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变化

风险变化（共8篇）

风险变化 篇1

投资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对经济带来的一些风险，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改善投资的结构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2013年加大投资力度，适度增加贷款规模作为基调已经基本确定。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一直是作为中国经济保持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虽然我国投资率已然很高，严重依赖投资带来经济结构不平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由于有高储蓄率作保障，而且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投资仍将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投资对经济带来的一些风险，提高投资的效率和改善投资的结构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2012年以来我国投资情况分析

2012年以来受到国外经济环境和国内政策紧缩的影响，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速度下滑。三次产业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只有第一产业增速高于去年同期，第二、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都低于去年同期，其中第二产业增速下滑较大。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下滑较快，金融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惊人。中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速快于西部和东部。

1. 经济下滑，投资低位增长

2012年以来GDP增速逐季下滑，第一季度增长8.1%，第二季度增长7.6%，第三季度增长7.4%，这也是连续第七个季度下滑，创14个季度新低。经济增速的明显下滑，导致企业经营的困难，必然影响到消费和投资的低位增长。

1-11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326236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0.7%，增速与1-10月份持平。从环比看，11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1.26%，但从同比看比上年同期下滑3.7个百分点。受到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显然低于投资增长的合理区间。

2. 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速较快，但占比仍然较低

固定资产的投资除了关注总量，其次就是投资的结构。1-11月份，第一产业投资8153亿元，同比增长30.5%，比去年同期上升1.7个百分点，增速比1-10月份回落1.8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投资142963亿元，增长21.1%，比去年同期下降5.9个百分点，增速比1-10月份回落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投资175120亿元，增长20.4%，比去年同期下降2个百分点，增速比1-10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图上看出第二产业同比增速仍在下滑，但是第三产业增速上升，而第一产业投资增速较快使其在整个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有所上升，但是，2.5%的比例显然还是太低。

3. 制造业投资整体下滑较快，金融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惊人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二产业中制造业整体下滑较快，1-11月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为22.75%，低于上年同期8.75个百分点;但第二产业中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较快，1-11月同比增长16.17%，比上年同期增长11.7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铁路运输业下降较快，1-11月同比增长0.87%，其中前10个月一直呈负增长;房地产业1-11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为22.19%，比上年同期下降9.11个百分点;金融业投资增速惊人，1-11月同比增长52.85%，比上年同期增长23.85个百分点。

4. 中央项目投资同比由负转正，中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速快于西部和东部

固定资产投资中中央项目投资同比从2011年6月到2012年7月一直保持同比负增长，但是从2012年8月开始同比正增长，9、10、11月分别同比增长2.3%、5.1%、6.1%。1-11月中央投资同比增速比上年同期上升14.6个百分点，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速比较平稳，同比1-9月同比为21.7%，比上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

分地区看，1-11月份，东部地区投资153209亿元，同比增长18%，比去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投资91538亿元，增长26.2%，比去年同期下降2.7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78432亿元，增长24.2%，比去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相对而言，中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幅度最小。

二、投资变化可能带来的风险

面对2012年以来投资的显著下降，经济的显著下滑，中央明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稳增长”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头等大事。投资显然被重新作为“稳增长”的首选，投资虽仍然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但是必须重视投资变化可能带来的影响。

1. 投资仍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力，但谨防投资加剧结构失衡

在外部需求低迷，消费短期内难以独自支撑大局的背景下，稳增长离不开稳定投资。因为投资既表现为在生产形式上对生产资料的消耗，又表现为在贸易形式上销售或进口的扩大，还表现为在收入分配上对劳动者工资的增加，部分工资再转化为消费，短期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在我国还难以转变，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刚超50%，与发达国家通常城镇化率达到80%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很有很大空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另外，我国工业化水平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因此，在我国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投资对中长期的发展后劲很重要，不仅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没有投资整个产业的转型升级也无法到位，因此投资本身是不应受限制的。

当然投资要注重投向、结构以及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协调好眼前以及长远的利益，协调好投资效率与改善民生的关系。关键在于要通过改革和体制机制的完善，增强投资行为的内在约束，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率，避免低水平盲目投资。更加强调投资向基础设施、民生、西部地区等薄弱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在启动一批“十二五”重点项目的同时，保障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否则新一轮投资只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

2.“稳增长”背景下的投资可能会延缓产业结构的调整

“十二五”时期，已经到了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的调整就必须要忍受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必须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由于当前的调结构遇到内外不利的环境，经济下滑较为严重，尤其是对投资者信心有很大影响，因此，稳增长就成了当前重要任务。但是，必须清醒认识到不能把稳增长与调结构对立起来，认为只要稳增长就必须牺牲调结构。如果现在的稳增长是没有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增长，长期而言对中国经济是有害的。但是，本轮投资都是地方政府为主，面对经济放缓的“中国式焦虑”，面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阵痛”时，地方政府还是难以摆脱长期形成的投资依赖。因为占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半壁江山的出口领域投资难为，地产行业投资受限，只有重新拾起基建领域的投资，目前从“稳增长”项目的选择上，和上次“4万亿”时差不多，都是以“铁公基”为主，只是规模和程度要小一点，新型产业项目多一点。因为地方政府非常清楚，要想要短期将经济拉起来，只有靠这些。这种大规模的基建投资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路还很长的中西部地区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很多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还这样依赖基建投资的拉动，显然会极大延缓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3. 民间投资政策更宽松，但仍缺乏投资信心和投资增长点

金融危机后在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政府也加大对民营投资的扶持力度。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即“新36条”)。为确保“新36条”得到落实，国务院各部委在2012年7月前抓紧制定了42个实施细则，鼓励民间投资。2012年6月国税总局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在后危机时代随着政府投资能力越来越有限，民间资本确实越来越成为拉动投资的主要力量。中央虽然对民间投资扶持力度较大，但是基层配套的力度不足，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容易得到银行贷款，民营企业不但难以获取资金，而且即使获取资金，融资成本也较高，有对浙江中小企业调查显示民间融资成本高达24%。

2012年1-9月，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159412亿元，同比名义增长25.1%，比上年同期下降9.7个百分点，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62%，比去年同期高出3个百分点。但是，民间投资仍缺乏信心和新的投资增长点。主要由于短期和中长期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从短期看，自2012年年初开始，民间投资呈现减速态势，这与经济周期性放缓和投资整体减速的大背景一致。从中长期看，企业投资环境趋于恶化，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而产成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税负较高等因素不断侵蚀企业利润，致使企业对未来预期较低，投资信心不足。而且，企业在转型方面进展缓慢，自主研发能力不足和产品附加值提升有限，企业仍然缺乏新的投资热点。

4. 投资变化将增加通胀预期，影响资产价格波动

新一轮投资必然增加市场流动性，如果投资的资金来自已经有的财富创造支持的资金，而不是依靠央行印钞票发货币放松银根的透资行为，不会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但是，当前持续走低的CPI为货币政策的微调提供了空间，可以保证央行在释放流动性的同时不引起严重的通胀，这就为央行宽松货币政策创造空间。数据显示，第一季度我国的名义GDP增长是10.36%，货币供应量M2增长13.4%，货币供应量增长超过名义GDP增长3.04个百分点，虽然不能说是积极的货币政策，但显然已偏离“稳健”水平。今年前11个月的新增贷款已近7.75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47万亿元，全年信贷规模应该仅次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的9.59万亿元信贷投放。可是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09年完全不同，当前经济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而是缺乏如何有效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投资领域。如果过分看重央行在稳增长中作用，未来的通胀上升就在所难免，而且很可能造成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局面。如果，货币政策的一再宽松，只会加大通胀预期，加剧市场的流动性，进而推升资产价格，使得当前严格调控下的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这从6月份以来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逐月回暖就已经得到印证，即使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不放松，依然不能保证宽松货币政策下的房价上涨，而且城镇化概念又成为噱头，助推房价上涨。

5. 投资变化增加金融风险，尤其是地方债务风险

“稳增长”使得地方政府掀起新一轮投资高峰，地方政府已经纷纷推出地方版的刺激计划，据统计，总规模已经超过10万亿，这让人不无担忧地方政府正在掀起新一轮借债高峰。而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究竟有多大?最具权威性的是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字，截至2010年底，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10.7万亿元人民币。按此比例，估计(此后我国再没有披露有关地方贷款规模的详细情况)到2011年底，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在12万亿元左右。今年为了保增长将进行大规模借贷，因此，到今年年底，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保守估计将突破15万亿元。而地方政府大举借债主要途径就是土地抵押获得商业银行巨量的贷款。在中央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一直收紧，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急剧萎缩的环境下，地方政府、企业以及一些开发商的不当投资和错误投资(如鄂尔多斯的“鬼城项目”)，正在给我国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当大量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和企业投资不盈利或亏损，而银行贷款到期不能偿还，巨额的坏账最后会拥挤到银行，形成系统性的债务危机。

三、对我国当前投资的政策建议

当前以投资为政策着力点，有效扩大社会需求，稳定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投资能够对经济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投资增长并不是经济运行的最终目标，如果只是为了拉动经济而投资，这种投资很可能对后续的经济发展造成拖累。当前扩大投资，更重要的是要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多依赖民间资本的投资，而不是依赖政府，形成“投资发力”而不是“投资依赖”。

1. 切实落实中小企业投资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增长

由于以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经济见效快，但可能存在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问题，一旦减缓就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停滞。目前，我国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和重要装备制造业，普通消费品的生产主要靠民营企业，而民营投资对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更大，因此，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对增强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的促进意义最为明显。要通过推动金融、财税等制度改革，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切实落实“新36”，促进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真正破除“玻璃门”与“弹簧门”;限制国有垄断部门的过度扩张，严格规定其经营范围，将竞争性行业都交给民营资本。

另外，中小企业想要更好地解决融资问题，还需要解放思想，积极拓宽融资的渠道，不仅仅只是依靠银行的贷款，要积极发行企业融资券、中期票据等。政府也要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革新金融产品，有方向地、有针对性地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些产品帮助。政府可以考虑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放宽政策，做强小额贷款公司，助力民企融资。

2. 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消费和民生类投资力度

优化投资结构重点要构筑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机制，重视民生类投资。加大有利于改善城乡居民消费环境的基础设施投资，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消费结构升级及其对相关投资的需求。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尽管教育、水利、环境等方面的民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没有那么显著，但民生投资通过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会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因此，加大民生投资的力度，是保障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途径。增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民生投资支出，应向农村倾斜，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斜，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严格限制高耗能投资，依据《2011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要求，严格限制“两高一资”行业、落后和过剩产能的项目的审批，积极引导高加工度行业的投资实现快速增长，实现投资结构优化升级，并逐步带动投资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

推动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稳定增长，但要避免房地产公司套取银行资金。增加对房地产新建项目的信贷，促进房地产开发公司拿地开发，扩大住房供给，但要严格控制信贷资金的实贷实付和专款专用，避免被开发公司挪作他用。

3. 健全地方政府融资机制，发挥政府投资积极引导作用

针对地方债务风险，应健全融资机制，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继续规范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的运营;建立地方债务融资总量控制机制;督促各地政府成立统一的债务管理机构;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管理;健全政府投资决策机制和融资约束机制。完善地方债试点相关管理体系，强化对发债的全程监督，实行信息披露的机制。积极探索信托融资、产业投资基金、股权基金、政府投资项目资产证券化等多元化融资方式。发挥政府投资的积极引导作用，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用好政府投资，促进民生改善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4. 强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实施严格监督和稽查

解决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必须重视投资的生产属性，而不仅是关注投资的需求属性。强化投资生产属性，就是要强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在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和技术选择上下功夫。政府只负责环境、土地、规划等方面的审批，经济方面的决策应交给企业，政府应不干预。对影响投资决策的因素如各种税收、基础产品价格、土地政策等，政府应尽快使之合理化或给出明确的改革方向，以避免因这些因素的扭曲导致投资布局的失误或因政策发生变化而使前期合理的投资变成不合理的投资。

适度控制新开工项目的过快增长。严格实施项目监督和稽查制度，一旦发现工程质量问题，必须依法予以严惩，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新一轮投资必然增加市场流动性, 如果投资的资金来自已经有的财富创造支持的资金, 而不是依靠央行印钞票发货币放松银根的透资行为, 不会埋下通货膨胀的隐患。

风险变化 篇2

一方面，估值奇高的背景下，疯牛逻辑将逐步显示其苍白性，估值结构性风险更是巨大，虽然市场对于创新研发给予较高的估值具有一定合理性，但目前150倍的创业板、泡沫化倾向比较明显。

另一方面，再配置驱动的资金流入，正面临着越来越高的股价以及市值的压力。考察市值、GDP、M2、储蓄、保证金余额等指标的相互配比，目前与当年牛市巅峰状态相似。

同时，价值投资者持续离场、抛售2011-2013年的底仓，股市博弈氛围过重。监管层加大对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严格监管杠杆；舆情有将国家牛市和当下行情分离的迹象。

因此，虽然市场赚钱效应仍在，结构性热点迭出，但是风险正在增大。未雨绸缪、不立危墙，当前牛市回撤对个股的杀伤力正在增大，应控制杠杆和仓位。对于恋战者，也可以把握目前高波动率的市况，逢低逢巨震再吸纳而非逢高追入。

从投资机会看，在偏于审慎的状况下，重点关注国企改革催化下的部分蓝筹股如金融、食品饮料、中药家电等；主题投资可挖掘先中报高送转、员工持股计划等事件驱动的投资机会以及工业4.0等故事仍在延续的成长股。

估值呈现出高结构性风险

从估值角度来看，目前全部A股市盈率31倍、中位数93倍；6124点时市盈率57倍、市盈率中值61倍，绝大多数股票比6124点时贵。

此外，估值的结构性风险更是巨大，特别是创业板估值。目前创业板整体市盈率已经达到150倍，泡沫化倾向比较明显。从纳斯达克泡沫飙升以及破灭的经历来看，破灭的时点具有偶然性，但亢奋的历程有一个地方值得借鉴。

1999年中纳斯达克市盈率到达历史的100倍，市场争议辈出，彼时纳斯达克市盈率也顺势回落了20%、至80倍左右；而后再度疯狂，飙升至市盈率200倍；即最后疯狂阶段，纳斯达克指数相对上一个高点，市盈率再度翻倍。

类似的创业板指数在2014年末的风格大轮动中，市盈率从74倍回撤至了63倍，正当市场认为创业板估值遭遇天花板时，创业板指数却再度飙升、估值上行至150倍左右，恰好也是翻倍。至于未来的催化剂，注册制、中概股回归等兼有。

另外，监管层频频风险提示，并加大对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券商加大对两融风险，特别是创业板融资标的风险监控，乃至中概股回归、分众传媒上市，这些因素都对创业板形成重大的变量。

指标配比与07年牛市极为相似

其次，考察市值、GDP、M2、储蓄、保证金余额等指标的配比，目前与当年的疯狂巅峰状态极为相似。目前证券化率以2015年的GDP计算为101%、与2007年10月时以2007年名义GDP数据测算为103%接近。总市值与储蓄、M2的比值略低于2007年，但自由流通市值和流通市值则已经高于2007年。保证金余额占储蓄的比重为6%，与2007年时惊人的一致、也为6%。

此外，目前保证金余额3万亿、M2为128万亿、储蓄为52万亿、2015年GDP预计为69万亿，总市值69万亿、自由流通市值为28万亿，而回顾2007年6124点时，保证金余额为1万亿，M2为39万亿、储蓄为16万亿，GDP2007年为26万亿，总市值为27万亿、自由流通市值为7.6万亿。配比后来看，目前与2007年牛市巅峰状态有着一定的相似性。

市场运行特征发生变化

同时，市场运行的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今年来前两次市场巨震10%均发生在指数运行在月线上方50多个交易附近；而5月28日的巨震，则显著提前、在月线上方7个交易即出现10%的回撤，市场波动率在急剧增大。这一点，也与2007年有相似地方

如果考虑目前价值投资者离场、抛售2011-2013年的底仓，以安硕A50ETF的份额变动来表示海外投资者的行为，那么价值投资者从年初以来持续减持、目前已经进入抛售前几年的底仓阶段，这一点与2007年2季度以来A50ETF份额减少的特征相似；目前股市博弈氛围过重，泡沫巨大。

关注国企改革催化下的蓝筹股

动物精神驱动下的再配置逻辑仍在演绎、增量资金入市，市场仍处于牛市亢奋阶段、但一些情况和指标正在逼近临界。因此，虽然市场赚钱效应仍在、结构性热点迭出，但是一些量化的数据，以及一些政策影响市场供求关系的政策在发生变化。

强烈建议投资者首先控制杠杆、其次控制仓位。因为一旦市场出现回撤，那么泥沙俱下，只是跌多跌少的问题，所以当前应守住胜利果实。当前大部分股票上涨的阶段正面临着考验，即使恋战，也可以把握目前市场进入高波动率的市况，逢低逢巨震再吸纳而非逢高追入。

因此，市场指数上行动能在逐步受到内外因的制约，相反指数的波动在增大，当前泡沫处于中后期乃至后期。

风格层面，根据纳斯达克指数指数泡沫破灭前后的风格轮动规律即标普500指数滞后于纳斯达克指数2周时间见顶，因此风格上存在阶段性的轮动但预计这种主动性的轮动持续时间不会太长，之后更需防范泥沙俱下场景下的被动性的风格轮动。

投资机会看，在偏于审慎的状况下，重点关注国企改革催化下的部分蓝筹股如金融、食品饮料、中药家电等，蓝筹背后的催化剂有混改预期以及中报分红预期；主题投资可挖掘先中报高送转、员工持股计划、工业4.0等。

邮轮旅游风险与市场容量变化 篇3

近几年我们国家经济水平的提高带动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选择出外旅行顾客数量明显上升。邮轮因娱乐设施完善,主体活动丰富,生活体验独特日益受到消费者亲睐,成为近年来消费者追捧的旅行方式之一。邮轮旅游以传统远洋客轮为发展基础、游览工具为海上大型旅游客船,将沿线港口作为中转地的一种旅游生活。

选择邮轮旅游,白天可以在舱外欣赏美丽的海上风景,或者走出邮轮欣赏异域风情,感受异地文化。当你累了,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伴随着邮轮的启动转向下一个站点。能够让游客充分利用时间并充分感受旅行的快乐。相对其它旅行方式,邮轮旅游提供适合的价格,以低廉的价格享受一站式服务,各类设施齐全让消费者充分享受旅行的便捷,同时慢节奏的生活旅行方式也让顾客体验自由自在的轻松舒适感。

有人评价邮轮为“漂浮的酒店”,有“海上流动度假村”之称。总之,它不仅能够运送旅客游山玩水、欣赏美景,还能提高休闲度假的综合服务。但在邮轮旅游的发展过程中,要想实现更好的跨越,有些风险是要规避的。

二、邮轮旅游风险

风险是指会出现不幸事件的几率及其发生之后会带来的利益减少,也指因某种危险而造成伤害的可能性。这种危害涵盖很多方面,对企业可能是经济损失及其经营过程中造成的环境破坏,对个体可能是造成创伤或者疾病等。根据邮轮旅游的主体我们将风险划分为邮轮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旅行游客面临的风险。

(一)对于邮轮旅游企业

企业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由于其内部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导致企业偏离原本设定的目标或因经营不善等问题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因其客观存在性难免会对经营管理活动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只有最小化产生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带来的损失,才能有效地实现企业正常运作及发展。结合邮轮旅游的特性,邮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可以总结概括为以下风险内容。

1. 行业风险

首先旅游作为服务业,其产品特性和强大的产业延展性决定了它的特殊地位,鉴于邮轮旅游业是综合性服务行业,其服务质量要求更高、服务范围更广。其次它依赖性很强,主要依赖于各个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环境。最后因其依赖性导致了它较为敏感和脆弱的性质,如果宏观环境出现巨大波动,会对其形成致命的打击。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严重影响顾客的旅游热情,冲击邮轮旅游业的发展,引发了一次旅行低谷。

2. 安全风险

安全风险是指由于人为因素、机械故障、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危险、危害事故发生、造成严重损失的风险。

人为因素造成的风险主要是邮轮上工作人员操作失误或服务不完善等引发的事故。邮轮为游客提供从登船到离船整个航次的综合性旅游项目服务,充分保障游客在整个航行服务中的人身安全。

邮轮机械故障事故多发,乘客被滞留在海上数小时甚至数天,往往没有能力来支持有效的制冷,食品供应和污水处理。2014年3月,福建省赴台游组团社中国国旅(福建)公司包租“维多利亚号”在台湾基隆港航程过程中发生机械故障,造成游客无法按原计划返回。

自然环境因素带来的风险主要是因外界环境不规则变化造成的经济危害活动,损害物质生产或威胁生命安全。2015年,载有458人的重庆东方轮船公司所属的“东方之星”号邮轮在从南京到重庆的途中,因偶遇龙卷风翻沉,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

3. 生态风险

邮轮航行过程中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人为因素或者技术问题都会污染海洋生态环境,进而也影响着邮轮运营,触发经营亏损。其中邮轮垃圾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最为严重,对海洋形成了难以挽回的影响。国际邮轮巡航过程中会出现大量的废弃物,其中包括邮轮营运时产生的维修保养垃圾,还有游客制造的日常生活垃圾,其数量也难以计量。

(二)邮轮旅游游客风险

对游客个体来说,邮轮旅游本身也具有风险性。首先是邮轮食物因多为自助餐,其多含脂肪、低盐、高糖混合物可能会带来身体不适;其次邮轮空间封闭、人员较多,卫生问题一旦出现很容易使船上出现感染病。Joy M.Miller关于流感病毒的调查发现,在邮轮上可能会出现新型流感病毒,因邮轮空间的有限性,会导致病毒的快速蔓延,或者因不能及时治疗导致旅客生命危险。

最后邮轮上接触到的紫外线较强,可能会晒伤身体皮肤,虽然泳池的海水可以舒缓肌肤,但它同样可以加倍皮肤接受紫外线直接照射的值,使情况变得更糟。

三、邮轮旅游市场容量变化

市场容量概念不同于市场需求,重点强调在一定时期内市场能够容纳的某种产品或劳务的数量。虽然邮轮旅游存在风险,近年来市场需求量却在不断上升,同时,各大邮轮公司市场状况的改善也使得邮轮旅游市场容量出现变化。

(一)市场容量变化状况

观察近年来数据发现,1981到2008年间世界邮轮存量平均每年增长7.2%,到2008年,全球CLIA成员企业的邮轮船舶总数为185艘;在2000~2009年期间,总计有130艘新邮轮下水,而且每艘的容量可达到500~3000人不等,由于绝大多数为双铺舱位,部分舱位能够容纳3~5人;自2003年以来,每年以双铺舱位为标准的舱位利用率都能够超过100%。国际邮轮协会CLIA的一项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邮轮乘客数量达到2204万。

在市场需求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邮轮公司为了能容纳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不仅会增加邮轮数量,相应地其服务也会得到改善,为适应消费者需求也设计得更加有特色。从2015年新增邮轮表中可以看出,单航次载客量新增近2万名乘客,可见邮轮旅游近年来的受追捧程度。

(二)市场容量变化原因

邮轮航运业的良好发展一方面主要得益于游客数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技术支持支撑着企业能够制造更多的邮轮。自上世纪80年代始,邮轮行业以其8.9%的增速遥遥领先旅游行业整体,是其增速的两倍。在1990到2013年间,在全球范围内邮轮旅客的数量以每年7.84%的速度增长。全球邮轮旅游消费渗透率1.4%,美国3.5%(累计21%);澳洲3.4%;欧洲1.3%;日本0.9%,新加坡3%。我国不到0.05%。

实际生活中,体验邮轮旅游主要享受其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感受独立于繁忙上班生活之外的悠闲。然而在我国邮轮旅游受制于收入与休假制度,以短途游为主,客单价不高,近年来也有提高趋势。2014年,70万人次中国游客参加邮轮旅游(同比2012年增幅达到79%)。

游客的人均花费达到2200美金,是整体旅游行业人均消费的1.8倍。根据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数消费者会选择与他人结伴出游,或伴侣,或孩子,或家庭团体出游。

同时数据发现邮轮旅游目标消费群体多为25岁以上,家庭年收入高于4万美金。根据CLIA 2014年北美邮轮市场研究报告,北美市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平均年龄49岁,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游客会倾向选择慢节奏的旅行方式。超过1/3的游客年收入在10万至19.9万美金之间,收入较高的家庭会倾向于选择邮轮出游,除了有足够的支付能力以外也与其消费观念密不可分。

交通运输部数据预测2020年中国邮轮旅客人数可能会突破450万;到2030年,沿海邮轮旅客吞吐量可能达到3000万人次左右。随着邮轮旅游日益受到游客关注,预计未来邮轮市场容量将会得到进一步增长。

四、总结

虽然邮轮旅游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但其日益成熟完善的技术使风险得到了一定的规避。其独特的旅行体验使得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并亲自参与邮轮旅游。虽然在中国市场,游客数量增速和占比远不及国外,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市场潜力巨大。

摘要：近年来,邮轮旅游因节奏慢、成本低等优势渐渐受到关注,但邮轮旅游发展过程中不论对企业还是对个人来说都存在着风险。然而随着科技的提高,风险得以降低,面对生活、工作等压力使得游客开始寻找慢节奏的旅游方式。邮轮数量和空间有所增长的同时,娱乐设施项目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邮轮旅游的休闲方式,邮轮市场容量也越来越大。

关键词：邮轮旅游,风险,市场容量

参考文献

[1]孙晓东,冯学钢.中国邮轮旅游产业:研究现状与展望[J].旅游学刊,2012,(02):101-112.

[2]苏枫.试析发展我国旅游业的风险和应对策略[J].武汉航海职业技术学院,2014,(03):51-54.

[3]Joy M.Miller.Cruise Ships:High-R isk Passengers and the Global Spread of N ew Influenza Viruses[J].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31):433-438.

[4]Cruise Line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CLIA).2009 cruise industry overview[EB/O L].http://www.cruising.org,2010-7-17.

风险变化 篇4

国内外学者对农业风险的分类主要是按照风险的来源进行划分的。由于对农业风险来源认识不同, 农业风险的分类在国内外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 主要可以分为两派。

一派对农业风险采取两分类法, 即分为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1,2]。自然风险是由于在农业生产中, 受气候条件等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造成农产品产量和品质是不确定的;市场风险包括投入品价格风险和产出品价格风险。其中产出品价格风险是由于农产品市场的典型特征 (大量的竞争性生产者、同质的产品、缺乏弹性的需求) , 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波动[2]。

另一派对农业风险采取了多分类法。他们认为农业风险除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外, 还存在其他风险。Baquet et al (1997) 和Hardaker et al (1997) 对农业风险的分类最为典型和系统[3,4]。他们将农业风险归为7类:生产风险 (Production Risk) 、价格/市场风险 (Price/Market Risk) 、货币风险 (Currency Risk) 、制度风险 (Institutional Risk) 、融资风险 (Financial Risk) 、法律风险 (Legal Risk) 和人生风险 (Personal Risk) 。一些学者认为农业的快速发展, 导致农业中出现了新的风险, 因此需要采用新的方法对农业风险进行划分。Boehlje (2002) 认为, 随着农业部门的巨大变化, 农业产业越来越具有制造业的特点, 因此, 农业中出现了新风险[5]。一个可供选择的和可能更有用的分类方法是将风险分为战术 (或操作) 风险和战略风险。另外, 随着农业的发展, 资源、环境等因素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 环境污染风险、资源风险等相继引入农业风险之中[6,7]。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不断有新的因素出现, 导致了国内外对农业风险的分类难以形成有效标准。本文认为, 虽然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无法预料的因素很多, 有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政治的等等, 由此农业遇到的风险也会很多, 但这些因素最终会体现在农民的农业收入变化上, 而农民的农业收入由农产品产量、价格和成本决定。因此, 本文将农业风险分为3类, 即价格风险、产量风险和成本风险。

2我国农业风险的变化趋势

2.1产量风险的纵向比较

2.1.1 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不断提高, 重大自然灾害发生趋于频繁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在五千年的农耕文化史中, 农业生产曾遭受了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侵袭, 囊括了世界上所有自然灾害的类型, 其自然灾害的灾史之长、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也是世界罕见的。据史料统计, 从公元前206年—1949年的2155年中, 共发生水灾1029次, 较大的旱灾1056次, 死亡万人以上的灾害平均10～20年出现一次。因而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8]。20世纪50年代以来, 出现灾害的频率不断提高, 到80年代灾害发生频率已达到70%, 90年代灾害发生频率达到了最高点90%, 进入21世纪灾害发生频率仍然很高, 频率达77.8%。重大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也在不断提高。50年代出现大灾1次;60年代上半期出现中灾1次, 特大灾2次;70年代出现中灾4次, 大灾2次;80年代出现中灾3次, 大灾4次;90年代出现中灾1次, 大灾5次, 更大灾2次, 特大灾1次。进入21世纪, 2000—2008年出现中灾2次, 大灾4次, 更大灾1次, 见图1[8]。

2.2价格风险的纵向比较

2.2.1 农产品价格波幅大, 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

在计划经济时期, 由于我国实行一整套封闭式的购销与价格管理体制, 农产品价格比较稳定。1978年开始, 我国在农产品购销体制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价格逐步放开, 市场调节成分越来越高, 相应的农产品生产经营者面临的价格风险在不断增加, 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明显。从80年代中期开始,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开始明显;90年代初期开始, 变动尤为突出, 如1995年农产品价格比上一年涨了近20%, 但从此价格是连续下跌, 到2000年价格下跌了近25.6%;进入21世纪, 变动仍然显著, 如2007年农产品价格比上一年上涨了近18.4%。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特征明显。徐雪高 (2008) 运用HP滤波法, 对1978—2006年农产品价格波动周期进行了划分, 可以分为5个波动周期。第一个波动周期为1978—1986年;第二个波动周期为1987—1992年;第三个波动周期为1993—2000年;第四个波动周期为2001—2002年;第五个波动周期为2003—2006年。各个价格波动周期具有不可重复性和非对称性, 价格波动周期的类型也不尽相同[9]。

2.2.2 农产品价格易受世界市场的影响, 农业市场风险日趋复杂

随着我国加入WTO, 国内农产品市场逐步与国际农产品市场接轨,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通过传导效应影响国内农产品价格。对于我国大量进口的农产品而言, 传导效应更为明显。以大豆为例, 我国约70%的大豆依赖进口, 大量进口导致国内价格易受国际价格的影响。从期货市场看, 全球三大期货市场中, 美国大豆期货市场在全球大豆期货定价中处于主导地位, 美国和日本大豆期货市场价格都是我国大豆期货市场价格变化的原因[10]。同时, 我国农业市场风险日趋复杂。我国农业政策必将更多地向WTO主流政策靠拢, 以符合国际规范, 政策的变动将使农业生产经营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国与国之间基于农产品保护政策的技术壁垒和贸易壁垒, 都有可能引发市场波动, 加剧市场风险。此外,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农业国际化, 又对我国农业的经营规模、产业化水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必然带来新的农业市场化风险。

2.3成本风险的纵向比较

农业生产成本的不断上涨给农业生产带来的风险越来越大。由于农业需要持续不断追加投入才能确保一定的产品质量和数量, 如果肥料、农膜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 农户就不得不增加生产成本, 因而存在追加投入的不确定性。从1984开始, 我国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整体趋势是国家连年上涨, 特别在经济过热的1988年、1995年, 环比增速分别为18.89%和27.40%。经过治理整顿后, 农资价格在1997—2001年间出现短暂回落。从2001年开始, 农资价格又开始连续较大幅度上涨, 2007年比2001年价格上涨33%。虽然从2006年开始, 我国出台了农资综合直贴政策, 但还是赶不上农资价格的上涨速度。农资上涨的原因很多, 既有市场供求关系和成本上涨推动的合理部分, 也有治理机制不完善, 受国际国内市场原油、煤炭能源紧缺, 供给紧张以及生产、运输成本上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从供给来看, 农资的主要生产原料如天然气、煤、石油等都是不可再生资源, 储量有限;从需求来看, 随着种养技术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 农资消费量仍然在不断增加。供求两方面共同作用, 必然会拉动农资价格的上涨。“我国商品市场波动与对策研究课题组” (2005) 对生产资料市场波动进行研究, 也发现改革之前生产资料市场波动幅度大, 稳定性差;改革以来生产资料市场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 稳定性进一步减弱[11]。另外, 随着农业经营结构的调整, 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 增加了现代农业的经营风险。例如以果园为代表的现代农业和水稻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相比, 每亩果园在挂果前, 经营者的成本投入平均为10000～15000元 (其中包括供水、供电、排水、交通等配套设施的建设费用1000元;产出前占据的土地、劳力所产生的机会成本12000元;购买果苗、肥料、农药、水电等费用支出2000元) , 而一亩水稻产出前生产者付出的经营成本平均只有500元[12]。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每亩果园可能给经营者造成的经济损失要远高于种植水稻。

2.43种农业风险的横向比较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采取每5年移动平均计算的方法, 得到我国粮食自然风险、价格风险和成本风险值及其变化的时间序列数据, 见图2[13]。正规机制是指基于市场的行为和政府提供的机制, 非正规机制是指包括个人或家庭或诸如社区或村庄这样的团体的安排。微观指个人或家庭, 中观是指以组群为基础的行为者 (社区/地方政府) 或以市场为基础的行为者 (保险/金融公司) , 宏观是指公共机构行为者 (中央政府/国际组织) 。

3.1从微观层面增强风险管理意识, 丰富风险管理策略集

目前, 我国农业生产者的风险管理意识普遍不强, 不会主动分析风险, 也不愿主动参与农业产业化, 或采用农业保险等风险管理措施, 农业生产存在较大风险。因此, 农业生产者应当提升自身素质, 增加风险意识及风险管理的意识, 主动地关注国内和当地农产品市场变化趋势, 把握市场供求和价格信息, 并据此进行合理的农业生产决策,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使家庭农业生产适应于市场变化。同时, 农户还应该积极主动了解并运用先进的农业风险管理手段, 弱化农业风险。对于产量风险, 农户要不断学习、探索新的农业生产技术, 采取更好的农业生产技术, 积极参与农业保险等。对于价格风险, 农户要积极主动运用各种方法收集价格信息, 并根据数据进行分析预测, 保证农产品在一个比较高的价位出售。农户可以利用各种正规机制, 如参与订单农业。当然, 参与订单农业的形式有很多, 如“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组织+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许多模式, 关键是要选择一种能保证履约的适合自身的模式。随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 有条件的农户可以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的功能指导种粮, 规避风险。对于生产成本, 农民可以通过参与合作组织, 统一购买生产资料, 降低成本。另外, 也可以通过参与产业化经营, 由龙头企业事先提供生产资料。

3.2从中观层面增强社区生产能力, 积极培育农业合作组织

农户的许多风险管理手段是基于整个社区的 (例如村) 。实证研究表明, 农户的消费波动小于其收入波动而与整个社区的消费波动一致[14]。只有在整个社区生产系统被破坏, 大多数农户风险处理策略失效, 农户才会面临严重的风险后果。这意味着增强整个社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稳定对于个体规避农业风险至关重要。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措施是在社区层面上培育农业合作组织。由于农业生产具有自然性和分散性等特点, 决定了农民需要通过各种方式组织起来, 以“民建、民管、民受益”的原则, 建立农民自己的合作组织, 提高农户集体应对风险的能力。从农业合作组织结构来看, 开展农业的水平合作, 把分散的农民联合起来, 可以增强农户对市场的影响能力;开展农业的垂直合作, 把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生产、储藏、加工以及销售等环节整合起来, 形成纵向一体化经营, 可以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竞争力水平。

3.3从宏观层面完善农业风险管理体系, 编织安全保护网

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变化研究 篇5

供应链风险的传导性是指由于供应链中从原材料生产、产品制造、产品分销等一系列过程是由多个企业参与的，企业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每个成员企业风险会随着网链结构传导作用转移给其他企业，甚至整个供应链。当供应链中某一成员企业的不确定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成员企业内部产生的风险便会依附于各种风险载体，沿着供应链条，以原有风险形式或是耦合突变后产生新的风险形式在供应链中传导，对供应链运行会造成很大危害。

(1）研究的现状。

彼得斯、沃特曼（2003）在《追求卓越》中提出，企业风险传导与风险转移、风险扩散、风险防范和企业危机预警等都属于企业风险管理范畴[1]。后者侧重研究风险处置问题，前者侧重研究风险产生、延伸、波及问题，企业风险载体和传导路径。叶厚元（2004）提出，按照风险传导外在表现形式，把风险传导分为泡沫破灭式、要素稀缺式、结构坍塌型、海啸式、链式反应型[2]，其中海啸型风险传导具有近强远弱特性，而链式反应越到风险后端，其威力越加强大，传导具有近弱远强特性。沈俊（2006）认为，风险传导与热传导有很大相似性，并以热传导原理推测风险传导，以此定义风险传导概念、企业风险传导实现条件和风险传导路径，而传导路径则是风险传导的方向[3]。

(2）研究的不足。

以上研究都没有从传导路径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当风险流通过抵抗力小的企业传导，形成强耦合效应时，会波及到原本抵抗力大的企业，从而进行再次风险传导。强耦合效应之后会产生新传导路径，其范围比原有路径更加扩大化。因此，本文根据传导过程中风险流“量”的动态变化，分析风险流的迸发、传导，得到风险流传导关键路径，并进一步分析强藕合效应造成新的传导路径。

2 供应链风险路径传导机制

2.1 风险流的积聚与释放过程

风险积聚包括内部风险积累和外界风险进入,风险的释放是系统内风险向外界放出，或部分风险转嫁出去，而没有释放出去的风险则仍在体内积聚，最终传播到风险接受者。风险流进发、释放需要满足的条件包括风险流累积的量或风险流变化速度超过企业系统风险承受限度。

2.2 风险传导路径选择机制

当风险在供应链内传导时，因为传导网络复杂及关联性，一般会存在向几个方向传导的可能性，而往往首先向企业相关度最大、抗风险能力弱、风险承受能力差的企业传导和扩散，称为企业风险传导的最小阻力定律[4]；而风险传导方向基本遵循企业业务流程链、利益链和价值链的方向。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2.3 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方向

风险在供应链中的传导不是无序的，而是依赖一定的路径进行的，有明显的方向性[5]；如图2所示。

传导路径是从风险源企业开始直至在供应链中风险的最后接受企业。根据风险传导方向不同可以将传导路径分为：正向型传导路径、反向型传导路径、辐射型传导路径。正向型传导路径表现为风险由供应商开始向制造商、零售商等下游成员企业传导。反向型传导路径表现为风险由零售商等下游成员企业开始向上游企业传导。辐射型传导路径表现为风险由核心企业开始，沿着供应链开始向其他相邻成员企业传导。

2.4 风险传导耦合机制

企业风险传导的过程便是其各风险子系统在传导过程中空间上与时间上的“配合”。各风险子系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直至通过风险耦合导致风险流量的合并、增强、减弱或风险突变。风险耦合的条件主要取决于各风险子系统的存在状态、企业各功能节点间的业务关联度以及风险性质间的匹配度[6]。

3 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分析

3.1 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模型构建

设：某供应链网络有N个企业，根据上述传导路径选择机制，初期传导路径选择为抗风险能力小的强关联企业，如图2中所示Ai(i=1,2，…，n）；根据风险传导系统机制，设有k类风险子系统，则Ai企业第k个风险子系统值为RAi K。当Ai企业各风险子系统发生强耦合，以及Ai和Aj企业之间发生强耦合效应时，风险加剧，超过了抗风险能力较强企业Bi(i=1,2，…，m）的承受极限θBi，从而传导路径进一步扩散。如果不断地耦合强化，传导路径将不断扩散到抗风险能力更强的企业Ci，直至图3中的N个企业都成为传导路径中的节点。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模型如图3所示。

3.2 初期传导路径

初期传导路径为图3所示白色方块节点Ai，此类节点抗风险能力小，其k类风险值采用神经网络计算。

如图4所示：x1,x2，…，xn为输入信息值，隐藏层k个节点为k类子风险，隐藏层输出值为第k类风险值Yk。输入层与隐藏层的关联权重为Wij。隐藏层与输出层关联权重为vij。θj与Φi分别表示隐藏层与输出层各节点的阈值。输入信息值由输入层输入之后，经输入层和隐藏层节点作用函数转变后，变为输出信号Oi。

节点作用函数一般采用Sigmoil函数（S函数）[7]：

未发生耦合效应时，风险值计算如下：

隐藏层节点输出:;其中:Wij为关联权重;θj为节点阈值。当第k类风险超过承受限制时输出,多个风险子系统的输出值结合,形成企业整体风险,一旦整体风险超过企业承受极限时,从输出节点输出,释放风险传递至下一个节点。输出接点。每一节点输入信息来源于该节点企业内部风险信息及上一节点企业输出信息。每一节点Ai输出信息Oi会传递到下一节点Ai+1。

3.3 传导过程中的强耦合效应

风险流传导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耦合，包括企业内部各风险子系统、企业外部和内部风险子系统在传导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各风险流所蕴含的风险流量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转化，产生能够使传导路径扩大化的强耦合效应。藕合后，企业整体风险大于耦合前企业整体风险，即为“强藕合”。传导进程中的风险耦合加速了风险在企业的传导和蔓延。下面将从数理角度对风险传导过程中风险流之间的藕合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8]。

假设：在t时刻，供应链风险传导系统内存在Ri(t）与Rj(t）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流，在传导过程中发生强耦合，则Ri(t）部分风险流量会转化为Rj(t）的流量，同时Rj(t）的部分流量转化为Ri(t）的流量；有：

假设：Ri(t）转化为Rj(t）的源能量为E1；目标能量为βE1;Rj(t）转化为Ri(t）的源能量为E2；目标能量为γE2；则有：

当Yi(t）≠0且Yj(t）≠0时，令；则有：

其中：β，γ为风险关联系数，其大小由风险所依附各功能节点之间的业务关联度决定；β1，γ1为风险转换率，由风险流的各自性质属性及风险匹配度决定。

在风险耦合分析中，每一次风险之间发生耦合引起风险流的流量变化是不确定且不可预知的。但各种情况下风险流的耦合情况符合一定的规律，如果要满足Ri(t）与Rj(t）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流量Yi(t）与Yj(t）均得到增大，即Yi(t）′>Yi(t）且Yj(t）′>Yj(t），必须有△E(i）>0且△E(j）>0。

当E(i）>0时，E(i）=-E+γE2=-γ1Yi(t）+β1γYj(t）>0，即：

当△E(j）>0时，△E(j）=-E2+βE1=-β1Yj(t）+βγ1Yi(t）>0，即：

因此,当满足时,这两种风险流发生强耦合,各自的风险流量变大,总风险流量增大。

3.4 强耦合效应之后的新的传导路径

强耦合效应之后，风险流量扩大，A(i）节点在强耦合效应之后的输出会传递到原本抗风险能力较强的Bi企业（如图1所示），新的外界环境输入增量会突破Bi点原有的稳定平衡态的临界值，原有的静态平衡状态打破。因此原来没有风险释放传导的企业Bi将新的风险与以前内部积累的风险RBik结合起来，开始风险释放传导，产生新的风险传导路径。

4 总结

风险传导关键路径随时间延时而动态变化，它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风险能力低的企业进行风险传导，成为初次风险传导路径；一旦风险传导过程中发生强耦合，就会波及抗风险能力较大的企业，成为二次风险传导路径；在后面阶段，当风险不断扩大时，原有平衡状态被相继破坏，风险传导路径将不断扩大。

本文建立的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模型，在于考虑风险因素之间的传导作用，使供应链的风险传导描述更接近于供应链网络现实，有助于能够找出供应链网络中最具威胁的风险因素和节点企业,为供应链风险管理提供更有效的决策支持。

摘要：建立了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动态变化模型,对风险迸发释放边界条件、流量数值进行数学描述。详细研究了传导过程中不同属性风险之间强藕合效应发生条件及其带来的风险量变化,得到原有平衡状态被破坏后的新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

关键词：供应链,风险,传导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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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变化 篇6

关键词：改革,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管理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其中, 汽车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尤其突出。2011—2012年, 汽车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10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资料显示, 2005年我国民用汽车销量为3159.66万辆, 2014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14474万辆, 10年间增长了四倍多。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 2014年我国全年销售汽车为2349.19万辆, 同比增长6.9%, 连续六年蝉联全球第一[1]。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汽车消费信贷的支持, 而在我国发放汽车消费贷款的主要是商业银行。根据《2012汽车金融报告》的数据, 2011年我国汽车消费贷款的余额为3300亿元, 在所有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中, 汽车金融公司消费贷款余额为936亿元, 占比为28%;信用卡车贷分期余额为850亿元, 占比为26%;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1367亿元, 占比为41%。报告预计, 2015年我国汽车消费金融余额将达到6700亿元, 其中, 汽车金融公司消费贷款余额为1600亿元, 占比为24%;信用卡车贷分期余额为1350亿元, 占比为20%;商业银行消费贷款余额为3250亿元, 占比为49%。

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 商业银行在支持汽车工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汽车消费信贷仍然处于发展初期, 从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汽车金融管理条例》开始, 汽车金融服务在国内正式发展, 距离今天也不到20年的时间。这中间汽车消费信贷业务起起落落, 虽然目前发展良好, 但是对比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汽车消费信贷发展历程, 我国商业银行的汽车消费信贷风险管理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汽车工业和汽车消费信贷发达的国家, 比如美国、德国、日本, 其市场化程度高, 法律法规健全, 信用体系健全, 汽车消费信贷的模式健全。而在国内, 以利率没有市场化改革、个人信用数据获取困难、个人缺乏信用系统约束为前提建立的消费信贷模式是否依然适用?在2014年作为改革元年, 利率市场化改革开启, 法律环境逐渐改善, 建立更大范围的个人征信系统背景下, 商业银行汽车消费信贷风险的来源又有哪些新的变化?面对这些变化的风险, 商业银行应该如何改进汽车消费信贷模式以控制风险?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1 我国商业银行汽车消费信贷面对的经济环境和面临的风险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考察经济环境, 一是经济发展速度, 二是利率的变化, 三是社会是否建立了运行良好的个人信用体系。

首先是经济发展速度, 2005—2014年近10年来, 我国实际GPD增速在7.4%~14.2%之间, 除2012—2014年增速在7%以上外, 其余年份都在9%以上, 总体来说我国经济发展良好。其次, 汽车消费贷款的利率, 根据规定, 贷款人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贷款利率的上下限, 确定每笔贷款利率。而我国的利率并没有市场化, 央行在基准利率变化的基础上固定了浮动的上下限。第三,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 市场上缺乏专业的征信公司, 同时对于违约的借款人又难以将其违约情况写进其个人信用, 缺少威慑力。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见, 我国商业银行在发放汽车消费贷款时所面临的主要是个人信用风险, 即借款不按协议还款导致银行收益下降。一个主要表现是在2004年, 由于商业银行宽松的信用风险管理, 坏账大量的出现。据报道, 截至2004年上半年, 我国金融机构汽车消费信贷余额共1833亿元, 呆坏账率却接近1000亿元, 坏账率达到40%左右, 其中四大行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率更甚, 达到81%以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较好, 对于汽车价格没有突然的下降, 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利率在受管制的情况下没有大的变化, 这些都没有为商业银行带来市场风险。

2 国外金融机构发放汽车消费信贷面对的经济环境和面临的风险

首先来看美国的汽车消费信贷。虽然经济增速不高, 根据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数据, 2013年其人均GDP排在世界第9位, 达到53000美元, 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其一直领跑世界经济, 居民收入也没有很大的波动。第二, 美国是利率浮动的国家, 其利率早已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第三, 美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十分的健全, 不仅有各种评级机构, 还有从事个人信用服务的, 目前有三家大的征信机构 (也称为消费信用局) :美国人控股的环联公司Trans Union、Equifax公司和英国人控股的益百利公司Exqerian。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其信用体系形成了完整的架构, 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此背景下, 美国国内金融机构面对的汽车消费信贷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 虽然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 但是毕竟存在少部分人有骗贷的行为,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其主要风险了;利率变动风险, 即利率按市场化进行波动时, 会使得消费者提前还款, 这是主要的市场风险;汽车贷款证券化风险, 这也是市场风险的一种, 像次级贷风险一样, 如果汽车价格迅速降低, 那么会有部分消费者不能按协议还款。当然这样的风险主要是系统风险, 对于金融监管者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与住房的价格相比, 汽车的价格相对来说不高, 这导致这部分风险并不会像次级贷风险带来那么大的危害, 但依然不能小觑。

再来看日本的情况, 日本的利率也进行了市场化, 社会的信用体系也运行良好, 但是日本经过了汽车消费信贷膨胀后逐渐回归了理性, 这主要是由于经济的低迷、人口老龄化、人们的消费观念的变化, 这些虽然没有带来大的风险, 但是对于发放汽车贷款的金融机构来说, 意识到这些问题可以更好的开展汽车贷款业务。

3 我国商业银行汽车消费信贷将来面临的风险分析及加强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3.1 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趋势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 商业银行面对的市场风险从本质和来源上越来越复杂[2]。2014年是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元年, 确立了主要的三大改革, 即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其中金融改革是结构转型中最重要的核心[3]。在金融改革中, 利率改革又是重中之重。利率的市场化必然会对商业银行资产管理方面带来很大的冲击, 同样对于汽车信贷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与以往央行控制利率浮动的上下限相比, 利率市场化改革后, 波动将会变得更大, 这将会带来更大的市场风险敞口。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将使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4]。

十八大首提到2020年我国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如果实现这个目标, 我国的GDP平均增速将是年均7.2%。但是国内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 虽然目前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正在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但是未来对于我国出口来说, 依然不是很乐观。在从经济高速增长换挡为中高速阶段, 如果我国经济结构能够顺利转型, 将来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未来我国居民的收入会稳步增长。但是如果在转型阶段困难重重, 结构不能有效升级, 经济波动较大的话, 居民收入受影响的同时, 也会给汽车消费信贷带来不可预期的市场风险。

我国从2003年开始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当时还是以政府为主导,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很多的数据, 但是对于市场需求来说依然显得不足。2014年, 央行召开征信工作会议, 主要内容为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征信业的发展, 推进社会信用信息系统的建设。截至目前, 我国有八家征信公司开始陆续建立经营。可预期的是,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这些征信公司将发挥更大的市场作用, 为商业银行信用获取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3.2 商业银行加强汽车消费信贷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个人信用体系的健全, 未来我国汽车消费信贷的主要风险将由信用风险转变为市场风险。商业银行应改变过分注重信用风险的现状, 在逐渐建立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上, 更加关注市场风险。为此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一是在观念上提高业务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的市场风险意识, 重视风险管理部门人员的再教育。二是国内大多数银行对主流的Va R计量分析方法的运用处于研究摸索适应的阶段, 实践不够充分[5]。在市场风险的识别和计量上, 应更加注重量化工具的使用。三是随着金融改革的推进, 商业银行应学会使用衍生品工具规避风险。四是加强内部控制, 完善公司内部的组织框架, 建立一套完整的内部规章制度以应对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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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艺聪.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建构与实施[J].科学与管理, 2012, 32 (03)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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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驰宇.我国商业银行财务风险管理改进探索[J].浙江金融, 2011, (04) :33-34.

风险变化 篇7

1 西藏草地资源的特点及重要性

1.1 西藏草地资源的特点

西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称, 在高原独特的自然条件下, 草地资源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草地面积辽阔。西藏是全国五大草原牧区之一, 草地面积为8.3×107 hm2, 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69.1%, 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为6.6×107 hm2, 占西藏土地总面积的55.1%。二是草地类型丰富多样。草甸与草原草地类型有7个, 包括高寒草甸草地类、高寒草甸草原草地类、山地草甸草原类、温性草甸草原草地类、低地草甸草地类、高寒草原草地类和温性草原草地类, 以高寒草原草地类分布面积最大。三是牧草产量低。西藏大部分地区气候严寒、干燥, 土壤贫瘠, 牧草低矮、稀疏, 普遍产量较低。四是草地利用的季节性明显。五是天然割草地奇缺。

1.2 从气候变化视角研究草地资源的重要性

1.2.1 合理开发和利用草地资源的需要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西藏草地生态系统在结构与功能与其他陆地生态系统迥异。例如, 生态种群组成贫乏, 生态系统结构简单, 单位面积生物产量低, 抗干扰能力弱。在极端气候变化情况下, 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易于被损毁, 极可能导致草地生态系统功能恶化以致完全崩溃。因此, 从气候变化视角研究西藏草地资源及其产业发展, 对于合理开发和利用西藏草地资源、提高草地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维护草地生态系统平衡不仅具有理论意义, 而且有着很大的实践意义。

1.2.2 生态安全、社会稳定的需要

加强西藏草地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对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西藏是全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为数不多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同时还是全国城乡差距最大的地区。其地理位置特殊, 草地占土地面积的比重达2/3以上, 加之宗教影响广泛, 基础设施落后, 基本公共服务薄弱, 社会矛盾较突出, 是全国生态屏障建设、社会稳定任务最重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使草地脆弱的生态系统面临不确定性, 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加之牧民传统生产方式仍然占主导, 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十分有限, 牧民贫困与西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

1.2.3 西藏高原生态屏障建设的需要

西藏地理位置特殊, 草地资源丰富, 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西藏高原对影响我国旱涝分布的气候格局作用明显, 是影响我国与东亚气候系统稳定的重要屏障。保持地表草地植被和冰雪覆盖稳定性, 有利于保持亚洲乃至北半球大气环流系统的稳定。西藏草地是重要的江河源区, 冰川发育, 湖泊众多, 湿地面积大, 孕育了许多重要江河, 是世界上河流发育最多的区域, 对这些江河的水源涵养和河流水文调节具有重要作用。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对保障水资源的持续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西藏是重要的生物物种基因库, 拥有所有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同时还具有我国其他地区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性, 如在草地生态系统中, 拥有西藏所特有的高寒干旱荒漠、高寒半干旱草原和高寒半湿润高山草甸等类型。西藏作为世界上独特的环境地域单元, 孕育了独特的生物群落, 集中分布了许多特有的珍稀野生动植物, 是世界山地生物物种最主要的分化与形成中心。西藏也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 并有高寒生物自然种质库之称,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

2 气候对西藏草地资源的影响

2.1 热量不足是西藏草地演变的主导因素

气候是草地演变最积极、最活跃、最直接的因素, 它不仅能决定草地生物群落的空间分布, 而且还可以制约草地生物群落在时间上的更替。西藏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对西藏草地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藏草地被寒冷低温气候控制的面积达74.9%, 这些草地所在区域的年平均气温在0 ℃左右, 甚至更低, ≥0 ℃的年积温小于1 500 ℃, 植物生长期不超过180 d。其余的草地则为分布在高原谷地的温暖、温凉草地。不同温度条件下的西藏草地比重见表1。热量不足是制约西藏草地生态系统中一切生物学过程的主导因素。长期的低温使高原植物, 特别是优良的饲草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征的形态特征和生理特征, 如植株低矮平铺地面, 便于截取更多的阳光;越冬芽着生在地表之下, 并有保护物;植物根系分布于土壤表层, 以便利用有限的地温;在有效温度范围内积累有效物质的速率较高。

注:数据摘自参考文献[2]。

2.2 干旱是制约牧区发展的重要因素

干旱是西藏气候的一个显著特征。除了高原东南部低海拔河谷地带天然降水可满足植物生长外, 广大牧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干旱威胁。受大气环流和地形的影响, 西藏高原降水量自东南向西北递减, 各地差异很大, 干旱、半干旱草地占总面积的66%, 主要分布在西藏中西部及雅鲁藏布江中上游高海拔地区。西藏草地还存在生理性干旱问题, 由于高原独特的低温条件, 增加了水分的黏滞度 (0 ℃水的黏滞度约为25 ℃水的2倍) , 降低了土壤水分向植物根、茎的输送能力。降水量的年变化在干旱-半干旱地区十分突出, 如拉萨的年平均降水量为444 mm, 多雨年可达815 mm, 少雨年仅为268 mm。西部高原地区的降雨年变化更大, 草地的丰欠年差别十分明显。不同水分等级条件下的西藏草地比重见表2。

注:数据摘自参考文献[2]。

2.3 高原湖泊和现代冰川是西藏局地草地演变的重要因素

冰川是江河的发源地, 雅鲁藏布江、怒江等发源于西藏境内的大河, 其源头都有冰川存在。冰川的消融对河流、湖泊的补给和调节起着重要作用, 许多内陆河流的来水量一半是靠冰川补给的。冰川和湖泊不仅能储存物质——水, 还能储存能量——温度, 因此它们可以调节水热平衡, 影响周围气候。西藏高原气候变化, 导致许多湖泊水位下降, 冰川消融, 面积逐渐缩小, 甚至出现冰川消失、湖水干涸。

2.4 人类活动对局地气候的影响不容忽视

人类的生产活动, 特别是盲目开垦、采伐和超载过牧, 引起局地气候、生物种群和自然景观的改变, 也是较为突出的现象。放牧本身不可能直接使湖水下降、湖泊干涸、冰川退缩, 但大面积的超载过牧造成土地沙化, 致使土地日渐贫瘠, 气候恶劣, 自然灾害加剧。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 人类对草地及其区域各种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将日益扩大, 草地演变的速度也将加快。

3 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分析

3.1 自然因素导致的风险

西藏是南亚、东南亚地区的“江河源”, 对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 西藏地区1961—2008年间的年平均气温大约以每10年0.32 ℃的速率升高, 明显高于全国和全球的增温率, 使得季节性冻土呈现退化趋势。区域升温最明显的地区是西部, 其次是沿江一线和东南部, 冬秋季变暖趋势尤其突出。1981—2008年, 西藏38个气象站点大部分站点降水量呈现增加趋势, 平均每10年增加10.0～75.7 mm, 而林芝地区东南部、日喀则地区南部年降水量表现为减少趋势。未来西藏地区气候变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气候的变化将继续对草地畜牧业、水资源、草地生态系统及相关产业等产生影响。气候变化对西藏的影响既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气候变暖、降水增加的变化趋势有利于牧业生产, 但人们更关注其威胁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由于高原生态环境比较脆弱,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已经对西藏自然生态系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气候变化导致冰川退缩、贮量减少, 高原冻土下界上升、冻融消融作用加强, 进而诱发草地退化、荒漠化等问题。受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草地退化趋势较明显, 草地生态系统防风固沙和水源涵养等服务功能减弱;在强盛风力和气候干旱的共同作用下, 风蚀作用加剧, 草地沙化存在加剧的威胁;西藏属高寒草甸和草原区水土保持能力差, 气候变暖使西藏冻土消融加快, 易加剧水土流失;全球变暖引起部分地区的干旱化趋势, 使原生植被群落的优势种逐渐减少, 出现大量杂类草植物和毒草类植物;部分地区的湖泊面积缩小, 盐度上升, 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此外, 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 西藏以旱灾、沙尘、洪水为主的气象灾害, 以崩塌、滑坡、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和以鼠、虫、毒草为主的生物灾害爆发更加频繁和不规律, 防治难度加大。

3.2 人为因素导致的风险

草地退化既是生态环境问题, 也是社会经济问题。因为草地退化与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常常伴在一起。在很多情况下, 草地退化就是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失败关系, 目前草地退化可以说与地区人口超载、投入不足、治理不善、粗放型经营方式以及重开发轻治理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3]。人为因素加速了草场的自然退化过程[4], 如片面追求牲畜存栏头数、超载过牧、毁草开垦、乱挖草药等, 导致草地退化问题严重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冲突。人为因素不但加剧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增加了针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实施的难度。

4 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目标

4.1 生态效益

研究表明, 每25～50 m2 的草地就可吸收1个人1 d呼出的 CO2。加强草原保护建设, 恢复和扩大草原原生植被能够促进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 这对吸收 CO2、 减排增汇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有着重要作用[5,6]。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实施, 主要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促进西藏各类生态系统自然恢复, 维护生态功能, 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体目标包括有效保护与治理退化草地, 提高草甸及草原覆盖度;有效保护高原湖泊、湿地、江河源头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 使“江河源”生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保障重要河流水资源的持续利用;综合治理水土流失、沙化土地, 提高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和“碳汇”功能;有效保护和改善野生动植物的栖息环境, 使西藏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得到保护, 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做出重要贡献。

4.2 社会效益

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 实质是在遵循自然法则、 经济规律和道德准绳的基础上求得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它的着眼点在于根据西藏草地资源特点和具体的区域特性, 寻求一种最适合该地区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的生产与生活方式。通过有效保护西藏的草地生态环境, 促进淡水资源、水能资源、生物资源的有效利用, 构建宜居的新型高原聚落, 以低碳生活、环境优美牧区、清洁能源、高原生态文化为特点, 在促进草产业发展的同时, 实现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4.3 经济效益

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 首先是通过提高草地的产量和质量, 实现草地可持续利用, 扩大草产业发展的基础。广大农牧民可通过参与草场保护与建设、沙化土地治理、植树种草等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工程获得报酬和国家的生态补偿。更重要的是, 通过有效保护西藏良好的草地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草地资源、发展知识密集型草产业, 为广大草地区域群众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5 西藏草地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措施及建议

5.1 以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我国已在西藏牧区正式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 以推动草原生态加快恢复和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加快转变, 促进牧民持续增收。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136 亿元, 以每年90 元/hm2的测算标准对禁牧牧民给予禁牧补助;以每年22.5 元/hm2的测算标准对未超载的牧民给予草畜平衡奖励;以每年150 元/hm2的标准给予牧草良种补贴;以每年每户500元的标准对牧民生产用柴油、饲草料等生产资料给予补贴;进一步扩大畜牧良种补贴政策覆盖范围;对工作突出、成效显著的牧区给予绩效考核奖励。西藏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全面建立是一项重要的减缓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为了能真正促进牧民增收、实现牧区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其执行力是关键。西藏牧区虽然面积辽阔, 但人数却很有限, 宗教影响深远, 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能不能到达牧民手中?到达牧民手中是不是真的按标准执行了禁牧?拿到草畜平衡奖励的就真的未超载?笔者认为, 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让广大牧区牧民乃至所有关心西藏牧区的人们都能去监督, 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5.2 实施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和“碳汇”草地建设工程

《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对全国陆地生态环境的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 主要包括天然林草等自然资源保护、植树种草、水土保持、防治荒漠化、草原建设、生态农业等, 其中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的重点和核心是冻融区草地生态保护与建设。西藏属冻融区和草原区, 西藏高原冻融区的主要治理措施是以保护现有的自然生态系统为主, 加强天然草场、重要江河源区水源涵养区草地保护, 防止不合理开发。西藏以高寒草地生态系统为主的独特而完整的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生态功能。西藏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草地资源还是广大农牧民赖以生存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草地生态环境建设与“碳汇”草地建设和农牧民增收致富相结合是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的根本保证。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和“碳汇”草地建设工程应包括天然草地保护工程、人工种草与天然草地改良工程、防沙治沙工程和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等。

5.3 加大提高草地生产力和固碳技术推广力度

西藏广大草地缺水较为严重, 牧草在生长期内仅靠天然降水不能满足生长发育的要求, 天然割草地面积有限, 其他饲草来源也有限, 草地牧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差。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应在水热条件较好、避风向阳、土层较厚的局地草地建立以当地野生牧草为主的人工草地和半人工草地, 并逐步推广季节性畜牧业。应因地制宜利用地表径流、江河湖水及泉水等水资源, 在地势平坦的区域开展草地灌溉, 不仅可使牧草产量提高, 还可改善草地植被质量, 成为优良的割草地。如此广袤的草地, 既发展了畜牧业, 同时也潜藏着巨大的固碳潜力。为了提高草地的固碳能力, 科学家们已经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实践, 比如用家禽替代草食性动物, 在草地上放置禁止放牧的篱笆, 种植深根灌木, 种植生物量高的草种等。成熟草地固碳技术应作为西藏牧区技术推广的重要内容。

5.4 建立国家级草地生态经济示范区

西藏草地区域大多不能生长林木, 草地在维持良好生态环境中具有独特作用。草地生态系统提供的功能绝大多数是服务于全人类的, 它不是个人私有财产, 而是属于社会的资本, 没有市场价格。这种情形往往助长人们的非理性消费, 成为人们奢侈消费生态资源的温床, 结果造成草地退化。结合草地生态环境建设等工程, 在严重退化的草场上建立国家草地生态经济示范区。先期由国家投入恢复草地植被, 搞好技术示范, 探索人口-资源-生态-发展之间良性循环的动态发展模式。通过生态建设推动经济发展和人口综合素质的提高, 以人口的可流动性特征来适应草地生态的脆弱性, 促使草地资源承载力缓慢提高。这样既恢复了草地植被, 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示范作用[7]。

5.5 以草业产业化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特殊的地理区位、稀疏的人口分布、长期封闭的历史, 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化效应明显、扩散效应受到严重制约, 导致了西藏大部分地区至今仍处于待开发的状态。青藏高原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既不能用停止发展来维系, 又不能用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 只能遵循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 在保护中求发展,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8]。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西藏应坚持 “绿色草产业”发展, 加大对草地生态旅游、高原绿色食饮品、绿色草畜产品等草业产业化的投入, 大力发展草地区域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和薪柴能源替代工程。

草业产业化的实质是草业产业一体化, 是以市场为导向, 以草地资源和农牧民为基础、以社会责任感强的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 通过实行种养加工、供产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 将草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的经营方式。草业产业化也可理解为草业的现代化, 一方面是草业手段和过程现代化;另一方面是草业的产前、产中、产后联结起来的现代化。换句话说, 草业产业化是以草地为基础, 从种草、利用牧草开始, 用动物转化, 多层次深度加工, 包括食品工业、生物化工等综合利用, 是通过生物、依靠科技、面向市场、延伸链条、创造财富的系统工程, 其发展目标是知识密集型草产业[9], 将草地生物链变为效益链和就业链[10]。加快产业化建设的核心是吸引企业的广泛参与, 继而带动群众的广泛参与, 对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企业, 尤其是与草业产业化相关的企业, 国家应该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对于其规模化经营需要的草地、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11]。

西藏草地区域气候寒冷, 燃料的消耗量很大, 应从现实条件出发修建各种水电站、光伏电站、风电站、地热电站等, 实现以电代薪 (草或粪) , 这是进行新牧区建设解决生态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当然, 这需要政府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不但可以解决电力、促使经济发展、农牧民增收, 而且可以培养当地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改变当地群众观念, 等于提高了当地的造血功能。

5.6 将草地气象灾害防治作为牧区技术推广的重要内容

气候变化将加剧西藏草地区域气象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危害性, 因此气象灾害防治将是草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的重要保障性服务之一。以具有专门气象业务素质的草产业技术推广人员为主体, 加快建设一支强有力的高原气象灾害防御队伍。将培养高素质防灾减灾专业技术队伍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将气象灾害防治作为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必备环节, 加强灾害监测预警专业人才培训, 优化队伍结构, 建立良好的人才引进、培养、 流动和评价机制, 多渠道发展气象灾害防御人才队伍。同时还要加强灾害管理队伍建设, 开展不同层次的减灾专业教育, 提高灾害管理人员水平。以农业技术推广人员为基本环节构建气象灾害综合信息共享平台, 加强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 利用各种技术手段和建设成果解决预警信息发布到牧区的瓶颈问题, 开展高原气象及相关灾害普查, 按照气象灾害防御方案的有关要求, 编制气象灾害防御分方案, 进一步分解任务、明确目标、细化责任。发展基层气象服务站, 全面掌握各类气象灾害风险分布情况, 建立以社区、乡村为基础的气象灾害风险调查收集网络, 建立气象灾害风险数据库, 分灾种编制气象灾害风险区划图,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草产业气象灾害保险的试点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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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恕, 涂元季.钱学森论第六次产业革命通信集[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24-168.

[10]鲍文.青藏高原草地资源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战略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9, 30 (1) :20-23.

风险变化 篇8

一、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思想观念的改变, 我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 不同类型家庭成员的生存条件和关系方式亦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近30年来, 家庭规模的小型化是我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 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 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核心家庭已成为现代都市和工业社会最主要的家庭模式。

2002年, 我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是3.39人, 与1990年的户均规模3.97人相比, 下降了0.58人;与1973年的户均规模4.81人, 户人均规模下降了1.42人。户均人口规模愈益接近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户均3人左右的水平, 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仍然持续。核心家庭确已成为主流家庭模式, 同时1人户和2人户在近年来呈现出持续增长势头, 1人户、2人户和3人户的比例从乡村到镇到城市呈逐步升高的态势, 城市化水平与小家庭以及多样化趋势之间的某种关联。据2002年的统计数字,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占有更大的比重, 1人户和2人户相加分别为35.91%和35.98%;北京市一代户所占比重为30.93%, 上海市为35.18%。一代户和1人户、2人户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 除核心家庭外, 其他非核心化的小家庭式样, 如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 正在构成我国城镇家庭结构的重要内容1。

二、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功能变化

家庭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 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一般认为家庭有以下五种基本功能:生产功能、消费功能、人口再生产功能、养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功能、满足家庭成员生理和心理需要的功能。

1. 生产功能

生产功能作为家庭的核心功能之一, 体现在家庭的物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随着社会化的大工业生产出现后, 工厂企业成为现代社会生产的基本单位, 大部分家庭手工业生产转移到社会化的工业生产之中, 家庭只保留着部分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为生活消费服务的家庭生产。在城市中, 家庭的物质生产功能基本已经消失殆尽;但在农村, 家庭仍然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生产单位, 很难说农村家庭的生产功能减少了。

2. 生育功能

在中国, 多生育子女、兴旺人丁、增加劳动力一直是传统家庭的基本职责;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代家庭控制生育数量, 使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下降, 把生育孩子看作是对社会尽义务, 更是一种感情追求、爱情果实和调节夫妻关系的纽带。当前家庭对于幸福的理解体现在生育后代不再追求数量而追求质量, 不再计较性别而在意孩子为其所带来的愉悦。事实上, 生育一个孩子的趋势不能说明生育功能的减少, 现代家庭的优生优育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3. 教育功能

西方普遍学者认为, 随着进入现代工业社会, 社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文化技术知识越来越复杂, 层次也越来越高, 教育的功能绝大部分转移到了学校, 随着教育的社会化和现代教育手段的提高, 家庭教育功能存在缩小的趋势。但在中国, 现代家庭仍然承担着对子女进行道德教育和生活知识传授的功能, 仍然是孩子教育的资源提供者。孩子脱离家庭不能很好地完成基本学业的教育;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 家庭明显出现了新的教育形式, 请家教、兴趣爱好的培养、辅导和监督小孩完成作业等。

4. 赡养功能

当前随着西方社会养老保障设施的完善, 家庭赡养功能明显减少;但与西方国家比较起来, 家庭赡养功能在中国家庭中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观近现代中国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 家庭小型化、核心化, 功能趋于简单化、专一化是中国家庭功能演变的主流特征, 成为中国的社会特色, 家庭赡养功能正在逐渐弱化, 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第三世界, 区域之间不平衡现象仍然存在, 农村人口占大多数, 养老的责任主体仍是家庭。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 如何在今后充分发挥家庭对于老年人口的赡养功能, 使老人老有所养, 仍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5. 情感心理功能

家庭是慰藉、安适、爱和友情的来源, 并对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 社会阶层发生变化, 社会权力结构发生演变, 传统社会关系进一步解体, 社会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增加, 人们心理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 家庭的情感慰藉功能显得尤为重要。此外, 家庭的性功能同样有强化的趋势, 感情和性爱成为家庭的主要情感功能, 人们更加重视性生活满意度和感情交流满意度的提高。

三、家庭结构变化导致的养老风险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 (2013) 》2指出, 根据预测, 2013年老年人口数量突破2亿大关, 达到2.02亿;老年人口数量到2053年将达到峰值4.87亿, 比2010年增长7倍, 占总人口的34.8%。与此同时, 我国老龄化还面临着结构性压力——慢性病老年人、空巢老年人口的规模继续上升, 今年均会突破1亿人。中国人口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 “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的特征日益凸显, 养老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其中,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和失独家庭养老问题, 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

1. 独生子女家庭经济保障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养老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独生子女家庭的经济保障能力, 经济收入能力是家庭养老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父母大部分人在教育年龄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 造成教育的断层和缺失, 部分人在中年阶段由于企业改革等种种政策原因导致“4050”现象, 这部分独生子女父母实际经济收入相对较低, 晚年养老生活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3。

当前, 独生子女家庭养老支出与过去相比, 家庭养老的支出项目不断增多, 支出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在家庭代际之间的资源分配中, 家庭收入仍然会向子女一代倾斜, 父辈一般在资源占用上都会对子女发展做出让步

2. 生活照料风险

据全国老龄办数据统计, 我国现在已有老龄人口1.69亿, 占总人口数的12%。专家预计, 到203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近3亿, 而空巢老人家庭比例或将达到90%。空巢家庭比例的持续升高, 与现代社会各种竞争高度激烈有着密切联系, 独生子女可能因求学、工作等原因与父母分开居住外, 造成独生子女家庭空巢化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贺乐民等对武汉社区的空巢老人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问题进行调查, 52.7%的空巢老人是因为与子女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差异;36.4%的空巢老人是因为自己希望独立生活, 保持相对自由;25.5%的空巢老人是因为住房条件紧张等约束而与子女分开居住;18.2%的老人空巢是因为子女在外地求学或工作需要在异地就业就职;9.1%的空巢老人是因为子女异地婚嫁;7.3%的老人空巢是因为子女具备所需物资条件, 但赡养老人观念淡薄所致4。家庭空巢化现象就导致了老年人的生活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照顾, 子女偶尔的探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的生活问题, 这种矛盾在老年人进入高龄化阶段更加明显突出, 面临的生活照料风险也就更大

3. 精神慰藉风险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老年人在基础性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 将会进一步产生尊重和爱、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需要。当前, 我国基本上保证了老年人的生存与安全需要, 但更高层次的尊重与爱、自我实现等精神层面的需要未能得到充分满足。如果精神层面需求得不到满足, 也会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由于传统社会家庭结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受到强烈冲击, 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子女成人之后逐渐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家庭, 并形成新的社会关系网, 在成家立业经济独立后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 代际分离倾向日益明显并形成社会现象。代际居住的分离, 子女见面次数减少, 相处时间大量减少, 交流话题减少, 不利于代际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也无法保证对老人精神慰藉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从而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和情感需要。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发展推进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我国的城乡家庭机构发生了转变, 从大家庭结构逐渐转变为核心化的小家庭结构。这一转变直接导致了家庭功能的变化, 家庭的许多传统功能比如生产功能、生育功能、养老功能、教育功能等或弱化或强化, 并出现了新的特点。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风险, 本文对这些风险进行了概括论述, 提出了家庭养老的新挑战。

关键词：家庭结构,核心家庭,家庭功能,养老风险

参考文献

[1]、唐灿.中国城乡社会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变迁[J].浙江学刊, 2005 (02)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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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于城市空巢老人生活状况与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报告——以武汉市社区为例, http://www.yjbys.com/bbs/309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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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 (下) [M].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138-143.

[7]、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中国老年供养体系调查资料汇编.华龄出版社, 199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