代才催开了儒家的思想之花。

孔子在世时, 儒家思想还没有被社会普遍认可, 这与当时诸子百家争鸣的整体局面有很大的关系。但儒学后来能够以独特的智慧主导着中国文化, 铸造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在历史发展中, 儒学的命运几度兴衰, 总是随着社会统治的“治”“乱”而变化。凡是登上政治舞台的当权者们必尊孔, 以君臣之大礼稳定社会之制度;而造反者们必反孔, 因为冲击固有的秩序是与儒家学说的要求相违背的。而造反一旦成功, 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又必然想方设法地尊儒祭孔, 以求用固有的理论来支持新的统治秩序。可见儒家思想具有保持封建社会稳定的因素。

“儒”在《论语》里是指君子要儒雅自好, 深于“礼”“文”修养, 精通六艺。《说文解字》中释为:“儒, 柔也。”可知儒有“柔弱”义, 即是文雅。儒学是在礼仪规范及美的基础上所诞生的思想, 以“文雅”为风貌, 以“仁爱”为灵魂。在《论语》中有五十几条论及“仁爱”的词句。在经济上主张惠民精神, 在政治上则痛切苛政, 主张“德治”, 以人为根本统摄诸德。孔子以“爱人”为最高道德。例如在奴隶制社会末期, 社会上尚有用活人殉葬的现象。孔子坚决反对“人殉”, 这是人本精神的集中体现, 而且“始作俑者, 甚无后乎。”认为就是以俑人代替活人, 也同样是缺“德”的行为。

家庭是人类美好天性的培养基。儒家认为, 天下无道, 就是因为人不能彼此相爱, 因此, 要在家庭中栽下“仁”之根, 便能开出“孝悌”之花, 结出“仁德”之果。先有家而后有慈幼、养老、分劳、待疾之事。孔子以“仁爱”为心理基础, 以孝悌组织人伦关系, 用“礼”规定孝悌内容, 强化家族中的伦理美。例如孟懿子问孝, 孔子答曰:“无违。”“生事之以理, 死葬之以礼, 祭之以礼。”以“礼”使人孝亲慈幼, 在骨肉之情中培养“仁德”, 至今, 我们中国人仍然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个体能安心于家庭之内, 是社会最大的稳定系数之一。孔子的孝悌观念确实在中华家庭观念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基石的作用。辩证地理解这种家庭观, 在其伦理的方面, 要求每个人都“顾家”, 家中敬老慈幼, 亲情极重, 充满了和谐美。而成人之后, 要以这种爱父母之心去爱君主, 这样“其为人也孝悌, 而好犯上者, 鲜也!不好犯上而作乱者, 未之有也”。以此推演, “孝”于父母就扩展到“忠”于君。使封建统治者惯以父辈的尊严实行社会统治, 而百姓则以为上尊下卑完全是自然的。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国家结构犹如金字塔形。在高度中央集权化、全国受皇帝一人管辖、即所谓“朕即天下”的封建社会里,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主要成为帝王用于维护自己统治的一种“御用工具”。不管是汉代大儒董仲书的“天人感应”, 把儒学神化, 还是朱熹使儒学走上僧侣道路, 都是为封建帝王和封建王朝服务的。中国式的血缘家庭的确是培养民族道义的母体, 也确实培养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美好道德, 比如:尊老爱幼, 情真礼周, 先人后己, 义重而轻利, 以德化人高于以法治人。但过分将社会关系“血缘化”, 将人伦与政治混为一谈, 则迷惑了古代民众的思想意识, 留下了许多弊病。在礼仪的掩盖下, 各级统治者为所欲为, 自居于“民之父母”。而老百姓则安于天命, 永远寄希望于“圣明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关照”。在这样的历史文化心态下, 若不彻底摧毁封建家长制, 中华民族是难以真正觉醒的。

在先秦, 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但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儒家思想便成为在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正因此之故, 近百年来, 当中西文化发生冲突、人们开始反思传统时, 目光往往首先投在儒家的学说上。激进论者总是拿儒学开刀来否定传统;保守论者亦以儒家伦理为“中体”而过分肯定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大的时代课题。作为国人, 一方面应努力探寻, 继承发展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也应当以开拓的精神自省于本民族的历史, 而决定对传统文化的取舍。决不能沉醉于往日的光荣, 而要以“汇纳百川”的气魄, 为世界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 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例如儒家倡导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的说来, 就是究天人之际, 明修身之道, 述治国方略, 求天下为公, 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而儒学也不是一个不变的概念, 它有着丰富的内涵, 在时代的发展中也应该自如地融合时代的精神。以儒学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 在时代的推进及人类文化的发展中体现着真善美。进步的文化永远应当是对人类理想的记录。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 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审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为中国文化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琴章泰, 高光植.续儒学近百年[M].汉城:骊江出版社,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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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蔚华.儒学与未来[M].济南:齐鲁书社, 2002.

[5]刘进田.文化哲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篇2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儒学与文化保守主义 篇3

陈壁生：如果中国文化确确实实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那么，它那五千年来一以贯之至今仍不可或缺的基本精神或价值拱心石，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是什么?作为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怎么看的?

杜维明教授：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我的建议是这样的，我非常赞同主体性的说法，“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因为开放，它向西方学习的力量很强，这种学习建立在把自己文化传统的精华进行吸收，对其中的糟粕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建立的主体性可以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与反思的能力。

陈壁生：2004年的中国人文界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文化保守主义的言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蒋庆先生编了一套给儿童的经典读本，这个事情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第二个事情是《甲中文化宣言》的发表，您也是这份宣言的签名者，第三个事情就是《原道》十年。最令人感觉新鲜和兴奋的，是在读经争论中，一大批秉持自由主义理念，以自由主义作为言说资源的知识分子参与到读经争论中，而且他们的倾向都是赞同读经。

杜维明教授：我现在对文化保守主义有自己的观想。最近比如庞朴先生，他公开说，我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在美国影响比较大的社会学家朋友，他是我的忘年交，叫丹尼·贝尔。他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在经济的领域，我是社会主义者，因为我特别突出分配的重要性，在政治的领域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因为我对人权、法治、自由、平等观念特别强调，在文化上我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我要承继我的文化。他的文化是犹太教。我觉得一般的保守的提法，总是把保守跟激进、和自由分开来，这是基于政治立场的区分方法。但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一些研究基督教神学的杰出人物，事实上他们在美国自由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们认同基督教就说他们是保守。我们可以把保守的观念理解为一种保存、继承，就像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这种继承的本身又有创造，又有重新的诠释，就是重视文化。有些人根本不重视文化，说我们搞政治搞经济，对文化没有兴趣。

在生态环保上有一个观念，保守叫conservatist但是生态环境的保存，叫Conservationist。我保存，我保护，我发扬，我关心，我关怀。所以我想我们对文化保守，应该有自己的定义。那种认为保守就是不激进，不革命，不自由，是对文化的政治化曲解。我愿意改革，我愿意革命，不平等的事情我愿意改变。但是我对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价值，文化的理念，对传统观念，对文史哲非常重视。我认为文化保守不仅是上层结构的内容，文化保守对人的整个日常生活起非常大的转化、导引作用。

我参加了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一个论坛，我提了关于自我，关于社会性，主体性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市政府组织的论坛上，我谈了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所起的作用。《甲申文化宣言》谈了大家对传统文化的共识，这个宣言的本身比较突出多元，开放，对话。

现在有一种文化自觉，要寻找文化的主体性，那么我们从事儒学研究，当然希望儒家传统对主体性能够有更多的资源。同时，当然有些从道家的角度，或者大乘佛教，都有可能找到资源。

陈壁生：您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杜维明教授：儒家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真正的第一流的自由主义者甚至革命者，包括像鲁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他们对儒家进行严厉的批评，事实上有利于儒家创造新的生命力，开拓新的空间。那些对儒家的真正价值完全没有理解，但是想通过尊孔读经来形成政治控制，对儒家的腐化反而是非常厉害的，例如袁世凯、张宗昌等军阀。有一段时间我看到蒋介石的文化政策，其中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是也有利用儒家作为政治控制的模式。我觉得政治的保守主义甚至是政治反动者，基本上是军阀、袁世凯他们，他们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以前我说“明枪”和“暗箭”，公开反儒家的是“明枪”，利用儒家进行政治控制的是“暗箭”，“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陈壁生：现在中国有一部分学者提倡儒学必须宗教化，或者他们认为历史上的儒学本来就是一种宗教。有的学者甚至走得更远。

杜维明教授：儒家是不是宗教，或者儒家是不是哲学，这是西方的学科框架中的讨论，因为宗教、哲学都是西方的观点，其标准也是西方的标准。我们从事儒学研究或者认同儒学，西方的学科框架都只是一个参照。一个人从比较哲学或者比较宗教来研究儒学，如果他说儒家绝对不是宗教，我可以肯定他对宗教的定义是来自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来自僧侣阶层啦，教会啦，凡俗之分啦那一套。如果有人说儒家绝对是宗教，那他也很可能把社会主义运动，甚至存在主义，都视为宗教。这两种倾向，对宗教的定义，一个是很宽，一个是很狭。我是从这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

儒家是不是宗教，儒学有没有过成为宗教的时候，这是历史的问题。比如当初康有为要把儒学变为宗教，在中国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但是在海外的影响非常大，在印度尼西亚，现在儒教的信徒超过一百多万。

陈壁生：印度尼西亚的儒教信徒有一百多万!

杜维明教授：是的!一百多万。所以我到印度尼西亚去，一定得把儒家说成儒教，因为儒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模式。印度尼西亚是宗教国，你没有皈依一个宗教，就不合法，如果不信儒教，就只能信基督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否则婚礼大典就不能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儒教就以传统的方式参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这样儒学基本上就有儒教的功能。

在香港，也有人确实把儒学当宗教，进行严肃的祭孔大典。

内地的情况比较复杂，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家是儒教，他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角度看，不说儒教是人民的鸦片，最少也是非常封建，非常落伍，是要批判的。有些学者，例如蒋庆、陈明，他们希望儒家成为宗教，这个宗教有教化的一面，但也成为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组织。年轻的像清华大学的唐文明，他也认为儒家一定要成为宗教，成为宗教才有社会影响力。另外像回到清华的世界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林家翘，他跟我提过这个问题，他也希望儒家能够成为一个宗教。这个宗教是一个现代宗教，跟一般的传统所了解的宗教不一样，其仪式各方面，或许跟书院有关系，但是一定有它自己的表现形式，一种新的表现方式，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或者作为一个学术传统，我把它分成道统、学统、政统，分别是作为一个基本的核心价值，一个学术传统，或者作为一种实践。在道统的问题上，我不是说在客观上形成一个道统，不符合这个道统的就不是真正的儒家。现在在台湾的儒家讨论，这种斗争非常激烈。鹅湖学派说这是正统，士林学派说另一个才是正统。这个问题我希望了解，但是基本上不太参与。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或者认同儒家的学者，你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思想谱系是什么。这是个人的哲学思想的自觉，如果你说你没有自己的谱系，那是你对自己的理解不够。比如说哈贝马斯，他的谱系就非常清楚，他的思想就从马克思，经过马克斯·韦伯，代表法兰克福学派。对我而言，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的思想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又受到熊十力、梁漱溟他们的影响。上溯到历史上，刘宗周、李退溪对我有影响，王阳明、朱熹对我有影响，荀子、孟子对我有影响。但是如果要选择，孟子还是荀子对我了解的儒家的光大更有影响，那我要选孟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了解、不研究荀子。朱熹象山辩论的时候我比较同情象山，但是如果我不去研究朱熹，只说我是象山学派就对朱子无所知，那还得了!朱子的影响十几倍大过象山。我说对阳明比较认同，但是李退溪承接的朱子传统，对阳明学做出很多的批判，并且发展出理学气学，所以对此也必须了解、研究。每个人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应该自己要知道他的思想谱系是什么。这与客观上道统是什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自我理解，另一个是我们在进行辩论的时候儒家的道统代表什么。

政统如果严格的说就是政治的合法性的问题。这是更复杂的问题。现在蒋庆非常重视从公羊学发展儒家的政治儒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路。但是不能说发展公羊学之外，讲心性的讲其他的都不是儒学。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儒学作为一个波澜壮阔的大传统，和基督教一样，中间有多元多样性。它不仅在时间上经过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而且是一个多元的文化，有中国的儒学，越南的儒学、日本的儒学、韩国的儒学，其分别太大了。如果以一个狭隘的观念来研究儒学，就非常有问题。现在一些人讲儒学第三期，在他们眼里这第三期发展所有的人物几乎都是中国人，但是我的理解完全不是这样。最近我到日本，九十六岁的冈田武彦过世了，冈田武彦对现代儒学的发展，在日本，在北美，贡献太大了。在国际上，陈荣捷老先生，美国的狄百瑞，都很有贡献。韩国的有一个我们都很少提到的人物，叫李香英，他在六十年代，就在汉城主持召开世界国际学会，讲儒学和经济发展。李香英是牟宗三先生很好的朋友，他是北大、东京大学、高丽大学三个大学毕业的。

我希望儒学有第三期发展，第一期是从曲阜到中原，第二期是从中国到东亚，第三期是进人世界。如果有第三期儒学发展的话，我们假如只考虑中国，那是很狭隘的。必须要看到日本、韩国等地的发展，日本、韩国儒学的发展，比中国要远远超前，超前50年!因为我们1949年到1979年没人真正谈儒学。这方面你看冯友兰先生受了多少的苦!在海外很多学者说冯友兰背叛了儒学，但是我对冯友兰，从他的新唯识论来重新了解儒学到晚年的时候回归横渠四句，其中经历了很复杂的思想历程。这是很复杂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复杂的公案。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儒学发展应该有比较开放的心胸，但是也应该有比较坚定的认同。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当然希望有一个健康的平台，重要的观点都可以讨论。怕的就是不同的学派，在不同的平台发言，没有真正的交锋，如果有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交锋，那么各种不同的观点就可以在这里碰撞，可以有观点的创新。这对积累社会资本，培养文化能力乃至提升伦理智慧的贡献很大。现在除了经济资本以外，一定要储备社会资本，重视杂志、报刊、学术论坛这些不能量化的东西。同时除了智商，要培养伦理智慧，说是“情商”也可以。因为儒家有身心性命的传统。

儒学传统与学习型组织建设 篇4

今人多将打造学习型组织, 建设学习型社会当做了解、汲取了当代西学之后的创新之举, 其说不确, 事实上, 在中国, 与“绝学无忧”[1] 的道家不同, 重视学习本是儒家的一贯传统。《论语》开篇即谓:“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十有五而志于学”[2] 的孔子, 自谓“好学”:“十室之内,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2] 他不仅终身好学, 以至因学而忘忧废倦, 不知老之将至, 而且把“学”放到极高层次加以提倡, 如他推尊“仁”、“智”、“信”诸德, 却又认为:“好仁不好学, 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 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 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好刚而不好学, 其蔽也狂。”[2] 孟子尊德性, 同时又说:“徒善不足以为政。”[5] 他提倡“博学而详说之, 将以反说约也”[5] , 并认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7] 为君子“三乐”之一, 可见其对学习与教育的重视。至于荀子更重视学习, 故汉儒刘向编《荀子》将《劝学》列为首篇。

孔子弟子子夏有“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2] 之说, 主张“仕”与“学”有机统一。自孔子揭扬学习之义, 并把学习与政治有机结合起来以来, 儒家始终提倡学习, 形成“学”与“政”攸关的思想传统, 乃至提出“政、学合一”的主张。

用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来重新审视儒家这些提倡学习, 主张政、学有机统一的思想主张, 不难看出其是有现代价值意义的。

二

儒家注重求知, 提倡学习, 主张“政”与“学”的有机统一。儒家在主要提倡通过学习提升自我道德修养, 培养塑造理想人格的同时, 也能与时俱进, 不断发展变化, 随时势变迁而所学具体内容有所不同。

我们今天, 在弘扬儒学传统, 打造学习型组织过程中, 则首先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 真正认识到工农劳动者为主的人民大众既是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主体, 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只有人民才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 这一点至关重要。且不论儒家所学内容有时代局限性, 其好学及主张“学”、“政”合一的传统至少存在两大问题:

一是古代社会等级森严, 存在着“君子务治, 小人务力”[9] 、“君子劳心, 小人劳力”[9] 的阶级分化与对立。在这种背景下, 儒家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学而优则仕”, 加入到作为社会统治阶级的“君子”队伍之中。“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5] 以及民谚所谓“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遂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而轻贱劳动、鄙视劳动者则成为高踞于社会上层的儒士们的习性。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扬弃的。我们应该不放空言, 不故弄玄虚, 敦实劳作, 在实践活动中体认“马克思的真传统”、“马克思的作为人类活动的劳动概念”, 真心实意地促成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化。

其二, 从“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 无为小人儒’”[2] 到周敦颐提出“圣人可学而至”的观点[13] , 儒家把学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境界作为重要内容。但数千年来, 正是那些有名无名而被士大夫鄙视为“愚夫愚妇”的普通百姓, 以其义举善行体现了圣德, 建塑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精神品格。若问圣贤何在?就处于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生活里, 就在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众中。我们必须确立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观念。

三

学习型组织建设过程中还要着重做到:

(一) 优化主题内容, 做到既学之有物, 又学之有用。

当今知识浩如烟海, 可学的知识非常多, 要善于选择, 优化学习的主题和内容。一要围绕主题学。要坚持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作为主题, 不断加强学习, 努力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实质, 从新的发展实践中感受其蕴含的真理力量, 切实做到真信真懂、常学常新。二要围绕课题学。坚持课题式推进方式, 拓展深化学习内容, 着力在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上学深学透。如围绕经济转型和明确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课题, 深入学习市场经济理论知识, 学习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规律、有益经验、有效方法, 着力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着力点、侧重点, 明确经济结构由重变轻、由粗变精、由黑变绿的“路线图”;围绕产业转型, 明确现代产业体系课题, 深入学习产业政策、产业演进规律等专业知识, 准确把握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实质, 等等。

(二) 拓展方法路径, 做到既学而有趣, 又学之有效。

读书是学习的重要形式, 是打造学习型组织的重要内容。要坚持规定式读书、推荐式读书、互动式读书相结合, 定期开展读书日活动, 组织全员学习必读书目, 选修优秀读物, 交流体会心得, 在深入学习交流中有所感悟。要向群众学习, 把问计于民作为各级各类组织工作的基本方式, 把完善调研考察和工作联系点等项制度同打造学习型组织相结合, 通过工作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 深入了解群众的所想所盼、工作的实际进展, 从中充分汲取基层实践的鲜活经验, 认真梳理社会各界尤其是困难群体、弱势群体的意见建议, 进一步完善工作措施, 形成制度性成果、对策性办法, 切实在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帮助群众中增强发展的责任感, 提高工作的有效性。要向实践学习, 把解决新问题作为最主要、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途径。

(三) 健全制度, 完善体系, 确保学习型组织建设扎实推进。

要着力加强完善学习制度建设, 切实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 推进学习的工作化、常态化、制度化, 使各级各类组织机关成为党员相互学习的课堂、交流思想的精神家园和团结前进的战斗堡垒。要建立目标机制, 层层明确学习目标, 人人明确学习任务, 分阶段明确学习重点, 开展学习达标活动, 使人人学有目标、赶有对象, 激发创先争优的内在动力。要建立投入机制, 安排必要的经费, 用于学习型组织软硬件的建设、表彰奖励和教育培训工作, 并要多方筹措资金, 加强文化、教育阵地建设, 切实形成稳定的投入保障。要建立激励机制, 鼓励人人建立个人愿景, 形成理想追求的正面激励, 同时对学习活动扎实、成效明显的单位和个人给予适当的精神、物质奖励, 尤其对于学习成果转化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要大力表彰、重点奖励, 以激励先进, 形成良好风尚。要建立约束机制, 完善建设学习型组织的规章制度, 强化学习要素的制度安排。在已有各项制度的框架内, 将学习要素作为基本前提予以设置, 形成工作调研、工作例会、工作调度、工作督导等各项制度“事事皆学、处处皆学”氛围, 切实督促人人皆学、时时皆学, 避免出现“体外循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等现象。总之, 要切实通过打造学习型组织, 使学习真正内化为一种基本需要、一种行为习惯、一种精神追求, 成为组织工作的一种基本制度设计和常态工作方式, 成为各级政府不断了解新情况、把握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有力抓手,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思路举措, 转化为依法行政、科学施政、为民理政的实际本领,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开创新局面、实现新跨越。这样一些学习的具体内容, 当然是传统儒学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但适应当下时代与现实所需, 如此探知学习, 倒也合乎儒家传统“学而时习之”的“时”之义。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 建设学习型组织的重要目的, 是要引领全民热爱知识、学习知识, 积极向上, 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为政者的言行举止对社会大众起着示范作用, “其身正, 不令而行;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2] ;“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风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风, 必偃”[5] ;“君者仪也, 民者景也, 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 民者水也, 盘圆而水圆”[16] 。在儒家看来, 为政者的行为引领着社会风尚, 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具有示范意义。为政者注重自身学习, 并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 就能起到上行下效的作用, 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思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促进理想社会的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是说, 要通过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以党风带动政风, 并进而引领整个社会风气。这样就不仅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而且数千年来中国人所期望的“人人君子, 比屋可封”的理想, 毛泽东同志当年所描绘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伟大景象亦能化为现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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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敦颐.通书.圣学章[A].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31.

儒学与企业文化建设 篇5

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的必然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联系、交流和互动的强化，文化的全球化与多元发展是相互促动、辩证统一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多元起源走向愈来愈广、愈高层次的“多元一体”。在现阶段首先要强调全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在对话中产生“重叠共识”，从日益增多的共识中逐渐走向全人类文化的“多元一体”。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实践理性与“和而不同”的思想将在人类文化达成“重叠共识”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作 者：李存山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刊 名：求是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SEEKING TRUTH 年，卷(期)：2002 29(1) 分类号：G03 B222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对话   多元一体   儒家文化  

先秦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篇6

儒学发展到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儒学的地位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从民间的一个学派，百家中的一家，一变而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学说，成为封建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以后经魏晋隋唐，到宋代又有一个重要发展。宋儒取佛、道之长，使儒学进一步哲理化，同时特别注重于完善和发展了儒学的人生哲学、道德学说，从而使儒学进一步真正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学的精神渗透到了社会各个方面，支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在长期的发展中，先秦儒学的基本精神不断丰富、发展，并且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其主要的有：

一、重视做人，重视道德的精神

孔子讲仁学，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是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从社会方面讲，是讲道德教化，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理想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以每个人的人格修养为基础。总的说，仁学就是做人的学问。孟、荀提出人禽之别作为立论的基础，更把做人的主题突出了出来。而在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儒学突出了道德。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荀以礼义为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所以，无道德和道德教化，便沦于禽兽，讲做人，核心的问题就是讲道德和道德教化。重视做人，重视道德，是儒学的基本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基本精神。中国人教育子弟，总以学会做人为第一要务；而在责骂他人时，又常像孟子批评杨墨时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那样，说对方“简直不是人”，是“衣冠禽兽”或“禽兽不如”，这都鲜明地体现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文化精神。

二、天人合一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的提出及天人合一思想的形成，对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给予了极大的影响。

在先秦儒学中，讨论的天人关系的内容，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正如荀子说的“治乱非天”所表达的，是天命与治乱的关系。也就是：人间的治乱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天命决定的？还是由人自己决定的？孟子又说尽心知性知天，则是讲的人性与天的关系。总之，天人关系问题始终是与现实人生问题紧密相联的。道家思想跳出了这个范围，提出了“道”的问题，但其出发点及归宿，还是在如何治国和如何立身处世。而天人关系的解决，无论儒、道，除荀子之外，都归结为天人合一。尽管儒道两家所说天人关系的内容不同，思想也不同，儒家讨论的是人事、人性与天命的关系，道家讨论的是天地万物、自然与人的关系，孟子主张由尽心知性而知天，老庄则主张由天道而知人道，然而，在天人合一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一致的。所以，天人合一思想不是儒学一家所独有，而是各家所共有的中国文化精神。而《易传》及以后宋代的理学，又吸取道家思想，使儒道融合，天人合一思想也就成为更全面、系统的世界观，既是指人性与天理的关系，又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世界观，渗透到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切方面，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重要的精神。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在他最后的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极高的评价：“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三、以求和谐为特点的辩证思维

从孔子提倡“中庸”，主张“和为贵”，“允执其中”，到《易传》认为“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反映了对和谐的重视。这种对和谐的重视，既是处事做人的指导原则，又是对世界万物本质及其发展的一种根本性的认识。先秦儒学的这一思想，在后世也得到发展，成为系统的关于万物发展的学说，指导着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和对各种问题的处理，从而也成为重要的传统文化精神。

传统的关于和谐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和，是宇宙与万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也是我们立身处世应遵循的原则和应追求的目标。

第二，和，是指不同的或对立的成分、因素相互协调。《易传》把这不同或对立的成分、因素概括为阴和阳。阴阳之间的交互作用引起万物的变化，阴阳之间的和谐则是万物存在的基础。

第三，为达到和，就要求中。和与中相连，所以又称“中和”。中是要求适度。这个度，只有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能把握。整体的和谐对于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因素都有一定的要求。离开总体和谐的要求便无法把握各个局部因素的度。这也就是执两用中。

第四，为了达到和谐，对不同的方面有不同的要求。儒家的传统道德，都是双方对举，从整体和谐的目标出发，对各种关系的双方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第五，和不是随意的、无原则的调和，中庸不是四面讨好，取悦于人。爱恶分明，和而不流，中立不倚，才是真正的中和。

第六，物极必反，事物发展到顶点就会发生变化，和谐中包含着走向不和谐的因素。因此，既要防微杜渐，见几而作，防止和谐被破坏，又要适时革新，变而通之。

四、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的价值观

先秦儒学的特点之一是重视人；怎样做人的问题，即人怎样真正成为人的问题是它的中心。而儒家谈人生的出发点，是把人看作群体中的一分子，做人，就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孔子之前，叔孙豹关于三不朽的思想已经表现出了这种观念，儒学把它系统化了。孔子仁学的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其基本的原则就是个人要服从于社会群体，为社会做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人生的追求上，是仁以为己任，以平治天下，博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为目标；在对人的评价上，是以其对社会、对百姓的贡献为衡量标准；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是以义为上，主张以义节利，见利思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取，在义与生命不可得兼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先秦儒学所提出的这种价值观，在后世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发扬，历代的志士仁人，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为社会、为民族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汇成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

五、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

儒学从天命思想中解放出来，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无论是孔子与命与仁，孟子主张天人合一，还是荀子主张天人相分，这一点都贯穿始终。荀子主张天人相分固然是突出了人的积极作用；孔子与命与仁、孟子讲天人合一，也不妨碍他们的积极有为。孔子还是把立足点放在人的主观努力上，努力把天命与人的积极作用统一起来。这是孔子讲天命的特点，而天人合一正是为解决这一矛盾而找到的办法。发展到《易传》更以天道的生生不已来论证了自强不息，使人的积极有为也有了天道的根据。先秦儒学所表现的这种积极进取精神，是其整个思想体系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

六、重视教育，尊师重教的精神

儒家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因此十分重视教育。从孔子开始，都把教育作为治国的重要方面来对待。由此也就尊崇“师”的地位。孟子引《尚书》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把君与师并提。荀子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把天地君亲师并提，作为礼的根本。我们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是由此开始。

可见，先秦儒学对于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必须先了解先秦儒学的基本思想。

（选自《先秦儒学》，辽宁教育出版社，有删节。作者为著名国学大师钱穆之子，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