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小说

现代派小说（共12篇）

现代派小说 篇1

在韩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阅三国不及十遍者, 不与其论之”, 更有甚者, 有人说“韩国是三国志共和国”。韩国人对《三国演义》的喜爱可见一斑。《三国演义》在韩国更多地被翻译为《三国志》, 在流传到韩国的众多国外小说中, 它是唯一一部被无数文人墨客争相翻译, 并且妇孺皆知家喻户晓的书。

目前公认为韩国最古老的三国小说刊本是17世纪的《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和韩濩 (韩石峰) 的真迹《蜀汉诸葛武候出师表》。四百年里, 不同时期的韩国文人在罗贯中原著的基础上翻译、改写, 出现了三十多个版本的《三国志》和一千余种三国研究书籍。此外近年来, 韩国民间还有《桃园结义》《单骑千里》《三顾草庐》《赤壁大战》等再现三国经典故事的漫画不断出版, 在汉城随处可见的有关刘、关、张、诸葛亮等的民俗信仰的相关资料。

较为有名的作家作品有:韩云龙的新闻连载版, 朴泰远的月刊连载版以及方基焕、朴钟和、郑飞石、金九容、李文烈、黄晳映、蒋正一的翻译版, 乃至金龙焕和高羽荣的漫画三国志。韩国近年来出版的《三国演义》韩文译本、评本、改写本达数十种, 其中以李文烈的评译本最为流行, 迄今销量已达数十万套 (每套10册) 。此外韩国国内还流行着传统音乐板索里《赤壁歌》。

1950年至今, 创作《三国演义》的作者数不胜数。其中代表作家有金东理、崔元顺、许尹成、金东成、李勇浩、金光洙、郑飞石、朴钟和、金久勇、黄炳国、黄锡英、李文烈、郑晓雯、赵成基、张文赫、李东赫 (朝鲜族作者) 等。

表3是从1913年开始到现在韩国出版有代表性版本的分析:

此外也有很多作家以多种形式刊印《三国演义》。下文将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版本进行考察。

首先, 介绍一下月摊朴钟和的《三国演义》。1968年出刊的朴钟和的《三国演义》是从对中国明代文人杨慎的临江仙的翻译开始的。1965年《月摊三国演义》开始在韩国日报连载, 到1968年为止总共刊登了一千六百零三次。朴钟和的《三国演义》是至今出版的《三国演义》中最能传达罗贯中原著小说精神的一部作品。

其文章最值得注目的特征便是文章中体现出的美。文中把郑飞石《三国演义》中原本仅叙述了一章的内容, 叙述了足足三章。此外, 把原著小说中的说明部分用台词、事件加以详细描述, 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再者是对人物的描写, 与其它《三国演义》不同, 文章把朴钟和特有的文章表达能力发挥了出来。当然, 他的小说最初出版时, 也有意译错误、单词使用不当等问题, 但此后的发行逐步得到了修正。他的小说的展开大体是以“赤壁-伏龙-凤雏”为定点, 在此之前描述曹操统一中原, 在此之后体现了孔明活跃的戏份, 这与罗贯中的小说中所进行的叙述方式一样, 以对蜀国和刘备的思想进行高度评价为宗旨。

1985年郑飞石的《三国志》第一次出版。2004年7月修订版面世。该版本内容简略, 凭借作者特有的风格使小说更加生动有趣。改订版一卷中有檀国大学韩武熙教授的解说, 每本都有对登场人物的介绍, 方便了读者阅读。在修正版中, 对于刘备与曹操的战争、赤壁大战、刘备的益州公约等, 在书中都加以图示并进行详细解说, 达到用视觉轻松理解复杂的军事政治状况的效果。他的小说不像其它《三国演义》版本那样详细地介绍楚汉灭亡和三国统一后的内容。他的《三国演义》叙事的顺序跟朴钟和的《三国演义》类似。

一个广为人知的版本是在韩国销售了一千二百万本的畅销作家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是韩国代表性的《三国演义》小说, 是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小说之一。李文烈的《三国演义》把作者读到的见解加入到小说当中, 体现了罗贯中的原著小说的个性。李文烈的小说对原文诗句与点评进行了损益并结合了自己的想法, 作者还对描写曹操的优点的部分进行了增加。但是作者的这种试图, 被评论者认为不符合原著精神。而在笔者看来, 李文烈对小说的加工是做了充分准备的, 作者以其特有的创作描写对事件加以渲染, 因此写的及其成功。从这点可以看出, 该书与其它版本的《三国演义》不同, 具有李文烈独有的特点。

与李文烈的《三国演义》相比, 黄皙暎的《三国演义》排除了所有主观判断, 是一部纯粹关注忠实于对原典精神进行翻译的小说。他曾在1986年评译了陈舜臣的《秘本三国演义》 (1976年) , 经过七年的不断努力, 于2003年通过出版社刊印了十卷的《三国演义》。韩国20世纪70年代和80代的《三国演义》小说, 大部分以来自台湾三民书局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作为参考, 到了1992年与中国大陆建交后, 才直接参考了中国大陆出版社出版的书。黄皙暎的版本参考了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的《三国演义》。他集中于对《三国演义》小说进行忠实原文的翻译, 尽可能排除自己的见解。可是他的小说因为沿袭了原有的错误, 还有文法上、单词上的失误, 因而受到了批评。2007年黄锡英通过Any Books, 出版了黄皙暎着、李忠浩插图的漫画版《三国演义》。

金九容作为韩国代表性作家也曾创作过《三国演义》。他的《三国演义》从1974年第一次被翻译到2001年修订版共有三个修订版, 松 (SOL) 出版社发行过由十册汇订成一本的单行册。金九容的作品也致力于对毛宗岗版本的忠实翻译, 按照毛宗岗本的体制原文由一百二十回构成, 就连每回的标题都和毛宗岗本一样。同时, 他也尽力翻译出毛宗岗本里含有的诗句所要传达的意思。

另有方基焕、李元燮两人共同执笔的《三国演义》版本。该书1992年由清华出版社发行, 由十册构成, 一册到五册是方基焕创作的, 六册到十册是李元燮创作的。从六册开始, 着重描写了秦朝的衰败与后三国时期, 作品中大量表达了作者个人的见解, 与原著的解说也有所不同。但是这部小说由两位创作风格不同的作家共同执笔, 是一部以他们特有的文体反映故事情节的小说。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作家以创新的内容与崭新的叙写方式发行《三国演义》小说, 部分作家不满足于对原作的单纯翻译, 更着力于研究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小说所阐释的意义, 试图从文学层面接近与分析《三国演义》小说, 因而也出现了不少离开历史语境而评论失真的图书。具有代表性的有徐东云、张正日、金允惠着《三国志解读》, 漫画版的《三国演义》作家有金容焕、高羽英、李忠浩等。

现代派小说 篇2

文中故事和人物纯属虚构。

一一题记

根良所在宏大有限责任公司，地处巴掌大的昌平县城城郊，是一个有万余人的国营大单位。国营大单位的办公室要一个主任，想想，那竞争肯定是相当残忍可怕的，也肯定是相当刺激激烈的，好在报名、筛选、笔试、面试，过关斩将一路走下来，多年来在单位并不被人看好的根良，竟摇摇晃晃、神不知鬼不觉地打进了决赛圈。于是，根良的妻子逢人便说：我家根良呀，老实巴交的，能走到今天这地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祖坟上，也有冒起紫烟的时候。想想也真是的，人老几辈了，叫我家根良说啥时候有过如此荣耀的时刻?

被他人能否看好与不看好也罢，祖坟上能否冒起紫烟与不冒起紫烟也罢，对于根良来说，此时都不显得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他打进了决赛圈，重要的是接下来还有最后一搏，那才是根良最为感到头痛的了。而决定这最后一搏、这最为感到头痛的，按惯例，根良想应该是钱、是权。

拴民和高洋，是这次和根良一道入围的最后两个人选，也是根良在这最后一搏时，需要去直接面对的两个竞争对手。

拴民呢，有钱，县政府对过那一小片至今闲置的空地，就是拴民去年买的，听说不到三分大的地方，当时人家要价七十万，拴民眼都没眨一下就买下了，而且，事后还硬是拿出五千余元，拽了一帮哥们弟兄，在县城最豪华的“富丽华”宾馆设宴，豪饮了大半天。用拴民的话说，那是以示庆祝。

高洋虽说没有拴民那么有钱，但高洋有一个在市府大院当大官的二舅，这二舅官大到了什么程度，根良一时也很难拿捏准确，不过，好像这大官，在昌平县说句话，还是蛮起作用的，昌平的现任县长，就是因为当初有高洋的二舅搭话，才能来昌平，坐在一把手的椅子上，干富民一方的事情的。

于是，根良最近这几天时常头痛，也时常想，如果拴民和高洋是真心奔宏大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这个位子来的，那么，自己这最后一搏，显然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说白了，那肯定就是陪着人家拴民和高洋走走过场、摆摆样子。

根良一直觉得，在昌平县城，自己啥都没有，没有钱，也没有当官拿权的亲戚，仅有的，只是一帮在金平县政府衙门、还有其他单位工作的同学，虽然这帮同学，至今还没有一个带上“长”，或者“主任”这个头衔的，但这帮同学，人多势众，和根良的关系处的很铁，除此外，根良觉得，自己真的就像妻子说的那样，人老几辈，都不曾有过荣耀的时刻和不曾荣耀的地方。

可就是在宏大有限责任公司，选用办公室主任这件事上，根良硬是憋足了劲，显得不自量力、不肯罢休，削尖脑袋要往进钻，特别是觉得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根良更是越发的飘飘然，显得不自量力、不肯罢休了。

午间，根良妻把电视声放得震天吼。根良下班回来进门便翻白眼骂：“耳朵叫驴毛塞住了?电视声恁大，不嫌左邻右舍反感”

根良妻见根良脸色不好，知道根良最近心里颇烦，便不言不语走过去换了频道，声调到最低，端杯茶过来递给根良。

“咱能到今天这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咱又没钱没人的，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件事再把作(关中方言：意即有难度)的话，那咱干脆就放弃算了!”根良妻说。

根良脖子一拧：“说得简单，砸铁卖锅我也得最后一搏，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我不能就这样说算了就算了!”

“那咱借点钱送送，再努力一把吧?”

“借多少?送多少?你知道人家经理抽的一条烟值多钱?”

“多钱?”

“你老汉一个月的工资!”

根良妻一吐舌头：“我的妈呀!咱不弄了，不弄了，恁主任就叫拴民和高洋去争!”。

根良知道和这个麻糜子婆娘说不出个渠渠道道来，便独自推开门进了里屋，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

囫囵打一阵盹，根良没了睡意，硬把刚落枕的妻子推起来，说快去把盛菜的那个花碟子拿来。情急之下，根良想到了妻子盛菜用的那个花碟子，他想待会上班时把这拿去，送给经理，估摸着对自己这最后一搏有益处。

二

一瓣书香

根良家这只盛菜碟，是祖传的。天蓝色，附着暗褐色的龙凤花纹，根良他爷死的时候传给了根良父亲，根良父亲在根良结婚那天，又亲手把它送到根良妻手里，并一再叮咛说，这菜碟传过一个探花，两个秀才，一定要好好存下来，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拿出来示人。

这盛菜碟，值不值钱，到底能值多少钱，说心里话，根良心里也没底，因为至今，这盛菜碟，未曾让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作过鉴定，但仅凭是祖传的这一点，仅凭根良父亲说的那些话，根良就觉得会很值钱，而且会值很多很多的钱。根良想，要不是自己想破釜沉舟的去争这个主任的话，他是不会拿家传的东西去拼命的。

根良妻乍一听，心里便就十二分的不愿意，嘟囔说：“谁知道那事走到底是咋样里，八字没见一撇，就耍二杆子劲，这盛菜碟，好说歹说也算得上一件古董，说不定你送给你经理的就是咱半个家当，用半个家当换一个烂主任，划得来?”

根良听后，一时语塞。

“再说了，这盛菜碟，可是娃他爷亲自交到我手里的，我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不明不白的把它送人!”见根良不言传，根良妻便越说越来劲。

“你敢?!”根良见妻嘟囔不停，便显得不耐烦了，脖子上青筋突暴，恶狠狠丢下一句话，扭脖子甩手出了门。

出了门的根良，嘴上虽硬梆梆的反对，心里却不免犯怵：是呀，这空里悬着的事，也说不上来啥时候才能有个眉目，自己弄上弄不上这主任，是闲啖事，要是做出鸡飞蛋打的事来，岂不是让人作践一辈子，何况这盛菜碟，不定会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把这样的宝物送人，莫不是应了人们常说的掮着大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拿个西瓜换芝麻——得不偿失了，日后不让人笑掉牙才怪咧。

见根良气呼呼出门而去，根良妻心里也“咯噔”一下，上下直扑腾。这二杆子，亏他能想出这鬼点子，为了一个烂主任，硬是要把祖传的宝贝拿出来示人，虽说那宝贝自己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但不管咋说，作为一个内当家的，咋说也不能顺了他。

根良妻叹口气，她知道，跟了这货多年，知道这货的牛脾气，一时半回是想不通的，这想不通的事，这货会由着性子钻死牛角，谁都知道，方圆有名的犟驴。

根良妻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一时间竟没了主意，情急中抄起电话，急匆匆拨给了常来家和根良一起搓麻将的全亮和金升。

全亮和金升，是根良两个铁杆同学，要说，在昌平县城也是两个响当当的人物。全亮在金平县纪检委工作，金升在昌平县卫生防疫站工作，虽说不是什么“长”的、“主任”的，但瞎点子特绸，遇事花花肠子能绕几道弯。去年，大约也是这季节，全亮、金升和根良带了点小“彩头”，也就是人们现时说的“五”“十”块，坐在根良家一起玩扑克，被昌平城关派出所的民警入室抓赌，逮了正着，罚了1500元，全亮便愤愤然，利用自己在昌平县纪检委主管行风评议工作的便利条件，把城关派出所日常工作中暴露出的小瑕疵，揪住不放，硬是上纲上线，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公安局把城关派出所所长调离去了偏远山区乡镇，全亮才作罢。

乍一听电话里根良妻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全亮和金升便觉事态严重，不敢怠慢，急急忙忙撂下手中活计，风风火火的赶了过去。

三

一瓣书香

再说根良出了自家门，大街上转悠了一阵，觉得没多大心情，便早早去了公司上班。

到公司，根良觉得气氛，相对于平时，显得有点异常，偌大的办公室，被一种神秘罩着，人与人之间忽然变得生疏隔膜起来。小张脸上被一个大口罩罩得严严实实，只留一双眼滴溜溜地瞅着根良转。小张对面坐的小芳，身子斜着，靠椅子上掩着嘴笑。

根良见状走过去问小张：“这大热天的，脸上扣个罩，得是感冒咧，怪眉失眼的，也不嫌热是咋的?”

小张看都没看根良，匆匆忙忙点点头，身子斜一边没吭声。

根良迷糊，不再好意思追问，径直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倒了早上杯子里喝剩的陈茶，刷过杯，捏一撮茶叶放里面，又续了热水，屁股刚挨着椅子的边，猛听楼道电铃声响起。

小张说：“得是又要开会?”那声音透过捂着的口罩，瓮声瓮气的。

根良点点头，说会就是多，便不言不语，端茶杯随人流去三楼，楼梯转弯处，见高洋也戴着口罩，眼睛浮肿，便问：“咋都戴口罩?”

高洋斜眼笑了笑说：“昨天去了趟阎富市，回来有点感冒。”

根良“哧”一声笑，嘴上嘟囔：“今天咋这么多人感冒?”

会开得很简短，是公司的副经理主持召开的，先说最近“非典”闹得很凶，与昌平毗邻的阎富市，已发现一例“非典”患者，希望大家引起高度重视，有个头痛脑热的，特别是有类似于感冒症状的，就要及时去县医院，最好去一下县卫生防疫站“非典”防治办公室，做进一步核实，免得贻误，耽搁了病情，切实把预防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接着又说，这次办公室主任竞聘，还有两道程序得抓紧办，一是述职，二是组织考察，按公司党组会的研究意见，述职提前在后天进行，拴民、高洋和根良三位同志作好准备，按要求，这次无论何种理由，不参与后天竞聘述职者，以放弃竞职论。

开完会，根良坐办公桌前，赶写述职材料，听见办公室的小张和小芳小声嘀咕，先说“非典”如何如何可怕，接着又说这次竞聘只是个样子，拴民下恁大的茬，花了恁多钱，高洋人家二舅也不是吃干饭的，对外甥的事，不可能不闻不问，这办公室主任肯定会在他两个中间产生。

浅谈中国现代小说 篇3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小说 通俗文学 高雅文学 主流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中成就最大的当属中国现代小说，鲁迅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既是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端。虽然学术界大都认可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文学开始的标志，但是文学史工作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界定存在很大的分歧。王瑶、唐弢、刘绶松等文学史编写者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和社会政治的变革紧密相连的，也就是说社会变革的现代性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而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指出中国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两种界定方式都有其合理之处：前者注重从外延方面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后者更多的是从文学的内涵方面来界定。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界定方式都忽略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性界定，即没有把它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描述。从而给人一种中国现代文学是横向移植过来的感觉，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属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一部分的这一事实。

中国现代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坚，也因此给人一种脱离传统横空出世的感觉。中国小说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鲁迅曾在其《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中国小说起源秦汉神话、寓言、史传文学，成熟于六朝的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成为小说自觉时代，宋元话本、明四大奇书分别开创了小说发展的三大变迁。《红楼梦》达到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但是为什么很多文学史编写者都回避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的传承关系呢？笔者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以反封建、反传统的面目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小说作为它的中坚，反传统、反封建的特点更突出，所以给人一种中国现代小说脱离了传统小说的假象。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国现代小说也不例外，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环节，是从传统小说的母体中诞生的。

中国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联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朝后期小说的兴盛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发展

俞万春的《荡寇志》、文康德的《儿女英雄传》、石玉昆的《三侠五义》等直接影响了20世纪初通俗文学中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一些狭邪小说，如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仁的《花月痕》、俞达的《秦楼梦》、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等可谓20世纪初通俗文学中才子佳人小说的滥觞，影响颇为深远。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家对社会现实的描述，特别是后来国统区的谴责小说表现得最为突出。

二、“小说界”革命奠定了小说的文学地位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心小说始。”从而把中国小说由“小道”抬到了“大道”的地位。改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为中国现代小说能够成为现代文学的中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小说语言和文体形式的传承

白话小说在明末已经十分繁荣，但是因为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要求和小说地位不高的原因，白话这种语言形式一直没有能够正式走上文坛。清末黄遵宪提倡的俗语创作和梁启超报章体中的半文半白的语言形式，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白话文的影响。并且梁启超的报章体文学形式也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的创作方式，为现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样式。

由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小说在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上和传统小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是不可否认现代小说的产生受到了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具体说就是翻译小说的兴盛促进了小说创作方法的革新，例如林纾和严复的译作深深地影响了“五四”青年一代作家，鲁迅就曾说过其小说的创作全仰仗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还有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资产阶级民主、科学的思想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创作，“五四”时期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以民主、科学的思想革新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此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了白话语言和小说对宣传新思想的有利性，所以极力倡导白话文学运动，从而促进了现代小说的发展。通过以上两点的具体阐述可以看出，外来文化和社会思想对现代小说的影响是外部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传统小说才是现代小说的基点，现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在现代史上的发展，是中国小说中的一个环节。

同样引人深思的是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序幕，并且它在这个时期独占了中国文坛。笔者认为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具体有：

一、知识精英的分化

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民报》和《新民丛报》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知识界的精英由此开始分化，以梁启超为首的知识界开始分崩离析。由于改良运动的破产，使梁启超失去了爱国知识青年的追随，依附于改良运动的小说界革命也因此逐步衰落下来。与此同时，革命派思想的狂热和不成熟使其无暇顾及文艺创作。而此时一部份以吴趼人和李伯元为代表的以笔墨为生的职业作家创办了《月月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等文学杂志，为通俗小说提供了传播的载体。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有意或无意间为通俗小说的盛行提供了条件，文坛成为了通俗小说独自的舞台。

二、社会思想的混乱

1912-1917年的社会是革命思想落空而复古潮流数次掀起的时期。辛亥革命的失败、军阀混战的兴起和封建帝制的复现使得思想上原本激进的知识青年陷于迷茫的状态，革新政治建设新世界的理想逐步走向破灭。处于这种状态的他们选择了回避，以通俗小说中的悲欢离合、人事变迁、花好月圆、轻歌曼舞等淘洗和抚慰破碎的赤诚之心。

三、外来思想的影响

20世纪初，对通俗小说影响最大的外来思想是女权主义思想。女权主义思想最早是以西方情爱小说为载体传到中国来的，它随着辛亥革命的兴起有了进一步的传播。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封建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受到极大的冲击。青年男女开始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但是封建传统势力的强大总是让他们一次次的碰壁。此时通俗小说中的言情小说正投合了这种心理，成为痴男怨女的知音书。

所以20世纪初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能够独占文坛的原因可以总结为：社会主流思想的缺失致使主流文学缺失；高雅文学也因知识精英的忙于政治而造成了空白；而通俗文学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部分人的思想。虽然通俗小说几乎成了20世纪初中国文坛的唯一文学样式，但是以通俗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在1917年文学革命兴起以后迅速的丧失了对文坛的独占地位，被主流文学所代替。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通俗文学、主流文学和高雅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通俗文学更多应该从“通俗”二字上来界定，即更容易为大众接受的文学样式；主流文学是紧跟社会主要思想发展并为其服务的文学；而高雅文学指具有哲理性，表现人类共性问题的文学。通俗文学会在社会思想杂乱或平静的时期盛行，例如20世纪初的通俗小说以及90年代以来社会政治趋于平静，通俗文学迅速扩张。主流文学在一种主流社会思想掀起变革的时期就会特别繁荣，例如20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而高雅文学则需要很多的社会文化思想积累以后才能产生，例如直至现在白话文学中除鲁迅的作品外几乎没有能够成为高雅文学的作品。

以上是笔者通过研读中国现代小说产生的对其所处的历史环节的认识，以及由那一时期通俗小说引发的对通俗、高雅、主流文学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参考文献：

[1]於可训，叶立文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现代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2]费正清，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3]任访秋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史[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鲁迅小说的现代叙事 篇4

分析传统小说多从人物、情节和环境方面着手, 很少从叙事策略入手。其实叙事策略是叙事作品的魅力之一。我国的作家很早就用到这些技巧, 也善于借鉴外国新的文艺理论成果。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 他写小说“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我所取法的, 大抵是外国的作家”。这些叙事方法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多种视角交错叙事

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不愧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这篇小说一问世, 就因为“格式的特别”, “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作者的匠心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小说打破了我国传统小说必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的格局, 首创了日记体的新形式,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小说叙事中巧妙地为读者构置了三条视线, 牵动着读者的心。

第一种视角, 是见证者“余”的视线。在文言小序中, 以“余”第一人称叙事, 介绍了《狂人日记》的由来, 狂人语无伦次, 又多荒唐之言。这里作者构置了一个“正觉”的世界, 和日记正文中所描写的“狂人”的世界形成对比, 以突出“我”与“大哥”世界的正常和“狂人”世界的荒诞。同时, 通过“余”的叙事, 概要介绍了小说中的人物, 而且作者以“余”亲闻所见增强日记的可信性和真实感。作者在这里构置了“余”的视线, 来关照“狂人”的所作所为。“余”既是小序的叙述者, 又是“狂人”的见证者, 还是小说正文的引路者, 引导读者走进“狂人日记”。

第二种视角, 是“狂人”的视线, 是小说的明线。正文中以“狂人”为聚焦者, 在狂人看来, 这个世界是一个恐怖的世界, “狂人”与和他交往的人是被迫害和迫害的关系, 被“吃”与“吃”人的关系:自始至终, 都是通过“狂人”、也就是一个地道的“迫害狂”患者的视觉表现出来。

第三种视角, 是先觉者的视线, 是小说的暗线。《狂人日记》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揭示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作者寓严肃于荒谬, 从写实转象征, 围绕吃人与被吃的满篇荒唐的话语, 或真言, 或呓语, 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作者通过先觉者犀利的视线, 揭示了一个蕴含的真理, 就是中国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是吃人的文化;“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面中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论断显然并未逸出“狂人”的思路, 却又由先觉者的视线让读者引发联想, 促成思索。

《狂人日记》的三条视线是相互关照的。在见证者“余”的视线下, 狂人和先觉者的视线是合二为一的, 都是疯狂、混乱、不可理喻的;在狂人、先觉者的视线里, 常人的世界是吃人的、变态的、令人恐惧的。“余”与狂人、先觉者的视线相互审视、相互参照的, 从狂人的视线中可以看出先觉者所发现的真理。

二.立体叙事

鲁迅的《药》, 从叙事角度来看, 采用的是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来构造小说世界。小说的第一、第二部分是以华老栓的视角展开的。第三部分是以刽子手康大叔的视点来展现的。革命者夏瑜在狱中的表现, 夏三爷的告密, 牢头红眼睛阿义的凶残, 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的麻木均通过康大叔的视点展示, 革命者的英勇牺牲和群众愚昧无知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四部分是从两位母亲的视角切入的。前半部分是以华大妈的视点展开的:馒头似的丛冢, 小路上来的老妇人, 面带羞愧的哭祭, 跄跄踉踉的发怔以及新坟上那一圈红白的花。后半部分, 夏瑜母亲视角中出现的红白花圈起一石二鸟的作用:仍有人在怀念默默牺牲的革命者, 革命者的母亲并不理解儿子的牺牲。

不断地转换人物视角增强了小说的立体感, 而人血馒头则将多重视角汇聚在一起。这种新颖的叙事方式在传统的小说中是找不到的。

三.叙述频率的巧妙运用

叙事频率指的是一个事件 (情节) 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文本叙述 (或提及) 的次数之间的关系, 分为三类; (1) 单一型, 即故事中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在文本只讲述一次; (2) 概括型, 即故事发生过多次的事件在本文中只叙述一次; (3) 重复型, 即在故事中只发生过一次的事件在文本中重复多次叙述。鲁迅小说在叙事频率上也是独具匠心的。

在《孔乙己》这篇小说里三种叙事频率都多次出现, 而且相互交杂。“孔乙己一到店, 所有喝酒的人便看着他笑”, 用一个“一”字, 强调孔乙己经常到店里去, 这种叙事频率的运用, 强化了对孔乙己可悲可怜的命运的关照, 也强化了周围人群的普遍性冷漠与麻木。“在这些时候, 我可以附和着笑, 掌柜是决不责备。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 也每每这样问他, 引人发笑。”“这些时候”、“每每”又以“我” (酒店里的小伙计) 和掌柜两个具体的个人多次参与对孔乙己的围观取笑来强化叙述。文本中用了“有几回”来概括性地叙述孔乙己发茴香豆给小孩子们吃, 让我们看到卑微生命相互体恤的努力与艰辛。孔乙己教“我”茴字的四种写法, 是多线平行叙述的单一型叙述, 偷了举人的东西是间接的单一型叙述, 一件事直透入他落魄的原因——迂腐 (受科举制度毒害) , 一件是他生命中的重大转折 (从此连成为笑料的机会也失去) 。这种最为常见的叙事频率地运用由于前边概括型频率的多次运用收到了巨大的效果。而对于“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的小事, 作者不厌其烦的重复了三遍, 在他人眼里, 孔乙己竟不如十九个钱重要, 生命价值在那样的环境下竟被折损到了这等地步。鲁迅正是极巧妙的以三种叙事频率的交互运用, 转达了他对卑微生命的深切理解。在《祥林嫂》中祥林嫂一次又一次毫无变化地重复着她的阿毛的故事, 然而周围人们的态度却在发生变化, 由同情、冷漠、厌烦, 到最后冷酷地把祥林嫂推开。

四.模糊的事件背景

传统叙事要有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现代作家为了避开宏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叙事陷阱, 通常采取了两种叙事策略:一种是从现实向历史中逃遁, 对历史进行虚构或者解构, 在虚构的历史中自由自在地驰骋。虽然这样它们仍难以避免与宏大叙事相撞, 但比起现实而言, 那里的宏大叙事陷阱要少得多了;第二种策略是故意模糊时代背景。在那里, 时代只是一个现象上的存在, 文学不应该成为它的记录簿, 而应关注个体, 发掘出宏大叙事不能覆盖的地方。在他们的非历史文本中, 我们根本看不到时代的印记。

鲁迅没有孤立地写《狂人日记》, 而是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中去, 当故事被鲁迅用来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弊害的强烈愿望所激活时, 故事便被赋予了一种极其深厚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内涵, 使故事最大限度地扩展了历史容量和思想深度。就像狂人从历史典籍的字缝中看出字来一样, 我们被鲁迅引导着, 从《狂人日记》的字缝里看出字来。鲁迅在整部小说中, 有意识地淡化故事、淡化情节、淡化时间、淡化地点, 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叙事顺序, 通过极度的跳跃性思维, 有意识地抉取最能反映历史本质和时代特征的典型意象, 从贯穿五千年的历史隧道中凸现出小说的批判锋芒, 而他的控诉又不是限制在生活的某一阶段, 某一方面, 某一特定事件之内, 而是扩展到整个中国历史。狂人说出的一套疯话, 如果剥离掉包裹的病理学外壳, 那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国封建文明历史的起诉书, 狂人把中国五千年文明推上了历史的被告席。

《狂人日记》选择传统小说未使用的日记体手法, 淡化了故事背景, 删去了常见的故事情节, 又选取了一个与传统理性社会背道而驰的狂人形象, 这就使这个形象割断了与整个传统文化环境最基本的协调关系, 整个小说给人一种横空出世的感觉。

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强化作家主体意识, 重视小说叙事结构, 正是二十世纪前期鲁迅在小说创作中的追求。

李鹏闵, 武汉市第四中学学生。

摘要：探讨中学语文课文中鲁迅小说的叙事策略, 通过鲁迅作品和西方现代派作品的分析, 讨论了现代叙事策略在中学语文学习中的运用, 为中学语文学习提供了新的方法。

现代言情短篇小说：青苔 篇5

村长走过来，附在我耳边说，丫头，还记得这个后生不?当年的那个摄像师，随着他叔叔的倒台，他也霉运当头，诸事不顺，倒霉到极点了，这不要出国打工呢吗?还想要做那个最高的主管。

我在他的履历表上画上了鲜红的勾，这是我为自己唯一能做的，让他做了中层主管。

离国前的欢送宴上，我不断的望向他，不断闭上眼睛回想几年前的那个少年，想让他们在我脑子里重叠成为一个人。任我努力，任我再瞧他几眼，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他在远处和一个男子向我看过来，在低声嘀咕着什么?我收回眼神。听见了他们的嬉笑，舞曲响起来的时候，我端着酒杯望向窗外，凌风走过来。

禾蓝小姐我请你跳个舞吧?

在舞池中他的手开始带有调戏的色彩，在我后背上摩挲。我说，我讲个故事给你听，他忙应衬这说，好呀好呀。大概七八年前，在这个小村子里迎来一群下乡考察做宣传的官员，其中有县长和许多高官，然后有个摄像师长得很帅很帅，一个女孩就在一声失态的笑声后窥见了摄像机后面的那个男子，从此他日日夜夜思慕着这个男子，知道他是北大毕业的，拼命考去北大，知道他走了，拼命地找寻他的痕迹。

然后呢?他问。

然后就在昨天招聘会上遇见了。那个女子叫做禾蓝，男子叫做凌风。

他木然停在那里，用手使劲的拍着脑门，欣喜若狂，这么说，这么说，你就是那个女孩了，而我就是那个男孩，瞧我这破脑子，我怎么就想不起来你是谁了呢?但是就觉得有感觉呢?因为你这样的美女不多，即使看过一定一定会过目不忘的。刚才那哥们就告诉我说，你一定对我有意思，你一直偷偷看着我，你看我，你看我，还有这等艳福呢?既然我们都是自家人，那么我就不用客套了，能不能把那个总经理的职位给我，你知道我这几年不顺，我需要钱，他小声嘟囔着，我外面还欠着债呢，禾蓝，你那么爱我，就该帮帮我呀。

我回身走到酒桌旁，泪就落下了，回身擦掉泪。

我说，凌风，我们跳舞吧，三毛说过，爱情走了，那么，我们再跳最后一支舞吧。

他的脸色发白，我在笑着，笑着，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最后分不清自己是哭还是笑着。把那个总经理的职务表塞在他手里的时候，转身离开，走在风里面，把手机上的挂件撇得很远很远。

原来我爱的只不过是自己的臆念，爱自己的想象和杜撰出来的华年。他一直是如此的，而我却为他镀上了太多光环，我骗了自己这么多年，这么多年。

年轻时，我们无非是爱上了自己的想象，并不是哪一个人。年老时我们回忆的最美好片段，其实更是自己已经失去和没有得到，才会那么光鲜，被自己赋予上了神秘的色彩和高贵的光环。其实走进，仔细一看都是不忍赌的苍绿，像青苔一样，底下覆盖着腐烂。

那么，请不要再去试图遇见曾经华年里最爱的那个人，留着回忆，留着把玩，留着祭奠，就是经不起再去实地翻阅，让你痛的都再也找不到一份完全，才会痛苦自己骗了自己这么些年。

张爱玲婚恋小说的现代审视 篇6

关键词：张爱玲 小说 婚恋观

张爱玲生活的时代距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国内外对张爱玲小说的评论文章颇多，最早的评述要数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这些论文对张爱玲小说的创作心理、人物刻画、题材等均作了深刻的考察，很多评论细致入微，精彩独到。虽然张爱玲也写过带有政治倾向的小说作品，然而这类小说所取得的成就不如婚恋题材小说大。张爱玲的小说有很大一部分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受到了当代人的热捧。究其主要原因是她的小说里所描写的这些有趣而深刻的都市婚恋话题。在此以张爱玲小说里的婚恋题材为视角，挑选部分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简单地探讨，观照上个世纪中期的社会婚恋观。

一、张爱玲生活的时代背景与自身遭际

张爱玲的婚恋小说为何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呢？这与她自身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分不开。在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正处于社会的急剧转型期，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涌现出多元化的社会思潮，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婚恋内容也呈现了多样化形式：新旧婚恋观、折衷的婚姻观，等等。张爱玲出身贵族，祖父是清朝末年名臣张佩纶，祖母的地位更是显赫，为当时清廷重臣李鸿章的女儿。她1920年出生于上海，后随父亲迁居温州，母亲在她四岁时就出国游学，四年后回国在上海居住，张爱玲从此开始了学习生涯，绘画、练钢琴、学英文，并习读了许多经典名著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等。1930年，遗少父亲与洋派母亲在多次剧烈的争吵后协议离婚了，张爱玲跟随父亲在宝隆居住。然而，她与继母生活得并不愉快，有一次在与继母发生口角后她被父亲责打，并因此被拘禁长达半年之久，之后张爱玲寻机逃离，自此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可是母亲的冷漠让她觉得“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1]。在童年“父爱”“母爱”空气稀薄的环境下，敏感而早慧的张爱玲醉心于写作，在小说中，经常能够寻找到她现实生活中的影子。而后她与胡兰成的婚恋经历更是凄凉悲怆，孤傲倪视的她纵使十二分的迁就卑微，终究还是伤透了心，然而这一切的伤痛和磨难，却成全了一个作家的旷世“传奇”。她将这些复杂深刻的婚恋现象犀利地跃然纸上，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生动逼真的案例。她的小说并非是对婚恋内容单方面的描写现象，在构思方面也不惯用善恶分明的对比写法，而是按真实性的原则善恶参差地把琐碎生活进行了再现。在她的小说情节里，基本上看不到一览无余、直白的写作手法，而是花了较大心思含蓄、意蕴深刻的表达风格。张爱玲曾说有时自己的文章欠缺明显的主体，会给部分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只要认真品味其写作中的生活意境，仔细体会文章的情感，也能基本理清作品的写作思路和所表达的主旨。所有的小说均体现了一个基本的观点：爱情生活是人的基本需求，异性互爱是彼此结合的基础。而张爱玲在小说写作中，也将自己不幸的爱情体验融入其中，反映婚恋现实的同时，不自觉地对婚恋观进行着道德评判。难怪有研究者称她“是女性小说中的鲁迅”。[2]

二、追求爱情，主张婚恋自由和经济独立

清廷倒闭以后，青年男女受到西方婚恋观念的影响开始追求自由恋爱观，在中国掀起了婚恋生活的巨大改变，形成了以“五四”以来的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文化氛围。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是人类为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进步。自由恋爱婚姻生活始终受到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即使这个社会倡导妇女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但在婚姻家庭中，多数妇女仍然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而表现出一些委屈，由此，人生的婚姻幸福受到经济情况左右。恩格斯就曾指出解放妇女的自主性取决于妇女在阶级和经济权利上的地位，这是完全有道理的。

在《桂花蒸阿小悲秋》《小艾》等小说中，通过对主人公的婚姻刻画，表现出了张爱玲对高尚的婚恋、自由的爱情给于肯定和赞美。而小说深层次的思想并不只是体现在婚恋自由观上，还体现了经济状况对女性人生幸福的影响。张爱玲小说中的婚恋自由观对中国的封建婚姻观念有强烈的冲击和反响，例如《琉璃瓦》写了接受新观念的青年和封建传统长辈进行了激烈的较量，从而肯定自由婚恋观，鞭笞传统封建的婚恋观。《倾城之恋》呈现出男女双方在经济差距下所带来的不同的恋爱经历，范柳原是一个不受婚姻约束的习惯作乐的富人，但他喜欢上了白流苏，却不想娶她，只想她做他的情妇。这个多情浪子在纵情声色之间，也是一位孤独的追寻真爱的有心人，他精刮、自私，却又对古老的爱情忠贞的神话如此向往，表面游戏人生不过是对世俗的反抗与挑战，他是那个时代的叛逆者，不受传统世俗束缚，年轻时的滥情更像一种对现世生活的恶作剧。白流苏自有闭月羞花之貌，然而打动了范柳原的不只是美貌，更是东方女性那一抹低头的温柔，她为了能够抓住范柳原的心，和范柳原展开了男女爱情之间的博弈，但迫于没有自立的能力，为了“长期饭票”只好做了范柳原的情妇，在小说的最后，当战争来临时，范柳原在战乱中对流苏的英雄救美让他们侥幸地结婚，但这是张爱玲对小说进行偶然的圆满收场。这部小说给人一种苍凉美：在经济条件差距极大的情况下的恋爱场面，经济差距使得爱情冲淡如水，婚姻苍白无力。在小说《留情》中，张爱玲将现实中无赖的婚姻生活的一角展露无余，觉察出人生在世，绝大部分的感情均是不完美的结合，感情多数是有疮孔的，这才是现实的婚姻真相。主人翁敦凤由于丈夫的逝世而陷入了生活困境，被迫嫁给与自己没有感情、却大自己二十多岁的米先生做了姨太太，这似乎是一种长期的卖淫关系的婚姻，让夫妻之间各取所需又各有心理上的隔膜。在当时这样的社会中，一些妇女被迫选择这样的生活，着实可怜；而有些妇女由于受拜金主义的影响也做出这样的选择，亦是可悲的。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便是后一种妇女，她是一个精明的女人，完全的物质女人，她做姑娘时，便不受世俗的看法，嫁给了一个老富人，等着他老死。然而事不如愿，这个老富人死得太晚，使得梁太太也变老了，然而这个老妇女有一个永远不被填满的对爱的需求的饥荒，她求爱的路径也非常可笑。这种求爱路径让人有深厚的感触：将婚姻作为谋财的道路是不可取的，会被人藐视。

三、为恋爱而恋爱与为结婚而结婚

张爱玲的小说中，有长辈包办的婚姻，也有因经济目的而委身嫁于不爱的男人的妇女，还有其他的一些婚恋现象，例如为恋爱而恋爱与为结婚而结婚的婚恋观。有的人将婚恋当成人生的公程式，纯粹地去恋爱或者纯粹地去结婚，在这样的目的下男女之间的关系变得匆匆然与昏昏然。在《年青的时候》中，潘汝良就是为恋爱而只是单拣恋爱对象身上有诗意的事情进行注意、回味，喜欢或者不喜欢也说不上。他的恋爱对象俄国姑娘沁西亚，身处外国，很难找到满意的对象，便找了算不上喜欢的俄国人例行公事的结婚了。小说暗示了潘汝良和沁西亚两个人对恋爱与婚姻的极端性的危险。对于小说《十八春》中主人公的婚恋也是类似的情况。小说中的石翠芝和沈世钧本来都有婚姻归属，然而因各自在恋爱中遭受挫折后便把持不住自身的落寞，两个人冒失地走在一起。当二人结婚那晚又发现彼此都不喜欢对方，这两个闯祸的人醒悟得未免有些晚了。《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中“现代青年”罗文涛与“新女性”密斯范耗时十一年的自由恋爱却最终退回到一夫多妻的老式婚姻中，过于理想化的恋爱一旦进入世俗婚姻生活，难免失望苦涩，张爱玲用超人的洞察力辛辣地消解着世俗人性，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总之，童年的不幸、亲情的消融、爱情的萎谢、乱世的沧桑……张爱玲人生的诸多不如意使她的作品透着几乎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与犀利，小说里满纸弥散的是张爱玲对世情、人性、乱世的冷静思考与悲悯，犹如一面面活生生的浮华世事饮食男女的明镜，其中折射的婚恋思想在现代生活中总能找到一些影子，其小说思想价值对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仍有较大启示。对其小说的观照审视可以提高现代人的婚恋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人生世情。

注释：

[1]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

[2]王富仁：《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0期。

参考文献：

[1]罗翠梅.破灭的闺阁梦——论张爱玲婚恋题材小说的悲剧意识[J].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06）.

[2]李晓花.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2）.

[3]余忠凤.张爱玲世界的现代延伸——浅论八十年代后张爱玲的再生现象[J].文教资料，2006，（32）.

[4]朱荣梅.张爱玲之华美而苍凉的女性世界[J].短篇小说（原创作品版），2014，（08）.

现代派小说 篇7

“我想克利普舍恩在谈到日常语言的‘覆盖’效果时,他是对的,据我所知,他批的是:那种部分,你知道,‘插入’其他两部分之间的部分。那个部分,你可以说它是‘插入’,‘你可以说’这个表达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看来,它是最有趣的部分,当然,也可以把它叫做‘堵塞’,我想;另外,很可能还可以用某个其他的词语来描述它,或许有很多这样的词。但是,这种‘堵塞’有两方面特性,这是其他言辞所没有的特性,可能是这样两方面:①一种‘无尽’的特性,和②一种‘淤泥’的特性。[1]

文本中没有情节,只有一个个互不相关的片断,除非读者借助格林童话中的故事勉强为它找到情节发展。麦克弗里评论到,“巴塞尔姆的用意在于创造一个拼贴效果,而不是如何使一条故事主线以任何直线式的设计得以发展。例如,《白雪公主》中的事件发展过程不断被题外话、目录、单子和看似无来由的鸡毛蒜皮所打断。每一个异质同构的片断都独立成段或‘章’,它们很少超过几页长的篇幅,有几个只有一行或两行、段与段之间至多有一个粗略的过渡,经常完全缺乏过渡;如果想为书中的事件列一个时间表,那完全不可能。由于主要领先并转而不是惯常的小说式的过渡原则,巴塞尔姆创造了一幅文学上的拼贴画,……”[2](P358)甚至有的片段就是以评论的方式出场的,它们独立成‘章’,与故事的整体并无关系。

英国第二代浪漫派作家继承了第一代的问题,但它们被工业主义和政治压迫复杂化了。他们最终找到一个答案,它不在社会中,而在独立于社会的各种各样的形式中:英雄主义

艺术精神超越[1]

还有:

直到十九世纪,俄国才产生出可称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的文学。普希金显示出其语言的天赋。果戈理是一位革新家。作为一位文体家,陀斯妥耶夫斯基有许多缺陷。托尔斯泰……[1]

作者采用大的黑体字并用单独一页来写这样一段与小说内容毫不相关的话,看似胡乱拼贴,其实表明了艺术中的评论与小说本身共同构成一整体。评论不再是传统评论本身,而是成为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也可以说艺术已走向评论。艺术与评论的界限被打破。

在小说故事叙述中,也有主人公对各种艺术现象的评论,不仅是对艺术本身的哲学反思,也对后现代艺术与哲学思想的关系重新做了调粮。小说叙述既是小说的手段和目的,也是哲学思想的手段和目的。

另外还有,“我们”(指七个小矮人,或其中之一)对于浴室帘子评论和对于美学家的感受:

我们开始用一种新眼光来看这块沐浴帘子,或者不如说以一种新角度来看它,也就是以美学家的那句评语的角度来看它。这位少数的人,即那些认为美学是列在哲学思想条目下的几个探索领域之中最为无生气的学科的人,也受到美学家的评语的感染。产生因为作为评论的对象,它与我们的东西有关,也就是我们用小银环挂在臭哄哄的卫生间,里面的东西;第二,因为说话人是位美学教授,即便美学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好像如此。[1]

即便我们想方设法让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用什么标准来评判它,那块用小银环挂在那儿的沐浴帘儿呢?借助美学教授,或者借助从帘子杂志招募而来的沐浴帘儿批评家,如果有这种批评家和杂志的话,可以设立一个沐浴儿的衡量标准,我对此毫不迟疑。[1]

还有一些评论生活的例子:

“然后,他谈起情人和丈夫。他说情人吃肉的时候眼睛不盯着肉而,是盯着他心上人的眼睛;丈夫却盯着肉。丈夫知道如果他不盯着,肉就会飞掉。”[1]这是一段对生活现象的评论,但又不只是评论,而是一些现象的描述。这种描述并不采用抽象的概念,而是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

“我们已遨请了一位专家,将就它的音色、音高、调子和调式进行品评。”[1]生活中有了专家,对艺术和生活的品评已不来自内心,而取决于一些专业领域的专家。我们已失去了对生活加以判断的能力。

总之,(白雪公主》为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零碎片断,它们取自书籍和其他文献宝库,诸如民间故事、电影、报纸、广告和学术刊物。正如他在他的短篇小说里所做的一样,巴塞尔姆经常把能在任何日报中见到的事件、名称、时尚和其他数据吸收到《白雪公主》之中。这些片断更为经常地取自于学术和文学中的陈辞滥调。比如,我们看到对具体文学体裁和惯用手法的戏仿,关于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伪学问的题外话,对弗洛伊德和存在主义模式的戏谑描述,以及空洞的具体诗。[2](P356)在后现代社会里人们已不是生活在清晰可辩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只是“丰富多彩的零碎片断”。评论作为一种思想或哲学的“碎片”也与生活在同一现实中被展示了出来,它们不再被思辨抽象地构建在远离地表的虚空,思想就在于对生活的看法,是具体的,不是被高度理论化的。生活既是思想(评论)本身,思想也就是生活。

摘要：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已经成为新的经典,它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故事”共同构成了艺术画廊中不朽的名篇。小说在写作上不同于传统模式,小说里面穿插了许多关于“评论”的片段。本文主要通过分析这些片段来阐述后现代小说与评论的关系。

关键词：白雪公主,评论,后现代小说

参考文献

[1][美]唐纳德·巴塞尔姆:《白雪公主》,周荣胜,王柏华译,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1O月。

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空间模式转化 篇8

一、家族小说空间上的封闭性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 家族小说描写的主要是发生在官商士绅的封闭的大家族或大家庭里的故事和冲突, 这些家族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一种最基础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这里人丁兴旺, 几世同堂, 是表面上和谐美满的大家庭。空间上的封闭性正是这些家族的最大的特点。当然这种空间上的封闭并不是绝对的, 家族小说的描写对象和中国的家族形态、封闭的建筑模式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的农耕社会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 所谓“鸡犬声相闻, 老死不相往来”, 和外界的联系很少。而中国庭院建筑以北方的四合院为最著名、最典型, 四合院就是以高高的院墙为界线, 除开进出的大门, 把门一关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而且生活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的人们尽可能减少家族与社会外界的联系, 其思想和观念也是传统的、保守的, 与新事物隔绝的。正是这种血缘上和伦理上的因素, 使这些大家族在空间上形成了一种封闭性的特点。

家族制度发展到专制和反动的时侯, 必然会对人的个性进行压抑、否定和摧残, 成为一种束缚人性发展的桎梏, 一种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这必然引起人们对这种专制制度进行猛烈的反抗。

二、由封闭到开放———现代作家的文化选择

这些大家族是传统性与封建性因素体现最充分的家族,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 现代家族封闭性的空间有了被打破的危险。换言之, 这些传统士绅大家族所在的城市恰好是新文化运动冲击最大的地域。因此, 这些大家族遭遇新文化的可能性也就相当大, 其受到的外部冲击与内部叛逆相当强烈, 它们也最容易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遭到批判和颠覆, 其封闭的空间最易受到冲击。

现代作家对待家族文化的态度决绝中不乏迟疑, 疏离中不乏返顾。对他们而言, “西学可信而不可亲, 中学可亲而不可信。”[1]“他们是理知上面向未来 (西方) , 情感上回顾传统 (中国) 。”[2]理智中的疏离与情感上的依附以及行动模式上的出走与心理意义上的回归, 使处于文化转型期的现代作家宿命式的陷入了个体与家族纠缠不清的两难境地。现代作家心理上的两难境地, 犹如身陷围城。其深层心理结构中的这种“围城意识”如此深刻宏大, 如此刻骨铭心, 以致无从拒绝地潜入了家族小说的叙事空间。家族故事的讲述, 既是现代作家“本人的身家凋零的感悟”, 又体现作家对“民族生活的现代化追求”。[3]

中国现代文学中家族叙事中的空间转换内在地改变了家族叙事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 这样, 空间不仅具有形式的意味, 还实现了某种文化诉求。中国现代家族小说与民族国家建构获得了一致的价值取向;同时, 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的观念使得“家”具有了“国”的隐喻, 对“家”的批判必然导向对“国” (传统王朝国家) 的否定, 而对于传统王朝国家的否定正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 现代家族小说的创作者通过对家族生活的描写, 形象化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积淀, 瓦解了王朝国家的思想基础, 与近现代先觉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形成互动。现代家族小说通过文学的形式, 使对包括家族主义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批判以更为通俗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 对于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建构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密切配合, 从而参与到中国现代化的追求中。

参考文献

[1]谭桂林,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谭桂林卷[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0。

[2]李泽厚, 中国思想史论 (下) [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谈谈现代小说的阅读和鉴赏 篇9

一.中国现代小说是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 但同时又是在现代生活的土壤上汲取营养的产物, 所以它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新”小说。因此, 要在这个认识前提下建立起分析评论作品的思想性标准。一切显示了反帝反封建倾向的创作, 不管是何种流派, 何种风格, 不管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还是民主主义的和爱国主义的, 它们都是现代进步文学大潮中的一部分。只有这样看问题, 我们才会避免在思想上苛求于前人的偏颇, 才能看清现代小说发展的丰富多彩, 才能理解接受在小说创作上, 在形成从鲁迅到茅盾直到赵树理的现代小说主流的同时, 又有“京派”小说, “新感觉派”小说的发展, 还有“鸳鸯蝴蝶派”小说, 民族主义小说家创作的兴衰。

二.当我们分析一篇具体作品的时候, 对于其创作方法特点的把握是很要紧的, 甚至常常成为体察作品思想内涵和感受作品艺术美的关键。在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 各种文艺思潮包括各种创作方法, 如浪漫主义, 自然主义, 现实主义, 象征主义以及其他现代主义都曾产生过影响并且呈现出融合渗透的趋向。如沈从文的《边城》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 那里没有尔虞我诈的倾轧, 没有争名夺利的纷扰, 当然更没有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照有些理论批评家看来, 它脱离了现实生活, 它的背景和人物都是不真实的。但是, 我们应该注意到, 《边城》所用的不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它是一部带有明显理想色彩的象征性抒情小说。在这个“理想世界”中, 民风恬静、和谐, 民情古朴、淳厚, 生活在那里的人物也是重义轻利, 正直热情。可以说, 这是在一个深刻的层面上表现作品的真实性。

三.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 是一个思想和艺术的复杂整体。现实生活的多样性, 感情世界的丰富性, 社会环境的复杂性, 艺术审美的创造性, 形成了结构的复杂性。在叙事性作品中, 结构的中心环节是故事情节的安排。而现代小说的艺术结构, 则呈现出了千姿百态多样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短篇小说采取了横断面切割的剪裁方式, 就是长篇小说也常常运用穿插倒叙等等更富有跳跃性富有表现力的结构。更有一些小说的结构突破了时空限制与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 仅随心理情绪的波动而随意拼接。以郁达夫的《沉沦》为例, 其情节叙事因素不过是“我”的所见、所闻、所遭、所感的印象式片断的连缀, 不仅量少而且结构也松散随意, 但却恰到好处地表现了一个既承袭着传统文化伦理价值观念, 又渴望和追慕现代文明、现代生活方式的知识分子那种矛盾困惑的感伤心理。

四.作家沙汀指出:“一般地说, 一个作家的作品, 最能引起读者关心, 对读者影响也最大的, 首先总是人物。作家也每每在人物塑造上付出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在现代小说中,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比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更具有价值的基本要素。因此, 对小说的分析、鉴赏也要特别重视人物的分析。例如, 《阿Q正传》中的阿Q, 他所处的具体环境, 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江南的一个小镇———未庄, 这里纠结着封建社会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阿Q正是在这张人际关系网中的一个特殊的网结。正是在这种具体生活环境中, 才形成了阿Q既痛苦屈辱, 又麻木不仁, 热衷于“精神胜利法”的复杂的性格特点。

五.我们强调要把作品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认识, 但是艺术鉴赏又不应放过作品中任何有意义的细节描写。小说里的细节不是无关紧要的细微末节, 而是构成艺术整体的细部, 是构成情节链条的一个又一个环节。鲁迅是运用细节的高手。《风波》中的九斤老太的口头语“一代不如一代”, 活画了一个贫穷愚昧而又顽固守旧的形象;赵七爷头上那根放下来的辫子, 不但揭示了这位封建遗老的反动本性, 而且借此掀起一场偌大的风波;六斤的饭碗打破了一个大缺口, “七斤直跳起来, 拾起饭碗, 合上检查一回, 也喝道:‘入娘的’, 一巴掌打倒了六斤。”表现的是七斤在贫穷中养成的吝啬的粗俗习性。

浅析现代小说中寡妇的悲剧命运 篇10

关键词：现代小说,寡妇,悲剧命运

中国历经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一直是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代表之一, 几乎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 成为等级社会的一个基础范式。一直以来, 女子被三从四德所禁锢和残害着, 在家从父, 父死从兄,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正是这些荒谬而稳固的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 让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广大妇女不仅在生理上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扼杀, 更在心灵上受到毒害和愚弄, 造成了她们无尽的人生悲剧。而在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中, 还有一个最悲苦、最无助的特殊群体, 她们是地位更低下, 命运更悲惨的一群, 她们被称为寡妇。

现代小说中出现了不少寡妇形象, 作家们以满腔的同情和深刻的洞见再现她们血淋淋的生活现实, 揭示造成她们悲剧命运的社会文化根源, 同时对她们自身思想弱点和精神缺陷进行了剖析和反思, 表现出对这一特殊女性群体的深切关注。

一、寡妇们的现实生存困境

在中国传统社会, 妇女是没有独立意志和独立人格的。她们从生下来就从属于父母, 她们的婚姻自然也要遵循“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一旦出嫁, 她们又成了丈夫的附属品, 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丈夫死了, 这所有权是不会变的, 她们要么“烈”, 要么“节”, 其实有时节不节, 烈不烈也由不得她们自己。既然她们是附属品, 她们的主人死了, 这物品若有交换价值, 她夫家的家人也一定不会放弃这既得利益的, 她们会被当作物品去换钱。

鲁迅《祝福》里的祥林嫂就是被婆婆当物品一样卖了。祥林嫂成为寡妇时只有二十六七岁, 婆婆为了小叔子的聘礼要把祥林嫂卖给山里的贺老六, 祥林嫂逃了出来, 因为她力气大又勤快, 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时尽管皱着眉, 还是将她留下来帮工。但最终祥林嫂还是被婆婆捆了塞进船卖给了贺老六, 祥林嫂不愿改嫁, 但是就算她拼死反抗也没有用, 既是私有财产她做不了主。两年后, 贺老六死了, 阿毛被狼叼走了。祥林嫂又成了无所依附的人, 大伯收屋把她赶了出来, 这次她连家都没有了, 而且还是一个“一女事二夫”的失节之人。她再次来到鲁镇, 众人嘲笑她, 拿她头上的伤疤开心, “她的悲哀经过大家咀嚼赏鉴许多天, 早已成为渣滓, 只值得烦厌和唾弃”。而鲁四老爷这个讲理学的监生, 祥林嫂被婆婆卖时他毫不干涉, 现在却认为祥林嫂是败坏风俗之人, 不干不净, 告诫四奶奶祭祀之事不准祥林嫂沾手。柳妈又恐吓祥林嫂再嫁之后到阴间要受到两个丈夫相争分尸, 因为嫁了两次, 她就成了两个丈夫的共同财产。罪孽感、恐惧感折磨着祥林嫂, 于是祥林嫂接受了柳妈的指点, 拿着自己的血汗钱到庙里捐门槛, 满以为洗去了再嫁之罪, 不料冬至祭祀时, 主人仍大声呵斥, 不许沾手祭祀之事。从此, 祥林嫂失魂落魄, 犹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 她被鲁家赶了出来, 沦为乞丐, 最后在屈辱和恐惧中悲惨地死去。

在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 从男子利益出发, 总是要求寡妇贞节, 而寡妇们“精神上的惨苦, 也姑且弗论, 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 社会也知道互助, 一人还可勉强生存, 不幸中国情形, 却已相反, 所以人有钱尚可, 贫人便只能饿死”。为了不被饿死, 老舍《月牙儿》中的妈妈在丧夫后承担起了养育女儿的重担。妈妈开始还坚守着, 靠当东西养活女儿, 东西当完了, 她又整天给人洗衣服和臭袜子, 被熏得吃不下饭, 手上起了层鳞, 妈妈坚持不住了, 只好走上改嫁之路, 妈妈本不愿改嫁, 可不能叫女儿饿死, 她是逼不得已的。可是几年后新爸爸又抛弃了妈妈, 妈妈在当完东西后, 为了让我念书改变命运, 只好去当暗娼, 母女俩受尽众人的嘲笑, 生活越来越糟糕。妈妈老了做不了暗娼, 为了不至饿死, 她也顾不得女儿, 跟了一个馒头铺掌柜。妈妈老了, 掌柜又抛弃了她, 妈妈只有靠女儿做暗娼养活自己。身为寡妇的妈妈在现实面前抗争过、努力过, 但是为了生存最终落得自己做了暗娼, 老了靠女儿做暗娼养活自己的悲剧命运。

总之, 在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制约下的中国传统社会, 妇女一旦失去她们依附的主体, 成为寡妇, 无论她们是顺从还是反抗, 是守节还是失节, 她们的现实生存都是非常艰难的, 都逃不脱悲惨的命运。

二、寡妇们的自奴化心理、行为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 已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严重异化, 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这些封建伦理道德世世相传, 使女性自觉地以封建伦理道德规范自己, 泯灭了自我意识, 苟安于非人地位。由“被奴化”而“自奴化”, 正是她们的自奴化心理和行为, 让她们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

凌叔华《杨妈》里的杨妈, 早年丧夫, 她勤劳善良靠帮佣养活自己, 供养儿子, 希望儿子有出息, 但儿子不争气, 经常惹是生非, 与流氓为伍, 最后儿子弃母而去。就这么一个儿子杨妈却深深“痴爱”着, “每周一天去找儿子, 晚上在灯下为儿子缝衣服, 到处打听、寻找儿子, 最后竟完全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 到遥远的地方去寻找儿子”。杨妈在守寡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想过自己的幸福, 丧失了自我, 活着就是为了儿子, 儿子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她只有通过对儿子的溺爱, 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有儿子她才能完成为丈夫传宗接代的使命。

所以, 传统社会寡妇们的悲剧与她们的自奴化心理和行为是分不开的。在漫长的历史中, 女性自愿套上男权社会给她们打造的枷锁, 她们失去了自我, 造成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三、由受害者变为压迫者的寡母们

现代小说中有这样一类寡妇形象, 她们年纪轻轻就守寡, 独自守着儿子过活。她们首先要承担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再加上孤儿寡母受人欺辱、遭人歧视的无尽屈辱, 还有长期的生理、心理压抑得不到宣泄。随着守寡岁月的流逝, 慢慢地她们原本健康的性格变得偏狭和乖张, 而这种偏狭和乖张的外在表现就是以强凌弱。鲁迅在其《寡妇主义》中说:“虽然是中国, 自然有一些解放之机, 虽然是中国妇女, 自然也有一些自立的倾向, 所以可怕的是幸而自立之后, 又转而凌辱还未自立的人, 正如童养媳一做婆婆, 也就像她的恶姑一样毒辣。”所以这一类寡妇一旦从以往被压抑的从属身份中获得压迫年幼位卑者的特权时, 她们就会从男权文化的受害者变为压迫者, 自觉地把捍卫整个封建宗法文化系统作为自己职责, 她们卑幼者那里找到释放长期精神压抑的出口, 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满足自身精神需要, 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

李劼人《棒的故事》里, 何母仇视与儿子由自由恋爱而结合的儿媳, 声言“总得叫这烂货认得我!”何九如上京求学四年未归, 何母仅凭儿媳有了“野老公”的谣言就唆使堂侄棒杀之。而何母的那句“这些事情, 管什么儿子不儿子, 我是一家的老人, 我就有王法处治她!把她处治了, 我不相信儿子就敢不认我是他的妈!当真到了民国, 伦理纲常都不要了么!”说的理直气壮。

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原本是个有生气、有活力、人性健康的女子, 因兄嫂贪财而嫁入高门巨族的姜家。她熬尽青春伺候软骨病的丈夫, 得到的不是姜家上下的关爱与尊重, 而是轻视和鄙夷。七巧在姜家苦熬十余年, 终于熬死了丈夫, 熬死了婆婆。当分家划分了家产后, 她带着儿女离开了生活十年的姜家, 在识破她所爱恋的小叔姜季泽为图钱财而花言巧语哄骗自己的嘴脸时, 十余年被轻视和鄙夷、没有爱与尊重、生理心理极度压抑的生活让她的人性扭曲, 她逼死两房儿媳, 因嫉妒女儿而应毁其幸福。

总之, 这些男权社会的寡母们, 由于长期处在强权压迫下, 处在社会最底层, 难以获得自己的生存意义, 现实的生存体验使她们陷入痛苦的深渊。为此她们种种精神需要只能用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正如王富仁先生说:“越是在强权面前唯唯诺诺, 越是要通过抗磨弱小者获得自己心理的平衡, 越是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成员, 越是要通过压制自己最亲近的人, 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及其存在的价值”。

综上所述,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男权社会, 不知有多少女性顶着寡妇这一称谓捱过了充满苦痛和辛酸的一生。今天寡妇这个词语已慢慢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退出, 法律规定男女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平等的, 都有恋爱、婚姻的自由, 中国妇女的身份、命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杂文·坟<我之节烈观>》[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1:16.

[2]鲁迅.《鲁迅杂文全集 (上) <寡妇主义>》[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1:79.

[3]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173.

[4]刘骧.《一曲人性压抑的悲歌一一且说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变态型寡妇形象》[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10, 18 (4) :58.

现代派小说 篇11

网络小说的兴起和繁荣已然成为一个事实，然而评论界目前对网络文学的研究多数还处于一种众声喧哗的命名焦虑或者自说自话的理论游戏当中，有的人压根不承认有什么网络文学，或者认为网络文学是厕所文学，正面的评价则偏向于从游戏精神，草根民主或者超文本等理论视角观照网络文学。有意无意间，研究者们不约而同地忽略了网络小说文本本身。当我们寻找网络小说文本时，我们就会发现网络小说网站及其作品数量之丰富令人咋舌。

榕树下可能是最早的文学网站，它是按照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概念来划分论坛分区的。但是浏览后起的文学网站，尤其是专业网络小说网站，可以很明显地发现，就文体而言，他们有着非常不同于传统的命名方式及继之而来的不同划分方式，如起点网站就将作品划分为玄幻奇幻、武侠仙侠、都市言情、历史军事、游戏竞技、科幻灵异、美文同人等几大类，而晋江文学网站则分为言情、历史、奇幻、耽美、同人等几大类。

这些划分并不是网络小说有意识地区别于主流纸质小说而做出的某种创新性的自我标榜式的划分。

相反，网络文学从诞生到发展到目前为止，似乎都还没有任何一个网络写手表露过“觊觎”文坛的野心。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之前无论是先锋作家还是火热了一时的80后作家，都曾经因为不被文坛接受而苦恼过。{1}

一场静悄悄的然而又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在网络上悄然兴起，让我们看两部网络小说的一组数据：

14个月，370万字，收藏的朋友从上架之初的4万三千到现在近十五万。一年的时间获得了起点藏书总推荐榜第三、总收藏榜第七、全本回顾榜第七、2007年月票年榜第一、全本作品总月票榜第一。{2}

作为木头的第一部新书，上架五个月，点击680万，推荐68万，收藏7.8万，最高订阅1.8万。{3}

网络文学并不向文坛进军，但是却拥有着数量惊人的读者。而且各大网络小说网站都有日益成熟的对写手的奖励竞争机制，以及用网络上的成功带动纸质媒体出版的完善的经营机制。这似乎可以表明网络文学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文学场域：一个以读者和市场为中心，以网络为媒介的文学场域。

这个文学场域里历史小说或者说有关历史的小说异常地受欢迎和火爆。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起点中文网站里的点击过万小说推荐榜的简介里就可以看出。起点中文网站将作品一共分为六大类，从推荐榜里我们看出历史或者和历史有关的作品在数量上几乎可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4}

在当今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而不过分的社会情境下，以最现代的高科技网络为媒体的网络小说为何如此钟情于历史？网络历史小说是如何来处理“历史”的？在当今媒体异常发达，电视电影娱乐广泛流行，纯文学大叹命运不济的大气候下，为何这类小说会有这么大的读者群体？网络历史小说是否有着不同于纸质文学传统的一种写法和风格？

二、“历史”与“现代”的换装易容术

网络历史小说中所理解的“历史”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对历史的理解都不同。中国的历史传统异常发达，自古以来，对历史的记录总是抱着以史为鉴的态度，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由于鲜明的“现代意识”的引入，在那一代的文学表述里，历史演变为“铁屋子”式的压抑，历史本身成为表达一种现代理性批判的话语工具。这种创作方式鲁迅首开先河，后继者层出不穷。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他们共享着一种自觉地对历史总体进行把握从而发掘出对现代生活意义的历史意识。在这些处理方式中，立足点虽然是现代，然后还是要将历史也组织为一个相对有意义的整体，在历史与现代的相互观照中，历史与现实各自生成意义并且相互勾连。换言之，历史，即便是出现在文学虚构中，其首要的特点和价值也还是在于他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网络历史小说当中似乎并没有这样的历史意识。网络历史小说处理历史的方式一曰“穿越”，一曰“架空”，而无论哪一种都表现出共同的自由和虚拟的特点。

“穿越”指的是故事的主人公某天因为一场意外就来到了古代，开始了“穿越”之后与身边各色人等相处的新生活。这类作品乍一看有着冒险的意味，其实却都在讲述有惊无险，好运连连的建功立业的故事。

“架空”一类则指的是朝代有其历史上的对应物，但是其中叙述的种种的事迹以及次要人物都是虚构的小说， 这种作品中主人公可以是虚拟的，也可以是史书上有记载但是语焉不详的。架空类作品多叙述曲折缠绵动人的爱情故事。

无论哪一种，历史，在网络小说里更多地只具有背景和舞台的意义，小说的中心是男女主人公。而且无论架空还是穿越，很多网络历史小说写手都不约而同地谈到过写作时一定要有“代入感”，而且造就这种“代入感”的关键是要塑造跟读者的心理、情感以及愿望都非常接近的主人公。显然网络历史小说并不真正追问历史的意义和历史的真实，而更着力于个人意愿的展示和摹写“个人”在历史大舞台上无限丰富的可能性，而且这个可能性更多地指向当下读者的向往和期待。这些小说，一如网络小说写手们自己坦然相告的那样，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文字技巧和思想深度，要的只是读者能够看得爽，充分满足读者看得开心的需要。

网上热门的穿越作品，如《回到明朝当王爷》、《新宋》{4}、《明代五好家庭》{5}、《唐朝好男人》{6}等都是在写主人公穿越之后如何凭借着现代知识的优越性，取得政治、经济以及家庭生活等各个领域的成功和胜利，以及胜利之后的幸福生活。

网络历史穿越小说从表面上来说类似于成长小说，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需要成长与适应环境的个人，但是当我们阅读这类作品的时候，就会发现这里全然没有成长小说里所必需的现实当中的磨难和精神上的领悟，有的只是一系列的春风得意的故事情节。细节和具体的情节可能会各有不同，但是总的精神趋向是一致的：摹写个人在社会当中的成功，可以说网络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所呼应的是当下生活中的“成功人士”，能干有钱，是故事里主人公的共同特点。这种写作趋向满足了网络读者这一处于特定年龄层次的群体心理需要。中国互联网调查第21次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25-30岁的占了18.1% ，31-35岁的占了11%”。{7}网络历史小说里的主人公大多也是处于同一年龄段的青年男女，网络历史小说里主人公虚拟性的成功，是对读者自身在现实生活社会里建功立业出人头地的理想的替代性满足，因而特别受欢迎。很多读者都希望写手们写得足够长，将主人公的成功铺展得足够充分，所以网络历史小说动辄二三百章。“历史”成为了一个足够广阔的悬空的大舞台，因为历史距离现在生活的遥远，关于过去的种种，史书上只有大致的勾勒，自然给想象力的任意驰骋留下了非常广阔的空间，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虽然历史已经被放置到背景和舞台的位置上，但是某些较有个性的网络写手在不追问历史意义的同时，又极力地去用各种方式来追逐细节的真实或气韵的真实。

亨利·詹姆斯与现代主义小说 篇12

1. 小说应具现实性

“一部小说之所以存在,其唯一的理由就是它确实试图表现生活。”亨利·詹姆斯这样阐述道。作为19世纪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和其他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强调小说的现实性。他胜之意,“无意”二字突出,梅花不愿意与百花争芳的高尚品格。纵使梅花凋零,化成尘土,碾成尘埃,它的芳香是永不消失的。“只有香如故”一句它所赞美的不仅是梅花的芬芳,而是升华为梅花的精神、气概和意志。这“香”象征着一种坚韧不拔、崇高永生的精神之美,亦是诗人崇高人格的体现。

3.耐寒是梅花的本质特征。

这是诗人们最乐于歌颂的主题。以雪来形容梅花,这是诗人笔下最常见的手法。

如:梁简文帝《雪里觅梅花》:“不信今春晚,俱来雪里看。”唐刘方平《芳梅》:“莫将辽海雪,来比后庭中。”

这只是一般性的描写,尚未将雪、梅形姿体现出来。而唐代诗人张谓的《早梅》就写得很有特色,前已分析过了,此仅就雪梅关系解释一下。

一树寒梅白玉条,迥临村路傍溪桥。

不知近水花先发,疑是经冬雪未消。

在这临村路的不溪桥边,一株早梅凌寒傲立,洁白如玉的花朵盛开一树,初看还以为这是经冬的白雪积压在枝条上,还没有消融呢。疑心怒放的梅花为一树积雪,这“疑”字,不仅真切地写出了诗人这望梅花似雪非雪的恍惚迷离之感,而且也以妙笔再现梅花的形姿,耐人寻味。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再看王安石的《梅花》诗,可谓反张谓诗之意而用之。远远望去,知道是梅不是雪,因为有阵阵的幽香飘送而来。这不是以雪喻梅,而是借雪、梅之喻突出梅花之香。

宋代另一诗人卢梅坡写有二首《雪梅》颇负盛名。其第一首后两句:“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通过对梅、雪的品评、比较,阐明它们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有雪无梅哪有春意可言,如果有梅无雪也会索然寡将小说与绘画作比较,指出如绘画反映现实一般,“小说就是历史”,因为两者均需取材于文献和记录。依据小说的广泛定义,“一部小说是一种个人的、直接的对生活的印象”。一个人若没有“真实的感觉”,是无法写出好的小说的。因此,真实性是小说的最高品质,其他的优点“都无可奈何地、俯首帖耳地依存于”这个特点。然而,詹姆斯强调的现实性并非外界的真实,而更多的是表现人物心理的内在现实。艺术“所能做的最有趣的实验中的某一些是隐藏在平凡的事物内部的”。而且,没有东西会超越在小说中描述“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更使他激动。他对乔治·艾略特在其小说中细致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给予她高度的评价。在詹姆斯看来,作家的创作应依据其对生活的主观真实,即对生活的“印象”和“经验”。他写道,无边无际的经验是“一种漫无边际的感受,就像一个庞大的蜘蛛网一般有着最纤细的丝线”,它“捕捉着每一颗随风飘落到它的怀中来的微粒”。简而言之,即通过经验,作家在创作时可以捕捉到一些生活中的细小瞬间。他接着以一位英国女性小说家对此的理解为例来解释这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与创作间的关系。这位女性小说家成功地描述了一年轻法国清教徒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这仅仅是依据她曾不经意间在巴黎瞥见的一些清教徒吃饭的场景。通过生活中的细节来反映人物内心世界的主观真实,而并非客观真实性,这才是詹姆斯的兴致所在。为了使小说“站稳脚跟”,小说家应该致力于“捕捉住生活的调子味,只有两者共存共处才能装点成早春的美景。故其第二首即谓:“有梅无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十分春。”

写雪,突出其白,绘梅,突出其香。将梅雪都写得极有个性。

南宋陈亮《梅花》诗颈联:“欲传春信息,不怕雪埋藏。”这两句刻画了梅花为传递春天的信息,不惜被冰天雪地所埋藏,敢于向冰雪挑战的大无畏精神。

描写“梅格”,即描写梅花的精神、品格,是诗人们共同所求的主题。正如池仁冠所概括的那样:“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宋苏轼《红梅三首》之一:“别来几度春风换,标格而今似旧无。”

元段克己《忆梅》:“从来万事嫌高格,莫怪梅花着地垂。”

明徐谓《王元帝例枝梅画》:“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琼楼傍古岑。标格原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心。”

这里的“梅格”、“标格”、“高格”,都是指梅花的风度、品格和精神。

落梅陆游

雪虐风饕愈桑然,花中节气最高坚。过时自合飘零去,耻白东君更乞怜。

在狂风暴雪的恶劣环境中,梅花却愈显得正气凛然。体现了它的标格和气概。

在“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严寒季节,百花绝迹,独有梅花怒放,迎雪而开,不愧为“东风第一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国艺学会副理事长陈俊愉认为:在花文化上,中国人很早就有用梅、爱梅、赏梅等习惯,对梅花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梅之孤傲、高洁,让人敬仰,让人酷爱,真是“群芳安可比,梅先天下春”。

《威尼斯商人》的宗教解读

郭

(安徽大学大学英语教学部,安徽合肥

摘要:《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的喜剧代表作,其隐含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使其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评论界对剧中人物,以及莎士比亚宗教观的解读莫衷一是。本文结合《圣经》,从宗教的角度解读这部经典之作。通过对莎士比亚宗教观的分析,本文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莎翁的人文主义思想虽有局限性,却已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

关键词: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宗教观人文主义思想

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威尼斯商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全球读者的喜爱,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莎翁的四大悲剧。我国历史上公开上演的第一部莎翁戏剧便是《威尼斯商人》。它是莎士比亚喜剧创作进入成熟期的代表作,其隐含的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冲突远远超过前几部喜剧,本文试图从宗教的角度解读这部经典名剧,透视作家的宗教观和人文主义思想。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巨匠们既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又从基督教文化中吸取了精华。[1]基督教与人文主义新思想密不可分。英国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莎士比亚就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英国学者博格斯曾评价道:“莎士和癖性,捕捉住生活的那个奇怪的、不规则的节奏”。这在某种程度上,吸引并影响了现代主义作家在创作时“将实现转向精神孤独、性格扭曲和猥琐平庸的‘反英雄人物’,深刻揭示现代人的异化感和变态心理”。

2. 小说的创作应拥有自由

如同音乐、诗歌、绘画及建筑等艺术一样,小说也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和创造性。它“靠讨论、靠实验、靠好奇心、靠尝试的多样化、靠意见的交流和观点的比较而得以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詹姆斯对小说的艺术性的推崇。因此,作为一门艺术,小说的创作应拥有充分的自由。他指出皮赞特先生事先将一部好小说的形态进行预设实在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错误。因为小说赖以生存的关键在于“锻炼”,“而锻炼的意义在于自由”。在詹姆斯看来,小说是一门“自由与严肃”的艺术。为了让小说不失去其艺术价值,小说家在进行创作时表现出趣味性的方式不应该被限制。只要最后生成的小说成品尽到它的“唯一责任”———有趣,就应该给予其足够的自由进行创作实践。任何在路线、语调还有结构上的规定都是对这种自由的一种限制。因此,小说家作为创作实践者应在这种自由下没有限度地尝试各式各样的“实验、努力、发现、成功”。詹姆斯鼓励小说家在写作时进行自由创作,不要被形式的东西框住。为使小说的艺术性及创造性自由地表达,他提倡小说在形式和风格上的革新。在他看来,一部作品越是展现出它的独特,就越成功。

3. 小说的整体性

作为艺术,一部小说便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并且连续不断”。这就表明詹姆斯对小说的完整性的强调。小说的完整性在于“它的每一部分里都包含着每一个别的部分里的某些东西”。也就是说,读者抑或批评家无法在小说这部艺术作品中清楚区分每部分的成分,以及对小说进行归类。在詹姆斯看来,小说的分类只有两种,即“有生活的小说和没有生活的小说”,并不存在“小说和传奇,情节小说和性格小说”这种区分。这些分类仅仅是那些“批评家和读者

欣

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2]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一,全剧以爱情和友谊为主线,充分体现了作家博爱、宽容、仁慈的基督教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他相信仁爱之心可以化解矛盾、消除偏见,共建理想的社会。剧中,鲍西娅对巴萨尼奥的爱是无私的,当她得知巴萨尼奥的好友安东尼奥遭遇不幸时,义不容辞地推迟婚期,交给丈夫二十倍于借款的钱,让他去搭救朋友,并暗中鼎力相助。对夏洛克进行审判时,鲍西娅依然以慈悲为怀,请求公爵和安东尼奥对其从宽发落,不要把他送上绝路。鲍西娅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完美体现,她的爱不同于世俗的爱,而是基督教徒的仁慈、博爱。巴萨尼奥在踏上求婚征途之前,对鲍西娅的爱掺杂了个人的私欲,可是当他踏上贝尔蒙特这片圣洁的土地,面对完美的鲍西娅时,他领悟到爱情的真谛,懂得了爱情不是索取而是奉献。当鲍西娅示意为其“开后门”时,巴萨尼奥断然拒绝。凭着对爱情的信仰和为心爱的人牺牲一切的精神,巴萨尼奥最终在选匣时获胜,赢得了爱情。安东尼奥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同时也是一名正直、善良的基督徒。他严格遵照《圣经》的教导,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借钱给需要帮助的人,却从不收取利息。为了帮助朋友巴萨尼奥,他宁可冒着生命危险向邪恶的夏洛克借高利贷。在法庭上,安东尼奥仍为了他们自己贪图方便而搞出来的把戏”,对小说的创作并无实意。既然作为一门艺术,小说家就有完全的自由决定他所要表达的课题、主题与出发点,旁人是无法对其进行限定和分类的。

4. 小说的艺术问题与道德观念无关

如前所述,詹姆斯认为,小说应具有现实性,但却不可将小说的艺术观念和道德观念混为一谈。“艺术的问题(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论)是创作实践的问题;道德问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为了说明问题,詹姆斯仍旧拿绘画来作比较。虽然画家有时试图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展现道德观念,但我们不能说这作品是“道德的或者是不道德的”。而在19世纪早期,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将写作重点放在展现现实社会中的各种冲突,以传统的方式来检验社会道德。在这一点上,虽然詹姆斯很注重小说的现实性,但他却更倾向于小说对现实的真实感受的表达,而并非完全地反映社会道德。

综上所述,亨利·詹姆斯在其论著《小说的艺术》中提倡小说应该是一门反映生活的艺术。小说家应该不遗余力地在各式各样的形式上进行创作实验,依据自己的经验和感觉,将描写重心从外界转移到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正是这些观点极大影响了后期现代主义小说家。毫不夸张地说,亨利·詹姆斯是现代主义小说运动的先驱者。

参考文献

[1][美]亨利.詹姆斯.朱雯等译.小说的艺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陈明瑶.论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技巧革新[J].天津外国月学院学报,1999,(3).

[3]陈丽,郑国锋.艺术与道德——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中的自由精神[J].外语教学,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