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共12篇)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有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需要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服务型政府, 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更好地服务。依法行政是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关键的一环, 政府只有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 坚持依法行政, 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一、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的内涵
依法行政, 指行政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必须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 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严格执法以实现公平、公正的社会运行秩序。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职能模式, 它是在公民首位、社会本位理念的指导和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 经过法定程序, 按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应以民为本, 依法行政, 坚持公民第一的理念;服务型政府应秉承公民至上, 高效便民的理念;服务型政府应树立民主开放,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服务型政府应强化有限政府。建设服务型政府能够解决我国社会严重失衡的现状, 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政府公信力, 进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二、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依法行政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前提。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理念是建立在建设法治政府基础之上的, 法治政府侧重于依法行政和完善政府法治建设, 而服务型政府则侧重于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前提和核心都是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不仅有利于实现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还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的落实, 全面切实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
第二, 建设服务型政府拓宽依法行政的外延。服务型政府的核心内容是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 核心是处理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理顺行政执法体制, 规范行政行为, 提高政府公信力等一系列新要求、新标准极大地丰富了依法行政的外延, 将建设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问题
(一) 服务观念上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应以公共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 但当前存在一个突出问题, 就是一部分政府公务人员在服务观念上存在问题。一些地方政府重视形象工程, 而忽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忽视人民的公共利益。以实现人民公共利益为任务的政府, 应当寻求多元利益关系的那个均衡点, 从而发挥政府作用, 为人民提供服务。我国政府大多是经济型政府, 重点参与和干预微观经济, 而不重视公共服务的提供。针对这个问题, 党中央指出各级政府应放开市场经济, 只能为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能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这一具体要求有利于摆脱过去政府干预经济的羁绊, 实现转变政府职能, 达到服务型政府的最基本要求。
(二) 服务内容上的问题
服务型政府建设不应只是口号, 而应落在实处。许多地方政府设有市长信箱、政府主页、听证会、办事大厅等, 但这些并不够, 还不足以满足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个全方面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理念、政府制度和政府行为方式的全面创新。我国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 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政府应为人民提供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民生性服务, 提供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 提供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基础性服务, 提供生产、消费等公共安全性服务。
(三) 服务方法上的问题
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严重失衡, 使得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存在地方差异。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地区, 政府的服务措施方法有待提高。如今世界, 不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 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服务方式也应不断改革创新。互联网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为政府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提供了多种渠道, 政府应大力推进电子政务等手段, 使服务更加高效和透明,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提高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
四、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依法行政推行
(一) 坚持依法行政, 打造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之一, 要将依法行政贯彻到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各个环节。组织政府法治要求政府组织的性质、任务、职权、组成、变更、人员任用等都必须有法可依。运行政府法治要求政府的行为必须依据法律, 并遵循法定程序。监督政府法治, 要求政府必须处于强有力和严密的监督中。依法行政要求各级政府在向人民提供公共服务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 要严格遵照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 要按照规定的政府应向人民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品种、数量和程序来进行提供。第二, 各级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的行政决策机制, 实行社情民意反映制度、重大事项社会公示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 使决策充分反映民意和广泛集中民智, 体现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实现依法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 体现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 享有立法权的地方政府应以严格按照国家根本大法的规定为前提, 再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 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好该地区关注民生的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实施, 还应依据地方情况做好当地政府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工作, 提高地方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 进一步规范政府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为, 避免政府的服务仅存在于形式。
(二) 坚持政务公开, 打造透明政府
近年来,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我国在政务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在行政许可法、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法规等多部法律法规中都对政府信息的公开做了明确规定, 使政府政务更加公开透明。政府作为人民的政府, 为人民服务是政府工作的宗旨, 对人民负责是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 政府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 必须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政府没有自己的利益, 只有人民的利益, 因此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是透明的, 接受人民的监督。政府接受人民监督, 实现政务透明化, 政府官员才不敢懈怠, 才会体察民情, 顺应民意, 政府才能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 政府的公信力才能够得以提高。
(三) 坚持问责制度, 建设责任政府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责任是政府行使权力应尽的义务。无论哪个职位, 都有其应有的责任。如今社会法治制度越来越健全, 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若因不作为、乱作为或不当作为而对人民利益造成损害, 那么必须要给人民交代, 有关人员必要受到严肃追究。此外, 政府应向公民提供修复自己受损权益的渠道, 以防公民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不满意却无处申诉。服务有责, 不仅保障公民权益, 也是对各级政府行为的有效监督, 使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断规范提高自己的行为, 提高服务质量, 提高公民对政府所提供服务的满意度。
五、结语
依法行政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自由;有利于加强廉洁政府的建设, 保证政府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坚持工作原则及工作宗旨,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有利于防止政府行政权力的缺失或滥用, 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有利于带动全社会尊法、守法、维法, 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的目的与意义存在许多共通点, 因此,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如今社会发展发生深刻变革背景下的大势所趋, 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 只有坚持依法行政, 才能实现法治的规范和约束。也只有坚持依法行政, 才能建成一个深入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 为人民服务, 让人民满意的法治服务型政府。
摘要: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依法治国的推进。中央领导在一系列讲话中强调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 要求党和政府的各阶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行政,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深化政府体制改革, 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建设服务型政府, 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文章将明确服务型政府与依法行政的内涵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提出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一些问题, 探究服务型政府理念下依法行政的推行。
关键词:依法行政,服务型政府,小康社会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2
《新学术论坛》2008.04期
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探讨
陈 云
(西南政府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从多次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权力问责”色彩较浓,“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关键词]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行政问责制
弗雷德里克.莫舍认为:“在公共行政和私人部门的所有词汇中,责任一词是最为重要的”。[1]按照西方契约理论,政府权利是由人民委托赋予的,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因此,作为权力代理者的政府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了敦促政府切实对人民负责,行政问责制便应运而生。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依法享有问责权的问责主体对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公共危机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人员实施责任追究的制度。目前由于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制度问责”缺位,这使得一些政府及公务员疏于履行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必须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激励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恪尽职守,以维护公共安全。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的意义
(一)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的需要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目标在于维护公共安全。不少思想家都表达了维护公共安全是国家重要职能的观点。比如,马基雅弗利认为,保障人民的安全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之一。在他看来,国家的建立,除了战争因素外,人类本身的脆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2]洛克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认为人们通过签定契约,自愿放弃他们单独行使的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而成立国家的目的在于更安全地保护其财产、生命和自由。然而,国家的应然职责并不意味着政府切实履行了该职责。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和消费者在经济领域中的行为一样,都以利己主义最大化为原则。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职责的严重缺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因此,加强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增强政府及官员工作的自觉性,实现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构建法治政府的需要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治包括两重含义,即“已成文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3]因此,有法必依是法治的重要构成要件。依法行政在我国已成为对政府及公务员行政行为的制度性要求。然而由于受相关制度安排滞后和人治传统的影响,政府的违法行政行为大量存在,若发生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将会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重大损失,破坏社会的稳定。权力不受制约,会成为专制的工具,而行政问责是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是坚持依法行政,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穿
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存在的问题
2003年非典期间,上千名官员因隐瞒非典疫情或防治不力而丢了官位,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从此拉开了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还很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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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云(1983—),男,重庆忠县人,西南政法大学2007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政策分析。
(一)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人治色彩较浓
表现在,危机事件过去后,政府往往只注重奖励,而疏于问责,是否问责一般由上级领导决定,缺乏正当的问责程序。问责不公,有的问责客体成为“替罪羊”。有的官员引咎辞职,在舆论压力减弱后,又官复原职或官复原级。纵容了部分官员在危机管理中的不作为行为,增加了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成本。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体系不够完善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以同体问责为主。即以政府系统内上级对下级的问责为主,而民意机关、民主党派、新闻媒体和民众等的监督却缺乏“话语权”。其次,在问责客体上,难以确定责任人。公共危机管理的成功应对需要相关部门分工与协调,因而相关部门都有责任。然而,由于我国缺乏常设的公共危机管理综合协调部门,导致权责划分不明晰,因此难以确定问责客体。最后,在问责范围和内容上,问责范围主要局限于社会反应强烈的重特大安全事故,而对一般所谓“些的事故却很少问责,问责成了权宜之计。问责内容较狭窄,主要针对危机事件发生后危机事件处理中严重失职、渎职行为。而对承担公共危机管理预防、预警职责的部门和个人的不作为行为却很少问责。从系统论观点可知,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绩效的取得离不开任何一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因此,问责范围过窄不利于公共危机管理整体目标的实现。
(三)公共危机管理信息透明度不高,监督不力
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一些政府官员惯于隐瞒事实真相,垄断公共危机管理信息,报喜不报忧。美国著名行政学家威尔逊认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公共权威将起到权威性评判家的作用。[4]因此,缺乏知情权使公众难以对政府危机管理活动进行评判,必然导致监督不力,更谈不上民主问责的实现。
(四)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表现在,首先,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无论是2007年11月1日起生效实施的《国家突发事件应对法》还是各地据此制定的规章、条例等,规定较为笼统,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公共危机管理复杂性、不确定性的要求,但也导致了政府不同部门及人员权责的不清晰。权责不清必然导致问责不明。同时,一些规定会激励政府部门及官员不作为,特别是成了导致政府预防、预警职能缺位和不诚信的制度性原因。最后,行政问责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有关行政问责的规定在我国很多法律、法规和纪律的规定中都有体现,体系庞杂。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行政问责制度,但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建立统一、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制是“法治问责”的基础,无统一的问责法制必然导致“人治型”、“风暴型”问责。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制对策探讨
(一)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强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意识
行政问责文化即问责主体对行政问责制度、问责客体及问责执行情况等所持有的信念、情感、意识和态度等的总和。培育现代行政问责文化,在整个社会中营造浓厚的问责文化氛围,是落实问责制的思想基穿受中国传统行政文化和现行制度建设滞后的影响,一些公务员“官本位”思想严重,将公共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责任意识淡薄,缺乏问责习惯。而公民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监督政府的渠道不够畅通,监督成本较高,导致民众产生政治冷漠感和普遍服从心理,问责意识淡暴因此,要加强对相关公务员的教育,建立责任本位、服务本位、规则本为、义务本位为核心的行政文化,增强其公共危机管理责任意识。要加强全社会问责文化建设,提高全社会行政问责意识,为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推行问责制营造良好的问责氛围。
(二)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体系
首先,在问责主体上,应加强异体问责。异体问责是指民意机关及其代表、民主党派、新闻媒体与社会公众对政府及官员的问责。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主体主要局限于同体问责。缺乏异体问责必然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缺乏对民意机关、社会负责的动力。因此,应加强异体问责,充分发挥异体问责主体的功能,促进政府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其次,在问责任客体上。权责明晰是准确确定问责客体的基穿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还是一种“条块分割”的模式,没有建立起常设的危机管理部门,这往往导致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权责不明。因此,必须建立常设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部门,明确其权责,做到权责统一对称。在此基础上,问责的客体不应局限于在危机处理中失职、渎职的官员,应加强对在危机管理其它阶段工作不力和决策失误的公务员的问责。最后,在问责范围上,应扩大问责范围。从目前来看,行政问责还未成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制度性环节,行政问责的范围还局限于对社会造成重大震荡的危机事件中失职、渎职行为。对影响相对较小的危机事件一般未启动问责制。这使得政府官员习惯于做“太平官”,缺乏忧患意识和
危机感。因此应加大问责范围,激励政府尽职尽责,维护公共安全。
(三)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加大监督力度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信息公开制度
政府信息公开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理论,人民与政府是一种委托与代理关系。因此,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人民为了保证政府正当行使其委托的权力,就必需对政府行使权力加强监督。而有力的监督基于准确、全面的信息公开。长期以来,受官本位思想、传统政绩观和处理不确定性事件能力不足的影响,一些政府官员在危机管理中倾向于垄断危机管理信息,隐瞒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当这些伎俩被民众识破后,往往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恐慌。因此,要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同时要完善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新闻发布制度,建立新闻发言人虚假信息发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保障民众的知情权。
2.加大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监督力度
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可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会以追求其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动机,甚至导致政府的失败。因此,必须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从我国目前实际来看,首先,要加强作为权力机关的人大的监督作用,保证人大质询权、调查权和罢免权的实现。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保证其监督权落到实处。其次,要加大新闻媒体的监督。马克思把新闻媒体的监督比喻为社会舆论的法庭,认为新闻媒体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联系政府与民众的纽带。然而,我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害怕”新闻媒体的监督,甚至把记者的依法采访看成是“多事”。因此,必须营造更加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监督环境,充分发挥其监督政府的作用。最后,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完善监督渠道,调动民众的监督积极性。
(四)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1.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
问责制有效推行的前提是问责客体的权责明晰。目前由于权责不清,导致一些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过程也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及官员辩解、推卸责任的过程。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一项制度安排究竟能否实现其预期功能,在于其提供的激励机制是否能有效激励在制度下活动的人们”。[5]权责不清难以激励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及官员避免“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应根据公共危机管理的特点,细化相关部门的权责,增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激励相关部门切实履行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职责。同时,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行政问责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激励政府及官员在危机管理中能够恪尽职守。因此,法律法规的规定应体现对危机管理各阶段责任的平等问责,激励政府及官员做好危机预防、预警工作。
2.完善行政问责法律法规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6]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涉及到行政问责的法律、法规和纪律等,但规定较为抽象,缺乏统一的问责标准和规范,可操作性较差,给“权利问责”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应建立一整套切实可行的问责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对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责任的追究,以维护公共安全和民众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3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行政执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2-0109-02
1 服务型政府的内涵
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4个方面: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是指一种在社会本位、权利本位、公民本位理念指导下,在整个社会民主秩序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实现着服务职能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与传统管制型政府体现了截然不同的行政理念、行政哲学、行政体制。其区别可以概括如下:
1.1 治理格局方面
传统管制型政府体现的是人治格局,行政主体总是依据主观想当然地解决和处理问题,通过国家公权力来实现自身意志,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而现代服务型政府首先是崇尚法治的政府,不但要保护公民各项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实现,而且通过严格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民权利。
1.2 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
传统管制型政府的行政主体大多具有“官重民轻、官显民微、官尊民卑”的心态,国家行政权力实际上演变成一种控制社会的权力,政府的行政权力涉及领域较广,深入层面较深。而现代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权利为根本,行政机构是为人民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机构,不可逆转地向社会本位、权利本位、公民本位回归。
1.3 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方面
与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相适应,传统管制型政府以国家公权力为本,政府行政机关管了许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该管”的事情,而公民权利却相对被压缩甚至没有。相反,现代服务型政府坚持以公民权利为根本,强调以人为本,政府只是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机构。因此,一切行政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切实保护和充分实现公民权利进行的。
2 服务型政府建设与行政执法体系改革
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是服务型政府内涵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创新行政管理体制。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体制结构、理顺内外部关系、提高工作能效,把政府主要职能转变到监管市场、调节经济、服务公共、管理社会上来,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放在第一位,尽最大的努力为公民提供最优质、方便、高效、快捷的公共服务。笔者认为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与发展应遵循以下几点行政执法体系改革思路:
2.1 不断深化政府机构改革
此乃建设服务型政府之关键。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部门建设,必须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深化机构改革,从而使政府组织机构朝着科学、高效、合理的方向发展。
2.2 重点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
要全面加强公务员队伍能力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加强公务员制度建设,努力提高公务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完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录用制度,从根本上净化公务员队伍;对已经录用的公务员实行定期培训、考核制度,并对其考核结果进行奖惩,从业务上不断培养公务员各方面能力。
2.3 加快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就要求通过转变政府职能,解决好“错位”、“缺位”“越位”问题。政府要做到只做自己该做的,不去“错位”“缺位”做不该做的或不做该做的,只管自己该管的,不去“越位”管不该管的,这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核心问题。
2.4 推广“阳光”政务,实现“一站式”办公
为了更加方便公民,提高服务效率,行政办公的方式也应该信息化,运用更先进的办公系统。已经改革的行政审批制度证明,建立行政审批大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和扬弃,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的重要途径,在形式上改变了行政执法的原有格局。
2.5 进行创新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
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机关绩效评估和行政问责制度,完善公共服务监管体系,加快法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规范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
3 行政执法体系改革
3.1 转变行政执法理念
历史上的中国是行政权力最大化、行政权力可以支配一切的社会状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力本位思想和特权意识根深蒂固。在行政执法的管理和处罚过程中,漠视公民权利的做法已经成为正常程序。所以,我们要想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依法治国,就要通过市场的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伟大工程,要完全改变和彻底去除行政法执法机关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权力本位意识和特权思想,进而转变并牢固树立服务于民的全新观念。为此,各行政执法机构就要进行长期、艰巨、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而且,要进一步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强制性的监督管理制度。从而,不但从领导方面,更要从制度方面加大对行政执法队伍的督促、监察甚至制裁的力度。利用可依据的制度杜绝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种种特权行为,也同样利用制度规范和制裁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有这样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才能有一个良好的行政环境。
3.2 改革行政执法体系
根据服务型政府的理念要求,笔者认为行政法执法体系的改革应遵循以下两个基本思路:
首先,继续深化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实现两个分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推动着政府部门职能的转变,到目前为止,政府职能转变以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机构臃肿不堪、职责混乱不清、执法不规范等问题还是相当严重;更重要的是,在行政执法体制中同时还存在着政策制定职能同监督处罚职能不分、监督处罚职能与技术检验职能不分等严重制度缺陷。想要完全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继续深化转变政府职能,清理并明确政府部门之间、内部上下级之间、政府机关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切实实现两个分开,即分开制定政策、审查审批等职能与监督检查、实施处罚等职能;分开监督处罚职能与技术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各司其职,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其次,实现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调整合并行政执法机构。某些行政机关响应“依法行政”的流程如下:开会提出依法行政——然后讨论立法——随之依法行政处罚——就要建立专门的执法队伍。这样完全错误的领会依法行政的结果,往往是制定一部法律或法规之后,就要建立一支行政执法队伍或组建一个执法部门,导致最终产生“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的现象。这样一来,不但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执法成本,相应也大大地增加了行政相对人的经营成本,造成了多重多头执法和执法腐败、执法扰民、执法损民等众多问题。由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成为必要;调整合并现有的行政执法机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行综合执法,以改变现阶段存在着的多重多头执法问题迫在眉睫!
综上所述,在致力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历史过程中,改革现阶段的政府行政法执法体系是其重要的一环。而改革行政法执法体系则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完成这项系统工程,任重而道远。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Han Li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4
市场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其自发运行必然会产生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 ( 市场失灵) , 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政府为纠正市场失灵而制定公共政策、行使公共服务职能时, 自身行为也会产生新的外部性。
所谓外部性是某一经济主体对另一经济主体产生的外部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 经济学家们将市场外部性的理论运用于政治领域和政府行为分析, 逐渐形成了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政府行为外部性分两种: 一种是正外部性, 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纠正或弥补了市场缺陷, 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一种是负外部性, 指政府供给的公共物品产生了负作用 ( 政府失灵) , 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干扰和阻滞, 增加了社会成本。一般来说, 这种负作用通常是政府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政府行为外部性主要发生在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公共物品的自然属性比较单一, 属于有机会享受到或依赖它的一切生命。如阳光、空气等。它的产生和消亡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更不靠市场机制生产和消费。公共物品的社会属性比较复杂, 主要指国家机器、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民族精神、科学艺术、社会保障、社会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生产和维护同样需要成本, 这种成本却无法从公共物品的使用者身上收回, 公共物品生产成本的外部性特征为“搭便车”, 即不付费而享受公共物品。所以, 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不能靠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运作, 公共物品的消费也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从经济的角度看,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性, 不可能通过市场运作为社会供给无利可图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供给只能由政府承担。从行政的角度看, 政府拥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所没有的公共资源和依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和手段。这种特殊的地位和性质, 垄断了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 公共物品供给的成本与效果一般存在滞后性, 现实时间、空间难以评判, 这必然导致政府行为缺乏责任、缺乏约束和工作效率低下。
虽然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决策主体和实施主体, 但政府及政府官员生活在现实社会中, 必然有寻求自身利益的冲动和出于自利目的的各类活动, 这决定了政府公共决策的出发点不一定是公共利益, 而可能是政府或政府官员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说, 一方面, 政府是代表与实现公共利益的; 另一方面, 政府或政府官员还有着自己的利益。从政府的职责出发, 政府必须根据公共需要而不是某些人或局部利益公平地供给公共物品, 优先实现公共利益。但现实生活中当两种利益碰撞时, 作为自利主体的政府, 常常从自身利益出发, 会重点考虑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形象。甚至不惜动用政治垄断权力、行政强制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力, 优先投资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公共物品, 不考虑项目在未来时间、空间产生的外部性。由政府及其官员的特殊利益结构所导致的公共物品供给行为的负外部性, 往往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2 把握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几个理念
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第一次将人们对外部性的认识从经济领域引向政治领域; 使人们注意到不仅市场行为能产生外部性, 政府行为也能产生外部性。从研究市场失灵到关注政府失灵, 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 为探讨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改革的指导思想必须把握。改革开放36年来, 我国从一个几将崩溃的穷国, 一跃成为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 政府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但也确实暴露出现行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适应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 应对更加复杂的新问题, 需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决议讲得非常明白,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 建设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目的是加强和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鲜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原则和方向。
改革的思维方式必须转变。一谈到行政体制改革, 马上联想到“机构改革”, 这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机构是职能的载体, 如果职能不转变, 光是调整机构, 很难达到改革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强调:转变政府职能必须“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工作流程, 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行政运行机制。严格绩效管理, 突出责任落实, 确保权责一致”。也就是说, 转变政府职能是改革的核心与关键。目的是促进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的转变,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 切实把公共物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放在优先的位置。把政务公开、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作为加强政府行政能力、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手段。打造生产公共物品, 提供公共服务, 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行政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 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政府公共服务, 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改革的内容重点必须明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逐步建立了与市场经济体制对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 由“无限责任政府”向“有限责任政府”的转变远没有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多元主体公平竞争的经济, 它要求政府必须从那些不该管的事务中退出来。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该管的事管住管好, 不该管的要放开。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建立有限政府的理念, 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 变传统的单纯控制取向为服务取向, 不断消除影响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3 注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几个误区
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经过了多轮改革, 虽然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 但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 又要研究应对今后的发展问题, 为确保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取得更好的成效, 需要注意几个容易被误导的问题。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弱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不是要弱化和淡化政府的管理职能, 而是指不适应、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要弱化、淡化。相反, 那些适应和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管理职能还要强化, 以前没有的要健全, 以前弱了的要强起来, 一弱、一强同等重要。若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就应当是小政府、弱政府,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削弱政府职能, 政府少管或不管最好, 那是非常片面的认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采取什么样的政府, 政府的大小怎样, 这要由该国的经济情况、国情特点、社会制度、历史沿革、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决定。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面对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市场、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突如其来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政府的作用不是可有可无, 而是必须坚强有力。以往改革的教训也告诉我们, 在需要保留、加强的职能得到明显强化的同时, 需要弱化、淡化的职能一定要得到实际的调减, 不能只注重增量的扩张, 而忽略了存量的压缩。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有观念问题, 有实际问题, 有思想认识问题, 有既得利益问题, 有自身动力问题, 有组织领导问题, 还有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国际等外部掣肘因素, 改革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能奢求一蹴而就。改革越是深化就越会触动以前深埋的矛盾, 改得过快或过猛, 有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必须从思想认识入手, 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 使思想观念首先发生转变。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稳妥、循序渐进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使改革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统一起来, 既有长远的谋划和长期的准备, 也要不等不靠, 成熟一步走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循序渐进, 没有终点的常态化工作, 当经济领域或社会发展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时, 作为上层建筑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不是只为了经济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观是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和强化价值主体的自我意识。受其影响所滋生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价值观, 对我国原有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市场经济是一把“双刃剑”。当市场经济的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势与我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时, 会产生巨大的制度效用, 创造出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当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足相结合时, 也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机制, 既要发挥市场经济的竞争优势和资源配置优势, 又要考虑能够抑制、控制市场经济负面效应被放大, 把市场经济这种社会动力机制放置在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框架之内, 用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引导、驾驭市场经济的走向和动力发挥, 逐步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参考文献
[1]李郁芳.国外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评介[J].经济学动态, 2003 (12) .
[2]李郁芳, 郑杰.论政府行为外部性的形成[J].学术研究, 2004 (6) .
[3]彭青林.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行政效能[N].海南日报, 2014-01-10.
政府依法行政调查问卷 篇5
(龙狮桥乡政府)
为全面了解依法行政的基本情况,研究当前依法行政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推进政府依法行政的具体措施,我们拟定了这份政府依法行政调查问卷,请根据了解的情况认真填写,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
1、您对本部门依法行政现状的总体评价是
A好B一般C较差D差
2、您认为近几年本部门依法行政工作进展情况如何
A有明显改善B有所改善C进展缓慢D没什么变化
3、本部门在依法决策方面是否存在下列问题(可多选)
A决策程序规定不够完善B决策评估制度落实不到位
C决策责任追究制度落实不到位D都没有
4、本部门在履行行政职责方面是否存在下列问题(可多选)
A有越位现象,越权行政B有错位现象,行政乱作为
C有缺位现象,行政不作为D都没有
5、本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下列情况(可多选)
A执法主体、行为及法定依据等未按规定公示
B执法行为不够规范
C执法人员未参加相关培训,管理不严格
D执法行为缺乏有效监督E都没有
6、本部门对平时工作中出现行政争议的一般做法是
A派专门人员出面做协调工作B久拖不决
C上报上级机关处理D不予理会
7、本部门在化解行政争议工作方面是否有下列情况(可多选)
A对群众提出的行政争议不受理、过期受理或作出决定
B应诉的行政诉讼案件被终审法院撤销、变更、确认违法或责令履行
C应诉的行政案件胜诉或原告撤诉,但行政执法中确实存在适用法律错误或程序中有瑕疵D都没有
8、你认为当前在依法行政工作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可多选)
A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有法不依和有法难依
B执法机关利用手中职权搞腐败
C政府部门办事程序和时限不明确,效率不高
D基层执法人员素质偏低
E其它(请注明: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6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依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2-0080-0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的内涵包含立法、司法、行政(执法)三个层面。法治社会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而其核心则是市场管理的法治化。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则在于如何实现政府权力的法治化,与依法行政密切相连。其中,法治政府处于关键地位,既是法治国家的主要成分,也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具有关键性影响。
一、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突出特点是政府权力过多地干预市场微观经济活动。中国政府不仅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特别是权力过大,集中表现在过多的行政审批上。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行政审批制度能够很好地起到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政府权力如果仍然过于集中,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为寻租性腐败行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更是建设法治政府题中应有之意。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很好地界定了两者的职能权限。政府将要在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地发挥服务、监管等职能,特别是要解决好政府职能交叉、部门关系不顺、权责不清等问题,真正建设一个敢于担当、敢于负责的法治政府。
“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法治政府建设最基本的原则。要求政府必须有合法授权的意识,依法行使手中的各项权力。因此,必须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进职能、机构、程序、权限、责任的法定化,着重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反对各种权力寻租行为。
二、严格执法,强化法律实施
依法治国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四个方面,其中严格执法是其关键所在。古语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执行力是法律的生命力所在。制定了法律而不去实施,那无异于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因此,政府必须严格执法,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
一要减少执法队伍种类,推进综合执法。减少执法队伍种类的重点在市县两级,目的在与减少执法过程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问题,进一步规范基层政府行政执法职能,大力推进综合执法。为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在食品药品安全、资源环境、交通运输等一些重点领域推行综合执法,在一些比较成熟而且有条件的领域尝试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二要完善执法体制,提高执法水平。一是加强队伍建设。实行严格的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未经考试合格,不得授予执法资格,严禁从事任何与执法相关的活动。二是公正文明执法,严惩违法行为。特别是在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执法程序,明确操作流程,对行政许可等执法行为进行重点规范。三是建立健全行政裁量權基准制度。对行政裁量标准进行细化和量化,明确规范裁量的范围、种类和幅度。四是实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三、健全依法决策机制
依法决策是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健全依法决策机制,一要严格按照党章规定,“凡属重大问题都要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不断提升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水平。二要规范决策程序。在重大行政决策中,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缺一不可。特别是重大决策在讨论之前,要经过专业的合法性审查,否则将不予提交讨论。三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进一步强化决策者的责任意识,逐步降低决策失误率。
此外,还应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政府法律顾问队伍,主要包括法制机构人员、法学专家和专业律师,其中法制机构人员处于主体地位。其作用在于为政府在制定重大决策之前提供法律咨询,保证政府的各项行政决策符合法律规定,有效杜绝不良决策的发生。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行,将在推进依法行政以及法治政府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四、加强政府内部权力制约
“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滥用,必然腐败”。权力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制约,需要不断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体制,特别是加强政府内部权力制约。
一是重点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为防止权力滥用,对行政权力相对集中的部门单位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并实行定期轮岗制度,不断强化内部流程控制。
二要完善监督制度。特别是要把内部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作用,逐步建立健全对政府内部权力的监督制约体制,形成监督合力,切实增强制约实效。
区县政府依法行政考核机制研究 篇7
随着形势的发展,依法行政考核已从积极探索的软性提倡,变为必须实施的钢性职责。《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明确提出 :“加强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科学设定考核指标并纳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目标考核、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
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依法行政考核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深入分析,找寻当前依法行政考核缺乏实效的根源 ;破解制约依法行政考核的瓶颈 ;探索新的依法行政考核评价机制 ;通过切实有效的评估,准确反映出政府各个部门依法行政的实际。促使由政府机关主导的依法行政考核在现有的体制机制框架内取得考核实效,彰显依法行政考核区别于一般考核的独特价值,以此作为当前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突破口,确保和促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工作。
2 现行依法行政考核中的问题及成因
2.1 从考核现状中透视出的问题
2.1.1 考核机制尚未形成合力
2009年 ,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 :“建立科学合理的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实施的依法行政考核,本应成为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核结果也应纳入到政府绩效考评之中。而实际工作中,区县依法行政考核尚未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之中,两种考核仍然独立开展。政府绩效考核实施机构,往往只对已有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再次精炼后,另行组织考核。政府法制机构组织的依法行政考核,区别于一般考核的独特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同 , 现有考核评价资源尚未得到整合。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过分夸大区县之间差异,导致各区县在适用于本区域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构建上缺乏统一性,指标的权重也各有不同,考核力度也存在很大差异,科学、规范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局面尚未形成。
2.1.2 社会公众对政府主导的考核缺乏认同
依法行政考核由行政机关独立完成,在考核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特别是缺乏由专家、学者及媒体组成的第三方考核主体,这种以上级对下级评价为主的考核,导致了依法行政考核主体的单一化特征,弱化了社会公众的需求对政府行为的导向性作用,依法行政的社会评价仍未纳入考核评价体系。
由政府法制机构组织各专项考核单位组成检查组,以年终一次性书面方式进行考核,是当前区县政府依法行政考核中较为常见的形式。主要包括各部门自评、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专项职能部门和监督员打分等环节,体现出传统行政管理在行政理念与制度构建方面封闭、单一的特征。考评标准由行政机关制定,考评的组织实施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考评结果也只在政府内部进行公布。考核的封闭式运行使得考核在各个环节上缺乏理性的程序保障与制约,使得考核对象和社会公众对考核缺乏信任和认同感。如 :杭州市余杭区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及法治指数曾遭受国内行政实务界和法学理论界的质疑,其理由便是余杭区的法治指数是在余杭市政府的主导甚至是直接组织之下,进行依法行政考核指标设计,再在政府主导下运用这套指标体系对余杭区政府进行测评,选取的公众代表也不具有普适性等。[1]
2.1.3 考核对制度执行效果的检测功能有限
建设法治政府 , 不仅依赖国家的立法质量 , 更依赖于基层政府对法律法规贯彻实施的效果。目前,在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中有一种倾向,[2]认为摆脱“人治”的束缚,选择“法治”的道路就是建章立制,在对“人治”的批判中,制度建设不断得以强化。反映在依法行政考核领域,就是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主要集中于制度建设等容易测定的内容,对制度的执行情况,特别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尚无操作性强的考核方式。现有法律规范难免出现漏洞,在无法依据现有的法律规范直接作出判断时,区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往往容易以“根据法律规定“或者上面“有规定”为理由来拒绝当事人的要求和希望。工作人员往往并不考虑当事人的要求和希望是否正确,而是直接拿出法律或者上面规定予以拒绝,回避由其本身进行判断。
在推进依法行政过程中,充分赋予行政机关以各种执行手段,为其设定较为全面而周密程序的行政执行法尚未颁布,行政机关在执法依据不能充分发挥其调整、规制作用的情况下,往往以缺乏执法依据为由而选择“不作为”。行政人员难以能动地发现法律,依据法理作出判断,受到那些毫无意义的抽象概念的限制和束缚是实务中仍然存在的现象。面对这类问题,现有的指标难以进行有效考核,考核本身所带来的导向作用使得各单位更专注于书面材料的完善,考核对依法行政工作实绩的检测功能大打折扣。考核结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2.2 成因分析
2.2.1 依法行政考核的定位模糊
“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政府,必须在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肩负起秩序行政的维护者、市场秩序的规制者、违法活动的制裁者等诸多角色,致力于消解诱发政治不稳定的环境与条件,以确保政府顺利地完成从传统权威、魅力权威向法律权威、理性权威的转换”。[3]我国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推进依法行政的各项重点工作均由上级机关统一部署,但考核工作本身的推进却是“自下而上”。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几份纲领性文件,仅是对考核工作提出宏观性的要求,但在国务院层面并未开展此项工作,即国务院对地方政府暂无依法行政考核,也未对此项工作下发过任何指导性文件。权威性制度规范的缺乏,导致地方各级政府在组织实施依法行政考核过程中,因缺乏统一的制度保障与战略上的宏观视角,各自制定出的本区域内有关依法行政考核的规范性文件,难免缺乏整体配合与协调,且考核制度仅仅针对考核本身,无法将考核看作一个系统工程,考核所需的组织结构、保障机制的建立等深层次问题无法涉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政府绩效考核、依法行政考核等对某一部门承担的工作进行重复评价等问题。
2.2.2 区县政府参与型行政的缺失
尽管区县政府在公众参与、提供优质服务等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但是,缺乏整体的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自身也被利益化等原因,参与型行政只能成为一种个别现象,甚至变为不同决策者根据需要选取的工具。政府往往将对其自身的考评作为一种纯内部管理行为 :一方面,缺少公众参与的思维传统,少数人“拍板”决策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着考核的各项工作 ;另一方面,虽然来自社会民间的力量正在强烈地要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并对现行体制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考核方式与指标设计存在缺陷。考核本身所带来的导向作用使得各单位更专注于书面材料的完善,难免陷入以“制度贯彻制度”的模式中。在行政机关内部,往往以管理者自居,依法行政作为成为行政机关用法律手段来管理“老百姓”的工具,其重点和对象是“治民”而非“治官”,这些固有思维方式与行为也对考核机制的建立,形成了极大的阻碍。
3 依法行政考核的对策研究
3.1 引进参与型考核评价机制
“对于行政活动本身的评价机制来说,不仅民众的参与机制没有渗入,而且政府系统内部的民主参与机制也不够完善。诚然,在价值观多样化的社会中,对于被迫应对民众需求的基层政府来说,往往很难有充裕的精力来进行科学的民主的行政评价机制的建构。因此,以贯彻《实施纲要》和《行政许可法》为契机,建立和完善行政评价机制,确立评价过程中的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4]
我们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决定了政府的参与甚至直接组织依法行政考核评议是无法改变的现实。政府虽然可以主导甚至组织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设计与运作,但政府不是依法行政考核的唯一主体,不能用行政手段包办这一工作,民众和社会组织也不是依法行政考核的被动看客和接受者。因此,在依法行政考核评价中引入参与型机制,实现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增强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权威性与可信度势在必行。政府、公民与社会组织等都是依法行政考核的参与者与责任者。
3.2 转变单一考核评价方式
“在中国这样一个主要依靠行政主导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法治与发展经济一样,需要来自政府方面的强大动力。包括法治指标在内的较为全面的政绩考核标准恰恰能够提供这样的动力”。[5]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旨在通过对法治政府的精神实质进行深入剖析和科学概括的基础上,把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分解、细化和量化,转化为一个个可以测评的指标,组成一个体系和系统。“从微观上看,每一个指标及其数值要求均具体而客观,构成了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在法治政府的不同要求上清晰可辨的一个个努力目标,只有达到或接近这一数值才能符合这一要求 ;从宏观上看,法治政府的指标体系综合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目标要求,行政机关和公务员必须全面兼顾法治政府的各项要求,不能偏废和失衡,否则同样无法获得好的分数。法治政府指标体系正是通过变虚为实、变抽象为具体,并通过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把法治政府的原则要求转化为易判别、可操作的具体标准,从而形成推进依法行政的内在驱动力”。[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法治政府指标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及时发现制约和影响某一地区依法行政工作的主要问题、薄弱环节及其根源所在,从而制定相应对策,使建设法治政府工作更有的放矢。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了清晰的目标,勾勒出具体达成目标的现实路径。对于难以量化的内容应注重档案记录,规范价值评判。这也成为依法行政考核取得实效的关键。许多制约工作发展的难点、重点问题总是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离开了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的各类具体信息,也就无法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依照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给予具体明确的考量与测评。把量化分析与价值判断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扭转仅凭考核指标直接决定考核结果的工作模式。注重考核评价结果。
4 依法行政考核方式的转变
4.1 依法行政考核内容的区分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实际上是用相对简单的指标对复杂的行为进行量化。在指标设计上,将文件内容直接转化为考核指标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在健全推进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等基础性工作方面,的确可以将两者等同起来。但在行政执法等领域,我们面对的是执法人员能动、复杂的执法行为,影响执法的因素种类繁多。这些复杂的执法行为究竟如何通过考核进行评判,需要复杂的分析,很难用千篇一律的指标方式给出确定的答案。如前所述,考核的内容主要以国务院《意见》的规定为主,文件本身高度概括,有些为政策、倡导性条文,在行政执法领域,很难通过以上文件来提炼出能够检测工作实绩的考核指标,如:在执法体制创新、执法能力建设、执法效率提高、执法程序规范、执法效果判定、执法队伍建设、执法形象转变等方面,量化后的指标难以反映其本质要求,考核仅仅停留在表面上。执法部门的大量无法量化的执法行为只能通过考核人员将其记录成一个个的执法案例,接受更为科学、合理的评判,最终达到有效考核评估的目标。
4.2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完善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就是要构建一个较为客观、能为人们认可与接受的衡量标准,以此来测量和评价某一地区、某一部门依法行政的状况,相对准确地把握一个阶段内推进依法行政的目标设置是否合理,推进措施是否有效,从而对该地区、该部门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作出恰当、准确的评价,对谋划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作出科学判断。[7]同时,法治政府建设归根结底是人们的科学实践,法治政府的理念和精神要得到贯彻实施,就必然要细化为具体的工作要求,最终体现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门。尤其是就缺乏法治观念、长期行政主导的传统以及当下庞大的行政公务人员队伍,整体上而言依法行政的水平与素质仍然有所欠缺的情形来看,更应该通过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细化来将高度抽象的法治政府具体化为广大公务人员的行动准则,使得抽象的依法行政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的方法、步骤,变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和可度量的指标。
4.2.1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特征
4.2.1.1 指标的导向性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对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现状作出客观、公正地评价,从而全面加快法治政府建设的步伐。依法行政考核指标把法治政府的大量工作要求,转化为易判别、可操作的具体标准,引导各级行政机关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考核只是工作的手段,而绝非目的。通过测评看到自身的不足和差距,主动进行整改和完善,引导鞭策行政机关不断改进自身工作,达到以评促建、以评助改的效果。
4.2.1.2 指标的专业性
“对政府职能、行政规制必须客观对待,并且,在立法层次、执法层次和司法审查层次,必须有不同的标准”。[8]因为本文仅针对区县政府的依法行政考核工作进行研究,所以,这里仅对执法层面进行描述。“在执法层面,应该从适用法律规范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视角来运用行政权,区分行政规制权力和行政给付权力,羁束性权力和裁量性权力,合法行使相应的权力,并充分裁量,合理裁量,及时裁量”。[8]这体现了考核指标设计的专业化趋势,这就要求我们对林林总总的指标进行区分和筛选,理清其相互之间的差异,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遴选出具有代表性,对建设法治政府至关重要的指标,最终在经过有序排列组合之后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
4.2.1.3 指标的动态性
考核指标体系并非固定不变,它是随着工作的推进而不断调整、不断充实的动态考核机制。在确立了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和指标体系、评分标准的基础上,建立与当年依法行政工作重点相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使考核制度的稳定性与考核指标的灵活性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客观、全面反映当年被考核单位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完成情况。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开放的指标体系。在指标初定时,难免受到意识与方法上的局限,出现指标的检测功能不强等不完善的地方,但在执行过程中,一旦发现现有指标背离了指标设计的初衷,需要结合工作实际及时对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作出调整,否则就会使得依法行政考核指标陷于尴尬境地,自然也就无法发挥依法行政考核指标对政府行政的制度保障作用。
4.2.1.4 指标的程序性
“目前,我国行政法体系最大的缺陷就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缺位。没有行政程序法规范整个政府的行为,法治政府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9]影响依法行政开展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是保障行政行为平稳、有效运行的行政程序的缺乏。行政机关大量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收费、行政征收、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给付、行政奖励等)因缺乏严格的程序规范,从而给某些行政人员留下了寻私、滥权的空间。因此,应将各项程序性规定转化为考核指标,对行政机关是否公开其活动的依据、过程以及结果 ;作出行政行为是否说明理由,并告知相对人权利 ;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是否充分听取相对人的意见 ;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时,是否听取了他们的陈述和申辩 ;行政公务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是否回避等问题进行考核。
4.2.2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分类
在区县政府层面,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体系,可以根据不同标准进行不同的分类 , 如根据考核对象不同,分为行政执法类考核指标与街道办事处类考核指标 ;根据考核期限不同,分为日常考核指标与年终考核指标;根据考核指标性质的不同,分为制度建设等基础性指标与制度执行等效果性指标。
4.2.2.1 行政执法类考核指标与街道办事处类考核指标
考核对象首先应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即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行使职权并对外承担法律责任。行政执法部门与街道办事处都直接与行政相对人打交道、行政行为与群众利益直接相关。划分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具备执法权,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考核对象应适用于不同的考核指标。对于执法部门考核指标侧重于对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规范执法行为的考查,而对于街道办事处则侧重于对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等问题的考核。
4.2.2.2 日常考核指标与年终考核指标
日常考核指标是对行政机关日常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任务情况进行的考察和数据收集,确保相关部门按时按质完成相应工作,离开了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的各类具体信息,也就无法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依照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给予具体明确的考量与测评。年终考核指标主要针对工作周期较长,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的工作进行设计。如: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工作,对其宣传培训的形式、人数、相关材料的发放等数据均可以在日常完成收集,但对于现有工作模式的转换,执法依据的完善等事项则有赖于相关配套制度的颁布施行,以及对执法部门在运用条文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汇总,这些内容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区分日常考核指标与年终考核指标的目的,在于将能够量化的考核内容尽可能在平时完成数据的收集,防止年终一次性指标收集所带来的偏差。
4.2.2.3 制度建设等基础性指标与制度执行等效果性指标
如前所述,目前依法行政考核主要涉及国务院《意见》确定的七个方面的内容,其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等内容侧重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建立,主要包括本机关主要负责人,是否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本部分是否起草了年度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方案及其任务分解书等。这些内容多为推进依法行政的基础性工作,以制度建立等书面材料为主,考核指标变动性较小。而对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等内容,除决策程序、执法程序本身因不断规范,每年都有新要求外,其考核指标主要侧重于对决策、执法制度执行,取得效果的考查。尤其在现阶段,各项制度纷纷建立,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考核应强调各项制度的运转,提高贯彻落实各项制度的执行力。
4.2.3 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操作
在运用依法行政考核指标构建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不能将依法行政考核指标机械化、绝对化。依法行政考核指标是法律规范具体化的产物,是为了解决法律的可操作性而科学设定的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量化后的指标不能与相关依据直接等同起来。因此,运用依法行政考核指标,不能完全脱离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施行需要接受一般行政法治原则的指导,需要参照行政法律法规,要在严格遵守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基础上,保持适当的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弹性。
4.2.3.1 数据收集
收集整理与测评相关的材料数据,是顺利进行法治政府评估的重要前提,能不能收集整理出真实有效的材料,直接关系到法治政府评价结果的可信度,同时收集整理的材料也是法治政府评估最重要的参考依据。考核数据主要来源于各个单位的存档记录以及相关部门的统计,根据其权威性和可信度的不同,有些数据和材料可以直接作为测评的支撑材料,有些需要经过分析和研究后,转换为考核指标。不可否认,与经济现象等其他社会现象相比,对法治建设进行定量分析要更为复杂,数据获得也十分困难。这一方面要求我们能够通过深入研究,真正理解和掌握法治与法治政府的内在要求及其运作规律,把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定量分析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 ;另一方面要求充分收集和积累法治政府建设的数据,必要时由专门机构负责调查、收集和分析。[10]
因此,我们应畅通数据采集或供给渠道,对由专门机构负责调查、收集、整理、保存的数据实施数据共享。必须强调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行政实践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如果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受到这种不良倾向的影响,势必影响到依法行政考核结果的真实性,从而使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的合法性基础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因此必须确保信息收集的真实、准确。
4.2.3.2 现场调查
依法行政考核是开放式的考核,要吸收社会大众参与到测评当中来,而不能闭门造车,对着一大堆的数据材料仓促盲目地得出评估结果。现场实地调查,可以深刻认识到当地或该部门依法行政的真实水平,发现客观存在的问题,防止造假行为,避免出现考核分数高,但当地的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的尴尬局面,从而降低了法治政府评价指标体系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在现场调查时,要扩大调查的范围,既要邀请有关专家参与论证,也要深入到基层,倾听当地群众的声音。问卷调查要具有代表性,要走访不同行业,选择倾听不同职业、年龄和文化程度人群对于依法行政的意见和建议。调查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客观中立的原则,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要充分考虑民意,反映民情,表达民愿。
4.2.3.3 分析汇总
在科学、民主的考核评价中,考核结果取决于多方因素制约,最终在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汇总中得出考核分数。从日常考核与集中考核中搜集、调取的数据材料首先由考核人员进行初步判断,对于还没有收集到的材料继续进行信息补充,对已经收集整理好的材料进行整理分类,重点核实相关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对分类整理好的数据进行录入,合理确定权重和分值,既包括每一个大项在整个评估体系当中的分值,也具体到每一个小指标所对应的分值。根据相关证明材料,评估其是否符合该指标的要求及程度,并进而划分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等级档次,在这个标准下酌情给出相应的分值。
4.3 依法行政考核档案的推行
依法行政考核取得实效的关键在于推行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评价的同时,对于不适宜用考核指标进行量化评估的工作进行日常考核。许多制约工作发展的难点、重点问题总是在实际工作中暴露出来,离开了行政机关日常行政的各类具体信息,也就无法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依照依法行政考核指标给予具体明确的考量与测评。特别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也总是结合实际案例才能评判,为此,应该推行依法行政档案制度,对考核所需的数据进行日常采集,确保被考核单位在相应的时间节点完成对应的工作,收集的信息涉及各级政府机关依法行政的成绩与缺点、教训与经验,各级各类行政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实际状况,行政相对人对政府机关和行政公务人员依法行政的期望与要求等。
对依法行政工作中难以量化或通过考核指标进行考核效果不理想的工作进行甄别,通过对其分析,查找原因,找出对策,突破因考核指标不断改良而渐渐形成的设计瓶颈,从而扭转仅凭考核指标直接决定考核结果的工作模式。同时,只有借助执法监督的日常考核,才能提高考核评议的专业化水平。以行政执法为例,行政执法涵盖行政许可、确认、处罚、强制、给付等各种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主要途径和方式,也是当前法治政府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
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大量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是由行政机关执行和监督执行的。对于行政执法领域的监督应该成为考核评议的重点。目前,较为通行的做法是由政府法制机构具体组织实施考核评议工作,对行政执法进行指导和监督本是政府法制机构的工作职责,区县政府都设有执法监督队,在执法监督过程中进行日常考核数据的采集是其履行应有的职责。但是,与各个执法部门相比,目前的执法监督鲜有全程参与执法的事中监督,而多以案卷评查、重大处罚备案等方式进行事后监督。要想发现推进依法行政中的问题,尤其是执法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使日常考核发挥实效,应进一步增强监督工作的专业化水平,监督人员首先要熟知某一执法领域的执法事项,操作规程等。由于执法部门间执法事项的差异很大,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在全部36个执法主体中,执法事项最多的工商分局1284项,执法事项最少的保密局两2项,没有行政许可的5家,没有行政处罚的2家,在这一点上,在增强执法监督的力量的同时,更应合理进行人员配备。
5 结语
推行依法行政考核评议,对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是否遵循法治规范与法治精神行使权力;使违法、不当行为受到追究,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妥善维护公共利益是法治政府建设进入新阶段所必然出现的产物,让考核评议真正发挥实效是政府法制机构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法治政府的宏伟蓝图已经逐步显现,时代已不可逆转地跨入法制社会的今天,通过积极推行考核评价制度,发现制约和影响某一地区依法行政工作的主要问题、薄弱环节及其根源所在,已经成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关键环节,随着这一制度实效性的发挥,行政机关更应严格遵循法治精神。诚如杨建顺所说“现代行政法的价值体现在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抗衡权力,以权利的深度、广度来抗衡权力的力度、强度”。[11]
摘要:推行考核评价制度: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活动的量化评估,以此作为评价依法行政的重要尺度,已经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识。从国务院颁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到党的十八大;法治政府建设的宏伟蓝图从“努力建设”发展为“基本建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变得更为紧迫,因此,立足区县政府工作实际,对推进依法行政的实践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价,让政府机关主导的依法行政考核,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取得实效,不仅是一种可贵的探索,更是迫在眉睫的一大课题。
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的障碍及其对策 篇8
一、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案例
案例:某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不服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不予撤销房屋登记的决定”提起诉讼一案。
基本案情:2008年9月23日, 原告某县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房屋转让协议, 约定第三人以123万的价格购买原告位于该县某岛上的房屋, 原告负责为该房屋办理房屋权属登记, 并承担办理该房屋产权证登记的一切费用。2009年2月15日, 原告持授权委托书向被告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办理该房屋权属登记。被告经审查, 于2009年2月16日对该房屋进行登记, 颁发了房屋权属证书。当天原告从被告处领取了该房产证。2012年4月30日, 原告向被告提出申请, 要求被告依法注销该房屋权属登记。2013年1月27日, 被告作出不予撤销房屋登记的决定。
法院判决: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原建设部颁布的《房屋登记办法》的相关规定, 被告该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有房屋登记、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和撤销登记等法定职责。被告在收到原告要求撤销房屋产权证书的申请后, 作出的 (2012) 1号“关于不予撤销房屋登记的决定”,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应依法予以撤销。2.被告在本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针对原告申请重新作出处理。
笔者经过调研, 县级行政机关败诉的比例相对较高, 如2012年某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135件, 其中行政诉讼案件11件, 行政相对人自愿撤回起诉9件, 判决行政机关败诉2件, 如果不算行政相对人自愿撤回起诉的案件, 那么行政机关败诉率为100%。
二、县级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县级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水平逐渐提高, 整体执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行政执法能力有了明显增强。但是, 通过司法审查也反映出一些问题。当前我国县级行政机关败诉的主要原因大概如下:1.依法行政意识薄弱, 审查程序把握不够严格, 重实体、轻程序现象严重。2.证据收集提交不够到位, 依法行政行为缺乏规范。3.法律适用存在偏差, 越权行政及交叉、重复执法。4.履行职责还不及时到位, 行政执法目的利益化。5.违法行政、以罚代法, 行政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中存在的其他问题:第一, 案件协调配合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第二, 负责人应诉实效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第三, 出庭应诉能力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对县级行政机关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的建议
(一) 加强组织领导, 健全管理机制
根据领导岗位变动实际, 县级政府应及时调整充实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领导、协调和监督全县依法行政工作。各镇、各部门均应按要求调整相应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 配备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专 (兼) 职依法行政工作联络员, 有效保障县依法行政工作层层落实和顺利开展。可以根据各县具体实际, 出台《县依法行政和政府法制工作要点》, 明确依法行政的目标和任务, 把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全县大目标管理考核范围, 落实到各镇、各部门的各个工作环节,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 严格考核奖惩。发挥法律顾问团作用, 从法律角度建言献策, 确保政府行政决策科学性、合法性。健全依法决策机制。进一步健全群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依法行政决策机制。县级政府常务会议应坚持法制办主任列席制度, 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加重要议题的讨论。建立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制度。对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工作, 在实施前进行风险评估, 健全公示和听证程序, 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二) 加强政策宣传, 强化业务培训
通过开展行政执法服务宣传月和“5·18”宣传日、组织依法行政图片展、部门“四进”服务等系列活动, 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开设宣传专栏, 广泛普及法律知识, 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服务。与此同时, 加大对外宣传, 鼓励行政执法人员发表法制经验类信息、调研文章。在业务培训上, 一是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 定期组织政府班子成员和各部门一把手开展学习活动, 不断提高依法行政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健全新任领导干部法律知识考试制度, 认真落实县级政府任命的领导干部任前法律知识考试办法。三是实行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核机制。将行政执法人员培训纳入目标考核体系, 通过集中培训、分散自学等多种方式, 举办行政执法人员党的十八大精神、依法行政基本理论、《行政强制法》等系列培训, 强化执法人员依法行政意识, 提升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 加强民主决策, 规范执法行为
县级政府在实施重大项目时, 应注重借助专家的力量。如在调整城区自来水、出租车价格, 通过社会公示、组织听证等多种形式, 充分征求和采纳全县各界代表意见和建议, 及时在政府网等县内媒体予以公开公示, 将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坚持持证、亮证执法。全面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 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 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大力压缩行政审批项目, 依法办理行政审批事项, 坚持公开透明、规范操作。行政审批项目具备条件全部进入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 提高办事质量和效率。同时, 进一步精简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环节, 优化审批流程, 推行“即办制”。
(四) 加强政务公开, 优化政务服务
实施政务信息公开。严格执行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健全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保密审查和监督保障等措施。以打造“阳光政府”为目标, 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办事公开、督查公开的“三公开”制度, 加大政府信息公开的硬件投入, 进一步完善县政府网站, 统一规划部门网站, 开设信息公开专栏, 县政府文件等重要政府信息均在政府网站上向社会公布。抓好行政权力运行。从提升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抓起, 基本实现所有行政机关、行政权力和网上监察“三个全覆盖”, 完善行政权力库和政府法制监督系统功能。
(五) 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
第一, 积极参与立法相关事务, 推进县级地方政府的立法研究工作。第二, 完善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制度。根据规范性文件工作实际, 可以将县级政府工作部门、各镇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纳入管理范围, 完善补充征求意见、廉洁性评估、备案、有效期管理等方面相关内容, 加强规范性文件从产生到废止的全过程制度建设, 推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第三, 加强制度廉洁性评估试点工作, 探索专家评审制度, 确保出台制度的廉洁性、合法性、科学性。第四, 落实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审查工作, 推动落实听取意见、法律审核、集体讨论决定等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进一步提高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制定质量。第五, 推进规范性文件信息化管理工作。加强对规范性文件数据库的日常维护, 不断优化相关功能。新增数据库文件变更情况链接功能, 实现建库以来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变动情况的查询。同时, 制作规范性文件数据库操作手册, 为数据库的推广运用奠定基础。
(六) 加强执法监督, 提升行政水平
推进行政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合法性审查、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考核、重大行政处罚备案等制度, 认真落实行政执法责任、行政执法案卷评查、行政执法评议考核、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核等制度, 用制度管人、管事。通过与各行政执法单位签订工作责任状, 落实依法行政报告制度等措施, 保障行政执法的公开、公正、公平。与此同时, 充分发挥制度、政府、社会、代表等多种监督方式的作用, 不断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 有力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主动接受多方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 主动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渠道, 公布行政执法工作流程、监督电话, 健全效能督查、县长公开电话等工作机制, 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 畅通群众监督渠道, 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利。健全政民网上互动机制, 快速回应网民关注的问题, 主动化解社会矛盾。
摘要:依法行政, 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取得和行使行政权力, 并对行政行为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在分析县级行政机关败诉原因的基础上, 建议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强业务培训、规范执法行为、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和执法监督等方面进一步提高县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水平。
关键词:县级政府,依法行政,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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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杨海坤, 李兵.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成效与问题分析[J].北方法学, 2009, (2) .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9
一、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原因及效果
(一) 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原因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基层政府的工作得到改革与完善。创新的工作理念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 首先也是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依法行政。而基层政府更是与人民群众最直接接触的公务人员, 能否切实让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体会到法治带来的公平正义的价值, 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中。推进依法行政不仅能够让行政执法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提升基层政府中行政执法人员的工作认识, 还可以掌握社会大众对于基层政府服务的重点需求, 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也能得到明确和认知。在开展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工作体系过程中, 从形式的层面上进行提升和改革, 需要行政基层部门能够充分认识到法律、法规指导工作的重要性, 依法行政对于整体社会体系的管理与约束具有良好的影响性, 也能够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几率, 对于社会整体的法律意识提升同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作用。[1]
(二) 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效果
从基层的政府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遇到的行政问题不难看出, 当下依照法律途径和相关的制度内容进行思维和理念上的转变, 有助于实际工作的执行, 能够取得良好的政府职能工作效果。从基础的思维和理论层面进行观察, 依照法律、法规形式的政府职能工作内容, 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进行科学的普及, 能够让社会大众积极配合相关的工作内容, 符合政策指导意见下的行政管理工作开展, 也能够在一定的思想能力指导下让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与社会大众实现良好的沟通, 实现对行政管理工作质量的进一步完善与优化。[2]依法行政的模式在执行的体系上能够看出基层的政府和相关组织对于制度完善和提升的实际工作质量, 在不断优化体系和制度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具有价值的运作和管理结构。依法行政的模式不断在工作的体系上寻求新的转变, 还保证了各项工作公平、公正面对大众和人民的态度, 让社会大众更加认可基层政府的工作质量。[3]
二、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中存在的问题
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以来, 党和政府深知依法行政的重点在基层, 特别重视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 从多方面多手段采取措施, 大力推进, 也确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 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法治意思明显增强, 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我们的政府更加廉洁、高效、透明。但不可否认的是, 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例如违法、违规行政、以权压法, 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拍”决策的问题也还偶有出现……这些状况也恰恰是经常发生在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当中。综合来看,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观念和思想层面
基层政府在推动依法行政工作执行的过程中也会遇到来自于各方面的问题, 针对不同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解和分析, 更加有助于工作的继续开展, 实现工作完善与优化的目标。从观念和思想层面进行观察和分析, 能够发现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思维中的观念仍然保持着官僚主义、教条主义, 需要进一步拓展和优化, 才能够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行政要求行政理念绝不是仅仅停留在空泛的执行法规、条例上, 而是要能够真正在实践工作中做到以人为本,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采取适当合理的法律手段去解决工作中的各种问题。[4]而要想做到这一点, 必须让法治的思维方式牢固地树立在我们的头脑中, 在实际工作中自然就能以这样的法治方式去处理问题。就目前我国基层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进行观察和分析就能够发现, 根据人治思维进行管理的方式仍然存在, 基层政府在这方面确实还没有完全达到要求, 教条地去执行规定, 有时候并不能促进问题的解决, 也会导致社会大众对于依法行政的工作缺失信任度。[5]
(二) 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层面
近年来, 我们虽然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与调整, 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对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进行观察可以发现, 一方面基层政府在机构人员设置方面仍然存在不合理因素, 职能交叉、工作协调困难, 包括职权划分不明确的问题依然存在, 难免出现有的问题多家管, 有的问题无人理的情况;另一方面, 条块结合的管理体系使得政府对部门的管理难以到位, 这就导致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协作出现阻力, 在人财物的配备和保障上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除此之外, 现代化政府更要有顺畅的、规范的运行机制, 要有合理的激励、奖惩机制, 各部门之间、部门内部只有在这种良好的运行机制的保障下, 才能依法高效地行使职权。[6]
(三) 行政执法能力不足
基层政府部门的执法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 也是法治政府树立公信力的重要途径。近期我们也可以发现, 大量的在执法领域里出现的问题被报道出来, 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现象时有发生, 甚至引发了部分群体性事件, 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类事件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基层政府执法过程中, 也反映了我们个别执法人员的人治思维, 以权压法。而另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遭到人身攻击、谩骂等不公平对待的状况, 甚至一些地方的基层执法部门为此还设立了“委屈奖”。这两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充分显示出了我们基层执法人员行政执法的能力不足。执法人员自身的法律素养、综合素质、判断能力等都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问题。
(四) 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
当前社会所反映出的行政执法层面出现的各种问题, 充分说明了我们在权力行使的监督上确实存在不到位的问题。特别是在政府内部的监督上, 上下级的这种权力监督显得较为薄弱, 上下级之间有从属的关系, 下级很多时候都是在执行上级部门的命令和意见, 很多时候也导致监督力不强。而社会层面在现有的监督体系下又很难发挥很大的作用, 特别是在基层政府小区域范围内, 诸如社会监督、媒体监督的效果显然是不尽如人意的, 这就创造的滥用权力的空间, 不符合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7]
三、基层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存在问题的原因
关注到依法行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细致分析引发的原因, 才能够对未来的工作提供更好的完善和优化对策, 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降低工作中出现失误和偏差的相关问题。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涉及到四个方面:
(一) 观念转变不彻底
由于我国传统的行政理念与现代法治行政理念存在着较大差别, 个别的领导干部和行政人员的思维意识中, 传统的官本位的思想仍然留有残余, 在日常工作中“管理”意识强, 服务意识差。这种思想反映在具体的工作中就容易出现滥用权力、以权谋私、不依法行政的行为, 甚至出现以权压法、暴力执法的情况, 这些情况从根本上说都是思想上没有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
(二) 法律法规不完善
依法行政顺利推行的基础就是, 依“法”的法首先要是良法, 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立法科学, 全面、细致、有操作性, 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而从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然已经基本形成, 但是在具体的行政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法律依据不充分, 规定不够明确的地方, 给依法行政造成了一些阻碍。甚至一些具体规定明显存在着滞后性以及操作性差的问题, 不科学的制度拟订影响了整体的工作执行, 不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8]
(三) 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不完善
近年来,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运行机制更加合理顺畅, 特别是进一步简政放权, 不仅调节了政府职能, 也使得政府工作更加高效。但不可否认的是, 确实还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比如科学决策、问责追责等等。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行政监督机制的不完善, 任何权力没有监督都容易被滥用。就我国目前的监督体系来看应该说是比较完备, 不仅有行政体系内的监督, 而且还有权力机关的监督、党的监督、民主党派的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等等, 但问题的关键是让监督体系更好地发挥效果, 形成合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到多方面、多领域的制度设定, 需要逐步改革和完善。
(四) 公务人员素质亟待提高
自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来, 公务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选拔也更加规范严格, 但在基层政府中个别工作人员特别是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仍需提高。从现实状况来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 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呈现出了高发态势, 这对我们的行政工作特别是执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有的时候甚至是不仅仅行政行为要合法, 而且要做到行政行为合理。这就要求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不仅要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更要有法治意识, 工作中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能够采用法治手段平缓解决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四、结论
综上所述, 依法治国是立国之本, 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的根本, 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更是让人民群众直接受惠的重要保证。2020年我国法治政府基本建成, 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 基层政府的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法治进程, 必须对基层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切实有效的完善, 培养基层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 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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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行政效率问题浅析 篇10
关键词:行政效率,制度约束,观念转变,办公现代化
行政效率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 它是衡量行政管理活动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1]。所谓行政效率就是指行政主体其中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从事行政管理活动所取得的行政效果与所耗费的人、财、物力及时间的比率关系。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同志就揭示了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事实, 虽然经过30多年的行政改革, 我国政府行政效率有所提高, 但是政府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浪费严重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 我国行政效率仍然低下。
一、现阶段我国公共行政效率低下的表现
现阶段, 行政效率低下在我国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职能部门都有所存在, 其表现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1) 政府机关庞大, 职能交叉, 机构重叠; (2)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少、质量低、服务差、周转慢; (3) 办事程序过于繁琐, 手续过于复杂; (4) 职责不清、分工不明、工作相互扯皮; (5) 时间耗费多、公共资源浪费量大; (6) 投入多、产出少、管理成本高; (7) 腐败现象经常发生, 公众满意度不高。以上种种事实的存在使得我国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相当高昂, 有数据显示:2007年, 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19.03%, 行政管理成本在财政支出的比重是美国 (9%) 的2倍, 是法国 (6.5%) 的3倍, 高出世界平均水平的25%, 成为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较高的国家[2]。
二、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
透过现象可以进一步看到本质, 隐藏在行政效率低下问题背后的是深层次的原因, 包括制度性约束、传统观念为变、办公模式陈旧等等方面。
1、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性原因是制度的约束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缺少完备的制度与法治, 这是导致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 我国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不完善。当前我国政府人事管理中存在着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等问题, 不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此外, 行政人员分类制度不完备;考核任用制度不健全;奖惩制度不完善, 部门内没有合理地设置岗位、划分职责、选配人员, 没有有效的考核、监督、激励机制等问题, 对广大行政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其次,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重大挑战。政府管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十分严重;精简机构、安置和减少冗员的工作困难重重, 至今仍难有大的突破, 这种状况使得行政效率很难得到有效的提高。组织机构不合理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难题。
再次, 我国政府行政过程中的监督管理制度不健全。在实际操作中, 我国政府行政监督的法律保障有明显的欠缺, 使得行政监督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公民监督这一块儿, 就是因为法律保障不够有力, 才使得很多机关对民众所提出的批评、建议以及申诉置之不理, 甚至故意封堵信息传播渠道, 这样就不能及时地制止政府职员的不合理行为与违法行径, 造成公共利益的损害, 因此, 导致行政效率迟迟看不到起色。
2、我国政府管理的传统观念还未完全转变
随着十四大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提出, 我国政府的职能就应该做出相应的转变, 不断地去为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服务,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国政府这一观念仍然没有转变过来, 政府管理中仍然存在着“越位”与“缺位”的现象。以前政府职能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专业经济管理职能, 政府过多的承担此类职能, 既扼制了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 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形成, 又做不到宏观调控者所应尽到的责任。
3、政府办公模式陈旧是我国行政效率低下的技术性因素[3]
21世纪是信息的时代, 信息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 甚至可以说, 信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可我国政府却仍然停留在陈旧的包公模式中, 办公现代化的程度还相当不高, 原因是有好多政府工作人员年龄较大对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比较陌生, 这样行政效率就无法提高。
三、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共行政效率的途径
1、优化组成人员, 发挥群体结构的协调效应。
行政机构的配置要从整体出发, 讲求科学性。从整体上来说, 要精简专业管理部门, 加强决策咨询和调节、监督、审计、法制、信息等部门或机构, 使其与管理幅度相适应。从某一部门或机构来说, 在严把进人关, 使进入的行政人员在政治思想、业务水平、工作能力、身体素质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并要求每个成员逐步在业务上达到一专多能的基础上, 既要对人员科学组合, 又要创造协调条件, 保证协调效应的发挥。
2、保证机构改革的长久性、持续性。
长远而持续的改革计划及其执行, 是政府低成本、高效率的重要原因。政府机构作为行使公共权力以服务于社会和公民的执行机关, 由于其服务的对象是在不断改变过程中的——社会与公民都在不断地发展——因此他们对政府行政的需求也必然是常变常新的, 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 社会变化可谓日新月异, 我们应该把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当作日常行政工作的一部分, 不断推动改革, 使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处于灵活有效状态, 从而保证机关行政效率。
3、构建行政监督的法律保障体系。
为了及时地遏制政府的不合理行为与违法行为, 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 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提高监督主体的法律地位, 赋予其足够的权威, 形成监督的合力。
4、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促进政府管理技术手段的现代化。
适应信息时代的号召, 我国政府在管理技术手段上也要跟上现代化的步伐, 建立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的政府网络工程, 从而为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奠定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1]夏书章:《行政学新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6年。
[2]谢晓娟:《财政与税收》,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政府依法行政探讨论文 篇11
关键词: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五大原则、主要任务,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要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从法治角度来看,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推进中国法治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需要。“法治政府”是近两年来提出的一个新的行政法治理念和目标。简单的说,法治政府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运作的政府,政府的一切权力来源、政府的运行和政府的行为都受法律规范和制约。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是建成法治政府的基本要素。
一、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关键在于行政机关要依法行政。行政机关是最主要的法律实施主体。行政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律实施的整体水平和法治国家建设的整体进程。各级行政机关代表党和政府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不仅关系到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而且关系到党委和政府良好形象的树立和维护。因此,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首先,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树立政府权威。政府具有权威,是一个社会政令贯彻顺当通畅、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条件。其次,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落实政府责任。一方面,便于落实相关的职责担当与任务分配;另一方面,在出现滥用职权或者怠惰行为时便于分清具体责任人,有利于政府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管理。第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各政府官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运作协调配合、顺畅高效,将减少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消耗和浪费,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第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可以改善政府形象。更好地规范行政权、限制行政权、保障公民权。
依法行政下的法治政府是公民参与决策、参与管理、参与监督的民主政府。第一,服务政府。伴随着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政府必须减少管理层面,强化服务功能。一方面要健全政府职能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另一方面要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观念。第二,有限政府。一是政府权力有限。二是政府职能有限。三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张性、腐蚀性,客观上也要求政府必须是有限政府。第三,诚信政府。诚信原则是政府行使权力、进行行政管理所必须遵守的原则,这一原则不仅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具有指导性,而且在行政立法和行政司法领域,同样具有适用性和拘束力。要做到诚实守信,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具有真实性、善良性、稳定性、透明性。第四,责任政府。权力与责任是相联系和相统一的,有权必有责,行使多少权力必须承担多少责任。政府职权本身即是一种权力,又是一种义务,政府必须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失职,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
二、依法行政关键在于实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习总书记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为了确保各级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严格实施法律、依法行政,《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面推进政务公开等方面进行了部署,每一项措施都紧紧围绕“保证法律严格实施”这个中心展开。
一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完善行政组织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行政机关要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勇于负责、敢于担当,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坚决克服懒政、怠政,坚决惩处失职、渎职。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
二是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该及时作出决策,但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严格追究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推进综合执法;理顺行政强制执行体制;理顺城管执法体制;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各级政府必须严格依照行政法律法规办事,给自己手中的权力戴上“紧箍咒”,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谨记公权行使的一个原则:“法无授权不可为!”
三、依法行政要接受法律监督
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建立法治政府,必须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如果缺乏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权力行使的约束,就会助长其行政活动的随意性,公民的权利就会被这种随意性的行政活动践踏和侵害。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习总书记要求,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努力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是强化对行政权力制约的重点。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定期轮岗,强化内部流程控制,防止权力滥用。
标准提升政府行政服务效能 篇12
今年10月14日,全世界标准化工作者共同围绕“减损耗,增收益——标准提高效率”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显而易见,效率就是以最少的损耗、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投入,生产或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或服务。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激烈且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提高效率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帮助各类机构取得成功、实现效益最大化的重要砝码。
标准是利益相关方充分协商一致的产物,是最佳实践经验的体现。将这些最佳实践经验,通过标准的形式向各方开放,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分享这些经验,同时使相关组织和人员避免重复性工作,充分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从而显著提高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效率,实现以更低的损耗快速地为更多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标准是提高效率、增进效益的重要手段。
2 标准化在政府效能建设中的作用
政府效能作为行政管理和现代政府能力的核心,对政府全面有效地履行职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社会结构以及政府职能的变迁,效能建设越来越多地受到各地方政府的重视。如何主动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效能建设,成为了各级政府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标准化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进一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技术支撑,能够为政府效能建设提供创新优化的解决方案,为政府实现规范化管理、全方位提升效能的整体水平提供新思路。
2.1 标准化建设是规范政府运作流程,提升行政效率的重要方式
通过梳理标准化的工作流程、确立标准化的岗位职责、制定标准化的操作方法和评价机制,建立全方位的政府标准化管理和操作机制,能够大大提升行政效率。一方面,标准化能够对工作人员的公共服务行为进行规范,从而避免其按照主观意志,过多自由裁量地履行政府职能,还能够改变通过命令和权力强力推行行政的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服务标准化来固化科学的运作模式,能使最佳实践在整个政府服务体系内更容易复制推广、更容易达到相对一致的水平,从而有效降低政府运作成本、提升服务效率。
2.2 标准化建设是完善评价机制,加强行政权力监督的有力保障
政府推进标准化建设,建立全程可控制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标准化程序,对每个环节与细节建立明确具体的工作质量评价标准,能够对行政管理整个流程进行有效监控。并且,通过标准化建设,能够对行政权力的链条进行合理分解,形成权力合理分配、相互连接又相互监督的管理体系,建立透明、公开、量化的公共服务规范,有助于实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的科学化、标准化的行政权力监督机制,实现社会、公民和企业对公共权力部门的有效监督。
2.3 标准化是提高政府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的有效手段
近几年,我国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增
李涵,杨朔:标准提升政府行政服务效能
长态势,但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间的差距在拉大,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仍较低。标准化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的重要手段,可以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目标、流程、提供方式等进行规范,建立一整套质量控制体系,提高管理和服务质量。同时,标准作为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结果,通过广泛吸纳公众参与标准制定过程,有利于满足不同群体享有公共服务的基本需要、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府公共服务质量目标与公众期望保持一致,提高服务质量。
3 标准化推动政府效能建设的典型案例
3.1 探索行政服务绩效评价标准化,推动行政服务研究纵深发展
2012年5月,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现代服务标准化发展研究中心启动了《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价技术与标准预研》项目,力求对标准化支撑行政服务中心绩效评价的相关技术及机制进行研究。
课题组分赴东、中、西部多家行政服务中心调研,对国内行政服务机构的运行现状和存在问题等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力求从中深挖出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的现实需求。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分析提炼出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的关键技术,提出了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估的方法,切实开展了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相关标准的预研工作,为形成科学可行的标准化解决方案奠定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该项目将研制出行政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的标准化、规范化方法,从而实现对行政服务机构绩效水平的量化考核,为未来行政服务中心绩效评价工具开发和信息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该项研究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政府政务公开和透明化监督,从而巩固和提升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满足公众对政府行政服务水平提升的期望。
3.2 研制网上行政服务重要标准,助推“镇江模式”
李涵,杨朔:标准提升政府行政服务效能
再升级
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进步,行政服务中心面临着信息化建设和网络平台这些新型服务窗口的建设问题。如何用标准化的手段解决现有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现代服务标准化发展研究中心认真研究讨论、锁定重点,以网上行政服务标准化建设为切入点,联合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联合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2012年5月,项目组分赴北京、上海、镇江、泉州、宁波、深圳、成都七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展开实地调研,基于调研数据和反馈信息起草了《行政服务中心网上行政服务规范》国家标准草案,并经多轮研讨现已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国家信息中心、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编办以及10多个省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专家代表对标准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该标准对网上行政服务概念的界定、网上行政服务事项种类、服务内容及质量、服务评价、服务评价指标等内容进行了全面规范,成功地搭建了标准化的网上行政服务架构。以标准为依据,镇江行政服务中心目前正在同步打造集地理导航、实景实时交互、无障碍技术等功能于一体的行政服务中心数字大厅,力争在实践中应用标准,用标准指导实践。相信在标准化的带动下,曾经一度因“镇江模式”而享誉全国的镇江市行政服务中心,必将再次成为行政服务改革中的焦点,从而进一步提升其行政服务能力、实现“镇江模式”再升级。
3.3 建设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小县城走上国际大舞台
近年来,山东新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把标准化引入到行政服务领域成果显著。2010年8月,新泰市被国标委列为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
新泰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建立了一整套程序严密、全面覆盖的标准化管理体系。体系下设三大支柱体系,由551项标准构成。其中,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打造了高效的行政服务流程,解决了服务过程中因人而异的问题;服务管理标准体系对服务过程中涉及的关键环节和因素进行管理和控制,从人、财、物等方面为服务质量标准体系的实施提供了全方位保障;服务工作标准体系明确了中心各个工作岗位的具体职责和作业要求。三大体系的建立实施,使政府行政行为有了明确的工作质量评价标准和全程可控制的行政服务程序,引领了政府管理创新。
新泰市在行政服务标准化方面的成功实践引起了广泛关注,北京、浙江、广州等多个地方的行政服务中心、纪检、监察、质监、工商、税务等部门先后来新泰考察学习。新泰市还应邀参加了第三届、第四届国际电子政务理论与实践交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经验介绍和核心对话,在国内外行政服务领域引起了强烈反响。
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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