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乐发展综述(共12篇)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1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们对生活质量有了更高要求, 不仅看重身体健康, 也越来越重视心理健康。音乐治疗作为一种新兴而有趣的心理治疗方法, 更是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一、音乐治疗溯源
音乐治疗, 最远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在人类的早期活动中, 音乐活动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们用音乐分享快乐、释放压抑, 用音乐激发劳动热情, 获得力量, 更通过音乐净化心灵, 与神灵沟通。可以说, 从那时起, 人们就意识到音乐蕴涵着巨大的治疗力量。古代巫师所使用的歌曲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超人类或超自然的力量, 用来祈求神灵或治疗疾病。
在古巴比伦文化的高峰时期, 对某些疾病的治疗通常包括音乐仪式。古希腊时期, 音乐对思想、情绪和躯体健康的特殊作用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在公元前600年, 古希腊哲学家泰利斯被认为在斯巴达通过音乐的力量治愈了一场瘟疫。对于音乐的治疗功效,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有情绪宣泄的价值, 柏拉图则把音乐描述为心灵的药物;而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约前580至前570—前500) , 这位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 也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位音乐理论家, 首先提出“音乐医学”的概念, 科学地指出了音乐对于人体, 特别是心理活动的巨大作用, 可以说是音乐治疗的先驱。
文艺复兴时期, 解剖学、生理学和临床医学的发展标志着医学科学方法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 音乐与医学的结合也越来越多, 相关著作相继问世。那时, 医生们认为特定的音乐不仅可以作为增进情绪健康的有力治疗工具, 而且还可以用来治疗忧郁、绝望和疯狂, 还描述音乐为一种预防性药物。
二、音乐治疗的产生
19世纪, 音乐心理学实验拉开了音乐生理学的序幕, 经实验证实, 音乐对血液循环、血压升降、脉搏跳动、心脏收缩、呼吸频率等生理状态都有影响, 证明了音乐对人体是有影响的;还发现音乐对听觉神经系统的刺激可以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 不同的音乐可以相应改变肌肉张弛的生理状态等。这些实验为音乐治疗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数据和坚实的生理学基础。
音乐治疗作为一门真正独立和完整的学科, 诞生于1940年的美国, 在现代的真正发展还要归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在东南亚的野战医院条件有限, 伤员康复期长, 术后感染死亡率高, 很多伤员又因为思念家乡, 心情非常不好。有一天, 一位医生拿出了自己带来的留声机, 无意中播放了一些家乡的音乐, 伤员们听后, 情绪恢复了平静, 心情也好了很多。这以后, 这位医生每天都给伤员们播放家乡的音乐, 结果发现伤员的术后感染死亡率和感染率都大大降低, 而且康复期也大大缩短了。医院把这些情况向上级做了详细汇报, 之后, 美国在所有野战医院都进行了播放不同音乐的工作。这就是现代音乐治疗中最经典的案例。从此, 音乐治疗在美国兴起。
20世纪40年代, 美国国家音乐教师协会音乐治疗学会 (MTNT) 和国家音乐治疗协会 (NAMT) 相继成立, 并建立了注册音乐治疗师的认证系统, 音乐治疗师的专业地位才渐渐被人们所认可。大量有关音乐治疗的理论和报告出现, 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音乐治疗人才。1998年1月, 美国国家音乐教师协会音乐治疗学会和国家音乐治疗协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美国音乐治疗协会 (AMTA) , 成为世界最具权威性的音乐治疗机构。音乐治疗遍布美国的各医疗机构和教育机构, 美国也由此成为现代音乐治疗最发达的国家, 在世界音乐治疗的发展中担任主导地位。
三、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
我国也有很多音乐与医学相关联的理论, 如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第一部医学书籍《黄帝内经》把五音归属于五行, 并与五志 (喜、怒、思、忧、恐) 相关联, 认为五音通过调节情绪变化, 从而影响与之相对应的五脏的功能。具体地说, 即五音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行土、金、木、火、水, 影响相应的人体内脏, 即脾、肺、肝、心、肾的功能活动, 同时还与人的五志, 即思、忧、怒、喜、恐有联系。
《乐纬》中也曾记载:“孔子曰:丘吹律定姓一言得土曰宫, 三言得火曰徵, 五言得水曰羽, 七言得金曰商, 九言得木曰角, 此并是阳数。”指出了宫、商、角、微、羽与土、金、木、火、水的对应关系。
《素问·金贵真言论》中记载了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内脏功能的对应关系, 认为五音入五脏可“动五脏之气血”, 即“宫动脾、商动肺、角动肝、徵动心、羽动肾”。由此可见, 中国古人早已将音乐应用于医学治疗进行了探索。
现代音乐治疗在中国的发展应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华裔音乐治疗教授刘邦瑞在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音乐治疗方面的讲学, 这次讲学极大地激发和鼓励了中国的音乐家和医生们。在这之后, 大量的与音乐治疗相关的理论和著作相继问世, 有1984年北京大学张伯源等人发表彻底《音乐的身心反应研究》实验报告、1986年高天的《音乐对于疼痛的缓解作用研究》试验报告以及1995年何化君、卢廷柱的《音乐治疗法》著作等。
至于将音乐治疗用于对患者的临床治疗, 在中国最早进行尝试的应该是1984年湖南长沙马王堆疗养院。随后, 全国很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均开始设立音乐治疗室, 进行相关尝试, 使音乐治疗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
1989年, 中国音乐治疗学会成立;1989年,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治疗大专班招生;1996年, 中央音乐学院成立音乐治疗研究中心, 并于199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2003年首次招收本科生。此后, 我国陆续有更多音乐院校和医学院校开设了音乐治疗专业和研究方向, 向全国招收学生。中国的音乐治疗开始了一个新的、迅速的发展时期。今天, 作为一种新兴职业, 音乐治疗师行业也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才投身其中。
四、结论与建议
目前, 音乐治疗在我国仍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也唯因如此, 才更具有后发优势。有理由相信, 随着音乐治疗专业人士的持续努力, 以及人们对音乐治疗认识的不断加深, 在不久的将来, 音乐治疗一定会得到蓬勃发展。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2
邓红玉 20084061302 随着人们的世界性迁居,不少民族的人,跨过国界、越境居住,在另一国家里形成了自己的居民集团,成为了跨境民族。又因为他们与当地的不同民族交往,彼此影响,.互相吸收,以及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所以他们在各国内又都带有地区性特点。随着交通工具的发达,人们来往的方便,接触的容易,认同感的加强,这种种原因使得跨境民族的研究,在民族学(文化人类学)中显得日益重要。
跨境民族,顾名思义,就是居住在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恩格斯曾指出,“没有一条国家的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当今世界,同一民族生活在若干国家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跨境民族研究不仅是当代民族问题中的热点之一,也是发展跨世纪周边睦邻友好的一个重要领域。胡起望在《跨境民族探讨》中提到:“跨境民族就是分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里长期居住,但又保留了原来共同的某些民族特色,彼此有着同一民族的认同感的民族。他们虽然长期分居于不同国家,受当地主体民族或其他民族的不同影响,在语言、服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各方面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是在他们传统文化的底层,以及日常生活的深处,与原来的民族传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做着也提出“跨境民族可以有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狭义的跨境民族,就是同一民族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密切的连系。世界上有许多跨境民族都属于这一类。中国汉民族的海外华侨,逢年过节,心向故地,每遇机会,携带儿孙,归访家乡,扫墓叙旧,骨肉情深。长期居住中国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的苗族,在清代后期有一部分人曾迁去越南、老挝、泰国、缅甸以后,又辗转迁居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这些远跨数国的苗族人民,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只要条件具备,就不远万里,赶回国内与本民族同胞共度节日,那种民族亲情的流露,令人感动。
一般来说,跨境民族的发展是有一定规律的。发现这种规律.对于更好地研究跨境民族,认识跨境民族的现在和未来,理解跨境民族的共性和个性,并加强跨境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增进和发展彼此的联系,都有一定的好处。首先,跨境民族一般都有共同的起源,并在一个共同的地域内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传统文化、共同民族心理和一定共同经济联系的民族,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分居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里,他们与不同的民族交往,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在本民族共性以外,又具有自己的地区性特点。这种特点有时只是一些细微的差别,有时却具有鲜明的个性,在各方面都有较大的变化和差异,但是,他们传统文化的本质和基础,却还都是原来民族所共有的东西。这是跨境民族之所以成为跨境民族,而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民族的基础。其次,跨境民族在迁入别的国家以后,为了一在生活上与当地的民族相适应,首先在语言上从吸收当地的新词汇,即所谓的外来借词开始,在对外联系方面,使用当地通用的民族语言,而将本民族语言和文字保留在聚居村落或家庭内部使用。由于居住时间年深月久,有的居民就会改操当地通用的语言,而忽视和淡化自己原来民族语言的作用。与此同时,在房屋建筑,室内陈设,生活方式,或者有时在服饰等诸方面都沾染当地的风习,逐渐吸收,慢慢改变。而保留较久的则往往是风俗习惯、信仰节日、历史传说、家庭伦理等属于无形文化方面的东西,这也是他们与别的国家中的同一民族进行认同的依据。最后,是由于跨境民族长期分居不同国家,在不同条件下进行发展,传统文化对当地的适应性逐渐加强,通过新因素的不断吸收融合,新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因此跨境民族的分野将逐渐加深。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就会分化成为新的独立民族,这是一个自然的不可抗御的规律。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就是从一共同的人们共同体中,在不同条件下,逐渐分化、形成的。研究跨境民族的形成、发展及对其未来的预测,有助于对民族形成间题的研究。
中国与越南是有好邻国。范宏贵在《中越跨境民族溯源》中说到,中国与越南是邻邦。我国广西、云南两省区与越南接壤,有1353公里的漫长陆地边界线,其中有一小段是以河流为界。在边境两侧或更深入的地方,居住着两国都有的民族,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大多有血亲或姻亲关系。双方的村寨一般相隔几里路;有个别村子,村名相同,分上下两村,上村在这个国家,下村在那个国家。节日喜庆丧葬,当地群众互相走访,或祝贺或帮忙。甚至牛马也会牧放到对方的山岭。
京族主要聚居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防城县的巫 头、尾、山心 3个岛屿(习称“京族三岛”)。世代 以捕鱼为生,兼营农业和盐业。人口11995人(1982年统 计)。京语属汉藏语系,京族人大多会说汉语(粤语),通用汉字 京族的传统歌舞节日叫“哈节”,在“哈亭”(由各户捐助兴建)内举行。京族民歌中数量最多和最有代表性的小调是 “唱哈调”、“送新娘”、“棹船调”、“叮 叮”等。
唱哈调是哈节中演唱,曲调有多种类型,一定内容的 唱词都有其固有的曲调,如《赏月歌》的基本歌腔以sol、do、mi、sol4个音作和弦分解式进行。旋律中常出现向 下属方向的转调。如下例: 送新娘是京族人民婚嫁时唱的风俗歌,内容多为感恩、惜别、告慰和伦理等。音调明朗、华彩、悠扬。常采用 五声宫调式。棹船调是常用于男女间的对唱和民间小 戏唱段。基本歌腔由上下句组成,下句是上句的下五度 模仿,曲调以sol为主音。常用特征音型: 贯穿全曲,如男女对唱《送郎打老番》,尽管唱词内容 复杂,语言声调多变,装饰性乐汇也较多,但旋律进行仍 以特征音型为核心。叮 叮是以歌尾常用的固定衬词 “叮 叮”而得名。多在游戏、劳动和舞蹈时演唱。曲 调活泼明快,节奏短促跳荡,旋律进行常强调四、五度 跳进。
舞歌是哈节中表演的歌舞曲,曲调主要来自小调,但加强了节奏,因此更为明朗,富于弹性;它的旋律流 畅,富于歌唱性。此外,京族民间歌曲中还有曲调接近口 语,多唱故事、童话内容的叙事歌(如《渔家四季歌》),以及曲调简单、朴素、徐缓的摇儿歌等。
京族音乐的基本特点是曲调婉转缠绵,波音较 多,多属单乐段结构;在音阶调式上,以徵调式为多。宫、羽调式次之;节拍比较多样,有混合节拍;唱法上,男歌手一般用 真声,女歌手用真假声结合的唱法,行腔时喜用鼻音和 轻声,余音较长。歌手们擅长模仿独弦琴的各种音色,巧 妙地运用颤音、回音、波音和滑音,从而形成京族独特 的演唱风格。
京族民间乐器主要有独弦琴和吉弹。独弦琴适于 表现节奏舒展、旋律悠长的乐曲,尤擅长演奏回音、颤 音、滑音等装饰音,传统曲目有《高山流水》、《孤山 寒影》、《骑马》等。吉弹,是三根弦的弹拨乐器,多 用于唱哈的伴奏。京族的传统戏曲为京戏,与越南的嘲剧相通,传统 剧目有《阮文龙英勇杀敌》、《等新娘》等,熟悉的人 已不多。1949年后,京族人民编了一些小戏,曲调来自 歌谣、小调和叙事歌等。
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文章综述 篇3
关键词:中国音乐;民族音乐学;综述
一、《中国音乐》2010年度期刊
2010年度《中国音乐》发表民族音乐学方面的文章共47篇,现分期将其罗列如下,并对每期文章进行分门别类,并作简要评述。
1.《中国音乐》2010年01期
《中国音乐》2010年01期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文章有12篇,其中学术会议记录或综述的4篇,分别是张天彤的《“首届全国高校民族音乐教学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如期召开》、《立足传统创造未来—“200北京传统音乐节”总结座谈会综述》和祝薇的《“新中国60年音乐事业发展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综述》,这样的会议记录式的综述,向我们展示了全国音乐学专家的研究成果,赋予会议以特别的意义。另外焦一梅记录整理的《张锡禄谈白族传统音乐文化》记录了乔建中和张锡禄的谈话内容,学生把此也归于会议记录或综述一类。
其中对音乐学著作评述的有两篇,韩冰《从<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和“集成”相关卷册中看赫哲族音乐的搜集整理与记录》和徐天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版本考》。
剩下的6篇笔者将其归于地方音乐个案研究,刘雪英的《赫哲族“伊玛堪”的生存现状》史琳的《江苏太湖宣卷的文化渊源和艺术特征》施咏的《梅庵琴派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赵雷《民间原生态说唱音乐—苍南渔鼓》、姜华敏的《浦江祭祖活动中的板凳龙仪式音乐研究》陈培刚的《音声背后的风景—江苏邵伯锣鼓小牌子文化意蕴考察》。6篇文章中涉及器乐音乐2篇、说唱音乐2篇、仪式音乐1篇,佛教音乐1篇。
2.《中国音乐》2010年02期
本期涉及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共24篇,其中关于曲牌音乐研究的有3篇,分别是王珣的《曲牌音乐考释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曲牌考>述评》、谢建平《‘曹谱’<钧天妙乐>索隐—苏南道家吹打曲牌探源之二》和于林青的《曲牌音乐学习笔记之四(补遗篇)》,而同时王珣的文章更是一篇对《中国曲牌考》的述评。
对民族音乐保护发展提出建设意见的文章涉及到3篇,即唐朴林的《“乐改”何从》、耿红梅的《关于建设<中华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库>的探讨》和孙云的《音乐文化遗产保护中传承主体的能力探究》,他们从乐改、资源库、非遗的方面各自阐述对民族音乐前景的发展建议,具有前瞻性。
本期有3篇涉及对戏曲音乐的研究,它们分别是张文华《辰州傩戏特征初探》、何小全的《绍剧[二凡]中的“海底翻”长腔》和任秀梅《新疆兵团农八师豫剧音乐创新研究》。
其中乐器方面的研究有傅暮蓉的《琴歌的传承与发展》、胡斌的《历史记忆与群体认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琴人文化身份探析》和周菁葆的《丝绸之路上的扬琴源流考》,3篇文章涉及到古琴和扬琴两件乐器。
这期中有6篇文章是关于两个事物之间联系的探究,有谢万章的《<纳瓦木卡姆>唱词阿鲁孜格律对旋律节奏的影响》、罗涛的《浅谈松阳高腔唱腔词格与唱腔音乐的关系》、金士友《满族萨满音乐与东北二人转的渊源关系》、盛秧的《姜蘷的<大乐议>与南宋音乐文化》、周强的《从复排<小二黑结婚>探民族歌剧演员的音色个性》和董华的《从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配乐论陕北民歌的传承与创新》。
剩下来的5篇文章是地域性的音乐个案调查研究,有张天彤《达斡尔族传统民歌的调查与研究报告》、米瑞玲《衡阳“劳动号子”的分类及其艺术特色》、李开沛的《土家族打溜子的传承与变迁研究》、李华平的《忻州王要村葬礼仪式中的道教音乐》、汪瑶《云南富宁壮族“坡芽歌书”考察记》。只有这些地域性音乐研究的一砖一瓦,才能构建中国区域音乐研究大厦,同时做好区域音乐研究才能完善我们中国民族音乐—乔建中(语)。
3.中国音乐2010年03期
本期关于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文章有28篇。曲牌音乐研究1篇:谢建平的《“曹谱”<钧天妙乐>索隐—苏南道家吹打曲牌探源之二》。
关于民歌的研究有4篇,他们分别是黄凌飞《红河南岸地区哈尼族栽秧歌的文化解读》、李闽《湖南民歌中的地域性差异成因》、张利珍《闽粤赣客家山歌音乐特征之比较》和冯智全的《苏州民歌<孟姜女>在“吴歌”中的流变》。同时写民歌,却同时从文化解读、地域差异、音乐特征与流变的不同角度出发。
对于民间器乐的研究涉及7篇,包括唢呐、古琴、扬琴、伽倻琴等乐器。文章如下:崔长勇《“平派”铜杆唢呐调性转变的时代境遇》、李秀莲《传统乐器改革得失探微—以朝鲜族乐器伽倻琴为例》、刘娴丽《对重庆綦江永城汉族民间吹打乐的省略_与思考—记刘道荣乐班的传承与革新》、陈博《论潮州音乐的低音乐器》陈栋《论广西文场与扬琴之间的艺术姻缘》、刘小琴《四川宣汉县薅草锣鼓初探》和王珣《徜徉于美与乐之间—刘承华著<中国音乐的神韵><古琴艺术论>等读后感》,其中王珣的文章更是一篇读后感。
戏曲音乐的5篇,分别是杨洪冰的《古老声腔艺术的表意性空间—陕西老腔戏剧艺术的个性特点》、张艺的《靖西南路壮剧的唱腔音乐特点》、尹建军《浅析上河阳戏音乐的构成及唱腔特点》、冯芸的《苏州的昆曲传承:昆曲曲社的历史变迁》和邹林波《探究地方曲艺“祁阳小调”》。
探讨二者联系如有蒲亨建《“乱云飞”中二黄主腔与柯湘主题之关系再研究》,考源的有薛雷的《“拉魂腔”渊源及形成考辨》、乔志亮《平遥弦子书源与流》两篇。
民间乐舞研究3篇:王华《纳西族民间乐舞“勒巴蹉”再探源》、肖罡《土家族民间歌舞祈佑功能研究》、张小梅《壮族民间舞的保护与传承——以广西艺术学院壮族民间舞传承的探索为案例研究》,同时王华的文章也同属于考源类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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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篇属于音乐分析类,分别是芝达林《蒲剧音乐调式研究》吴慧娟《三一教仪式中的音声分析》,这些音乐本体性的音乐分析在期刊中很少见,我们应鼓励去多做我们民间音乐的本体分析,构建我们民族音乐的曲式和和声体系的大厦。
另外李强的地方音乐描述《南方二人转—麻阳苗族花灯》和崔斌《中国塔塔尔族音乐研究之回顾与理论思考》和说唱音乐“同里宣卷”的研究:刘燕《同里宣卷开放性探微》。
4.《中国音乐》2010年04期
本期关于民族音乐学方面的研究有19篇。其中民歌部分的研究有4篇:史小玲《“出走“与”留驻“—在山西民歌“走西口”和“开花调”的背后》、徐寒梅《黑衣壮山歌唱腔析论》、王跃萍《江苏徐州原生态民歌的音乐研究》和耿生廉《我国汉族民歌历史简述》,其中耿生廉的文章更贴近于音乐史类型。
乐器类的研究文章有5篇:田联韬《芦笙是什么—评杨方刚<芦笙乐谭>》此文章也是一篇书评。杨子江《论笙乐器“和”的美学意味》文章更是倾向美学观点。赵艳方《置身于两种文化“传统”中的中国扬琴》还有桑海波的《中国民族器乐的“和色”特征》。高敏《苗、瑶、黎族口弦调查及其与Jew_sHarp的比较研究》对国内外两种口弦乐器进行了比较研究。
戏曲音乐两篇:黄强《京剧老生、花脸唱声长时平均谱特征初探》、李爱真《徐州琴书音乐唱腔结构研究》均是对戏曲演唱方面的研究。
有4篇书评:盛秧《复兴之路古树新花—评析<秦筝文谱>与陕西筝派》、何光渝《贵州民族音乐的文化探索—读<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丛书随感》、龚妮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解读的新尝试—评大型丛书<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冯光钰《现代视野中的贵州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研究—<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读后》。
另外本期仪式音乐研究1篇:赵书峰《瑶族“还家愿”仪式及其音乐的互文性研究—以湖南蓝山县汇源瑶族乡湘蓝村大团沅组“还家愿”仪式音乐为例》,采风日记一篇:刘诚:《天路.天境.天籁—西藏采风手记》。
参考文献:
[1]蔡际洲《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近三十年来的区域音乐文化研究》音乐研究[J]2011年5月第3期
[2]孟凡玉《关于区域音乐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央音乐学院学报[J]2012年第2期
[3]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中国音乐[J]2011年第1期
[4]李晓哲、蔡际洲《西方计算民族音乐学的新发展》中国音乐》[J]2011年第3期
[5]田耀农《中国雅乐兴衰与复建的思考》音乐研究[J]2013年04期
作者简介:张开峰(1989-),男,汉族,河南开封人,浙江音乐学院(筹)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研究方向:民族音乐学。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4
1 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模式研究
王伯承(2011)针对民族特色村寨分布多、且保护发展有特色的贵州省研究提出“生态博物馆模式”、“特色产业模式”、“旅游开发模式”等有效发展模式。李军等(2014)分析了湖北利川市特色村寨建设探索出了古文化村寨建设模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模式、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三种发展模式,可为其他村寨建设提供模式参考。赵溢鑫等(2014)以恩施土家族自治州望城村为研究对象,提出“公司+合作社+农户”新型特色村寨发展方式。李忠斌等(2015)认为要想消除旅游开发对古村寨带来的负效应,就要探索一条特色村寨创新发展模式—以原生态民族文化博物馆的形式保护原始村寨,在相邻处再造作为文化旅游专属的村寨。
综上,特色村寨建设作为新概念,从提出到发展短短七年,理论研究很少。虽没固定模式、方法套用,但就试点成效来看,开展较好特色村寨发展模式通常既传承特色文化又发展其优势产业资源从而提高了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2 特色村寨保护和发展存在的问题研究
在特色村寨保护发展试点工作近7年来,各地结合实际开展工作的同时暴露出很多主观和客观问题。主观有政府及群众的问题;客观主要是政策层面及各部门配合缺乏沟通等问题。房亚明(2011)指出特色村寨保护试点规划编制缺乏可操作性及试点资金使用不集中等问题。段超(2011)系统阐述了特色村寨试点以来政府部门合作不协调,急功近利,群众缺乏积极性导致社会参与不够。王岚(2013)分析四川特色村寨建设过程中面临资金不足、传统文化受冲击等五个方面困难。龙晔生(2015)以武陵山片区湘西南民族村寨为例,挖掘了其建设过程中存在非物质民族文化传承与村民需求之间出现断层加速了活态民族文化流失。
3 特色村寨建设发展的定量研究
我国学者对特色村寨试点发展模式、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已形成一定的成果,但缺乏实证数据分析,定量分析不为所见。李忠斌(2013)和赵溢鑫(2015)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最终选取28个核心指标对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情况评价监控。李忠斌等(2014)采用系统评估体系量化评估了28个省市自治区特色村寨的外部环境的约束因素,得出对特色村寨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的6个变量。
4 特色村寨发展的对策研究
姚俊一等(2011)以湖北省官坝村为例,提出发展村寨旅游的同时注重创新形式保护民族特色。房亚明(2011)和段超(2011)两位学者提出特色村寨建设要汲取国内外经验,因地制宜,结合村寨资源等选择优势产业培育。王岚(2013)针对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提出了多元投入重点突破、增强村民主人翁意识、加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等七条对策。杜承秀(2015)对法律层面提出对特色民族村寨保护发展。同时在另一篇文章中对制定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特别法必要性及其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进行了阐述。李忠斌(2016)提出保障民族村寨建设中解决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参与主体各自的权责,明确权责能提高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综上,虽特色村寨类型不一、资源特色不同,但其发展保护过程中都要以维护自身特色文化为前提,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为核心以促进民族特色村寨的可持续发展。
5 研究展望
5.1 规范特色村寨发展的学术研究
在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进程中需要建立一种概念体系,来规范特色村寨发展的学术研究,并发挥其最大的应用效益,同时增加民族学、旅游(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的学术积累。
5.2 完善特色村寨发展的理论建构
目前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研究,仍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缺乏定量数据分析,缺少系统规律结论。特色村寨发展实践中的问题需要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摸索发展规律。
5.3 丰富特色村寨保护的研究
学者们着重于特色村寨经济发展的研究较多,而关于村寨保护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民族特色村寨所包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寥寥无几,亟需加强。
参考文献
[1]王伯承.贵州省民族村寨保护与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2]赵溢鑫,郑甘甜,李忠斌.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以长阳武落钟离山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5(01).
[3]段超.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5).
[4]王岚.四川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贵州民族研究,2013(06).
[5]李忠斌,肖博华.特色村寨的外部环境评估体系探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4(04).
小学音乐第二期学科培训综述 篇5
出自:尹爱青 发布时间:2010-12-14 继教网2010-2011年国培计划
小学音乐培训综述
第2期
主 编: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张晓敏 郑涌颖
本期目录
尹爱青
◆卷首新语
(1)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任重道远„„„„„„尹爱青 ◆专家视角
(2)对《青青的竹子会唱歌》现场教学的两点思考„„尹爱青 ◆作业选萃
(3)我用电子琴上音乐课一得„„„„„„„„„李志宏(4)谈音乐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王秀娟 ◆案例分享
(5)歌曲《我们多么幸福》教学设计„„„„„„唐丽娟 ◆研修感言
(6)小学音乐测试有感„„„„„„„„„„„„侯学芳 ◆编者的话
◆刊首寄语
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任重道远
尹爱青
2010年7月国家正式颁布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要求:加快发展继续教育;建立健全继续教育体制机制;构建灵活开放的终身教育体系。教育部、财政部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的顺利开展实施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这一教育活动搭建了的“立交桥”,从“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站”在全国各学科中小学教师群中的受欢迎程度来看,这一举措的实施显得更加势在必行。
中小学音乐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任重道远,它已成为教师教育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进一步树立终身教育的思想,不断探索音乐教师继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让继续教育成为广大教师补充专业知识、提高教学能力、适应新课程改革形势的重要途径。
老师们,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贯彻《教育纲要》的纲领指导思想,树立终身教育的观念, 更新教学方法,主动提高教学能力,更好地服务于音乐教学。
◆专家视角
对《青青的竹子会唱歌》现场教学的两点思考
尹爱青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教育的解释。音乐教学亦是如此,它是点燃学生智慧火花、激发学生生命活力的师生心灵互动的过程。
2007年11月举办的第五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学现场评比中,福建省罗源县实验小学的游方硕老师为小学一年级学生上的《青青竹子会唱歌》一课,就在这方面做了可喜的尝试。游老师以介绍家乡的竹制劳动工具人手,对将要出现的节奏型进行预知,由生活中的声响模仿逐步进入节奏符号的练习;从音响听觉的模仿到八分和四分节奏的听辨;从用劳动工具表演的“打枪担”舞蹈到新词的自由创编。其中有听辨、有学唱、有表演,有思考、有伴奏、有创作,全面参与,层层深入。至此,这堂课的两个主要的教学目标:一是体验、学习“打枪
担”的动作及节奏特点,对畲族歌舞产生兴趣,产生继续探究的欲望;二是运用新学节奏进行歌词创编,为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提供空间,都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这堂课,我认为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是她的两次提问。第一次提问,是在复习《乃哟乃》之后。为了导入新课学习,老师提问:“我们畲乡的竹子也会唱歌呢。”学生马上反应:“咦?不信!不信!”由此引出了运用竹竿、柴刀和刀鞘的“打枪担”节奏的表演。
这个提问使学生在质疑的同时,更加专注地观察和听辨,思考问题:到底“青青竹子”是如何唱歌的。因此,这个提问不仅能引起注意,起到课题点睛的作用,同时也引起了学生继续探究的兴趣。第二次提问,是在学生创编新词之前。老师又问:“你想让竹子唱什么歌呢?”这里不仅提示了学生的创编与规定的节奏型(xx xx︱和xx x)相融合,提供运用所学知识的特定情境,促进迁移;并且通过提问刺激学生的表达欲望,使学生较为顺利自然地从接受模仿学习转向主动参与创编活动。
这两次提问无不体现出教师课堂教学提问的艺术。一般化的课堂提问,学生的回答往往只停留在“是不是”、“对不对”、“知道不知道”这类简单应答水平上,这种提问很难展示出教师对提问预设和问题解决的目的,难以引起学生的积极思考和富有个性的反应。因此说,教师一定要善于设计提问,设计出能引燃学生灵感的提问。这种提问,一定是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特征及其水平和深入分析教材内容的基础上提出的,是能引起学生兴趣,激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寻求办法解决难点的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其次,是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它看似传统,却具有耐人思考的内在联系。包括回顾导入、复习旧知、创设情景、拓展知识等几个环节。如,游方硕老师用学生学唱过的歌曲《乃哟乃》作复习式导人,这是与建立在学生的已有学习水平的基础上的;师生以接龙形式巧妙、轻松地“对歌”,这一教学方法显得灵活、生动,紧接着运用“青青竹子”作为新话题,使前后环节自然衔接,在演唱和创作的教与学中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使我联想起课改之后,有些音乐教师为使教学出新,绞尽脑汁、翻新花样来设计教学环节,看似设计细致、考虑周到,可一堂课下来,学生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教学任务并未很好地完成。出现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教学设计中的各个环节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可以说只是一些教学方法的拼盘儿。
那么,课程改革后的音乐课堂教学究竟该是什么样子呢?这个话题不仅涉及教学法研究层次的内容,更是对教师的教学理念的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的创新不只在于教学方法的变化和教具的更新,更是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如果你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动力,那不论你采用的是何种教学方法,都将会展示出这样的情景:学生有兴趣、愿意积极参与,能获得成功的感受和喜悦。如果从学生的角度来描绘学习过程,那就应该是从好奇心、兴趣开始,经过知识的探索,达到领悟概念、提高创造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青青竹子会唱歌》的教学设计正是如此。
◆ 作业选萃
我用电子琴上音乐课一得
漂河九年制学校 李志宏
近年来我用电子琴上课,很有感触。它那迷人音色,丰富的节奏,多样的功能,使得我的课堂丰富多彩,上起课来得心应手,也很有特点。激发兴趣 乐于感受
兴趣是调动学生思维,探求知识的内动力。凡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都能转化为激励学生学习的动机。根据这种理论,老师在电子琴上调好不同的音色、节奏,弹奏出所要学习的歌曲旋律,学生都会非常喜欢,显得跃跃欲试。
在学习中,把兴趣抹杀掉,这样会学习变得枯燥乏味,特别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学习。例如:我教《动物说话》这一课时在选择同一节奏的情况下,采用了不同的音色,再配上肢体的律动,使学生在带有好奇的成份中将单纯的训练变得丰富多彩,使他们兴趣猛增,从而很好的完成了教学。电子琴辅助教学可以把学生们带进了一个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音响天地,大大激起了孩子们学习音乐的兴趣和积极性。所以只有激发学习兴趣,才能让他们更好更快地投入到音乐学习中去,他们才会喜欢音乐。融洽关系 沟通情感
电子琴可以锻炼实际的运用能力外,在学习中,还可以培养了学生间的合作能力,更便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合作。其在使用电子琴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技能合作。当学生初步具备了演奏技能时,教师就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形成初步的合奏能力,达到更好的感受和表现音乐的目的。经过长期的合作实践,每一个演奏者的技能合作意识得到了加强,学会了与人合作。同时,合作上成功,培养了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得到了成功的喜悦。如竖笛教学后,在电子琴的伴奏下进行合奏教学,效果就非常好。
2、情感合作。电子琴教学不仅仅适用于教学,从本质上说,它也是一种情感教学,在电子琴的伴奏下学生演唱一首歌曲,使师生情感进一步增强,学生之间的情感也进一步增强。合作成功,有助于学生健康个性心理品质的形成,更使学生对使用电子琴教学产生了无尽的乐趣。感悟音乐 鼓励创造
音乐是一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重要学科,作为一种陶冶情操,激发想象力的高雅艺术,它的价值在于激发人的创造意识和创造行为。我们的高年级学生已有较好的识谱能力及其辨析能力,可以尝试通过动笔创作简短的小曲。编曲对一些音乐水平较高的学生来说是不怎么难了,而对那些音准有困难的同学来说是极不容易的。音不准就不能正确感受到所作曲子的音乐形象。而利用了电子琴就不存在这种问题。如四年级创作曲谱练习就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问题,由此可知,在小学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营造轻松愉快的音乐教学环境,利用有效的教学用具,让学生在和谐的气氛中感受音乐、理解音乐,从而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
点评:李老师从兴趣、合作、创作三个维度阐述了自己在音乐课中运用教具电子琴的心得,文笔流畅、思路清晰,没有晦涩难懂的词汇却不乏学术意味,让读者能较容易地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我想这是评判一篇文章是否优秀首要标准,即能否让读者看“懂”;其次在内容上,文章把握住了使用电子琴教学促使了教学的有效性,即激发了学生兴趣、培养了合作能力、提高了创新能力,层次清晰;再次,文章运用到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分析,真实可靠,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谈音乐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白山九年一贯制学校 王秀娟
新学期伊始,我校刘校长在学校新学期工作部署中严肃提出,全校学生学唱歌曲《父亲》、《母亲》,把这两首课外歌曲作为学校特色歌曲。其目的是结合学习《弟子规》活动,通过音乐歌唱的方式对学生进行生动的德育,即感谢父母恩的教育,让学生在歌声中学会感恩,达到育人的目的。
面对刘校长提出的要求,我欣然接受。很高兴校长对音乐教育的辅德价值的认识与我不谋而合。因为多年以来,我认为对于学生的教育中,学做人和学知识一样重要。我从来不以我是一位专科教师特别是一位音乐教师而轻视自己的职业或怠慢自己的音乐教学,相反,作为一名音乐教师,特别是经过一番风雨的历练之后成为一名青年骨干教师,我很自豪!
我坚信:虽然我的音乐教学不像语文、数学学科那样受到家长与学生的高度重视,价值明显。但音乐学科也是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音乐教育是小学基础教育的组成部分,更是美育的重要内容,在培养和提高人的全面素质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已为全社会所认识。通过音乐教学及各种生动的音乐实践活动,能够培养学生爱好音乐的情趣,发展音乐感受与鉴赏能力、表现力和创造能力,提高音乐文化素养,丰富情感体验,陶冶高尚情操。
于是,在教学工作中,我积极利用课余时间,苦练音乐教学基本功;刻苦钻研音乐教育理论,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并以素质教育与音乐新理念为宗旨,精心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节课,不断摸索总结出科学合理的音乐课堂教学方式与方法,引导学生在音乐的世界里尽情的感受美、表现美、创造美、享受美。遵循着让学生“不仅学知识,还要学做人”的教育目的,在培养学生音乐知识与能力的同时,注重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音乐课堂便成为我与孩子们快乐的交流艺术、交流情感的纽带。许多时候,我会用我的青春活力与教育智慧带给孩子们许多感动,同时,孩子们也会用他们的纯真与热情带给我许多感动。
在新课开始前的备课期间,我深刻认识到这两首歌曲的教育意义,于是,我精心设计教学环节;并积极查阅电脑网上打印歌词;购买光盘;熟练键盘。精心准备过后,第一节音乐课就是教学《母亲》这首歌,首先,我以激情引入的方式叩开了孩子们的第一道心门:“在人的一生中,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同学们踊跃发言,多数说是妈妈,我由此引入:是呀,我们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是她给了我们生命,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把我们抚养长大,为我们付出了人世间最伟大的爱。
动情的引入,让孩子们带着一份感动来观看影碟,那直观生动的生活画面和优美抒情的旋律,深深吸引并打动了孩子们。接着我便引导他们谈歌曲中表现的情景:母亲为孩子辛勤付出;孩子长大后孝敬母亲;孩子们异常活跃,积极真诚的谈出了歌曲的情境。接下来,我便使出浑身解数,引导学生随硬碟唱、随琴演唱、再到分析情感有感情唱。出乎我的意料,本节课目标达成异常迅速,在我的鼓励与赞扬声中,孩子们又积极投入到小组合作演唱练习当中,并真诚质疑,乐在其中,检测时,孩子们动情的歌声深深的打动了我,最后,在一领众和的音乐声中结束了本首歌的学习。直到第二课时,许多学生都能背着唱会了本首歌,教室里响起了他们整齐明亮又优美的歌声。这样的成人歌曲,对于小学生来说,是有一定难度的,我的学生们竟能做到如此声情并茂的演唱,并用他们那真诚的语言与优美的歌声表达了对母亲的深情,我真的被他们感动了!
带着些许感动,第二周,我进行学校第二首特色歌曲《父亲》的教学。课堂上,孩子们观看完演唱者刘和刚动人的演唱后,表情严肃而动容,我借机向他们介绍了刘和刚成长的经历与老父亲的艰辛生活,孩子们更加积极谈听后感:我感到了父亲生活很辛苦;他把儿子养大很不容易;看他儿子皮肤又白又嫩,而父亲却皮肤粗糙,满脸皱纹;我感觉父亲很爱他的儿子,并且付出了很多,儿子也很感谢他父亲„孩子们的感受真诚而深刻,读完歌词后,我便引导学生随影碟学唱歌曲。
在引导他们说对哪个地方体会更深刻时,四年级的宋丽影同学积极发言:他为什么说央求父亲下辈子还做他的父亲,人真的会有下辈子吗? 听了这出人意料的问题,我灵机一动,把这个问题抛向了全班同学。“一石激起千层浪”,课堂顿时沸腾了。在我的启发引导下孩子们积极讨论,各抒己见。有的说:我认为重点不是说有没有下辈子,而是表达了他对父亲的感谢之情和想报答他的愿望;另一同学接着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父亲对他的恩情太重了,他这辈子都还不完,希望下辈子接着还„„孩子们的发言打动了听者的每一根心弦,我趁机借助语言表达与歌曲的演唱完成了预设的感恩教育目标。至今,孩子们那感动的泪光时时浮现眼前,那真挚动情的语言和歌声更是萦绕耳际,挥之不去。
音乐课标中提到:“音乐教学必须强调音乐情感体验”,“音乐是情感艺术,”只有通过音乐的情感体验,达到音乐教育以美感人,以美育人的教育目的。我深刻的认识到:作为教学的组织者和引导着,把情感纽带首先抛给学生,用音乐情感呼唤学生的情感,从内心深处体验音乐,会事半功倍的达到情感教育目标。
今后的音乐教育中,我更要以自己对音乐、对音乐教育、对学生的真情感染学生,使学生喜爱音乐;以自己对音乐作品的深入理解和动情的表现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体验音乐的美感,更要善于用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教学,让学生在音乐活动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实现音乐教育的目标语价值,从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点评:能感受到王老师文章中包含着的浓浓情谊和这种情感在自己音乐教学中的渗透以及收到的积极效果,文章中提及的《母亲》和《父亲》作为学校特色歌曲教唱给学生,相信学生在学唱的同时一定会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以乐感人、以乐育人。但是,教师作为教学中的组织者引导者角色,在具体的教学方法运用上,这种用歌曲所描绘情感的情景式教学是否能达到培养学生“审美体验”的目的呢?即,是不是学生在演唱歌曲时想象到歌曲所描绘的感人画面就达到了歌唱教学的目的呢?著名的音乐教育家雷默说过:“音乐教育首先应该是音乐教育,也就是说,针对音乐作为艺术本质上的审美性或音乐性及价值的教育”,我们是不是有所启示?
◆案例分享
歌曲《我们多么幸福》教学设计
唐丽娟
教学目的:
一、通过对歌曲《我们多么幸福》的学唱,领悟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二、通过节奏练习,锻炼学生听辨模仿节奏的能力,提高学生的音乐素质,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教学重点:
学唱欢快地三拍子歌曲《我们多么幸福》,指导学生尽情地对美好生活进行歌唱,有感情的歌唱。教学难点:
在歌唱中体现三拍的强弱规律,体现旋律的起伏跌宕。教具:
多媒体教学、电子琴、教材 教学过程:
一、听音乐进教室
二、发声练习《夏夜》
三、新课教授:
1、新课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注意到这段音乐是几拍子的?音乐的情绪是欢快活泼的还是比较抒情的?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首三拍了节奏的歌曲,请你们先欣赏曲子,再和刚才那首《夏夜》比较一下,情绪上有什么不同?
2、听范音乐,感觉音乐(多媒体)。
师:同学们,幸福不是惊天动地,也不是记忆犹新,而是涓涓细流,需要我们细细品位,认真感受,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细数我们的幸福。《欣赏歌曲》
师:听了这首歌曲,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哪? 感觉歌曲用了什么样的演唱情绪歌唱了什么内容?
师:这首动听的歌曲是由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郑律成在1955年为我们小朋友创作的儿童歌曲。歌曲采用活泼欢快地情绪发自内心地歌唱了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展示了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表达了少年儿童幸福的学习生活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
3、学唱歌曲
(1)听辩模仿歌曲节奏,体现三拍子的强弱规律。
师:同学们,在上学期我们经常做一些节奏模仿练习,接下来老师就弹奏几条旋律,请同学们注意节奏,用击掌的形式表现出来。
师:同学们注意到老师所弹的节奏每一个音符强弱都是一样的吗?那么谁不记得三拍子的强弱规律是什么?我们练习一下:强弱 弱。同学们,只有把拍子的强弱规律表现出来,才能体现生旋律美。
(2)随节奏读歌词。
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下尝试,我们把歌曲的歌词有节奏地读出来。请同学们把歌曲的第一句节奏打出来,老师把歌词读出来,我们配合一下(师生配合节奏读歌词)。那么,我们请组与组之间来配合一下。(学生之间配合节奏读歌词)
(3)学唱歌曲
①教师有感情地范唱。②分析歌曲:
第一乐句和第二乐句,第三乐句与第四乐句相互保持平行关系,第五、第六乐句逐步推向全曲高潮,这部分要唱得活泼明快。
学生分段学唱歌词: a、集体跟琴默唱歌词。
b、请学生轻声哼唱歌曲,注意一字多音处要唱得圆润,合唱部分的句词要唱得有弹性和富有功力感。
c、学生有感情地演唱:
第一段要唱出在祖国怀抱中愉快学习的幸福感;第二段唱出我们在教师培育下学习成长的欢乐;第三段唱出了我们在红旗下长大,长辈们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4、教师小结:
(1)同学们,当歌声响起时,你的眼前是不是浮现出许多幸福的往事,让我们来说一说你感觉最幸福的事吧。
(2)大有说得真好,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热爱祖国。从现在做起,努力学习,争取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让我们更多地感受幸福。
教学点评:唐老师运用歌曲《夏夜》作为发声曲,为学生有良好的歌唱状态做了准备,这一点值得肯定,即发声环节在歌唱教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其次,教师抓住了歌曲《我们多么幸福》的节拍特点,让学生充分体验、模仿、感受三拍子,并将各音乐元素的讲解和分析有机地融入、贯穿到歌曲教唱过程中,使学生充分体验蕴涵于音乐音响形式的美和丰富的情感。此外,教师在歌曲处理上非常细腻,例如“一字多音处要唱得圆润,合唱部分的句词要唱得有弹性和富有功力感。”一点建议:教师如果能做到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音乐的语言”,给予引导就更完整了,即要把握歌曲中各音乐元素在表现歌曲情感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研修感言
小学音乐测试有感
西四小学
侯学芳
古人就曾把音乐中的“五音”与人的性情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晋书·乐志上》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使;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
古人尚知道音乐艺术对于陶冶人们思想情操的特殊作用,我们更应该认识到音乐对于培养人、塑造人的重要意义。在素质教育实施的今天,如何进行有效的素质教育就成为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如何进行音乐考核我有了一点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加强学生音乐素质,提高音乐审美能力是在学生应具有一定的音乐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的,学生没有一定的音乐知识与常识的沉淀积累,空谈提高学生艺术素质犹如纸上谈兵。学生唱一首歌或演奏一支乐曲作为考核的内容,对于学生们来说太少了,我觉得素质教育不是这样的,它远远没有达到素质教育的作用。
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在音乐课上学生们也是唱的多、说的多,作为教师如何才能知道学生们是否真正掌握了音乐知识呢?所以我进行了一次音乐小笔试,这样每个同学在有效的时间内反馈了最真实也是相对全面的掌握知识的效果。
一张小小的音乐测试卡共有三个部分:乐理知识部分;音乐知识部分和一些给孩子们的音乐常识,题量不大,但囊括的面广,从听力到改写;从音乐小知识到音乐巨匠们的作品,包罗万象,全面地考察了学生在音乐课上所收集的信息和掌握知识的程度。
这次小笔试各班的优秀率达到了60%—70%,较好的掌握了音乐课上教授的音乐知识。孩子们能清晰地听辨出中国乐器二胡的独特的音色,对中华民族音乐喜爱并有独到的见解,音乐标记书写准确,音乐知识丰富。在答题的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例如:一些在音乐方面有优势的同学(学过乐器甚至已过七八级或学过音基的孩子们),竟然不能正确写出音乐中的降记号;在作听力练习时,我选用了一首华彦钧的二胡独奏曲,有的孩子居然不能正确地写出曲名和演奏乐器。我们提出的音乐问题平时在音乐课中都教授过,但怎么还会有如此的现象呢?我觉得在平时孩子们学习音乐只是界定在听说,觉得自己会了,但没有实际掌握。如《二泉映月》这首不朽之作,在我们欣赏时因为它太熟悉了,孩子们忽略了它那使人肝肠寸断的优美曲调,而只是简单的“我知道”就不再深入的了解,以至于对于这样一首名曲也只了解到了似是而非的程度,在真正的考核过程中他含糊了。至于音乐记号的书写,虽然有的孩子钢琴或其他乐器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他也只是局限在认识,知道的层面,在深入下去就很难了,因为这是以往音乐听、说的多,做得少遗留下来的弊病。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音乐课在教授过程中的不足与欠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种小笔试的必要性,它是让学生们掌握音乐知识、常识的有效手段
当然,这次小笔试也引发了我对小学音乐考核的想法,多元化的考核方法应该提倡,不同的考察它会使孩子们对音乐从不经意到有意获取这方面的知识产生良好的效果。当然我们不是追求所有的孩子们都成为音乐的大家,我想做到的是希望我的学生们真正的提高音乐素养,学会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热爱音乐,享受音乐带给他们带来的快乐,使孩子们拥有音乐让他们成为快乐的人。
点评:侯老师的文章观点犀利,思路清晰,运用自己教学中的实例阐述了如此观点:提高音乐审美能力是在学生应具有一定的音乐知识的基础之上才能达到的。我们应明确,新课改下的“淡化知识技能”并不是“忽视知识技能”,音乐“知识技能”教学中一定要融入到审美活动的体验中去。而关于“知识技能”的评价问题,侯老师采用了“音乐测试卡”,其内容包罗万象而不仅限于书面知识,能真正全面地考察学生在音乐课上所得信息和掌握知识的程度。当然文章提到的“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怎样做到对学生有兴趣亦对教师有效的“音乐评价”是关键。
◆编者的话
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综述 篇6
关键词:城市音乐人类学 研究现状 研究价值 思考
20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学等各学科都得到了很快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城市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继而转向了对多元化城市的研究中,因此产生了一门人类学的新的分支:城市音乐人类学。城市音乐人类学的产生打破了学者们局限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现状。最早涉及城市音乐研究的是美国的音乐人类学家内特尔的《八城市音乐文化:传统与变化》,美国哈弗大学教授《声音景观:探索变化中的世界音乐》,以及日本现代民族音乐学家在城市音乐人类学科的研究中整理出来的《日本都市的民族音乐学》等著作。中国随着城市化文明的加快。出现城市文化多元化的景观。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城市音乐进行研究,中国最早涉及城市音乐研究的是汤亚汀的《城市音乐景观》,另外还有洛秦教授的“街头音乐”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可以说是中国学者在城市音乐人类学学科领域取得的重大突破的研究成果。
笔者在中国知网上输入篇名为“城市音乐”的关键词,总共搜出了236篇关于城市音乐研究的文章,其中有关于对中国整体城市音乐的研究,有关于地方某个城市的音乐文化研究,有关于它产生起源的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有关于它的现状、价值的研究,有关于学科思考的研究。其中我对关于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价值和必要性的文章进行了筛选阅读。下面是我对这些文章进行了大致的分类综述。
一、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理论研究综述
城市音乐人类学是门年轻的学科,它是指在城市中被创作出来的,研究的以及被演奏的所有的音乐研究。“城市音乐文化,是一个自从人类有了城市、创造了文化、产生了音乐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的现实。”[1]城市音乐体现了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高低,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风貌,同时也体现了一个城市市民的文化涵养,综合素质等。但是对城市音乐的研究范畴,学界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因为城市音乐学本身就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所以我们应当扩大它的研究视野,扩大扩大学者们的研究空间,而不必为城市音乐的研究设立屏障,从而推动城市音乐的发展和壮大。
通过阅读研究城市音乐的文章中,我们会发现在每篇文章中都会必不可少的提到这两个人:汤亚汀教授和洛秦教授。上海音乐学院的汤亚汀教授和洛秦教授是我国最早关注城市音乐的学者。他们从城市音乐学的理论出发,结合自己的研究实践,对城市的音乐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就是国内最早涉及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内容的力作之一。
另外关于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多,从研究的价值和必然性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的文章:例如柳青的《城市音乐的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然性》;关于学科思考的文章有:杜亚熊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也将目光投向城市》,洛秦的《城市音乐文化与文化产业》,熊晓辉的《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形态、模式及其研究》;刘士林的《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述语境问题》等等。
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价值意义综述
城市音乐的研究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利于客观认识并把握现代社会商品经济背景下的城市音乐文化特征。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通过收集整理阅读资料,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我具体总结为一下几点:
(一)城市音乐人类学的发展研究具有人文性、综合性。
人文性表现在:城市音乐进行学科研究时,必须面对所有的城市研究问题,不再存在研究的地域性界定,而是把城市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联系起来,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符合城市如乐音人类学研究“人文化”的学科特征及价值。
综合性表现在:城市音乐进行学科研究时,必须面对所有的城市研究问题,不再存在研究的地域性界定,而是把城市音乐人类学与人类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人文学科联系起来。所以城市音乐的发展有利于带动这些学科的综合发展。
(二)城市音乐的民族音乐研究有利于建立文化多样化的观念;[2]
城市音樂文化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涉及到了移民亚文化音乐、流行音乐、城市传统音乐、城市古典音乐等多种原因体裁和题材,涉及到了城市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跨文化、跨区域的城市音乐的产生、发展、融合、传播等诸多复杂问题。但它的最终目的仍然是音乐文化本身,对城市音乐文化的认识最终发展成“多元文化”并存的思想价值观念。
三、对城市音乐人类学的思考与展望
城市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现代民族的发展与消融的现状下音乐文化研究的时代需要,也是民族音乐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
一直以来,我国音乐研究学者都是重视研究传统民间音乐学的发展,对我国城市音乐的研究一直是处于一种忽略的状态。所以我国城市音乐民族学的发展还处于薄弱的环节,虽然自汤亚汀教授的《城市音乐景观》之后,关注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的学者越来越多,但是它的研究体系尚未成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不够完善,研究的方法也不够健全。所以城市音乐的研究如果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更多学者的重视,这还需要我们的研究者更高的呼吁声和更加多的学者的参与。
在研究方法上,城市音乐研究与其他的相关学科一样,在研究方法上特别重视田野工作。它是我们获得第一手资料,对某一音乐现象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运用“融入”与“跳出”的局内局外观,捕捉身边有意义的音乐人事,多次进入城市进行田野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空间,空空想象。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入的了解周围的音乐文化氛围,做出有价值的研究,丰富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促进本学科的发展。
注释:
[1]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02).
[2]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N].湖南学院学报,2006(03).
参考文献:
[1]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
[2]杜亚雄.民族音乐学家,请你将目光也投向城市[J].中国音乐,2011(01).
[3]李玲璐.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思考[J].黄河之声.2011(23).
[4]李鸣镝.传统音乐之城市化研究[J].中国音乐学.2006(02).
[5]林媛.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J].音乐研究.2005(06).
[6]刘士林.关于城市音乐文化的阐述语境文化[J].音乐艺术.2003(02).
[7]洛秦.城市音乐文化与音乐产业化[J].音乐艺术.2003(02).
[8]洛秦.“近我经验”与“近我反思”——音乐人类学的城市田野工作的方法和意义[J].音乐艺术,2011(01).
[9]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必然性[J].云梦学刊,2006(03).
[10]柳青.城市音乐民族音乐学研究价值[N].湖南学院学报,2006(03).
[11]刘世林.走向城市人类学的批评——城市音乐人类学价值取向、模式及其理论意义研究[J].音乐艺术.2008(02).
[12]汤亚汀.城市音乐景观[J].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2005-08.
[13]汤亚汀.英国东北部的民间音乐生活[J].音乐艺术,1993(3).
[14]汤亚汀.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音乐生活[J].音乐艺术,1998(04).
[15]汪青.中国城市音乐人类学研究现状述评[N].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09).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7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和体育运动功能,千百年来一直在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据1990年出版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记载,全国共搜集到676项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项目和301项汉族的民间体育项目。然而与竞技体育相比,民族传统体育在漫长的岁月中却主要在本民族内部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微乎其微,竞技体育运动产生的经济效益却令世人振奋,同样是体育运动,二者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值得我们反思。能否利用竞技体育兴起的经验加上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特点使民族传统体育同样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2 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的研究概况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的相关研究近几年正在成为广大学者的研究热点,在中国知网输入“民族传统体育”并含有“经济”,查找出的结果显示2001-2012年(检测时间截止到2012年11月15日)共有相关文章834篇,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相关的研究自2001年至2011年的文章数量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于知网还没有完成2012年的收录,暂不列为对比对象。
从学者的研究方向来看,主要包括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相结合的研究、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与经济的关系研究、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的研究以及从其他各方面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等。
3 民族传统体育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
3.1 民族传统体育与旅游相结合
刘少英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西部旅游开发中的价值与对策研究》[1]、《透视西部地区民族体育旅游业的社会经济效应》[2],田祖国在《假日经济与体育旅游产业开发》[3]中从不同的侧面指出民族体育与旅游业相结合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刘少英论述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参与西部旅游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宝贵价值,并对我国西部地区的体育旅游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认为我国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民族体育旅游资源,民族体育旅游业由于其关联与辐射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田祖国对体育旅游的内涵、特性、作用以及体育旅游产业开发措施等进行了探究。
3.2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推动经济的发展
刘嘉在《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民族经济的缇进作用》[4],尹小波等人在《大型民族体育赛事对区域经济和发展的影响——以举办中国传统龙舟赛对沅陵县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例》[5]王欢和武杰在《新疆民运会的经济效益分析》[6]中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证。刘嘉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开展有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贸易活动的交流,举办大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还可以加速民族经济发展。尹小波等人对有“中国传统龙舟之乡”美誉的沅陵县自举办全国传统龙舟大赛以来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等几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调研。王欢和武杰从大型活动的影响力、少数民族体育产品的特殊性、体育消费需求的增长、积极的技术支持四方面对民运会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 认为这是积极探索市场机制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的道路,是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新疆民运会发展的关键。
3.3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
李欣在《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研究》[7],李文军,杨文龙在《浅谈民族传统体育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8],袁嘉良,黄奋在《我国民族体育产业与体育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研究》[9],逯克胜在《民族体育产业化与青海未来经济增长》[10]中均从民族体育产业化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展开叙述。李欣对民族传统体育如何在振兴区域经济中发挥其特有的价值,就民族传统体育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因素进行了分析和讨论,以此实现区域经济的环境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的共赢。李文军,杨文龙在分析区域经济与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开发的策略。袁嘉良,黄奋认为发展民族体育产业经济,是促进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和提高体育经济占国民经济GDP产值的有效手段,发展民族体育产业要重点发展民族体育特色旅游业。逯克胜认为只有大力推进民族体育产业化,把握好发展的每一个机遇,才能使之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新亮点。
3.4 民族传统体育从其他方面对经济的推动发展
赖福芬,刘敏在《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对推动体育经济产业发展的研究》[11],王亚琼在《论民族传统体育与西部经济开发》[12],姚奔在《浅谈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地区经济的关系》[13],孙贵英在《假日经济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探析》[14]中从其他各方面利用不同方法对民族体育促进经济的发展进行了论证,并对具体的实施方法给出了建设性的建议。赖福芬,刘敏论述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推动体育经济产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王亚琼认为应充分利用民族传统体育,使它由一种文化形式转变为一种资源,促进西部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姚奔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不仅作为一类运动展现给世人,而且它能推动整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孙贵英从假日经济角度出发,针对如何把民族传统体育开发为假日经济的特色产品,实现资源共享、产业联动等问题,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
4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的关系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但只停留在表面现象的研究,不能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的潜力。要想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发展,还有必要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
只有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的事物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才能推动事物的快速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也同样遵循着这样一条定律。只有让参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人能够从中得到经济利益,人们才会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民族传统体育中来,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献计献策,以达到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的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摘要: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发展,产生的经济效益甚微,关于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的研究主要从旅游、体育赛事、产业化等方面展开,只有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经济利益,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以达到相互促进的效果。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8
对“抗战时期”的界定, 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广西新闻事业史》第266页:“抗日战争时期, 是指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卢沟桥, 全面侵华战争爆发, 激起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 直至1945年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 我国完全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这种说法即大家所熟悉的传统教科书中的八年抗战。第二种界定是目前越来越被学界所认可的“十四年抗战”说。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 到1945年抗战胜利。《人民日报》在2011年的“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文章中首次正式提出“十四年抗日战争”的概念。本文的研究范围即采用第二种界定。
本文中“少数民族报刊”是指少数民族受众所关注的报刊, 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受众的报刊, 并不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或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发行的报刊。
二、抗战时期不同地区受众的少数民族报刊研究
(一) 广西地区报刊发展概况
彭继良在《广西新闻事业史》中对抗战时期广西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 填补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我国抗日战争的整个过程, 广西战时局势的变化, 深刻而有力地促进了广西新闻事业空前发展, 尤其是使桂林成为仅次于国民党陪都重庆的报业中心城市。抗战时期广西报业是逐步发展的。1931年至1938年, 报刊多为广西国民党当局新桂系掌控, 出版报纸数量不多;1938年秋开始, 省外迁到广西出版的报纸增加, 1939年前后出现办报高潮。这个时期广西报业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从省外迁来复刊、创刊的报纸;二是广西自己出版的报纸, 即地方报纸, 据不完全统计有181种。这些报纸大都围绕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这个主旋律进行宣传。
方汉奇在1993年为《桂系报业史》作的序中说到, 抗日战争爆发后, 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新桂系所办报纸在宣传抗日、呼吁救亡、鼓吹团结御侮、反对摩擦倒退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抗战时期在广西境内办报活动最为辉煌, 战时的广西省会桂林一度成为国民党统治地区的西南文化中心。
该时期广西出版的回族期刊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抗战时期的回族期刊目前发现有三种, 其中两种在广西:1934年10月于南宁创刊的《广西回教》, 主要报道广西回教徒活动情况;1938年12月在桂林出版的《月华》, 主要报道与伊斯兰教及回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
(二) 西康省报刊发展概况
西康省于1939年元旦正式建立, 直至1955年合并于新中国的四川省。西康位于祖国西南边陲, 是藏、彝等少数民族聚集区。抗战全面爆发后, 许多知名学者、艺术家前来讲学、演出, 古老而封闭的边远民族文化活跃起来, 与外界的联系不断扩大。国民党在此形成庞大的党报体系, 舆论环境较为宽松。抗日战争形势促使这一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李谢莉在《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字报纸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 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创立的社会背景、传播格局、具体特征和历史地位做了简要阐述。西康省历史上创办的报刊作为当地少数民族新闻的主要传播工具, 为抗战时期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省会城市康定是全省新闻事业最集中的地区, 它所在的“康属”是藏族聚居区, 该地区最早的两种藏文报纸就在这里萌生:创办于1939年4月24日的《西康新闻》藏文版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张藏文报纸;1939年10月创刊于康定的《西康国民日报》藏文版是旧中国创办的最后一张藏文报纸。
(三) 蒙古地区蒙古文受众报刊研究
抗战时期的蒙古文报刊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所属各地及北方7省区, 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文化人士。内容多出于政治需要, 传播各报所属党派或集团的意旨、政令及国内外新闻、思想文化动态和民族知识等。抗战时期, 由国民党创办的蒙古文报刊主要有三种:《民众日报》主要报道绥蒙抗战动态以及沦陷区情况;《阿旗简报》以抄收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简明新闻为主;《蒙藏旬刊》1931年9月20日于南京创刊, 立足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 向广大蒙藏同胞宣明中华民族当前的危机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本质, 是具有民族思想和启蒙意义的进步期刊。除了绝大多数的进步报刊之外, 敌伪创办了《蒙古新报》、《儿童新闻》等日伪蒙古文报刊, 妄图通过舆论宣传“奴化”、“同化”中国各族人民, 实现其占领内蒙古地区、长期进行殖民统治的野心。
白润生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 (上) 》第二编中对少数民族时事政治性期刊进行了单独一节的详细分析。20世纪30年代以后, 我国出现了主要刊载时事政治的现代少数民族文字期刊。其中有伪满洲国主办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主办的, 而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进步期刊。有蒙古文、朝鲜文、维吾尔文期刊, 也有回族和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越南文期刊, 其中蒙古文报刊最多。此外, 抗战时期的三种回族期刊中, 在内蒙古创办的《回教月刊》是以“兴教灭共”为宗旨的反动期刊。
(四) 新疆地区报刊发展概况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 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这里居住着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回、汉、柯尔克孜等13个民族。该地区的新闻传播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发展状况。
朱卫东在《抗战前期的〈新疆日报〉》一文中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主持下的《新疆日报》虽然不及当时对中国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解放日报》、《大公报》以及《中央日报》等, 但它的出现对聚居着13个民族的新疆地区来说却具有深远的意义。新疆远离内地, 可以说该地区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新闻传播事业, 而《新疆日报》的出版发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要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就不可忽略《新疆日报》。该报除用汉文出版之外, 先后用维吾尔文、哈萨克文、俄罗斯文、蒙古文出版。此外, 这一时期哈萨克文报主要反映了少数民族同胞争取民主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声援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创刊于迪化的《反帝战线》是新疆最早的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刊物。
(五) 关外朝鲜文受众报刊研究
抗战期间, 中共地方党委在关外创办了《两条战线》、《东满洲报》、《青年斗争》等一系列朝鲜文报刊, 这些报刊的共同特点就是集中力量宣传马克思主义,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党的抗日主张, 揭露日寇侵略东北的阴谋, 并号召各族人民结成统一战线, 与日本侵略者作殊死的斗争。“七七”事变后, 关内的朝鲜族抗日志士力主联合中朝抗日力量, 并刊行《朝鲜民族战线》等不少朝鲜文报刊, 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沦陷区的朝鲜文报刊是日寇推行侵略的舆论工具, 例如, 影响最大的《满蒙日报》和《满鲜日报》, 它们是日寇和伪满政府的代言人, 为巩固其殖民统治而摇旗呐喊,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该报随之停刊。
(六) 上海和哈尔滨两地俄文受众报刊研究
抗战时期, 在中国出版的俄文报刊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哈尔滨两地。日本占领东北后, 上海俄罗斯人的新闻传播事业逐渐繁荣, 创办了一系列俄文报刊, 主要受众是南迁的俄罗斯人, 由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后来加入中国国籍, 加之当时我国已有俄罗斯族这个民族, 所以可以理解为这批报刊是用我国少数民族文字俄罗斯族文字创办的报刊。
三、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发展的特点
(一)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发展总体特征
抗战期间, 只有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朝鲜、藏、锡伯、满、回8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字报纸。从文种上看, 比较成熟的是蒙、朝、维、哈、锡伯5种文字的报刊。在蒙、朝、维等文种的报刊中, 又以党报和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报刊最发达, 成绩比较卓越。从地域上看, 内蒙古、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比较平稳, 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 报刊历史悠久、持续时间长。从报刊种类上看, 以蒙古文和朝鲜文报刊最多, 有日刊、隔日刊、三日刊等。该时期少数民族报刊发展特点如下:
第一,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文字报业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创办的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并存;国共两党与敌伪创办的少数民族报刊并存;中国人与外国人创办的民族报刊并存以及境内与境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并存。这个多元共存的局面是这个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和整个新闻事业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史上的独有现象。第二, 内蒙古地区的蒙文报刊、东北地区的朝文报刊和新疆地区民族文字报刊有新的发展并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中共党报和统一战线报刊在这个时期把爱国主义和抗击外族入侵作为其宣传的重大主题。第三, 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外国人在海内外创办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始于19世纪末叶,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渐增多。这些报刊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业的发展。第四, 马克思主义的少数民族期刊在北京和新疆等地创刊, 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报刊事业进入新的时期。这些期刊的创办, 造就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 他们是少数民族报人的中坚力量。第五, 在新闻业务方面, 较之近代报刊, 这个时期民族文字报刊有明显进步。一是新闻题材有了新发展, 除了消息, 通讯、特写等作品开始出现;二是注重版面的美化, 出现了插图和照片, 遇有重大新闻还用红色套版印刷, 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在采编业务上的一大进步。
(二) 抗战时期广西地区报刊特点
抗战期间广西地区报刊遵循以下几大原则, 实现了协调一致发展。一是加强团结。在共产党的倡导下, 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是坚持抗战。广西出版的各种报纸都为全国各地坚持抗日战争的活动进行宣传, 牢固树立抗战必胜信念。三是声讨汪逆。报纸十分重视肃清汉奸工作。四是全民动员。报社不仅动员民众的工作, 而且身体力行, 组织编辑记者带着钱物到抗日前线, 回来后又写报道, 表扬前线将士的作战事迹。五是抓紧建设。这个时期广西的报纸, 对生产建设进行报道和评述之多之具体, 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六是注重战况。报纸对我国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状况高度重视。
(三) 抗战时期西康省早期藏文报纸的共同特征
西康省早期藏文报刊的特征概括如下:一是机关报性质。它们的创办均属于官方行政行为, 服务于国民党政权的地方统治, 亦伴随着国民党地方政权的覆灭而终刊。二是依附于汉文版出版。该地区党报机关报的汉文/少数民族文字双语传播模式由此形成。三是出版发行困难。由于当时报社人力、财力的限制, 不定期刊发, 发行量较小。四是影响深远。在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中, 报刊在客观上加强了藏区与祖国内地的信息交流和文化联系, 对于维护中国抗日救亡的大后方——大西南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在少数民族新闻史研究领域,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白润生是“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的第一人, 他常说, 没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和办报活动的新闻史, 就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科学的、系统而全面的新闻史。目前还没有专门研究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的著作和文献。关于该时期少数民族报刊的研究多散见于各类新闻史或少数民族新闻史的相关书籍中, 而且绝大多数所探究的抗战时期也是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算起, 对于1931年局部抗战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期间的报刊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几乎可以称之为学术空白。然而,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的发展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国报刊发展的重要一页, 不少少数民族报刊在提升民族凝聚力、激发民众爱国热情、增强抗日斗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仍然需要我们进行深入开掘, 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摘要: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报刊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危亡之际, 大部分少数民族报刊和汉族报刊一起发出了团结抗日的呐喊,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统一战线报刊对于宣传抗日救亡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对少数民族群众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时期是少数民族报刊初步发展的关键阶段, 但是长期以来研究这部分的内容不多, 主要是因为材料难找、语言难懂、研究乏人。本文是对该时期少数民族报刊相关研究的一次梳理尝试, 从不同文字受众角度以及报刊发展特点等方面进行整理汇总。
关键词:抗战时期,少数民族报刊,发展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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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白润生.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 (上) [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8.
[5]朱卫东.抗战前期的《新疆日报》[J].新疆新闻界, 1992.
[6]白润生.兴起·发展·繁荣——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100年[J].国际新闻界, 2000 (6) .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9
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视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从确立区域自治到明确发展方向, 从巩固民族团结到培养民族干部, 党和政府的民族工作历程波澜壮阔, 成就举世瞩目, 经验弥足珍贵。
吹响新号角, 奏响新凯歌。经过岁月的洗礼, 经过时代的检验, 少数民族地区快速发展, 经济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空前增强, 得以巍然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确立区域自治,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 民族区域自治就得以率先示范。1947年5月1日, 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 这为其他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树立了榜样。
新中国成立之初, 党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民族问题的实际, 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直到今天, 民族法制建设的步伐从未停歇:1954年, 宪法明确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地位;1984年,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2001年, 《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修订……
串串足迹见证了党和国家对民族法制建设的深刻认识和伟大实践。截至2007年, 我国共建立了155个自治地方, 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治地方, 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 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法制化, 其重大意义不一而足, 它有利于保障少数民族行使自治权利, 当家做主, 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有利于加强民族大团结, 维护祖国统一;有利于推动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
“实践证明,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地方人民当家做主的最好形式。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 我们也在继续探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更多途径和方法。”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列确说。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 其他有关民族立法也取得重要进展。1993年, 经国务院批准, 《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和《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发布实施。与此同时, 北京、上海、江苏等十多个省、市出台了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涉及少数民族的一些具体权益作了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法》等规定了各民族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诉讼法》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规定各民族劳动者享有平等的劳动权利, 等等。
法律的制定与完善永无止境, 民族法制建设的道路没有终点。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指出, 今后我国民族法制建设将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 充分体现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 充分照顾各族人民的利益, 将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切实适应各民族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明确发展方向,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浦寨, 1992年以前还是个仅有17户村民的边境小屯, 村民生活十分穷困。如今这里已开设商铺1000多家, 常住人口近3000人, 绝大多数是壮族群众, 2007年创造边贸成交额35亿元。浦寨的快速发展正是得益于党和国家“兴边富民行动”的有效实施。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 加快发展也是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核心。国家的现代化, 离不开民族地区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振兴, 离不开民族地区的振兴。
在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实施积极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是我国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
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 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长期相对落后。据统计, 1949年在全国360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中, 约100万人口处于奴隶制经济形态, 约80万人口生活在原始公社社会形态中。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抉择, 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开辟了道路, 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源泉。
从1979年召开的全国边防工作会议开始, 支持和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措施就不断出台, 比如对民族地区“智力支边”, 比如制定《边疆建设规划草案》, 等等。
1999年, 中央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是面向新世纪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 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随着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西煤东运、青藏铁路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的陆续实施,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迸发出空前的力量, 焕发出无尽的活力,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央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 采取一系列战略举措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出台决定和专项规划, 使民族工作的方向更加明确, 目标更加明确, 要求更加明确。
———2005年5月, 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的决定》。
———2005年8月, 《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 (2005-2010年) 》正式发布。
———2007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
———2007年6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
……
所有这些, 都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亲切关怀, 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又好又快发展。
关怀温暖人心, 政策促进发展。据统计, 改革开放30年来, 民族地区GDP总量由1978年的32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768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5.2倍, 年均增长10.1%;与实施西部大开发时的8411亿元相比, 增长1.4倍, 年均增长11.7%。
巩固民族团结,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稳定环境
民族团结, 就是各民族之间平等相待, 互相尊重, 和睦相处, 互助合作, 共同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 维护祖国统一, 促进社会稳定。
多年来, 党和国家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唱响团结、进步的主旋律, 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有效途径, 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从1988年至今, 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 共表彰了民族团结进步模范4993个, 每次大会都会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2004年以来, 对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广西的大庆活动, 中央都会派出代表团前往祝贺, 同时帮助自治区扎扎实实解决一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建设项目。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础是搞好民族关系。我们党从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出发, 明确提出“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 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 成为新形势下巩固和发展我国民族关系的重要指导原则。
56个兄弟民族情同手足, 休戚与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如今, “三个离不开”的思想观念已深深扎根于各族干部群众心中。
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在民族关系方面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时有发生, 有的还产生了恶劣影响。巩固民族团结, 就要对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进行妥善处理。2001年9月, 中办、国办转发了国家民委等七部委《关于正确处理新形势下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意见》, 明确提出, 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发生的问题时, 要始终高举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
通过不懈的努力, 近年来, 各级党委和政府建立健全处理影响民族团结问题的预警机制、快速反应机制和长效机制, 定期排查民族宗教领域的不安定因素, 及时消除影响民族团结的重大隐患, 各种影响民族团结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与此同时, 党和国家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民族分裂活动, 切实维护了国家统一和安全。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我国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面貌, 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共同团结奋斗的主旋律响彻云霄, 共同繁荣发展的大潮奔涌向前, 中华民族已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展现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强大的凝聚力。
培养民族干部, 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力资源
年仅38岁的维吾尔族干部阿力甫是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县长, 他是当地最年轻的县长, 曾经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 后来又参加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 还在北京市大兴区挂职锻炼过。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一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少数民族干部成为新疆发展建设的主力军。目前, 新疆共有少数民族干部36万人, 占全区干部总数的51%。
少数民族干部是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党和政府联系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同新疆一样, 在全国其他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干部也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民族干部的状况是衡量一个民族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选拔使用, 不断加强和改进民族干部工作, 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
在我国, 一切权力属于全体人民。少数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之中, 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状, 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 懂得本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思想感情, 了解本民族人民的要求, 少数民族群众也把他们作为自己利益的代表, 对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 对各级政权机关中有没有本民族的代表人物十分关注。
党和政府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由来已久。1978年, 中央组织部和国家民委召开了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 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工作的几点意见》, 强调各地必须认真落实少数民族干部政策;1984年,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 其中有许多法律条文对培养和配备少数民族干部作出了规定, 使这项工作不断走向法制化;1993年、2000年、2005年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 (简称“三部委”) 3次召开全国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座谈会, 提出了新形势下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
开展民族地区干部与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他地区的交流, 一直是加强民族地区干部队伍建设和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工作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选派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二是组织中央和国家机关及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干部支援民族地区的建设。
从1990年开始, 中央三部委组织了5000多名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据了解, 参加过挂职锻炼的干部, 大部分已经成长起来, 多数进入了更高一级领导岗位, 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也是从这时起, 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强了干部援藏、援疆和支边的力度。多年来, 这些干部与当地各族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和深厚的感情, 不仅在帮助民族地区发展上起到了巨大作用, 而且为当地各民族干部的培养和帮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系列政策与举措的实施, 使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新的提高。目前, 全国共有少数民族干部290多万人, 占干部队伍总数的7.4%;全国机关县 (处) 级以上干部中有少数民族干部4.5万人, 占同级干部总数的7.6%。
小学音乐课件《送别》制作综述 篇10
本课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上学期音乐课本中最后一章──《我的音乐网页》, 它由小乐手、百花园、金唱片、在线直播、七彩的旋律、音乐工作室和音频下载七个部分组成。《送别》是“七彩的旋律”中的一首选用歌曲。由李叔同先生根据美国人约翰·p·奥德威所作的曲调填词而成。这首歌曲意境优美, 曲调婉约, 像一幅美丽的中国画, 用哀而不伤的意境把送别之景、离别之意, 表达得淋漓尽致。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目标: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进行歌词的分层教学, 让学生自主学习歌曲;借助多媒体课件的直观演示, 让学生学吹竖笛。
过程与方法目标:引导学生动手操作, 创编和弦, 一起为乐曲伴奏, 让他们体会自主创新的快乐过程。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充分运用多媒体, 让学生在一幅幅优美的画卷中欣赏歌曲, 感受乐曲的意境, 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 体会到歌曲的伤感情绪, 珍惜同学之间的友情。
●创作背景
小学音乐教学中, 一直提倡器乐进课堂, 其中竖笛是小学音乐教材中首选的乐器。然而, 由于竖笛具有体积小、音孔小等特点, 在平时教师示范演奏的时候, 学生无法看清楚音孔的吹奏。因此, 如何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好竖笛, 一直是小学音乐教师需要解决的难题。给学生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有效利用课堂时间, 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的辅助作用, 让学生轻松地学习, 快乐地歌唱, 在歌声中成长, 在乐声中提高学习音乐的兴趣, 是笔者制作音乐课件《送别》的初衷。
●课件结构
1. 歌曲赏析
对于小学生来说,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针对他们的特点, 笔者用Flash制作了一把折扇 (如图1) 以及夕阳西下、晚风拂柳、长亭送别、大雁南飞、落花飘零等18个优美而伤感的动画影片, 让学生在一幅幅画卷中感受歌曲的意境, 激发学习兴趣, 在“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的歌声中, 体会离别的淡淡感伤, 学会珍惜朋友之间的纯真友情。
2. 歌词教学
虽然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但考虑到学生能力的多样性, 在这个环节里, 笔者设计了两种不同的歌曲演奏程序──总听歌曲和分句学唱, 对学生进行分层教学。让一些接受能力较好的学生, 跟着歌词直接学唱;让一些能力相对差一点的学生, 根据自身的需要, 进行分句学唱。这个环节, 学生也可以自己动手, 轻击鼠标自学歌曲 (如图2) 。
3. 自学乐谱
在这个环节里, 利用一个可以用鼠标拖动音符的程序, 让学生自主移动音符, 找到乐谱中C大调音阶的位置, 并写出音名, 为乐谱学习作铺垫。因为乐谱具有小而繁杂的特点, 在视唱乐谱的时候, 学生很难将注意力全部集中起来。因此, 借助一根可以跟随乐谱的变化移动的小手指, 学生便可方便快捷地自学乐谱。而在乐谱视唱结束后, 补充旋律的环节, 让学生现场进行谱曲, 则使其进一步熟悉旋律, 巩固练习, 达到教学目的 (如图3) 。
4. 吹竖笛, 编和弦
这是一个学法指导的环节, 也是这节课的难点。由于竖笛体积小的特征, 教师在做演奏示范的时候, 学生无法看清楚音孔的吹奏, 因此在课件里, 笔者设计了一个简单的音孔示意图, 让学生点击哪一乐句, 就可以直接演示吹奏。学生在这个环节里, 只需点击鼠标, 就可以轻松学会这首歌曲的演奏 (如图4) 。接着让学生在多媒体课件上, 用鼠标拖动全音符“○”, 放置在相对应的五线谱上组成和弦, 为歌曲进行编配和再创作, 让学生动手动脑, 提高创编乐曲的能力。最后, 让学生把自己创作的作品给大家表演展示, 提高他们现场为歌曲伴奏的能力, 体验创作乐曲的成功和喜悦。
5. 音乐链接
这是一个音乐知识积累的环节。主要是让学生了解李叔同先生传奇的一生。在红色文字上, 利用Flash制作的一个可以直接播放音乐的按钮, 链接李叔同先生创作的几首代表性的歌曲, 学生不但可以自主浏览网页和视听歌曲, 还可以进行音乐积累, 拓展知识视野。而这个环节最后的一组连线问答题, 让学生在优美轻松的旋律中完成课堂作业。
●课件素材及技术处理
1. 图片素材
图片素材的处理主要依靠Photoshop、iSee、Flash。一般需要图片的去字、改变大小、图层的重叠以及雾化、滤镜等多种功能的处理, 然后保存为JPG格式导入Flash, 进行滤镜模糊效果、水波效果、遮罩效果、逐帧动画效果等Flash动画处理, 最后制作成多个动画影片, 用代码进行组合编辑, 完成一个个动画场景。其中关键代码如下:
2. 音频素材
音频文件的处理主要依靠Gold Wave、Format Factory。一般对音乐进行剪接、录音、合成等。如歌曲第一段的视唱, 先将背景音乐导入其中, 反复试听后, 进行剪切、音量调节、效果处理等。保存为MP3格式, 然后直接导入Flash, 结合影片进行播放。
3. 乐谱素材
普通网络搜索的乐谱, 导入Flash中, 一般显示模糊, 甚至无法看清楚。课件《送别》的乐谱素材, 全部用Muse2.7曲谱软件自主制作而成。其中部分高音谱号、全音符、符杆、符尾为作者鼠绘。在制作的过程中编辑出乐谱图片的大小尺寸, 需要先在Muse2.7曲谱软件中编辑完毕, 然后才能导入Flash中使用, 这样乐谱才可以清晰可见。如“歌词教学”中乐谱的制作, 笔者先用Muse2.7曲谱软件一个音符一个音符进行打谱, 然后编辑乐谱的大小、音符的字体、歌曲标题、调号、拍号等, 最后转换成JPG格式的文件导入Flsh影片中配上音乐进行播放。
4. 竖笛音源
课件中所有的竖笛音源为笔者原创。由于这节课涉及和声的练习, 为了方便学生和声的编辑, 多声部练习中, 所有音源都用八孔超高音竖笛吹奏录制而成, 在实际教学中, 授课教师可根据课堂需要进行各个声部的调整。
5. 课件按钮
课件按钮全部为鼠绘的红色印章加上控制代码编辑而成。授课教师可根据需要, 任意调整按钮, 改编上课的顺序。在折扇下方“帮助”按钮的控制影片中, 有作者信息, 课件制作说明, 使用说明等。另外在课件的右下角, 有一个时钟的设计, 为教师上课现场计时。
●课件反思
在课堂上创编和弦部分, 对于小学生来说是相当困难的, 但通过多媒体课件《送别》的辅助, 可以让学生在音符上直接编配和弦, 对歌曲进行再创作, 培养他们的创作能力, 体验到自主创新的乐趣。针对实施的难度, 笔者在课件中还特意为学生制作了一个钢琴键盘, 让学生边弹奏键盘, 边视听音高, 进行和弦的创作。
在歌曲自学环节, 课前笔者让学生进行预习, 提前视听歌曲, 但有些学生受家庭条件的局限, 无法实现, 歌曲自学的时候很费力。因此, 课件上设计的分层教学就很必要, 让学生根据自身的能力自由选择, 自主学习歌曲的演唱。
笔者在设计和制作此课件过程中, 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 让学生经过了反复的课堂实践操作, 教学效果良好。尤其是竖笛教学的环节, 许多不会吹奏的学生, 在课件的辅助下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这节课在实际的教学中, 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器乐基础和乐理知识, 对于一些偏远地区或者没有开设器乐课的学生来说, 需要不断借助多媒体课件的重复播放, 来完成教学任务。
点评
参赛课件往往和课堂实际教学结合不够紧密, 也就是夺得大奖的课件在课堂教学中不太实用, 课堂教学中实用的课件难以夺得大奖。徐玉枝老师制作的小学音乐课件《送别》能够从“整合”出发, 以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为指导, 结合音乐学科特点, 将课件的制作与课堂教学实际需要紧密联系, 强调课件在教学运用中与多种媒体有机融合, 从而使课件的教学实用性达到最大化, 为我们很好地解决了“参赛”与“课堂教学”需求之间的矛盾问题。
徐老师是一个音乐老师, 但其信息技术熟练程度令人赞叹。课件《送别》就是她根据自己的教学设计制作的, 也正因为如此, 徐老师的课件能够很好地贯彻自己的课堂教学设计思路, 根据课堂教与学环节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制作课件。在实际教学中, 将课件演示与学生学吹竖笛等实际动手动口操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使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民族音乐发展综述 篇11
一、黄帝文化的研究方法
与会学者认为,深化黄帝文化研究的关键是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变革。具体是:
1.正确处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分析了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对历史与文化的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历史是人们创造文明的历史,并不否认历史上存在阶级斗争,重点在于人们创造文明的过程”,“要从历史看文明的价值;从文明看历史的演进”,“文化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追求文明、研究文明、建立文明的经验教训”,“文化是以文明为目标的”(俨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闭幕词》),为研究黄帝文化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在此基础上张岂之教授强调“黄帝,尽管并不是每件事物的发明者,但他是迎接文明起源、叩开文明大门的代表,是追求文明、研究文明、建立文明的先驱者”(同上)。
2.着眼于文化研究。张岂之教授着重指出“黄帝是人不是神,不能从血缘上研究”(同上)。任大援研究员认为,历史越往后发展,刘黄帝的祭奠就越变成一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活动,如果认为“祭”就是迷信,则忽略了自古以来的中国文化传统,把祭扫黄陵当成是对血缘祖先的祭奠,不仅失之于狭隘,而且在事实上非常有害。
3.注意多元化研究取向。田文棠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研究可以采取“一体多向”的角度,“一体”指文化角度,即黄帝文化或根派文化;“多向”包括文化认同、文化寻根、文化凝聚、文化传承、文化品味、文化精神等六个方面,最终尝试在一定时期建立一种“黄帝文化学”或“根派文化学”。赵馥洁教授认为,黄帝文化研究应保持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张力,突出二者的互应性、互动性、互补性、协调性和结合性。黄帝文化研究不能离开历史研究、文献研究、考古研究,文化研究不依靠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就会流于空泛;单纯进行史学研究,又不能满足当前中国人民的文化需要。
4.坚持正确的研究原则。柏明教授提出了一系列研究黄帝问题的原则,认为,研究黄帝与黄帝陵,要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存疑的原则,明确个人的论述和所使用资料的关系,并注意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的区别;中国古代历史上确有黄帝其人,不应否定其存在,或将其说成是神仙、女人;颂扬黄帝功德时不要夸大化;黄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代表人物,在被尊为中华民族始祖的含义上,不能仅以直系血缘关系看待;黄帝陵庙多元化是历史形成的,应继承中华民族传统观念的共识,正确看待不同时代、地点进行的祭祖活动。
二、黄帝文化的内容
1.黄帝文明产生的时期。黄帝文明是特定的具体历史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本次研讨会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仰韶文化晚期说。石兴邦研究员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基本吻合,传说中的炎黄部落,应是仰韶文化晚期主要一支氏族部落具史的影史记录,当时已形成不同文化系区部落各级组织,加之城邑和大型聚落的出现,进入了原史时代,已走到文明社会的门槛,也就是历史传说中的炎黄时代。
龙山文化时期说。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时代约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处于考古学上广义的龙山文化年代范围内,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可以印证古文献关于黄帝时代的记载,证实黄帝时代已经踏进文明的门槛,考古发现与古文献记载吻合,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
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时期说。田文棠教授将黄帝时代界定于我国新石器后期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的多重转向时期,认为它体现出原始野蛮时代向人类文明时代转向、原始部落联盟向人类文明族体转向及原始酋长制向人类文明国家转向的特点。
上述几种说法在细节上还有争议,但都认为黄帝及黄帝文明的存在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2.黄帝本人及其活动研究
关于黄帝本身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是认为黄帝是具体的历史个体。刘宝才教授区分了伏羲、女娲、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炎帝、黄帝名称所指的差异,认为轩辕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而且只是一个人,他是黄帝部落的领袖,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作为神和帝王形象的黄帝是从历史人物黄帝演变而来的。李桂民教授主要比较了《大戴礼记·帝系》、《山海经》、《稽古录》、《绎史》记载的有关黄帝世系的差异,认为,黄帝一元谱系的盛行,和统治阶级的推崇分不开,同时反映了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历史背景中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但民族出于多元的观念不仅得到了考古学文化的证明,而且也可在婚姻制度的演变史中获得印证,颛顼、帝喾、尧、舜等皆出自黄帝的传说反映了当时已存在家族内的部落首领世袭现象。张天池研究员探讨了《史记·五帝本纪》与补辑的八种《世本》的关系,认为司马迁采《世本》又不拘泥于《世本》内容、体例,对于“三皇帝系”采取审慎的态度,《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是一位为民操劳、辛苦一生的平民黄帝,而不是神化的黄帝。
一是认为黄帝是中华文化人文开端的象征。张岂之教授认为“黄帝,他还不是原创文化的创造者。黄帝是人文初祖,当时还没有形成文字,所以黄帝跨出了人文第一步,离文化原创性还很远,人文初祖与原创性是两回事。原创性文化则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闭幕词》)。赵馥洁先生认为,黄帝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创立起了奠基作用,并以人格形象凝聚和代表着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关于黄帝的活动区域。石兴邦教授从文物考古与遗址发掘角度进行的论析,田文棠教授介绍的黄帝东迁的历史进程,皆从宏观上勾画出黄帝及其部落的活动范围。霍彦儒研究员则详细考辨了黄帝与姬水、桥山的关系,认为姬水一带是黄帝文明的主要发祥地,黄陵县桥山是黄帝陵寝之地。
3.黄帝文化的特点
黄帝文化是与黄帝文明相关,但包罗的时空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绵亘时间更长的概念。有些学者直接论述了黄帝文化的特点。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不限于黄帝和黄帝时代,还包括后代的中国人借着黄帝和黄帝时代的传说阐发的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黄帝文化的本质特征一是伟大的开创精神,表现为善于开创新事物、新制度以推动历史前进,一是伟大的团结精神,即倡导中华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发展。
更多的学者是通过对黄老思想的具体分析提示黄帝文化多元、积极、变通的特点。赵吉惠教授认为,“黄老之学”是战国中期道家分化演变的产物,是道家、儒家、法家、名家、墨家之学逐渐走向合流之势的思想结晶,是一个综合百家的新的思想体系,其基本学术特色和思想个性是:宽容、开放、多元、自由。陈学凯教授审视了《易》学与黄老之学的关系,认为,汉初的“无为”政治思潮是各个学派将《周易》的“法自然”观在社会政治思想中进行的新的演绎和发展;黄老思想的关键标志在于它摆脱了早期道家消极出世的思想传统,而走向了一条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的道路。有学者认为黄老思想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时变是守”,与时俱进;二是“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由道“虚”导出的“清静”理念和以对象为转移的“因循”理念,有关注人民群众要求、需要的鲜明倾向。
三、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
首先,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张岂之教授形象地用“生机”和“活力”加以描述,提示民族精神在民族生存与发展中的精神支撑价值,并扼要地用一个中心、两个支撑点作了明确的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心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精神,其支撑点是自强不息的开创精神、艰苦奋斗的自立精神。”(《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
其次,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国追求统一、民族具有自然的凝聚力的历史特点是形成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考察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考察中华民族历史的特点,而民族精神则是这些特点的综合反映”(《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研究应该结合起来。“关于民族精神的研究,不能离开对民族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民族优秀文化孕育了民族精神,表现了民族精神。离开民族文化,要弘扬培育民族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并将优秀文化界定为具有包容性、辩证性和伦理性的历史文化(同上)。
最后,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有些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同一性。刘宝才教授认为,黄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从黄帝和黄帝时代出发,经过几千年发展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有些学者认为黄帝文化所显示的黄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赵馥洁教授从价值学角度研究黄帝文化,认为黄帝时代形成的崇尚文明、重视农业、注重统合、尊重道德和崇拜祖先等观念,被历代的人们所承传、认可和弘扬,并建构为系统的价值观念体系,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来源。叶增宽回顾了黄帝精神与中华民族复兴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认为中华民族精神是多种精神的复合体,包括以和为贵的和合精神、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利国利民的奉献精神、疾恶如仇的正直精神、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和勤俭朴素的自律精神等。
四、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
首先,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途径。张岂之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在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方面多下功夫”(《民族精神与民族优秀文化》)。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方面,目的是发展现代文化,而发展现代文化应以传统文化为根基,兼容并吸收世界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现代文化才是中华文化复兴的出路,也才是民族复兴的出路。
其次,黄帝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陕西省人民政府巩德顺副省长指出黄帝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研究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在新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在“黄帝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学者们认为,研究和继承黄帝文化,有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与巩固,有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培育和弘扬,有助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指出尊崇黄帝现象中的负面影响是没有很好地把握黄帝文化本质的结果。有些学者谈到黄老思想的现实意义时认为,黄老思想不可能现成地适用于当代社会,但其合理的理念、原则却具有借鉴价值,中国古代的思想成果,是现代社会传承、转化、利用的宝贵资源。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流变研究综述 篇12
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可以认识和揭示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与发展规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仍然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尚无统一。以下是不同时期学者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解释。
20世纪学者们大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定义民族传统体育,如熊晓正[1]认为,“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1840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称。”1989年出版的《体育史》中提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乐活动[2]。这个时期的定义可以说还是比较一致的,基本上都是指近代西方体育传入之前,我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体育活动。
随着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发展和学者们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者对此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如龙佩林[3]等指出,“民族传统体育通常是指作为近代体育前身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胡小明[4]等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得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民族在各历史时期流传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周伟良[5]的观点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国近代之前产生发展,由中华民族世代实践,并留传或影响至今的体育。”张选惠[6]提出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华民族展开的,具有浓厚民族传统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王岗[7]等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体育,而在中国除汉族体育以外的各少数民族本土体育,称为“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刁振东[8]的观点是,“民族传统体育是指一个国家内各个民族共有的、能够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特点和文化的、广泛开展的体育活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特指武术及与武术相关的养生保健体系。”
从上面的概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学者研究的重点不同,给出的定义所强调的内容也有很大出入。如胡小明则将民族传统体育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区分开来,之后就有学者解释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如周伟良、王岗等。笔者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学者们的理解和表述基本一致,都认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项目的总称。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争议就集中在“民族”和“传统”两个词上。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两个词的含义。《辞海》中“民族特指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民族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国家层面上的共同体,如:中华民族;另一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的民族,如:汉族、回族。”民族本身的双重含义使得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族”是取国家层面的含义还是自然的民族的含义,使得学者们产生了争论。“传统是指历史沿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等”。因为传统的相对性使得学者们对传统存在争议。首先是时间上的争议,有很多学者把1840年作为分界。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已经很少有人在提到1840,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民族特色”或者是“历史流传”。其次就是地域上的争论,有些学者认为既然是传统就应该是由中华民族产生的,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应该包括外族传入的经过中华民族改造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对“民族”和“传统”理解的不同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
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分析,在总结大多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应该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或发展并且流传下来的具有浓厚的中华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体育活动的总称,重点应该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具有中国文化特征,只要是具有这样的特征的体育活动都应该包含在民族传统体育范围之内。
2 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发展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以下5个方面:(1)劳动生产;(2)古代军事活动的演变;(3)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4)满足文体娱乐的需要;(5)纪念祖先或民族英雄[9];胡小明[10]等学者研究得出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宗教活动是密不可分的。但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仍占据整个学术界的核心。笔者也比较赞同起源于劳动的观点。
民族传统体育形成于奴隶社会,夏朝建立,不仅标志着我国中原地区从部落状态发展为国家状态,也标志着人们共同体从氏族部落发展为民族。这一时期汉族的传统体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也在这一时期正式产生[11]。民族传统体育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时期得到发展与完善。经历秦汉三国时期的发展高潮,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融合,隋唐五代的繁荣,和宋元明清的完善[12]。
到了近代,在西方体育的影响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一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在不断地重新认识、改造中发展自己,并且在接受西方近代体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推动了武术进入学校和武术教法的革新,完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近代的转型[13]。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都对武术采取支持的态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建立了中央国术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开始,民族传统体育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挖掘与整理阶段:1949年开始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发掘。停滞与恢复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民族传统体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普及与提高阶段: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传统体育经历了数年的重新崛起后,进入普及与提高阶段。从1982年开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大会每4年举行一次。政府还对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改革和综合创新;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14]。总的来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支持下,民族传统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武术,被列为体育院系专业课程,并且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我们的武术工作者也在为武术进入奥运会进行了不断的努力。
民族传统体育从远古时期起源,在劳动生产、军事战争、宗教祭祀、娱乐活动中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在1840年之前都是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发展。1840年现代西方体育的传入给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土洋体育之争,到中华民国中央国术馆的建立,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成功地挖掘、整理出民族传统体育977项。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从民间自发零散的群众组织,逐渐发展为国家组织的多样化发展格局。虽然民族传统体育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是其发展与西方体育仍然有很大差距,这也促使学术界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对策进行广泛的研究。
3 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的流变
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特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
吴志平[15]总结为同近代体育运动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钟宁[16]则提炼出以竞技性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和地理传播性。谭华[17]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特征是它们与各自所依存的传统文化的同质性和鲜明的地域性、传承性。熊志冲[18]指出民族体育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活动形式简单、粗糙,内涵鲜明、生动;地域特色浓郁。闭锦源[19]则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传统性、地域性、民俗性、娱乐性和文化交融性”。在赵昌毅[20]看来,“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四大特点之外,还具有在民族节日中开展的另一特点。”
曾于久[21]强调民族传统体育的民族性、延续性、观赏性、适应性、多样性、科学性是其本质特性。郭鸿[22]通过研究得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实用性、传统性、地域性、民俗性和兼容性的特点。芦平生[23]指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娱乐性、竞技性、广适性、地域性、艺术观赏性、趣味性。赵秋菊[24]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与传统性、教育性与娱乐性、地域性与季节性、融合性与渗透性。孟峰年[25]提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与地域性、传统哲学性、交融性、人文特征性、大众性与普及性。
从上面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的结论都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我们可以看到吴志平、刘雪松、谭华、熊志冲、方协邦等学者尽管在20世纪80、90年代虽然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但是他们的结论都大同小异,都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娱乐性、健身性、传承性、地域性。到了21世纪因为奥林匹克全球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促使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变革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学者们都会强调一个兼容性或者是融合性,开放性。虽然学者们的结论都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反映着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因为民族传统体育是不断发展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征。这些结论正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时代特征,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流变和发展。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有着丰富的内容,具有近千项的运动项目,在当今中国经济腾飞,奥林匹克体育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民族传统体育在机遇和挑战面前,怎样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取得更好的发展,是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还需要我们共同去努力。
摘要: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系统地梳理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存在争议的主要原因在于学者们在“民族”和“传统”两个关键概念的阐释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民族传统体育的流变过程从民间自发零散的群众组织逐渐成为国家组织的多样化发展格局;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呈现出兼容性、开放性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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