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课程

2024-09-17

媒介文化课程(通用8篇)

媒介文化课程 篇1

从大众文化到媒介文化:精英主义式微?

从利维斯到威廉斯、霍尔、费斯克,英国文化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威廉斯对”文化“这一关键词的.重新阐释,一方面,把文化的观念从体制化的传统封闭中解放出来,赋予其以鲜活而复杂的思想和体验;另一方面也表征着他们对传统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消解.受之影响,我国学界10多年来的文化研究也走过了从”大众文化“到”媒介文化"的转变.分析这一转向,不仅有助于我们认清问题,而且对推进我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作 者:汪振城 WANG Zhen-cheng 作者单位:浙江传媒学院,影视文学系,浙江,杭州,310018刊 名: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42(2)分类号:B82-0关键词:大众文化 媒介文化 精英主义 式微

媒介文化课程 篇2

媒介文化评论原称“中国电视文化评论”。创建之初衷是基于中国电视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 是中国电视作为第一媒体继续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动力。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介的迅速发展, 我们发现这一文化问题不仅存在于电视文化中, 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同样需要文化自省和文化转型, 于是课程与时俱进, 于2010年更名为媒介文化评论, 朝着更纵深的传媒领域延伸。

二 创新培养目标

媒介文化评论的关键词是“媒介文化”和“评论”, 这就决定了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 使学生在审视当代各种媒介产品、媒介现象时, 具有现代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敏感, 具有现代的文化质疑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对我国传媒事业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文化观念不是抽象的存在, 它滲透在各种生活知识、社会知识、科学知识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

与此相关, 还要按照文化评论员的要求培养三种能力:文字评论能力、口头评论能力和把媒介文化评论作成视频节目的能力。我们期望在传媒大学生群体中成长出一批未来的媒介文化评论员, 为传媒文化传播功能的优化和强化作出贡献。

三 教学方法改革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教学主要围绕“三性”, 即实践性、现实性和开放性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一个基本点是颠覆“教师讲, 学生听;教师念讲稿, 学生记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 创建“学生做, 教师引;以学生的实践为中心, 以学生的实践成果为教学质量鉴定标准”的现代教学模式。学期末, 衡量学生成绩的不是试卷纸, 而是学生写作的评论文章、当堂进行的口头评论和策划的文化评论视频节目。

1 与社会媒介现象保持同步, 展开文化评论教学

为了体现本门课程的现实性, 评论对象的选取是与时俱进的。如2007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决策, 便以这个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文化反思, 在广电总局进行两次“限娱令”后也立即展开了文化评论;十七大报告学习的热潮中, 我们选取纪录片《大国崛起》、政论片《复兴之路》为评论单元, 从整体历史文化的角度强化对十七大精神的文化理解和认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感动中国”也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近年来, 评论的单元扩展到电影《小时代》、新媒体产品微博、微信文化的探讨, 保持课程与社会媒介现象的同步。

2 展开以师生互动为主体的实践教学

各单元在教师的引导下, 由学生先写好评论文章。教师的引导有两个要点:一是控制学生进行评论的视角, 不要游离于文化视角之外;二是启发学生发掘媒介现象的文化本质。

课堂上主要展开口头评论, 进行思想的碰撞。课堂评论过程中教师引导的关键点为:以同学们不同的观点进行穿插, 激发学生交互提问和辩论的热情, 避免冷场, 以取得良好的互动效果。

课后教师按照评分标准批改学生评论文章, 有针对性地给予分析性的评语和客观评分, 并在单元最后一次课上进行单元小结。单元小结是教师展示引导作用的“重头戏”, 这里不仅要根据学生作业梳理出学生在该单元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 还需要将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经验与教训上升到文化理论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历届学生的评论比较, 帮同学们打开更广阔的思路, 并引导学生懂得:一个文化评论员需要有终身扩大知识领域的自觉。小结后, 教师鼓励学生对总结提出异议, 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每学期学生需要进行约四个单元的文化评论, 各单元进行评论的成绩的均分为该学年的总分。优秀作品由教师推荐媒体公开发表。也就是说, 课程没有期末考试, 却在过程控制中时时进行考试。

3 以文化讲座扩大学生视野和思维空间

为体现课程开放性, 避免一言堂, 本课程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讲座, 旨在帮助学生更多了解传媒业界前沿动态。邀请来的讲座专家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先生、凤凰卫视策划人胡野秋先生、安徽卫视导演耿小强先生、南京电视台主持人方方先生、滁州日报副总编王清先生等,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系列如“视听快餐与艺术规律”“当代中国道德现状”“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谈话类节目的文化内涵”“综艺节目是化妆成魔鬼的天使”“当代中国电视剧文化内涵评析”等文化讲座。

4 开放对外合作

为了更好地进行开放式教学, 为学生提供更多动手机会, 本课程一直致力于构建教学网络。如与安徽电视台就《新安大讲堂》《旧闻新说》节目探讨合作, 与《安徽电视节目报》约定供稿等, 为学生评论实践提供更多校外平台。

四 初步的收获

1 学生开始树立整体的文化观念

对于学生来说, 掌握整体的先进的文化观念, 是他们发现媒介产品的问题、从文化视角进行评论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建立了整体文化的参照系后, 学生才有能力对各种文化问题保持敏感, 并发现症结之所在, 以作出针对性的深刻批评。经过本课程的学习, 学生已经对文化观念各层次和层次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如, 在纪录片单元, 通过对《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各文化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核心文化的变迁、改革的分析, 学生对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进而加深了对十七大精神的理解。学生的朴素表达是:“如今看电视, 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看到媒介产品, 不由自主开始了评论”。

2 实践推动了学生自知之明的提升

在实践的过程中, 学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的欠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 学生通常是被动的接受者, 最常见的互动形式也就是回答教师的问题, 参与讨论, 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 所谓的“听十次不如做一次”正是此意。在本课程的学习中, 传统的教学模式被改变, “学生做, 教师引”成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 学生通过自己的演讲和自己的书写, 自己策划文化评论的视频节目, 能够更深切地发现文化理论的准备、各种知识的积累以及表达能力的欠缺, 由此自觉地产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这是进一步丰富自已, 提高自己的心理前提。

3 促进教师水平进一步提高

教师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 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高:进一步树立了关注前沿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学生, 从根本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媒介文化评论关注的是当下的媒介产品的文化问题, 面对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鲜活的问题, 这就决定了教师要把关注前沿、关注学生作为一种基本的自觉, 而不能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 教师要通过研究把最前沿的信息引进课堂, 把有针对性的理念与知识传授给学生。在这个专注和研究的过程中, 终身学习将成为教师的必然选择。我们的一个深切的体会是:我讲你听易, 你做我教难。

4 媒介文化评论教材出版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在课程创建七年后编写出了课程教材, 成为教改的初步成果。与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不同, 本教材致力于对媒介文化现象提出多元的学术思考, 除收录本教学小组三位教师对于媒介文化评论的理解之外, 还收录了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多元看法, 这是一本不下任何定论的教材, 仅提供供学界、业界讨论的范本。教材的第二部分是实践篇, 收录了教学小组教师撰写发表的文化评论文章, 给予学生理论探讨外的实践范本。通过课程互动教学, 辅以教材, 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文化评论的认知, 更好地指导实践。

5 参与社会文化,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下, 本课程围绕“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新危机”这一主题, 集合同学们在课堂上的思考, 决定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出合理使用新媒体的倡议。

通过我院部分学生的思考、讨论、撰写、组合, 外加多位教授、学者的整理与思考, 《给全国高校大学生的一封信》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大学生见面了, 该信提出“度”为核心的解决办法, 号召高校大学生正确对待新媒体, 不做“低头族”;号召让新媒体扬长避短, 以利于新公民的健康成长、以利于新媒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正能量。倡议发出后, 在互联网上被同学们积极转发, 最终该信被财经网转发, 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同时提升了师生对接社会文化现象的自觉。

五 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1 学生常有不知从何下手的困惑

此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首先, 对于这样的教学方法, 学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其次, 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的教学中, 我们发现学生整体文化观念还未建立, 文化知识的积累还较薄弱, 表达和写作的能力也有待提高。第三, 学生感觉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产生学习上的焦虑。

针对以上问题, 在课程中我们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进行辅导:一是做专题的讲座, 从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补课”。二是做课程的小结, 在剖析的过程中将整体的文化观念、先进的文化观念不断地进行巩固加深。三是作业的详细批改和教学示范。

2 学风问题

教书育人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育人的意识、没有良好的学风, 教学效果的追求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以培养具有先进文化观念的现代人、培养专业媒介文化评论员的课程, 我们更加注重现代知识人和现代文明人培养的结合。但不容回避, 学风问题是当前高校的普遍问题。

针对学风问题, 本课程追求教书与育人的有机结合, 把提高教学质量和抓好学风建设联系起来, 不容许负面的学习风气在课堂蔓延。此外, 抓好学风的前提是教风的不断优化, 保持和改善教师应有的形象和素养, 才能潜移默化地获取教书育人的最佳效果。

媒介文化课程 篇3

[关键词] 博雅教育; 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 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 课程开发; 精品课程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聂竹明(1981—),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数字化学习研究。E-mail:zmnie@126.com。

一、引 言

“读图时代来临,‘观看’不再是简单的行为。对‘真善美’的‘解蔽’,需要‘明亮’的眼睛,更需要‘敏感’的心灵。媒介发达社会,‘交流’不仅是人与人的沟通,媒体的中介作用无不蕴含其中。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培养成为必需关注的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命题。”[1]当前大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学习环境处处被视觉信息和媒介信息所包围,虽然大学生是具有一定自主能力的群体,但是如何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获取有价值的内容并促进学习,还是需要对大学生开展相关的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响应时代召唤,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应运而生,为构建具有世界胸怀、体现中国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专业新课程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作出自己的精心探索。”[2]2001年,我们面向教育技术学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首开“视觉文化信息技术”课程;2005年自主开发了“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并开始在南京师范大学为本科生开设。课程在2006年入选南京师范大学首批“博雅课程”。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课程在2007年、2008年和2009年分别被评选为“校级精品课程”、“省级精品课程”和“国家级精品课程”,见证了课程发展与完善的足迹,至今已整整十年。回顾十年历程,从课程的提出到课程的完善,经历了课程设计、课程实现等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国农先生评价该课程“为我国教育技术专业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也为教育技术促进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个新的探索思路”。[3]

二、开设缘由:响应时代文化形

态转变,建构特色课程平台

“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的开发源于对当代文化的重新审视和教学改革的强烈愿望,源于一种对文化和生命意义的激情与感悟,源于一种对当前表意的焦虑与反思,源于一种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神圣责任感。我们企望努力揭示出视觉文化和现代媒体的意义价值,探寻某些有益的结构方式,耐人寻味地表达精致多样的精神资源与心灵追求,淋漓酣畅地抒发民族精神气派,并希望被其他民族尽可能多地认识理解,在灵魂深处相互交流、彼此感动。”[4]

(一)读图时代文化形态转变:提出教育技术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新要求

在媒介社会与读图时代中,媒体与视觉文化的价值越发突出。信息传播的形态随着科技进步与媒介的发展不断改变,人类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在视觉文化影响不断深入的社会中,人类的视觉经验正从基于文本的阅读向基于图像的阅读转变。视觉文化成为当今文化的主流形态,社会的媒介化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耳濡目染,影响持久深远。当代国民除了需要具备传统的文字读写能力,还必须具备读图用图的能力,方能适应视觉传播发达的媒介环境。媒介信息的处理能力成为生活的普遍需要,媒介素养成为信息时代大众的基本文化素养。然而,人们对媒介信息“读、解、用”的能力和修养需要经过长期的培养训练和文化熏陶才能提高。这是当代文化素质教育面临的新挑战。

(二)“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特色课程建构:培养教育技术人才和大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平台

大众 “读图”的修养与能力的提升,需要经过长期的教育训练与文化熏陶。而教育者本身的审美与文化素养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的学习效果。当代大学生审美素养与能力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的文明风气与精神状况。“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为国内高校首开,是自主设计开发的面向教育技术学专业与大学生文化教育的新型课程。课程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文化教育的角度出发,融合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以静、动态艺术样式和网络文化新形态的读、解、用为主要学习内容,以提升大学生视觉素养为主要目标,提高大学生运用媒介来进行思想表达、学习改进与社会交流的能力。

三、课程特色:以新理念构建课程内容

体系,唤醒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

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人类文化领域的信息载体样式不断演变,传播形式不断变革。与之相适应,人的信息能力的内涵与标准必须与时俱进,需要不断更新策略和方式加以培养。

(一)面向读图时代教育技术人才培训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教学设计新理念、新角度

根据文化素质教育公选课面向不同学科对象的需要,精心设置特定的与人生艺术和素质成长相关的教学目标,做到新理念、新起点、新角度。如面向具有信息技术、传播理论与视觉艺术基础知识的学习者,使学习者将分别习得的图形、摄影和摄像的视觉艺术能力和信息处理的技术技能有机地融为一体,用于传播实践,开发学习资源,培养良好的视觉素养、媒介素养,并转化为一种深厚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创新意识。进而有效地应用于教育传播实践,开发新颖、有利于国民素质良好发展的文化素质教育学习资源。

(二)构建体现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实践素质培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课程鲜明地体现了信息时代的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的特色,对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具有较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目标上,素养培养与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读图时代”,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养效果与视觉文化资源建设的质量是紧密相关的。课程将内涵丰富、形象直观的民族视觉文化开发转换为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参与对家园之美、生活之美、传统文化之美的亲身感悟与体验,使学生增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实现学生素养培养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有机统一。

内容上,以共相层面学习与跨学科理论为支持。无论是静态的绘画、雕塑、建筑、摄影和书法,还是动态的电影、电视、动画和网络多媒体文化,不仅仅是外在的视觉结构样式,同时还包含着丰富深刻的内涵意义。区别于以往针对如“摄影”、“影视”和“多媒体”等具体的和个别的视觉资源类型的研究,而将学习对象提升到了“形而上”的共相层面,探索视觉表达样式与内涵意义之间的关系。具有交叉学科特点的视觉文化对学生的培养具有跨学科的性质,促使学生自觉应用符号学、现象学和视觉心理学等理论工具,真正发挥既博又雅的课程功效。

方法上,理论建构与资源开发相辅相依。依托视觉文化研究成果,以科研带动教学,以资源支持教学;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学习内容的虚拟学习社区,以多媒体技术和丰富的案例资源为支持,创设恰当的媒介环境和现实环境,促进师生互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紧密结合。

(三)人文价值追求——唤醒大学生“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思考,一种执著的文化追求。建设视觉文化资源是发展民族文化的长远策略,也是进行文化寻根,激发爱国情怀,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觉意识”的有效途径。它使得师生的精神境界得到升华,超越了工具理性和专业局限。

“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为实现教育技术专业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开辟了新的途径。课程开发人员发挥教育技术设计学习资源和优化学习过程的专业优势,将形象见证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化遗产设计开发成为“复活”的、“能看得见”的、有“身临其境”般传播效果的数字化历史教科书,从而创造优质的文化环境与学习条件,使学习者感知文化精华、领略文化魅力、增强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进而主动建构各自的精神家园,自觉担负传承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实现文化传承和自我发展的有机统一。文化自觉意识的层次如图1所示。

四、课程设计:以博雅理念为

指导,教育技术为支撑

作为博雅课程的“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不同于普通的视觉素养、媒介素养课程,它以博雅理念为指导,以教育技术为支撑,深化了课程基础,丰富了课程内容,提升了课程目标。

(一)制定课程目标

制定课程目标是课程设计的首要工作。博雅理念指导下的课程目标:一是提高大学生的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即提高面对各种视觉信息、媒介信息时的选择、理解、批判、应用、创造等能力,以及将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内化为自身素养的自觉意识;二是提升大学生的博雅气质,即在素养的培养过程中通过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发展、意识的提升,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典雅之人。

(二)建构课程模型

“课程模型是指课程规划的简要表现方式。”[5]课程模型的建构为课程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导向,无论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还是课程实践的开展。本课程模型主要分为三个层次:基础层——先行组织者;核心层——知识、理解和能力;提升层——自觉意识。该课程模型简称为“Advance Organizer-KUA-Self Consciousness”模型。其中K代表“Knowledge”——知识,U代表“Understanding”——理解,A代表“Ability”——能力。在课程模型中,博雅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如图2所示)。课程模型为课程内容的设计、课程资源的开发和课程方法的选择提供参考,有利于课程的开展。

(三)设计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是课程的核心要素”。[6]优秀的内容是达到课程目标的关键。选择的课程内容既包含了丰富的现代文化,又包含了璀璨的传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提升学生批判、欣赏现代文化的能力,以及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意识。课程内容的设计从“知识模式knowledge of Fact”、“理解模式Understanding of Interpretation”和“能力模式Ability of Evaluation and Action”三个层面入手,紧扣读图时代和媒介文化环境下的“观看”行为特点,阐释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媒介传播的特征与影响,推动大学生能力的发展,促进大学生自觉意识的提高。

(四)开发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是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等整个课程编织过程中可利用的一切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的综合。”[7]基于课程资源的定义,对“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资源进行了界定,包括课程所涉及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因此开发的课程资源形式多样。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课程资源的开发原则,包括物质资源开发原则、人力资源开发原则和信息资源开发原则,并保证在开发资源的过程中不偏离初衷,有助于大学生的学习和研究。

(五)创新教学方法

采用课堂教学、课外实践,突出自主探究与团队合作。课程方法以科研带动教学,以资源支持教学,发挥信息技术优势,构建以传统文化资源为学习内容的虚拟学习社区;以多媒体技术和丰富的案例资源为支持,创设恰当的媒介环境和现实环境,促进师生互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体验紧密结合。课程设计以博雅理念为指导,通过制定目标、建构课程模型、设计课程内容、开发课程资源以及选择课程方法,通过实践验证后分别进行调整,使课程逐步完善。如图3所示。

五、课程实现:理论与实践并重

在课程的实现过程中,我们既注重理论的探究,又强调实践的开展,两者的结合共同推动了课程的发展。

(一)理论建构:课程与科研相融合

“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博雅课程形成了特色的内容体系、教学方法和教学资源,出版了《视觉文化概论》专著,编写了《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材与《媒介素养百科全书》。课程在丰富大学生知识结构的基础上侧重于培养他们对视觉信息和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批判、应用、创造等能力,提高自觉意识,并发展成博雅之人。

在深入研究基础上,于2003年年底公开出版国内首部视觉文化专著《视觉文化概论》。该书从信息技术教育和民族文化传承的新视角出发,以培养学习者的信息时代文化素养为目标,以静态艺术样式、动态艺术样式和网络文化样式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体现了鲜明的信息时代的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2006年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并被我国电化教育专业开创者与奠基人南国农先生推荐。书评《你具备视觉素养吗——<视觉文化概论>简评》发表于《文汇报》(2004年9月22日),陆续被中国网、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美术人才网等知名网络传媒转载。同时,发表了系列视觉素养、媒介素养相关论文,如《视觉素养培养与民族文化传承》、[8]《博雅理念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促进人的终身发展》、[9]《〈易〉传蕴含的技术思想对教育技术的启示》、[10]《教育技术支持的精品课程建设范式探析——以国家级精品课程“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为例》、[11]《高校博雅课程混合式学习研究与实践——以“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为个案》[12]等,这些论文是对课程理论研究的表述,有助于将“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的相关研究进行推广。

与“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相配套,在教育技术学专业开设了“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课程,两门课程各有侧重、互为借鉴、相互融合。“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课程作为专业必修课程,自2001年起面向教育技术研究生开设,课程内容针对两部分教学对象各有侧重。专业修养课是面向教育技术专业、传播学专业和影像专业学生的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侧重于使学习者将视觉艺术能力和信息处理的技术技能有机融合,转化成为有效运用视觉手段表达思想的深厚文化修养。而“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素质教育课则是面向全校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侧重于媒介解读能力与媒介学习能力的培养。教学方法以感悟家园活动为设计起点,采用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观点,将先进文化吸收与民族精神传承相融合。课程侧重选择与开发能够体现历史进程和多元文化特征、可促进文化反思并实现“从眼睛到心灵”传播效果的教学资源。

(二)实践探索:开发特色学习资源

为支持课程和科研的持续发展,我们不断开发、完善特色学习资源。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专业特色,要求我们的教学科研不能仅限于泛泛的理论空谈,而应该是新视野、新理念指导下的学习理论与学习资源的不断开发与创设活动。我们怀着“乡愁”和建设精神家园的努力,对我国历代视觉教育资源(从先秦到当代)进行全面梳理,剖析其历史意义,探究其现实价值。

首先是“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网站(http://www.fromeyes.cn)。网站目标追求明确,设计理念清晰,获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专题教育网站一等奖。学习资源开发体现以信息技术为支持、以民族文化为资源、以培养视觉素养和文化自觉意识为目标的研究特色。聚焦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视觉文化资源开发和视觉素养培养策略研究实践,实现理论研究与资源开发、民族文化发掘与视觉素养培养、个人体验与群体交流等多方面结合,真正实现“从眼睛到心灵”的思想追求与教育目标。其内容不断丰富,资料不断更新。网站充分发挥了网络平台优势,用于交流有关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培养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收集全社会的思想结晶,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促进成果的应用与推广。

其次是“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网站(http://kc.njnu.edu.cn/sjwh/default.aspx)。网站建立在“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的基础上,课程网站的开发有力地支持学习者更好地学习、训练与提升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促进大学生通过平台更好地交流和共享研究体会与成果。

六、课程成果:应用与价值实现

经过多年的努力,“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并被推广和应用,体现了其价值和意义。

(一)课程成果应用

多篇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相关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其他期刊与网站转载。“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网站目前的访问人次已达240余万次,课件资源被下载5万多次,图片被查看7万多次,网站获2005年中国教育技术协会教育主题网站一等奖;“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网站成为大学生课外探究学习的有效资源,帮助大学生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

目前,国内一些高校教师在张舒予教授的影响下分别开设了相关课程。如安徽师范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公共选修课“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面向教育技术学专业开设了“视觉文化与信息技术”选修课,面向摄影专业开设了“视觉文化”选修课;苏州科技学院开设了公共选修课“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江南大学开设了公共选修课“视觉文化概论”;广西师范大学开设了专业选修课“教育技术视野下的视觉文化研究”;温州大学开设了公共选修课“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具体见表1。研究成果影响深远,推动了视觉素养教育与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的发展。

(二)课程成果价值

第一,促进大学生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发展。“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模型的设计、资源的开发、网站的建设等,都对大学生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对学生的调查分析发现,学生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的提高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的转变、能力的提高、行为的变化、意识的提升等方面。博雅理念下的“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不仅促进大学生视觉素养与媒介素养的发展,还有利于他们发展成为博雅之人。

第二,提高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质量。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资源的设计原则为资源的开发提供导向作用,使开发出来的教育资源更符合大学生的特点,更适应时代的要求,相对已有的资源在质量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既可以扩大学生获取知识的广度,又加深了学生理解的深度,还能提高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批判性思维、负责任的态度、高尚的媒介道德和审美情趣等,有利于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目标的达成。

第三,推动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我们的研究成果带动很多高校的教育技术专业教师,他们纷纷尝试在所在的学校开设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南京师范大学视觉文化研究所的“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课程教材、课程网站和教学资源为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得到了教育技术同行的肯定与认可。课题研究成果影响深远,推动了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在全国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预期成果:教材及工具书《媒介素养百科全书》。目前为止,我们已出版了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教材,工具书《媒介素养百科全书》正处在修订出版阶段,希望通过教材和工具书的出版促进大众对视觉素养、媒介素养的了解和认知,并提高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

[参考文献]

[1] [2] [4] 张舒予.“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国家级精品课程网站[DB/OL].http://kc.njnu.edu.cn/sjwh/Index.aspx,2011-10-18.

[3] http://kc.njnu.edu.cn/sjwh/PJ_NGN.aspx,2011-10-18.

[5] 白传之.试论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模型的建构[J].大学研究与评价,2007,(7):70~73.

[6] [美]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罗康,等译.北京:中国轻工出版社,2008.

[7] 徐继存,段兆兵,陈琼.论课程资源及其开发与利用[J].学科教育,2002,(2):1~26.

[8] 张舒予,王帆.视觉素养培养与民族文化传承[J].当代传播,2008,(4):27~29.

[9] 赵慧臣,张舒予.博雅理念下的媒介素养教育:促进人的终身发展[J].现代教育管理,2009,(5):11~13.

[10] 赵慧臣,张舒予.《易传》蕴含的技术思想对教育技术的启示[J].电化教育研究,2009,(5):5~9.

[11] 聂竹明,张舒予.教育技术支持的精品课程建设范式探析——以国家级精品课程“视觉文化与媒介素养”为例[J].电化教育研究,2010,(2):63~67.

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篇4

综上所述,欧美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表征范式”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今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欧美高校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教育也正在沿着“表征范式”的路径往纵深发展。欧美各国的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统一在“媒介认知能力”(media literacy)这一术语下的美国的媒介教育的迅猛发展,(21)必将使全球的媒介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 Andrew Hart(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 p9

② Dominic 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1995, p10

③ Oscar Handlin, ‘Comments on Mas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orman Jacobs(ed) Mass Media in Modern Socie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p108

④ Stan Le Roy Wilson, Mass Media/Mass Culture, 2nd edn, MaGraw-Hill, Inc, 1992, p5

⑤ John Storey,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 Popular Culture, 2nded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8,p106

⑥ Andrew Mill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1994,p35

⑦ FRLeavis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Greenwood Press,1977,pp3-5

⑧ Ibid

⑨ Len Master man, ‘Foreword: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Andrew Hart(ed),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98,viii

⑩ David Buckingham, ‘Media Education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1998,pp33-4

⑾ SamuelL Becker, ‘Marxist Approaches to Media Studi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1,1984,pp66-80

⑿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256

⒀ Stuart Hall & P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Hutchinson,1964

媒介文化课程 篇5

郑崇选(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博士 上海 200020)摘 要:新媒介文学的繁荣发展推动了文学产业化的进程,激发了民间书写的巨大热情,满足了各种层次的文学需求,重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积极的互动关系。但由于对市场效益的内在诉求,新媒介文学也同样面临审美性的缺失、优秀文学传统的承续断裂、自我认同的价值错位等诸多困境。新媒介文学生产所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不仅是当代文化生态格局症候式的表达,同时,也为这个时代文化形态的健康重构提供了多元开放的可能。我们应该摒弃封闭的批评框架,把新媒介文学放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正确理解新媒介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结构变迁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新媒介文学;生机;困境;青年亚文化

2011年1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已达4.57亿,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升,达到34.3%,手机网民用户达到3・03亿。新媒介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对于当下文学的生产方式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网络文学”、“手机文学”、“博客文学”“微博文学”等新的文学样式应运而生。

新媒介文学正是以互联网和手机等数字媒体为中介进行生产、传播和阅读的文学类型,尽管有不少学者质疑这些文学新形态的合法性,但是新媒介文学的生产与阅读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生活。截止到2010年12月,网络文学用户规模已达1.95亿,较2009年底增长19・9%,是互联网娱乐类应用中用户规模增幅最大的一项。当然,新媒介文学在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并不代表其文学品格有多么大的提高,事实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媒介文学从诞生以来就饱受诟病,以至于主流文学评论者对其往往忽略不计。在主流评论界有限的对于新媒介文学的研究文章之中,大多把它归之于商品性极强的文学种类,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大而化之的一批带过。

面对新媒介文学在文学消费市场,特别是对青少年消费群体中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应该摒弃基于纯文学理论框架的封闭式认知方式,建立一种开放的批评视野,充分认识新媒介文学所取得的成绩及其面临的困境,进而把新媒介文学放置于更大的文化语境之中,从文化建构的角度正确理解新媒介文学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结构变迁的积极意义。

一、新媒介文学的生机

近几年,新媒介文学继续向纵深发展,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长篇小说季刊》主编马季在《2009年网络文学综述》一文中有这样的概括:“2009年,网络创作人气旺盛,网络诗歌热潮不减,博客写作门类细化。网络文学在量的积累和形式不断变化中,整体向纵深发展,形成文化多元的战略格局。”①以国内最著名的文学网站盛大文学为例,截止到2009年底,已拥有近500亿字的原创文学版权,每天近6000万字的新增量,日平均访问量4亿次,日最高访问量5亿次。注册用户超过4300万,分布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年最热门的网络小说如《斗破苍穹》、《斗罗大陆》、《凡人修仙传》、《长生界》、《重生之官道》、《官仙》等点击量巨大,在百度搜索引擎上的搜索次数都达到百万以上,在网络上的平均阅读率总和已经超过两千万次,线下出版一年总印数已经超过1000万册。天下霸唱、唐家三少、我吃西红柿、血红等一批网络作家,正在成为图书市场和影视领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作品的销量,对于传统作家来说,可以说望尘莫及。

在2010年10月12日开幕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盛大文学公司引起高度关注,在书展上大放异彩,书展的会刊连续几天发表评论,称“盛大文学取得炫目成功”,成为文139版“世界三大主流模式之一”,盛大的文学生产模式引起西方国家很大的兴趣,很多国家都和他们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如果说传统文学机制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一直在为赢得世界文学的瞩目而绞尽脑汁的话,发展时间仅为10余年的新媒介文学生产可以说已经做到,尽管这种瞩目并不代表对当代中国文学整体水平的认可,但也充分说明我国新媒介文学的生产已经在世界文学出版产业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世纪以来,新媒介文学的生机和繁荣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巨额商业资本的`介入,刺激了新媒介文学产业的发展因为新媒介文学巨大的消费需求,带来了数量巨大的受众群体,以保值和增值为目的的商业资本不可能对此巨大的市场无动于衷。自2004年10月起点中文网被盛大网络收购之后,TOM在线以2000万元收购“幻剑书盟”80%股权、“榕树下”被欢乐传媒收购、大众书局收购逐浪网、中文在线投资17K网,2008年7月,盛大再次出击,收购并整合起点中文网、红袖添香和晋江三大原创文学网站,成立盛大文学有限公司。2010年2月、4月,盛大文学公司又分别完成了对小说阅读网和潇湘书院的收购。

至此,中国主要原创文学网站,基本上全部进入到商业资本的势力范围,而盛大文学公司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也成为新媒介文学的一枝独大,引领着新媒介文学产业化的发展趋势。

新媒介文学主要借助互联网进行生产和传播,但其消费形式不仅限于网络阅读和书刊出版,它还能够通过改编成电影、网游、动漫等方式,使用户进行视听阅读甚至游戏体验式阅读,从而将产业链上各环节的用户转化为网络文学用户。目前盛大文学产业基本形成了初步的产业链条,建立起一条集合阅读收费、网络出版、手机阅读、传统图书、游戏动漫、影视文化等为一体的产业链,并且这样的链条是完全拥有自主版权的。盛大文学给自己的定位是类型文学的全版权运营公司,致力于版权的生产和分销业务,“以版权为核心,在版权的所有渠道上扩张、销售,包括阅读收费、无线阅读、影视改编、游戏改编、线下出版等多个领域的版权开发”②,最终构建一个像迪士尼一样的娱乐文化帝国。目前,网络小说《鬼吹灯》已被改编为网络游戏,而在网民中间大红大紫的《星辰变》同时被盛大游戏和盛世影业相中。在以视听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域,中国因为内容产业的缺乏,成为日本、韩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主要消费终端,以网络文学为产业链上游的创意产业的兴起,则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极大地改变这一局面,实现从输入向输出的转化,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从这个层面来讲,新媒介文学产业化的道路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激发了民间书写的丰富想象力和创作热情借助新媒介去中心化、“自媒体”的特点,新媒介文学的生产拆除了显性和隐性的各种出版控制,广大新媒介使用者的创作激情被激发出来,他们没有什么负担和约束,可以直面自己的内心进行写作,心态上更加放松和包容。最早的文学网站“榕树下”的创始人朱威廉这样认为网络文学:“什么是网络文学?这是个一直在持续的争议。我觉得网络文学就是新时代的大众文学,Internet的无限延伸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大众化的自由创作空间使天地更为广阔。没有印刷、纸张的繁琐,跳过了出版社、书商的层层限制,无数人执起了笔,一篇源自于平凡人手下的文章可以瞬间走进千家万户。”③目前,仅盛大文学网就有超过93万的创作群体,再加上其他文学网站的创作者,可以想见每天有一支庞大的写作队伍生活在自己的想象王国。并且,他们的写作也确实表现出无比丰富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可以在大量的玄幻小说、穿越小说中得到表现,他们直接沉入历史或文化的玄想,直接抒发他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并通过丰富的想象弥补了他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力。想象力是文学生产的最大动力,文学最终是虚构的艺术形式,虚构能力和境界的高低

媒介文化课程 篇6

——以新冠疫情下慢直播为例

摘要:“慢直播”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指的是利用视听技术对实景进行无压缩、超长时间地实时记录,是一种对场景进行原始呈现的直播形态。2020年是我国融媒体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信息社会,视听元素已然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刚性需求。而直播作为视听元素的一种,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转变传统直播方式,运用先进技术和权威平台聚合力推出系列产品赢得社会好评,2020年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全天候直播使“慢直播”的概念被大众熟知,彰显了主流媒体的责任与温度,也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融媒体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今后传统媒体发展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未来的文化生产和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回顾“慢直播”的定义、特征与发展历程,以2020新冠疫情为背景,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探究慢直播生态直播下媒介技术融合的举措与文化呈现方式。

关键词:慢直播、媒介融合、新冠疫情、文化呈现

一、慢直播的历史进程 (一)定义

“慢直播”是一种站在人们熟知的传统直播(快直播)的对立面,与过去直播生态完全不同的概念。慢直播采用无剪辑、原生态的直播方式,相较于以往的新闻直播来说,漫直播画面 没有明显的视觉冲击,是实时场景的网络再现,其时长相对较久,短则十几个小时,多则几百个小时。慢直播作为一种直播生态,并不是第一次被应用,此前多用于旅游、形象宣传。如2018 年 4 月 20 日,青海网络广播电视台打造的中国首个鸟类湿地慢直播平台———“鸟岛慢直播”。当下,“慢直播”正在改变着传统视听行业的直播类节目生产方式。[1]

2020 年,“慢直播”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已经成为众多广电媒体和网络平台争相践行的重要媒介活动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频等媒体连续多日24小时不间断直播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造。慢直播的兴起和发展是技术创新在媒体变革领域的一个缩影,是中国视听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运用之一。

(二)慢直播的特征 1.无剪辑、原始画面的呈现方式

慢直播最为鲜明的特征就是对画面的原始呈现,区别于新媒体时代的其他生态直播,在直播过程中没有对画面添加特效或进行后期剪辑,也没有旁白和主持等人声,将最真实和最客观的画面呈现,从而让用户自主地去感受和解读直播的内容和文化意义。[2]

2.长时段的连续体验

对比融媒体时代的短视频形态,慢直播是一个实时、完整、等比、连续的呈现,这种直播方式能建立起用户对直播内容真实性的感知,从而打造沉浸式体验窗口,可以获得连续专注的文化体验。

3.新技术的创新交融

慢直播是一个在视听领域有着前沿技术的交融形态,它融合了当下前沿的数字媒体技术,通过超高清视频画面、虚拟现实的交互设计以及立体空间的多角度呈现,以此打造一种沉浸式的临场体验,是建立在 5G、AR 和 AI 等高端技术基础之上的直播盛典。

二、“慢直播”的出现动因(一)丰富媒体报道形式

在2020年疫情报道之前,慢直播多集中于生活、旅游等休闲场景,“直播造医院”则开辟了一种以网络用户主观视角“亲历”新闻的报道方式。随着碎片化媒介使用习惯的形成,越来特多受众会赶到倦怠感、孤独感和弱参与感,慢直播的出现给大众提供了全员互动、全域参与和全程陪同的社交体验,这种沉浸式的集体文化消费体验 让大众感到亲切、新颖而充满归属感。

(二)慢直播能够满足大众的情感需求和知情诉求

《媒介心理学》提到:“媒介不仅是“人的延伸”,越发成为“心理的延伸”火爆网络空间的慢直播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动态的新闻观察窗口,其让“陪伴感”最大化,为新闻传播营造了“最真实”的拟态环境。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现实生活中的需求可以分为5类,其中情感需求和归属需求都被列入其中。另外,慢直播同样符合“狂欢理论”,慢直播构建了一个万人“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满足大众对社交共情和陪伴感的真实需求。在大数据下,相比其他旅游、动物类的慢直播,施工工地建设直播从内容本质来说并不具备趣味性和观赏性。之所以能够在短短两日内收获大量忠实观看者,也和慢直播本身的特性正契合当下广大用户的心态息息相关。

此前,慢直播在国内便有着基础受众,尤其是在动物产业中,B站内24小时直播大熊猫日常生活状态的iPanda熊猫频道就拥有超过40万粉丝,许多用户有着固定收看熊猫生活的习惯。

(三)数字化创新的必然趋势

在传统的直播场景下,频道播出时长、技术发展、移动接收终端等要素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想要实现一场高质量、全过程和跨平台的慢直播难度相当之大。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迭代发展,网络技术、通讯技术和视频摄制技术越来越成熟,硬件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成本越来越低廉,“5G+8K”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大带宽、超高清视频服务成为可能。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的创新为实时直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助推了包括慢直播、直播带货等新直播业务形态的产生。

(四)媒介事件的刺激作用

2020年的新冠疫情的爆发打乱了社会的正常节奏,但是也加速了社会的运转,慢直播这项新技术的迅速应用与扩张也正是体现之一。2020年慢直播的首个爆款产品,就是央视频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造的“中国速度”的慢直播,在疫情告急、生命关怀和大国实力等不同话题的共同作用下,这场直播自然而然成为用户关注的焦点。这种现象级影响必然离不开社会动因的影响,“新冠疫情”作为媒介事件的公共性社会事件自带的聚焦功能,使慢直播这一技术创新迅速得到社会群体的广泛关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用户的积极参与”。[3]

三、“慢直播”生态传播下的媒介融合与文化体现(一)慢直播是更丰富的媒介融合产品

直播并不是新媒体时代的产物,它源于电子媒介时期,最初的定义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与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直播应运而生,同步进行实况播送,多方展示,与用户通过弹幕或评论即时互动的网络内容服务形态,现在的直播多数指后者。而“慢直播”与这种直播是相对的,是对实景进行马拉松式的报道,没有前期策划也没有后期剪辑,较少进行人为干涉,最大限度地还原现场实景。

我国最早对这些现象进行研究的学者,又将其称为“慢电视”,“慢直播”与“慢电视”在内容呈现上具有相似之处,都是对现场实况进行无彩排、无剪辑的展示,但在信息载体上存在差异。“慢电视”依靠电子技术进行传输,“慢直播”则依托互联网技术,因此在互动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慢直播”中,用户除了可以与信息发布者互动外,还可以与其他用户互动“慢直播”形成了更加丰富的传播生态圈。

(二)“慢直播”生态直播的创新发展

媒体可以利用慢直播将现场实况进行实时记录与传播,将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真实展示给公众,同时对新闻报道角度进行一种具有“实时性”的创新。例如在郑州特大暴雨期间,由河南广电通过其自建的“大象新闻”客户端进行了郑州地区的实况慢直播,充分满足了公众了解灾情现场的迫切需求,也有助于消除因面对未知而产生的恐慌,减少谣言对公众的影响。这种实时慢直播既为新闻报道开辟了新角度,其带来的信息对称能够消解人们的焦虑与猜疑,建立一个真实、健康、正能量的舆论场,促进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没有快速剪辑的镜头、没有精美的后期制作、没有任何加工,原生态、真实地展现事物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观众会以第三种视角自行思考接下来的“剧本”。现实是最没有悬念的,但对于观众来说,现实最精彩。第三代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曾对媒介发展作出了通俗有趣的评述,并归纳了媒介发展的一些规律。他认为媒介进化不取决于技术含量、审美等因素,而是完全由人的需要主宰,且媒介的每一次变革,都是进步与缺憾共生,媒介是在不断的“补救”中向前发展的。因此,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互联网,它们都是人的某一感知模式的延伸,它们不是彼此消融的关系,而应是互相补充的关系,“媒体+”可能更多的是给了传统广播电视媒体发展、创新的机会。

(三)沉浸式的文化呈现

慢直播有着自身的媒介特征、情感属性和文化逻辑,这也是它能够带动大众参与其中的重要因素,这意味着慢直播的应用场景会更加多元。首先,在新闻报道领域,突发性和非突发性的新闻事件都可以借助慢直播的平台进行原生态直播、全信息传递和跨地域互动,比如武汉的樱花节、北京故宫的文化展览,都可以成为慢直播的场景内容。其次,在其他视听产业乃至文化产业领域,“5G+AR/VR+云+4K/8K+AI”的技术组合可以最大程度地塑造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调动用户的参与感,增强用户的现场感。不间断实景直播的慢直播可以进行云旅游、云演唱会和云综艺,全息投影和全景摄像技术带来临场化的沉浸感,还可以应用到电影、短视频、数字文化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推进传媒业的深度融合和变革。可以说,一切注重场景、强调交互体验的活动,都可以借助慢直播建构云社区以实现更好的内容输出。

(四)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慢直播”中新闻生态的融合和创新 1.火神山、雷神山的“慢直播”背景

2020年1月27日,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既叫好又叫座,它不仅是对新媒体思维的运用,还突破了新媒体目前的发展形态,是主流媒体 在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创新性发展举措。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央视频”于1月27日以“中国电信”为官方账号推出“疫情二十四小时”专题,推出了《慢直播 | 全景见证武汉火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慢直播 | 与疫情赛跑——全景直击武汉雷神山医院建设最前线》,对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工地建设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直播。

28日观看人数超100万,29日突破4000万,截至2月5日,观看人数已破亿。这次“慢直播”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关注度,除了特殊场景的影响,人们对真实权威信息需求的增长以外,也与“慢直播”这种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过程中的创新之举有关。

2.基于新闻属性的“慢直播”融合和创新技术

技术的推动是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慢直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央视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综合性视听新媒体旗舰 APP(应用程序),于2019年11月20日正式上线,结合了总台“5G+4K/8K+AI”的技术布局。这次的“慢直播”很好地利用了“央视频”平台的优势,运用“5G+ 光纤双千兆网络”技术,借助中国电信“天翼云”的云资源优势进行云网融合,基于智能视频云实现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的云监控系统平台建设,并保证了平台建设所需的计算资源 和存储资源,有力保障了“央视频”APP 上“疫情二十四小时”专题下系列栏目的高清直播。

在用户的信息接收方式上,近景与全景两个景别的搭配,使观众能像身处现场一样观察到工地建设的细节,又能借助全景突破生理因素导致的观看范围限制。“央视视频”还推出了 VR(虚拟现实)视角下的医院建设直播,观众无须佩戴设备即可观看,增强了沉浸感与交互感,使这场“慢直播”既充分调动了人的感官,又创新了人无须在场就能获取在场信息的新的感知方式这次的“慢直播”虽然借助了网络直播的形式,但在内容方面却与商业平台或传统主流媒体发布的内容存在差异。[4]

3.直播中的文化呈现

它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背景,针对部分确诊患者无医院救治的情况,展开以医院工地建设为内容的直播,内容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事件,不同于商业平台的娱乐属性,基于大众对安全的需要。同时,它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直播内容,围绕大众的共有经历,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盛大仪式。它以一周建起一家专用医院和十天建起两座医院被喻为“中国速度”,观众由医院建设“云监工”的身份转变为中国发展速度的“云监工”,大众的社会情感被激发,引起了群体的共鸣和共情效应,构建了全国抗疫的共同记忆。在功能层面,“慢直播”凭借超长时间展现事物发展的整体过程,这种持续的时间使群众的“围观”心理得到满足。互联网上热点的发酵到结束,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而“慢直播”给予观众较长的时间实现从“围观”状态到“参与”状态的转变[3]。由“听他说”到“听我说”,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削弱信息的不确定性,缓解焦虑,重获安全感。

4.创新的受众心理文化呈现

从受众心理方面看,央视频“慢直播”下呈现了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提升了观众的“在场感”和“参与度”,在观看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中,直播间内网民可以自发评论,一方面可以观看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崛起全过程;另一方面人际交流带来的陪伴感,如“武汉加油!”“中国加油”,大家相互传递自信和能量,可以更好地缓解内心的焦虑;还有评论内容带来的场景感,如“监工”在评论区打卡、倒班,都创新体现了受众心理,这种虚拟情境下的受众体验,满足了受众的求真心理和求近心理,符合受众的心理期待和心理上亲切感的需要。[5]

四、慢直播生态传播下媒介创新与文化呈现的启示与总结

此次慢直播的成功让人们感受到技术赋能下抗疫传播的力量,这是单项传播和选择性传播都无法达到的效果。这无疑 是传统主流媒体在新媒体环境下建设融媒体的阶段性成果对于今后传统媒体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6]

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客观,慢直播的形 式尊重了大众的知情权,使其更好地行使了监督权。同时,由直播内容衍生出来的“疫情文化”,也凸显了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持,有利于凝聚社会力量,体现了主流媒体在大灾大难面 前,既尊重客观事实,又彰显社会温度。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网络空间充 斥着大量难辨真伪的信息“把关人”效力缺失,从而影响人们 的判断与思考,而对于具有很强社会公信力的主流媒体来说,新闻真实客观性是其维护自身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对新闻事件进行议程设置、传播客观事实、发 挥舆论引导作用,是其责任与义务。疫情期间,“双黄连事件” 让人们再次认识到谣言可畏,所以主流媒体开展慢直播尽最大努力还原新闻真相也是为自身树立品牌、提升权威与公信力的重大举措。

至于“慢直播”未来的发展,与“快直播”相比,“慢直播”除了能够满足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关切和对超出自己专业领域的探索外,最大的特点是具有客观真实性与沉浸性。对舆论争议较大的事件可以利用“慢直播”的形式还原事实,让群众发现真相,减少群众对官方报道的“抵抗式”解码。沉浸性即观众以第一视角切入直播画面,且向观众呈现一个完整的事物发展逻辑。这一点可用于特殊的节日活动策划,凭借其仪式性打造观众的“集体记忆”,引起观众的情感共振。[7]

参考文献

1] 郑玄.从“慢直播”看中国视听媒体融合发展的业态创新[J].现代视听,2021(04):27-31.2] 张宜弛,马云.慢电视传播受众分析[J].今传媒,2018(10):45-46.3] 邓若伊,喻枫桥.“慢直播”:主流媒体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新探索[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1(11):53-56.4] 胡学敏.媒介融合视域下“慢直播”的发展与突破——以火神山、雷神山“慢直播”为例.新闻研究导刊.[A].2020.08

5] 孙玮.融媒体生产:感官重组与知觉再造[J].新闻记者,2019(03):27-31.6] 邹鑫.新媒体时代下视频直播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慢直播为例.路标与航向.[J]2020.04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 篇7

一、牡丹文化的起源与媒介传播的启蒙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起源

牡丹文化是中国花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牡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牡丹,是中国的特产,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自秦汉时以药用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始,散于历代各种古籍,形成了包括园艺学、药物学、文学等多学科在内的牡丹文化学。

牡丹文化的起源,距今约有三千年的历史。秦汉以前,牡丹、芍药不分,统称之为芍药,因而人们常常将二者的早期发展历史相提并论。牡丹经历了一个从药用、食用等实用阶段到观赏阶段的过程。一部牡丹应用、栽培、发展史,就是一部牡丹文化史。早期有关芍药 (牡丹) 的记载相当简略。如果从《诗经》上的芍药 (牡丹) 诗算起,距今也有3000年左右。芍药 (牡丹) 花成了诗歌题材,当是牡丹芍药文化的起源。秦汉之际,牡丹、芍药均以药用植物记入《神农本草经》。

(二)媒介传播的启蒙作用

本文媒介传播中的媒介是指广义的媒介。媒介是介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用以负载、传递、延伸特定符号和信息的物质实体,所以它包括书籍、诗词、歌曲、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及其生产、传播机构。因此,古代文人的作品也是可资传播的媒介。春秋时的《诗经》、秦汉时的《神农本草经》等著名书籍既记载了有关牡丹的最初实用状态,又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诗经》中《国风·郑风》的《溱洧》篇中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的语句。全诗形象描述了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情景,并以芍药(牡丹)相赠作为定情之物。《神农本草经》记载了牡丹的药用,对早期牡丹的种植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后世之人阅读《诗经》、《神农本草经》等书籍,即接受了牡丹文化的启蒙。

二、牡丹文化的发展与媒介传播的促进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发展

牡丹文化在两汉之后和唐宋时期呈现快速发展,出现了诗词文赋、传说故事、雕塑、绘画、音乐、戏剧、服饰、食品等方面的文化现象。这一阶段,牡丹作为药用和观赏植物得到了推广。牡丹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东晋顾恺之的绘画中表现了木芍药 (牡丹) 。南北朝时期,北齐的杨子华画牡丹极分明,牡丹发展到了观赏阶段并进入艺术领域。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易州进牡丹二十箱,牡丹从民间栽培进入皇家园林。唐朝,牡丹栽培开始繁盛。开元中牡丹盛于长安,艳压群芳,被誉为“花王”。文人赏花写诗,牡丹文化形成了一个高潮,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移至洛阳。从天子、文人到平民,皆以观赏牡丹为乐事。北宋的牡丹诗词极多,还出现了欧阳修撰写的《洛阳牡丹记》。这部园艺学著作及随后的谱录,为牡丹栽培、花卉园艺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宋,四川的成都、天彭牡丹花事活动也曾形成高潮。除诗词外,出现了陆游的《天彭牡丹谱》等专著。

明清时期,各地牡丹栽培又日渐繁盛,形成众多的栽培类群,并曾正式荣得“国花”之名。明朝迁都北京后,牡丹栽培中心转移到了亳州、曹州(今山东菏泽)。北京的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江南的太湖、西北的兰州和临夏的牡丹种植也有所发展。清代,曹州牡丹就更繁盛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一书,曾有“曹州牡丹甲齐鲁”的记述。亳州、菏泽及北京,出现赏花高潮,并有专著问世。明代有高濂的《牡丹花谱》等,清代有汪灏的《广群芳谱》,余鹏年的《曹州牡丹谱》,等等。民间故事、民风民俗、绘画、手工艺品、雕饰等以牡丹为主题的文化现象,屡见不鲜。

(二)媒介传播的促进作用

两汉之后和唐宋时期,古代药物学和美食方面对于牡丹的重视和唐宋诗词对于牡丹的赞赏发挥了媒介的促进作用。作为药用的牡丹充当了实物的媒介,牡丹因其具有治疗疾病的功效而为世人接受。以牡丹为题材的唐宋诗词,充当了文化的媒介,促进了人们对于牡丹的热爱和牡丹文化的发展。

牡丹作为实物的媒介,通过药用、食用而为人们所熟知。牡丹的药用在东汉末年就相当普遍。牡丹除根可做药用的丹皮外,花瓣、花粉及花叶均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牡丹性微寒,味苦辛,无毒;入心、肝、肾、心包四经。牡丹花的食用从宋代开始,人们为其香味所陶醉。

牡丹作为文化的媒介,牡丹诗词与赋、谱记、故事不胜枚举。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最为人们熟知。作词之日,唐玄宗与杨贵妃在兴庆宫观赏牡丹,李白乘醉填词三首,借助牡丹歌咏贵妃之美。其一尤为世人传诵:“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俯瞰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德裕著有《牡丹赋》。宋代欧阳修的《洛阳牡丹图》开篇一句“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更显对牡丹的钟爱。唐宋文人创作的《海记》、《异人录》等记载了许多牡丹故事。明代诗家李东阳著《浪淘沙》:“春去有馀春,且付花神。天香满地不沾尘,报道夜来新雨过,雨过还新。芳意比佳人,谁寄花真。碧云为盖草为茵。刚道花王谁不信,疑是前身。”反映了诗人对于牡丹的厚爱。清代康熙年间状元汪应铨著《雾中花》:“名花笼雾认难真,道是还非梦里身。仿佛汉家宫殿冷,隔帏遥见李夫人。”此诗写观赏雾中牡丹的情景。除了吟诗填词做赋,明清文人还创作了小说、剧本。如明代冯梦龙的《灌园叟晚逢仙女》、汤显祖的《牡丹亭》,清代蒲松龄的《葛巾》、《香玉》。

三、牡丹文化的繁荣与媒介传播的整合作用

(一)牡丹文化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牡丹种植得到恢复和发展。牡丹文化得到重视并呈现繁荣局面,出现大批牡丹专家和研究人员。目前,菏泽牡丹栽培面积已达5万余亩,有600多个品种,成为面积最大、品种最多的牡丹栽培、观赏、科研中心。洛阳也扩大了牡丹种植面积,有望突破2万亩,努力做好“洛阳牡丹甲天下”这篇文章。北京奥运会期间,“迎奥运洛阳牡丹花展”走进奥运村,受到各国参赛选手的喜爱。2010年上海世博会,各项重大活动、场所的礼仪接待,皆有洛阳牡丹;洛阳牡丹花展中120多种精品轮流展出,海内外游人可品味牡丹的千年花韵。书法、绘画、摄影、雕刻等牡丹艺术,异彩纷呈,引人注目。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牡丹文化实现繁荣局面。牡丹文化具有以下特点:其一,与时代发展同步,牡丹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牡丹作为吉祥幸福、繁荣昌盛的象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形象的具体体现。其二,随着科技进步和文化发展,以牡丹为题材的各种文艺创作更繁荣。其三,牡丹产业化进程加快。河南洛阳、山东菏泽、四川彭州等地的牡丹花会,吸引了海内外游客观光投资。其四,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专著陆续问世,如由王莲英主编的《中国牡丹品种图志》等,反映了当代牡丹研究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与成就。其五,对牡丹文化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除出版牡丹画谱、摄影集、诗词赏析等著作外,出版了探讨历代牡丹文化现象与阐述牡丹文化内涵的论著。由温新月、李保光主编的《国花大典》等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二)媒介传播的整合作用

现当代的媒介传播发挥了整合作用,为牡丹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现当代媒介的形式多样,除了传统的诗词、小说之外,有了报纸、电影、电视剧、广播、电视、手机、互联网、邮票等多种形式的媒介。

1958年,剧作家吴永刚将明代冯梦龙的《灌园叟晚逢仙女》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秋翁遇仙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赢得观众的青睐。2010年4月,洛阳市摄制了《牡丹花儿开》的电影,弘扬牡丹文化;获得第七届中国舞蹈“荷花奖”金奖的歌舞剧《牡丹亭》在洛阳歌剧院上演,它根据明代汤显祖的著作创编而成,演绎了“人鬼情未了,真爱跨时空”的经典爱情。2009年9月至今,洛阳市和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单位联合,将汤显祖的著作改编摄制成30集电视连续剧《牡丹亭》,而后在央视和海外播出发行。牡丹的故事、歌曲、散文也是很好的媒介传播。1973年,周恩来在洛阳真不同饭店,将一道名菜命名为“牡丹燕菜”,这个故事被传为佳话;蒋大为演唱的《牡丹之歌》,让人赞叹牡丹的傲骨和美丽;张抗抗的散文《牡丹的拒绝》,令人叹服牡丹的品位之美。

广播和电视是一种快速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1994年12月,央视《新闻联播》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了洛阳牡丹在雪中绽放的新闻。1994年以来的历届洛阳牡丹花会的庆典晚会,均在央视播出,并在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电视台播出,扩大了牡丹文化的宣传。1996年,由洛阳和菏泽、新华社音像中心联合录制的《中国牡丹》十集电视系列片是我国第一部介绍牡丹的大型专题片。它达到了画面美、解说美、音乐美、歌词美的综合艺术效果。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央视在转播赛事的同时,令球迷领略了牡丹的倾城美姿。1999年和2000年的央视春晚,洛阳牡丹均装扮晚会现场。2008年5月,央视“倾国倾城”特别节目,展播洛阳牡丹。

手机和互联网也成了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游客通过手机拍摄牡丹、发送有关牡丹的诗词等,有力地传播了牡丹文化。2010年洛阳的牡丹花会,洛阳市与新浪网联手,以“花开五洲、情系洛阳”为主题,在新浪网滚动播出第28届洛阳牡丹花会的相关新闻,全方位综合宣传花会盛况。各地游客和网民可通过手机、互联网络等多种形式,实现在手机和电脑上实时游洛阳赏牡丹。

一张张以牡丹为主题的邮票也成了传播牡丹文化的媒介。1964年我国曾发行过特61《牡丹》特种邮票1套15枚、小型张1枚。2006年4月10日,第24届洛阳牡丹花会开幕,《千枚牡丹》个性化邮票当日发行,它由中国邮票首席设计专家王虎鸣设计。从2006年起,每年发行200枚,5年内发行完毕。2008年4月10日,《千姿牡丹》奥运纪念邮票在洛阳举行首发仪式。《千姿牡丹》奥运纪念邮票采用12枚牡丹附图围绕4枚奥运会徽主图的版式,另一枚小版张以8枚精品牡丹附图围绕4枚奥运会徽主图,中间为五个“福娃”图案,邮票设计精美、独特、简洁,凸显出“千姿牡丹喜迎奥运”的主题,邮票与牡丹书画有机结合,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收藏价值。2009年4月,世界邮展和牡丹花会一起在洛阳举办,牡丹更为全球瞩目。

四、结语

牡丹栽培的历史,形成了以黄河中下游为主要栽培中心,其它地区为次栽培中心或重要栽培地的格局。随着朝代的更迭,栽培中心随之变换,但主要栽培中心始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其转移过程为:洛阳(隋)—长安(唐)—洛阳(五代、宋)—亳州、曹州(明)—曹州(清)。这是牡丹品种群形成和发展的主线。此外,还有几个发展中心:一是长江三角洲、太湖周围及皖东南;二是四川盆地西北隅的成都、彭州;三是甘肃的兰州、临夏;四是广西的灌阳。牡丹文化随着栽培中心的转移和朝代的兴衰而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时代特点。

牡丹文化与媒介传播关系密切,牡丹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媒介传播,媒介传播为牡丹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推动,二者共同发展,相得益彰。人们通过媒介传播加深了对牡丹文化的认同和内化,牡丹文化借助媒介传播加快了发展,得到了成熟和繁荣,呈现了牡丹文化再展新颜和媒介传播推陈出新的良好局面。

摘要:牡丹文化源远流长, 约有3000年的历史, 在全国有广泛影响。它以中原为传播的主要范围, 辐射全国, 在海外也有一定的影响。在牡丹文化的起源、发展、繁荣中, 古代文人的佳作和药物学著作、近代以来的文学作品、报纸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关键词:牡丹,牡丹文化,媒介传播

参考文献

[1]张宝利, 王红星主编.洛阳牡丹.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2]柏原著.谈花说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3]徐振云, 罗玲谊, 李冰选注.牡丹诗词三百首.香港:香港永泰出版社, 2006.

[4]肖鲁阳, 孟繁书主编.中国牡丹谱.北京:农业出版社, 1989.

[5]张复兴, 郭崇华著.洛阳牡丹故事.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5.

媒介文化中的男性身体 篇8

首先,在铺天盖地的传媒手段下,曾被长久遗忘的男色审美正在复活。在明清,它是城市生活美学的主题之一。而在相隔几百年后的今天,男色为先行,“性感男人”和“花样男子”的评选备受瞩目,“男色”可谓是声势日隆。在古罗马时代的美学中,有种完美至上的概念称为“男色”。他们相信男人是上帝的杰作,男人的身躯是天的骨架,肌肉是大地万物的生机。但是,这俨然不同于我们所处的这个狂欢时代,男色背后是追求男性身体的青春、阳光,肌肤面庞的秀丽,恰能和文弱书生、谦谦君子比对在一起,这正是歌舞升平时代的普遍审美标准。“歌舞升平的时代,作为劳动力的身体使用功能发生转型,赏心悦目的形象成为重要的考虑因素”[1],符合社会标准的男性形象,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具有使用功能的身体的交换价值,人们通常会下意识地把一些正面的品质加到外表漂亮的人头上,像诚实、善良、聪明、机智等。

反映在“读图时代”的媒介文化中,身体效应的形成需要借助观众的想象,并将自己心理深处不为人知或者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欲望附着在影视、广告、视频的身体之上,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获得快乐体验,媒介下的身体效应反映了受众自身的潜意识。女性在观看电视节目时反观自身,偶像姣好的容貌和时尚的装扮以及生活方式都是她注意的焦点,突出代表就是偶像剧,打造品牌人物模式化身体界面在偶像电视剧中频繁的出现,在塑造品牌剧情的同时,即指引了人们的选择,也为人们反观自身提供规范标准,诸如外貌特征、审美情趣、年龄、阶级、文化、职业、性别等因素,它们经过了有机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当观众目光开始搜寻时,通常会选择与自己相符或相近的人物,而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审美取向、价值观念、处世态度、政治立场会左右观看者的自我观照心理。十年前的《流星花园》与F4开创了一个新的偶像时代,F4可谓各有特色;一部《一起来看流星雨》让张翰迅速俘虏的众多年轻女孩的心;汽车营销中开始出现“男人的展示”,韩国奥迪在2006年春天首尔国际车展中,采用了10名男性车模;影视剧也不再执着于“脱掉女性”,男演员们裸体淋浴的镜头已成了必不可少的一道风景线。当男色时代发展到这个时候,即使是纯洁的爱情也加进了暧昧的元素,《蔷薇之恋》中包含了乱伦、同性恋的情节,郑元畅等男星将男性的阴柔之美发挥到极致。明星效应可以说是电视剧中最基本的身体意象形式,明星们身体的出席可以满足更多观众的视觉需求,电视画面的合理架构会给受众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并随之产生强烈的身体效应。

媒介的身体效应促使男性开始对身体有着更高的追求,在以前,男性身体普遍不被看重,社会对男性身体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男性的价值多体现在身体以外的权力和金钱等,所以生活中大腹便便的男士并不会感到自卑,但是在媒介的不断暗示下,部分男性开始将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现在,男人们对自己的脸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商场里,各种男性护肤品琳琅满目,男性专业美容机构迎合市场需求应运而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更是勇敢地走进了整容院,原本“混沌未开”的男性走进整容医院,开始了男性整容时代。

其次,我们前面讲,古代的草莽英雄代表着健康阳刚和积极向上,由于受雄性激素影响,男性的外在往往显得更高大强健,这是理想的男性身体形象,符合人们在审美观上对“强者”的定义。因此,以劳动为主的人类社会上,男性往往比女性显得更有生产力价值。而过去以劳动为主的人类社会也一直处于男权至上的情况,使得男性在社会上无论权势、财富、地位,总体而言比女性更占上风。在消费社会的环境中,在女性身体肆无忌惮的传媒时代,男性的强势形象又是如何呈现的呢。

在媒介环境下,男性身体是体育类节目表现的焦点,大众通过观看身体来获得快感和满足感,它和大众的交流和沟通是通过身体界面来进行的。“它是通过运动选手身体力量美和健康美的展示来表现人的身体与生俱来的能量,是人的身体内在魅力、内在力量的外在体现。这种原始生命力量的挥洒得到了观者的认同,激发了观者潜在的生命活力和对生命的另类感知,使得他们对生命的体验又多了一个层面。”[3]很明显,这种身体效应源于人类最古老的求胜欲望、最原始的竞争心理,电视节目中身体里的某些激情和能量转移到受众身体之上,他们的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体育竞赛是一种身体的对决。观众身体之所以激动人心,恰是因为这种对决某种程度地重演了人们心底最原始的身体欲望。

顺应这种本质,媒体中增加了体育的席位。河南卫视《武林风》的收视人群以男性为主,强烈的视觉冲击、激烈勇猛的武士精神,鲜活生动地层现了中国武术蕴涵的强大、威猛、刚劲,对喜爱武术格斗的男性来说,不愧是一场狂欢式的媒介体验,绝不亚于NBA或者世界杯。世界杯是展现男性健美身体的舞台,顾拜旦曾发表过一篇赞颂体育的散文诗《体育颂》。世界杯集中展示男性的各种美,力量,激情,坚持,执着,韧性。不言而喻,身体主题的召唤是无与伦比的。世界杯和体育频道体育频道集中了精彩的身体意象,强壮的肌肉,速度和力量的冲击,心脏博动与急剧的血液循环,一种古老的欲望奔涌而出。男性躯体仍然是最有力的语言,无论是年轻的德国队员还是西班牙比利亚的经典绝杀,力量与速度在观众的身体之中产生了巨大的回响。

当然,兼具阴柔与阳刚的男性形象似乎更受国人的欣赏。他们就是被媒介界定为成功人士的一类人。中青年成功人士出现在媒体中的手势和耸耸肩膀的动作被认为是最帅的瞬间,以大宝SOD蜜的化妆品广告为例,大宝被塑造成为一个成功人士的形象,寓意着产品地位的提升,也在召唤着众多渴望成功的男子来转换这个成功者的身体。据分析,广告中所展现的男性形象,大多是从事社会性和竞争开拓性的工作,职业有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等。这些男性形象无一例外都成功了,名牌服装、名表、名车、花园别墅附着在身体之上或身体周围,他们被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不仅用技术和专业操纵着现代世界,而且以智者、导师、权威的身份给异性以多种“启蒙”。他们代表力量、创造、奋斗、征服,还代表着传统中国的诗意、自然,是新时代的“曹丞相”。

[1]李彦东. 消费文化时代的身体叙事.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2]李 晔. 电视节目游戏化背景下的身体效应 .哈尔冰工业大学硕士论 文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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