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区经济

省区经济（共12篇）

省区经济 篇1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一方面, 在金融领域蔓延, 导致信用违约掉期以及商业地产贷款方面的风险加大;另一方面, 导致需求急剧下降, 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影响不断加深。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冲击, 实体经济恶化又会对金融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这种恶性循环正在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的泥潭。在国际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产生的第一波冲击中, 我国省区经济发展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严峻的形势, 我们需要超前谋划, 积极作为, 为应对更困难局面, 实现新一轮又好又快发展做好充分准备。

一、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省区经济发展的变化

(一) 东中西三大板块经济增长全面回落, 增幅下滑由东向西逐级递减

2008年, 全国GDP和工业增幅分别回落2.4和4.0个百分点 (根据2008年全国统计公报分别为:4%和5.4%) , 其中, 东、中、西部GDP增幅分别回落2.6、1.7和1.6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增幅分别回落7.2、5.0和3.8个百分点, 增幅下滑由东向西逐级递减。分省区来看, 除因地震影响的四川省外, 增幅回落较大的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区下滑明显。

(二) 进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冲击, 外向度高的东部地区和外向度低的西部地区均出现增速大幅下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发达国家消费需求迅速萎缩, 对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产生严重影响。2008年, 全国进出口贸易增速回落5.7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回落8.5个百分点, 加工贸易回落高达11.7个百分点。分省区来看, 外向度高的东部地区和外向度低的西部地区均有较大滑落。其中, 东部的广东、江苏、上海、浙江4省进出口回落幅度分别高达12.5、10.9、10.5和7.7个百分点, 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外向度低的西部地区, 山西、甘肃、云南、内蒙等省下滑幅度更大。

(三) 企业经营和劳动就业困难加剧, 但东部地区的影响举足轻重

自2008年下半年, 我国企业经营和劳动就业困难问题日益突出。2008年4季度, 我国企业家信心指数、企业景气指数分别同比下降16.0和21.5个百分点, 降幅之快之大, 为近年来罕见。随着企业困难的加剧, 国际金融危机对劳动就业的影响不断显现,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 造成用工需求大幅下降。2008年前3季度, 全国劳动力市场用人需求、求职人数分别同比下降5.5%和2.6%。东部地区用人需求、求职人数下降幅度最大, 分别达到11.3%和7.3%, 其中, 长三角地区降幅分别高达25.2%和17.9%。东部地区是我国加工制造业的集中区域, 直接影响到中西部地区资源型产品的需求, 并且中小企业数量多, 吸纳就业能力强, 对全国的劳动就业状况起到决定性作用, 直接造成河南、四川、山西、安徽等劳务输出大省的农民工失业返乡。

(四) 国民收入增长趋缓, 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回落幅度大于东部

2008年, 我国国民收入增长有所减缓,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增幅分别回落3.8和1.4个百分点。其中, 东、中、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回落0.4、2.1和4.5个百分点, 中西部地区的回落幅度明显大于东部。中西部地区虽然生产受到的影响小, 但收入所受到的影响较大。分省区来看, 西藏、内蒙古、宁夏等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回落幅度最大, 而浙江、广东、北京等东部发达省市, 居民收入增速逆势上扬, 不减反增。江苏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回落4.2个百分点, 回落幅度居全国第9位。

随着国民收入增速趋缓, 居民消费在经历了2008年的上扬之后, 开始出现下滑趋势。2009年1-2月, 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回落了5个百分点。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形成了一波冲击, 股市、房市与车市急剧降温, 由东向西的实体经济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生产所受到的影响是东部大于中西部, 收入与就业所受到的影响是中西部更大。这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外需萎缩, 直接对东部沿海外向度高的发达地区生产形成冲击, 造成东部地区企业经营困难, 大量中小企业倒闭, 市场需求与企业用工减少, 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西部地区的结果。当前, 一方面, 生产下滑, 收入增长放缓, 将会影响内需;另一方面东部地区转向国内市场, 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从目前情况看, 今后一段时间, 我国中西部地区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经济增长的压力会不断加大。经过这轮经济调整, 东部地区作为中国经济火车头的地位不会改变, 中西部地区只有找准突破口, 跟上东部地区的调整步伐, 才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

二、有关省市应对金融危机的战略思路和举措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各省区在积极落实中央政策, 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同时, 着力促进产业升级,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加强培育区域增长极, 增强自身综合竞争能力。

(一) 大力推动产业升级

目前, 在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出口急剧下滑、市场需求减少情况下, 东部先进省份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

一是加快产业转移推动产业升级。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地区加快“腾笼换鸟”, 推动纺织、玩具、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积极发展高端产业。二是着力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加大财政支持企业自主创新力度, 鼓励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建设实验室、研发中心、技术联盟等创新组织, 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搭建国际和区域合作平台, 加快引进国际高科技人才, 不断提升科技国际和区域在自主创新上的合作水平。三是加快技术改造推动产业升级。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 全面落实增值税转型改革措施。加强技术改造与技术引进、技术创新的结合, 引导企业加大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再创新力度。鼓励企业利用现有厂房、土地或通过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腾出空间开展技术改造。四是培育先导产业推动产业升级。加快引进带动力强、关联效应大的重大企业和项目, 抢占产业链高端。加快推进和发展现代服务业, 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实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二) 推进企业兼并重组

应对市场需求不足, 生产企业经营困难, 部分省市出台鼓励政策, 着力推进企业实施并购重组。一是鼓励对能耗大、污染重、效益差、土地占用多、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并购重组, 推动企业产品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升级。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和大企业对中小企业进行并购重组, 充分发挥现有品牌、标准、专利的效应, 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二是鼓励急需增量资源的高成长企业对资源闲置企业进行并购重组, 缓解企业发展中的要素制约。鼓励上下游企业加快兼并重组, 完善产业链。三是鼓励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合作。

(三) 培育区域增长极

顺应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部分省区纷纷出台区域发展与合作新举措, 推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的合理分工, 提升整个区域竞争力。一是加快发展城市群和经济圈。例如, 山东省提出打造“山东半岛城市群”, 河南省提出“中原城市群”, 湖南省将“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目标定为“中国第五极”, 湖北省规划建设“武汉经济圈”, 江西省提出再造“南昌都市圈”, 陕西省继提出“关中经济区”后又提出了一个“大西安都市圈”构想, 辽宁提出积极发展“辽中南城市群”。二是打造产业带和集聚核区。浙江提出建设环杭州湾产业带、金衢丽高速公路沿线产业带、温台沿海产业带三条产业带。辽宁积极打造沿海五点一线产业带。江苏省已经着手在苏北建设东陇海产业带、沿江产业带和沿沪宁线产业带等。三是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分工合作。广东加强泛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 特别是全方位、多层次深化与港澳的合作, 福建加强与台湾的合作等。

(四) 保出口和扩内需并重

在国际贸易增幅下滑, 外需萎缩的情况下, 先进省份着力开拓国外市场保出口与积极扩大内需并重。

一是稳定外贸出口, 拓宽出口渠道。重点支持传统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贸易出口, 扶持技术创新和品牌创新等“两新”类产品出口。扶持帮助外贸企业开拓新兴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到境外开展经贸合作, 特别是资源开发合作。加大对外贸支持力度, 为外贸企业提供财税减免和金融服务。

二是加大投资力度, 增强发展后劲。加强铁路、公路、机场、港口、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核电、电网、煤电厂、油气管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饮水、农村路网、农田改造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医疗卫生、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加强河湖整治、污水和垃圾处理、节能减排等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加快发展主导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

三是开拓市场, 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体系, 增强居民消费预期。通过发放消费券、派红包等方式,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 努力促进消费增长。通过各种会展活动、节庆活动来开拓市场。加大政府采购力度。通过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农村的土地流转工作、加大对特色农产品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扶持和投资、增加对农民的补贴等措施, 开拓农村市场。支持企业抱团或依靠龙头企业, 拓展国内市场。

参考文献

[1]王志峰.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对策——从与97金融风暴对比的视角[J].国际金融研究, 2009 (2) .

[2]许中培.金融危机影响及应对策略[J].探索与实践, 2009 (1) .

[3]曹红辉.美国次级房屋贷款危机研究[N].上海证券报, 2008-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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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潘清.“华尔街风暴”席卷全球牵累中国金融机构[N].经济参考报, 2008-09-19.

[6]张莫, 刘振冬, 胥晓璇.“金融飓风”:中国金融市场受到多大冲击-[N].经济参考报, 2008-09-18.

省区经济 篇2

基本信息

姓名：

于xx

目前所在： 顺德区

年 龄： 30

户口所在： 湖南

国 籍： 中国

婚姻状况： 未婚

民 族： 汉族

身 高： 172 cm

体 重： 58 kg

求职意向

人才类型： 普通求职

应聘职位： 销售总监/经理，产品/品牌经理/主管

工作年限： 6 职 称： 中级

求职类型： 全职 可到职日期： 一个星期

月薪要求： 8000～1元 希望工作地区： 广州，佛山，

工作经历

**公司 起止年月：20xx-09 ～ 20xx-02

公司性质： 中外合资 所属行业：家居/室内设计/装潢

担任职位： 省区经理

工作描述： (1)本人20xx下半年加盟大自然木门运营中心主要负责(江苏省)销售与市场运作工作，协助大区总监对终端战略、人员管理、全年任务分解、市场划分、区域大型促销活动工作落实与达成。协助区域经理达成公司月、季、全年销售目标与店面建设开发任务。(2)帮助经销商终端团队建设与终端区域产品规则，规范区域销售模式，设计区域促销与产品打法模式，协助区域经销商完成公司计定的销售任务。

离职原因：

**公司 起止年月：20xx-07 ～ 20xx-08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所属行业：家居/室内设计/装潢

担任职位： 大区域经理

工作描述：<1>负责对公司片区加盟店面全年的业绩任务的管理(湖南、湖北、广西)以及本人管辖的市场全年销售目标与协助公司策略制定与实施，对管辖市场的人员招聘、培训、培养工作，负责区或加盟开拓及维护，对当地经销商店面装修与品牌后期运作的制定运作方案以及店面销售人员培训，小区业务培训等相关工作。跟随当地市场发展布局进行有效的小区推广，建立好在当地品牌的广告推广预算成本计划，配合当地经销商做好店面销售,渠道工程招标,团购。《2》分析同类产品的在当地市场发展状况，定时做出区域市场产品前题调配与拓展方向，《3》定时上公司反映产品在当地市场发展状况建议，对每个季度产品销售实际增长情况来计定做出相依促销方案，对促销的成果积极上公司反映实际状况，进一步跟进产品销售过程对新产品品质推广和销售流程加以跟踪.做品牌服务工作.

离职原因：

**公司 起止年月：-04 ～ -04

公司性质： 外商独资 所属行业：家居/室内设计/装潢

担任职位： 区域经理

工作描述： 《1》本人负责区域市场开拓。维护客户市场管理。跟进产品销售，分销，对当地经销商和代理商员工培训，客户管理。分析同类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销售动态。《2》做好月终计划定时上公司反映产品基本状态。并适时调整销售、促销推广方式。完成公司月终回款和一些行政工作。

离职原因：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华南理工大学《自考》

最高学历： 大专 获得学位: 专科 毕业日期： -07

专 业 一： 市场营销 专 业 二：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学校(机构) 所学专业 获得证书 证书编号

-09 2003-07 华南理工大学 市场营销 大专

-03 2005-09 中国国培 ISO9000 ISO9000

语言能力

外语： 英语 一般 粤语水平： 一般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 优秀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1》 本人有良好沟通和协调能力。性格开朗，乐观，热情，自信。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实际动手能力和团体协作精神，谦虚谨慎，善于学习和接受新鲜事物，集体观念强。为人坦诚，富有责任心，遇事沉着冷静，善于思考，意志坚定。我会把工作当成我人生新的一个起点，更加努力去迎接新的挑战

省区领导纵论“泛珠三角” 篇3

广西区党委书记曹伯纯，推进“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符合区域内各方利益，符合中央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精神，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广西将积极参与、主动融入“泛珠三角”合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深入实施，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加快推进，广西面临极好的发展机遇。

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湖南作为“泛珠三角”区域大通道，受益在先，地位重要，将积极参与和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与发展。他建议把交通建设、物流发展和产业协作作为构建“泛珠三角”经济区的首选战略，采取广域行政方式建立“泛珠三角”联席会议制度，对产业分工协作和关键性、全局性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协调。

云南省省长徐荣凯，如果把“泛珠三角”合作区域比作一条正在腾飞的巨龙，粤港澳地区是“龙头”，那么，云南则是“龙尾”。通过云南这个“龙尾”的作用，可以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对东南亚、南亚地区的开放紧密联系起来，建设从陆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构建连接东南亚、南亚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和友好交流的大平台。

贵州省省长石秀诗，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建立，给贵州开辟了同东盟自由贸易区增进合作的广阔途径。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内地九省区和香港、澳门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地带，区位优势得天独厚，经济地位举足轻重。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将泛珠三角区域的地缘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有利于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和国内地区的合作，有利于加快形成亚太地区的贸易枢纽以及中国的出口生产基地。

国家铁道部副部长王兆成，铁道部未来将加快区域铁路建设，构筑完善的铁路网，为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当好先行。预期在2020年，泛珠三角区域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29万公里，将大大增进泛珠三角区内以至与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泛珠三角各省区地缘密切，而又各具旅游特色，很有条件整合成特色各异、层次整齐、紧密互补的旅游合作区。在制度和基建先行的同时，我们将旅游列为区域合作的优先考虑。澳门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已形成独特的风格和吸引力，随着博彩专营制度的改变、著名外资的引进、特色文化含量的维持和增添，澳门旅游业的经营模式正在加快优化。与CEPA相关的“个人游”政策的逐步落实，更为澳门旅游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省区经济 篇4

湖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 农业人口占全省人口总数的71%。根据经济学理论, 农村劳动力要素作用的充分发挥要依靠资金、土地等要素的配套。但是湖北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促进农村农业发展的资金缺乏, 耕地资源不足, 很难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由于制度空间的解冻, 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 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 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

在湖北数量庞大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大军中, 主要形成了4种主流性的流动形式:一是“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这一流动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当地的乡镇企业的转移。二是“进城务工经商”。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是城市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对农民的开放, 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大中城市流动, 尤其是向武汉、宜昌、荆州等中心城市流动。三是“南下打工”。这一流动形式主要拉动力来自于广东、上海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以现代产业的组织方式来组合和吸纳流动劳动力。四是“西部拓荒”。随着西部大开发及“东企西移”、“外资西进”, 西部地区正形成新的经济热点, 劳务需求正逐步增大, 于是湖北许多市县的剩余劳动力到西部地区植棉种地等拓荒形式的流动, 呈增长态势。

在上述4种流动形式中, 第3种形式是湖北省劳动力流动的主导形式。据湖北省统计局公布的2008年统计资料显示, 外出从业人员中到乡外县内从业的有139.27万人, 占14.5%, 到县外省内从业的有218.58万人, 占22.7%, 到省外从业的603.65万人, 占62.8%。据湖北省统计局抽样调查显示, 省外务工人员在东部地区的占89.8%, 在中部地区的占7.9%, 在西部的占2.3%, 其中流向广东的又占据了湖北省跨省转移劳动力的60%以上。尽管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沿海地区部分中小企业倒闭、停产、歇产, 从而引发湖北部分农民工从2008年8月开始回流。但从湖北省统计局的农民工回流旬报调查结果看, 农民工回流总体规模有限。2009年上半年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又踏上了“南下”就业的征途。这一状况产生的主要动因, 是湖北省多数市县还没有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制造业或产业集群, 所以, 吸收农民工就地、就近就业的能力差。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吸引, 导致了湖北省农民工外出务工绝大部分选择和流向了省外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 跨省流动就业已经成为湖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流动的主要途径。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 湖北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间的跨区域“南下”或“东流”, 尽管大大缓解了湖北省在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 特别是农村就业压力, 但在带来了积极的效应同时也施展着双刃剑的作用, 对湖北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 扩大了区际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否定的是, 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湖北农民增收的作用巨大, 甚至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如湖北的许多地方, 外出务工的农民挣得的现金收入总量, 已接近甚至超过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但也应该看到, 湖北仅靠劳务输出不仅不能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 同样也不能缩小省区间居民收入上的差距。湖北形成“南下”和“东流”的“民工潮”, 为务工地域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制度性障碍的限制。务工者中的绝大多数始终未能被当地接纳, 而是在这一过程中演变成为一个特殊的“边缘人”, 即所谓“外来妹”、“打工仔”。务工者无法获得真实的当地居民身份, 不能取得当地户口, 不能和当地职工同工同酬, 不能享受当地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而特别应引起注意的是, 随着文化素质较高的智力劳动者在流出劳动力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日益加重, 加剧湖北人才的紧缺, 使湖北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增长的需要, 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正是这种种原因阻碍了区际间的梯度转移, 区际差异呈现出扩大之势。

第二, 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湖北省和其他劳务输出大省源源不断的、低成本的农民工跨区域流动, 有力地推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和发展。根据湖北省统计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 湖北全省在省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中, 从事制造业的务工者占56.6%, 占全部外出从业人数的第一位。这不仅造就了这些地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而且在国内市场上也形成巨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与本来就领先的观念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管理优势乃至地理优势叠加在一起, 使得包括湖北省在内的主要劳务输出省区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扩大, 从而使劳务输出省份的工业化进程长期落后于沿海地区。尽管很少有人正面承认这一点, 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第三, 加大了输出地的负担。以中部地区外出劳动力的教育、培训费用支出为例, 外出务工经商者多接受过一定的教育和培训, 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素质较高的人口。依据湖北省统计局2005年的资料统计, 湖北省外出农民工受过专业培训的占到总数的35.47%, 比全省平均受训比例高出15.24个百分点, 培训支出是一笔不菲的开支。此外, 由于我国实行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主要由地方承担, 教育费用要占县、乡财政支出的60-70%, 这些受过教育的外出打工者创造的财富全部归输入省市, 劳动力输出地则只有承担教育、培训的义务而没有获得投入回报的可能。这是一笔不菲的开支。如湖北在省外务工的603.65万人, 以每人教育费支出以1500元计就达90亿元之多。此外, 还有计划生育、卫生医疗等公益事业方面的投入。劳动力输入地没有先期投入, 只是摘取“果实”, 无需承担这些劳动力社会福利、教育等方面的投入责任。

第四, 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需求。对于输出地来的湖北来说, 几百万的劳动力在外地消费, 需求市场被东部沿海省区所占有, 而其家属由于主要成员常年不在家也降低了家庭消费需求。这种外出打工方式, 缩小了输出地的市场消费需求。据统计, 近年来湖北省每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人数在500万左右, 如果按照每人每月消费300元的最低限度计算, 湖北省每年流失的市场销售额就高达150亿元, 这只是仅仅计算了外出人员的直接消费额, 没有计算因他们外出而导致减少了的家庭消费额。对输入地来说, 外来劳动力不仅为当地增加了消费需求, 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以每10个外来工带动当地1个人就业计, 一个输入几百万劳动力的省, 仅此就可增加几十万个就业岗位。此外, 由于外出打工者消费倾向偏低, 也使全国消费需求被压抑了。

第五, 不利于农业自身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批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 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投入量, 导致相当数量的耕地撂荒, 或变多季种植为单季种植, 或无人管理而粗放型种植, 从而使农业产量下降或不稳定。从湖北省统计资料分析, 从1978-1997年, 湖北省粮食产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从1725.65万吨增加到历史最高点2634.4万吨。但是在1998年之后, 粮食产量出现波动和下降的态势, 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2227.2万吨。这固然有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的因素, 但是主要原因是大批农村精壮劳力外出打工, 致使正常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 原本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程度就不高, 而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农民大部分都离开农村, 不再从事农业生产, 不仅对农业科技推广不利, 也不利于农业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这种只有劳动者就业的跨省区异地流动、没有相应的人口迁移的模式, 产生了一种“马太效应”, 造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它既破坏了梯度转移规律的作用, 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向内陆的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不复存在, 又进一步扩大了区际间的差距, 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区际矛盾日益突出。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 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状况它不仅影响了湖北经济的发展, 也影响到宏观消费需求。所以, 这种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模式的积极作用有困难正在走向其反面, 已成为湖北经济发展的约束力, 应当充分重视这个问题。

从长远来看, 农村剩余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 需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协同努力来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存在的问题。政策关注的重点在通过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 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来促使我国经济长期增长。同时, 必须改革关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 彻底改变目前劳动力输入地的“经济吸纳、社会拒绝”的地方政策, 促使“民工”变成“居民”。对劳动力输出地来说, 人口迁移出去, 既可以减少劳动力, 使当地有限的资本与生产者充分结合, 又可减轻为输出劳动者承担社会事业建设方面的负担, 使有限的财力为本地建设服务。中央政府应制定劳动力跨区域有序流动的政策, 设立协调劳动力就业工作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协调机构, 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工作, 加强区域劳务协作, 合理有序地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并采取一些措施, 减少对外来劳动力和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不公平对待。

从近期来看,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为湖北带来重大发展机遇。湖北在中部乃至我国的崛起, 必须要把握好农村劳动力这个重要的要素。具体而言, 要努力在省内给农村的劳动力创造工作的机会, 减少人员的外流, 让他们一改过去为别人做嫁衣的行为, 为本省经济的腾飞做出自己的贡献。其实湖北省内大中城市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潜力较大的区域, 武汉、宜昌、襄樊、荆州、黄石、十堰等城市规模和容量较大, 基础设施良好, 对劳动力应该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 理应成为未来湖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途径。为此, 目前如何根据湖北的资源特点、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选择适合本地实际情况、具有本地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如何确定相应的政策取向, 以充分发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减少和消除其负面影响, 取得最优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效益, 是摆在政府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摘要：以大量的农村青年劳动力为主体的跨省区、向非农产业的流动, 已成为湖北地区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而显著的特征, 湖北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民工输出大省之一。文章试图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 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区流动问题进行探讨。

新的行政省区划分 篇5

按照中国“财经网”透露的消息，新增直辖市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大的区域里的首位中心城市，同现有直辖市保持一定距离。第二，人口不能少于200万。第三，经济总量应高于全国大城市平均值，财政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1、北京都：现辖区域不变。

2、渤海省：由现天津市、现河北省秦皇岛市、唐山市、承德市、廊坊市组成，省会天津。

3、辽东省：由现辽宁省大连市、丹东市、营口市、宽甸、桓仁、岫岩组成，省会大连。

4、辽宁省：由现辽宁除上述余下地区，合现内蒙赤峰市、哲里木盟组成，省会沈阳。

5、吉林省：由现吉林合现内蒙兴安盟组成，省会长春。

6、黑龙江省：由现黑龙江合现内蒙呼伦贝尔盟组成，省会哈尔滨。

7、雁云省：由现山西省大同市、朔州市、忻州市、现河北省张家口市、涞源组成，省会大同。

8、平原省：由现河北省邯郸市、刑台市、现河南省安阳市、鹤壁市、濮阳市、新乡市、焦作市、济源市、现山西省长治市、晋城市组成，省会安阳。

9。内蒙古自治区：由现内蒙古自治区除上述地区以外的地区组成，首府呼和浩特。

10。山西省：由现山西除上述地区外的地区组成，省会太原。

11。河北省：由现河北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石家庄。

12、胶东省：由现山东省青岛市、潍坊市、烟台市、威海市组成，省会青岛。

13、淮海省：由现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滨海、响水、灌南、宿迁市、现安徽省淮北市、蚌埠市、宿州市、亳州市、现河南省商丘市、现山东省日照市、临沂市、济宁市、荷泽市组成，省会徐州。

14、山东省：由现山东除上述地区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济南。

15、上海都：包括现上海、现江苏昆山、太仓，现浙江嘉兴、宁波、舟山等地。

16、浙江省：由杭州市、桐庐、建德、淳安、湖州市、绍兴市、现安徽黄山市、宣城市、现江西婺源组成，省会杭州。

17、浙南省（东瓯省或雁荡省）――由现浙江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金华市、衢州市组成，省会温州。

18、江苏省：由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泰州市、淮安市、盐城市组成。省会江阴（靖江）。

19、扬子江省：由现江苏省南京市、镇江市、扬州市、现安徽省马鞍山市、滁州市、芜湖市、巢湖市、铜陵市、池州市、安庆市、合肥市、蚌埠市、淮南市组成，省会南京。

20、淮河省：由现安徽省六安市、阜阳市、现河南省周口市、驻马店市、信阳地区组成，省会阜阳。

21、河南省：由现河南省除上述地区外余下地区组成，省会郑州。

22、襄（阳）荆（州）省（或淅川省）：由现湖北省襄樊市、十堰市、荆门市、荆州市、枝城组成，省会荆门。

23、三峡省：由现重庆市、现湖北省宜昌市、恩施州组成，省会重庆。

24、湖北省：由现湖北省除上述地区外余下地区组成，省会武汉。

25、黔中省：由现湖南湘西州、怀化市、现贵州省铜仁地区、黔东南州组成，省会怀化。

26、岭南省：由现湖南省衡阳市、郴州市、现广东省韶关市、连县、连山、阳山、现江西省赣州市、吉安市组成，省会井冈山。

27、岭西省：由现广西柳州市、桂林市、河池地区、现湖南省永州市组成，省会桂林。

27、湖南省：由现湖南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长沙。

28、江西省：由现江西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南昌。

29、厦汕省：由现福建省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龙岩市、现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梅州市组成，省会厦门。

30、福建省：由现福建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福州。

31、香港都：由香港、澳门、现广东省珠海市组成。

32、广南省：由现广东省茂名市、湛江市、现广西防城市、钦州市、北海市、玉林市、贵港市、梧州市、贺州市组成，省会玉林。

33、广东省：由现广东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广州。

34、广西自治区：由现广西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合现贵州兴义州、云

南文山州组成，首府南宁。

35、海南省：现海南省不变，省会海口。

36、秦巴省：由现四川省南充市、巴中市、达州市、广安市、广元市、现陕西省汉中市、安康市组成，省会巴中。

37、金沙江省：由现四川省攀枝花市、凉山州、九龙县、稻城县、乡城县、现云南省东川区、昭通地区、丽江地区、迪庆州、永仁、元谋、组成，省会攀枝花。

38、南诏省（大理省）：由现云南省大理州、保山市、临沧地区、德宏州、怒江州组成，省会保山。

39、贵州省：由现贵州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贵阳。

40、四川省：由现四川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成都。

41、云南省：由现云南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组成，省会昆明。

42、陕西省：由现陕西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合现甘肃省庆阳市、平凉市组成，省会西安。

43、甘肃省：由现甘肃省除上述地区外的余下地区合内蒙额济纳旗组成，省会兰州。

44、青海省：不变。

45、宁夏自治区：不变。

46、西藏自治区：不变。

47、北疆自治区：由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哈密地区、吐鲁番市、昌吉州、伊犁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组成，首府乌鲁木齐。

“三节”试点在六省区展开等 篇6

广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上市流转

广东省政府前不久发出的《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流转权的通知》明确，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可上市流转，但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经批准使用或取得的建设用地；二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镇建设规划；三是依法办理土地登记，领取土地权属证书；四是界限清楚，没有权属纠纷。

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向国土资源部门提出申请前，应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同意。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收益，其中５０％左右应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安排，剩余的５０％左右中的一部分留于集体发展村集体经济，大部分仍应分配给农民。（广东邓洁）

我国农村中小学将实施远程教育工程

教育部前不久宣布，将用５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农村中小学全面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使所有农村初中都具备计算机教室，所有农村小学都具备卫星教学收视点，所有农村小学教学点都具备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北京成圆）

湖北改革保护价粮食价外补贴方式

湖北省前不久出台今年的保护价粮食价外补贴方式改革办法，对１７个粮食主产区农民在合同定购范围内出售的中晚稻保护价粮，全部实行由基层财政所直接与卖粮农民结算，并抵顶应交农业税。今年财政价外补贴的政策标准是：每公斤符合标准的原粮６分钱。（湖北辛勤）

山西启动农村税费改革

省区经济 篇7

分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在分工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制造商的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流转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范围不同,而负责该流通功能的产业集合即为流通产业。黄国雄认为,流通产业是基础性产业,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性的贡献率,为社会就业提供基础性的作用,在国民经济中起着不可代替的职能。刘国光和赵娴认为,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先导性产业,我国经济中买方市场形势已成为一般现象,流通在经济运行中对生产、分配和消费具有强大的制约作用,既处于社会再生产的中介地位,又处于经济运行和调节的枢纽地位,流通过程是否通畅,决定着是采取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的形式来进行生产,对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因而较好地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情况。有些学者认为,流通产业是未来增长潜力巨大的产业,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以上学者的观点充分说明,流通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重要性,其功能作用不断放大,成为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经济、惠及民生的重要载体。

关于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学者们主要从流通产业对城市经济、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以及流通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贡献展开研究的。王德章和宋德军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运用时间序列的分析方法实证了流通产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出了流通产业的增长可带动城市GDP、消费和就业的增长。王春宇和仲深根据全国30 个省会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聚类分析和面板计量的方法对流通产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流通业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长期原因。

综上所述,从流通产业经济学者的研究来看,对流通产业、经济增长测量指标及计量方法的选择上都存在差异,所以说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应从多角度进行分析,以利更清楚地揭示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影响的内在机理。但是,由于流通产业、经济增长所含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研究学者知识的有限性,因此既往的研究成果还远未完善,同时,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变迁,流通产业的定位和发展问题还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这就为未来的研究和探索留下了余地。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全国31 个省区市,力争使研究空间尽可能具有全面性,同时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时效性、代表性、与过去研究的差异性以及计量属性等特性采用面板计量的方法进行研究,以使研究结论更严谨和科学。

二、数据选择和计量模型

(一)数据选择

考虑到各省区市人口数量的不同,为了增加各地区数据的科学性,所以经济发展和增长水平用各省区市的人均GDP来衡量,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用各省区市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来衡量,这两个指标分别用“rjgdp”“rjxfe”来表示。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2004—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的建立

根据研究构想和既有的理论基础,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可把经济增长水平看成是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函数,由此可建立反映两者关系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加以验证。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中,(1)为混合回归模型,(2)为固定效应模型,(3)为随机效应模型,i=1,2,…,31 表示31 个省区市,t代表时间(2003—2009年),uit是随机误差项。

混合回归模型假设了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与个体无关;固定效应模型对于不同的截面或不同的时间序列,只是模型的截距项是不同的,而模型的斜率系数是相同的;随机效应模型认为,如果模型中缺失了分别随个体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的随机性因素时,可以将误差项分解为个体随机误差分量、时间随机误差分量和混合随机误差分量3个分量来描述这种信息的缺失。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面板单位根检验

本文对同质面板的单位根采用LLC检验,对异质面板的单位根采用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及PP-Fisher检验方法,从四种检验方法来看,原假设都存在单位根,如果检验结果显著,伴随概率接近于0,表明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如果检验结果不显著,即伴随概率1,表明面板数据非平稳的。通过Eviews6.0 软件运行数据,得出检验结果(见表1),由检验结果可看到各变量的面板数据是非平稳的,但它们的二阶差分都是平稳数据。

(二)面板协整检验

Kao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2 的检验结果可知,ADF统计量在5%的置信水平下检验显著,即Kao检验认为序列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三)面板回归模型的选择

对于混合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首先对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做出选择,如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一些,则再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做出选择,如果选择混合回归模型更合适一些的话,就不再对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做出选择了。对于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可通过F检验来完成,对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可通过Hausman检验来进行。

首先来做F检验,如果对于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相同,则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如果对于不同横截面模型截距项不同,则建立固定效应模型。F统计量定义为:

其中,SSEr、SSEu分别表示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指截面个体的个数,T指时期个数,k是解释变量的个数。如果计算的F统计量的值大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如果小于临界值,则选择混合回归模型更合适。通过计算得到F统计量的值为28.2,又在软件Stata12 里运行命令“disp inv Ftail(30,209,0.05)”可得F0.05(30,209)=1.513908,所以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2)。

接着,在随机效应模型运行结果的窗口上进行Hausman检验,原假设为选择随机效应模型,得到伴随概率(p值)为0.4248,所以应接受原假设,所以本文最终应该选择随机效应模型(3)更合适一些。

(四)面板回归模型的估计

根据表3 的回归分析结果,回归系数和模型的显著性水平都非常高,可决系数达到0.95 以上,可以看出面板回归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效果,说明流通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及建议

从面板模型分析的结果来看,证实了在我国31 个省区市中,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流通产业的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流通产业对GDP、三次产业、社会就业以及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等具有很重要作用。在我国,流通业已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先导产业或战略产业,具有价值实现与价值创造的功能,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调节供需矛盾,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不断提高。但是,我国流通产业还很薄弱,无论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是与发达国家的流通产业水平相比都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应充分认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我国流通产业的健康、快速的发展,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

推动我国流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稳步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规范市场秩序;第二,制定并完善金融、财税、价格管理等政策支持;第三,应加大流通领域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增强竞争力;第四,创新流通方式,加快发展互联网商务,造就农产品产销一体化;第五,要大力发展民营流通企业,积极支持民营资本参与流通产业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其竞争力;第六,要推进流通产业的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提升我国流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黄国雄.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J].财贸经济,2005,(4):61-66.

[2]刘国光.加快流通产业向先导产业的转化[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4,(6):23.

[3]赵娴.流通先导作用辨析[J].中国流通经济,2007,(10):11-14.

[4]王德章,宋德军.流通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7,(10):98-102.

[5]王春宇,仲深.流通业对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基于2001—2006年省会城市面板数据[J].财贸经济,2009,(1):109-113.

[6]白仲林.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11-14.

省区经济 篇8

上半年CPI同比涨2.4%, 远低于3.5%的物价调控目标

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5%左右。据统计局数据, 我国上半年GDP增长7.6%, CPI同比上涨2.4%。CPI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0.9个百分点, 除去2月份CPI由于受春节和季节的因素影响同比超过3%之外, 其他各月都基本上在3%以内, 呈现温和增长态势。

上半年20省区CPI涨幅超全国水平, 8成省区物价“3时代”

汇总了上半年31省区的CPI涨幅情况, 全国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4%,

在31省区上半年CPI

涨幅排行榜中, 青海

CPI同比涨4.9%继续

居于榜首, 广西仅涨

1.6%居榜末

其中20个省区CPI同比涨幅超全国水平。涨幅高低排序, 依次为青海、新疆、宁夏、北京、河北、内蒙古、甘肃、山西、辽宁、吉林、云南、西藏、陕西、湖北、天津、河南、四川、黑龙江、重庆、贵州。其中居于“3时代”以上的有6省区, 8成省区涨幅控制在3%以内, 物价水平整体较为平稳。

青海CPI同比涨4.9%居首, 前三甲均为西部省区

省区经济 篇9

特色产业挑起“制造强省”“以地方优势为出发点, 确定地方特色制造”成为多个地方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内容。

《〈中国制造2025〉山东省行动纲要》提出了近10年重点领域发展的量化目标, 把重点发展的产业确定为10+10共20个。其中, 10大装备制造业锁定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轨道交通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电力装备、现代农业机械、工程机械、专用设备、节能环保装备, 按照打造“国家队”的要求进行培植;10大优势特色产业为新材料、新医药、纺织服装、食品、家电、纸品、轮胎、石化、建材、有色。

不仅山东, 广西、甘肃等地在对接措施中也提出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甘肃省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甘肃行动纲要》提出, 到2020年,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取得积极进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16%。甘肃省初步谋划了2016-2018年组织实施的600多个, 总投资2600多亿元的制造业重点项目。

《中国制造2025广西实施意见》提出, 要着眼未来积极布局新兴领域, 重点发展轨道交通运输装备制造和服务业, 打造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海洋工程装备和高端船舶修造基地, 立足中南西南和东盟等区域市场积极发展工业机器人等。

而重庆要做的战略新兴产业, 包括集成电路、液晶面板、物联网、机器人、石墨烯和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及智能汽车、页岩气、MDI一体化、生物医药、环保装备等。“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 制造业升级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贯穿经济的一条重要的主线。”业内人士说。

智能制造成最优方向

“推动智能制造是解决我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根本路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 各国都在研究如何抢占新一轮发展的制高点。我们认为, 互联网和传统工业行业的融合是要抢抓的制高点, 而主攻方向则是智能制造。”工信部人士的一番话, 道出了多地对接《中国制造2025》的方向。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意见》提出, 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 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快制造业发展升级。

《中国制造2025辽宁建设制造强省纲要》明确, 要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前沿, 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趋势, 积极实施智能制造、智能服务工程, 优先发展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生物医药、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航空等重点产业, 培育和支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集成电路、储能、海洋工程装备等产业加快发展, 使之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支柱。

记者了解到, 为了推动智能制造的发展, 工信部年内将启动一批智能制造的试点示范项目和智能化的改造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剧锦文在接受上证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施智能制造的好处是明显的。它将给制造业带来“两提升、三降低”:“两提升”是指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资源综合利用率的大幅度提升;“三降低”是指研制周期的大幅度缩短, 运营成本的大幅度下降, 产品不良品率的大幅度下降。

省区经济 篇10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国家现代肉羊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旭日干院士等专家学者为该工程项目提供技术支持, 并与内蒙古赛澳繁育技术有限公司一道完成了目前中国最大的肉羊胚胎研发生产基地建设。会上, 国家现代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及内蒙古赛澳繁育技术有限公司与新疆、辽宁等省区的5家单位签订了肉羊胚胎移植项目合作协议, 至此, 签约范围达到20多个省区。

万枚胚胎移植工程项目的启动, 是产学研结合的成功典范, 将推动我国肉羊产业可持续发展。

文章来源:

我国分省区城市化效率的实证研究 篇11

关键词：城市化；集约化效率；DEA Malmqulst指数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4-0044-07

一、引言

城市化水平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水平有些脱节。这与我国城市化过程总体上还是粗放型的增长密切相关，城市化活动中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投入、低产出始终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过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城市化过程中效率问题的研究，已日益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

目前，国内与城市有关的效率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集中在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定与评价(胡斌，2005；金相郁，2006；王大鹏，2007；杨方东，2008)。第二类主要是对城市化过程单个投入要素效率的研究，集中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效率研究(钟太洋，2002；吴郁玲，2007；程楠，2008)。第三类集中在对城市化效率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的分析上(张麟，2001；聂磊，2005；陈东亚，2008)。对城市化效率的专题研究目前还不多，刘建徽等(2005)将DEA的方法引入对城市化效率的分析并做了简单的实证检验；刘晓峰(2007)对城市化效率评价指标的选择进行分析，选择出三大类指标体系，并运用DEA的方法对15个城市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简单测算；李林杰等(2008)对影响城市化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现有研究存在着以下两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对城市化效率的变动进行动态分析；二是在城市化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中，缺少对城市化过程中投入要素集约化效率的整体研究。

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利用我国各省区2002—2006年间的数据，运用DEA分析方法，通过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分析各省区2002—2006年间的城市化效率变动情况。其次，运用cCR模型，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分析城市化过程中四种主要投入要素的集约化效率。最后，提出了改进城市化效率的政策建议。

二、分析方法与指标选取

1、分析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简称DEA)作为评价具有较复杂投入产出关系组织经营效率的一种方法，恰好适合分析城市化这种具有多投入多产出特点的过程的效率。该方法最初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提出，创立规模报酬不变的CCR模型。之后Banker，Charnes和Cooper(1984)用规模报酬变动假设取代了CCR模型的固定规模报酬假设，发展成BCC模型。BCC模型能将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区分开来，可以衡量决策单位(Decision Making Units，简称DMU)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情况下，是否处于最优生产规模。同时，为了对各地区城市化效率的变动情况做出分析，本文使用Fare，Grosskopf，Lindgren和Ross(1992)定义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做动态效率分析。由于DEA和Malmquist指数相关理论已经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方法，这里不再赘述其数学原理。

2、样本选择与指标选取

在投入、产出的指标选择上，本文主要借鉴刘晓峰等(2007)的选取方法，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动，投入指标有四项：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建成区面积。产出指标主要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两个指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数、非农产值。样本为全国31个省(市、自治xK)的2002—2006年间的数据，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2007年的统计年鉴。

三、城市化效率的动态分析

通过DEAP2.1软件的运行，得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化效率的Malmquist效率指数的测算结果，如图1所示。该指数大于1，表示样本研究期间城市化效率水平提高，该指数小于1，表示城市化效率水平下降；经济效率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综合经济效率提升，反之，表示经济效率下降；技术变动指标大于1，表示样本期间技术进步；反之，表示技术进步状况恶化；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都是从投入产出的生产层面讲的生产技术效率和生产规模效率。

从总体来看，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处于一个恶性增长的阶段，各省区Malmquist指数的均值为0.82，表明整个考察期间，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是在不断下降。将其进行分解，经济效率变动均值为0.95，而技术变动均值为0.87。整体来看，技术进步的无效变动是导致我国整体城市化效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东部地区的Malmquist均值为0.87，中部地区为0.77，西部地区为0.84，表明我国三大地区的城市化效率均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三大地区城市化效率的动态变化，即增长速度，虽然东部地区好于中西部地区，但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相比，城市化效率变动速度的差距相差不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化过程的无效率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化效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西部地区的经济效率变动，相应的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都与中东部地区相差不多，这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是不一致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城市化水平增长基数大，因而以动态指标衡量的效率指数相对较低；另一方面，该指标也说明东部地区城市化经过多年的高增长，其增长潜力已经有所透支，进一步成长的动力有所不足。从各省区具体的情况来看，根据31个地区城市化效率动态变化的差异性(即Malmquist指数大小，简写为M)，我们将各地区的效率变动分为四种类型，即有效增长型(M>1)、低无效增长型(0.9

1、以上海为代表的有效增长型

上海市的Malmquist指数分别为1.03，经济效率与技术变动的值分别为1和1.03。表明上海的城市化效率在本研究期间是不断提升的，但其提升的幅度并不大，五年间平均提高了3％。该市城市化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技术的进步带来的效率提升，这与上海市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水平是紧密相关的。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先进的技术基础，可以维持技术变动的不断提升，从而使城

市化效率得到不断地提升。

2、以天津、江苏和内蒙古为代表的低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9到1之间，表明在研究期间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在不断下降，但幅度没有超过10％。由Malmquist指数的分解可以看出，导致该类型省区城市化效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是技术变动的衰退。天津、江苏和内蒙古的经济效率值分别为1、0.97和0.99，而相应的技术变动值分别为0.94、0.92和0.97。可以看出，技术的变动已越来越成为提升城市化效率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也处于该种类型，并且导致其城市化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也是技术进步的衰退，而导致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是，由于北京在整体技术和经济水平飞速发展的带动下，经过了多年高速的城市化发展过程，在较高的技术水平基础上，继续维持快速的技术进步相当困难。

3、以陕西和重庆为代表的高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8到0.9之间，表明在研究期间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平均下降了10％～20％，下降幅度较大。同低无效增长型类似，导致该类型省区城市化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为技术进步变动的衰退。以陕西和重庆为例，其经济效率分别为0.94和0.93，而技术变动值却分别为0.88和0.91。这是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和技术基础较为薄弱，其技术的提升较为缓慢。

4、以河北、辽宁、安徽和甘肃为代表的强无效增长型

处于该类型的省区为这四种类型中数量最多的，共有17个，因此该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Malmquist指数介于0.8以下，表明这些省区的城市化效率急剧地下降，下降幅度超过了20％。该类型中，各省区的经济效率和技术变动呈现出双低的状况，与前面类型相似，技术变动的无效整体超过了经济效率的无效变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我国整体城市化效率的变动状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我国各地经济水平和城市规模不断提升，而城市化水平却并没有同步增长的原因。

四、城市化投入要素集约化效率的衡量

通过前面的动态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效率最近几年是不断下降的，而导致其下降的主要因素是技术变动的无效。但是有数据表明，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水平并没有因城市化效率的降低而停止增长，由图2来看，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水平。在2002—2006年间是以1％～10％的平均速度不断地增加的，而相应的城市化效率却是以15％左右的速度不断下降的，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出了无效率的提升状态。这与有关学者关于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依靠粗放式的要素投入的论述是相一致的。而粗放式的增长、要素的非集约利用也成为导致我国城市化效率低下的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关于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讨论依旧未形成定论，但城市化的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已成为共识。本部分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借助投影分析，通过比较四种投入要素的实际投入值与目标投入值之间的差异，来初步评价各省城市化过程中，财政支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就业人数和建成区面积四种投入要素的集约利用效率。

1、各省区城市化规模收益状况评价

在进行投影分析前，首先在BCC模型基础上，利用各省2006年的数据，对各省城市2006年静态的城市化效率进行评价，从计算结果来看，2006年我国整体的城市化效率值非常低，均值仅为0.655，可见城市化效率低下问题相当严重。其中，天津、上海、广东、海南、西藏、青海和宁夏七省区达到了DEA有效状态，效率值均为1，其余各地效率值均较低。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效率值要高于中西部地区，各省的城市化规模收益状况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除了七个省区的城市化过程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状态外，我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过程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的状态，只有北京市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的状态。我们认为，这主要与北京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增长的外延式发展特征有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北京在全国城市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对大部分地区农村人口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这种城市化的背景下，北京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距是造成外来人口在北京集聚的重要因素。北京的外来人口主要来自河北、河南、安徽、四川、山东等省区的农村地区，占外来人口总量的70％以上。这些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一般在20％～30％之间，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经济发展落后，劳动力充足，收入水平低。对这些地区的劳动力来说，北京的就业状况和收入水平具有强大吸引力。同时，北京具有区位优势、政治优势等诸多优势，这些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向北京聚集，北京城市化过程中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口的急速膨胀。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著名城市自然也有其优势，经济长期以来也有大幅度增长，但却并没有导致人口过度增长。北京市人口如此快速增长，显然反映出北京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于劳动力增长的外延式发展的特征。比较北京与国内一些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发现，2000年以来北京市劳动生产率虽然也有较大幅度提高，但提高速度明显落后于上海、苏州。与上海、苏州相比，北京的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单位产值吸纳的劳动力人数)提高速度相对缓慢，尤其以第三产业为甚。产业是人口依存的载体，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人口规模。经过近年来的调整，北京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2005年第三产业比重达到67.7％。但是产业结构和布局问题仍很突出，许多产业仍然还停留在粗放式、高能耗、以廉价劳动力换取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第三产业内部也是高端与低端行业参差不齐，低层次的产业消耗了过多的资源，吸引了大量低层次的人群。

同时，北京具有首都功能，大量行政办公、公共事业和服务业都是服务于全国的。北京又是一个产业功能多样和庞杂的特大城市，1993年以前，冶金、化工、机械等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的比重一直是最高的，就业规模也是最大的；近十几年来，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合首都特点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是，大量与首都功能不相适应的低端行业依然存在，这些行业劳动力密集且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城市功能的庞杂引起就业岗位的大量增加，从而使得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北京的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外来农民工，高中以下学历的就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60％以上。庞杂的城市功能在中心城区高度集聚，使中心城区既是首都功能集中分布的地区，又是大规模的产业功能集中之地，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全市70％以上。经济社会活动的集聚必然引起人的集聚，长期以来中心城区常住人口占到市域总人口的60％以上，城市人口占到市域人口的70％以上。

同时，北京独特的地位和条件进一步吸纳各种资源进入到北京，如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各种世界性的展览会等，进一步增强了北京的凝聚力，加速了投资、产业和人口的集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目前北京的城市化发展有些过度。涌入的大量人口超出了城市就业、基础设施以及管理水平的承载能力，造成北京人才浪费现象比较严重，交通、居住条件不容乐观。同时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各种节

能措施以及技术进步程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造成城市资源紧张，资源约束问题异常突出。过度依赖人口增加而非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城市化进程，经过一段高速发展，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导致其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

2、各省区城市化过程中投入要素的集约化效率

在该部分，本文将通过借助投影分析，对除了7个DEA有效外的其他省区的集约效率进行分析。通过运行软件Deap2.1，得到各省区四种投入要素的非集约值和非集约度。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各省区城市化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要素的非集约度都较高，这与本文前面对各省区城市化效率静态的评价是吻合的，正因为各投入要素的粗放增长，才导致了在投入导向下衡量的各省区城市化效率的低下。同时，程度也是相吻合的，相当高的非集约度导致了各省区城市化效率的相当低下。

具体来看，按照各要素的非集约度(用UI代替)来分，将各省区分为低非集约型(uI<50)、高非集约型(50200)四种类型，分别考察四种要素的利用状况，各要素的非集约度评价结果见表3。

从以上各省区的类型分布来看，各省区均兼具财政支出非集约、劳动力投入非集约、固定资产投入非集约和土地投入非集约的特性，反映出各省区城市化的无效率并不是单一投入元素的粗放增长造成的，而是所有投入要素的整体粗放增长造成的，各省区每种要素的非集约程度是不同的。其中，四种投入要素中，属于强非集约型的省区最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整体的非集约度水平，集中在100％～200％之间，可见我国整体的要素非集约度水平是相当高的。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和Malmquist指数，结合2002—2006年我国31省区的统计数据，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对我国各省区的城市化效率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1)在动态的衡量中，我国大部分省区处于效率变动的无效状态，即城市化的效率是不断降低的，与经济效率的变动效率相对而言，各省区城市化效率不断降低主要是由于技术变动的无效性造成的。其中，处于强无效状态的省区居多，其城市化效率下降幅度超过了20％。

(2)在静态的衡量中，处于DEA无效状态的省区的投入要素非集约度很高，我国整体城市化过程仍旧主要依靠投入要素的粗放型增加，呈现出无效率的增长态势。各省区均兼具财政支出非集约、劳动力投入非集约、固定资产投入非集约和土地投人非集约的特性，并且属于强非集约型的省区居多，非集约度达到了100％～200％。

上述结论支持了目前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化发展，构建节约型社会”发展规划的必要性。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加快，城市面临的资源压力日益增大，因此，转变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走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化、节约型的城市化发展之路，是十分必要的。具体而言，当前应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建设节约型政府由上文分析可知，各地财政支出投入存在着大量的浪费。目前虽然各地节约型城市及节约型政府建设普遍开展起来，但大部分还只是停留在“节用”层面上。办公用品的浪费，相对于制度性弊端造成的浪费，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政府职责和功能不完善导致的政府机构重复、越位或紊乱而造成的浪费，公务中随意决策导致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显然要比一张纸、一度电大得多。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奢侈恶习和浪费现象存在，是由于我国财政预算编制太粗糙。无论是收入的预计还是支出的核定，都与实际可能和需要存在很大的差距。加之预算执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导致了大量利用资金分配权寻租的腐败行为。在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监督制约的情况下，滋生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就在所难免，浪费亦在所难免。应该考虑对我国的预算管理制度进行彻底改革，将政府预算编制的职能从财政部分离出来，建设节约型政府才会有实质性进展。

二是发展集约型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一个良好的产业结构，较高的产业发展层面本身体现的就是一个集约化发展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总的而言，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坚持走依靠技术进步的以信息化来带动的工业化道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首先，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大力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支持开发重大产业技术，制定重要技术标准，构建自主创新的技术基础，加快高技术产业从加工装配为主向自主研发制造延伸。其次，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制造业，提高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端产品比重。再次，加快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方向，加强分类指导和有效监管，进一步创新、完善服务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建立公开、平等、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大力发展金融、保险、物流、信息、咨询服务等现代服务业。

三是注重外资质量，优化外资结构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出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考虑，将国内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或生产工序迁移到国外生产，出于吸引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家成为这些转移产业的接收国，我国也成为了这些产业主要的接收国。这导致我国目前引进的外资结构不甚合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科技含量低、能源消耗大的行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城市集约化发展的进程。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在注重引进外资数量的同时，更要注重外资的质量，严格审核进入各地区的外资项目。通过引进高质量的外资项目，优化外资结构，充分发挥优质外资的正向溢出效应，不断促进资源集约效率的提高。在这过程中，政府可以充分发挥行政审批、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的作用，来引导各城市走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西南六省区市区域竞争力评价 篇12

随着区域增长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发展规划受到了广泛重视[1]。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际上关于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与包括国家(区域)竞争力定义、区域竞争力模型、区域竞争力指数及其价值性和区域竞争力战略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国内的相关研究则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逐步展开,目前在区域竞争力理论、区域竞争力评价方法和模型以及区域竞争力实证分析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2]。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型的研究成为了该领域的热点问题,同时区域竞争的加剧也使得区域发展和区域战略规划亟需相关理论的指导。当前,国际上较为著名的关于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型主要有IMD和WEF,但由于体系复杂、指标众多且权重划分不清等缺陷导致其在实践中难以广泛应用[3]。因此,拟定科学可行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模型对于分析区域发展的现状和态势,了解各区域发展的差距和原因,为区域未来的发展规划拟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我国实行西部大开发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与东部地区发展的绝对差距仍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的瓶颈制约仍然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中具有优先地位。国务院在“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并将西部划分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4]。西南地区属少数民族聚集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西藏六省区市,地域相邻并有着相似的生态环境和人文氛围,经济基础相近但区域间发展又存在不均衡,具有很强的可比性。科学地分析和评价西南六省区市的区域竞争力现状,有助于为各区域的发展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和战略决策,更好地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西部大开发的“十二五”规划战略目标,推动西部各区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 西南六省区市的区域竞争力评价步骤

为了准确评价区域竞争力,必须要建立包含多项指标的综合评价系统。在实践中,区域竞争力评价系统表现为一个多层次的灰色系统。因为区域竞争力评价需要划分为多个层次,且各层次包含多个具体的评价指标;其次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因素太多且复杂,人们在评价时往往只能选取有限的主要指标来进行分析;再者,所选取的评价指标的数据,有的可以从现有的统计资料中获得,有的指标的数据却是未知的;最后,相对于数理统计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能很好适用灰度数据的特点,并能应用于数据波动性较大的数列[5]。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采用多层次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研究,并参照陈桃红[1]的研究成果,将区域竞争力评价体系划分为经济实力、产业效益、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及区域管理等8大类别共计52项具体指标①。本研究建立的区域竞争力层次结构模型如图1所示。

2.1 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注:根据2011年西南五省区市的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2.2 各指标值的关联系数计算

为求各指标的关联系数,需要将经无量纲化处理后各项指标的最优值所构成的数列作为参考数列λ0=(λ01,λ02,Λ,λ0n),而各地区相应的无量纲化指标值λi=(λi1,λi2,Λ,λin)(i=1,2,Λ,m)作为比较数列,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p是分辨系数,ρ∈[0,1」;ξik为第i个评价单元第k个指标与第k个最佳指标的关联系数(i=1,2,Λ,m;k=1,2,Λ,n)。仍以经济实力大类指标为例,表1中的无量纲化数据计算得到的关联系数如表2所示。

注:数据来源同表1

2.3 利用德尔菲法确定各具体指标相对权重

为求得各大类指标的相对权重,本研究采用德尔菲法构造判断矩阵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判断矩阵为正反矩阵,它常被用来描述n个因子X={x1,x2,…,xn}进行对比判断以确定对整体影响的大小程度[6]。本研究中采用1～9标度法赋值,并令A与B的判断矩阵A-B为(Bij)(i=1,2,…,m),Bk与C的判断矩阵为(Cij)(i=1,2,…,n)。整理后得到的判断矩阵的赋值及重要性权重如表3所示。

注:1)λmax=8.328,CI=0.0468,RI=1.41,CR=0.0332;2)数据根据德尔菲法汇总

2.4 单层次灰色关联度计算

由于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不同,因此在计算关联度时应用关联系数乘以权重。假设某大类指标包括n个具体指标,各具体指标的重要性权重分别为W=(w1,w2,Λ,wn),且█=1,灰色关联度的计算公式是:R=(ri)1×m=(r1,r2,Λ,rm)=WET,式中E为该层各具体指标的关联系数ξik组成的矩阵。

以经济实力大项为例,仍以德尔菲法来确定各具体指标的权重,得到W1=(0.12,0.15,0.07,0.12,0.12,0.12,0.12,0.15,0.15),可计算出六省区市的灰色关联度为:R1=WET=(0.5601,0.4494,0.3533,0.8047,0.8078,0.4028)。

依据上述方法可分别计算出西南六省区市在产业效益、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科学技术及区域管理各大类的灰色关联度,计算过程略。

2.5 多层次模型的关联度合成

对一个由层组成的多层评价系统,最终关联度的计算方法如下:将第K层各指标的关联系数进行合成,分别得它们所属的上一层即K-1层各指标的关联度;然后把这一层所得到的关联度作为原始数据,继续合成得到第K-2层各指标的关联度;直到求出最高层指标的关联度为止。据此计算出我国西南六省区市的区域竞争力的灰色关联度大小如表4所示。

注:数据来源同表1

3 基于评价的西南六省区市发展思路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思想是根据所评价指标与最优指标的相似程度来判断其联系是否紧密[6]。评价指标与最优指标越接近,相应的关联度越大;反之越小。本研究将层次分析与灰色关联分析进行结合起来以应用于我国西南六省区市的区域竞争力评价,并将区域竞争力分解为8大类别和52项具体指标的多层次系统模型,再通过灰色关联度大小的计算以确定各省区市的区域竞争力大小位次。由表4可以清楚看到,西南六省区市之间的发展并不均衡:四川与重庆的区域竞争力灰色关联度都在0.7以上,表明这两个区域的综合竞争力较强,处于领先发展的位次;而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的灰色关联度都在0.5以下,说明其综合竞争力较弱,属于西南地区中较为落后的区域。《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西部地区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坚持科技进步和创新,坚持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坚持深化改革开放。”[7]因此,西南六省区市应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和优势特色,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发展保障能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建设美好家园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重经济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着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注重社会事业发展,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民生改善;优化区域布局,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着力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以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为主线,全面通过优化内生要素进而提升区域竞争力。

3.1 四川和重庆应利用自身优势,加速提升区域竞争力,在西部实现率先发展

从表4可以看出,四川的经济实力、产业效益、对外开放、科学技术都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而重庆在经济实力、对外开放、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学技术、资源环境和区域管理等方面优势突出,故这两省市发展更应具有前瞻性,努力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成为科技教育、商贸物流、金融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以及西南地区科技创新基地。具体而言,四川应利用科学技术的优势,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产业,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巩固并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的优势,加快发展装备制造、油气化工、汽车制造、饮料食品、钒钛钢铁、钼铜加工等优势工业,推动特色产业高端化发展;结合劳动力资源和产业效益优势,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推进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规模化、品牌化、网络化;依靠经济实力的有力支持,切实改善生态建设并优化主体功能区布局,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提升能源保障能力,切实改善和提高区域行政效能和管理水平;扩大国际区域合作,努力提高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战略高地。而重庆可借助人力资本和经济实力的长处,大力发展新兴的高端服务业,加快发展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发展;利用科学技术优势,加快通信设备、高性能集成电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环保装备、风电装备及系统、光源设备、新材料、仪器仪表、生物医药10大重点产业集群;改造提升包括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化工、材料在内的传统优势产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效益,努力打造西部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高地;依托基础设施、资源环境及区域管理的强项,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先优势,加快国际贸易大通道和保税(港)区建设,积极开展与东盟国家和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经贸合作,努力建成内陆地区重要的国际贸易枢纽。

3.2 云南、广西、西藏及贵州则应努力挖掘优势特色产业,通过产业化发展和扩大开放促进区域竞争力提升

云南、广西、西藏和贵州的综合竞争力较弱,更应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寻找区域竞争力中的优势项目,做强区域特色产业和积极扩大开放水平,努力提升区域竞争力。具体而言,云南在产业效益、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等大类指标上处于中上水平,故应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优化优势轻工业如卷烟、制糖、云茶云酒、珠宝玉石加工的布局;提升有色金属深加工、石油及化工产业集群等重化工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优势产业及相关行业的产业竞争力,建设区域性资源精深加工基地;利用水资源优势加快发展水电,做强能源产业;优化农业结构,做强做大特色优势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积极构建开放合作平台,发挥云南作为西南开放开发的桥头堡作用,加强面向东南亚大湄公河次区的交流合作,打造集旅游、文化、商贸及物流为一体的服务贸易中心。广西综合竞争力不强,仅在经济实力、对外开放和区域管理等大类指标处于中间水平,需要挖掘区域特色产业以促进经济发展,如加快本地区骨干产业如制糖业、汽车工业、石化产业、电力、有色金属深加工、冶金钢铁、机械、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产业、电子信息业发展,壮大和提升千亿元产业的产业效益;改善区域管理水平和提高人才素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承接东中部的产业转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转移;整合旅游资源,统筹国内旅游和国际旅游开发,打造生态特色旅游品牌和红色旅游路线及跨国旅游精品路线;利用沿边优势继续扩大出口规模,提升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质量和档次;借助“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平台,务实推进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和中越“两廊一圈”合作,努力将北部湾地区建设成为区域性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以及重要的临海石化、钢铁基地。西藏在资源环境上有显著优势,应切实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优化区域生态格局,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充分发挥水电资源优势,加强发展能源供应保障工程,建设国家水电后备基地;大力发展农林畜产品生产加工,通过科技改造推升产业水平,促进农牧民增收;有重点地发展铜、铅、锌、铬、金以及盐湖资源等优势矿产业,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加强国内跨区域在文化教育、藏医药业、民族手工业、特色旅游业等领域的战略性合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与合作,打造成面向南亚国家的贸易中心、物流中心;加快完善基础设施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和均等化水平;提升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地位和品质,增强旅游主导产业地位;通过优先发展教育,提高人才素质,进而推动服务业发展和结构优化升级。贵州多项指标均处于劣势地位,发展面临难度较大,更应通过提升区域产业素质和扩大内外开放以实现区域发展,包括继续壮大电力、烟酒、装备制造、民族医药等支柱产业,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动煤炭、化工、冶金、有色、建材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脆弱生态环境及石漠化区的保护和治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和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以促进农民增收;改善区域管理能力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切实优化投资软环境,对内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及东部发达省份城市的交流合作和承接产业转移,对外则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贸和教育、科技、文化合作;丰富区域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内涵,加快建设旅游经济,努力将旅游和文化产业培育成为重要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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