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精选6篇）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1

摘要：本文依据资源基础论阐述了人本资本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 指出人本资本信息披露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性, 并从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三个角度剖析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的困境, 根据公司治理理论、人本资本理论来初步探索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架构, 以其为依据提出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的几点改进建议。

关键词：人本资本,信息披露,公司治理

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本资本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关键作用日益凸现，人本资本信息披露问题不仅备受学术界的关注，而且日益引起实务界的重视。笔者力求把握人本资本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目前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构架进行深入的剖析，并对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提出几点改进建议。

一、人本资本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尽管目前对人本资本的界定尚不完善，但人本资本对公司治理的关键作用已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一致认同。人本资本与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可以用资源基础论来加以解释。按照资源基础论的观点，每个企业都是一个特殊的资源体系，不同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是不同的，不仅如此，很多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往往还是难以流动的。在此基础上，资源基础论进一步认为某些企业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竞争优势，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或控制了一些特异资源，并且还具备一个恰当的组织结构能够将这些特异资源的价值创造潜力充分发挥出来(Barney, 2003)。

从形态上来看，资源可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从是否具有增值性来看，资源可分为增值资源和保值资源。而使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即特异资源)主要是指增值资源、非物质资源。

这些特异资源具有以下特性：一是增值性;二是稀缺性;三是难以模仿性。这里所讲的增值资源、非物质资源，按人本资本理论观点可分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因此人本资本反映了公司治理中权利与资源的关系，根据资本增值性，笔者认为人本资本由人力资本和治理资本(组织资本、关系资本)两部分组成。人本资本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的有机整合，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知识、技术、信息、管理等在不同资本之间的相互渗透，体现了资本“人性化”。

综上所述，人本资本属于特异资源的范畴，它与公司治理之间具有天然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是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源之所在。因此，为保证人本资本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必须从多维角度对其进行披露，包括价值与非价值计量方式，以完整地反映公司治理过程和终端绩效信息。

二、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的困境

尽管企业外部的各利益相关者都非常关注人本资本信息的公开披露，但目前人本资本信息披露却陷入了困境，主要表现在：

1. 难以纳入财务报表内进行反映和报告。

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发布的第5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的规定，在现行的财务会计模式下，一个项目必须符合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才能进入会计系统，并在财务报表中加以反映和报告。然而，绝大部分人本资本很难满足现行财务会计模式这种苛刻的要求。

2. 无法通过表外披露的方式有效传递。

尽管人本资本按照现行会计准则难以在表内进行反映和报告，但企业可以通过表外自愿披露的方式对外传递人本资本信息。然而，目前人本资本信息的表外披露也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主要表现在： (1) 绝大部分企业根本不对外披露人本资本信息。 (2) 少数知识密集型企业虽然对外披露部分人本资本信息，但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 (3) 没有统一的披露模式。

三、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架构

公司治理的实质是合理安排人本资本结构，即以不同资源决定不同权力的原理为核心，参照不同权力经济效果———收益与风险配比比例标准来配置最优人本资本结构，实现人力资本增值率最高。据其内涵，笔者认为信息披露治理就是在目前的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规则下，通过对信息加工、处理、披露等来满足资本市场的信息需求。基于上述讨论，笔者把它纳入人本资本治理内容，更为直接地传递以人为本的资本治理信息，把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分为在信息披露制度及相关规则下的硬型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和与其对应的软型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前者的权力配置弹性较小，后者的权力配置弹性较大。

因此对体现知识经济资本特点的人本资本信息进行披露能更好地迎合模块化时代信息披露的需求趋势，同时弥补其自身信息披露存在的先天性缺陷。下面我们通过将两种类型信息披露治理融为一体设置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架构，如下页图所示。

对于公司治理评估中心来说，它的治理成本来源于证券公司和部分财政支出。证监会或政府授予它对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的评估权力，它利用CCGI指数等相关指标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进行评估。在企业管理层授权下设置复合信息中心和单元信息中心，单元信息中心沿用现行会计准则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和披露并将整理好的信息披露资料分别报送复合信息中心和信息披露中心。同样复合信息中心根据人本资本性质以及CCGI指数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披露并反映其组合资本的复合信息，再将复合信息资料直接报送信息披露中心。信息披露中心近似长期保荐人的角色，它由独立于公司治理评估中心和隶属于企业管理层的复合信息中心与单元信息中心的技术骨干组成，负责信息披露工程。该中心不仅提供人本资本治理信息，而且提供企业在该人本资本治理下的运营信息，他们对自己的相关信息负法律责任。信息监管中心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骨干和证券交易所的主管机关委托的相关专业骨干和监管人员组成，负责对信息披露中心向证券交易所等报送、披露的所有信息进行审批。

因此，上述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架构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但法律责任及相关救济制度却严重缺失(赵德武，2006)。对于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原则与具体描述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引进遵循原则的英国AIM的监管理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人本资本信息的充分披露。

四、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的几点改进建议

我国目前信息披露制度借鉴了英国的价格敏感性信息披露框架，但缺乏必要的诚信市场基础与制度实施方案;借鉴了美国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但缺乏法律责任与救济制度，导致信息披露违规处罚不力，同时缺乏信息披露违规查处的修补机制(赵德武，2006)，致使我国信息披露的时效、广度及深度以及效果均不理想。笔者根据人本资本性质将公司治理原则、会计准则及独立审计准则融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人本资本会计信息披露原则来弥补目前会计信息披露在其披露时效、广度、深度及效果方面的不足。

1. 信息披露的时效。

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全依赖于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主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经营责任，报告内容更注重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何佳与何基报(2002)研究发现，重大事件的信息在公告前一般已经泄露，我国股市存在比较严重的利用内幕消息操纵股价的现象。因此笔者将人本资本中的资本价值与CCGI指数直接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按我国传统会计信息披露制度披露单元信息并结合人本资本会计信息披露原则披露复合信息，能够及时反映公司治理过程及其营运状况的动态信息，通过对动因信息披露和对其动因结果信息披露作对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违规操纵股价的行为。

2. 信息披露的广度。

信息披露的广度是指信息披露的项目是否能够涵盖重要性信息(赵德武，2006)。标准普尔(2002)研究显示，仅从98个披露项目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得44分，而英国、美国均得70分。这一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在广度上还不足。依据信号理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性，将符合人本资本治理属性的CCGI指数引入人本资本信息披露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国人本资本信息披露制度的内涵(实质上是具体描述法的内容)和外延(实质上是信息披露的范畴)。

3. 信息披露的深度。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信息披露工作已被视为服从的艺术，而不是信息交流的艺术(赵德武，2006)。经济观察研究院(2004)借鉴国际公认的公司治理原则、会计准则及独立审计准则，评定我国上市公司的信任度指数为35.6。因此基于公司治理评价中心采用CCGI指数的参照，既按非货币计量标准反映人本资本组合价值体系信息，又按货币计量标准反映不同组合资本之间以及每种组合资本之内的复合信息。而公司治理评价中心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的无利益冲突格局决定两者具有独立性和公允性，并且复合信息中心与单元信息中心之间的相互监督有利于向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4. 信息披露的效果。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披露制度已基本形成，但法律责任及救济制度严重缺失，造成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信息披露的违规成本很低，违规反而成为一种理性选择。毛志荣(2003)研究表明，由于证券监管事后的处罚缺乏威慑力，对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处罚没有起到增加违规成本、防止再犯的效果。从人本资本信息披露治理的角度，设置信息监管中心和公司治理评估中心以加强对信息披露内容的监管和对公司管理层的授权审核，从信息披露的源头上遏制或消除违规行为和动机，从而改善信息披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丁胜红, 盛明泉.基于产权行为研究的人本资本会计模式构造.会计研究, 2008;4

[2].姚玉珠.资本潜力论.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03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2

一、作者简介与文献结构

(一) 作者简介

保罗·M·希利 (Paul M.Healy)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披露政策及其对资本成本影响、并购的有效性、盈余管理和管理层报酬研究, 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的研究成果在《会计评论》, 《会计学及经济学杂志》, 《会计研究》, 《金融分析家》, 《哈佛商业评论》以及《金融经济学》上发表。克里舍·G·佩普 (Krishna G.Palepu) , 哈佛商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公司并购战略有效性、公司融资选择和投资者沟通程序研究, 美国会计协会会计著作杰出贡献奖和魏尔德曼奖得主。他近年来致力于研究新兴市场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全球化的问题, 以及公司治理问题。

(二) 文献结构

《述评》以回顾资本市场大环境下有关信息披露监管、信息中介和公司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以及经济后果的文献为主体, 并指出一些关键的研究问题, 为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 也为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指明了方向。如图1所示, 本文的结构主要包括简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财务报告决策研究、这两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以及结论与启示这五部分。

(一) 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

(1) 信息披露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一是信息问题。信息或“柠檬”问题源于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差异和相互冲突的动机, 其有可能导致资本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丧失 (Akerlof, 1970) 。现在有些著名的解决“柠檬”问题的方法:一种是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签订最理想合同, 刺激企业家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 (Kreps, 1990) ;第二种可能的方法是通过监管要求管理层完全披露他们的私有信息;另外, 信息媒介如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可通过分析和加工私有信息以披露公司管理层独有的信息。虽然如此, 仍然有很多经济和制度性的因素决定了合同签订、监督管理和信息媒介是否能够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因此, 有关公司信息披露的研究集中关注于这些因素的截面变化以及它们的经济后果。二是代理问题。代理问题产生于投资者投资于企业之后基本上不积极的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 另一方面, 企业家可以通过发行具有更优先偿还权的债务来侵占投资者的利益 (Smith和Warner, 1979) 。代理问题也有几种解决办法:一种是企业家和投资者之间签订的最佳合同;第二种减少代理问题的机制是董事会;另外, 信息媒介通过分析私有信息来揭露管理层滥用公司资源的行为;公司控制权市场, 包括敌意收购的威胁和代理人之间的竞争, 也能够减轻公司内部人和外部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同样有很多经济和制度因素决定了贷了问题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减轻和缓和, 信息和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为公司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研究者提出大量重要的研究问题。针对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监管在减轻信息和代理问题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审计师和信息媒介对增加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可信性和新信息提供的有效程度;影响管理层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的因素;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2) 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的监管规定。第一, 针对信息披露的监管规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 对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解决了资本市场的信息和代理问题。Leftwich (1980) , Watts和Zimmerman (1986) 和Beaver (1998) 指出, 若把会计信息当作一种公共商品来看待, 搭便车的现象将导致经济运转过程中会计信息的供给不足。信息披露监管的目的在于财富再分配, 而不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Posner (1974) 指出监管者更可能被他们监管的人打败。对信息披露来说, 是否存在市场失灵及其是否能够通过监管来纠正都是实证研究的问题。第二, 有关财务报告决策的监管。会计准则约束了公司管理层在准备财务报表时会计政策的选择。会计研究大部分关注于会计准则是否为投资者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增加价值。之前大量研究认为, 受到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相关性的信息, 会计数字的信息含量随着公司和国家的特征呈现系统性的变化。但是最近几篇研究文章指出, 在过去20年中出现了会计盈余和其他财务报表项目的价值相关性下降的现象。会计研究的另一个分支是检验根据新公布的财务报告准则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述评》指出了四个值得进行研究的有关会计准则制定的领域。一是现有的会计准则是否提供了及时的信息, 或者只是对投资者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予以确认;二是如果能够检验所有可供选择的会计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的话, 评估准则制定者正在考虑的关于可选择的会计政策好处的研究应该更有可能提供有意义的证据;三是在会计准则制定上, 在未来可供研究的领域是探索哪些类别的会计准则有可能对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最有用;四是未来有关准则制定的研究也可以探索跨国之间最优的会计准则。

(3) 审计师和中介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作用。第一, 审计师。审计师为投资者提供有关企业财务报表是否遵从公认会计准则的独立保证。股价会对盈余公告作出反映的事实显示, 投资者认为会计信息是可靠的。研究显示, 资金提供者要求把企业雇用独立审计师作为融资条件之一, 这表明资金提供者认为审计师能够提高财务报告的可信度。但可获得的证据表明, 审计意见并不能给资本市场传递及时的信号。第二, 中介机构。有关中介机构价值的研究大部分关注于金融分析师。学术研究关注分析师提供的两种主要指标的信息含量, 即盈余预测和购买或持有或出售的投资建议。这类研究表明金融分析师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最近有关金融分析师动机的研究指出, 分析师有动机提高乐观的盈余预测和投资建议。有关分析师专长作用的研究发现经验、所述的经纪公司和所跟踪的公司或行业等可能会影响他们倾向的因素。同时, 对公司管理层的信息披露决策和分析师是否跟踪该公司的决策之间存在的任何相关关系的检验发现, 公开的信息自愿披露既降低了分析师的成本, 也有可能降低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此外还有对其他中介机构如商业记者和债券评价机构的研究。审计意见的价值引发了另外一些研究问题:审计师为审计客户提供的咨询服务如何影响审计师感知上和事实上的独立性以及他们审计的财务报告的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审计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 这些变化对审计失误和财务报告的可信度有什么影响;哪些因素会影响国家之间审计报告和财务报表的可信度, 这些问题仍有待更加深入的研究。

(二) 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决策

(1)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基于市场是半强式有效、订立和强制执行合约的成本是显著的、监管过程中会产生政治成本的假设, 实证会计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于管理层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动机。这类文献的核心关注点在于检验当存在代理问题和信息不对称时, 合同订立和政治上的考虑在解释管理层会计政策的选择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 使用会计方法增加盈余的公司规模较小, 负债水平相对较高, 而企业应计项目的计提似乎受到薪酬合约的影响。一些实证研究仍将会计方法和信息披露政策的选择作为合约签订过程的一部分。而虽然研究发现了一些有关企业会计决策的经验规律, 但对如何解释此类证据仍不清楚。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一是资本市场交易假说。Healy和Palepu (1993, 1995) 提出, 对于预期将要公开发行债券或股票, 或通过股权交易去收购其他公司的公司管理层来说, 投资者对其认同很重要。于是管理层通过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以降低信息风险来降低他们的资本成本。Lang和Lundholm (1993) 的研究显示, 分析师对现在或将来发行新证券的公司的信息披露评级更高, 这些公司在发股前的六个月显著增加了信息披露, 尤其是那些公司自身更有判断力的信息披露。Healy et al. (1999a) 发现, 公司在分析师提高对其信息披露评级后公开发行债券的频率异乎寻常的高。二是公司控制权竞争假说。De Angelo (1988) 发现, 为了争取董事会席位而发动代理权之争的股东, 经常把低迷的经营业绩作为要求管理层下台的理由。Brennan (1999) 研究发现, 在收购竞价期间, 目标公司更有可能公布管理层的盈余预测。三是股权激励假说。公司管理层同时通过很多基于股权的奖励计划直接获得报酬。相关研究认为, 管理层预测的发布和公司股票内部持有人的交易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股票期权存续期间, 企业会推迟利好消息的公布而提前公布利空消息, 情况突然好转的公司其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报酬有风险时更有可能发布盈余预测。四是法律诉讼成本假说。股东诉讼威胁可能鼓励公司管理层增加自愿的信息披露, 也可能减少管理层信息披露的动机。Skinner (1994, 1997) 发现, 有利空消息的公司提前发布低迷盈利表现信息的可能性是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的两倍多, 此外, 有亏损消息的公司更有可能被起诉。经验研究证据同时表明, 法律诉讼风险并不仅仅与利空消息的公司有关, 同样也涉及那些有利好消息的公司。五是管理层信号传递假说。Trueman (1986) 指出, 管理者有动机自愿发布盈余预测以反映它们的类别。目前还没有支持或反驳这一假说的研究证据。六是产权成本假说。一些研究者提出了公司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决策受信息披露可能会损害它们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一顾虑的影响, 公司有动机不去披露那些有损于他们竞争地位的消息。Hays和Lundholm (1996) 认为, 产权成本导致公司只有当他的各业务部门经营业绩相似时才提供各部门的财务数据。否则就有动机通过只报告总体经营业绩而免于让竞争者知道其部门间的业绩差异。Piotroski (1999a) 推断盈利能力下降和在各行业间盈利能力波动小的公司更有可能增加对其部门经营状况的信息披露, 这和产权成本假说一致。产权成本假说还可能会延伸到包括信息披露的其他外部性。

(3) 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有两种可能的机制能够提高自愿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一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可以为管理层信息披露的质量提供担保;二是可以根据监管要求的财务报告本身推断之前的自愿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大部分有关自愿信息披露可信度的研究证据关注于管理层预测的准确度及其对股价的影响, 结果表明管理层预测和经审计的财务信息具有可比的可信度。也有证据表明, 投资者认为管理层预测提供了可信赖的新信息是合理的。对那些预测的准确度的检验表明, 它们比同一时期的分析师预测准确得多, 同时也是无偏的;此外, 金融分析师似乎根据管理层预测的信息修正他们的预测结果。其他证据显示自愿信息披露相比于强制的财务报表信息与股票价格的关系更显著;还有证据支持了处于财务危机中的企业的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下降。

(4) 有关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的局限性。自愿信息披露的程度难以计量。使用管理层预测作为自愿信息披露的代理变量虽然存在计量精确以及明确的信息披露时点的优点, 但局限在于其准确度能够被外部投资者通过实际的盈利结果很容易的加以验证。而AIMR数据库虽然提供了一个比管理层预测更一般的自愿信息披露的计量指标, 但AIMR评审团的分析师们是否认真的评级、如何选择公司进行评级以及评级的偏差等, 这些问题仍不清楚。同样, 构建的信息披露计量指标由于需要作者一定程度的自我判断, 且他们容易忽略公司与分析师的会议、电话会议等其他渠道的信息披露的缘故, 也不足以广泛应用。

(三) 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1) 实证会计理论研究文献。大部分有关其他会计准则对股票价格影响的研究都只发现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因素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 有关公司的会计方法变更的研究显示, 在宣布会计方法变更时的股票收益率及其对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至少有三种解释。第一, 会计政策没有显著的股东财富效应;第二, 对于很多被研究的事件来说, 很难计量它们的股价效应;第三种解释认为, 合约签订或政治成本的考虑在解释会计政策变更时的财富效应在经济上是不重要的。

(2) 自愿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很多研究都检验了自愿信息披露的经济影响, 对公司来说, 进行广泛自愿的自愿信息披露可能有以下三种资本市场效应。第一, 股票流动性的提高。自愿信息披露能够降低有消息和没消息的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Healy et al. (1999a) 发现公司在增加信息披露的同时, 其股价也出现了与当前盈余业绩无关的显著上涨, 公司的信息披露战略会影响股价对信息作出反应的速度。此外, Welker (1995) 发现, 分析师对公司信息披露的评级与股票买卖价差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 资本成本降低。信息披露程度高的公司, 它们的信息风险因此降低, 其资本成本有可能低于那些信息披露程度低和信息风险高的公司。Piotroski (1999b) 发现额外提供与分部有关的信息披露的公司, 同期内资本市场对于它们的盈利估值会增加。这与公司的资本成本更低一致。第三, 信息调节增加。如果管理层的私有信息没有通过监管要求的信息披露得到充分的披露, 自愿的信息披露能够降低分析师获取信息的成本, 因而增加他们的信息供给。Lang和Lundholm (1993) 发现, 信息披露更充分的公司, 分析师对其跟踪度越高, 分析师的预测之间的离差越小, 分析师的预测修正也越少。Francis et al. (1998) 发现, 举行电话会议的公司的分析师跟踪度会有所提高。

(3) 自愿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影响研究的局限性。潜在的内生性是上述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资本市场变量和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公司的业绩引起的, 而不是信息披露本身。更一般的, 信息披露的改变不可能是随机事件, 它们有可能是与公司的经营和治理状况的变化共生的。

三、《述评》主要结论及启示

(一) 《述评》主要结论

一是受监管的财务报告为投资者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含量的大小随企业及其所处经济体的特征而呈现出系统性差异;二是金融分析师通过他们对企业财务报告决策的分析、对未来的盈余预测和买入或卖出的投资建议, 为资本市场增加了价值;三是审计服务存在市场驱动的需求;四是金融分析师和审计师都不是完美的中介, 部分因为他们的动机是冲突的;五是公司管理层的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决策与他们对合约签订、政治成本和资本市场的考虑相联系;六是公司的信息披露与其股价表现、买卖价差、分析师跟踪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有关。

(二) 经济环境变革中新的研究方向

一是迅猛的技术革新。近20年来在诸多领域中发生了巨大的技术革新, 但其经济影响并没有及时、普遍的反映在财务报表中。研究发现, 财务报表项目价值相关性的降低可以部分的用技术革新的增加来解释。而一些非财务业绩指标, 如市场总体规模和市场渗透度, 和股价的相关性比财务报表信息更显著。二是网络组织。组织形式的变革同样显著的影响了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的性质。通过模糊企业的边界, 它们对实体计量的概念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对于准则制定者来说, 如何在财务报表中反映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三是审计事务所和金融分析师商业模式的变化。审计事务所越来越依赖管理咨询业务, 而不是审计业务。同样, 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资助证券研究的资金减少, 金融分析师和投资银行以及证券承销业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些趋势可能会加剧分析师所面临的利益冲突, 因此引出了对信息媒体的作用的质疑。四是全球化。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产生了对财务报告全球化的呼声。尽管如此, 传统的财务报告模式似乎并不能很好的及时反映这些变化汇总许多变化的经济意义。因此, 未来信息披露的一个研究机会就是探索财务报告和信息披露如何作出调整, 以适应商业和资本市场环境的变革。

(三) 我国的研究现状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是资本市场运行有效性的基本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资本市场中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汪炜, 蒋高峰 (2004) 研究显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程小可等 (2004) 根据随机抽选的100个沪市公司样本, 证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呈逐年缩短的趋势, 且规模越大的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越晚;年报披露及时性与盈余消息类型密切相关;盈余披露及时性显著影响了盈余市场反应系数。刘立国, 杜莹 (2003) 的研究从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两方面, 对公司治理与财务报告舞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论建议要解决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 应该从完善公司治理入手。朱晓婷, 杨世忠 (2006) 依据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4年年报数据的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 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张宗新等 (2007) 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评级作为信息披露质量代理变量, 证明信息披露质量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内在关联性, 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公司, 其市场表现和财务绩效也都较佳。其它研究结论也都认同目前国内的资本市场仍处于弱势有效阶段,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信息披露制度亟待完善。

尽管如此, 有些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如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评价指数设置、披露质量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完善上市公司自愿性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对策等。

参考文献

[1]程小可、王化成、刘雪辉:《年度盈余披露的及时性与市场反应——来自沪市的证据》, 《审计研究》2004年第2期。

[2]刘立国、杜莹:《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3年第2期。

[3]汪炜、蒋高峰:《信息披露、透明度与资本市场》, 《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4]朱晓婷、杨世忠:《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给予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 《会计研究》2006年第11期。

[5]Lang, M., Lundholm, R.Cross-sectional determinants of analysis ratings of corporate disclosures.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93.

[6]Leftwich, R..Market failure fallacies and accounting information.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1980.

[7]Kreps, D..A course in microeconomic theo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1990.

[8]Beaver, W..Financial reporting:an accounting revolution.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8.

[9]Paul M.Healy, Krishna G.Palepu.Information asymmetry, corporate disclosure, 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 disclosure literat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3

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

(一)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企业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一方面能降低投资者的预计风险, 另一方面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提高股票流动性, 这将有助于缩小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成本,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这一观点在理论上得到了多数国外学者的认同, 例如Cornell和Shapiro (1987) 认为, 如果企业不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投资者将产生社会市场的恐惧, 公司的风险溢价将提高, 最终导致更高融资成本与权益资本成本。因此,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够减弱投资者对市场的疑虑, 避免因风险溢价的提高而导致更高的融资成本。随后, Richardson、Welker和Hutchinson (1999) 构建了社会责任信息影响企业资本市场价值的模型, 并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通过两条途径影响资本成本:其一, 企业充分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可以使投资者预期未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现金流, 减少了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资本成本;其二, 假设投资者偏好资本收益率较低但承担了更多社会责任的公司,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将有利于降低资本成本。Verrecchia (2001)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相类似, 通过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增加股票的市场需求, 降低交易成本的同时减少流动性风险溢价,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国外也有学者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二者的负相关关系进行了验证, 例如Sadok等 (2011) 以美国1992年至2007年12915家观测公司和2809家配比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 回归结果显示, 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加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能够降低资本成本。

我国也有学者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 沈艳、蔡剑 (2009) 以2006年国际金融公司组织调查的12个城市1200多家企业为样本, 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和融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 社会责任意识越强的企业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的能力越强, 社会责任意识薄弱的企业更需要通过非正规借贷的手段来满足投资资金需求。随后, 沈洪涛、游家兴和刘江宏 (2010) 选取了我国2006年至2009年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重污染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研究, 回归结果显示, 公司披露环境信息能显著降低资本成本;受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影响的公司中, 环境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相对于地方核查的公司, 由国家进行再融资环保核查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阳秋林和代金云 (2011) 、代金云 (2012) 发现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能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 并且股票的风险和流动性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显著。

(二)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目前, 有少量研究表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提高企业的资本成本。Aupperle、Carroll和Hatfield (1985) 认为,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将浪费企业的资本和资源, 与那些不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相比, 履行社会责任并进行披露的企业将处于竞争劣势, 从而使得投资者提高其补偿溢价。以Richardson、Welker和Hutchinson (1999) 的研究为基础, Richardson和Welker (2001) 最早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他们选取了324家加拿大公司1990年至1992年年报中的社会责任信息为样本, 运用KLD指数法来测量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水平, 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 但是这种正相关会因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较充分带来更大的股票收益而得到缓解。他们认为, 产生正相关的原因有三方面:其一, 过度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可能被投资者误认为是企业的自我宣传;其二,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企业的负净现值项目, 代表企业总体风险在增加;其三, 可能是由于研究样本的局限。

(三)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呈U型关系

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相关或者负相关,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风险溢价, 增强股票流动性, 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但是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中需要掌握“度”, 否则会适得其反。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 (2010) 指出:一方面,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呈U型关系。企业提高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 可以减少投资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 降低投资风险, 其次, 企业也可以借助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印象管理, 最终降低资本成本;但是, 过度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以及过度进行印象管理, 会增加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预估和风险补偿要求, 提高资本成本。随后, 朱文莉和张华 (2011) 也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为U型曲线。曲线最低点左侧显示适度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负相关, 即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真实可靠且对投资者有利用价值的情况下,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多, 资本成本越低。曲线最低点右侧显示过度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正相关, 即企业披露的信息有对投资者无利用价值或存在虚假成分的情况下,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多, 反而使资本成本上升。所以, 只要企业把握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度”, 就可以找到使企业的资本成本降到最低的点。

(四)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不确定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除上述三种情形外, 有研究表明二者关系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 存在不确定性。从国外来看, Botosan (1997) 以美国12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1990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受到分析师关注多少的影响:对于有很多分析师关注的企业而言, 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会提高资本成本;对于那些具有较少分析师关注的公司, 加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能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Francis、Nanda和Olsson (2008) 拓展了Botosan (1997) 的研究, 探讨了自愿性信息披露、资本成本和盈余质量的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盈余质量好的企业自愿性信息披露更多,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间显著负相关, 但是受到盈余质量水平的约束, 当考虑盈余质量的影响时,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负相关关系会消失。Marshall、Brown和Plumlee (2009) 在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时考虑了行业特征, 结果表明行业特征也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从国内来看, 马连福和赵颖 (2007) 认为, 从理论上讲,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会对资本成本造成影响, 但是在实证研究中,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 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

二、研究评述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我们可以发现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对于后续研究者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但是, 以往的研究也存在局限性, 本文将对其局限性进行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

(一) 样本容量有限

考虑到数据的可收集性, 多数研究选取单一年度大企业或者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 很少考虑到中小企业或者非上市公司。中小企业和非上市公司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企业社会责任角色缺失的问题, 也存在违背商业道德、忽视产品安全、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在以后的研究中, 需进一步拓展样本容量, 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中小企业或者非上市公司, 比较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不同表现, 以为资本市场的建设提供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 侧重于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单向的影响

理论研究都集中于探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只有少数学者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互动性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果忽略资本成本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会产生样本“自我选择偏差”。后续研究应进一步讨论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性,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对数据进行严格分析得出可靠的结果, 为理论分析提供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支持。

(三)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计量不一致

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计量共有四种方法:社会责任会计方法、声誉评分法、内容分析法、指数法。指数法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中运用较多, 学者普遍认为其计量结果比较准确, 但是, 在对企业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分类以及对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进行赋值的过程中随意性很大。未来的研究应多采用专业评级机构发布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评价指数, 来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因为这种数据反应的信息比较全面和客观, 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

(四) 很少关注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影响的作用机制和效果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 财务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作用机制包括:降低股票风险和提高股票流动性, 后续研究可以尝试将降低股票风险和提高股票流动性两种机制运用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这将为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 从而对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企业决策以及监管部门规范社会信息披露制度等提供一些参考建议。

参考文献

[1]孟晓俊, 肖作平, 曲佳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J].会计研究, 2010 (09) .

[2]沈艳, 蔡剑.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企业融资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 2009 (12) .

[3]沈洪涛, 游家兴, 刘江宏.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J].金融研究, 2010 (12) .

[4]李正, 向锐.中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界定、计量方法和现状研究[J].会计研究, 2007 (07) .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4

一、文献综述

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研究一直是国内外资本市场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Botosan和Plumlee(2002)实证研究发现权益资本成本与信息披露水平负相关,与信息披露时效性正相关。Kristandl和Bontis(2007)实证发现后期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而前期自愿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Richardson和Welker(2001)实证研究得出了出乎意料的结论,即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越多的企业,其权益资本成本反而上升。Dhaliwal等(2011)实证研究发现在前年具有高权益资本成本的企业在本年更倾向披露企业社会责任,最初在社会责任方面有较好表现和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企业将会在下年带来权益资本成本的减少。

国内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围绕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二者相互关系的研究是少之又少,其中实证研究更是罕见。毛洪涛和张正勇(2009)理论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因素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沈洪涛等(2010)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披露的环境信息能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并且二者的关系受到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的影响。孟晓俊(2010)等从基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得出,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主要集中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单方面的影响上,并且关于二者相互关系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资本市场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信息披露拓展到了非财务信息领域,并从理论上分析了二者的相互关系,丰富了现在的研究内容。

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相互关系分析

(一)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1、从投资者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对资本成本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

积极方面,同财务信息披露的作用类似,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主要通过以下二个途径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一是降低投资者的预测风险。企业通过更高的信息披露水平,使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收益和分配的概率预测更加准确,降低了投资者的不可分散的预测风险,从而降低了投资者对资本回报提出的额外信息风险溢价,从而降低资本成本;二是降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加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投资者更愿意选择高水平信息披露的公司,进而有利于交易量的提高,交易成本随之减少。同时,企业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管理者的侵占行为也会受到有效的遏制等有利于企业资本成本的降低。除此之外,企业社会责任信息还能直接通过影响投资者的偏好来影响资本成本。企业选择性地向公众自愿披露正面的社会责任信息,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使得公司拥有更好的社会声誉,更容易受到有社会责任感投资者的青睐,他们愿意接受一个较低的投资者回报率,那么就能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

消极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并不能带来企业资本成本的降低。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是负净现值项目,会一定程度地增加企业的营运风险。也就是说社会责任投资是一种长期战略,从长远来看会给企业带来战略优势和成本节约,但在一个并非有效的资本市场上,信息使用者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方面,使得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能预期引起市场地广泛关注,也就不能达到降低资本成本的效果。其次,当资本市场有效时,当企业过度披露或披露虚假的社会责任信息时,这会投资者认为是一种过度的印象管理行为,会增加信息使用者的疑虑和担心,不仅会对给企业声誉带来不利影响,而且会影响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真实信息的正确判断,加剧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资本成本。再者,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大量披露会导致公司股价的频繁波动也会增加企业资本成本。

2、从监管者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是创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投融资市场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经济良好、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规则的完善,可怜使得投资更加方便、快捷地获取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上市公司也可以迅速地向市场传达相关信息,从而加强与投融资之间的联系,减少融资约束,降低资本成本。我国自2000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企业环境保护政策,尤其是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的执行,即通过对申请上市和再融资的企业进行环保核查,使企业在筹资和投资过程中接受严格的环境评估和审核。该政策的执行使得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同时,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也成为了投资者评价风险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

(二)资本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

根据成本效益原则,一般认为,当企业预期披露社会责任信息带来的效益(包括资本成本的降低、股票的升值、企业社会形象的改善)大于为此付出的直接或间接成本(包含由于披露带来的竞争成本、发布信息的额外付出)时,企业会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能够为企业起到信号传递的作用,改善与监管部门、投资者、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因此,企业会根据不同的资本成本状况,进行不同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当企业前期资本成本较高时意味着其承担着较大的财务风险,尤其是像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企业和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他们迫切希望通过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更倾向于采用独立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形式去改善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以此来提高投资者对该企业的信心,减少不确定性及风险。企业前期资本成本较低时,当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良好时,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较弱,企业只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适度的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并不影响其财务绩效;当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较差时,企业就会进行印象管理,对社会责任信息进行包装后进行披露以降低其面临的社会责任风险。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的资本成本,降低企业的资本成本又是企业进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之一,二者相互影响。一方面,企业通过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解决企业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来降低资本成本。另一方面,较高的资本成本与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使得企业产生印象管理的动机进而通过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来改变资本成本较高的状况。

三、结束语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相互关系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一是不同只考虑社会责任信息对资本成本单方面的影响,要充分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协同效应;二是在进行实证研究时要考虑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偏差”及内生性等问题。这对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及披露动机提供了新的条件,有利于引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和谐社会。

摘要：企业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正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其与资本成本的相互关系已成为资本市场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现在文献的基础上充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为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动机和影响因素提供进一步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资本成本,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毛洪涛,张正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述评[J].科学决策2009(8).

[2]、沈洪涛,游家兴,刘江宏.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J].金融研究,2010(12).

[3]、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一个分析框架[J].会计研究,2010(9).

[4]、Richardson,A.J.,and M.Welker,2001.S ociald isclosure,f inanciald isclosure and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Accounting,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26(7-8):597~616.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5

世界银行在1995年公布的计算国家财富的方法中,把人力资本作为衡量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在1952年、1978年及2008年分别为168.82亿元、3 000.54亿元和51 432.04亿元(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孙淑军,2012)。人力资本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处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向制造业强国迈进的目标,就必须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巨大潜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了人力资本对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马广林等,2013)。而且近些年来,许多企业已经尝试在其年报当中披露大量有关人力资本的相关信息。力资本信息的有效披露有利于股东了解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有利于潜在投资者在决策前了解企业的人才储备与发展潜力,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员工了解企业的人力资源政策,正确引导人才流向。总之,有效的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快速发展。然而,我国上市公司是否有效披露了人力资本信息呢?本文以青岛市上市的全部19家制造业公司为例,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人力资本之父”舒尔茨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通过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而产生的存在于人本身的知识、技术和他们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就是人力资本。之后有学者把时间这个要素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提出人力资本不仅包括人的知识、技能这两项,还包括人的健康与寿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还把人力资本定义为现在与未来产出和收入流的源泉。国外学者在研究企业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状况时,大多采用(年报)内容分析法。在研究对象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针对某一个行业开展了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方面的研究。例如,Davey等(2009)与Kamath(2007)分别研究了时尚业和银行业的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状况。

近些年来,我国学者也对人力资本信息披露进行了相关研究。张丹(2008)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我国上市公司100强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意愿逐渐上升,且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具有行业差异。李新一(2012)以2009—2011年在深市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年报为基础,提取出14个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指标,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投资者对人力资本信息关注情况。调查发现,投资者并不是很满意现行的人力资本披露状况,人力资本信息整体披露水平低,内容不够全面。张振、陈美娟(2012)以湖北省1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员工健康与安全”“员工培训”“员工福利”“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开展业余活动”“带薪年假”和“加班工资”7个方面调查了湖北省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信息披露状况。结果发现,湖北省人力资源信息整体披露水平较低,自愿披露程度尤其低。

总体来看,我国对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研究起步较晚,且大多只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分析,也很少针对某一行业开展研究。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文以青岛市1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调查了我国企业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状况。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青岛市全部19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其对外披露的2013年公司年报为基础,通过手工搜集相关数据,调查其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情况。披露状况主要是通过披露广度与披露质量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

(二)人力资本信息披露评价体系

1. 人力资本要素。

本文以青岛市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中披露的人力资本信息为基础,并结合前人的研究经验,将人力资本信息划分为17个应该披露的要素(见表1)。其中,前7个要素为法定披露要素,是上市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必须在年报中进行披露的人力资本信息。

2. 评价维度。

在衡量企业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状况时,本文借鉴Yi和Davey(2010)的评价体系,从披露广度与披露质量两个维度进行。披露广度一方面指19家企业各自披露了多少个人力资本要素,另一方面指每一要素被多少家样本企业披露。而披露质量则不仅包括每个样本公司的披露质量,而且包括每一个要素的披露质量。在评价每个要素的披露质量时,笔者采用了5级(1—5)评分法,该评价方法的标准如表2所示。

四、研究结果

(一)基于公司视角的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广度与质量

公司视角下人力资本披露广度主要通过各企业实际披露要素个数占要素总数(17)的百分比来衡量。换言之,如果一家企业披露的要素越多,百分比就越大,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广度也就越高。如表3所示,所有样本公司人力资本要素披露广度的平均值为75%(约13个要素);最大值为94%,是东软载波,披露了16个要素;最小值为53%,是恒顺众昇,仅披露了9个人力资本要素。

从公司角度衡量人力资本信息披露质量采用的是5级评分法,即先对各样本公司披露的每一人力资本要素按照1—5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然后再将所有得分加和,合计数即是该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得分。如表3所示,19家样本公司得分的平均值为54.47,最大值为62(满分为85分),最小值为44,标准差为5.06。综上所述,青岛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广度较高,但公司之间差异较大;而各公司披露质量差别不大,且普遍较低。

(二)基于要素视角的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广度与质量

要素视角下人力资本披露广度是用披露该要素的公司数占样本公司总数(19)的百分比来衡量的。结果显示(见表4),所有要素披露广度的平均值为73%。其中,有6个要素(员工总人数、员工学历、员工职能分布、高管相关信息、高管薪酬)被全部的样本公司披露,披露广度达到100%;而员工职业发展与员工取得的信息2个要素披露广度最低,仅被3个公司披露(16%)。

如果将所有要素分为法定披露与自愿性披露两类(见表4),法定披露要素的披露广度为96.86%,标准差为0.05,披露水平普遍较高。而自愿性披露要素的披露广度仅为56.30%,标准差为0.28,总体披露水平较低,且要素之间差异较大。总体而言,法定要素的披露广度要远远高于自愿性披露要素。

要素视角下人力资本信息披露质量是以五级评分法为基础,并依据以下公式计算得出:

某一要素质量得分=[(ix评分为i的公司数)]/Max(i)×样本总数

其中,i:根据五级评分法(1—5),对(样本公司)某一要素披露质量的打分;Max(i):某一要素披露质量可以达到的最高分数(5分)。

结果表明,17个人力资本要素披露质量平均得分为0.64,标准差为0.27。其中,7项法定披露要素的平均得分为0.81,标准差为0.24;10项自愿性披露要素的平均得分为0.52,标准差为0.23。由此可知,法定要素的披露质量也要远高于自愿性披露要素。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第一,青岛市制造业上市公司人力资本信息披露广度整体水平较高,但个体之间差异较大;而披露质量情况却恰恰相反。第二,人力资本要素披露广度与披露质量差别较大,且法定要素的披露广度与披露质量都要远高于自愿性披露要素。此外,笔者在对年报进行内容分析时还发现,样本公司人力资本信息披露位置较为混乱,散布在公司年报的各个部分,而且以文字性描述为主,缺少货币性信息披露。

要提高企业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首先,有关监管部门应及时出台更为完整、明确的制度或指引,对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结构与内容进行规范。其次,企业应当提升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意识,变被动为主动,加大自愿性信息披露,这有利于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最后,人力资本的确认与计量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准确、合适的货币计量有待于理论界与实务界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孙淑军.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以中国人力资本估计为基础的经验研究[D].辽宁大学博士论文,2012.

[2]马广林,张旭,吴凡.基于年报的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信息解读[J].中国注册会计师,2013,(5).

[3]Davey J.Schneider L.Davey,H.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and the fashion industry[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9,(3).

[4]Kamath G.B.The intellectual capital performance of the Indian banking sector[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07,(1).

[5]张丹.我国企业智力资本报告建立的现实基础:来自上市公司年报的检验[J].会计研究,2008,(1).

[6]李新一.投资者时创业板企业人力资本信息关注情况的调查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2,(11).

[7]张振,陈美娟.上市公司人力资源信息披露问题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科技创业月刊,2012,(12).

[8]Yi A.Davey H.Intellectual capital disclosure in Chinese(mainland)companies[J]Journal of Intellectual Capital,2010,(3).

人本资本信息披露研究 篇6

(一)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该类研究成果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会产生降低资本成本的作用。原因是更加充分的信息披露会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了债权人和投资者对公司风险的感知,尤其是在缺少分析师等证券市场中介信息的情况下,投资者和债权人更加依赖自愿性信息披露。现有一些研究已经在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两者之间建立起了负相关关系。Diamond and Verrecchia(1991)较早地从理论上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成本,因此增加了市场的流动性,降低了资本成本。前人的研究确实发现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与债务资本成本(Sengupta 1998)和权益资本成本(Botosan,1997; Botosan and Plumlee,2002) 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Francis et al.(2005)认为法律和财务系统可能会减轻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所以利用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34个国家的上市公司样本检验了自愿性信息披露的驱动因素及其对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外部融资需求强烈的行业中,公司会有较高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而这些公司宽泛的信息披露政策也带来了较低的债务成本和权益资本成本。而Sengupta(1998)发现,公司的利率与分析师感知到的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该项研究证明了财经分析师对信息披露质量评级较高的公司在发行债务时利率成本较低。原因可能是由于及时、详尽的信息披露降低了债权人和保险公司对公司风险的感知,降低了债务成本。在控制了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资本成本的情况下,Nikolaev and van Lent(2005)发现了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成本之间是负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方面,Botosan(1997)也认为信息披露水平与分析师跟随较少的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存在着负相关关系。Mensah et al.(2003)的研究还指出公司增加信息披露会减少分析预测错误和离散度。Richardson and Welker(2001)认为信息披露质量和数量都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Healy et al.(1999)和Leuzand Verrecchia(2000)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还有学者使用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一部分内容,例如公司治理信息的自愿披露来检验其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例如Chen et al.(2003)指出,向高公司治理指数的公司投资产生的平均异常收益大概在8.5%。通过公司治理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平均会降低权益资本成本0.47%,而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排名的公司会降低大约1.26%的权益资本成本。但是也指出,公司治理机制在信息披露方面对降低资本成本表现出来的优越性要取决于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和整体的公司治理水平。同时还发现,公司治理方面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在亚洲新兴市场中对降低资本成本起到的作用非常微弱,因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缺乏有效地公司治理机制。为了进一步研究,Chen et al.(2004)将现有研究样本拓展到国际环境中,发现在控制了传统风险因素、账面市场价值、信息披露、通货膨胀和分析师预测偏差之后,公司治理信息的自愿披露在投资者保护法律环境较弱的国家中显著地与权益资本成本成负相关关系。证据表明用买卖价差代替的公司信息不对称水平与财经分析师的信息披露级别存在着负相关的关系(Welker, 1995;Healy et al.,1999),权益资本成本的不同替代变量都与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呈现相反的关系(Botosanand Plumlee, 2002;Hail, 2002;Poshakwale and Courtis, 2005;Cheng et al., 2006)。然而,Botosan(1997)和Richardson andWelker(2001)发现只有那些受较少分析师跟随的公司才会从增加年报信息披露中带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这样的利益。在缺少财经分析师信息时,投资者更加依赖公司提供的信息。被较多分析师关注的公司会由财经分析师代替来发布信息。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对降低债务成本和权益成本的积极贡献来验证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的,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这种作用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国家的法律环境、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跟随公司的分析师数量等。

(二) 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没有直接的负相关关系一些学者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负相关关系。因为在某些情况下,自愿性信息披露会增加投资者和债权人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例如,当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消极的信息内容时,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对公司未来的感知存在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增加了资本成本。这样,自愿性信息披露就不会直接表现出降低资本成本的积极作用。Kothari et al.(2009b)指出,信息披露的内容影响着资本成本。积极的信息披露会降低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资本成本,而消极的信息披露会增加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和资本成本。通过对管理层、分析师和财经媒体披露的内容分析,发现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的预期关系仅在可信的财经媒体披露存在,而市场对管理层披露的信息存在着打折心理。Joung and YaqiShi(2011)检验了管理层预测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直接影响,发现坏消息的预测者在信息披露一个月后权益资本成本大大上涨。相反,好消息预测者在信息披露之后的同期权益资本成本却没有太大的变动。该项研究表明,好消息预测信息披露的资本成本大大低于坏消息预测信息披露和不预测的资本成本。通过以上综述,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以及管理层、分析师和财经媒体的可信度存在着差异,导致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不存在者直接的负相关关系。因为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存在着积极和消极信息之分,消极信息的披露会增加投资者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不会直接体现出对降低资本成本的作用,而积极信息的披露还要取决于是否管理层、分析师或者财经媒体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可信度,只有当其可信度较高的情况下,自愿性信息披露才会表现出具有显著地降低资本成本的作用。

(三)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会增加资本成本。理由是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披露的频率越快,股票的挥发性越高,投机者也就越多,这样反倒增加了权益资本成本。早在20世纪九十年代,AICPA(1994)认为当时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充分地建立起高水平的信息披露会带来较低的资本成本这种假设,原因是更频繁的信息披露可能会增加股价挥发性,这样会增加权益资本成本。然而,后续一些实证 研究支持 以上说法 。例如 ,Berton (1994)和Bushee and Noe(2000)认为,高水平的信息披露会吸引交易积极的投机者,这样增加了挥发性,反向影响了权益资本成本。而Richardson and Welker(2001)对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更加具有针对性,其以公司社会信息披露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公司社会信息的披露程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成正相关关系。对此发现的解释是自愿性信息披露作为法律战略,盈利较差的公司披露更多的积极社会信息是为了增强声誉。而Botosan and Plumlee(2002)也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被广大分析师跟随的43个行业的公司,尽管预期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与权益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但事与愿违,得到的结论是权益资本成本会随着更多及时性信息披露而上升,例如季度报告。通过以上研究,发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之间是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的,也就是说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越多,披露的频率越高,资本成本也会越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投机者的大量出现而导致股票挥发性增大,从而使得股东对公司未来的股票市场表现持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进而股东的必要收益率增加。

二、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分析师跟随和预测

尽管有大量的文献研究分析师预测性能,可是有关如何选择信息披露来影响分析师预测的文献却相对较少。Lang and Lundholm(1996)发现信息披露水平更高的公司分析师会有更高的预测准确性、更低的预测离散度,分析师的预测波动不大。Hope(2003a)指出,会计政策信息披露水平与预测误差和预测离散度负相关。Ali et al.(2005)使用产业集中度代替信息披露,发现产业高度集中的公司会有较少的分析师跟随,而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也会有更高的离散度、更大的预测误差和更大的预测波动。Eng and Teo(2000)指出,在新加波年报信息披露水平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正相关,与分析师预测离散度负相关。通过使用跨国样本,Hope(2003c)也发现年报信息披露水平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是正相关的关系。根据现有的文献,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和跟随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层盈余预测、前瞻性非财务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和无形资产信息的自愿性披露研究方面。(1)管理层盈余预测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随和预测的影响。Baginski and Hassell(2002)的文献证明,分析师会根据管理层盈余预测信息来调整他们的预测结果。Waymire(1986)发现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性会在管理层盈余预测信息披露之后略微增加。Kross et al.(1990)使用华尔街日报的篇幅指数作为管理层预测的替代变量,检验是否分析师预测准确性会增加媒体关注,结果发现媒体关注度受到外生事件、编辑政策和信息披露政策的影响。Rajgopal et al.(2003)发现财经分析的盈余预测会将订单积压信息包含在内,这表明类似订单积压这类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对于财经分析师来说也是有价值的。(2)前瞻性非财务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随和预测的影响。Vanstraelen et al.(2003)发现,前瞻性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水平与较低的分析师盈余预测离散度和较高的预测精确度有关。Lang and Lundholm(1996)在控制了规模、盈余惊喜和信息环境的其他特征的情况下,发现行业中披露更多前瞻性信息的公司会有更多的分析师跟随、分析师预测更加一致、更准确,分析师预测修正更少。而在信息披露类型中,投资者关系信息是影响分析师行为的重要因素。(3)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随和预测的影响。Bhat et al.(2006) 对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公司治理透明度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有着积极的关系Hope(2003c)使用全球样本,发现年报中脚注的信息披露水平与分析师跟随积极相关。Minna Yu(2010)检验了全球环境下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对分析师跟随和分析师预测的影响。该项研究发现年报中更透彻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会使得财经分析的预测更准,预测的离散度更低,另外,披露更多的公司治理信息还会吸引更多的财经分析师关注,因此改善了公司的信息环境。(4)无形资产信息对分析师跟随和预测的影响。Mary et al.(2001)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度与无形资产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由于无形资产没有被识别出来以及这些资产公平价值评估信息未被披露,具有较多无形资产公司很可能在缺乏分析师关注的情况下具有较低的信息价格。这样,分析师会更加积极地关注具有更多无形资产的公司,披露更多无形资产信息的公司也会有得到更多的分析师关注。综上所述,现有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会影响分析师预测精度和分析师对公司的关注度。然而,在各国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度不同的环境下,自愿披露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所以学者们关注不同类型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对分析师预测和关注产生的影响作用,管理层盈余预测信息、前瞻性非财务信息、公司治理信息和无形资产信息的自愿性披露被普遍认为会影响分析师预测和分析师跟随。

三、自愿性信息披露与信息不对称和股票流动性

现有研究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够改善信息环境,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改善股票的流行性。改进的流动性会通过降低股价折扣进而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Amihudand Mendelson (1986, 1989),Brennan and Subrahmanyam(1996), Amihud (2002))。Francis et al. (2005), Leuz andVerrecchia(2000), Healy et al.(1999)和Welker(1995)等研究表明,当分别用买卖价差、股价挥发性和股票的流动性来衡量信息不对称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会降低信息不对称。当Aerts et al.(2007)和Clarkson et al.(2008)分别用托宾Q值和市价对账面价值比率来替代信息不对称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对信息不对称有影响。Diamond (1985)和Diamond and Verrecchia(1991)的理论模型表明,为了降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管理层可能会披露超过市场监管水平的自愿性信息。Graham et al.(2005)的研究也表明管理层为了降低投资者的股票风险会进行更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自愿性信息披露会降低资本成本(Verrecchia 2001),因为增加的信息披露会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加证券市场的流动性(Botosan, 1997; Diamond and Verrecchia, 1991)。Karthiket al.(2012)的研究表明公司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来营造信息环境进而改善流动性。Kelly and Ljungqvist(2011)使用经纪人公司的倒闭来检验信息不对称的外生变动是如何影响资产价格的,例如股票价格和投资者需求。在2000年的第二节度至2008年第一节度期间,由于卖方研究的经济学不利变动结果,有43家经纪关门倒闭。这些破产倒闭导致2180家美国企业终止了共4429位分析师的关注。Kellyand Ljungqvist的研究证明关门倒闭与个体公司未来发展前景无关,合理的解释是股票受影响的程度是外生的因素。并进一步说明在经纪人公司关闭的冲击中,当股票失去分析师关注的时候,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就会增加,公司的股票价格在公告时就会下降1.12%至2.61%,散户投资者就会卖出股票。当公司没有分析师为散户投资者提供服务而失去分析师关注的时候,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然而,Karthik et al.(2012)也表示,管理层是否能够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来真正影响信息环境,进而影响流动性和资本成本还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实证研究中的主要挑战就是自愿性信息披露是自愿的,管理层可以选择披露更多的对公司流动性产生直接影响的信息。例如,实证研究发现当收益容易预测时,公司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Chen et al.,2011),而降低收益的不确定性就会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加流动性,这就表明信息披露会影响流动性,但是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的程度还是未解决的问题。Leuz and Schrand(2009)认为现有的实证证据远不具有说服力。综上所述,尽管Kimand Verrecchia(1994)通过模型模拟,发现更多的信息披露会对投资者获得私有信息产生更大的激励,这样会导致更高的信息不对称,可是大多数的学者依然支持自愿性信息披露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息不对称,改善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只不过自愿性信息披露如何影响信息不对称以及影响的程度如何还需要后续研究得出答案。

四、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价

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价产生的影响比较复杂,正如Lang et al.(2003)指出,增加信息披露能够给公司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效应可能体现在资本成本上,也可能体现在股东现金流方面,或者同时有所体现。信息披露越充分,投资者对公司未来越了解,这样,就降低了公司的资本成本、增加了股票需求,从而增加了公司价值。Mahmoud andMuhammad(2011)对私有化和公司治理改革中的公司是否会通过较高水平的自愿性信息披露而增强私有化公司的价值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显著正相关。Chen et al.(2001)对中国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感知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Lang etal.(2003)检验了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叉上市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现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交叉上市的非美国公司有更多的分析师关注,更高的预测准确性,最终带来更高的价值。Silva and Alves(2004)针对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开展横截面数据检验,结果发现,公司价值与自愿性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Baek et al.(2004)检验了韩国公司的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发现信息披露质量高的公司,权益价值也较高。然而,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很多,而且不同内容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价产生的影响可能不同,一些学者研究了自愿性信息披露中的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与股票回报或者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Gompers et al., 2003; Chen et al., 2003; Beiner etal., 2006)。Vander and Willekens(2008)对欧洲公司的研究表明,认为公司披露公司治理信息会由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带来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这样就增加了投资者对报告的会计信息的信心。同样,Denis et. al(2010)[18]研究表明公司治理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对公司治理在降低股票市场信息不对称中起到了补充作用,虽然该项研究只关注加拿大市场,但他们认为该项研究结论可以推广到投资者保护很强的司法环境中。Florian and Alexander(2011)对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在股票价格中的反应程度进行了研究。在信息效率高的环境中,自愿性信息披露质量与股票回报之间没有关系。而对于那些分析师和媒体关注较少的小公司来说,高质量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会带来很高的风险调整后的收益。这表明相对不透明公司的股票价格并没有包含全部的信息,而价值报告允许内部资本更高效的配置从而也产生了利益。Lundholm and Myers(2002)对公司信息披露与当年的年度股票收益、同年收益和未来收益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信息披露水平高的公司由于对未来信息进行了披露,这样当期股票收益反应了更多的未来盈余信息。Gelb and Zarowin(2002)也对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与股票价格的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更多的信息披露与反应未来收益的股票价格有关。Hellstrom(2006)对捷克共和国和瑞典1994年至2001年期间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瑞典的这种价值相关性高于捷克共和国,归因于瑞典发展良好的市场经济和会计规章制度,这点与假设“运作良好的机构的发展增 加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相一致。Hassan et al.(2009)是为数不多对中东国家开展研究的学者之一,其检验了埃及国家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自愿性信息披露与公司价值有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缺乏考虑影响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环境因素。由于影响股价的因素很复杂,研究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价的影响比较困难。不管怎样,还是有一些研究成果验证了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票价格产生的影响,尤其对一些中小公司来说,由于跟随的分析师数量较少,如果能够通过自愿性信息披露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话将会在股价中有明显的体现。然而,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股价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好的法律环境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启示

目前,关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成果诸多领域还尚未达成共识,甚至在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方面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还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究其原因,可能在于:首先,各国法律环境不同。由于各国的证券监管法律环境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导致管理层制定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政策不同,那么学者们在特定环境下开展的相关研究结论可能不尽一致。其次,各国信息披露制度有差异。欧美国家为了增强公司的透明度,纷纷制定并出台自愿性信息披露指引,而许多其他国家在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途径等方面却没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使得不同制度下相同领域的研究结论存在着差异。再次,各国文化具有巨大差异。文化的差异会影响到公司决策者、投资者、债权人甚至分析师等的决策和行为,这样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效果甚至产生的价值效应就会存在着很大差异。最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存在差异。学者们开展该领域研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有些学者采用理论分析,有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而研究内容也存在着不同,例如有些学者会采用指数来衡量自愿性信息披露的水平,而有些学者则关注其中的某些信息的自愿性披露,例如企业社会责任信息和公司治理信息等。而且在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还会采用特定环境下的研究样本,这样,得到的结论可能具有明显的针对性。以上这些原因都可能成为现有研究成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原因。

通过对近些年相关研究的综述,发现在我国开展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资本市场价值效应的研究还存在大量的研究潜力,主要表现在:一是以资本市场价值效应研究为主,开展我国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我国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环境存在着一些特殊性,例如法律制度处于不断完善、上市公司质量逐渐提升、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这样,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开展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价值效应研究很有必要,主要研究内容可能有自愿性信息披露资本市场价值效应作用机理和路径分析,自愿性信息披露价值效应实证检验。二是创新研究方法。现有研究方法主要在归纳演绎和计量模型检验两个方面,而案例研究和实验研究方法并未被充分应用到该领域的研究中来,所以,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方法的创新可能给我带来更丰富的研究成果。三是中外比较研究。由于国内研究成果较为有限、样本数据不易获得等原因,鲜有学者能够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开展中外对比研究,更鲜有学者能够对其中的差异进行深入、系统分析并得到可行的对策建议。因此,有关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中外比较研究值得深入开展下去,以期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

摘要：本文对自愿性信息披露在降低资本成本、吸引分析师关注和跟随、提高分析师预测精度、增加股票流动性、提升公司整体价值等领域表现出来的价值效应进行了综述和分析,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