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习园地60（共7篇）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1
语文教材60年变迁: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
建国初期的语文课本(来源：重庆晚报)
70年代的语文课本
80年代的语文课本
现在的语文课本
《瞭望》文章：母语教材60年
今年高考，在语文阅卷尤其是作文评分中传出的多种“新闻”，再度引起人们对语文教学改革及语文教材的热议。
回首和透视这60年中小学语文教材变迁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定位的顽强努力。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鲜明政治色彩体现强烈国家意志。在民族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唯有依靠高强度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不受人欺；与此同步的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急切地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经验。
“大跃进”和“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狂热也体现在中小学语文教材中，不堪回首。
1978年之后，内有如“两弹一星”这样“要饭的打狗棍”，外有国际形势巨大变化，中国抓住和平发展时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
这30年中，语文教材不仅回归本来面目，而且增添了平和自信、视野开阔的广大气象。有专家指出，时至今日，语文教学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
从政治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语文教材的选择，也是民族生存条件的投影。与此同时，这30年中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一一映射在语文教材中，历历可数。追问人性易，回答人性难。百年来努力，中华民族刚刚赢得转寰空间后，中国人对自己的母语，才有了从容审视的机会。无论苏式标准、西式标准，都要服务于中华民族的福祉，新的60年轮回，这是起点。□(文/张迁)《瞭望》文章：在苏联影响中初建
新中国建国初期，与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一样，语文教科书也打下了苏联影响的深深烙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49初，人民共和国即将从西柏坡走向北京，在一个崭新的国家，新的教材即将取代旧政权在课本上的痕迹。
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苏联的强烈影响下，中国语文教学、语文教材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教学体系。
“国语”改为“语文”
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由叶圣陶主持的教材编审委员会，负责审改中小学课本。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国家又在出版总署设编审局，集中了老解放区和叶圣陶原开明书店的部分编辑人员，继续教材的审编工作。
在新中国建国早期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叶圣陶是关键的人物之一。也正是他正式提出将此前小学的“国语”和中学的“国文”统一定名为“语文”。他解释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
在一个崭新国家，语文教材要体现出新的国家意志和需要。在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被赋予了“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规定，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首任部长马叙伦召集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就是研究编制新的小学课程标准。
1949年秋，共和国第一批小学生读到的是叶圣陶等以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华北、东北、山东等老解放区的“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而共和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则是以老解放区的以《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套临时课本里的课文都是白话文，不分单元，只有简单的注解和问答式的习题。
此后几年，新成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对这些教材进行了修订，但总的来说，仍以老解放区课本为蓝图。在后来很多研究这一时期教材的文献中，都认为这些课文比较重视政治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注重与斗争实际、群众生活相结合”。
1950年7月，新成立的教育部制定了《小学国语课程暂行标准初稿》，提出语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社交的交谈能力和写作能力。
具体地说，那时的小学语文有三个目标：一是使儿童能独立、顺利地欣赏民族的大众的文学，阅读通俗的报纸、杂志和科学书籍；二是使儿童通过说话、写作的研究练习，能正确地用普通话和白话文表达思想感情；三是使儿童通过写字的研究练习，能正确、迅速地书写正书和常用的行书。
这一时期，教育部正式把“国语”改为“语文”，制定了《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修正草案)》，“语文”这两个汉字正式组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以苏为师”的组成部分
新政权刚刚建立，有关决策者就要求中小学教材必须统一供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指出：“教科书要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的政策。”
1950年12月1日，出版总署和教育部共同组建了以编辑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亲笔题写了社名。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兼任社长、总编辑，教育部视导司司长柳缇兼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新中国百废待兴，尽管有了临时的语文教材，但尚来不及制订教学大纲，只以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名义发布了编辑大意，提出了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1951年7月，人教社第一套初中语文教材出炉，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
这套新中国首套正式的语文教材尽管首次提出听说读写全面训练的问题，注意文字和口语的一致，但后来的研究者认为，限于当时条件，仍存在总体分量太轻，对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编排上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
1951年7月由人教社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及1953年经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都强调从各个方面反映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清除旧社会所用的国文课本里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用革命思想教育下一代。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背景下，早期的语文教材具有强烈的政治气息。根据有关“教材编辑大意”文献，当时的课文内容“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规定课文要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最早的语文课本中涉及党史、革命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如小学课本里的《八角楼上》《毛主席在花山》《毛主席尊敬老师》《毛主席小时候是怎样学习的》，等等，以及中学课本里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学习白求恩》《(朱德)母亲的回忆》《任弼时同志二三事》《解放军和老百姓》《老山界》《截肢和输血》《冀中的地道斗争》《三渡天险》等。
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唯有向苏联全面学习现代化、工业化建设经验，才能提升当时极为薄弱的国力，实现民族自强的理想。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建国之初即提出：“中国人民的革命，过去是以俄为师，今后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
做到这一点，要求之一就是在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对接。从1949年开始，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就组织力量，对苏联10年制学校的教材进行研究和编译，此后新中国最初的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材，都以苏联教材为模本。
这也体现在语文教材上。上世纪50年代初期，选入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中，首选苏联作品。那些作品大多数是反映苏联现代生活的，其中不乏佳作，也有很多政治性浓厚、文学色彩相对比较弱的作品。
课本之外，课堂教学方法也几乎是苏联模式的翻版。上世纪50年代初期，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娜在北京一所中学观摩了课文《红领巾》的教学，随后结合苏联做法进行了评议，把苏联语文课朗读、复述、分析课文的分步骤教课方法推荐给中国。随后，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等成为中国语文课堂的中心任务，这种教学方法后来被称为“红领巾教学法”，风行数十年。
“语”、“文”分开新系统建立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位苏联教育专家评价当时的语文教学，认为不重视语言因素和文学因素，“政治说教”太多。
针对这一现象，在叶圣陶的倡导下，1956年，“语文”课被一分为二，分为语言部分和文学部分分科教学。叶圣陶认为，“语言学和文学性质不同，语言学是一门科学，文学是一门艺术，性质不同，知识体系就不同，教学任务也有所不同。”
这年出版的汉语和文学教材，即《初级中学汉语课本》六册和《初级中学文学课本》六册，借鉴了当时苏联语文课本分为俄语和文学的做法，并收录了俄罗斯文学的不少作品，如契诃夫的《小公务员的死》、普希金的《寄西伯利亚》等。
研究者认为，这两套教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汉语与文学教学体系，加强了语文知识的系统性，是建国后语文教材建设的一个亮点，但不足之处是过分强调了文学教学，忽视了对学生一般读写能力的培养。
为了配合语、文分科，教育部在1956年颁布了初、高中《文学教学大纲(草案)》和《初级中学汉语教学大纲(草案)》。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正式的语文教学大纲。
这份大纲提出，汉语教学要“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和运用语言的能力，养成他们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和习惯，就能扩大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认识。”
在这份大纲里，文选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培养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特别是爱国主义精神，共产主义劳动态度，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的遵守纪律的精神，爱护公共财物和坚韧、勇敢、谦逊、诚实、俭朴等品德；热爱祖国语言和文字的感情，提高认识能力，发展想象能力；培养正确的审美观点，特别是对社会生活的明确的是非、善恶观念和热烈的爱憎感情。
一些研究者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1956年语、文分科的教材仍然存在政治化、简单化解读的倾向。
1958年“大跃进”之后，在“教育大革命”的影响下，有关部门又停止了以前的课本，1956年版教材寿命只有短短两年。在1958年版教材中，则充斥着浓重的“左”倾思想内容，导致语文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文汇报》曾展开过两次有关语文教育中政治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关系的讨论。此后，1963年5月，国家再次颁布《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对语文教学进行了正本清源的修正。
这一大纲提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大纲指出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现代语文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具有初步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同时，大纲还针对语文教学的实际，明确地指出：“一般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也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大纲还提出了“文质兼美”的课文选录标准，要求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课文，要“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应“简明扼要，切合实用”；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回归传统，提倡多读多写多练。当然，有研究者指出，由于历史的局限性，这次大纲仍存在“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的较大影响。
根据这一大纲，人民教育出版社开始着手编写新的语文教材。由于爆发文化大革命，新教材尽管只出了一部分，但课文选材广泛，着重培养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加强了课外阅读和写作指导，成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材，其体系框架成为“构建现行人教版语文教材体系的基础”。□
《瞭望》文章：“大跃进”及“文革”时期语文教科书乱象
1958年的“大跃进”狂潮，在当时的语文课本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大量政治时文取代。
这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限下放问题的规定》，允许各地自行修订甚至编写教材。
根据有关研究者提供的材料，当时浙江省初中三册语文课本收录的31篇文章中，马列经典著作和政论文章占15篇，其余16篇记叙文中，有13篇是乡土教材，其中有6篇是报道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的，有2篇是表扬大炼钢铁的，有4篇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的。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58年秋编辑出版的初中语文课本中，和鲁迅同时期的名家几乎“集体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反映和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作品，语文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以来出版全国通用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长达十年的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课本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当时，各地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这样，各地的语文课本不可避免地充斥着“语录加批判”式的文字。
课堂形同虚设，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军，很多语文教师被打成“牛鬼蛇神”，“语文”课基本变成了“政治课”。在“文革”开始初期教育部的一份文件中，明确要求“语文、政治合并”。据有关文献披露，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政治、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还有的地方将政治、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在广州，根据有关研究者整理的资料，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毛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
在上海，有关文献显示，教育管理部门发布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牢记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分清敌我友、从小懂得爱什么、恨什么，树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断批判资产阶级、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而努力奋斗”。
这份大纲还详细列出了“教材编写原则”和“选材范围”，强调“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要求选材范围是“从政治领袖著作和文化大革命的题材中选取文章”。
根据有关研究者的统计，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主席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
直到1976年，各地的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大量具有时代痕迹的文章，比如《毛主席语录》《一张大字报》《从小爱唱东方红》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瞭望》文章：追问人性内涵的30年
改革开放30年来语文教科书的改变与争论，是对人性内涵不断探索调整的过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1976年，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一个新时代的真正开始，则要等到两年以后。对时代变迁作出迅速反应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就是语文课本。
1977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之后，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并对新教材作了如下要求：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1978年：开始新纪元 尽管“文革”中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1977年当年的语文教科书仍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痕迹。比如，在小学课本中，《华主席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华主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有关华国锋的内容突增。
1978年3月16日，吕淑湘曾在《人民日报》著文批评中小学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问题，认为学生用“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来学本国语文，却又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1978年，这是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们拿到了和过去十多年完全不一样的新书。后来有学者评价说，这套课本清除了十年**时期的许多谬误，改正了在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等问题上的一些不适当的处理方法，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
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政治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并通过简单的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这些课文依次是：“水电站电灯电话电视机电的用处大”、“水稻小麦棉花花生今年又是丰收年”、“老师学生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新村里，人人爱学习，个个爱劳动”、“太阳地球月亮人造卫星我们住在地球上”、“年月日时分秒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
这一年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中，有关语文这门课程的特点被表述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辩证统一”。
同样于1978年由教育部颁发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行草案)》也要求，语文教材的选材标准是“思想内容好，语言文字好，适合教学”，仍然强调了“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
不过，在随后的1980年，国家对中小学的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必须在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的要求。
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文数量急剧增加，而有关政治宣教的内容则大幅度减少。有专家举例说，1982年初中《语文》第五册教材中，古文占1/3，“这在横扫牛鬼蛇神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
据有关研究者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全日制六年制小学课本中仅党史、革命史等相关内容所占的比例就达到34%，而这一比例在10年后则减为8.5%。
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代意识和具有时代感的课文也逐步增加。比如，有环境学者指出，原来小学课文《海底世界》一文结尾处的“海底世界真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宝库”，到了80年代后已变成：“海底真是个景色奇异、物产丰富的世界。”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袁枚《祭妹文》、杜牧《阿房宫赋》、陶潜《归去来兮辞》等过去认为“不讲政治”的篇目都得以入选。
从开放到反思
1986年，国家再次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是新中国建国后颁布的第一个“正式”的大纲。该大纲第一次从素质教育及培养“四有”公民的高度来强调语文教学的重要意义，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渗透在教学过程中”，并在教学目的中还增加了“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培养健康的审美观”的要求。
1986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指出，小学语文是基础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有很强的思想性”，要求语文教学要在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同时，要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意志、品格和爱美的情趣”。
四年后的1990年，国家再次对语文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除了继续降低难度减轻学生负担外，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因素，并第一次提出了语文教育要“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要求。
国家有关方面于1991年颁布的《中小学语文学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进一步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提出要对小学生、中学生一直到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感情，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
1995年，国家再次颁布了针对九年义务教育的初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份大纲仍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入教学要求，但把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核心内容，重视语感和语境意识的培养，并对思路分析和表达方式作了强调。此后，语文作为重要交际工具和文化载体的功能越来越受到强调，能力、思维、个性越来越受到鼓励。
1986版小学课本10册教材中，共有外国文化选文31篇，其中绝大部分仍是苏联作家或反映苏联生活的作品。同时，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比如《画鸡蛋》《爱因斯坦小时候》《试航》《月光曲》《伟大的友谊》等，以及一些科普文章，比如《蟋蟀的住宅》《我和狮子》《鹌鹑》《冬眠》《麻雀》等也入选。
上个世纪末，蕴含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先进观念的课文开始增多。比如，1998年人教版九年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二册阅读课文《一个小村庄的故事》，就通过课文传递了爱护大自然、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性。
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对于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也日益升温。
1995年，有学者对农村小学作文的调查表明，同一作文题目，65%的学生习作题材相同，21%的习作内容与已出版的优秀作文基本无异。1997年《北京文学》第十一期刊登了邹静之、王丽、薛毅等人围绕中小学语文教育所写的一组文章，认为现行的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学生的桎梏、语文的扭曲、文学的悲哀”。随后，《忧思中国语文教学》《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思考》《语文教育误尽苍生》《我感到生命的窒息》《审视中学语文教学》等文章进一步都对语文教材和教学进行了反思。这些意见，应该说对后来新世纪语文教科书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声势浩大
新世纪之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强调，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2000年，新世纪第一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再次修订出炉，在重视语文能力之外，新大纲对语文课本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行了这样的表述：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学思想方法的启蒙教育，培育学生的创造力，培养爱美的情趣，发展健康的个性，养成良好的意志品格。
同年发布的初、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则在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之外，特别强调了“努力开拓学生的视野，注意培养创新精神，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发展健康个性，逐步形成健全人格”。
与此同时，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真正发展为各地版本教材“群雄并举”，有的甚至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选择使用不同的版本。
不过，在国家审定通过的各版教材中，尤其以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使用量较大。
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等思想在语文课本中得到了更多的体现。比如，在2005年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第十一册中，就有《桂林山水》《林海》《只有一个地球》《宇宙生命之谜》《鸟的天堂》《第一场雪》《索溪峪的“野”》《鹿和狼的故事》等多篇涉及生态环境的内容。
在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新增加的诸如《爷爷和小树》《小熊住山洞》《两只鸟蛋》《松鼠和松果》《美丽的小路》《清澈的湖水》《浅水洼里的小鱼》《父亲和鸟》《燕子专列》《路边的橡树》等多篇文章也都属于环境教育范文。
北师大版的小学课本也突出了资源、环境、生态等内容，比如2004年6月第一版的五年级上册中，第十单元“家园的呼唤”中就有《只有一个地球》《鸟儿的侦查报告》《绿色千岛湖》以及拓展阅读《楼兰之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范文。新的教材也更加贴近生活。比如，《你必须把这条鱼放掉》《生命的药方》《中彩那天》，等等，范文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令孩子们读来感到亲切。
不断增加人性、心灵的内容
在外国作品的选编方面，新世纪的中小学语文课本视野更加开阔、包容。有关学者的统计分析表明，在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表现西方国家阴暗面的文章一篇也没有。人教版中小学语文教材保留了一部分传统篇目，如《卖火柴的小女孩》《穷人》《凡卡》《月光曲》等，在教学参考书中也给出了新的解读。有研究者指出，新教材更多地关注人物的命运，注重呈现人的品格和美好的心灵。
根据研究者的统计，在人教版和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外国选文分别有92篇和89篇，占所有课文的20%和16.8%，内容涉及科学、人文、自然、风物等各个方面，“表现出了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而且，选文所涉及的国家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
研究者注意到，小学课本中外国选文中，数量最多的是成长励志或人格塑造类文章，比如人教社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的《给予树》《她是我的朋友》《妈妈的账单》《一件运动衫》，北师大版《特蕾丝的冷饮店》《不愿长大的小姑娘》《马莎长大了》，以及江苏教育出版社版本中的《轮椅上的霍金》《诺贝尔》，等等。
此外，选文中写外国科学家、艺术家的文章也有所增多，反映国外人与自然关系的文章和人文景观的文章也有不少，如苏教版有10篇，人教版有18篇。
在最近几年的语文课改风潮中，各地的语文课本也都增加了反映地方个性特点的篇目，比如刘翔奥运夺冠被写入上海市小学五年级的语文教材，而辽宁籍航天英雄杨利伟的通讯则被节选收入辽宁省2006年秋季开始的普通高中新语文教材中。同时，一些广具影响的通俗作品也进入语文教科书，比较典型的是人教社2005年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读本首次选入武侠小说《卧虎藏龙》和《天龙八部》的节选。
2004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编写的语文新教材中特设了“走近经济”单元，收录了经济学家王则柯的《钱》、茅于轼的《市场经济中新的道德和法治》等文章。
一些语文老师注意到，在新世纪的语文课本中，“爱情”这一曾经讳莫如深的字眼也不再那么敏感。在人教版初三语文课本《泰坦尼克号》一文的对白中，就出现了“我爱你，杰克”这样的表白。一些学者认为，爱情题材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为当前教育补充了情感与人文的元素”。
“这些年的语文教学不断改革，尽管各类试验本众多，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增加表现‘人性、心灵美’的内容。”中南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语文高级教师陈军对媒体表示。他举例说，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增选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段落节选)，以前人们认为文中山歌等表达一些男女爱慕之情，不利于学生成长，而现在入选，则表明有关方面认可该文对民俗、情感教育有一定的启迪与帮助。“语文不只是教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人文精神、爱以及美好事物的追求。”陈军说。
在新篇目不断被收入的同时，一些老的篇目也相继退出一些地方的语文课本，比如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等。“一进一出”之间，各地日渐纷杂的语文课本也不断传出争议之声。比如，在一些地方被挤出语文课本的朱自清的《背影》与夏衍的《包身工》，以及《狼牙山五壮士》等，都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争论。□
《瞭望》文章：最难忘的一篇课文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聂晓阳
有人说，老教材就像是旧照片，总能勾起人们内心各种各样的心绪。
也有人说，在学校的日子里，一篇课文对人一生的影响，也许要超出日后一本书乃至很多本书的影响。
在成百上千的课文当中，人们很难说清哪篇课文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但是，如果给你一分钟的时间，你最先能想起来的课文是哪篇？也就是说，你最难忘的课文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随机的网上调查采访中，大多数人记忆中最难忘的课文竟然都是时隔最远的小学时代的课文。那些最早进入一个孩子幼小心灵的文字，无论多么浅显，都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最值得珍藏的财富。
真情永远
“我最难忘的是《小蝌蚪找妈妈》，这篇课文很有人情味，后来在很长时间里我看见别人抓小蝌蚪就着急，生怕它们找不到妈妈。”在本刊记者网上发起的小范围调查中，一位网友的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赞同。
冰心的《小橘灯》也被很多人同时提起。课文里乐观勇敢的小女孩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做成小橘灯，这个情景温暖了很多人，也鼓舞了很多人。
一直以来，中小学语文课文里有很多描写毛主席、周总理等新中国建国先驱的课文，其中《送雨衣》一课就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这篇课文很短，但足以把周总理的美好形象播撒在孩子们纯真的心田里。
在众多的中小学课文中，《一碗阳春面》《十里长街送总理》等都有不少网友提及。一位网友说：“老师讲十里长街送总理这篇课文时，我很感动，到现在连当时的心情甚至教室、座位、板书等细节都能回忆起来。” 在一些人看来，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并没有反映什么重大而深刻的主题，只是细腻地描写了对过世亲人的追忆，但正是这种似海真情，令很多人记忆如昨。
一位网友说“细腻的笔触，淡雅的文风，虽是生活琐事，点点滴滴，却能敲开读者的心扉。”还有一位网友说他至今还能背诵，一背诵就忍不住要流泪„„。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课文里都接触过一些俄罗斯作品，很多人最难忘的是列夫·托尔斯泰的《穷人》。这篇课文写的是渔夫的妻子桑娜偶然发现邻居的女人死在家中，在自家也极端贫寒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儿女的情况下，把邻居的小孩抱回家抚养，并且经过思想斗争，最后告诉渔夫并取得丈夫同意的故事。
朱自清的《背影》也被不少人提到。课文中，父亲跨过栅栏远去的背影，曾经不但让作者“一阵心酸”，也令不少青春叛逆期的少年和父亲的心贴得更近。
懂事明理
尽管时代的不断进步，在童年饱尝饥饿滋味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但中小学课文里一批描写苦日子的课文，比如《挖荠菜》《榆钱树》等，却给不同时代的很多学子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正是通过这样的文字，更加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和世界。
一位网友说，学过这些课文后，她还曾专门和家人一起挖野菜、尝榆钱，那种体验终生难忘。
在不少中小学课文里，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课文里的寓言或者故事，打下了人生懂事明理的基础。可是，有网友感慨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大人们”教育的方式似乎也变了——变得动不动就讲大道理，而大道理看似深奥，但说服力比小时候的课文“差远了”。
对很多人来说，他们最难忘的课文包括《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乌鸦喝水》《农夫和蛇》《小马过河》等，记住了这些课文，就等于记住了很多日后生活和工作中的榜样。
一位网友说，在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职场困难中，他经常会想起小时候读过的课文《寒号鸟》，想起课文里喜鹊的勤劳和寒号鸟的懒惰，尤其是寒号鸟冻死之前的话：“哆罗罗，哆罗罗，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垒窝！”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是小学低年级一篇叫做《画》的课文。对一些人来说，这也是他们最早的关于哲理和思辨的启蒙。“这篇课文我想了很久，才明白是对一幅画的描写，顿时觉得好传神、好贴切，仿佛猜出了一个谜语一样，心里很激动。”一位网友说。一些人对于祖国宝岛台湾的最初认识，也是在小学课文里。有人至今记得那是“小学二年级的课本”，课文题目叫《日月潭》，是“第一篇要求全文背诵的长篇课文”——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坐落在台中附近的高山上。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很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叫光华岛„„
对一些上世纪70年代生人来说，他们最难忘的课文是一篇曾带给他们无限憧憬的文字——我们和时间赛跑，奔向二○○○年。“那时候，2000年是一个多么遥远而又美好的年份啊，仿佛到了2000年，一切烦恼都没有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一位网友说。
不同的“第一课”
也有网友说，他最难忘的一篇课文是《你办事，我放心》——水有源，树有根/毛主席的恩情比海深/“你办事，我放心”/为我们选定了带路人/华主席，真英明/除“四害”，为人民/我们紧跟华主席，高举红旗向前进！
这是1977年他上小学读到的第一课。
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后不久，语文教材第一课的课文是：“毛主席，像太阳，他比太阳更光亮。小兄弟，小姐妹，大家一齐来歌唱：太阳太阳永远光亮，我们跟你永远向上。”
“大跃进”期间，小学课本一年级第一篇是这样的：“爷爷六岁去放羊，爸爸六岁去逃荒。今年我也六岁了，公社送我上学堂。”
1978年，恢复工作的人教社推出的语文教材第一课是：我们热爱毛主席。1981年，修订后的入学第一课为：热爱共产党。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课文修订为：我是中国人。
进入新世纪后，全国实行课改，不同省区开始使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其第一篇课文主要有《人有两个宝》《上学了》《开学了》《爱爸爸妈妈》等。在北京，2008年秋季开学的孩子们读到的第一课是《秋天》，而第二学期第一课是《春天》。
据有关人士考证，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课图说》第一课为“天”；宣统二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是“人”。
《瞭望》文章：求索语文教育的基础
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
文/张翼健
早在1978年就已提出的语文教学“少慢差费”问题，迄今为止似更不尽如人意，其表现是：小学五六年的时间解决不了识字的问题；初中语文教学基本无目标可言；高中语文教育在应试背景下变了味，学生成了做题机器，教师自已的灵性与创造力遭到了压制与扼杀。
这种教学造成的结果是：由于小学未能解决识字任务，中小学流失的学生有的成为新文盲、半文盲；中小学毕业生未能继续升学而返乡或走上社会者，由于语文能力不过关而无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即使升入高等学校者语文能力也不适应要求，重点大学本科学生、研究生写作水平之低，让人们感到不可思议。
对这种种现象，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分析原因，逐步解决。没有遵循母语文教学的基本规律
语文教育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认真地遵照教育规律与母语文教学规律办事。语文教育现代化，应当坚持走语文教育民族化的道路，其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作为世界硕果仅存的以方块汉字为基础的汉语言，与各种拼音文字均有本质的不同，尤其不能乱搬乱套别人的东西。
关于这一点，中国艺术研究院周汝昌教授曾批评过“古典诗歌”、“旧诗词”提法的不科学。他认为，这种名词的出现，是由于“忘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诗歌的体制之所以形成，完全是由于中华民族的主要语文即汉语文本身所有的极大的极鲜明突出的特点特色，这种特点特色，决定着民族传统诗歌的一切特点特色之产生、之发展、之成熟完美——而且这是经过了祖国数千年文化历史上的无数艺术大师们的探索、实践、积累而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二是近代以来在语言与语文教育上的民族虚无主义，盲目崇洋导致脱离甚至违背汉语言规律的现象却绵延不绝，堪为大祸。其代表便是以《马氏文通》为发端的用西方语言语法为模式来构筑汉语法体系的做法，不仅从根本上违背客观事物自身来总结规律的科学精神，而且百多年来，这套非驴非马的语法体系把汉语文搞得不中不西，既扼杀了汉语言的灵性与活力，又严重损害了语文教育的健康发展。
可以这样说，按目前语法教学体系去教学，教得越细，练得越多，对学生汉语文水平的提高害处越大。
三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语文教育上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仍未能回到母语文教育规律上来。虽然在1950年代经过一些有识之士的努力，编出一套水平较高、深受欢迎、效果很好到现在仍未能超乎其上的汉语、文学分析教材，使语文教育露出一线曙光，但很快便夭折了。“大跃进”与十年**的极左思潮已经完全漠视与不顾语文教育规律，语文教学遭受严重推残，中间虽有1960年代初的调整，但已属无力回天。四是近几年来，语文教学改革已出现停滞现象，效率问题不仅未得解决，而且更令人不安。比如，我们迄今未对语文教育规律、汉语文教育发展历史、语文教学改革的哲学依据等作出认真的梳理与研究，改革没有坚实的基础，难以为继就成为其必然结果。
由于方方面面原因，片面追求升学之风越演越烈，语文教学的路便越走越窄。这些年来，教育也在不断学习、吸收外国的思想与经验，但以生吞活剥、盲目照搬、片面肢解者为多，而真正从汉语文自身规律出发，经过消化吸收外国经验者则鲜见。外来的东西一涌而入，反而又阻止或延误了我们对汉语自身规律的深入研究与总结。
语文教学“科学化”存在误区
关于语文教育现代化中，有一个说法现在非常时髦，那就是语文教学科学化。语文教育科学化就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语文特点与语文教育规律办事。然而现实中某些所谓“科学化”的说法与现象，经不起推敲。
前几年，曾兴起一股以“控制论”、“信息论”与“系统论”指导语文教学的浪潮。但是，即使大致弄明白这三种学说，也得有高等数学等理科学科的基础常识。而在全国的中学语文教师与教学法研究者们有几个是懂得高等数学的呢？那些著作论文的权威者们，那些教学经验的创造者们，自已真正弄懂了“三论”没有？而懂得“三论”的科学家们又还没有倒出时间或者没有兴趣来研究中小学的语文教学。
这样的运用“三论”指导语文教改的理论与经验缺乏科学性，语文教师们头脑里接下来的只有子系统、子子系统之类看似新颖实则毫无价值的概念与名词术语，把语文教学引向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歪路上去！
再如，一些人提出将语文教学的评价“量化”，以此作为科学标准。但在实际教学中，一是除了识字量以外语文教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不能做到精确量化的，这已为几千年来中外教育经验所证明。二是语文教学中的许多内容是需要模糊的，因为语文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学，无论教师或学生在思想、感情、心理、灵性上的因素均占有很大比重，这些都无法量化；一堂好的语文课必须能做到师生感情交流、融为一体，互相理解、互相感染，这也无法打分。三是量化的评价办法容易在教学评价上将教师引向形式主义与懒惰的误区，而不是指导教师提高自己的教学艺术与水平。
又如，这些年来喊得非常响亮的语文知识序列化口号，未能对语文教育内部规律做认真的思考，还有的则是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
这是因为，首先，语文是母语文，从婴儿开始学话就已经开始学习了，环境不同，老师不同，知识起点不同，这就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序列。
其次，语文教学内容的序列界定缺乏科学依据。比如三千常用字，就很难由易到难排出一至三千的顺序；词语学习，课文排列，作文次序，等等，都是如此。再次，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语文课中的人文因素最丰富，美学修养，感情熏陶，思想觉悟、分析能力、生活与知识积累，悟性灵感都直接关系到语文能力的提高，这些东西也不能排出个科学的序列。
从上述这些所谓科学化的做法与效果看，根据我们对科学化的看法，是否应该先在认真研究汉语及汉语文教育的规律上踏踏实实、齐心协力、争鸣讨论、反复实践地下一番苦功夫，初步摸到门径之后再提科学化，那样也许会离科学更近一点儿。
民族化是根本中的根本
正是基于此，当前尤其应该倡导的是语文教育的民族化。
因为近百年来，我们基本上中断了对汉语文及语文教育自身规律的探索，我们的改革，大多是拿外国的东西来改造汉语文及其教学。直到现在这种现象远未中止，而在某些方面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违背事物本身规律而想强求达到好的效果，那只能是缘木求鱼。
比如说充斥于各种教参、课文分析与课堂上的一句经典：“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按照原义，广义的散文，是我国历史上将文章分为韵文及散文两大类，不讲节奏韵律的文体不管是议论、叙事、说明、抒情，等等，文学与非文学体裁都是散文。由于上面的分类，可见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不是指材料的选择与组织，而是指语言形式。而在现实中，语文老师们基本没有依照这个真实的涵义来教学。
再如，目前流行的三大文体的文章体裁划分与教学体系，既不甚符合汉语言文学的情况，也不适应社会生活中交往的需要，又不是理想的语文知识教学体系。
首先，我国古代、现代的许多名篇，无法按照三大文体来分类。比如初中课本中有三篇“说”——按现在文体分法，当属议论文，但《爱莲说》还勉强可算是议论文，《黄生借书说》严格说来当属书信一类的应用文体，至于《捕蛇者说》则基本是叙述。再如鲁迅的《论雷锋塔的倒掉》，从题目看是议论文，但其实是杂文的写法。名篇中这样丰富的内涵、多样的变化，不是三大文体就能包容下来的。
其次，从社会生活中语文能力的运用看，所谓纯粹的说明文、议论文、记叙文除了少数场合外，很少用到，人们在各种场合所要进行的表达常常都是议论、记叙、说明、抒情、描写等方式综合运用，交替进行，一般都不可能是某一种表达方式的纯粹使用，所以，三大文体的体系脱离社会实际。
再如，现在语文教学中，语法知识越讲越深，语法训练越搞越难。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任何一种语言的学习都以语言实践为决定性因素，语法则是一种辅助手段，尤其是母语学习，从来就没有也不会首先学语法的。二是基于上一点，语感的体会对学生来说更为重要，语言中丰富的内涵都只有靠语感来体会，现在的语法教学恰恰在这方面予以忽视。
三是最重要的，当前语法体系完全不符合汉语言自身特点。西方拼音文字语法规则与汉语有质的不同，且不说那些形态、人称、时态、词缀等等之类外在语言形式的区别，就说最关键的一点，英语语句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没有动词就没有了句子，与此相联系，即有了动作的发出者与接受者，亦即主语与宾语，这就构成英语句型基本特点。而汉语不是以动词为中心，汉语是流动性的、弹性的、充满灵性的、重意连的，目前以拼音文字语法体系为本的现代汉语语法体系不推倒重来，就不会很好地促进汉语言的发展与教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许多多例证。
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从小时只接受过欧西语法观念并用来解释和要求汉语的人，将永远不会真懂得我们自已的传统诗歌的妙处。”周先生指出祖国语文三个特点特色，即汉语单音而有四声平仄；汉语的“特别组联机能”；以及“汉语中数量惊人的双字联系词语，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客观世界的深刻而高超的体察感受”，却几乎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如果不从我们自已语言的特点特色出发，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讲授与练习能有什么好的效果呢？
再有，还有一道当前难以逾越的难关，就是高考这根指挥棒。这些年高考试题特别是基础知识与阅读理解中，大量的是单项选择、多项选择等题目，因而在教学中这一类的练习也便泛滥成灾。□(作者为原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2
一. 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表达, 少一些空洞刻意的表演
语文综合性学习要求学生“能用文字、图表、图画、照片等展示学习成果”, 所以各种活动形式纷纷出现在语文课堂上, 唱歌、表演、做实验、摄影作品展示等轮番亮相, 虽然这些活动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丰富了课堂内容, 但却也冲淡了“语文味”。所以过分重视语文课的外在形式, 会使语文的内核淹没在繁复的形式中的。语文课还是应该让学生多一些实实在在的表达, 少一些刻意的表演。还是以《献给母亲的歌》为例, 如果能在表演小品后安排一个观众谈观感和演员对话的环节, 要求观众学生用口头语言或者书面语言来谈观感或评价, 演员学生来说戏, 这样就可以在“表演”和“语文”之间求得平衡, 把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落到了实处。总之, 只要把活动的最终目标定位在听、说、读、写上, 把语言文字作为接受信息和传递信息的主要手段, 就能回到语文学习之“本”。
二. 多一些有针对性的积累品味, 少一些漫无目的的下载
如今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 各种信息充斥在我们周围, 上网查找资料就成了最快捷最方便的方法, 只要键入关键词, 便可以得到大量信息。有很多学生不会筛选信息, 一股脑儿地把涉及到的东西全选进来, 以至于资料很多, 却没有什么积累, 更谈不上品味了。快速浏览资料、筛选主要信息, 是不可缺少的现代阅读能力, 但潜心品味语言、积累语文知识、培养文化素养更是语文学习不可或缺的内容。综合性学习活动强调的不是学生通过浏览资料、上网搜索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 而是强调在活动的过程中学生运用了哪些阅读的方法, 积累了怎样的语文知识, 提高了多少语文素养。所以教师在指导学生搜集资料时, 应当关注资料的文学因素、文化色彩, 鼓励学生为自己查找到的资料做综述或评价。例如在进行《莲文化的魅力》综合性学习时, 各种莲的图片的收集可以适量, 对全国赏荷胜地的举例只要点到即止, 不必给旅游业做广告, 却可以要求学生查找描写莲咏莲的古今中外文学作品, 引导学生对不同作品作比较阅读, 并且可以为自己喜欢的篇章写写读后感, 把那些好的作品摘抄、背诵下来。这样的搜集资料就不会流于形式, 综合性学习的语文因素也能得以体现。
三. 多一些理性的反思, 少一些作秀的掌声
新课程倡导多鼓励学生,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出于这种理解, 哪怕学生只有一点成绩, 就要表扬;只要一小点进步, 也要鼓掌予以鼓励。掌声是对学生活动成果的肯定性评价, 这种评价方式是直接的, 令人鼓舞的, 但也是浅层次的, 不值得一再出现的。例如我们在进行《感受自然》综合性学习活动时, 有一个环节是“走过四季”, 分类收集四个不同季节的成语。有一个学生一口气说了二三十个成语, 有些是生僻的, 没看到过的。其他同学拼命鼓掌, 我示意大家慢慢鼓掌, 指着其中几个生僻成语让他解释并造句, 他完全不知是什么意思, 更不能造句了, 想必是网上随便一搜, 在课堂上照搬出来吧, 其他同学也茫然不知。我请同学反思:不明白意思, 不会用这些成语, 只是收集又有多大意义呢?语文课的活动就应该有积累、运用, 其后我们围绕着四季成语展开了几个小游戏:成语接龙、你演我猜、情景造句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加强了学生的语文积累和运用。当然我们在要求学生反思的同时, 我们作为教师的也应该冷静地反思一下:新课程的课堂到底该新在什么地方?我们的课堂教学效果好吗?老师上完一堂课, 也应该问一问自己:在这堂课上, 学生学到了什么?反思才会明理, 反省才会明智。多一些踏踏实实的做法, 少一些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让我们的课堂远离哗众取宠的“新潮”, 走出“时髦”的误区, 使语文课堂教学变得更加扎实、朴素。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3
中国企业的发展以1978/1979年为界，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和后30年。人们普遍认为，这两个时期的中国企业发展存在诸多的不同。首先是经济体制的不同，前30年为计划经济体制，后30年为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制；其次是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不同，前30年初期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过交流和合作，中后期完全依靠自力更生，后30年逐渐对外开放。到今天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与合作关系；第三是资本来源的不同，前30年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后30年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
笔者认为，这些差别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它只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侧面，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侧面是，60年来的中国企业发展还存在某些根本性的共同因素，即在国家现代化目标的指导下追求中国企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的每一代领导人一直在探索一个主题：在世界变化的环境中，在中国国情的条件下，如何开拓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无论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还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或者江泽民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其目标指向都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国企业的发展就是为国家现代化服务的，无论是前30年的国有企业作为国家现代化的组织力量，还是后30年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国家现代化的主体力量，都是如此。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虽然主观上服务于母公司的战略，但在客观上亦对国家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现代化是中国企业发展的主题。技术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中国企业现代化的主要阶段和不同层次。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了阶段更替和层次提升的逻辑。无论是前30年，还是后30年，中国优秀本土企业的成长案例都较清晰地展现了这个基本逻辑。
后发现代化是中国企业的特点。中国属于现代化的后来者，比西方先行国家晚了100～200年。因此，胡鞍钢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有所不同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领导人是向苏联学习，采取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及其后的江泽民、胡锦涛则是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采取多种经济制度共存和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现代化。
中国企业亦是这样。学习式创新是中国企业现代化的主题。企业作为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组织，承担着中国国家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中国企业的现代化一直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主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企业的后来者特征，学习成为企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企业60年的发展历史表明，在学习基础上的创新，以学习为基础和前提，以创新为手段和方法，提升企业价值、创造客户价值、追求社会价值为目的，即学习式创新，这是中国企业现代化不断探索的主题。
学习作为后发企业现代化的主题是恒定的，但学习的对象内容和方式方法则是多样和变化的，并且在不同的阶段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学习日本企业和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为主；90年代以学习美国企业和引进先进管理和制度为主。企业学习的方式方法也是随环境和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20世纪50年代的鞍钢通过直接引进设备、技术和管理方法来学习；20世纪90年代的华为通过聘请lBM为顾问来学习；21世纪初的中国化工集团和海尔集团则是多种方式方法并举来学习……
在本文中，我们暂以若干个代表性企业的案例为分析单元，揭示其学习与创新内容及其背后的基本逻辑，试图勾勒出一条中国企业60年来现代化探索的主线，并期望对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有所助益。
鞍钢宪法：突破苏联的先进管理模式
“鞍钢宪法”是1960年3月22日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来的。批示中说：“这个报告很好，让人越看越高兴，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鞍钢是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当时仅职工就有十几万人。在1958年之前，鞍钢全面照搬苏联当时最大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厂的管理制度和方法(称为“马钢宪法”)。1959年，鞍钢开始解放思想，敢于想问题，开始怀疑“马钢宪法”，在企业管理上更强调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1960年，鞍钢创造了“鞍钢宪法”，堪称中国现代企业史上第一次管理创新。
“鞍钢宪法”的五项原则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命。其中，“两参一改三结合”是主要内容，“两参”是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是指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实行领导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三结合。这是中国新型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管理制度，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
应该说，“鞍钢宪法”首先是学习的产物。第一，鞍钢是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之一，不仅引进了苏联的生产设备和技术，而且照搬了苏联钢铁企业的管理模式。第二，“两参一改三结合”制度在中国已有实践经验。1958年，黑龙江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开创了工人直接参加班组管理、间接参加全厂性管理工作的先河，并实行了业务改革，即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及时地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长春汽车制造厂在1958年学习建华机械厂和庆华工具厂“两参一改”经验的过程中，为了解决技术革新中一些生产技术问题，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鞍钢宪法”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第一，鞍钢宪法突破了苏联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马钢宪法，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进行了创新；第二，鞍钢宪法综合了中国其他企业的管理经验，形成了一整套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直至今天，“鞍钢宪法”仍具有较大的创新方法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习外国先进管理是必需的，但也是不够的，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进和创新；二是正如日本人所讲：“综合即创新”，创新的途径和方法很多，综合其他企业的创新并融为一体是创新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之一。大庆经验：
主观能动性的极致发挥
1963年12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经验或称大庆精神，是中国企业在国际环境封闭的情况下，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案例。大庆经验的主要内容包括：(1)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体现为“三要”、“十不”精神。(2)实践第一，两分法
前进，表现在大搞调查研究，科学地认识和开发油田；抓住主要矛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等。(3)实行岗位责任制，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都有各自具体内容的岗位责任制。这是大庆企业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各项管理制度的核心。(4)良好的工作作风，体现为“三老”、“四严”和“四个一样”。
与鞍钢宪法一样，大庆经验也是学习的产物。具体而言，大庆的学习对象和内容有二：一是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和著作，尤其是《实践论》和《矛盾论》；二是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和作风，直接参与大庆会战的转业官兵就有3万多人。
此外，大庆经验更是创新的典范。首先是李四光的理论创新，否定了英国学者布莱克·威尔德的“中国贫油”论。第二是会战组织的创新，大庆油田采取军事化的会战组织方式取得了成功，这在中外企业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案例。
大庆经验中的许多内容至今仍具有学习的价值。例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高科技企业一直得到坚持和发扬；高度重视学习，建立完善的学习制度(在基层干部和领导干部的岗位责任制中，学习制度是其中重要的内容，包括学理论、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以及“向工人学习日”制度等)，对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有借鉴作用。可以认为，大庆油田是中国现代企业史上第一个“学习型组织”。
华为：师从IBM的研发管理创新
华为公司是如今中国全球化程度最高、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之一。华为能够获得今天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产品研发管理的学习与创新是基础因素之一。
1998年，任正非在美国考察了多家优秀企业，最后把IBM公司作为华为的学习对象，并选择研发管理为华为首要的学习内容。1999年初，华为引进和学习IBM的集成产品管理体系(1PD)。聘请IBM的50多名顾问人员进入华为公司，重新建立起新产品研发管理体系。在引进和学习过程中，任正非针对部分研发人员的排斥情绪，严厉地提出了“先僵化，后固化，再优化”的“削足适履”式学习方针和原则。在少数优秀技术人员由于不适应新的管理方式而离职的情况下，任正非仍然坚持上述方针和原则毫不动摇。经过3年的引进和学习，华为公司建立了自身的集成产品管理体系。
2004年，在欧洲3G通信设备市场实施的“抢先战略”中，华为的研发管理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研发管理作为技术型企业的核心价值链条，其能力和水平在全球各大电信运营商的供应商认证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第二，在产品设计与测试阶段，反应速度居于首要位置，而这主要取决于研发管理体系的高效运转；第三，在项目实施及售后服务阶段，研发管理体系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决定了项目的成败和质量水平。
在华为之前，中国已有不少企业提出过“成为中国的IBM”的口号(如：20世纪80年代末的四通集团、90年代初的巨人集团等)，中国不少大企业也明确提出向美国大企业(GE、IBM等)学习的号召，但是真正成功的学习者并不多。华为为什么能学好用好呢?首先，华为选择IBM为学习对象较为合适，任正非认为IBM遇到的问题，华为在今后也会遇到；第二。华为只学习IBM的管理，而不学习IBM的战略；第三，华为从研发管理这个关键价值环节开始学习，坚持“削足适履”的方针和原则不动摇；最后，3G市场的出现为华为提供了一个后来者居上的机会，华为基于研发管理的企业能力帮助它抓住了这个极为难得的机会。
从全球范围来看，华为的研发管理只是学习IBM的结果。但从中国企业群体来看，华为的研发管理却具有创新的意义。如今，华为的集成产品管理体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主要学习内容。
海尔：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制度创新试验
在张瑞敏的领导下，海尔集团的成长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版的管理创新的历史。仅以质量管理为例：在1984年创业初期，当其他企业集中精力扩大产品产量的时候，海尔率先抓质量管理，1988年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块国家优质产品奖金牌；1989年，当大多数企业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时，海尔又先行一步，从抓产品本身的质量延伸到服务质量；而当其他企业开始重视服务时，海尔又率先抓住质量的本质，即满足用户的需求，使用户满意。
为实现全球化品牌战略，张瑞敏坚持一贯的管理创新思想，通过“人单合一，使海尔进入卓越运营的全球公司行列。早在张瑞敏提出“市场链”概念之初，笔者就感觉到这项管理创新具有的世界意义以及其过程的艰难和复杂，而胡泳在《海尔的高度》一书中则较完整地描述了这个过程。
回顾西方企业史，福特的大规模生产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第一项管理创新，它开创了大规模生产与消费的时代；丰田的精益生产体系是后发企业创造的对制造业影响最大的又一项管理创新——它告诉我们：后发企业能够以管理创新为途径，实现后来者居上并领先的目标；戴尔的个性化定制直销模式是信息化时代最有影响的管理创新——它告诉我们：不依靠领先的技术，后发企业在信息化基础上的管理创新也可以争霸全球。
从“市场链”到“人单合一，张瑞敏和海尔集团进行着一项世界级的管理创新试验。以前的中国企业管理创新，主要是在学习外国先进管理方法的基础上，在中国范围内的模仿创新，而海尔的管理创新，是在吸收、消化丰田模式和戴尔模式之后的自主创新，是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世界范围内的自主创新。
丰田模式的精髓在于，现场员工既是操作者又是思考者；戴尔模式的精髓在于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个性化定制和直销。海尔模式不仅承继了丰田和戴尔模式的精髓，而且有较大突破：把每个人都变为SBU(战略事业单位)和创新主体，颠覆了主流经济学中的市场与企业的关系理论；直接营销和直接发运，突破了传统管理学中的价值链理论；“正现金流”抓住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本质，向利润最大化、股东权益最大化等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
正是许多基础性的管理创新构成了海尔模式的全面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海尔集团学以致用，吸收综合了许多来自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海尔集团的综合性创新还在全球市场中发挥了效用。
中国化工集团：融合式跨国并购与管理
2004年开始，中国企业较大规模地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入全球市场。目前看来，跨国并购的成功者并不多，而任建新领导的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则是例外之一。2006年前后，中国化工集团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实施了三起跨国并购，分别收购了法国安迪苏公司(Adisseo)、澳大利亚凯诺斯公司(Qenos)和法国罗地亚公司
(Rhodia)的有机硅和硫化物业务。目前，这三家企业都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经营业绩，中国化工集团已收回大部分投资。
任建新倡导的“融合式”跨国并购与管理是中国化工集团取得成功的核心因素。所谓融合式是相对于整合式而言的，其根本区别在于：融合式是学习型并购，并购方尊重被并购方及其所在国的历史和文化，极大地保留和发挥原有高管人员的积极性，把被并购方融合到并购方中；整合式是以并购方为中心的并购，并购方通过更换高管人员等方式，把并购方的理念和规则彻底贯彻到被并购方中，最终把被并购方整合到并购方中。
在任建新有关跨国并购的讲话和文章中，我们很难看到“整合”一词，大量出现的词汇是沟通、文化融合、尊重、学习、包容等。不仅如此，中国化工集团也是这样去做的：在并购前有多年的战略准备，与对方高管人员保持密切的沟通和交流；在并购后，一般不更换原有高管人员，尽量保留原职位并适当提升(如进入董事会)；总部不外派高级管理人员，只派出助理人员去完成学习任务；尊重对方的民族文化……
任建新的融合式并购与管理模式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与以往跨国并购大多是强势企业整合并购弱势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大多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继续沿用整合式并购的理论和方法，则其成功率必将低于欧美企业(欧美整合式并购的成功率只有30％左右)。而任建新及中国化工集团的融合式并购实践，对并购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
综上所述，鞍钢宪法的诞生打破了当年的“苏联崇拜”，其后来在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仍然取得了中国企业的一定成长，初步形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今天，中国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正处在“美国崇拜”下，这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应该考虑如何打破“美国崇拜”，不同特性的企业应该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对象和内容，把外国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制度融合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和民族文化中，探索出一条新的后发企业现代化道路。
另一方面大庆精神则把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其对如今处于危机环境中的中国企业亦有传承和学习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庆精神与温家宝总理所讲的“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新的环境中，中国企业需要创造性地把大庆精神赋予时代的意义，并且发扬光大。
从中外企业的发展历史来看，美国企业主要是依靠技术创新称雄世界，日本企业主要是依靠管理创新后来者居上，中国企业的未来究竟将依靠什么?对此，笔者认为中国企业唯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才能持续成长，并在全球市场上占有合适的位置，最终才能实现企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而推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首要的是应该依靠融合东西方文化，进行管理和制度创新。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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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更新换代异常迅速。作为会计人员就必须善于接受和消化新观念、新知识，认真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必须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努力做到学识渊博，业务精良。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是会计人员汲取知识掌握技能、适应现代会计工作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增强会计职业道德素养的最有效办法。
一、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适应经济发展“两个转变”的客观要求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市场经济就是竞争经济、法制经济，尤其是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要求现代会计人员必须具有“四个转变”。
1、由报账型向管理型、决策性转变；
2、由事后型向事前型、事中、事后全过程转变；
3、由被动型向能动型、自主型转变；
4、由传统手工方法向现代高科技、网络化、规范化转变。适应形势，更新知识，不断加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学习尤为重要，是科教兴国和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加强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的政治及业务水平一是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要加强学习，坚持政治方向，着力提高学习认识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二是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要具备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一定的新技术新知识，较娴熟的业务操作能力，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创新能力，才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三是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忠于职守和职业道德，爱岗敬业，刻苦钻研，工作严谨、廉洁奉公，团结协作，谦虚谨慎。
（三）深化会计教育改革，与国际会计教育接轨。利用现代科技的远程继续教育形式，扩大教育规模，形成教育产业，减少国家投资，解决工学矛盾；实现人的智能最大化，使高科技技术手段成为学习的催化剂，为会计人员的自我奋斗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手段，使学习成为不断探索的动力源泉。
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习心得
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对于我来说还有许多东西是空白的，没有什么实践操作经验。因而，利用空余时间，我参加了继续教育学习活动。通过看《2008会计人员继续教育专题讲座》，使我对会计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体会。现把学习的心得总结如下：
（一）会计岗位是一个非常需要细心与耐心的工作，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像我们刚出社会的人来说，应该将自己的心全部都“归零”。只有做到这样，才能吸收更多有用的东西，将自己的心态“归零”就如刚出生的新生儿一样，什么都是重新开始，去努力的适应一切的不适应，经过一番自身的体验跟探索，将自己旺盛的生命力一直延续下去。这也就是我们以后要面对社会上的种种困难是一样的。
（二）要学习为人处事。相信人际关系是现今不少大学生刚踏出社会遇到的一大难题，要搞好人际关系并不仅仅限于本部门，还要跟别的部门例如市场部的同事相处好，那工作起来的效率才高，人们所说的“和气生财”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也是不无道理的。而且在工作中常与前辈们聊聊天不仅可以放松一下神经，而且可以学到不少工作以外的事情。同时，同行之间沟通尤其重要，许多东西都是你学一点，他学一点，在休息时间你说一句，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大家也在这种沟通讨论学到了东西。人际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何与人打交道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本领，在今后的工作中也是不能忽视的。马上就要进入社会的我们，我想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种积累，而这种积累正是日后的财富要有团队合作精神。
（三）要有不断学习的精神，也让我充分认识到把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重要性。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书到用时方恨少，平时在学校自以为学得不错，但到了真正要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有太多不足。不是学得多就有用，更重要的是学得精，通过本次学习，我对自己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学到了一些在学校上没有的知识。作为现代大学生我们不但要学好我们的专业课，学扎实我们的专业知识，还要抓住任何实习机会努力加强实践经验，并把我们所学的和我们所做努力结合在一起。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5
我的老婆每天起前来很早,给我做早饭.我真应该感激她。
【口语要素1】She is an early bird.但是有一点比较烦人,就是每次做完早饭，她都要把我吵醒。
【口语要素2】Have not you out of bed, yet?
如果我还不醒的话,她就该生气了。
【口语要素3】Get out of bed, you sleepyhead.可是有时我熬夜到很晚,比如到凌晨2点才睡,那早上可能是比较困。
【口语要素4】I cannot keep my eyes open in the morning.不过,有个老婆还有一个好处,至少不会出现睡过头的情况,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大男子主义。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6
一、单选(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1.科学发展观于（）时期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A.十六大 B.十七大 C.十八大
D.十八大三中全会
2.邓小平理论于（）作为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A.十四大 B.十三大 C.十五大 D.十二大
二、多选(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1.根据本讲，继续按照“邓三科”的模式续写指导思想的难点在于（）。
A.指导思想的旗帜越来越长 B.高度概括的词语并不容易 C.历史时代性强 D.内涵丰富
三、判断(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1.毛泽东思想等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正确 错误
语文学习园地60 篇7
一、用语言调动学生的情绪
(一) 设计好激情入趣的导语
回想以前上课时的导语, 真是千篇一律, 才使学生产生了厌烦心理。究竟怎样才能使学生对语文课感兴趣呢?我先为不同的课文设计不同的导入语。像《一厘米》这样一篇赞扬感人至深的母爱的文章, 可以通过讲和课文有关的小故事来打动学生。也就是以情见长的文章, 可以情入境;像《白杨礼赞》这篇课文可以用播放歌曲《小白杨》这样的方式导入新课。也就是托物言志, 以物来写人的课文, 可以歌曲入课;像《小男孩》一课既可以用与契科夫的《凡卡》比较中来导入, 也可以用汪曾祺对这篇课文的评价来导入;还有像解题入课、以奇入课、介绍时代背景入课、解读作家经历入课等等方法。给每一篇课文都设计了不同的导入语。好的导入语能一下子“抓住”学生。调动起学生的情绪、激发起学生的兴趣。
(二) 设计好画龙点睛的结束语
我认为“画龙点睛”的结尾有助于对学生进行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在结尾时教师可以巧质疑, 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 使教学过程再起波澜;可以有意不把问题讲透, 留有余地, 让学生自己去咀嚼、思考、领悟;也就是延伸扩展、回味思考、欣赏品评、借鉴模仿这四种方法。
我在讲《清兵卫与葫芦》这篇课文时, 采用了“延伸扩展”这种方法。在课结束时, 我渗透读写训练, 请学生们为小说进行续写。当清兵卫在父亲和老师的压力下放弃制作葫芦这一爱好, 爱上绘画后, 他的父亲又开始嘀咕了……当学生发挥想象, 设想出各种不同的结局时。我又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将自己设计的结局进行交流。课堂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学生们会为自己的续写结局寻找支撑的理由, 各种思维在碰撞中闪出智慧的火花。这一练习为今后的写作训练打下了基础。通过此种结尾的方法, 不但大大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还使整节课进入了高潮, 为形成技能打下了基础。
二、用角色认知调动学生的参与
在日复一日地被当做孩子、学生之外, 学生也需要承担“重要角色”, 如志愿者、导游、形象大使等。这些角色能满足学生表现自我、获得尊重的需要。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中, 学生们会很自然地把自己看做是班级形象、学校形象的代表。角色认知会很大程度上激发学生的兴趣。所以我们教师要善于创设与主题相适应的学习环境, 安排简便易行的课堂模拟活动, 引入有吸引力的故事, 让学生在情景中体会学习的快乐。
“进入角色”即“假如我是课文中的××”;扮演角色, 则是担当课文中的某一角色进行表演。由于学生自己进入、扮演角色, 课文中的角色不再是在书本上, 而就是自己或自己班集体中的同学, 这样, 学生对课文中的角色必然产生亲切感, 很自然地加深了内心体验。如:上完《小巷深处》, 为了让学生体会到瞎眼养母抚育莉莉的不易, 可让学生转换角色, 蒙上眼睛当一个小时盲人来体验瞎眼养母的不易, 这样切身感受的教育效果远比说教来得有效。而且当学生有了切身体验后, 让他来感悟残疾人的不便和父母的艰辛相信此时的学生才会从心灵深处触动, 再让他们写出体会并进行交流, 这时的课堂才会被调动起来, 处处洋溢着真情———尊重父母, 感恩父母, 尊重残疾人, 关爱他人。
还如:我们为了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 培养学生美好的人性。可以先假设了一个场景。假设这个班的学生都是游客, 身处在一艘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上, 这时发生了撞击冰山一幕, 游客们惊慌失措, 想法逃生, 游轮放下救生艇, 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有逃生机会, 老师给了这些可以逃生的人员一张逃生船票, 每人可以凭借这张逃生船票获救, 但同时你可以将自己的这张逃生船票送给别人。在悲壮的音乐声中, 人性中最美的东西在这里碰撞、闪烁。在交流碰撞中我们的课堂活跃起来了, 在这些稚嫩的孩子心中, 美的东西由此开始。
三、精于施教, 培养创造能力。
要让学生创造性的学习, 教师就要创造性的教。例如, 我在讲《青海湖, 梦幻般的湖》一课时, 要学生仿写句子:那草滩的绿, 绿得娇嫩, 那菜花的黄, 黄得蓬勃, 而那湖水的蓝, 又是蓝得多么醉人!因为例句讲的是自然景物, 开始时同学们的造句几乎都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什么“天是那么蓝, 山是那么青”、“湖面是那么平静, 湖水是那么幽深”……我为了转移学生的思考角度, 引导说:“谁能从其它方面考虑一下这个句子的说法呢?除了自然景物还有别的吗?”课堂里顿时沉默下来, 思维呈现滞涩状态。片刻之后, 学生们思考的角度发生变化了, 找到了新的视角:“老师是那么可敬, 同学是那么可亲。”……学生的思维角度从自然景物转到人的精神面貌, 这时, 我又设法进一步引导, 使学生的思维又一次找到了新的角度;“在家里, 爸爸妈妈又那么疼爱我, 我真是泡在蜜罐里的甜娃娃!”“老师讲课思路那么清晰, 语言那么生动, 我真佩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