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理论（精选10篇）
事件理论 篇1
“议程设置”理论由马尔科姆·麦肯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其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 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其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注意某些问题而忽略另一些问题的做法本身就可以影响公众舆论, 而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 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本文拟将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来讨论议程设置理论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应用。
一、议程设置理论在社会危机事件中的应用
社会危机指社会系统中的某个构成部分突发剧烈失调和畸变, 导致社会生活秩序偏离正常轨道以致严重威胁社会安全, 使整个社会处于高度危险的紧急状态的社会现象。它通常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突发性、危害性、舆论关注性、超地域性、双重性、信息不对称性等等。
1. 建立共识, 实现对话
通过议程设置, 媒介可以使意见相左的团体就某些议题达成某种一致, 从而实现不同团体的对话。媒介通过有条理、有计划的设置议程, 利用媒体和国家的公信力, 从而使受众随着媒体的议程而形成公众自我议程, 使各种声音趋于一致, 从而达到社会稳定的同时也会增加民族向心力, 众志成城地面对危机。
2. 提高责任, 引导舆论。
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评判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公众关注与该事件相关的议题, 故记者的责任心就很重要。如果作为传达国家声音的媒介及时设置议程, 引导舆论, 将受众的目光聚集到一点, 对国家处理公共危机, 疏导受众思想是非常有好处的。
二、媒体对于三鹿奶粉事件的议程设置
2008年9月8日, 《东方早报》和《南方日报》的两篇报道引爆了三鹿奶粉事件,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可谓一时间三鹿奶粉“家喻户晓”, 致使社会受众不敢轻易涉猎奶粉。三鹿奶粉事件在经由媒体的强大宣传力度下, 很快扩展为食品安全问题, 此后又出现鸡蛋有毒、橘子长蛆虫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 媒介的议程变成公众的议程, 社会人心惶惶, 公共危机由此形成。
新华网具有全球影响力, 在这次的公共危机前比较成功地设置了议程, 稳定了消费者情绪的同时很好地维护了国家的形象, 让人们对中国的食品安全重新肯定。
1. 对消费者市场的议程
新华网作为国家的主流媒体, 在共公危机面前引导舆论义不容辞, 从9月12日起新华网就开始了三鹿奶粉事件的滚动报道, 对之前各家媒体和各方评论的众说纷纭从官方角度给了一个确定的答复, 如9月12日就在新华网发布视频《新华纵横》婴儿肾结石病调查, 同时刊发新华时评:大品牌更需要严格监督;卫生部发布喝奶粉导致肾结石的婴幼儿诊疗方案等从各个方面肯定了三鹿奶粉与婴幼儿的肾结石的相关性, 三鹿集团的狡辩不再发挥作用, 广大消费者也能在心理上接受这个事实, 信息的透明让消费者采取比较理智的消费行为。同时, 新华网继续报道此事, 并将焦点转向其他品牌的奶粉, 相继发布消息, 如9月17日发布“婴幼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专项检查阶段性检查结果公布 (附名单) ”;“87家企业婴幼儿配方奶粉未检出三聚氰胺 (附名单) ”;18日, “光明乳业:光明牌乳制品均未查出相关问题”;9月23日“316家奶制品产销企业做出质量诚信承诺”;24日“新上市主要品种液态奶未检出三聚氰胺”;25日“河北:商场公示合格奶制品让顾客放心”;26日, “质监局再检液态奶均未测出三聚氰胺”;27日, “广州市民对奶粉信心逐步恢复”等一系列的报道, 消费者逐渐恢复对奶制品的信心, 媒体就是通过这样的议程逐渐使消费者的恐慌心理走向安稳, 并对食品安全恢复信心, 以便于消费者市场顺利运转。
2. 对国家公信力的议程
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 不仅消费者市场, 国家的公信力也大大受损, 各家媒体纷纷发表评论批判政府监管不力, 同样, 新华网也通过议程的设置, 让消费者乃至所有人对政府的监管重拾信心。12日“卫生部要求各地上报食用三鹿奶粉婴幼儿患病情况”;13日“国务院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做出六项决定”;14日“质检总局派出工作组检查三鹿奶粉应急处置工作”;15日“我国积极救治肾结石患儿已有一批患儿恢复健康”;16日“三鹿奶粉事件又有2人被逮捕7人被刑事拘留”;17日“石家庄副市长因三鹿事件被免职三鹿董事长被罢免”;18日“质检总局撤销伊利等三家企业乳粉产品中国名牌产品称号”, 直到26日“监管、检测双管齐下液态奶市场信心逐渐恢复”等一系列的报道, 在广大受众心目中又重新树立了国家形象, 看出了国家在公共危机事件面前的毫不留情和为大众解决问题的决心。
结语
议程设置理论是传播学经典学派的重要理论成果之一, 探讨的是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 该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它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入手, 重新揭示了大众传媒的有力影响, 为研究摆脱“有限论”的束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作为传播学重要研究的议程设置理论也是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三鹿奶粉事件国家通过媒体议程设置理论的应用使广大受众对食品安全重塑信心, 稳定了消费者市场, 从而保证了国家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 从某一程度重塑了国家的公信力, 可以说是一次很成功地在公共危机事件中运用了这个理论。■
摘要：以三鹿奶粉事件的新闻报道为案例, 探讨了议程设置在公共危机事件报道中的应用问题。
关键词：议程设置,三鹿奶粉事件,危机
事件理论 篇2
一、名词解释（5题，每题2分，计10分，）。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2．指征病例：在一起暴发或者聚集性疫情中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第一个病例。
3．艾滋病的窗口期：从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到血液中产生足够量的、能用检测方法查出艾滋病病毒抗体之间的这段时期
4．疫源地：传染源及其排出的病原体 向周围所能波及的地区称为疫源地。
5．聚集性病例：2例或以上病例或疑似病例在短期内集中发生在某单位（如车间、家庭、学校、医院等），病例之间有明确的流行病学联系。
二、单选题（30题，每题1分，计3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4个选项中只有1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关于“流行病学”，下列说法错误的是（B）A、流行病学是从群体角度研究疾病与健康 B、流行病学研究的病种仅限于传染病
C、流行病学从疾病分布入手探讨疾病的流行因素 D、流行病学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
2.下列哪一种指标常用来说明疾病对人的生命危协程度（C）A、发病率 B、死亡率 C、病死率D、罹患率
3.某县历年流脑发病率均在12/10万~20/10万之间,去年该县流脑发病率为16/10万,试判断其流行强度（A）
A、散发 B、暴发 C、流行 D、大流行
4.某乡5000户约2万人口，欲抽其1/5人口进行某病调查，随机抽取1户开始后，即每隔5户抽取1户，抽到的户，其每个成员均进行调查。这种抽样方法为（B）A、分层抽样B．系统抽样C．整群抽样D．简单抽样 5.疫源地消毒的常用消毒方法有（D）
A.煮沸消毒法B.消毒液浸泡法C.环氧乙烷简易熏蒸法D.以上都是 6.临床试验中采用双盲法是为了控制（B）
A、选择偏倚 B、信息偏倚 C、混杂偏倚D、回忆偏倚 7.潜伏期的意义，以下描述错误的有：（D）。A.可判断患者受感染时间，以追踪传染源；
B.可确定接触者的留验、检疫或医学观察期限，一般以常见潜伏期增加1—2天为准，危害严重的传染病可按最长潜伏期或有关规定予以留验或检疫；
C.可确定接触者免疫接种时间,可根据潜伏期评价已采取预防措施的效果,可影响疾病的流行特征评价疫源地的消灭。
D.是决定传染病病人隔离期限的最重要依据 8.不属于经蚊虫传播的疾病是（D）
A．丝虫病 B．疟疾 C．流行性乙型脑炎 D．肾综合征出血热 9.在我国蝇类的主要传播疾病方式是（A）
A、机械性传播 B、生物性传播 C、吸血性传播D、直接接触传播
10.扩大国家免疫规划实施方案中，在原有6种疫苗的基础上，以无细胞百白破替代百白破疫苗，又将哪几种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B）A、HIB、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
B、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麻风腮疫苗 C、甲肝疫苗、流脑疫苗、乙脑疫苗、肺炎疫苗
D、甲肝疫苗、流脑疫苗、麻风腮疫苗、轮状病毒疫苗 11.属于人工被动免疫的制品是（D）
A、卡介苗B、脊髓灰质炎疫苗 C、麻疹疫苗D、抗狂犬病免疫球蛋白
12.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为四级：特别重大（I级）、重大（II级）、较大（III级）、一般（IV级）。依次用（D）进行预警。A、红色，黄色，蓝色，橙色 B、黄色，红色，蓝色，橙色 C、蓝色、橙色、黄色、红色 D、红色、橙色、黄色和兰色
13.哪项不属于预防接种后的异常反应（A）
A．接种部位的红肿24小时后消失 B．癔病发作C．血清病 D．过敏性休克 14.下列哪种因素可使人群易感性降低（D）
A、新生儿增加 B、获得性免疫力自然减退 C、易感人口迁入 D、计划免疫 15.孕妇患风疹后，可能引起胎儿先天性畸形，此种传播方式称为（D）A、空气传播 B、医源性传播 C、水平传播D、垂直传播 16.被肠道病原体污染的水是（B）
A、传染来源 B、传播因素 C、传播途径 D、传播方式 17.下列除哪项外，都是法定丙类传染病（A）
A、水痘 B、流行性感冒C、风疹D、急性出血性结膜炎
18.病原携带者作为传染源的意义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D）
A．排出病原体数量的多少 B．携带时间的久暂 C．携带者的家庭人口数 D．携带者的职业、社会活动范围、个人卫生习惯及卫生防疫措施 19.下列那项不是传染病个案调查的内容：（D）
A 核实诊断 B确定传染来源及可能的传播途径 C 确定病人传播范围 D计算平均潜伏期并推算暴露日期
20.一位伤寒患者住在传染病房治疗，此时应采取：（C）A、预防性消毒 B、终末消毒 C、随时消毒 D、化学消毒
21.下列哪种排出门户通常是最难控制的，然而又是最重要的（A）A、呼吸道B、消化道C、泌尿生殖道D、皮肤
22.下列动物中，哪种动物是乙脑的主要传染源(D)A、家鼠B、牛C、鸡D、猪
23.当临床上轻型的菌痢病人所占比例增大时，在痢疾预防措施方面下面哪种措施是恰当的？（A）
A、对传染源的措施易于见效 B、针对传染源的措施难于见效 C、针对易感人群的措施易于见效 D、研究菌型分布，找出敏感药物
24.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主要传染源和传播途径为：（C）A、隐性感染者和气溶胶传播B、潜伏期感染者和接触传播 C、患者和近距离飞沫传播 D、慢性感染者和气溶胶传播 25.目前我国引起霍乱暴发流行的菌株主要属于：（C）A、非O1群 B、O1群古典生物型和O139群
C、O1埃尔托生物型和O139群 D、O1群古典生物型和非O1群
26.某医疗卫生机构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应当在（？）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D）A、2，2 B、1，2 C、4，2 D、2，1 27.对疫源地粪池内地粪便用漂白粉进行消毒时，漂白粉的用量与粪便量大比例是（C）A、1：3 B、1：2 C、1：5 D、1：4 28.下列哪一项有关艾滋病的描述不正确：（B）
A、艾滋病是死亡率极高的传染病B、艾滋病是不可以预防的疾病
C、艾滋病尚无法治愈D、艾滋病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29.预防和控制麻疹，主要采取哪项措施：（B）
A、加强疫情和病毒变异的监测B、以接种疫苗为主的综合措施 C、以消灭传染源为主的综合措施D、切断传播途径为主的措施 30.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发现以下情况，必须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时限向当地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疫情（D）
A、甲类传染病和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和病原携带者
B、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伤寒副伤寒、痢疾、梅毒、淋病、白喉、疟疾的病原携带者
C、丙类传染病病人、疑似病人 D、以上均正确
三、多选题（20题，每题1分，计2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5个选项中至少有2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
1.目前影响霍乱疫情的不利因素，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C）；
A、农村土厨师缺乏食品卫生知识，家庭自办酒席现象增多并缺乏卫生管理
B、居民家用井水消毒得不到重视和落实，少数群众生活饮用水仍有以井水为主 C、部分农村地区化粪池、河水、阴沟相距很近，水体之间存在相互渗透和交叉污染 D、滥用抗生素，使得轻型霍乱患者被大多数医生忽略
2.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要求医疗机构的预防保健科履行下列哪些职责（BCD）A、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
B、负责疫情报告、传染病到消毒隔离、计划免疫接种、预防性投药等 C、积极防治传染病、结核病等常见、多发病
D、积极开展检查指导本院和地段的爱国卫生运动，经常宣传卫生知识，做好除害灭病工作。
3.《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中，规定2小时必须报告的法定传染病有：（ABC）A、鼠疫、人禽流感 B、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C、肺炭疽、霍乱 D、艾滋病
4.以下哪种情况需要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ABC）A、发现1 例及以上霍乱病例
B、1周内，同一学校中发生10例及以上流行性腮腺炎病例 C、1周内，同一幼儿园发生10例及以上风疹病例
D、3天内，同一幼儿园发生5例及以上细菌性痢疾病例 5.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哪些接触不会感染艾滋病：（ABCD）
A、在工作和生活中与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一般接触，如握手、拥抱、礼节性接吻、共同进餐、钱币等不会感染艾滋病
B、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公共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 C、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D、蚊虫叮咬不传播艾滋病
6.经空气传播传染病特征，以下说法正确的是（ABCD）A、传播广泛，传染源周围发生继发病例，发病率迅速升高 B、切断传播途径的效果甚小
C、常有冬春发病率升高，经常与居住、工作环境条件有关 D、多为儿童发病较高
7.需要进行终末消毒的传染病有：（ACD）A、病毒性肝炎 B、麻疹 C、伤寒 D、霍乱 8.影响人群易感性降低的主要因素有：（ABC）
A、计划免疫B、传染病流行后免疫人口增加C、隐性感染后免疫人口增加 D、新生儿增加
9.对传染病接触者的预防措施包括：（ABCD）
A、医学观察 B、留验（隔离观察）C、应急接种 D、药物预防 10.以下哪几种疾病属于AFP病例：（ABCD）
A、有毒物质引起的多神经病 B、臀肌药物注射后引发的神经炎 C、全身型重症肌无力 D、肉毒中毒
11.以下哪几种是我国应报告的疑似异常反应疾病：（ACD）A、热性惊厥B、偶合症C、过敏性皮疹 D、晕厥 12.我市霍乱的控制目标是：（ABC）
A、不发生霍乱死亡病例 B、不出现疫情扩散导致的二代病例
C、不发生中、高强度流行D、开展口服霍乱菌苗的推广和接种工作 13.下列免规计划中哪项措施是正确的（ACD）
A、8月龄接种1剂次麻疹疫苗，18～24月龄接种1剂次麻风腮疫苗 B．儿童18～24月龄接种2剂次A群流脑疫苗 C．18月龄接种甲肝减毒活疫苗1剂次 D．3月龄起接种百白破疫苗
14.传染病报告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CD）
A、对已填报过卡片的传染病病人，在订正诊断或发生死亡时，必须再次填报，标识“订正报告”,在订正病名中填写以前病名。B、死亡病例的报告须是因患传染病死亡的病例，患传染病但因意外或因非传染病死亡时，不需填报传染病报告卡。
C、病人同时患两种或两种以上传染病时应分别报卡 D、发现乙肝病原携带者，可不进行网络直报
15.艾滋病患者“四免一关怀”政策，下面说法正确的是：（ABCD）A、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 B、在艾滋病流行的重点地区实施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准确掌握疫情； C、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地方政府负责有关费用；
D、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减少母婴传播； 16.在甲型肝炎防治中，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CD）
A、遏制春、秋两季发病高峰 B、立足长期治本，狠抓关键措施
C、科学实施以甲肝疫苗接种为主导的综合防治措施 D、严格实施疫点处理 17.预防接种工作规范，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CD）
A、冰箱门内搁架不宜放臵疫苗 B、冻结过的乙肝疫苗可以使用 C、活疫苗超过半小时，灭活疫苗超过1小时未用完，应将疫苗废弃 D、禁用2%碘酊进行皮肤消毒
18．冷藏包（箱）的正确使用方法：（ABCD）A、脊灰疫苗和麻疹疫苗放在冷藏包（箱）的底层 B、卡介苗放在中层，并有醒目标记
C、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乙肝疫苗放在上层，不要紧靠冰排，防止冻结 D、冷藏包的空隙用纱布或纸张填充，防止疫苗安瓿振荡破裂
19.人被犬、猫等宿主动物咬、抓伤后，对凡不能确定伤人动物为健康动物的局部伤口处理，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CD）
A、局部伤口处理越早越好，只要伤口未愈合就应进行伤口处理
B、用流动的水、20％肥皂水或含有清洁剂水强力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 C、彻底冲洗后用2-3%碘酒或75%酒精涂擦伤口 D、立即进行受伤部位的彻底清洗和消毒处理 20．关于手足口病，以下说法正确的有：（ABCD）
A、该病常见于学龄前儿童，婴幼儿多见 B、传染源为病人和隐形感染者
C、主要经粪-口途径或呼吸道传播 D、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在液体环境中很稳定，在外环境中病毒可长期存活
三、简答题（5题，计20分，每题4分，简要回答提出的问题，不需要展开说明）。1.消灭疫源地的条件有哪些？
答：传染源被移走（如隔离、死亡）或已消除排出病原体状态。传染源散播在外环境中病原体被彻底清除。所有易感的接触者，经过该病最长潜伏期未出现新病例或证明未受感染。
2.饮用水传播流行特征是什么？ 答：（1）病例分布与供水范围一致，且有饮用同一水源的历史；（2）如水源持续受到污染，病例可终年不断，发病呈地方性；（3）停止使用污染的水源或采取消毒、净化措施后，爆发或流行即可平息。
3、洪涝灾区卫生防病的根本措施有哪些？ 答：“三管、三灭、一清理”，三管是管水、管粪、管饮料；三灭是灭蚊、灭蝇、灭老鼠；一清理是清理环境。
4.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哪些紧急措施并予以公告？ 答：（1）限制或者停止集市、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2）停工、停业、停课；
（3）封闭或者封存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4）控制或者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5）封闭可能造成传染病扩散的场所。
5．简述霍乱暴发疫情处臵中对疫点采取综合防制措施的原则。答：原则：“早、小、严、实”，即时间要早，范围要小，措施要严，落在实处。
四、问答题 1.计算题（1题，10分，请列出计算公式和配臵方法）；
某地发生肠道传染病疫情必须用含有效氯2000mg/L到消毒液进行表面消毒。现需要配臵4000ml该浓度的消毒液。如使用含有效氯5%的84消毒液，如何配制？如使用含有效氯25%的漂白粉，如何配制？（请列出计算公式和配制方法）答：（1）使用含有效氯5%的84消毒液，配制方法： 2000×4/（5%×106）=0.16L 准确量取含有效氯5%的84消毒液160ml,加水至4000ml，搅拌均匀即可。（2）使用含有效氯25%的漂白粉，配制方法： 2000×4/（25%×1000）=32g 准确称量32g漂白粉，用少量水溶解，静臵5分钟，取上清液倒入4000ml的容器内，加水至刻度，搅拌均匀即可。
2．案例分析题（1题，10分。给出案例，正确全面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2008年4月，某医院预防保健科接到报告，该镇中心幼儿园一周内发生多例不明原因发热病例，临床特点：早期有低热或中度发热，伴轻微咳嗽、咽痛和眼发红等症状，口腔粘膜光滑，体表可见稀疏的红色斑丘疹或针尖样红点，消褪的皮疹处留下较浅色素沉着。抗生素治疗无明显效果。全园学生380人，发病20例，罹患率为5.26%。提问一：你接到报告后，到达现场首先要开展哪些方面工作？ 答（1）核实诊断，确定此次疫情的存在；（2）建立病例定义，核实病例并计算病例数；（3）对收集的病例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4）形成初步假设；（5）现场采样（6）报告给所在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提问二：到达学校后，要收集学校的哪些基本信息？
答：包括发生学校教职工和各班级的学生分布情况、单位名称、地址、报告人、联系方式；涉疫人数、教学活动形式（如学校全日制、是否寄宿等）；全校的名册及单位平面图、示意图（注明住宿分班级、部门、楼层、区域）；地理地貌、居住条件。
提问三：根据以上资料，你估计本起疫情可能的疾病和传播途径是什么？为进一步明确诊断，可采集哪些标本？ 答：（1）可能的疾病有麻疹、风疹，传播途径为呼吸道传播。（2）应采集标本有：咽拭子，血标本。
提问四：如在患者血标本中检测出风疹病毒，应采取什么措施及时阻断本起疫情的蔓延？ 答：（1）隔离病人：对患病儿童进行隔离；
（2）严格晨检，及早发现早期病人，指导落实防控措施。
（3）加强卫生消毒措施：教室开窗通风，对教室内外环境、家具、用具、玩具及一切还在能触摸到的地方，用紫外线灯和84消毒液消毒。儿童被褥清洗曝晒。（4）开展应急接种
事件理论 篇3
[关键词]叙事本位历史事件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040097
“叙事本位”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例如《史记》作为“史家之绝唱”受到后世史家的无上膜拜，其具有最完备的叙事功能和最完美的叙事技巧。《史记》中那些经典的“故事”都具有这样的特性：行动中的人物，因果、线索完整的情节，具体明确的场景等，由这诸种因素组合成一个个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事件。笔者在八年级历史上册《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一课的教学中，试图以叙事理论为依据，以人物、情节、场景三要素为中心组织教学。
“抗日救亡运动兴起”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情节是“九一八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日军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是事件发展的具体场景，张学良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典型人物。
一、场景：构建特定的历史背景
叙事理论认为，故事的进展要把人物的行动放在具体的环境中以构成场景。在历史教学中也强调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笔者在本课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华”及“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这两个内容的讲述来构建历史背景，力图使学生理解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的前因。日军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是国共关系变化的根源。
【教学实践】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侵华
1.九一八事变：局部抗战开始
南满铁路
日军进攻北大营
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射击
把学生分为两组，根据所给图片的提示，分别针对九一八事变写一则新闻报道，另一组学生以日本记者的身份报道，一组学生以中国记者的身份报道（目的是让学生知道九一八事变的时间、地点、简单经过、结果）。
2.侵略的扩大
根据地图（地图略）指出，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1935年，占领河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日本扩大侵略，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
（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播放视频）介绍抗日救亡运动。
学生思考：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对当时的局势有何影响？
二、情节：展现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
在叙事理论中，情节是按照因果关系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而且要求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出人物行为的矛盾冲突。本课把“九一八事变后，国共关系的变化”作为叙事的主要情节，通过对比“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西安事变”“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等事件中国共两党的不同看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完整地揭示了国共关系的变化历程，从而构成叙事的主要情节。情节的发展以“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为背景，步步深入，西安事变是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这种设计通过材料的呈现，让学生了解不同时期国共关系的表现及变化的过程，最终引导学生得出 “国共合作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的结论，从而完成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体认，使情感教育水到渠成。
【教学实践】
（三）化干戈为玉帛——国共关系的变化
材料一
材料二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日军侵略。
1931年9月30日，中共再次发布《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称“日本侵掠东三省的事变，不但丝毫不能减轻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统治的进攻，而且却正相反，正因为这些事件，中国共产党将加倍努力去推翻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
1.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国民党：剿共，寄希望于“国际公理”，准备抗日共产党：反蒋抗日
材料三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1935年8月）
材料四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对正在进行的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调整了对苏联的态度。后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2.华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国民党：“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材料五西安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发表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学生思考：“八项主张”的核心是什么？其发表有何意义？
材料六如何处置蒋介石：
国民党内部主张无力讨伐张学良，并准备派飞机炮轰西安城主张答应张、杨的八项主张，谈判解决
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指出南京决定讨伐张、杨，会造成“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学生讨论：哪一种主张更有利于当时中国的形势？
材料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6年12月27日：“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
学生思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义。
3.西安事变：国共关系的转折，时局转换的枢纽。
材料八中国共产党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利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实际上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
4.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三、人物：认识历史人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叙事作品中的人物是情节发展的动因，是推动情节发展的行动要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人物的行为往往会对历史发展产生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在本课中，笔者把张学良设定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典型人物，力图让学生理解张学良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对于抗日战争这一阶段的史实，有些学生通过一些影视作品有所了解，但往往会把历史人物脸谱化。本课“西安事变”是教学重点，也是情节发展的高潮，笔者主要通过当事人的话语，让学生理解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
【教学实践】
材料九1936年12月13日下午5时，张学良的讲话：“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学生思考：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是什么？
材料十张学良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蒋介石，表示此次：“随节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纪纲，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
学生思考：张学良为什么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你认为张学良有哪些性格特点？
结语：历史事件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以及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等要素，用叙事理论可以把这些要素进行选择、编排，增强课堂的生动性。教学情节的设计要突出事件的进程，有逻辑性，有矛盾冲突，展现“宏大叙事”，客观、真实。场景、人物的选择要围绕情节的展开来设定，避免片面。场景、情节、人物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全景叙述历史事件。
[参考文献]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东航事件的内部营销理论解读 篇4
事件的始末
2008年3月31日, 东方航空多架航班在飞离昆明到达目的地上空后, 却又不约而同地选择折返昆明机场, 致使大量本应前往云南丽江、大理等地的旅客不得不滞留在昆明机场。据报道, 此次集体折返的东航班机多达14架, 滞留旅客最多时达1000多人。对于此事, 有消息直指是由于东航云南分公司员工对单位有诸多不满, 因此部分机长选择罢飞以示抗议。但是, 公司方面在事后的表态却是天气原因。
东航事件的直接损失是使公司形象在消费者心目中直落千丈。由于公司最初向外界宣布的是天气原因, 而到了4月7日, 中国民用航空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3月31日东方航空云南分公司执飞的云南省内机场的气象条件总体上是适航的, 可以初步认定, 确有机组涉嫌人为原因返航。面对公司方面前后矛盾的解释, 已经有部分东航返航事件中的消费者准备以“涉嫌商业欺诈”起诉东方航空公司。中国消费者协会方面则表示:根据消费者的要求, 依法提供支持。因为, 航空服务实质上是一种合同, 乘客购买了机票, 就意味着航空公司有义务根据机票上的约定, 安全、准时地将乘客送达目的地。正如中国消费者协会新闻发言人所表示, 如果真的是因天气原因等不可抗力, 经营者变更合同或者取消合同也是为了乘客的安全着想, 消费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谎称不可抗力以逃避责任, 就涉嫌欺诈, 消费者有权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等相关条款提出索赔。最为要命的是, 事后出现了消费者集体抵制东航航班。据《羊城晚报》报道, 由于“罢飞”事件的恶劣社会影响, 不少乘客开始自发集体抵制东航航班。在广州旅行社订票中心, 很多旅客订票时都指明不愿乘坐东航航班。在广州飞上海的航线上, 东航的价格还算比较便宜的, 处在较低的国航、上航和较高的南航之间。有乘客表示, 宁可价格贵一点也要保证安全。在一些订房订票的网站论坛里, 部分网友在发帖“抵制东航”。“除了返航事件本身以外, 要不是民航局彻查, 东航还在不停地说谎想要掩盖矛盾。这样的航空公司的飞机谁还敢坐?”
经民航局调查组17日发布调查结果认定, 此次返航为非技术原因, 同时对东航罚款150万元, 停止云南部分航线经营权。自2008年5月4日起, 停止东航昆明至版纳、昆明至大理的航线经营权, 自2008年4月26日起, 调减东航六个航班班次。东航公告称, 此次停止和调减的航线将使未来八个月公司主营收入分别减少1.87亿元和2.18亿元。
员工是公司的第一顾客
从东航事件的后果看, 企业最直接的损失是管理部门对东航的处罚, 而更为关键的是消费者的抛弃。而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员工对企业的背叛。从东航事件可以看出内部营销的重要性。实际上, 相对于外部营销而言, 对公司内部人员所进行的营销更重要。有了内部忠诚, 才能有外部忠诚。对内部营销的关注始于80年代。克里斯蒂安.格朗路斯在其1981年的著作中, 称内部营销是“把公司推销给作为‘内部消费者’的员工”。其意义是:员工的满意程度越高, 越有可能建成一个以顾客和市场为导向的公司。内部营销的实质是, 在企业能够成功地达到有关外部市场的目标之前, 必须有效地运作企业和员工间的内部交换, 使员工认同企业的价值观, 使员工尽心尽力为企业服务, 企业最终通过满意的员工来吸引更多的满意顾客。
而东航事件的导火索恰恰是公司在运作中首先制造出了不满的员工。据云南媒体报道称, 在事发的数天前, 在东航云南分公司的宿舍、飞行楼里, 贴出了多份名为《致东航云南分公司全体飞行员的一封信》。在这封很多人都看到的信里, 信件的作者表示:飞行员身边发生的许多事, 让人“应该警醒”了, 一是相对同行而言, 待遇太低;二是一些针对飞行员的检查使“飞行员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三是工资和补贴标准没有与税收标准接轨。第四条中, 提到了“郑志宏”事件, 质疑他曾遭到的天价索赔。有飞行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一天之内这么多航班选择“因天气原因返航”, 是飞行员改善生存环境的一种尝试。
在这封公开信中, 对于郑志宏遭受到东航天价索赔的不满, 似乎成了飞行员长期压抑之下爆发的导火索。据悉, 曾经作为东航云南分公司飞行员的郑志宏在递交《辞职报告》后, 遭东航天价索赔。2007年5月17日, 云南航空公司机长郑志宏向单位提交辞职报告, 请求解除劳动合同。随后, 东航云南分公司提出反诉:要求郑志宏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如与公司解除合同, 由其赔偿经济损失1250万元。此举在当时遭到不少东航云南分公司员工的质疑, 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对于事件原因的解说, 公司与员工之间可以说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但最终酿成的对公司经济的、形象的损失及对员工的伤害, 都是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
有效沟通才能化解不满
要想应用内部营销理论制造满意的员工, 企业内部的有效沟通是非常必要的。沟通在企业这个具有一定使命的特殊群体的管理活动中也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效的沟通可以作为组织内部控制、激励、情绪表达和信息传递的有效工具, 并成为化解不良情绪和内部矛盾的良药。所以, 一个企业或公司领导管理者如果不能对下属或员工进行有效的沟通, 了解员工的需求, 掌握职员的优点和特长, 那么这个管理者就是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管理大师松下幸之助曾经说过:“企业管理过去是沟通, 现在是沟通, 未来还是沟通。”专家研究表明, 优秀经理70%以上的时间都用在了沟通上。
研究东航事件的成因, 很大程度上是疏于各方的有效沟通。沟通的实现有赖于良好的机制:第一种就是通过正式的沟通渠道, 如月会、周会、座谈会。第二种就是通过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如电子邮件、周末旅游、小型聚会等。无论是通过哪种形式沟通, 只要让员工说话, 并且是说自己愿意说的话。而最终以罢飞来求得问题解决的东航事件表明, 劳资双方的沟通是多么重要。据报道, 在返航事件之前, 一些飞行员与东航公司已经是矛盾重重, 返航事件只不过是矛盾的集中释放。但令人奇怪的是, 从矛盾积聚到善后处理, 人们始终没有见到航空公司工会的踪影。按道理, 飞行员对企业管理有意见, 对个人利益有诉求, 完全可以通过工会进行博弈, 争取权利, 实现诉求, 不需要导演出集体返航的恶性事件。大家都知道, 在国外, 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工会, 劳动者有诉求, 一般都由工会出面。这种经过充分博弈、平衡各种利害关系的谈判, 既能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与诉求, 又能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工会这个好东西, 多年来在我们劳资纠纷解决过程中总是作用有限。其实, 东航集体返航事件反映的劳资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博弈, 假如工会再不承担起“缓冲阀”的作用, 而是听由企业和劳动者无规则较量, 那无疑将是和谐社会的“炸弹”。
内部营销文化先行
内部营销首先是一种管理理念, 该理念对企业与员工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认识, 即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不断地发展壮大, 必须转变传统企业与员工关系的模式。传统管理模式下, 企业雇佣雇员, 雇员只有接受工作的权力而没有选择工作的权力;企业对雇员进行管理, 雇员必须在组织各种制度的管理和制约下为组织目标而工作, 雇员处于从属地位。内部营销理论的前提是, 企业需像对待外部顾客那样对待员工, 即坚持将人放在管理的中心地位, 从员工的需求出发, 对员工进行管理。在这种理念引导下, 企业应本着建设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这种以人为本企业文化的价值观是倡导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依靠人、发展人和服务人, 而企业在其经营管理活动中如何才能做到以人为本, 在具体的企业行为文化中, 如企业的管理制度、行为准则等方面如何体现以人为本, 即人本管理运作模式的实现问题是企业最为关注的焦点。内部营销理论将为此提供指导。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企业对员工各种需求的关注和满足, 而东航事件暴露出的是公司方对员工飞行安全的忽视和待遇不公平, 进而造成员工的不满。
以人为本的文化, 首先要对员工有应有的尊重, 为员工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而东航事件暴露出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欠缺。员工有选择企业的权力, 而在民航企业内部却被视为禁区。民航等五部委2005年下发了《关于规范飞行人员流动管理保证民航飞行队伍稳定的意见》, 明确飞行员跳槽后“新东家”要参照70万~210万元人民币的标准向“老东家”支付费用。这一规定引起许多飞行员不满, 认为个人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但事实上飞行员跳槽后往往是由接收的公司支付补偿金, 近似于“转会费”。有专家指出, 鉴于飞行员流动是大势所趋, 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对这一特殊工种的流动作出更明确的规定, 使企业和劳动者都有章可循, 而不是像“返航事件”这样寻求非正常渠道解决。
事件理论 篇5
关键词：媒介事件 运作 广播主题活动 学雷锋活动
媒介事件是从西方引入的传播学词汇，在学界有两种理论范式。一是将社会现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经过聚焦、放大、删减等媒介化处理，形成媒介事件；二是某些社会组织、政府机构、媒介单位乃至公众人物出于某种宣传目的，人为安排或策划某种事件在特定的时空发生，引起媒体的关注与报道，从而形成媒介事件，吸引大众的广泛参与。媒介事件具有非常规性、直播性和提前策划性等特征，涵盖事件组织者、媒体、受众三大要素，能够起到凝聚情感、化解矛盾、延缓冲突、整合社会、文化认同等作用。
一、运作范式一：真实事件→媒介化（聚焦、放大）→媒介事件
真实事件：2012年2月13日黄昏，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独坡乡发生特大火灾，烧毁了70余栋房屋，500多位侗乡群众的家园化为灰烬。在严寒中，受灾群众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压力，急需食品和御寒物资，更需要心灵的关怀与抚慰。
媒介化与媒介事件：湖南电台交通频率（下称湖南交通频率）在得知受灾群众的困难后，及时组织、动员、聚合各方援助力量，为一对一整体援建通道受灾家庭而发起的“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就属于媒介事件。“援建通道受灾家庭”的媒介事件形成来源于真实事件，事件在形成过程中，进行了两次升级编码和整合推广，形成对事件的再次聚焦、放大，媒介事件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是2月14日至16日，在特别节目中倡议听众为受灾群众捐赠爱心物资，2月15日至17日，分四批将爱心物资运抵灾区并分发到群众手中；二是2月16日至24日启动“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并在事件中整合推广了“义卖平安小精灵”“爱心车友会”两大自身品牌。两次升级编码坚持以大板块直播的形态，连线、微博互动的方式，聚合各方援助信息，新闻、节目、活动互融互通，音视频、图文全媒立体传播，援建事件经由多家主流媒体的关注及追踪报道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媒介事件。而事件本身所呈现的良性互动，汇聚爱的力量，不仅帮助了侗乡百姓逐步解决困难，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像雷锋一样有社会责任感、热心帮助他人的忠诚听众，他们全程参与并亲手将捐献的款物交到受灾群众手中，见证了“车友会”的诞生，事件真实诠释了雷锋精神就是一种爱，是一件件小事汇成的大爱，也进一步深化了湖南交通频率以“爱心广播，平安调频”为己任的品牌形象。
二、运作范式二：媒介化的动机→策划事件→媒介化→媒介事件
动机与策划事件：媒介事件不同于一般重大新闻及突发事件，就在于它具有提前策划性。2011年末，湖南电台以事业部为单位进行了选题策划。借助突发事件已成功运作第一季“学雷锋”活动，援建通道受灾家庭；提出以“祥和中国节，清明祭雷锋”为主题，将保护传统节日和弘扬雷锋精神进行有效对接，运作“雷锋在心中，‘锋蜜’在行动”活动，提升电台第二季“学雷锋”活动；同时策划以年轻受众为主参与的“千名青年志愿者爱心家教行动”和“绘制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带动“学雷锋”活动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提升第三季“学雷锋”活动内涵。
媒介化与媒介事件：媒介事件往往十分复杂并交织着多种成分，传播学者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将媒介事件分为三个脚本：竞赛（contest），强调有规则的竞争，如知识竞赛、辩论会；征服（conquest），征服者通过自由意志的行为，实现对已知极限的超越，如挑战世界吉利斯纪录、攀登珠峰；加冕（coronation），强化仪式感，如祭奠仪式、颁奖典礼等。
以竞赛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考虑到传统广播非视觉性的缺憾，作为面向青年群体广播的文艺频率青春975，弱化了竞赛中的对抗、竞猜成分，选取其中强调的有规则竞争，策划“千名青年志愿者爱心家教行动”，筛选一批有一定知识储备、乐于奉献的青年志愿者，为进城务工子女、家庭困难子女开展爱心家教活动，让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青年志愿者精神在青年一代中发扬光大，这也正是雷锋精神所倡导的，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
以征服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文艺频率青春975联合芒果Radio校园全媒联盟，举办了冲击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活动，湖湘青年用涂鸦这种先锋艺术方式纪念雷锋并向这位永远的青春偶像致敬。3月4日，经由4名80后青年，耗时12个小时涂鸦绘制完成的“世界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正式亮相。参与和见证活动的听众认为，喷绘最大涂鸦版雷锋头像这一行为本身，反应出的正是当代新青年的雷锋精神：锐意创新、勇于挑战、不惧困难。
以加冕的形式呈现学雷锋活动。加冕强化的是仪式感，现场观众常常被赋予一种积极的角色，以集体的心声凝聚着社会，受众通过参与事件产生一种集体意识。在清明时节，新闻频率在长沙市望城雷锋纪念馆举办“祥和中国节 清明祭雷锋”活动。感动中国人物“烤羊肉串的慈善家”阿里木、雷锋班第一任班长张兴吉、望城雷锋纪念馆原馆长雷孟宣、全国百名优秀志愿者王达佳等雷锋式人物齐聚雷锋纪念馆，率领2000多名方阵队员接力朗诵《雷锋日记》，并共同发出“学习雷锋，争当锋蜜”的倡议。
三、运作思考
1.受众参与与广播互动的平衡
如何激发受众关注。媒介事件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大众在一定意义上是被“邀请”来参加，这决定了媒介信息对受众要有足够的吸引力。“援建通道受灾家庭”特别节目中，记者深入受灾群众的家中、学校、村委会采访，将侗寨之前迷人的风景与大火烧毁后家园的惨状作对比，讲述志愿者帮助受灾群众重建家园、临时村小恢复上课、孩子们能吃上早餐等故事，以细节打动人、感染人，动员更多的听众奉献一份爱心。二是报酬的原则，即受众能灵敏地感知和记忆那些有利于其需求和兴趣的信息，因而及时、准确、多终端、多频次发布信息尤为重要。在学雷锋活动中，湖南电台旗下媒介资源通过“锋蜜”故事线性宣传、各档节目中的口播词、明星公益ID、电视宣传片、海报、户外广告、微博互动等多种形式，新闻、节目、活动“三驾马车”互融互通，抱团传播，形成合力。
名人效应吸引关注。学雷锋活动中，不乏名人参与的身影，带动了事件的良性互动。感动中国人物阿里木，从贵州来到湖南参与祭奠雷锋，为雷锋家乡人讲述其烤羊肉串资助困难学生求学的故事。当交通频率通过电波、微博发布义卖平安小精灵的消息后，微博中湖南卫视知名主持人、天娱艺人纷纷转发或@湖南交通频率官方微博，并亲自到现场购买，为援建通道尽微薄之力。他们的率先参与，为广大听众树立了榜样，带动了更多受众参与活动。
寻求受众的共识。媒介事件中寻求受众共识来源两方面，一是行为忠诚度，强调受众跟媒体在接触行为方面是一致、持续、稳定、经常的；二是情感忠诚度，强调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美誉度较高，受众参与媒体的活动能获得情感、心理上的满足。从交通频率运作的“援建通道受灾家庭”活动来看，突发事件容易引起受众的选择性注意，这无疑为受众忠诚度的培养、策划媒介事件提供了契机。但实践证明，仅仅报道突发事件吸引社会公众的关注，媒体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只有组织、动员、聚合各方援助力量，策划承载力量的事件活动，才能让受众充分参与、互动、分享，当受众充分参与其中，有了较深的感情时，媒体本身也赢得了受众的认可。
媒介事件的语言表达特点。媒介事件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但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人们的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存在着表达差异化的现实，这就需要媒介事件的语言表达具有建设性、情节性、感性化，目的在于获取大众的广泛参与、认同。湖南电台的事业部制运作，让交通频率拥有了全媒体的展示空间，交通频率与移动电视实行内容、渠道、人力资源共享，实现图文、音视频传播，真实再现了灾区百姓的生活现状。画面的真实感，胜过语言的表达。此外，特别节目播出了以主持人第一人称采制的广播声音日记，真诚讲述在灾区看见、听见、感受到的救援瞬间，并将节目音频、文字、图像共享在芒果广播网官方网站和微博上，网友们纷纷转发，发表评论，达到了动听、动情、动人的传播效果。可见，媒介事件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协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意见，使之进入良性互动的阶段，共同引导舆论，成就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广播呈现的优势。相比于报纸、电视，广播媒体的内容版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可依据最新动态随时调整，启动特别节目。正如日本传播学者佐藤卓已所言，广播媒介属于动员大众的社会媒介，是给人以信赖感的媒介。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更是建言：“电视对广播的影响之一，是使它从娱乐媒介转变为一种中枢信息系统。”因而，媒介事件的广播呈现一定不能脱离自身优势。
2.规模与效果的平衡
因地制宜策划媒介事件。事件的策划、执行、呈现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真实事件的轻重缓急、动机时间节点的规划，因势利导分对象、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切勿同一媒体在同一时间段策划主题相同的媒介事件。在学雷锋活动中，湖南电台旗下各频率，围绕“学习雷锋、缅怀雷锋、争做雷锋”的阶段性主题，分阶段策划实施，形成了执行频率挑大梁，参与频率唱合声的内部合力，电台整体“背靠背”传播，有利于实现传播价值的最大化。此外，对媒介事件三个脚本的运用，要特别注意相应的脚本符号对应着相应的时间节点，在策划一个媒介事件时，要打磨该事件的过去（历史）、现在（现状）、将来（趋势），找寻到事件的现实针对性。
三大要素合理分工。事件的组织者，负责收集元素并结合真实事件或动机策划媒介事件，并拟定其历史意义，预计传播效果；媒体，通过对元素的组织、策划、整合、重构挖掘事件的深层意义和趋势，凸显媒介事件的新闻价值，带动多种媒体的关注和集中报道，授予事件以特殊的重要性，造成轰动效应；受众，通过在现场阅听、阅读、阅视，对事件进行参与、互动、分享，并采取行动践行。三方面都必须给予积极的认同，并拿出相当的时间和其他投入才能使一事件顺利地成为媒介事件。
事件要有现实针对性。媒体对事件意义的注解与深化不单纯是敬意的抒发与赞美，还必须找到当下的意义来进行价值观的传递。交通频率发起的“学雷锋，爱心大行动”，具有社会整合价值。通过一帮一整体援建受灾家庭来强调自强不息、充满大爱的民族精神，使不同利益需求的人能够在共同的社会认同基础上形成一个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社会共同体，发挥其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新闻频率发起的“祥和中国节，清明祭雷锋”活动，具有情感凝聚和文化认同价值。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每一个社会要想发展和生存，“都必须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其统一性和人格性”。这种精神的重新铸造只有通过聚合、聚集和聚会等手段才能实现，在这些场合个体被紧密地联合起来，进而加深他们的共同情感。
作为雷锋家乡，湖南电台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发起“学雷锋”系列主题活动，以应有的文化担当与文化自觉，来接受社会的检阅，让践行雷锋精神，成为每一个公民更加自觉的行动。
（作者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恶性伤害事件媒体报道的理论困境 篇6
一、媒体选择的必然与选择标准确定的难题
虽然, 随着媒介技术的突飞猛进, 媒体反映现实的能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但毫无疑问的是, 在无限的现实面前, 其能力仍然是有限的。后现代主义大师鲍德里亚在从哲学角度反思摄影技术以及媒介创造的“超真实”时, 曾经意味深长地说, “被拍摄成照片的物体, 都只能视为所有其他物体的消失而残留下来的痕迹……只有以消失的模式生成的物体才是世界的他者”。[1]换句话说, 取景器之内的世界和之外的世界,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世界呢?哲学家本身是对“媒介真实”的反诘, 但却为“媒体不得不选择”提供了佐证, 虽然媒介形态从照相机变成了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体。报纸版面是有限的, 广播和电视播出时间是有限的, 就连宣称容纳海量信息的互联网其实在无限的现实面前也是有限的, 因此, 信息的选择就成为媒体工作的常态。可是, 这仅仅是对媒体选择行为的肯定, 但就媒体对已知的信息选择与否, 选择之后如何呈现的问题, 却似乎并没有统一的说法。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认为新闻以“能引起消费者兴趣”为指向, 而兴趣标准包括“新近性 (recency) 或先发性 (firstne s s) 、接近性 (proxim ity) 、争斗性 (com bat) 、人情味 (hum an inte re s t) 和新奇性 (nove lty) ”。[2]有意思的是, 虽然以上标准在该委员会报告中是批判的对象, 但如果把“争斗性”去掉, 加上其强调的“准确性 (accuracy) ”和“重大性 (significance) ”, 倒还是与国内一些学者对新闻价值的总结颇为相似的, 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李良荣新闻价值“五性”:时新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趣味性。在媒体实践中, 通常是具备这些新闻价值的事实才有可能被媒体呈现给广大受众。笔者尝试着从新闻报道行为本身和媒体确知事实之间的关系出发, 对媒体报道进行了分类, 认为它应有三种表现:“闻之必报”、“闻而不报”、“不闻不报”。其中第三种形式不涉及报道行为, 故不作讨论。前两种形式则不仅反映了各种版本的新闻价值, 有时还能体现除此之外的新闻选择标准, 比如媒体的社会责任。就像本文所谓恶性伤害事件的报道上, 受众连同媒体自身都存在两种矛盾的心理:“闻之必报”和“闻而不报”。行文至此, 本文讨论的一个前提是:认可媒体“闻而不报”行为的客观存在, 并认为, 与媒体的信息选择一样, 受制于媒体有限的传播能力或出于其它原因, 此种表现也算作媒体的常态。可是, 这也许就成了新闻自由论者非常担心的自由的隐患。对此, 本文暂且不论。
新闻业是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职业, 这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业有对新闻自由的强烈需求和孜孜追求, 这也被中外新闻史所证明;除了信息传播功能, 新闻业还肩负有对社会和公众的责任, 这一点新闻从业者从来不敢否认。那么, 综合以上各点的媒体在“儿童伤害案”等事件的报道上是否有清晰可循之章呢?或者, 有无的问题暂且搁置, 从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后网络表现出来的舆论和其它各种媒体对报道自身的讨论, 我们就可以知道答案:不仅没有达成共识的报道依据, 媒体还面临着“社会责任”的审查, 甚至内部的分裂。
值得注意的是, 被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作为反例证面的兴趣标准正是推引出“社会责任论”的基础之一。而现实生活中, 也恰恰是媒体社会责任使媒体在上述恶性事件的报道上出现了分歧。支持报道的一方以如下的观点为代表, “不公开报道, 就等于拒绝向社会预警, 就等于让公众置于高危境地而一无所知, 就等于帮助罪犯行凶”。[3]反对报道的一方认为媒体的“‘有闻必报’甚至大肆渲染, 往往会起到提示或指引作用”等等。社会心理研究专家甚至医院医务工作人员等也提醒要警惕媒体在此类问题上的‘反面示范作用’”。[4]双方的争论一度非常激烈, 但是在如下问题上却始终没有统一的结论:媒体是否应该对此类案件进行报道?媒体如何报道才不属过度渲染?媒体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以及此责任的确定主体?
这些问题的无解或答案的各执一词, 正是媒体需要长期面对的矛盾的舆论环境。因为无法将媒体的职业操守整齐划一, 所以不排除有些媒体借此类事件恶意炒作。但在笔者看来, 职业操守的执行偏差对媒体报道引起的分裂所造成的影响, 在程度上远远比不上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相关理论的困境。
二、媒体报道的理论困境
新闻报道的主体是新闻媒体, 作为专业化的组织, 新闻媒体的报道行为遵循一定的政策和规则, 那么, 上述事件的报道由哪一条来决定呢?新闻自由一直是新闻媒体矢志追求的目标, 在此视野之下, 对于同样的事件, 报道是自由的还是不报道是自由的呢?“社会责任论”听起来似乎是最能对媒体报道行为做出解释的理论, 但真的如此吗?
(一) 新闻专业主义的模糊语境
之所以称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体系, 是因为新闻学专业化的过程、与专业化相适应的理念 (包括“客观性报道”) 等等构成了一个系统性的整体。根据威伦斯基职业转变成专业的标准判断, [5]新闻业何时完成转变虽然难以回答, 却已然是一个事实。
黄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过程进行了梳理, 并对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专业主义基本理念进行了总结:“第一, 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 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三, 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 并反映民意;……第五, 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 尤其是后者。”[6]
但是, 就本文涉及的新闻事实, 单就此点来看, 似乎无法从专业主义的视角得出媒体应该有何种表现。从第一条出发, 媒体 (笔者对引文中报刊的概念作了拓展) 当然应该对此进行报道以传播新闻, 而第三条却是要其反映民意, 可是如上所述, 民意对报道持否定态度 (如果肯定网络舆论的代表性的话) ———功能与目的发生了冲突, 媒体应当如何选择?此类事件引发的媒体内部的激烈争论表明:冲突直接关联着媒体内部的分歧。那么, 作为报纸约束机制的法律和职业道德是否对此有明确规定呢?对于前者, 虽然中国没有专门的《新闻法》, 但就媒体报道内容而言, 《宪法》、《刑法》、《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都作有规定, 问题在于规定中不能传播的内容主要涉及“诽谤、淫秽色情、歧视、暴力”等, 而对校园凶杀案属于不属于暴力范畴, 没有具体的判断标准;涉及暴力但也有重大预警意义的新闻也无法据此找到传播与否的根据。这样, 媒体对此的报道陷入了专业主义理论的真空状态。至于后者,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的具体表述如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三、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四、发扬优良作风;五、坚持改革创新;六、遵纪守法;七、促进国际新闻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可以看出, 宏观的规定对新闻实践的具体指导同样缺位。
(二)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矛盾
虽然世界各国在自由主义的定义和接受上都存在着差异, 对新闻自由的认同却是有着共识的, 即便理解的层次可能不同。正如西伯特和施拉姆等人所言, 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的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是“哲学原则的产物”, 它的原则是“建立在对人的本性、社会的本质、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知识和真理的本质这些问题的回答上的”。[7]在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之内, 指向媒体的主要观点如下:1.大众传媒的功能是“告知信息和提供娱乐”, 以及“销售和广告功能”。2.“主张用一种更加非正式的控制手段来代替国家监管, 那就是自我修正过程以及信息、观点和娱乐市场的自由竞争”。3.“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 而是有限度的”, 在此基础上, “人们普遍认为, 有些限制新闻自由的方法是符合自由至上主义原则的”。4.“传媒有权利也有责任对政府施加法律范围以外的监督”。[8]该理论强调了媒体“告知信息”的功能, 但马上就有自由至上主义哲学家对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做了说明。也就是说, 虽然媒体在告知信息上是自由的, 但并非没有限度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同于“第一修正案绝对论者”和“激进自由主义”[9]观念持有者所认同的自由。那么, 如何在保证自由的前提下对某些言论的自由做出限制呢?西伯特们无奈地说, “不幸的是, 任何有助于解决该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至今没有形成。唯一的指导原则是历史上业已形成的一些特殊限制, 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10]而他们所谓的“特殊限制”也就是现在媒体实践中广为适用的做法:禁止损害个人名誉和淫秽色情等信息的传播等。可是恶性伤害事件的报道仍然没能找到具体的依据。西伯特和施拉姆等人也在肯定该理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优势的同时, 给出了如下这般模棱两可的结论:“它 (自由至上主义理论) 最大的缺陷在于没有给大众传媒的日常运作提供一个精确的标准———简言之, 就是区分自由和滥用自由的固定准则。它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有时还是前后矛盾的。但是, 它最大的优点也就在于这种伸缩性和适应性, 而且更重要的是, 它相信通过持续不断的个人自我引导, 个人有能力促进人类的利益和幸福。”[11]
(三) 社会责任理论的分裂
与前两者比较起来, “社会责任论”看起来更多地适用本文的讨论, 因为如前所述, 不管是报道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把根据放在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之上, 不同在于对“什么是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回答之上。前者认为答案是“了望社会, 传播警示”, 后者的答案则是“拒绝渲染, 沉默保护”。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被普遍谈及的媒体的社会责任与“社会责任论”中的“社会责任”应是有一定差异的。
同一本书中, 在自由至上主义理论之后, 西伯特等人对作为对它的发展的社会责任理论进行了讨论, 作者强调了一个大的前提, 那就是“自由与责任相伴而生”, [12]突出了此理论与自由至上主义理论的联带关系。作者接着说, “位于政府之下, 拥有特权地位的传媒, 在当今社会具有大众传播的重要功能, 因此传媒有义务对社会承担责任”。[13]为媒体的社会责任的展开做好了铺垫。“社会责任论”的出发点是对处于“危险之中”[14]的新闻自由提出解决之道, 其主要的原则方法也是在新闻自由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在该理论的标志之作———《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提出, “如果新闻自由担负起为一个自由社会提供其所需要的当前消息的责任,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去发现一个自由社会的要求是什么”。[15]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社会责任理论”被广为引用的基本观点, 也就是如作者而言, 社会对新闻和思想观点传播的五项理想化的要求:“第一, 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景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 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 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 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与价值观的方法;第五, 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16]再一次, 具体的实践标准被宏观的规则淹没, 我们似乎无法由此决定对恶性伤害事件是否报道。但当我们进一步对该委员会的报告深入研究时, 找到了媒体不能作为自由表达权的行使而报道的内容, 即“在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情境下的诽谤、栽赃陷害、猥亵、挑动骚乱、煽动叛乱”[17]等。丹尼斯·麦奎尔则以七条内容对该理论的基本原则作了更具体的总结, 其中之一是:“媒介应该避免任何可能导致犯罪、暴力、平民骚乱和攻击少数群体的新闻”。[18]那么, 就这一点而言, 在本文所谓恶性伤害事件“报道与否”的问题上, 关键之处就在于它有无可能导致如上情况 (如:类似犯罪活动) 的发生。
恶性伤害事件报道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答案界限分明。后者援引国内外有关媒体报道与暴力案件关联的调查数据, 证明在一定程度上媒体报道对后续的同类犯罪行为有激发作用, [19]因此主张媒体在此问题上出于社会责任的不作为;而前者持论的根据仍然是媒体信息传播的本质和必要的监视与预警功能, 这同样是出于社会责任。对于社会责任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关于媒体报道的分裂观点。
三、结语
对恶性伤害事件的报道问题上, 基于如上的分析, 笔者持肯定的观点, 原因如下:
1.对新闻事件做客观、真实、智慧的报道是媒体体现专业主义的职责所在, 重要的问题是媒体呈现的方法及技巧, 有学者提到的“不对犯罪行为归因”[20]等被认为具有参考价值。
2.具有一定负面信息的新闻报道体现了社会对新闻自由的认同。
3.对该类事件的报道可以起到预警作用, 监督有关部门作为的作用等, 恰恰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至于有些学者作为反对报道的证据而援引的犯罪与媒体报道的关系的数据, 笔者也持保留意见, 因为并无调查数据显示受媒体报道的影响加强自我防范而免受暴力事件伤害的人数, 所以单就上述一方数据还不足以支撑反方的观点。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视角、自由至上主义和社会责任理论对是否报道相关事件语焉不详, 对它们核心观点和原则的讨论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三者均强调尊重媒体出于对社会负责任的立场而做出的报道选择。可是, 随之就产生了本文前述的两个问题:1.什么是媒体的社会责任?2.谁是确定媒体社会责任的主体?
如果说新闻选择本身体现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那么, 上述由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对负责任的新闻界给出的新闻选择标准无疑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 媒体形式的多样化发展, 再加上媒体与其它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社会责任自身的抽象内涵, 这样的标准不仅无法穷尽其列表, 却还可能因为无法对具体的事件报道提供理论支撑而造成媒体分裂的状况。此外, 上述两个争论的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解决, 也因此, 在将来任何可能的时候, 类似的争论会再次展开。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出的另一个问题, 即“媒体如何报道才不属过度渲染?”, 实际上也无法解决, 主要原因有两点:1.因为媒体报道的“度”本身没有清晰的界定, 所以“过度”的判断无从做出;2.媒体间的议程互设和市场环境下媒体求生而致的乱象构成的传播环境, 使得即便有“度”的媒体也基本难以独善其身。
最后, 在媒体与犯罪的关系问题上, 虽然有关传播效果的研究非常丰富, 结论却并没有在学界和受众之中达成共识, “媒体传播是否会促发犯罪?”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出的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媒体传播既有积极效果, 又有消极效果, 该如何衡量和选择?”暂时无解。而笔者更愿意相信英国赫尔大学的伊冯·朱克斯对传媒“影响”的判断, 在《传媒与犯罪》一书中, 她写道:
“社会自从现代传媒产生以来变得更加富有暴力倾向的说法常常被视为是一个无可攻讦的事实。电影、电视和稍后的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与发展, 只是起到了增加公众焦虑的作用, 但是, 除了传媒努力把它们报道成这样以外, 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犯罪浪潮的产生, 对于许多观察家来说, 自从电影和电视出现, 社会不断地以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为特征已经是个‘常识’。这种认识导致了一种持久的神话, 即传媒和暴力犯罪存在‘自然的’关联。”[21]
当然, 虽然心怀对市场经济下媒体“重市场而轻责任”论断的半信半疑, 在令人信服的研究能证明媒体报道与犯罪以及避免犯罪之间的关系之前, 笔者并不会武断地接受媒体报道与犯罪毫无关系的结论, 这或许是出于与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同样的逻辑。在《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中, 作者们写到, 与自由至上主义理论对媒体力量的乐观相比, “社会责任论”则是源于对媒体双重力量的担心:“新闻界自身就是破坏或建设其重要性的根基的主要力量之一。”[22]
参考文献
[1]鲍德里亚.消失的技法[M]//罗岗, 顾铮.视觉文化读本.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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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星斗, 郭于华, 笑蜀:解读温总理对袭童案谈话[N/OL].人民网2010-09-03.http://yq.people.com.cn/Forum/postDetail.aspx?ID=000018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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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10][11][12][13][22]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传媒的四种理论[M].戴鑫, 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30-31, 42-47, 45, 60, 62, 62, 78.
[9][18]斯坦利.巴兰, 丹尼斯.戴维斯.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语未来[M].曹书乐,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971, 11.
[20]阴卫芝.校园暴力案报道的伦理反思[J].新闻记者, 2010 (7) .
事件理论 篇7
万峰是浙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被称为“电波怒汉”、“大龄愤青”, 以强硬、尖锐的主持风格而出名, 他总结自己的主持风格为“就是厉害一点, 疯一点”。
“万峰怒骂局长事件” (以下简称“万峰”事件) 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本研究将“万峰”事件这一暂时性的流行事件与严肃的理论研究联系, 旨在探讨在新闻理论背景下, “万峰”事件得以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后果、影响等问题。
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改变是“万峰”事件出现的根本原因
Media Ecology的中文直译为“媒介生态”, 何道宽教授将其意译为“媒介环境学”。中国的“媒介生态学”和西方的“Media Ecology”名同而实异, 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
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为“鱼”, 社会为“水”, 侧重研究由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组成的社会大环境对媒介生存和发展的影响;而媒介环境则以社会为“鱼”, 媒介环境为“水”, 着重研究媒介环境对人和社会各方面的深远影响。 (1) 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变化, 至少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催生了“万峰”事件的出现。
媒介生态的变化, 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内容成为可能。“万峰”式的表达内容, 主要体现在主持人 (记者等) 通过直播节目、直言不讳地表达出个人对政府官员的好恶。新闻工作者能够在“直播”中表达个人对于官员的强烈不满, 这说明, 要么这段“万峰”事件的内容没有“被延时”、要么就是延时之后通过了审查。
“延时播出”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直播类节目作出的专门规定。《关于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必须延时播出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中第二条明确规定:群众参与的各类广播电视直播节目 (包括新闻、体育、文艺等) , 一律延时播出。没有延时设备的电台、电视台, 不得播出群众参与的广播电视直播节目。所有群众参与的电视直播节目一律延时20秒以上播出。延时的目的是为监播人员提供一定的监播时间, 以防止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安全的画面及语言播出。
按照《通知》精神, 万峰的表达内容显然通过了监播。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传递这样的信息, 固然有万峰个性使然的因素, 但假若袁高亮的答复出现在30年前的电视节目中, 恐怕即便是万峰, 也是不敢对其这样直言不讳、断然批评的。
崔保国教授用“媒介是条鱼”来形容媒介与周遭环境的关系, 鱼本身也许并未感知水的重要性, 一旦水干涸, 鱼才知道水的存在。
媒介环境的变化, 使得“万峰”式的表达形式成为可能。在新闻媒体上“骂人”, 不是没有先例。比“万峰”事件效果好的, 也大有人在, 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就被誉为“堪比蔡锷的护国军”。但显然, 梁启超和万峰“骂”的表现形式是截然不同的, 前者是文人论政式的慷慨痛斥 (如“殷鉴不远, 在夏后之世”) ;后者则更具市井中走夫贩卒的“骂人”特点 (滚蛋、不要脸) , 和我们以往接触的新闻批评相比也有很大区别。
“万峰”式的“骂人”方式, 早在万峰主持的广播节目“伊甸园信箱”节目中就有表现, “混账”、“该打”甚至“王八蛋”, 这些“不文明”的词汇常常从万峰的嘴里说出。
而这种更加市井化的言说方式, 不但在广电节目中越来越常见, 在更为传统的报纸媒介中同样有所反映。2010年11月10日以严肃著称的《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的标题就用了“给力”这一网络用语———《江苏给力%“文化强省”》。“给力”一词的网络属性与《人民日报》严谨平实的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反差, 不少人为《人民日报》的头版编辑“担心”。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就在他的微博里发问, 不知道编辑的检查写起来是不是也“给力”。对此, 《人民日报》视点新闻版主编何炜在微博中幽默地回应称:“顾虑很给力, 不过神马都是浮云……”
在更加市民化、口语化的媒介环境的感染作用下, 整个社会对媒体上这种表达方式的宽容度随之增加, 电视直播中出现“万峰”式的“骂人”倒也在情理之中。
传媒“排气阀”作用的必然结果
“排气阀”功能在社会学中也称为“安全阀”理论或“减压阀”理论。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形象地将社会比做大锅炉, 气压太高时要通过排气阀排气, 认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 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 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 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 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 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 以实现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沟通, 以及发泄不满情绪, 它将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 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2) 而大众传媒作为一种信息和意见的平台, 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传媒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
“万峰”事件中, 在短短几分钟里, 尽管多次被主持人和另外一嘉宾劝阻, 但万峰还不依不饶地骂了数次。这种痛骂“情绪上、情感上令公众感到爽快、解气, 是因为公众原本不可能愤怒, 而有人通过媒体公开、当面地实现了他们的愤怒”。万峰的公开怒斥, 显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官员不作为这一矛盾激化。而矛盾的激化在某些时候, 正可能成为解决矛盾的催化剂。因为“冲突可能有助于消除某种关系中的分裂因素并重建统一。冲突具有安定的功能, 并成为关系的整合因素。然而, 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对群体关系有积极功能, 而只是那些目标、价值观念、利益及相互关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条件不相矛盾的冲突才有积极功能。对立群体的互相依赖和这种社会内部冲突的交叉, 有助于通过互相抵消而‘把社会体系缝合起来’, 这样就阻止了沿着一条主要分裂线的崩溃”。 (3)
“万峰”事件将富阳停车乱收费的冲突、百姓对于某些官员“不给力”的不满, 以相当尖锐的形式在大众媒体上表现出来, 对于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加速作用, 对社会矛盾的化解起到了润滑作用。
事件发生的第二天, 袁高亮就组织人员对投诉内容进行了调查, 相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 较为极端的意见在这种环境中往往被稀释, 其作用的发挥变成非常有限。” (4) 实际上, 受众对“万峰”事件也并非都是叫好之声, 对于万峰在媒体上“胡乱骂人”、袁高亮是不是该被“撤职”, 也同样成为舆论热点。
“领地占有”与新闻伦理
不论是袁高亮对乱收费整治不力, 还是万峰对袁高亮的刻薄批评, 都显然没有达到需要法律惩治的程度, 在伦理层面解决和讨论更有意义。本文以下的讨论都是指向“新闻报道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善恶是非”。
“对主持人或嘉宾来说, 演播室是他们的‘家’, 观众是其后盾。而对官员来说, 面对镜头是陌生的, 拎出一个官员到电视面前, 感受一定不如在办公室接受采访舒坦。” (5)
电视直播间对于主持人和嘉宾来说, 更接近于“次级领地”, 而对于袁高亮来说则是置身于“公共领地” (没有个人从属关系的地点和物体) 。“次级领地”表现为, 个人与某个地区或物体具有某种关系。次级领地不具备排他性, 但是个体会觉得自己与该领地有某种关系。 (6) 我国的新闻媒体为全民所有, 由新闻工作者具体地使用和管理。在大众传媒面前, 万峰作为新闻工作者对于媒体环境更加熟悉, 有备而来, 理应表现得更加轻松、自如和主动。
电视台打电话是晚上9点多, 袁高亮已经睡着了。接到电话后, 面对咄咄逼人的询问, 袁张口结舌、支支吾吾;听到“滚蛋、撤你的职”后挂断电话, 则表现出袁对大众媒体这个“公共领地”的生疏和紧张。在“公共领地”里人们更加重视自己的行为是否妥当、言语是否礼貌等, 即言行、举止是否符合身处“公共领地”的标准。
反观, 当袁挂断电话后, 万峰更为尖锐的“不要脸”指责, 袁既不可能听到, 也不可能有机会在大众传媒上当即反驳。
假若, 万峰和袁高亮的对话, 不是在新闻直播间里, 而是在袁高亮的办公室;不是在袁高亮已经睡觉的晚上9点, 而是在万峰刚下节目的凌晨, 恐怕万峰和袁高亮的表现都将会有很大不同。
从这个角度讲, 新闻工作者对毫无防备的批评对象给予呵斥, 不但缺失新闻伦理, 也缺乏应有的同情心。
在新闻直播中,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记者将镜头对准打架后暴跳如雷的当事人、失恋后痛哭流涕的女子、街头醉酒后丑态百出的青年等, 镜头将当事人从“私人领域”一下子带进“公共领地”, 相比衣衫整洁、镇静、理智的记者, 这些受访者往往躲躲闪闪、不愿面对镜头。这倒不一定是当事人本身的行为有多么见不得人, 而是出于对在“公共领地”的“他人面前”, 受访者希望尽可能地保持良好形象的要求。
在直播的新闻节目中 (尤其是突发性的、负面性的) , 记者在“次级领地”的优越感和绝大多数受访者对“公共领地”的生疏感, 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改变的。新闻工作者如果能够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就应该对批评对象、曝光对象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
至于, 万峰该不该在电视直播中这样“骂”袁高亮, 笔者认为刘建明教授所倡导的新闻良心, 应该足以回答。新闻良心是报道修养的内化规范, 表现为特定的善良动机, “新闻良心由诚实、呵护、正直、理智、清廉、宽容、仁爱、指导”构成。丁柏铨教授同样认为, “对有关当事人负责, 既包括不容许以不实报道使其名誉和精神受损, 也包括在报道中不容许使用带有侮辱性、蔑视性的语汇, 避免使有关当事人受到精神伤害”。 (7) 倘若, 我们再花过多时间探讨, 新闻人能否利用新闻权利在新闻媒体上、口无遮拦地“骂人”, 就实在是有辱斯文、贻笑大方了。
有后续报道称, “万峰”事件对袁高亮“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包袱”。想必, 万峰先生是该做些伦理反思了。
媒体及新闻工作者拥有支配版面、节目时段资源的相应权力, 掌控着新闻刊播权, 可通过报道帮助有关单位和个人造成或扩大正面影响, 也可以影响社会对此所作的评价。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权力———媒介权力。如何规范新闻伦理、正确使用媒介权力, “万峰”事件应该带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明伟:《知媒者生存——媒介环境学纵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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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电波怒汉”:《万峰骂官, 公众为何喊爽-》, [N/OL]http://bbs.jxnews.com.cn/thread-441850-1-1.html。
[6]理查德.韦斯特[美]、林恩.H.特纳著, 刘海龙译:《传播理论导引——分析与应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154页。
事件理论 篇8
近几年来,许多专家和学者门都已经致力于交通事件预测以及相关理论的研究中[1],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线性回归、时间序列[2]、灰色预测、神经网预测[3]都属于比较精典的预测方法,目前主要应用于交通事故的预测,模型预测的精度很高,效果也很好。但这些方法都未涉及诱发交通事故的复杂因素,预测结果对道路安全状况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而对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不能提供预警信息。贝叶斯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概率网络预测模型,能很好的表示各变量之间的不确定性和相关性,为交通事件的预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交通事件的发生是人、车、路、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信息具有不确定性。从本质上讲,交通事件预测就是根据影响交通事件的因素具有的不确定性知识来进行预测。本文通过对影响交通事件的因素进行分析,采用贝叶斯网络理论建立交通事件预测模型。
1 贝叶斯网络基本理论
贝叶斯网络由于具有严格的数学基础,能充分利用先验知识和试验信息,可在不完备数据集情况下实现对事件态势完整的概率描述等优点而得到广泛的研究和应用。限于篇幅,本文只阐述贝叶斯网络的基本理论,具体参见文献[4]。
贝叶斯网络是一种有向无环图,其中每一个节点表示一个变量,变量间的有向弧代表了变量间的依赖关系,没有弧连接的节点变量之间则是条件独立的,变量间的影响强度则由一张条件概率表给出。对于一组适当顺序的结点集X={X1,X2,…Xn},将条件独立性假设[5]运用于链式规则,则X的联合概率分布为,其中,π(Xi)为节点Xi的父节点。
贝叶斯法则是贝叶斯网络理论的基础,可表述如下:
其中:D表示训练数据。h表示假设空间中的候选假设。P(h)被称为h的先验概率。P(D)表示将要观察的训练数据d的先验概率。P(D|h)代表假设h成立时观察到的数据D的概率。P(h|D)则表示给定训练数据D时h成立的概率,通常被称为h的后验概率,它反映了在看到训练数据D后h成立的置信度。
构造贝叶斯网络一般分为三个步骤[8]:
(1)确定变量集及其对应的值域;
(2)确定网络结构即给出有向无环图Γ;
(3)给出局部概率分布p(Xi|π(Xi)),它表达了节点同其父节点的相关关系——条件概率,没有任何父节点的条件概率为其先验概率。
2 交通事件的定义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交通事件定义及分类
目前,对于交通事件还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多数研究仅仅局限于交通事故。本文给出如下定义:
凡是使交通行为模式发生改变,导致道路使用率降低的事件统称为交通事件。
按照城市道路上交通事件的产生原因和表现形式,可以将交通事件分为如下几种:
(1)交通拥堵由于自然灾害、车辆故障等原因,可能引发大范围的严重交通阻塞。
(2)交通事故指发生在城市道路上的造成人员伤亡、车辆损坏的严重交通事件。
(3)一般交通事件包括货物散落、道路中断、交通管制、道路施工等异常事件。
2.2 影响交通事件的因素分析
交通系统是一个涉及人、车、路及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复杂的人造系统,影响交通事件的因素也是错综复杂的,通常是由于人、车、路、环境所构成的动态交通系统的某个环节失调所引起的。
在影响交通安全的诸多因素[5~6]中,人、车、路是三个基本因素,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已有文献进行了相近的分析,本文不再赘述。本文主要从天气条件以及交通流环境对于交通事件的影响进行阐述与分析。
(1)气候条件气候条件对交通的影响是指在雾、雨、雪、沙尘暴等恶劣天气下出现异常交通事件,影响交通安全。在不利的气候条件下,路面附着系数下降,车辆易打滑失稳;交通参与者的情绪、视距也受不同天气情况的影响,观察力和判断力下降,极易引发异常交通事件,常见的就是多车连续追尾相撞的恶性交通事故。
(2)交通流[7]在影响交通事件的交通流环境中,车流量的影响起着主导作用。从直观看,车流量稀少时,车辆行驶畅通无阻;随着车流量的增加,行车速度受到限制,车流密度上升,这些情况一方面影响驾驶员的心理状况及紧张程度,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其他交通行为参与者的出行,这就是诱发交通事件的根源所在。
(3)其它因素事实上,各类交通事件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道路上群体性事件以及一般交通事件的发生也同样会导致道路交通紊乱,引发交通事故或交通拥堵。本文引入一般交通事件,作为交通事故或交通拥挤发生的影响因素之一。
3 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交通事件预测模型
以天气W、车流量S、速度V和一般交通事件R四个指标作为影响交通事件的因素,建立如图1所示的预测模型。其中,贝叶斯网络的变量集为Y={W,S,V,R}。
图1描述了W、S、V和R每个变量的状态对交通事故和交通拥挤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且四个因素相互独立。对交通事故T和交通拥挤A进行预测,实质上是求解在四个因素发生的情况下,交通事故T和交通拥挤A发生的概率,即求概率P(T|W,S,V,R)和P(A|W,S,V,R)。
根据贝叶斯法则,有:
根据条件独立性假设,得到:
由(1)、(2)、(3)和(4)式可知,要预测交通事故T和交通拥挤A,需要先验知识。先验知识可由积累的数据统计获得,往往以表1的形式给出。f1,…fn表示因素f的n中状态。
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反复应用贝叶斯公式得到模型中交通事件发生的概率,其基本思路主要是:在给定任意一组观测值W=W1,S=S1,V=V1,R=R1的条件下,分别计算P(T=1)、P(T=0)、P(A=1)和P(A=0)的概率,其中T=1、A=1表示交通事件T和A发生事件,T=0、A=0表示交通事件T和A未发生事件。若P(T=1)>P(T=0),则可以判断交通事件T发生。对交通事件A也可做类似判断。
4 仿真试验
根据相关部门保存的历史数据,取各变量对应的值域分别为:W∈{晴、雨、雪、其它};V∈{0-40,40-80,80-120};S∈{0-800,800-1600,1600-2400};R∈{货物散落、道路施工、道路中断、群体事件};T,A∈{1,0}分别表示交通事故和交通拥挤发生或不发生。经统计分析,得到的相关概率分布如表2~表9所示:
根据上述给出的概率分布,可计算出P(T=1)、P(T=0),概率曲线如图2所示。曲线T0中的点形节点表示的是交通事故不发生的后验概率P(T=0);曲线T1中的节点表示的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后验概率P(T=1)。针对每一个样本数据,要对其所对应的交通事故发生或不发生的后验概率进行比较,哪一个位于上方,则说明其概率大。同理,图3为交通拥挤发生情况的相应概率曲线。
通过对在每一个样本数据下的后验概率进行比较可知有绝大多数数据预测到交通事件会发生,从而验证了该预测模型的有效性。而仍有部分数据与历史样本数据相比较出现了偏差,这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影响交通事件发生的因素错综复杂,而有些因素的信息的获取困难,有些也无法定性或定量表示,因此为了简化预测模型,仅仅选取了4个指标作为影晌因素变量,而在实际中,也常有人为因素进行交通管制,因此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数据出现偏差,精确度有所下降。
5 结论
在综合考虑影响交通事件的天气、车流密度、行车速度和群体性事件四个因素基础上,采用贝叶斯网络建立交通事件预测模型,并在已知数据的情况下对交通事件的发生进行了预测。仿真结果表明,该模型的预测是有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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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理论 篇9
关键词：议程设置,“帮汪峰上头条”,头条,偶发,条件
2014年年初,国家重点新闻网站中国网的“观点中国”联合第三方调查机构,发布了一份2013年度舆情指数盘点。当中选取了2013年最受舆论关注的30个热点事件,范围涉及时政、公共安全、司法、娱乐、科技等领域。根据不同的舆情指数,最终统计出了4个排行榜,直观地将去年一年的舆论关注状况进行了一次展示。调查显示,在30个热点事件中,有7个事件和娱乐相关,而“帮汪峰上头条”事件占据了其中的3个排行榜,分别是:综合搜索平均值排第9、综合搜索单日值排第2、微博关注指数排第9。纵观这一事件,从“一个人的头条”到“全民的狂欢”,“上头条”甚至成为一个范本被辐射到了其他领域。对此现象,大众和媒体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反思,是谁对该事件进行了议程设置,将原本上不了头条的汪峰推上了“头条”。
一、回顾“帮汪峰上头条”事件
2013年9月13日,汪峰发表离婚声明,而恰巧这一天天后王菲也宣布离婚,网友们不约而同地去关注“天后离婚”的消息,把“汪峰离婚”放在了视线之外。随后,11月9日,汪峰向章子怡表白,因为碰上恒大夺亚冠,网友再次忽略了汪峰。而在11月13日,汪峰打算发布新歌,吴奇隆和刘诗诗又公布了恋情,随后杨幂、蒋欣等明星纷纷组团“阻止”汪峰上头条。有网友将汪峰的这几次事件自动联系在一起,感叹他是个上不了头条的命。随后网友们在微博上发起了“帮汪峰上头条”活动。传统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关注,并先后在报纸上发起类似活动,号召还汪峰一个“头条”。
二、以头条形式出现的议程设置
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议程设置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在某个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普遍的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所讨论的中心议题”[1]。
议程设置理论对新闻媒体在头条事件的选取和报道上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头条是指报纸每版最重要的消息,是版面的主角。编辑通常将其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并运用各种编排手段加以突出,比如最大的字号、最粗的字体”[2]。网络新闻的头条往往出现在新闻网页上最突出的位置。“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时,通常会采用不同的方式对重要程度不同的议题进行有选择地报道和突出,以此来影响人们对信息的选择性注意和评价,把受众的注意力导向某些特定的问题或争端上来,这一现象在传播学中被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3],新闻媒体对头条的选取便是议程设置功能的体现。
上述所阐述的头条主要是指在报纸版面上出现的头条,然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相较于报纸等传统媒体,新媒体的议程设置发生了变化。网络的海量性、开放性等特点决定了原本受到版面限制的报纸类头条已经不能满足于受众的需求了,这就决定头条需要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
以网络为依托,迅速壮大起来的微博,它的议程设置功能体现得更为隐秘,比如,新浪微博有一个搜索栏,搜索栏会自动显示:“大家正在热搜xx”,以此引导用户的搜索行为。此外,通过这一热搜栏,用户可以链接到一个页面,这个页面集中了当天的热门微博和热门话题。汪峰在2013年11月13日热门微博排行榜中排第一,而与汪峰相关的事件在热门话题中分别排第二和第四,这样一看汪峰的确是上了头条。
三、对议程设置中偶发条件的阐释
议程设置中,偶发条件发挥着重要作用,会强化或限制事件的效果,“帮汪峰上头条”事件的议程设置效果就是因此被强化的。麦库姆斯和肖将议程设置分为了四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中,二人提到了随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演进,“偶发条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或限制了议程设置的效果。这类偶发条件通常可以归入两个类别:一类是受众特点,还有一类是媒介特点”[4]。
(一)受众特点
受众的导向需求被视为最重要的受众因素,受众的导向需求通常体现在关联性和不确定性两个方面。关联性强调受众自身觉得出现的某个议题与自己有一定的关系。在“帮汪峰上头条”这一事件中,汪峰发布新歌和大多数受众没有关联,但当受众发现汪峰屡次想上头条“未遂”时,这一点引起了受众的关注。“2012年,网民进入了一个‘屌丝自嘲’的时代,有人利用屌丝设置障碍,以此来缓解生活压力,抒发对社会现实的不满”[5]。和“芙蓉姐姐”、“Hold住姐”类似,这一事件迎合了受众的心理和趣味,受众抱着一种审丑的心理动机,将其进行了消费和娱乐,并渴望汪峰能够以屌丝逆袭的身份登上头条。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的“一切公众的话语都将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讲,高压力、民工化的生活状态,让受众需要娱乐,更需要通过对比别人的境遇,来获得自我认同。
受众的导向需求还体现在不确定性上,受众需要从事件的报道中获取信息,以减少自身对未知领域的不确定性。“帮汪峰上头条”是网友们自发组织的一次活动,网友们参与其中的目的是把汪峰送上头条,但他们又不确定汪峰最终能不能上到头条,自热而然便会加大对此事件的关注,并试图从中寻求到满意的答案。
(二)媒介特点
麦库姆斯和肖指出,在某个时间段内,如果新闻媒体对某一社会议题进行突出性的报道,这类报道往往更容易引起公众的关注。也就是说网络上的某议题被传播的频率和强度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议程设置效果的发挥。以百度指数作为平台来监测该事件的热点趋势,整合PC和手机端口,发现在2013年11月13日,关于“帮汪峰上头条”的搜索量接近2800万。而在微博上,通过微指数监测到网民在这一天对该事件的搜索指数达到了141万次,并持续几天,该事件都占据了微博热门排行榜。网民的频繁互动,再加上传统媒体的介入,无疑加强了该事件议程设置的效果。
四、谁设置了“帮汪峰上头条”事件的议程
(一)议程设置的两个层面
“传统的议程设置所关注的是不同客体在媒介议程或公众议程上的排序,重点在于研究媒体如何通过安排报道版面的先后顺序从而引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议程设置的第二个层面———属性议程设置,则强调议题自身特性、特点,这时的媒介将通过属性议程设置的方式,对同一议题的不同属性选择相异的方式进行不同程度地呈现,比起传统的议程设置来说,这一层面的设置将尝试从认识层面‘左右’受众对议题的思维方式”[6]。
在“帮汪峰上头条”事件中,从去年9月汪峰宣布离婚到去年11月汪峰发布新歌,汪峰或多或少都出现在了公众的视线之内。这充分说明这个议题成功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这一环节,议程设置客体的显要性转移功能是实现了的。而属性议程的实现离不开意见领袖和媒体的作用,他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影响公众的思考的。
(二)“帮汪峰上头条”事件的议程设置主体
长期以来,新闻媒体在选择头条上都具有把关权,一条新闻会不会上头条和其自身的新闻价值相关,新闻价值又体现在知名度、重要性和趣味性上。天后的知名度高于汪峰,受众更愿意去关心天后离婚的消息;汪峰对章子怡表白,其重要性赶不上恒大夺冠;受众都有猎奇心,汪峰发布新歌,这一事件的趣味性自然就比不上娱乐圈明星的恋情公开。这样一来,即便汪峰本来可以上头条,也被这些更具备上头条资格的明星给挤了下去。
当受众看到汪峰上头条五连败时,便开始对该事件进行消遣,纷纷表示“同情”汪峰上不了头条。而受众在微博上有自主的话语权,可以自我设置议程,于是微博便成为“帮汪峰上头条”活动发起的最佳平台。网友参与和介入到了该事件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中,其评论为新闻本身添加了情绪性的色彩,当新闻有了情绪,其传播力度很可能超越事件的本身。
该事件在得到受众的关注后,意见领袖和媒体的引导共同实现了该事件的属性议程设置。新闻发布具有时宜性,新闻越是在合适的时间发布出去,其新闻价值也就更大,也越容易受到公众的注意。天涯八卦版主“我实在是太CJ了”、微博红人“天才小熊猫”等意见领袖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迅速发表段子,有调侃“汪峰上不了头条的命”的,也有表示“人文关怀”的“世界欠汪峰一个头条”,这些段子引导了网友对该事件的舆论,并赢得了上万的转发量。此外,不少传统媒体也陆续将该事件纳入到了第二天娱乐版头条的议程设置范围内。相比起新媒体,传统媒体更具公信力,其对新闻事件的评判标准更容易影响受众的态度,从而引导受众的想法。
那么在这次事件中,汪峰团队有没有炒作和策划呢?当事人汪峰表示自己的团队并没有能力对该事件进行策划,并称自己对艺术很严谨。然而有网友对此表示怀疑,并称“汪峰一直走在炒作的路上”。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次事件是汪峰团队的幕后策划,但业内人士称任何一个团队都不会放弃一次绝佳的炒作时机。“帮汪峰上头条”的本质是一次对新闻事件的建构,汪峰幸运地抓住了当中的机遇。头条的存在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头条每天都会有,换而言之没有天后离婚,没有恒大夺冠,仍然会有其他的头条去取代汪峰的位置。汪峰前几次错过头条为后面“上头条”进行了铺垫,并因此将受众对其他头条的注意力全部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从而赢得了持续时间更久、影响力更强的头条。
上述可见,受众、媒体和意见领袖的共同作用将汪峰推上了头条,实现了该事件的议程设置。
五、对“帮汪峰上头条”事件议程设置的反思
(一)“一个人的头条”到“全民的狂欢”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让议程设置的受众参与度大大提高,借助网络平台,网友们也可以将一个明星送上头条。“帮汪峰上头条”从一个娱乐事件发展到全民运动,当中网民们的力量不容小觑。然而尼尔·波兹曼提到“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有两种办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其中一种就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种滑稽戏。奥威尔所担心的是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7]。当受众参与到这场娱乐狂欢中,表面上看汪峰成为了受众消费和娱乐的对象,但是当微博音乐盒不断推送话题,让用户收听汪峰的新歌,不知不觉中受众也“被消费”了。在全民狂欢的这场运动中,受众被海量的信息淹没,甚至忽略了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信息,过度沉醉当中,最终只会让其丧失思考能力,这也是一种悲哀。
(二)媒体沦为微博的“传声筒”
事件理论 篇10
1“淘宝商城事件”中淘宝网的危机处理
1.1 事件回顾
10月10日, 淘宝商城发布新规。10日晚间, 诸多中小卖家怨声载道, 小商户们开始组织“反淘宝联盟”。10月11日晚, “反淘宝联盟”开始统一分工, 准备行动。晚上九时抢拍行动正式打响, 愤怒的中小商户通过YY语音软件集结7000余名网友, 有组织地统一围攻淘宝商城大商户。12日凌晨, 许多淘宝商城大商家被迫将商品下架, 多家店铺停摆, 围攻事件愈演愈烈。12日上午, 继淘宝商城部分商家遭到恶意竞拍暂停运营后, 淘宝聚划算页面出现“系统繁忙”字样, 知情人士透露, 这极有可能是“反淘宝联盟”对淘宝发起的第二波攻击。另有媒体称“暴动”不断升级, 多人到淘宝总部拉横幅、抗议。10月14日, 抗议淘宝商城新规的中小卖家联盟内部出现分歧, 部分人主张继续采取“恶意团购”方式来向淘宝商城施压, 另一部分则认为应和平协商解决。10月15日, 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负责人就淘宝严重事态指出, 淘宝应妥善处理纠纷。10月16日, 反淘宝联盟对外宣布将暂停对淘宝商城的攻击活动。
1.2 淘宝网应对危机处理
阿里巴巴集团在淘宝商城事件危机发生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是10月10日, 淘宝商城总裁张勇于颁布新规同时公布致商家的公开信。二是10月12日上午, 阿里巴巴掌门人马云连发两条微博, 表示将抗争到底。三是10月12日下午, 淘宝商城总裁张勇表示:“对互联网暴力, 对恶意攻击其他商家的行为, 我们不会容忍, 也绝不会因为这个而妥协。”四是10月13日晚间, 淘宝商城官方对一些传言做出澄清。五是10月14日下午, 淘宝商城在官方微博发表公告解释新政, 并对近日的攻击大卖家事件的基本信息做出澄清。六是10月17日下午, 淘宝商城召开媒体恳谈会, 对新规则各种解读进行还原,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宣布, 调整淘宝商城新规执行时间点, 已在淘宝商城的商家, 新规执行点延后至次年9月30日, 并表示将投入18亿元进一步扶植淘宝商城中小卖家发展。另外, 淘宝商城官方微博, 以及阿里巴巴官方微博通过实时更新, 密切参与此次事件。
2 形象修复理论视角分析淘宝网的危机处理
2.1“形象修复理论”概述
形象修复理论是由美国的传播学者本·伊特 (Benoit) 提出的。形象修复理论在危机传播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理论认为, 当组织面临危机时, 首要目标就是恢复和保护组织形象, 该理论认为对形象造成威胁的基本要素有两个:受控者对某行为负责和公众认为该行为具有伤害性。形象理论提出了五个形象修复的策略:否认、逃避责任、降低外界攻击、修正行为及认错。[1]
2.2“淘宝商城事件”分析
2.2.1 淘宝网的“否认”策略
这一策略分为两个子策略, 即直接否认和转移责任。10月14日下午, 淘宝商城在官方微博发表公告解释新政, 并对近日的攻击大卖家事件的基本信息做出澄清, 公告称, 外界质疑的新政“仓促执行”和“强拆”的说法有失偏颇。淘宝商城从两个半月前就与卖家开始沟通的, 希望能提前三个月给商家充分的准备和调整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 淘宝网在此使用的是转移责任的策略。与此同时, 淘宝商城否认了“变相涨价”的说法, 称调整不是涨价, 每日销售额3000元以上即可返还技术服务费, 绝大部分商家可做到;而淘宝商城的交易佣金费率在未来很长时间里面都不会再作调整。
2.2.2 淘宝网的“逃避责任”策略
“逃避责任”其中一个子策略即为纯属善意策略, 即声称某项错误的行为实际上从主观上是出于好意。[2]淘宝商城总裁张勇表示, 此次的规则调整, 就是要鼓励商家在淘宝商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另外, 在淘宝商城总裁张勇致商家的公开信中指出:淘宝商城这次招商续签标准和规则调整的基本出发点, 就是利用市场规律之手, 以经济为杠杆, 来鼓励商家更认真地对待在商城的经营行为, 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商品和服务, 好的商家能够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不诚信的经营行为的违规成本将大大增加, 最终给消费者带来越来越好的购物体验。
2.2.3 淘宝网“降低外界攻击”策略
对于外界的负面报道, 阿里巴巴集团总裁马云连发几篇微博, 向外界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1) 淘宝网是一个有责任有追求的公司, 赚钱并不是直接目的, 之所以进行这样的改革, 是为了净化市场, 提高服务。 (2) 让公众明白, 这次的危机并非偶然, 在淘宝的发展历程上, 不乏这样的波折。这正符合强调正面形象和减小负面情绪的子策略。 (3) 区分。10月12日, 淘宝商城总裁张勇表示要对参与这一事件的卖家身份逐一进行甄别。 (4) 转换框架。淘宝商城通过微博表示, 其定位打造品质之城, 愿接受任何对于规则的看法建议, 商城的今天, 是无数商家用心经营和消费者用消费行为投票的结果。 (5) 反击指控者。淘宝商城官方微博于11月13日转发扬子晚报官方的一篇微博, 称之前标题为《淘宝内乱升级小卖家在淘宝总部拉横幅抗议》的新闻, 经中通社、中新社记者多方调查, 该报道存在明显失实。 (6) 补偿, 即给受害者提供商品、服务或用金钱来降低公众对某行为的负面感。淘宝商城总裁张勇表示, 这一事件发生后, 淘宝商城第一时间就与警方取得联系, 警方已经在密切关注和掌控这一事件的发展。张勇表示:“受损害的商家利益肯定会得到补偿。”
2.2.4 淘宝网“修正行为”策略
即受控者承诺进行整改, 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恢复到伤害性行为以前的状态, 另一种是表示以后绝不会出现类似性的伤害行为。[3]10月17日, 淘宝商城总裁张勇发表微博表示我们应该更认真的听取商家的意见, 我们应该考虑更多不同商家的需要。很显然, 淘宝网想将其形象修复到伤害性行为以前的状态。
2.2.5 淘宝网“认错”策略
10月17日下午, 淘宝商城召开媒体恳谈会, 对新规则各种解读进行还原, 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宣布, 调整淘宝商城新规执行时间点, 已在淘宝商城的商家, 新规执行点延后至明年9月30日, 并表示将投入18亿元进一步扶植淘宝商城中小卖家发展。这表明受控者即淘宝网采取缓和冲突, 承担责任并请求原谅。
3 对淘宝网危机事件中形象修复的建议
有效的形象修复策略, 即试图说服公众相信自己的陈述或观点, 只有公众接受受控诉人的陈述, 其形象才能得到修复。[4]如果只是受控诉人单方面采取各种策略为自己开脱, 往往反而会引起公众的反感和质疑。形象修复策略并不看重危机发生的阶段, 而是把理论重点放在使用的信息选择中, 也即“危机发生时该说什么话”。[5]因此, 提出几点形象修复建议:
首先, 受控方应提早准备危机应变计划。在日趋复杂的环境中, 企业随时面临着各种危机,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危机预防机制和危机处理措施。预防是力求以最低的成本和最小的代价把危机扼杀在摇篮里, 而当防御出现偏失, 危机又不可避免时, 企业就必须用有效的危机处理措施来解决危机。[6]比如在提出改革之前, 淘宝网应做好周密详细的计划, 对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作出评估, 应该对各种可能的危机进行预计并准备相应的应变计划。
其次, 应成立有效的危机传播团队。由于知名企业“树大招风”, 一旦出现危机, 必然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 同时新闻传播技术的进步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 例如超新媒体微博的出现, 使不良信息的传播速度与传播范围大幅度增加。因而, 在危机发生之后, 受控方应该马上成立危机传播团队, 及时应对。
第三, 应仔细分析危机事件和指控内容, 要准确识别关联受众。危机发生时必须清楚反对者指控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并对此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次危机事件的直接受众即淘宝商城的中小卖家, 需要做好引导和沟通, 另外对于淘宝网的消费群体, 社会民众等也要做好自身的形象修复。
第四, 要遵从有效沟通的原则。系统深入地把握并合理运用形象修复策略将是我国广大企业未来努力的方向, 从而在危机发生时能更好地修复受损的形象, 尽可能减少企业损失。[7]为了实现有效沟通, 应该及早向公众公布事实真相, 以赢得形象修复最佳时机。
第五, 需要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此次危机事件, 淘宝商城虽然在第一时间刊载了其总裁张勇的致商家公开信, 但由于其传播范围存在局限, 能够有效传播的受众有限。
摘要：随着网民对网络购物接受度的提高, 第三方支付工具的飞速发展, 我国网上购物市场的发展速度近年来明显加快, 数千家购物网站的应运而生, 网络公关及突发网络事件的应对对于网络商家而言越来越重要。Benoit的形象修复理论是危机传播领域的重要理论之一, 本文拟通过“淘宝商城事件”案例, 用形象修复理论和危机公关相关原理分析此次危机传播处理策略, 以期对类似的网络危机事件给出有意的借鉴。
关键词：形象修复理论,淘宝商城事件,危机公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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