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典籍文化

中华典籍文化（共6篇）

中华典籍文化 篇1

一、中华典籍文化

典籍是指古代图书和重要文献的总称。中华典籍承载了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史提供了最基本而又不可替代的大量资料,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探索古人的智慧,传播中华五千年历史文明是我们中华儿女的责任。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断层。

进入近代史以来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文明受到了帝国主义的摧残,西方一位哲人说过,国家没有了可以重建,而一个民族的文化没有了就意味着永远的灭亡,而我们中华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伟大的古代典籍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智慧的结晶,为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改变一百多年的文化断层现象,所以必须拯救中华传统文化。

(二)拯救中华传统文化。

要拯救中华传统文化,先拯救中国典籍。中国传统典籍地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极其重要的载体。现代图书馆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收集保护传统典籍的完好,只有保护好完善好传统典籍才能进一步去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促进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明。

二、图书馆古籍的收集

(一)收藏特色。

各个级别的图书馆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服务定位和地区文化量力而行,大而全小而全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很容易弄成没有自己的特色的大杂烩。

(二)合理收藏。

根据图书馆的资金实力合理选择适当的古籍进行收藏,可以适当选择影印版古籍进行收藏。影印版古籍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书籍,可以为图书馆节省资金并且也比较好维护。

(三)加大收藏深度。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古籍进行生动的视频编辑和展示,让传统的纸质式枯燥的阅读方式转变为现代多媒体式、趣味性的接受方式,让更多的大众对中国古籍产生广泛的兴趣,推动和挖掘古籍的信息服务价值。

三、信息环境下典籍的整理

(一)传统的典籍整理。

古籍整理是对原有的典籍进行再整理、分类,以便于读者的查找,以便于发挥古籍的最大潜在价值,其中选择一个好的底本是所有工序中最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工序。

(二)传统古籍整理方式的不足。

传统的古籍整理方式完全依赖于人力,其各个工作环节都是手工作业。古籍整理时不仅需要人工翻阅大量的文献,进行大量的人工传抄;而且古籍整理所需的大量知识也是全凭人脑的记忆。因此,古籍整理的质量和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整理者的知识基础,还取决于整理者当时的思想状况。

(三)信息时代下典籍数字化整理。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化数字图书馆的出现为古籍的保存和整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方法,利用图书馆的电子信息系统、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和互联网络,可以为古籍图书建立智能数据库系统,利用数据库对古籍进行储存、编目、索引和对古籍进行大数据统计,方便读者对古籍的快速查找并且可以针对读者的专业问题给出具体的答案,充分挖掘古籍的利用价值。1.古籍智能数据库建设。古籍的智能数据库系统可以为读者提供智能类的专业咨询服务,不仅是储存方式的改变,还是现代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创新,为充分挖掘古籍的利用价值和快速查找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手段。将古籍图书进行扫描储存变成电磁类信息,然后对数据库编目、索引、整理,建立与数据库接口的智能问答系统和统计系统,针对读者的专业问题都能有智能系统给出解答,并可以对一般提问进行统计形成智能专家库。2.网络古籍检索和利用。古籍典籍在网络上是用元数据来查找和组织的,元数据是对图书馆资料的属性的描述,它可以支持数字化古籍的利用效率的统计分析。元数据还是图书馆大数据统计分析的对象,对网络古籍的利用效率和利用价值进行计算,以便分析人们对哪类古籍的偏爱程度。

四、信息时代环境下的典籍保护

(一)建立现代化典籍保护室。

古籍典籍是经历了多少朝代的更替和战火的破坏才幸存下来的,难免会有发霉和虫蛀的现象。而且用药物保存虽然能防止霉变和虫蛀等现象,可是对古籍也会有所损伤。

(二)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古籍保护。

建立古籍图书智能保护室能有效地长久保存古代典籍,但是为了保护图书却阻碍了图书馆的最基础的借阅功能,古代典籍不能借阅的也就失去了承载、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保存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要建立信息环境下的数字保护措施,既能最好的保护古典书籍又能更好的借阅查找资料,做到鱼与熊掌的兼得。

摘要：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弘扬需要有载体来记载,这个重要的载体就是典籍文献,而中国国人却由原先的“知东不知西”变成“知西不知东”。现代图书馆具有收藏典籍、保护典籍、推广典籍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广中国的典籍文化,做好典籍的收藏、典籍的整理、信息环境下典籍的保存工作,建立现代典籍智能保存室,典籍数据库、典籍的网络多媒体、数字典籍系统,不仅更好地保存古典书籍而且更好的服务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传承和发扬中华典籍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中华,典籍文化,古籍

参考文献

[1]郭金钟,唐玉斌.基于高校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的思考[J].价值工程,2011(14):319-320.

[2]方敏.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开发利用策略研究[J].江西图书馆学刊,2011(5):27-28.

[3]史岩松.谈高校图书馆古籍文献的开发与利用[J].河北科技图苑,2012(6):84-86.

[4]李虹.浅谈高校图书馆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措施[J].文学界:理论版,2012(5):352-353

中华典籍文化 篇2

我国文化部, 国家文物总局对于国家典籍文化的传承问题一直非常重视, 近些年来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中, 我国典籍文化也因此而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中, 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也因此而受到阻力, 我国文化部门以及国家文学局等文化组织部门, 需要明确自身的责任, 看清当前形势, 不断完善与创新中华典籍文化, 将承载着我国文化精髓的重要典籍保存, 流传下去。本文针对强化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行几点分析研究:

一、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意义

我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从古至今我国文明具有显著的连续性, 作为四大古国中唯一一个文明不出现断层的国家, 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正式因为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 使得我国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彰显了巨大活力, 并且也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文明圣地。而这些文明得以流传与保存的重要载体就是中华典籍。正所谓“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人类与其他生活的本质却别就在于文明, 人类社会不断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与创新, 人类不断的积累经验和知识, 并且通过文化的积累作为其生息, 传承的手段。因为文明的出现, 使得人类社会走出了蒙昧时代, 也正是因为文化的积累与创新, 才推动了民族的文化与发展。换句话说文化的传承与积累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与进步的内部动力。其他民族因为文字的过早消亡导致文化结构出现了断层, 或者是因为没有文字以及典籍而造成了历史上的空白区域。总而言之, 过去与现在之间缺少桥梁, 生活在当代的人们会逐渐忘记历史文化与民族发展的意义, 这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 同时也非常不利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所以所中华典籍作为我国文化记录的载体, 在社会不断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但是我国人民都坚持不懈的将它们传承, 积累了下来。这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 巩固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同时对于我国民族未来的发展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二、中华典籍文化的起源

中华文字值我国文明与文化得以发展, 传承以及延续的根本。而我国文字的起源非常早, 并且点册制度的统一与规范也非常早, 这便是我国典籍文化得以出现与发展的内因, 我国最早的文字起源在新石器时代, 商周时则出现了甲骨文, 甲骨文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文字, 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华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 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 这便是日后中华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华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 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西汉武帝的文化整合则确立了中华典籍在内容上的尊经重道的传统。刘向、刘歆父子对文献的第二次大整理及《别录》、《七略》的编撰对日后中华典籍、学术的保存与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也为历代图书的整理提供了目录学上的典范。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 从而奠定了中华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华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 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 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三、加强中华典籍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我国对于经学以及史学非常重视, 因此这两类书籍在我国典籍中的地位也很高。从我国造纸术发展与应用之后, 印刷术也随之发展起来, 并且在宋朝时期, 我国典籍的数量不断增多, 宋、明、以及清朝我国典籍的发展几位迅速, 这个时期我国文化发展非常快速。

1. 了解中华典籍的记录内容, 纵观民族文化

中华典籍记载了我国从古至今的文化精髓, 从整体来看我国在典籍上分类有四大类, 分别为经、史、子、集。其中“经’是记录社会传统, 治国理念、社会伦理道德以及个人修为等内容, 所谓“经者, 衡也。”也就是经典, 能够穿越古今, 穿越时空永恒不变, 作为现代高度文明的社会, 我们有责任将这些经典传承下去。中华史学之发达, 世界闻名, 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 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 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 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众多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前人精神世界、文化素养的写照, 也是我们自我激励、自我陶醉的美味精神食粮与继续创新所必须保持的民族特色。前人开创的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是我们纠正典籍传承中的谬误、偏离的有力武器。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 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 取其精髓、去其糟粕, 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2. 认识中华典籍的展现形式, 微观民族文化

而中华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与记录, 在我国典籍的形式多种多样, 并在装帧、字体以及纸质、书价等各个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色, 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从个微观角度来看, 典籍的这些方面体现了我国不同时代的文化品位, 社会风气以及发展程度等等, 也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掌握本民的文化特色, 更好的认识过去。比如, 从明朝的书帕本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政府对于书香气息以及文化的渴求;餖版、拱花、套拱书 (如明末胡正言“套拱”的《十竹斋笺谱》) 则让见识了民族印刷技术的强大;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中写道“凡印书, 永丰绵纸为上, 常山柬纸次之, 顺昌书纸又次之, 福建竹纸为下”则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印书纸类的众多与用纸的考究, 同时也表明了当时永丰等地商品经济的发达。历代的藏书印则为我们了解书籍的收藏情况及其收藏价值提供的线索, 也是研究印章文化、古文字的有力资料;历代藏书家的故事则让我们了解到典籍传承过程中的艰辛。典籍版式反映出来的时代性、地域性也是我们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有力工具。

3. 领会中华典籍的民族精神, 发扬民族文化

中华典籍在文化的传承上,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我国在文化的传承上崇尚勤奋、不为艰难、乐于求索、尚古重守。我国有这非常多的藏书家, 收藏家, 他们有的穷极一生都在做同一件事, 那就是收藏典籍。这就是本民族文化精神的突出体现。如宋朝的晁氏藏书遭政和火厄、靖康兵乱, 但到了晁公武一代又兴盛起来, 晁公武还编撰了中华历史上第一部私家藏书目录《郡斋读书志》并开创了提要式目录。这些藏书家大都以“家无长物只书卷, 又无良田惟破砚”自傲, 以“饥读之以当肉, 寒读之以当裘, 孤寂读之以当友朋, 幽忧读之以当金石琴瑟”自居。正是他们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典籍的敬畏珍视痴爱, 才使他们在典籍收集、保存、整理、校勘、抄录、刊刻、叙录、题跋、补益国家藏书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批判继承与发扬的。一个对知识不尊重、对传统不敬畏、向困难屈服的人能在社会上有多大作用呢?

人生是短暂的, 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 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 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 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 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 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结束语

一个民族的发展离不开文明, 而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记录载体, 在我国千百年来的发展过程中, 发挥着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它承载我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精髓以及历史事件, 使得我国的文化从未出现过断层的问题, 另外这些典籍也为我国人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使他们能够充分了解到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并将其传承了下来, 使得我国民族文化一脉传承, 在积淀民族文化的同时, 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增加民族软实力。

参考文献

[1]陈来.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意义[J].中国高等教育, 2011 (20) .

[2]黄书泉.论三种文化的互补与整合——改革开放30年文化反思[J].学术界, 2010 (02) .

[3]周桂钿.文化流变浅论[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9 (02) .

文化全球化视角下典籍翻译之探讨 篇3

在80年代,“globalization”(全球化)一词出现在西方报纸上。进入90年代后,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包含许多层次和方面,可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切生活领域,而人们现在谈及的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是,“文化学研究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给文化界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全球化。”[1]文化全球化是指世界上的一切文化,在“融合”和“互异”的同时作用下,以各种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族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意味着文化“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在这文化的百花园内,各种文化百态千姿,争奇斗艳,美不胜收。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往、文化交流等实践基础上,在文化价值观、模式等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磨合与整合后,会建构起来新的文化关系、文化模式,即全球化文化。文化全球化则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新趋势。但是,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长期积累的突出优势,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其文化扩张的强烈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当今世界文化全球化发展有趋于强势文化破坏弱势民族文化、抹杀弱势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从而引起了更多的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矛盾冲突。然而,只看到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种种不良后果是消极的,客观地说,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向各民族文化发起了挑战,同时,也给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各民族应克服无视或蔑视其他文化的心理,抛弃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狂妄心态,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历史契机,既敞开胸怀接纳外族文化中对本民族本土文化有用的部分,又加强巩固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精神价值和身份,使本民族本土文化在与外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中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增强本民族本土文化向外宣传、传播的能力和防范抵制外来文化不良部分的能力。就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而言,就是充分利用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近些年来,许多中西学者都感到,西方文化中不良的部分有损我们的健康。然而正是西方现代文化、道德中严重缺失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突出的优势。作为弱势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传播自己、壮大自己,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要加强和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外译工作。这样,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更为广阔、宽容的多元化文化中发展自己。

2 典籍翻译的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精神、思想和艺术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涵盖着丰富的文化信息,集中体现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文化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外国人所知。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越来越感兴趣,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受到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关注。

2.1 典籍英译是西方了解中国和传统作品发展的需要

回顾中西文化交流的历程,中国文化大都处于被动的地位,接受外来文化。有大量的西方书籍文献被介绍到中国来,并被中国吸收、学习和利用,但我国文化输出却相对较少,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是不正常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不仅要了解自己,还应该被了解。在长期的“西学东渐”、“西学中用”的情形下,我们应大力提倡“送出主义”。沃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翻译作品虽然与原作存在于不同的空间,然而,翻译作品却源于原作,是原作生命的延续。[2]任何作品都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产物,必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才能不朽。在全球化的今天,将其翻译成其他文字,传播到世界各地,以赋予其生命新的意义。以老子的《道德经》为例,根

据西方http://www.logoi.com/notes/lao-tzu-translations.html网站

的统计,仅老子《道德经》的英译版已多达300多种,在西方有“第二《圣经》”的盛誉。

2.2 典籍英译是中国改革开放和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想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交流,在经济、文化、体育、教育等许多领域中互通有无,加强与其他民族的友好交往。正如许渊冲先生所言,“21世纪是全球化世纪。全球化不只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也要吸收各国的先进成分,共同建立更加灿烂辉煌的全球文化”。[3]在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会积极主动地将本民族的优秀典籍作品译介到国外,把中华民族的文化远播世界,我们才能更好的与其他民族竞争,这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迫切需要。

2.3 典籍翻译是在世界多元文化中保持中国文化身份的需要

世界权威组织对文化的定义和性质有这样的阐述:每一种文化代表自成一体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每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表达形式是证明其在世界上存在的最有效手段。这明确地告诉我们,当今文化交流的基点和首要前提应该是保持自身的文化身份。一个民族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磨灭不掉的胎记。[4]那么中华民族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彭新良认为中华民族文化身份中与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仁义、以柔克刚、讲信修睦。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外来文化的冲击和渗透,如果不能认识并保持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则经济在发达,我们也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5]

可见,把中国典籍翻译为英文,对于文化传播、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文化全球化的大环境下,肩负着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任务的译者,具体应该采取什么翻译策略呢?

3 异化翻译策略

笔者认为译者应以母语的语言文化为归宿,即采用异化手段为基本翻译策略。我们主张异化的翻译策略,首先这是翻译目的所决定的。“翻译的目的应是向译语的读者译介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使译语社会的文化和知识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6]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是了解异域文化,采用异化策略所产生的译文,恰恰有助于向读者展示他族文化、地域风俗,从而开阔读者的视野,这样也达到了翻译的目的。其次,异化策略有利于文化平等对话与交流,从而维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象。世界各族是平等的,文化也是平等的,因此各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应该是平等的。平等意味着尊重。各族人民要尊重他族文化,译者在翻译时也要尊重原作和原作者的艺术创造。“仅从目标文化出发,置出发文化的实际于不顾,一味迎合目标语读者的接受方便,以至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出发文化,这是一种不尊重出发文化的行为,因为这种译法掩盖了原文的文化与艺术事实,交际上是对译文读者的蒙骗。”[7]所以,异化策略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如实地反映中国文化,从而尊重中国文化,维护中国文化形象。

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时,采用异化的策略,具体来说可采用“中国英语”,以填补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空白,填补由于英汉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空缺。我们要大胆使用中国英语,这极具现实意义。首先,中国英语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增进外面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国英语可以生动体现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的特色。如开元盛世peace and prosperity of

Kaiyuan years,独尊儒术holding only Confucianism in reverence,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cultivate yourself,put your family in order,run the local government well,and bring peace to the entire country.等。其次,中西文化内涵的不对应形成语言之间的文化空缺现象,中国英语可以弥补典籍英译中的“文化空缺”。中西文化的差异产生了大量的文化空缺词。“所谓文化空缺词指的是,只为某一民族语言所特有,具有独特的文化信息内涵,既可以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步形成的词,也可以是该民族独创的词。”[8]如:四书(Four Books)、五经(Five Classics),气功(qigong)、太极拳(taijiquan)、二胡(erhu)、功夫(kunfu)、叩头(kowtow)、纸老虎(paper tiger)等。

4 结论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到来,与西方文化平等交流,弘扬东方文化,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首要任务。中国典籍集中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人文、道德、知识底蕴,典籍外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典籍英译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时,采用异化的策略,如采用“中国英语”,以填补英语中的语言文化空白。这样,不仅能丰富英语词汇,还有利于外国人了解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和语言。在当今世界,了解掌握他国的语言文化才能更好的懂得他国人民的情感,才能促进世界人民的和睦相处,促进世界的和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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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eremy,Munday.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M]//.Walter Benjamin.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Routledge,Great Britain,2002.

[3]许渊冲.诗词英译与中西文化交流[J].外语与翻译,2003(3).

[4]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5]http://wenku.baidu.com/view/a40ecc270722192e4536f61f.html.

[6]胡卫平.从翻译目的看异化翻译[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

[7]王东风.文化缺损与翻译补偿[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中华典籍文化 篇4

我们不仅需要把文本翻译成不错的英文, 也要考虑译成英文后的作品如何才能在英语国家传播, 被英语国家的读者接受。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深受国内翻译界推崇的中译英经典译作, 但是, 由谢天振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在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种《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 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进行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后发现, 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和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相比, 杨译本在读者借阅数、研究者引用数, 以及发行量、再版数等方面, 都远逊于霍译本。那么,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翻译的定义呢?当前国际译学界都已经认识到, 翻译并不只是简单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性工作, 而是受社会、政治、文化多种因素制约的、复杂的文化交际行为。

二、典籍英译存在的问题

1、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词汇涵义的缺损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道家哲学的基石—“道”。“道”是老子哲学的专用名词和中心范畴, 在《道德经》一书中频频出现, 但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涵义。“道”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形而上学的实存者, 即构成宇宙万物的最初本源;二是指宇宙万物发生、存在、发展、运动的规律;三是指人类社会的一种淮则、标准。《道德经》第一章中即出现“道可道, 非常道”, 其中第一个“道”作名词讲, 其涵义就是上面所提到的第一种。韦利将“道”字译为“Way”, 而未作任何注解, 这就使得“道”这个原本博大精深, 富含哲学韵味的词泛化成为概念模糊不清的“道路”, 原词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深意都随之消解。不仅如此, “道”在《道德经》中因出现的地方不同, 上下文不同, 涵义上也不尽相同, 如第九章中的“功遂身退, 天下之道也”中的“道”归属于上述三种涵义中的第二种。再如第十八章中的“大道废, 有仁义”中的“道”则是指一种社会准则。但是韦利对“道”的不同涵义并未作任何区分, 不管此“道”是否等同于彼“道”, 一律译成“Way”。他在第九章和第十八章中分别将“天之道”与“大道”分别译成了“Heaven’s Way”和“The Great Way”这样的处理不仅使“道”所承载的深刻的文化涵义以及丰富的人文哲学玄思消失殆尽, 而且因为译文词义本身含混不清, 还会造成译文语义上的失真和读者理解上的误差。

2、只在表面含义上翻译形象比喻词

《道德经》第五章中就有这样一个比喻:“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刍狗”, 译成白话文便是“天地无所私爱, 把万物当作刍狗;圣人无所私爱, 把百姓当成刍狗”。这里的“刍狗”就是一个形象比喻词, 其本义是指用草扎成狗, 供祭祀时用。人们把草做成刍狗时, 并不对它有什么偏爱或重视, 祭祀完了就扔掉它, 也不是恨它或轻视它。所以这句话的深层含义应是“天地对万物无所私爱, 而任其自然生长或毁灭;圣人对人民无所谓爱与不爱, 而任其自作自息”, 正体现出老子“无为而治”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韦利把这句话译成:Heaven and Earth are ruthless, To them the Ten Thousand Things are but as straw dogs.The sage too is ruthless, To him the people are but as straw dogs.“刍狗”这个形象的比喻词以及老子通过它所表达的哲学思想在译本中荡然无存, 甚至还被曲解了。“天地”和“圣人”变成了残酷的形象, 而“刍狗”究竟为何物, 读者却无从知晓。想必西方读者读后好似坠入云雾, 也许还要慨叹惊讶于中国古人思想的怪异。

三、典籍英译问题存在的原因探究

1、汉语典籍翻译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汉语典籍著作是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结晶, 它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文化意蕴等方面都独具特色, 不同于现代作品。如果说一般的翻译要沟通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受众, 那么典籍的翻译则还需要跨越时间去沟通。正是典籍翻译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复杂性。简单来讲, 中国典籍的英译过程必须经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这就需要借鉴吸收历代善注善译的成果, 完整透析地把握典籍内容。因此, 要将中国典籍成功地译介到西方, 译者不仅要懂得英语行文, 还必须要有非常扎实的汉语功底以及研究古代汉语文学的能力。

2、翻译者的文化背景

语言和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文化必然在语言中有所体现。翻译不仅是语言的交流, 更是文化的交流, 每个译者都不可能绕开自己的生活环境、社会背景、文化内涵、社会主流价值观等因素的制约。因此, 在译文中常常会渗透着自身的社会和生活等特点, 这是每个译者都无法摆脱的, 也是文化背景在翻译过程中主观能动性的体现。

总而言之, 决定典籍英译质量优劣的重要因素就在于译者对古文的理解上, 包括对古文的内容、词义、成语典故和风格意境等方面的理解。译者只有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泛观博览, 细心钻研, 才能了解古籍的精义邃旨。

参考文献

[1]霍跃红:《典籍英译:意义、主体和策略》,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9) 。

[2]老子:《道德经》, 外语教学出版社, 1998。

中华典籍文化 篇5

1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

西方哲学传统中的二元论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束缚着西方翻译的发展。二元论将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二分,视作对立的两个方面,导致翻译中文本内容与语言形式的对立。在今天看来,二元论有着明显的不足,限制了翻译的多样性。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就从对二元论的消解来规避理性主义无所不在的影响,从新的视角提出具有颠覆性的理论。

巴巴承认西方霸权话语仍影响着世界,但并非无懈可击。巴巴认为任何一种霸权话语生来就有着致命的弱点,这种弱点使得霸权话语自身就包含了消解自身的因素,西方霸权可以从内部,也只能从内部被彻底颠覆。巴巴是通过引入福柯的话语理论对霸权话语内部的颠覆性力量进行阐释。在福柯的话语理论中,陈述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图式,而是根据其它陈述的变动而变动的,构成陈述是一个庞大的网络,任何陈述都是由其它陈述所构成的,每一个小小的变动都可以导致差异的出现,形成新的陈述[1]。在殖民统治时期,殖民势力精于“分而治之”的策略将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割开来,同时殖民主义者采用西方的统治方式要求本土人民,被殖民者在被迫接受西方精英文化的情况下,又要争取少数族的独立,这样一方面重复了西方话语,一方面却又颠覆了西方霸权文化。这样一个文化位置总是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边缘——“之外”与“居间”的空间里,其发言也必然是“双重铭写”的,扰乱了任何文化与民族的疆界。因此,当在这样一种模式下形成的话语,在他处言说时,意义必定遭到转变,霸权的基础也必将在每一次言说中遭受无形的消解。我们处身于巴巴所说的“之外”与“居间”中,无法从对立面的角度予以反抗某种制度,而只能站在混杂的第三空间来与之“协商”。这种模式是具有颠覆性的,它从根本上消除了本质主义和二元论模式,使得任何霸权都无法占据一个牢固的位置而发言。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就是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强有力的冲击翻译研究领域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以语言转述为主的文字翻译,从文化的层面消解了以语言为中心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为翻译研究领域内出现的文化转向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之作用[2]。

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翻译呢?巴巴指出,其实有两种文化翻译,一种是殖民者用来同化其他文化的翻译手段,一种是后殖民批评家所推崇的作为文化存活策略的翻译手段。全球性世界中西方霸权将自己的“强势”文化传播开来,将非西方文化置于一种狭窄的空间进行叙述,被殖民地曾经辉煌灿烂的文化因此落后于西方飞速前进的现代性进程,变得腐朽、专制,这就是殖民者的文化翻译,它们相信可以通过文化翻译来同化异域文化、征服新的空间。出身于印度孟买的巴巴对文化全球化的认识自然与那些西方中心主义论者观点不同,他认为,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霸权文化想方设法将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压于弱势的文化,使得各民族之间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另一方面,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也不是完全的接受,它们一直在进行反抗,这种抵制和反抗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翻译,巴巴所说的文化翻译,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之间转化的存活策略,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和不平等的力量之中,他要求翻译者重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这样,文化翻译便消解了文化霸权地位的透明假想的神话,同时也要求在少数族的地位之内保有语境的特殊性和历史的差异性。

2 文化翻译的策略

为了让第三世界等弱势文化在文化全球化浪潮中摆脱文化强权的暴力压制,发出自己的声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用“混杂”与“第三空间”的策略,减少多元文化社会中地位与权力的差距。

2.1 混杂

巴巴的文化翻译论述推崇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通过这种混杂化的文化差异的边界协商,即文化翻译的过程,将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被视为奇迹的符号》这篇文章中,巴巴明确界定了“混杂”的含义,“混杂是殖民权力,混杂通过歧视性的身份效应的反复,而对殖民身份幻觉进行重估[3]。”混杂消除了意义的纯粹性和原初性,模糊了认同的边界。在混杂的作用下,原本是殖民权威的象征的东西,经过被殖民者的“反复”而变得似是而非,成了差异可见的符号。

多元文化的混杂,使得异文化之间有彼此交融的可能,同时,在这种跨疆界文化的交流中,许多新生的意义也因而得以产生。正因为混杂的作用,殖民权威不可能占据一个牢固的位置,最终必然遭到消解。混杂就是将抵抗定位于殖民矛盾具有颠覆性的话语实践中,以此来瓦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话语霸权。

2.2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指在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空间。巴巴将混杂的概念引入后殖民研究,反对传统理论范式中僵化的二元对立方法,认为在二元对立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第三空间”。当异域文化的“他性”与本土文化的“同性”之间进行交流时,双反如果不在一个“第三空间”进行“谈判和翻译”的话,是不可能获得相互理解的[3]。他说,“理解的契约从来就不是在陈述中被指定的你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的交际行为。意义的产生需要动员二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只有在这个空间里,话语的意义的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3]。在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时,巴巴强调他们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建立起对方的主体性,并指出所有的文化陈述和系统都建立于一个模糊、混杂的“发声的第三空间”[3]。正是因为这个混杂的“第三空间”的存在,文化的意义和象征的固定性或原始的统一性受到质疑,也因而动摇了关于“霸权”、“始源”的信念。

文化翻译理论的“第三空间”策略意义重大。翻译是文化间进行交流的载体,翻译的任务是要传播文化,促进文化交流,使不同的文化能共同发展。在翻译过程中,霍米巴巴提倡译者要把两种文化都带到“第三空间”中,就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和氛围里进行协商、对话,进行新的“他者”文化建构,最终达到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避免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吞并,也可避免弱势文化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变成新的强势文化。

混杂和第三空间理论,影响着当今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下的民族和文化定位,是第三世界批评家进入学术主流并发出自己声音的具体策略。

3 从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看中国的典籍英译

华夏文明与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历代典籍浩瀚渊博,举世罕见。汇集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炎黄子孙不但应好地利用,而且应向世界广为传播。而事实上我国辉煌悠久的汉文化典籍仍鲜为世界所知。统计数字表明,我国大约有3.5万种古典书籍,但时至今日翻译成外文的只有千分之二左右。现当代的情况也大致如此,“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不是古代典籍)仅仅近干册。[4]”事实说明,“古典名著汉译外是我国文学翻译领域的短线”[5]。汉文化典籍英译工作艰巨,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学人不懈努力。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中西文化互补的呼声越来越高。极端的“民粹主义”是不可取。“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多元化,就只有将各种文化‘译出’到国际共同语(英语),从而成为全球文化的组成部分。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前提一是保持民族的本色,二是要译介到世界上去,没有‘译出’,就没有世界可言”[6]。可见将我国的文化精髓介绍到西方是当代中国学者的重任。

从上可以看出哲学典籍英译有明显的目的性,即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和维护民族文化身份。但究竟中国典籍英译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载体的使命呢?

综观目前国内外,尤其是国外的中国哲学典籍英译文本,大多依循西方霸权的意识形态,将中国文化独特的内涵“归化”到西方文化轨道上去。这样的译本不可能紧贴中华民族的真实情感,不可能紧贴中国文化的真实主题和内在规律。归化策略伤及了文化的交流,蒙蔽了译文读者,难以使读者感受到应有的异国情调。随着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我国学界开始出现了对异化策略的追求。按照韦努蒂的说法,“异化法则”是对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民族偏离主义的压力,接受外语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把读者带入外国情境[7]。但是完全采取这种看似合理的异化翻译策略也是不可取的。完全采用异化策略,把原文成分全部照搬到译文中来,这样的译文晦涩难懂,根本不可能被读者阅读,因此也完全偏离了翻译的目的。同时如果异质性成分过多,完全淹没了自己原有的文化,最后将使自己原有的文化完全被殖民化,甚至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多年来,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一直是中国翻译界争论的热点,但其实“文化从来都不是单一的、铁板一块的,也不是简单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关系”[7]。“意义的产生要求这两者通过一个‘第三空间’来实现交流[7]。这个第三空间的产物即是文化混杂体,它兼具两种文化的性质。只有在这个空间里,呼吁的意义和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到应有的阐释。正如巴巴所说,当今的文化定位,既不是在后殖民地国家的普遍性上,也不是完全定位在被殖民地国家的差异上,而是定位于介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第三空间”[7]。在多元文化语境下,片面地强调归化或者异化都是危险的,中国译者应具备明确的文化自主意识,对翻译过程进行自我控制,既吸收见见外国文化为己任,又保护民族语言的文化,维护民族身份。混杂恰恰是适应这种要求的翻译策略。

其次,中国典籍的混杂翻译也是抵抗霸权主义、强调多元文化的重要途径。当前西方国家挟其经济、科技优势向全球推销其商品和价值观,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媒体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我们在文化进出口方面始终存在着“逆差”:这与我们这个文化大国的身份是十分不相称的。毫无疑问,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要把中国文化的精品,中国文学的精品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英语,是十分必要的。典籍英译,不仅是作品的介绍,更重要的是向读者尤其是西方读者传递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政治历史演变以及中国历代社会生活习俗等诸方面文化信息的重要途径。我们在加大文化输出的同时,本着传播中华悠久文化的出发点,用混杂的翻译策略向西方世界输入东方的语言价值观,在翻译过程中紧贴中国文化内涵,建立起一个模糊、“发声的第三空间”,能起到一定的解殖民化的作用,动摇和消解关于帝国的神话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最终瓦解帝国主义话语提出其优越性声明的基础本身,实现弱势文化的非边缘化和多元共存互补的文化全球化目标,改变中国在国际上的失语症现象。

4 结束语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强调差异性,其混杂与第三空间策略肯定翻译中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差异的必然性,并且要把同与异统一起来。混杂的翻译策略不会导致一种文化的衰落,而是一种传递文化的重要渠道。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要坚持文化翻译的混杂策略,协调各种不同文化,走出日益“封闭的”和“英语中心主义”领地,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实现跨文化交流的目标,将中华文明传播于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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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典籍文化 篇6

1 中国典籍翻译的意义及其现状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典籍翻译工作, 学术界与翻译界也对此高度关注。国家汉办组织了一批汉学家开展“典籍翻译”工程, 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汕头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均成立了翻译研究中心或中国文化典籍翻译研究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7年1月23日第23次会议审议通过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 。近几年出版界和翻译界成果频出, 典籍英译的数量较大幅度递增。可以说, 在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 我国典籍外译研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我国翻译市场的快速增长给翻译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早在1994年, 季羡林先生就对“翻译的危机”提出警告, 他认为, 翻译质量下降已成为出版界、网站及广大读者广泛议论的话题, 同时也是翻译界无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翻译行业尚不够规范, 缺乏必要的准入制度, 翻译专业培训也远不能满足市场对翻译人才的需求。因此翻译产品的质量问题便凸显出来。错误的或不规范的外语资料几乎随处可见, 严重影响了城市和国家形象。如何提高翻译质量?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欧文学翻译出版论坛”的“文学翻译质量至关重要”的主旨发言中指出, 要想提高翻译质量, 相关政府部门和专业社团组织必须携手合作 (包括翻译人才培养, 实施翻译行业准入制度, 建立翻译质量评估机制等) 。从译者本身翻译策略和技巧来说, 作者认为仍有上升和完善的空间。本文就出现频率较高, 并且时常困扰译者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取舍问题略作讨论。

2 典籍翻译过程中的归化和异化的问题

2.1 翻译及归化和异化策略

什么是翻译?“翻译是座桥” (金圣华, 1997:3) 。香港中文大学的金圣华教授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诠释翻译的实质和意义。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语言学家对翻译的定义基本上是属于语言范畴, 详见《辞海》 (1980) 、《现代汉语词典》 (1978;1983;1996) 、《中国翻译词典》 (1997) 等权威辞书。然而, 翻译不仅仅是纯语言层面的活动, 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许多翻译家明确提出, 把翻译完全归结为语言活动是错误的。如爱德蒙·加里 (Edmond Cary) 就认为:“文学翻译不是一种语言活动, 而是一项文学活动” (Edmond Cary, 1986:6) 。费美尔 (Hans J.Vermeer) 明确总结, “总之,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转换” (田葆青, 2009:194) 。对他的这一具有结论性的概括, 目前翻译界已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从翻译的实际操作层面看, 由于语言与文化的特殊关系, 在具体语言转换中, 任何一个译者都不能不考虑文化的因素。我国许均教授在界定翻译时, 也强调了其跨文化的本质特征。他提出翻译是以符号转换为手段, 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许钧, 2003:35) 。中西方翻译家、译论家中提倡尽力保存原文文化特色的大有人在, 如杨宪益、许渊冲、刘宓庆等;西方如Sehuhe、Biguenet、Newmark等。由此可见, 人们对翻译的理解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 (轮换) , 逐步拓展为文化内涵的翻译 (形式上的转化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 。

2.2 典籍翻译中对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度”的把握

典籍翻译的目的在于促进文化交流, 维护民族文化身份, 将中华文明传播于世, 最终建构全球文化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看, 典籍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应侧重把翻译看成是一个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而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活动。因此, 典籍翻译者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归化 (domestication) 与异化 (foreignization) 的取舍问题。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一直为翻译界所关注。翻译学家和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这两个概念最初是由劳伦斯·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 在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 (Schleiermarcher) 的理论基础上, 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中提出的。后来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Schuttleworth和Cowie在著作《翻译研究词典》中明确提出“归化”和“异化” (“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 这一对翻译策略术语。它们是译者针对两种语言及文化的差异, 面对翻译目的、文本类型、作者和译入语读者等方面而采取的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其目的是指导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的选择与运用。归化追求译文符合译入语语言及文化的规范, 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较少异味的阅读需求;异化追求保留原文语言及文化的特色, 以丰富译入语语言及文化, 较好地满足译入语读者对“陌生感”的需求。基于归化和异化策略的不同的侧重点, 结合典籍翻译目的在于传播我国文化, 笔者认为, 异化翻译策略在典籍翻译中占有主导地位, 归化策略为辅。

那么如何才能让译本既受译文读者欢迎又能保留住中华文化的认识模式和智慧形态?什么样的译本才不会受到目的语读者的排斥?译者在异化与归化之间寻求一个最佳点, 以把握好异化与归化的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考虑到目标语读者, 译文在一定程度上的变通是必然的, 但完全意义上的归化会丧失原作的风格与情调。损害原语的民族文化信息。戴维·霍克斯成功翻译了我国四大古典小说之一的《红楼梦》, 但在其译作中, 我们也发现因为过度归化而翻译欠妥之处。

例如, 原文:“世人都晓神仙好”。 (曹雪芹《红楼梦》)

译文: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Hawkes, 1973:66) .

该例中, “神仙”是中国道教的概念, 本意为中国道教超脱尘俗、神通万变、长生不老者, 成“神”、“仙”是道教最高理想, 而霍采用了“salvation”这个词, 意思是指 (基督教中) 灵魂的拯救。“拯救”是基督教的理念, 所以霍克斯在此过度归化, 用西方的宗教来解释东方的道教, 缺失了道教的文化内涵, 没有真实地传递原文的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译者在翻译有异国民族特色的词语时, 要避免过度归化, 抹杀异国特色或凭空给原作加上本国文化特色。

同样的道理, 超过适度的异化是任何自然语言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不能接受的, 也必然会受到排斥。

例如:原文:美彼之态度兮, 凤翥龙翔。 (曹雪芹《红楼梦》)

译文:She bears herself like a phoenix or dragon in fl ight. (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 1999)

原句作者用来形容“警幻仙姑”不同于凡世间的女子, 超然于世外的风姿美态。杨宪益先生采取归化策略, 把“凤”、“龙”用她们对应的英语“phoenix”、“dragon”直译过来。在中国, 龙是人人皆知的神物, 在所有的动物神中龙最受人喜爱, 最具有生命力。凤是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想像中的保护神, 居百鸟之首, 象征美好与和平, 是吉祥幸福美丽的化身。如果该译文的目标读者是中国人, 那杨先生的翻译无疑是得体贴切的, 如果读者是外国人, 此译文则有所偏差。phoenix在西方文化里象征耶稣复活, dragon (龙) 是邪恶的象征, 龙是凶残的古怪野兽, 是恶的象征 (赵军, 2006:26) 。这个两个词的中西文化寓意差异导致了异化策略使用的欠妥当。霍克斯用了西方人比较熟悉的“simurgh” (西方文化中一种能学会思的神鸟) 来翻译原文的“凤”、“龙”, 既体现了仙子的身姿优美, 又能被西方读者理解接受。因此, 保留原语文化信息并不是生搬硬套, 保留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 而是在如实地保存着不同的东西同时, 对原文运用各种手段加以变通, 处理得使读者能够理解并接受译者想传递的文化信息。

3 霍米巴巴杂合理论对典籍翻译者的指导意义

基于上文提出的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度”的问题, 我们看到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行翻译, 保持原文的特色与发挥译语优势并不相背, 过分强调某一方面而牺牲另一方面都会走极端, 都有可能导致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当前世界表现出民族之间的文化借鉴和融合, 但同时各民族又呼吁“文化多元化”, 要求保持各自的文化特色。然而, 略加考查, 就不难发现现今的中国典籍英译文本尤其是国外的译本) , 相当一部分是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理解中国的典籍, 缺少了对原作的整体认识, 更没有体现出中国哲学独特的内涵。因此, 中国典籍英译者该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才能更好地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 这个问题值得深究。

霍米巴巴的文化翻译理论拒绝将原作按照目标语言文化的规范进行理解, 而是主张将各种异质文化混杂在一起, 使一种文化的成分传入到另一种文化中去, 从而建立一个模糊的“第三空间” (Bhabha, 1994:112) 。既忠实原作内容, 又能奇妙地传递原作的风格和神韵, 最终动摇霸权主义, 维护民族文化身份, 建构全球文化多样性。在霍米巴巴杂合理论指导下, 典籍翻译者能够更好地把握归化和异化的“度”, 灵活运用多种翻译策略, 如实地翻译汉文化典籍, 在话语权上尊重异质文化的差异, 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传播中华民族的华夏文明的同时促进各国人民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4 结语

汉语典籍英译的目的在于传播中国文化, 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发展。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始终要记得这是一个“跨文化的转化”而非仅仅是纯语言层面的活动。典籍翻译的全过程都承载着重要文化和历史意义。在霍米巴巴杂合理论的指导下, 正确地把握取舍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度”才能提高译文的质量, 完好地传递原作者以及原作的内涵, 同时考虑目的语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 才能达到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目的。

摘要：本文从多方面考查我国典籍翻译在促进对外交流的重要意义, 从文化的角度解读翻译的本质, 通过实例证明过度归化或异化给原作品和目的语读者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出汉语典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 以霍米巴巴的杂合理论为指导, 正确把握归化和异化策略的“度”, 对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典籍翻译,归化,异化,杂合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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