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共4篇）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 篇1

1“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

一般来说, 要实现体育教育的明朗化, 必须先做到“以人为本”, 以此为未来奠定人文高度。“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 承认人的个性化发展, 同时要求“人”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要把体育教育和人的幸福、自由、身心和谐统一联系起来, 使体育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而不是机器的教育。“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本身就包括了“人的全面发展”, 而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首先就要有个健康的体魄。因此, 体育教学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体育工作要做到关心人, 体贴人, 帮助人, 温暖人, 要有人情味。当前, “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体育教学精神,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体性, 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

“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 不仅强调要育体, 而且还要育心。社会越向前发展, 对人的身、心、灵的健康发展要求也越高。体育教学可以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健康思维, 为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而获取相关的“通行证”和“健康证”。“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在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发展个性的同时, 也要求运动技能的可持续发展, 培养终身体育的思维、能力和习惯。同时, “以人为本”的现代体育教学, 提倡以人的思想健康、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为教学目的, 而不仅仅是身体健康, 而且还强调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

总之, “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的本质就在于让学生追求运动乐趣的同时, 得到身、心、灵的良好熏陶, 从而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而且懂得共同学习、快乐学习的真正求学内涵, 懂得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做到健康生存、乐于助人。

2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

关于体育教学与儒学关系的探讨, 本文坚持“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与儒学是相融合的观点, 既“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尤其与儒家文化是相融合的。进入新世纪以后, 虽然中国“国学热”进一步升温, 国民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增强, 但体育文化研究界关于体育教学与儒学相融合的探讨还是及其稀少的。那么, 体育教学与儒学如何相融合, 则是本文的重点之一。

儒学是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不息的文化主体之一, 同时也是东方文化的主要代表。当前我国体育已跨入飞速发展时代, 在重大赛事中, 很多项目成绩斐然。但要想成为真正的体育大国, 还需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体育教育, 以便夯实体育基础。体育教学与儒学文化相融合, 以便促使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体系的形成, 这样一个体育教学体系是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为指导, 以“人文”与“和气”为基本精神, 以“健康”与“德育”为教学理念, 在教学思想、内容、目标及方法上都融入儒学文化精华, 同时坚持科学发展观,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把体育教学与儒学的关系集中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 儒化体育精神、儒化体育事业等等。

在儒学思想指导下的现代体育教育, 不仅仅是身心一体、身心相融, 而且还注重道德修养、道德情操的培养, 倡导“小胜在智, 大胜在德”的发展理念, 并形成了体育的社会价值和人的需求的统一。可见, 儒化了的现代体育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文明、一种道德、一种智能, 更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人才培养模式上, 儒家文化也很注重培养人的全面发展, 即人的德、智、体、美等方面的培养。同时, 将“仁”、“礼”内容融入到体育课堂教学中, 给体育运动增添了人文色彩, 以此发挥体育运动的真正魅力。此外, 儒化了的体育教学, 很重视与学生的交流, 并给予相当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从而达到寓教于乐, 满足学生情感体验的目的。而且, 儒化了的体育教学, 非常重视把儒家的“中和”思想引入课堂, 以此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培养人的团队精神, 创造出更加和谐的体育教学, 真正达到文明体育、和谐体育的效果。总之, 儒化了的体育教学, 对于指导今天的体育生活、体育教育以及发展体育事业, 对于处于一线教学队伍的体育教师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 体育教学与儒学融合的民族性特征

儒学化的体育教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不仅是对传统体育教学的总结和升华, 同时也是对当前体育教学中某些僵死、被动以及缺少乐趣的反思。儒学化的体育教学所具有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不仅仅是单一的体育运动锻炼, 更重要的是它在思想内容上汲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儒化体育事业不可或缺的思想来源。

儒化体育事业的民族性特征, 主要体现在体育教育教学与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上。体育运动是时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其与儒学相融合, 并非是与“封建意识形态”相混合, 也并非是“向封建意识形态倒退”。恰恰相反, 它总是在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 特别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来丰富自己、发展自身。同时,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相融合, 也没有削弱体育事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应有地位。

此外, 在哲学世界观层面上去研究体育教学与儒学的相融合, 其实就是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 或者说是研究人化体育与儒化体育的关系。顾名思义, 人化体育体现了体育的民族风情和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儒化体育则是在人化体育的基础上进一步赋予体育教学以人文化, 进而实现现代体育事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同时也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育教学儒学化的民族性特征, 具体表现在它在中国的具体化、民众化和时代化。儒学中的许多思想、价值和体育教学相会通, 因而就必然成为体育教学儒学化的丰富而宝贵的思想资源。

众所周知, 儒学很重视人道, 强调以身修德、心怀天下和博施于民, 并关怀人的生存状态, 充满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而“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同样充满着深厚的人文精神, 与儒学的人文精神是可以会通的。可见, 两者的相结合无不体现了民族化和人文化。同时, 儒学所蕴含的“礼乐仁”精神与我们当前所倡导的“快乐体育”本质上是一致的, 表现了中华儿女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育体和育心的精神需求。

4 结语

因此, 新形势下的学校体育教学必须从过去传统的教育教学观念转变到“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现代育人理念,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上来, 体育教学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儒家很重视人才的全面发展, 现代体育教育教学借鉴儒学理念, 将“仁”、“礼”等儒家思想有效地融入到体育课堂教学中, 将在体育运动中增添人文色彩, 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 儒家思想中的以“仁”教学、“言传身教”、“寓教于乐”以及“中和”的教育思想, 在“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而“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与儒家思想的相融合, 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向善、向上的民族精神, 而这种民族精神是我们今天体育事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精神。

可见, 儒学主张“以民为本”, 这与“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精神是相契合的, 其契合点就在于两者都是经世济民、求真务实的思想和作风, 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实现面向生活、面向实践、面向群众的价值追求, 达到最优化的育体和育心。

摘要：“以人为本”的体育教学与儒学相融合, 有利于形成适合我国国情并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学校体育教学体系, 实现真正的人化体育或者说是儒化体育, 以此实现现代体育事业的民族自豪感, 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关键词：体育教学,儒学,融合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 篇2

陈来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收看《世纪大讲堂》系列节目“儒学与当代中国”。汉代以来作为中国本土主流思想的儒学发展似乎出现了某种中断，而宋明理学被看做是先秦儒家学说的复兴，那么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宋明时期出现复兴呢？先秦儒学和宋明理学有哪样的内在的联系？从北宋一直到前清，理学何以能在这七百年间中成为中国思想学术的主导形态？当儒学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和不断挑战后，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又呈现出何种特色和精神气质？当今中国正面临着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也遇到了社会价值重建的课题，宋明理学的产生、建立和发展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发？有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他来为我们解读《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

解说：陈来，现任清华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馆馆员，当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哲学史家。学术领域为中国哲学史，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现代儒家哲学，其研究成果代表了目前本领域的领先水平。现兼任全国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教育部社科委哲学学部委员、全国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成员、中国朱子学会名誉会长、中华朱熹研究会会长、冯友兰研究会会长。

田桐：那我们今天大的话题是儒学了，但是也像我刚才开场白里说到的，这种先秦儒学为什么会在汉代以后会有一点点的或者说大部分的空白或者是中断的时期？这个原因是什么？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其实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整体上都是中断的，因为从汉代以后儒学也还在发展，但是如果从宋代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从汉朝以后到唐代这一段时间，有一个东西中断了，就是它的这个内圣之学的传统比较强调价值，强调人格，强调修养这样一个传统中断了，就变成比较注重文献、历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宋代的理学就致力于把在汉代以后中断的这么一种传统，儒学的内在传统把它接续起来。

如果你说为什么中间会有这段？我想它的理由是有好几种，一个比如说汉代为什么经学发展，因为经学在汉代刚刚开始发展，而且得到国家和政府的支持，到魏晋时代，魏晋时代因为一流的知识分子都被玄学（所吸引）信道家，甚至道教所吸引，隋唐一流的知识分子，一流的精神和心灵都被佛教所吸引，所以这时候儒学的发展就相对来讲不是很兴旺。

那么当时就有一（句）话叫“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就说这个时代，就是儒学没办法收拾很多第一流的人才都流失到道教、佛教和其他相关的研究中去了，所以要从原因来讲这些应该也是一个原因。

田桐：那也就是说儒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根据时代的不断变迁进行不断地演变的，那么宋明理学在儒学发展的这样的长长的历程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

陈来：宋明理学的这个阶段就是宋代以后的阶段，如果我们要全面地来讲就是宋、元、明、清这个时代，整个这个时代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应该说就是宋明理学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历史，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宋明理学这样一个儒学的新形态？那正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因为宋明理学跟这个时代的新的发展的变化的要求能够适应。

田桐：那宋明理学它的这样一个时代适应之后的产物，它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陈来：宋明理学应该说就是以“天理”为中心观念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如果简单的定义的话，是这样就是说它一方面它是学术，也是思想，也是话语，也包含着实践，所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那么其中它有一些关于学术传承方面的内容，也有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思想。那么当然它也广泛涉及到很多文化，那么特别它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一套话语，所以这是在宋代开始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综合的文化体系，这是我们简单说起来是这样一个。

那么另外如果从学术史的意义来讲，我们说宋明理学它是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到宋代以后的一个主导的学术形态，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的文化思想的内容，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一种比较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形态。这个宋明理学就是宋代以后历经元、明到清，占据将近七百多年历史，在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这样一个学术形态。

田桐：好的，那更多内容请您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演讲，陈院长演讲的题目是《儒学的复兴与价值的重建——宋明理学概说》，有请。

一、宋明理学的概念

陈来：宋明理学呢它也称道学，宋明道学，就是传承圣人之道的学问。这个道学的概念应该说在宋代也有一定的争论，这争论就是到南宋这个道学开始慢慢分化，在分化，因此其

中有些理学家就不主张一定要用这个道学的概念，就倾向于更普遍地用理学这个概念。

理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分析来看第一个就是天道。天道主要讲的是自然法则，自然法则。那么第二个就是性理，除了天道以外理的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性理，所谓性理是指的人的道德本质，就每个人都有人性，人性就是你的本质，所谓性理就是把理作为你的人性的本质，那这是性理的概念。第三个当然是更普遍用的一个概念就是物理，今天我们从中学开始就学物理，这个物理的概念应该说直接来自于宋明理学，因为宋明理学很强调物理，物理就是事事物物中所存在的那些事物的本质、规律，那么这就是物理。最后就是意理，意理就是指社会和人生的道德的原则、道德的法则。那么这四个方面这个天道、性理、物理、意理，它是统一的，统一在天理这个概念。

二、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是要把宋明理学的发生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过程，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从中大家可以了解宋明理学的具体内容。

（一）宋明理学的先驱

1、韩愈

那么第一点我们想讲讲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那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是从唐代中期开始的，那么这个代表人物就是韩愈，韩愈大家都很熟悉，在这个时期呢“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所以韩愈就很焦虑，因此韩愈他写了著名的《原道》，《原道》就列举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体系的所有特征，然后说佛教跟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他就非常表扬孟子，因为他认为孟子是跟儒学的异端能够坚决斗争的一个典范。所以韩愈应该说在这个时期他是发出了振兴儒学，复兴儒学的先声。

2、范仲淹

那么关于宋明理学的先驱我们第二个要提出来的是范仲淹，这到了宋代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这样的精神引领时代的道德风气的那种人格的体现，应该说是直接促进了道学的兴起。

（二）宋明理学的发端

1、周敦颐

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讲宋明理学的发端，第一个我们讲周敦颐，他是理学的创建人，二

程兄弟的老师，他在思想上深深地引导了二程的思想发展的方向。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所谓“孔颜乐处”，《论语》里面讲这个颜子在贫困中他能保持他的精神的快乐，而孔子也是，他是“乐以忘忧”，就说这个孔子和颜子他乐在什么地方？“孔颜乐处”所代表的，是跟这个科举时代流行的这个功利主义的那种发展所不相同的一种人格的理想，人生的理想。二程后来他（们）能够向着理学的建立发展，寻“孔颜乐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点。

那么跟这点有关就是因为周敦颐他写了两部著作很有名。有一部就叫《通书》，这《通书》里边就讲，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颜子就是颜回刚才我们讲颜回，就公开提出了要“学颜子之所学”，那“颜子之所学”是个什么学问？就是一个圣贤之学，不是要仅仅成为一个科举的成功者，是要自己成为成圣成贤的理想的一个实现者，所以从这点来看，这个周敦颐确实他是能够呼应这个时代的一种需求。

其次就是在除了这个《通书》以外，它另外一本书叫做《太极图说》。这个《太极图说》一上来讲“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等讲一套，最后讲的就是“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就是这一篇作品是从太极讲到人极。

那么这个作品应该说我们看它是按照《周易》的《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这个思想发展出来的一个宇宙图式，那么最重要的是说它从太极到人极，太极就是宇宙的根源，人极就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讲了这一套道理是最后要确立人极的根本立点，那么这个人极当然就是儒家价值体系的一个代表，就是“定之以中正仁义”，所以从这方面我们说周敦颐他还是确实有先导之功。

2、张载

那么理学的发端我们第二个讲是张载，那么张载他跟周敦颐，他有一个作为理学发端的共同性，共同性就是他要建立一个宇宙论来抗衡佛教，抗衡道教，他建立了一个太虚即气的宇宙论，就是为了跟佛教、道教的这种虚无的，虚空的这种宇宙观、世界观相抗衡，所以他具有理学的发端的这个意义。

那么其次更重要的就是在精神，在境界，在人生方面他也同样在这个时代他提出了一些新的方向来引领。张载后来他讲了四句话，冯友兰先生曾经把它叫做“横渠四句”，因为他的号是横渠先生。那冯先生就把它叫做“横渠四句”，这很多大家都知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们说这四句不简单。这四句如果用我们今天的题目来讲，它就表达了儒学复兴的一个崇高的精神理想，你说这个儒学复兴的运动用什么样 4 的一个理念和精神来表达呢？就是这四句话，就是这“横渠四句”，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我们说周敦颐、张载他们的确是发挥了在理学发端这个时代，他们应有的这个作用。

解说：宋明理学是一套以“天理”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和话语实践，韩愈和范仲淹作为宋明理学的先驱直接促进了儒学的复兴和道学的兴起。而周敦颐和张载则作为宋明理学的发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宋明理学的建立

陈来：那么第三点我们就来讲（宋明）理学的建立，理学的建立我们主要就讲程颢、程颐两兄弟，因为我们在讲中国学术史，讲中国理学史都承认这个二程是理学真正的创立者，不是仅仅提出了一些理念，指出一些方向，而是构建了这个体系，那么构建这个体系当然了这个体系本身也对他的这个精神有所发挥，不是仅仅是一些具体的理学的建构，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发挥。

刚才我们讲两兄弟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授学于周敦颐，周敦颐就让他们寻“孔颜乐处”，对他们影响很大，就“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据程颢就是老大他讲，他后来又去跟周敦颐学过，没说是哪一年又去过，然后说什么呢？说“自再见周茂叔（后）”，自再次见他跟他学习回来，说“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吾与点也这个就是《论语》里边的故事，就是孔子非常赞成曾点，那种人生的理想，就是当然当官为民也是好的人生理想，但是曾点就是说不喜欢当官，就喜欢一种自由的没有功利的一种生活，春天带几个童子到郊野，沐浴着春风，朗诵着诗，向往这样的生活，那么孔子当时就是肯定他这种精神，所以从“孔颜乐处”到“吾与点也”，你看当然中间有“慨然有求道之志”，这个过程你看他是受到了这个思想的这种引导。

那么这种引导我想就使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儒学的发展和解释，那么如果从精神境界上来讲，就是他提出了一个新仁学的境界，“仁”是仁义礼智的“仁”，我们知道孔子是提出了仁学，《论语》里边讲了一百多个“仁”写，但是到了程颢这里面，他对这个“仁”字做了发展，就是吸收了这个周敦颐对他的影响，那么吸收了张载那种民胞物与的那种理想，提出了仁，什么是仁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出这样一个对仁的理解和仁者的理想，应该说我们刚才讲的“孔颜乐处”，“横渠四句”包括这个“仁学境界”它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个整个宋明理学它的精神方向才能确立起来。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真正开始要讲这个理学的体系建构，这一套体系话语怎么建构起来？这个二程应该说他（们）是作为创立者是建立了最基本的功劳。那么首先就是程颢就讲 5

了，他活着的时候讲了说“天者，理也”，就是经书里边尤其是《尚书》和《诗经》里边讲的“天”，很多都是讲的上帝，就是古代最高的神、上帝，但是到程颢这个地方有坚决的一个理性主义的诠释，一个新的诠释，就是天不是神，天代表的是一个最广大的最普遍的法则，这就叫天理、天道，就是讲“天者理也”，把这个儒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概念把它做了理性化的解释。这样就奠定了整个理学它的思想话语体系的那个最重要的点，所以我们不能小看这个“天者理也”这四个字，这就是理学之所以为理学的这个建构，就都是从这儿开始，这是我们讲这个程颢。

那么讲程颐，程颐应该说他跟他哥哥是一起跟这个老师这样学的，那么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入太学，当时这个太学的老师就出了个题目，就是“颜子所好何学论”，就是我们刚讲的孔门的颜回，他好的是什么学？那么这个问题就跟周敦颐在四年前问他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乐何处”是一样的问题，他答的这个答卷太学的主管一看，大惊，觉得这个卷子答得太好了，说你不要当学生，你来参加我们这个太学的教学吧，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明了什么？就是重视颜子的这个问题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呼声，一种要求。

所以第一流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都朝向这个方向来用力，来引导这些青年学生思想上向什么地方发展，发展什么？就要了解这个“颜子所乐何事”，“颜子所好何学”，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的确他是受惠于周敦颐不小，因此他和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开始在周敦颐这个方向上往前发展，怎么发展呢？就是两个人明确提出道学这两个字。那么对于道学来讲，他的哥哥提出了一个贡献，就是“天者，理也”，那么这个老弟做了什么贡献？贡献也很突出，他讲“性即理也”，一个是说这个价值就是我们最普遍的宇宙法则，一个说这些道德原则就是我们最根本的人性，所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出他们的理学上的贡献还是相当大的。

（四）宋明理学的发展

1、朱熹

现在我们讲第四个问题就是（宋明）理学的发展，（宋明）理学的发展主要是讲这个朱熹和陆王。朱熹他是代表宋代理学的一个集成，集大成的总结。那么如果说前面我们讲说二程从天即理，“天者，理也”，然后“性即理也”，这样子来建构这个体系，那朱熹对这个体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展，主要就是“格物穷理”，就不再讨论天道观或者人性论，而讨论知识论，当然这个格物穷理不仅仅是知识，也包括着道德的建立。

因为朱熹解释这个格物穷理他对格物的解释就是即物穷理，就是不要离开这个具体事物，要到具体事物上去研究它的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和实践的方向。

那么另外他对整个理学的体系还有一些发展，比如说他就发展了理气论，就认为整个这个世界是由理和气组成的，气是我们欲望的根源，理是我们道德意识的根源，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就阐发了这个道心，人心的观念，他认为道心就是我们的道德理念，道德意识，这是根源于那个“天理”，同时我们人又有人心，人心就是我们自然的欲望这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儿来呢？使从气来的，气不仅是天地之间的材料，也是我们身体构成的基本的材料，我们的欲望都是从这儿产生的。那道心、人心什么关系，就是要用道心主宰人心，领导人心，这才能够变成一个君子，变成一个真正的儒学的士大夫。所以道心、人心的观念应该说同样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个时代，理学家在儒学复兴和价值重建中，针对我们每个人的道德实践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实践的具体的方向，那么这个是朱熹的我们讲朱熹我们就大体上讲他这几个贡献。

解说：北宋的二程提出天者理也、性即理也，基本建构了宋明理学这个体系，而南宋的朱熹提出格物穷理，并发展的理气论，代表了宋代理学的一个集大成的总结，而宋明理学在这时也分化为两支，一支叫理学，一支叫心学。

陈来：这分化出来的这个理学是一个狭义的理学，跟我们讲那个宋明理学那个大理学不是同样一个概念，是它的一个分支，那么分化出的这个理学的代表就是朱熹，朱熹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强调理，强调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天者理也，性即理也，格物穷理，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发展，这个就是一个理学。

2、陆九渊

可是在南宋的时候这个理学就分化了，分化出阐述了另外一支这个就是在朱熹同时时代有一位学者叫陆九渊，那么他就发展了这个心学，宋明理学的心学这一派，因为朱熹讲格物穷理，具体的实践，最重要的就是读书，就是要多读书，那么陆九渊就反对这个，他说这个理不是从读书得来的，所以他反这个，它从哪来的？它要用发明本心的办法，要用发明本心，不是要用读书格物穷理，而是要发明本心。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个命题，这个命题跟我们刚才讲的三个命题有同样的重要性，就是“心即理也”，除了发明本心以外，他就提出叫“六经注我”，当时有一个学生说先生何不著书？说你看朱熹都是著书，注解古代的经书，先生何不著书？他说“六经注我，我何注六经”，就是六经就是我的本心的注解，我还要注六经干什么，那么这样一来他强调“六经注我”这样他对经典，人对经典的态度就有一个大的转变，就不提倡对经典的这种学习、领会，而强调对本心的这种方面，所以这派就叫做心学。

3、王守仁

那么这派心学到了明代就大大发展了，到了明代中期，明代前期还是朱子学，但是明代中期就出现了一个大思想家叫做王守仁，王守仁因为他的号是阳明，所以平常我们也叫王阳明，那么他就继承发展了这个陆九渊的思想的路数，就更完整地建立起来心学的体系。但是王阳明不是一开始就走上的陆九渊的道路的，他一开始是非常循规蹈矩的，按照朱熹的路数来格物穷理的，因此他十一岁的时候他家里的私塾老师问他，就看他的理想怎么样，说你说什么是人生第一等的重要的要事？他问老师，你说是什么？老师说那就是中科举，因为他的父亲是状元，说你看你父亲状元，是用这个来激励他，你也一定要是第一等重要的事，就像你父亲一样做状元，他认为不是，他是要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才是第一等的事，所以他从小已经有这样一个向理学发展的基础。

那么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他已经读了朱熹的书，他要按照朱熹所讲的路子去格物穷理，变成圣人，就约一个朋友，说朱夫子讲了，说我们要格物穷理，说我们家前面有一个亭子，亭子前面有一抹翠竹，说咱俩去试试，说你先去，他那个朋友先去，就对着那个竹子就在那儿坐，坐着在那儿格，格了三天就病倒了，也没格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有格出来，他说看来你不行，说我来，我来，结果坐了七天，还是没有格出来还是病倒了，然后说这个圣人可能做不成了，以后他不断学习，但是始终就没有找到一个真正能够进入这个圣人境界的一个路径。

那么到了三十七岁，这又过了十几年了，他上书批评（宦官）刘瑾，所以就被贬官到贵州的龙场，就是贵阳附近的修文县。龙场这个地方很小的地方，当时周围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也不通，那么到那就生活非常苦，然后他在非常困苦的生活里边，在那他就每天晚上静坐，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坐到夜里的时候，他突然就跳起来了，就大悟了，历史上叫做龙场悟道，他悟到什么了？他就悟到说格物穷理，这理在什么地方？理不在竹子上，也不在事事物物上面，理在哪儿？理就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他就说这个理不在外物，就强化了刚才那个我们刚才讲，陆九渊不是发明了一条吗叫“心即理也”，他把它更强化，“心外无理”，心外没有理，“心外无物”，变成一个彻底的心学。

以后他就继续发明他的思想，他不仅仅讲这个，特别他很重视知行的问题，这也是理学体系里面重要的问题，他就强调知行合一，那么晚年他把这个知行合一有所改变，有所发展，就提出了叫致良知，致良知就是充分地把你的良知扩大，发挥出来，付诸到实践，所以这个就是王阳明的对心学他的一个发展。

（五）总结

所以以上我们讲了四点来展开这个历史，就是宋明理学的先驱，宋明理学的发端，宋明理学的建立，宋明理学的发展，应该说我们就通过这四点就把这个理学的建构它的内容做了一个基本的交代。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讨论，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如果我们从经典的角度来看，它是突出四书和《近思录》里边的那些概念，形成一套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人把它诉诸于实践，这是它的基本特征。那如果我们从形式来讲，就是说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本体论的论证，它对古典的儒学做了新的人性论的论证，它对古典儒学所没有展开的道德论做了新的展开，最后它对古典儒学没有完全展开的工夫论做了全面的这种细化和深入。所以我们要讲宋明理学这个基本的特征，应该可以讲到这么几点。

三、宋明理学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下就是宋明理学跟佛教的关系，和道教的关系，就是宋明理学我们习惯上都讲特别强调它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吸收、融合，这个讲法其实不太全面，我想到宋代的这个时候它对于佛教来讲，不是仅仅把它看做是一个外来的文化，因为佛教在这个时期它从后汉进入中国，经过魏晋、隋唐，五代的发展，那么以禅宗为典范，已经充分地中国化了，那么虽然对于儒学来讲它是他者，但是这个他者不一定是作为一个外来文化的他者，所以我想佛教、道教对于宋明理学的意义不能仅仅说它是一个外来文化，但是它的确是儒学自身发展的对立面的他者，就是宋明理学已经充分意识到佛教和道教对它的挑战，因此它面对这个他者，来吸取它们有益的成分，至少把它作为一个有益的对照，来发展自己所没有的东西，使自己所重建的这个体系能够成为这些他者的替代物，能够重新占据这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好，我今天的报告就到这儿。

四、现场提问

田桐：非常感谢陈院长给我们带来的从四个方面来给我们阐述这个宋明理学的一个概说，那么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有一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和沟通。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那个儒学的复兴和价值的重建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环境里，特别是当下的制度下，很多人觉得就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地知行一体（地）践行过，那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儒学真正的重建的可行性该如何去进行，它可以不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环境中什么政治腐败现象那些东西的一个解决途径，一个植入的解决途径？谢谢。

陈来：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儒学的复兴都能解决，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它可能部分地有助于它的一些解决，缓解。你比如说刚才讲这个官员的腐败，那么这些腐败问题它当然需要有各种制度的配合，法律、党纪、检察，各种各样的制度的配合，同时也需要你所讲的这种儒家思想文化，在这里面发生作用，那么这个发生作用恰恰不是儒学思想里边阐发经世重要性的那些内容，还是儒学思想里面强调内圣重要性的那些东西，让他重视自己的官德修养，重视自己的人生修养那些东西使它发生一些作用，来部分地解决这类的问题。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刚才听了您的讲座，您提到这个儒学在它两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形态，最主要的来讲比方说有汉代的形态和宋明理学的形态，想问您的问题就是是否可以请您预测一下您认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它会以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参与到现代社会的运作当中，以及尤其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做儒家哲学的这些人来讲，我们在其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一个什么样子？谢谢您。

陈来：理学应该说它的复兴作为这个儒学复兴来讲，它是提供了一个经验，用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价值重建，就是这个复兴它始终跟这个价值重建的中心焦点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就是汉唐的经学和北宋的道学所不赞成的那些经学的发展，它恰恰是没有把价值的问题突出，所以一个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新的儒学的复兴必须要牢牢地抓住这个价值重建的焦点，才能真正在这个时代和社会发挥你的重要的作用。所以我的展望是这样的，就是从整个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传承来讲，我们对经学的研究发展会比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有更大的发展，因为我们前三十年、前六十年我们把这东西都已经把它屏除在外了，但是尽管如此，在经学有所复兴比以前有更大发展的同时，以价值理念和价值重建的一个新的儒学哲学思想文化的话语的重建，将是一个更大的任务，也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这是你说我目前的展望，对未来的一个展望，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现场观众：陈老师您好，您刚才提到了儒学今天当代的复兴重点在于价值重建，而我们知道您新近也出版了您自己的哲学著作《仁学本体论》，那么您今天所提到这种新的仁学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我们今天价值重建的一个方向，而您的这种新的仁学您能简要地叙述一下跟程颢的这种仁学，它的差异和继承以及它今天的时代价值，以及意义在什么方向吗？谢谢您。

陈来：我不能说我这个书是个方向，只是个努力，因为这个书写的当然跟程明道这个仁学有关系，程颢应该说已经提出了一个新仁学，但是这个新仁学更多的是境界论，更多的是境界论的，这个境界论的意义是回应这个佛教和道教的一种境界论，对这个大众和知识分子 的影响，那今天我们写的这个书就是面对问题不同，因为我们不是从境界论，是从本体论，是面对整个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和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自身的建构，是顺着这个挑战和这个脉络来讲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一体是人体，这个一体不仅仅是境界，一体就是人本体本身，从这个地方来强调，这是一个基本的差别。

体育教学与儒学的融合 篇3

关键词：程朱理学,儒学思想,台湾

清代统治复原辽阔, 人口众多, 只有少数人口的满清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在吸取前代统治的基础上加强了文教思想的教育, 推崇儒教, 提倡程朱理学, 力图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合法性。台湾作为大清的边陲, 虽然受中原地区影响较小, 但在文教思想上也打上儒学烙印, 在地域差异的背景下体现出了自己的独特特征。

一、程朱理学兴起与普及

1. 程朱理学的兴起。

程朱理学兴起是清初台湾儒学教育的最显著特征, 其他特征都是在此特征基础之上衍生而来。程朱理学的兴起与当时的背景是密切相连的。满清统一中原之后, 郑成功在福建沿海号召抗清, 并收复台湾, 将台湾当做抗清总基地, 台湾的汉民族意识很强。即使统一台湾, 台湾民众中仍然存在着强烈的反清意识。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 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当做控制人们思想的武器。之所以将程朱理学当做控制人们思想的武器, 是因为清政府认为儒家思想中的程朱理学士最利于控制人们思想、消除反抗情绪的学说。康熙为此特意令李光地编撰《朱子全书》, 将朱子学说当做儒学的最正统学说, 并作为治国安民的主导思想制定下来[1]5。

朱子学说在闽台一代复兴得最为盛行, 这与福建的闽学传统及地方官陈瑸、大儒蔡世远等人的大力宣传是分不开的。陈瑸从康熙三十八年就任福建古田县县令, 是朱子学说的大力支持者, 康熙德治他笃信朱子学说, 就将他调到台湾任知县。陈瑸到任后, 在勤政爱民之余, 还重修孔庙, 创建学堂明伦堂, 召集学生来这里学习明伦之旨, 阐述朱子理学。当时台湾百姓主要是闽南一带的贫苦移民, 文化水平较低, 为了便于他们理解, 陈瑸就用通俗的道理对朱子伦理进行推演, 从人类讲到人心, 再从人心讲到人理, 又从人理讲到人伦, 阐明人伦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在推演的过程中, 陈瑸始终结合着朱熹的伦理观, 将朱熹对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道德规范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 结合台湾士子的人生德业和《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的功用, 强调儒家伦理对人生事业、道德修养的影响, 极力宣扬朱子学说, 号召百姓读朱熹之书[1]6。除了明伦堂, 陈瑸还主持新建了朱子祠, 兴建了文昌阁, 将台湾民众对朱熹的信仰与对文昌帝君的信仰等同起来, 从传道的角度阐释朱子学说的必要性。为了高度重视朱子祠, 陈瑸还专门将朱子祠中的香火费、油灯费等相关费用拨出来, 专款专用。此外, 他还要求士子奋发图强, 将通经学古当做主业, 行道济世, 以不辜负国家对他们的栽培, 将儒家的士子观充分运用到实践。蔡世远是福建漳浦人, 其祖辈有朱子学传统, 他自然而然承家学, 自幼便接受了朱子教学。康熙四十八年, 蔡世远中进士, 在陈瑸调任台湾不久, 被陈瑸聘请到福州鳌峰书院主讲, 蔡世远借此机会将的自己的学术思想带入台湾。蔡世远从社会对利禄的追求入手, 认为朱子学的义与利、天理与人欲之辨是儒生学习的关键。他将义与天理等同起来, 将利与人的欲望等同起来, 认为复兴朱子学的关键, 就是让学生明白朱子学不是空谈理论, 而是知识分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武器。在鳌峰书院主讲的时候, 蔡世远从立志入手, 以小蹄为基础, 以读书克己体察躬行为实现程朱理学的纲要, 鼓励学生学习程朱理学。他向学生强调程朱理学的有用性, 鼓励学生以诚为动机和方法, 将程朱理学当作修养自己心性的工具。为了达到“诚”的境界, 蔡世远认为, 学生应该像程颐所说的那样, 要以诚为本, 培养敬畏之心, 做人做事不欺不妄, 最终实践伦理, 而不是将读书当做实现成名牟利的渠道。蔡世远认为, 学生只有通过这样的教化, 才能为国为民发挥自己的才能, 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蔡世远的理论指导和陈瑸的实践支持下, 朱子学说很快在台湾发展起来, 成为台湾儒学的主导思想[1]7。

2. 程朱理学的普及。

程朱理学在台湾得到复兴, 但仅限于极少数知识分子阶层, 广大民众并未受到广泛的教化。民众喜犯法, 好斗, 聚赌成性、盗窃成性, 并于康熙六十年爆发了朱一贵起义。清政府认为这都是教化不深入造成的, 平定叛乱的南澳总兵官蓝廷珍及儒生蓝鼎元走遍整个台湾西部, 认为当务之急要重视台湾文教事业, 广泛普及儒学教育[2]112。蓝鼎元提出, 应让台湾民众普遍受到儒学教育观点, 建议在台湾广设义学, 设讲约, 振兴文教事业以转变当时台湾社会的不良习俗。他认为, 教育有教化的作用, 政府应通过教育崇正去邪, 移风易俗, 将台湾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教化不兴, 因为倡导政府通过振兴文教的方式让百姓明白是非善恶, 最终移风易俗, 消除动乱。在对清巡台御史吴礼达的建议书中, 他要求政府在从府城一级逐次普及最小单位的村社中推行程朱理学, 每一村社都设置负责教化庶民的儒生秀才。他的这些建议后来都得以实现, 政府在台湾广泛建立了书院、私塾、社学、义学等机构, 儒学教育得到普及, 朱子学成为台湾的主流思想, 儒学教育水平显著提高[2]113。

台湾儒学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教育碑文中朱子学说频现, 重视由敬而成的心性修养, 强调穷理与实践并重, 重视理学与经学的结合, 重视文史, 这些儒学思想的形成都是陈瑸、蔡世远等人努力的结果。二是书院书规中朱子学说占主导地位。根据台湾地方志的记载, 台湾的书院书规中列了很多有关朱子学说的内容, 如分巡台湾兵备道刘良璧立的《海东书院学规》、澎湖通判胡建伟立的《学约十条》等。在这些书院书规中, 君臣之大义、三纲五常等经典程朱理学被当做治学要则, 为全面复兴朱子学以及朱子学说成为台湾民众生活道德规范提供了保障。三是台湾师生的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儒学思想。在清初台湾的诗歌作品中, 有一部分既体现了儒学教育的情形, 也反映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最能体现这个特色的诗作, 以凤山县师生为多。如凤山知县宋永清的《新建文庙恭纪》、知县陈文达的《莲潭夜月》、林青莲的《莲池潭》、杨桂森的《乐耕楼记事》、胡建伟的《留别文石书院诸生》等等, 都对台湾的儒学教学、朱子理学思想有明显提及[2]115。

二、朱子学说主导下的三种思想兼容

在清朝统一台湾后的二百多年里, 地方官的宣传及办学实践以及科举的诱惑, 使得程朱理学得到广泛和深入的传播。但由于台湾仍然处于开发期, 文教事业与中原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程朱理学在台湾的传播又很不均衡, 功利性很明显。随着大陆移民不断向台湾的嵌入, 清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得不适时更改, 人民反清意识难以得到根除, 明郑儒学思想在台湾仍然有较大的影响。到了乾隆、嘉庆年间之后, 由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一些有志之士重提经世实学。鸦片战争之后, 台湾社会发生重大变化, 重视科技提倡实业成为经世实学的新表现, 台湾地区的儒学思想从清初的程朱理学独尊走向各种思想的兼容。因此, 台湾的儒学教育思想总体来说有三个分支[3]26。

第一个分支为朱子学说的独尊。这一分支的形成和发展从地方官陈瑸、大儒蔡世远对朱子学的宣传和实践开始, 一直到同治年间甚至光绪年间, 朱子学对台湾的儒学教育影响一直未有间断, 政府官员不断倡导和兴建学校、选拔贡生科举为其主要表现。第二个分支即隐藏在清代的明郑儒学的忠义思想。这支思想从清朝统一台湾之后就一直在民间流传, 以民间传说中的陈近南为首的反清复明人士不断秘密组织, 并不断发展衍生出很多流派, 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秘密社会势力, 康熙六十年的朱一贵起义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清朝统一台湾后, 被迫屈服的明郑遗民将忠义精神寄托到关帝身上, 清政府便在复兴朱子学的时候重修关帝庙, 强调关帝的忠信, 巧妙地程朱理学的纲常伦理衔接, 程朱的道德修养与关帝的忠义思想合流, 形成一个新的儒学体系。第三支儒学思想形成比较复杂, 它主要体现为经世致用。早在明末清初时期, 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学者基于社会危机, 提出致力于天文历算、农学水利、化学药学、机械制造等实学研究, 还有的投身于为国为民的政治军事俊东中, 如顾炎武、郑成功、陈永华等人[3]27。康熙年间提倡程朱理学, 经世致用的实学受到压制, 转化为注重朴实经史考证的清代汉学, 将学术研究扩大到自然、社会、思想等领域。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 清代汉学不断演变, 随着清政府统治的不断削弱而日趋呈现出经世致用的精神。直至到鸦片战争, 一些爱国志士意识到朱子学的弊端, 开始兴起一股经世实学的思潮, 先后涌现出沈葆祯、刘铭传等重视实学的地方官, 台湾的儒学教育呈现出西学的特征。沈葆祯在同治年间被派往台湾巡视察, 他的一些举措开创了台湾地区近代化。在教育方面, 他让学童学习读书、认字、写字、学算、学唱歌、跳民族舞等多种知识和技能;在基础建设方面, 将福建沿海先进的近代科学和近代教育理念引入台湾, 促进台湾的近代化;在交通方面, 开山筑路, 发展邮政通讯和交通;在工业方面, 以煤矿为“始基”, 引进西洋采煤机器, 雇请英国工程师, 致力于现代工业的兴起。此外, 沈葆祯还试图炼铁, 并在台湾建设了百里的天线。刘铭传是第一任台湾巡抚, 他在任期间, 高举明郑儒学中的民族大义旗帜, 以程朱理学的道德修养为基础, 大力在台湾宣传洋务运动中的务实精神。他对台湾的近代化影响更大:建立近代化军事体系, 建设铁路, 兴办新式企业, 发展对外贸易, 创办新式教育, 培养西学人才, 使得经世实学成为儒学的主流, 为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3]28。

综上可知, 我们可梳理出清代台湾儒学思想的路径。清初, 统治者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 将福建的儒学教育移植到台湾并大力宣扬和实践, 在台湾形成以朱子学为主流的儒学思想。

参考文献

[1]王炯.清代台湾的儒学教育 (1683-1895) [D].福建师范大学, 2011.

[2]杨齐福.台湾举人与清代台湾社会[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 (4) .

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 篇4

孔子的生存叙事与生活儒学的敞开

虽然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激烈地批判着以孔子为象征符号的儒学传统,但是,有关当时的新锐学人对儒学和孔子的否定是否彻头彻尾、是否也承认孔子的“为人”和儒学之“真”,我们则不妨从胡适的一首新诗说起.

作 者：杨海文 Yang Haiwen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刊 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FUJIAN TRIBUNE(THE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MONTHLY) 年，卷(期)： “”(8) 分类号：B222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