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保护

平等保护（精选12篇）

平等保护 篇1

所谓物权平等保护是指物权主体 (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 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对相同的物权有平等的权利, 承担相同的义务和责任, 并且在市场交易中也是处于平等的地位。市场主体的物权受到侵害后, 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 而不应该有所歧视或区别对待。我国《物权法》第3条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使物权平等保护在法律上得以真正的确定化, 但同时也引起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 国家和其它民事主体不是平等主体, 对他们的财产不能平等保护;也有人认为, 物权法是私法, 首先应保护私人财产, 按照先私人, 再集体, 后国家的顺序加以保护。实际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各种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市场主体, 都是在统一的市场平台上运作并发生相互关系的, 只有遵守统一的市场规则, 才能公平竞争, 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也就是说要“坚持物权平等保护原则”。

一、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理论思考

(一) 平等保护原则的民法视角考察。《民法通则》第3条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是对平等原则的确认, 意指“在民事活动中一切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 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1]。由于民法调整的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从调整对象加以分析。从财产关系方面来看, 集中表现为民事主体的合法财产利益得到平等保护。无论是自然人、企业法人或是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的财产在民法领域中受到平等对待;从人身关系来看, 平等原则是指人格平等, 即民事主体享有独立平等的法律人格。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领导和被领导的区别, 行为主体一旦被民法所确认, 其法律地位都归于一致。依此看来现行《物权法》中的“物权平等保护”应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强调:

1.物权主体法律地位的平等。根据现行的《物权法》我国虽然存在国家、集体、私人等不同的物权主体, 但是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不能因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更不能歧视对待。这是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的前提和基础。

2.法律都平等地禁止侵犯各种主体所享有的物权。《物权法》第56条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受法律的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第63条规定:“集体所有的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破坏。”第66条规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也就是说, 无论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物权还是私人所有的物权, 都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和破坏。

3.任何主体的物权受到侵害之后, 各物权主体都应受到平等保护。只要是合法所得财产, 都应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 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 各种物权人在其物权受到侵害以后, 都可以平等地享有物权请求权、侵权请求权以及其他请求权。通过行使此种权利, 从而使遭受侵害的财产得到恢复, 遭到侵害的权利得以补救, 遭受妨害得以排除。另一方面, 各个物权人无论在保护范围和保护的力度, 都应当是一致的。不能因公有和私有而有所区别。

(二) 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宪法依据。

1.计划经济体制是对国有财产进行特殊保护的宪法依据。对国有财产进行特殊保护最初体现在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中, 该规定是以其宪法为依据的, 此后区别保护物权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法和学说所继受。虽然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宪法的规定, 苏联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但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经济发展必须服从于国家计划的领导, 因此, 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是苏联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 国民经济的计划化是苏联的宪法原则。

但是在建立在社会公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不存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经济领域的一切都属于公法的范围, 而不属于私法范围。这种理论“抹杀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对立, 把民法中的人由私人变为公民, 把经济活动的动力机制由私人利益替换成政治热情, 使经济缺乏活力, 使民法成为政治国家的驯服玩具”[2]。而且, 由于实行计划管理, 个人利益被抽象为一元的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部件”, 个人只有服从“大工厂的指挥者”的义务, 因此不可能有契约化的相对于国家独立存在的利益群体, 国家与社会二元一体。由于我国宪法和民法的制定都以苏联为主要的参照, 故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被我国采纳。所以国有财产主要依据国民计划经济运行, 而各类民事主体有不许遵守该计划, 故在国有财产权与其他主体的财产权相冲突时以不违背国家经济计划为由对国有财产进行特殊保护也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

2.市场经济体制是物权从区别保护向平等保护转变的宪法依据。在对我国1982宪法的先后四次修改中, 最主要显著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于1993年将我国实行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其二, 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法律地位, 并越来越强调对其加以保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国家、集体和私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相反, 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 因受价值规律的支配、竞争机制的影响, 各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且意志是独立自由的, 可以说, 尽管我国宪法条文没有很明显的改变, 但将计划经济改为市场经济确实对民法观念的转变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并成为理解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的新基础, 因此, 区别保护各类主体享有的物权的宪法依据已经丧失。早在1979年, 邓小平同志为了摆脱“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3]的传统观念。他指出其错误, 并进一步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4]。实践也证明了两者是不存在抵牾的。

可见,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对民法的基本观念的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对物权法中的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物权从区别保护向平等保护转变的宪法依据。当然, 不断提高非公有制经济和私有财产的法律地位, 并越来越强调对其加以保护, 是对物权法实行平等保护合宪性的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佐证。

3.物权的平等保护不会导致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丧失。对国有财产进行特殊保护的依据是宪法关于计划经济的规定, 那么, 自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后, 应当对物权予以平等保护也就水到渠成。国有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不过表明对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 决定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水平, 左右着其经济形式。“如果认为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 国有经济因素经营不善、管理体制落后等原因导致亏损、倒闭而丧失主导地位, 将导致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的否定, 这是不合逻辑的。在物权法中, 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在其中应当得到体现, 但这种体现主要是某些类型的客体 (物) 只能有代表全民或集体的民事主体享有所有权, 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进行平等的保护, 不意味着公有财产亏损, 国有企业倒闭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也不能表明私有财产增加一定将导致公有财产减少。因此, 根据客观要求, 对物权实行平等保护在逻辑是不会影响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5]。

《物权法》在将基础性经济资源作为国家、集体所有权的客体的前提下, 贯彻物权的平等保护, 鼓励平等竞争, 既体现社会主义概念的经济内涵, 又符合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二、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误区与澄清

(一) 公有财产特殊保护论。

1.公有财产神圣的缘由。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主要源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确立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相反的财产保护原则, 主要是从经济基础的简单比较中得出来的结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 保护和加强国家所有制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因为国家所有制是国家力量的后盾, 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和人民舒适生活的源泉。中国社会主义宪法也或多或少的遵循了这一思维模式。1975年《宪法》第8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禁止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1978年《宪法》第8条规定:“社会主义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家禁止任何人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 危害公有利益。”1982年《宪法》则明显确立了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 它在第12条中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公有财产, 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虽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并没有直接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而是在所有制的意义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容侵犯。但是, 所有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的表现, 是物权制度的基础。在所有制上确立的公有制或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反映了对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态度。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确立的财产保护原则和规定方式来看, 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确立公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 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宪法与财产保护法律的具体规定要反映经济制度的这一要求的思维角度而得出的结论。

2.物权平等保护不违背“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原则。《物权法》第4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 (即“物权平等保护原则”) 违反了“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即“违宪”) 。理由如下:第一, 传统物权法是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的, 其主要的功能是保护私人财产权利。而我国制定的物权法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 其功能是既要保护私有财产也要保护公共财产。两种不同的价值追求并存于一部法律之中, 必然会产生矛盾和冲突;第二, “平等保护”虽然符合《宪法》第6条“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规定, 但却忽视了以“公有制为主体”,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虽然是并存, 但有主次。“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直接呼应社会主义公有制的, 要维护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从生产资料的角度看, 私有财产与非公有制经济相对应。如果将私有财产与公共财产置于平等保护地位, 一般来说, 也就是将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置于平等地位, 即矛盾根源。而“物权的平等保护”与“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抵触是因为对财产的侵犯分为“非法侵犯”和“合法侵犯”。从“非法侵犯”的角度来看, 无论是私人财产还是公有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如果从“合法侵犯”的角度看则仅公共财产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 私人财产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且“公共财产不可侵犯”不仅是一个“现在”命题, 也是一个“将来”命题, 它与整个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伴随, 而“物权的平等保护”仅是一个“现在”的命题, 仅应当存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级阶段通过平等保护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是为了将来的更高的生产力水平上, 更好地发展公有制经济。

(二) 私有财产特殊保护论。

1.私有财产神圣的缘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的基本原则, 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法律基础。这种观点认为, 物权法是私法, 应当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主, 所以整个物权法都应当围绕私有财产的保护而展开。如果讲平等保护, 就离开了物权法的私法性质。应当承认, 私有财产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 鉴于在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下, 实行“一大二公”, 对公民的财产权缺乏必要的保护, 因而强调应当将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物权法不能仅保护私有财产, 而把保护包括公有财产的其他财产排除在外, 所以在坚持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时, 必须摒弃只注重一类财产而排斥其他财产的观点,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下理解不准确、认识出现偏差所造成的, 也没有准确地把握物权法的立法目的和任务。

2.“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不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 促进两极分化。对于“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 还逐渐消灭公有制”的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看, 物权的平等保护肯定会起到进一步发展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但是由此得出“必将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 还逐渐消灭公有制”的结论为时尚早。为此, 我们应当理解“私有”的各种不同的含义和内容。就生活资料而言, 在阶级社会除了在特定的国家在特定时期存在某种的形式公有外, 都是私有。因此我们担心的无非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化问题。实际上, 在现代社会, 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都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公有制、私有制和混合所有制。关键是以谁为主导、以谁为基础的问题, 如果说物权的平等保护会加速非公经济的发展, 那么同样的道理也会加速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公有制经济发展不过非公有制经济而人为地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如果将两者置于不平等的地位, 那么各种混合所有制经济该怎么办?虽然物权平等保护是市场经济的要求, 而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又是私有化, 但是, 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可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 站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 自觉地克服市场经济固有缺陷, 使其始终朝着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方向前进。

三、我国现阶段行政救济制度在物权平等保护原则上的现状及改进

(一) 我国现阶段行政赔偿制度在物权平等保护的缺陷及改善。与新颁行的《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相比, 我国的行政救济制度在对物权平等保护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其中最突出的是行政赔偿标准和计算问题。“所谓行政赔偿标准是国家支付赔偿金赔偿行政侵权受害人损失是所适用的标准。从世界各国的赔偿制度来看, 行政赔偿标准大致有三种, 即惩罚性标准、补偿性标准和抚慰性标准。我国行政赔偿主要是采用抚慰性标准, 这主要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不如发达国家, 不可能对受害人进行充分的赔偿, 只能以保障公民、法人的生活和生存的需要为限, 因而也称为‘生存保障原则’”[6]。根据这一原则, 我国对受害者所受财产损失只赔偿直接损失而不赔偿间接损失, 人身权所受损害只赔偿身体所受损害及直接损失而不赔偿精神痛苦及间接损失, 且有最高额的限制。据《国家赔偿法》第28条规定, 财产权损害赔偿有以下问题:一是对违法取得的财物 (金钱) 赔偿, 只规定返还, 未规定赔偿利息, 对其受到的间接损失也不再赔偿的范围之内;二是对不能返还财产或财产不能恢复原状的, 根据损害程度给于相应的赔偿。此处“相应的赔偿”指什么?内涵?完全足额赔偿还是适当赔偿?而且对财产已经拍卖的, 则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那么要是拍卖所得的价款低于原物实际的价值又该如何?三是吊销许可证和执照, 责令停产停业的, 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的费用开支 (各种税费、水电费、仓储保管费、房屋租金、职工基本工资) 。至于停产停业期间损失的实际利益和利润, 国家目前尚不予赔偿;四是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 在我国, 直接损失不包括可得利益在内。对照《物权法》的规定:对物权损害实行足额补偿的标准:如第42条: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 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 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由此可见, 《物权法》规定的足额补偿体现了国家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作为物权主体在相互关系上为一种平等地位, 而《国家赔偿法》反应的却是国家与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在物权问题上的不平等地位, 国家对公民的一方物权如违法加以侵害可以不予等值等价的赔偿而只是一种“抚慰性”的补偿。对此, 《国家赔偿法》应结合《物权法》做出相应调整和修改。

(二) 我国现阶段行政复议制度在物权平等保护上的现状及完善。

1.行政复议中的“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制度没有体现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现行《行政复议法》明确规定“复议期间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制度, 即在行政复议期间原则上不停止原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 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法》第21条规定四种例外的情形:一是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是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是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 决定停止执行的;四是法律法规停止执行的。行政行为执行不因复议而停止的, 是基于优先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必须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 并且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因此未经法定程序由法定机关宣告行政行为失效前, 行政行为不因起诉而停止。这与《物权法》的物权平等保护是很不一致的。从行政复议的功能和性质来看, 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具有一定司法性的行政行为, 是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和纠错机制的环节, 它不同于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审查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制度。照此看来, 第21条中的停止执行条件中的“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就行政机关能否中立地贯彻“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值得考量和斟酌的。

2.我国现阶段行政复议制度的其他方面 (后果处理和外部责任) 在物权平等保护上的缺陷及改进。违法的规定被有权机关撤销后, 对依据该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当予以撤销或者确认违法, 对其造成的损害申请人可以获得赔偿, 对于同类行为的相对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为申请复议或者由于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致使行政相对人逾期未能申请复议的, 是否可以获得赔偿, 《行政复议法》没有对此加以规定。依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抽象行政行为不属于赔偿范围, 如果《行政复议法》能够明确违法规定的赔偿责任, 则有助于消除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争论, 也更能彻底贯彻物权法中的物权平等保护原则。尽管《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以及行政复议机构在行政复议过程中违法、失职的法律责任, 但这种责任是内部责任, 对于如何促使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履行复议职责, 真正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 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者不正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功能, 欠缺制度上的保障, 特别是外部责任的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或者不作决定, 起诉时以最初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 复议机关改变原行为的, 以复议机关为被告;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经复议的案件, 由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机关, 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 复议机关对加重部分履行赔偿义务。立法上的这种责任分配极易导致复议机关为了避免自身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或者国家赔偿的义务机关, 对于其受理的复议案件, 明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 却仍然作出维持决定或不作决定, 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权益 (物权) , 阻碍物权平等保护的贯彻。如果在立法中规定, 经复议的案件, 在行政诉讼中, 起诉时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被告;在国家赔偿中, 一律以复议机关为赔偿机关, 复议机关在履行赔偿后, 可以向最初造成侵权的行政机关追偿, 如此, 必将促使复议机关依法履行复议职责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物权) , 促进贯彻物权平等保护原则。

(三) 我国现阶段行政诉讼制度在物权程序上平等保护的不足及改进。

1.行政诉讼的“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制度未能体现平等保护。《行政诉讼法》明文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行政行为执行”制度。《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了三种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是原告申请停止执行, 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三是法律法规规定停止执行的。行政行为执行不因诉讼而停止的, 基于优先维护公共利益的考虑, 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机关的管理必须具有连续性和不间断性, 并且行政行为均具有公定力、确定力和执行力等法律效力, 因此未经法定程序有法定机关宣告行政行为失效前, 行政行为不因起诉而中止。这与《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是很不一致的。首先, 这个规定只强调行政行为的公定力, 考虑的是以其代表的公共利益的优先, 而忽视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包括物权) 的平等保护, 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置于明显的不平等的地位。其次, 《行政诉讼法》第44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停止执行的条件之一是:“原告申请停止执行, 人民法院认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并且停止执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言外之意是说, 如果停止执行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人民法院就要裁定不停止执行, 至于因不停止行政行为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就可不必要顾及。这显然未能体现平等保护精神。笔者认为, 这种与《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不一致的制度规定必须加以修改诉讼期间是否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不能固守社会公共利益优于私人利益的观念, 应当树立平等保护的思想。

2.“行政诉讼不适用调剂”阻碍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物权法》第32条规定:“物权受到侵害的, 权利人可以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这个规定并未限制只针对私权力侵害而不针对公权力侵害,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物权受到公权力的侵害, 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也可以通过和解、调解或诉讼等途径加以解决。但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 不适用调解。”两法相比较, 《物权法》规定的程序更能实现平等保护。理由有三:一是保护途径的多样化, 包括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二是和解和调解的适用可使双方以平等的身份进行协商, 消除多抗, 增进合作, 真正实现案结了事;三是可以及时解决矛盾, 减少因诉讼带来的人力、物力、经历和时间的耗费, 保护纠纷之外的物权不受不应有的损害。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诉讼不调解制度过于僵化, 使保护渠道过于单一、片面, 也认为凸显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身份差异和行政管理中的不平等。从国外经验来看,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在司法审查和行政诉讼中, 都不同程度地允许当事人和解或法院进行调解。《德国行政法院法》第87条规定:“审判长或其制定之法官, 为使争诉尽可能一次言词辩论终结, 与言词辩论前有权有必命之命令, 其有权试行参与人为争诉之善意解决之和解。”我国台湾地区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第219条规定:“当事人就诉讼的标的具有处分权并不违反公益者法官或受托法官, 亦同。第三人经行政法院许可得参与和解。行政法院人人为必要时, 得通知第三人参加。”[7]行政法院不问诉讼程序如何, 得随时试行和解。因此, 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是必要的, 因为这有利于物权平等保护的真正实现。

四、结语

平等保护原则是世界物权保护立法的发展趋势, 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保护原则, 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也不同于别国的彻底平等保护原则。因为我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应该是在平等保护的基础上体现出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特别保护。而《物权法》既反映了世界物权立法平等保护原则, 也体现了中国特色。这种适应世界立法趋势反映中国具体国情的立法规定, 必将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近代以来, 不同国家对财产的保护主要采取了私权神圣与公权神圣两种方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 两种财产保护的法律原则都趋于平等保护。这是世界物权立法保护的一大趋势, 我国《物权法》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等保护的原则反映了世界物权立法走向平等保护的这一趋势并具有中国特色, 这一科学的选择也必将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物权法,平等保护,公有财产,私有财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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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 篇2

一、前言

在西方政治思想的传统里，平等是一个相当古老、也相当基础性的议题。古典政治哲学和基督教传统，均注意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也根据各自的内在逻辑，对平等概念的意思有所发挥、对平等的价值有所肯定。不过，要到近代、尤其是十八世纪以后的西欧，平等才真正成为一项完整而强大的核心政治价值，有关它的讨论也益发兴盛。

但是平等概念究竟应该如何了解？它的诉求究竟是甚么？平等又牵涉到甚么一些问题？历来的讨论，在这几方面可以说有如乱麻，不容易理出头绪。有见于平等概念的内在复杂程度，往往干扰到今人对于它的认知与评价，对它的结构加以整理，是有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意义的。

本文的主旨不在于细数排比有关平等的各类观点，而在于整理出平等概念的一项或可归于结构的特色。本文企图显示，平等的主张，必然呈现一种二元的结构：一方面，主张平等，需要肯定所有适用者的道德平等；另一方面，主张平等，还需要根据这种道德层面的状态，判断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应该受到甚么样的待遇，才算满足了平等的要求。2作为一项道德价值，平等业已获得了相当普遍的认可，虽然其理由还常见争论；但是它的实质要求，却始终会是聚讼的焦点。

平等概念的历史面向与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过这个二元特色来整理和叙述。本文因此拟先就它的思想史，略做简要的探索与综合。这个二元结构在历史上的出现与转化过程，尤其是道德平等如何克服自然与社会的等级身分而终告成形、它又如何经由公民身分构成待遇平等的动力，值得我们有所了解。3

其次，在概念层次，这种二元结构的内容，需要加以说明。平等问题所涉及的面向很广，可以从不同的应用范围来设法理解；例如法律的平等、经济的平等、社会的平等、政治的平等，所要求的并不是同样的东西。它与其它政治价值──例如自由、正义、公共利益、效率等等──的关系也至为复杂，不能下简单的定论。这些问题，与本文的主旨无关。相反，我们拟参考当代英语政治哲学的一些文献，集中讨论平等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几个概念性问题，以资说明道德的`平等与待遇平等的分辨为甚么有其理论上的必要，以及根据这些理据，待遇平等的问题结构，如何逐渐将“平等”问题转化成“公平”的问题。

二、平等概念的思想史

我们常有一种印象，认为平等乃是一项特属于现代世界的价值；在前现代的社会里，突出某种族群、性别、等级或身分的差异，表现为各种差别待遇，才是普遍的基本态度。这个印象不算完全准确，不过却也并不失真。前现代的世界观，比较重视个人身上的某些自然、社会属性，常常根据这类属性在人与人之间有所区辨。但是在前现代的思维中，并不是没有普遍性的诉求，以及因此取得的普遍身分、普遍人性的想法。从差异和特殊性向普遍性的移动，影响平等概念的发展甚巨，值得作为以下论述的架构。

古典思维在前现代时期的西方，平等并不是一个获得广泛认可的价值。亚里斯多德的公式“一样的东西一样对待，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对待”（Politics， III， ix， 1280a），是古典时期的基本态度；这个说法不是不可能具有平等主义的涵蕴，但在古典世界，由于人身上的某些差别往往被赋予绝对的意义，人们明显并不是 “一样”的东西，所以自然不能受到“一样”的对待。古典思想对人的差别性了解，大致上以人性在质方面的差别为本。例如柏拉图说到人性中有贵贱不同金属的成份，决定了每个人的适宜职位（Republic， III， 415）；例如亚里斯多德提到男与女、自由人与奴隶、人与动物，各自都有其本性的差异（Politics， I， v， 1254b），从而涵蕴着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德

民事保全：价值回归与平等保护 篇3

内容摘要：民事保全制度设立初衷在于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解决法院的执行难问题，但是《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只规定了在申请人申请错误和法院违法行使保全措施时的赔偿义务，对于保全过程中保全标的物正常的毁损和价值减损给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失如何处理，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民事保全制度价值取向上应当回归平等保护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的利益，引人保全前标的物登记和评估机制，并合理分担保全标的物保全过程中正常的毁损和价值减损在申请人、被申请人和法院三者之间的义务关系。

关键词：民事保全 价值回归 平等保护

[基本案情]被告人张某于2013年1月7日18时左右驾驶蒙K牌照挂货车由西向东行驶至山西省朔州市应县臧寨三叉路口时，与前方梁某驾驶的晋B牌照面包车尾随相撞，造成晋B牌照面包车成员徐某受伤。山西省应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于2013年4月15日作出责任认定，以被告所驾车辆未定期检验，准驾车型不符，认定被告负主要责任，梁某所驾车辆未定期检查，其负事故次要责任，原告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徐某共住院治疗25天，支出医疗费用30649.98元，后虽出院，但留下终身残疾，朔州市人民医院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七级伤残。

原告徐某出院后于2013年4月25日向山西省应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起诉原告张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以及后期治疗费和残疾赔偿金。并于起诉当日向山西省应县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被申请人（被告张某）驾驶的蒙K牌照挂货车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山西省应县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6日作出裁定支持原告徐某的保全申请。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后经山西省应县人民法院审理，于2013年9月20日作出裁判，判决原告徐某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为195979.73元，由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赔偿137185.82元。在被告未在规定时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以及山西省产权交易中心对涉案车辆两次公开拍卖流派的情况下，山西省应县人民法院于2015年3月23日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裁定被执行人张某（本案被告）所有的蒙K牌照挂货车作价30340元交付申请人徐某（本案原告）抵偿部分债务。

据了解，本案涉案车辆蒙K牌照挂货车为被告张某于2010年花费20.5万元购买，发生交通事故时间为2013年1月7日，之后直到2015年3月23日法院作出作价裁定，一直处于被扣押状态。即使按照车辆每年折价两万元计算，到发生事故时，本案涉及车辆仍价值14万元左右，但仅仅被扣押了两年两个月，价值20.5万元的车辆只能作价3万元，两年间价值减损17.5万元。

在本案中，原本足以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车辆，因为法院的扣押而大幅度折价，这还不包括该车辆因两年无法运营而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原告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因为保全制度而得以完全实现，相反在剥夺了被告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反而使得原告合法权益的实现更加困难，被告也因法院的保全行为而丧失了生产经营工具。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民事保全制度在保障被申请人财产权方面存在重大制度缺陷，不仅基本的价值理念偏失，而且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行也难以真正有效的保障被申请人的财产权，有必要通过理念层面的价值回归和操作层面的制度完善来实现民事保全制度中当事人权利的平等保护。

二、我国民事保全制度及其价值取向

民事保全制度是指通过预定的民事法律程序，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从而使之不受非法侵害、减损的临时救济制度，是连接审判程序和执行程序的纽带。[1]从域外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存在两种不同目的的民事保全程序，一种是以保全将来判决强制执行行为为目的保全程序，另一种就是停止侵害以避免无法弥补的损失为目的的保全程序。[2]

我国在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首次规定了诉讼保全制度，但仅限于诉讼中的财产保全，到1991年正式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诉前财产保全的规定，并将原来的“诉讼保全”的表述改为“财产保全”，到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增加了行为保全的规定，同时将原法“财产保全”的表述改为“保全”，经历了“诉讼保全”、“财产保全”和“保全”的演变，[3]我国的民事保全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民事保全制度的实施，对于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执行难问题，对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和维护人民法院的审判权威，都有着不容低估的作用。[4]

因此，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价值功能一方面在于解决法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执行难问题，维护审判权威；另一方面在于保障当事人也就是申请保全人的合法民事权益的实现。

三、民事保全制度中被申请人权利保护的缺失

在解决法院执行难和保障申请人权利实现的价值取向的指导下，我国民事保全诉讼呈现出单方参与审理结构的特点，就是法院在听取保全申请人一方的陈述的基础上，作出准许保全申请与否的裁定。[5]其实，立法者在设立民事保全制度的同时，已经注意到了对被申请人利益的保护。为了衡平保全制度中法院、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的不对等的权利义务关系，《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保全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同时，2012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第38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违法采取保全措施，造成损害的，利益受损人可以申请国家赔偿。民事保全引发的申请人赔偿问题，是民事保全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部分。[6]但从《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被申请人可以得到赔偿的情形来看，仅限于申请人申请错误和法院违法采取保全措施的，对于当事人申请正确和法院适用保全措施正确而给保全物造成的价值减损如何处理的问题，法律并没有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对于民事保全的方式，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其中查封、扣押、冻结一般情况下分别适用于不动产、动产和其他权利。对于《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 2015年2月4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153至159条给予了解释性的规定。根据该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是指法律规定的除查封、扣押、冻结以外的其他执行措施，如，清点被保全的财产，并责令被申请人保管，保管期间可以使用，但不得变卖、转移、毁损和隐匿；对不动产和特定的动产，可以采用扣押有关证照并通知有关产权登记部门不予办理该项财产的转移手续；对债务人到期应得利益可以通知有关单位限制其支取；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由到期债权的，第三人不得向被申请人清偿；对季节性、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7]从以上司法解释的精神和相关规定来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显然已经兼顾到了保全标的物在保全期间价值保值增值问题，但是，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在在执行财产保全前进行登记和价值评估，这样被执行财产保全的标的物在财产保全期间是否被损坏或者发生价值减损就缺乏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不利于被申请人的权利保护和被执行标的物的物权保护。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商品都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双重属性，我国现行的民事保全制度既没有尊重保全物品的价值属性，更没有尊重保全物品的使用价值属性，所以使得保全物品在保全前后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发生巨大的减损；从法学的角度来看，物权包括占用、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我国现行的民事保全制度并没有完全区分物权所包含的四种衍生权利，直接导致保全物品在保全前后价值的减损。

因此，我国现行民事保全制度在价值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存在着被申请人权利保护的缺失，有必要在回归双方权利平等保护的价值取向中，通过完善民事保全制度，实现保全标的物价值和使用价值提升。

四、民事保全制度的价值回归与平等保护

民事保全中的程序保障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事关程序公正和对当事人尤其是债务人的权利保护。[8]但是，财产保全制度的预设前提就假设为原告起诉后，被告存在隐匿、转移、损毁财产的可能，为了保障将来判决义务的实现，有必要先对被告人的财产予以控制。从法律性质来讲，保全制度只是一种对被告权益暂时性的限制，限制其所有权部分权能的行使或债权的实现，所以在采取财产保全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损害被告的基本利益，不能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和生活。[9]就实质性的利益而言，尽管保全程序是一种侧重于保护申请人利益的快速审理程序，但是完全不考虑被告的合法利益是违背程序保障或者正当程序基本理念的。[10]有权利必有救济，被申请人合法财产在保全过程中正常的毁损和价值减损同样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予以救济。

价值理念方面，我国民事保全制度在价值取向上应当转变为既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对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予以保障。在保全制度构建理念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要尊重商品的价值属性和使用价值属性，在保证产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增加商品的价值属性和发挥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从法学的角度来看，保全制度应当在限制处分权的前提下，尽可能的保障物权所有人对保全物占用、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制度设计层面，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及《国家赔偿法》只是规定了被申请人申请保全复议、申请人错误申请保全和法院错误执行保全时的救济方式，对于被申请人保全标的物在保全过程中正常的毁损和价值减损缺乏相应的保护机制。因此，为了保障被申请人的财产权，有必要在复议救济的同时，增加保全标的物登记和评估机制这一选择性程序，供被申请人选择。一种可以考虑的做法就是在法院作出保全裁定之后，被申请人可以申请保全标的物登记和价值评估，待保全解除后，再行进行评估，对于保全标的物在保全期间正常的毁损和价值减损，由保全申请人、被申请人和保管人以及法院之间按相应的责任进行损失分担。这样既能够限制保全申请人申请保全的随意性，又能够增加保管人及法院财产保护的责任意识，还能够保障被申请人的财产权，平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权利，实现民事保全制度的价值回归与平等保护。

注释：

[1]参见汤维健：《新民事诉讼法理解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2]参见李仕春：《民事保全程序基本问题研究》，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1期。

[3]参见黄文艺：《比较法视域下我国民事保全制度的修改与完善》，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5期。

[4]参见陈斌：《论财产保全》，载《现代法学》1991年第5期。

[5]参见王福华：《民事保全程序中的程序保障》，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

[6]参见刘恒林、曹清山：《民事诉讼中适用诉前保全之管见》，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2012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

[8]参见王福华：《民事保全程序中的程序保障》，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6期。

[9]参见沈杨、朱业明：《财产保全的法律性质辨析》，载《法律适用》2001年第4期。

论物权平等保护原则 篇4

一、物权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

第一, 物权法律地位具有一定的平等性。平等是各项法律的基本要求, 物权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表现的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平等保护原则体现了我国民法中的平等原则。自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平等保护, 市场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竞争, 但是其主体地位都平等, 拥有相同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 物权规则具有一定的平等性。物权规则的平等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 我国相关法律对物权法有明确的规定必须遵循平等性的原则, 任意一个物权的主体在获取资产、设定资产和变更资产时都需要遵循相同的物权规则;其二, 任何物权主体发生矛盾时, 需要使用平等的原则对矛盾进行及时的解决, 任何主体都不会具有特殊的权利。

第三, 保护具有一定的平等性。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使国家、企业、各人的物权受到了平等的保护, 国家和企业的物权没有任何的优越待遇。在各人的物权受到威胁时会受到同样的保护, 不会因为各人的物权较小就对其没有足够的重视, 这样使各人的财产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二、落实物权平等保护原则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第一, 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在立法中对物权平等保护原则的内涵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 并且现有的规定存在一定的问题, 和实际平等保护原则的内容不一致。为了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立法部门需要对当前的物权平等保护原则进行详细的了解, 并且对近几年来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分析, 对立法中同物权平等原则不一致的内容进行修改, 对内容不全的地方进行补充, 在立法修改完成后, 需要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审核, 如果审核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需要及时的进行更改, 待审核通过后进行宣传, 我国司法部门和人大代表需要发表声明对修改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解释。与此同时需要加大立法监督的力度, 禁止在修改过程中出现人为错误的情况, 使立法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第二, 司法方面存在的问题。物权平等保护原则是司法实践过程中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 但是司法没有对发生物权问题的各人或者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 并且执行的力度不够, 平等保护原则在司法中落实具有一定的困难。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其是否使用平等保护原则的主要依据是:司法法官在实践过程中是否严格的按照法律法规进行评判以及对仲裁权利是否进行合理的使用。但是, 当前我国一些司法法官的素质有待提高,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不能公平、公正的对案件进行处理, 会出现收受贿赂或者靠关系评判的情况出现。为了减少上述情况, 我国司法管理部门需要对司法实践过程进行严格的监督, 让司法法官严格的按照相关法律进行评判, 并且需要提高司法法官的素质, 对司法法官进行定期的培训, 让他们清楚的了解当前法律的要求, 通过培养过程司法法官的素质有所提升, 对司法实践进行公平、公正的审理。除此之外需要对一些作风不良的司法法官根据其具体情况给予相应的惩罚。

第三, 在执法方面的问题。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上位法优于下位法, 法律优先于行政法规”, 但是在执法过程中不能严格的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例如:在房屋征用和拆迁执法过程中, 行政部门的执法人员会借用更高的法律条率对人们进行恐吓强行拆迁, 这种强制整占用和拆迁的情况使人们的财产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并且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较大的冲突, 对人们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需要对地方行政部门进行严格的管理, 对地方政府的一些违法行为进行惩罚, 让其严格按照我国相关法律进行办事, 严禁出现暴力执法和恐吓的情况, 公平、公正的进行执法过程。

第四, 我国多数人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现阶段, 多数人对我国的法律没有足够的认识, 认为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的利益, 在个人利益遭受损伤时不能使用法律手段对其自身的利益进行维护, 多数人们会选择忍气吞声。与此同时我国一些行政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在工作过程中对个人的利益没有足够的重视, 甚至存在歧视的现象, 不能为人们解决实际问题。

三、结语

上述文章对物权法中平等保护原则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 并且对其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定的解决措施, 希望为我国平等原则的落实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闫永黎.论平等保护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13 (5) :58-62.

[2]何峰.论纳税人税务信息保护原则[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27 (1) :57-60.

树立平等思维与推进男女平等论文 篇5

3.1 学会自省

（1）女人：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说得好：“放弃手中权力的最常见的方式就是以为自己没有权力。”女性要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意识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并大胆的去运用这些权力，履行相应的责任，而不是一味责怪男性，责怪社会。

女人自身素质的提高是赢得男女平等权利的重要前提。女人要树立平等思维，继续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以自身的进步与贡献赢得家庭、社会的肯定和尊重。

（2）男人：性别平等也是男人的议题。男人也被性别刻板印象囚禁。年轻男性因为害怕自己显得不够“男子汉大丈夫”，从而在承受心理困扰时窘于寻求帮助。事实上，在英国，自杀已经是20-49岁男性的第一杀手，比交通事故、癌症和冠心病造成的死亡都多。性别不平等对男性也没有好处。如果我们不再把对方定义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把对方定义为我们的一员――我们都会更加自由。并且当男人自由时，女性的境遇也会自然发生变化。男性也应树立平等思维，担负起实现男女平等的责任。

男女两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和谐相处、共担责任、共同发展等价值理念是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价值观基础。

3.2 普及教育

（1）平等思维的培养要进家庭。家庭是人的最早的生活环境，是最初的社会化场所，是儿童最早接受教育的地方。在家庭教育中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平等思维，开展性别平等教育，这将会影响孩子的一生，对于儿童未来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两性平等的意识根基。

（2）平等思维的培养要进学校。平等思维的培养应纳入学校教科书，走上学校课堂，讲授男女平等知识，改变传统的性别定型观念。将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范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消除公民的性别不平等的“潜意识”。

（3）平等思维的培养要进社会。社会教育直接面向全社会，不仅面对青少年，更面对社会的成人劳动者；不仅面对城市社区，更面对农村乡镇。它比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具有更广阔的活动余地，影响面更为广泛，通过平等思维的教育，推动男女平等更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安定与进步。

3.3 营造环境

（1）大众传媒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大众传媒是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是社会思潮的风向标。大众传媒的从业者要树立平等思维，用两性视角对已成规范的男权社会性别文化体系证伪，确保女性真正享有性别话语权，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党和政府的性别公共政策，通过传播性别平等的语言和知识、思想和观念、活动和载体，营造性别平等的舆论环境。

（2）党和政府营造良好的公共环境。党和政府是推进男女平等的责任主体。因为它是管理者，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党员干部要树立平等思维，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项法律、政策和项目的时候，要增强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性别敏感性，充分认识实际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认识公共政策对两性可能产生的影响，通过政策调整消除对妇女的不利影响，以保证女性能和男性一样平等的参与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平等保护 篇6

关键词：刑满释放人员；劳动者告知义务；《刑法》第一百条；就业歧视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该条款规定了劳动者告知义务的主要内容。在劳动合同订立之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均负有一定的告知义务。用人单位告知义务的内容主要是告诉劳动者有关工作内容、工时、工资、工作条件、安全生产状况等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而劳动者则应当向用人单位告知自己的学历、工作经历、职业资格等与劳动合同有关的其他基本情况。

但是，除此之外，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根据这一规定，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合同时就负有了向用人单位告知自己是否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是否受过刑事处罚就成为了劳动者告知义务的必备内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是十分困难的。可以说，要求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过程中主动告知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规定，已经成为刑满释放人员实现就业、重新融入社会的一大障碍。这不得不让我们再重新思考《刑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前科告知义务”是否应当属于劳动者告知义务的范畴？我们又应当如何解读劳动者告知义务与《刑法》第一百条的关系？

二、《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能否当然成为劳动者告知义务的一部分

通过研读《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我们并不能直接找到有关刑满释放人员应当在就业时要主动告知自己犯罪记录的规定。也就是说劳动者告知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的规定只见于《刑法》第一百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一经立法机关通过并颁布后就具有了法律效力。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刑法》第一百条当然是具有效力的，劳动者应当在与用人单位订立劳动关系时履行告知自己是否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义务，“雇员在申请工作时欺骗雇主，明明曾经有过犯罪记录，却宣称没有。则该雇员就很可能构成欺诈。”但是，《刑法》是调整犯罪与刑罚的法律，它能否去调整劳动关系呢？从法理上来说，每一部法律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这是不同的部门法得以被划分出来的标准，也是一国法律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一般来说，关于劳动关系的事项应当由劳动法及其相关法律来调整，而不应当由刑法来调整。假如将《刑法》第一百条放入《劳动法》或者是《劳动合同法》之中，那么，我们从形式上来看在适用这一规定时就会感觉更加名正言顺。

因此，从法理的角度上来说，《刑法》第一百条的规定能否成为劳动者的告知义务还是有待商榷的。

三、即便承认《刑法》第一百条有效，是否意味着劳动者负有绝对的告知义务

比如，一名曾经犯过失伤人罪的劳动者在应聘公交车司机时，应当向用人单位告知他曾因过失伤人而受过刑事处罚吗？或者一名曾经因职务侵占罪被刑事处罚的求职者在应聘一家公司的会计时，需要向单位告知他犯罪、处罚的情况吗？针对第一种情况而言，过失伤人是由于行为人因过失而造成的犯罪，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且不能反映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故而，因此罪而被刑事处罚的劳动者应聘公交车司机一职时，是完全不会对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那么，我认为劳动者对这一刑事处罚告知与不告知都是无所谓的，甚至不告知的话更加有利于劳动者，免于被单位歧视。但是，针对第二种情况则有待商讨。职务侵占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单位财务的故意，主观上有一定的危害性。如果犯过此罪的劳动者再去从事会计工作的话，难免会再次犯罪，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失。所以，基于此我认为如果劳动者曾经犯过的罪行确实不适宜从事所应聘的工作时，基于对用人单位的保护，应当要向其告知劳动者受过处罚的情况。

综上，笔者认为应当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缩限解释，即只有当劳动者曾经所犯过的罪与应聘的工作有某种联系，确实不适宜从事此种工作时，劳动者才负有告知义务。告知之后由单位自行决定是否录用。而对于那些所犯的罪与应聘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时，劳动者则可以不告知。这样可以更好地维护其权益，免于遭受不必要的歧视。

四、如何保护刑满释放人员的平等就业权

虽然有规定说当劳动者曾犯过的罪如果不影响应聘的工作时，用人单位不得歧视，但是用人单位却常常以劳动者曾犯过罪具有人身危险性、害怕其再次犯罪为由拒绝录用。由于这一貌似合理的理由被大家普通接受，导致刑满释放人员的平等就业权经常被侵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就业促进法》并没有关于保障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只有在《监狱法》中涉及了此内容。《监狱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此规定的实效如何，暂不清楚。故而，为了使刑满释放人员能够更快的融入社会、不再重新踏上犯罪的道路，我们应当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在要求刑满释放人员履行告知义务的同时，又要保护其在就业时不被用人单位歧视，对被歧视的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必要的救济。至于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则需要通过立法与行政来解决。

以上问题都极具现实性，我们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让刑满释放人员在就业中履行告知义务的同时，要从法律上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五、结论

为了保障刑满释放人员的劳动权益，促使他们能够重新融入社会，基本生活得到保障，我们一方面应当加大立法力度，对《刑法》第一百条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在劳动法中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告知义务做出特别的规定，以填补这一法律漏洞，保障其平等就业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主要是劳动行政保障部门）要加大反就业歧视的执法力度，对用人单位的招聘工作进行必要的监督，禁止任何歧视刑满释放人员的行为。

作者简介：

田也异，男，1990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2012级硕士研究生；

胡英阔，男，1989年生，南京大学法学院2013级法学硕士研究生。

平等保护 篇7

1. 我国女性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1.1 平等就业权的界定

平等就业权是指在就业机会均等和录用标准相同的条件下, 求职的人以平等的身份相互竞争来实现就业的权利。它包含以下三个方而:一是求职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二是就业机会均等。三是求职者通过平等竞争实现就业[1]。

1.2 我国对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随之建立了一套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体系。针对男女就业方面, 通过加入国际公约, 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有关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 最终在保障男女权利平等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现今, 我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主体的促进男女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体系, 除宪法第48条明确规定外, 《劳动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就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女性劳动权益的保护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2. 我国法律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实现的困境

2.1 缺乏专门的法律来禁止歧视女性就业

现阶段, 我国对于女性就业歧视方面的法律建设尚且处于起始阶段, 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纰漏, 并且对于已经建立的法律来说, 基本上都是暂时性的规定, 并没有长久性的可行性。并且对于立法这一方面来说, 体现出较为分散的特征, 却没有专门的禁止女性就业歧视的法律, 关于禁止女性平等就业权的问题着重体现在宪法当中, 而宪法当中的规定又较为宽泛, 缺乏实际操作性[2]。

2.2 对于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单一

在法律法规当中, 将重点放在了行政责任方面, 而并不是行政处分和行政罚款, 这种方式从性质上来划分, 理应属于国家公权力行使范围, 因此, 对于受害人却没有实际的补偿, 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不难看出为何我国现在性别歧视诉讼较少, 这样机会极大地纵容了用人单位的就业歧视。并且, 值得一提的是, 这种行政责任主要体现在国营企业当中, 对于私企没有约束力, 但是现代我国私营企业数量较为庞大, 使得这一法律行之无效。

2.3 劳动争议救济途径不够通畅

在我国, 在解决劳动力争议方面, 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就是“一裁两审”, 这种方式之下, 需要的审理时间很长, 程序较为复杂。具体而言, 事件的主体需要事先申请仲裁, 并且在裁决之前可以进行调节, 不服仲裁方可以进入诉讼。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运用这种事件程序来进行审理, 将会带来效率极其低下的后果, 难以取得法律预期的目的。在我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当中, 明确地声明, 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当中不存在就业歧视这一方面。再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条文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所以说, 我国劳动者一旦遇到就业方面的问题, 难以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 实现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应对措施

3.1 转变立法思路, 制定有利于女性平等就业的法律

在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变革推进的背景之下, 很多生产活动理应在劳动者体力消耗方面呈现出减弱的趋势, 而将重点需要放在智力消耗上面, 从而减轻生理上面带来的男女之间的差异[3]。基于此, 笔者认为, 建立起适合女性平等就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是极其必要的, 也是当前的大势所趋。转变立法思路, 要求社会各界都能够正确看待女性, 正视女性的合法地位, 尊重男女平等, 为广大女性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从根本上消除立法当中出现的性别歧视的现象。

3.2 完善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 需要出台《促进就业法》

我国需要制定有关男女平等就业的专门法律法规, 针对女性平等就业权利给予详细、具体、全面的规定, 这样是促进女性就业的基本法律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草案) 》第5条规定:“劳动者依法享有平等就业和自主择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 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年龄、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歧视。”一些发达国家也都制定了相类似的法律, 并且对促进女性就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笔者认为完全有必要借鉴其立法经验, 加快颁布、制定促进平等就业法律的进程。

3.3 完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实现权利救济

如今的劳动争议案件, 很多都需要经历一裁两审终审的漫长历程, 劳动争议仲裁是劳动诉讼救济的前置程序, 假若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 之后可以提起劳动诉讼, 这样十分不利于劳动者的法律保护。因此, 多数案件的处理过程过于长久, 十分消耗当事人的精力及财力。假若对侵害女性平等就业权的纠纷直接以民事诉讼方式处理, 则会改善上述问题。

总之, 我国女性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需要将各种保护力量和保护方式制度化和系统化。我国还需要借鉴西方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 来健全和完善妇女就业权保护的法律体系, 用实际行动进一步从国家政策和组织建设上对女性平等就业权进行法律保护。同时, 提高女性自身的劳动素质和劳动素养, 扩大女性平等就业的机会, 促使国家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现状同步发展。

摘要：在我国法律当中对于男女平等就业问题有着明确的规定, 目的是充分实现男女平等, 改变以往社会条件下女性的弱势地位。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 相应的法律法规却并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就为女性的平等就业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冲击。本文立足于这一现状展开讨论, 针对现阶段我国实现女性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的困境进行深入分析, 进而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女性,平等就业权,法律保护

参考文献

[1]许娟.论妇女平等就业权的法律保护[J].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7, (6) .

[2]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1.

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保护 篇8

一、宪法平等权对土地征收制度的约束

1.土地征收的概念界定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 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同时, 现行宪法第十条和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都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上述条款是我国土地征收制度最直接的法律依据。根据上述规定, 我国土地所有权分两种, 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 而征收的对象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城市的土地原本就属于国家所有, 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征用, 不在此列。

因此, 土地征收可以定义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强制取得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地上附着物, 并且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土地征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过程, 而法律同时也规定征收权的行使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的唯一途径。土地征收制度, 历来为各国宪法所确认, 也是各国财产征收制度的核心内容。“从来没有哪个制度否认过宪法的征收权, 重要的是对征收的法律限制。”[1]

从性质上看, 首先, 土地征收具有强制性和单向性。在土地征收中, 国家有权行使土地征收权, 代表国家进行土地征收的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土地行政管理机关。政府作为国家行使土地征收权的法定执行主体, 在依法定的目的和程序的基础上, 可以直接强制实施征收行为, 并不会受到被征收对象意志的约束。可见,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强制和单向的, 补偿标准和方式由国家规定, 整个过程由国家掌握完全的主动权。其次, 土地征收具有公共利益的目的性。基于上述的强制性特征, 需要对土地征收的行为加以严格限制, 而以公共利益作为限制土地征收目的唯一标准为各国宪法所公认。世界各国宪法中通常都将以公共利益为目的明确地规定为土地征收行为的前提, 而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也成为了征收权存在的合理依据和基础。最后, 土地征收具有补偿性。由于土地征收行为必然会导致原依法对土地享有权利的人正当权益的丧失, 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农民, 农民对集体所有土地享有使用权, 主要表现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的使用权等。因此, 国家必须依法对其作出补偿。补偿是一种建立在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平衡机制, 体现了公平和正义的理念, 也是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最直接和有效的方式。

总之, “土地征收是一种强制取得所有权的行政行为, 但土地征收制度不应当理解为保障政府强制取得土地的制度, 而应当将其理解为一种财产权利保护制度, 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 保护农民或其他土地权益者的权利。”[2]

2.宪法平等权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体现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见, 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确认的一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平等权是指公民为实现自身的平等, 使自己与其它人在相等条件下能够享受同等待遇而要求国家同等保护的一种请求权。这是从公法的角度上而言, 或者称为宪法上的平等权, 主要指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强调公民个体要求国家平等对待的权利, 即在同等条件下人人均应得到国家的同等对待, 而并非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平等, 后者应属于司法的调整范围。

从内容上看, 平等权的主体是公民, 它表明公民地位的平等;公民有权要求国家平等地保护, 不因性别、年龄、职业、户籍等原因给予差别对待;任何公民均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反对歧视、反对特权, 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从性质上讲, 首先, 平等权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和概括性, 其具体内容需要与其他权利相结合而体现出来。例如, 平等的就业权、平等的受教育权、平等地取得报酬的权利等。其次, 平等权不仅包括法律适用上的平等, 还包括立法上的平等。只有在立法上平等了, 适用法律上才能平等。最后, 任何权利的行使都是相对的, 平等权也并非绝对, 平等允许合理的差别。合理差别是指在合理程度上所采取的具有合理依据的差别。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作为与公权力对抗的一方, 农民是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 也是潜在的利益受损者。作为公民的广大农民, 理所应当地有权要求国家平等对待和保护, 而不应因为户籍、地域、身份、地位等的差异受到任何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宪法平等权贯穿整个土地征收过程的始终, 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的权利相结合产生特定的内容。例如, 平等的参与权、平等的知情权、平等地获得补偿的权利以及平等的事后救济权等。此外, 平等也并非是搞平均主义和“一刀切”, 平等同样体现了合理的差别待遇。例如, 在补偿程序中合理差别就包括由于地区差异而带来的补偿费用的差异。土地征收的补偿费用也应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例如, 东部地区往往高于中西部地区) , 这同样是平等权的体现。平等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理应对土地征收制度有所拘束, 而且这种拘束应是全方位的, 不仅拘束行政机关, 同时也拘束立法和司法机关。“平等保护不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原则, 更重要的是内容和结果的公正以及行之有效的措施。”[3]如何保障农民的这些权利, 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共同努力, 在法律层面上对上述权利进行明确的宣告, 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具体保护措施、需要相应的制度予以支持。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给农民权利以平等保护, 是宪法上平等权在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也是对宪法基本精神的反映。

二、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缺损

1.不平等的征地参与权

现行宪法第十条规定了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 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 属于集体所有。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 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乡 (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 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 可以属于乡 (镇) 农民集体所有。”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 农村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农民个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委会、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均不是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而对于“农民集体”的内涵, 理论界尚缺乏统一和权威的界定, 通常认为就是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那么, 集体土地所有权就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农民共同享有的形态, “集体所有是一种农民的共同所有, 由农民共同享有所有权, 但这种共同所有是不分份额而且永不分割的, 即集体所有是一种特殊的共有。”[4]

既然肯定农民集体是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 那么农民集体就应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如何行使上述权利, 理论上应由一定范围内的全体农民集合起来统一行使, 然而具体操作困难显而易见。首先, 全体农民集合行使, 因为人数众多根本不可能做到。其次, 农民集体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主体, 无法对外行使权利。最后,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 农民集体应分乡 (镇) 、村和村内农民集体, 而按照民法通则, 农民集体则分为乡 (镇) 和村两个级别。可见, “农民集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法律也缺乏统一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在实际土地征收过程中, 农民集体根本无法行使土地所有权, 也无法对土地进行统一的经营和管理。土地集体所有权在事实上就被弱化了, 成为被虚置的没有保障的所有权。因此, “农民集体”这样一个虚化的主体很难在整个土地征收的过程中维护自身的权益, 也体现不出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

那么, 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 农村土地所有权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代表行使。一般认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 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现阶段可将其定义为在农村一定范围内, 以集体所有的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要经营方式,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农业经济组织。现行存在的主要形式是经济合作社和村民小组。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和存在方式已经较成立之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其经营管理能力和集体性进一步弱化。在实践中, 很多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已经解体或名存实亡。而村民委员会是通过村民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其产生的依据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而村委会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代表主体, 容易产生以下问题。首先, “村委会名义上是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上级政府的约束, 具有政府机构的功能 (如党支部书记由上级任命且是村里的实权人物) , 实际上成为了地方政府的‘下级派出机构’。因此他们往往不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 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或上级政府的意图。”[5]其次, 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 村委会也有自己的利益, 包括村委会负责人的个人利益。他们往往从考虑自身利益出发, 利用自己的相对优势在土地收益分配中, 获取较大的份额。

由于法律并未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和执行代表的权力界限, 也没有明确农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关系, 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在理论上归农民集体所有, 实际上为村民委员会所有。村委会和个别乡村干部掌握了实际的土地所有权, 控制了“农民集体”的意志, 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代言人, 行使着决策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少数人操纵。于是, 出现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位而代表越权, 农民在法律上人人有权, 在实际行使过程中又人人无权的局面。而直接的后果就是农民个体的权利受损。土地所有权的变动会对农民个体产生最直接的影响, 农民是土地的直接使用者, 随着土地被征为国有, 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将不复存在, 农民个体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可见, 在土地征收中, 农民个体是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在这个过程中, 农民个体既不能与村委会等执行主体平起平坐, 更别提与国家和政府相抗衡, 几乎丧失了“话语权”, 成为最弱势的一方。

2.不平等的征地补偿权

现阶段, 我国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主要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 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 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 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这样的补偿标准和原则对于农民来讲, 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首先, 补偿依据不平等。“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可见, 土地补偿款的计算依据是土地的原用途, 而并非按照市场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土地所有权的转移, 土地的价格就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目前我国土地征收的补偿费用则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未能全面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 征地后土地的价格往往为补偿费用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其次, 补偿标准的计算不平等。我国实行的是由国家单方制定的补偿标准和范围, 以产值倍数法来计算农民的损失和补偿费用。而产值也并没有相对统一的计算标准, 具体操作中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市场、地区差异甚至天气条件等。补偿标准制定的单方性、模式化和高度的行政化, 无形中剥夺了农民的平等征地补偿权。最后, 同地不同价现象加剧了农民间的不平等。“在同一村庄, 甚至同一块地, 国家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征地补偿价格与商业开发项目征地补偿价格相差悬殊, 有的甚至相差数倍。正是由于不同项目和土地不同用途造成的同地不同价的典型表现, 对农民而言, 同样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得到的补偿不一, 政策的可接受性显然不高。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 同样是农民集体土地转为非农业建设用地补偿价格存在差异, 这也很难说平等。”[6]

此外, 在补偿费的分配上, 农民集体、村委会、村民小组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关系混乱, 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 也造成了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乡镇基层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甚至个别村干部往往以各种名目层层截留土地征收补偿费, 以至于该项费用到农民手中时已经只剩下小部分, 而大多数农民因为外部以及自身的种种原因, 只能被迫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利益分配。

3.不平等的事后救济权

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 农民与政府或村委会等就征地目的、补偿标准、补偿费分配等问题发生争议时, 在事后救济程序中尚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现行土地管理法并没有关于征收土地补偿争议裁决程序的规定, 参照《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 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县、市政府作为双方争议的协调主体, 同时又是土地征收的执行主体, 双方对补偿方案产生争议, 也由政府来协调。而即使协调不成, 最终的裁决方还是政府, 自始至终都是由争议双方的一方当事人来做协调和裁决。这样的裁决又无异于最终裁决, 因为征收土地补偿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同时, 在争议解决中缺乏司法救济途径。这样的规定对农民个体来说无疑是不平等的, 而程序上的瑕疵必然会导致权利受损, 农民自身的权益便无从保证。

三、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实现路径

1.实体权利上的平等

(1) 明确农民在征地中的地位。

首先, 应该从法律上统一对农村土地所有权进行界定, 同时还应该进一步明确行使所有权的主体。由于全体村民直接参与决策缺乏可操作性, 在行使主体上, 可有如下考虑:其一,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临时成立一个独立于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的代表组织, 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来行使这项权利。具体名称可称为土地管理委员会, 由村民选举产生, 按照人口比例形成一定规模, 让更多农民有机会发表意见, 真正代表农民个体的利益, 也进一步扩大了征地补偿程序的民主化。该组织在性质上具有专门性和临时性, 在土地征收结束后, 即宣告解散。其二, “改造现有村民委员会, 淡化其半官方、行政派出机构的色彩, 强化其民间性、自治性和民主性, 将其改造为能够真正代表全村村民共同经济利益的独立法人。”[7]其三, 成立农会, 使其成为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 同时对地方政府形成一定制约。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 但迄今为止农民并没有成立一个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而对于广大农民来讲, 自由地组织农会, 形成与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平等议价的合法组织, 对于维护自身权利、实现平等又至关重要。总之, 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 农民集体的代表组织应与县、市政府平等协商, 处于同等地位, 按双方愿意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实施。

此外, 还应进一步明确农民个体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地位与权利, 明确其与政府等行政机关及其农民集体的代表组织的关系, 确立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主体的平等包括主体地位的平等、参与机会和方式的平等以及获得救济方式的平等。“没有主体的平等性, 就不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博弈平台, 就不可能有交涉、沟通与互动的过程, 就难于形成公正的结果。主体的平等性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的必然派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是要保障每个当事人在法律过程中的平等的尊严与发言权, 确保权益受影响的当事人参与到法律过程中来成为平等的程序主体。”[8]而在土地征收中, 农民作为与土地联系最紧密的一方, 理应主动而平等地参与到整个过程中来。

在补偿费的分配上, 也应树立以农民为主体的观念和原则。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 有权获得相应补偿。“至于征地补偿中的权利人, 应为丧失土地的农民本人, 而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当然, 如果经两者协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为失地农民提供合理安置的, 补偿费用可转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9]“村民小组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一员而不是一级经济组织, 没有法律地位, 没有经济核算形式, 从法律上而言, 亦无资格获得土地征收补偿费。”[5]

(2) 同地同价原则。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 解决好被征地农民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可见, 同地同价原则作为土地征收中的一项重要补偿原则, 被明确写入了国家政策。“同地同价原则指的是同样位置或相邻区域的土地, 无论征作公益用途或是商业用途, 都以土地的市场价格为补偿依据, 征地补偿标准和补偿价格不会改变。或者说, 国家依法征收农民集体组织所有的土地所给予集体组织和农民的补偿价格与国家依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相同。简言之, 土地利用类型、区位条件、客观收益水平、供求状况、人均耕地数量等条件基本相同的土地, 其征收补偿应基本相同。”[6]同地同价原则从本质上反映了平等的要求。但政策毕竟不同于法律, 我们应期待这一原则在法律上得到确认。

在土地征收的过程中, 实现同地同价原则, 应做到以下几点:第一, 土地补偿标准按照市场价格。市场经济体现平等理念, 按照市场价值来评估土地价格向来被认为是最为公正的方式。然而, 市场价格的确定却并非易事, 目前我国的土地并不能够在市场上自由挂牌交易。因此, 具体操作上, 可考虑由专门的土地价格评估机构参照被征收土地在市场上出售可能得到的预期价格, 得出初始的补偿标准, 而后在与被征地农民及其代表组织平等协商基础上得出最终的土地价格。“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农村土地价格评估体系, 实行由具备特定资质的行业组织或社会中介机构对农村土地进行估价的制度, 得出初始地价后再交由主管部门参考土地市场的一般交易价格, 并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形成土地的拟定价格, 然后通过举行听证会的方式, 在此基础上通过协商方式得出最终的土地价格。”[12]“在征地补偿方面, 原则上应当按照土地的市场价格确定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尤其应当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与人们的收入水平, 在保证不使相关农民生活水平下降、提供适当发展资本的前提下制定。这需要对农用地进行分等定级估价, 确定征地补偿标准及测算, 通过对农用地进行科学的定级估价, 真实反映土地的资源价格、资本价格和社会保障价格, 使农用地征收标准更加精确。”[2]第二, 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土地征收的目的只能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 但对于目的的审查和把握应主要集中在征地前的审批环节, 而在征地后的补偿环节, 则无需考虑目的, 即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征收, 最终的补偿标准都应参照市场价格。第三, 同地同价原则并非绝对。同地同价原则不是搞平均主义, 土地征收的补偿费用标准也应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并根据其需要进行动态调节, 不同地区允许有合理的差别, 这同时也反映了市场公平的需要。

2.程序权利上的平等

民主、科学、正当的程序, 是农民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前提和保障。农民在土地征收中的程序权利表现为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获得救济的权利等。农民可借助于程序这一中介, 平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与政府进行平等对话、辩论和协商, 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增强其主体地位。同时, 对于政府权力的运行也形成了良好的制约。

(1) 平等的知情权。

平等的知情权是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维护自己权益的前提, 是当事人享有平等地获取有关信息的权利。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农民的知情权具体包括平等的预征知情权、批复结果知情权、土地补偿知情权等。按时间可分为征地前的知情权和征地后的知情权。预征知情权是指政府在准备征收土地之前应当将与征地有关的事项以公告的方式如实告知被征地的农民集体。现行土地管理法在土地征收的公告环节规定比较简单。例如, 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 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公告, 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只有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对于公告的具体事项有所罗列:“在征地依法报批前, 要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补偿标准、安置途径告知被征地农民”。此规定意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防止征地机关侵害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但并未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因此, 应在土地管理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公告的内容包括征收用途、位置、面积、类型、补偿标准、具体数额、支付方式、安置途径等, 确保土地信息公开, 尤其是对于补偿的标准, 在公告前应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进行广泛的调查和听证。这是征地之前被征地农民享有的知情权。土地征收后, 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应当将征收土地补偿费的收支和分配情况, 向全体农民公布, 接受监督。这同样属于农民知情权的范畴。

(2) 平等地获得救济权。

无救济就无权利, 一项正义的制度安排就是使其最大限度地实现某种平等。正义的法律必然会抑强扶弱, 对于政府行使强制性权力应施加严格的程序限制。在土地征收过程中, 农民有平等地获得救济的权利。

司法救济向来被认为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有效救济渠道。土地征收争议能否通过司法救济来解决, 不能一概而论, 应根据争议的具体性质而定。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争议从性质上分主要包括征收目的争议、补偿标准争议、补偿费用分配争议。首先, 关于征收目的争议。公共利益的界定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是困难的, 各国做法也不尽相同。现有法律尚无明确的标准, 建议在立法中采用列举式, 以严格限制征收权的行使。另外, 在征收目的的审核主体上, 建议放在省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人大是人民的代表机构, 代表人民的利益, 由人大来审核征收, 是对征收行为最好的限制和制约。那么, 此种类型的争议只能由人大解决, 不宜由法院受理。其次, 关于补偿标准争议。主要发生在政府与被征地的农民之间, 属于行政争议, 如果农民对政府的征收补偿标准和方式提出质疑,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第三种是关于补偿费用分配争议。主要发生于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村委会或村民小组之间, 属于民事纠纷, 应采用民事诉讼程序救济。此外, 无论由何种机构采用何种程序受理和解决争议, 在争议解决过程中, 土地征收行为都应当暂停, 直到争议裁决后, 才能继续执行。

摘要：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 依法定程序强制取得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并且给予一定补偿的行为。平等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理应对土地征收制度有所拘束, 宪法平等权贯穿整个土地征收过程的始终, 在不同阶段与不同的权利相结合产生特定的内容。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征收过程中, 还存在着很多侵犯农民平等权的现象, 具体表现在不平等的征地参与权、不平等的征地补偿权、不平等的事后救济权。土地征收过程中农民平等权的实现包括实体权利上的平等和程序权利上的平等, 具体包括明确农民在征地中的地位、在补偿中实现同地同价原则、保障农民平等的知情权和平等地获得救济权。

关键词：土地征收,平等权,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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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薛刚凌, 王霁霞.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来源[J].政法论坛, 2005, (03) .

平等保护 篇9

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特别是第三代无线移动通信的高速发展,视频通信已经逐步成为通信的主要业务之一,相对于以前的视频标准,H.264标准具有更优良的编码效率和更强的抗误码特性[1,2],因此,基于H.264标准的视频通信系统的设计和研究正成为目前多媒体通信领域的一大热点。由于基于H.264标准的视频码流去掉了大量的时间和空间相关性,使得码流对信道误码非常敏感,但是无线信道易错、时变、带限的特点,以及因多径现象导致的慢衰落和快衰落现象,使得无线信道的误码率要比有线环境大得多,因此基于H.264标准的无线通信系统采用信道抗误码技术是十分必要的。

2 平等保护策略

由于无线信道的高误码性,人们提出了一些抗误码技术来提高视频码流的误码鲁棒性[3],在这些技术中,前向纠错(FEC)技术在实时视频传输系统中得到广泛地应用,基于SSM模式的EEP策略是应用FEC技术的典型例子。现在大部分视频传输系统都是采用固定的信道码率的EEP策略。固定信道码率的EEP策略首先估计信道的误码率,然后根据信道误码率选择一个能充分保护信源码流的信道码率,最后根据信道误码率和系统带宽确定信源码率,这种方法实时性好,不需要反馈信息,但是,如果实际的信道误码率和估计的信道误码率不一致的话就得不到最佳的解码图像质量,因此,在误码率时变的传输系统中,采用传统的EEP策略并不是最好的选择。

3 基于H.264的不等差错保护

不平等保护的概念是由Masnick等人在1967年提出的,其目标在于让更重要的数据比特具有更强的错误恢复能力,从而达到整体解码最优的目的。Dao Ngoc Dung等指出用不同码率的信道码对各数据分类区进行误码保护能有效的提高视频的抗误码特性[4],采用较低的信道码率保护信源能有效地降低信道误码。然而在信道带宽固定的传输系统中,采用较低码率的信道码就意味着信道编码占用了更多的带宽,留给信源用来表示视频信息的码率将降低,信源失真将会增大。

H.264视频编码标准在系统层面上提出了视频编码层(VCL)和网络适配层(NAL)的概念。NAL层包含有单数据片模式(Simple Slice Mode,SSM)和数据分类模式(Data Partitioning Mode,DPM)。属于同一数据片的编码视频信息在SSM模式下被封装在一个RTP数据包中;而在DPM模式下则将其分为A,B,C三个数据分类区。属于各数据分类区的信息分别装在不同的RTP数据包中。由于在DPM模式下输出的数据包个数是SSM模式下的3倍,从而引入了更多的打包开销,然而在视频传输中采用的基于DPM模式的UEP(Unequal Error Protection)技术能获得比采用基于SSM模式的EEP(Equal Error Protection)技术更好的抗误码性能。

本文根据H.264标准的数据分类功能,提出了一种基于信道状态的数据不平等保护策略。在时变信道的情况下,利用信道反馈信息来选择网络适配层(NAL)的工作模式,同时对于数据分割后的信息,进行不等差错保护,如图1所示,在编码视频信息进行打包封装之前,首先根据当前反馈的信道丢包率信息,自适应地选择视频流地打包方式,在丢包率为零或较小时(认为不超过3%),采用单数据片模式;在丢包率较高时,采用数据分割方式打包封装。这样既可以降低打包地开销,又可以提高对误码地鲁棒性。信道采用码率R=1/2卷积码,通过删截获得UEP性能的编码方案,该方案在设计信道编码时,同时考虑了信源信道的特性,在信道带宽固定的情况下,能大大提高视频码流的鲁棒性。

4 删截卷积码实现UEP编码

本文考虑采用通过删截矩阵来实现UEP,通过在删截规则上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引入了速率兼容的删余卷积码(RCPC),使得高速率的码字可以嵌入低速率的码字中[5],从而实现UEP的功能。图2为采用删截的方式获得码率R=2/3的删截Turbo码的原理图,输入信息序列为μ1,μ2,…,对应的编码序列为V11,V12,V21,V22,…。输入信息序列μi对应的编码输出为Vi1,Vi2,其中i=1,2,3,…。

图2中的删截卷积矩阵将会删除数字序列V22,V24,…,相应的输出序列为V11,V12,V21,V31,V32,V41,V51,…。对应于删截矩阵,再接收端收到的数字序列送入译码器之前要周期性地插入删除符号X,这些符号在数字序列中的为止对应于编码器输出中被删除的数字比特。经过插入之后,输人到维特比译码器的比特流如图3所示,在计算分支度量的时候,忽略插入符号X的重量。

图3中,V11,V12,V21,X,V31,V32,V41,X,V51,…为维特比译码器栅格中的输入比特序列,对应的译码输出比特序列表示为d1,d2,d3,…。如果信道没有噪声的话,di=μi,其中i=1,2,3,…。可以看到译码器输出比特d2,d4,d6,…对应于图2的删截矩阵的第二列;d1,d3,d5,…对应于删截矩阵的第一列。

5 实验结果及分析

本文信源编码器采用JM10.5,foreman序列进行试验。图像序列GOP结构为IPP……,I帧周期为15,帧率15fps。信道模型采用加性高斯白噪声信道(AWGN),主要性能参数为信道误码率(BER)和信道总带宽,假设信道带宽固定为128Kbps。对超出信道解码容错范围以外的残留错误,解码端采用相邻帧拷贝的差错隐藏方法。表1表示信源编码器在SSM和DPM两种模式下的输出比特数。从表1中可看出在相同量化参数(QP=28)的条件下DPM模式相比SSM模式输出更多的比特数。这主要是由于DPM模式引入了更多的打包开销,但是这种开销是相当有限的,大致在l%左右。表2显示的是未保护H.264编码策略(NP)、基于SSM模式的平等保护策略(EEP)和本文提出的不平等保护策略(UEP)性能随信道误码率变化曲线。由表2可看出NP因为没有信道编码的保护,性能随着误码率的提高急剧下降;EEP在信道误码率小于6×10-3时能保持稳定的性能曲线,但是当误码率大于6×10-3时,信道误码超出了EEP的保护能力,解码质量急剧下降。由表1,表2可知,信源编码器采用DPM模式会引入少量的打包开销,然而视频在传输中采用本文提出的基于DPM模式的自适应UEP策略能获得比基于SSM模式的EEP策略好得多的误码鲁棒。

6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H.264数据分类的信道不平等保护策略,该策略利用视频信源经H.264编码后各数据分类区数据对信道误码敏感度不同的特点,根据信道和解码器反馈回来的信息自适应地调整各个数据分类区的保护级别,使信道总带宽在各个数据分类区之间得到最优的分配,因此得到最佳的解码视频质量。实验结果显示,本策略能有效地提高视频解码流的抗误码性能,在信道误码率时变的情况下能获得平缓的解码图像质量。

摘要：根据H.264标准的数据分类功能,提出一种数据的不平等保护策略。该策略利用信道的反馈信息预测信道丢包率,调整H.264视频码流各分类区的信道码率。实验结果表明,该策略能有效的提高视频码流的误码鲁棒性。

关键词：数据分类,不平等保护,H.264标准,误码鲁棒性,卷积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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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保护 篇10

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是矫正正义的必然要求。所谓平等保护原则就是指物权主体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其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在受到侵害以后, 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中的“平等”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指物权主体的平等, 这种平等是人和物权主体在设立和转移物权时都应共同遵循的原则, 各个主体在地位上都处在平等的地位, 无论一方是国家, 另一方是公民, 还是双方当事人都是公民, 他们的地位都应是平等的, 任何一方都不得超越于另一方;物权主体的平等还指各类物权人在行使物权时, 也应当平等地遵循物权行使的规则。例如:物权法中的诚信原则、不得损害他人利益的原则等。无论国家、集体还是个人, 都应当遵循这些原则。物权法的主体平等正是矫正正义所要求的, 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康德认为, 所谓法律上平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 当他人没有按照与我们合法的利益相协调的方式行为时, 我们就有权对他实施强制;而任何一个臣民违反了同样法律, 都应当受到同样的对待。不能富人和有权者有一套法律, 而穷人和无权者有另一套法律。法律包括惩罚是普遍适用的, 不论公民的地位高低、贫富怎样。物权法平等保护原则的第二个方面含义就是在物权发生冲突时, 各个主体都适用平等的规则解决其纠纷。在发生产权纠纷时, 无论是国家还是其他主体都有权请求法院明晰产权, 确认归属;第三方面的含义就是在物权受到侵犯后, 各个物权主体都应受到平等保护。无论是公有财产还是私有财产, 只要它们受到侵害, 在保护的范围和力度上都是平等的。物权法对财产的保护, 确切地说是保护其合法性, 不论个人的地位差别、财产的多寡, 只要是合法取得的财产, 都要受到物权法的平等保护。物权法将公共财产和人民财产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立法史上的创新, 有一种观点认为平等保护就是将富人的豪宅和穷人的讨饭棍平等保护, 实际上只是保护了富人而不保护穷人。实际上, 这种观点是没有充分理由的。首先, 物权法保护的个人财产是通过合法取得的, 只有合法的财产才能取得所有权。认为平等保护是保护富人而非穷人, 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人的能力上存在差异, 而这也是国家所不能取消的。康德认为, 追求财富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 是应当受到鼓励的。能力较强者在追求财富上的成功可以鼓励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人, 使他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反过来, 较为平庸的人所取得成就又会刺激那些有才华的人更加努力进取。以这种竞争的方式可以有力的推动社会的进步。同时, 如果不允许我们拥有属于我们的东西, 社会就不会稳定安宁。这就是物权法是鼓励人民群众创造财富、实现国富民强的法律的原因。而物权法是否忽视保护公有财产, 放纵为富不仁者的论述, 陈新民有精辟的阐述, 他指出:“物权法根本不必也不能如社会法预先确认劳动者、消费者等主体那样, 预先确认需要特殊照顾的诸如公有制主体, 贫困之类的‘目标团体’。”即使我国物权法必须依循中国社会所有制的实现而要在法律上确认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这三种基本的所有权类型, 它也不能居于结果平等, 实质正义的正义法则考量可以去做有利于国家、集体 (相较于私人) 或者资产丰厚的个人 (相对于资产贫乏的个人) 的规范设计, 而是必须如西方国家的民法并不在单独所有与共有之间营造出差序格局一样对这三种所有权形势采取“平等确认、一体保护”, 而非“贵贱有别, 厚此薄彼”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 “对乞丐的要饭棍与富翁的小洋楼平等的进行保护”的观点并不应该承担当下部分学者“物权立法价值定位失当”的指责。”英国学者马修·黑尔就曾指出“正义的中心点便是:不要因同情而偏颇穷人, 也不要施惠于富人。”

物权法确认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对国家、集体、个人的财产进行平等保护, 既强调对公共财产的保护, 又注重对私人财产的保护, 同时这些物权的主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物权发生冲突时, 各个物权主体适用平等的规则来解决纠纷, 这正是矫正正义的充分体现。

摘要：本文通过对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和矫正正义的阐释, 进而揭示出物权法中的平等保护原则是矫正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物权发生冲突时, 各个物权主体适用平等的规则来解决纠纷, 这正是矫正正义的充分体现。

关键词：矫正正义,平等保护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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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平等抑或能力平等？ 篇11

关键词：罗纳德·德沃金；阿玛蒂亚·森；资源平等；能力平等

中图分类号：DQ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09)02-0058-07

在当代平等观中，人们在关于“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上有着很多分歧，即平等主义的合适目标应当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当今西方政治哲学界提出了诸多观点，比如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民主的平等”(democratlcequalIty)、美国法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资源平等”(equalityof resources)、美国哲学家理查德·阿内逊(Richard Arneson)的“福利机遇的平等”(equalopportunity for welfare)和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cn)的“能力平等”(equalityof capabilitoes)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本文试图展现罗纳德·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在平等问题上的争论。阿玛蒂亚，森在对功利主义平等观、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观和德沃金的资源平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能力平等”。针对森的批评，德沃金进行了回应，同时德沃金与森在平等问题上的争论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回应，代表人物有安德鲁·威廉姆斯(Andrew williarns)、裘德·布朗(Judc Browne)、马克·斯蒂尔斯(MarcStears)、罗纳德·皮耶里克(Ronald Pierik)和英格丽，罗比恩斯(Ingrid Robeyns)等人。本文从当代平等观争论的主要问题——“什么的平等”人手，来探讨德沃金与森在平等问题上的争论。在探讨了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这两种平等范式及其差异的基础上研究德沃金与森在平等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在西方学界引起的回应，最后本文对上述争论进行评价。

一、什么的平等?

在当代社会，人们对平等达成了基本共识，已经摒弃了对“绝对平等”的追求，但对于提倡“何种平等”，人们众说纷纭。德沃金认为是资源平等，而森认为是基本能力的平等。德沃金在对福利平等和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名为“资源平等”的平等理论，该理论主张由“抱负”等选择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是合理的，人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但必须矫正由“禀赋”等道德上的任意因素所带来的不平等。这就是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德沃金将其概括为“敏于抱负、钝于禀赋”(ambition-sensitive，endowment-insensitive)。资源平等的要求就是“主张一个分配方案在人们中间分配或转移资源，直到进一步的资源转移再也无法使他们在总体资源份额上更加平等，这时这个方案就把人作为平等的人对待。”德沃金将资源分为“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人格资源包括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力量和才能等，而非人格资源包括可以被支配和转让的环境的一部分，如土地和房屋等。

在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中，有两个关键的程序设计，即“假想的拍卖”和“虚拟保险市场”，其中假想的拍卖针对非人格资源，虚拟保险市场针对人格资源：一方面，德沃金通过假想的拍卖达到初始分配的平等。非人格资源最终能否达到平等分配，依赖的标准是能否通过“嫉妒检验”，即“一旦分配结束，如果任何移民宁愿选择别人的资源份额而不要自己的那份，则资源的分配就不是一种平等的分配。”另一方面，德沃金通过虚拟保险市场以达到历时分配的平等。因为初始分配完成后，人们便开始生产和交易，但由于个人在嗜好、才能、禀赋和运气等方面存有很大差异，最终会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为排除运气对分配的影响，德沃金设想了一种虚拟保险市场。比如保险市场可以提供针对失明的险种，人们可以决定是否购买该险种。如果一个人购买了该险种，当失明的风险发生时就可以获得补偿。反之，就不能获得补偿。但德沃金并不是认为所有的运气因素都是道德上任意的因素，而是将运气分为“选项运气”(optton luck)和“原生运气”(brute luck)，认为人们应对选项运气承担责任，并试图排除禀赋等原生运气因素对分配的影响。实际上，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试图调和平等与责任，以抵御保守主义者对平等理论的批判。

在阿玛蒂亚·森看来，“什么的平等”成为当代平等主义争论的焦点。“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源于人际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部特征上(如性别、年龄、一般能力、特殊才能、易于染病等等)，而且也反映在外部特征上(如财产数量、社会背景、外部境遇等等)。”可以说对人际差异性的关注是森的平等理论的起点之一，他批评功利主义的效用视角、罗尔斯对基本善的关注以及德沃金对资源的关注，他认为这些理论对人际相异性都视而不见。比如就功利主义视角而言，森认为功利主义的效用视角仅仅关注计算效用总量，而忽视在不同的人之间的实际分配以及其中的不平等问题，同时效用视角往往忽视了自由等其他非效用的因素，而只从非常狭隘的角度来看待人，为此，森提出了能力平等，他对能力界定如下：“与‘生活内容概念密切相连的是可实现生活内容的‘能力的概念，它表示人们能够获得的各种生活内容(包括某种生存状态与活动)的不同组合。这样，能力就是生活内容向量的集合，反映了人们能够选择过某种类型的生活的自由。”在森看来，能力分析路径的优越性在于它可以将我们关注的焦点从收入域和效用域转向个人生活的构成要素。

可以看出，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的主要分歧在于：第一，两种平等理论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资源平等关注的是个人所拥有的资源是否平等，而能力平等关注的是人们在资源的转化能力上是否平等，也就是说人们利用资源“能够做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状态上”是否平等；第二，两种平等理论对待“不平等”这一问题上是相异的。资源平等主张应该排除原生运气对分配的影响，应该使人们在非人格资源上达到平等，并对人格资源处于不利地位者进行补偿，同时个人应该对选项运气所造成的结果负责。森认为不仅仅应该关注资源的分配问题，更应该注重由社会环境以及偏见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

二、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

阿玛蒂亚·森认为一些平等主义理论，比如功

利主义的平等观、罗尔斯的民主乎等观以及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虽然都预设了平等理念，但由于忽视了人际相异性，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观。就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而言，森认为不应该从资源角度解释平等。森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评价道，“不同个体的‘资源的拥有量或‘基本善的均等化未必就意味着个体可享有相等的自由，因为不同的个体在将‘资源和‘基本善转化为自由时，其‘转化率会有重大差异。……即使两个人拥有相同的收入和其他的‘基本善及‘资源(如罗尔斯和德沃金的分析模型中所表述的)，下面这种情况仍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人可以完全避免营养不良，而另一个人则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森认为“在评估个体福利时，其判定标准(价值目标)应是生活内容和能力。之所以提出能力分析法，正是出于要检验生活内容和能力的价值的需要，以此反对将注意力集中于获得成就和自由的手段(如‘资源、‘基本善或收入)的分析方法。”森认为能力分析方法明显优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如罗尔斯对基本善的关注以及德沃金对资源的关注。森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的批评在于资源平等主要侧重于人们获得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结果，这是森对资源平等批评的核心所在。森认为德沃金等人的平等观仅仅关注实现成就的手段，但并不关注自由的实现程度。与其他人相比，森更多地关注自由的实现程度而不是实现自由的手段。森认为自由不仅有别于成就，而且有别于资源和实现自由的手段，在对资源进行转化时人际差异是普遍存在的，森认为不应该追求资源平等或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观，应该追求能力平等。

针对阿玛蒂亚。森的批判，德沃金进行了回应，德沃金认为森在探讨人格资源时是在一个更加细致的层面上阐述了生理差别，比如注重一个人的新陈代谢速率。依德沃金之见，一个人的新陈代谢速率显然属于人格资源的范畴，当然在资源平等的关注之列。德沃金认为森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令人不解的错误判断，“假如可以用两种可能的办法之一克服这种显而易见的模糊性，他的能力平等也会衰退成福利平等。假如用另一种方式来克服这种模糊性，那么能力平等将与资源平等一模一样。”德沃金得出这种结论基于对森的能力平等的不同理解，如果把能力平等理解为应当使人们在实现幸福、自尊以及参与共同体生活这种“复合”成就的能力上尽可能平等，那么森的能力平等观就会变成福利平等。德沃金认为“假定我们的最终政治目标不仅是使人们在他们实现幸福、自尊和类似的愿望所需要的资源上达到平等，当然这是一种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目标；但是要让他们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上达到平等，不管他们有什么抱负、计划、嗜好、情趣、信念和态度，这是福利或福祉平等的错误目标。”在德沃金看来，能力平等在这一点上仍然没有解决嗜好、个人责任等问题，面临着与福利平等一样的困境。依德沃金之见，抱负、计划、嗜好、情趣、信念和态度等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个人应该对其负责，不应该列入平等所解决的范畴之内。如果对森的能力平等做出另一种理解，“政府应当努力确保人们在没有实现幸福和其他‘复合成就的平等能力方面任何程度的差别，可以归于他们的选择和人格方面的差异以及别人的选择和人格，而不可以归于他们所支配的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方面的差异。”那么森的能力平等就是另一种换了说法的资源平等。总之，德沃金认为森误解了其理论，其批判是不能成立的。

三、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引起的回应

德沃金和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安德鲁·威廉姆斯认为德沃金对森的批评的回应是不成功的，森所论证的能力平等路径并不像德沃金所批评的那样会蜕变成资源平等或某种形式的福利平等。威廉姆斯从性别不平等的角度探讨了德沃金对森的批评是否成功。假如有一对双胞胎姐弟安妮和鲍波两个人，“他们都受到相似的良好的教育，同样身体健康，有着同样的天赋，他们都希望寻求由异性组成的家庭，他们都追求一份合理的成功的职业。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格资源、非人格资源和抱负上是相同的。”同时设想安妮和鲍波所处社会的其他人有如下三种不同的价值观：第一、倾向于“理想的工人”，其偏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挣钱；第二、倾向于“家庭主妇”，其偏好花费主要的时间去照顾孩子，同时负责挣钱以维持家庭的支出；第三、倾向于“夫妻双方共同对家庭负责”，平等承担对家庭的责任。同时再设想大多数的男人倾向于成为理想的工人，而大多数的女人倾向于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社会上的男女将去寻求自己的搭档以组成家庭。作为女性的安妮可能由于他人的偏好而在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作为男性的鲍波在家庭和工作两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威廉姆斯认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对由此产生的性别不平等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德沃金认为资源平等不应该关注由偏好造成的不平等，因为这会倒向福利平等。在威廉姆斯看来，安妮和鲍波之间的能力差异源于他人的偏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偏好或资源上的差异，因此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在这一点上是不成立的，威廉姆斯认为森的能力分析路径能很好地解决上述性别不平等例子，安妮和鲍波的例子证明了即使在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上不存在差异，社会状况能够决定资源的转化能力问题，仍然能够造成能力的不平等。因此威廉姆斯认为德沃金对森的回应是不成功的，但威廉姆斯并没有试图论证能力平等是一种比资源平等更加可行的分配正义模式。

裘德·布朗和马克·斯蒂尔斯回应了威廉姆斯的上述观点，认为上述性别不平等的例子并不能证明能力平等优先于资源平等，能力平等的主要困境在于如何判断各种能力的重要性。他们仿照威廉姆斯举了一个性别不平等的例子，例子中的艾曼达和布朗与安妮和鲍波一样，仅在性别方面存有差异，假如艾曼达和布朗处于一个社会中：该社会分别有“听众”(listeners)、“说话者”(talkers)和“健谈者”(conversationalists)三种人。同时设想艾曼达和布朗都想同健谈者而不是另外两种人交往。一般说来，社会上大多数的男性是“说话者”，大多数女性是“健谈者”，因此作为男性的布朗就相对于作为女性的艾曼达处于有利地位，布朗很容易找到一个健谈者进行交往以度过冬天的夜晚，而艾曼达将非常孤独。对于上述例子，布朗和斯蒂尔斯认为无论是资源平等还是能力平等，都不能把它与威廉姆斯所举的例子区分开来。德沃金将像拒绝安妮一样拒绝艾曼达，那么森的能力分析路径如何呢?能力分析路径仅仅只有在对不同的能力的重要性进行区分之后才能把上述例子区分开来，也就是说必须在把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转化为就业和工作的能力与把人格资源和非人格资源转化为交往能力区分开来。但是对于如何区分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森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仅仅求助于社会选择程序，因此布朗和斯蒂尔斯并不赞同威廉姆斯的观点。

针对威廉姆斯的批评，德沃金进行了回应。德沃金认为威廉姆斯的例子并没有证明安妮拥有的能力少于鲍波，如果我们假定获得组成家庭的能力上安妮的能力少于鲍波，但是就促使鲍波获得一个承担所有照顾子女任务和其他家庭责任的能力而言，鲍波少于安妮，因为没有女人愿意完全承担家庭责任。罗纳德·皮耶里克和英格丽。罗比恩斯也加入了这一辩论，认为德沃金对威廉姆斯的回应是不成功的，但威廉姆斯提供的例子经不住德沃金的反驳，他们试图重新提供一个例子以经受住德沃金的反驳，并证明威廉姆斯的结论：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之间是有明确区分的。德沃金对阿玛蒂亚，森的批评仅仅假定存有资源和福利这两个方面的不平等，这是有问题的，也有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不平等。总之，他们认为德沃金对威廉姆斯的回应是不成功的，在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之间存有明确的区分。

四、资源平等与能力平等：孰优孰劣?

在探讨了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及其所引起的回应之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平等之争?资源平等和能力平等到底孰优孰劣?实际上，德沃金和阿玛蒂亚，森在平等理论上的对话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对话，资源平等主要是建立在理想的情境之上的，比如德沃金所采取的假想的拍卖和虚拟保险市场就是在理想的情境中所建构的一种思想实验，而森对能力平等的考虑主要是建立在对现实社会考量的基础上的。能力平等注意到了资源平等所忽视的个人在资源转化能力上的差异，但这并不是说能力平等本身是完美无缺的。能力平等也面临着一定的困境，能力平等本身并不能代替资源平等。

第一，能力到底包括什么?有明确的范围吗?森的能力分析路径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擅长批判，而不善于建构。森批判了功利主义的效用视角、罗尔斯的民主的平等观以及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但是其能力分析路径中的“能力”到底包含什么?他始终语焉不详。这一点也是能力分析路径面临的批评最多的地方，如约翰。罗默(John Roemer)、罗伯特·萨格登(Robert Sugden)等人就曾批评森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能力菜单。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发展了森的能力分析路径，提出了至善论的能力分析路径，列举了10种基本的能力。基本能力的判断标准是其是否有利于人类繁荣，能促进人类繁荣的就是基本能力，否则就不是基本能力。但是这种至善论的能力分析路径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很难确定一种能力是否是基本能力，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第二，如何比较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森认为要比较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在进行能力比较时，肯定会有一些能力不重要，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即使那些能力要用于和其他能力进行比较。这个权衡筛选、有所侧重的过程是‘能力分析方法在应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无论如何，这种权衡筛选都不会遇到困难(即所谓理论上的困难)。”森对其自身的能力分析路径过于乐观了，恰恰在这一点上其陷入了困境：如何评价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如何看待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因人而异，有的人注重挣钱的能力，而有的人注重与人交往的能力。任何机构都不可能制定一套得到一致赞同的能力重要性程度的评判标准。如果政府强行指定判断能力重要性的标准，并决定补偿某种能力的不足而对其他能力的不足视而不见，将陷入极权主义的窠臼。但是如果不能比较各种能力之间的重要性，就会产生如下结果：任何能力不平等都是非正义的，都应该进行补偿，但由此得出的判断往往是有违道德直觉的，比如由相貌和残障造成的不平等在能力平等那里都应该获得补偿。但是我们一般认为应对残障人士进行补偿，如果一个人因为自身相貌的原因而不能成为一个歌星，此人并不应该获得补偿。

第三，能力分析路径忽视责任问题，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异并不仅仅是社会状况的结果，个人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如果不顾在能力差异上的个人责任，就进行毫无差别的补偿，那么能力分析路径就会变成福利主义的分析路径。而对于福利主义分析路径，森本人是持批评态度的，也就是说能力分析路径忽视责任问题使其面临着自相矛盾之嫌。同时如何实现能力平等?森也没有做出说明，可以看出森的能力分析路径太有开放性，如果要想增加其说服力，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建构。

德沃金的资源平等与森的能力平等一样也存有一定的限度。一方面，就资源平等理论目标的实现机制而言，无论是假想的拍卖还是虚拟保险市场，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拉里，亚历山大(Larry Alexander)和马伊诺恩·史瓦西(Mainon Schwarzs-child)认为德沃金的拍卖设计主要面临着“外部偏好”(external preferences)的问题，而外部偏好恰恰是德沃金以前曾强烈反对的。关于外部偏好问题，他们认为德沃金没有讨论在拍卖过程中许多人组成一个集团进行购买的问题，同时德沃金没有限定拍卖的物品是公共物品还是非公共物品。德沃金为摆脱外部偏好带来的困境必须对拍卖设计进行限定，比如拍卖的物品是否是公共物品?是否允许在拍卖过程中的集团购买等?

罗伯特，范德威恩(Robert van der Veen)认为德沃金的虚拟保险市场既是“程序导向”的，又是“结果导向”的，因此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资源平等要求无论源于虚拟保险市场的结果是什么，只要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那么它在道德上就是合理的，在设计一个社会的再分配机制时，就要仔细执行，实际上这是一种程序导向的观点；另一方面，根据嫉妒检验标准，一些人无论任何时候拥有比别人更少的机会获得资源，只要仅仅因为他拥有更少的自然才能，他就可以合理地抱怨，嫉妒检验标准意味着如果税收和转移机制能够消除挣钱才能对市场报酬的影响，那么将没有人可以抱怨其拥有获取资源的机会少于其他人。满足嫉妒检验标准意味着资源的分配“钝于禀赋”，实际上这是一种结果导向的观点。只要人们拥有平等的机会运用才能去获得资源，那么不平等的禀赋应该有平等的结果。范德威恩认为根据程序导向的观点，虚拟保险市场为消除不同禀赋的影响提供了正确的答案，然而根据结果导向的观点来看，虚拟保险市场没有提供正确的答案——除非虚拟保险市场能够确保产生“钝于禀赋”的资源分配，并消除合理的嫉妒。

另一方面，德沃金资源平等的理论目标——“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之间存有一种内在的张力：“敏于抱负”与“钝于禀赋”相互消解，越是“敏于抱负”，就越不能实现“钝于禀赋”，同样越是“钝于禀赋”，就越不能实现“敏于抱负”。实际上，完全的“敏于抱负”和完全的“钝于禀赋”在道德上缺乏可行性；同时，德沃金通过虚拟保险市场对“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两者的调和是不成功的，这既与虚拟保险市场不能实现“敏于抱负”和“钝于禀赋”有关，也与虚拟保险市场的“结果导向”和“程序导向”这两种不同的导向有关。

综上所述，在当代平等观中，人们在关于“什么的平等”这一问题上莫衷一是，其中德沃金的“资源平等”和阿玛蒂亚。森的“能力平等”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阿玛蒂亚。森对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进行了批判，德沃金对此做出了回应。德沃金与阿玛蒂亚。森的平等之争在西方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回应。实际上，能力平等是在实现资源平等以后才应该关注的问题，如果人们在资源上是不平等的，对资源的转化能力上的平等也是无济于事的，能力平等本身不能替代资源平等，但无论是资源平等，还是能力平等，都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平等保护 篇12

2008年7月10日～11日, 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工作组、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与宁夏水利厅在银川联合举办了倡导性别平等, 加强农村饮水源地保护暨宁夏农村饮水安全项目管理培训班。

培训班上,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主任李仰斌、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刘伯红分别讲授了《我国农村饮用水源地保护现状-UNIFEM强化妇女在农村水源地保护中的作用》、《社会性别与消歧公约》。自治区3位专家讲解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农村饮水水质卫生标准及水质监测》和《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 水利厅副厅长毕廷和与会并作了重要讲话。灌排中心总工程师谢崇宝,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虹, 各市、县 (区) 水利 (水务) 局各市、县 (区) 水利 (水务) 局、水利学校及农水处相关人员共90人参加了培训班。

通过培训, 与会人员掌握了我国农村饮用水源、水源地保护现状, 熟知了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成因及农村饮用水源保护的对策;了解了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主要内容和对中国的审议;统一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初步设计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内容及格式;明确了农村饮水水质卫生标准及水质监测;探索和规范了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建设及运行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