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西方园林史有感

读西方园林史有感（精选6篇）

读西方园林史有感 篇1

布洛赫对历史爱得深沉

——读马克·布洛赫《历史的技艺》有感

“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是一个至今还困惑大多数人的问题，并因为该问题的存在，历史学至今都没有得到她应有的名分，那么，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呢？先前就没有哪一位历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出过思考和解释吗？

带着“历史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我与马克·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邂逅了。其实，在进一步地阅读了解之后，我更喜欢这本书的另一个译名《为历史学辩护》，因为这个译名更能直接反映作者写该书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大致了解到，该书是一位对历史饱含深情的历史学家面对历史地位不妙的情况下，发出掷地有声的呐喊与辩护。

或许是碰巧，马克·布洛赫的《为历史学辩护》也是由一个问题开始的：“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这是马克·布洛赫的小儿子无意间向他身为历史研究者的父亲提出的一个问题，正是由于这个不经意的问题，触到了布洛赫的神经，“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童言无忌。他的问题恰恰是针对历史学存在的理由而言的”。[1]于是，布洛赫针对当时历史学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自身对历史学的深入思考，写了《为历史学辩护》一书，并“但愿本书能够作［2］为我的答案。”

当初选择读此书，出于两个目的，其一，该书与“历史有什么作用”有关，我想通过阅读它，或许可以解开内心同样存在的疑惑；其二，这是一本比较薄的小书，读起来也不会花太长时间，也容易将其内容快速读完，以求能够快速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但是，现在我已经将它欣赏了两遍，回头想想，对当初的两个目的有些惭愧，似乎我的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因为，一，我目前读了两遍，但依然不能很清楚地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二，我读这本书并不是很快（或者说“懂这本书”更加确切）因为它是类似于历史学理论的书，任何东西似乎只要上升到理论，就不是那么容易摸透。但是，我并非一无所获，相反是获益良多。首先，我收获了感动，布洛赫带来的，而且强烈地、持久地。因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而言，他必须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而布洛赫不仅热爱生活，而且充满了责任感。“二战初期，法国便沦于敌手，在这极其困苦的时刻，布洛赫开始了《历史学的技艺》的写作，在该书的卷首，他痛苦地写道：‘国难当头，谁不

［3］感时伤世，草此小书，；聊以排遣胸中的忧愤。”布洛赫不仅仅是个埋头于故纸堆的历史学者，他更是一个关心国家，热爱民族，支持正义的历史学家。

其次，丰收了知识，布洛赫的这本小书“书未杀青，作者却赍志［4］而没了。”可见该书是本未完成的著作，依据出版的书的内容及布洛赫的好友另一位年鉴学家派的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的描述及推测，布洛赫“原设想写七章。标题分别为：

1、历史认识：过去与现在；

2、历史的考察；

3、历史的分析；

4、时间与历史；

5、历史的［5］经验；

6、历史的解释；

7、历史的预见。”“马克准备在结论中论述‘历史在国民教育中的作用’，还打算写一篇题为‘历史教学’的附录”。[6]而目前看到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则有五章，而且就我个人观点而言，第五章似乎还是个草稿，尚未写完，也没有经作者重新加工和整理，因此，大师含恨离世，留下未成之著，实属吾辈之憾事。但是庆幸的是，关于该书与我们见面的部分是布洛赫史学的精华，其间“颇多精义”，“有人称它为‘年鉴派史学的宣言书’”。可见其分量不轻。

为什么说分量不轻呢？还是先从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谈起。

首先，这本于1992年6月，由张和声、程郁译，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开篇便是十多页译者的话，这段话高度概括了这本小书的全部内容和观点（但是，这段话并不等于全书，因为有很多东西，不身临其境，是难以感受的，书中的很多道理布洛赫均举出很多例子加以阐释），读完正文之前的这段话，对布洛赫的史学观点大致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年鉴派的观点与实证主义史学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年鉴派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强

［7］调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而后者推崇‘史料即史学’的观点”，布洛赫推崇“问题史学”，进而有了他的整体史观，他认为“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领域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而研究历史不仅仅需要知道史实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史实，因而就需要了解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来得到丰富的环境背景资料，以得出史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因此，布洛赫认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也就是说，史料仅仅是史学的一部分，实证主义史学所提倡的是“只见木，而不见林”，而年鉴派史学是要在史料前问一句“为什么”，并且去探索“史料”背后的故事，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我个人也认为“史料”与“史学”是不对等的，史料只是记录或证实史实的实物（包括文字），如果“史料”等于“史学”，那么史学研究的领域就太窄了，而真正的历史学，我个人认为它是文科的另一门基础学科（就如数学是理科的基础学科一样）。文科的任何东西，似乎都离不开“史”，“史”虽未曾表露，却渗透在了文科的各个方面。

另外，再从书的内容说一说吧！

《历史学家的技艺》共分为六个部分（除开译者的话），分别是：

1、导言；

2、历史；人、时间；

3、历史的考察；

4、历史的考证；

5、历史的分析；

6、历史的因果。

其中导言里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话：“每一门科学本身，仅代表了知识海洋的一点一滴。”“无论你从事什么专业，为了了解和正确评价自己的研究方法，就必须看到它们与其他领域同时代发展趋势之间的［8］关系”从这里，我们能看到，布洛赫对历史的爱，是一种客观的爱，并非在布洛赫眼里只有“历史学是最美”，他始终用一种客观而谦逊的态度来对历史学“辩护”。

其实，布洛赫的这一态度一方面来自他自身的修养，另一方面，也来自他的学术主张，这个主张其实可以追溯到1900年创办的《历史综合杂志》的哲学家贝尔那里。“该杂志反对传统的叙事史，倡导对历史进行理论研究，但这种理论来源于经验观察，与传统历史哲学迥然不同。”贝尔还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通过

［9］综合比较研究解释历史。”这为日后年鉴派总体史的写作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从这一方面说，我们无疑可以认为布洛赫是客观而谦逊的，客观而谦逊的研究他深爱的历史学，因为越是爱得深，才越会去透彻地探索。

布洛赫除了客观而谦逊外，他还是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不仅是在为历史学辩护，更是在探索出一种有效地研究历史的新观念与新方法，在布洛赫写作《历史学家的技艺》那个年代（大约20世纪20---40年代），以朗格卢瓦和瑟纽博司为代表的传统实证主义史学占史学研究的统治地位。布洛赫先前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他们效法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的研究班形式，创立了综合研讨会。聚集在这里的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打破学科分隔状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和讨论以及跨学科综合研究”，[10]他们“力图用具体研究成果来说明和推广总体史”，改变传统实证主义史学独大的局面。而《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大部分也是布洛赫在探索新史学观念时的“自我对话”。正是由于有了布洛赫的总体史观的提出及开拓精神的鼓励，也才有了第三代年鉴大师布罗代尔的辉煌与“时段理念”的问世。布洛赫无愧于年鉴派开山鼻祖的称号。

既然提到了“总体史”，那就不得不再提到另外两个让布洛赫在年鉴派中岿然不动的理论了，其一是“比较历史方法”；其二是“回溯复原方法”。这两个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也是分别阐释的。“比较历史方法”是布洛赫十分重视的一种史学研究方法。他在《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一文中提出历史比较的两个必要条件：

1、研究对象必须具有某种相同或类似之处；

2、它们的环境存在着某种差异。并把比较分为一般或宏观比较和特殊或微观比较。前者指对时空相隔遥远的若干社会进行比较，后者则是对同一时代中若干相邻社会的比较。布洛赫的著作是属于特殊（微观）比较，对比同一时期内各种社会要素在各地的异同，进而从总体上分析社会结构及兴衰演变。

另一个是“回溯复原方法”。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由古至今里，布洛赫提出“回溯”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以为学者考察历史的顺序与事件发生的先后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正是一种误解。“回溯复原法”打破了以历史学家首先分析起源的“起源偶像”。认为历史研究的合理顺序不仅要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先后，而且应从明晰到模糊，他指出，“由于缺乏文献记录等原因，我们对中世纪农村社会的认识是有限的、模糊的，而近现代关于农村社会的完整记录及农村中残留的遥远时代的风俗习惯和技术等，构成了一幅农村社会的明晰图景，为我们研究过去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基础。”

对于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观点，后人也有不同的评价，甚至连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也对“总体史”提出质疑，“总体史显然是没有意义的，它是一种愿望，标志着一个方向，只是一种不明智的雄心”。有质疑显然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因为质疑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贡献，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布洛赫对历史学的爱。也有人客观地对年鉴派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年鉴学派不是把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强调理论要为实践服务，他们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11］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历史研究更为科学化”。

［1］［2］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7页。

［3］［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页。

［5］［6］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4页。

［7］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0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第18页。

［9］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31页。［10］同上。

［11］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57页。

参考文献：

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版。

2、王建华、董进泉，《历史学·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流派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张和声，《马克·布洛赫及其史学思想》，《史林》1993年第4期。

4、王科，《马克·布洛赫“倒溯法”探析》，《重庆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5、李新冲，《试论马克·布洛赫的史学功用思想》，江西蓝天学院学报2010年6月，卷5第2期。

读西方园林史有感 篇2

1.“六经”皆档案, 见解独到。

一直有“六经”皆史的说法, 因为不论是《诗》、《书》、《礼》、《易》, 还是《乐》、《春秋》, 都从不同层面上反映了历史状况, 所以被称为史也就不足为奇了吧。但“六经”皆档案又从何说起呢?原来是这样的:第一, “六经”源于档案, 这自然不用怀疑, 因为图书一开始就源于档案, 是对人类活动的原始性记录;第二, 从内容上“六经”也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档案;第三, 一些著名的档案学也曾提出此类想法, 如潘玉民的《档案编纂学》就曾认为“六经”是档案汇编。六经皆档案之说观点是独到的, 是经得起推敲和论证的。

2. 满文档案研究, 为研究民族历史打开一扇窗。

无论是皇帝颁布诏令还是批改奏章都用满文, 这对研究清代前期统治者的政策、对研究满族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 满文源于蒙古文, 一些在蒙古族史书上找不到的一些史事, 却能在满文档案中找到, 由此可见, 满文档案对于蒙古史的研究、也意义非凡。还有, 清政府对西藏地区颁诏, 通常是满蒙藏合璧, 而且满文居多, 这对研究西藏的历史也很重要。

3. 清代玉牒研究, 了解清代皇族的传承。

玉牒即为皇家的族谱, 清代的玉牒是中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玉牒, 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族谱的编纂与修护, 对皇室中每一个成员的生卒年、所担任的官职、嫁娶情况都有详细的记载, 与此同时, 也对皇族的成员有一些森严的等级划分。这对于研究清代皇族人口的变迁, 皇族内部的纷争, 皇位的继承要求很有意义。

4. 民国档案研究, 让复杂的民国历史格外清晰。

民国的历史在我们看来, 有时挺模糊的。这是因为民国档案的破旧缺损与冗长。解放初期, 民国档案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 当时为保护档案的完整, 并没有对档案进行适当的整理与销毁, 这对以后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带来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在研究之前还要判断档案的时效性, 对档案的保护也需要人、设施, 这确实是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对于民国档案, 我们也要秉承对于其他档案的原则, 对于一些可以销毁的档案, 我们也无须保留, 对于重要的档案, 我们也要多方面保护。

5. 唐代管理制度研究, 一个繁荣帝国的成功之举。

唐王朝是历史上少数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度繁荣的国家。它在文件、档案管理方面也有其独到的制度。如文件时期的四禁制度、避讳和平缺制度、执论制度、贴黄制度等, 档案时期的归档制度、保密与安全制度、鉴定销毁制度等。这与现今的文档管理制度不谋而合, 我们也是从古人那里得到经验, 从而更好地发展当今的档案事业。

6. 金代档案工作研究, 一个少数民族不一般的管理才能。

金代在借鉴辽宋的文档工作基础上, 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档工作系统。虽然其水平不如宋, 但却高于辽。金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历史的编纂, 金代利用档案修史, 其中, 它以实录的修撰为核心, 兼修辽史。但由于种种原因, 金所修辽史最终却未能得以流传, 但这也不能抹杀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具有的卓越才能。

一部好的档案史应包括的档案种类、档案工作者、档案管理制度、档案机构、档案法制、历史档案学的介绍, 《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都有涉及, 全书史料丰富、内容翔实。对中国档案的历史和档案管理工作及其延伸的历史做了系统的论述。

参考文献

读《中国货币史》有感 篇3

《中国货币史》一书的目录甚为详细，算是我阅读过的著作中最为详细的一本。通过浏览目录，便可以很清楚、很详细地了解本书的行文逻辑，和主要讲述的内容。线索明晰，条理清楚。本书沿用史学著作的通俗办法，大体根据朝代来分阶段。每一章都介绍了当朝的货币制度，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理论和信用机制等。当然除先秦例外。作者从货币的产生、殷周时代的贝物、春秋时期的货币形态，一直讲述到了清朝。而且对于各个朝代的钱币都配有相应的图片。这样有助于读者理解和掌握中国钱币的发展。

作者的整本书比较长，由于时间的关系，我更详细地阅读了明清时期的货币史。在此我就我看到的明代货币史谈几点感受。

彭先生的明代货币史，主要分为了四节，第一节谈了货币制度。作者在文中所谈的货币制度，可能是依据明史作为参考材料，和明史里头的叙述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谈及货币购买力时，作者分时段、分币种地进行了分别论述，讲述的比较详细。而对于信用和信用机关的论述则相对简单。

首先谈谈对明朝货币政策的感受。明代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纸币大明宝钞和铸币铜钱的发行上。明中后期白银虽然在民间市场上和国家税收中广泛使用，但明政府没有铸造过银元反而加以发行控制。

彭先生在其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历代官吏所得是否和一般国民所得成一定比例”，我们不得而知。我觉得虽然具体的比例不能确切得出，但是其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

为了维持文人的体面生活，官员只能将其进一步向下转移到人民身上。这加剧了社会腐败，必然影响百姓的社会生活。社会矛盾必然更加尖锐。

最后想谈谈明代的信用和信用机制。前面我说到作者对于明代的信用和信用机制这一节论述得相对简单。我想大概与明代的信用和信用机制不是很发达有一定的关系。信用和信用机制的发展都是围绕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在明朝虽然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会票，但是多为一些兼营兑换业务的商店开出来的，信用度往往不是很高，经常会出现坏账、死账现象。而真正专业性票号的出现至少要到清朝。最早的专业性票号为山西商人所开，在《晚清钱庄和票号研究》中提到了，具体出现的时间众说纷纭，更为可靠的可能是陈其田的《山西票庄考略》。他认为票号在嘉庆时期到道光时期产生的，更确切地说是道光初年。据作者所推算，一家颜料点发展成为日升昌票号，这是最早的票号。《中国十大商帮》则认为在顺治年间便已产生。

也有人认为是在乾隆年间产生的。早在明代，商人兼营会票的现象就已经出现，由于受到承汇能力和通汇地区的限制，远远不能适应埠际间的货币流通需要，山西票号由兼营推向专营。商品经济决定信用和银行的发展，由于晋邦经过明中叶以来的发展，到了清乾隆年间，可以说已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时期。总之对于票号产生的时间說法很多。虽然不敢确定哪个更为真实，但至少所有说法都指向清朝，因此可以推论，明代时票号还没有出现，借贷业还不够发达。山西商人为山西票号的兴起提供了经营存放汇业务的经验。明万历年间，当铺行业发达。当铺行业为徽商所开，计江北河南共213家。

作者在文中提到《金瓶梅》中关于相关借条连还款日期都不具备，因此借贷业还不够完善。

其指出中国古代的存款业务不发达的原因是由于社会乱的时候很多，而且几千年没有进步成一个法制国家，一个人的钱财在外面毫无保障。工商业不发达，由经营的途径发财的比较少，发财多是由于贪污贿赂而来，这种人对于他的财产，更需要保守秘密。

以上便是我在读《中国货币史》时联想到的一些问题。体系比较乱，主要是根据自己阅读时的感受所写，所以比较随意。

读《剑桥民国史》有感 篇4

对于中国的近现代史，我的了解其实不算详细。除了中学阶段能熟背“三民主义”、西安事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之外，对于这一段血雨腥风、民族求存的浩荡历史，我总觉得了解得不够深入。其实一国之国民如果不对本国之历史有过深刻的认识和反思，我想，是不足以称得上一国之国民的。所以，借此机会，能对中华民国（1912-1949）有一次具体的了解，也是必要且有益的。当然，我也想结合大规模开放在线课堂平台edX中的一门哈佛《中国》公开课的学习经历简略讲讲那段中华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

首先，为了真实地理解中国近代，我们应该理清楚关于20世纪初的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现实之中。从政治上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称呼始于20世纪。虽然我们的文明历史有“上下五千年”之久，但是古时的历朝历代均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朝代”和皇帝的年号。今天是“明”的天下，明天可能就改朝换代，成了“清”的子民。同时，新上任的皇帝会牢记上一个朝代最后一任是如何昏庸无能，丢掉了整个天下和自己的命。因此，新的朝代总会实施休养生息、减赋轻徭之政策，直到将来的某一人皇帝再次受到骄奢淫逸的召唤，历史不断地重演。君王在变，年号在变，可是有什么维系着所有天下人的不变的政治信仰和意识吗？这个问题很难讲清，毕竟过去我们的身份认同不是“国家”,而是类似“龙的传人”这种基于遥远历史的观念。

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形成了，英法百年战争强化了民族国家的意识，而由于地理和文化的差异，我们很少受到大规模的侵略和压迫，于是这种意识并不强烈，直至1840年。随着英军的到来，不仅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也让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的“国家”会被拖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深渊。于是，许多有识之士诸如戊戌六君子、孙中山之先辈想尽种种办法求存。进入中国的不仅仅有科技和先进武器装备，也引进了许多新思想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供当时的人们参考。到了1912年，“中国”才真正出现在世界上，成为第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

当然，这个“中国”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用到了一个新的、不同于封建的政治制度——共和制。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共和”?

共和（republic），其拉丁文为res publica,牛津字典的解释是“非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均为共和制”.事实上，中华民国尝试了一系列的共和制度。列举如下：

1912年至1915年：共和立宪制

1915年至1916年：君主立宪制

1916年至1924年：议会共和制

……

造成如此多种制度不断更替的原因有如下。第一，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基于不同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不同选择。通常，引入这些制度的人也有他们的见解，许多专家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应用在中国的情况也各有差异。第二，一些外国的专家顾问也有自己的利益驱使，有意造成对中国政体的影响。第三，鉴于中西方之间巨大的不同因素，相同的制度在两处可能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接下来，我想谈谈在阅读中的几点看法。作为上海人，我很关心民国时期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情况。在我的感觉中，租界首先公共设施非常先进，能用到自来火、自来水等等。毕竟有许多外国人在此地居住，并且由外国人负责管理，许多城市建设的先进经验和技术都用于此。()还记得外白渡桥的事情。

在2007年年底，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收到了一封寄自英国一家设计公司的来信，信中说，外白渡桥的“桥梁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现在已到期，请对该桥注意维修”,并“建议检修水下的木桩基础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可见，一个管理严格的组织不仅对在自己管辖职责内的事务负责，而且对只要是自己曾监管过的事务，一并要负责到底。我想这不单单是组织的责任意识，也是现代公司的法规理念深入人心的表现。这件事对于我们当下的各项管理都有重要的启示。

除了鲁迅先生的作品《且介亭杂文》名字取“租界”两字各一半为名的轶事之外，在民国年代的租界里，有项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规定，即“治外法权”.“原告为中国人（不论是个人或是中国政府的部门）和被告为条约港口的外国国民的一切争端，都由有关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判决。”这样的条款无疑蔑视中国的法治权和司法权，更是让外国人可以肆无忌惮地逃离中国的法律约束。“外国罪犯在领事法庭上所受的待遇，不像在他国内所受的那样严厉，这无疑伤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感情。但是，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来说，更严重地损害中国主权并具有深远意义的行为是，中国当局不能直接对条约港口的外国个人或商号进行限制、管制。”除了对外国人个人行为无法约束，就连组织或公司，中国政府也无权监督。“在治外法权的掩护下，武断的外国新闻界常常毫无限制地对中国和中国人进行吹毛求疵和不怀好意的批评。”

从一正一反两方面，不难看出租界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是揭示当时中国与外国势力利益冲突的前线。对于这样一段历史，我们如今应当辩证地看待，为的是以史为鉴，珍惜现在国家有尊严地发展、人民有尊严地生活，牢记使命、不忘先辈。

其实作为一个中国人，忘记我们的历史是绝不应该的。历史是我们的根，历史造就了今天的我们，历史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国家的命运。一个不了解本国历史的人会缺失生命中最重要的价值体系和观念，而这一点在今天尤为重要。我想，这学期能有机会重新回顾这段道不尽的历史，并不会随着学期的结束而终结。恰恰相反，我对于我们始源的探究和理解才刚刚开始。拥有大量网络资源的我们更应该利用好这些前所未有的机遇，了解过去、审视过去，才能反思当下，继往开来。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

读《太平天国史》有感 篇5

作者：***

单位：*************** 我爷爷以前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爷爷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故事，每次我都听的很入迷。后来上了小学，第一次接触历史课本，知道了过去发生的那么多故事，开始渴望了解更多的历史故事„„后来上了初中，当时在收音机里听过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的《百年风云》，讲太平天国的，当时对单田芳的作品很痴迷。

后来上了一所省重点高中，第一次看到了正规的图书馆，当时借的最多的就是历史类和解谜类书籍，看的很投入。《太平天国史》也是高中看的，但记不清是高几看的了，当时喜欢里面的故事情节。《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老先生1958在南京期间，以曾三版发行之《太平天国史稿》为祖本，他以一种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毅力和公认的深厚功力，夜以继日，埋首斗室，汲取前人和当代人的搜集调查研究成果，积累资料而成书的。本书由中华书局1991年9月第一次出版，全书八十八卷，分五大部分。《太平天国史》是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学研究领域集大成之顶峰力作，也是新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总结。

从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开始，经过轰轰烈烈的斗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打压，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使清王朝国力大伤。太平军纵横十八省，攻取了六百多个城市，最后建都南京，并派出部队誓死北伐，直指清王朝的老巢，最终到达天津附近。

以前也看过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用幽默的语言来说历史。在《太平天国史》里面，有些内容也很恢谐幽默，但不局限于打诨插科，而是融入了更多的对人性的分析和对一些争议事件的考证。通过这些分析考证，作者对许多争议问题或已被定论的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比如，对杨秀清与冯云山座次排位的分析，作者认为，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是由于“天父下凡”的“独家表演”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宗教领袖身份，当然与冯云山的高风亮节也不无关系。

读《新华通讯社史》有感(修改) 篇6

近日我读了《新华通讯社史》，深有感触：一部新华社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闻事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一部新华社的战争年代史，同样是中共党史尤其是党的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走进《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1931—1949年）这部波澜壮阔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你会发现，在跟随党中央和人民军队创建红色政权、艰苦卓绝的长征、挺进抗日敌后、纵横大江南北，直至建立新中国的漫漫征程中，前仆后继的新华人所写就的新华理想、新华气概、新华情怀、新华作风和新华追求，本身就是党的信念、党的宗旨、党的作风的生动体现。这就是：向着崇高、向着正义，敢于牺牲、敢于胜利，情系人民、为了人民，一丝不苟、科学求实，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它的核心是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新华理想：向着崇高向着正义。1931年11月7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建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诞生。也就在这一天，靠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部半电台，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应运而生。红中社播发的第一批新闻，就是宣告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政权诞生。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劳苦大众的声音，通过这个年轻通讯社的电波，传向全国，传向世界。

作为我党最早的媒体机构，新华社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朴素理想——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为了这一崇高而正义的理想，第一代新华人在光明与黑暗较量的枪林弹雨中组稿写稿、收发电讯、编印报纸，既是革命战争的报道员，也是冲锋在前的战斗员。怀着对创建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必胜信念，新华人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及时、充分地报道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弱变强的胜利进程，真实、完整地记录党的事业由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回忆这样一段历史，新华人有着属于自己的自豪：新华社的历史和中国的红色政权一样长。

新华气概：敢于牺牲敢于胜利。1935年2月24日，留在苏区的瞿秋白在突围途中被俘。4个月后的一个夏日清晨，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36岁的瞿秋白唱着自己早年译成中文的《国际歌》，走到一处草坪盘腿坐下，向刽子手微笑说‚此地甚好‛，从容就义。作为红中社最后一任负责人，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的瞿秋白，在主持红中社的日子里，每天都坚持写稿审稿到深夜。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领导奋战在苏区的红中社人员，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出版《红色中华》4个月，发行24期，书写了红色中国新闻史上一段悲壮篇章。倒在敌人枪口下、倒在血泊之中的新华人，瞿秋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

争直至解放战争，新华社经历了整整18年的残酷战斗历程。这段峥嵘岁月，新华社牺牲了139名烈士。在中外新闻史上，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连续经历如此漫长的战火考验；也几乎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像新华社这样，在如此短暂的时空内献出这么多宝贵的生命！

新华情怀：情系人民为了人民。曾任新华社社长的穆青生前留下四个大字——勿忘人民。勿忘人民，是这位抗战时期就投身新华社事业的‚人民记者‛一生不变的情怀，也是新华社事业80年发展壮大的动力和源泉。

80年间，新华人把自己的根须一寸一寸地深植于人民群众之中，在把党的声音、党的意志传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同时，也时时刻刻从人民群众中间汲取着用之不竭的营养。只有深入群众，才能了解群众；只有贴近群众，才能发动和凝聚群众。在延安，记者莫艾采访‚边区劳模第一人‛——著名劳动模范吴有满的通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记者张铁夫、穆青与赵占魁共同生活劳动20天，采写的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促进了边区工业战线展开向赵占魁学习的运动。新华社历史上那些影响深远的作品，无一不是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思想和情感上融入人民群众的结晶。

新华作风：一丝不苟科学求实。1944年10月，毛泽东在谈到党报和通讯社的地位、作用时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

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党中央的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到各地、各阶层人民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这种地位和作用，决定了新华社从业人员必须具有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

精益求精，严谨求实，对新闻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和作风，既来自于党中央对新华社的严格要求，也得益于中央领导同志对新华人的言传身教。转战陕北期间，党中央身边有两支精干的队伍，一支是由作战人员组成的‚枪杆子‛队伍，另一支是范长江率领的由新华社工作队组成的‚笔杆子‛队伍，代号为‚四大队‛。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各类文稿达70多篇。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这一时期，中央送交新华社播发的新闻、评论等文稿，均由钢笔抄写，字迹清楚，标点分明。范长江在总结转战陕北的体会时写道：‚在写文章的过程中，（中央领导）这种认真与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过去十几年来所认为的最高的‘认真’的标准。一篇社论，一个谈话，一条新闻，往往要改好几遍，甚至重写几遍，其中绝大部分都在任、周、陆（陆定一）等详细传阅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丝不苟地修改。我回想过去写文章那种‘大笔一挥’的作风，不觉满身出汗，实在可怕。‛

新华追求：勇于开拓勇于创新。从1931年两三人抄收和发送电文起步，到1947年开始向国外派出记者、设立分社，再到随着新中国诞生成为国家通讯社，18年的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也是一部奋力开拓、在艰难困苦中创新发展的创业史。甫一创社，红中社就开始抄收国民党中央社及国外通讯社新闻，编印成内部参考提供给领导人参阅。‚第一部‘新闻电台’只有收报机，是用缴获敌人电台的旧零件，自己动手装配起来的。蓄电池和干电池也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抗战时期建成新华广播电台，继而开始日语和英语广播。解放战争之初设立香港和伦敦分社，分别发布新华社中文和英文新闻稿，寄发欧美各国；解放战争还在相持阶段，就向国外派出了自己的记者……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新华社战争年代史中，我们读懂了什么是崇高、什么是无畏，什么是责任、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情为民所系、什么是潮头唱大风。引领着新华人不懈前行的是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

时至今日，这些崇高的精神仍然深深的打动着我。通过阅读这本书，我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学习新华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工作中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学习新华人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在实践中说实话、办

实事、求实效；学习新华人致力发展的进取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推动发展。同时，在公司领导的组织要求下，党支部坚持多种形式开展学习读书活动，为我们大家创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作为公司的一员，我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要勤于学习、善于学习，通过学习掌握信息、培养情趣、纯净心灵、提升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立足本职，奉献社会，在平凡的岗位中作出不平凡的成绩，为公司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