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理论视角

协同理论视角（共10篇）

协同理论视角 篇1

0 引言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类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左右,伤残几十万人,此外还有几十万的职业病患者。因此,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机制的研究,充分发挥安全监管能效,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对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国内外研究文献上看,已有许多学者对安全监管机制进行了研究。国外学者一般倾向于从宏观或中观层面上通过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把事故的发生率或劳动者因工死亡率、事故频繁程度、企业生产率等作为自变量指标,主要研究这些自变量指标变化对反映安全生产监管效果的因变量指标变化的影响。如Smith[1]采用大量数据样本,分析了1973-1974年间,OSHA对制造业的事故发生率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973年OSHA使伤害发生率减少了16%,而1974年下降效果并不显著,大约在5%左右,因为OSHA政策的效果有三个半月的时滞期。作者认为,OSHA的安全管制效果是良好的。Wi11iamP.Curinton[2]研究了在作业场所时安全监管行为对企业事故频繁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安全生产监管对企业事故频繁程度的影响很小,但是安全监管可以降低作业场所所受伤害的严重程度。Denison[3]分析了不同要素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他估计政府的管制对1972-1975年间的生产率下降的贡献率为0.35%,在其后的研究中又发现1973-1981年期间政府管制对生产率下降的贡献率降为0.15%。国内学者对安全监管机制的研究大多借助某种理论工具,通过建立理论模型来分析安全监管的效果。例如,禹金云、罗一新[4]借助博弈理论,建立了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安全生产监督博弈模型,通过对模型分析,认为要改善我国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和激励监督者的“努力”行为。沈斌[5]运用系统动力学(SD)建模方法,对约束性监管措施的效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加大约束性监管措施的力度会使企业和政府都得利。并且,如果在约束性监管措施基础上引入激励性监管措施,会降低企业的事故发生率、提高安全监管的效果。然而在国内外文献中,关于安全监管运行中各利益主体的组织行为对安全监管的影响以及安全监管机制设计等理论的研究,则有所忽视或研究不足。本论文以此为切入点,在协同理论的基础上,从制度、组织、信息、资源四个方面构建了安全协同监管机制,这是我国传统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1 协同理论下当前安全监管问题分析

1.1 协同理论概述

在汉语词典中,“协同”的解释为相互配合、协同办理、团结合作、协调一致、协助等意思。在管理学中,协同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体、部门、组织或单位为实现同一个任务目标,相互之间配合协作,完成单个个体、部门、组织或单位无法完成的任务。

协同理论[6](synergetics)是由联邦德国理论物理学家H·Hake创立的。它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1)协同学是一门研究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作用规律的科学,它用统一的观点处理系统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宏观水平上的结构和功能的协作。

(2)协同是指复杂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在运行过程中内部的合作、协调和同步,最终达到时间、空间和功能上的有序化。

1.2 协同理论下当前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

市场机制的缺陷客观上要求我们须设立政府机构,对市场主体的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以预防和矫正市场失灵问题。但是政府作为最庞大复杂的权威组织,管理领域宽泛、服务对象多元,因而所承担的公共职能往往无法依靠一个或一级政府单独实现,需要联动不同类别和层次的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来分工配合、协作。当前,我国的安全监管体系不断完善,但是依然存在着如下问题。

(1)从法律法规体系方面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安全生产法制建设有了很大进展,先后制定并颁布了《海上交通安全法》、《矿山安全法》、《劳动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建筑法》、《消防法》、《煤矿安全监察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7],但是现行法律法规的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和衔接性有待进一步完善。具体表现为:由于各法律法规起草制定的时代背景不同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法规存在交叉、矛盾和盲区,衔接性不够好等问题;由于安全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导致安全生产主体权责不明确,多头执法等问题突出,形不成整体合力。

(2)从监管机构设置和监管职能方面看,各监管部门之间的职能定位模糊不清,缺乏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不同的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能配合协作和交流沟通,常常出现重复监管,各监管部门各执一词,产生矛盾和冲突,很难形成高效统一的工作机制。例如,我国的安全监管工作是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综合监督管理,地方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分级监督管理,有关部门(如公安部负责消防、道路交通安全,交通部负责道路建设和运输安全,国家质检总局负责特种设备安全,国防科工委负责民用爆破器材安全等)专门负责某一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因此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复杂,往往需要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才能使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切实落到实处。

(3)从监管权力配置方面看,监管权力配置不合理,监管信息不对称。由于国家采用分级监管的方式,把安全生产工作的监管权力分级下分到省、市、县各安监局,最后让企业具体去实施。这种委托—代理的监管方式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对企业安全状况最清楚的基层员工相对于政策制定者中央监察机构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利益的驱动下,地方部门和企业若存在寻租行为,那么中央监察机构所获得的信息会受到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加工和修剪”,最终导致企业真实的安全状况信息不能在上下级机构或各部门之间相互连通,出现监管失灵[8]。因此,让员工和社会其他力量拥有自己话语权和主动权,配合政府部门参与到监管活动中进行协同监管,对地方部门和企业的寻租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关系,才能提高监管能效。

(4)从监管运行机制方面看,过度依赖政府的“单打独斗”,缺少社会联动。我国目前的安全监管体制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和运行的,主要是政府部门根据自身职责进行分工并通过政府权威的发挥来实现其监管职能。这种重行政干预、轻社会管理的治理方式,很难收到监管效果。当前,我国安全生产协会等中介机构不健全,行政化严重,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安全监管中的作用明显不足。其次,企业员工和工会组织难以参与到安全生产的政策制定当中,自己的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另外,受利益影响,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也有限。因此,如何实现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协同监管,是我国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新方向。

2 安全协同监管机制的提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确定了政府与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多元主体地位。这为安全生产监管机制的创新指明了方向,是解决我国当前安全生产监管问题的新出路[9]。

基于上述理念,本文提出了安全协同监管机制,即在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领导下,按照配合协作方式促进部门之间的横向连接、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整合,同时注重与安全生产协会、中介机构、生产企业、工会组织和舆论媒体等非政府组织的有机融合,做到协调联动、整合互补、同步高效,最终实现从政府的单一安全生产管制到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安全协同监管模式转变。

安全协同监管的中心目标是为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达到 “1+1>2”的协同效应,其本质要求是实现安全监管整个系统内部各要素的优势互补和功能倍增,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对各种安全管理要素进行整合,使协同管理的各利益主体相互配合、协调和同步,从而产生主宰系统发展的序参量,进而支配系统向有序方向发展,最终达到整体优化和发展,产生协同效应[10]。

3 安全协同监管机制的构建

3.1 安全监管的协同机理

在安全生产活动中,安全监管涉及到的组织系统(部门、企业等),首先对自己所处的安全生产状况和制定的安全工作目标进行比较,找出现实水平与理想水平(协同目标)之间的差距,认清进行管理协同的动因,这是协同的初始形成阶段。然后进行分析识别,挖掘系统的协同要素(法律制度、信息、组织、

资源),并对其进行评价以预测协同效应及要素存在的价值,再通过综合、互动和要素结构重组等方式,将不同的协同要素融合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在整合关系中产生决定系统“命运”的序参量,使系统朝着既定的目标发展,这是协同的过程。最后得到的协同结果,若是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则进行协同效果反馈,吸取经验教训;反之则实现了协同效应。

整个安全协同监管体系中,法规制度、信息、组织、资源这四个协同要素的运行状态,最终决定着是否能实现协同效应。下面就从这四个要素出发来构建安全协同监管机制。

3.2 完善协同监管法规制度

从管理学角度来看,合理的制度设计是系统有效运行的基础。法律制度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各种系统要素相互作用以及形成自组织所遵循的重要规则。对于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整个系统,法律制度是其外部的控制参量,它规定着安全监管系统各子系统的行为方式和关联方式,约束着安全监管系统各子系统无规则的独立运动,使安全监管系统各子系统协同运行,最终形成有序结构,即实现安全生产。在一定程度上说,协同形成法律,法律形成秩序和结构。因此,构建安全协同监管机制首要是完善协同相应的法规制度,以保障协同机制的实施。

从图2看出,要实行安全监管的协同效应,首先必须完善安全监管体系的基本法律,通过法律的约束性以保障多元主体协作、配合的合法性。其次,要健全各部门、组织协同管理的工作制度,比如协同监管委员会会议制、部门协调联席会议制度等,以保障协同监管的有效进行。总之,协同监管法规制度的设计改善是为了保证监管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法定化、高效化。

3.3 优化协同监管组织体系

完整的组织体系是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效运行的载体需要,它涉及到监管系统内部分工协作的程度、配合关系、各自职责以及任务安排等方面。因此,要实现安全协同监管,必须对不同层次的安全监管组织进行优化,把他们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实现优势互补。

图3为安全监管的动态协同网络组织模型[11]。该组织模型基于配合、协作理念,通过合理设置权限,把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协同联动、动态交互、同步高效。主要特点如下:

(1)安全协同监管组织模型共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示中央政府层面上的监管机构(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处于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其统筹监管的政策核心作用,以权威规制各部门因利益关系和专业偏好而导致政策的碎片化,同时又要发挥其综合协调作用,指导和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安全生产工作。第二层次表示地方层面上的监管部门,起到衔接地位,即正确执行国家制定的政策并切实落实下去。第三层次表示把整个组织体系设置细化到点对点,建立社会性监管网络,让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工会组织以及大众媒体等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配合政府进行协同监管。

(2)安全协同监管组织模型实现了同层次组织机构之间和不同层次组织机构之间的协同交互。图中实线表示不同层次组织机构上下级固定关系,虚线表示同层次组织机构动态交互关系,同层次组织机构中间都有一个中心组织机构(该层次的上级机构),起到协调和纽带作用。这样既可以实现同层组织机构之间的横向协调沟通,又可以达到不同层组织机构间的纵向对接,大大优化了监管组织体系,提高了监管效率,实现监管网络无缝隙。

3.4 创建安全协同监管信息平台

在对协同论的研究过程中,哈肯教授发现了一种新的信息,称为“协同信息”,认为“协同信息”的改变决定着组织系统信息的改变,并反映系统的集体性质。因此,有效的信息沟通是协同效应成功实现的基础,它渗透到整个协同行为中,把各子系统的协同活动联接在了一起。而目前我国整个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系统没能充分做到信息的有效沟通,既存在着纵向上下层之间安全信息的不对称,又存在着横向各组织部门之间缺乏信息交流,造成监管成本巨大,监管效率低下等问题。所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一个互联互通、动态管理、动态监控的安全生产信息管理平台显得尤为重要,如图4所示。

该信息平台是采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先进的通讯系统和信息化管理系统,如全球定位技术(GPS)、地理信息技术(GIS)、无线网络通讯技术等,把政府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有效的衔接起来,在信息交互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职能和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形成一个强大的联动系统。这样,通过这个系统对各种分离的信息与资源进行很好的系统分析和系统集成,为系统决策提供依据,为各利益主体提供信息交流平台,为多方的协调提供便利,为快速反应提供支持,使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实现多元化、立体化、网络化发展,最终产生协同效应[12]。

3.5 加强协同监管资源的投入和配置

安全生产管理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包括资金、人力、技术等要素。协同监管机制的形成和维持以及协同效应的实现,先决条件就是从外部获得充足的资源保障。此外,安全资源的投入是有限的,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鉴于此,本文从协同管理的角度看,应该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

(1)国家安全投入的资源规模逐渐增大,但是要注意安全投入在制度、结构上等的合理性,以达到相应的安全效益。同时对各行业、部门的安全资源(骨干人才、先进技术、设备等)进行整合,让业内共享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2)着力培育协同监管的社会组织。创造条件和机会让企业、中介机构、工会组织、大众媒体等非政府组织能够切实参与到安全生产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不断减轻政府在监管中的任务。

(3)安全监管的投入不仅表现在技术、资金、设备等“硬条件”方面,同时需要在信息交互、非正式制度、社会道德等“软条件”上的投入,让安全观念扎根于人的脑海中,营造“人人关心安全,人人维护安全”的氛围。

(4)大力发展职业化、专业化的监管人才。这些专业监管人员不仅包括政府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人员,还可以是来自企业、高校、中介机构乃至基层群众的技术专家。

4 结论

从协同视角上分析,我国现有的监管模式在法律法规体系、机构设置、职能分配以及运行机制方面上存在着各监管主体之间缺乏沟通与协作、多元社会主体参与不足等突出问题,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成本居高不下,所以必须对现行的安全监管体制进行完善,探索出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协同监管思路。文章以协同理论为基础,从法规制度的健全、组织优化、信息交互、资源投入配置四个协同要素方面,具体构建了政府、企业、中介机构、工会或协会组织、大众媒体等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合作的监管机制,对提高我国的安全监管水平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部门的职能正在逐渐调整,将会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因此,安全协同监管的模式无疑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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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理论视角 篇2

摘要：供应链的协同合作问题，是供应链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文章从关系理论角度分析“关系租”是构建供应链协同合作关系及实现供应链整体竞争优势的来源，指出供应链要拥有关系专属资产，具有互补性的稀缺资源或能力，以及共同学习、知识交换和建立更有效的治理机制等。

关键词：供应链；协同合作；关系理论

当今，全球市场竞争已不再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整体实力的对抗。传统供应链企业的关系管理，强调供应商、生产商、零售商、消费者之间的个别序列(Sequential)关系，但如今竞争激烈的市场、快速变动的外部环境，使企业已经不能再把自己当作独立的个体。而应重视供应链中的协同合作(Collaborative)关系。供应链是典型的、需要协同合作的系统，因为供应链中各节点企业都各自对各个目标有不同评价标准，形成各种矛盾与冲突，组建供应链后，它们需要共同协作，使供应链获得的利益大于各节点企业单独获得的利益之和。建立良好的协同合作关系直接影响整个供应链绩效的发挥，对供应链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关系理论为研究供应链协同合作提供了独特且强有力的视角。

一、关系理论及“关系租”

目前，一些学者从企业或组织间的角度来寻求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学者戴尔和辛格(Dyer＆Singh，1998)提出了关系理论(Relational View)，认为竞争优势可源自于组织间相互合作的异质性(Idiosyn，cratic)，也就是说联盟或网络关系比其它组织甚至其它的网络更容易建立比较密切的纽带(Ties)，从而嵌入(Embedded)到彼此组织内，产生较大的竞争优势。所以Dyer＆Singh强调联盟或网络关系所产生的“关系租”是组织间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是由交易关系的双方或网络成员共同投入组织间特定关系资产共同产生的综合效益(Syner灯)。Jeffery H，Dyer和Harbir Singh开创性地对“关系租”做出了如下定义：如同超常报酬，从厂商彼此的交换关系中产生，单一厂商无法完成，必须通过特定联盟伙伴的共同努力才能创造。联盟伙伴通过整合、交换或投资于特定资产、知识与资源(能力)，且(或)利用有效的治理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或有效地整合资产、知识或能力以获得租金。他们俩又进一步指出。通过旨在组织之间建立关系的特定投资。可以以独特的方式对资源进行整合。因此，厂商之间的特殊关系是“关系租”与竞争优势的来源。厂商的重要资源可拓展厂商的边界，这些资源可能镶嵌于厂商间的资源与惯例之中。

由于供应链已使企业的经营范围包含了一切能增强竞争力的相互关联的产业，促使企业从竞争、对立走向合作，并降低了企业相互参与的壁垒(Potter，1998)；另一方面，企业的重要资源有可能超越单个企业的境界。从而转向整个供应链网络。诸如，美国生产商价值55％的资源是由企业外的供应商所提供，在日本甚至高达69％。这些都表明当今企业的重要资源和竞争优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价值链决定。换言之，一个供应链网络中的成员如果都能进行关系性特定资产的投资，并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将各种资源结合起来，就能产生一种大于单个企业收益之合的超额利益，即关系性租金。正是这种关系性租金成为了供应链生产率提高和竞争力实现的源泉。

二、供应链协同合作关系的构建：基于关系理论的视角

“关系租”来源于关系专属资产，具有互补性的稀缺资源或能力，以及共同学习、知识交换或更有效的治理机制等。供应链协同合作关系的构建可以从“关系租”的来源进行分析。

1，拥有关系专属资产(Ralation_Specifie Assets)。Amit与Schoemake等人(1993)通过引入关系专属资产(Relation—specffic Assets)这一概念，强调关系专属资产是“产生关系租的必要条件”。关系专属资产的投资从多方面影响供应链之间的相互关系。

Madhok从理论上指出关系专属资产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近年来基于价值出创造的观点成为合作关系研究的重要工具，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关系专属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其中Dyer指出合作中各方在人力资源、地点以及设备三方面的关系专用性投资能够产生相应的“关系租”从而创造价值。Madhok则讨论了关系专属资产对诱导和实现合作具有的潜在协同效应的作用。

在不同治理模式下，各方关系专属资产投资的程度与方式也会不同。根据定义，厂商必须执行某些特定活动来发展竞争优势，将关系专属资产的效用发挥出来。如果厂商选择联盟而结成伙伴方式则可以创造资产并从中寻找到优势。因为厂商特定的投资可以让双方有合作的期望，可以增进与销售商、供应商对关系的承诺(Anderson，2000)。因此在此过程中，若厂商为其他供应商进行了特定关系资产的投资，交易双方则在关系资产可用年限内必会维持双边(BilateraI)合作的关系；但若在这个期间内关系契约遭到破坏，则资产提供者首先面临着投资无法回收的困境，当然另一方也会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合作对象而遭受损失。可见。关系资产越具有专用性，交易双方越愿意维持彼此合作关系，这种专用资产的投资越会拥有较大的合作利润、较大的产品差异化：同时，支付较低的总价值链成本、遭受较少的质量缺陷和发展较快的产品发展周期。HP、丰田等企业发展中，对供应商所进行的投资和所维持的长久伙伴关系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事实。同时，企业间交易数量(Volume 0f Exchange)也对关系租金的形成产生影响。据此，可以认为，企业间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保护机制的时间越长。以及企业间交易的数量越大，则供应链通过特别关系专属资产创建关系租金的能力就越强。

2，持有互补的资源禀赋(Resource Endowment)。一个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往往受到企业战略资源的薄弱环节的制约。根据经济学的“木桶理论”，一个木桶所能盛水的数量取决于组成的木桶的最短的木板，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同理，要提高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尽力发展所缺的战略资源。克服战略资源的薄弱环节。供应链中的企业依靠外部企业的力量来克服战略资源的薄弱环节。即企业不是用自己最有优势的战略资源来弥补最薄弱的战略资源部分，而是用自己的最有优势的战略资源和成员企业的战略资源重新整合，实现企业间的资源互补，从而获得更大的持续竞争优势。成员企业间的资源互补，提高了每个企业对自身资源的利用效率，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泰吉(T.T.Tveiee)和奥兰德(G.E.O-sland)等人还提出了用“战略缺口”假设来解释这种现象。他们认为。企业在分析竞争环境和评估自身的竞争力及资源时，往往会发现，在竞争环境中它们所要取得的战略绩

效目标与它们依靠自我资源和能力所能达到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一个战略缺口，而战略缺口的存在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内部扩张型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企业走联盟的道路。企业的战略缺口越大，参加联盟的动力越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供应链成员企业间资源互补不仅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在单位利益不受损害的情况下，尽量增加了各方的利益，还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使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和有效。供应链成员企业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将可以形成一种综合的效能，比它们在结合之前更有价值、更显稀缺、更加难以被效仿。因而，成员企业将形成比它们各自经营时更加强大的竞争优势。在此基础上。便创造出关系租金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供应链成员企业间互补的资源禀赋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融合渠道和结合机制。当成员企业拥有的经验越多、对对方企业信息的处理和辨别能力越强，以及双方在组织系统、规程和文化等方面的兼容性越高，供应链成员企业创建关系租金的能力就越强。

3，企业间知识分享(Knowledge-sharing)。一般而言，知识的交换和转移包括显性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具有明显的界限，所有者通过产权的形式对其实施权利。没有所有人的许可，任何人都不能合法地使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利用专利、合同、契约为“隔离”的手段，使非所有者无法轻易模仿和占有这些资源。隐性知识由于边界的模糊性，大都缺乏明确的范围和边界。同时缺乏明确的方式表述，缺乏法律的保护，隐性知识需要在团队或是实践操作中学习。

为了知识资源能有效地转移和分享，供应链一方面要建立信任交流的机制，从而保证不同企业隐性知识资源在供应链中有效地分享，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另一方面。供应链中的每个企业为了防止自身的隐性知识资源流失，同时要抑制企业间获取其他参与方知识资源进行模仿和替代的机会主义动机。lnkoen和Beanrish研究认为，联盟中的合作方常常利用联盟作为占有对方知识资源的伪装。一个参与者的行为由这样一个原则决定：在不损失自身资源的前提下，获得其他企业的资源。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享都是积极的、Hamel认为，联盟提供了一个学习竞赛的场所，抢先学习到所需要的资源的参与者可以在其他参与者还没有学到的时候解散联盟。他还认为，联盟的参与者希望通过联盟的伪装，学习对手的知识资源，从而成为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为了防止这种能力的流失，Larsson，Ben-gtsson，Henriksson和sparks认为参与者必须形成计划。并有效地管理，从而达到集体学习的目的。因此，联盟的结构要易于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也有利于联盟间建立信任交流。

根据知识资源特点，供应链在成立的初期，各方就需要考虑一定的关系背景、自身潜在的风险和财务收益。由于大量知识资源是以非文字表述的、模糊的、深埋于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只有在互相信任的前提下，紧密的协作才能被分享，形成知识分享中的规模效应。从而为供应链创造知识“租”。关系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应该与其联盟伙伴系统地分享知识和技能(尽管这将会扩散给竞争对手某些知识)。从而从其联盟伙伴内部交换到有价值的知识。当然，这种战略只能在下述条件下才是可行的：即企业从其联盟伙伴处整合知识流的预期价值应该超过由于知识扩散给企业竞争者所造成的竞争优势丧失的预期损失。另外，供应链成员企业可以通过设计企业规制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便于企业间相互的知识分享。当企业投资于成员企业间知识分享规制的力度越大，其创建关系租金的能力就越强。此外，知识分享规制还应该能够激励企业保持信息透明和合作互惠，同时抑制各种搭便车行为(FreeRiding)，这样的规制安排越完善，创建关系租金的潜能就越大。

4，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Governance)由于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交易费用和合作意愿，从而侵蚀双方合作的基础，必须予以控制。治理机制是控制机会主义行为的手段。在创建关系租金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它能影响交易成本和联盟企业从事价值增进活动的意愿，这里治理机制是指，为保证供应链各方的利益，防止单独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联盟的失败，而采取的一些激励、约束与控制机制。从时间顺序来看，包括事前治理机制与事后的治理行为，前者主要包括组建供应链前伙伴的选择、供应链缔结所选择的治理模式以及合作协议的设计与拟定；而后者则主要包括在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协调沟通、冲突解决与目标控制等机制。供应链的治理不仅表现出一种静态的结构因素，如供应链的治理模式以及供应链签订的合作协议，更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行为因素，如供应链运作过程中的不断的协调、沟通与控制。

供应链治理结构的核心是抑制各方面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市场交易存在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常常会带进供应链里，供应链的特定目标任务，也容易使成员企业各方产生损人利己的动机，如免费搭车、盗用问题。从博弈理论来看，参与供应链的企业如果都追求自身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结果会使供应链陷入“囚犯困境”。这样供应链的绩效只能是次优的，而且导致其结构的不稳定。

协同理论视角 篇3

关键词：协同,教师队伍,运行机制

在协同理论视角下, 充分释放校企间“人才、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活力而实现深度合作, 形成“相依相持、伴生共长”的紧密型校企合作办学新机制, 打造“内园外站”, 贯彻“人才强校”战略, 实施专业带头人培养、骨干教师培养和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三大工程”, 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加强师资队伍的培养, 打造“骨干引领, 校企互聘”的教学团队, 提升软实力。

一、跨界互动和合作发展, 形成紧密型校企合作办学新机制

(一) 科研主导和岗位互聘, 建设师资培养基地

以实训基地、技术应用中心为平台, 教师主动入江南装备制造技术产教园参与实训中心 (基地) 建设, 开发专业课程、实训项目, 开展纵向课题、横向项目研究, 培养了专业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及科研水平, 提高了教学团队的双师素质。在“校中厂”, 实行“双领导、双员工”制。系主任兼任“校中厂”副总经理, 参与企业管理, 指导“校中厂”教学管理;总经理兼任专业系副主任, 参与专业系部教学管理, 指导系部科研工作。专业教师兼任厂技术员, 参与企业的技术开发;厂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兼任专业教师, 参与专业建设, 指导学生顶岗实习和毕业设计, 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工作, 构建了混编教学团队。

(二) 人员互聘和换岗锻炼, 共建师资队伍基地

充分利用8个校企合作区域“工作站”, 根据双师素质教师规划, 制定管理制度, 安排新进教师进基地顶岗实践, 安排专业骨干教师进基地挂职锻炼, 开展技术服务, 全面提升了专业教师工程实践能力。依托“工作站”内兼职教师储备基地, 聘请行业、企业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建成了规模达上千人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库。

(三) 内培外引和校企协同, 形成人员互聘机制

在师资队伍建设专门委员会指导下, 制 (修) 订建设与管理制度。在区域内星级校企合作基地中建立双师素质培养基地和兼职教师储备基地, 校企联合培养双师素质教师、聘任兼职教师。依托“内园外站”校企合作平台, 定期选派专业教师进“园”、下“站”锻炼, 专业教师在企业挂职, 担任企业技术顾问 (助理) , 接受企业人事部门的管理。专业教师在企业主动熟悉并掌握企业一线生产设备、最新工艺和先进制造技术, 提高专业能力和实践环节教学能力, 指导学生完成顶岗实习、毕业设计等任务。同时, 借助校企合作平台资源和人才优势, 协同企业共同开发教学项目, 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等“四技服务”。

充分发挥合作企业的优势, 规范兼职教师聘用及管理流程, 聘请行业企业专业人才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对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并发放相应工作津贴, 企业也把其教学工作纳入到员工年度考核指标中。

二、实施“三大工程”, 打造“骨干引领、校企互聘”教师团队

贯彻“人才强校”战略, 实施专业带头人培养、骨干教师培养和兼职教师队伍建设“三大工程”。

(一) 内外兼修和学做结合, 培养校企“双骄”专业带头人

制订《专业带头人选拔与管理办法》, 培养校内外专兼结合的专业带头人。优先安排校内专业带头人参与境外研修、国内访问学者、领军人才培养等项目, 促进拓宽国际视野、更新教学理念、提升专业教学水平;组织培养对象参与高级访问工程师、假日工程师、百名教授进百企等活动, 提高学术水平及工程实践能力;安排主持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训中心 (基地) 建设等项目, 在实践中提高其资源整合能力及专业水平。聘任专业造诣精深、且有较大影响力的行业企业专家担任重点建设专业的兼职专业带头人;兼职专业带头人通过与校内专业带头人共同主持专业建设, 提升教学业务能力。加强专、兼职专业带头人的互帮互带, 形成了校企“双骄”专业带头人新模式。

(二) 达标提能和素质保先, 提高骨干教师双师素质

依托“内园外站”, 建立双师素质教师培养基地。对于新教师, 抓达标, 通过校本培训、新教师帮带、岗前培训、中期检查、验收考核五个环节, 采用“进厂实践+教学帮带”模式, 促进新教师全面达标;对于合格教师, 抓提能, 通过分批安排参加双师素质教师培训、进双师基地培训、参加各类技能培训、参与实训中心 (基地) 建设、参与横向课题研究等途径, 采用“技能考证+课题研究”模式, 提升合格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对于骨干教师, 抓保先, 通过开展顶岗实践、技术服务及技能竞赛等活动, 采用“顶岗实践+技术服务”模式, 培养骨干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 实现骨干教师的保先。

(三) 基地库和培训考核, 形成动态聘任和稳定的兼职队伍

依托“内园外站”, 建立兼职教师储备基地。深入挖掘兼职教师资源, 对符合需要、热心于职业教育的行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和能工巧匠, 统一进行建库管理。根据课程设置需求, 结合兼职教师专业特长与教学业务能力, 择优聘用兼职教师。通过安排兼职教师承担90%以上的顶岗实习指导工作、50%左右的毕业设计指导工作、30%左右的实训指导工作以及30%左右的专业课程教学工作, 保证兼职教师承担专业课学时比例。开展兼职教师评聘工作, 兼职教师可获得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针对不同类别的兼职教师, 结合工作职责制订具体考核细则, 实行分类考核, 评选优秀兼职教师。

作为全省机械行业人力资源工作先进集体, 现有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4个, 全国、省技术能手4人, 省“333工程”、“六大人才高峰”和“青蓝工程”培养对象18人。近三年教师参加培训820人次, 年聘请外籍教师7人, 30人次在全国各类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奖。

三、结束语

以“内园外站”校企合作平台为载体, 突破体制机制, 校企协同打造教师团队。通过促提升, 培育骨干教师科研能力;强内涵, 培养青年教师教研能力;转方法, 修习兼职教师教学能力。创设师资发展环境, 加强内外研修, 培育国际视野行业知名专业领军人物。只有创新模式, 国际接轨, 才能最终培养国际化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以“职教梦”助推“中国梦”!

参考文献

[1]陈立旦, 陈开考.职业教育教师团队建设研究[J].成人教育, 2012.

[2]周春红, 关晓辉, 宋克.协同创新反哺高校教学的机理分析[J].教育探索, 2012.

协同学视角下的科学松鼠会 篇4

关键词：协同学；科学传播；科学松鼠会

“协同学”是由哈肯提出的一种协同合作的科学，协同学要求系统满足应满足以下的条件，即与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非平衡条件下的开放系统；客体行为相互作用结合在一起的自生成；是有序性、自组织、系统进化的结果。[1]而科学松鼠会正是一个开放系统中各要素协同合作自生成的民间科普组织，所以本文将用协同学来解读科学松鼠会。

科学松鼠会的成功从协同学的视角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科学松鼠会是开放的非线性系统，与媒体人、公众、政府、科学家系统联系紧密。二是科学松鼠会自身系统内部各成员专业素养过硬、互相促进。三是有着推动自身组织发展的序参数，中心领袖人物和科学传播信念，这些都使得科学松鼠会产生有序的结构和反应；推动了科学松鼠会走向成功。

1 科学松鼠会：开放的非线性系统

开放系统是指与外界环境发生能量与物质交换的系统，该系统的熵在系统与外界发生反应时减少。[2]从科学松鼠会发展至今可以看出科学松鼠会是一个有序的开放系统，尤其与媒体、公众以及社会大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信息交换。

2008年汶川大地震，科学松鼠会及时回应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有关动物预报地震的谣言，开始就树立自己的正面积极的形象，获得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在媒体方面，成员以集体专栏的方式为《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读者》等媒体供稿，并以个人名义几十家一线媒体写作，[3]为媒体系统提供科学知识，同时从媒体中反馈自己需求的信息。

科学松鼠除了重视与媒体政府这些其他传播主体系统的交流之外，更重视与公众系统之间的交流。科学松鼠会充分意识到当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传播的重要性，同时也意识到科学传播的转型，科学传播已经不是单纯地把知识输送给公众，而是与公众之间的非线性互动，线性关系是互不相干的独立贡献，而非线性则是相互作用，而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体现在当代科学传播中传播者（科学松鼠会）和传播受众（公众）之间同时都是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科学松鼠会给公众传达最新的科学资讯，而同时也从公众那里接收如地方性文化等知识补充自身。另外，从公众处反馈的信息能让科学松鼠会了解了解受众的需求，在传播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借助于新媒体与受众互动，为受众创造平等的交流环境，在我国这种以自上而下单向灌输为主流的科技传播中无疑更受欢迎。[4]

最后，科学松鼠会除了注重与同级系统之间的信息互换，也不忘从社会大系统中吸收能量。科学松鼠会开放性体现在他随时注重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传播媒介主要使用的是新媒体，能更快速、全面、及时地传达科学知识；传播内容也是及时反馈了社会上公众亟须了解的科学知识，贴近日常生活，关注热点事件。

2 要素及其协同合作

开放的非线性系统是科学松鼠会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要成为今天大众所认可的民间科普组织，科学松鼠会还要是一个系统内各要素有序相互作用结合协作，自生成的自组织系统。自组织指在开放条件下由系统内部自身组织，并通过各种形式的信息反馈来控制和强化。[5]自组织理论是协同学的核心理论，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正是推动系统自组织的根本动力。

科学松鼠会的传播主体都是一群学科知识扎实的知识分子，入会需要经过严格的考核，如安婆婆是美国麻省总医院博士后，姬十三是复旦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各人之间有专业分工，撰写自己擅长科目的科普知识，每一篇以科学松鼠会名义发表的文章都会经过专业和文字审核，经过编辑初审、“同行评议”，流程堪比专业期刊发表，并且随时接受读者的挑错，及时修改自己的文章。其次，科学松鼠会有精神领袖姬十三，科学松鼠会的创始人，他“像一群科学松鼠打开科学坚硬的外壳”给了有着共同价值理念的科学人方向，姬十三就像协同学的序参数，在科学松鼠会处于无序远离平衡态的时候，吸引志同道合的青年知识分子、其他子系统，协同运作发展科学松鼠会。

科学松鼠会的传播内容围绕当下、紧靠日常、贴近公众，主要分为译文和原创两块，译文是科学松鼠会成员从《New Scientist》《nature》等国际杂志选择翻译发布的最新的文献资料。原创文章涉及各个领域，食品、医疗、物理、航天等等，态度中立，以客观幽默的方式传达给公众科学知识。传播方式主要是网媒为主、纸媒为辅。传播受众主要是希望理解科学的青年群体、知识分子。传播效果较为显著，虽然受众依旧比较单一，但是其在多次大型事件中发挥了传播事实的作用，已经被其他传播系统广泛认可，成为民间科普的代表组织。

科学松鼠会系统内部的各要素互相作用，如传播主体科学松鼠会成员通过在各种杂志上撰写文章拓宽传播的渠道，传播受众和传播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传播科学知识，其他要素共同作用于传播效果这个要素，而该要素又反作用于其他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各要素协同合作推动了科学松鼠会的发展。

3 科学传播的思考

科学松鼠会的成功同样适用于它的大系统科学传播，只是此时的系统内部子系统换成了科学传播下的各个要素，如科学家、媒体、公众等。因此，科学传播可借鉴于科学松鼠会的经验，即与同级系统以及更大的社会系统之间形成开放的能量信息交换。同时注重于自身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协同合作，注重系统中序参数的作用，以序参数推动各要素发展。从而促进本系统的自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

现阶段，科学传播中的序参数是媒体要素，从媒体入手可以解决科学传播目前的一些困境。媒体一方面是传播主体，给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传播渠道，连接着传播主体与受众，通过大众传媒媒介引导受众理解科学。在科学传播中，媒體的作用不言而喻。可以这么说，流行的舆论起着序参数的作用，它决定着系统的自组织，支配着个人的意见，强制形成一种大体上一致的舆论，借此维持自身的存在。[5]尤其在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面大，使得媒体直接影响着科学传播的结果。

从媒体入手，首先要从媒体系统内部改进，媒体人要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素养，与其他科学团体增进沟通。二要培养自己的职业责任意识，在我国媒体经常成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喉舌，传播未经过确认或者说是伪科学知识迷惑公众，阻碍科学真相的传播。其次，如政府这样的职能监督系统可以指定一些规则规范媒体行为，但是需要注意系统内部的自组织才是系统发展的原因，外力只能引导系统，所以媒体系统也要保证自身的独立性自由。

参考文献：

[1] 孙玲.协同学的理论方法及应用[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9.

[2] 王炜，严火其.从耗散结构理论看中西医结合教学的走向[J].时珍国医国，2005.

[3] 吴娟.科学传播的新探索科学松鼠会[J].新闻传播，2010（4）.

[4] 范雪妮.科学松鼠会网站科技传播研究[J].科技传播，2014.

协同理论视角 篇5

(一)多元化主体

高校创业协同机制首先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多主体的共同参与,这里的主体不仅是高校,还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以及企业。从目的来说,就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整合利用,形成合力,达到“1+1﹥2”的效果,实现多元主体的共赢。

(二)常态化互动

创业协同机制的建立需要依靠高校间在创业工作上的频繁互动,并将某些好的做法形成制度化的安排加以确定,并获得各主体的认可,以形成稳定的互动机制,这也是协同机制的生命力所在。

(三)倍增效应

创业协同机制,不是各主体间资源、活动等的简单相加,而是要让各主体间的大学生创业工作进行协同配合,将资源加以整合优化配置,为大学生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培育大学生创业的精神和意识,提升他们的知识储备和创业能力[1]。

(四)利益相关者评价

一是接受服务的大学生创业者。创业协同机制建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服务于大学生的创业活动,大学生是最终的评价主体,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二是创业协同机制的服务提供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高校,在机制运行的过程中,各主体是否受益,这也决定机制运营能否持续[2]。

二、高教园区建立创业协同机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必要性

1. 政府施政的需求。

随着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政府也开始将高教资源集中的高教园区作为探索创新创业的试验区。作为政府这一要求的具体执行者,高教园区管委会或办公室则在高校创业协同机制的建立上承担倡导者、推动者、协调者的角色。

2. 高校间资源整合的需求。

在高教园区,各高校是相对独立的主体,都有完善的、自我运行的一整套体系,并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各高校之间的类型不一样、办学导向不一样、专业设置不一样、办学实力不平衡等因素。因此,各高校之间客观上也存在互相交流、借鉴的需要。在推动大学生创业工作上,各高校由于做法、机制、推动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也有实现资源整合的需求。

3. 大学生创业者自身的需求。

创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技术、资金、管理、市场等多方面的人才。大学生创业在选择创业伙伴时,通常会选择自己的同学、校友和朋友。信任关系、创业必需的人才、便利性是他们选择伙伴的重要原因。高校创业协同机制的建立,为大学生创业者在选择创业伙伴时扩大“朋友圈”,提供更多的可选择对象。

(二)可行性

1. 地域的相近性。

同处于高教园区的各高校,地理位置比较集中,加之现代出行工具的普遍使用,相互间的交流更加便捷。这就为创业协同机制的建立提供最基础物理条件。

2. 政府动员的低成本。

由政府推动建立的高校创业协同机制,直接受益者是高教园区内各高校,而且政府为了推动这一举措,也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各高校也增加一个与政府部门沟通交流的渠道。因此,高教园区管委会或办公室在建立高校创业协同机制时,动员成本都大大降低。

3. 高校主体间的认同。

高教园区内的各高校,由于地域相近的缘故,一直就有很多的交流与合作,各高校领导层面彼此之间本身也较为熟悉和认同。由于同处一市(区),各高校开展大学生创业所享有的政策、所处的环境等具有同质性,所面临的问题也有较多的共同之处。因此,在高教园区内建立创业协同机制能获得园区内高校的认同感,并激发其积极性。

三、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的实践及启示

2015年,苏州市为贯彻落实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精神,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实施“创客天堂”行动,支持和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在苏州国际教育园成立首家专注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市级平台“太湖众创·苏州市大学生众创空间”(以下简称“太湖众创”)。同时,为了更好地推动国际教育园内高校在大学生创新创业上形成合力,成立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以下简称“众创联盟”),并于2015年9月17日与太湖众创同时挂牌成立。

(一)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的实践

1. 政府倡导,高校参与。

众创联盟和太湖众创都是在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在二者的成立上,政府的支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成立开始,众创联盟就得到园内各高校的响应和参与。政府是在众创联盟的建设上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引导众创联盟的发展方向。高校是建设主体,负责建立和完善众创联盟的工作机制和活动开展[3]。

2. 依托太湖众创实践平台。

众创联盟区别于其他的创业联盟或创业协会最大的不同点是它依托太湖众创这个市级大学生创业实践平台,并辅之以园内各高校的大学生孵化基地,形成辐辏并进的大学生创业实践格局。太湖众创以国际教育园苏州市职业大学2.1万平方米的学园大厦为基地,从创立之初就确立“立足国际教育园、面向全市、辐射全省、影响全国”的定位,由专业团队负责日常运营,为大学生创业者提供财税、法务等一站式服务、专业导师队伍、创业公寓、信息发布平台、公共社交平台等全方位创业服务。以太湖众创为依托的众创联盟不仅是一个会议联盟,还是一个聚焦大学生创业实践的交流平台,而且是一个交流经验、解决问题的平台。

3. 建立制度化机制。

众创联盟从一开始就以制度化建设为先导。在苏州国际教育园管委会办公室的牵头下,集中各参与高校的意见,制定《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章程》,以此作为众创联盟的行动指南。众创联盟每一届推选出一个主任单位和两个副主任单位,并赋予相应的职责,且不重复担任。

4. 常态化活动安排。

活动是众创联盟生命力的体现。众创联盟注重发挥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在规划一年的活动时,充分考虑到主体的参与性,让参与高校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轮流承办联盟的活动,以此提升众创联盟对各高校的吸引力,真正实现联盟共建、资源共用、信息共享、活动共同参与。

(二)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的启示

1. 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性。

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业是高校的一项日常工作,并明确相应的负责部门。政府部门每年对此都有各种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并有明确的政策导向和指标要求。高校参与创业协同机制的基本动机是有利于完成政府规定的创业工作基本任务。在构建高校创业协同机制时,政府无论是在其中起支配性作用还是顺势引导,都应该加强对创业协同机制的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更好地促进创业协同机制的健康发展。

2. 充分发挥高校主体的自主性。

高校作为创业协同机制的参与者,最清楚自己在大学生创业上的资源优势、建设水平和存在的短板,有意愿也有能力去分享资源和解决问题。此外,高校也是创业协同机制的建设主体,其参与积极性直接决定创业协同机制的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政府应该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让高校自主决定协同机制建设的内容和方式。

3. 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性。

大学生创业是一个复杂且开放的系统,其成功好坏最终须交由市场去评判。高校创业协同机制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大学生创业者的,服务水平的高低最终也取决于市场对大学生创业者的评判。因此,高校在建设创业协同机制时,首先要明确市场的主体地位,紧紧盯住市场对大学生创业的要求,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确定自己的目标、任务和举措,实现大学生的创业活动紧跟市场的要求和需求。

4. 建立合理的多方评价机制。

评价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工作建设和改进。高校创业协同机制的评价应该由利益相关者参与,即要建立政府、市场、高校、大学生创业者等四方的评价机制。政府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政策执行效果、资金的绩效审计以及社会效益。市场的主要评价指标是大学生创办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高校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既定目标的执行效果、与政府和企业的协同效果。大学生创业者的主要评价指标是接受创业服务的深度和广度、服务的有效性。四方评价机制是相互关联的,反映创业协作机制的建设水平。

摘要：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高校领域开始探索以联盟的方式实现大学生创业资源与信息的整合。高教园区因其地域性优势、动员成本相对较低、高校间认同度较高等原因,在构建大学生创业协同机制上有其独特优势。苏州国际教育园众创联盟在这方面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并带来一些启示。

关键词：大学生创业,众创联盟,高教园区,协同机制

参考文献

[1]袁瑜,顾永东,陈红喜.大学生创业协同创新平台的建构机理和运行机制研究[J].职教论坛,2015(11).

[2]孙海荣,惠艳.大学生自主创业协同创新机制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15(19).

协同理论视角 篇6

一、社区协同治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1.城市社区

社区是由人口、地域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共同体, 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位, 也是社会建设的落脚点。社区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在1887 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 他强调的是社区作为共同体的含义。随着社会变迁和社会学学科的发展, “社区”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根据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所定义的社区概念,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文中主要研究的是城市社区, 因此就将其界定为聚居在城市中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治理

“治理”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和希腊语中“掌舵”一词, 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关于治理的定义, 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是全球治理委员给出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 又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的定义中不难发现, 参与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不仅是政府, 还可以是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 所以治理就不仅仅是政府统领的范畴了。其实, 治理是一种新公共管理, 它更加的注重协调、互动和合作。为了满足公众需要, 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一系列的多元主体承担着公共事务的治理职责。这些主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相互合作、达成共识, 使不同利益和冲突得以调和;它们除了受到法律的约束, 也要进行相应的自我管理。本文探讨的社区治理也是相对于传统的社区管理而言的, 因此依据治理理论, 社区通过多元主体的共同努力来实现治理目的, 这就是社区协同治理。

3.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是从治理理论发展而来的。协同治理是指在公共生活中, 由各权力主体构成的一个开放性的整体系统, 依靠行政、法律、舆论等各种手段, 使混乱无序的诸要素相互协调、共同作用, 产生一个有序的协作系统, 实现力量的整合, 从而高效地进行公共事务的治理, 最终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协同治理的实质就在于各主体间密切配合、协调工作, 从而能够产生整体作用大于部分作用之和的效应。

在我国, 第一次将“社会协同”写入报告中的是党的十七大, 那时起, 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协同治理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理念, 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这里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一方面是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特征为协同治理的实现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是转型时期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强烈要求实现各主体间的协同。

目前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政府干预过多、行政色彩过浓,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区自治能力的提高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由于社区本身是一个开放而又复杂的系统, 良好的社区治理就应协调各方面力量, 充分地利用各方面资源, 促使社区治理良性发展。而社区协同治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 它强调整合社区治理的各类资源, 激发社区自治组织、市场机构以及社区居民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并建立政府调控、社区自治和社会调节力量间的协同机制, 依靠各主体之间的协调合作, 形成有序的治理结构, 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二、城市社区协同治理实践分析

近年来, 我国各地在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中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有许多实证案例, 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社区引入“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通过政府与社区的协商互动, 使各权力主体协同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中来, 但也出现了协同缺乏灵活性、考核缺乏全面性、治理缺乏自主性和有力的支撑等问题;在昆明市江北社区治理实践中, 初步理顺了基层管理体制, 以社区服务为龙头, 调动各主体参与开展社区事业, 但行政化倾向严重、现有主体间互动不足、自治功能缩小化等问题也严重影响着社区治理的发展;绍兴市北海街道社区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 在治理过程中各司其职、发挥自身优势, 选择了多样的治理机制, 治理的过程也公开民主, 但是社区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权力主体责权错位、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社区组织培育不良等问题。

同时, 笔者选取了南京市汇林绿洲社区的协同治理实际案例, 并对其多元协同治理的实践进行具体分析。汇林绿洲社区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东北角, 占地面积约0.75 平方公里。社区中各治理主体都肩负着自身的治理职责, 为实现社区治理的良好发展贡献着力量。在汇林绿洲社区, 社区党委加强与鼓楼区人事局党支部的共建工作, 请他们为社区党员上党课, 为社区居民举行崇尚科学、反对邪教的法制讲座, 从而提高社区党员、居民的思想觉悟和法制观念。如社区党委邀请鼓楼区委党校教授为社区党员带来公开党课, 60余名社区党员、10多名居民代表参加公开党课。社区党委除了定期举办公开党课做好群众工作之外, 还依靠其领导作用积极举办各项活动, 组织社区党员和居民积极参加, 为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汇林绿洲社区隶属于鼓楼区中央门街道, 但是政府并没有对汇林绿洲社区直接进行管辖, 而是以工作站的方式存在。社区中的工作站主要起到窗口的作用, 工作站了解社区情况, 既能向政府报告社区状况, 又能向社区传达政府指导精神, 因此政府能够给予社区充分的自由。

通过实地走访调查, 笔者了解到汇林绿洲社区是一个居民自治程度比较高的社区, 城市常见的居民委员会在2008 年后更名为汇林绿洲社区, 具有综合性的功能。成员主要由小区内居民民主选举产生, 并且每三年都要进行换届选举, 以保证社区活动的高效性。社区与工作站相协调, 承担了解决居民各项生活方面问题的责任, 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各项活动的举办, 如举办居民活动、组织社区老年人晨练等等。经过访问, 笔者得知社区还采用了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工作方式, 充分考虑到居民年龄层次的分布。在公布一些重大事件时, 社区工作人员会在社区的各个公告栏贴通知, 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另外, 汇林绿洲社区还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与官方微博, 积极运用新媒体与时代接轨, 年轻的社区居民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了解社区政策和动态, 对社区问题进行反馈和监督等, 微信微博都得到了居民的广泛关注。社区的业主委员会, 由各业主推选的业主代表组成, 完全属于自发形成。业主委员会能够充分了解业主们的需求, 然后将需求诉诸开发商以及社区, 从而来维护业主利益。这样, 社区中凡是关乎居民利益的大事, 都交居民讨论决定, 让居民参与监督管理, 同时也将社区工作运行透明化, 这就是居民在社区协同治理中的意义。这样, 不仅满足了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 而且还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汇林绿洲社区的做法也为其他城市居委会的工作方式提供了一种参考, 创新工作方式能让社区居民自治的参与度更高。

社区中的其他社会组织也在服务中寻找定位, 方便居民生活, 沟通居民关系, 凝聚社区居民团结力。社区拥有各种居民团队, 其中社区“中老年女子腰鼓队”是由社区出资购置腰鼓, 队员自行管理, 在满足社区居民的日常娱乐之外, 也为社区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气氛。社区还组织了社工经常对社区的花坛、回收站等进行集中清理, 给居民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除了这些, 社区中负责退休管理工作的社工定期为社区老人过生日, 并且定期举办退休人员“老人节”文艺汇演。由社区居民组成的社区志愿者还戴着“文明引导志愿服务”的红袖章, 主动在社区辖区范围内的公交站台为过路市民指路。

社区还加强与驻区单位的沟通与联系, 充分整合、利用社区资源, 如引进南师大美教基地、青云巷小学、青云巷幼儿园等志愿者资源, 为社区居民和青少年提供各类便民志愿者服务;还联合第二医院走进汇林绿洲社区, 为大家带来老年恶性肿瘤的预防科普讲堂等。社区与驻区单位的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也给社区文化建设增添了新的活力;而社区文化活动的成功开展与不断创新, 也使驻区单位得到了关注度与美誉。这无疑是双赢的, 同时也体现出驻区单位在社区协同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从汇林绿洲社区的多元协同治理实践中, 可以发现相比之下政府的干预减少了, 各主体都能够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出一定的作用, 但是前面提到其他几个实证案例存在的问题, 在汇林绿洲社区中也有部分体现:多元主体间的角色定位还不是十分明确、职责存在冲突、主体间的协调互动不足等。不可否认的是, 这离理想的多元协同状态还有一定距离, 还不能完全做到社区治理过程中各主体的相互协调、积极配合、共谋发展。

三、发展与完善社会协同治理的相关建议

1.明确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 确立平等的主体关系

⑴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 党组织主要包括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居民区党支部等。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 社区党支部对居委会的领导应是政治上的领导。因此, 社区中的党组织应主要在政治、思想、组织和日常生活等方面起到指导作用。

⑵政府组织。政府组织包括街道办事处、政府职能部门延伸机构如派出所等。政府是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在社区协同治理中, 政府应避免行政干预色彩过浓, 要逐步减少对社区的直接干预, 从行政权力向社会权力转变, 履行服务型政府职能。可以借鉴上述社区的做法, 政府设立社区工作站, 起到窗口的作用。同时, 政府还应大力培育社区居民自治能力, 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 适时适当地从社区治理中退出, 让自治组织更具自主性, 这也是社区协同治理的主要发展方向。

⑶社区自治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主要任务是依法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按照居委会组织法的规定, 居委会成员应由居民选举产生, 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委会要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下, 充分发挥自治的职责, 做好“分内之事”, 进行具体的公共事务管理, 包括:调解民间纠纷、办理公共事务、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宣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协助政府部门办理各项工作、向政府反映民众意见等。社区中的业主委员会主要由本社区的业主代表组成。业委会是基于产权的基础上而产生的、代表业主维护房产权益的自治组织, 它是业主与物业公司、居委会的沟通桥梁。其主要职责包括选择物业管理公司并与其签订服务合同、监督物业公司履行合同内容、向业主报告物业管理情况并向物业反馈意见等。

⑷其他社区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为主要活动区域, 以服务居民、满足居民需求、促进社区发展为宗旨, 活跃在基层的服务性、自治性组织。除了上面提到过的业委会以外, 还包括一些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服务组织、居民自行组建的文体活动组织等。社会组织应联系社区实际, 积极开展各项社区文化活动, 鼓励社区各类成员参与, 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社会组织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接受政府和居民的监督, 从而形成多元合作、良性互动的社区氛围。

⑸社区居民。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根基。因为居民是社区治理的利益直接相关者, 所以社区治理归根到底是居民自己的事情, 其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活动是社区发展的依靠力量和长久动力。居民要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精神, 要真正地、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主要体现在居民参加居民委员会和业主委员会的选举活动, 参与集体讨论决定, 对社区重大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社区居民也应该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的各项工作进行民主监督。

⑹社区中的企业和单位。社区中的物业管理公司, 本身就是社区治理的直接参与者。物业公司要遵守国家规范, 按照合同提供服务, 收费要与服务质量相称, 不能侵犯业主的权益;还要与业委会进行有效地沟通, 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还有就是驻区单位, 指在社区管辖的地界内的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机关等组织的总称, 一般不直接参与社区内具体管理与服务活动。驻区单位要与社区其他治理主体共商社区治理大事, 解决社区发展面临的难题;还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势, 为社会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持, 适当地也要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

2. 健全治理主体间的协商互动与合作机制

社区协同治理不仅是各个主体各司其职, 而且还要加强各主体间的协同合作, 因为多数公共事务需要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进行协调互动才能得以处理。“治理失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治理过程中信息交流障碍。因此, 社会协同治理需要在多元主体职责分明的基础上, 疏通各主体间信息交流的渠道, 创建协商讨论的平台, 加强合作, 化解治理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这样才能整合各种治理资源, 形成合力, 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具体地可以通过协商决策机制、第三方监督机制等, 来使社区协同治理得以有效实施和良性发展。

3.设定社区治理阶段性目标, 建立社区治理成果评估机制

目标是行动的灯塔, 社区治理也应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 为社区治理指明方向。社区治理阶段性目标可以由各主体共同拟定, 发现社区存在的问题, 明确下一阶段应该为社区做哪些实事。相应地, 也应该建立社区治理成果评估机制。在目标阶段过后, 由评估机制评估阶段性工作是否达到了目标设定, 从而监督和督促社区治理工作不断取得成果, 促进社区治理体制健全与完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 也是社会治理的一个起点。由传统的社区管理向着社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各地的实践探索中可以发现, 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协同模式虽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是离社会善治还有较远的距离。因此,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多元协同治理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 这就需要政府、社会、学界等各个阶层的共同努力, 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发展社区治理体制。

参考文献

[1]全球治理委员会.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M].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23.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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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映红.城市化进程中城郊社区建设的多元主体及行动选择[J].观察与思考, 2013 (3) :18-21.

协同理论视角 篇7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 人才价值的充分发挥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原动力和重要保障。国家间跨境人才合作可以整合不同国家优势的人才资源, 有效解决双方或多方共同关心与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 有助于协同效应的发挥和人才价值的充分实现, 取得1+1>2的最优结果。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发展与国家间跨境人才合作, 党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就明确指出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2016年3月颁布的《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 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 扩大人才对外交流, 鼓励支持人才更加广泛地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

中国与新加坡一直以来关系密切, 多方面合作发展迅速, 且双方已经建立了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 目前就进一步提升中新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努力。中新两国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 双方在科技创新、绿色环保、社会协调治理等方面各有所长, 中新跨境人才合作的全面深化发展既有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背景, 又有众多中新合作项目的基础和良好铺垫, 还十分契合当今世界各国对于寻求国际合作的诉求。两国人才合作广泛性和深入性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践行“十三五”规划发展理念,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 对于新加坡而言, 其也会因两国人才合作进程的不断推进, 促进两国多领域的深入合作, 寻找到新加坡未来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此外, 中国与新加坡人才合作的加强与深化, 将进一步整合双方优势人才资源, 发挥1+1>2的协同效应, 有助于全球变暖、金融危机等全球问题的加快解决, 有效提升双方经济、科技实力, 进而提升全球竞争力。

2 中新人才合作的现状

中新两国关系密切, 在经济、金融、生态环境、交通通信、人员培训等领域人才交流、合作项目众多, 人才合作状况也是纷繁复杂。因此, 本文主要从中新两国重点合作项目、政府人才交流与培训、留学三个角度进行两国人才合作的现状分析。

2.1 中新重点合作项目

中新两国合作项目众多, 按照项目层次可以分为:国家级、省区级、地方支持的民间参与项目。其中如表格一所示, 国家级项目3个, 省区级合作机制7个, 地方支持的民间参与项目数量较多, 尚未明确统计。

从三个国家级的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中新 (重庆) 互联互通项目, 到新加坡与中国7个省区级的合作项目, 再到有民间参与的中新南京生态岛、中新广州生态城、中新吉林食品园等等, 中新在中国开展的合作项目已经呈现出立体化、多层级、全方位的合作格局, 人才交流与合作也随着这种全方位、多层级合作的进行而日益广泛与深化。如在天津生态城的项目中, 项目的高层管理团队由两国高层次人才共同组建, 如天津生态城高层管理团队就由新加坡方面和中国方面共同构成解决项目规划、实施中的困难与挑战, 进而实现双方人才在思想观点、处事风格与方式上的交流, 促进人才合作的紧密度, 凝聚整个领导团队, 最终保证项目与合作机制效果的取得。

*表中数据通过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官网、中新苏州工业园官网等互联网数据整理得出;项目开启年份为双方签订协议年份或项目奠基年份。

2.2 两国政府高层人才的交流合作

中新两国政府间高层交流合作频繁, 两国领导人、省部级与地市级官员互动众多。自1980年代起, 中国中高层官员开始通过官方渠道到新加坡进行交流与培训, 在新加坡, 很多大学都相继开办过许多培训课程班来吸引中国政府官员。自1992年以来, 有将近13000名政府官员已经参与了南洋理工大学所提供的短期培训课程。另外, 有超过1200名中国官员已经从南大非常受欢迎的计划“市长班”取得硕士学位。自1990年代中, 前来新加坡接受培训和访问的中国官员和干部超过5万人, 双边合作也扩大到包括金融服务、社会治理和环保等领域。

从新加坡政府人才至中国的角度看, 新加坡政府高层对中国访问频繁, 李光耀、吴作栋、陈庆炎、李显龙、维文等国家高层多次来访中国, 此外, 双方早在2003年成立副总理级别的中新双边合作联委会, 在2009年开始举办中国—新加坡领导力论坛, 这些进一步加强了两国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交流, 促进了政府层面的人才合作, 同时也为其他领域、层面的人才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

2.3 两国间留学生情况

中新两国间留学交流相比较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开展时间较晚, 但是由于两国文化、地域、新加坡的吸引政策等多方原因的推动, 中新两国留学交流发展迅速。以2013年为例, 全球来华留学生总数为356499人, 其中东盟各国来华留学生总数为68447人, 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19.2%, 新加坡来华留学人数从1999年的466人增长到2013年的5290人, 在东盟十国中排第五位, 其余九国的人数为泰国20106人、印度尼西亚13492人、越南12799人、马来西亚6126人、老挝3999人、菲律宾2917人、缅甸2299人、柬埔寨1390人、文莱29人;2013年东盟高等教育水平相对较好的新加坡来华留学的研究生为420人, 明显少于教育相对落后的泰国 (2303人) 、越南 (3531人) 和老挝 (748人) 。

在新加坡的中国留学人员总数一直很难得到准确的数据。但据相关机构粗略统计, 截至2011年初, 中国在新加坡的留学人员总数达到50000人, 中国大陆学生中约有1万余人在公立大专院校留学, 1万余人在公立中小学就读, 1万余人在各类私立学校就读, 实际上在新加坡, 几乎各个教育阶段都有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 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科研院所都有, 这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情况。作为人才交流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 两国间留学人员的不断增长, 在极大程度上加强了两国人才的交流与融合, 有助于推动中新两国经济、政治等合作的深化与合作成果更有效率的产出。

此外,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和中新重庆国际联合研究院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强两国相关专业技术人才合作与培养, 为双方现有及未来合作项目提供人才供给与支撑。同样作为两国人才合作的主要方式还包括, 双方企业在两国经营活动的开展, 2012年, 百度、华为都与新加坡相关院校、科研机构合作在新加坡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这些企业商贸活动进行与开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中新两国人才的交流与合作, 充分利用了两国各自的人才优势, 促进了两国人才合作。

图表根据方宝《近十五年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1999~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其数据资料来源于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所编写的1999~2013年“来华留学生简明统计”系列统计年鉴。

3 中新跨境人才合作的困境

中新跨境人才合作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与努力下, 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 但是对于进一步深化双方人才合作, 适应与保障中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建设, 依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和障碍。

3.1 人才合作重视程度不够, 缺少整体性规划

中新人才合作在中新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新人才合作在两国众多的合作项目、协议中都有不同方式与程度的展现, 人才合作为合作项目实施的顺利开展与进行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但是中新跨境人才合作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首先, 到目前为止, 对于中新两国跨境人才合作方面的专项文件、合作协议较少, 大多数合作协议中与人才合作直接关联的条目仅为其中的一小部分。这种状况与人才合作在金融、生态、物流等众多具体合作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不相匹配。此外, 在中新众多的合作项目与机制中, 人才合作缺少整体性的规划, 人才合作大多暗含于合作项目之中, 而且因项目不同而比较分散, 对于中新跨境人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造成了障碍。

3.2 人才合作领域、层级不全面, 长期性培训不足

中新两国合作项目涉及金融、生态环境保护、交通通信、社会治理、人才培训等众多领域, 人才合作也因此在各个领域展开, 但是中新两国在人才合作中重点关注于创新型前沿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社会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的经验交流与学习, 对于两国技能型人才的合作与培养关注程度不足。此外, 目前中新两国公务员交流与培训主要集中在中高层官员, 基层公务员比例较低, 不利于全方位、多层次学习新加坡的社会治理经验, 也不利于我国基层公务员素质提升;同时, 中国公务员在新加坡培训主要以短期为主, 如在南洋理工大学受过培训的中国官员超过1万3000多, 但真正长期的取得硕士学位的仅1200多人, 只占总数的一成。短期培训与长期培训相比, 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工作与培训之间平衡等许多麻烦, 但是, 培训效果以及对新加坡经验的学习与认知较难深入。

3.3 中新留学人员数量不对等, 留学阶段存在差异

中国留学生在新加坡外国留学生中占据较高的比例, 是新加坡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新加坡赴中国留学人员也在2013达到5000多人。两国之间人员的留学已经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人才合作的重要方式。但是, 由于中国在发展程度、教育水平等诸多方面与新加坡相比, 存在着较明显地差距。中新两国之间留学人员依然存在不对等, 中国赴新加坡留学人员远远多于新加坡赴中国留学人员;另一方面, 中国赴新加坡留学生基本覆盖了新加坡的所有教育阶段, 而新加坡赴中国留学生较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阶段, 且人数有限, 远低于越南、泰国。这种留学的不平衡, 是由现实原因造成的。虽然高比例的各阶段中国留学生有助于我国学习新加坡各方面的经验技术, 但是, 新加坡留学生, 特别是高层次留学人才的缺乏不利于新加坡对我国的认知, 也不利于双方长远合作的发展。

3.4 联合科研机构数量不足, 高级人才培养受阻

联合科研机构对于深化国家间人才合作具有的推动作用, 中新重庆国际联合研究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上海国际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等政府参与的科研机构的建立以及百度、华为等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相应商业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 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利用了两国的优秀人才, 实现了较好的人才合作。但是, 中新两国高层次的联合研究中心数量依然不足, 缺少全球性问题科研机构。两国联合科研机构数量的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创新, 科研后备人才的培养, 也难以更好的发挥人才合作的良好推动作用;在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全球性问题上正规化、专业化联合科研机构的缺乏, 不利于协同作用的发挥, 也难以借助中新两国各自优势科研力量, 在解决全球性经济、生态等问题上取得1+1>2的良好结果。

4 优化中新人才合作的路径

中新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才的合作, 两国跨境人才合作的深化是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克服人才合作的困难与障碍, 优化中新人才合作对于中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1 加强人才合作重视程度, 制定整体性规划

加强高层对于中新双边人才合作的重视程度, 推动中新两国跨境人才合作机制与体制的健全与完善。在中国—新加坡领导力论坛、中新社会治理高层论坛等基础之上, 加强中新两国人才合作之间的交流与协商, 推进人才合作高层交流、协商的常规化、规范化与制度化。在现有合作机制、协议文件的基础上, 制定中新两国跨境人才合作的整体性规划, 对于人才合作在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发展中的定位、作用、形式、领域、配套措施等方面做出明确表述和战略性谋划。借助整体性、长远性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进一步促进中新两国跨境人才合作的深入, 推动两国经贸、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全方位合作的开展。

4.2 健全人才合作领域、层次, 提高长期培训比例

中新跨境人才合作作为中新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其必然要覆盖在中新两国合作的所有领域与层次。健全人才合作的领域与层次, 关注两国技能型人才的交流与培养, 为“中国制造2025”制造业战略规划提供充足的技能型人才供给;推动中新两国优秀基层公务员交流, 全方位、多层次了解、学习新加坡公共治理经验, 将先进的公共治理经验应用到基层, 服务广大群众。针对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短期居多的情况, 提高中国官员赴新加坡长期培训比例, 促进受训中国官员对新加坡社会治理、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的全方位深入了解, 以便发挥培训效果, 提升我国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 推进政府改革进程, 实现政府转型。

4.3 增强自身“内功修为”, 提升国家人才吸引力

中新留学人员之间的相对不均衡,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教育发展程度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还存在差异。因此, 要提高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人数, 提升国家人才吸引力, 就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综合国力, 增强我国教育实力。通过继续加大教育投入, 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变革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增强我国教育实力, 提高自身“内功修为”, 才能吸引更多的新加坡留学生, 促进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对中国发展情况的认知与理解, 进而为双方培育更多地通晓中新两国文化的跨文化人才。跨文化人才数量的增长将会进一步为中新两国全方位合作提供便利, 促进两国合作的深化。

4.4 增加联合科研机构数量, 共解全球性难题

中新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中, 信息通信人才、金融人才、生态环境保护人才等的培养需要两国的共同努力。在中新重庆国际联合研究院、上海创新创业研究中心等现有中新联合科研机构的基础下, 增加相应的信息通信、金融、生态环境等专业性科研机构数量, 借此促进两国科研人员交流与合作, 为中新两国提供各专业领域前沿性研究, 同时, 其也可以承担一定的高级人才培养任务, 为中新两国提供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供给。中新专业性联合科研机构数量的增加, 可以进一步借助两国各自优势学科资源与人才, 就全球性的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问题进行技术、策略的探索与研究, 从而, 加速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综上所述, 通过一系列措施清除发展障碍, 将有助于中新跨境人才合作的深入, 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 促进中新双方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N].人民日报, 2016-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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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新中伙伴关系更上一层楼[N].联合早报, 2016-03-01.

[5]方宝.近十五年东盟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变化趋势研究——基于1999~2013年相关统计数据的分析[J].比较教育研究, 2015, (11) :77-86.

协同理论视角 篇8

高科技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和城市发展的重要的技术储备力量,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但高科技中小企业由于高投入和高风险性受到传统融资方式的制约[1],因此亟待寻找适应其自身特点的融资创新模式。近年来,高科技企业呈现出明显的集群化特征,如美国硅谷、英国爱尔兰国家科技园、德国法兰克福周围、法国索非亚、芬兰赫尔辛基、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中国台湾新竹等均产生了一定的集群效应[2],而在集群模式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集群协同效益以突破融资瓶颈的束缚不失为一良策。

1 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模式综述

债券融资模式早在20世纪初就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而企业集群(Custer of Enterprises)也从20世纪90年代起就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但中小企业集群债券融资模式确属适应我国具体情况发展起来的一种融资创新模式。

所谓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是指通过牵头人组织,以多个中小企业所构成的集合为发债主体,统一冠名、统一发行,并按各自确定发行额度分别负债,以信用资产联盟为基础的企业债券形式[3]。

截至2011年6月,我国共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8只,分别为“07中关村债”、“07深中小债” 、“09连中小”、“10武中小”、“10中关村债”、“11蓉中小”、“11豫中小债”和“11常州中小债”[4]。这不仅为众多中小企业集群拓展融资路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融资热情,不少地区和企业群也在积极筹备申请。其中针对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集合债目前仅有两只,分别是“07中关村债”和“10中关村债”(其基本情况见表1)。“07中关村债”已成功完成从发行到兑付的全过程,相关数据完备,因此本文后续研究以该只债券为例。

注:相关资料引自《2007 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和《2010 年中关村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募集说明书》

实务界的积极行动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发展和推广中小企业集合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不少对策,如完善信用制度(魏文静;院美芬),优化担保机制(金丹),推行财税扶植政策(林洲钰),降低融资门槛、扩大发债主体(梁艳之),完善交易方式增强集合债券流动性(喻鑫),降低融资成本(吴琨)等,但众多的研究均是着眼于中小企业整体债券市场,而以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视角对集合债券发展的内在机理展开研究的相对较少,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展开研究。

2 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集合债融资内部机理分析

高科技中小企业以技术创新为使命,对资金的需求量相当较大,但由于其运作的高风险性使得企业个体的融资能力相对较弱,而实践证明按照一定的标准将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结成群更容易获取政策支持和信用担保,为外部信用资产的注入创造条件,进而增强集群的资金获取能力,这种集群融资内部机理正式源于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 Haken)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一门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横断学科。协同理论强调协同效应,特指在复杂系统内,各子系统的协同行为所产生的作用超越各要素自身的单独作用,从而形成整个系统的联合行为。随后由Ansoff首次将协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并提出“1+1>2”的协同概念[5]。在经济活动领域,协同模式的优势主要源于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这也正是行业特点和地域特征鲜明的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重要原因。

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的协同效益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结构协同提升资金指向性,使债券融资成为可能。

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是以行业为依托、以资金需求为出发点形成的以信用资产联盟为基础的融资集群,集群内部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合作关系。这种结构上的协同关系提高了集群的外部经济效应,必然造成第三产业的聚集,特别是更容易锁定金融服务业的目光[2],从而增强集群的议价能力,形成有利的谈判地位,降低中间环节费用,使得集群内的高科技企业增强了获得外部资金支持的能力。

然而受限于我国现行的企业发债标准(发行债券的企业净资产必须高于6 000万元人民币)[6]和投资人对中小企业信任度不高等因素,债券融资市场成为中小企业无力涉足的融资领域。但在政策允许、监管部门认可的范围内,以中小企业集群为平台打包集结发债的方式,可以突破规模限制,实现中小企业的债券融资。

(2)方式协同有助信用增值,为债券融资提供保障。

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的行业一致性和地域一致性决定了企业活动方式上的协同性。产业集群内各主体遵循一定有序的方式做相对运动,企业之间、企业和其他性质的组织之间自然地选择合作,并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增加彼此的信任度,使信用资产提升和增值,以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信用资产数量的不足和结构质量单一的问题。本文研究的集群组建目的是发行债券融通资金,因此融资方式的上协同性便于形成信用资产的累积效应,使集群企业之间在融资活动过程中把原本个体企业的多个融资步骤集合成为一个整体协作过程,减少了重复劳动,产生了协同效益[7]。相对于企业个体融资模式,中小企业融资集群通过群内企业的有机结合,通过个体信用资产的聚集实现总量的增加,从而降低了单位信用资产的融资成本,提高个体企业的融资效率。

(3)环境协同有助降低融资成本,强化债券融资的优势地位。

高科技中小企业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寻求合作伙伴,共担风险、降低成本。在产业集群内,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和区域政策及文化环境是同质的,企业的内部资源是异质的[5],企业更易在协同的目标、行为准则及政策制度基础上寻求互补;地理上接近使企业降低了沟通成本、协调成本和合作摩擦成本等,增加了合作交流的次数,为协同发展和集群融资奠定基础。

同时,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的规模经济效益有助于降低相关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活动的专业化程度。

3 案例研究——以“07中关村债”为例[6],确保集合债券的按时还本付息。发行人的净利润以及可支配现金流量为债券还本付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时,“07中关村债”的发行人同意通过以下四种方式来保障债券的偿还:其一是以现有的盈利能力所产生的现金流入偿还本期债券本息;其二是通过银行贷款及控股股东借款偿还债券本息;其三是通过处置存货偿还债券本息;其四是通过出售固定资产偿还债券本息。相比较而言,当出现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到期不能兑付以及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将由担保人履行清偿责任。另外,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家开发银行营业部提供再担保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债券的信用水平。因此,安排强有力担保措施往往能给投资人带来更大的信心。

(3)环境协同有助降低相关成本

第一,因集群内企业所面对的市场环境、区域政策及文化环境具有较高的同质性,在协同效应的作用下将有效降低集群内企业间的沟通成本。“07中关村债”的4家发债公司均属于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的管理范围,具有显著的地域特征,因而便于整体管理和相互联系,牵头人负责、企业自愿参与以及成员的本地化组合形成了中小企业集合债组织的内部网络,这都有效地降低了沟通成本。

第二,融资成本是中小企业集群融资中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高风险、高投入的高科技中小企业来讲,成本控制问题更为突出。这一模式的优点在于解决中小企业信用差、融资规模小而发债成本高的难题,能够充分发挥规模效应,降低融资成本。从集合债券利率看,“07中关村债”为年利率6.68%,均低于同期三年期贷款利率(2007年12月21日央行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后,3年期长期贷款基准利率为7.56%),可见其在融资成本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3.3 通过“07中关村债”透视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的潜在风险

不可否认,高科技中小企业的集群融资模式也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比较突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融资集群组建不当导致融资风险的聚集。

高科技中小企业区别于一般中小企业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从事的是以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核心的业务,而研发(R&D)的高额资金需求和研发结果的不确定性成为影响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可获性的重要问题。很多高科技企业由于资金匮乏在初创期就夭折了。据统计,美国高科技企业的寿命一般在5年左右,维持5年以上的仅占30%;中国的高科技企业90%在5年内消失,只有3%生存寿命超过8年[2]。个体融资风险尚且如此,如果当融资集群组建不当时,势必会造成融资风险的急剧增高和违约风险的增大,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利益,也会牵连集群内的其他企业;同时基于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的方式协同性和环境协同性,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很大,有可能会出现一批违约现象。

“07中关村债”虽顺利完成发行、持有、兑付的全过程,但其在融资集群组建方面也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如神州数码募集资金的额度就超过了集合债总额度的2/3,这无形中也给“07中关村债”带来了较高的融资风险。

(2)融资集群担保体系不健全。

“07中关村债”采用“担保+再担保”模式,即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为其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国家开发银行营业部提供再担保。其实2007年发行的首批中小企业集合债都是由银行机构提供担保,但2007年底银监会出台《关于有效防范企业债担保风险的意见》,要求银行不能再成为集合债项目的担保方,随后发行的多只中小企业集合债均由地区商团或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履行担保责任,如“09连中小债” 由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大连市财政全额出资的企业信用担保公司和联合创业担保有限公司作为二级担保方,采取的是商业信用显性支持为主、政府和银行信用隐性支持为辅的信用模式[8]。然而选用第三方大型集团为集合债担保的信用模式,由于集合债券本身存在结构复杂、发债主体多元、风险较高等缺陷,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往往不愿参与其中,即使愿意担保,要价也比较高,反而增加了融资成本。而“09连中小债”担保模式之所以可以顺利开展,主要源于大连市政府出面协调,并给予一定的贴息支持,当然这也增加了集合债对地方政府信用的依赖程度。

2010年8月发行的“10中关村债”并未沿袭前序中小企业集合债的担保模式,而是由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北京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有限公司提供再担保。

从上述中小企业集合债的担保模式的变化中不难发现,集群融资的担保体系尚处于探索阶段,相关制度不够健全,这也成为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发展的一大障碍。

(3)集合债发行主体门槛过高。

目前,参与发行集合债的中小企业除了符合企业债发行的基本条件外,还必须符合产业选择等标准,可谓优中选优,从而形成了集合债发行的高门槛。参与发债的企业都是当地的骨干中小型企业,甚至还包括一些上市公司。“07中关村债”发债企业从最初选定的17家缩减到12家、8家、7家,最后定为4家发债,这4家企业均属于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具有较高创新水平的企业,在自动控制产品、卫星导航定位应用、IT服务业务、稀有金属和贵重金属材料领域具有领军地位,并且国际化发展趋势较为明显,拥有高度开放性。四家公司的利润率以及增长率更是惊人的优秀。仅以北斗星通发债前三年的财务数据为例(见表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增长57.51%,公司利润总额、净利润也呈现高速增长,尽管2006年增速放缓,平均增长率仍分别为125.72%和125.04%。

不难发现,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如此高的门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参与发债的积极性,限制了中小企业通过债券融资获益的群体范围,并制约了协同效益在更广范围发挥作用。

(4)集合债融资的主体适用性有待甄别。

以 “07中关村债”为例,其各发债主体的经营规模和发债额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的资产规模最大,融资规模也占发债总额的三分之二,从发债前后五年间其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的代表性指标的对比,可见其整体财务状况稳中有升(见表5)。

而同为上市公司北斗星通有限公司,通过对其2007年度以及2010年度财务数据进行杜邦分析的结果,不难发现其发债后财务状况不容乐观(见图1和图2),杜邦分析的核心指标净资产收益率下降了56.41%,主要原因是由于发债前后企业总资产收益率下降幅度巨大所导致,下降幅度达到65.97%;而总资产收益率下降是由于主营业务利润率和总资产周转率均有大幅下降造成的。经逐层分解,发现发债前后财务费用存在巨大差异,在发债之前为-807 137元,发债之后却高达1 443 670元,参与集合债融资带来的财务负担加之企业自身的管理、内控机制等多方面原因,成为导致其财务状况每况愈下的主要原因。

可见,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模式的主体适用性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应当量体裁衣,选择融资模式之前对个体的适用性进行全面的考量,避免盲目选择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风险。

4 推进我国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发展的建议

(1)完善融资集群组建过程中的甄别机制

高科技中小企业融资集群如何组建,对集群内个体有何要求等问题都是直接影响集群发挥融资优势的重要标准。在各界一致关注中小企业融资之时,融资集群的门槛问题成为业界近年来探讨的热点。门槛过高对疏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效用甚微,门槛过低势必使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成为高风险的代名词,因此应当在量化指标适度弱化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高科技中小企业内在的质化指标,如综合考虑企业实力,重点甄别指标应围绕研发成果的行业认可度、行业定位和发展前景预期、现有内部治理结构,兼顾集群内企业所从事的行业互补性、研发连续性、地域协作性等因素。这样不仅能够保证集群整体的利益,又能保证那些具有良好潜质与市场前景的小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融资机会。

(2)完善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

通过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实现信用增值,依靠信用担保机制提升发债企业的信用水平是保证中小企业集合债券成功发行的重要途径,但目前一些集合债担保层次简单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担保机构的压力,特别是一旦发债主体在未来经营过程中出现生产或信用等问题,信用担保链会面临断裂的危险,并导致不良的连锁反应,因此,结合目前银监会的规定,要对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信用增级采取多样化的方式。其中,首先要由各担保公司联合担保。由于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的发行量较大,仅由一家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无疑会对专业担保公司造成沉重的压力,因而可采取由几家担保公司联合担保的方式,从而减轻由一家公司全部承担担保责任而带来的压力,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此外也可适当考虑由大型企业进行再担保的多层次分散风险的模式。

(3)降低集合债融资成本

以“07中关村债”为例,利息率为6.68%,远高于同期其他公司信用债。从发债公司角度来看,北斗星通公司在发债前后企业利润率有了很大下降,其中巨额的财务费用是导致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的重要因素。从集合债和发债企业的发展来看,建立一个企业适用集合债与否的测算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在企业决定通过集合债形式融资之前,先期通过必要的评估得出相应指标,以确保通过集合债方式融资不会导致企业过重的财务负担。

5 结论

高科技中小企业集群融资模式是一把双刃剑,融资集群构建得当,担保体系健全,主体适用性强,则协同效应发挥充分,对于集群融资模式创新即发行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具有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然而,高科技中小企业也因其高风险性和研发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可能给融资集群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造成风险的聚集和投资方对集合债券模式信用的担忧。因此,在集群融资模式发展过程中,应当扬长避短,从完善融资集群组建过程中的甄别机制、完善多层次的融资担保体系、降低集合债融资成本等多方面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推进高科技中小企业集合债融资模式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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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理论视角 篇9

关键词：协同创新；职业能力；实践课；机电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674-9324（2014）49-0055-02

一、关于协同创新理念的思考

教育部、财政部联合颁发《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即“2011计划”，目前各高校已陆续启动实施。这是一个改革性、引导性和支持性计划，其基本要求包括多方面，核心点是协同创新。协同创新是一种大学办学理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大学是协同创新的主体，集成是协同创新的灵魂，提高办学水平是协同创新的目的，合作共赢是协同创新的保障[1]。高等职业教育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肩负着培养生产、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使命，要求毕业生达到知识面宽、基础理论适度、应用能力强的水平。因此，切实践行“2011计划”，推进协同创新，坚持以学习为中心培养其职业综合能力，是全面提升高职教育质量的重要着力点。本文以机电专业的实践课教学为例，基于协同创新的理念，从多角度探讨如何培养学生的职业综合能力。

二、对培养高职学生职业能力的思考

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分为一般职业能力、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一般职业能力包括学习能力、文字和语言运用能力、数学运用能力、形体知觉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及心理承受能力等。专业能力是指从事某一职业的专业技术能力。综合能力包括跨职业的专业能力和方法能力，如制定工作计划、决策与实施能力等。一定的职业能力是胜任某种职业岗位的必要条件，职业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和提高。学生在求职过程中，招聘方首先按照专业来定位，关注求职者是否具备胜任岗位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研究表明，具有不同智力类型和智力结构的人，对知识、技能的掌握有不同的指向性。将学习者所具有的智力类型分为两大类：一是抽象思维、另一是形象思维，职业院校的大多数学生都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能力，涉及诸多方面，但培养其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能力是重点。这就要求高职教育首先要重视宏观的专业教学设计，把握好中观的课程教学设计，做好微观的课堂教学设计。课堂设计是针对学生应掌握的某一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制订培养方案。另外，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过程中，应改变固有的育人观念，充分相信学生，坚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注重校内协同创新以及外部协同创新，积极探索及实践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2]。如在选课制与学分制方面加快改革，给学生自主的选择权，以项目化课程为基础，大胆探索选修课的教学模式等[3]。

三、基于协同创新理念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实践课教学研究

1.专业教学设计，是协同理念的基本体现。经广泛调研，由专业教师与行业协会、企业专家及技术骨干，根据社会对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及职责要求，确定学生就业的岗位及工作职责，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能力及素质要求，进行专业宏观教学设计，开发课程，这是协同理念的基本体现。高职教学设计，实践类课程所占比例较大。如我校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针对轻工机械制造、食品包装等行业，以培养掌握自动化生产线设备的安装与调试、运行维护与管理、引进消化与创新等一线工作的、具有持续发展的机电类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为目标，开发三年不断线的专业实践课程，除了保证在校必要的基本理论与技能实训外，还包括：自动生产线认知、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实习、典型自动机械安装与维修等理实一体化课程等。生产线认知课在第一学期；典型自动机械安装与维修课在第五学期，在校内的多功能课室进行；生产线设备安装与调试实习安排第五学期在校外进行，届时学生深入企业，成为企业准员工，按照工厂模式管理，参与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与维修，实现教学目标。

2.课程教学设计，是协同理念的落实重点。在宏观专业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做好课程教学设计，即制订课程标准，包括教什么、怎么教、具备什么条件、应达到什么标准等。实践课程设计须以职业活动的工作过程为导向，确定教学内容及过程，整合理论知识，使必要的理论知识总量保持不变，而知识在课程中的排序发生变化。通过不断地教学总结，我们认为专业实践课教学设计需把握好如下几个要点，如图1。其中的每一个要点，都要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完成，这是协同理念的落实重点。

3.课程实施与考核，是协同理念的具体实践。①对教师提出的要求。高职专业实践类课程比例大，要求师资安排体现出校内外、专兼职间的有效协同、优势互补。要求专任教师具有一定的专业基础和浓厚的教学兴趣，有本行业企业工作的经历和经验，熟悉生产与科技发展现状，了解企业运作情况。教学过程中主动调节与学生的关系，相信和引导学生，使教学过程呈现民主、轻松、生动和严谨的气氛[4]。机电专业学生在实践课之前，指导教师要根据企业生产情况，拟出实习指导书与任务书，明确实习目的、项目任务、步骤和时间进度等，印发给学生，要求先阅读、提取信息，以培养学生阅读与理解能力，之后指导教师再进行整体解读。为了规范实习管理，及时总结提高、以便改进，实习结束后，要求指导教师写出实习专题总结报告，汇编整理成专业实践教学材料。②教学模式与要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如课堂与现场交替教学、分组教学等。对工艺性、原理性、结构性较强的理论知识在课堂上集中讲授，再根据学生人数分成实习小组，安排到多家企业或实训室现场，围绕设备进行分析。如对照软包装机，讲解其工艺过程、结构组成、工作循环图设计及主要零部件结构等，关键零部件可采取由理论—实践—理论的教学方法，即先理论分析、仿真模拟，再对照实物分解讲授，这样的教学效果更佳，起到讲解一个、领会同类的触类旁通效果。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给予指引疏导，鼓励其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师生共同探讨。教学过程中要求学生完成实习周志，每周记录实践学习（工作）情况，包括体会与收获，养成边学习（工作）、边思考、边总结的习惯，提高职业综合能力。实习结束须撰写总结报告，培养学生资料整理与文字撰写能力。总结报告是对整个实习过程的全面记录，可以按岗位工作项目顺序总结，也可以按照工作时间顺序总结，这也是对实习周志进行提炼总结的过程，全面地锻炼了学生职业综合能力。③考核评价。课程考核是检查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关于高职教育课程评价考核的话题探讨从未间断，而实践课的考核更难把握。多年来基于协同理念我们也在不断进行摸索，形成以围绕课程教学标准，引入企业考核与评价机制；以掌握的知识与工作能力相结合，加强实践性环节考核；以重视现场解决问题的能力，过程考核为主等综合评价体系。由学校专任教师、企业技术指导、实习生、班组长等多方协同参与，有现场问答、报告提交、作品呈现等形式。根据教学运作情况，学生被分散到企业实习，专任教师采取定期或不定期的跟踪指导考评。要做到公平合理的评价，教师须多观察、多沟通、多答疑，包括与学生、与企业技术指导人员的交流等。如机电专业一般5～15人进入一家企业实习，学生以准员工身份，上下班实行打卡考勤制，企业按照其管理制度对考勤进行周汇总或月汇总。企业指导教师、实习联系人能够对学生观察的更仔细，这样可以完成对平时纪律、态度等方面的考核。实习结束后，校企双方指导教师在企业现场组织进行实习总结，教研室专门召开实习总结交流会。另外，还可以根据实践内容，将课程教学和自己的兴趣有机结合，在毕业设计、挑战杯或技能大赛等中提出具体任务，要求以完成作品形式呈现，这样充分调动学生的实习积极性，培养其创造性思维和技术创新能力。如让学生在所了解的设备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机构或部件，改进不合理之处，撰写报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分组做出总结，每组推选出代表对作品完成情况进行讲述。问卷结果表明，学生非常喜欢这种考核方式。

四、课程教学效果

以协同创新视角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从做好专业宏观教学设计入手，明确课程教学标准，把实践课的实施过程与企业融合，使社会、企业、学生、教师和学校多方受益。学生深入企业实践，为企业注入活力，为其人才贮备、选拔提供了基础。教师带学生到企业实习，开阔了视野、锻炼了专业能力、交往与合作能力，带动了企业培训、科研项目申报、教材编写、毕业设计的选题。学生走向企业实习，认识职业岗位，心态趋于成熟，磨炼了意志，思想不再脱离现实，提高了解决问题能力；同时通过撰写实习报告、实习周志等，提高了学生的文字撰写、语言表达及交流沟通能力。同时，学生进入多家企业分散实习，让社会和企业了解学校及其专业设置情况，提升了学校知名度，扩大了专业影响力，提高了就业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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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文玲.基于自主学习与管理能力培养的选修课教学探索[J].职业教育研究，2012，（10）：21-22.

协同理论视角 篇10

1 高校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现状

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 人才竞争已逐步位列21世纪竞争要素的前列, 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因此, 中国高等教育必须承担起为社会培养德智体等素质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历史重任。在教学改革背景下, 教育理念、模式迅速更新, 高校学生专业能力培养初见成效, 与此同时, 高校间相继搭建交流借鉴平台, 为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积累了宝贵经验。然而, 受高校整体教育环境变化、社会人才需求结构调整以及标准更新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我国高校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往往过于注重理论教学, 与现实需要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1.1 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对接不到位

实现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 首先要有明确的能力培养目标。高等教育的目的在于指导和帮助学生将习得的理论知识转化为以素质和能力为基础和核心的专业技能、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以及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心理素质与健康要求。然而, 目前大多数高校对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目标定位尚不清晰, 仅仅局限于对专业理论课程的教学实施和注重对学生单项能力的培养, 忽视了专业能力的综合内涵和培养学生独立自主承担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说, 如果不能将知识积累通过创造性思考有针对性的转化为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素质和能力, 那么再多的知识都是无效的。长此以往, 高校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与社会对人才专业能力的需求也就无法实现无缝对接。

1.2 学生专业能力培养质量有待进一步优化

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需要较为完善的实践环境、教学资源和师资队伍作为依托, 并对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成果进行有效、及时的考核和测评, 这是引导学生成长与发展、提升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目前, 高校在课程模式活跃化、教材内容实训化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可观成绩, 专业能力开发的教学理念、领域革新的学习课程、以行动为导向的教学过程也已在高校得到广泛推行。然而, 高校在专业能力培养方面仍存在“深入”与“浅出”的问题, 即片面强调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 缺乏对专业能力培养质量与效果的科学监控, 使得相当一部分学生依旧不能做到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2 教学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党员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影

响力分析

2.1 充分落实教学改革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教学改革是在学校、教师、学生三者间相互配合并在学习、生活、工作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共同推进的一个动态过程。以教学改革为背景, 不仅能够为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还能将与课程专业相适应的学科理论知识体系、与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教学思想以及应用技能素质合理、有序的融合在一起。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的动态调整机制能够确保高校在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过程中注重因材施教、尊重学生个体的差异性、注重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避免学生“就理论谈理论”, 重点突出高校教育的技能性、课程教学的实用性以及专业知识的融通性。

2.2 充分认识高校教师党员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指导性作用

高校教师党员作为高校教育教学以及学生工作的主力军, 担负着培养新世纪合格人才、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重任, 是学校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党组织在学生眼中的缩影, 他们大多为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教师, 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教学环节的一线工作, 致力于以学生素质与能力为基础和核心的教育, 始终以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和师德示范的工作作风引领高校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正确方向。

高校教师党员应通过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体现共产党员先进性。一方面, 寓育人教育于课堂知识的传授之中, 既要引导学生重视学习、掌握知识, 又要帮助他们学会获取知识的方法, 教育和指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考, 将单纯的理论知识有效转化为实践的力量, 做到学有所用、学有所获, 为育人工作开辟新天地。另一方面, 教师党员必须准确把握当前高校学生思想、生活、学习的特点, 有针对性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先进的科学理论武装大学生, 引导他们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

3协同理论视角下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专业能力共生发展机制研究

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专业能力的共生发展机制是指建立在知识传授、品行道德教育之上的教师与学生之间形成的一种互惠互利的专业能力协同进化模式。知识经济时代对学生适应社会的综合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同时也要求高校教师党员牢牢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 努力丰富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构建一支乐于奉献、教学严谨、成果丰硕的教师党员队伍, 从而适应以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的创新教育模式, 形成高校良好学术氛围。

3.1 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党员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主导作用

高校教师党员是高校教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教师和党员干部的双重身份, 承担着更为鲜明的教育责任。他们不但承担着讲授知识、传授技能的繁重任务, 还肩负着塑造灵魂、培养人才的神圣育人职责。作为教书育人的主力军、学科带头人和科研骨干, 高校教师党员具有学历高、素质高、比例大等特点, 在高校“党管人才”建设的主体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 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起到示范性作用。高校教师党员应不断加强学习, 将教书育人相统一, 自觉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职业素养, 展现自身价值, 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文明的言行引导人、以敬业的精神教育人、以渊博的学识折服人, 成为当代大学生群体中的一面旗帜。

3.1.1 努力提 高教学 、科研水平 , 发挥引导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主体作用

高校教师党员具有知识技能优势, 在高校教育发展中视野更开阔、在高科技时代更有发言权, 对青年学生更具吸引力和说服力。他们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 在督促学生全面完成学习任务、开展学习和交流活动、改进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等方面, 也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 高校教师党员需掌握深厚的学科专业知识和过硬的教学本领, 提高创新意识、培育创新精神, 争做教学模范、科研模范、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模范, 提高业务素质和科研能力, 勤于业务钻研、提高教学水平, 在教书育人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力争成为学习型、研究型和创新型教师, 以实际行动感染、影响、引导其他教师和学生。

高校教师党员应主动接受、传播、创新新文化, 始终站在终生学习的高度, 在实践中创造、在开拓中奋进、在探索中追求, 不断总结经验、改进不足, 增加知识的深度和广度, 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头脑, 力图提高教学本领和科研水平, 形成独特的教学风格。高校教师党员应在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 鼓励并引导学生形成创新意识并产生创新动力, 促使学生将习得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 不断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实现教育教学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学习之中。总之, 高校教师党员应当注重以科研带动教学, 并以科研成果作为教学资源, 深入研究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有效路径, 挖掘学生的专业潜力。

3.1.2 努力提 高思想 、职业道德 , 发挥促进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导向作用

高校教师党员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 他们用先进文化教育学生、用人文精神感染学生、用民族精神武装学生、用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感染和培育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素养。高校教师党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深入学生工作第一线, 积极开展学生的思政工作。高校教师党员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 与时俱进、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 探索育人规律, 把教师党员的先进性凝聚为强大的育人动力,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公民道德和素质教育、专业思想教育, 引导学生遵循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强化终生学习并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素质, 促进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高校教师党员还应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 自觉承担起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作为共产党员, 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要坚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时刻把握时代脉搏, 紧跟社会发展步伐, 在思想品德教育教学中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 在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 还要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 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分析复杂的社会现象, 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指导他们如何做人。高校教师党员要坚定职业操守、扩展专业知识、丰富教学本领、发展科研创新能力, 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思想政治教育课的教学作为学生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主渠道, 有效借助现代教育技术以身示教, 大力倡导将教师党员的先进性融入育人的实际教育工作之中, 充分挖掘自身的德育意识和德育潜能, 打造高质量、高水平的大学生群体。

3.2 发挥高校学生对教师党员专业能力发展的特殊作用

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 对教师而言, 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需投入巨大精力, 而学生的自我发展也会对教师产生激励效应, 激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促使他们转换教育教学模式, 从而在高等教育工作中取得突破性进展。

3.2.1 注 重学习 , 发挥对教师党员专业能力发展的激励作用

为适应当今知识更新的节奏, 学习能力对于当代大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学习能力要求学生学会如何学习, 并掌握学习技巧和方法, 是学生获取并运用知识、全面提升自身专业素质、取得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学生应有意识地改进行为方式、更新知识结构、提升专业能力, 充分挖掘自身潜能, 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生作为教育教学的客体, 其自我意识、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自我控制等专业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教师党员作为高校教育教学的主体, 在承担教学、科研和科技产业繁重任务的同时, 其教育教学经验和水平也会得到充实与提高。

3.2.2 注重实 践 , 发挥对教师党员专业能力发展的助力作用

集专业特色、社会、经济、环境、校园文化等因素为一身的实践活动, 能为学生提供广阔的学习活动空间和开阔的学习视野, 并为专业能力的培养和锻炼创造机会。应不断培养学生在开放环境下的辨识、综合考虑、决策和创新能力, 有针对性地调整并完善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以期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科研活动是高校教育教学实践活动的重要形式, 也是学生形成健全能力体系的有效途径。学生在牢固掌握自己所学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 应积极参与高校科研活动, 掌握娴熟的实验技能, 将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激发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意识, 以实现专业能力的阶段式培养。与此同时, 教师党员通过参与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 与学生达成有效的互动与交流, 建立良好的教育氛围, 潜移默化地帮助教师党员扎实业务, 提高科研水平和实践教学能力, 突破原有的框架束缚, 进而构建一个独具特色、方向明确、适应性强的教师党员专业能力发展模式。

4 结论

高校教育教学工作任重而道远, 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专业能力的发展必须紧密依赖并深刻挖掘共生机制的合力, 教师党员的专业发展不能凌驾于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之上, 舍此则教师党员的专业发展必然成为“无本之木”;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也不能脱离教师党员的专业发展, 舍此则学生的专业发展必然成为“无源之水”[3]。总之, 要牢牢把握这两者不可分割的同一性, 为和谐校园的建设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摘要：本文以高校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现状为依托, 系统阐述了教学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党员对学生专业能力发展的战略意义, 并结合协同理论在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专业能力发展中所发挥的协调同步、合作、互补的相互作用关系, 分别从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的角度提出达到共生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期通过实践进一步推进高校教师党员与学生专业能力的共同发展。

关键词：教学改革,高校教师党员,学生专业能力,共生发展,协同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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