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交际文化身份感（精选7篇）
跨文化交际文化身份感 篇1
跨文化交际与文化身份
跨文化交际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历史不长,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参与的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外语工作者,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宽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逐渐消逝,文化界限逐渐凸现,文化身份的问题也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视野.
作 者：郭宇飞 GUO Yu-fei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80 刊 名：边疆经济与文化 英文刊名：THE BORDER ECONOMY AND CULTURE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112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 身份 文化身份
跨文化交际文化身份感 篇2
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在我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始自80年代初期,参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包括外语界、对外汉语界、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学者,他们的研究角度虽然不同,但是都对跨文化交际学在我国的确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对于跨文化交际,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其中贾玉新在《跨文化交际学》中对“跨文化交际”下的定义是: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交际。
人类文化学家霍尔于1959年在著名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学”这一词语,自此开创了跨文化交际学研究领域的先河。自1961年到1969年,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一书的发行量高达50多万册,并被译为6 种语言畅销世界。霍尔的主要贡献是他把传统的单一的文化的研究扩展到不同文化的对比研究;把宏观的跨文化研究发展成微观的跨文化研究;把文化对比研究扩展到跨文化交际研究。但是在这一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古德昆斯塔是公认的而且是最享有盛名的理论学家。他在任《国际与跨文化交际年刊》主编时,在《年刊》上开辟了跨文化交际理论专栏,并在《年刊》第七卷上发表了论文《跨文化交际理论》,该文从新的视角审视了跨文化交际的理论。之后他与KIM合作,在《年刊》上发表了《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理论》,这两篇论文都被学者公认为经典之作,至今仍有重大意义。1966年,史密斯主编了论文集《传播与文化》,反映了知识界将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结合起来研究跨文化传播现象的集体努力。
20世纪70年代,全美传播协会与国际传播协会均成立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4年,《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年刊》创刊;1977年,《跨文化关系国际杂志》创刊。跨文化传播专业出版社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其中包括影响至今不衰的Intercultural Press、Sage Publications等。大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教学著作陆续问世,最有影响的是萨默瓦等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该书对跨文化交际学中宗教、家庭和历史等的文化深层结构进行了剖析,对世界观、价值观,语言与非语言的行为对交际的影响作出了深度的阐释,对文化多样性作了更为深刻的理解,是跨文化领域中的经典之作。1972 年首版后每隔3 年就重新修订,成为长期通用的专业教材。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高等院校广泛设立跨文化交际相关课程,1977 年,全美有450 所教育机构开设了这门课,部分院校开始授予跨文化交际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在我国时间不算长,但发展的速度却相当快,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在中国知网检索目前已达数万篇,专著也已有三四十部。1982年,留美学者汪琪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文化与传播——世界村的沟通问题》,这是第一本在我国出版的跨文化交际著作 。1983年我国内地学者何道宽教授在《外国语文教学》第2期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第一次向我国内地学者介绍了这门新兴学科,此后,跨文化交际学受到了我国外语界、传播学界等多学科的关注。1988年胡文仲教授主编了《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一书,这是内地学者第一次编写的跨文化交际的论文集(英文版)。1995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与会学者中我国学者230人,国外学者四十多人,这是我国首次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会议的主要议题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跨文化交际研究组织——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会议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大会。到目前为止,已举办了六次研讨会。在这个阶段除了翻译介绍国外著作外,我国学者具有原创性特点的著作也陆续出现,其中包括:关世杰著的《跨文化交流学》,贾玉新主编的《跨文化交际学》,胡文仲主编的《跨文化交际概论》,王宏印著的《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等等。这些书籍在吸收借鉴国外跨文化交际理论的基础上,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用学、交际民族学、语篇分析等相关学科的视角,对社会和文化规范、语言的哲学观以及交际行为和非语言的交际行为进行了多方位的文化对比和分析。这些书籍还较全面地论述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及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技巧。从已经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语言与交际的关系;非语言交际;中西习俗对比;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探讨;国民性研究。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有一些探讨。从参与的学术背景来看,大致有外语教师、对外汉语教师、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和管理学家等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我国几个大学开始设立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这包括北京外国语大学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文化之间的交融和冲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愈加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特别关注的对象,研究议题也变得更为多样,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近年来,跨文化交际研究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个学科日趋成熟,成熟的重要标志是: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视角越来越宽泛,理论越来越深刻系统,理论框架越来越多样化,多学科或跨学科性越来越强,研究内容越来越丰富而且越来越微观化或个性化。从文化的角度看,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由较大群体的文化为中心向较小的 群体乃至个体的文化为中心转移;从交际的角度看,学者们开始重视更具体的或更小的群体之间,乃至个人之间的交际,把研究重点移向人际之间的交际方面。
二、文化身份理论的历史及发展
“文化身份”是指某人在特定文化中的身份,在形成文化身份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他所属文化的信念、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社会准则, 因而不同文化身份人群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也就形成了圈内人和圈外人。将文化身份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要追溯到19世纪殖民主义时期。欧洲的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学家开始对殖民地的所谓“落后”民族进行研究,以便为制定殖民政策提供依据。他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民族内部文化身份的存在,以及不同民族之间文化身份的差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则把注意力转向美国社会自身,开始研究美国人民在行为上的共同特征,各族裔群体文化身份的差异和冲突,少数族裔身份转化的问题,以及美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如何同化少数族裔文化。二次大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捍卫和重建民族文化身份成了反对殖民主义和消除殖民主义影响的一面旗帜。文化身份的研究逐渐从理论走向实践,去解决不同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问题。1988年库勒提出在跨文化交际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 “解释性”理论。理论中提出了6个假设,5个公理和一个定理。 阿巴汉姆在身份与跨群体交际一文中回顾评述了有关身份和跨群体交际研究的理论,并从跨群体交际的视角,重申了身份和交际相互作用的观点。在交际过程中,身份不仅影响交际,交际也影响身份,身份是人们通过交际产生的。文化身份,并不是已经完成、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种认识与建构的过程,是多元的、动态的、开放的。无论一个人、一个集体,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实际上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自发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的过程。
三、跨文化交际与文化身份
交际在构建文化及文化身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个文化群体的交际行为或交际事件都具有该文化特征。交际是文化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的资源。同时在交际过程中,交际不仅影响身份,身份也影响交际。身份是人们通过交际产生的,因而在研究中身份与交际是密不可分的。文化身份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分析不同文化群体的传播行为模式,以加强跨文化沟通。由于文化的分类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一个人可以同时具有几种文化身份,依不同的环境需要而显现出来。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群体的文化身份特点,公众皆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当公认与自认的文化身份特点相符时,交际双方容易互相适应,建立第三文化,使传播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解释自己文化身份的特点和行为规范有助于彼此建立信任,并减少偏见。文化身份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行为规范、客观感知、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渠道。
摘要：跨文化交际学已经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历史不长,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参与的有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及外语工作者,研究角度也越来越宽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分析、文化多元与文化霸权已成为探讨的焦点之一,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正在被广泛关注。国与国之间的界限逐渐消逝,文化界限逐渐凸现,文化身份的问题也进入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视野。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身份,文化身份
参考文献
[1]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跨文化交际文化身份感 篇3
关键词：文化身份认同；跨文化传播；数字时代；文化间性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4.030
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身份认同决定了传播主体的立足点并影响其传播实际，对之讨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数字技术不仅改变着传播实践，也影响着传播理论建设。对于数字时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不仅要认清文化身份认同作为元问题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还需进一步认识到数字技术带来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改变。
一、身份认同研究中的主体性发展及其组成要素
文化身份认同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可以追溯到早期人类社会巫术信仰和仪式的孕育阶段。随着民族国家概念的确立，伴随着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影响力的依然存在，民族国家开始成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首要单元。至20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剧，民族国家和家庭的地位式微，文化遗产、传统伦理价值、社会理想、人生观和世界观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弱化，种族、性别、族群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基本单元得以强调，大众媒介开始成为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
在哲学意义上，身份认同问题可以追溯到一个“我是谁”的元问题，这个恒久问题从前苏格拉底时期到现代都有着追问的意义。进一步说，讨论自我和主体性的问题是身份认同问题的核心，尽管问题的答案在不同时期表现出多种维度。启蒙时代，既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理念，将思想和身份视为同样实体性的存在，认为自主的主体能在其一生中都对自我的身份确定不移；也有洛克否定身份是与先验自我同样的实体性的存在的思想，认为个人的身份有赖于记忆而得以延续。现代哲学中，主体是固有的实体，自我是其内核。在自主的、先验的、普适的自我基础上形成的个体身份是抽象和固定的。在社会学意义上，主体性是个体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中确立的。“他者”成为认识自我的重要参照。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主体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同的主体由于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后现代哲学中，主体性则被完全消解，身份认同变得混乱。
理清身份认同问题，可从其组成要素或来源着手讨论。这包括：自然条件、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文化机制。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汤因比的“挑战一回应说”大致可以说明自然条件对文明的影响，它对于塑造身份认同有着明显作用。例如我们在讨论固定印象时，以地域特征来区分的身份认同，如“南方人”之类的固定印象。生理机制如身体特征、血缘等，性别指向可以归于此类。心理机制则指个体的心理发展和社会化过程中人格的形成，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经历吸收成长和调整变化后而趋于稳定。社会文化机制是文化身份认同的最主要来源，包含了诸多宏观层面上的因素，如语言、文化遗产、价值观念体系、大众媒介等。这些来源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彼此勾连，相互影响。
由此，上述身份认同的变化发展可归宥于这三大来源的讨论范围之中。本文重点讨论的是社会文化机制层面。
二、同一与差异力量作用下的跨文化传播实践的不均衡发展
在跨文化传播中，同一性和差异作为两种基本力量，对文化自身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始终的推动作用。同一保证了文化特质的“共享性”，形成可以与他文化相互区别的文化身份认同。差异性则是文化交流的原动力。在差异性的前提下，文化间才有了相互交流的必要和意义。辩证来看，这两种力量同时存在，在特定的历史时段，对于具体的文化实体，这两种力量有着侧重点，从长期来看则存在着起伏和消长。文化身份问题在文化实体内部的建构如果说是一个过程的话，那么最后的目的是要在与异文化交流中保持一个存在的意义，在此意义上，对内强调的多是文化的同一，对外则强调差异性。
尽管文化精神作为文化身份认同的重要核心对跨文化传播活动有着引领作用，我们无法将跨文化传播活动从社会实践中剥离出来，单纯讨论其在精神层面中的同异和融合。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跨文化传播活动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止过。但由于前现代时期社会生产力的相对低下，跨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无法同现代相比。各文化间传播活动的深入很容易让人推理出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同一力量要超过差异力量，产生“天下大同”的梦想。但现实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历史不会“终结”，文化冲突接连不断，文化身份问题凸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国家或文化实体来说，推广自身的文化价值观是经常的诉求，因此造成的客观现实是文化间的差异广泛存在。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还由于现时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影响着跨文化传播的具体活动，从而造成利益诉求带来的分割和相互排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总是有着存在的空间。
从历史角度来看过去的百年，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西方占优势和引领地位，在文化认同中起着范本的作用。文化本无优劣，西方文化的强势与其强调“科学”与“理性”的内核分不开，而这又与其时的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影响至今。从时空的角度来看，资本从本性上倾向于超越所有空间的限制，为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提供一个必需的结果，就是用时间的手段来打破空间。当我们进入一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时，这一时代特征是用消灭时间差距的传播手段把世界压缩成一个没有地方性的平面，用一个时间来代替多个空间。这种时空关系由于传播权力分配的不平等，掌握着世界性传播网络资源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时间成为传播当中的世界时间，在某种意义上，也就等于取消了其它文化的存在。这成就了大众媒介在当今时代的核心地位，改变了传统的社会格局，出现了新的“文化帝国主义”。如媒介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偏狭的传播机制：跨国传媒公司的高度垄断和集中造成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性”以及文化同质性构成对文化多样性的威胁。20世纪70年代起，发展中国家就把建立“信息传播新秩序”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视为同等重要的问题，要求改变国际信息流通不平等、不均衡和不对称现象，但收效甚微。这样的抗争可以理解成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在建立身份认同之时，发现其社会基础已被动摇，难以建立可区别于发达国家的价值诉求。
究其原因，上述问题的存在是由于跨文化传播活动中盛行着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认同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存在于不发达国家地区，同样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以20世纪后期欧洲对日本(技术东方主义)的恐慌为例，日本的崛起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内核，如效率等基础上，辅
之以日本文化中的“忍者”精神。但它成为潜藏在西方潜意识中的危险形象，因为它破坏了西方和东方、现代和前现代单一的稳定关系。《东方学》的作者萨义德也分析过铭刻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论述和制度中，将“东方”展示为认识客体和权利客体的过程。
在现代性的建设中，技术一直是西方现代性的核心，技术被看作是通向未来的钥匙，西方担心失去自己的文化主导而极力维护自己的技术霸权。尽管存在数字鸿沟，数字技术在客观上提供了“去中心”的更大可能性，这势必会挑战所有处于中心地位的权威，从而带来文化身份认同的新变化。
三、数字技术的特点及其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
如果说大众媒介时代已经给西方带来了身份认同上的危机，那么数字时代中，这些危机是将得以消除还是会被加深，对之讨论还需结合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及其对社会实践的影响。
数字技术带来的变化，本文认为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个体对群体的挑战，导致群体主义的瓦解和威权控制的变形。数字技术的重要特征是改变了人们使用信息的传播方式。信息在储存、提取、复制等方面与传统“原子时代”已很不相同，时空的偏向不再是传播的主要限制。理论上，个体在传播权上获得了较之以往要大得多的传播空间。可以经过判断获得更的多信息，并重组成自己的信息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对群体的依附。但同时必须看到，数字时代的控制不会消失。数字技术在个体使用层面上可以迅速推广并广泛使用。但对于核心技术的管理、维护、升级等方面却大多依赖于集团的力量。因此从发展的角度来看，虽然个体对数字技术的需求可以形成市场，从而促使利益集团推动数字技术的发展。但这势必又会加重个体对利益集团的依赖和被利益集团控制的存在。利益集团的控制已不同于传统社会中的直接和粗暴，而转向制造个体的部分“需求”，迎合受众，使其获得“满足感”。威权控制变得间接而温情。
其次，个体原子化的混乱造成经济利益纠结下的社会联合，重现资本的控制。个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对群体依附“消失”后产生的“自由快感”，会造成身份认同的混乱。但同时，人的社会性决定了身份认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自由和依附的张力之下，利益为主导的市场成为广泛被接受的主导力量。大众媒介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模式使得个体无需直接付出资源，就能参与到媒介生产流程之中。形成新的媒介逻辑，即信息的实质常常服从于展示方法，服从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的增值。消费主义变得更加流行，在其遮蔽下，利益集团最终还是获得了经济利益和控制权。数字时代，由于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多元传播渠道造成传播效果的不确定性，传播局面由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领唱”转换成由下而上的“合奏”。从思想上来看，普适性的价值观虽不再处于统治地位，但不至于被颠覆。自由、平等、个人尊严等精神呈个体化，“理性”作为基本精神不会被湮灭。强调和包容个体发出声音的权利，是凸显主体精神的前提之一。从传播实践来看，从个人电脑到手提电脑、手机的广泛使用，移动技术打乱了很多交流模式。激化的、去中心化过程改变了交流的些许本质。例如所谓的“读图时代”中，语言表现形式可能不再首先是文字上的，而是偏向视觉。
这些变化同样体现在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中。如前所述，西方是现代文化交流中的标杆。但是，如果说是西方创造了现代性，那么也是现代性创造了那个叫作“西方”的想象空间和认同。在现代化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时，西方也就成了想象中的范本。一旦西方自身失去作为范本的号召力，或是其内部出现认同的危机，势必会造成其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调整。
反观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是坦荡无崎的。在遭遇资源破坏、信仰危机等问题后，西方开始反思自身。这种文化反思推动人们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出现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型，将东方作为“他者”来参照认识自身。从思想上而言，是要重新确定或修正文化身份认同，而为在实践上促进了当代的跨文化传播。这一趋势首先关联于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向互动认知思维方式的转变。过去，“认知”所描述的是一个可信赖的主体去“认识”一个相对确定的客体，从而将它定义、划分、归类到已有的认识论框架之中。互动认知的思维方式与主体原则相对，强调“他者原则”；与确定性“普适原则”相对，强调不确定的“互动原则”，即强调主体和他者在认知过程中都有所改变，对主体和客体的深入认识都必须依靠从“他者”视角的观察和反思。在这种间性理论原则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东西方的跨文化传播，不难发现东西方只有在互动认知之中，才能保证发展的空间和动态以维护文化身份认同的现实基础。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两种东方主义：一种是否定的、意识形态性的东方主义；一种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前者的功能是整合、巩固权力和维护现实秩序；而后者具有颠覆性，超越并否定现实秩序。前者在建构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道德权力，使其在西方扩张事业中相互渗透，协调运作；后者却在拆解这种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表现出西方文化传统中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人类面对异己文化有五种态度：排外论、包容论、平行论、互相渗透论和多元论。前三种虽客观存在，但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追求性，相互渗透论与多元论接近理想状态。但相互渗透论难以实现，因为不同文化间本质上具有不相容性和不可通约性；而多元论的本质是一元论的宽容态度。当今世界具有统治性的文化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它表面上具有理性的宽容的多元化态度，但事实是西方现代科技文化在主导全球化浪潮，溶解其它文化。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跨文化的问性智慧，即将他种文化当作是另一个自我，相互沟通、理解、渗透、建构，激发各自的创造力。
研究文化身份认同的具体方法，本文赞同一种“反思性”研究方法，即借助文本或表征的分析，了解社会本相和情境的存在特质，或追寻他们的形成过程。虽然在数字时代，复制技术使信息的获取和散发变得容易，文本呈“碎片”状，为追寻本相增加了难度，但不断地“反思”自我，以及对过程的剖析，有可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真我和他者，这对个体而言是颇具操作性的可行方法。
四、结语
从文化身份认同理论的发展和现实演进来看，在数字时代，文化身份认同走向个体化，给主体带来更大的自由。宏观上，文化间性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也具有了不同以往的重要性。从技术上说，后结构主义和数字技术存在相关关系。差异的崇拜开始出现，我们共同的东西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差异性哲学导致文化身份认同的加强。但同时，数字技术也能造成霸权而削弱文化身份认同中的个体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随社会发展变化具有持续的讨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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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感得到的文化才是好文化 篇4
也有的企业只有洁净的厂区，有序的车间，没有什么共同价值观理念，更没有文化手册，甚至连成文的制度都看不到。但走进这个厂区给你的感觉是紧张有序的工作氛围，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两种不同的环境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企业在现实中并不少见，在我的家乡曾有一个大型乡镇企业他们把“务实、求真、创业、信誉”当做自己的价值观，并高高地挂在办公大楼上，所有路人均可见到，但可能正是因为挂的高了，超出了自己的视线，这些口号只有厂外人才能看到，而对于厂内却无人照做，这些华丽的词语最终成了他们企业倒闭的墓志铭，
真正的企业文化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企业内员工的统一价值观理念，员工可以自觉地按这些价值观理念去做人做事。但那些价值观理念别人可能根本看不到。海尔张瑞敏去松下看人家的企业文化，看过之后有人问，对松下文化有什么感觉，张瑞敏用了贾岛的五言绝句《寻隐者不遇》做了回答，道出了企业文化的神迷所在。真正的企业文化员工心里都明白，却都说不明白的，它不是墙上的口号，而是员工心中是镜子。有房地产商做广告“不看广告看现房”。看一个企业是否有文化也并不是看他有多少口号，多少手册，而是要看企业内员工的精神风貌。
《文化艺术名著导读》课后感 篇5
——听《文化艺术名著导读》课后感
众所周知，艺术的鉴赏是运用感知、记忆、经验、知识，对艺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分析、判断而获得审美享受和艺术知识的过程。本学期，很高兴学校开设了 “文化艺术名著导读”这门艺术学科。我自小就非常喜欢艺术方面的东西，对一些看似神秘的艺术形态十分好奇，很想从这课程当中得到一些艺术的知识与熏陶，从而不断提高自身对专业的领悟力和理论修养。
记得在《诗经》的《毛诗大序》中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刚接触这句话的时候，不禁想到的是古人，联想他们情到深处时的嗟叹和咏歌，甚至手舞足蹈。但不过也就想想而已，一笑而过了，因为现今社会中，还有几个会把古诗词读到情不自禁地咏歌呢！
然而，在科大的课堂上，我有幸听到了鲁茜老师的文化艺术名著导读，她那柔美的嗓音，她那投入而陶醉的神情，还有那悠悠的古韵，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中，让我对古诗词有了新的认识，让我对古诗词教学更是有了全新的感悟。在传统的古诗词教学中，老师往往会带着学生把一首诗歌切割得支离破碎：这个字很重要，因为要考试；那句话必须分析透彻，因为要考试；作者的情感一定要记住，因为要考试。因为考试，我们可以把一首诗歌嚼得很碎，嚼得很细，但却是嚼而无味！“诗言志”，但是我们更多的可能是在记忆作者的情感，而不是去感受、感悟作者的情感。鲁老师的课上，没有过多的字词分析，句子翻译，她认为这点理解学生只要上网全都能知道了，何必还要老师来津津乐道。于是，她在每次分析诗歌的时候都提供了一段阅读导读和相应的图片给学生看，这样图文并用，更加有利于进入诗歌的意境，学生能看懂了，就不加以赘述了。她把大量时间用来描绘诗歌的画面美和意境美，引导着我们进入作者所构造出的故事画面，让我们身临其境，用心感受、感悟作者的情感。她还把一些课堂时间用来带着学生一起品味诗歌，通过认真地吟唱，诗词变得那么地灵动，作者凄婉的情感，在深刻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激起了我们的情感共鸣。诗声回荡，古诗词不再仅仅是考试的内容，不再那么枯燥乏味，而是变成一种美的体验，美的熏陶。
课后，鲁老师还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述了她对古诗词吟唱的学习和整理过程。她还告诉我们，要让诗词教学有声化，让学生在学习中感知、感受、感动、感染、感悟。以她的人格魅力，以她对古诗词的喜爱，传承着诗歌文化的千古魅力。中华经典的铿锵诗篇，在我的耳边回响；中华经典的千古风韵，在我的心头荡漾。每一首诗歌都浮现出其独特的诗歌画面，我们沉寂在其中。优美的艺术诗歌文化，让我们生活充满了诗意，让我们心中荡漾着诗情，让我们嗟叹之，咏歌之！
通过这门课程，我不仅了解了许多诗歌的知识，还了解了许多关于艺术欣赏的知识，提高了艺术品味和专业素养。学下来收获很大，我逐渐可以感受到李白的作品《长干行》中女主人公对丈夫的一片真心，顺着诗句品味下去，女主人公的生活场景犹如一幅画卷浮现在我眼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她在全诗中，都是以一个弱女子的形象和心态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但在她柔弱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个坚贞的心。从头至尾，她的外在形象和内心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丝毫改变的，就是她对丈夫的一片真心。如此动人的故事，读到后来，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这首诗是出自一位“诗仙”李白的手笔，又不禁感叹道李白真不愧是一位博采众长、无所不能的大师呀！此外，当然还有现在被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小说之一的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等等这些经典的西方美术艺术。
我认为，通过不断的欣赏文化艺术作品，可以提高人的审美趣味、陶冶高尚情操，通过艺术欣赏，提高我的艺术品味，吸收前人优秀技法，在中国传统美术教育中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在我看来从实际情况作为起点，由于经济生活的变化，各种思潮的影响，社会活动空间的扩大，学生产生了一些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高分低能 ”是一种表现。学生有较多的知识和专业文化，并不一定代表他具有其他方面的素质和修养。所以要呼吁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而艺术教育恰恰则是素质教育的一个有效手段和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艺术教育不是培养专业的艺术家，不是单纯地训练吹笛子、弹钢琴、画画、书法和跳舞的技术，它是要通过这种技能、知识和修养，提高审美境界，从而促进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成为心中具有崇高理想和大目标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代新人。所以要适当的培养自身的艺术修养。这也是我喜欢这一课程的原因之一。
跨文化商务交际的非言语交际 篇6
摘要：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非语言交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非语言行为的忽视或非语言行为使用失误往往会引起交际双方的误会和交际的失败，甚至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了解中西方在非言语交际方面的差异对促进跨文化商务交际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非语言交际的重要性
交际分为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人们对语言交际非常重视，而对非语言交际行为的了解却很少，但根据有关学者研究发现，非语言交际占整个交际过程的70%。心理学家赫拉别思也提出过这样的一个公式：信息传播总效果=7%的语言+38%的语调语速+55%的表情和动作。这也就是说“我们用发音器官说话，但我们用整个身体交谈。”而不同文化下的非语言交际形式与内涵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交流的成败有着重要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商务交流扩大，跨文化下的商务活动越来越多，非语言交际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本文化中的善意的表示，在对方文化中却可能是敌意的表示，小到引起客人之间的矛盾和误会，影响一份合同的签订，关系的破裂；大到影响国家 的经济利益甚至政治利益。由于非语言行为总是在无意中表达出来，当存在语言障碍时，人们更倾向于求助于非语言表达，因此，在商务活动中了解对方的非语言交际文化是非常必要的。
二、几种非言语交际行为的中西差异
非言语行为包括体态语、眼神交流、身体接触、体味、副语言（沉
默语）、时间语、空间语等。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如微笑、大笑、皱眉、哭的表达方式全世界的人都非常类似,而不同文化的非言语行为的个性特点是交际中的问题之所在。错误的非言语行为或对非言语行为的误解可能会导致交际失败,会使我们失去友谊,严重者可能会丢掉做生意的机会。下面着重介绍中西方在体态语、眼神交流、时间语以及沉默语方面的差异。
1.不同文化中体态语含义不同
体态语是非言语行为中非常重要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体态语是整个非言语行为的研究基础,有的学者认为“体态即信息”。这里将介绍手势、、拥抱、亲吻三种体态语。
⑴手势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手势有不同的含义。在美国文化中的“OK”动作,在日本文化中却是指“金钱”,同样的动作在拉美等国则表示“猥亵”、“诲淫”之义,在阿拉伯人中这一动作常常伴随以咬紧牙关,用来表示深恶痛绝。如果不了解手势的意义因文化而异,不了解手势的多义性,我们在跨文化交往时势必会犯错误。一个典型例子就是V 形手势。现在我们都知道掌心朝外的V 形手势代表胜利。但是,常常有人用掌心向内的V 形手势来表示胜利,却不知,这样会表达完全相反的意思,即下流的、猥亵性侮辱用法。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适度地引用手势能够让对方清楚地了解交际的内容和目的。
（2）拥抱
拥抱是一种表示关系极其亲密的体态语。在中西方文化中,其文化差异很大。拥抱是西方的常见礼节和风俗。在西方国家,包括俄罗斯、东欧、法国、意大利和阿拉伯等国,拥抱是一种较通用的体态语。夫妻、亲人和熟人之间多使用拥抱。西方人在生人或一面之交的异性之间或同性之间不拥抱,男女之间可以拥抱(不是恋人或夫妻)以示亲密。中国人之间不实施这种体态语。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在对方主动实行拥抱时,我们才“随俗”,实施这种体触行为。
（3)亲吻
亲吻是西方人表示关系极其亲密的体态语,受到性别、地位、年龄、亲疏、道德、法律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欧美,辈分高的人吻辈分低的人的额头,男子对女宾吻手背,而辈分相同的朋友、兄弟姐妹之间,只是脸颊相贴,只有情人之间才嘴对嘴亲吻。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吻并不限于男女之情,它还表示尊敬和关心。在苏联的沙皇时代,赐吻是表示一种奖赏。在中国,这种体态语的使用范围极其有限,限于夫妇和恋人之间。
2.眼神交流
眼神交流是体态语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西方，谈话中的目光接触十分重要。盯着对方的眼睛，留下的直接印象是坦率、自信、诚实；如果目光不断从对方身上溜过，唤起的感觉则是缺乏自信并对谈话不感兴趣；而中国人则习惯于在与人谈话中尽可能短地与谈话对象进行目光接触，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尊重对方，免得给人以咄咄逼人的印象。跨文化商务交际中自信是关键，如果回避对方的目光会让对方感觉缺
乏自信。美国人相信这样一句话:不要相信那些不敢直视你的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不直视对方眼睛是不诚实、蔑视、恐惧、冷淡、心不在焉、内疚、虚伪等的表现。
3、沉默语
在东方文化中,对于沉默给予了更多的积极意义,而在西方文化中则给予了更多的消极意义。中国人重视交谈中沉默的作用,认为沉默有丰富的含义,它既可表示无言的赞许,也可以是无声的抗议;既可以是欣然默认,也可以是保留己见;既可以是附和众议的表示,也可以是决心已定的标志。而在北美和北欧国家,沉默具有阴郁的、消极的含义。在交流过程中,中国人对令人发窘的或难以对付的问题,就以沉默作答。而英美人则认为这是侮辱别人,他们认为即使对方答语与问话毫不相干,或干脆给予否定,也是一种礼貌,也比沉默不语好。
三、跨文化交际中非言语行为语用失误的规避
综上所述,同言语交际一样,非言语行为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们的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由于非言语行为引的误解不在少数,因此,要保证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我们不仅应注意言语行为的使用,也要重视非言语行为。而实施符合目标语言文化习惯的非言语行为要求我们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识:
第一,应了解目标语文化中的行为习惯,从而保证在跨文化交流中运用非言语行为时胸有成竹,有的放矢。
第二,树立跨文化交际意识,在交流中,应尊重对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入乡随俗,入国问禁,避免因不了解对方文化而导致的非言语交
际失误。
翻译与文化身份的构建 篇7
【关键词】劳伦斯·韦努蒂 文化身份构建 文化
【Abstract】Based on translations cultural objective proposed by Lawrence Venuti， the article explores the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cultural identity . In addition， several cases are cited to explain specifically.
【Key words】Lawrence Venuti；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e
一、引言
本文作者认为翻译是实现两种语言转化的过程，其中涉及诸多因素，从最基本的语言层面的考量到文化碰撞过程中宏观微观因子的综合审视。本文从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文化目标理论出发，结合具体翻译实例，探讨在文化身份构建中的文化要素。
二、劳伦斯·韦努蒂的翻译文化目标
劳伦斯·韦努蒂是解构主义翻译派的重量级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德里达的解构理念，并在详尽研究西方翻译史后，反思译者的边缘状态，发现以目的语文化为取向的归化策略占据了主导地位。在他看来，归化策略实际上体现了主导文化社会中常见的政策，即“盲目自大地使用单语，把外来文化拒于门外”。（Venuti， 15），因此，他提出了异化策略，也被他称作“抵抗”（resistancy），是一种不流畅或疏远的翻译风格，意在突显原文的异质性身份，并保护不受译入文化的支配，显示译者的存在。（Munday， 220）韦努蒂的理论影响深远，但也颇有争议。比如国内学者贺显斌认为韦努蒂“把翻译策略与效果混为一谈”（80），任淑坤也指出韦努蒂异化策略在弱势文化国家翻译实践和强势文化国家翻译实践中不可避免的缺陷（56-57），但是作者认为必须明确的一点是韦努蒂再三强调他所考察的是英美文化作为目的语文化，其他弱势文化作为源语文化，因此在把源语转化为目的语时，要突显源语文化的位置，是有其可取之处的。另外针对一些对“抵抗式翻译”产生“不通顺”译作以彰显译者对原文的干预是否可取的质疑，作者也认为这是把翻译中的语言问题和文化问题混为一谈，突出源语文化和语言通顺以便读者理解二者之间不存在矛盾，可以共存。
由此可见，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站在文化高度，探讨社会文化框架的价值驱动，对促进文化碰撞、交织及保护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三、具体案例分析
以沈祖芬《鲁滨孙漂流记》的译本为例。沈祖芬是晚清时期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翻译书籍，警醒国人，改造国民性。由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删减、增补和改动，比如鲁滨孙从南京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对中国官僚、士人的讽刺，对中国人穷困、傲慢、野蛮之类评价，均被删除，只用一句赞美之辞概括，“支那民居比栉，城市繁华，田畴沃衍，车马络绎不绝。”虽然译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作者认为这种处理并不完全妥当。晚清时期的中国的确是问题重重，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更使得中国人的思想和外界脱节，国民劣根性暴露无遗。在这个时候，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和记述对当时的社会问题针砭时弊是十分必要的，起到鞭策、警示的作用。不过译者在后文的翻译中确实翻译出“余始知支那人柔懦无用，不能自强也。”（崔文东，19-24）尽管笛福在原文中并没有强调中国人的“柔懦无用”，译者则着重点明，激励国人学习西人。总体来看，沈祖芬的译本在实现批判国民性、自强国民的目标上有其可圈可点之处。其实，1895年，颇有影响力的清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在多篇文章提到了“国民”意识以及振兴民族精神，这是翻译与文化身份构建在特定社会背景下的具体体现，通过翻译体现先进西方思想的著作，有力冲击中国落后保守的旧有观念，解构封闭、傲娇、盲目自大的文化身份，重构开放、虚心、包容的新文化身份。因此翻译中文化身份的构建需要明晰翻译的初衷和最终译本的受众，确定源语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之间的初始关系和希冀达到的关系，从而有效解构并重构文化身份。
四、结语
文化是文化身份构建过程中必须考量的关键要素，此文化概念不是单一单向的，而是包含了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两个层面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New York：Routledge，2001.
[2]Venuti，L.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5.
[3]崔文东.翻译国民性：以晚清《鲁滨孙漂流记》中译本为例[J].译史纵横，2012（5）：19-24.
[4]贺显斌.韦努蒂翻译理论的局限性[J].外国语，2007（3）：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