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动车事件

7·23动车事件（精选7篇）

7·23动车事件 篇1

重特大突发事件中, 舆论形成与大众传播媒介营造的意见气候有直接关系。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曾提出“沉默的螺旋”理论, 指出意见一方的沉默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 如此循环往复, 便形成一方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另一方的声音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发展过程。在实际生活中, 重特大突发事件发生后, 政府部门一旦在第一时间失语, 其声音就会越来越弱, 谣言也会借此形成强势的意见气候;反之, 如果政府在第一时间公开、客观地发表意见, 其正面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强大, 使得谣言“无所遁形”。2011年“9·27”上海地铁10号线追尾事故, 恰恰是后一种情形的实际印证。

2011年9月27日14时37分, 上海地铁10号线两列列车在豫园站至老西门站下行区间百米标176处发生追尾事故, 造成295人到医院就诊检查, 无人员死亡。

总体上看, 事故后舆论热点迅速凝聚, 关注度有赶超“7·23”动车事故之势, 但由于相关机构应对得当, 几乎在一夜之间, 热度迅速降温, 影响迅速缩小, 是新闻应对的典型案例。

人民网舆情频道对此评价:“在此次危机应对中, 上海市政府、地铁运营方在应对态度、信息公开、新媒体利用等方面均有较好表现。虽然事故造成的影响大, 但是在舆情应对方面是得力、妥帖的, 不啻为一次事故危机应对的范本。”[1]

笔者拟对此次事故中的传播特点进行分析, 并对未来危机事件中的政府应对提出对策建议。

传播特点

(一) “公民记者”推动。2009年以来, 微博对新闻事件的发动或推动态势日益明显。一些突发事件开始展现清晰的传播脉络:个人微博发布———名人微博转发———新闻类微博汇总———官方机构、官方微博核实———官方开发布会/传统媒体大规模跟进。

笔者比较“7·23”动车事故和“9·27”地铁事故两次事故发现, 这两次追尾事故都符合这一传播路径。

具体来看, “9·27”地铁事故发生当天14:45, 乘客“安默然lucky”发出第一条关于事故的微博信息, 4分钟后乘客“季法师”发出了一张现场图片, 画面上一名受伤女子浑身是血地躺在地铁车门边, 该图片在10小时内转发量达6万次。随后, 草根微博被新浪的官方微博@头条新闻引用, 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

“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4分钟后, 20:38乘客@袁小芜率先发布微博, 随着她的微博被粉丝数过万的名人微博@孙海峰、@罗军转发, 影响力扩大。其后再被新浪的官方微博@头条新闻应用, 舆论呈爆炸式增长。

(二) 热点迅速聚集。上海地铁追尾事故发生5小时后, 新浪微博200多万网民参与讨论。初步统计, 事故发生后3小时之内, 在新浪、腾讯等微博中异常活跃的事故现场乘客至少有10名, 人均发布微博10条到20条, 一些ID粉丝从不足百人上升到上千人。当天微博热点前五名均与地铁追尾事故有关, 其主要原因有三:

1.受众对两个多月前的“7·23”动车事故、1个月前的“10号线开错方向事故”记忆犹新, “9·27”地铁事故又出现在与生活更密切相关的地铁上, 关注度呈指数级递增。2.受众对当时“信号故障、调度失误”的事故原因也有印象, 部分受众甚至记得通号集团、卡斯柯等涉事公司的名称, 当“信号提供商与‘7·23’动车追尾事故是同一家的消息在微博上传开后, 立即引发网友的热议。3.微博、手机终端等新传播手段普及后, 地方性、局部的事故往往在短时间内被迅速扩大为公众事件。

(三) 应对及时, 发酵时间迅速缩小。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77分钟, 新华网发布快讯:两节车厢“脱落坠落桥下”, 成为事故发生后首个官方证实信息, 但这距离第一条草根微博已有1个多小时, 其间网友的质疑已经不断发酵, 产生聚合效应。

如果应对不力, 上海地铁追尾事故很有可能像动车追尾事故一样, 成为媒体和网络持续炒作的热点。事故发生32分钟后新浪官方的@头条新闻引述网友信息称两车相撞。此后仅过了8分钟上海地铁官方微博证实“碰擦”, 其后3分钟上海新民网发布“两车追尾”的消息。

新闻发布会的及时性也为上海地铁事故后疏导舆情起了重要作用。当晚8:30, 事故发生6小时后, 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就组织相关地铁和医疗卫生部门对事故初步调查情况以及受伤乘客收治信息进行披露。而动车事故的发布会在传统媒体大规模跟进后的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召开。

虽然热点在事故当天扩散、发酵后, 当晚到达顶峰, 但由于各方面应对及时, 在事故发生后的“黄金窗口期”迅速扩大正面信息的传播范围, 切断大多数谣言的传播链条。特别是当晚新闻发布会的召开, 响应速度比“7·23”动车追尾事故足足快了20小时, 参与发布者除了新闻发言人外, 还包括3个涉事部门的一把手。

(四) 最终舆情状况差异较大。笔者以慧科讯业新闻搜索平台为基础, 分别以“动车追尾”和“上海地铁追尾”为关键词, 以大陆及港澳台媒体为范围检索, 对国内媒体报道进行检索;以FACTIVA新闻搜索平台为基础, 分别以“train crash”和“shanghai crash”为关键词, 以西方主流媒体为范围检索, 对国外媒体报道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9·27”事故爆发的最初两天, 国内媒体的报道数量明显高于“7·23”事故, 事故发生第二天“9·27”事故的报道量甚至比“7·23”多一倍。如果考虑到两事故发生时段的不同 (一为下午、一为晚上) , 那么我们以事故发生后的24小时为参照时间段, “9·27”事故的报道量仍然高于“7·23”事故。

但7月24日铁道部发布会后, 媒体的报道量连续两天不减反增, 随后持续高位震荡, 每天都超过1000篇, 事发5天后才明显下降。9月27日上海地铁事故发布会后, 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 该事故的热度迅速下降。加之国庆长假的淡化效应, 呈现平滑下降的趋势, 事故发生后第4天的媒体报道量已经降至200篇以下。10月7日, “12名责任人处理结果”见报时略起波澜, 但也迅速消弭。

国外媒体的报道趋势更加明显。在“9·27”事故中, 呈现兴趣迅速增长、迅速消退的态势, 第5天后几乎见不到相关报道。而“7·23”事故后的外媒报道量持续在高位, 第6天仍然有27篇之多。

上海地铁微博发布分析

此次上海地铁追尾事故中,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的表现引人注目, 因此单独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 及时准确。此次事故发生后仅仅40分钟,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就发布消息。当“官方权威信息”和“未经核实的传言”同时出现在微博的主页上时, 许多有可能去转发谣言的网友改为转发上海地铁的官方消息。27日下午发生的事故,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半天的发帖量就达到26条, 第二天又达到42条, 从信息量方面也满足了绝大多数网友的要求。

(二) 分层发布。微博时代, 受众对发布内容的时效性要求提高, 晚几小时已然谣言满天飞。作为官方信息的传播者, 最明智的方式就是适应这种变化, 将信息拆解, 采取“剥洋葱”式的方式, 满足受众抽丝剥茧的信息需求。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在此次事故中显然较好地适应了这种变化。14时14分, 事故还没发生时, 他们就连续发布7条“设备故障”的信息。虽然在当时未引起广泛关注 (平均转发仅为240条) , 但事故发生后网友和媒体再去追溯时, 自然会对上海地铁这种提前预警的做法产生好感。15时17分,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首次发布“两列列车碰擦”的信息, 在派人下隧道查看后, 于16分钟之后更新为“两列列车不慎发生追尾”, 后一条微博被转发超过1.5万次。16时03分, 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开始发布“伤员救治”等善后信息。当晚舆论稍微缓和之际发布“道歉”微博, 随后发布一系列有关停运和公交接驳的服务信息, 第二天还派人到公交接驳的现场发布动态信息。这些微博的发布时机, 与网络舆论场的主题变化基本没有时滞, 因此获得了正面的评价。

(三) 诚恳道歉。上海地铁官方微博27日17时左右发布:“今天是上海地铁有史以来最黯淡的一天。无论最终原因和责任怎样, 给市民乘客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尤感愧疚。全力抢救伤员;尽快恢复运营;接受和配合有关部门对事故的调查和追责;坚决整改举一反三;再多致歉比起实际损害也显苍白, 但还是要深深道歉。”

这条微博不久后就消失, 后以“再次道歉”的方式重新出现。虽然过程一波三折, 但地铁方面的诚恳并带有一定感性色彩的道歉内容, 仍然赢得了不少网友的支持。一旦在感情上被拉近距离, 受众就不会出现逆反心理。

随后, 上海地铁方面分别在9月28日 (第二天) 、10月6日 (调查结果公布后) , 两次发布感情色彩强烈的道歉帖。绝大多数网友对此给予正面评价。

对策建议

“9·27”事故职能部门的应对总体上较为得力, 但仍有不少细节和做法需要改进和提高。

(一) 调查报告发布可更通俗。公布的调查结果通报里, 包含有“无速度码”、“电话闭塞系统”等专业术语。对于普通公众来说, 理解其中含义基本靠猜, 在网络传播时也可能被误读。有媒体称, “充斥着专业术语的事故通报, 仍然令公众一头雾水”。突发事件的原因通常都比较复杂, 完全通俗化的表达也不现实。但如果在事故报告后添加通俗的注解, 并主动邀请权威专家进行解读, 应该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二) 少说满话、降低公众期待。每次事故之后, 媒体和网友都会习惯性地从过往的报道中, 找出自相矛盾的说法。

“7·23”事故后, 媒体和网友找出央视《焦点访谈》3年前的报道《铁道部总工程师:前车停下, 后车不会追尾》, 央视新闻联播3年前的报道《我国自主研发的自动闭塞系统可防止动车追尾》。“9·27”事故后, 媒体和网友又找出6年前新华社的报道《上海地铁不会发生类似泰国地铁追尾事故》, 东方网2011年报道的《上海地铁运管中心称, 不会追尾》。在突发事件应对中, 如涉及未来情况预估, 最好避免百分之百肯定或否定的断语。

(三) 应避免“轻度追尾”式的表达。9月27日当天15:58, 新华社快讯中采用“轻度追尾”的提法, 这一说法50分钟后被央视《新闻直播间》转载, 截屏图片传到网上后, 引起许多网友的不满。许多名人纷纷加入讽刺讨伐的队伍, 有网友戏称新名词诞生:“轻度”。截至28日下午6时, “轻度”体讨论超过47万条。不管信源如何, 这一说法确实引发了大量的负面评论。在以后的突发事件新闻应对中, 事故的定性应务求准确。

(四) 新媒体发布应增强协同效应。上海地铁官方微博在此次事故中的表现获得普遍好评, 但基本只有这一家涉事单位通过新媒体滚动发布。

如果政务微博已经集结成群、彼此联动, 那么新媒体发布的效果应会更好———市政府新闻办官方微博及时全面地发布重大处置进展、责任认定等信息;上海地铁官方微博侧重发布运营和处置情况;市卫生局官方微博侧重发布伤员救治等情况;市交港局官方微博侧重发布公交配套等服务保障信息。几个官方微博还可以相互转发, 形成密集的网状传播路径, 从而增加正面信息的到达率与覆盖度。

参考文献

[1]庞胡瑞.上海地铁追尾事故舆情研究[EB/OL].人民网舆情频道2011年10月17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GB/210114/15914699.html.[1]庞胡瑞.上海地铁追尾事故舆情研究[EB/OL].人民网舆情频道2011年10月17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GB/210114/15914699.html.

7·23动车事件 篇2

交设0803 颜欢

1104080326 事故原因分析：

事故原因一：由于雷电因素，导致D3115车次车辆停电后停车

近一个月，雷雨天气让中国高铁多批次延误，铁路系统解释，这是处于“试运行时期”或“磨合期”。很少有人关注到，7.23当天另一辆厦门开往杭州的动车D3212先在温州段附近遭遇雷击并出现了故障，动车在半个小时后主电源用尽，车子停驶。同时，在前方十余公里处，双屿区域居民区发生大面积停电。D3115约在19时50分到达永嘉站，广播通知说，因天气原因将延长停站时间。D3115的出站速度正常，并未发现异常。

接下来，D3115在驶向双屿路上，一直以奇怪的低速行驶。或许该车的相关系统此时已被雷击发生故障。而即便是雷击停车，前车司机还可以在第一时间将停车地点及目前概况向调度中心报告。一辆前行列车突然断电抛锚，将引起列控、调度、监测等多个系统同时反应，D3115的车况数据应在10毫秒内传递至相关调度室。

任何一处的断电信息，至少会同时传往温州南站、永嘉站和上海铁路局的监测系统。然后，后方列车的监视屏幕上，将会出现一条红色光带，警示前方情况。如果车距过近，调度室会传输指令到动车装载的ATP系统，使之自动停车。

如果车内断电，车长必须通过紧急无线通信设备，告知调度室车辆情况。在D3115停驶期间，车内手机信号正常，一些乘客拨通了家人电话。

整条甬台温铁路的调度中心，在专设于上海铁路局内的甬台温调度台，它有专用的通信服务器，标配值班人员至少是三位，一位总揽调度，一位协助沟通各站，一位负责维修设备。

D3115在任何路段的抛锚，都可以为调度室知悉。他们拥有整整10分钟时间，让D310司机潘一恒停下车，即便潘未能注意到警示信息，列车中的乘务员也可以在车厢过道的数据仪表上发现信息，提醒驾驶员。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事故原因二：温州南站和永嘉站的列控系统很可能转为“非常站控”模式 目前来看，前车D3115是CRH2型,后车D301是CRH1型。这两个型号的车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发的CTCS-2列车控制设备。设计方中国铁路通号集团的资料显示，全线各站（除温州动车存车场、温州南驼峰以外）均配备相应的地面列控设备，以保证运行区段地面列控信息的完整性。从宁波到温州南，13个上下客站通过带宽2兆的环形光纤网络，日夜交换监测信息。调度室的设备也设计有安全防护。每一套CTC系统设备和传输通道，都采用行话所说的“双套冗余结构”，即每一设备都配有一套即时可开启的备用设备。并且，在关键的信息处理环节，还采用“二乘二取二”的设置，类似于同时开启两种品牌的四台处理器，取两个不同品牌处理器生成的数据，且只有两者数据一致，才会被调度系统采纳。

在永嘉至温州南站之间的自动闭塞系统中，排布着多个无人控制台，它们在实时监控闭塞区间路况，并发出指示信号，即便在停电状况下，也可以继续运转2个小时。正常情况下，在D301接近D3115十多个闭塞区间前，控制台就会发出警告。按理说，当前车突然停驶后，后车的自动控制系统将自动报警，并立刻停止运行。

除非后车司机将自动控制系统关闭，那么自动控制系统没有运行的最大可能性是：前车停止后并未将信息传递给后车，导致自动控制系统错误判断，进而影响到了司机的判断。（亦不排除后车自动控制系统出现重大故障）

据说，D301的运行时速为180公里，这样的速度就可以说明：列车收到的是“绿灯”，并且给予列车的行驶速度权限极高。

7.23动车追尾的根本原因是，区间及温州南站信号控制设备失灵，对前车（D3115）占用区间没有任何反应，没能导向安全（显示红灯）以及启动后车（D301）的紧急制动设备。至于信号控制设备失灵的原因只能有两个：一个是信号系统设计，一个是信号设备质量。系统设计隐患的可能性极小，可以认定是设备质量的问题！地面信号及后车（D301）车载计算机均显示一路绿灯，按规章规定D301司机必须以正常速度行驶。前一个区间被（D3115）占用，自己车组的紧急制动设备失灵，他一无所知。等到他目测前方有列车而紧急制动，已为时已晚。后车（D301）司机不但没有责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中国动车和高铁事业，D301动车组司机是烈士，而且是本中国最大的功臣！

前车（D3115）司机只有一种职责，按调度的指令即温州南站车务值班员的信息行事，驾驶室内的控制设备没有向后发车出任何信息的设计程序，前车（D3115）司机也没有任何责任！

安全措施：

铁路信号的功能是保障列车安全正点，区间空闲或占用由轨道电路监控，信号控制系统的电源是专用供电，由地下电缆输送。首要任务就是保障铁路信号系统的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开展了安全大检查活动，全面排查和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发生新的严重事故，全力稳定运输安全局面。

高速铁路是一个系统的科学运营管理工程，对专业化的要求非常高，但专业精神这一点，整个中国社会目前都还是比较欠缺的。所以，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实现动车、信号系统、列控系统的国产化，掌握其核心技术，自主研发制造，彻底摆脱国外技术垄断，“先引进后吸收”的捷径应该着手转变。中国高铁发展的前提是：信号控制系统及设备质量绝对安全可靠！

7·23动车事件 篇3

此次中国铁路建设投资公司主要受南昌铁路局、成都铁路局、南宁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和上海铁路局委托，对时速250公里动车组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且采购资金已经落实。按照中铁总此前提供的采购信息，本轮包括动车组、货车、客车和机车的采购总额将超过500亿元。

动车组招标重启的信息，令两大铁路车辆装备制造商大为振奋，因为过去两年，受“7·23动车”事故和铁路投资降速影响，中国北车（601299，股吧）和中国南车（601766，股吧）已经没有获得新的动车订单。原本承接的1300列动车组订单于今年年中就已全部交付，如再无新订单，将面临生产线停工的窘境。

记者了解到，此次动车组招标也是迫于新线投产的需求所致。今年年内，多条铁路线路将建成通车，如厦深铁路，向莆铁路、玉蒙铁路、渝利铁路、武咸城际铁路和宁沪甬高铁、津秦客专和哈大高铁等，多条线路均需要时速在250公里以上的动车组。

消息人士透露，除了91列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中铁总已经向中国北车旗下的长客股份定向招标了26列时速300公里以上的高寒动车组，另一批时速等级在300公里以上的非高寒动车组的招标也将很快会揭开面纱，招标量在42列。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7·23动车事件 篇4

一、事件回放

2011年7月23日, 在温州双屿下岙路段, D3115次动车与D301次动车发生追尾。事故发生后, 铁道部等相关部门展开了救援。但是救援过程及其善后处理仍然遭到各界的质疑。政府被迫围困在各类舆论的洪流中, 公信力一度降低, 形象遭受到极大损害。2011年7月10日, 日本本州岛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7.3级地震, 并且引发了大范围的海啸。随后, 日本政府反应迅速, 日本国民自发组织起来避难逃生。整个事件下来, 伤亡情况屈指可数。实际国民经济损失被控制在最低范围内。

二、比较维度

比较维度一, 政府危机意识与危机预警系统的拟定与建立。政府的危机意识不仅指政府本身, 而且还指政府对人民危机意识的培养。一方面, 中国正热衷于推进动车大跃进, 却忽视了大跃进过程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另一方面, 据多数幸存者反映, 他们根本不相信危机会发生在在自己身边。同年, 日本政府应对7.3级地震的从容与我国政府形成强烈反差。正如李兆忠在《暧昧的日本人》中写到的“也许除了犹太民族, 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民族像日本人那样有着强烈的生存危机感和家园情结。”日本政府在不少地区设有“灾难模拟设施”, 可以让国民在体验“灾难”的过程中加深现场感。

在了解了事故发生的前后, 不少人追问:在D3115动车停车后为什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通知随后而来的D301次动车?这几分钟内, 动车的预警机制为何反应如此之慢?这其中其实存在着不科学的预案和预警系统。预警系统并非是孤立的, 而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联动每个环节需要我们深刻地研究。反观日本地震的危机管理, 可谓是有条不紊。这背后其实是科学有效的危机预案以及预警系统起作用的结果。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实时地震预警系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80年代, 日本铁道技术研究所已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用的地震预警系统。而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全国性地震预警系统, 也由日本人建立。在预警系统争取来的10秒中, 日本国民可以迅速躲避逃生。

比较维度二, 透明危机管理的信息, 面向媒体大众。公共危机是指政府面临的一种危机情势, 在这种情势下, 社会系统的各方面价值和准则将会受到威胁, 这就需要决策者在比较模糊紧张的情况下做出关键性决策, 采取应对措施。当危机发生时, 常常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尤其在媒体成为第四权力的象征的时期, 真诚的面对媒体大众, 利于危机的处理也利于政府形象的塑造。

在动车脱轨事故救援中, 政府由于未能及时公开信息造成了社会多方质疑与误会。譬如在救援中掩埋事故车厢、事故死伤人数等问题上, 媒体都有不同程度的质疑。同时, 在与媒体打交道上, 政府还缺少相应的技巧。媒体发言人的言论在一定程度也影响着危机管理的进展和政府形象的塑造。如今网络上流行的“至于你信不信, 反正我信了”恰好折射出我国政府应对媒体的疲乏。7.3级地震后, 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召开记者会, 向媒体通报了政府掌握的死亡人数及救灾举措, 表达政府透明处理灾难的态度。这样的举措让民众感觉到政府救灾的坚决和诚意。此外, 日本政府在各机构的网页也同时公开信息。例如, 首相官邸网页上开设了“东北地方太平洋地震应对”专栏, 介绍首相和官房长发布的命令、应对措施和主要记者招待会的录像。

比较维度三, 公共危机善后。它是危机应对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环节也是政府形象补救的重要环节。危机管理善后过程中, 政府要最大限度的维护公众利益, 不能过于考虑成本。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要适当的安慰, 必要时要辅之以心理干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即要吸取教训, 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然而对照之下, 7.23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理差强人意。且不说政府是否向受害民众带去心理安慰。从铁道部门与受害民众围绕着赔偿问题争执不下的事件看来, 政府连最基本的善后处理都没做好。而日本政府在7.23地震的善后处理中, 却未见多少负面新闻。相反, 首相对民众的慰问以及致歉、承诺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三、总结与启示

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表现关系着政府形象的塑造。中国铁道部在事故处理中表现出来的不成熟, 使得其自身的权威和公信力遭受到严重的伤害。反之, 日本政府对地震危机的从容应对却在国民心中乃至整个国际塑造了一个“震而不乱”, 坚强政府的良好形象。政府形象塑造与公共危机管理需要与世界接轨。通过中日两个实例的比较, 我们可以归纳出公共危机管理的正确途经:通过树立危机意识, 拟定预案和建立预警机制, 防范于未然。当危机来临时我们要正视危机, 了解危机的真相, 这是处理危机的前提。并在处理过程中, 不忘公开信息, 面向媒体大众并与之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 这样不仅能够获得多方助力, 而且能够消除不必要的误会, 提升政府形象。最后, 危机过后, 有效的善后和总结是政府形象的补救的重要一环。

摘要：近几年来, 公共危机的频繁发生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伤害。在公共危机中处理中, 政府责无旁贷地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而政府对危机处理的好坏也直接影响到政府的形象。本文通过比较, 分析中日两国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不同方式, 从而探究危机管理与政府形象塑造的关系;通过归纳两者处理方式的异同及所带来的形象塑造差异, 探究出公共危机管理的正确途径。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形象塑造,多维度比较,途径

参考文献

[1]孙迎光、韩秀景:《组织形象塑造——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版第26页[1]孙迎光、韩秀景:《组织形象塑造——现代公共关系理论与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9版第26页

[2]朱晓宇:《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青年记者.http://www.cnki.net[2]朱晓宇:《危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青年记者.http://www.cnki.net

7·23动车事件 篇5

（1921年7月23日——1949年10月1日）

1．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1）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依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从此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不断向前发展，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

（2）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和斗争策略，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

（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方法，并沟通了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为中国革命获得广泛的国际援助和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提供了客观可能性。

2．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确定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二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历史意义：中共二大正确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指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对中国革命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3．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

历史意义：第一次运动高潮，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密切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和组织起来的。这些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为党建立同其他革命力量的合作、掀起全国规模的大革命推备了一定的条件。通过这些斗争，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密切了同工人阶级的关系，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同时，这些斗争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教训；第一，中国革命要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无产阶级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仅仅依靠罢工等合法斗争是不行的，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4．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历史意义：党的“三大”所确定的建立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使共产党活动的政治舞台迅速扩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为波澜壮阔的第一次大革命作了准备。

5．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历史意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后来，全国反帝反封的国民革命运动迅速开展起来，北伐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国共合作团结了一切可团结的阶级，共同反帝反封，壮大了革命力量。但是，革命统一战线仅维持了三年半时间，在革命形式一片大好，即将取得国民革命胜利之时，国民党右派却突然叛变革命，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但他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6．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突然在南京路上向游行的群众开枪，激起了上海乃至全国民众的愤怒，全国各地有170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反帝运动。历史意义：五卅运动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的发展作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党组织也得到极大发展，在斗争实践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为以后党领导大规模的群众斗争奠定了基础。

7．北伐战争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约10万人从广东分三路正式出师北伐。

历史意义：北伐仅一年时间，基本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队，重创了军阀张作霖的军队，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加速了中国革命历史的进程。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是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向北洋军阀实力较为薄弱的湖南、湖北进军，消灭吴佩孚军，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军，最后北上解决实力最雄厚的张作霖军；发扬长驱直入，运动歼敌，穷追猛打，速战速决，英勇顽强，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这次战争中途夭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建立无产阶级军队，开展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从而开始走上创建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革命道路。

8．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领导北伐军3万多人，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历史意义：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带有全局意义的一次武装暴动。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9．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历史意义：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后，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党在农村领导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这次会议对于挽救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危局，实现党的战略转变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错误观点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情绪相结合，使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同时，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在组织上则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或不适当地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纯工人成分的意义等。总之，八七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没有注意防止“左”的思想的出现，使“左”倾情绪在党内滋长起来，给后来的中国革命造成很大的危害。

10．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受党中央委托，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赶赴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

历史意义：秋收起义的爆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创建了我党第一支工农军队，设计制作并率先起了我党的第一面旗帜，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诗词中所说的：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标志着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最后，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转兵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中国共产党从此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11．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到达江西井冈山，创立了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历史意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1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历史意义：中国六大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统一全党思想，发展革命力量。大会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并指出党在当时的总任务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这次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3．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历史意义：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军建党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核心内容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会议解决了如何把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实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14．红军反“围剿”战争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调集军队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反革命“围剿”，红军取得了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历史意义：中央苏区和红军的5次反“围剿”斗争，以它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促进了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全面发展，代表了中国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辉煌；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从反面说明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对革命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而整个反“围剿”的实践，则为中国共产党造就了第一代善于治党、治军乃至治国的领袖。

15．中央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开始实施战略大转移。

历史意义：

一、长征胜利的政治意义：长征的胜利粉碎了蒋介石扼杀中国革命的企图，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红军长征胜利实现了我党北上抗日总方针；红军长征的胜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共产党路线方针的胜利；通过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的指导地位；长征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有了稳固的后方。

二、长征胜利的军事意义：长征的胜利说明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我军优良传统的核心和灵魂；长征的胜利说明，只有思想、路线上的团结，才能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长征的胜利同样凝聚着军队建设和发展的丰富经验；长征血与火的斗争保存、锤炼了中国革命的骨干力量。

三、长征的精神意义：长征精神是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精神，长征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典范；长征是人类历史上艰苦奋斗精神的楷模；长征的红军将士心系他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彪炳千古；红军将士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的品质光耀历史；长征精神是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6．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历史意义：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17．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八一宣言”。

历史意义：“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基本形成。在实践上，它获得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巨大政治影响，有力地鼓舞和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发表的宣言。这一宣言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刊登，后辗转传入国内北平、上海等地，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华北党组织发动一二·九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

18．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历史意义：瓦窑堡会议是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遵义会议只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决议，而瓦窑堡会议则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它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既着重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警戒全党汲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失败的教训，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19．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

历史意义：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内战，开始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新阶段，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奠定了全民族抗战的基础，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国提前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由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合法生存与喘息休整、壮大的机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开辟了发展壮大的前景，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20．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

历史意义：会议指出了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的原则区别，确立了共产党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利用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正确地指导了党和军队实行由国内战争到民族战争、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和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指明了正确道路。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和各项具体政策，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指明了方向。

21．平型关大捷 1937年9月25日，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一部进入平型关，八路军发起攻击，取得了抗战以来歼灭战的第一个胜利。历史意义：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国内一些人的“恐日病”和抗日“亡国论”，极大地振奋了人心，增强了全国人民和各爱国武装力量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同时，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为八路军在华北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22．《论持久战》发表 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

历史意义：在《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的根本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制订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证明了其无比的正确性；它可用于指导反侵赂的现代局部战争，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23．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出动百余个团，沉重打击了日军。

历史意义：百团大战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策应了正面战场作战，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诬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

24．皖南事变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突袭。

历史意义：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正式撕下了伪善的面具，惊醒和教育了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人们，孤立了自身。中国共产党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赢得了多方面同情，扩大了群众影响，提高了政治地位。

25．大生产运动 1942年底，中共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历史意义：生产运动起到了支持长期抗战，战胜困难，渡过难关，继续坚持长期抗日的目的；缓解了军民供需的重大矛盾，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扼杀中国共产党革命力量的企图。同时，“通过参加生产，提高劳动观念，增强官兵关系、上下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密切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使他们不仅会进行革命战争，也学会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实现自我发展。

26．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春，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历史意义：延安整风运动，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树立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并帮助大量非无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转变了思想立场，使全党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保证。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延安整风彻底揭露、批判和清算了党内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27．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历史意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28．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

历史意义：会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强调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次大会，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它在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证。

29．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等抵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并签署了《双十协定》。

历史意义：重庆谈判的举行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表明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重庆谈判作为战后中国的重大政治事件，把国共两党的合作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战后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格局，同时也为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30．土地制度改革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

历史意义：全国土地会议及时总结了土地改革工作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土地政策，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这次会议对深入发动农民群众，推动土地改革运动的全面开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次会议也存在一些缺点。会议确定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方针，助长了农民群众中存在的平均主义倾向，再加之没有制定完备、细致、具体的政策，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土地改革中侵犯中农利益和破坏工商业的问题。会议对前段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问题和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的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对于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却注意不够。这些缺点，是今后一段时间里各解放区在土改和整党工作中发生“左”的偏向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共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健康发展，为实现贫苦农民的翻身解放并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

31．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即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历史意义：三大战役消灭了绝大部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三大战役的胜利，使人民群众胜利地完成了与敌主力的战略决战，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32．七届二中全会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历史意义：七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建设是一个伟大工程。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七届二中全会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召开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会，会议做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有重大作用。

3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

7·23动车事件 篇6

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传播技术更加发达,新的传播媒介也随之孕育而生,这样不仅加强了公民之间的交流,而且增强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微博用户数已达到2.12亿。新的信息技术对公民的生活、学习、工作等各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公民的沟通方式与社交方式。需要重视的是,现代信息技术拓宽了新媒体在社会融入与公众参与等方面的道路与角色,发挥着巨大的潜在能力与功能。一方面,在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公众作为媒体终端的使用者,不仅积极参与这场革命,而且积极推广发展新技术。另一方面,新媒体传播已经成为公众利益表达的新型方式与重要方式,并逐渐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本文重点研究微博传播对公民参与政府政策的影响过程,同时探究民众如何使用微博这一新媒体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本研究首先回顾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的整体发生过程,着重分析此类“由新媒体推动的突发公共事务活动”的影响。其次,分析了微博在此类政府决策事件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突发事件以后,微博能够迅速成为公众发布信息与获取信息的平台,并且能够将民意传达给政府,聚集民意,使公民有效地参与到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这些与微博的天然优势紧密相关,微博传播具有简易性、及时性,受地点时间控制程度较低、发布门槛低,并能为大多数微博用户接受信息等。在发生事件过程中,每个微博用户使用者,都具备及时发布信息的能力,都有及时报道的条件,可以迅速传播信息,扮演着市民记者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微博传播的速度甚至比政府迅速,并且使政府了解民意,应对事故危机,采取紧急救援措施,对民众的质疑进行解答,正面回应公众,建立有效的信息服务平台。最后,总结微博传播对公众参与、构建电子政府新平台的影响作用,并进行归纳和预测。

二、7.23温州动车事件的微博传播和公众参与

本文选择2011年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为案例分析,研究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的关联性。本文选取7.23温州动车事故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事件整体持续时间长、民众参与程度与关注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另一方面,温州动车事故事件是较早实现政府、新媒体传播媒介、公众良性互动的典型案例,打破了原有的互动关系模式。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微博成为公众获取事故具体消息的第一信息源与主要信息源,并且汇聚了各个阶级层面不同的意见与公众关于事故不同的态度,使政府与公众进行良好的互动,避免了“民意暴力”等现象,推动事件得到良好的解决。

(一)7.23温州动车事故起因

在动车初建时,其安全性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且在修建时期,就有事故发生,这在公众面前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这一阶段到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属于事故的潜伏期。自从2007年以来,我国开始运行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动车。王勇平为当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他向记者和公众介绍动车大提速,当时有些铁路干线时速调到200公里及其以上。这一举动顿时就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公众担心是否将安全放在了第一位,还是片面地追求速度,牺牲以出行安全性为代价。铁道部其他相关负责人张曙光面对公众质疑时,提出此次列车提速并非只考虑速度,也将安全因素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并声称提速是建立在科学的论证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的。2011年7月23日晚上20点34分,发生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此次事故共造成40人遇难与身亡。获取该信息的第一来源为新浪微博,所以,微博成为舆论聚集与公众表达意见利益的主要平台。

(二)微博传播:公众参与与事件扩散

温州动车事故事件经过:

2011年7月23日20时27分,@Smm_苗①发布第一条现场微博,这标志着事故的发生:“狂风暴雨后的动车这是怎么了?爬得比蜗牛还慢……可别出啥事儿啊。”在较短时间内就被评论了7600多条,转发多达2.4万次。

7月23日20时33分,@羊圈圈羊发布第一条现场求救微博,内容:“求救!现在车厢里孩子的哭声一片!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出来!快点救我们”,这条微博被转发10万余次。

7月23日22时30分,发布救援以及鲜血微博,有记者报道,“事故发生以后,市民积极展开救援,其中有一位市民开了一辆面包车,来回开了四趟,救出许多人”,众多网友积极为遇难者献血。这一阶段微博上关于献血的转发量高达十万。

7月24日凌晨,微博网友热议:“掩埋尸体、活化尸体、死亡人数超过两百人。”这一时期救援工作基本结束,并开始处理现场。

7月24日上午8时微博寻人在微博上寻人的信息被转发了50万次。

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小伊伊的获救:小伊伊获救后,珠海政协委员陈利浩发布微博,内容如下:“本人承诺:凡本微博被转发一次,就捐献一元给小伊伊!”据新浪微博统计,微博发布时间是7月26日上午10时50分,这则微博在24小时内就被转发90多万次。关于小伊伊的讨论新浪微博有2439174次相关微博(截止2013年1月9日24:00)。

2013年1月9日,微博话题:#动车遇难者一路走好#,以它为话题共产生有14832条祈祷祝福的微博;文章《永不抵达的列车》纪念在事故中遇难的大学生,其微博评论量约为1.2万,转发量也高达7万多次。

(三)政府行为:事件的转折与参政公共服务平台的搭建

政府有效运用微博平台进行危机事件处理,已经是政府日常工作以及应对危机的重要方面。在7.23动车事件过程中,一部分地方官员在微博上也拥有众多听众,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关注,如浙江省常委、组织部长蔡奇拥有443万腾讯微博听众,在事故五个小时内,就发布微博36条,密切关注事故进展与救援情况,赞扬温州“的哥的姐”免费送志愿者到医院义务献血。

自动车事故发生至24日22:45分,这一阶段是温州动车事故危机突发期。在此阶段过程中,中央领导与地方领导均快速做出反应,第一时间展开救援工作,抢救遇难者,并进行行政问责,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应负责任者进行调查处理。除此之外,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向公众介绍了事故发生的情形,并对公共的质疑进行解答。这些有利于缓解公众对事件的部分质疑,并体现了政府人文关怀的理念。29日新华社公布了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91.5万元,在危机蔓延阶段,政府表现极为活跃,主要表现在:抢修事故路段;总理召开会议听取事故救援进展;陆续公布遇难者名单;向外界公众与新闻媒体公布救援情况;并对遇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开展行政问责等。

在危机恢复阶段,公众对事故的讨论逐渐减少,媒体对事故的报道量也减少,各项工作都逐渐恢复到常态。在这一阶段,政府为安抚民情,重塑政府形象也做出了一些工作的改进与努力,如8月16日零时开始,北京到天津以及上海到杭州两条高铁的时速都分别比之前降了50公里。2011年12月28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布了事故调查结果,铁道部也再次向公众道歉。

三、微博传播的角色和功能

在7.23温州动车事故事件中,民众凭借新媒体自发地参与到与政府的互动博弈过程,而政府也利用新媒体化解危机,搭建起与公众意见表达的新渠道,为电子政府模式提供新思路。新媒体传播媒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使用微博条件限制较低,只要是手机终端使用客户,大都具备使用并发布微博的条件与能力。《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出,在使用微博的人群中,手机客户端的比例高达66%。可见,微博使用具有简易性与移动性,这些特点可使用户养成“随手拍”“随手记录”的习惯。其次,微博发布控制在140字以内,在危机突发时,强调发布的及时性,必然不会编辑过多的文字发布,这与及时发布相吻合。

其次,微博发布无固定时间限制。危机事件的发生,一般都是突发现象,并且发生后变化快、信息量大。在微博上发布消息,可以真正做到与发生事件同步发布,不延后、不滞后。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发生以后,仅仅几分钟时间微博就有消息发布事故原因,这正体现了微博传播的同步性,也是事件快速传播的根源所在。与此同时,微博传播不仅加速了信息的自由流动,而且还使分散的民众聚集为群体,从而扩大事件的影响范围与影响规模。

第三,微博终端的最终使用者,即公众变为市民记者,成为发布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力量源。这种新型的传播群体与传播方式较以往传统的大众媒体,具有发布及时、速度快、可信度高等特点,对传统传播媒体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因此,微博传播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以往传统的传播局势,推动着新的格局兴起。

四、结论

在以往微博传播的研究中,多从通讯技术发展特征角度谈起。而本文则着重研究微博传播与扩散如何影响公众参与和公众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上,从而为新型电子政务模式的构建提供思路。

(一)微博传播与公众参与

从应用技术和传播功能来看,微博的形成与发展以更便利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传播为初衷。与此同时,微博的传播也冲击了传统传播媒体,它使公众表达利益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个体或者部分群体,而是将个体、群体和组织团体相互连接起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交往平台。然而,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科学技术本身不会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也不会自动提升制度的民主化。对于公民参与意识与决策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是沟通双方的素质。这也是越来越多的学者由关注通信技术本身而转向科技所能提供的信息的原因所在。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工具,已经在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有所渗透。作为微博使用的载体,手机的普及为微博用户搭载了更便利、更广阔的运行空间。微博发起的动员行为淡化了公众与私人使用通信等媒介的界限。新的科技革命以及通信技术给市民的身份增添了新的含义,同时也赋予其更多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公众通过微博传播在扩散信息时,也与政府取得了对话,公众将获取的信息以及利益诉求与政府展开对话。与此同时,从政府层面来说,公众有更多的方式与途径获取信息,其获取手段也更加具有主动性,微博传播也使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由个体走向群体,具有更强的爆发力与无法预测性。

(二)微博传播:构建政务微博新平台

对于中国当前和未来发展来说,微博传播形成的信息传递与公众舆论,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经济的发展。只要有手机终端,就具备发布微博的条件,就具备传递信息的能力,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因数字鸿沟而产生的差距与不平等,有利于带来信息共享,使贫困与基层的人们同样获得丰富的信息,即有利于消除“数字鸿沟”的不良后果。微博传播增加了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机会与可能性,增加了与政府开展对话的机会,也增加了公众有序参与民主制度建设过程的机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也可以聆听来自基层的声音、了解真正的民意,也有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建设。在7.23温州动车事故过程中,微博传播建立起了有效的电子政务平台,将众多微博网友的心声与利益诉求等表达方式传递给政府相关人员,为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提供高效的平台与有利的条件。所以,微博传播等新型媒体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也降低了公众参与的门槛,增加了公众与政府对话的机会,有利于新的参与格局的构建。

当前,伴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要加强对新媒体传播特点的研究,同时保持前瞻性:新媒体传播既可以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有效平台,但又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操控,引发社会的不稳定。因此,首先,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人员应该提高其媒介素养,积极探究影响公众参与的因素,探究公众影响政府决策的途径、方式以及其他新型媒体;其次,政府部门与其他有关单位应了解与把握公众舆论的发展方向,并能够正确引导公共舆论朝着良好方向发展,探寻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与规律,加强政府官员对新媒体的掌握程度,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

摘要：以2011年温州发生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探讨了微博对公众参与、社会融入和市民性的培育和影响。以微博为主要信息获取平台,公众在事故发生后积极关注与参与;与此同时,事件发生后也同样以微博为载体,积极搭建与市民的信息沟通渠道与反馈平台。7.23温州动车事件为微博传播、公众参与和电子政务相互融合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对公众而言,以微博为媒介的传播扩散,为公众参与并关注社会公共事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对政府而言,新媒体传播的普遍性、及时性等优势,有助于形成并规范信息沟通与反馈机制,是吸纳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和民主监督过程,提高政务微博的能力与水平。

关键词：微博传播,公众参与,电子政务,突发事件

参考文献

[1]赵莉,钱维多,崔敬.互动传播的思维[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2]贺文发,李烨辉.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与公众[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M].11-13.

[4]陈潭.网络时代的微博问政[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91-96.

[5]马静,徐晓林.政务微博问责泛在化研究[J].电子政务,2013,(01):22-26.

[6]李强彬,陈晓蕾.政务微博中的公民参与:限度与突破[J].理论探讨,2015,(02):158-162.

7·23动车事件 篇7

文章下文的分析将以新浪新闻对“7.23事件”的报道为依据展开分析和论述。

一、对“7.23事件”的陈述和分析

1. “7.23事件”的报道

新华网快讯:2011年7月23日20点34分, 一辆杭州往温州方向的动车行驶途中, 两节车厢脱轨掉落桥下, 目前死伤情况不明。

新华网温州7月25日电 ( 记者张和平、李亚彪、崔峰) 综合温州市政府相关部门信息, 到25日中午13时, “7·23” 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8人遇难。

据温州市有关方面介绍, 最近的3具遇难者遗体是在现场发现的。这个数字加上此前视频: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已有38人遇难来源:东方卫视《东方新闻》铁路部门与地方上公布的35人死亡人数, 遇难者总人数达38人, 但这并不是最后的遇难者数字。此前, 24日晚, 铁道部在温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据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介绍, 已确认有35人死亡, 192人受伤。

按照新浪官方的报道,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40人死亡。

2. 媒体和受众对事件的反应及分析

截止2011年10月26日, 新浪新闻“7.23事件”专题报道中的“最新消息”共714条, 从事故发生到事故的进一步发展都给与关注。事故发生后媒体和公众对事故发生时间、原因、死伤人数、救援过程等存在诸多疑问, 这些疑问在网络上持续发酵, 有待媒体和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发掘、 调查真相。只有清楚地了解了这些问题之后, 才能真正像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昨晚所说的那样, “让老百姓放心”。

疑问1 :事故到底发生在何时?

疑问2 : 雷击到底破坏了什么设备?

疑问3 : 追尾时“自动闭塞系统”在哪?

疑问4 : D301为何会行驶在D3115后面?

疑问5 : 为何事故未处理完就赶通车?

……共计10个主要疑问

面对媒体和公众提出的诸多疑问, 政府应该如何应对?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直接让我们思考中国跌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以及政府在处理突发事故过程中的作为和并不作为问题, 政府是否能做到“让百姓放心”?在事件发生后, 政府行动迟缓、对事故的原因迟迟不能公布, 后期的事故调查报告一拖再拖, 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二、从“7.23事件”的分析看政府如何正确地应对媒体

1. 随大限度地公布事实真相

笔者认为事实的公布应该遵循有限的原则, 即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的稳定和团结, 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 以恰当的方式把事实的真相公诸于世。政府公信力的建立往往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中, 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发生以后,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原因的解释和救援工作的实施中都出现了很大的失误, 这不得不引起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和谴责。面对媒体“事故到底发生在何时?为何对事故车厢“挖坑填埋”?”等质疑, 政府必须做出及时的回应, 而不是逃避。

2. 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

新闻发言人制度是政府面对外传播政策和表达态度的重要途径, 在重大事故和重大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 新闻发言人作为政府的官方代表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言行在表达政府态度的同时充分考虑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心理。

3. 适应新媒介环境

新媒介环境条件下, 信息的超高速传播已经成为现实, 政府必须适应这种新媒介环境, 以最快的速度表达最准确的信息。“7·23”事故发生后, 有媒体提出“事故到底发生在何时?”的质疑, 发现最初政府官方给出的事故发生时间比很多媒体给出的时间早了7分钟, 但是事实是有网友在该时间还发了微博, 当时列车尚未发生事故。这样的失误是很难让人们原谅的。所以适应新媒介环境, 做到准确及时地应对突发事件是很有必要的。

4. 正确应对国外媒体

不仅国内媒体是这样, 对于国外媒体的正确应对也非常重要。《纽约时报 》在人权和文化保护问题上对中国存在着 “刻板印象”或“偏见”。由此可知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存在的东西方理念冲突问题就成为一个符号, 这个符号就是国家形象的显性要素。

国外媒体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虽然不一定与事实相违背, 但是它们所占的视角和报道的重心往往对公众有所误导, 所以政府应当积极应对, 面对外国媒体应当谨慎而大胆, 把事件本身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一切做到让老百姓放心。

三、结论和启示

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 新媒介环境的产生对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 这就要求政府必须与时俱进。面对媒体的质疑和问责, 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应对态度而不是逃避。具体来说, 随大限度地公布事实真相, 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发言人制度, 适应新媒介环境。

总的来说, 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正确地处理这种关系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公信力, 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摘要：现代社会由于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网络上的各种诸如博客、微博等新的信息传播和交流平台的产生和普及, 信息的传播速度、广度、深度呈现前所未有的景象。近年来各种网络上的舆论热点事件都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尤其是面对媒体的狂轰滥炸, 政府在应对上有时候显得力不从心,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思考这样的问题, 当突发事件产生的时候, 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媒体的质疑和反问, 并思考如何正确的解决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