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解与建构（精选8篇）
消解与建构 篇1
作为一部新好莱坞准备时期的青春喜剧片《毕业生》无疑是在审视个体成长与家庭社会的关系。而让其气质独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源自对另类情感私密空间的窥视, 但填充这种窥淫心理的不是情色猎奇而是对秩序与自我关系的焦虑与反思。电影主人公本哲明对父母社会“成人世界”秩序的反叛, 在反叛中个体的痛苦、沉落, 不能自已的消解无疑不是对两代人意识差异和借以绕过当时美国社会尖锐问题, 来表现个体成长的种种与外界和自我矛盾的激化, 还有个体精神的自我构建。
一、场景——权力空间对心理空间的隐性压制
显然这是一部充满秩序感的电影, 秩序与规则的呈现则是以叙事场景的分割和封闭与角色精神世界的注视和外化达到的。人物的活动场景虽然不多但是富于象征意义, 很明显电影中对空间的造型被构建为秩序权力的模型。单位叙事场景成为权力操纵的微缩模型, 变成了压制束缚工具象征。那个无形的权力中心便是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在此基础上叙事空间被分割为社会化的公共空间、社会化的家庭空间和私人的具象化的心理空间。秩序权力的执行则通过权利、服务、规则、情感、性来达成, 不论个体想不想拥有。观众看到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秩序如何在社会层面发生作用并通过这种社会化的作用如何影响家庭权力伦理关系并最终对个体心理空间如何施加压抑性限制作用的。
于是影片叙事的场景性转移更像是对权力空间的作用与角力的展示。而且很容易地就能看出生存在这种受公约化秩序的空间里人被控制的苦闷状态。第一场机舱以及机场的戏对这种高度秩序化规则化的社会公共空间予以一种深刻的艺术化表现。机舱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如同主人公一样麻木僵硬, 而画外音则是温柔的公约和规则的提示。长长的轨道上则将人物的命运受制于这种秩序的痛苦虚无通过呆滞化的表演与音乐的内心阐释予以物化呈现。同样在本哲明的家庭中这个本应该私密化的空间被社会化了并通过母亲的权力控制将秩序对人的控制和心理空间的限制予以加强。罗宾森夫人的家同二人幽会的酒店甚至结婚的教堂则成了权力斗争的场所, 只不过是形式的差异即欲望的机制和情感的机制在伦理机制的外衣下的控制与斗争而已。在这些权力场景的展示当中最核心的是对主人公心理空间的描摹, 无疑它是一个无助迷茫的权利的承受者。当然从这个层面来看除了蕴含隐喻的水缸和水池, 那个充满了性欲的房间和那座大桥以及同伊琳约会的街道则成了他精神内部的流放空间。
二、身体——规则潜抑的异化冲动与精神的迷失阵痛
电影的核心事件是本哲明与罗宾森夫人的欲望关系, 欲望关系发生成立的主体是两个痛苦的灵魂。身体的流放成为他们的选择。罗宾森夫人的出现虽然一开始便被定义为欲望的符号。但是当深入到其家庭内部时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掩藏婚姻和情感失败的而又不得不维持现有局面的受伤者时而对其行为充满同情和理解, 也的确在同时思考她的角色意义。原本确定无疑的她的出现是对本哲明母亲即秩序的权力体的象征性替代。他们关系的发展行进也同样表现为一种命令式的强制性请求。
本哲明的包括其身体呈现出被禁锢束缚的压抑状态, 被塑造为一个潜水者的形象。对于一个优秀的毕业生为什么会精神抑郁除了他自己想追求不同的内心独白以外, 很显然观众能够从家庭生活的展示能够得到答案。那就是他的生活都是被动的执行。而通过罗宾森夫人观众能够看到一个更加残酷而匪夷所思的社会化规则对家庭及其成员的强大的潜抑力量。两个没有感情的个体可以为了社会的注视过着名存实亡的婚姻生活。于是女性的身体再一次成为精神生存的出口, 而罗宾森夫人被赋予了双重隐喻, 她既是秩序控制下被压抑者和牺牲品, 又是秩序通过其身体作为工具来控制本哲明精神的压抑者。对于本哲明而言性无疑是一种迷茫中的寄托和安慰, 女性的身体显然对于他来说具有启蒙的意义。从这样的意义上讲二者的欲望关系背负的伦理重负毫无意义, 身体本身和欲望关系被看作是那种压抑秩序下的异化冲动和一种生存模式。
三、角色——对抗的转移消解与动作的失衡隐喻
在思考秩序与自我的问题上, 影片的重心和立场是对自我的追问。随着权力机制的平衡被打破, 权力的承受主体的对其机制的反叛动作的发出,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以一种近乎革命性的方式得到催发性的觉醒和建构。当身体在性欲的沉沦宣泄中滑向不伦的渊薮中, 影片的推进和高潮部分很有自我拯救的味道, 而且使用的是最后一分钟营救的戏剧性动作。很明显最后的反叛不再是一种青春盲目的冲动, 而是一种有意识的自我的超越, 对秩序下规则的一种超越。子一代也彻底同压抑自我的父一代人彻底地站在一种对立面, 而且当父一代那个自我想象的认同对象不再被看作是行为模范的时候子一代做出了自我的选择。
很显然在影片的推进中故事的对立关系实际上已经悄然发生了转移和置换。不再是纯粹的家庭充当个体解放成长的对立面, 而是性的控制, 欲望条件下的伦理关系成为秩序权力的工具。于是影片的对立关系变成了罗宾森夫妇对本哲明和伊琳爱情的阻挠。主人公的任务不再是纯粹的走出对自我认知的迷茫而是获取自己的爱情。于是实质的秩序对人性的压抑的对立关系被消解了变成了自我对秩序的调整和适应的顺从依附关系。这恰恰回答了电影结束时本哲明为什么喜悦之后表情又恢复到凝重与茫然。获得自己的爱情之后该做什么了。而对于那个家庭而言他的爱情原本就是他们计划和预期的愿望。他反叛的只是秩序机制在他生命中制造的一次幻象, 而不是秩序本身, 虽然他自我认为规则对他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他终将无法获得绝对的不同, 恰恰要按照规则行事。常常我们认为社会我的达成能够看出是自我成熟的一种反映。这次心路历程和青春冒险实质只是对秩序与自我关系的适应性调整, 而且也的确这个茫然的孩子似乎找到了轨道。
这是一部相当简单而又相当复杂的电影, 虽然是以喜剧的面目出现, 但还是透着知识分子的悲凉。因为最终自我的找寻仍然是相对的, 如此抽象又那样具体, 电影对于现代社会与自我存在关系的思考也是保守的, 但是也能看出新好莱坞电影的精神走向。当对资本化现代化社会与国家的现实思考个体感到苦闷而又对问题无能为力的时候, 也许真正自由意义的自我只存在于绝对的想象之中, 个体所能获得的也只剩下痛苦而狂躁的状态中追寻自我与世界调整关系的权利。规则是:规则无法打破, 而我们又不人人都是格瓦拉, 生活在拉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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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与建构 篇2
后现代伦理学的困境与消解
现代性伦理学的建构由于切入伦理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因而在实践中主导着伦理学的发展方向.据此,应围绕道德形上学的`消解和转换这一主题,从现代性伦理学的形成、展开、范式和构建四个方面,以开阔的视野剖析和揭示现代性伦理学的内涵,推进对这一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从而使人们在道德建设的实践中更为理性和自觉.
作 者：张喜平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社科系,广东,佛山,528000 刊 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FOSH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3 21(1) 分类号：B82 关键词：现代性 伦理学 转型 建构魏青吉：在消解中建构的水墨语言 篇3
走进高地画廊的展厅，远远就能看见对面墙上挂着一头举着红旗的狮子，仔细一看，狮子正是标致汽车的标志。这本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日常性符号，但红旗的加入瞬时化腐朽为神奇，一种智慧和幽默便在两种最常见形象的巧妙并置中油然而生，细细品味之下，让人忍俊不禁。这幅名为《旗手》的水墨作品正是魏青吉在高地画廊进行的展览“杜撰//”中的一幅，同样的简洁和诙谐也体现在了其他作品当中，如《占领派拉蒙山》——派拉蒙电影公司片头画面中的山峰也被插上了一杆红旗，但看似简单的图像拼贴却无法掩盖住艺术家的良普用心，令人回味无穷。
这是魏青吉近期水墨作品独特的视觉表选，他独树一帜的水墨语言和创作方法论改变了我们对水墨绘画的某些认知，我们采访的话题也由此展开。在魏青吉看来，他的目的很明确，作为阶段性创作的这批作品，他希望用一种大家容易明白、愿意接受的方式表达，让观众可以比较容易“读懂”，并依据自己去判断并找到其中的关系。翻看魏青吉的画珊，对照魏青吉早期的画作不难发现，如今他的作品在原来抽象性的基础上发生了转变，叙事性和故事性越来越强。魏青吉说，在90年代初的时候，他尝试追求的是崇高、终极关怀以及陌生环境中让人敬畏的东西，而这也构成了他早期作品中所谓的“泛宗教化”情境。但随着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转变，魏青吉的画面中也出现了更多的具体化形象。这种针对文化、社会情境的指向构成了他作品的叙事性，但其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叙事情节，画面中不同背景符号的并置形成了一种解构，并在《一批名叫法拉利的马》、《圣诞快乐》等作品酷似黑色幽默的名称中得到了强化。这样一种转变过程实际上体现着魏青吉构建自我的绘画语言系统和创作方法论的过程。
图像背后的意义
在魏青吉的近期作品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五星、红旗、镰刀、锤子以及天安门等与革命有关的符号和意象，在画面中，与之相应成趣的则是法拉利、彪马：好莱坞山、标致汽车等商品化符号。在魏青吉看来，作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商品经济的疾速发展使个人不可避免地处于无所适从和恍惚的状态，同时，我们现在拥有高端发达的商业文化却又与偏远地区落后的劳动生产力和生存处境同时存在，这样大的反差犹如使我们置身于错位的时空之中。魏青吉正是通过作品试图来讨论他所理解的极端发达的商业文化与记忆和现实的反差，但这种创作理念只是提出问题，并不介入个人好或坏的判断，目的是引起大家思考，同时也是他个人文化关怀的表现。
在展现这些标示性符号的时候，魏青吉放弃了他所得心应手的传统水墨技巧，只以平涂的方式勾勒出描绘对象的剪影，由此便消解了传统水墨画中有关“骨法用笔”等绘画的技术性问题，使得画面更为简化，创作意图更加清晰。此外，标示性符号可以超越文化差异，即便在不同的公共空间和不同的文化语境当中，也能同观众产生共鸣，更容易使人明了，由此也加强了作品与观众的对话和互动。魏青吉也认为，绘画不单纯是为了审美和陶冶情操，关键是要寻求绘画之外的意义。同样，艺术家对水墨技巧的调整和取舍也在于力图从水墨画的系统中跳出来。建构一种有属于自身的创作方法论和判断体系，并重新阐释绘画的意义。
对传统绘画语言的消解
多年来，有关中国国画改革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曾经作为“实验水墨”的重要艺术家之一，魏青吉也做过关于拓展水墨语言表达的努力，但是当这个阶段性的问题过去之后，魏青吉认为这种努力跟艺术创作原本的取向的关系已经不大，艺术家所做的是一种创作性工作，并不负有担当发扬传统和保留画种的责任。
正如评论家所言，如今的魏青吉对绘画语言抱有的是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转变——从早期追求画面的完整、意义，到目前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作品的传统审美属性，致力于通过作品表达绘画之外的事情。也就是说，90年代的魏青吉更加关注水墨画的转型问题，是对水墨材质本身的一种拓展和尝试。现在则主要依据自身经验，重新探讨绘画的功能和意义。
这样的转变也造成了魏青吉的作品并不拒绝使用水墨之外的其他材质，例如铅笔、喷漆、金粉、锡箔甚至印泥指印等等，而在这次的展览中。一幅名为《革命的花儿》的作品更是以绢替代了宣纸，并在上面添加了刺绣。魏青吉试图通过这些方式来构成观念表达的需要，背离传统绘画的概念，由此达到反绘画或者消解原本绘画的目的。不过，这样的探索并非是对绘画的肆意妄为，魏青吉在创作之前，对每幅作品都会有一个大概的想法，有时候画作挂在墙上～两个月，灵感来了就去加一点东西，但有时又不知道如何下手，或如何去找一个相对应的、有意味的形体，由此，创作的过程同样也构成了思考的过程，二者相辅相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绘画是魏青吉对自己思考的纪录。
在消解中的建构
虽然在对绘画进行颠覆和消解，但是魏青吉并没有忽视水墨这种材质的特性，只不过将之降到最低，或者仅用提示的手段来显现国画的传统属性，例如中心图式旁的留白以及茶水的晕染等等。魏青吉自己也说，他希望在延续传统当中进行调整，不会完全跳出这个系统，他的调整是对这个问题在认识程度上的反映。对于从小就开始学习水墨画的魏青吉来说，水墨语言是他最为擅长的表达方式，同时如魏青吉所言，作为在中国本土长大的艺术家，水墨是他最为亲近的绘画媒材，他没有放弃韵理由。从另外—个层面上来说，不仅仅是对于魏青吉，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或华人而言何尝不是如此。
消解与建构 篇4
一、话语及话语权的涵义
(一) 话语
“话语”一词最早是从西方引渡到现代汉语中来的, 是外来词。在语言学的学术研究中, 语言学家对“话语”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结合不同的解释与论据, 我国学者刘学义先生给出了一个相对概括性的表述:语言学中“话语” (dis-course) 即是比语言小, 比句子更大的语言结构, 它具体地指实际语言运用中具有一定交际目的和内容形式上完整的口语或书面语句单位。后现代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中, 以确立其社会地位, 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所以我们与所存在世界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的关系, 世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与话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不能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以互联网作为技术依靠而进行的话语的生产、加工和传播是新媒体话语的根本表现形式。从传播方式差异性的角度出发, 新媒体话语主要被划分为以下几类:各门户网站的新闻话语, 社交论坛的意见或评论话语, QQ、微博、微信等平台在线沟通话语等众多方式。
(二) 话语权
话语权不仅是文化传媒的探究焦点, 同时也是西方学者一直以来的聚焦热点。福柯是将话语和权力进行融合的第一人, 他在1970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讲中, 提出了“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 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的, 真正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这一观点。传统大众媒介是时下大众媒介的中坚力量, 它代表了传播效果对社会大众的实际作用力。从当下局势来看, 信息和舆论都牢牢地掌控在了媒介的传播者和使用者的手中。以下的两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媒体话语权的含义:首先, 新媒体话语权作为一种媒介职能权力, 对万千世界的发展变化以文字、声音或是影像方式生动形象地进行了详实的记录;其次, 新媒体话语权也对现实在群众中的构建起了促进与推动作用, 它使得社会民众可以自由地参与到公共议题的讨论上, 实现了民众言论自由与公正表达的权利。
二、新媒介环境下媒介话语权的呈现
新媒体的重要特性主要表现在用户就是媒介这一趋势上。普遍的社会受众是新媒介收获更多话语权的主要方式。大众媒介出现之前, 身体的各项器官是人们感知外界、捕获信息的唯一依仗。伴随着电话的发明和普及, 人们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阻碍, 改变了以往面对面的交流方式。科技的日新月异更是赋予了手机更多的便捷功能, 将通信与传播功能进行了完美的融合, 彻底打碎了时间和空间的桎梏, 摒弃了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弊端, 从现实意义上实现了“一对多”到“一对多”、“多对多”多方向性的转变。传播者与接收者身份的随意切换, 达成了传播各终端理论上的地位平等, 改变了以往“瀑布”式倾泻的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特性。
电子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是广大用户荣登媒介宝座的助推剂。信息生产的成本和难度随着手机成为媒介的终端, 也大幅度地降低。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生产和传播信息。信息存储的问题也通过大数据技术得到了轻易地解决。尤为重要的是, 手机成为媒介的终端, 使得以用户为节点的网状传播方式快速地代替了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在新的传播方式中, 信息的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地位与权力是对等、均衡的。在选定时间范围内, 连接本地与全球的相互式传播在各大网络、移动通信、数字传媒以及社交软件的推广中蓬勃发展。工业社会的信息传播是以单项式、一对多的民众散播为特点的大众传媒, 而与之区别的网络社会的传播, 则是包含了同步和异步, 以及相互式信息多方向、多方式交流的横向传播的全球网。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成为新媒介时代人们感知世界、获得信息的“身体”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媒介的另一种延伸, 突显了身体是最终截获信息的终端的特性。而身体作为信息的传播终端, 不仅实现了个体话语权的完美展现, 也体现了高度的自主性。
三、新媒体时代媒介话语权的生产机制
(一) 由受众代替传者的传播理念的转换
传播理念的巨大变革决定了媒介话语权的转变。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 中国媒体的传播理念还是以传播者为主, 信息的传播者垄断着媒介话语权, 而普通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的传播。受众本位理念的推进, 使得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者开始对普通受众投以关切的目光, 传统的传播观念也逐渐发生了改变, 由传者中心渐渐转为受众本位的态势。这极大地促进了普通受众自身意识的提高和觉醒, 作为普通民众的受众也开始关注自己的话语在媒介上的表述。改革开放的深入、媒体传播观念的更迭以及受众本位思想的确立, 为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媒介话语权创造了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 传播权力在受众当中的逐步推进以及受众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 为受众进一步认识和实践媒介话语权提供了客观条件。民生新闻的出现与壮大成为传播观念与媒介话语权变革的表象特征, 也从侧面印证了民众开始掌控媒介话语权的主导地位。民生新闻的内容涵盖了当下群众的生活实景和生活空间, 它聚焦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完全采制于群众日常生活中最真实的反应, 传播方式上充分发挥先进传播手段的优势, 大力增强了新闻的时效性和多向性, 缩短了新闻传媒和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感。它充分强调了媒介话语权向受众本位转变的理念, 展现了以民为本的核心思想观, 奠定了传播理念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变革的基础。
(二) 个性化传播内容逐渐取代同质化
政府是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的主要制定者。其在全局范围内掌控和导向了话语所产生的社会舆论影响, 设置了信息传播的流程。基于信息不对称的大背景, 在媒介信息把关人的影响下, 传统媒体时期的普通大众是传播者传播信息的单一对象, 媒介的传播方式也遵照单一的传播途径, 普通大众很难在这样的传播模式下参与到媒介话语权当中。而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兴起、壮大, 媒介把关人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普通大众展现自我的热情得到了激发。随着新媒体的发展, 受众可以依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和表达愿望, 在媒介的传播过程中、在新媒体的平台上订阅满足自身要求的信息传播内容。例如, “7·13”温州特大动车连续追尾事故, 从事件的开始, 就有大量的社会民众以微博的形式对现场的情况进行了文字、图片的即时说明与更新。大量的对现场的实时报道和说明, 发挥了新闻时效性的优势, 使更多人在第一时间对事故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从而有助于采取最佳的营救方案, 为营救节省了大量时间。新浪微博的相关讨论帖也在事故发生后不到24小时, 达到了400多万的点击量。大量的社会民众以微博的方式对此次事件投注了热烈的关注。可见, 公众在新媒体的发展与传播内容的变迁中, 彰显了极大热情, 同时也实现了对媒介话语权的充分掌控。
(三) 传受一体或传受互动的传播模式逐渐取代传者垄断技术
改革开放的日新月异, 极大地推动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壮大, 同时也为民众参与媒介话语权提供了技术支撑。在传统媒体时代, 由于受众技术的落后与局限性, 所以媒介话语权一直被传播者垄断。但传播技术的日臻完善, 特别是新媒体技术如互联网的发展壮大, 为民众参与媒介话语权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民众也在新媒体的发展下, 拥有了个人网站、博客、网络论坛等多种渠道的表达方式。除此之外, 手机作为第五媒体茁壮成长, 为民众媒介话语权的广泛发展创造了无限可能性。手机媒体将手机作为我们眼睛和耳朵的延伸, 成为信息接收的视听终端。同时作为个性化信息的传播载体, 它是将定向作为传播效果, 将分众作为传播的目标, 将互动作为传播应用的一种大众传媒手段。在传播技术的发展壮大下, 受众在分享媒介话语权和融入传统媒体的过程中拥有了更多有效途径。另外, 电话和手机短信的加入, 也为民众在传统媒体时代的互动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表达话语权的便捷方式。
四、新媒体时代媒介话语新秩序的建立对策
(一) 构建新媒体平台监管体制
综上所述, 民众的媒介话语权在与日俱增的同时, 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 在新媒体平台上, 民众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产生一些言语失当行为。我们应在要求公众自律的同时, 出台一定的法律措施, 对相关行为进行强制约束与规范。为新媒体平台的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 从基本体系上对信息传播行为进行有效的管制与规范, 完善、健全新媒体平台的监管体制是必不可少的。
(二) 加大网络话语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力
在新旧媒体更替交融发展的当下, 作为新媒体发展主要途径的“三跨”式发展, 跨越了行业、地域和集团的限制, 为事件的快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使得事件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站以及手机中快速蔓延, 实现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网络等新媒体发展的日新月异, 弱化了原有的媒介间的界限划分, 并击碎了其固有的生存模式。随着媒介环境的演变与发展, 一种新的新闻形式也应运而生, 即“融合新闻”。其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传统媒介间的界限束缚, 聚焦一切力量搜集新闻题材, 各媒体再依据各自受众的特点对所持有的素材进行再加工处理, 集合文字、声音、图片和影像于一体, 最终通过不同的媒介方式加以传播。一旦某一话题引发热议, 造成舆论关注, 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就会展开进一步的探索, 以求剖析、解读问题背后的根源, 同时对网络等新媒体上的相关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 使社会舆论导向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三) 建立新媒体舆论的中心话语
清华大学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曾提出, 新媒体作为当下社会舆论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 早已融入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旧媒体交替发展的大背景下, 传统媒体对舆论导向的影响日渐削弱, 新媒体舆论场的优势逐渐突显。随着新媒体舆论场的茁壮成长, 社会舆论的空间和影响力势必会膨胀扩大, 进而引发占据着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传统新闻话语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 固有的媒介生存态势被打破, 传统媒体也渐渐趋于“边缘化”, 新媒体话语权日渐显现, 而主流媒体话语权则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不断冲击下分崩离析。
五、结语
传统媒体时期单一媒介的传播方式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渐渐消亡, 新型的传受关系被建立, 公众话语环境也得到了巨大改善, 从以往以传播者为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改为以受众为本位的传播模式, 社会民众话语权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和保证, 受众拥有了彰显自我、发表言论、传播信息的新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流趋势下, 民众话语权的实现将有力促进公众在新媒体平台信息传播的能动性, 公众有望通过新平台实现参政议政的权利。可见, 新媒体作为表现公众话语权的主要渠道, 前途不可限量。
摘要：新媒体兴盛发展并与传统媒体不断结合, 不仅促进了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 也使传统的新闻语态发生了转变, 新媒体时代的新特征开始在新闻话语的传播中显现。笔者通过研究当下新媒体话语权的生产机制及其影响与意义, 提出新媒介环境下媒介话语秩序建构的对策。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话语权,生产机制,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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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与建构 篇5
人类文明的演进经历了若干个时代, 人们对此进行过多种划分, 无论哪种划分方式, 科学技术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 电子技术进一步突破, 互联网迅速发展, 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关于信息时代的理解, 人们有着不同的探讨, 但其基本内涵是普遍认可的, 即:数字技术广泛运用, 电子计算机与互联网决定媒介生存, 信息爆炸, 空间世界相当程度地让位于虚拟世界等。
在这些时代特征下, 以新闻信息传播为主要功能的大众传媒也发生了变化, 其媒介形式、媒介功能、信息形式、媒介承载的价值观等愈加多元。可以说, 信息时代的大众传媒是以往传媒的集大成者。大众传媒也不再仅仅是媒介本身,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同时, 教育学认为,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 虚拟世界的内容大大拓展, 这为开展新时代的教育特别是继续教育提供了更多的手段和途径, 比如远程学习;信息内容大大丰富, 信息已经“成为个人认识社会、参与社会的最有效的工具” (1) 。在这种情况下, 大众传播媒介与教育具有了共同的研究特质。正如瑞士学者查尔·赫梅尔所说:“由于大众传播媒介进入教育领域, 最终将整个地改变传统教育”。 (2) 然而, 大众传媒发展至今, 教育功能并非其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功能, 其与生俱来的娱乐特征 (特别是电子媒介)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教育相抵触, 即使对于具备判断能力和社会能力的成人也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 教育特别是成人的继续教育越来越依赖大众传媒, 同时, 大众传媒也在不断建构并消解着传统的继续教育。
一、大众传媒的内容和符号对继续教育内容的消解和建构
2006年,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因成为影视《百家讲坛》主讲人而声名鹊起, 同时引发了人们对于学术问题如何讲授的探讨。易中天在后来的采访中提到他的讲授从大众的角度出发而非针对学者, 所以讲课一直秉承着“大众口味, 学术品味”的观念, 否则如果按照学术语言讲下去, 台下的观众就走光了。此番言论昭示了大众传播进行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差异。
传播学者曾就大众传播内容和符号的理论作了相关分析, 而这些结论表明, 大众传媒对利用其进行教育的教育本身具有明显的消解作用。首先, 大众传媒面向大众, 因而力求在内容上接近大众的平均水平, 而专业教育属于精英教育, 这势必降低教育内容的水平;第二, 信息爆炸时代, 大众媒介广泛增加, 网络的出现使信息达到海量, 这当中除了一部分是具有教育作用的内容外, 其余都是冗余信息, 这些信息会过多地分散被教育者对重要问题的注意力;第三, 大众传媒是稀缺资源, 传媒的承载量远不及信息的涌现量, 因此, 媒介的报道多集中在以媒介标准判断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内容等, 比如更多地关注强势群体、有全局影响力的事件;媒介也多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 因此, 这就容易造成传播资源的不平衡, 形成继续教育的马太效应;第四, 大众传播的符号分析理论认为, 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意义交换的过程, 意义交换的前提是交换的双方必须有一个“共通意义空间”。郭庆光在《传播学教程》中指出, 共同的意义空间具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 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因此, 大众传播的符号必定作用于人类的共同点, 比如听觉符号、视觉符号, 而这些对理论系统化和文化传承的作用远非文字可比。即便是使用文字符号, 为了最大程度地被受众认知, 也使用简易的、不利于学术传承的简单文字, 而这些都不利于继续教育者的学习。
与此同时, 大众传媒的内容和符号也对继续教育的内容进行着重新建构。大众传播的内容分析理论认为, 大众媒介的传播内容是对大量信息进行反复选择后的信息产品。因此, 大众传媒是宣传教化和倡导主流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形式, 特别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年代, 大众传媒等同于向人们群众宣教的小册子, 这是因为, 大众传媒传播的主流价值观与道德教育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在信息化时代, 大众传媒承载的教化功能虽然有所减退, 但仍然为教育特别是继续教育者树立价值评判标准, 只不过有些价值观对接受教育者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二、大众传播的传播效果对教育效果的消解和建构
大众传播的效果研究发展至今, 经历了强效果论、有限效果论和回归强效果论三个阶段, 也产生了多种不同时期的传播效果论。在新的信息条件下, 大众传媒对继续教育受众的传播效果具备如下特点:其一, 大众传播的回归强效果论在新的信息传播条件 (特别是网络媒介) 下得到了强化;其二, 继续教育期待大众传播的“魔弹论”发挥作用,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教育功能, 实践效果上却是三种传播效果都有所体现, 但有效传播效果和回归强传播效果对继续教育效果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其三, 不同的传播效果依据不同的传播条件发挥作用;其四, 这三种传播效果理论对信息时代的继续教育不断消解和建构。
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提出了“二级传播”的理论, 他认为, 大众传播经历了一个从媒介到意见领袖再到受众的过程, “媒体只能告知和说服一些关键个人, 也就是后来被称为‘舆论领袖’的那些个人, 它们转而通过与其追随者的人际传播联系, 即以一种两级传播流通的模式将这种效果加以扩大。” (3) 教育传播的过程看似与之类似, 即教师———传者充当大众传播中的意见领袖, 但是, 教师与大众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概念并不完全重合。传统继续教育的传者是在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 而大众传媒中的意见领袖是隐形的、变换的, 我们可以根据人际关系、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社会交往能力、创新能力等标准进行评判, 因此, 大众传播的传者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的传者有很大差异, 这势必对教育的内容产生影响。特别是网络信息强化的信息时代, “意见领袖”的含义又同传统媒介具有很大的差异, 人人都有成为意见领袖的可能, 草根观点持有人甚至一些被网络放大了的“流言”发布者, 都可能成为新的意见领袖, 而这些都与传统的继续教育的传者有着很大差异。
同属于大众传播有限效果论的“接受理论”也在新的信息环境下发挥作用。当网络信息成海量呈现时, 接受教育者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容易被他们理解和参与的内容从而选择性接受, 因此, 不重要的教育信息可能因为被教育者的关注而变得重要, 重要的教育信息也可能因为被教育者的忽略而被淹没在众多信息里。为此, 教育者会利用大众传播中的回归强效果论改变教育效果被动的情况, 比如, 他们会利用“议程设置”理论设置某些教育议题 (当然有些议题设置的初衷并非进行教育, 但却为进行教育提供了可能) , 强化某些观点来影响接受者。
与“议程设置”对教育作用的积极效果相对, “沉默的螺旋”作为另一种回归强效果论发挥了更大的消解作用。网络上作用于人价值观的言论往往以个体形式呈现, 若干个个体言论如果观点一致而又占据主导地位则很容易被人认为是主流声音而丧失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些声音很可能不代表舆论, 原因很多:第一, 他们可能是一两个人的声音但予以无数次的发表;第二, 这种声音占据了发言人的主导, 但不一定是所有接受者观点的主导, 但其他的声音“沉默”掉了;第三, 先发表言论的人极易影响后发表意见的人。所以, 继续教育的效果受到大众传播效果的干扰, 主流的教育观点被破坏。
三、大众传播的媒介形态对继续教育手段和理论的影响
大众传播媒介形态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化, 纸质媒介时代 (包括报刊、杂志等) 、电子媒介时代 (包括广播、电视等) 、信息时代 (包括网络等) 都是以媒介形态进行划分和命名的, 这说明了媒介形式在媒介发展中的重要性。教育的进行也要依赖于媒介, 但其发展的年代要早于大众传媒出现的年代, 在此之前已经有通过口语传播进行教育的形式。但继续教育的倡导却是大众传媒出现之后的事情,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继续教育手段与大众传播媒介形态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 印刷时代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受教育者的知识来源多样化。除了教育者传授的知识外, 受教育者还可以通过印刷媒介增加自己的知识, 扩展自己的事业” (4) , 这是教育手段的重大变革, 它把以口授相传的教育手段扩大为受教育者自学, 这为学校之外的继续教育提供了可能性。以广播、电视的广泛运用为特征的电子媒介时代, 教育手段更加多样:电子媒介的跨空间传播使课堂之外的教育成为可能;电子媒介承载的音频、视频信息使教育形式更加丰富、教育内容更易被接受;电子媒介的快速传播功能加快了教育内容的更新。在新的信息时代, 教育手段更加高科技化, 虚拟环境能解决一系列教育问题, 比如建立网络图书馆、进行远程教育互动, 进行虚拟设计、虚拟制作等, 这都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条件下为继续教育者提供了手段和资源。
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了教育理论。1965年,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召开的成人教育促进国际会议期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局局长法国的保罗·朗格朗 (Parl Lengrand) 正式提出了“终身教育” (Life-long Education) 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与争论都与继续教育的发展形势和要求密切相关, 而时至今日, 终身教育的全民性和广泛性更说明了大众传播和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密切的联系。信息化时代要求大众传媒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在信息社会下大众传播无孔不入, 大众传播的受众是一个极宽泛的群体, 可以说“大众传播的接受主体是‘终身学习’的主体” (5) 的说法可以变为“每一个继续教育的对象都是大众传播的受众”, 在“学习化社会” (Learning Society) 的背景下, 大众传播的方式和内容又指向每一个继续教育的对象。除此之外, 媒介教育 (Me dia Education) 和媒介素养 (Me dia Lite racy) 概念的提出与变化也与大众传媒的媒介形态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从早期的屏幕教育, 后来电视教育、图片教育等, 无不体现了媒介发展对于媒介教育的影响, 如今, 网络教育更是成为媒介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信息的发展促进了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的研究, 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的提倡和研究为受教育者了解、接触大众传媒以及辨别媒介内容提供了可能。而媒介教育发展较为成熟的美国, 还根据受教育者不同的年龄阶段对媒介教育的内容作了划分, 成人因为对媒介的理解力更强, 此阶段的教育还加入了“了解说服性节目的可信度;观察分析黄金时间段所呈现的社会行为、价值观念 (如角色定型) 等, 进行文化批判;探索电视新闻来源与社会控制的关系” (6) 等内容。
四、大众传播的功能和内容对继续教育实践的影响
自西方大众传播学者确立了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 (环境监测、社会协调、文化传递和娱乐功能) 后, 人们对于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就一直没有止步。在这传统的四大社会功能中, 文化传递功能对于继续教育有着显在的影响, 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功能对继续教育的作用则是潜在的, 只有娱乐的功能与继续教育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 大众传播对于继续教育实践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本文着重探讨其消极影响:
第一, 大众传播过程缺乏教育批判, 因而大众传媒的失范形式直接对受教育者构成消极影响这是由大众传媒教育功能的缺陷造成的。虽然继续教育的主体是具备良好判断能力的成年人, 但他们在大众传播面前极易迷失方向。大众传播的冲突学派着重考察大众传播及其载体的负面功能, 认为大众传播具有“麻醉”功能, 这是从宏观和长期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事实上, 大众传媒对于继续教育更消极的影响方面在于其失范形式, 它比对人的“麻醉”的影响更微观、更直接。报刊理论从自由主义理论发展到社会责任理论, 就是因为人们无法对自由的观点进行理性的判断, 才规范传媒自身的自律行为。传统的继续教育包含各种各样的教育批判, 它能对社会发展以及教育中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指导, 大众传媒缺乏教育批判, 媒介自律又非强制手段, 因此, 受教育者接受的是良莠不齐的信息。
第二, 大众传播教育方式单一, 忽视个体差异同个体传播和人际传播相比, 大众传播作用于最广泛的人群, 这与教育的理念相违背。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讲求因材施教, 到新时期提倡以人为本的教育观, 大众传媒的普适性与教育的针对性不吻合。这种教育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 教育围绕大众传播的受众主体而非受教育者主体展开, 降低了继续教育的整体水平;另一方面, 忽视了每一个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
第三, 网络媒介把关人缺失, 教育的内容受到质疑美国传播学家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的概念, 他认为, 在群体传播过程式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 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传播的渠道。在传统媒介中, 记者、编辑、媒介技术人员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 这些人属于新闻从业人员的队伍成员, 接受过传统的新闻学教育, 恪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 遵循新闻专业主义规范, 秉承客观性报道原则, 在社会环境下接受法律、行政的监督和制裁, 并通过严格的自律规范促进媒介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因而, 通过这些人的把关, 大众传媒的报道内容不会过多地偏离促进社会发展的轨道。然而, 在新的媒介环境下, 大众传播点对面的传统传播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 人人都有发布信息并接受信息的权利和渠道, 网络谣言与负面信息大量涌现, 加之网络把关人角色的缺失, 大众传媒对教育构成了极大的消解作用。
摘要：继续教育作为新时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直有赖于现代传媒的影响, 然而大众传媒并非为继续教育而生, 特别是网络信息时代, 继续教育对传媒越依赖, 传媒对继续教育的消解与建构越明显。本文对此问题作了初步探究。
关键词：信息时代,大众传媒,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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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金娥:《审视大教育体系中的大众传媒》, [J].《当代传播》, 2004年9月
消解与建构 篇6
学术界对叶兆言小说的语言有着一个公认的评价——冷静从容而略带幽默色彩。这个评价从叶兆言小说中总括而出,是从具体作品中抽象出的普遍公理。但这样的公理又包含着特定的价值,在不同的小说中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呈现,当离开作品而谈论时,其实已经失去了意义。例如,余华的小说语言同样可以说是“冷静从容”“带有黑色幽默”的,但与叶兆言的语言又可谓千差万别。余华的冷静是表面的,在其小说中的人物好似一对处于冷战中的夫妻在谈话, 表面客观、冷静,毫无嫌隙,内里却是情感的暗潮涌动,情感通过语言,又在语言之外到达人物的内里,进而也达到读者的内里。叶兆言的“冷静”则是表里如一的,通过将叙述时间拉长,把人物郁积的情感都一一分散、再淡化,不论是夫妻、朋友、仇敌还是陌生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都是一个交往了上百年后“通透”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冷静,与其说是“零度的语言叙事”,倒不如说是三十七度五的“恒温”叙事。
《白天不懂夜的黑》并非一篇精妙绝伦的上乘小说,也算不上叶兆言作品中的佼佼者。但可以说是一篇在语言文字上颇下功夫的老手之作:有着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的观察、敏锐的感悟,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又以精熟的文字技能调配,从而达到所有在追求天才的路上而成为人才的那种境界。
一、句式中的语言:俗语、俚语多重方式的借用
所谓“句式中的语言”,即是以语言学为出发点,讨论语言的形式,并研究在使用这一形式时所产生的效果。叶兆言在这篇小说中借用了大量的俗语俚语,甚至改用一些俗语、俚语以达到消解文本立意严肃性的效果。这些俗语的使用有的符合本意,有的却与本意相悖。俗语、俚语乃是民间智慧的抽象结晶,它代表着市井民众的平均心智,在文意上讲,“原意借用”是对市井生活的肯定和迎合, “逆意借用”则是对现实已经天翻地覆而观念却依旧原地踏步的现状的嘲讽。在语言上讲,小小的俗语短语的插入,大大地改变了句式的节奏。一切艺术形式的归根结底都是“节奏”,语言也不例外。
小说中所使用的一些俗语、俚语:“兔死狐悲,唇亡齿寒”“生命诚可贵,爱情价跟高”“贫贱夫妻百事哀,人穷万事难”“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人走茶凉,时过境迁”等等,使叶兆言的小说语言不仅色彩浓重,而且工整、节奏匀称、上曰悦耳、从容不迫。叶兆言的这篇小说里多的是使用这种叠加、递进、加强的短语表达,看似不经意的安排同样也会被读者不经意间忽略。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重复加强式的语句中,小说中人物的气势随之增强,但作者似乎仍置之事外, 依然冷静从容。
叶兆言小说中的那种超然、平静、客观化的,将情感降到零度的语言风格已经为读者所熟悉。而叶兆言的小说语言之所以冷静从容而略带幽默色彩,是因为他叙事多采取连续使用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四字俚语短语的方法。
二、叙述中的语言:严肃立意又被消解的叙述
所谓“叙述中的语言”,即是以小说叙事学为出发点,讨论语言内容在小说叙事过程中所发挥的共用。他在汉语的词汇、句式、 修辞等方面对语言加以锤炼,形成了一种冷静从容而略带幽默色彩的语言风格。
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朋友们为了安抚刚离婚的林放,在一家名为“黑森林”的餐馆请客。他们吃完饭后结账,林放掏出一张特约记者证与服务员商量着打个折扣,服务员不算事做不了主,于是请出了老板:
不一会儿,老板一本正经地出来了,非常诚恳地问哪位是记者同志,点头哈腰地又问味道如何。我们异口同声,一边将林放推出去,一边称赞说菜还不错,说厨师手艺很好,只可惜价钱稍稍贵了一点。老板看了看林放,说能觉得菜不错就行,我这儿呢讲究的就是一个质量,换了别人,我真可以给你们打折,可是晚报的记者, 这个就对不起了,我是一分钱折扣也不会打。
老板又说,我这儿就是不给报社的记者打折,不打折就是不打折,你们总不能为这个再投诉我们吧?别人都说要防火防盗防记者, 做生意的都害怕你们,我不怕,老子就是不怕。
这种近于“黑色幽默”的表达方式,时常是在作家不动声色的平静语体叙述中完成的,作家采用的是一种“冷面滑稽”的艺术手法,把可怕与可笑的语言材料组合在一起,模糊了悲喜剧之间的界限。作家消除了悲喜剧的界线,使得小说在多重的复义中产生更大的潜在功能。作家不动声色,一本正经地把这一切当作正常的东西呈献给读者,而读者在领悟了其潜台词完全对立的含义后,禁不住便露出一个苦涩的微笑。这种反讽兼夸张,把读者从一种惊喜的情景中引入对于人生和社会病态的深刻思考之中。他在叙述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地将人的抽象的情感嵌入了具有知觉化和具象化的动态过程之中,从而使抽象的情感具有了某种感性的生动。然而,透过“语言”所设置的重重障碍,透过作家沉稳平静的叙述态度,我们可以感觉到一种调侃,一种无可奈何的唱叹,一种对于人之所以有各式各样的情感状态这一事实本身的嘲讽。
摘要：叶兆言小说《白天不懂夜的黑》发表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7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老师皆友人林放——一个典型在市井沉浮的文人——跌宕起伏的一生。建构了“二十世纪末文学和文人社会位置的变迁”的严肃话题,又以语言逐一消解。本文即从“句式中的语言”和“叙述中的语言”两个不同角度来论述该小说叙事的语言特点。
消解与建构 篇7
近年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效果似乎正印证着国外的一项研究：改革方案被采纳后，教师的行为只有16%符合方案所要求的模式。[1]也逃脱不了一个现实，即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上绝大多数课程编制的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实施。[2]这诚然与课程计划、实施策略、课程评价、实施主体以及实施理论研究有关，[3]但教师的职业倦怠必定无法与之脱离关系。为此，笔者于2007年初在湖南长沙市、株洲市，广东中山市，上海市所举办的各类中小学教师培训中随机抽取500名样本，采用信度和效度具有跨文化一致性[4]的MBI教师职业倦怠问卷就课程改革下教师职业倦怠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倦怠得分为2.1460，标准差为0.4409，虽然还没有达到严重的程度(2分为存在，2.5分以上为严重)，但已普遍存在，其中教师的情绪衰竭问题比较严重，得分为2.5678。这必然会对课程改革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关注课改背景下的教师职业倦怠仍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寻找有效消除这一现象的途径更是当务之急。
课程改革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工作，教师们本该积极主动地参与，因为当人从事内容丰富且能最大限度地操作创造性高的工作时，会积极努力或乐意工作。[5]然结果恰恰相反。通过调查，笔者将教师职业倦怠现象依然存在的原因归纳为：教师对课程改革要求的角色转换不适应;课程改革对教师的高要求与教师现有水平之间的矛盾;课程改革后教师工作量加大的必然趋势与教师社会地位仍不尽如人意之间的矛盾;社会对改革后教育状况的高期望值与社会将教育责任互相转嫁之间的矛盾。而对此作进一步考量后便可发现，教师职业倦怠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教师在课程改革情境中得不到社会的充分理解和有效支持而产生无法消解的巨大压力使然。故笔者认为，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是消除当前教师职业倦怠的重要途径。
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的不同层面
所谓社会支持系统是指由专家、家庭、朋友和其他对处于困难之中的人起重要影响作用的人们所组成的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系统。对教师而言，社会支持系统就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本人及其周围与之有接触的人们以及教师与这些人之间的支持性活动所构成的系统。有了社会支持系统，个体就有了应对压力和困难的重要外部资源，能够延缓倦怠感的产生。建构对教师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一）社会角度的支持层面
1. 在完善自身工作基础上谋求社会地位的提高
当前课程改革由于没有任何模式可以遵循和借鉴，只能依靠教师们以充沛的体力、饱满的热情、旺盛的创新精神去摸索、实践，这无疑将继续加大教师的工作量。如果教师目前所拥有的与其劳动价值不相匹配的社会地位仍得不到改观，必然使教师在社会比较中产生心理失衡并导致职业倦怠。因此，切实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是对教师社会支持最重要的一项举措，这有利于公众关注教师的工作，认可他们的劳动，同时也可促进教师对自我价值的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职业倦怠产生的概率。然而，依靠外界来促进其社会地位的提升仅仅只是一种肤浅的方式。笔者始终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人，均不能给某种职业以尊严，职业地位或威信与其说是外在争取的结果，还不如说就体现在从业人员的工作行动中。因此，提高教师社会地位的根本途径应定位在学校本身发展和全体教师的本职工作上。唯有如此，教师的社会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教师也才会更热爱自己的工作，职业倦怠也就自然避而远之。
2. 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对教师的公共信任氛围
虽说当前的教育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在发挥着理想的正面功能的同时也产生着负面效应。但是，与其他组织或人员相比，学校、教师在培养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方面所起的作用还是独一无二的，更何况时下的课程改革就是在改进、消除现行教育中的不足。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我们都应该信任学校和教师，更有必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对教师形成良好的公共信任氛围。在一种公共信任、支援的氛围中，教师与学校都会表现出信心和干劲，这会使教师具有高度的自尊感以及把教育、教学视为可用一生追求的事业，从而对其抱有积极肯定的看法与态度。相反，对学校长期的抨击和批评必然会导致教师士气低落而产生倦怠感，进而对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怀疑，对自己的未来表示担忧。
3. 社会积极应对改革中的教师所持的合理期望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需要有对教师良好的公共信任氛围，但只能停留在信任这一层面，一旦过度，就会形成依赖，继而造成对教师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在现阶段，教师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学历水平还是敬业精神以及教师作用赖以发挥的基本条件还远远达不到现实教育的要求，更达不到课程改革中新课程实施的要求。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我们的期望过高，失望也就更大。且过高的期望也会对教师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从而在他们身上催生职业倦怠。因此，社会大众、家长、学生对教师应持有合理的期望。应将他们看成是普通人，其次才是教师，要允许他们犯错，要以一种宽大的胸怀包容和爱护他们。[6]
4. 社会、家庭、学校应合理分担教育责任
当前所大力提倡的素质教育以及新一轮课程改革如果没有社会、家庭的配合与参与，仅靠学校和教师的努力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任何教育改革的方案和人才培养的方案首先是社会体制的方案。[6]因此，我们需要的不是社会、家庭的袖手旁观和冷嘲热讽，也不仅仅是言语上的信任与合理期望，而是社会、家庭承担起它们所应担负的职责，支持、配合、主动参与课程改革，为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道德共识和政治法律秩序。只有这样，课程改革及新课程的实施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轻教师的工作强度与工作压力，最大限度地避免教师职业倦怠的产生。
（二）学校角度的支持层面
学校是教师最主要的工作场所，也是教师职业压力最直接的来源。因此，学校的支持是教师社会支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的众多支持中又尤以学校的组织氛围支持为甚。因为“学校组织氛围的不佳可能妨碍教师对自己的教学进行分析反应，导致对专业学习采取固执己见或自我防卫的方式，结果教师的学习很快就到达停滞不前的地步，教学也变成例行公事、保守、缺乏质疑”。[7]因此，营造良好的学校组织氛围是避免或缓减职业倦怠的重要举措。除了继续充实和优化学校物质文化建设以外，更要求包括校长在内的管理者实行以教师为本的民主管理方式。
1. 对教师及其劳动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关心
时下，校长们经常对教师说要做到“以人为本”，“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致力于建立充分体现尊重、民主和发展精神的新型师生伦理关系，这的确是此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然而，学校管理者们在管理中往往只间接地关注教师如何实现尊重学生的目标，而忽略自己“重师本”的义务。教师在整日喊冤叫苦的情绪中去体现以学生为本，自然会对工作感到厌恶与疲倦。因此，管理者们应以教师尊重学生的要求和标准来尊重和关心教师，尊重和关心他们的合理需要，特别是尊重他们的专业自主权，要允许他们根据需要自主地选择教学方式、教学用书、组织课堂教学、评价学生的学习状况。只有赋予教师更多的专业自主权和更大的自由度，才能激发蕴藏在教师身上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能力，还原教育教学活动作为创造性劳动的本质。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尊重和关心教师的劳动，尊重和关心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是对教师最大的尊重，也是调动教师积极性，消除倦怠的重要举措。
2. 发现和肯定每一位教师
当前的课程改革所要求的现代学校管理核心至少包括：一是看在某种管理制度下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能否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另一点是每个人在这种管理制度下能否活得有尊严和有价值。为此，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应设法发现和肯定每一个教师的优势和长处，尽可能让他们的优势或长处得以展示，真正让教师在课程改革设定的框架内自由、快乐地去探索、实践。由于发现本身就是一种管理的过程和相互学习的经历，更能体现人的价值，体现对人的尊重，因此，发现和肯定每一位教师对于消除和预防教师的职业倦怠，提高他们参与课程改革及新课程实施的热情与效率都大有禆益。
3. 引导教师由竞争向合作回归
时下，很多中小学都将竞争机制引入到对教师的管理当中，这的确能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但我们也应看到，竞争尤其是过度竞争必然会使教师承受的压力进一步加大，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教师间的交流与合作可能受到阻隔，容易使教师之间的人际关系发生异变。据调查，29%的中小学教师认为学校人际关系不正常，[8]这显然容易使教师产生职业倦怠。而教师劳动效果滞后性和成果集体性的特点告诉我们，任何教育的成果都不是仅凭竞争状态下的一时之功或一人之力所能实现的，它只能是教师集体长期合作的结果。尤其是当前的课程改革，由于没有任何模式可供借鉴，只能依靠教师的集体智慧与交流合作。更何况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倾诉，还能起到舒缓压力的非预期性效果。故笔者认为，与其强调彼此之间的竞争，还不如引导教师向合作回归，还原教师劳动形式集体性的本真，这也不失为对教师最大的支持。
（三）家庭角度的支持层面
研究表明，造成教师身心疲惫的原因除了工作压力、人际关系外，个人婚姻、子女成长等家庭因素也不容忽视。[9]家是人心灵的港湾，更是教师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构建对教师的家庭支持，首先要求家庭中的所有成员应当尊重、理解和支持教师的职业和劳动，要意识到当前的教师正走着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从事着一项极具创造性和挑战性同时又充满艰辛和压力的工作。当他们的探索有所建树时，应给予鲜花和掌声，失败时更应毫不吝啬地给予鼓励、支持和关心。同时，为了有效获得来自家庭的支持，教师也应懂得维护家庭健康之道，即在认知上，要有维护家庭健康和谐的意愿，要理解家庭生活必须在成长中发展，要有对家庭的认同感;在态度上，应尊重彼此的差异且无条件地彼此接纳、信任，克服在家庭中出现角色期望与角色扮演的“窄化”现象;在行动上，要主动建立并善用支持系统，寻找自我成长以提高家庭生活品质的方法。[10]
结束语
综合考虑，教师还应多参加社会活动，拓宽交际范围，这样，通过教师与活动、活动与朋友、朋友与机构等关系，形成众多相互交叉的“结点”，通过各“结点”的不断延续，最终使教师与各类支持资源之间结成网状联络，从而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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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与建构 篇8
会话分析于20世纪60年代起源于美国的社会学研究, 会话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种典型方式, 会话分析经历了由静态到动态的发展过程。会话的研究具有动态性以后, 会话参与者的交际意图以及会话策略都被纳入了会话分析的考虑范围, 会话分析最大的特征在于通过对言谈应对的序列组织的关注来揭示会话者背后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属性。会话分析着重描写人们在自然场合中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小说是最像自然会话的文学形式, 因此解释自然会话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文学文本, 因此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分析文学作品使得文学语用学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话轮转换理论是会话分析的核心, 通过定量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话轮交接可以使文学批评建立在相对客观的分析方法之上, 如何将语用学的语用分析与文学文本更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文学研究方面的“老问题”在新的视角下便的更容易理解和阐述, 是一个十分值得探索的领域。本文语用话语分析的方法, 分析小说中黑人他者形象的建构以及如何通过话轮来体现他者形象的消解。
2 话论转换规则及其分析框架
根据袋等人的观点。会议的“转向”的基本单位, 是指在会议上, 在任何时候, 说话人不断跟某些话语交际功能, 对说话者和听话者互换或以沉默为放弃话轮语言符号的作用。反过来又可以是句子、从句、短语, 甚至一句话, 一个转弯就是一个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的。通过各种语言特征的句法单位演讲者的选择反映, 而听众可以通过这些语言特征推断长度的句法单位, 预测说话人何时可能结束, 并判断自己接过话头。听者进入说话人的时间。等袋 (1978) 称为“转身的时间” (地方过渡关联, 简称Trp) 。
话轮交替的突出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在交际中传递意义的动态合作过程。话题变换、话轮分布、话语权的出让与保持, 不仅体现话语的动态性, 也是权势的争夺与博弈。为定量研究的方便, 话轮分析框架大概可分为以下几部分:
(1) 主题与控制。话题是指会话的实质性内容。会话中话题的选择、介绍和话题的发展和变化是会话分析的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来说, 主题的趋势通常是由强大的扬声器控制的。
(2) 字的长度。指说话人在特定文本中的总长度, 词的长度是话语中的单词的数量。会话参与者的单词的长度和单词的数量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在会话中的位置。
(3) 单词的类型。关于转弯的类型, 为了便于分析, 笔者简单地分为扬声器和反应。
(4) 词语的打断和独白。根据词语的分布规律, 转身通常出现在转折的位置上, 也就是说, 一个词可能终止的位置, 否则, 它是一种故意打断的话语。打断和独白是违反了规则的回合的话。
(5) 字轮控制策略。回合控制策略包括话题转移和亚语言特征。话题是人们谈话的基本点, 谈话通常是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子语言的特征主要是指通过表情、动作、姿势、手势、沉默、语调等语言的控制。
3《父亲的微笑之光》的文本分析
沃克 (Alice Walker) 长篇小说《父亲的微笑之光》 (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 1998。以下简称《父》) , 全书由三个部分, 四十七个长短不一的故事片段组成, 小说多元叙事视角的选用使得文本呈现出多声部和对话性的特征。小说叙述了一位黑人父亲死亡后在冥界得知其生前对女儿施暴的行为给她们身心造成难以弥合的创伤。于是, 他悔恨交加地在阴间与女儿的灵魂达成和解。沃克关注的是黑人妇女如何由他者形象转为自由、独立的个体, 并在同时接纳男子并与之实现平等相处。
3.1 父权结构中女儿的他者形象
在《父》中, 沃克提到了三个家庭, 在这三个家庭中, 父亲都充当了伤害女儿甚至摧毁女儿幸福的角色。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 鲁宾逊夫妇都不赞成暴力, 但当大女儿违背了父亲的意愿, 爱上了孟多小伙子马努列多时, 鲁宾逊早已忘记与妻子婚前的约定——不打孩子, 毫不迟疑地拿起皮带, 用马努列多的定情物——带有银扣子的皮带把女儿打得血迹斑斑。波琳的父亲和全家人一起合谋灌醉了波琳, 把她推向了女儿并不爱的温斯顿的怀抱。侏儒艾琳的遭遇则更加悲惨, 因为她母亲被强奸, 她一生下来就被送到教堂做苦力, 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3.1.1 麦克德琳娜的他者形象及消解
小说中的父亲鲁宾逊一心要把女儿们培养成符合白人价值标准的“白色黑人淑女”, 因此, 当他偷窥到女儿麦克德琳娜与马努列多幽会后, 父亲用马努列多送的皮带打了她, 实际上, 整部小说都是围绕这一鞭打事件及其后果展开的。鞭打是美国种族隔离和奴隶制度时期白人奴隶主最常用的制服奴隶的暴力手段之一。奴隶制度废除后, 黑人男性却下意识地模仿起白人奴隶主, 举起皮鞭打自己的妻儿。
鞭打, 父亲随口说他鞭打Mike Drinar, 他说:“我与她谈话” (15) 然而, Mike Drinar否认了他父亲的话, 沉重地说:“他 (父亲) 在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瞬间。在那一刻, 我的生命之花, 不仅为家人、朋友, 为我自己盛开的花朵。在那一刻, 我意识到, 我的生活应该由自己主宰。他把那一刻, 把它撕成碎片。他玷污了他, 觉得他是邪恶的。” (106) 。男女不同的叙事形式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读者的对比不仅可以看到真实的男性话语所隐藏的, 暴露了男权话语的虚伪, 也看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其他地位, 他们没有反抗, 而是“我做了什么?”也什么也没说, 让他玩“ (22) ”我只有一个想法:永不哭泣。我的心里只有仇恨, 我恨父亲, 恨他强迫我熄灭的爱情之火刚刚点燃” (109) 麦克德丽娜用无言的反对暴力。
被鞭打时母亲兰莉在与父亲的异性恋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完全不能独立地表达情感, 结果麦克得琳娜因感到无助而陷入完全的绝望, 兰莉死后, 父亲鲁宾逊也试图弥补与女儿之间的关系, 他会经常去看望女儿。下面的会话分析就发生在父女间一次外出就餐时。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 这段文本中话轮分布是不平衡的。Manuelito在与Robinson就餐的过程中, Robinson所占有的话轮数虽然有3个, 是Manuelito的一半, 但Manuelito的话轮长度是引人注目的, 与Robinson的话轮长度形成鲜明对照, Manuelito想让父亲听出她的话内含义——移居墨西哥前, 父女间的亲密关系是她所珍视的, 父亲送给她的放硬币的小钱包, 是她的心爱之物, 过了这么多年她仍然记得很多有关钱包的细节, 而父亲却皱着眉头反问到“是么?我送过你钱包么?” (61) 以及3个微笑的副语言特征来表示自己没有记得这么个事情, 结果父亲还是什么都不明白。其实就她与父亲的关系而言, 移居墨西哥, 意味着在她心中的父亲为代表的家庭开始分裂。况且, 鲁宾逊连他与女儿特殊旅程的开头都不记得, 所以麦克得琳娜也无法要求他重新开始。
女性在强势的父权权力体制下虽然被鞭打, 但并未彻底屈服。她们以放纵身体来抵抗父权权力的规训。拿麦克德琳娜来说, 父亲罗宾逊企图驯服她的身体, 却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她故意暴饮暴食, 在身体上强制性穿孔, 把头发染成绿色。她说道:“我才不管我的头发是什么颜色, 鼻子有几个孔, 或者身上有多肥” (61) 。麦克德琳娜肥胖的身体就是不受父权权力的管束的体现, 这是对传统的女性形象的否定, 以臃肿的女性身体打破父权社会对女性气质的期待。
麦克德琳娜不再接触异性, 一直过着无性的生活。相对于通过话语来反抗, 麦克德琳娜更多的是用自虐的方式保持对马努列多的爱和对父亲的恨。因此, 麦克德琳娜置父亲和医生的劝告于不顾, 骄纵身体, 损毁了身体的机能, 走向死亡。但死亡并不意味着反抗权力的结束, 而是反抗权力的最高形式。麦克德琳娜的死亡“是权力, 是对自我和局面的控制” (Wurmser, 139) 。她以“吃”的方式来展现被父权权力苦苦压抑的身体潜能, 袒露女性的真实欲望。她更是以死亡来消解父权话语将女性表征为疯狂、无理或沉默的形象。 (张健然, 2012)
3.1.2 苏珊娜以及她的同性恋伙伴们的他者形象以及其消解
鲁宾逊二女儿苏珊娜从小就是鲁宾逊最喜欢的乖女儿, 但鞭打事件把创伤永远印在了苏珊娜幼小的心灵上, 成为她与父亲之间不可逾越的障碍。苏珊娜不再相信异性, 也不再相信婚姻。她开始了与同性之间亲密关系的尝试。
波琳和艾琳, 同样是父权制下的牺牲品, 被家人视为他者。波琳在她15岁的时候被父亲和家人一起合谋灌醉了, 全家人把她推向了她并不爱的温斯顿的怀抱。本是花样年纪, 却要面对婚姻, 波琳任人摆布, 毫无自主性而言。而在与苏珊娜的同性关系中波琳拥有性自主权, 享受性的愉悦之感。
从文章中看出, 这段文本中话轮分布是平均的, 从而可以得出两者的地位是平等的, Susannah与Pauline探讨性取向的过程中, Pauline的话轮长度是多于苏珊娜的, 波琳认为十五岁时候的被强奸, 促成了她逐渐走向寻找内心自我的第一步“你不必老提起我被强奸的事, 她提醒我。从某种意义上讲, 它是我迈向解放的一步, 她宣称” (97) 。波琳认为同性恋是一种丰富的人生体验, 在同性关系中, 波琳可以肆无忌惮的与同伴开玩笑并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她们尊崇性自由, 也不把女性的性欲认为是难以启齿的耻辱标记, 因而, 她们追寻灵与肉的和谐统一, 提倡肉体快感和精神满足, 期以获得健康的身心。
艾琳出生时, 她母亲就死了。艾琳是个侏儒, 这是上帝对她母亲被强奸的惩罚。她小小年纪就被送到教堂当佣人。她曾想过离开教堂, 可还是会被拖回来毒打一顿。相对于其他女性内心对自我的否定, 艾琳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艾琳的父亲拥有亿万美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艾琳的所有兄弟都寿终正寝, 使得艾琳有了继承权, 有了经济的保障, 也厌倦了日复一日的生活, 这一次她不是“一见到大篷车, 我就躲进屋子, 锁上房门, 从红窗帘后面偷看他们” (128) 而是和吉普赛人一起出行, 艾琳走出了教堂, 她说“反正我已这么老了, 即使他们偷走我都晚饭, 偷走我的钱币, 乃至偷走我的人, 那又怎样呢?” (128) , 从而完成了由他者到寻找完整自我的华丽转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艾琳可以算是苏珊娜的精神导师。在她的开导下, 苏珊娜真正认识到了父爱的珍贵。
走出女性世界的藩篱后, 苏珊娜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成长。她开始了对男性的新思考, 学会接纳男性, 并最终获得了阿南德的爱情。在离开人世之际, 苏珊娜一只手拿着羽毛, 另一只手握着绿色的果冻软糖, 说明她接受了曾被她遗弃的父爱, 和父亲实现了精神上的和解。
苏珊娜与波琳和艾琳的同性恋关系颠覆了父权文明的性道德观, 是对父权社会性秩序的反动, 沃克认为黑人妇女在其中获得了异性恋中不曾有过的“主体性复苏”, 双方可以平等自愿地进行选择, 因而创造了一种新的性秩序, 还可以借此实现妇女之间的团结。 (周小英, 2003)
3.2 父权体制下父亲的他者形象及自我寻找
《父亲的微笑之光》的父亲鲁宾逊虽然是人类学者, 但本身扔是个被排斥于白人社会之外的他者, 却以“上等黑人”自居, 根本看不起同为非洲移民后裔的墨西哥孟多人, 正是这些潜在的意识使他不由自主地认同了白人设定的教育理念和价值标准, 对女儿对鞭打正是这一潜在意识的体现。
死后的鲁宾逊走近女儿的生活, 走进女儿的内心, 亲眼目睹了女儿的情感世界, 才猛然发现他的爱及爱的举措对女儿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终身伤害。
鲁宾逊的自我寻找还体现在对传统黑人文化——孟多文化的接受, 对自然人性的回归。
这个对话发生在刚刚回到孟多族人居住的山区, 去看大女儿麦克德琳娜与马努列多的“家”的路上, 从话轮分配和话轮长度来讲, 鲁宾逊要明显少于马努列多, 这恰恰表明鲁宾逊对于孟多文化的虚心接受, 话题转变是对于为准备婚礼步骤的询问, 表明他真心尊重孟多文化。马努列多的副语言特征表明他在征求鲁宾逊——未来妻子的父亲, 对他们将来的家是否满意时的紧张;而鲁宾逊的回答, 则是“新房漂亮极了, 我的儿子” (194) , 而“要是在以前, 我肯定不满意, 我会嘲笑这间陋室, 这个洞穴” (195) 。“我的名字叫父亲, 我是关注你的父亲, 你是我的爱女” (200) 正是这样的呼唤使得鲁宾逊与麦克德琳娜冰释前嫌, 女儿重新接受了父爱。这是“父亲的微笑之光”的真正含义。
沃克认为妇女的解放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反对父权和男性统治的水平上, 而是要强调发展成长, 在妇女自由、男人懂得他们其实并不拥有女人多时候, 开始建立真正的新型的人际关系。
4 结语
本文从会话分析的视角独辟蹊径的挖掘小说《我父亲的微笑之光》中黑人他者形象的建构及其消解, 通过话轮地分析透视出父权结构中作为女儿的他者形象以及这个他者形象如何在会话中被不断的得以反抗并消解;而作为父亲的鲁宾逊同样是白人社会体制下的他者, 鲁宾逊寻求与女儿的和解, 他的自我寻找也通过话轮分析得出, 话轮转换分析框架的运用进一步表明定量的分析文本可以使读者更客观的审视小说主题, 分析人物的成长过程, 以对作品有更深入的了解。
参考文献
[1]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事声音[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2]张健然.《父亲的微笑之光》中权力机制论析[J].当代外国文学, 2012, 3.
[3]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4]Walker, Alice.By the Light of My Father's Smile[M].New York:Random House,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