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篇1
中美“两国协调”(C2)评析
黄仁国
2012-10-22 17:00:01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京)2012年5期第35～40页
【作者简介】黄仁国，湖南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关系、文化社会史、公共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教学与科研。
【内容提要】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政府高官提出“中美协调”(C2)概念，这顺应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客观需要，反映了中国处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导原则，是对中美G2构想的积极回应与修正。与中美G2等级式大国关系不同，中美C2强调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发展大国关系，培植战略互信，减少战略误判，这有利于发展“和谐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关 键 词】大国关系/中美关系/两国协调/共同管理
2012年5月3-4日，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同时进行的还有第三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会议，以及第二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5月3日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开幕式上，以《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呼吁中美双方“抓住机遇，排除干扰，共同努力，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他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他还提出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五个“需要”，即“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①同日，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对话中就如何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C2概念。他指出：“中美不搞‘两国集团’(G2)，不搞中美主宰世界，也不搞中美冲突对抗，但可以搞‘两国协调’(C2)，加强沟通、协调与合作，努力摸索出和平相处、密切合作、共同发展的崭新模式。”②次日，戴秉国在对话中就“进一步加强中美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再次指出，过去3年多，中美协调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中美加强合作，他并提出未来加强合作的五个设想：一是切实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这是双方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三是在危机面前保持必要耐心；四是重信守诺；五是客观认识彼此能力和责任。③对此，人们不禁要问：中方为什么要提出C2概念?C2与G2有何不同?C2有生命力吗?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
C2概念的提出，多少有些意外，但又在情理之中。首先，C2概念是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的现实的一种归纳与升华。近几年来，中美对话机制不断拓展，2009年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并将此前存在的一些对话与磋商机制纳入统筹，且不断开启新的机制：2010年，启动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2011年，启动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支持中国海事局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建立“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并决定就商务、旅游、留学和其他商定类别签证人员颁发5年多次签证举行专门会谈。
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对话具体成果清单包括：促进高层交往，双边对话和磋商，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加强在气候变化、能源、环境及科技方面的合作，以及对口磋商等，共6类50项。其中“双边对话和磋商”类下有15项内容(详见表1)。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一，这些对话与磋商机制早的于1980年就已启动，晚的则新近才筹划，比较集中的是在2008-2011年间启动；其二，这些对话与磋商有的与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时进行，有的先前已经完成，大多数是在此后，甚至没有确定具体时间；其三，从启动时间与次序／届序来看，一些对话明显有中断的痕迹；其四，中美双方派出的代表团级别多半是部级或副部级。将这类项目与其他5类项目综合起来回顾，可以窥见中美协调那种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情况在近几年出现了稳步前进和爬升的态势。这表明，中美协调在处理中美双边关系乃至地区与国际问题中越来越重要。换言之，中美协调在两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早已超出单纯的国别外交范畴，而具有地区性乃至全球性意义。
其次，C2概念符合中国坚定而灵活的对美外交方针和政策。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相对稳定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新型国际关系原则比起来，处理中美关系的难度大得多，一味秉持僵硬的原则不合适，而违反核心原则也不可行。如何在复杂中寻求平衡，既是对国家意志的考验，也是对决策智慧的考验。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体现在对美外交上就必须坚守“以我为主，不搞对抗，不搞中美共治”。“以我为主”强调独立自主，“我的地盘我做主”。在这一核心原则下，如何具体操作则依据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灵活变通。中国外交智慧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回顾过去，以史为鉴；二是立足现实，因时而变；三是面向未来，统筹兼顾。从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大国关系中的“集团政治”、“大家庭模式”在中国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看来是失败的，不可取的。从现实情况看，不仅中美关系在变，整个国际格局都在变，放弃全方位外交政策而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无疑是愚蠢的。既然G2模式不是中美关系未来好的选项，也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推进 C2模式就是一个明智而实际的选择。
第三，C2概念多少体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恶化的一种担忧。中美协调发展并非风和日丽，凯歌行进，而是历经风雨，有起有伏，而且越往后难度越大。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两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增进，合作领域愈来愈宽广，但两国之间的互信却没有随之增进，甚至出现了巨额的‘互信赤字’。”“再加上在国际关系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伴随着对抗、冲突甚至战争，因此在美国和中国都有人认为，中美两国也不能走出这种‘大国政治的悲剧’。”④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政府一改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反恐优先战略，提出回归亚太的战略方向，并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个方面一起发力，激化了中国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利益冲突，刺激一些国家“合众制华”⑤的神经，搅得中国周边很不安宁，让中国人民很难淡定，国内要求对外强硬的各种呼声不断。如何通过加大中美协调力度，化解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成为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不得不优先考虑的重大战略问题。
第四，C2概念的提出尚处在试探阶段。国务委员戴秉国只提到“中美协调”(C2)，并没有明确“C”是什么。国内学界认为，协调(coordination)、调解(conciliation)、合作(cooperation)、互补(complementary)、命运共同体(community)等词汇都有可能。⑤这种解读无疑给予“C2”一定的想象空间。至于最终如何界定C2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国政府至今尚未给予正式阐述。
C2尚处在概念阶段，要成为处理中美关系的主导性模式，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其间，既要考虑美方的回应、国际社会的反应，更要在具体的中美关系互动中探索有生命力的协调方式方法及适用范围等。此外，将这种模式理论化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若完不成理论化，该模式就只能是其他模式的翻版或概念偷换，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第五，C2概念是中国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探索。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在这种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影响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些变量在不断地占位、移位和退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新概念不断涌现，一些过去边缘性的概念向中心迈进，新概念潮涌潮退，旧理论卷土重来，重要词汇频频易位，新旧杂存，一些研究领域中心模糊、方向不明。如何拨开迷雾，洞察现实，构建新型的比较稳定的大国关系，各大国都在认真思考。
中国正处在由地区强国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能否处理好各种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世界未来的走向也影响深远。C2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政府在坚守和平、发展、合作的一贯道路的同时，也力图因时而变，积极探索面向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新模式。
二
C2与G2相互关联。二者的共性在于都认识到中美关系不是一对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对影响世界格局的复杂而重要的关系。因此，C2概念的提出，可以看作是对G2概念的一种回应。
关于中美G2问题，国内早有学者对其构想的由来及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认为该构想对于推进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认知结构、经济共生结构和国际权力结构等三方面的制约因素，决定该构想目前尚不可行。⑦此后，又有学者对“两国集团”构想进行了历史考察，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对外关系话语中出现的美德、美日、美欧和美中四个版本的“两国集团”论。⑧这四种版本的G2都与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有关，他最先从经济领域提出，并在各个不同时期不遗余力地倡导 G2。与英国政治学家伊恩·克拉克认为的“(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极力支持现存秩序有着令人信服的一致”⑨的观点不同，伯格斯滕特别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对中国曾“大胆地、公开地、严厉地批评美国管理世界经济的缺点”非常敏感，认为中国在对外经济互动的大量领域中企图制定全球经济秩序。⑩伯格斯滕的G2构想，即中美两个超级经济体通过“协调的(Coordinated)或至少合作的(cooperative)的方法”“共同管理”(co-managment)全球问题，让中国人感受到“国际经济秩序的合法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新角色”。(11)这种构想似乎与伊恩·克拉克所预计的未来中美可能的“复杂的集体霸权秩序”(12)殊途同归。
20世纪50年代，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曾提出过“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G2构想。该构想尽管促进了苏美两国由对抗走向对话，推进了苏美对话与磋商机制的建立，但由于其立足于国际事务大国决定论，夸大了首脑外交的作用，“忽视了其他现实力量的存在”，并且蕴含着“苏美有权而且必须参与讨论和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问题，而不论它是否与苏美直接有关，甚至可能完全没有关系”(13)，因而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赫鲁晓夫时期，美苏关系仅仅是实现了有限的缓和，其间还出现了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高烈度的冲突和对抗，阻碍东西方交流的柏林墙建起来了，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以赫鲁晓夫的妥协退让结束，并最终结束了其政治生涯。赫鲁晓夫之后，其继任者逐渐选择了与美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
伯格斯滕的中美G2与原苏联的“大国决定国际事务论”在夸大大国作用和追求大国特权方面是一致的，但二者在其他方面又有所不同。伯格斯滕的前三种G2模式所选择的对象德国、日本、欧盟都是美国的盟友，目标也多半限于经济领域，摆明是要盟友分担有限责任，帮助美国振兴经济。中国虽然不是美国的盟友，与美关系“非敌非友”，但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14)。赫鲁晓夫提出的苏美G2是两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是由对抗转向合作的一百八十度大转折、大跳跃；而中美G2则是两个本来就有交集的大国之间，通过深化和拓宽经济领域的合作，逐渐共同管理更多的全球事务。苏美G2侧重于国际关系手段的激进变革和权力共享、扩张，中美G2则侧重于通过渐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责任的转移。当然，更重要的区别在于，苏美G2以大国之间的平等合作为基础，中美G2则貌似平等，实则以等级式的合作为基础。
尽管伯格斯滕声称其G2仅仅是个经济概念，与布热津斯基的政治G2不同，(15)但其经济等级制构想与美国其他学者和政客的政治等级制构想不谋而合。在他首次提出中美G2的次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莱克将其霸权等级概念运用到处理美中关系上来，建议美国通过建立权威和维护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使中国因为从美国的领导中获益而倾向于附属美国，或者甚至成功地将中国锁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从而改变中美冲突的宿命。(16)这种观点与伯格斯滕以G2构想来处理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007年奥巴马在《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在加强北约的同时，必须在其他极重要的地区创建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我将在亚洲争取锻造一个更加有效的机制，使之超出双边协议、偶尔的峰会和临时的安排。”“我也将鼓励中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崛起中大国的角色——帮助解决21世纪共同的问题。我们将与中国既竞争又合作。我们非常重要的挑战是建设一种在拓展合作的同时又加强我们竞争能力的关系。”(17)显然，加强美国的竞争能力并促使中国从属于美国的领导就是G2构想的真正用意。这也是中美G2受到如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等美国老牌资深战略家的重视和推介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执政的第一年，中美两国就启动了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两国的协调与合作上了一个新层次，一个貌似中美G2的时代似乎正在开启。但中国政府只对中美合作感兴趣，对中美G2并不感兴趣。2009年5月20日，在布拉格出席第十一次中欧峰会时，温家宝总理向欧盟领导人和中外记者指出：“一两个国家或大国集团不可能解决全球的问题。多极化和多边主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有人说，世界将形成中美共治，这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18)同年11月18日，温家宝总理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明确表态，不赞成“两国集团”提法，他分析说：“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此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第二，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与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第三，中国主张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共同决定，不能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他同时指出：“中美合作可以发挥独特作用，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19)在具体决策上，中国政府自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以来就反复评估中美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会给中国国家利益带来的负面影响，并采取了一定的规避风险措施。
在中国政府接连明确拒绝G2构想后，中美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凸显出来。2010年中美关系“低开低走”、“一波三折”，严重困扰中美关系的台湾、西藏、贸易等老问题不时被美方翻出来炒作，东北亚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件也令中美关系深陷困境，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的正面交锋更是让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为了舒缓中美在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关系，避免战略误判，2011年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内新增了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机制。中国官方媒体当即刊发学者文章，澄清“中美亚太事务磋商不是搞中美共治，更不是寻求中美主导亚太事务，而是通过加强沟通、协调战略、增进互信，推动中美在亚太地区的良性互动，保障安全大局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20)
与中国政府和学界在反对中美G2态度上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不同，美国各界对中美G2的态度是媒体热议而官方低调，即“一些美国学者和前官员在大肆渲染，美国官方并未对此予以确认”(21)。随着2010年中美关系的冲突加剧，美国媒体对中美 G2的炒作也开始退潮。这似乎也在表明，中美G2构想在现实中并不现实。
如前所述，中美G2构想的出笼揭示了中美关系超出双边关系的现实，如何应对这一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构建新时期的中美大国关系，成为确保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三
中国政府明确反对中美G2，现在又由高官主动提出中美C2概念，这一新概念能否成为未来两国政府处理双边关系发展的共同的核心概念，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中美加强协调与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如果不发生特别重大的意外事件，这一方向在整体上不会动摇。因此，与中美G2的浪漫构想相比，中美C2概念是更为现实和富有生命力的一个选项。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特别是在处理大国关系上，国家的意志非常坚定，“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几乎贯穿在处理所有大国关系的政策思想和具体实践中。从现有能够观察到的结果看，中国30多年来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因此，短期内作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今后中国即便是深度调整对外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仍会继续强化。因为，和平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其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着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有机统一，具有长远指导意义，坚守和平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中国的世界观。(22)很难想象，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在民族自信和自觉迅速上升的时期会突然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方向，轻易放弃数十年来对和平的孜孜追求。
其次，美国外交政策受选举制度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钟摆效应，但加强中美协调合作的呼声和力量一直处于上升态势。交通通讯改善、两国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高层交流机制健全、民间人文交流日趋频繁、两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知日益提高，为中美协调提供了有利条件。在信息化时代，普通民众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对民众的要求视而不见。中美关系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跌宕起伏后，21世纪初以来发展相对平稳，两国政府对于危机的处理能力逐步提升，任何开历史倒车的行为都难以持久。
此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大国相互依存更加复杂化，既竞争又合作成为大国关系的常态，与其“同而不和”，不如“和而不同”。中美两国的相互依存早已超出双边范围而向区域乃至全球扩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若处理不善，也有可能导致两国的剧烈冲突，通过完善和创新协调机制，保持经常性的沟通，有利于减少战略误判，尊重各自核心利益，求同存异，在维护各自复杂的国家利益中寻求平衡，营造共赢局面。
当然，中美C2模式的创建还存有很多变数。中美两国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两国在区域乃至全球利益的竞争关系，两国力量对比在两国民众中引起的心理认知波动、猜疑和误解等，都有可能制约两国协调的发展。在各种变量中，近期最为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美国是否会持续衰落，美国维护霸权的决心和能力有多大，已成为国际社会广为关注的问题，“美国衰落”与“中国崛起”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被很多人不自觉地串联在一起。2012年以来，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愿景：美国和全球大国危机》以及罗伯特·卡根的《美国打造的世界》这两部新著都是围绕“美国是否衰落”以及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些主题展开，并引起热议。世界权力中心由西方转向东方，(23)美国必须维护其全球责任，(24)是讨论的中心议题，而这些中心议题都与中国紧密相关。
不管怎么说，如何通过中美协调“创新思维”、“相互信任”、“平等互谅”、“积极行动”、“厚植友谊”，是今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任务。
【注释】
①“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12年5月4日，http://.(上网时间：2012年5月11日)
(16)Lake A.David, “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Issue 7, 2006, p.24.(17)Obama Barack, “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7, From Real Clear Politics, June 1, 2007,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
(24)Kakutani Michiko, “Historian Who Influences both Obama and Romney—‘The World America Made,’ by Robert Kagan”,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3, 2012, http://? pagewant-ed=all.(上网时间：2012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