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概念

关于文化的概念（共8篇）

关于文化的概念 篇1

关于举行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征集并公开

邀请应征规划设计人参加资格预审的公告

发布时间:2010-09-30 【字体：大 中 小】

一.引言

为了寻求城市文化发展空间的个性和新的城市文脉，展现中国文化价值观，把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内的公共空间建成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城市空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现举办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活动，拟面向全球公开邀请具有文化综合区城市设计经验的设计机构前来申请应征，提交资格预审申请，通过资格预审选取5个应征人参加征集活动，并提交应征规划设计方案，通过征集选出优胜的城市设计方案和设计单位。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征集

项目位置：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的北部，景观大道东侧的文化综合区。

征集方式：公开征集

设计任务：文化综合区概念性城市设计

征集设计周期：征集阶段设计周期约 6 周建设周期：预计2011年10月开始工程建设

2.主办单位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3.征集代理机构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4.征集联系

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泉庄万柳光大西园6号楼

邮政编码：100089

联 系 人：邢亚利、席颖、刘孟琪

联系电话：86-10-82575131—256，238

传真：86-10-82575137—256

E-mail：ghzhengji@163.com

二.应征申请人的资格

1.应征申请人须为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

2.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计机构须具有城乡规划编制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工程设计甲级资质；

3.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设计机构，应当是其所在国或者所在地区的建筑设计行业协会或组织推荐的会员，在本国具有从事建筑工程设计的相应资格，且须与境内的设计机构组成联合体应征；

4.应征申请人应有与本征集项目功能性质相类似的城市设计、建筑工程设计经验；

5.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应征

组成项目联合体的各成员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申请应征资格预审，也不得同时加入本项目其它联合体申请应征资格预审。

三.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有意向的应征申请人在提交合格的报名资料，填写应征报名登记表后，可获得资格预审文件。应征申请人可按以下方式获取资格预审文件：

1.现场获取

自2010年9月29日—10月25日（法定节假日除外）的每周一至周五9:00—11:30，13:30—16:00，在征集联系地址获取。

2.网上下载

自2010年9月29日—10月25日（法定节假日除外），北京科技园拍卖招标有限公司网站：

四.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对本项目有意向的应征申请人请于2010年10月26日12:00前，将资格预审申请的文本文件送达征集代理机构。

五.其它条款

1.本次设计方案征集的主办单位将向通过资格预审、按要求提交了有效应征设计方案的应征人支付应征补偿费40万元（含税）。同时设立优胜规划设计方案奖，并支付一定数量的奖金。

2.一标一投

对于此次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文化综合区概念性城市设计方案征集活动，每个应征申请人只应自己单独或作为某一个联合体的成员来参加应征。

3.本次征集活动本身及与该活动相关的文件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

主办单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文化的概念 篇2

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 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 反映文化的一般属性, 行政文化的主体和内容, 是把握行政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而目前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多种争论, 归纳起来也大致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当然, 这只是分析角度不同, 不能截然分开, 不少定义就同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行政文化内容方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主要分歧。

行政文化具有特定内容, 这特定的内容就成为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现实基础。理论界对文化概念及其研究内容的认识尚未统一, 主要分歧在究竟是从广义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结构的哪些层面来确定文化学的学科对象, 这影响到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确定, 也就相应表现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来界定行政文化概念。“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 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 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有机结合的整体。”这是行政文化研究早期的观点, 随着行政文化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 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多了。

第二种观点是从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黄达强认为, 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公务人员所应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

第三种观点是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行政文化是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工作人员的各种行政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 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 是社会文化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 是关于一切公共行政活动的行政意识观、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观和行政心理倾向等的总和。”

2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界定的几个基本问题

概念理解上的莫衷一是, 对行政文化研究和行政文化建设都十分不利, 因此, 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不是行政学家主观思想的创造, 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行政管理实践基础的产物, 其研究必须立足于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 立足于其赖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正确把握行政文化概念, 首先应该分析其分歧产生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 采取适当的方法, 分析概念的来龙去脉, 理顺概念的内外关系, 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由于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其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 这就导致人们对行政概念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发展性。在这一认识发展过程中, 必须引入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 以便科学揭示行政的内涵和外延, 从而推动行政学研究的深入。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 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因, 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 可以说, 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 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行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 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3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合理界定

明确一个概念, 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内涵, 即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特别是本质属性的内容和方面。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同时, 也应该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 即概念的外延。科学界定行政文化概念, 应该重点把握其内涵, 合理界定其外延。

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具有理论和实践依据, 而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因素不应该包括在内, 原因在于:从物质层面看, 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行政管理手段、技术、符号、语言等, 是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加以改造, 以符合行政管理需要的客观自然物, 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并且物化、体现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 具有超制度、超观念的自然属性。由于涉及的是表层的、显性的因素, 无法触及行政文化质的规定性, 同时, 由于范围太广, 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有较多的交差和重复, 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 不应该成为其研究内容;从制度层面看, 行政管理主体和客体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 共同创造和维系着具有一定群体结构的一系列办事程序, 如行政体制、行政制度、行政组织形式、规则以及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行政制度是一种心物结合的东西, 可以分为“精神形态的行政制度和物质形态的行政制度”。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在行政活动领域即表现为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是与行政相关的文化, 它包含人们行政行为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 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 具体来说包括人们的行政观念、行政意识、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心理、行政原则、行政价值、行政传统等。行政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 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如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行政文化是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 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形成的, 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活动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一旦形成则具有不少相对稳定的特性。随着现代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多变, 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政府所承担的只应是其中的一部分, 相当部分职能要由社会自身不同性质的组织来行使, 政府不能过多干预, 分化型是现代行政管理向参与型、服务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松散型到效能型, 现代化的行政管理讲究的是成本和效率, 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国际化竞争的冲击中, 科学定编、裁减冗员、增强服务、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成为21世纪行政管理追求的目标;由集权型到参与型, 参与型不仅是以行政主体积极参与为特征, 而且行政客体对主体的行为内容及方式也会积极施加自己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强调参与型的管理, 强调被管理者的能动作用, 为适应现代化行政管理的需要, 我国参与型的行政文化中, 不仅要包括行政主体对决策活动的影响与参与, 而且还要包括行政活动的社会受体对行政活动的影响与参与;由人治型到法治型, 现代化的行政管理讲的是法治, 强调法的至上性, 要求制订完善的行政法规, 依法行政, 对行政权力的拥有进行明确的界定, 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定, 这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 可以将行政文化概念界定为客观行政体系及其运作过程在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反映, 是通过行政社会化的途径形成并反映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和发展趋势的行政哲学、行政思想、行政艺术等意识要素, 是通过社会传承和学习而获得的关于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过程、方式的价值观、理想、信念、态度、道德、习俗等心理要素, 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 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态, 是行政管理之魂。

摘要：目前理论界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文化内容和行政文化主体两个方面。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 应该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合理契合点, 把涉及人与人关系中范围最广的文化和代表一个社会公共权力运作方式的行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即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 在此基础上, 理顺其与政治文化概念的关系,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密切结合行政管理实践需要和发展趋势, 合理界定其内涵和外延。

关键词：文化,行政文化,概念,界定

参考文献

[1]蔡林慧.行政文化的特质和要素分析[J].理论探讨.2003. (04) .

[2]余蕊.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J].前沿.2006. (04) .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思考 篇3

关键词:文化 行政文化 概念 界定

1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主要分歧

行政文化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行政,具有文化的一般结构,反映文化的一般属性,行政文化的主体和内容,是把握行政文化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而目前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的多种争论,归纳起来也大致集中在这两个方面。当然,这只是分析角度不同,不能截然分开,不少定义就同时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从行政文化内容方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主要分歧。

行政文化具有特定内容,这特定的内容就成为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现实基础。理论界对文化概念及其研究内容的认识尚未统一,主要分歧在究竟是从广义文化的物质制度。精神结构的哪些层面来确定文化学的学科对象,这影响到人们对行政文化概念的确定,也就相应表现出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从物质、制度和精神三个层面来界定行政文化概念。“行政文化是文化在行政管理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样式,是一定行政组织中行政员工集体创造并公认的文化,是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有机结合的整体。”这是行政文化研究早期的观点,随着行政文化及相关学科研究的深入,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已经不多了。

第二种观点是从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黄达强认为,行政文化是“政府官员或政府公务人员所应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人群关系及价值观念”。

第三种观点是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行政文化是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行政机关及其行政工作人员的各种行政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精神文化形态,属于政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是社会文化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形式,是关于一切公共行政活动的行政意识观、行政价值观、行政道德观和行政心理倾向等的总和。”

2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界定的几个基本问题

概念理解上的莫衷一是,对行政文化研究和行政文化建设都十分不利,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行政文化概念不是行政学家主观思想的创造,而是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和行政管理实践基础的产物,其研究必须立足于其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立足于其赖以展开的现实基础。正确把握行政文化概念,首先应该分析其分歧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方法,分析概念的来龙去脉,理顺概念的内外关系,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合理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必须找准“行政”与“文化”的契合点。行政是国家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目标而依法管理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执行性活动。由于国家政务和社会公共事务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其具体内容也是不断变化的,这就导致人们对行政概念的认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发展性。在这一认识发展过程中,必须引入一种相对稳定的因素,以便科学揭示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推动行政学研究的深入。而文化作为一种深藏于心的精神积淀,是人的一切目的性行为的心理动因,是推动行政过程有序进行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将文化引入行政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行政文化属于政治文化的范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与政治文化概念相吻合。

3 关于行政文化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合理界定

明确一个概念,首先要明确概念的内涵,即反映对象的特有属性特别是本质属性的内容和方面。一个概念在正确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同时,也应该反映具有这些本质属性的对象,即概念的外延。科学界定行政文化概念,应该重点把握其内涵,合理界定其外延。

从精神层面界定行政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理论和实践依据,而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因素不应该包括在内,原因在于:从物质层面看,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行政管理手段、技术、符号、语言等,是按照人的主观意图加以改造,以符合行政管理需要的客观自然物,受到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并且物化、体现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具有超制度、超观念的自然属性。由于涉及的是表层的、显性的因素,无法触及行政文化质的规定性,同时,由于范围太广,与其他学科研究领域有较多的交差和重复,不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不应该成为其研究内容;从制度层面看,行政管理主体和客体在长期的行政实践中,共同创造和维系着具有一定群体结构的一系列办事程序,如行政体制、行政制度、行政组织形式、规则以及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行政制度是一种心物结合的东西,可以分为“精神形态的行政制度和物质形态的行政制度”。

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行政活动领域即表现为行政文化。行政文化是与行政相关的文化,它包含人们行政行为的态度、信仰、感情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等,具体来说包括人们的行政观念、行政意识、行政思想、行政理想、行政道德、行政心理、行政原则、行政价值、行政传统等。行政文化是一种多层次的、复合的文化,它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社会制度、民族特性、文化心理、文化背景、传统习惯等。行政文化是在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在具体的行政活动中形成的,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的行政活动培育出不同的行政文化,行政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一旦形成则具有不少相对稳定的特性。随着现代社会事务的日趋复杂多变,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所承担的只应是其中的一部分,相当部分职能要由社会自身不同性质的组织来行使,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分化型是现代行政管理向参与型、服务型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松散型到效能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讲究的是成本和效率,在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和国际化竞争的冲击中,科学定编、裁减冗员、增强服务、提高行政效率、节约行政成本成为21世纪行政管理追求的目标;由集权型到参与型,参与型不仅是以行政主体积极参与为特征,而且行政客体对主体的行为内容及方式也会积极施加自己的影响,现代社会的发展日趋强调参与型的管理,强调被管理者的能动作用,为适应现代化行政管理的需要,我国参与型的行政文化中,不仅要包括行政主体对决策活动的影响与参与,而且还要包括行政活动的社会受体对行政活动的影响与参与;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现代化的行政管理讲的是法治,强调法的至上性,要求制订完善的行政法规,依法行政,对行政权力的拥有进行明确的界定,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定,这是行政管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将行政文化概念界定为客观行政体系及其运作过程在社会成员精神世界的反映,是通过行政社会化的途径形成并反映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和发展趋势的行政哲学、行政思想、行政艺术等意识要素,是通过社会传承和学习而获得的关于国家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体制、过程、方式的价值观、理想、信念、态度、道德、习俗等心理要素,作为行政管理深层次的软件因素,行政文化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的进步状态,是行政管理之魂。

参考文献:

[1]蔡林慧.行政文化的特质和要素分析[J].理论探讨.2003.(04).

[2]余蕊.行政文化创新--以行政变革为视角[J].前沿.2006.(04).

关于文化的概念 篇4

要想清楚说明什么是“文化政策”这个种概念，必须要首先明确什么是“政策”这个属概念。

根据辞海定义，政策的含义是“指国家、政党为完成特定的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是路线、方针的具体化。”[1]不过，迄今为止在理论界，“政策”的概念并没有严密定义并得到一致的认可。一方面原因在于，“政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非常活跃，通常用法各异。在众多规范性文件中，可见各式各样关于“政策”一词的使用，在不同语境下，其各自的内涵和外延，具有非常大差异，可谓五花八门，这直接导致我们对“政策”的定义和理解具有模糊性和混乱性。例如常常可以见到“党的政策”、“国家政策”、“政策法律”、“具体政策”、“政策精神”等各类使用方式，但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指向同一概念内涵。另一方面，在现实使用中“政策”的表现形式过于丰富，灵活性太多，这同样阻碍了我们想要对其进行严格、明晰的定义。在习惯性用法中，不仅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可称作“政策”，还有一些没有规范形式的讲话和评论也被习惯性称为“政策”。可见，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对“政策”的理解是很难绝对统一的。

客观地说，“政策”的定义虽然纷繁复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各种语境下继续合理使用。由于复杂的政治和历史原因，我们已经对“政策”所体现出的背景的深刻性有着潜移默化的理解。除非要求极高的学术研究和法律文件，事实上对“政策”一词各种灵活的解释，一般也并不会使人对该语境的整体理解造成误区。因此，实践中我们没有过多纠结于必须对“政策”词语本身进行统一、严格的定义。还有学者提出，“我国长期因计划经济体制而导致的一种现象，政策和法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不是这两个概念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这两个概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承载的内涵不同。”[2]

但笔者认为，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从性质上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它们分别构成党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和中央政府对文化进行宏观管理的主要手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和剖析，对“政策”一词进行狭义的界定，以免在论述时产生混乱。笔者在本文中将“政策”概括为“执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为处理政治事务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这个概念下，政策的形式范畴包括了党的口号、纲领、章程、文件等等；内容范畴包括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文献和决议、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以及中央直属机构为贯彻中央精神以及进一步解释和细化党的基本政策而发布的相应文件等等。需强调，领导人的口头讲话等不具备正式规范形式的内容并不包括在内。

尤其需要特别说明，那就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区别。党的政策与国家政策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其实紧密不可分。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执政党，对政府机构和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因此，国家政策是以党的政策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二者虽然内容相同，但是他们发布的主体和采取的形式并不相同，因此法律属性不同。相比较而言，在理论和实践中，国家政策比党的政策更加难以作出明确的定义。尤其是国家政策常常指向未形成规范性文件的原则、方针和发展战略等，或者指向某些具体问题的具体执行计划方案。例如一些行政调整手段，也往往被称作“国家政策”。本文中，根据前文阐述，显然将“政策”定位于“党的政策”，而非国家政策。

我国的文化政策，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为进行政治领导、促进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路线、方针、原则和规范，是管理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和主要方式及手段。

二、文化法律的定义

理论界通常使用的概念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反映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权利和义务，确认、维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规范系统。

广义的法律，则指法的整体，即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法律解释。狭义的法律，专指拥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

本文中所提及的文化法律，指拥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和颁布的关于国家文化事务管理、调整社会文化生活为主要内容的规范性文件的总和。

三、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的区别与联系

通过概念的界定，我们可以明确的是，执政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法律，现阶段我国文化政策也并不等同于文化法律。目前很多学者对文化政策的研究立论，事实上采用的是广义的文化政策概念，例如《文化政策学》中的定义，“文化政策是一国对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物博物等领域进行行政管理所采取的一整套指定性规定、规范、原则和要求的总称，是有别于科技政策、教育政策等其他领域政策的一种政策形态。”可见，此处对文化政策的定义实际上既包括了党的文化政策，同时也包括了文化法律。而在本文中，笔者对这两方面做出相当明确而具体的界定。

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一，产生的渠道不相同。我国文化政策是由党制定和颁布的，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同时也带有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的外在特征，例如宣言、纲领、决定、决议、讲话、文件、通知、声明、口号、批复等等。而文化法律则是由有相应立法权限的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制定的，表现形式具有规范性和确定性。

第二，调整范围和方法不同。文化政策一般不调整社会文化领域中涉及程序类的部分，不具备强制性，靠理想信念、道德教育、纪律规范等加以实现。文化法律则对党内文化建设问题不予涉及，并且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

第三，外在表现属性不同。文化政策更加活跃，具有前瞻性和时代感，更能反映出社会生产力和文化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往往是促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先导。而文化法律则应当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严谨性、系统性和普遍性。

文化政策体系与文化法律体系的关系到底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文化政策是基石，是社会文化生活基本价值观的体现。同时，文化政策弥补了某些方面文化法律的空白。

“法律机制在社会调整系统中不能不受到其他社会规范的影响，而政策是其中反映社会利益和变革最为深刻和直接的一种，其他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服从根本性的社会政策所作出的价值选择”。[3]文化政策所确立的国家核心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决定了社会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构筑了人民的精神家园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文化政策始终引领着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人民创造文化产品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当文化方针、文化政策符合文化发展客观规律时，就有利于保障、鼓励、促进全民族的文化创新，有利于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文化就繁荣，就发展，反之，文化就萧条，就停滞。‘双百’方针的提出及其贯彻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曲折，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4]

尽管文化法律作为政府进行文化宏观管理所制定社会文化行为规则，对维持社会文化发展秩序和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文化法律的作用并不能一味高估，尤其是当文化立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例如，我们都了解的假唱现象，在大家“明知”的情况下存在了很长时间，甚至从某种强调现场效果的角度看，具备了一定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理由。但是显然，社会价值的道德认同和法律底线都不会认同假唱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种现象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弊大于利，让整个社会艺术表演活动失去健康良好的秩序。我们都知道，直到2005年《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出台，“不得以假唱欺骗观众”的规范才出现。这体现了法律对类似文化现象的界定往往迟迟难以划定，也就是常说的“法律滞后性”，可能会导致法律未覆盖的社会文化生活处于无监管和无序状态。不过，法律的滞后性同时体现了法律在对新生的事物现象进行“存在的是否是合理的”命题下的观察、审视、评估和决定，然后再作出决策的行动。这种滞后性和谨慎性，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在实际生活中，新事物、新现象以及纷繁多样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文化法律始终将存在“滞后”的“弊端”。无论如何严密，其固有的局限性导致其始终将出现落后于实际和客观形势，永远都存在不完善、不详尽之处。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建立协调预期的法律机制，更要善于利用文化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其中的不足。而在尚未制定文化法律的社会文化领域内，社会关系就只能以文化政策调整为主。文化政策涉及到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是党领导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指针，也是社会文化立法的依据。我们应当按照文化政策所引导的方向，有意识地引导、协调社会文化行为，帮助人们进行价值观和行为选择，建立良好的社会文化发展秩序。

也就是说，在已经制定的文化法律不足以调整社会文化领域内各种复杂关系的时候，政策和法律同时作为调整规范存在，相互配合和补充。一方面，“某些法律规范的具体内容、内涵和外延是根据形势，由政策来确定”[5]。另一方面，中央提出的文化政策往往由文化法律加以具体化和规范化，以补充法律的不足。

经验证明，凡是新的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的产生或者文化宏观管理方针的转变，包括现在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文化体制改革，一定会出现阶段性的探索实验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从政策指导到制定法律的过渡过程。很多法律规范的产生，也就是从政策原则调整产生的法律关系中再产生出来的。尤其在改革的过程中，许多探索性的文化政策必然要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活跃在文化领域。当然，它们中的大部分最后都将转化为法律规范。

随着文化法律的不断健全，调整机制日益完善，法律调整将在社会文化领域内越来越多地取代原来文化政策的职能和作用，成为社会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调节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政策的作用日益削减，而是将“进入更高的层次，作为法律的精神或原则，发挥它在整个社会调整系统中的宏观指导作用，而不再作为一种法律渊源与法律体系在微观层次并行”[6]。文化政策的主要职能则是构建国家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功能，而不再过多体现在规范性上。在这个层面上说，这将是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的理想格局。

其次，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互有制约，互相作用。

一方面，政策与法律的适用可能产生交叉或者矛盾。从法律的特点和性质的角度来讲，文化法律作为独立的社会调整机制，强调的是独立的实施过程。但是在实际中，文化政策对文化法律的实施具有相当影响。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文化行政机构和文化执法机构在依法行政及办案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适当变通，以考虑党的文化政策需要。可以说，目前党的各种政策，都是法律在实施过程中的指导和参考。同时，在社会文化发展新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新形势，也必然产生新的社会调整要求。而此时文化法律可能已经经过一段时间落后于新形势的发展，新的政策原则超越了原有的法律，却又没有规范化形成新的法律，这就会产生新的政策和旧的法律之间的交叉或者矛盾。尤其现阶段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这种新旧体制改变面临到的新情况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所带来的矛盾也势必比原有计划体制下文化发展单一模式的稳定时期更加突出。如果政策的效力盲目地高于法律的效力，那么文化法律的具体实施势必面临着尴尬的境界。这是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笔者认为，依法有权对文化法律进行解释的职权部门，根据党的最新政策对文化法律进行及时有效的解释，则能够有效缓解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党的文化政策经过实践的验证，在时机成熟之际，经过一定的程序后，其中可操作性、规范性强的部分，必然转化为文化法律的形式。这需要注意两个重点问题。

一是党的文化政策，尤其是在纲领性文件中所阐述的文化政策，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是执政基础，文化法律受文化政策的指导和调整。这是党在国家的根本地位决定的。不仅如此，在文化法律机制运行调整功能时，要受到文化政策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规范的影响，例如社会习惯等等。文化政策在各种社会规范中最直接和深刻地体现了文化领域中的社会利益关系和变革的内涵。其他所有一切社会规范都必须受到文化政策所体现出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

二是文化政策经过在实践中的摸索之后，根据社会需要和经过一定的程序转化为文化法律，形成正式的法律规范，成为文化法律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法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也是党提高执政能力、实行依法执政的重要内容。

通常来说，文化政策的转化具有不同的形式。有的文化政策采取党中央与国务院联合发布的形式。这种形式使得文化政策与文化法律在形式和属性上相统一并直接具有了相应的法律效力。还有的文化政策文件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被文化立法机构援引，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文件，从而完成从原则到具体规则的转化，这也是文化政策转变为文化法律的一种典型方式。还有一部分文化政策虽然并没有在形式上被转化为法律规范，但是被作为了立法的渊源，其功能性等同于法律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必须要遵守正当程序，这是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与法制社会的重要原则。正当的程序虽然并不意味着结果必然公正，但是公正的结果必然建立在程序的正义基础之上。依靠程序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合理运用技术化手段，文化政策转化的过程和目标才不会发生价值偏离。当然，按照法学理论，正当程序和法定程序并不完全一致。法定程序仅仅是文化政策在向文化法律转化过程中所要遵循的最低要求，正当程序则是比法定程序更加深层次的要求。现阶段，在我国的文化立法实践中，虽然并没有明确正当程序原则，但是《立法法》中关于提案、听证、审议等制度要求，以及《行政许可法》等包含的类似法律规定，已经对正当程序原则进行了实践中的贯彻。只是，专门针对文化政策转化文化法律的制度研究，并没有得到特别的总结研究。文化政策的广泛性、基础性，以及在社会文化生活中起到的核心指导作用，奠定了文化政策的独特特点和在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统领性地位。可以说，文化政策转化为文化法律的正当性研究，是党在进行文化宏观管理过程中如何实行依法执政和提高执政能力这一命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文化政策和文化法律有很多共同性和一致性的特征，尤其表现在它们都充分体现出了国家意志，但它们并不是两个简单的、重叠的概念。前者指向党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确立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方式，是人民主权和共产党执政行为在文化领域的重要体现；后者则指向政府要依法行政，明确了政府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构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安排。正确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顺和协调党、政部门对文化宏观管理的不同职能，这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注释：

[3] 《论我国社会调整系统中的政策与法》：范愉著，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4月

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概念 篇5

【关键词】自我概念；文化情境；边界通透；关系化

关于人的问题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而人的哲学又源于人对自我的觉知。近代哲学开端于笛卡尔主义的原则――我们自身的自明性是坚不可摧、无懈可击的。从“我是谁”的问题出发，人们定义“我”的概念。苏格拉底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够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然而，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社会历史环境中的人最自我的理解受到文化的浸染，表现出地域性和层次性的差异。本文将从中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分析中国人的自我概念。

一、文化哲学语境中的人

人类的生活世界是文化符号的集合体，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必然带有文化属性。生活在物质生活世界中的我们，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感知并且被感染，这就是一个不断体味自己所处的位置的过程。文化环境影响存在于其中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相对于人的生物性而言，人之所以为个体的人，很大程度上缘于人的第二属性――文化属性。

我们以人类文化为依据来定义人。从古希腊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再到孔德的实证主义，对人的认识从个人意识到普遍主体即――“人类”。“在人类中，生活很少以自然的安排为基础，而是以在文化上被塑造成的形式和惯例为基础。由于我们从历史上懂得了不存在自然的人，即使是最早的人也生活在一种文化中。”中西方人在生活地域的不同，所属文化圈不同，其自我身份的认同不尽相同。查尔斯?泰勒说“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人对自我身份归属进行认同时总要以自我以外的他者为参照对象。

因此，要理解中国人的自我概念要有文化差异的视角，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和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根溯源，一探究竟。

二、传统文化中的自我概念

在古汉语中，是没有“我”这一概念的，汉字的我来源于西方，也不免带有西化的意蕴。而在中国的从传统家族观念影响下，中国人对自我的边界定义十分模糊。“我”常常被扩大为“我们”。中国文化坚持“家族本位”，十分重视血缘纽带，个人往往是消融在血浓于水的情感与责任伦理之中。例如有个游戏让人们在信仰、朋友、家人、健康、工作之间选择，大部分中国人会认为家人和朋友是最重要的，甚至超过自己的健康和工作。

中国人不推崇个体的独立于个性的张扬，西方意义上的“自由”往往是中国人眼中的越轨行为，是“出格”的、“不守本分”的。中国传统思想之精髓――儒家思想强调强调自我与他人者相处之道，即人我关系。

（一）边界通透的自我概念

香港学者杨中芳提出，在“自我”范畴内应该区分“个己”与“自己”。西方的自我等同于个己，而中国人的自我包含个己和自己人（重要他人）。我们发现，要理清中国人的自我概念要突破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重新定义自我的边界要进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具体情境。

北京大学杨宜音长期扎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具体情境，进一步明晰了中国人的自我概念。基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她认为中国人的自我是边界通透的虚线圈，进入圈内的家人、密友、近亲和至交等共同构成了自我的范围。

总的来说，中国人自我概念的边界是通透的，“我”不是“我”，而是“我们”，是扩大了的“大我”。

关乎哲学的深层次问题――生死之辩的例子上特别明显。例如许多医生回忆道病人生命垂危的时候只有等到亲人离开那一刻才能咽下最后一口气，了无牵挂的安心离开。

关于身体――生命的载体的公益性上，愿意死后捐献遗体的中国人很少，其原因主要是捐献遗体需要亲属签字同意，然而中国传统家族观念影响下中国人不愿意自己的亲人“支离破碎”，这也是近代火化的推进过程历尽艰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角度，无偿献血部门就通过“一人献血，全家免费用血”这一条件吸引民众献血，在数量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二）关系化的特征

中国人的自我是关系化的我，在九族五服制度之下的先赋性关系和后天情感驱使下的交往性关系是决定自己人距离自我中心的推拉因素。例如一个人刚出生时由于本能的私性，其自我范围可能是身体的个体，年轻时受到家庭的影响自我概念扩大至包括家人的自己人，通过友情结识朋友以及通过爱情创建新的家庭将自我的边界今年一步扩大„„其与家人（包括后天形成的爱人也算作家人）的关系是你我不分的，中国文化的“和”的宗旨便是一种互为你我的和谐互动状态。

北京奥运会上“我和你，心连心，共住地球村”歌词简单响亮，但是中国人的这种兼爱式的“大我”思想真的优越于西方的个体主义思想，真的形成了所谓的“大同社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大同社会往往是传统统治者对子民安于现状的理想构造，是个乌托邦式的期望。中国人看似无私的“大我”即对自己人的慷慨实质上是对外人“私”，边界通透不一定是没有边界。他者不仅可以被吸引进圈内，同时也意味着可能被排斥到圈外成为外人甚至敌人。

因此中国人在身份上面对他人是不公平的，却是有原则的。这其中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和冲突的可能。例如老子跟儿子吵架会说“你不是我儿子”，面对陌生人的过分热情中国人有句俗话叫“真拿自己不当外人”。因此，对中国人的自我概念不能够作价值的评判，仍然应该坚持文化学中差异与尊重的原则，去除简单的价值归因。

三、结语

总的来说，在不同的文化情境的影响之下，中西方的自我概念有着不同的概念边界和形成原因。中国人的自我概念是边界通透的、关系化的，要进一步理解中国人的自我概念理当进入传统的、发展的情境中，浸染本土本真的文化氛围，在生活中知觉体悟。

参考文献

关于文化的概念 篇6

-----“三集五大”体系建设企业文化宣讲内容

（一）关于企业文化的概念，外界普遍有许多不同的认知和表达。其实，企业文化指的是一个在工作团体中逐步形成的规范，它是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在企业内部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是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影响下形成的具有企业特点和群体意识以及这种意识产生的行为规范。

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企业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狭义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个性的经营宗旨、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准则的综合。

在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上，企业文化的双混合，即指在企业界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在人群中和社会上发生了文化的影响。它不是指知识修养，而是指人们对知识的态度；不是利润，而是对利润的心理；不是人际关系，而是人际关系所体现的处世为人的哲学。企业文化是一种渗透在企业的一切活动之中的东西，它是企业的美德所在。企业文化基本价值观和对企业内外环境的基本看法，是由企业的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和信仰的行为规范，价值体系，是指导人们从事工作的哲学观念。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生产经

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这些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具有相对独立性，就好比每一个企业，都会有其独特的文化淀积，这是由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管理特色、企业传统、企业目标、企业员工素质以及内外环境不同所决定的。同时，企业文化中的特征一项，也是相当重要、不可忽视的。那么，都有哪些特征呢？

一、继承性

企业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产生、生存和发展，企业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企业文化的继承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精华。二是继承企业的文化传统。三是继承外来的企业文化实践和研究成果。

二、相融性

企业文化的相融性体现在它与企业环境的协调和适应性方面。企业文化反映了时代精神，它必然要与企业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环境相融合。

三、人本性

企业文化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最本质的内容，就是强调人的理想、道德、价值观、行为规范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在企业管理中要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注重的全面发展，用愿景鼓舞人，用精神凝聚人，用机制激励人，用环境培育人。

四、整体性

企业文化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人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引导企业职工把个人奋斗目标融于企业整体目标之中，追求企业的整体优势和整体意志的实现。

五、创新性

创新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企业文化自身的内在要求。优秀的企业文化往往在继承中创新，随着企业环境和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而改革发展，引导大家追求卓越，追求成效，追求创新。

与上述起同样重要作用的，当属企业文化的功能。它们分别为凝聚功能、激励功能、调适功能、辐射功能等四项。这四项功能的作用尤为突出，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使每个职工都会感到自己存在和行为的价值。我们都知道，自我价值的实现，是人类社会中最高精神需求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必将形成强大的激励。在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氛围中，领导与职工、职工与职工之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特别是领导

关于“公允”的概念 篇7

一、“公允”的提出

1844年, 英国的公司法 (Joint Stock Companies Act 1844) 最早提出, 在财务报表中要体现“充分和公允” (Full and Fair) 。会计界从此开始了对公允观念的要求。1948年, 英国在修订公司法时正式提出“真实与公允” (True and Fair) 理念, 要求在会计年度结束时, 公司必须按照“真实与公允”的理念, 提供资产负债表以表达公司的财务状况, 提供损益表披露会计年度中的利润和亏损。至此, 财务信息要具备公允性, 业已成为英国重要而且被普遍认可的会计理念。1985年英国再次修订的公司法中, 强调和突出“真实与公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把它作为财务报表唯一的法定目标, 并阐明如何保证财务报表做到“真实与公允”的措施。这样, “公允”一词, 从作为一种概括性观念的要求上升为会计职业界处理经济业务、编制财务报表的一个最高判断标准, 促进了财务报表各项质量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 增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披露。

吴俊洁认为, “真实与公允”观点是一种高于公认会计准则的法律要求, 在保证会计人员的职业行为符合会计准则方面, 它是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标准。同时, 在支持发展会计师职业和提高他们的地位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二十大审计公司的技术合伙人曾经对“公允”解释为:“不误导、实质重于形式、恰当反映、放在正确的背景下、与潜在的真实性相一致、能理解实际发生的事件、与特定背景下的规则相一致、合理、能给出准确的反映, 以及报表用户收到正确的信息等。”这一解释指出了公允的真实性、实质性、动态性的本质特征, 为公允价值计量成为重要的计量属性做出简要且权威的说明。

二、“公允”的涵义

著名会计和审计专家蒙哥马利认为, “公允”只有与公认会计原则联系起来, 才富有内容。意思就是, 单纯地为“公允”下一个绝对的定义是不必要的, “公允”必须要有体现的内容或对象, 必须把公允放在具体的使用环境中定义。

王清刚认为, 与其说“真实与公允”是一个会计术语, 不如视其为一种理念和境界, 是属于哲学意义上的抽象的范畴, 我们不可能用一套简单的描述性规则来定义它。

“公允”, 顾名思义是公正、允当之意。翻开《辞海》, “公正”解释为人们从既定概念出发对某种现象的评价, 或是被认为应有的社会状况, 反映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作用和地位、行为和结果之间某种相适应的关系;亦可解释为坚持原则, 按照一定的道德、法律等社会标准, 实事求是地为人处世。“允当”解释为适宜, 得当。总体来说, “公允”应该是公平的、公正的、公认的。

反映在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上, “公允”应该体现会计计量及会计披露的公平性、会计方法选择及会计准则内容的公正性、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信息评审的公认性。

(一) 会计计量及会计披露的公平性

1.会计计量的公平性。公平指权利和义务的对等, 投资人投入的资本要与其享有的权益对等;债权人借出资本的代价要与其收到的利息对等;经营管理者付出的劳动和提供的服务要与其得到的工资福利对等。可是, 如果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坚持使用历史成本计量, 就会导致虚增利润, 就会造成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 就会加大债权人的风险, 就会造成经营管理者的福利收入失去实际购买力, 这样, 就出现了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 如果采用一种体现“公允”的计量属性, 就可以更为真实、客观地动态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 为股东、债权人、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各生产要素投入者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会计信息。

2.会计披露的公平性。公平还指会计信息使用人具有平等的权利。由于产权关系的日益复杂, 会计信息使用人的范围日趋扩大, 股东, 债权人, 企业经营管理者, 行政、财政、税收等政府管理部门, 社会各中介单位, 各相关利益集团及个人, 都成为了企业财务报表的服务对象。这样, 就要求企业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完整的, 所列示的项目是相关的, 不能倾向性地提供有利于某一利益单位的局部信息, 剥夺其他会计信息使用人了解企业经济活动情况的平等的知情权。当然, 要注意也不能违背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 盲目罗列不相关、不重要的信息以求形而上学的完整性。

(二) 会计方法选择及会计准则内容的公正性

1.会计方法选择的公正性。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 有很多种情况存在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在选择会计方法时, 应该选择最具中立性、最具公正性的。但是, 在实际会计工作中, 企业的股东和经营管理者经常利用权力, 从自身利益考虑,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方法, 比如企业的股东会选择纳税少、投资回报高的会计方法;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会选择提高个人薪金报酬的会计方法, 这样就会对在会计方法选择中处于劣势的利益关系人丧失公正性, 甚至会妨碍和误导这些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因此, 要坚持公正性原则, 要不偏不倚地以公允的理念, 选择最能客观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会计方法。

2.会计准则内容的公正性。“会计中的中立性, 对制定会计准则的人们比之对利用准则来编制财务报表的人们更为重要”。 (1) 会计准则要为社会公认, 关键在于准则内容的中立性、公正性。由于会计准则的制定涉及不同产权利益关系, 各利益关系人势必争相要在准则中体现各自利益最大化, 因此准则制定部门必须要坚持中立公正的立场, 调整来自不同利益关系的矛盾, 维持不同利益关系的均衡, 最终才能形成各方面力量公认的会计准则。美国的公认会计准则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的, 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是独立的民间机构, 这就体现了准则制定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和中立性, 从而保证了准则制定内容的公正性。我国的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是中国会计准则制定的重要咨询机构, 主要职能是为制定和完善中国的会计准则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委员会委员及咨询专家来自会计理论界、会计中介机构、政府有关部门、会计职业团体、证券交易所和企业界,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也保证了会计准则制定内容的公正性。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三) 会计准则制定程序和会计信息评审的公认性

1.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公认性。会计准则制定程序要具备科学性和完备性。要广泛地征求社会意见和建议, 要有相当时期的实践检验, 才能保证在准则制定程序方面取得公众的公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严谨科学。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部门为财政部会计司, 制定的程序是: (1) 由会计司提出会计准则立项意见, 向会计准则委员会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调整后报财政部领导批准正式立项, 并向社会公布; (2) 立项后, 会计司成立项目起草组, 起草讨论稿, 征求会计准则委员会意见, 修改后形成征求意见稿; (3) 会计司将征求意见稿印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 以及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 并在会计准则委员会及其他主要媒体公布, 召开座谈会、研讨会, 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项目起草组对形成的意见进行整理修改, 再次提交会计准则委员会;项目起草组根据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意见进行修改, 形成送审稿, 经会计司报送财政部领导审定后, 由财政部正式发布并组织实施。

欧洲文化认同的概念分析及其启示 篇8

关键词:文化认同;欧洲一体化;全球化;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20—0167—03

从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ECSC)]的建立,到1967年歐洲共同体正式成立(European Communities),再到1993年欧盟(European Union)的诞生,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欧洲一体化进程终于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取得了成功。随着2009年12月1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欧洲一体化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在这漫长的历程中,尽管经济一体化起着决定作用,而作为稳固的基石,欧洲的文化认同则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在了解欧洲文化认同之前,我们必须对文化和文化认同的内涵有所认识。

一、文化认同的内涵

(一) 文化的概念

在文化人类学的概念出现之前,文化一词往往被限制在艺术、文学、音乐和哲学等领域内,直到19世纪,英国人文学者马修·阿诺德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即文化不仅是一种关于完美的研究,还是涤荡人类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条件。与阿诺德的理论相比,文化的人类学概念似乎更能准确的诠释“文化”一词。而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埃德加·沙因则认为,文化意味着某一组织中结构的稳定性。文化要素不仅应该被分享,还应该是稳定的、深植于组织成员的潜意识中。这些要素互相联系形成一个聚合体,并且它们大部分处于一种无意识的层次,所以很难被察觉。另外,沙因还将文化定义为“一系列的内隐假设,有关一群人如何分享和决定他们的认知、思想、情感以及公开行为的程度。它藉由组织成员的共享历史和期望,以及他们之间的社会互动的产出所形成。”[1] 此外,主要从事文化差异研究的吉尔特·霍夫斯塔德教授将文化划分为两种概念:文化一是指一种可以在教育,艺术和文献中找到的,能够不断被完善的文明;而文化二则被定义为能够解决比文化一更基本的人权进程,以及一种能够将某一群体与其它群体区分开的集体的思想规划。

另外,欧盟也将文化的概念记录在其文档中。首先,欧盟在1977年发布的“关于文化领域的欧共体行动方案” 中首次开始关注文化领域,该方案极大的推动了欧共体内部文化产业的发展。这里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资源,或一种更具体的产品,如艺术,电影和电视文学等。在当代欧盟的出版物和政策中,仍然会出现这种文化内涵。例如,“文化2000项目”中称“文化既是一种经济因素,也是一种社会融合中的公民身份的象征” 。其次,欧盟在1988年的一份报告中将文化定义为教育和个人成就。这份报告确定了欧盟的文化政策,即实现个体创意和智力的最优发展。因此,与其他文化措施一样,教育在欧盟的文化政策中同样被视为一种维护欧洲认同的手段。最后,欧盟也将文化定义为某一特定群体的特性。1988年,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报告(ESC)强调文化能够展现集体的特征,并作为一种媒介加强社会凝聚力。在这份报告中,文化被描述为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风俗传统。文化还应该承担社会融合的责任,以及区分该群体与其它群体。而在之后的“文化2000”项目中,文化“在共同体面临的诸如全球化、信息社会、社会凝聚力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新挑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2] 由于欧洲的文化和认同是实际存在,只需要将它们植入人们的意识中,就进一步加强欧洲认同,因此,欧盟文化政策的任务应该是“提醒” ,而不是“创造” 。

(二)文化认同的内涵

在确定什么是文化认同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认同(identity)” 进行定义。近年来,“认同”一词被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认同” 的原意为“同一性” 或“赞同” 。在心理学中,“认同” 则是一种认为彼此是同类,具有亲近感和可归属感的愿望。这里的认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自我认同或个人认同,指自己对自我现况、生理特征、社会期待、以往经验、现实情境、未来希望、工作状态等各层面的感知,统合而成为一个完整、和谐的结构,亦即追求自我统一性及连续性的感觉。二是社会认同,是个人拥有关于其所从属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身份所伴随而来的,在情感上与价值观上的重要性知识。亦即个体身为一个群体成员这方面的自我观念。个人用来定义本身社会身份的总合就是社会认同。随着个体发展与生活环境的不同,每个人一生可能发展出各种不同的认同型式:在个人方面,如自我认同、性别角色认同;在群体部分,如阶级认同、文化认同等。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认同是通过差异构建的。他强调:“只有借助与他者的关系,表明某个术语不是什么,明确缺少什么,是什么组成了它的外部这样一些‘积极’的层面——只有这样,认同才能被建立起来。”[3]

而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是指不同种文化之间或同种文化内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接触同化过程。它是个人受其所属群体或文化的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从类型看,有人对外来文化的认同,也有人对自己所属文化的认同;从内容看,有积极主动认同,也有被动消极认同;就趋势而言,有顺向认同(主体以所属文化为框架,说明外来文化),也有逆向认同(主体以外来文化为框架,分析、说明所属文化)[4] 。在个人层面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社会身分认同(social identity)和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从而使文化深植于人们的意识中,并形成统一的价值观;而在社会层面上,文化以其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将人们整合进一个共同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文化成为联系个体、维持群体结构稳定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有两种认同的需要。其一,通过寻找 “我” 与“我们” 的差异而获得“自我认同” ;其二,通过寻找“我们” 与 “他们” 的差异而获得“社会认同” 。前者使得个体获得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后者使得个体获得一种与众相同一致性和同一性。为了同时满足这两种需要,个体总是在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 [5～6]。因此,文化认同也是一种社会认同,是个体获得所属群体的“我们感”(sense of we-ness)的途径和过程。

在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认同往往有多种表现形式,如地域认同、方言认同、宗教认同、生活习俗认同等;而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形成之后,文化认同又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相互依附。文化认同不仅是复合的、多维度的,还是动态的,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多、日趋复杂。欧洲文化认同恰恰以最直观的方式体现了这种复合、多维的认同形式,它既体现在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各方面,同时又是欧洲大陆多民族、多国家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基础,更是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二、欧洲文化认同的外延

文化认同对欧洲一体化发展做出的贡献已经得到普遍的共识。欧盟相关的权威机构已经对欧洲文化认同的外延做出了明确界定,包括以下三方面:

第一,西方现代的民主制度和理念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欧洲,古希腊以其在哲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城邦建设上的伟大成就一直被视为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基石,欧洲的现代文明正是发端于伟大的古希腊文明。目前,欧洲的精英们往往认为他们的文化来自于古希腊文化。尽管古罗马文明中的大部分艺术成就和发明不及古希腊文明,但它们对欧洲的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欧洲的议会制度和公民概念就可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的法律不仅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成文法律,更是欧洲现代法律的重要法理渊源。如今,文化认同已经成为加入欧盟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第二,基督教的普及是欧洲文化形成的一个基本要素。尽管在欧洲的历史上,许多冲突和战争都是由宗教引起的,“宗教一体化”的出现却远远早于欧洲一体化。从公元13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宗教后,基督教在欧洲的势力版图就不断扩大,它的信徒遍及欧洲大陆,它与国家的权力制度相结合,更成为欧洲人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和文化代表。基督教不仅是统治阶级掠夺和奴役人民的工具,还削弱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不管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无论是穷人抑或富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平民,亦无论属于哪个国家,他们享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基督教。这样的文化传统不仅反映在欧洲国家的法定假日上,也同样体现在餐桌前的祈祷上。欧洲的一体化正是伴随着这样的文化认同不断成长起来的。

第三,欧洲各国的语言也具有相同的起源,这同样是欧洲文化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每个欧洲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但欧洲主流国家的民族语言则主要包括属于印欧语系的诺曼语(拉丁语系)、日耳曼语系和斯拉夫语系(有时还包括塞尔特语和希腊语等)。欧洲民族语言的同根同源主要表现在,它们都以字母作为书写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之间还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例如,屬于日耳曼语系的英语就受到了拉丁语和法语的影响,并保留了大量拉丁语和法语的单词;而同属于日耳曼语系的荷兰语和佛兰德语(比利时语)在书面语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口语和方言中有很大差异。这种同根同源的特点在斯拉夫语系中的各种语言中尤为明显。另外,在欧洲历史上,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欧洲的民族语言已趋于拉丁化。到了近代,法语曾一度流行于欧洲的贵族阶层中。由于欧洲各国的语言具有这种同根同源的特性,它实际上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文化认同具有明显的地域共同性,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区域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不仅是构建欧洲一体化的基本前提,同时也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尽管如此,由于文化认同本身的多层次、多维度属性,文化认同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例如,随着欧盟东扩的步伐不断加快,欧盟的成员国已经扩大到27个,但由于历史问题,横亘在东、西欧之间的民主传统、生活习俗等文化差异依然存在。尤其是土耳其,从1987年开始申请加入欧盟,一直到1999年才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10月终于正式进入谈判程序。土耳其的漫漫入盟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艰难,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因素之外,以其伊斯兰国家的身份想融入以基督教为宗教基础的欧盟确实困难重重。新任教皇本尼狄克十六世曾指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大陆,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其文化决定了他们共同的特点。为此,土耳其在历史上始终意味着另一个大陆,永远与欧洲不同。” 而欧盟单一市场委员会委员,前荷兰自由党主席弗里·波尔克斯坦,也就土耳其加入欧盟可能造成的后果发出了警告。他说:“伊斯兰教正在对欧洲文明与价值构成极大威胁。一旦七千万土耳其穆斯林得以加入欧盟的话,那么,目前的欧洲现状将会失去控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文化认同的局限性又阻碍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大。尽管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仍然存在分歧,但那些试图效法欧盟实现一体化的各领域精英们,如,东亚共同体的倡议者,却已经开始投身于研究和宣传他们自己的文化认同。

三、欧洲文化认同对中国的启示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文化融合和文化冲突也越来越普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主要伴随着西方价值观 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渗透和影响。牛仔裤、可口可乐、肥皂剧、好莱坞电影差不多被带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不仅娱乐节目已经模式化,就连国际新闻也深受影响。非西方文化的基础被削弱了。对此,亨廷顿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也有所描述:“20世纪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等。”[7] 一种文化,是对一群人给予身份认同的依据,从而使人知道“我是谁?”所谓文化认同危机,简单说就是不知道“我是谁”,或者“我”有了多种身份,原来以为清楚的,现在变得模糊了;原来自信的,现在惶惑了;原本相信的,现在怀疑了……这种全球化带给人们的文化认同危机,表明全球化不仅让人失去了私人空间、精神家园,而且也产生了对私人空间和精神家园的需求。这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会转而注重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复兴。

中国的文化认同同样也受到了全球化的影响,不仅传统文化受到极大的冲击,西方文化还渗入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今天,在中国,没有人不知道麦当劳、肯德基,尤其在年青人中间,好莱坞电影、hip hop、R&B等已经成为时尚的象征。当国内热闹庆祝圣诞节、情人节的时候,可曾想过海外的华侨们还在尽可能的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穿唐装、舞狮舞龙、赛龙舟等。当韩国抢先将端午祭申遗成功时,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警醒,我们的文化认同正在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冲击,我们的文化认同正在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在重构中国文化认同上,欧洲文化认同的成功确立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对于美国文化的入侵,欧洲人并非不闻不问,在这方面法国人的抗争最为激烈。法国曾在世贸谈判中提出了“文化例外”的主张,认为文化产品有其特殊性,不能与其他商品等同起来,任其自由流通。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一道拒绝华盛顿关于欧洲取消对美国影视产品的“配额限制”和“自由贸易”的无理要求,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了毫不妥协的立场。尽管美国强烈反对,但关于文化产品问题最终被搁置于乌拉圭回合协定之外。这样,美国影视产品将不可能“毫无限制地”向法国等欧洲国家倾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这些国家的文化领地。欧盟各国还积极采取措施,集中财力、人力和物力,提高欧洲各国影视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与美国产品相抗衡。早在1989年,当时的欧共体就通过指令,要求各成员国的电视广播中本国节目不得少于50%。欧盟的“文化2000”计划也要求各国“鼓励和支持影视工作者向世界展示欧洲人民的个性和创造天才”。当然,除了保护本土文化,欧盟也很重视与其他地区的文化合作。如欧盟与地中海国家的文化合作项目、与美国及日本之间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等。这些都给我国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首先,欧盟对邻近海上和陆地接壤的非欧盟国家实施了很多优惠政策,如巴塞罗那进程中的欧洲——地中海遗产项目 (Euromed Heritage Programme)、安娜·林德欧洲地中海文化间对话基金会 (Anna Lindt Euro-Mediterranean Foundation for Dialogue between Cultures) 以及与黎巴嫩、乌克兰等国的文化合作等。我国与邻邦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合作形式,巩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地位,同时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欧盟在亚洲的文化外交主要是通过亚欧会议文化领域对话的形式开展的,如召开关于文化和文明讨论的部长会议、发表关于文化和文明之间对话的宣言、建立亚欧基金会 (ASEF)。作为亚洲国家,我国同样可以利用亚欧会议这个平台,与欧盟在文化领域进行积极地交流合作。

最后,欧盟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要采取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如,举办电影节、讲座、及诗歌展示活动等,传播欧洲文化,增进人与人的交流。事实上,我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民间文化交流由来已久,如各国的孔子学院就是传播中国文化、弘扬传统儒家精神的良好平台。

无论如何,在全球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今天,世界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已经是大势所趋,如何在接纳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同时,保护和发扬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使其不仅能顺应历史的潮流、包容并蓄,还能够保持其本身的特色并发扬光大,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尤其,在当前我们面临文化认同危机之时,欧盟在文化认同方面所作的努力应该能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1]Schein,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Jossey-Bass,San Francisco,CA,1992: p10-11.

[2]Joint Position of 4 March 1996 on the harmonized applica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refugee": Official Journal L063,13/03/1996 p.2-7,Luxembourg: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3]Stuart Hall,Who Needs Identity,[R].in Stuart Hall ed.,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London: Sage ,1996 ,p14.

[4]谢新观.远距离开放教育词典[K].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27.

[5]Breakwell,G.M.& Lyons,E.(eds.),Changing European identit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social change[R].Oxford: Butterworth Heinemann,1996.

[6]Brewer,M.B.The social self: On being the same and different at the same time[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91,Vol.17,No.5,p475-482,SAGE 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