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事件

自杀事件（共10篇）

自杀事件 篇1

2007年7月18日下午, 年仅26岁的华为员工张锐在深圳梅林某小区的楼道内自缢身亡。进入华为只有60多天的他, 生前曾多次向亲人表示工作压力太大。

2007年8月11日, 在长春市国联小区, 华为长春办事处员工赵炳与人在电话里争吵20分钟后, 纵身从7楼跳下身亡。

2007年12月5日上午, 在深圳华为工作的乔向英起床后进入洗手间梳洗时突然倒下猝死。

2008年2月26日, 位于天府软件园的成都华为研发中心的员工李栋兵从8楼纵身跳下, 当场死亡。

2008年3月6日, 华为深圳坂田基地员工张立国在研发基地餐厅跳楼身亡。

近几年来, 华为员工自杀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华为老总任正非也曾在内部承认, “员工中患忧郁症、焦虑症的不断增多, 令人十分担心……”

华为是我国IT行业的翘楚, 我们不排除华为因为“树大招风”而在员工自杀事件上成了众矢之的。我们反对恶意炒作华为员工自杀事件, 但作为企业管理者, 我们应该深入地思考:是什么造成华为在员工心理问题上陷于被动局面, 这些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对于同样处于巨大经济环境变化中的其他企业来说, 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工作压力是罪魁祸首?

是什么造成华为员工的心理健康出现令人担忧的问题使企业陷于被动局面呢?是否是华为员工的工作压力过大?我们的回答是: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华为的员工压力大是众所周知的, 这表现在多个方面:在企业文化方面, 华为的“地铺文化”、“狼文化”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词汇;在工作量方面, 华为的员工经常加班……但是, 这是不是就能说明工作压力过大是华为员工自杀的罪魁祸首?

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压力过大是导致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 为什么同样大的压力情况下, 只有少数人会选择自杀, 而大多数人没有选择自杀呢?第二, 工作压力过大是不是足以导致个人的自杀?

实际上, 自杀的原因有很多, 但对于大多数真正由工作压力过大而导致自杀的情况, 必然需要伴随有两个重要的条件, 一个是个体的人格特征有问题, 或心理素质状况比较差, 这点能回答第一个问题, 即为什么同样的压力有的人选择自杀, 有的人不选择自杀的问题;另外一个条件是, 多种负性生活事件和工作压力一起在某个时间点都集中到了自杀者的身上, 换句话说, 自杀的原因不仅仅只是工作, 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负性生活事件。负性生活事件引起人们的心理压力, 破坏人体内环境的稳定, 对个体是一个潜在的压力应激因素, 同时再加上工作压力的作用, 对自杀者的自杀行为就会起到“扳机”的作用。

另外, 社会支持也是阻止自杀形成的重要保护因素。在精神应激的状态下, 良好的社会支持是对心理刺激的很好的缓冲,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应激时, 能从家庭、朋友和同事等处获得的物质和精神支持。社会支持缺乏往往预示着情感反应的结局不良。

因此, 工作压力过大不完全足以导致个人自杀, 它只是其中重要的压力因素。自杀行为是在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彼消此长的影响下, 个人素质与应激相互作用的产物, 也就是说, 个人心理状态 (抑郁、缺乏主观社会支持、人格和心理特质等) 是自杀未遂行为的内因, 达到一定强度的负性生活事件以及工作压力过大构成自杀未遂行为的诱发外因,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此外, 从压力的角度来分析, 员工的压力来源也是多方面的, 不能片面地认为工作压力就是员工压力的唯一来源。如, 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员工本来就面对着巨大的经济、个人生活压力, 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压力源。另外, 家庭问题、失恋、同事矛盾、时间管理不恰当等, 也是对员工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压力源。除此之外, 在人格特征方面, 研发型人才更擅长的是与机器打交道, 在遇到心理困境时, 并不擅长于与人交流沟通来疏解自己内心的苦闷, 这也是产生自杀的重要因素。

再有, 心理素质对于自杀者也显得非常重要, 对于心理素质不好、免疫能力差的员工, 在中等压力源的刺激下,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也容易超过自己的极限, 就可能会选择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主要因素外, 还有一些因素也可能是员工自杀的重要诱因, 例如生活被物质化, 使员工失去精神和价值的追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走极端者的心理可能出现了对自我价值认知的模糊。随着员工文化素质的提高, 他们不再仅仅追求物质上的满足, 而同时重视对自我本质的追求。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认为, 人们在人生中总会希望有高峰体验出现。比如, 人们结婚或是生子, 或是事业登上顶峰时, 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到不同的高峰体验。一些员工在工作和生活的巨大压力下, 无法获得自己生活本质的意义。人不是机器, 因为有情感所以才会思考人生的意义。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觉得生命对他已经没有意义, 这种无意义感促使他选择了自杀这样一种极端方式。

再就是自我的需要始终无法得到满足。人的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自杀动机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对当事者来说极为重要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引起的。人想获得某种需要而在行为中受到阻碍或中断而产生的情绪体验, 心理学上称为挫折。经长期的或严重的挫折, 当人的耐受力无法承受时, 便会产生无力感和无助感, 在一定的诱因引发下, 就有可能促使人逃避现实而选择自杀作为解脱的方法。因此, 也可以说自杀是个体在心理处于无助状态中, 在特定诱因驱使下故意采取对生命自我毁灭的意志行为。

引进EAP能否杜绝自杀和心理问题?

华为针对员工自杀事件和员工的心理健康状况引进了EAP, 这是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但对于引入EAP的企业来说,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并不是只要EAP引进了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就万事大吉了。另外, 从目前来看, 有些企业引进EAP只是一种形式, 实施不够深入, 管理者重视不足, 这也是EAP发挥实质作用的一个重大障碍;此外, 在具体的项目操作中, 还可能出现如下一些问题:

从可供选择的服务项目来看, 服务项目过于功利化。EAP聚焦企业、员工及家属可能遇到的问题或困惑, 但是现在很多企业在希望实施EAP时却比较功利化, 希望通过短短的时间就可以马上解决员工心理健康方面的所有问题。

从EAP团队的组成成员来看, 成员构成比较单一。有的EAP团队仅有心理学方面的专家, 具备企业实际经验但是同时又具备心理咨询能力的EAP专家较少。因为EAP要解决的, 是员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心理困扰, 包括工作环境中的问题, 因此, 团队成员应该包括管理专家、企业教练、企业文化师、测量/统计学专家、心理学家/心理咨询专家、个人职业规划专家/员工发展顾问、人力资源专家、婚姻家庭关系专家等。实际上是整合了各方面的支持力量, 优势互补, 形成合力。

从企业EAP的实施流程来看, 在制定EAP实施方案前, 缺乏调查研究。EAP是一个时髦的词汇, 但是, 并不是说任何有用的工具与方法拿到每个企业都可以用, 在具体的实施中, 既要借鉴国外企业的经验, 更要有本土化的准备。在实施之前, 充分了解本企业员工的心理状况, 以及整个企业的心理环境质量如何, 从广角度、多层次的分析中发现关键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在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科学、优选的方法, 找出最可能的原因。

从员工反馈来看, EAP的实施缺乏员工的互动与反馈。企业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引进EAP, 但是却忽视了员工的需要以及反馈, 实施EAP的效果就可想而知。注重员工的互动和反馈, 提高配合度。在最初引进的时候大家可能热情都很高, 但是EAP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企业要有专人负责、督促和落实。在心理咨询过程中, 对问题提供保密和及时的察觉以及评估服务, 以保证员工的个人问题不会对他们的业绩表现有负面影响。

从形式来看, EAP的活动比较单一, 不够丰富。EAP是解决员工心理问题的重要措施, 需建立相应机制, 并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 如, 开通热线电话、建立网上咨询和沟通渠道、进行团体辅导、开辟咨询室等, 使得员工能够顺利、及时地获得心理咨询及治疗的帮助和服务。但目前很多EAP项目活动比较单一, 或者活动虽然比较丰富, 但深度和持续时间又不够。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应该怎样做?

针对EAP操作中的问题, 我们除了以上的相应的措施外, 还要配合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些措施和手段, 以保证企业员工具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 提高员工的心理危机和压力的承受能力。具体来说,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从如下方面入手。

招聘。在招聘的时候, 增加对应聘者的心理人格测试, 通过人格测试了解应聘者对压力的承受能力。如, 人格测试中我们可以关注自尊。心理学的研究发现, 自尊稳定性差的人很关心外界的评价, 对别人的反应非常敏感。被批评时, 他们的自我感觉就趋于糟糕;得到积极反馈时, 他们又趋向于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低自尊者经常为讨好别人而行事。自尊稳定性差的人自我价值感不断地动摇, 一个坏分数, 一个粗鲁的对待, 一次违约, 都会引起他们对自我的怀疑;而一个好分数, 一句恭维话, 则会让他们感到骄傲和喜欢自己。因此, 自尊稳定性差的人更容易感受消极情绪, 比如生气和抑郁。那么, 我们在招聘过程中, 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测试并不过关, 就应适当考虑是否放弃了。

针对性培训。对员工开展压力应对、情绪调控、工作与生活协调、自我成长等专题的培训或团体辅导。一方面增强员工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抵抗力, 另一方面帮助员工掌握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手段和技术, 使员工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能够及时自我调节。

企业文化塑造。企业应塑造一种人文关怀较多的企业文化环境。特别是科技型企业中, 大多数员工都是科技研发型人才, 人文关怀的企业文化就显得尤其重要。无法否认, “床垫文化”、“狼文化”等曾为企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 我们都知道人力资源是第一发展力, 如果员工都只是因为在竞争、经济压力下而不得不拼命工作, 长此以往, 可能会影响企业更长远的发展。纵观世界500强的企业文化, 往往以塑造人文关怀环境为己任, 让员工自觉自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才华, 对企业的忠诚度较高。

总而言之, 在现代社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面对着压力。员工个人应该学会调适自己的心理。企业应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 将心理健康服务作为一种福利提供给员工, 以尽量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自杀事件 篇2

一、舆情综述

6月9日，贵州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家喝农药自杀，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起初，媒体归因为“生活贫困”，导致政府遭到舆论围攻；之后当地政府通过针对性回应，多方联动处置，迅速扭转舆论。后期，男童遗书、女童身上伤痕等细节导致舆情反复，警方作出回应后舆情有所回落，但诸多意见领袖关于留守儿童问题的深层反思引发较高关注。总体而言，相比于3年前的毕节流浪儿童垃圾箱取暖死亡事件，本事件中舆论情绪呈现出更理性的态势。

二、舆情趋势

1.官网通报引微博热炒

6月10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网站发布一则通报《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疑似农药中毒死亡》，文中称：“6月9日23时30分许，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接报后，市、区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公安机关对死亡原因展开调查，有关善后工作有序开展。”

当日19时59分，澎湃新闻在其网站、微博、微信和手机客户端同步发布报道《“贵州留守儿童疑在家中喝农药自杀 生前穷得只吃玉米面”》，称4个孩子1男3女，最大的哥哥13岁，最小的妹妹5岁，文章大篇幅描写了4名儿童“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种的玉米”等细节，迅速引发舆论关注。

尤其是微博平台上，“@澎湃新闻”的相关内容转评量迅速达到万余次，随后，“@人民日报”、“@扬子晚报”、“@头条新闻”等媒体官微纷纷转发，形成的二次传播使舆论随即被引爆。“留守儿童”、“自杀”、“太穷了”等词汇交织汇集在舆论场，强烈刺激着网民情绪。2.媒体追踪报道掀起舆论高潮

6月11日，媒体除对留守儿童死亡时间进行报道外，多家媒体围绕留守儿童现状展开报道，相关舆情持续发酵。新华网报道《贵州毕节4名儿童系服农药中毒死亡目前父母联系不上》，《北京晚报》报道《探访贵州毕节留守儿童现状 2张床睡8个人环境很恶劣》，中青网报道《毕节4留守儿童自杀续：村民称其无人陪伴相依为命》，持续掀起舆论热议高潮。中新网刊发的一组照片《探访贵州毕节留守儿童房屋破旧无电灯》，更引发网民高度关注，图片中矮旧破烂的土房、四处漏风的窗户，极具视觉冲击效果。

与此同时，有媒体再度翻炒2012年毕节五男童殒命垃圾桶一事，还有媒体总结了毕节近两年来发生的多起留守儿童权益受损事件，引发舆论热议。多数网友表示，三年左右的时间，两次严重事件，折射出政府的缺位。当地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广受批评，而相关政府官员再次被推向了舆论封口浪尖，诸如知名评论人士陈杰人发表的《贵州毕节书记市长你们拿什么来赎罪？》等批评文章受到了较高的关注。3.官方调查处置令舆论转向

12日，面对舆论质疑“贫困致孩子自杀”等说法，贵州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关于毕节市七星关区张启刚等4名儿童非正常死亡的初步调查通报》。文中称，2012年4月至今，该户共领取低保金等民政救助资金6627元；该户目前还有玉米约1000斤，腊肉约50斤，银行存折余额为3586.02元；该户拥有砖混结构三层楼房，约200平方米，建筑成本在10万元以上，生活水平算是中等水平。通报发布后，《毕节否认“贫困致四儿童自杀” 警方确认系服农药》等相关报道被转载广泛。

12日，新华网报道称，李克强对事件作出批示，要求对不作为、假落实严厉整改问责，悲剧不能一再发生。民政部表态将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重点督查临时救助制度落实情况。毕节当地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并对多名责任人进行处理。此外，报道还称，从12日开始，贵州将在全省范围内对留守儿童进行全面排查。

随着官方频频采取处置措施的消息公布，舆论对“事件发生原因”进行追问。新华社、《中国青年报》等多家主流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深度报道，一个严重缺乏亲情关爱的留守家庭逐渐被还原：父亲长期在外打工，不和家人联系，甚至孩子出事后，乡人给父亲打了100多次电话都联系不上；夫妻关系不和，经常打架，后母亲跟别人跑了，新家距离仅1公里却再未联系子女；爷爷奶奶早就去世，姥姥姥爷虽然在同一村子，几乎不来看孩子。此外，4兄妹还长期遭受严重家暴，曾被父母多次“狠打”，导致“性格孤僻”，与人缺乏交流，而老大以前就有过“跳河”等轻生行为。随着报道的深入，网友此前的政府缺位视角有所转变，对父母的谴责成为主流，与之相关的留守儿童教育、关爱等议题逐渐升温。4.事件细节曝光再度受追问

13日，央视在新闻节目中以图片形式将男童遗书内容曝光，遗书大概内容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我该走了。我曾经发誓活不过15岁，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清零了！”

随后，有不少网友对遗书的内容以及笔迹产生质疑，认为不像13岁男童说话的口吻。有专业人士认为，这是某款“影像制图软件”中设置的手写字体。遗书的内容令舆论一片惊愕，质疑男童遗书是政府为推脱责任而造假的声音，导致舆论矛头再次聚焦毕节政府和相关媒体的公信力。

13日，据南都网报道，针对媒体及网友对遗书是否造假的疑问，毕节七星关区宣传部官方回应称，当时有媒体在贵州省的一个会议上看到了遗书的相关内容，将遗书的内容进行了制作，呈现出了现在的状态。目前，遗书的原件还在当地警方手中，将随后公布。

此外，四兄妹的死亡原因再起波澜，媒体持续曝光其他存疑情节。《南方都市报》报道《毕节自杀四兄妹亲属称最小孩子尸体上有8处刀伤》被转载242次，引发网友对自杀还是他杀的质疑。财新网报道《毕节4名留守儿童在联合家访1.5小时后服毒》被转载137次，也将舆论目光引向质疑家访是自杀的“导火索”。

13日，中新网报道称，从毕节警方处获悉，经过严格鉴定，警方确定遗书是13岁男童的原笔迹；网传五岁女童“身体伤痕”确定为旧伤非致命；四名儿童遗体已于12日火化。5.意见领袖剖析引发舆论反思

随着事件报道不断深入，一些意见领袖将视线延伸到事件背后，以更理性、更人文的视角对事件进行诠释，不少文章被大量转载。

13日，心理学家武志红《毕节的四个孩子，死于什么样的绝境？》一文叩问父母的责任；侠客岛打出悲情的标题《别让他们活过，却没被爱过》，称“除了政府方面的努力之外，其实也要落实到具体的每个父母身上”。媒体人侯虹斌尖锐地指出：“这些个体不可能解决的困境，来自城乡二元化，来自户籍制度，来自城市对农村的政策、资源的吸食，来自对壮劳力的掠夺……”专栏作家童大焕则认为“留守儿童的根本解决之道需要的是迁徙自由、财产自由和现代产权制度，而非仅对政府的指责和对城市的控诉”。

三、舆情解析

1.事发地点：为什么又是毕节？

悲剧发生之后，不少媒体将其与3年前毕节五男童垃圾箱死亡的事件相联系，引发了舆论对“为什么同样的事故在毕节屡屡发生”的追问。当年事发后毕节市采取的各种措施和承诺也受到媒体翻炒，但是悲剧的再度上演引发舆论追问是否落到实处。与此同时，舆论将不满的情绪逐渐发酵升级成对当地政府的指责，认为毕节政府当年为应对舆情危机进行突击表态，只不过给外界和上级一个交代，一旦新闻事件过去，种种部署和安排又形同虚设。而毕节留守儿童频频出事之后，也让公众急切关注当地政府如何切实解决事件暴露出的多重问题？如何寻求杜绝悲剧发生的出路？

2.情感冲击：文明不能承受之殇

四个鲜活的生命，本应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却以“自杀”这样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无疑带给公众极大的感情冲击，正如大V“@姚晨”感慨：“无法想像，这四个年幼的孩子得有多绝望才会选择自杀？”而后续自杀男童遗书曝光之后，“自杀是多年梦想”所流露出心如死灰的厌世情绪，更令网友震惊与悲恸。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频频被曝光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深深地刺痛着当今文明社会的神经，有媒体以“不能承受之殇”为题来评论这起极端事件。文章指出，“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理念已不断为各级政府所尊崇，社会保障投入更是连年加大，关心留守儿童已是从城到乡绝大多数人的共识。然而，令人落泪的人伦惨剧仍然上演。公众不禁要问，通往死亡的路上，社会保障的防护网在哪里？守卫幼小生命的温暖在哪里？”

3.原因追问：是什么压垮了4名儿童？

4名儿童选择自杀的原因，是媒体和公众追问的一条主线，也成为整个事件层层铺开的线索。从一开始媒体归因的“过于贫困”，到官方给出男童的遗书，这些都不能充分解释公众心中的疑问，“到底什么是压垮四兄妹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媒体后续铺开的多篇深度报道中，四兄妹生前的生活状况得以部分还原，才令舆论在各自的视角窥测到一些端倪，父母离异、亲情缺失、长期家暴、厌学弃世，这些因素或许很早就成为悲剧的种子被埋下。有网友将责任推给“生而不养”的父母，也有网友归因为政府救助制度乏力，而更多网友则认为是温情缺乏造成的心理问题所致。然而，这些都仅仅是舆论的猜测，悲剧的真相仍然是一个迷，令舆论有如鲠在喉之感，难以找到合适的宣泄途径。

4.舆论反思：关注留守儿童心理诉求

该事件暴露出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诸多问题，尤其是如何关爱留守儿童的问题，这也是后期舆论反思的主流。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大量农村少年成为留守和父母离异的双重受害者，像毕节四兄妹这样被“遗弃”乡野。父母教育陪伴能力欠缺、亲情抚慰作用匮乏，导致留守儿童在人生的幼年阶段缺乏应有的爱和庇护，导致缺乏安全感而情感枯竭，这样的案例或许并不罕见。他们物质上或许不像报道中那么贫困，可是精神生活无疑却是赤贫，而这点恰恰容易遭到忽视。此次事件将留守儿童的心理诉求被放大，再次为社会治理敲响警钟，警示各级政府重视对留守儿童的心灵关爱，尤其对于这类情感功能严重缺失的家庭，社会各方都应做出努力，进行大力帮扶。……

校园自杀事件的成因分析 篇3

［关键词］校园自杀问题 心理健康 现代性危机

［作者简介］邹润宇（1971- ），男，江西瑞金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安学、社会学；陶学榆（1963- ），男，江西新建人，江西公安专科学校人文社科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公安学、社会学。（江西 南昌 330043）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07）30-0178-02

一、校园自杀事件的诱发因素

近年来，自杀问题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焦点，在某种程度上已演变为社会性问题。在这里，我们亦注意到一个现实：在我国15～34岁的青壮年中，自杀成为首位死因。这意味着，青年成为自杀的高发群体。作为其中一员，校园中学生所发生的自杀现象所呈现的独有的特征更加引起本人的关注。基于此，本文特意将研究视角定位在校园青少年学生这一范畴，试图从理论层面解决或阐释当前我国青少年心理危机和自杀问题所呈现出的独特社会性症结。在已有的许多调查和研究成果中，通常将可能诱发校园自杀事件产生的主要相关危险因素概括为：

1.就业、学习压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少年学生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来自社会的竞争压力。特别是在大学扩招之后，大学生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剧。“十五”期间，中国普通高校的毕业生人数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但就业率却在持续下降。2003～2005年，离校时未就业的毕业生分别达到75万、99万和120万。2007年将有495万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①就业压力的增加又无形地加大了学习的压力，这就意味着，就业与学习问题成为青少年学生最大的压力源。众所周知，青少年面临的压力大小与其心理健康有着直接的关系。当超过一定阈值时，在许多情形下，就业、学习压力可能成为自杀行为的首要诱因。

2.精神抑郁。有资料显示，近年来，中国有3000万青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20%的中国儿童面临抑郁症威胁：其中4%为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小学生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占总数的10%左右；初中生占15%左右；高中生约为19%。大学生中患有强迫症、适应不良、情绪不平衡、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等问题，以及网络成瘾者，达3.5%②。另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这些数字至少表明一个事实——心理亚健康甚至心理危机状态相当程度地存在于当代青少年之中。当某些诱因出现，部分有精神抑郁症状的青少年学生会选择自杀。

3.感情纠纷。近几年，在青少年学生自杀事件中，因为感情纠葛或情变而产生的自杀行为有大幅增加的趋势。这其中女性自杀者占到较大比例（这与女性的基本性格特点相吻合）。同时我们注意到：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婚姻和恋爱的自由度和自主性相对过去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另一方面，因为婚姻、家庭和感情纠纷引发了许多危机事件，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青少年学生因为早恋、感情纠葛而引发的自杀危机事件亦不在少数。

4.网络成瘾。《“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显示，在我国的青少年网民中，13.2%的人上网成瘾，13%的人存在网瘾倾向，其中13～17岁的青少年网民中网瘾比例最高，成为“网瘾重灾区”。近年来，这一比例似乎还在增长。虽然，网络成瘾并不必然导致自杀行为的产生，但毫无疑问，网络成瘾会严重地影响到成瘾者的心理、生理、人际交往以及学习或工作。一方面可能导致人际交往空间日渐萎缩，迷失自我，出现多重人格；另一方面，网络成瘾的危害还表现为躯体疾病，甚至还会伴发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严重的可能引发忧郁症及自杀意图乃至自杀行为。

除此之外，某些自杀个案有可能蕴含着激发自杀的一些其他偶发因素，如重大灾难、亲人亡故、身患重症等等。有些个案则可能是因为家庭的贫困引起。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出因为追星、自杀网站的诱惑等引发的特殊自杀案例。

二、目前对校园自杀现象的分析尚不深入

从表面上看，无论是就业、学习压力、感情问题，还是精神抑郁，都是可能引发自杀行为的最直接原因，但是令人困惑的是：如果仅限于此，似乎依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我国现阶段频发的青少年心理危机和自杀问题是否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抑或只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独有的现象？是必然还是偶然？并且如何从一种个体行为演变为带有许多相似特征的社会问题？第二，青少年就业、学习压力、感情纠葛、精神抑郁等问题可能导致心理危机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激发自杀危机问题。因此，前者如何向后者演变？如何正确评估精神危机、暴力、网络、校园文化及其他社会亚文化与青少年心理危机和自杀问题存在的关系？第三，通常认为，自杀大多属于冲动性行为。但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某些自杀个案中，当事人可能会因为某些琐屑小事而自杀。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如此随意而决然地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尽管有些研究者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青少年自杀者按照家庭经济状况、年龄、知识层次等来划分，试图依次找出一些相似特征。如：自杀者中学习成绩差的高于成绩好的学生，而文科学生高于理科学生；大学生心理问题日渐突出，大学生已成为自杀高危人群；重点高校多于普通高校；女生多于男生；大部分自杀的女生多有心理疾病导致的抑郁症；城市的学生多于农村学生；自杀者低龄化趋势愈发明显。但是我们发现，面对着自杀这一个世界性难题，这些并不一定能精准地反映出现实状况和真实的特质。因此，对其成因我们无法作出总结规律式的判断。

三、校园自杀事件的社会分析

事实上，每一次自杀行为背后都有着相应的心理机制在起作用，剔除自杀的生理或遗传因素之外，应该说，导致自杀最直接的原因是自杀者的心理危机的出现。这就意味着自杀者大多已产生对生命的绝望，并企图以死来摆脱心理等困境。但是我们也认识到，心理危机的出现却并不必然产生自毁行为。实际上从一般心理危机转向自毁的激变，需经由一个复杂的心理—社会（群体）互激过程。因此，探讨青少年学生的自杀问题，需要遵循这一思维模式，并将之置于我国现实情境之下来考量。

客观地说，心理危机属于时代的病患，有学者称之为“现代性危机”。当前在我国，基本上可称之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困顿。在这里，对于这一问题作如是阐释：（1）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现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与此同时，人们的民主意识及自由程度也得到实质性的提高。然而与此明显不符的是，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并没有获得同步的发展；相反，形成了所谓的物质的丰富与精神的迷失这一尴尬的现状。这种精神困顿带来了诸如犯罪、道德沦丧、家庭危机等一系列的社会失范问题。这种现实对于青少年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带来的负面效应无疑是巨大而深远的。（2）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如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具有价值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演变成为一个没有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社会。传统文化遭受极大冲击，以至出现割裂甚至断层。青少年吸收信息和文化的途径更多的是通过电视、网络等诸多媒介，以各种方式来了解和认知世界。同时由此带来的网络沉迷与网络暴力、色情文化等系列问题，同样不容小视。（3）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还面临独生子女社会所带来的一系列特有问题。独生子女社会正在改变着社会的家庭成员和生活结构，也深刻地改变着这一代年青人的心理特征。这种特征主要表现为社会经验的缺乏、性格的脆弱、自我中心、表现主义以及广域的知识等综合特征。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随意性自杀倾向和行为在现时为何会有蔓延的趋势。（4）在青少年生理和心灵成长的历程中，我们的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存在着诸多缺失。这些年来，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们更多地强调了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却缺少了相关的生命教育、死亡教育、挫折教育、爱情和性教育。从家庭、学校、到社会并没有为处于成长期、青春期乃至叛逆期的青少年学生筑起一道“心灵防护的篱蕃”。这样，许多青少年无法构建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其结果必然导致精神与肌体的双重萎缩。面对异常复杂的外在环境，那些缺少心理承受能力和调适能力的青少年，会以非正常方式来寻求精神寄托，或移情于网络，或借助于暴力以至于厌倦生命。

四、校园自杀事件的对策

总的来说，青少年学生自杀的原因异常复杂，它涵盖生物、遗传、心理、社会等诸多因素。就行为本身来说，又与自我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素质的问题相关。而要想根除青少年的自杀现象，必须消除自杀产生的土壤。从这层意义上说，杜绝自杀行为是不可能的，因此如何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才是当务之急。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学生的自杀比例依然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也就是说学生并非是自杀的高危人群，每万名人群中有1～2名自杀者是符合一般社会规律的，虽然有增加的趋势，但是一直处在可控制范围内。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青少年学生的自杀现象已绝不仅仅属于个人行为，已经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必须社会治；同时，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如果仅仅将之视为个人问题或仅仅将之纳入精神卫生领域范畴，依赖一些心理治疗手段，肯定是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因此，从家庭、学校到社会都应承担起培养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任，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心理素质。如普及心理卫生知识，建立社区心理咨询和心理保健系统，使处于心理危机的青少年个体及时得到专业性的支持和帮助；切实采取措施使少年儿童从小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加强青少年的挫折教育和生死观教育；大力加强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要在广大青少年中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大力提高青少年的四个能力：认识自我和认识社会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情绪的自我控制能力。

建立国家预防计划并取得政府决策的支持，通过加大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投入的力度，以确保青少年自杀预防工作的正常运转，构建一个遍布全国中小学及大学校园的心理危机自杀干预网络；建立自杀预防专门机构，培养自杀预防的专业队伍；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和自杀预防及急救知识，并针对面向青少年自杀高危人群及有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开展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心理热线等服务工作，最大限度地从心理层面减少诱发自杀的心理因素；必要时，通过药物治疗对抑郁症或其他有自杀倾向的人实施有效的控制。③

［注释］

①李柯勇，吕诺.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大学生就业问题［OL］.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07-04-25，

②蔡如鹏.3000万中国抑郁症患者［OL］.中国新闻网（http://news.163.com/

07/0417/08/3C92UE6000011SM9_3.html），2007-04-18.

自杀事件 篇4

2011年1月1日,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坠楼身亡。华东理工大学宣传部向媒体表示, 死者的成绩不好, 各门课程及格的比不及格的少很多, 有些甚至是零分。

2011年1月20日凌晨, 通州区东关大桥北侧百米处, 北京物资学院研二女生小聂跳河溺亡。事发前, 小聂曾发短信告知舍友:“明天看不见我, 就来河边找我”, 同学于清晨看见短信并报警。据知情人士透露, 其遗书自曝患抑郁症, 因生活压抑才选择跳河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天涯论坛不完全统计, 2010年-2011年发生过近90起大学生自杀事件。相关数据显示, 大学生自杀事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大学生自杀在当下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花样年华的大学生选择这样一条不归之路呢?这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大学生自杀事件的原因分析

(一) 外部环境因素

1. 社会因素。

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竞争加剧, 生活节奏加快, 巨大的社会变革给大学生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价值观念的冲突, 贫富差距的拉大, 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造成了心理不平衡感;个人对生活目标的选择机会增多, 难以兼顾的矛盾加剧了内心的冲突, 极易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感;对变化的环境适应不良而出现的种种困惑、迷茫、不安、紧张在明显增加;自1999年开始的高校连续扩招使我国接受高等教育人口快速增长, 这一方面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 但另一方面由于扩招的速度过大, 超越了社会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对高水平人才的需求增长速度, 致使近几年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愈发严峻, 毕业就失业的尴尬对大学生形成的压力有增无减。严峻的社会现实使大学生承受沉重的心理负担, 引发悲剧。

其次, 网络虚拟世界给大学生健康成长带来巨大影响。一方面网络满足了大学生了解和探索外部世界、宣泄情绪、缓解压力、追求刺激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又为大学生寻求角色转换、实现自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但是, 虚拟世界的虚假、黄色、暴力等负面信息是青年大学生难以过滤的, 这就加剧了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产生。

再次, 媒体的误导和诱导。不管是平面媒体还是网络媒体对自杀事件的大肆报道和渲染, 对大学生自杀产生一定影响。如一些媒体详尽描述自杀过程、煽情的标题惹人眼球, 网络上甚至出现“自杀方式研究”的帖子等等。媒体的失当行为对一些本就徘徊在生死边缘的学生极具诱导和暗示性, 从而诱发自杀行为的产生。

2. 学校因素。

首先是学习压力。由于大学注重的是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 学习和作息时间大部分由学生自己掌握, 这显然不同于中学, 客观上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压力。其次是情感压力。大学时代是大学生恋爱的美好季节, 但由于成长环境、恋爱观、价值观等的差异, 常常会给大学生带来情感上的困惑。最后人际交往的压力。大学开放式的生活环境使大学的人际环境复杂化。有些学生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 无力应对, 从而陷入孤立的处境。一旦出现情绪郁闷, 无人倾诉, 无人相助, 极易产生厌世情绪。

3. 家庭因素。

首先是爱与教的错位。研究表明,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教育方式是不合格的。要么过度保护。要么过于严厉。过度保护导致依赖、被动、胆怯、任性等心理倾向, 而过于严厉则导致冷漠、盲从、不灵活和缺乏自尊、自信等心理倾向。这就使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较差, 在他们进入大学, 远离家乡, 遇事无人帮助和理解的情况下, 很容易走上不归路。其次, 家庭氛围的恶化。许多家长对孩子漠不关心, 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 完全听之任之, 顺其自然, 家庭成员间缺乏交流, 家庭沟通不够, 使孩子缺失情感交流与满足。再如父母关系不和睦, 离异, 再婚, 或突发事故去世等。这些不和谐的家庭因素直接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 一些大学生往往用自杀来表示对不和谐家庭的抗议。再次, 家庭对孩子的期望值过高, 孩子压力非常大。望子成龙是中国家长的普遍愿望, 尤其是那些处于社会中下层地位的家长, 这种愿望更加强烈。他们曾经饱尝人世间的炎凉, 渴望通过自己的下一代来改变命运。这种过高的期望会造成大学生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 一旦遇到外界因素的触发, 就会导致悲剧的发生。最后, 家庭经济困难带来的压力。对于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而言, 大学各项费用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济困难的同学, 在和一些家庭比较富裕的同学相比时, 常常会产生自卑感, 再加上对前途的无望, 很容易会选择自杀来摆脱这一切。

(二) 自身因素

1. 心理承受力的脆弱。

一方面, 来自整个社会的紧张刺激增多带来的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 不少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要求, 很多学生成长历程过于顺利, 极少遭遇逆境, 一旦遇到挫折, 或惊慌失措, 茫然痛苦;或悲观失望、萎靡不振。

2. 躯体疾病。

各种躯体疾病尤其是慢性病, 常使人烦躁不安, 敏感多疑, 情绪稳定性降低, 行为控制力减弱, 兴趣缺乏, 人际关系紧张, 严重者可致心理障碍。

3. 个性缺陷。

有些大学生性格内向孤僻、沉郁、压抑;过于自卑或过分自尊;急躁冲动、固执多疑、易偏激;有太高的个人期望和太强的个人欲望;不善人际交往, 唯我独尊, 爱慕虚荣, 娇生惯养, 感情脆弱等个性特征都不利于心理健康。

4. 人生观的动荡模糊。

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逐步确立阶段, 而他们面临的是多元价值体系的选择, 加之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使他们人生观的确立变得困难而复杂、动荡而模糊, 错误的人生观往往限制了他们的视野。

5. 情绪发展中的不稳定性。

大学生正处于情绪最丰富、最动荡的时期, 他们的情绪易冲动, 缺乏冷静思考, 有时失去客观性。

总之, 大学阶段是一生中苦闷、烦恼最多, 体验最深刻的时期, 其内心敏感而脆弱, 易受伤害, 当不良的社会环境因素与不良的生理、心理因素交互作用时, 会导致心理平衡的失调, 损害人的健康。在沉重的精神打击面前, 不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心理极度失衡, 最终选择以自杀方式寻求解脱。

三、预防大学生自杀事件发生的对策

自杀事件的频发, 不能不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 或将自杀事件降低到最低限度, 就需要相应的对策, 以挽救那些徘徊于生死边缘的大学生们。

(一) 社会

媒体应承担起生命价值传播的社会责任。当今社会, 媒体扮演着信息传播的重要角色,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受众的态度、信念及行为。媒体对公众的这种影响, 可以对预防自杀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因此, 媒体报道应体现准确、真实, 慎用感性语言和概括性语言等原则。

(二) 学校

1. 重视对学生的教育。

首先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自杀的主要原因是出现心理问题而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因此, 要根据大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 让学生学会认识和应对各种压力, 以培养学生适应坏境和调控心理的能力, 在挫折中学会成长。其次重视生命观教育。生命观教育是以提高生命认知和强化生命意识为主题的教育。开展生命教育, 旨在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生命观,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命, 把握生命, 珍爱生命。再次重视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使大学生用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对待生活。

2. 重视校园文化建设。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 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增进人际交流;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 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引导大学生勇于参与社会实践, 从而在实践中正确看待人生、看待社会。

3. 建立校园预警机制。

其一是建立心理咨询机构。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辅导与治疗。其二是建立健全大学生心理档案, 使教育工作者心里有数。针对有问题的学生进行疏导、矫正, 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其三是建立寝室、班级、系部、学院四级预警机制。一旦发生突发事件, 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进行救助和监护。

(三) 个人

1. 加强自我修养,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只有加强修养, 健全人格, 才能认识生命的意义, 领会生活的真谛, 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只有在正确的人生观的指引下才能坦然、理性面对人生中成功与失败。

2. 客观评价自我, 积极悦纳自我。

对自我的评价越接近实际, 社会适应能力就越强。过高或过低评价自己, 常会带来焦虑的不良体验而产生心理问题。只有客观评价自己, 积极接受自己, 才能做到乐观自信, 增进心理健康。

3. 学会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能力是一个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良好心境以消除情绪的困扰。

4. 建立良好人际交往关系, 有利于维护身心健康。

总之, 针对大学生自杀问题需要全社会形成一股合力, 帮助处于危机边缘的大学生, 教育和引导他们珍惜生命, 珍爱生活, 为人类和社会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摘要：花样年华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屡见报端, 使大学生自杀事件已然成为当下中国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现象。探寻大学生自杀原因及预防其自杀对策, 成为我们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

自杀事件 篇5

近日，连续两起官员自杀事件再次把“官员非正常”死亡引入公众视野。8月25日河北省万全县县长王聪著在宿舍自缢死亡；27日，江苏射阳县纪委的一名干部在该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跳楼自杀。近年来，自杀官员频频出现，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一年有13名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自杀。

当前我国官员自杀事件频发，主要是心理压力大导致的轻生。官员的心理压力主要来源，一是官场竞争的压力。在社会转型期，原有的领导模式、思维方式需要更新，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个人升迁与实际绩效相挂钩等，增大了官员的心理压力。二是人际关系与社会监督的压力。多数官员处在重要的岗位上，他们在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特有的官场关系和社会关系。比如领导、朋友、亲属求帮办事，但如果帮忙又违反相关规定，导致官员无法平衡好这些关系，这对官员无形中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和传统的处事习惯，也成为诱发官员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随着我国民主进程的加快，官员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一言一行，被置于公众的视线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麻烦。三是高压反腐的压力。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由于我国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寻租交易”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态势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四家庭生活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场竞争环境下，由于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成员的感情，比如缺乏夫妻交流、忽视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从而使一些官员在内心里一种愧疚感，导致家庭产生不和谐，甚至出现危机，从而给官员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基层认为，自杀官员增多反映社会发展不均衡，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社会不公平，司法不公正，阶层之间相互仇视等社会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从公务员自杀事件看心理健康保护 篇6

官员压力来源

一是官场竞争及人际关系的压力。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临巨大的晋升压力。现实中，各领域的官员，与个人升迁有关的因素不仅包括工作绩效，与上级、同级及下级关系也非常重要。多数官员在正常的工作之外，还要拿出相当大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我国特有的官场关系和社会关系；我国特有的酒文化氛围令很多官员身体健康受损而无法自拔，给官员造成很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

二是社会监督的压力。当前，来自社会公众的监督尤其是网络监督发展迅猛，官员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一言一行，都被置于公众的视线监督之下，稍有不慎，便可能招致严重后果。有些突发事件发生后，部分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和意识，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忙乱之中口不择言说出“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我们是有身份的人”等“雷人语录”的官员，不但引来非议，有的甚至还丢官挪位。而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也加剧了老百姓的仇官、仇富、仇警等心理，也成为诱发官员心理危机的原因之一。

三是高压反腐的压力。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由于我国缺乏健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等防止利益冲突的机制，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权利寻租”使官员成为腐败“高危人群”，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政策之间，官员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导致失眠、抑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得不到及时的心理干预，极其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甚至自杀。

四是家庭生活的压力。在日益激烈的官场竞争中，官员的时间大多放在了工作和应酬中，导致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夫妻间缺乏交流、无暇顾及对孩子的关爱和教育，一方面产生愧疚感，一方面又缺乏知识和科学方法去平衡各方关系，婚姻危机、亲子危机时有发生，给官员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加强官员心理健康保护的建议

一、普及心理学知识，增强心理保健意识，重在预防。随着各种工作生活的挑战不断增加，压力越来越大，官员出现心理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长期以来，我国对官员的培训，往往侧重在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近年来，虽然有关部门越来越重视官员心理健康，但仍然停留在一个表层和初始的阶段，很少有实质性举措，可作为空间很大。

二、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心理服务机构，为官员提供心理服务，防微杜渐。我国由于长期忽视对官员心理上的关注和关怀，一味倡导无私奉献、为人民服务，而官员的心理压力无法找到疏导渠道，建议将心理服务作为一项非物质福利，使官员的心理问题第一时间得到救助，避免发展为严重心理问题。

三、建立公正公平的用人机制，营造良性的竞争环境，减少内耗。在制度层面解决官员在个人升迁方面产生的焦虑、抑郁、浮躁、不平衡、职业倦怠等情绪。

四、营造清廉的政治环境，让官员不想贪、不能贪、不敢贪，减少腐败。引导官员摆正心态，找准定位，为民做官，在平凡的工作中找到自身价值，让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精神家园。

自杀事件 篇7

从2010年1月23日起至5月26日, 深圳富士康集团连续发生12起跳楼事件, 这一幕幕人间惨剧, 俨然成了媒体趋之若鹜的新闻盛宴。6月2日上午9时整, 以“富士康”及“跳楼”为关键词, 进行百度新闻搜索, 即发现相关新闻报道24400篇。

笔者分别以“富士康”和12起跳楼事件的发生时间为关键词, 按照网页呈现的先后顺序进行搜索, 选出新闻120篇 (其中包括网站刊出的博文) 。通过归纳分析发现, 媒体多数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 包含三种基本视角, 即社会冲突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符号互动视角。鲜有媒体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对高危群体加以干预和引导。

社会冲突视角是媒体在报道富士康员工系列跳楼事件时使用的主要视角。社会冲突视角将社会系统视为一个由不平等所构成的整体, 重点关注因不平等所带来的冲突。这些报道抨击富士康公司的军事化管理模式:科层制的等级森严、“台干”与“陆干”有别、普通员工待遇低、高强度加班、保安苛刻对待普通员工等情况。甚至引用社会学家韦伯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指出代工企业的流水线生产将员工异化为机器。

一些报道对跳楼者的死亡原因刨根究底, 在故事化的报道中渲染企业与员工的“冲突”, 刻意突出自杀事件的“悬疑”。如《马向前VS富士康唯有彻查真相才能普度众生》、《员工厂区意外身亡富士康50万征集非猝死线索》等, 其中《中国经营报》连续进行深度追踪报道, 在《富士康员工自杀真相调查》一文中, 以“富士康疑云”、“争议的猝死证明”、“1还是2”、“‘跳楼’悬疑”、“深圳速度”为小标题, 用“冲突”和“悬念”吸引受众的眼球。

一些报道图文并茂, 渲染细节和跳楼者的悲情。如《中国经营报》另一篇报道《富士康真相:浮现的黑客帝国》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时光流逝, ‘六连跳’的血色逐渐淡去”, “她站在楼顶, 先是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屏幕上的时间, 再将手机往空中一抛, 然后纵身跳下”。

一些报道在标题制作上刻意娱乐化。各媒体纷纷使用“N连跳”做标题, 甚至出现了“双人跳”的字眼。某些标题仿佛暗含期待, 如《我们不希望看到富士康十一连跳》、《富士康还有多少跳可以重来不尊重生命终究要毁灭》。媒体在制作这些标题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可能引发的“维特效应”。

其次, 在对自杀事件进行归因时, 一些报道选择了结构-功能视角。第五起跳楼事件发生后, 媒体报道出现井喷, 纷纷从个人、企业、政府在社会系统中的功能失调角度对自杀现象进行归因和反思。

社会学家涂尔干利用结构-功能视角研究自杀现象, 认为个体与社会的整合程度过低, 容易引发自杀行为 (1) 。许多报道和评论引用了涂尔干的“自杀论”, 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庞大的代工企业中“碎片化”、“原子式”的生存状态, 是导致自杀现象的重要原因。如深度报道《南方周末实习生卧底富士康28天揭八连跳之谜》、评论《富士康“九连跳”事件折射出二代农民工的集体困境》及《“跳楼门”主因是精神危机》等。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抨击富士康集团的社会功能失范是导致连环自杀事件的主因。《富士康再爆两员工自杀郭台铭式管理遭诟病》、《富士康“九连跳”给企业文化敲响警钟》等文章聚焦富士康集团的企业文化, 认为其失去了文化应有的整合功能。针对富士康公司声称不是“血汗工厂”、“自杀事件是社会问题”的辩解, 媒体更是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如《富士康的“社会问题”》、《对富士康半年“九连跳”谜底的含泪追问》等评论, 认为富士康集团在试图转移社会注意力, 为企业开脱责任。

针对政府在跳楼事件中的沉默, 一些媒体评论纷纷呼吁政府采取有效行动。发生第九起跳楼事件后, 媒体和公众呼吁政府予以干预的呼声多了起来。如《“九连跳”下政府不应再沉默》、《周俊生:面对富士康十连跳政府不能“躲猫猫”》等, 深圳市政府在发生第十起跳楼事件后终于着手开展调查, 但其后对事件的解释令公众不甚满意, 《北京青年报》刊发了《富士康坠楼悲剧频发, 政府干预不能虚应故事》的评论。

一些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出发建构“连环自杀”这一事件。社会学认为, 社会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 人们在大量运用符号交流的背景中互动并建构社会现实。媒体从符号互动视角报道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主要表现在“神秘化”、“去神秘化”和“标签化”。

在一些报道看来, 连环自杀事件中有些神秘的“符号”。比如富士康公司厂房的“风水”、郭台铭的本命年、“命运的魔咒”等。在《富士康连环跳楼自杀引猜测网友曾预见11跳》一文中, 有媒体报道网友在三天前预测出第11起跳楼自杀事件, 更是为该事件增添了神秘色彩。

然而, 对于郭台铭在发生第五起跳楼事件后请高僧做法事的做法, 媒体又一致“去神秘化”。如《富士康自杀员工悲剧:公司不问苍生问鬼神》、《富士康:求佛不如求己》等评论, 指责富士康集团试图避重就轻, 转移视线。集团高层解释说, 这种做法是尊重民俗, 以疏导员工心理, 若果真如此, 则媒体的报道无疑是一种破局。

在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 出现了一些情绪化的“标签”。如在标题中出现了一些标签化的字眼, 如“赴死康”、“血汗工厂”、“上班奴的绞肉机”、“九大罪状”、“富士康, 你还要‘杀’多少人”、“死亡游戏”, 等等。这些标签先入为主地引导了受众的价值判断, 容易激发负面情绪, 对于问题的解决却于事无补。

在媒体的一片喧嚣中, 人们谴责、归因、反思。但一边是媒体连续不断的报道, 一边是不断有人跳楼自杀。这令我们困惑, 媒体的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一些专家纷纷引用社会学、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指责媒体跟风报道是自杀事件的助推剂, 一些人甚至主张, 媒体应尽量不去报道自杀事件。

我们仔细观察发现, 媒体报道恰恰忽视了那些潜藏心理危机、急需关怀的高危人群。在报道中, 缺乏对自杀高危人群的心理指引, 缺乏正面典型, 即使是专家访谈, 也多数集中在分析自杀原因, 缺乏针对性的心理疏导。在这里, 我们也许得暂时搁置社会学这一个宏大视野, 用医学的标准去衡量这些微观事件, 给出科学而实用的规避方法。

从医学的角度看, 自杀事件新闻属于健康传播中的精神健康传播。所谓健康传播, 就是以“人人健康”为出发点, 运用各种传播媒介渠道和方法, 为维护和促进人类健康的目的而制作、传递、分散、交流、分享健康信息的过程 (2) 。

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报道自杀事件, 首先得弄清心理危机事件的形成机制。国外学者Caplan认为, 心理危机可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一个人感受到生活突然发生变化或即将出现变化时, 其内心失衡, 开始感到紧张。第二阶段:为了重新获得平衡, 个体试图用其惯常的方式做出反应, 起初个体一般不会向他人求助。第三阶段:如个体发现自己惯常的方式未能解决问题, 于是焦虑程度开始上升, 此时, 当事人的求助动机最强, 最容易受他人的暗示和影响。第四阶段:如果当事人经过自助和求助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 他就很容易产生习惯性无助, 会对自己失去信心和希望, 很多人正是在这个阶段中企图自杀。 (3)

由此看来, 媒体对心理危机事件的报道, 也应有一个前期预警、中期干预、后期反思的过程。而把握干预的时机极为重要。从心理危机的形成机制看, 在危机发展的第二、三阶段开展干预效果最佳。由于高危个体的潜藏性, 我们通常无法准确获知个体的心理危机形成时间, 因此媒体干预越早越好, 而且应持续进行。对于富士康连续跳楼自杀事件, 如果能够在发生第一起事件时媒体就以积极的姿态针对心理高危群体开展心理干预, 也许后续情形会有所改观。

媒体干预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 是指媒体并不是消极放弃心理危机事件报道, 而是在心理危机的四个阶段中皆主动出击, 为事件的圆满解决发挥积极作用。媒体既要从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探求问题的社会根源, 寻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又要从健康传播的微观视野, 关注心理高危群体, 为他们化解精神危机。

从健康传播的角度报道心理危机事件, 首先要营造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气氛。新闻报道的“维特效应”, 是由于媒体从负面的角度对自杀事件进行长时间集中报道, 形成了一个消极悲观的舆论场, 从而触发心理高危个体的模仿行为, 最终导致自杀悲剧发生。媒体不应刻意描画一种“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局面, 而应让心理高危群体看到光明。对于富士康事件, 媒体可通过采访一些专家或者在心理上遭受过重大打击的成功人士为潜在的高危群体提供心理健康指引, 为他们提供释放心理压力的良方。甚至可以更加主动一些, 比如会同企业一道, 组织一些健康有益的社交活动, 增进潜在高危人群与社会的互动。

我国近年来处于公共卫生事件高发期, 媒体在引导舆论、防止事态向消极方向发展方面责无旁贷。譬如一些媒体在报道不合格疫苗事件时, 负面渲染过度, 带来“疫苗恐慌症”, 以至于一些医院住满正常接种疫苗的“疑病症”患者, 而媒体又缺少如何消解这种恐慌症的报道。目前我国普遍存在食品卫生不安全感, 也与媒体长期对一些假冒伪劣食品的过量报道不无关系。

其次, 媒体要关注心理危机事件的直接或间接受害者。在富士康事件报道中, 媒体鲜见报道自杀行为的危害。研究显示, 一例自杀行为至少给6个人带来痛苦, 一例自杀未遂至少给两个人带来痛苦。自杀死亡给他人带来的心理伤害至少持续10年。以残疾调整生命年DALYs衡量自杀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我国每年的自杀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担是340万DALYs。 (4) 报道此类事件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可以让试图作出异常举动的人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或许会临渊止步。

所谓有所不为, 国外的一些做法可供参考。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自杀预防手册中建议:媒体应慎重使用自杀行为的概括语言, 比如“自杀流行病”等标签式语言, 避免使用自杀行为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副产品的错误概念诱导读者, 不应刊登死者照片或者死者遗书, 不应详细描述自杀的方法, 切忌将自杀归因于单一原因, 不应美化自杀行为, 不应将自杀行为归结为宗教原因, 切忌相互埋怨, 等等。 (5) 同样, 对于其他类似的心理危机事件, 我们切不可急于简单归因, 或用煽情的手法将事件娱乐化, 亦不可以专业主义为借口, 有闻必录, 缺乏解释和引导。

综上所述, 对于心理危机事件, 媒体既不可因噎废食, 亦不可跟风炒作。此时正是体现媒体社会责任的良机, 媒体应积极干预。既要从社会学的宏大视野挖掘此类事件的根本原因, 找出解决问题之道;又要从健康传播的微观角度对心理高危群体予以及时关照, 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避免事态恶化。 (本文为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9C240《当前我国传媒低俗化现象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摘要：富士康员工连环跳楼自杀事件属于典型的心理危机事件, 媒体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 比如社会冲突视角、结构-功能视角和符号互动视角等方面进行报道。但报道中媒体在批评、归因、反思的同时, 忽视了心理高危群体的诉求。因此, 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应从健康传播的角度对他们给予人文关怀, 尽量阻断心理危机的爆发, 避免事态恶化。

关键词：心理危机,富士康,视角,社会学,健康传播

参考文献

[1]麦休尼斯著, 风笑天译:《社会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李淳:《关于自杀题材报道的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2008年。

[3]张风华、方来坛、高鹏:《心理危机及其干预研究》, 《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 2008 (4) 。

[4]周龙:《媒体自杀新闻报道与其社会影响研究》, 兰州:兰州大学, 2006年。

自杀事件 篇8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96年1月~2006年1月在我院住院期间发生自杀行为的精神患者共8例,其中,男1例,女7例;年龄21~57岁;已婚7例,未婚1例;精神分裂症5例,占62.5%;抑郁症2例,占25%;神经症1例,占12.5。封闭管理5例,占62.5%;开放管理3例,占37.5%。疾病诊断符合ICD-10诊断标准[2]。

1.2 方法

将8例精神患者在住院期间发生自杀行为的临床资料,按发生的方式、时间及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见表1、2。

3 讨论

3.1 原因分析

3.1.1 精神疾病因素的原因

由于精神疾病的特点,本资料8例自杀病例中,精神分裂症5例(62.5%),高于教科书报道的27%~30%,与抑郁症在精神患者自杀者中居第一位不一致[3],这与抑郁症早已被医院列为自杀重点监护对象,其自杀行为在医院难以成功实施,而在出院后自杀危险性更大有关。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多不直接表达自杀意图,或受幻觉、妄想控制,自杀意念强烈不易动摇,恢复期对疾病知识了解,对预后不乐观而感前途渺茫从而厌世,易出现自杀自伤。所以,精神疾病因素是引致精神科意外的主要原因。

3.1.2 环境因素的原因

(1)封闭式的住院环境,使患者感到生活苦闷、单调、受拘束和限制,处处不自由而导致自杀。(2)患者否认有病,被送进封闭式的环境住院,似乎暗示了他被监禁,永无出去的希望,因此内心产生恐惧而出现攻击性举动[4](冲动伤人、毁物、自杀、自伤等行为)。(3)开放管理虽然比较人性化,但开放管理模式从环境上、物品的管理上使患者的自杀行为的实施更加容易,不易被发现。如:自杀工具、自杀地点、时间的选择上较封闭管理更加容易,成功率也较高。本资料8例自杀病例中,3例开放管理的患者发生自杀行为,2例成功。

3.1.3 管理方面的原因

(1)未能认真履行岗位职责,约束患者、监护患者未在工作人员视线范围,未能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制止、及时抢救。如:约束患者用约束带自缢。(2)安全检查不到位,患者入院、外出返院、请假返院时带入危险物品。(3)对患者精神症状及心理活动了解不够,未能及时提供相应的治疗及护理。躁动患者或受精神症状支配的患者约束后未及时报告医生,给予相应的药物控制。

3.2 防范措施

3.2.1 护理人员必须高度负责、坚守岗位

精神患者的意外伤害,无论自伤、自杀或伤害他人、外走,一般有两种形式:(1)患者突然冲动发生意外,无周密计划安排。(2)有周密的计划,巧妙安排,寻可乘之机付诸实现,因此,护理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尽职尽责,才能及时发现意外先兆,预先防范。一旦发现意外,也能身在现场,及时采取有利措施,积极进行处置,减少伤害。

3.2.2 为患者提供安全环境

患者周围环境必须安全无害,使患者无可乘之机。病房设施如门窗、门锁、床栏、护栏等,安全、牢固、实用,如损坏应及时维修;修理用的工具如钉、锤、梯子等不能遗留在病房内,防止患者用其自伤、自杀、伤人或外走;被患者打碎的玻璃应清扫干净,带出病房,不可倒在病房垃圾箱内;地面应无积水,确保患者安全。

3.2.3 健全安全管理制度,随时排除不安全因素

(1)对有损伤患者健康,可被患者利用作为自杀、自伤的危险物品,如:刀、剪、玻璃制品、绳带类、火柴、打火机等物品不能带入病室或存留患者身边。(2)在患者入院、返院、外出活动返回或探视时,要严格检查把关,严防患者带入危险物品,并做好宣传解释,争取家属配合。(3)定期进行安全检查,整理患者床单位时要注意发现隐患,堵塞漏洞。(4)加强病房物品管理,如约束带、器械、药品,被服用毕加锁,如有遗失应及时查找。严格执行保护性约束制度,避免约束患者受到其他患者的伤害或引发患者激惹冲动行为。(5)严防患者私藏火柴或打火机,禁止床上吸烟,预防失火烧伤患者。(6)加强巡视制度,患者活动的地方应有工作人员巡视。特别要加强开放管理患者及家属的健康教育和安全防范意识,向家属或监护人讲解防止患者自杀的措施等。(7)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对特殊医嘱、重点患者,可疑迹象,应严格交接班。每日各班必须清点人数及固定的药品、器械、被服、安全等。

3.2.4 加强监护,密切观察病情

精神科容易出现安全问题者,均属重点患者,其中包括:有自杀、自伤、冲动伤人、毁物、外走企图和行为的患者、新入院患者、意识障碍患者、生活不知自理患者、疾病急性期症状活跃、拒绝治疗的患者。这些患者均需重点监护、专人护理、限制活动范围,患者外出活动需有专人陪同。严防患者搜寻用物打架斗殴致伤致残,一切影响患者安全的活动应予以制止,要阻止患者攀登高处或追逐奔跑,以免发生意外。对住院不安心的患者,要耐心劝解,疏导;对有强烈自杀行为的患者,应严密监视;年老、体弱、行动不便、意识障碍、生活不知自理的患者,缺乏防护能力,要加强护理,防止出现各种伤害。如若患者发生冲动伤人时,要尽量避开正面冲突,以减少伤害,从背后或侧面阻止冲动行为,或以诱导方法说服患者。如患者出现自杀、自伤时,工作人员要争分夺秒,利用现场有利条件,积极抢救患者,保护患者的生命安全。

3.2.5 抓工作时间的薄弱环节

表2显示,自杀时间、节假日等是患者发生自杀等意外事件的好发时间,为此我们要求护士长必须根据患者情况进行弹性排班,及时调整班次以充实易发生自杀时间段的人力问题,并注意护理排班的新老护士搭配问题,坚持护士长节假日值班制度,加强护士长夜查房的力度,有效保证住院患者的安全。

4 讨论

自杀是精神病住院患者较常见意外事件之一。朱园[5]认为,将自杀企图制止在萌芽状态是非常重要的,临床一线的护士24 h工作在患者身边,与患者接触时间最长,因此,护士在干预患者自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护理人员要根据不同的患者,掌握疾病特点,摸索患者自杀的时间和规律,随时了解病情变化,掌握患者心理状态,对患者言语、行为、书写的信件、诗句、日记等要留心观察,发现不安全隐患要及时采取措施并报告医生,杜绝意外事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郭田生,阎瀚.自杀行为的研究及医学干预[J].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1999,26(4):213.

[2]世界卫生组织.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M].范肖冬,汪向东,许又新,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1,23,27.

[3]郝伟.精神病学[M].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75.

[4]陈淑清,王述彭,刘静芬.精神科护理学[M].长春:吉林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86.

自杀事件 篇9

2015年6月, 一则以“贵州4名留守儿童集体自杀”为标题的新闻令人瞠目结舌。孩子的父亲于2014年年初外出打工, 母亲在3年前“被人拐跑”, 爷爷奶奶均已去世, 外公外婆因年老体迈, 无法照顾孩子, 于是孩子们独自留守家中。2015年5月8日始, 因无生活来源, 孩子们就留在家里未去上学了;平时也没有什么可吃的, 只有父亲在家时留下的一点玉米, 磨成面就吃了。2015年6月9日晚, 4个孩子集体喝农药自杀身亡。

近年来, 贵州省曝光多起留守儿童事件, 例如, 2012年11月16日, 5名儿童死于垃圾箱内;2014年4月21日, 贵州省毕节市12名女生被强奸事件等。然农村留守儿童事件是全国性的问题, 贵州只是一个小的缩影。

2013年, 全国妇联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展开研究, 发表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报告显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 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 占农村儿童37.7%, 占全国儿童21.88%。”“农村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在中西部劳务输出大省, 但广东、江苏等东部发达省份比例也很高。”

儿童关乎国家未来, 留守儿童亦不例外。留守儿童比例高, 增长速度快—“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 五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约242万”, 同时, 频频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 使得我们不得不对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生存加以关注, 解决这个关乎我国国家未来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我国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 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 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①分析留守儿童的现实监护状态, 可将其监护类型分为自我监护、同辈监护、单亲监护和隔代监护。

自我监护是指在没有父母或者亲戚帮助下, 自己独自生活, 实现自我监督和管理。自我监护一般情况下都是大龄 (15—17岁) 留守儿童。“单独居住的留守儿童占所有留守儿童的3.37%, 虽然这个比例不大, 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大, 由此对应的单独居住的农村留守儿童高达205.7万。”

自我监护状态, 理论上可以提高儿童独立生活能力, 实际上也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 比如儿童自闭症、性格孤僻、敏感多疑等。

同辈监护是指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生活在一起, 兄弟姐妹之间相互照顾, 往往由大龄儿童监护年龄较小的弟弟妹妹, 这种监护状态下, 儿童生活得不到保障, 且容易产生自闭、孤僻和自我矛盾的心理问题。

上代监护, 是指儿童的上一代完成对儿童的监督和管理, 包括单亲监护、亲朋好友监护。单亲监护是指由父亲或者母亲一方完成对孩子的监督和管理, 另一方出外打工的情形。这种监护状态相对比较健康, 孩子的生活起居能够得到基本照料, 但是往往由于父或母一方忽略孩子心理健康, 未及时沟通及疏导, 孩子容易产生缺爱或者孤独感。在其他亲朋好友监护下, 儿童会有强烈的“寄人篱下”的落寞感, 容易产生心理孤僻和仇恨父母的心理问题。

隔代监护是指父母外出后, 由祖辈来抚养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②此种监护状态下, 祖辈于儿童的监护, 往往注重停留儿童的生活起居, 对于孩子往往以过于溺爱的方式去进行管理, 难以使儿童难以的到良好的教育和生存发展。

综合分析,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 法定监护严重缺失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 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只有在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情况下, 才由其他人担任法定监护人。然而从上文对我国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 法定监护缺位是影响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的首要不利因素。

(二) 委托监护制度不能有效落实

委托监护是指通过合同设立的监护, 是法定监护的重要补充, 然而, 委托监护不仅立法上不完善, 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综合分析, 我国委托监护制度主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监护力度不足

在我监护中, 监护制度完全不发挥作用;在隔代监护中, 老人对儿童的照顾大多集中在生活起居上, 由于代沟太大, 儿童的心理与教育方面往往被忽视。此外, 因为老人本身的身体素质较差, 很多时候属于被监护人的地位, 很容易形成逆向监护, 老人生病时, 儿童往往会反过来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上代监护中, 监护人往往顾及儿童的物质需求和学习情况, 对其他方面如心理教育、行为观念以及道德教育往往采取漠视的态度;“同辈监护则弊端更多, 同辈监护中的监护人本身就是被监护人, 需要引导, 怎能引导别人?”③

2.监护职责不明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 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 然而对于委托监护的监护职责、监护范围以及设定程序等均未涉及。

3.监护方式不固定

现实生活中, 对于农村的留守儿童的监护, 其方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例如单亲监护中, 父亲与母亲轮流出外打工, 监护人在父与母之间变来变去, 甚至出现父母双方均出外打工, 儿童会自己生活一段时间;隔代监护状态下, 由于老人体弱、多病, 因此儿童往往会随着监护的老人病或逝而被交由其他人监护;上代监护情况下, 因为监护人个人事务需要更换的, 又或者因为被监护人与监护人无法建立感情沟通而要求更换的。更换监护人, 往往会对留守儿童造成不利影响, 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适应新监护人。

三、问题成因分析

(一) 社会因素

1.农民经济收入普遍低且经济来源单一是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原因三、问题成因分析

农民经济匮乏, 务农是农民唯一的经济收入来源;人多地少, 经济收入根本无法满足生存需要, 因此外出务工成了农民必要的生存之路。因为大多农民工一般从事劳动强度比较大、上班时间比较长的劳动事务, 无暇顾及孩子, 且薪资待遇低, 不得不将自己的孩子留在家里或者委托他人照顾。

2.城乡二元结构及现行户籍政策是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

因为农民没有城市户口, 故无法享有城市市民享有的一系列政策, 包括医疗、卫生、社会救济等, 其子女也不能在城市上初高中, 私立的初高中费用很高, 被排除在他们选择之外。在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限制了农村留守儿童在城市接受教育的权利。④

3.国家责任、社会责任的严重缺位

在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中, 国家责任、社会责任是对父母监护、家庭功能缺失的有效补充。保护弱势群体是福利国家和社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然而, 在我国, 国家和社会对守儿童没有承担其理应担当的保护责任。自农民进城务工、留守儿童开始出现起至今, 已有近三十年的历史, 留守儿童的数量呈日益膨胀的趋势, 然而关于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 国家并没有出台统一的法律。对于留守儿童的报道可谓铺天盖地, 然并没有引起国家的关注, 出现问题就问责相关人员, 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社会责任方面, 虽然有些社会组织关注到了留守儿童, 但是他们给予的是短暂性的帮助, 通过节假日等对留守儿童给予照顾和关注, 假期结束, 留守儿童还要面临分别的伤感, 生活又回到孤单落寞的从前, 这不利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社区保护方面, 村委会人员少, 加之“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观念, 使得村委会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 法律制度因素

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规定了监护制度, 明确了监护人范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国监护制度还存在以下问题:

1.有关监护制度的立法有待完善

第一, 规定的监护人资格太笼统。监护人的资格, 是指担任监护人应当具备的条件。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规定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却没有具体解释“有监护能力”的具体要求。《民通意见》第11条规定:“根据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 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来确定”。然而对于监护人的思想道德品行、文化水平、教育背景等关乎被监护人利益的因素并未提出要求, 因此并未从根本上保证监护人的监护能力;其次, 规定的监护人的范围过于理想化。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除了父母、 (外) 祖父母、兄姐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外, 还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情形。然而, 无相关法律法规予以落实, 对于具体可操作的条件、执行部门、执行程序均没有规定, 且监护责任的履行和具体落实依赖于单个“人”, 此项规定完全未提及单个“人”及其产生的程序等, 容易造成此项规定形同虚设、监护落空的情形;第三, 指定监护主体不适格。《民法通则》规定, 指定监护的指定主体是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住所地所在居委会、村委会。监护人的变动对未成年人将会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指定监护主体应当由国家公权力机关行使。村委会、居委会是一个自治性组织, 法律并未授予其裁决权。根据法律规定, 指定监护人的行为具有强制力, 与村委会、居委会性质不相符;第四, 我国基本诉讼规定不利于被监护人的权益保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7条规定, 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委托监护规定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 但未规定在委托监护的情况下, 受托人可以作为监护人的代理人, 以法定代理人的地位参加诉讼。换言之, 当留守儿童合权利和利益受到侵犯时, 必须由其法定监护人向法院起诉。该规定不利于及时保护留守儿童的利益、主张留守儿童的权利。此外, 忽略了法定监护人侵害留守儿童的权益的情形。在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侵害其权利和利益遭受时, 由谁来启动诉讼程序呢?又由谁代留守儿童参加诉讼呢?《民通意见》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时, 可剥夺其监护资格, 由新的监护人来代理进行诉讼。”且不论该规定更多流于形式, 无法落到实处。在法定监护人死亡或被剥夺资格之后, 新监护人确定之前的这段时间又该如何呢?法律并没有规定;第五, 委托监护制度不完善。目前, 委托监护是对留守儿童适用最普遍的一种监护方式, 是对法定监护的有效补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规定, “父母因外出务工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履行对未成年人监护职责的, 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这是我国有关委托监护制度的规定, 然而其对监护人的范围界定为“有监护能力”的成年人, 试图通过扩大监护人的范围的手段来处理我国监护制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但是, 由于没有相关法律法规支持其实施, 所以在现实中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2.有关组织监护的规定不全面

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4款规定:“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 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但是这一规定流于形式, 可操作性差, 往往导致村委会不作为, 留守儿童权益无法得到切实保护。目前, 我国还没有建立有关国家监护、学校监护等专门的监护体系, 也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由任何专门机构作为留守儿童最后的保障, 所以我国目前的现实利用公权力的监护处于空白状态。

3.监护权责规定不全面

首先, 过分强调监护人义务。我国民法上, 监护实质是一种权利, 然而实际上却作为义务来对待。《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对于监护人的规定大多数是义务和责任, 对权利的规定甚少, 例如《民通意见》第10条就对监护人职责进行了规定。

其次, 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不明确。《民法通则》虽然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 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此规定过于笼统, 缺乏可操作性, 没有明确承担责任的方式以及什么情况下应当承当什么样的责任, 监护人最终不履行监护责任出于什么样的主观心理状态等。责任不明确往往使得相关制度规定被虚置, 因此, 立法目的也很难实现。

4.监护监督制度基本空白

《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自己侵害被监护人的利益时, 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的情形。”此规定可以看作有关监护监督的规定。但是对于监督主体、监督形式等规定过于模糊, 缺乏实际上的操作性, 使得该条款形态虚设。

四、我国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完善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 可得知完善我国留守儿童监护制度是必要且迫切的。有学者主张制定专门的留守儿童保护法或者福利法, 还有的学者主张在现有的立法基础上进行修改和完善。笔者认为, 不通过专门的立法不能解决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因此, 笔者主张建立专门的《留守儿童保护法》。在立法过程中, 可在我国现有基本国情的基础上, 借鉴美国法上的相关规定, 这一专门法必须解决上述的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 明确监护能力的认定

在美国, 判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所要考虑的因素大致包括:父母监护的愿望, 子女对监护人的愿望, 未成年人与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影响子女最佳利益的人的关系, 未成年人对家庭、学校、社区变化的适应力, 所有有关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

我国现行立法对于监护人监护能力的认定标准的规定局限于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 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 这不利于儿童权利的保护, 对于影响被监护人最佳利益的因素都应当全面考虑, 例如监护人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教育水平等因素。

在美国, 进入第二十个世纪后, 公共权力机构已开始对家长的权利义务的行使进行监督, 要求家长充分考虑子女在管教子女的观点, 要求父母在管教未成年人时要充分考虑子女的意见, 对子女的惩戒受到更加严格的监督和限制。我国现行立法对于监护监督制度的规定基本一片空白, 因此, 笔者主张建立监护监督制度, 使得公权力介入监护权行使的过程, 更加有效的保护留守儿童的权利。

(二) 完善委托监护制度

我国已建立委托监护, 但是对于委托监护的性质、范围、权利均无具体规定, 对被监护人的财产、教育标准等未明确下来。

委托监护首先应该明确委托监护的主体, 谁有权委托监护人, 笔者认为, 只有法定监护人才有权委托监护, 且委托的范围应当加以限制, 不得全权委托。在美国, 监护人的职责并不是一刀切的标准, 是一个弹性标准:即监护的职责以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衡量监护人职责多少的依据。我国立法可借鉴该规定, 因为委托监护职责的履行本身不该是一刀切的标准, 因为监护人的能力与条件总是存在差异, 因此, 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以保护监护人最大利益为标准去衡量监护人是否全面履行监护职责。

(三) 发挥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职能

一方面, 完善国家监护制度的立法规定, 另一方面, 国家应当建立儿童福利组织, 配合相关法律制度, 维护儿童合法权利, 留守儿童福利机构的建立、性质、职能、权力以及职责都必须予以明确, 才能保障留守儿童合法权利, 解决我国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现有问题。同时, 指定监护的主体不应当由村委会、居委会等进行指定, 应当由国家公权力机关担任指定监护的指定主体。

(四) 建立相关配套设施

美国的监护制度有反儿童虐待忽视法、儿童福利法、儿童保护法等进行辅助才能运行如此之好, 法律制度的运行必须依靠其他法律制度, 否则功能无从发挥。我国在完善监护制度立法规定时, 在侵权法、民法以及婚姻家庭法等均应该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 才能保障其为司法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综上所述, 我国制定专门的《留守儿童保护法》时, 应当以“保护留守儿童最大利益”为基本原则, 在此基础上, 完善我国现行立法的漏洞, 最大限度得保护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

摘要：2015年, 贵州省毕节市4名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 留守儿童问题又再次进入国家和社会视野。笔者试图通过分析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存在的问题, 分析原因, 从而解决问题, 更好地保护留守儿童权益。

关键词：留守儿童,监护权,问题,原因,建议

注释

1全国妇联课题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EB/OL].中国经济网, 2013.5.

2叶敬忠, 王伊欢.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与特点[J].人口学刊, 2016 (3) .

3刘黎明, 魏岩.浅议民事案件中监护人监护责任缺失对策[EB/OL].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3/07/id/1037321.shtml, 2013.

自杀事件 篇10

关键词：媒介生态,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新闻

现阶段, 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频发, 对区域公众安全和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 新媒体媒介发展迅速, 传统媒介渠道逐渐弱化, 对信息传播的规划难度加大。应用媒介生态视角, 将新媒体和传统媒介渠道视作一个信息传播整体, 对其进行调整控制和科学规划, 是改进现阶段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报道分析工作的有效途径。

一、媒介生态系统概念及其规划

媒介生态系统是一定时间域、空间域内人、媒介、社会、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流动交换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 是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整体, 不断发生着生命系统、物质系统、能量信息系统之间的变化和交换, 是一个开放、平衡、动态的预警系统。媒介生态规划是指运用媒介生态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及社会文化信息, 对一定时期内媒介愿景和媒介生态建设的对策、目标和措施进行分析和谋划, 其目的在于提高媒介产品质量, 维持生态平衡, 优化人与媒介、社会和自然的关系, 实现媒介的和谐、高效、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二、案例与民族地区媒介生态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 案例。2012年11月16日,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 (贵州毕节儿童垃圾箱闷死事件) 。悲剧发生后, 网上关于此事件的新闻报道已铺天盖地, 但当地政府、宣传部及新闻媒体等仍没有向社会公布事件发生的原因、调查结果等社会关注的信息。假如当地政府和媒体之间协同合作, 在第一时间对社会关注进行响应并将当事人的信息、事件发生的原因、政府的善后措施等及时告知民众和向社会公布, 便能有效控制谣言, 掌握话语权, 安抚群众情绪, 挽回负面影响。2015年6月9日贵州毕节再次发生4名留守儿童在家集体服农药自杀身亡。2015年6月10日至6月16日, 关于“毕节留守儿童自杀”的新闻媒体报道约5350篇, 主要网站为:新华网、京华时报、中国新闻网、人民网、新闻晨报等网络媒体, 而当地媒体只进行局部性报道。相较于“儿童垃圾箱闷死事件”, 这次的媒体报道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但都是外媒的身影较多, 当地媒体还是表现不突出。

(2) 民族地区媒介生态存在主要问题分析。1) 处于劣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双重制约之下。由于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恶劣, 交通、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社会发展程度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网络时代的话语权、评价往往在外界或域外社会。民族地区的文化、网络技术相对落后, 与发展良好的地区存在梯次落差, 难以与外界媒介进行竞争、互动。2) 媒介生态长期失衡, 缺位、错位、无位现象并存, 媒介生态城乡结构、区域分布、功能以及内部失衡现象严重。由于城乡、区域之间的媒介布局不均衡, 民族地区的群众接触媒介、获取信息的机会不均等, 直接、正式获取信息的渠道不通畅, 导致信息在民族地区传播滞后、失真现象严重, 扩大了城乡之间、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3) 文化教育的落后。民族地区媒介生态的消费者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 媒介素养不高, 加之民族地区存在文化、语言差异、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 在信息采集、对新闻事实的认知过程中, 基于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导致信息及交流障碍。4) 人才培养和设备技术条件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约束并存。媒介技术需求与供给不匹配, 技术水平低, 设备陈旧, 教育培训少, 技术交流平台缺失。媒介机构与民族地区群众之间的互动平台尚未建立, 使用费用高, 使用频率低, 网络设施进村难入户, 电子媒体传输不普及。

三、运用媒介生态系统理念优化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报道措施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性, 突发事件关系到民族团结, 国家稳定, 需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突发事件的报道, 完善民族地区媒介生态体系建设, 遵循媒介生态发展规律, 整合媒介生态主体, 提升主动化解能力。

(1) 充分激活当地已有的媒介生态体系, 携手外部媒介共进退。完善媒介生态体系, 建立科学的信息报道制度和信息不报、瞒报、谎报等处罚机制以及依法客观报道奖励机制和媒介生态互动机制。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 鼓励媒介积极参与事件的跟踪、依法报道;充分利用外部媒体的技术和媒介渠道资源, 联合而动, 让公众及时获取事件相关信息, 占领舆论高地, 掌握舆论、信息传播主动权, 堵住“道听途说”以及不真实信息的传播, 扭转舆论被动的局面。

(2) 遵循媒介生态发展规律, 多媒体多渠道多样发展。根据媒介生态发展规律, 媒介发展必坚持多样、科学、全面发展, 当下民族地区媒介主要是传统的电视和报纸。

(3) 调整媒介生态各主体关系, 注重教育培训的投入。在媒介生态的各主体中, 对媒介掌控者政府及职能部门来说, 应注重加大对媒介生态建设的投入, 开展教育和培训, 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做好媒介生态建设发展规划, 促进媒介生态的健康发展;处理好政府及职能部门依法引导、服务、监管与媒介依法享有信息传播、报道的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媒介机构及从业人员需要加强行业自律, 提升自身的职业素养, 依法、客观、真实报道, 发挥媒介传播、报道信息的正能量, 强化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

四、结语

民族地区突发敏感事件的报道分析对民族地区公共秩序的稳定和谐以及民族间协调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对保持区域稳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媒介生态视角下对民族地区突发事件报道工作进行优化调整是保证新闻质量和实时性的长效措施, 值得进行进一步研究和广泛推广。

参考文献

[1]刘敏.媒介生态视阈下的新闻平衡报道研究[D].复旦大学, 2012.

[2]叶海.西部地区社会冲突事件报道研究[D].武汉大学, 2012.

[3]马妍妍.媒介怀疑论信息时代媒介与受众关系研究[D].浙江大学,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