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归属（共7篇）
风险归属 篇1
一、开源软件概述
(一) 开源软件的概念和特征
开源软件是指源代码公开, 公众基于许可证的授权下可对其自由使用、修改和再发布的一系列软件集合。实质上开源软件权利人通过开源软件许可证放弃软件著作权中的一部分权利, 其中包括许可使用权、修改权, 以此为了扩大用户的自由与权益。
(二) 开源软件的许可证
开源软件许可证是开源软件的一种契约和授权方式, 是对开源软件进行规范的授权合同。并且开源软件许可证是以著作权法为其法律基础, 开源软件也是主要通过其许可证对其著作权进行保护。开源软件许可证旨在扩大用户的自由和权益, 而一般商业软件的许可证则体现对权利人利益的保护, 明确权利的归属及用户承担的义务, 一般会限制用户修改, 传播软件的自由。
二、开源软件的著作权归属风险
开源软件的开发是一个长期过程, 由众多开发者共同开发, 每个人对软件有贡献且发挥作用也大小不同, 确定软件的归属变得复杂。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定, 开源软件属于合作作品, 而合作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全体开发者。而仔细分析开源软件的许可证条款后, 就会发现开源软件原作者并没有放弃任何权利, 而只是有条件地将某些权利授予给所有愿意接受许可证的人, 例GPL许可证第4条:“除非你明确按许可证提出的要求去做, 否则你不能复制、修改、转发许可证和发布程序。任何试图用其它方式复制、修改、转发许可证和发布程序是无效的。”由该条款说明按照GPL许可证开发的开源软件, 许可证颁发者 (即软件作者) 是有条件的将部分权利授予用户, 所以后续参与开发的人员仅仅是被许可者,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权人, 所以就不能对该软件充分行使著作权。这就存在开源软件的著作权归属风险, 如果许可证颁发者对许可证条款的修改或撤销, 就会影响开源软件使用者的权利, 而许可证的本质是一种民事授权、单方法律行为, 例如GPL没有规定授权期限, 也没有其不可修改的规定。因此, 一旦原始许可证颁布者单方面撤销或者修改许可证, 那么后续的开发者, 无论是作为共同开发者也好, 还是作为演绎作品的作者也好, 后续著作权归属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所以解决著作权后续归属问题很有必要性, 它关系到开源软件使用者以及后续开发者的利益。
三、开源软件著作权归属风险之应对
如前文所述, 除了原始许可证发布者外, 被许可者都不是真正意义上该开源软件的著作权所有人, 被许可者没有对后续著作权的控制权。在处理开源软件后续著作权归属这问题上, 建议可以以一个专门组织的名义来控制开源软件所有的著作权利益。可以由政府出面协调, 行业协会牵头来成立开源软件著作权专项事务组织, 开源软件原始著作权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开源软件著作权转授给该组织, 由该组织作为开源软件著作权的持有人, 由该组织来保护开源软件的著作权不被侵犯。这样一来就可以解决开源软件后续著作权归属的问题, 平衡原创作者和后续开发者之间的权利关系, 维护开源软件的健康发展。
关于成立开源软件著作权专项事务组织来应对开源软件著作权归属这个问题上, 可以借鉴FSF的做法, 它提倡开源软件原始著作权人把著作权授予给开源软件的国际性组织。比如FSF, 这样FSF就以一个实体的名义, 控制开源软件所有的著作权利益, 以一个适格的诉讼主体身份来处理各种侵权行为。
同时可将许可证做适当修改, 保护作者和修改者的署名权。在许可证中强调署名权, 因为署名既是软件作者与修改者的权利又是他们的义务。强调作者与修改者的署名权, 确定开源软件的相应责任人。因为一个开源软件项目的开发可能集合了全世界众多的开发者, 而网络的匿名性会使软件权利的归属变得不明确, 因而使得软件容易被侵权、被私有化, 所以强调署名权很有必要。明确开源软件所有源代码的出处即它的责任人, 如果未被更改的源代码被复制、分发时, 必须标明出处和责任人, 当源代码被修改时, 必须清楚地表明代码的原作者以及修改者。这样一来, 开放源代码软件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明确的出处, 有利于明确关于开源软件错综复杂的著作权归属关系, 平衡原创作者和后续开发人员之间的权利关系。
摘要：开源软件是一种倡导开放自由理念的软件, 它通过开源软件许可证来对开原软件的著作权进行保护, 也正是许可证的引入使得开源软件的著作权归属变得复杂。文章的核心是在分析开源软件的著作权归属问题上, 提出应对方案, 从而促进开源软件健康发展。
关键词：开源软件,许可证,著作权
参考文献
[1]参见http://www.opensource.org/licenses/alphabetical公布数据, 2009-10-12.
[2]杨林村.开放源码软件及许可证法律问题和对策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4.
[3]穆合义.开源软件许可证研究.硕士学位论文, 中南大学民商法, 2009.
破解遗产归属纠纷 篇2
2006年春王毅去世了。孙子王军手持爷爷的遗嘱，要求继承遗产。姑姑王萍找出于爷爷的存折，还有单位给家属的抚恤金共计56800元，全部给了王军。王军还要求房子的所有权。姑姑拿出产权证给王军看：2001年办理的产权证上，产权人的名字是姑姑王萍。王军说，1995年爷爷就写了遗嘱把所有的东西给我，你们2001年瞒着我把房子私下作了变动，是侵害了我的利益!于是一纸诉状将姑姑推上被告席。王萍接到侄子的起诉书后，痛哭不已。
原来，王军父母早年在车祸中丧生，他全是靠姑姑和爷爷一手拉扯大的。王萍结婚后近20年来，始终和老父亲、侄子—起居住。如今，老父亲刚刚闭眼，自己一手抚养大的侄子就把自己推上了被告席，怎能不伤心?
法庭查明产权证上的名字的确是姑姑王萍。这房子原本是王毅单位分的房，2001年单位进行房改，面向职工出售。姑姑全家和爷爷都是一个单位的职工，于是王萍和王毅商量，由王萍出资购买，产权归王萍，但是王毅依旧可以居住在此，直到身故。该案后来经过调解，原告撤诉。
纠纷评析
1．本案中，原告王军存在一个错误认识：他曲解了遗产和财产的概念。所谓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下的合法的个人财产。其中的关键内容是死亡时、合法的、个人财产。必须同时满足这3个条件，才是遗产。
2．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因为遗嘱是中遗嘱人死亡时才开始发生法律效力的单方民事法律行为，在遗嘱发生法律效力前，遗嘱人可以随时变更或撤销具所立的遗嘱。因此，本案中王毅健在时候，处分子自己拥有使用权的房屋。这种行为是依法行使自己的财产处分权，是合法的。
3．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家属抚恤金是发给死者的家属，用以安抚死者的亲属以及救济依靠死者抚养或赡养的家属的经济补助。这种抚恤金的享受对象必须是死者的配偶或直系亲属(子女)。本案中，该抚恤金应该属于工毅的女儿王萍所有，不属于死者的遗产范围。
律师提醒
很多人认为，白纸黑字写下?遗嘱，特别是已经公证过了就有了法律效力。这种认识是不完全的。
一个遗嘱人出现多份遗嘱的现象并不少见，多份遗嘱如果处分的内容并不冲突，就不存在失效的问题，反而可以互补；但如果内容存在冲突，就必然导致效力较低的遗嘱的相应内容失效。
衡量遗嘱效力高低的原则是：
1．公证遗嘱优先于一般形式遗嘱，遗嘱人如欲撤销或变更公证遗嘱必须采取公证遗嘱的形式方为有效，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
2．后一份遗嘱优先于前一份遗嘱，即在没有公证遗嘱时。以最后所立的合法遗嘱为准。
案例二：他有继承权吗?
西北某城镇居住的黄大妈，守寡几十年，养育了3个儿子。长子和次子都很争气，事业有成、家庭和美。只有第三个儿子成年后跟着母亲，依靠两个兄长的资助生活。
城镇开始出现商品房买卖后，两兄弟集资为妈妈购买了房屋，和小弟弟一起生活。2000年，小弟弟结婚了，在三儿媳的劝说下，黄大妈立下了一份遗嘱，把自己的这套房屋留给老三。
没想到三儿媳自从拿到了这份遗嘱，就时不时地给黄人妈气受。黄大妈原本就有心脏病，在一次婆媳矛盾中，黄大妈一激动发病，没抢救过来去世了。
两个哥哥赶回故乡奔丧。在办理丧事的过程中，从邻居口中得知母亲去世的原委后非常气愤。于是两个哥哥要求弟弟放弃这份遗嘱，否则就以虐待理由去法院告弟媳妇。
纠纷评析
1．本案中，两个哥哥和弟弟谈判的理由是错误的。根据我国《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哥哥感到不平的是弟媳妇本人的行为，而不是遗嘱中被继承入弟弟的所为。也就是说弟弟没有法定丧失继承权的事实存在，因此，弟弟依法享有继承的权利。
2．哥哥们对于遗产在婚后取得，就是夫妻的共同财产的认识也是片面的。根据婚姻法的规定，黄大妈在遗嘱中写明自己的房屋是留给三儿子的，那么这套房屋就是三儿子个人婚后取得的财产。即使有一天夫妻离婚，也不会被妻子瓜分的。
律师提醒
尊老敬老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但是，虐待、遗弃老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些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在受到社会谴责的同时，也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根据我国的《继承法》的规定：继承人存在丧失继承权的情况。这种继承权的丧失，又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
1．绝对丧失，是因为某种法定事由，比如故意谋害被继承人或者为争争遗产杀害其他继承人的行为，导致继承人继承权的永久丧失。不论受害人是否表示宽恕，均要丧失继承权。
风险归属 篇3
然而, 协同创新是个新兴事物, 推行时间较短, 加之“协同”意味着广度, “创新”意味着深度[3], 协同创新在权利归属和利益分享等方面依然面临着诸多障碍, 这些障碍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而利益冲突的焦点和重要表现形式多体现在知识产权归属上[4]。当前, 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见, 因此, 本文拟从知识产权管理角度探讨协同创新成果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并提出防范与控制措施, 以期对我国协同创新项目的成功及协同创新走向战略合作、深度合作和持续合作有所裨益。
1 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分析
协同创新作为新兴事物, 尚未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对其成果的权利归属问题作出规定, 但是根据我国《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 利用财政性资金设立的科学技术基金项目或者科学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 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外, 授权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可以推断出协同创新项目产出成果的知识产权, 若不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社会公共利益, 原则上应归属于项目承担者———协同创新中心。然而, 调查发现, 协同创新中心各方利益诉求的差异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因素的存在, 使得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面临着较大的风险。
1.1 学术论文发表, 研发成果被公知的风险
在协同创新体中, 企业主要应归属于产业界, 而高校则主要应归属于学术界, 至于科研机构则二者兼具, 这使得各方在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定位、资源、能力和发展目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差异, 从而产生出不一致甚至是潜在的、对立的组织文化和行为准则[5]。由此, 协同创新体极易形成差异化显著的利益诉求。将经营利润作为导向的企业一方, 在协同中必然侧重关注协作所带来的经济价值以及竞争优势;而以科研成果为导向的高校一方, 在协同中必然会将注意力放在如何提升学术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上。这种差异化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员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不同:企业往往将利润创造的多少作为员工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 而高校则主要从论文、奖项、课题数量的多少以及级别的高低等方面来对教师进行考核。因此, 在协同创新中, 高校一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往往会将产出成果撰写成学术论文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 而论文一旦发表, 研发技术等就成为公知技术, 很可能因失去新颖性而无法获得专利法的保护, 任何人对该论文中所标明的设计图以及相应技术参数等的研究、实际生产乃至运营也都不构成侵权。这就使得其他协同方尤其是企业一方的利益诉求———技术独占或者垄断———无法得到满足, 而且协同创新中心的权利也将受到侵犯。综上所述, 学术论文的发表是协同创新成果在知识产权归属上面临的一大风险。
1.2 合作协议不完备, 研发成果被私有的风险
关于研发成果被私有的风险, 一项关于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现状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在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的诸多因素中, “化公为私”的比重占到40%左右[6]。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研发成果被私有的风险。
1.2.1 研发成果被协同单位私有
即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成为高校、科研机构或者企业等一方或多方的私有财产。究其原因, 在于合作协议的不完备。调查显示, 协同创新申报书的撰写准备时间仅有2个月左右, 某些地区提供的的申报材料撰写时间甚至都不足2个月。如:江苏省通知发布时间为2012年7月6日, 但规定的申报材料提交时间为8月26日前, 时长仅50日。福建省通知发布时间为2012年8月7日, 但规定的申报材料提交时间为8月26日前, 时长仅20日。此外, 协同创新中心的申报工作也甚为繁重。牵头院校要及时撰写申报书, 制定协同创新中心组建方案, 联系相关单位, 组建协同创新中心等, 同时还要制定中心发展规划, 明确各方职责及分工。紧迫的时间和繁重的任务, 再加上各方的知识产权意识不强, 协同创新各方所签订的合作协议往往不够完善。事实上, 在巨额资金的吸引下, 协同创新各方在申报时往往聚焦于项目能否成功获批, 多无暇顾及合作协议完善与否。调查显示, 尽管协同创新中心都签署了合作协议, 或多或少地谈及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享问题, 然而却都规定得非常笼统, 对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具体的利益分享比例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 协同创新各方在出现矛盾或者纠纷时, 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 极有可能实施机会主义行为, 将研发成果独占, 损害其他协同方以及协同创新中心的利益。这一点在包含同质性竞争企业的协同创新中心中表现尤为突出。在某一协同创新中心之中, 之所以会出现具有竞争性、同质性的多个企业, 原因就在于部分牵头院校为能够成功获批, 盲目拉拢影响力较强的单位参与协同创新。
1.2.2 研发成果被协同人员私有
即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为协同人员所专有。该现象主要存在于发明人中。究其原因, 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 合作协议不完备, 未明确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合作协议的不明确弱化了协议对发明人的约束力, 易使其恣意而为。第二, 协同创新本身法律关系复杂, 涉及委托、合作和职务发明创造等, 加上知识产权自身的专业性极强以及协同人员法律认识不够, 不能有效区分职务发明创造与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差异, 单纯以为自己只要参与了创造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权利所有人。第三, 法律规定的“一奖两酬”无法兑现, 发明人心理不平衡。实践中, 受“重论文、奖项、专利数量, 轻成果转化”这一传统评价体系的影响, 许多创新成果在获得专利之后往往被闲置“接灰”或者“冷冻”, 并未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法律规定的“一奖两酬”制度也因缺乏物质保障而多流于形式。据湖南省知识产权局2010年对全省77个工业园区中的2 945家规模以上企业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 兑现了专利“一奖两酬”的企业仅有541家, 仅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18.37%[7]。在以上种种因素的影响下, 发明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极有可能将成果据为己有, 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专利或者私自转让给他人。
1.3 协同创新中心保护不力, 研发成果被窃取的风险
关于高校知识产权流失的调查研究表明, 除“化公为私”外, “外单位窃取”是造成知识产权流失的又一重大原因, 比重高达40%[6]。协同创新主要着眼于“国家急需, 世界一流”的高水平研究项目, 取得的成果也往往是高精尖技术或者能够解决当前所面临突出问题的关键性方案, 市场应用前景广阔, 这无疑增加了研发成果被窃取的巨大风险, 而协同创新中心保护不力进一步加大了该风险。本文认为研发成果被窃取的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研发成果被同质性竞争单位窃取。本文通过对当前成立的14个国家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进行调查, 发现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的“先进航空发动机协同创新中心”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该中心在“运行管理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 而其他13家协同创新中心均未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有些中心甚至未将知识产权管理事项等职责明确赋予某一已设机构或部门。因此, 协同创新中心很难实现对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这在协同创新各方发生矛盾或纠纷时表现更为突出, 因为此时各方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 (例如, 在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方式上, 企业主张采用专利或商业秘密的方式, 而高校则倾向于采用版权保护的方式) , 无暇顾及创新成果的保护与风险防范问题, 非成员单位, 尤其是同质性竞争企业可能趁机实施成果窃取行为。该窃取行为的具体方式可以分为自己直接窃取和引诱内部人员窃取两种方式。由于第二种方式较之第一种方式而言, 风险相对较小, 而且简单易行, 成功率高, 因而在实践中第二种方式较为常见, 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2) 研发成果被评估鉴定人员窃取。由于对研发成果成熟度以及应用等方面的认知存在差异, 或者无法确切估计研发成果的市场价值, 协同创新体在研发成果产出后往往需要聘请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对创新成果进行综合评估和鉴定。在成果评估和鉴定过程中, 评估鉴定人员需要掌握相关技术资料, 包括成果的核心技术参数以及方案等。如果协同创新中心事前未考虑成果流失的相关风险, 提前采取申请专利保护或者与评估鉴定人员签订相对完备的保密协议等相关风险防范措施, 极有可能导致研发成果 (尤其是欲采取商业秘密方式加以保护的成果) 被评估鉴定人员窃取, 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对策思考: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的风险控制
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协同创新体各方以及协同创新中心的切身利益, 而且影响到协同创新项目的持续深入推进,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关系我国协同创新战略实施的成败, 因此, 加强对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的有效防范与控制很有必要。在综合分析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的基础上, 本文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该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措施。
2.1 改革高校单一科研评价体制, 推行分类评价机制
受高校“重论文、奖项, 轻专利、成果转化”的科研评价体制影响, 协同创新中的高校一方人员, 往往倾向于将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研发成果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 导致研发成果成为公知技术, 因此, 改革高校现行科研评价体制势在必行。本文认为, 高校应该推行分类评价机制, 实行多元化评价, 即依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不同工作的特点, 对不同的对象采用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具体到参与协同创新的科研人员而言, 高校应当将协同创新的合作创新绩效部分纳入到科研评价体系中[5], 将该部分人员职称、待遇等考察的重点放在其对协同创新的贡献程度上, 包括对协同创新成果产出的贡献程度和对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的贡献程度两方面。鉴于协同创新等科研项目的周期比较长, 短期内产出成果不太现实, 因而应当考虑适当延长该类人员的绩效考核周期。此外, 考虑到高校发展的两个方面———教学和科研———应该是一种耦合关系[8], 因此, 在设置参与协同创新的科研人员的评价指标时, 应当增加科研与教学有效融合度指标, 当然, 该指标比重应当适度。如此高校方能真正实现“双腿走路”, 为自身发展积蓄强大的后劲。教育部于2013年12月发布的《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为高校科研评价体制改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指导性方案, 但要真正破除原有体制弊端, 推行分类评价机制, 还需要各高校从指标设置以及贯彻执行力度等方面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打破原有体制的束缚, 调动高校科研人员参与协同创新的积极性, 促使协同创新各方达成更多共识, 有效消除协同创新成果沦为公知成果的风险, 推动协同创新的深入发展, 提升高校的综合实力。
2.2增强合作协议的完备性, 规范协同创新各方行为
协同创新中合作协议的不完备使得协同各方缺乏有效的约束, 易造成协同各方以自身利益为导向随意而为, 损害协同创新中心的利益, 为此, 必须强化用契约管事、管人的原则, 增强协同创新合作协议的完备性, 通过合作契约的约束力来规范协同创新各方的行为, 以避免各方将创新成果据为己有。通过分析与思考, 本文认为, 要增强合作协议的完备性, 必须处理好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1) 明确协同各方投入资源的价值以及利益分享比例。对协同各方投入的资源, 尤其是知识产权, 必须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作价, 以增强各方的认可度;此外, 为避免出现利益纠纷, 必须明确约定协同各方享有的利益分享比例。该比例的确定应该综合考虑协同各方“所投入资源的价值”和“对协同创新的贡献”两部分。 (2) 明文规定协同创新产出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协同创新中心, 同时也要对各方享有的权利义务做出明确规定。 (3) 增设保密条款并明确违约责任。通过增加保密协议条款并明确违约责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协同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
2.3 完善、落实“一奖两酬”制度, 降低研发成果私有化风险
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对科技成果完成人的“一奖两酬”制度, 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创新成果的转化不够重视, 科研成果的平均转化率不仅不及发展中国家的1/3, 更不及发达国家的1/6[9], 使得该项制度因缺乏物质保障而多停留于纸质层面, 在此情形下, 科技成果完成人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其创造积极性被削弱, 同时也增加了创新成果被私有的风险, 因此, 需要特别关注“一奖两酬”制度的贯彻落实。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一奖两酬”的兑现取决于创新成果的有效转化。基于此, 本文认为, 有必要借鉴北京市政府于2014年1月13日对外发布的《加快推进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协同创新若干意见 (试行) 》, 完善现行的“一奖两酬”制度, 将该制度适用的对象由“科技成果完成人”扩大到“为科技成果转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员”, 并将原有的20%~30%的奖励比例提升到70%[10]。通过对原有制度的完善, 可以促进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为该制度的贯彻落实提供有效的物质保障, 从而调动各方参与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降低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被协同人员 (主要指发明人) 私有的风险。
2.4 完善协同创新中心内部管理机构,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一方面, 能够加强对研发成果的保护, 防范外部人员窃取研发成果, 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内部人员将研发成果私有化;另一方面, 也能够促进研发成果知识产权的有效运营, 推动研发成果由纸质层面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然而, 当前14家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中仅有1家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鉴于此, 本文认为, 要做好协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在协同创新中心内部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十分必要。具体而言, 应做好以下3个方面工作:其一, 在中心理事会层级下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科室”。该科室由中心理事会直接管理, 确保中心对知识产权管理事项的有效领导和监督, 避免协同创新各方各自为政。其二, 聘请专门的知识产权人才, 同时为防止其窃取相关成果, 中心理事会除了要加强领导和监督以外, 有必要再与他们签订完备的保密协议, 明确保密内容和法律责任。其三, 明确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和运营等管理职责。除了明文规定知识产权管理科室的职责以外, 还需要明确分工, 将职责细化到个人。为了调动该科室人员有效管理研发成果的积极性, 中心也应设立相应的奖励机制, 对工作业绩突出的人员予以奖励。
2.5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较晚, 立法尚不够完善, 加之我国历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意识, 社会公众包括协同创新各方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比较淡薄[11]。而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被私有或被窃取的风险不仅存在于协同创新中心内部人员中, 还存在于同质性竞争企业等外部人员中, 因此, 加强协同创新人员乃至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十分必要。具体而言, 要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加强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正面宣传。通过宣传教育, 可以增强他们对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了解, 进而在法律的指引、预测等规范作用下, 树立知识产权保护观念, 规范自身行为。二是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惩处力度。国家有关部门通力合作, 有效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不仅可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还可以实现对侵权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教育和警示, 从反面强化他们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通过正反两个方面工作的有效开展, 能够提升协同创新人员和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 为“2011计划”协同创新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3 结语
当前, 协同创新刚刚起步, 其成果的产出尚需时日, 此时研究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及其控制从表面上看似乎为时尚早, 然而鉴于协同创新的重要性和社会各界的重视程度、投入力度以及高期望度, 同时考虑到合作创新、集群创新等在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开展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及其控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否则, 待研发成果知识产权归属纠纷发生时再来探讨该问题, 为时已晚!此外, 本文提出的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并非臆造, 而是在借鉴合作创新、集群创新知识产权纠纷案例的基础上, 通过对协同创新中心的调查研究并结合协同创新自身特点而提出的, 本文提出的五点对策也是在深入理解相关风险的基础上结合协同创新实际运行情况而提出的。最后, 本文对协同创新成果知识产权归属风险及控制的深入研究, 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协同创新项目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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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账号的归属 篇4
且不论自己搞个公众账号是否期待未来有什么成功的商业模式，但至少虚名是可以涨上一涨的——这也是好处之一。有些节操略低的媒体人间或写点软文，由于是自己的账号，发出去非常容易，还可以收点小钱。媒体人搞公众账号因而蔚然成风。
媒体组织会不会眼红个人的公众账号所创造的影响力呢？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我很少听说媒体要求个人用自己的公众账号为媒体服务。但这个世界架不住还是有些脑残领导人的。
最近一位媒体人向我吐槽说，她所在的媒体组织要她交出公众账号。这件事让她很愤怒，也很无奈。她问我：这种做法可以吗？
这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到这位媒体人，她所做的公共账号的内容，和她所在媒体组织所做的内容，存在极大的交集。那么，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假定她不是这家媒体的记者，她就根本无从做出这么多的内容。这个判断大致是成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理论上而言，媒体组织要她交出公众账号，没什么不可以的，因为她利用了媒体组织给她提供的资源。
这种做法，与情是不太合的，但真要较真打起官司来，我估摸着媒体组织的赢面非常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的看法是：要在自己的公众账号里尽可能地发表自己的主观观点与看法，而不是做报道、扯八卦。后者其实媒体组织也能干，随便安排一个人接手，照样可以继续做报道、扯八卦。但前者就不同了，主观观点和看法，每个人都不一样。这个公众账号之所以聚集起那么多的订户，核心就在于你的观点和看法，得到了订户们的好评。一旦换个人，这些订户要跑掉，轻而易举。
除了尽可能表达自己观点以外，公众账号的名称也得有些个人色彩——比如索性用自己的名字做账号。我这位媒体朋友的公众账号是一个四平八稳完全看不出个人色彩的名字（比如什么IT观察、科技范儿），被收去换个人运作，媒体一样做得过。
总体来说，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博弈，组织占优，打起官司来它都比你有些优势。个人保护自己的方法其实是一种要挟式的做法：收了我的公众账号，大家双输，你媒体组织没什么好处。因此，只有彰显个人色彩才能做到这点，报个料什么的运作方法，完全起不到这个作用。
产权归属决定赔偿责任 篇5
1 基本案情
两年前某晚, 辽宁省某市居民王某在8楼家中洗澡时, 遭遇电击死亡。经该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现场检测, 发现王某所在住宅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地线被剪断, 楼内用户地线相连且悬空是造成这起事故的直接原因。
事发当日下午, 王某已经发现一楼楼道中的电表箱漏电, 向某房产公司报修。而这家房产公司却委托另一家公司对现场进行了检查维修, 但未查出漏电的原因, 并告知报修人没有事。
王某家属作为原告随即向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进行索赔起诉, 认为被告———事发小区内的直管公房及公益设施的维修和管理单位的某房产公司, 对这起触电人身死亡事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索赔金额近50万元。
2 法院审理
原告所在地某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 委托市产品质量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司法鉴定, 得到原告与被告双方的初步认可。起初, 在法官主持下, 对被告向原告赔偿事宜进行几次司法调解, 最终未果。之后, 该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 房产公司作为该低压照明电路设施的产权人, 对电路有维护管理、采取安全防范措施等义务。房产公司对该电路未尽到管理和维护的义务, 造成地线缺失, 且该公司接到受害人王某的报修后, 在委托某公司修理电路时, 应该预见到王某居住区的低压照明电路存在安全隐患, 应采取必要的措施, 履行安全防范义务。但房产公司在通知委托公司修理电路时, 既不对王某居住区的照明电路进行严格检查, 也不采取切断王某居住区用电电路等安全措施, 没有履行电力设施产权人应履行的安全防范、排除危险的义务。房产公司的这一过错行为造成王某触电死亡的严重后果, 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法院判决房产公司给付王某家属36万余元。
但是, 房产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并上诉市中级人民法院, 辩称接地线相连且悬空而导致电表漏电, 其管理责任应由供电企业承担。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 维持了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3 法律分析
这起案件并不复杂, 经司法鉴定已取得明确结论, 是由非高压电路地线的缺失造成的, 而焦点在于确定赔偿责任主体是谁?也就是谁应对地线缺失负有维修、维护的责任。
根据《供电营业规则》第五十一条规定:“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归属于谁, 谁就承担其拥有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但产权所有者不承担受害者因违反安全或其他规章制度, 擅自进入供电设施非安全区域内而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以及在委托维护的供电设施上, 因代理方维护不当所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
根据《电力供应与使用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用户应当安装用电计量装置。用电计量装置, 应当安装在供电设施与受电设施的产权分界处。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 由用户负责保护。”
琉球归属的历史考察 篇6
一、日本侵占琉球的过程
在历史上琉球本为一个独立王国, 其地理范围包括吐噶喇列岛、奄美诸岛、琉球诸岛 (包括庆良间诸岛) 、大东诸岛和先岛诸岛 (包括宫古列岛和八重山列岛) 等5个岛群, 位于北纬24°—28°和东经122°-133°之间, 北与日本大隅岛、南与中国台湾隔海相邻。早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此地便开始出现农耕文化的痕迹, 大约于10-12世纪从原始社会步入初期的氏族社会, 开始出现国家, 历经“天孙王朝”、“舜天王朝”和“英祖王朝”及“三山”时代, 最终于1430年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历史上的琉球与中国、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地都有贸易关系, 尤其是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自1372年明朝昭告琉球并建立封贡制度以后, 中国曾24次派册封使前往琉球。琉球王国也一直奉中国为正朔, 使用中国的年号, 而且官方文件、正史等都用汉文书写。但日本对琉球觊觎已久, 明治维新以后不久, 琉球便成为其对外扩张的首个吞并目标。1872年日本以明治天皇亲政, 示意琉球朝贺, 并借此封琉球国王为藩主;1875年强迫琉球停止进贡中国和受大清册封, 并用明治年号取代中国年号;1879年则公然以武力侵占琉球, 将其国王掳至日本, 并宣布“废琉置县”, 将琉球藩改名为日本领属的冲绳县, 县官改由日本委派。清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 经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停, 向日方提出了三分琉球案, 即:将琉球一分为三, 北部的奄美诸岛归日本所有, 中部以琉球本岛为主的群岛归琉球所有, 并恢复琉球主权, 南部的宫古、八重山群岛归清政府所有。但此提案遭到日方拒绝, 日方以向清政府索要最惠国待遇为条件, 提出将琉球南部的宫古、八重山群岛割让给中国的二分琉球案。对于日本的这个提案, 由于李鸿章等的反对, 未能缔结。虽然, 其初衷是保存琉球社稷和保护我国内地利益, 但最终我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1895年被迫签署《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给日本, 在琉球问题上也就失去了发言权, 琉球最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二战后琉球归属问题的演变过程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之路, 使琉球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从19世纪中叶起命运多劫, 几经变故。二战以后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再次成为美国、日本等列强所争夺的对象。
1.《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琉球归属问题。
《开罗宣言》又称《对日作战之目的与决心之公报》, 于1943年11月27日在开罗由蒋介石、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联合发表。它是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的结果, 它明确宣示:“三国之宗旨, 在剥夺日本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 例如东北四省 (注:指黑龙江、吉林、辽宁和热河, 即伪满洲国) 、台湾、澎湖群岛等, 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 亦务将日本驱除出境。”虽然《开罗宣言》没有明示琉球列岛为日本应归还领土, 但查证中美双方有关开罗会议记录, 便可领悟“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的深层含义。根据美国外交档案, 在开罗会议期间, 1943年11月23日, 在决定将东北、台湾等失地归还中国后, “罗斯福总统提及琉球群岛问题, 并几次询问中国是否想要该群岛, 蒋介石答称, 中国将很愿意同美国共同占领琉球, 并根据国际组织的托管制度, 与美国共同管理该地”[1]133。另, 据中方记载, 在1943年11月, 在蒋介石赴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前,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拟定了关于开罗会议中我方应提出的问题草案, 明确指出日本须将旅顺、大连、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及南满铁路、中东铁路等设施归还我国, 并对琉球提出了收回、划归国际管理或划为非武装区域等设想[2]20。即, 不容置否琉球问题也是开罗会议议题之一, 美国有意从日本手中收回琉球, “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应包括琉球在内, 但只因其重要性和特殊性未能马上作出决定。类似这种原则性的表述也存在于此后一系列的国际文件之中。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联合发表的《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即, 《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其中的“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被公认不包括琉球在内, 因为在此公告之后不久, 于1946年1月29日驻日盟军司令部发表的《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677号》规定日本行政区域仅限于“日本的四个主要岛屿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 以及包括对诸岛和琉球列岛中北纬30度以北的岛屿 (但不含口之岛) 在内的约1千个岛屿“, 琉球最北端的吐噶喇列岛位于北纬30度以里, 因此按照此声明琉球不归日本所有。
对以上划界规定当时日本也予以承认, 这有1949年8月1日日本内阁颁布的“关于整理在旧日本占领地区拥有总公司的会社在日本本邦内财产的政令” (又称, 政令第二百九十一号) 为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 作为因战败而放弃其侵略地的措施之一, 日本政府有必要清理其在朝鲜、中国等侵略地拥有总社的公司或互助组织在日本本土的财产, 为此日本制定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法令, 该政令便是其核心法令。该政令的第一条指出“在旧日本占领地区拥有总公司的会社在日本本邦内的财产, 须按照本政令之规定进行整理”。并在其第二条第二、三款规定“日本本邦”及“旧日本占领地域”的所指范围:“二、‘本邦’指本州、北海道、四国、九州及主管部门政令所规定的附属岛屿。三、‘旧日本占领地域’指满洲、中华民国、台湾、朝鲜、桦太、琉球群岛、南洋群岛、主管部门政令所规定的岛屿及日本于明治27年以后所占领或统治的一切区域。”[3]28它明确将整个琉球群岛等同于满洲、中华民国、台湾、朝鲜等地, 列入“旧日本占领地域”之内, 即, 日本靠武力非法攫取的区域之内。
2.《旧金山条约》《返还冲绳协定》与琉球归属问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7年冷战开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冷战越发激烈。出于冷战的需要, 同时也是美国企图用日本来替代中国作为美国在远东地区基石的需要, 美国处心积虑开始采取培养日本来实施“围堵中国”的亚洲策略。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 1951年9月8日美国拉拢48个国家, 在朝鲜、中国等受日本危害最深的国家未与会的情况下, 签署了对日和约, 即, 《旧金山条约》。该条约在第三条中规定“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二十九度以南之西南诸岛 (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 、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 (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琉球列岛) 及冲之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 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 将予以同意。”即, 琉球群岛由美国托管。对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人民, 在1951年9月18日发表《关于美国及其仆从国家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的声明》, 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再一次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 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 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同年时任台湾当局“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于《中央日报》发表声明, 表示《旧金山条约》歧视台湾, 因而对台湾没有任何约束力[4]103。
但是, 美国置中国的反对于不顾, 根据《旧金山条约》托管琉球, 单方面擅自处置琉球国土。先是于1953年12月25日与日本签订《日美协定》, 将奄美群岛转交给日本, 继而又于1971年6月17日, 与日本达成《关于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协议》, 即:《归还冲绳协议》, 声称:“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根据《旧金山和约》第3条, 美国将琉球群岛和大东群岛的所有权利和利益归还日本”, 日本据此取得琉球的行政、立法及管辖权。对于《归还冲绳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台湾当局“外交部”都发表了严正的抗议声明[5]68。
综上所述, 琉球是日本靠武力攫取之地, 日本根据美国托管琉球及美日“琉球返还”, 主张琉球主权, 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违背国际法, 以琉球主张钓鱼岛主权, 更是荒唐至极。历史事实证明琉球是琉球人民的琉球, 钓鱼岛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永远是中国的领土。
摘要：本文从历史角度剖析了日本武力侵占琉球及二战后美日打着“旧金山条约”、“返还冲绳协定”的幌子擅自处置琉球之过程, 得出琉球不为日本所有的结论, 从而证明钓鱼岛并非日本领土。
关键词：琉球,钓鱼岛,归属,主权,历史
参考文献
[1]褚静涛.钓鱼岛与琉球归属[J].江海学刊, 2012 (6) .
[2]张瑞成.光复台湾之筹划与受降接收[M].近代中国出版社, 1990.
[3]高井弘之.何为“尖阁诸岛·竹岛问题”[M].爱媛教科书仲裁援助会, 2011.
[4]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 (1945-1970) [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四川，只是符号不是归属 篇7
既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将北京看作追逐艺术品的福地，像张晓刚、周春芽、罗中立这样的川籍艺术家也不乏其人，像梦虎、诗婢家这样的川籍拍卖行业也不在少数，但是在嘉德、保利、匡时、瀚海等国内知名拍卖行市场份额迅猛增长的这些年，在他们一轮又一轮来到四川来到成都征集巡展的这些年，在四川艺术家、文物艺术品逐年提高的这些年，在川籍藏家日理万机飞往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竞拍藏品的这些年……四川，为什么只是艺术品市场的符号之一，而不是拍卖行和藏家们落地的归属?
现象一：大型拍卖行纷纷入川
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历史悠久的文化名胜、纵横古今的巴蜀英才、雄险秀美的巴山蜀水、独具优势的大熊猫资源和美轮美奂的四川工艺产品……四川，从来都不缺乏资源，也从来都不缺乏关注。这样的话放在四川的艺术品市场依然不假。最近几年，全国大型艺术品拍卖行纷纷入川，已成风景。
2006年北京保利春拍首次把成都作为巡展的第一站后，一石激起干层浪，更多的国内知名拍卖行开始了在成都市场的角逐：2010年保利春拍巡展选择了成都，并带来了轰动全国的黄庭坚《砥柱铭》，价值4.3亿元，为中国字画第一天价作品；今年保利春拍巡展再次选择成都，并带来了包括李可染代表作《万山红遍》在内的大批顶级作品，让成都人一饱眼福。
去年5月，北京翰海拍卖行携带160余件拍卖精品，首度来蓉举行春拍预展；5月9日，中国嘉德在成都设宴，并为成都藏家带来了春拍图录；随后，北京匡时也携带徐悲鸿画作、弘一法师书法作品等春拍精品，来到成都举办预展；7月，广州嘉德夏季巡展进入成都，并启动“发现成都艺术之旅”活动……业内人士观察表明，近几年拍卖会上的四川藏家越来越活跃，四川也逐渐成为各大拍卖行争夺的重镇。随着今年五六月份春季拍卖季的到来，将有更多的大拍卖公司来蓉举办拍品征集或预展。
现象二：四川名家作品频现一线城市
在苏富比今年的春拍现场，四川艺术大家的作品亮点纷呈。张大干的《荷花》，成交价超过100万港币一平方尺；“虎痴”张善孖的《老虎》，估价在20万一30万港币之间，最后这幅画以60万港币成交，是预估价的2—3倍。深挖巴蜀名家资源，成为苏富比、佳士得、保利、匡时、瀚海、嘉德等知名拍卖行的一致认识。
业内人士表明，从荣宝和嘉德的年内首拍可以发现，除了张大千、陈子庄等海内外知名画家之外，孙竹篱、李琼久、赵蕴玉、蒋兆和、赵完璧、李道熙、苏葆桢、冯石甫、孙竹篱、岑学恭、赵蕴玉、黄纯尧、周北溪、江梵众、陈恒、屈义林、邓奂彰、李琼玖、冯建吴、邱笑秋、彭先诚、王易、李文信、罗其鑫、李金远、陈寿岳、周华君、秦天柱、阿鸽、邓嘉德、林茂森、晏济元、遍能、沈道鸿、郭汝愚、何应辉、谭昌镕、李道熙、陈子庄、韩云朗、万。一宝、曾英杰、贾兴桐、李行百、李恒瑜、张自启、龙瑞等巴蜀名家的作品也逐渐进入全国各大拍卖行的视线，继岭南画派、金陵画派和长安画派之后，巴蜀画派正在引起市场重视。
此外，四川的藏品如中国书画、名人信札、古籍善本、篆刻砚台、文房杂件、油画雕塑、当代名家玉雕、庭园石雕、中国陈年名酒等都是知名拍卖行进入四川征集拍品的重要对象。
现象三：只有巡展声音。落地拍卖缺失
知名拍卖入川预展征集，本土艺术品现身大型拍卖场，川籍实力藏家出川竞拍，艺术品市场一派火热景象。但冷静之余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艺术品市场的热火现象似乎与四川艺术品市场没有多大关系，至少和四川没有什么实质性牵连。知名拍卖行带着拍品在四川走了一遍又一遍，但始终没能把落地拍卖会放在四川举办。
以今年为例，2月份国内拍卖行业的“巡洋舰”——杭州西泠印社将成都作为其2012年征集活动的第一站，并带来中国书画、名人信札、古籍善本、篆刻砚台、文房杂件、油画雕塑、当代名家玉雕、庭园石雕、中国陈年名酒等艺术品让市民免费品鉴；3月份香港苏富比拍卖行首度来蓉举办拍卖预展，将成都作为春拍预展的重点城市，并带来斑斓夺目的珠宝、手表等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