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大学一解

梅贻琦大学一解（通用2篇）

梅贻琦大学一解 篇1

梅贻琦大学一解

原载《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1941年4月)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 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己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苟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所患者，在体认尚有未尽而实践尚有不力耳。大学课程之设备，即属于教务范围之种种，下自基本学术之传授，上至专门科目之研究，固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课程以外之学校生活，即属于训导范围之种种，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苟于青年不无几分裨益，此种裨益亦必于格致诚正之心理生活见之。至若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之设置，学生课外之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之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之努力，或为一种知识之准备，或为一种实地工作之预习，或为一种风声之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而于社会有须贡献，要亦不能不资此数者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然则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者又何在?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今则不然，大学教育所能措意而略有成就者，仅属知之一方面而已，夫举其一而遗其二，其所收修明之效，因已极有限也。然即就知之一端论之，目前教学方法之效率亦大有尚待扩充者。理智生活之基础为好奇心与求益心，故贵在相当之自动，能有自动之功，所能收自新之效，所谓举一反三者;举一虽在执教之人，而反三总属学生之事。若今日之教学，恐灌输之功十居七八，而启发之功十不得二三。明明德之义，释以今语，即为自我之认识，为自我知能之认识，此即在智力不甚平庸之学子亦不易为之，故必有执教之人为之启发，为之指引，而执教者之最大能事，亦即至此而尽，过此即须学子自为探索;非执教者所得而助长也。故古之善教人者，《论语》谓之善诱，《学记》谓之善喻。孟子有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善诱或善喻之效也。今大学中之教学方法，即仅就知识教育言之，不逮尚远。此体认不足实践不力之一端也。

至意志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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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大学一解 篇2

【关键词】梅贻琦美育清华大学

梅贻琦是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可以这样说，清华大学的成功离不开梅贻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梅贻琦的关注，更多地是聚焦在通识教育思想、大师论、教授治校、大学理念、大学教育管理等方面，对其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育思想却缺乏系统研究。本文拟就这一话题作初步探讨。

一、梅贻琦的生平

梅贻琦的美育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其成长经历的积淀。梅贻琦的成长历程扫描如下：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江苏武进人。1904年入天津南开学堂，毕业时名列榜首。1909年9月，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官费留美。并于同年10月赴美，入吴斯特工业学院学习电机工程。1914年夏，梅贻琦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15年8月，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6年后，梅贻琦获公假再度赴美进修1年，入芝加哥大学学习，获得工程学硕士学位。1922年，梅贻琦回国，继续在清华任教，被委以“物理首席教授”职务。1926年。梅贻琦成为清华改制后公选的第一任教务长，1928年，梅贻琦被任命为清华留学生监督处监督。1931年12月，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取得很大发展，很快成为国内一流大学，与国内历史悠久的名校并驾齐驱，这段时期被公认为解放前的“黄金时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迁往长沙，与北大、南开合校，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长沙临时大学又迁往昆明，建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等一起组成“联大常委会”，因蒋梦麟、张伯苓长期不在校内，主持校务工作始终由梅贻琦一人承担。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等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西南联大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卓越人才。抗战胜利后，梅贻琦组织三校师生北归复校，1946年10月，清华大学开学复课。1948年，梅贻琦离开北京，又创办了台湾新竹清华大学。1962年5月19日，病逝于台北。

二、梅贻琦的美育思想及实践

(一)美育是“完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梅贻琦美育方面的言论虽然不多，人们缺乏对其加以系统研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重视美育的确是其通识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梅贻琦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强调对大学所有学科，都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导思想，重视各门基础课程的学习，知识要广，要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全人格”教育和熏陶，这样出来的人，既受到系统完整的科学训练，又具有人文修养和相当的旁类知识作基础，从知识、修养、人格这三个方面平衡发展，其人才必有大的发展余地。

(二)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境中体现美育。

梅贻琦没有像蔡元培一样提出明确的美育主旨。但他的美育主旨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校内环境的设计安排上。美育是情感的教育，必须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进行，梅贻琦的做法在当时不能不说独具匠心。在教学方面，不仅在哲学、外文、心理、体育等系、室的课程中设置多种含有美育的内容，配备有谢冰心、朱光潜、俞平伯、王文显、郑振铎、赵元任等担任有关课程的专家，通过教学进行美育。同时校内还设有音乐室、谷音社(业余团体，以研究中国古典戏曲为主)、铜管乐队(后发展为管弦乐队)以及其他多种文学艺术社团。特请薄侗(即红豆馆主，是誉满京华的京昆名票)担任中国音乐美术导师，托诺夫担任西方音乐导师，古普克担任钢琴导师等。当时的清华课余生活“弦歌满园”，各种社团活动频繁，讲座、展览、演奏会经常进行。如蒋风之二胡演奏会、红豆馆主昆曲演唱会、唐亮画展等等。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且在活动中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美的熏陶。在抗日战争爆发的西南联大时期，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梅贻琦也是相当重视美育，各种歌咏活动和戏剧表演如火如荼，以这一时期进行的西南联大校歌的创作与演唱活动为例。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梅贻琦等人非常重视校歌的创作，1938年10月，联大专门成立了“编制本大学校歌委员会”，请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担任委员会主席，朱自清等人为委员，又经西南联大合唱队试唱，经过决议，到1939年7月17日，才由联大校常委正是通过了罗庸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谱曲的《满江红》作为校歌。张清常先生曾经回忆道：“由于梅先生办学重视美育，西南联大不但有专人教口昌《西南联大校歌》(1941及1942是由我教唱的)，而且又在1942年成立了校歌合唱队，挑选全校著名歌手，演唱“校歌四部合唱曲”。公演之后，梅先生设家宴招待我和校歌合唱队队长谭庆双。梅先生问我：“你是个语言学的教师，怎么成为作曲者和指挥呢?”梅先生听了我的说明之后，他谈起办学不但要重视德、智、体育，而且也要重视美育。校歌是一所大学精神与理念的体现，而当年在西南联学唱校歌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1942年入联大中国文学系的张怀谨回忆道：“……开学的具体安排，是进行一周的入学教育，前三天上午学唱校歌，后三天上午由文学院长冯友兰教授作报告，下午是军训……它(校歌)唤起和培养了一代联大学子的爱国热情、奋发图强的高尚情操，直逼岳武穆《满江红》，堪称绝响!回想当年第一堂课学唱校歌时的那种激动情景，至今还有余音绕梁之慨!”。可见，通过教学、社团和环境三方面的相互影响，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美的陶染，对其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重视民族文化的审美作用

在梅贻琦的美育思想中还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的内容。梅贻琦虽然出身工科，但他自身国学传统根基深厚，十分爱好艺术，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他的学生赵赓扬曾经回忆道，梅贻琦“听音乐、看评剧、鉴别书画、欣赏诗词，都有极高的修养”。也许正是自身的经验、体会，梅贻琦希望通过艺术使学生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陶；台自身性情。1948年，梅贻琦在《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中说：“盖本校拟设之艺术系，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队与吾国固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拟将音乐室并入艺术系作为本组以期训练音乐人才，并普及校内美育”。他还在《清华文学院拟加设艺术系计划及理由》中写道：“按我国古代教育。礼乐并重。礼所以范围人之行为，乐所以陶冶人之性情，使其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厥后乐教失传，而他种艺术代兴，尤以书画一项蔚为世界大宗。我国以积弱之余，为历代之艺术品，尚能引起世界之尊敬。有识之士，见我国人在此方面之成就而知我民族力量之伟大。我国人所可引以自豪以恢复民族自信心者，亦惟在于此。本校现在教授中如梁思成先生之于中国建筑，邓以蜇先生之于中国书画，陈梦家先生之于钟鼎彝器，皆一时名家，惟因散在各系，研究未能集中，学生亦不能作主修研究，如就北平之环境。以清华已有人才为基础，加设艺术系，在本校经费中不过增加十余名教员名额，而其效则可训练此项专门人才，且使本校他系学生，在美育方面可得相当之陶冶，当属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