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向度(精选12篇)
实践向度 篇1
班主任工作是学校教育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是从学生入学到毕业一直进行的工作。如何有效促进学生的学习进步,怎样与学生更好的交流沟通,如何开展班级活动,家访等等都是班主任工作的内容。班主任既是班级学生的组织者、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又是班级事务的决策者。
笔者所在的学校是伊犁州伊宁市第三中学,是一所示范性高中,师资一流,教育设施一流。但是在我教育实习的这几个月里,我感受到的是班主任工作中的不足和可以改进之处。这里的班主任工作理念和我之前所遇到的有些许不同,他们更注重学生学习成绩的培养而对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方面却有所忽视,有点骛于虚声的味道。所以我觉得班主任工作其实可以实现从一个思维向度到另一个思维向度的跨越,不断实践不断改进,向着最利于学生发展的那个方向前进。
一、中学班主任工作现状分析
1.家长不愿意配合班主任工作。中学阶段,学生的心智处于快熟发展的时期,不仅仅需要班主任的引导和感化,更需要家长的辅助。家长和班主任缺乏有效主动的交流沟通,家长都抱着“孩子在学校出了问题或者遇到什么情况,班主任会和我及时交流的,我不需要主动去找班主任了解情况”这样一种态度,导致班主任不能及时的将学生在校情况反应给家长,家长也不能及时的掌握孩子的在校学习情况,从而不能很好的辅助孩子的成长。
2.班主任管理工作繁多,目标不明确,缺乏一定的针对性。班主任兼顾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双重任务,需要付出双份时间和精力,这就对班主任管理提出了挑战。
3.班主任的自身素质还有待提高。虽然目前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接受到的教育也越来越多,但是,在班主任自身的素质方面还是不能与现在的社会实情相匹配。“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班主任自身的素质决定了班级能走多远,在以后的学习中能不能更好的完善自己。要想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得有一桶水。所以说,班主任的自身素质在班主任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
二、可行性思维向度
1.严宽结合,以人为本
对学生的考量不能仅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依据,更重要的是不能忽略孩子身心健康方面的评测。真真切切的做到以学生为核心,以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为本。班主任工作的实施也不能仅仅只是针对学生的学习,还应包括学生的思想动态、生活情况、社会交友、家庭情况等等涉及到学生的一切事物。关注每一个学生的主体发展,面向全体学生,充分考虑学生的差异性。
2.与家长“心贴心”
互相信任,和家长一起共同管理好学生。要在班主任、家长、学生三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稳定的关系,多与家长沟通交流,将学生的在校学习情况、思想动态及时的反馈给家长,针对班上的情况对学困生进行家访,和家长一起共同努力为孩子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3.适当减轻班主任的工作量
班主任的工作量决定了工作的质量和决策的效果。可以适当的减少班主任的工作量,让班主任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班级事务,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这里有几个可行性的措施可以实践一下。一是学校对班主任进行培训,到优秀学校观摩学习优秀班主任案例,学习他们如何处理班级事务,管理班级日常。二是从班级里培养班主任“小帮手”,让学生管理学生,班主任只是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将管理权利下放到学生手上,做到学生管理学生。注重发挥班干部的主观能动性,不仅锻炼了学生的管理能力也节省了班主任的精力,还能起到不一样的效果。
4.兼顾德育与智育
全面发展一直是学校教育所追求的,但是现在的中学教育又有那个学校能真正的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班主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应该兼顾德育和智育两方面,在抓好学生成绩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的品德方面的培养和熏陶。全面发展不应该成为一句口号,要落到实处,班主任在管理中要注重学生德育和智育两头兼顾,不能顾此失彼。
三、结语
班主任的管理要做到“细、准、导、情”。细就是细致细心,留心班级管理中的每一个细节,将细微之处做到极致就是成功。注重细节的培养。准就是要有超前意识,在班级出现问题之前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并预设好解决措施,当问题来临才能临危不乱,沉着应对。导就是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应该扮演的是引路人的身份,不断启发学生引导学生走上正确的道路。情即是在日常工作中要带有感情投入,将热情投注到班主任工作当中,给学生以温柔。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惟以躬行,求真实干。诚然,班主任工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经验的积累需要时间的打磨和不断的学习。班主任是学生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扮演着学生品德养成,身心健康发展的引导者的角色,是中学阶段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总之,班主任工作内容是复杂的,任务是繁重的,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形成自己系统科学的工作方法,更好的开展班主任工作。
参考文献
[1]林岩.班主任工作的策略与艺术.[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2]王文华,李增兰.我国中小学班主任的历史考察与当代发展.[J].当代教育科学,2007(Z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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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忠国,林雪梅.浅谈班主任的班级管理与育人.[J].中国校外教育,2015(8):7-8.
[5]齐学红,邓佳,张雪.我国班主任工作状况调查.[J]中国德育,2010.
实践向度 篇2
行政处罚的伦理向度和考量
从伦理学角度看,行政处罚是具有伦理意义且需伦理规约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的伦理向度是公序和公益,消解“内部性”问题和“私人化”问题是其内在要求;行政处罚的伦理考量是“矫正正义”具体落实,其实体性要求是:罚其必罚,平等对待,罚当其过,合乎人道.
作 者:龙兴海 作者单位:湖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0刊 名: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ANGSHA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OCIAL SCIENCE)年,卷(期):18(4)分类号:B82-051关键词:行政处罚 伦理向度 伦理考量
实践向度 篇3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与
马恩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和发展
“意识形态”的英文为Ideology,由德崔希伯爵在1796年创造,被用来界定一种“观念的科学”。拿破仑称帝时,发现欧陆的哲学家多数对他有批评之意,遂以“意识形态家”轻蔑地称呼他们,“意识形态”也由此表现出负面的含义。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也是从贬义上理解“意识形态”的。马克思讲道:“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玄想(Ideologie,直译为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能够过没有迷乱的生活。”“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Ideologie)。”在这里,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空想”,即不可能实现的东西,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恩格斯则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的意识”。他讲道:“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指其表面上看起来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质上是资产阶级哄骗人民的谎言,对人民来讲是“虚假的意识”。这一时期马恩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有其现实维度。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70年代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是一次巨大的技术变革,促进了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也使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为了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他们竞相改进机器,使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导致1825年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同时产业革命更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并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卷入对抗阶段。资产阶级宣扬的资本与劳动一致的谎言破产了。马恩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过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对劳动人民实施的一种欺骗,是“虚假的意识”,应该加以批判。
19世纪40年代,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马恩进一步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讲道:“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的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指出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从而把“意识形态”概念引进社会历史领域,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理论工具。马恩认为,意识形态还具有阶级性。他们讲道:“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马恩还认为,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讲道:“物质生存方式虽然是始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因而是第二性的作用。”“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字、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指出政治、法、哲学等意识形态形式,虽然不直接依赖于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但仍可以直接或间接对社会存在产生作用。因此,马恩积极领导和参与工人运动,号召工人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工人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武器,指明了前进方向。
垄断资本主义与列宁的
“意识形态”理论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开端。世界经历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物理学“新三大发现”(x射线、放射现象和电子)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有了划时代的进步,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正确性。与此同时,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垄断资本对内通过“参与制”和“个人联合”谋求从经济到政治对整个国家的统治。对外运用经济的、政治的甚至战争的手段进行扩张,谋求对整个世界的控制。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日趋尖锐,工人运动普遍高涨,到1900年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工人阶级政党。在此情形下,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统一起来,形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第一次赋予意识形态以肯定的意义。他指出:“科学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客观真理和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在对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形成的。列宁讲道:“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现代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列宁进一步论述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他讲道:“或者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为了让工人阶级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他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列宁指出,工人阶级分析问题主要是依靠朴素的阶级感情。他们自发地组织工会,同个别资本家进行斗争,向资产阶级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有利的某些法律等,这些虽然可以暂时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却不能使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贫困的根源。“单是正义,单是群众对剥削愤恨的感情,永远也不会把他们(工人阶级)引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自发的工人运动只能造成(而且必然造成)工联主义,而工人阶级的工联主义政治也就是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政治。”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是科学工作者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在工人中重视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否则就是加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于工人的影响。”“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列宁认为,意识形态理论的作用就是要使工人们从经济根源上去认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本质,进而把本阶级的利益同整个社会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参加到推翻整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实践中去。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为俄国的革命实践和国际社会主义的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精神支持。
工业遗产价值向度探析 篇4
关键词:工业遗产,价值向度,科学技术哲学
工业缔造和发展是工业文化培育、完善乃至隐遁的演化和更迁过程。工业遗产作为体现人类主体价值观及文明理念最丰富的载体和最具象的符号, 承接着工业发展良性嬗变的时代印记, 折射出工业文化的流变态势, 代表着社会文明顺衍发展的前进步伐, 其价值在面对迅猛增加的发展所带来的压力以及与当代不同意识形态社会的相互磨合中日益突出。探究工业遗产价值向度, 透视其价值表征, 对于正确认定工业遗产, 加强实施保护、管理与利用, 规范社会人群为准则, 具有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价值认识促催工业遗产发轫
“价值” (value) 一词最初源于valoir, 古代梵文和拉丁文中“掩盖、保护、加固”词义, 表示“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 可珍贵、可尊重、可重视的”等含义, 即日常用语中“好的”、“有利的”、“优良的”、“应该的”等所表达的内容。[1]哲学意义上的价值是指事物或现象 (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事物或现象) 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 以及对个人、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价值既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 同时也是指引人们从事实践活动的动力因素和内在尺度。认识世界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更是为了创造价值, 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价值认识之成为人类认识形式的一大类型, 是人类对实践活动目的之探索以及恪守的产物, 是具体实践活动启动之前应率先解决、在整个实践过程中须一以贯之、而在实践活动完结之后要总结检测并深刻反思的认识内容。
价值认识的基本途径是评价。人的目光具有赋予事物以价值的魅力。[2]评价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不光是针对事物实体本身的由浅入深的理性进程, 更是对事物与人之间意义的揭示。揭示意义其实也是揭示客观规律, 这是一个由不知到知、由比较少的知到比较多的知的认识过程。其应有之义, 是要引领个体的人、多层面的社会群体乃至整个人类朝着理想的境界发展, 这个境界是人们世世代代在生活中通过体验、感受、反思而形成的有深厚生活基础和广泛认同度的憧憬。从根本上来说, 工业遗产价值乃是历史价值物与现实需求者之间的契合及其所产生的功用。这种功用应从两个角度来看:从价值物角度来看, 价值即是价值物之功用的昭示, 其结果必然体现为载体之消失和功用之转移;从需求者角度来看, 价值即是需求者享用价值物时生发的幸福与快乐的体验。产生此种体验的原因, 多半是缘于价值物功用的转移而相应解除需求者的不足和匮乏, 使其领悟到生活的意义, 体会到生活的真谛, 由此握捉到期冀和愿景所立于其上的支柱。[3]工业遗产价值评价所遵循的标准, 是以作为实践内容的客观价值标准为根据和前提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是主体在实践中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尺度, 它与主体的社会存在和需要直接联系着……是现实地、历史地形成和改变着的, 除了主体的客观现实及其实践外, 评价标准没有其他先验的前提和更高形式。[4]
工业遗产的发轫与科技发展似乎有着必然联系, 其价值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一种祛蔽方式和祛魅过程。人类发明技术或有诸多打算, 但有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即通过设置一种于人有利的关系结构, 造成对人有用的价值过程或价值结果, 以满足人们日益发展起来的各种需要。借助于科技所完成的设置, 人类愈来愈掌管着世界, 自然在人类面前愈加“裸化”, 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无所遁其身, 它满足了人孜孜以求地了解世界本质的愿望。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将人的理想主旨 (目的) 与人的作用发挥过程 (狭义上的动力) 紧密相连:正是以实践过程为中介, 目的超越相应观念领域, 融入了对象变革的现实过程。在现代性条件下, 工业主义构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发生作用的主轴线。由科学与技术的联盟所构筑起来的现代工业, 却以过去世世代代所不能想象的方式改变着自然界。在全球的工业化地区, 并且逐渐地也在其他地方, 人类开始生活在一种人化环境之中, 这当然也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环境, 但是它再也不仅仅是自然的了。不仅是建造起来的工业区域, 而且绝大多数其他地区也都变成人类调整或控制的对象。[5]
对工业遗产价值的认识, 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工业遗存物所产生的一种意义估价关系, 即客体以自身的功能、效用满足人类需要和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对工业遗存物提供这种满足的认可程度。当某种社会关系表现出对人们物质利益的剥夺态势时,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 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 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生产力时, 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6]人类能够做的只是改变质料的存在状态以及不同质料间的结合方式, 从而生成新的功能和关系态, 这恰恰是工业遗产创价活动的实质, 即:人依靠自身体力、智力、情感力通过改变物质结构、物质结合方式而造成理想状态和结果的过程。
二现实之物承载工业文明———遗存转化为遗产
工业遗产是承载工业文明的现实之物。凡是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与工业文明相关的遗留物, 均为工业遗存, 其范围比较广泛。但是, 工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厂矿、企业不计其数, 其设备、产品更是数量巨大, 不可能全部予以保存, 因此, 对这些往往还要按一定原则加以挑选, 择其典型者、有某种意义者确定为工业遗产, 而这项工作则要通过相应研究, 在认识其价值基础上加以确定。[7]从17世纪的制造业作坊到21世纪的高科技工业建筑, 工业建筑本身到处都透露出人类活动的印迹。作为过程, 工业遗产价值表现为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的于主体来说的相宜状态;作为结果, 工业遗产价值表现为载有某种功能的存在物即价值物的生成。
工业遗产作为一种产业遗产, 见证了包含技术发展在内的经济社会活动整个过程。国际产业遗产保护联合会 (TICCIH) 在其颁布的《下塔吉尔宪章》 (Nizhny Tagil Charter) 中对工业遗产作出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界定:工业遗产是指具有广泛的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建筑价值、技术价值或科学价值的工业文化遗存,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技术或者人类社会历史上重要变革情况的遗产, 既包括有形要素 (如建筑物、设备等) , 又包括无形要素 (如技术、工艺、专利和商标符号等) , 亦包括工业遗产在历史上曾经发挥的作用 (如生存、消亡、危机和矛盾等) , 及其与经济、社会、地理和社会学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显示出其特殊重要性, 并值得对其进行有效保护。由是观之, 工业遗产既是一种技术遗产, 又是经济和社会遗产。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 英国人最早使用了“工业纪念物 (industrial monument) ”这个概念, 包括所有的建筑空间和场地上的构筑物, 也就是说只要是建成于工业革命时期, 能够反映工业和技术流程起源和演变的对象都可以被列为工业纪念物。对生产的或是技术的社会重新设定秩序必须基于生产过程的结构知识, 而这通常不仅仅包含技术的因素。这种活动使得自然界提供的特定原料适用于人类的某些特定的要求, 通过技术实现绝对效率的各种合理化。伴随技术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并非指向对于自然界的绝对征服, 而是以技术环境对自然环境的替换。
工业遗产自形成之日起即发挥着重要的认知作用, 其本身就蕴孕着一种新的效用价值、思维方式及诸多规范建制。在刘易斯·芒福德看来, 物质性并不是有机体活动的最终解释, 至少对有机体的人类的形式而言是这样, 人类活动的基础是精神以及人类对于创造性自我实现的欲求。尽管人类确实是从事着现世的活动, 但人类的本质不是制造而是思考, 不是工具而是思想, 即发现或解释, 这构成了人性的基础。所有人类的成就“更多地不是增加食物供应或控制自然的目的, 而是更加充足地满足人类超越有机体的期盼和渴望”[8]。通过改变以往诸项传统因素,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器物、制度及价值观念, 促进人类认知向前发展。
工业遗产蕴涵着丰富而广泛的价值, 其实质是将工业遗存的价值上升为“遗产”。作为价值载体, 工业遗产可规定为“包含知识、艺术、道德、法律、信仰、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诸项能力的复合性整体”。[9]12以劳动为本源形式的人类活动, 其赋予对象以价值意义的过程, 也是人的创造性及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作为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存在形态, 人化世界的深层意义, 同时表现为对人的创造性及本质力量的历史确证。[10]以非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文化意识形态虽然与以理性为主要标志的技术意识形态具有较大差异, 然而, 两者在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意识与技术效用、功利价值上则又是密切相关的。在经济一体化的时代, 保持每种文化的特性及文化特性所依赖的环境, 才能在多元社会中有效地保障发展的目标, 这样的逻辑思路在遗产保护工作中可以比较具象。
从文化角度看, 技术是工业遗产形成发展的物质基础、手段、动力和源泉。技术的主体及其成果构成了文化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离开技术, 文化就失去了重要的硬件内涵, 甚至成为一个无形的空壳。技术文化“是通过技术对人类的进化过程和生存环境的描述, 并设法以此来解释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 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本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11]实际上, 这种表征在现实中以多种形式得以体现, 技术已然成为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独立部分。文化语境中的工业遗产, 不仅仅指类似机器那样的器物, 而且还指技术制度、体制和技术意识形态 (如技术理念、技术价值等) 。保护工业遗产的目的, 正是保持人类文化的传承, 夯实社会文化的根基, 培植文化的多样性和创造性, 由此推进人类不断向前发展。
遗产是一种功能。保护可被视做是减缓改变步调的制动器, 至少在认为未来发展必须停止管制或吝惜的角度上, 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对城市功能保护的影响容易产生附带的谬误问题, 因为保护行为自身就是目标, 并且一旦完成后, 这个过程在逻辑上随即宣告结束。[12]技术作为社会结构整体中的一种社会要素和社会功能系统整体中的一个子系统, 要正常地发挥作用, 就必须是与其所属的社会结构功能整体维持着相互协调、相互融合的关系。[13]“工业废墟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转变的重要区域, 是不可或缺的创造的新空间, 是具有相当生命力的, 尽管废墟上曾生产出很多东西, 但在对其原始功能的一次次超越之后, 仍然拥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从而使其从阴影下逃脱。”[14]工业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物化历史, 是不可再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城市发展与企业成长的历史。保护好这些遗产, 就是保存这段成长的历史。
三工业遗产的价值表征
工业遗产作为近现代产业文明的历史成果, 是明示或隐形状态中形成的工业活动衍生物, 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承载、记忆与见证功能。工业遗产通过特定符号获得传承, 构成了产业文明群体的标征性业绩, 被视为行为的产物或为将来的行为创造条件的要素, 其本质核心是传统 (来自于历史, 并被选择的) 观念, 特别是附加了价值的文化体系。保护工业遗产的动机在于认定这种证据的普遍性价值, 而并非单一遗址的特异性。无论从人文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层面, 还是从工艺审美、经济实用乃至教育宣传角度, 工业遗产已经呈现并将继续拥有意义深远的价值。
历史文化及社会认识价值。工业遗产记录着特定的历史文化信息, 是把握近代历史、解释社会进化发展的重要证据和实物, 对人类认识工业活动及其发展历程, 了解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工业技术、工业组织、工业文化等, 凝结着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价值, 这是其他文化遗产无法替代的。[15]究其本质, 历史作为十分宝贵的人类经验, 其过程具有一定方向性, 当人们不断寻求新的生活方式时, 业已存在或消失的过往便成为一种评判或鉴别的砝码, 甚而被直接当成一种仿效与追寻的对象。所有的工业建筑物都烙印着一个时代的痕迹, 均成为历史信息的源泉。工业遗产承载着真实和相对完整的工业化时代的历史信息, 能够帮助人们追述以工业为标志的近现代社会历史, 帮助后世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从根本上说是对民族历史完整性和人类社会创造力的尊重, 是对传统产业工人历史贡献的纪念和其崇高精神的传承。而工业遗产的社会价值, 则在于其所凝结的成果和属性能满足人类需要的某种性能。[16]特别是对于长期工作于工业区的众多技术人员、产业工人来说, 工业遗产更具有特殊的情感价值, 因为它记载着本人及其家属和后代的日常生活, 与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血脉相连, 饱含着厚重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
技术工艺及科学研究价值。工业遗产是工业活动的证据, 其中包含的大量科技信息, 在机械、工程、工艺、建筑、规划、产品等方面具有独特性、稀缺性的技术和科研价值, 能够折射出当时的科技发展状况和水平。生产技术存在于社会关系中对于把握技术生成发展的社会的、历史的根据是非常重要的, 将单纯的手段体系纳入社会联系中的契机是社会, 要求人类通过劳动关系结合在一起。当某项技术从大众视野里离开的时候, 如打字机、蒸汽机、蜡烛、绘画、敞篷车, 当不再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必需时, 其归宿是人类文明中值得骄傲的灿烂艺术。从艺术价值角度讲, 工业建筑往往是具有创造性或者说是具有艺术性的建筑物, 工业社会的生产设备和产品则包含有更多的科学价值。工业社会中的技术, 更多地体现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技术原理所导致的技术发明, 无论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还是技术产品, 均包含着相应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人文知识。或者说, 如果将工业革命之前的技术称做“经验性技术”的话, 那么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则是“科学性技术”。[7]对于产业建筑的研究可以把握技术演变过程, 亦能反映人和机器的关系, 而对于机器和工具运作方式研究则可以揭示出制造工艺的演变。即使是工业社会之前的技术遗产, 也具有当今科学可以借鉴的价值, 其中实物遗存尤其占有重要地位。由于许多古代发明实物已失传, 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但工业遗产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可以成为科技人员最为直接的研究范本, 其中的技巧更可以成为后人从事技术发明创新的重要借鉴。
转型发展及经济实用价值。工业遗产不是历史包袱, 而是无形财富, 是转型发展的产业资源。从使用价值角度讲, 工业遗产所拥有的大尺度体量适合于所有新用途。进入后工业时代, 基于服务业具有企业规模小、投资小、对空间场所等硬件设施要求不高等特点, 而工业遗产多位居城市中心, 因而两者有着天生的耦合性, 稍加改造, 工业遗产便能成为创意产业、文化艺术产业基地, 从而推动一地区社会经济的转型发展。工业技术发展, 涉及技术、社会和社会需求等诸多要素, 社会选择过程也是这个复杂系统的演化过程。工业遗产并非“凝固的遗产”, 工业建筑灵活性使其非常容易被“再创造”, 被赋予新的功能和内涵, 新的工业景观变得富有人情味, 新建工厂往往和环境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形成饶有趣味的建筑氛围。一般而言, 技术的产生、发展只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 社会需求即是技术发展的动力。人们所希望的社会状况与社会现状存在的差距产生了社会需求, 由此应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或创新, 这就出现选择何种技术进行改进或创新的问题, 即有针对性地对技术进行选择。工业遗产的经济实用价值也正渊源于此。
教育宣传及精神承载价值。具有典型意义的工业遗产是一个城市时代意义的象征, 成为城市深层的精神纽带, 成为市民内心深处对所在城市的共同体验。对于历史和工程教育而言, 工业遗产是无法替代的现场教材, 许多工业遗址被作为教学基地, 把工业遗产保护、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虽然文明是独特的、异质的, 但在发展阶段能够发现共通点———文明形态的不同和文明的发展阶段中的共通性认识。[9]25精神方面、社会关系方面的价值事实, 虽然不像物质方面的价值事实那样可以精确地度量, 也容易见仁见智, 但是它们依然具有作为事实的客观特征。与物质价值物经常是一人一次消费不同, 精神价值物可以多人多次消费, 且可以产生倍加或扩展的作用。相比较而言, 精神价值物要比物质价值物更有效率。同时, 工业遗产通常具有民族性、地域性, 体现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征和创造精神。工业的布局和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形成了特殊的内在肌理和特质内涵, 工业遗产的特殊形象则成为众多地区文化识别的鲜明标志。
四结语
学前教育发展向度研究论文 篇5
1.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的保障机制
在进行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向度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当前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现状确定学前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发展方向。根据我国实际教学的情况,我们需要建立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实际发展情况的学前教育制度,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引入更多的社会支持、公共财政支持,让学前教育发展机制有更多的渠道发展,针对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给与针对性和有效性的解决,真正实现学前教育无障碍、快速、高效的发展。
(1)政府主导
当前学前教育的发展基础是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含义是指在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认真做好自身的工作和履行职责,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调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学前教育有着独揽权,学前教育需要多方面的参与。政府的主要职能有六项,包括:
①制定学前教育的发展规划;
②完善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
③完善当前学前教育的管理体制;
④加大学前教育的行政管理力量;
⑤加大学前教育的财政投入力度;
⑥完善学前教育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制定。政府的主导作用并不是单一的指对学前教育的才能投入和支持,这种理解是片面的。政府只有认真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才能促进学前教育的蓬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为儿童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2)财政投入
目前学前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财政投入的不平衡性,其原因是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发展,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才能投入和支持,让公共财政为学前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物质上的有效保障。学前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于发展过程中薄弱环节需要加大财政的支持,例如学前教育的基础设施建设、学前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等等。相对而言,农村的学前教育情况要比城区的情况较差,对于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应该加大学前教育的建设和普及,帮助弱势群体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和积极性,把多方的力量集合起来共同促进学前教育的快速发展。
(3)公办民办
随着学前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同时外界对学前教育体制的争论也逐渐增多。争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学前教育是民办还是公办,在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实践,根据我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向度,我们既要坚持政府在学习体制上的主导,又要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资源和力量,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把两者隔离开来。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利于把握学前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民间资本的加入会成为学前教育发展的新兴动力,促进学前教育的蓬勃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是需要符合实际国情的,目前我们应该坚持以公办为主、民办为辅的`方针,促进公办民办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正确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加大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和扶持力度,发挥学前教育的最大作用。
(4)规范管理
目前的学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着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着儿童的学习和成长,因此教学质量问题需要快速的解决。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的学前教育需求在不断增加,而实际中的教学资源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这就造成了问题的出现。在过去的几年中,民办的学前教育所占的比重较大,这有利于缓解我国教育压力,但由于往往操之过急而学前教育的普及力度在不断地加大,因此在教学质量上便没有有效的提高。对于这种状况,政府应该做出及时的调整和规定,把学前教育工作和管理进行规范,严格控制办学行为,对收费标准进行规范管理,还包括开设幼儿园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以及园长和幼儿教师的专业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对于学前教育过程中,还应该加大对幼儿园的监督和引导,可以让家长对幼儿园的教学进行监督,对出现违反相关规定的现象进行及时的反应,帮助民办幼儿园的工作个管理正规化,提高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和整体质量。
2.总结
政策动员及其当代中国向度 篇6
政策动员是政策执行中的一个重要手段,更是当代中国政策执行活动的基本特色。对于政策动员概念、政策动员现象及其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表现的考察,乃是发展具有本土特征的公共政策理论,解释当代中国公共政策活动方式的一个重要路径。
关键词 政策动员 政治动员 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3-0067-07
制度理论认为,制度规范通过人们的外在行为作用于公共秩序,作用于特定社会利益关系状况,由于制度内容本身的话语性质,它的规范效力的实现,一方面,通过人们对于公共权威的心理认同与自愿服从;另一方面,则要依靠各种公共组织尤其是行政组织的制度落实活动,通过行政权力具有强制性的组织、协调等行为直接作用于社会大众的外在行为,实现制度规范的制约效力。同既定的宪法法律制度一样,经由行政决策活动产生的公共政策也属于制度规范的一部分,虽然在正式和公开的意义上,公共政策的制度制约效力要低于宪法和法律制度,因此,公共政策在公共事件或公共事态中制约效力的实现,也同样要经过上述的两个方面。
从对社会大众是否具有直接的行为规范性质角度,我们可以把公共政策大体上划分为回应性的公共政策和非回应性的公共政策这两大类。
回应性的公共政策,一般有着明确的政策对象指向,强调政策内容对相关社会主体的制约或导向功能,政策效力的实现或者说政策执行成功的标志往往是相关政策对象的服从性或遵从性行为反应表现。因此,在回应性公共政策的执行活动中,行政组织与相关的政策对象之间,往往会发生较为密切的行为互动关系,具体表现为行政组织动用各种手段(包括强制性安排,如公安机关的社会治安管制;说服,指思想上的教育和灌输等;引导,指利益动机上的引导,如银行通过削减存款利率来拉动市场消费,等等)获取政策对象的行为配合,而政策对象则应之以遵从、服从、响应以及抗拒等行为反应方式。在中国,典型的回应性公共政策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当前,作为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的配套性政策的移民政策也属于回应性政策的范畴。
非回应性的公共政策,通常没有明确的政策对象规定,其行为规范对象,主要是指向相关的政府组织成员,政策的落实,也主要通过行政组织内部的资源流通活动得以实现。典型的非回应性公共政策就是以公共投入为标志的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比如在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显然,从政策执行角度看,回应性公共政策的执行有着更大的复杂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回应性公共政策的执行活动中,相关的行政组织(不仅是直接的执行组织,还包括相关的决策组织及其他的执行协作组织)常常会利用其掌握的各种资源形式,运用各种执行手段,千方百计地寻求政策对象的配合反应,其中,政策动员就是一个被经常采用的执行手段,在中国的政策执行活动中,更是普遍存在着一种政策动员现象。
一、政策动员概念
本文中,政策动员就是指,为了推动既定政策的落实,促进政策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行政组织的主导下,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运用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从思想观念和心理意识层面对相关的政策对象进行说服、告诫以及鼓励等活动,以促使其自觉、自愿地服从相关政策的安排,遵从、配合政策的规范性要求。
就所有的公共政策都要通过公共秩序的维护或构建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点来看,非回应性公共政策的执行也需要相关社会大众的理解和配合,比如农村地区基础性设施的建设政策,就希望得到农民们的积极利用,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更充分的便利,为了做到这一点,也需要相关的行政組织进行一定的宣传引导。不过,相对于回应性政策以政策对象的服从性反应为政策目标而言,非回应性政策执行中的思想动员压力显然要小得多,因此,我们这里关于政策动员现象的讨论,主要是针对回应性公共政策的执行活动而言。
从政策动员活动的内容及其作用于相关政策对象的方式上看,它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观念导向性。政策动员的目标在于从心理和思想层面获得政策对象的认同,影响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状况的基本途径就是个人的观念。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观念的形成或改变,可能来自于三个层面的作用,即价值观念、利益动机和实际利益占有,政策宣传活动对于政策对象的观念导向也分别是通过这三个层面实现的。
首先,价值观念层面的政策动员直接作用于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通过特定价值观念的灌输,就可以培育、强化或改变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多数公共政策的出台,都伴随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内容,也就是政策评价标准。政策评价标准不仅是政策制定的价值基础,在政策动员活动中,也构成了核心的观念导向内容。比如在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活动中,对社会公平的价值标准的宣传,就可能会使那些高收入者认识到征收个税的社会公平意义,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公平价值观念,促使其主动申报。
其次,利益动机层面的政策动员通过特定的利益引导或利益诱导作用于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促使其建立服从或配合政策就将有利可图的个人观念。常见的这方面的政策动员形式是伴随于政策执行的各种额外奖励或处罚规定,比如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活动中,就有“一胎奖励,二胎罚款”的宣传和规定。在目前城市建设最棘手的拆迁政策执行活动中,也广泛使用这种奖励和罚款的利益导向动员。
最后,实际利益占有与可能的利益获取具有相对的意思,可能的利益获取即代表了将来的实际利益占有,而实际占有的利益也有失去的可能。实际利益占有层面的政策动员就是通过对政策对象现有利益的可能的剥夺性影响,强使其建立服从和配合特定政策执行活动的个人观念。相对于上面的例子,利益动机层面的政策动员强调奖励式的引导或诱导,这里则强调处罚性质的劝戒或抑制。
这三种指向观念导向的政策动员活动,相比较而言,由于个人基本价值观念的相对稳定,通过价值观念层面的政策动员往往很难或者说难以迅速实现其动员目标,而后两种方式则要直接和容易见效,但也正因为如此,一旦从价值观念层面改变或塑造了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那么,这种政策动员的效果也将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最终保障政策执行效果的长期稳定。从这一点看,我们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虽然实行了这么多年,但基本上仍未建立起稳定的社会价值基础,因为在绝大多数地方,政策动员活动仍是通过影响政策对象的利益占有来进行的,一旦利益的影响减弱或改变,政策的执行可能会变得非常困难。
其二,社会广泛性。个人心理和思想意识的形成,往往建立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基础上,是受到社会中各个方面因素影响和交互作用下的产物,有着明显的社会化特征。政策动员对于政策对象个人心理和思想意识的影响,也强调其活动的社会广泛性。政策动员活动的社会广泛性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实施主体的多元性。政策动员的实施主体,已远不限于负责相关政策执行的行政组织,它既包括负责具体落实的行政组织、负责协调、协作工作的其他行政组织部门,还包括更为广泛的社会主体,比如学术研究机构、大众媒体以及文化艺术工作者等等,学者的理论论证、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以及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典型形象塑造,都能够在政策动员活动中发挥重要的说服教育作用。
其次是动员信息传播的多样性。相对于政策文本的颁布的正式性(往往要通过固定的组织程序,在文本格式、传播流程、传播载体上都有着较为明确的规定),政策动员信息的传播有着灵活多样的特征,实施主体的多元性本身就决定了其传播方式的多样性,比如公开张贴的政策标语和政策口号、学术论文、文艺作品、文学作品、新闻报道以及领导讲话等等。
其三是作用方式的全方位性。政策动员活动经由不同的社会、政治主体,通过各式各样的信息载体,全方位地作用于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和思想意识,这种全方位性具体表现为(1)个案典型的影响力,政策动员通过对政策执行活动中,个别政策对象的典型形象塑造和宣传,为其他的政策对象确立正面的榜样引导标准,在中国,就是对各种模范人物的塑造和宣传,强调他们的典型带头意义;(2)社会舆论的压力,政策动员还通过对流行的社会舆论、社会评价标准的影响或塑造,以社会压力的方式,间接地作用于政策对象的个人观念和思想意识。比如,组织围绕相关政策问题的大规模的社会讨论,并且有意识地控制讨论的主题和方向,推动有利于既定政策方案选择的广泛的社会舆论的形成;(3)组织的压力,主要是指通过政策对象所属的组织单位,进行政策认同或政策配合方面的宣传乃至利益诱导,比如,在城市地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动员活动基本上就是通过具体的组织单位进行的;(4)政治压力,把特定的政策动员内容与具有更广泛约束效力的公共政策乃至现实的政治意识形态联系到一起,突显了政策动员可能具有的政治压力和公共权威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政策动员方式被推到了极端,因为那时的绝大多数政策都被说成是毛主席的指示,因此,不服从政策安排就是违反毛主席的意志,就是反党反国家。
最后是互动回应性。政策动员指向相关政策对象的个人心理层面,但是政策动员效果仍然要通过政策对象的外在行为或行为态度显示出来,这也反映了政策动员活动整体上的互动回应性特征,也就是说,政策动员活动的进行,表现为政策动员主体与政策对象之间的行为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政策动员效果下,政策对象有着不同的行为回应取向。比如,有效的政策动员带来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主动配合、不作为式的服从以及口头上的表态拥护等行为反应取向;而无效或不成功的政策动员则意味着政策对象对于政策的规避、抗拒以及公开的反对等行为反应取向。
二、政策动员类别
我们这里是在政策执行的大背景下讨论政策动员现象,政策动员的意义就在于政策的落实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政策执行活动的一部分。其实,从政策动员在特定的政策执行或行政执行活动中的地位角度,又可以把政策动员划分为作为政策执行辅助手段的政策动员和作为政策执行基本内容的政策动员,分别简称为辅助性政策动员和执行性政策动员。
辅助性政策动员,指的是在特定的政策执行活动中,以辅助性或配合性政策手段选择面目出现的政策动员现象,它并不是此类政策执行活动的必然环节,目的在于推动相关政策执行的顺利进行,或改善相关政策执行的效果,因此,在这里,政策动员只是一种仅供选择的政策执行手段或政策执行技巧。
执行性政策动员,则是指在特定的政策执行活动中,以基本政策执行手段面目呈现的政策动员现象,此时,政策执行就表现为政策动员的方式,或者说,政策动员主导着相关政策的落实活动,是决定政策效果的基本的执行环节。
从政策动员指向政策对象的心理状态或思想状况角度看,辅助性政策动员参与执行的政策,往往强调指向政策对象现实的利益欲求目标或利益占有层面,因为只有在两个层面,政策动员才能以间接参与而不是直接调节的方式,作用于相关的政策对象。而执行性政策动员主导执行的政策,则是以引导或规范政策对象的观念意识尤其是价值观念意识为核心的政策规范内容或政策目標。
在现实的行政执行活动中,辅助性的政策动员显然有着普遍性的存在特征,因为各种涉及物质形式的公共资源投入、公共物品提供以及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等公共事务,都会较为直接地影响到人们的利益欲求目标和实际利益占有,对于政策的实际效果而言,政策动员只能间接地参与其中。而执行性的政策动员则具有特殊性的存在特征,用于落实那些目的在于引导或规范人们思想领域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宣传政策。
显然,无论是从前面关于政策动员的特征分析,还是这里对于政策动员的分类考察,我们都可以非常清楚地发现,同其他强调行政组织内部运作的行政执行活动相比较,政策动员与行政组织系统外部的公共政治环境以及社会文化领域有着更为紧密和广泛的关联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还需要引入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概念——政治动员,进一步讨论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政治动员属于公共权力的运行范畴,目标在于特定公共权力关系的维护或构建,寻求社会大众对于特定政治体制(包括政治制度、公共权力主体及其组织构成形式等内容)的认同、服从和支持,因此,政治动员的核心内容就是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与推广。从与既定政治制度的关系角度看,政治动员又可以被划分为反制度的政治动员和维护现有制度的制度动员,前者是革命的政治动员,目的在于反对现有的政治制度,推翻既定的政治体制;后者则是统治的政治动员,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制度规范,巩固既定的政治体制,它与政策动员显然有着更为直接、更加紧密的联系。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统治的政治动员及其与政策动员之间的关系状况。
统治的政治动员是由公共权力主体做出的,目标在于论证或宣扬现有政治体制合法性,寻求社会大众对现有政治体制的合法化认同。在现代社会,现有的政治体制往往是由既定宪法制度来予以规范或显示,因此,在一个法治化的国家范围内,政治动员应当表现为一种对于既定宪法制度的合法化论证和宣传活动。
在公共政治生活中,制度的基本意义就在于规范公共秩序中的利益关系状况;在于特定公共秩序内容的维护或构建。从规范或影响公共秩序的角度,既定的制度主要有这样几种存在形式,即正式且往往有文本载体的宪法、法律、执政党政策、行政决策以及非正式的往往没有文本载体的政治惯例、社会习俗等等。显然,无论是制度落实还是制度创新活动,公开意义上的政治统治、政治管理以及行政管理活动,都立足于正式的有着文本载体的制度基础。
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条件下,执政党政策与行政决策往往有着同一的性质,因为经由竞选产生的执政党地位通常就是指对于公共权力中的行政权力的控制,此时,制度对于公共秩序的规范作用沿着一个较为明确的从宪法到法律再到行政决策,制约效力依次降低的路线,分别立足于宪法和行政决策的政治动员和政策动员也都有着明确的制度依据,也正因为如此,政治动员常常被隐含于立法权力、司法权力对于宪法法律制度的维护;隐含于行政权力对于宪法精神、法律制度的具体落实之中,这就意味着,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我们一般很少能看到以政治意识形态论证或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公共组织活动或公共权力运行活动,具体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终结”的公共政治现象。进一步而言,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淡化的现象又直接影响到政策动员,尤其是执行性政策动员的存在状况,缺少需要进行专门的合法化论证的意识形态对象,显然会削减执行性政策动员的任务空间。
河洛文化话语向度研究 篇7
在地域文化研究中, 河洛文化研究兴起较晚, CNKI文献检索论文有24篇左右。大多数学者如杨作龙、郭绍林、董延寿和毛阳光等使用史料考据法对河洛文化进行梳理, 其中也包含有河洛文化对书画艺术 (宫大中, 1998) 及豫剧艺术的影响研究;有些学者如刘保亮、余艳等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 仅有少数学者从语言角度对河洛文化进行研究, 如李焕有从晋语与河洛文化的渊源进行探寻。
本文拟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河洛文化话语个案进行系统、细致的分析、评价, 描述其在媒介话语流传中的现状, 以发展河洛文化话语理论, 为中原崛起话语实践乃至发展本身产生明确的指导意义。
理论框架
话语 (Discourse) 缘起于语言学, 其研究原是对单语词或句子的分析, 而后发展成更高层次的文本结构研究。由于其忽视了人对话语的解释权而受到批判, 话语理论旋即转向社会实践的层面。“话语”由此延伸为“指任何具有类似语言结构的表意方式和表意单位, 它是形式的, 也是内容的”[1], “在话语中我们能听到欲望、历史、政治无意识等诸多异质成分交织起来的混响”[2]。“话语不仅仅是语言, 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3]
话语是一个物质性的东西, 其本身反映了言说者主体的意愿;其他受者在接收话语时, 会对其有一番解读, 话语本身的物质化体现和传受之间的背景、情境差异都会影响二者对同一话语的解读, 进而影响彼此的实践行动。话语的内容、形式、过程和权势关系等, 可以决定区域发展的方向, 影响其发展的策略、机遇甚至成败, 因为话语与经济发展两者有机结合, 不可分割[4]。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
河洛文化媒介话语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本文无法对此进行全面研究, 但期望在某些至关重要的方面做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和评估。因此本文将聚焦所收集的话语主体和内容情况, 对所收集的有关河洛文化的新闻、讲话、文献等媒介话语材料进行个案分析。
本文将借鉴话语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和评价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中传受者的情况, 对具体的河洛文化旅游节媒介话语事件文本进行梳理, 透析出说者、听者之间的话语互动和洛阳城市品牌传播的媒介环境。从2011年举办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来看, 文化节组织实施的话语传者是以洛阳市旅游局为主体的政府话语、媒体话语, 参与群众为客体的受者话语, 可以通过对一些新闻案例的解析看出话语传受之间的互动及民众的参与热情。
官方话语主体下的河洛文化旅游节。河洛文化旅游节是洛阳文化中的一项盛会, 以“让世界了解洛阳, 让洛阳走向世界”为宗旨, 以“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目标, 以促进旅游发展为重点, 深度挖掘河洛文化的博大精髓, 着力推介洛阳旅游的丰厚资源, 努力把河洛文化旅游节办成中外文化交流、客家文化交流的平台, 办成洛阳人民和游客的盛大节日。如:
洛阳确定河洛文化旅游节总体方案:二十三项旅游活动九月将让您大饱眼福
河南文化产业网8月24日消息:……据介绍, 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由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主办, 由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承办……[5]
该新闻凸显的话语主体是主办方省旅游局、河南电视台和洛阳市政府, 承办方为洛阳市旅游局和洛阳市花会办, 各单位配合, 树立一盘棋思想, 齐心协力, 要做到产业发展与城市提升相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相结合。
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和互动。新闻话语群指的是传者从某一意图出发, 将内容相似或相近的三篇以上报道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传播的新闻报道群体。新闻话语群比单个新闻话语文本更具张力。这是因为新闻话语群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自足体, 内容更为丰富, 其蕴涵着巨大的意义能量, 受众在对新闻话语群进行解读的过程中, 这巨大的意义能量团得以释放, 从而形成张力。这种话语群张力对受众的影响是:引发受众思考, 而受众思考的问题一般又会超出新闻话语群之外, 新闻话语群外的相关社会问题都会被受众链接在一起, 形成文本、受众、社会现实的立体互动, 从而使受众的话语群解读获得派生意义。媒体在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报道时以预告的方式向受众搭建了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落的框架 (如:洛阳将推出河洛文化旅游节特别报道:搭建国际文化舞台展示旅游名城风采[6]) , 并对河洛文化旅游节期间作为媒介话语客体的受众即群众对官方话语的回应做了一系列报道, 如:
演出56场观众50余万“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显成效[7]
开幕式细雨绵绵中外演员热情不减文化盛宴精彩现[8]
为了打造传承和发展河洛文化的标志性特色符号, 展示河洛文化的深厚内涵, 洛阳河洛文化研究会充分依托洛阳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文化特点,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河洛郎”标志性动漫卡通形象, 媒介对这一群体性事件进行报道, 彰显了该事件的受众 (群众) 对官方话语的热烈呼应。
河洛文化旅游节开幕在即大奖征集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9]
“河洛郎”动漫卡通形象征集评选揭晓———
“阳阳”代言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10]
媒体话语是最为直接的话语主体, 其话语的构建与传递常常牵涉到媒介对受众即群众参与的转译与传播。同时, 每个主体都在自身的现实情境中对河洛文化旅游节这一事物进行着话语的构建。
话语的经济文化生产力。话语具有产生效益的能力, 是传者直接的利益收入。传者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实现话语文本的张力, 在媒体消费者阅览文本的同时, 使话语进入生产和消费的意义场。
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在先秦时期孕育出了不少商业巨子, 如商圣、财神范蠡, 中华第一儒商子贡, 商人的祖师爷白圭。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河洛文化话语的内核———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们弃官从商的气魄, 敢于冒险的精神, 体现了河洛文化的精髓。河洛文化话语及精神通过媒介的传播可获得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声誉。如:
2011河洛文化旅游节圆满落幕旅游总收入47.65亿元[11]
河洛文化旅游节新闻话语群在媒体的频频亮相, 会吸引大量游客、客商来洛, 从而使文本事件转化为经济事件, 在传播河洛文化的同时, 也有力地拉长了文化旅游产业链条, 带动了当地市场的繁荣。
媒介话语内容的分析和评价。这里所说的内容分析不是简单、表面的文字语义分析, 而是通过多元的综合、对比去挖掘话语的各种言外之意 (如隐含之意、意料外语义) 和话语语言特点。本文拟以话语分析的视角, 参照自由、和平、民主的国际追求准则, 揭示媒介话语现象的河洛文化本土特质和媒体在洛阳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河洛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世俗生活的和谐有序和人文关怀。媒体在本次河洛文化节期间从“和谐文化”、“关圣文化”以及“邵雍理学”等侧面塑造了洛阳文化的厚重。如:
第二届世界和谐文化论坛在洛阳召开[12]
关林朝圣大典暨海峡两岸关公文化论坛将开幕:为河洛文化旅游节增光添彩[13]
河南伊川筹备祭拜邵雍千年诞辰[14]
然而本届河洛文化旅游节仅仅让一两个与河洛文化有些关联的关林国际朝圣大典和河洛文化论坛撑起河洛文化旅游节的核心内容, 略显单薄;而由10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团带来的“世界风情大巡游”作为河洛文化旅游节的亮点, 给人的感觉似乎更显河洛文化的没落而不是复兴。一系列当地房地产、名车展示和苹果、葡萄节, 虽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主旨在内, 但因为河洛文化的展示太过单薄, 难以撑起“搭台”的大任, 经济唱戏就显得过于突兀。如:
“河洛文化节”难寻河洛文化“西洋景”唱主角
……17日开幕的“2011中国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上, 由10多个国家表演团带来的“西洋景”唱起主角, 反倒是河洛文化的身影难寻。[15]“河洛文化节”要突出洛阳为河洛文化核心地位, 譬如儒释道文化、饮食文化 (水席) 、周易文化、周文化、商文化 (忠义孝) 、墓葬文化、陶瓷文化、建筑园林文化、服装文化 (周服、汉服、唐装) 等。然而为什么会出现以西洋景为河洛文化节展示的亮点, 而不是以独特的河洛文化地方戏曲及其他节目表演为亮点的现象呢?究其原因是主办单位的话语呈现方式不对。洛阳要将挖掘培养展示河洛文化作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依托, “世界风情大巡游”只能作为点缀, 而不能作为话语的主干, 其对洛阳名城的国际化更无多大助益。
结论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者一般都采用社会学、经济学及政治学的视角, 而本文意在通过对河洛文化媒介话语中的语言交际活动的系统分析和价值判断, 揭示特定标本区域 (河洛地区) 媒介话语的重要特点和问题。但由于选取的新闻文本数量有限, 不能绝对客观地穷尽河洛文化话语所隐含的传受者之间的互动, 弱化了对新闻话语做出的定性分析。
有效阅读教学的二维向度 篇8
一、语言发展层面:“言”的有效挖掘
这里的“言”是指教者着眼于挖掘、整理、延伸课文中的言语实践点的潜在价值, 让学生在语言中思考, 在语言中沟通, 在语言中提升。为此, 从学生语言发展的层面审视阅读教学, 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双基训练点, 以读为基础, 并在读的基础上加强感悟、积累、运用能力的操练。不仅重视解词解句, 还重视品词品句, 体会文章用词造句、表达方法的精妙。
1. 找准切入点, 纲举目张, 解读言语内蕴
就阅读教学来说, 选择与切入文本阅读的角度, 找到个性化教学的视角, 这是有效教学的关键所在。因为这样可以使一堂课的教学内容相对集中, 学生学得相对透彻。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文, 周恩来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因为“中华不振”。课堂上, 我就抓住这个切入点, 整体解读文本。首先, “中华不振”是我解构、重组、整合文本全部教学内容的一条脉络, 从聚焦“中华不振”到感受“中华不振”到参读“中华不振”最后到思考“中华不振”, 一步一步引导学生走进文本。其次, “中华不振”又被我锁定为本课的教学重点。课堂上, 我围绕“中华不振”引导学生进行多重对话:一是让学生通读课文, 找出哪些地方表现了中华不振?有的学生关注事件的内容, 从中国妇女的不幸遭遇中、从洋人的嚣张跋扈中读出了“中华不振”, 有的学生特别关注字词句的内蕴, 从“谁又敢怎么样呢?只能劝劝那个不幸的妇女”中的“只能”感悟到人们的无能为力, 从“周恩来背着大伯约了一个要好的同学闯进了租界”中的“闯”字体会到中国的地盘, 中国人不能光明正大地进去, 这也是“中华不振”……虽然学生感知的角度各异, 但每一种解读都代表着学生跟文本对话后的不同感触。二是聚焦“租界发生的那一幕”。这一幕是体现“中华不振”的特写镜头, 是激发学生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的要点, 是语言文字训练的关键点, 被我做了多侧面、多角度的深度加工, 课堂上学生读书、思考, 在“得意洋洋、训斥、握紧拳头”重点词语中倘佯、回味, 学生打开思维的匣子, 说得十分动情, 朗读一次比一次好, 情感一次比一次强。
切入点是引子, 引子找得好, 研读文本就能顺理成章地进行。以上教学, 从学生对文本的初步感悟出发, 牢牢抓住“中华不振”这个切入点, 通过引领学生亲历文本, 多角度、多层次地“读”和“悟”, 实现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真正对话。每次的“读”和“悟”, 都伴随着解读文本的有价值的思考:有把握整体的“思”, 有感知细节、发现细节的“思”等, 让学生用自己的感受、想象、视觉去感受词语的色彩、气息, 触摸文字背后的情感, 聆听来自词句深处的声音, 体现本真的语文阅读教学。
2. 超文本链接, 互文解读, 拓宽思维广度
为配合文本的解读, 教师适当展示与课文相关的资料文本, 利用互文解读, 可以帮助学生深度建构文本, 获取文本意义, 从而拓展阅读视野, 拓宽思维广度。语文新教材的许多课文后面都配有“资料袋”或“阅读链接”, 我以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朝着“互文解读”的方式在进行。还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一课, 当学生真切感受到租界里那不公的一幕后, 通过先期的阅读体悟, 学生愤怒的火种已经在心中积蓄, 我的教学也未就此止步, 首先我利用文中的一对关联词“不但……反而……”与学生此刻的情感进行链接, 把学生的体验过程拉长, 让他们和文本里的情绪进行沟通, 产生共鸣。我们看到了这一幕人间悲剧, 能用“不但……反而……”说说吗? (同时出示以下三组句式:中国妇女的亲人被洋人的汽车轧死了, 不但, 反而。洋人用汽车轧死了中国人, 不但, 反而。, 不但, 反而。) 紧接着链接“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图片和事例介绍, 让学生直面历史, 心有所向:面对“华人, 狗”“狗, 华人”这样的木牌, 想说些什么呢?从学生愤怒的目光和慷慨的陈述中可以感受, 背景资源的渗透, 已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华不振, 落后挨打”深深刺痛了学生们的心。然后利用文中的留白之处“从租界回来以后, 同学们常常看到周恩来一个人在沉思……”他在想一些什么呢?让学生将情感诉诸于笔端。学生写了几分钟之后, 进行交流, 我发现学生的表达虽然有自己的个性特点, 但还是比较浅显, 于是就出示了自己写的一段话:“租界地里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实强烈地刺痛着我的心:我忘不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却给不了一个中国妇女以起码的公道;忘不了在自己的土地上却让洋人站在一个中国妇女面前耀武扬威、专横跋扈;更忘不了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 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群中国人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欺凌, 却不敢声张正义。”接着, 让学生修改自己写的内容, 他们吸收着同学、老师在语言表达上的优点, 使自己的语言更富于表现力。
三次链接, 可谓拾级而上, 步步推进, 通过出示资料与课文进行了互文解读, 引导学生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更为深刻的理解, 学生的初读理解在文本间相互作用下得到了提升, 更深入地体会到了周恩来立志要为振兴中华而读书的博大胸襟和远大志向。可见, 当学生对文本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时, 找准时机恰到好处地展示相关材料能开阔学生眼界, 为文本解读拓宽新的生成空间。
3. 捕捉生成点, 顺势利导, 提升阅读品质
如我上《荷叶圆圆》一课时, 有一学生对“停机坪”一词充满疑惑, 质疑说:“怎么不说‘停机场’而要说‘停机坪’呢?”于是学生开始望文生义, 接二连三地解读:“我知道, 停机坪就是停机场。”“我也同意它们就是一个意思, 都是说荷叶是小蜻蜓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从字面看, 这样的理解也合乎语意。如果就此打住, 那么深藏在文章字里行间能震撼人心的东西, 学生就无暇去体验, 去感受了。这是否可以作为教学的生成点?我顺水推舟, 继续引导学生作深层次的感悟, 于是课堂在师生心灵交汇的平台上, 生成无限精彩。
师:“坪”是指草坪。生活中你见过的草坪是什么样的?留给你的是什么感觉?
生:草坪地上全是草, 满地绿油油的。停机坪也是这样, 又绿又美, 还很大。
生: (若有所悟地, 惊喜地) 噢, 对了, 荷叶也是这样的, 碧绿碧绿的, 特别美。它们之间真是太像了。
师:老师现在有种感觉, 这“停机坪”像家里面铺的什么? (学生脱口而出“地毯”, 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生:我觉得停机坪不但写出了荷叶的颜色是绿绿的, 还写出了小蜻蜓立在荷叶上休息时很舒服。因为停机坪上长满了青草, 软软的, 小蜻蜓就像在地毯上一样舒服。
师:而小蜻蜓就像——
生:小蜻蜓就像一架雄壮威武的小飞机, 展开透明的翅膀立在荷叶上。 (稍顿, 又接着说) 这情景让我想到了一句古诗“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捕捉生成点, 引导探讨深思考。本案例中, 对学生而言, 去体会去挖掘“停机坪”这个词的形象、情味和意蕴, 缺少的只是与学生自身的生活经历相撞击的过程, 我们一旦利用这个生成点让学生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撞击, 一些原本积淀在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就会喷薄而出。这其实是唤醒了学生的心灵。学生处于愤悱状态, 语思畅达, 情感溢动, 语言喷涌, 课堂因生成的不期而至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二、情趣感染层面:“情”的有效结合
语文离开了“情”, 那么文字就是干瘪枯燥的。富有情趣的阅读课必定是妙趣横生, 充满着求知的欲望。这里所说的“情”是指学生的上课热情、文本中的真实感情以及建立在对文本理解上的“悟”情。这三者是相对独立的, 又是相辅相成的, 只有三者有效的融合才能达到对学生情感价值观目标的实现。
1. 捕捉学生阅读的兴奋点, 激发阅读期待
“阅读期待”是一种迫切求知的心理状态, 是通过悬念的制造, 情境的创设, 激起学生体验和探究的欲望。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要随时注意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 课堂上要及时捕捉学生的兴奋点, 每节课都要设计几个动情点,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一旦学生有兴趣了, 他自己就成了自己的老师。试想, 在教学中若使学生从一开始就被教师设计的情境紧紧吸引, 整个教学时段学生都处在一种“兴奋”状态之中, 无疑将大大提高阅读教学的有效性。比如教学《搭石》一文中描写老人调整搭石的情景时, 在学生潜心会文后, 我创设了一个与“老人”对话的情境, 让学生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学习活动中, 课堂上发生了许多美丽的感悟。
师:请大家读读这句话, 想象这个画面, 想想从这句话中你能感受到什么?
生:我从“无论、只要、一定会”感受到老人那颗善良美好的心, 因为他只要发现搭石不稳, 就会停下脚步来调整。
……
师:搭石因老人的心意而美。此时我们来到了清澈的小溪边, 你们就是那调整搭石的老人, 现在我有些问题想采访你? (指一生发问) 现在你就是那位上了点年岁的人, 请问你今年多大岁数?
生:我嘛, 六十好几了。
师:那我得称你一声大叔, 大叔长得可够年轻的。 (生笑) 大叔, 我想问问您, 您这么急匆匆地赶路, 一定有什么急事吧?
生:是啊, 快放学了, 我孙子在学校等我去接呢!
师:我刚才看您已经过去了, 怎么又回来了?
生:哦, 我刚才过搭石时, 发现有一块石头不太平稳, 怕别人走的时候不小心摔倒。
师:心中念叨着他人, 多么善良的大叔哇!我还发现您搭好石头后又在上面踏了好几个来回, 您这是——
生:我试试稳不稳, 要是不稳, 我再换一块。
师:多么细心的大叔哇!谁来读一读, 赞美一下这位可敬的老人。
在执教过程中, 通过抓住与“老人”对话这一学生阅读的兴奋点, 引导学生和文本对话, 和作者心灵交融, 课堂也就更具有生命气息。
2. 找准生发感受的语言点, 进行深度对话
阅读文本、解读文本时要把落脚点归结到语言点上来, 引导学生不仅理解字面意思, 更重要的是感悟语言背后所要表达的意思。即要找准生发感受的语言点, 给学生以充分的想象、品味语言的空间, 让其在静静的思考中, 走入文本营造的意境, 更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作者的语言, 体验人物的内心世界, 抒发个性的认识和感受。学习《跨越海峡的生命桥》时, 有学生针对“那位青年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这句话中的“静静地”提出了看法, 他觉得此刻台湾青年一是身处大地余震的危险中, 二是身处家人杳无音讯的寻找中, 他是不可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这些感悟源自于学生的生活经验, 但反映的是学生对语言的理解和感受。课前我也设想通过抓这个“静”字感受台湾青年内心的不平静, 进而透过语言文字感悟他的无私无畏。于是顺着学生的思路, 我将关键字眼“静静地”作为语言生发点, 分三步引导学生去“读疑”, 从而感受形象、体验情感, 实现读写与情感的相携共生。
第一步是让学生“潜入课文”, 触摸言语。那位青年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 但我们可以肯定他的内心一定是不平静的。让我们用心去贴近这位台湾青年的心, 想想他会想什么?学生静下心来充分自读自悟, 逐渐产生“阅读初感”;教师则走到学生身边去听听, 个别交流, 了解学情。第二步是感受形象, 体察情感。第三步感情朗读, 激情在朗读声中得到释放。在学生自读自悟的基础上, 引导交流朗读体会。学生的首个感悟由然而生:“台湾青年在想他的家人是否平安。”
师:家人生死未卜, 他怎么能平静呢? (指导读句) 如果不是躺在病床上, 他一定会——
生:他一定会和家人在一起。他一定会转移他的家人。
师:可现在他却不能为家人做点什么, 他只能把这份焦急埋在心里, 默默地祝福家人平安无事。 (再次指导朗读的情感基调)
师:尽管心里放不下家人, 但他还是——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需要多大——的决心。救人的急切使他——暂时忘记自己的安危。 (三读句子)
这样, 找准了学生感受生发的语言点, 把理解内容、体会作者感情和指导朗读结合起来, 让学生与文本、师生进行深度对话, 学生的“读”具有了一定的温度、广度和深度, 直指人物的内心、思想的深处。
3. 把握教材阅读的价值点, 拓展阅读视野
在备课的时候, 我们试图让每一堂课都能够有一点特色, 有一些亮点。于是我们在分析把握教材的过程中, 发现每一篇课文都有其教学的价值, 有的侧重它的语言价值, 有的侧重于它的情感价值, 有的侧重于它的思维价值……文本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教学不可避免的要让孩子经历一场情感的历练, 经受一回语文的熏陶, 让他们学会阅读, 学会审美, 感受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例如《草船借箭》一文, 一般老师会认为这篇文章的中心是:诸葛亮——神机妙算 (知天时, 懂地理, 识人心) , 然而细细推敲我们会发现本文的中心在“借”字上。周瑜在“造”箭上作文章:限时三天, 限材;而诸葛亮是定位在“借”, 这是思维方式的改变。做成一件事, 要有思维方式, 改变思维方式, 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这对学生而言, 是有教育意义的。如果仅仅是认识诸葛亮, 对文本的认识就比较肤浅, 对文本的理解就比较有限。我们要对文本的阅读价值理解得比较准确, 需要深入的挖掘与提炼。
校园规划的三个思考向度 篇9
台湾发生伤亡最惨重的921大地震中,南投、台中一带的建筑损毁相当惨重。地震发生之后,慈济、红十字会、台塑、TVBS、佛光山等许多民间慈善团体都在第一时间内进驻灾区协助校园重建。在这一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设计思维激荡下,开创了参与式规划、校园开放、小区互动、绿色校园等议题,对整个台湾的学校建设影响深远,称为“新校园运动”。这一波的影响持续扩及台湾各地,笔者谨将所累积的设计工作心得,以建筑师的角度分析归纳为三个思考向度,作为校园规划未来发展的探讨,并以这几年来本事务所规划设计案例的实际操作过程予以呼应,希望对教育界与建筑界在校园规划设计时有所帮助。
一、建筑与教育的对话
建筑与教育是两个独立的学科,建筑师的专业是建筑与空间设计,在教育理念的认识上并不如教育工作者深刻,必须与校方充分地讨论与推敲以共同决定学校的规划,并进而将其转化成具体的空间与设计。建筑师需通过与教育者的不断对话去思辩出怎样的校园空间才能促进学生最有效的学习。
1. 校园原型
关于一般人对学校的意象与认知,Sanoff(1994)曾描述如下:“学校像‘工厂’,经由准确的训练,制造出一批批精良又标准的学生。学校像‘驯兽场’,将调皮顽劣的孩子训练成循规蹈矩的学生。学校像‘家庭’,给孩子一个温馨的学习环境和美丽的成长经验。”
我们不禁思考:“什么是教育?”
教育学家杜威(Dewey)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汤志民,2006)。
所以现代的学校设计,不能只从大人的“教与管理”为出发点,必须以学生“最有效学习”的角度去思考(徐岩奇,2004)。学校的教室不只是7m×9m的长方形教室,专科教室不应只是1.5倍大小的教室,每种教室有其适合的空间形态。学校除了教室内的学习,还有户外空间的学习。户外空间除了运动场、球场外,还有剧场、学习步道和生态教学园等开放空间,以满足学生各种学习的需求与空间的体验。
建筑家路易斯·康(Louis I.Kohn,1959)关于校园的起源有一段精彩的描述,他说:”学校从一棵大树下两个人的交谈开始。”讲者不觉得自已为师,听者不认为自已是弟子或学生,其中一人觉得讲者的见解很好,回家带他的小孩来听,他的小孩听得有趣,又找他的玩伴来学,于是大家就在树下分享彼此的心得,这就是一个学校的原型。
人的一生会经历家庭、学校与社会生活,而学校生活正是衔接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孕育一个人思想形成的最重要过程。一天的学校生活应包含上学、放学、上课、下课、集会、讨论、运动、休息、游戏、饮食、聊天、沉思、闲晃、发呆等。以往的教育往往只关注教室内的上课,而忽略了对其他生活空间的需求,所以校园规划还应关注教室外的空间,通过各种室内外、半户外的空间串连和虚实变化,形成各种学习步道和情境空间。
2. 情境空间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设立时,贾政带着宝玉与众文人一游并试宝玉才情,左一处“蘅芜院”,右一处“稻香村”,勾勒出文人的空间想象,也赋予一个景观世界的伊甸园。校园规划何尝不能赋予这样的想象空间!
我们在蔡文国小、亿载国小的教室门扇上,将唐诗、宋词、元曲和台湾乡土俚语、诗谣,通过一扇扇门窗以喷砂玻璃呈现校园中,希望使学生从朗朗上口到久而久之沉浸在诗词歌赋的意境中,学会以诗的心情观看校园,寓教育于情境。除了文学以外,我们还将米罗、毕加索的画作以壁画或各种美术天地呈现,使普通人家与社会精英的子弟皆能提早沉浸艺术的天地,实现潜移默化的境教。
3. 学习步道
从实用主义知识论的观点,学生因应环境的行动构成了他们的学习,而行动的结果又指引了另一行动。基于环境对于学生心境与行为的影响,目前许多校园都规划了各种学习步道,使学习延伸到户外各种开放空间(包括地理、历史、数学、艺术等学习天地),使学童从环境中得到诱导,通过与同侪互动学习,从游戏与观察中领略各种知识的奥妙。
4. 参与式规划及讨论
建筑师是校园规划设计的灵魂,然而一个英雄式又没经验的建筑师,不听使用者的意见却一味求表现,极可能制造出使用上的灾难。同理,权威且不开明的校方若坚持保守又自私的立场,校园仍只有低质量的原地重建。因此,参与式规划与讨论已成为目前校舍兴建的一种趋势,由学校行政人员、学者、专业人员、小区人士、家长、教师等组成校园兴建委员会,可以提供建筑师一个较宏观与客观的规划角度。参与式规划精神的落实,必须源自校方与建筑师的同心协力合作,校方应充分提供相关资料,坚持开明的教育理念,建筑师必须秉持专业能力去分析了解学校环境特质,从而协助未来整体校园规划,并发挥其创意为学校营造最佳的学习空间。
5. 以高雄县蔡文国小为例
路竹原名半路竹,因位于旧时台南府城到凤山古城半路之间,竹林茂密,商旅行人常在此停歇休憩,久而渐成一聚落,取名“半路竹”,直到日据时期,才改名“路竹”。
蔡文国小当初设校时,地方民众为校名而吵翻天,两个村落坚持以该村为校名,还有居民希望校地缩小、巷道拓宽,亦有民众因校门口面对住家而抗议,校方于是邀请村民、民意代表与建筑师作了多次说明会。整个设校过程虽然抗议不断,但随着校园落成,外地来的参观不断,他们惊见一所美丽的校园呈现眼前,还有许多人忙着转户口到此学区,一切的争议遂烟消云散,议题转成营造更多未来的愿景,如此民主的设校过程给地方上了宝贵的一课。
蔡文国小为纪念半路竹的由来,每年都会举行“半路竹文化节”以吸引小区居民的参与,渐渐凝聚地方的文化认同。可喜当初规划时的田野史籍调查都逐渐转化成这所学校的历史点滴,并建构起地方的文化内涵。学校从入口开始,以枕木墙取代一般水泥墙的作法,入口书卷广场打破一般威严权式,成为小孩在此穿山洞、游戏、等家长来接送的场所。校园内的开放空间(包含树下的砂坑、戏水池、生态埤塘和再造龟山)均从儿童的角度去设计,一幕连一幕,一景串一景,提供孩子一个充满学习的探索世界(图1~图3)。
二、校园与小区的互动
美国学者Sergiovanni(1994)曾引用过一句非洲谚语:“培育一个小孩,需要整个村庄的力量。”
学校与小区的关系相当密切,二者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学生学习和学校正常运作,以及小区正向的发展(林明地,2002)。学校是小区的文化中心,也是小区重要的文教据点与生活空间,学校小区化的概念,强化了学校与小区一体的关联性、重要性与价值性,学校与小区结合更是学校建筑规划发展的必然趋势(汤志民,2006)。
城市里的小学通常就是一所小区学校,提供小区儿童上学及居民运动、散步等功能。然而乡村小学除了是小区小学外,亦常承担当地唯一的公园、体育场、美术馆和文化中心、图书馆等各种功能。城市里有许多文教场所和文化设施,然而愈是乡下愈偏远,一所学校相对位阶就愈高,它可能是一处无所不包的文化、教育和运动的场所。
在小区学校的理念下,小区可提供人力、物力资源协助校方,学校亦应将校内设施开放给小区居民使用,以达学校与小区资源共享之目的(表1)。
1. 校园开放
校园开放给小区是种理想,也是时代的趋势。从小区角度而言,学校是地方的社教、健身、图书、文化的中心,应尽量开放给小区居民使用。然而从学校角度而言,开放的校园会带来安全上的顾虑与管理上的不便,假日后的清洁工作更是一大困扰。因此,校方倾向于相对保守不开放的立场。为达校园与小区互动的理想,除了开明理念的校方外,常需借由政府公部门的介入与经费上的补助,才可望打破学校与小区间的藩篱。
高耸的校园围墙早该拆除,但无围墙校园则应审慎而为,校园不同全天24小时开放的公园,学校仍以教育与学生安全受教育为优先,放学后与假日才完全开放给小区使用,尤其城市中的学校,家长与校方对无围墙仍有许多疑虑。所以学校围墙的消除,应是视觉上的穿透,而非界线的拆除,可以绿篱、矮墙、金属隔网及各式设计手法,达到视觉上的穿透与空间上的界定。亿载、蔡文、忠孝等学校即通过生态绿篱的设计,营造一条友善的通学步道和生物移动路径,建构了生态的城乡环境。
2. 校园是地方集体的记忆
校园应该是一个累积人文气息与历史感动的场所。那环境空间中古老动人的历史感动以及人文气息是无法被“制造”或“设计”的,它需要被经历、被保存、被酝酿(赵家麟,1998)。校园不只因应空间,还要加上时间因素,才能形成真正令人回味无穷的场所。
社会变迁相当快速,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市容在变,许多儿时记忆渐渐模糊,只有学校位置不变。虽然如此,校园内大部份的建筑也因老旧改建而消失,唯一不变的只剩校园的绿地与老树。小学是一个地方或小区最基本的公共元素,包含许多情感与记忆,许多拥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是三代人的学习场所,如果连老树都被移除,那么记忆将被截断,学校也变成为一堆水泥丛林,而没有真正感动人的历史。
一个能够使人们怀念而共同记忆的场所,将是珍贵的宝藏,比如西方的教堂与东方的寺庙使许多人的心灵得到安慰,往往成为当地的地标和人们心中永恒的灯塔。中小学也是人一生中学习的起步,许多户外空间皆具备场所精神,如大树下、水塘边记录了许多人的学习、友谊与成长,蔡文国小的竹笋梯已成路竹乡重要的精神地标,亿载国小生的态池与忠孝国中的黑人厝历史墙均已成为一处很重要地方集体记忆的场所。
3. 红毛港国小迁校
高雄市海汕聚落因红毛港开辟而迁村,红毛港国小亦因而迁校,为让流散四处的村民有个共同记忆的场所,校园规划除以生态气候配置为考虑,形塑虚实空间的自明性,还将连接南北向教室体量的通廊以红砖墙以及许多旧聚落的语汇呈现。
校园规划以图书中心为校园核心,将其设于入口处以方便小区民众使用,环绕图书中心以生态池和桥建构学习步道,民众穿越虚实框景空间,重温旧村落的记忆。我们希望学校建成后,迁村而散落的居民可以在这个学校找回他们共同的记忆,三三两两坐在户外剧场边、水池旁的座椅上告诉他们的小孩往日海边的美好情景(图4,图5)。
4. 以台南市忠孝国中为例
(1)见证迁校的校树——雨豆树
忠孝国中原来位于铁路旁荣誉街,因操场位于私立财团法人救济院用地内,2000年校地争议败诉定谳,经市府核定选址,觅得台南区农业改良场作为迁校用地。
2001年忠孝国中迁校时,因旧址地上之物必须拆迁,遂将一些老树移植到新校区。所移植大树中有一棵雨豆树,树干直径约1m,树冠直径约12m,姿态十分优雅,校方票选其为校树后,决定将其迁移至新校门入口处。施工时,雨豆树邻近明挖6m深的地下室,主干离开挖处不到2m,树的周围又常被弃土、施工机具环绕堆放,我们深怕一不小心就会断送学校重要的记忆,遂责成监造驻地工程师与营造厂工地主任负连带责任,树留人留,树倒人去职,施工期间不断浇水与观察树的安危,最终保住了这棵美丽的校树。如今树已成阴,许多活动与教学在此举行,雨豆树成为新老校友共同的记忆,也见证了忠孝国中继往开来的历史。
(2)生态气候配置
所谓校园生态气候规划,就是善用空气、阳光、方位、视野等自然条件进行的校舍规划。在配置上从大到小进行系统化、层级化的规划设计,所有教室(尤其普通教室)尽量为南北朝向,以发挥最大的节能效用。忠孝国中长条形基地轴线与南北气候线间的角度约呈37.8°,一期校舍规划将每间教室转成正南北向,两栋主建物形成一个封闭的中庭。本所经竞标取得第二期规划设计权,为配合前期规划,仍以主要建筑体量轴线顺应长条基地线的纹理,但将每间教室单元转折成南北向,两排普通教室呈锯齿状布局,端部配置音乐、美术、剧场、家政等专科情境教室。规划由此形成两个开放式庭园,改善了原封闭式中庭所产生噪音、教室光线不足的缺点,使学生下课后有休憩、交流的场所,并将开放空间指向更大的运动场等开放场所,有效疏解了学生的课业压力(图6)。
(3)墙与雀榕——农改场黑人厝的记忆
原农改场邻德光街角有一处农技训练所,作为非洲等远地农技团来台研习的场所,当地居民称之为“黑人厝”。我们在勘察现场时发现该训练所正在被拆除,原建筑玄关的外墙上长了一棵雀榕,不久将随建物一并被拆除。但是清水墙与雀榕并不妨碍校园的规划,应可保留作为学校围墙边界,于是我们立刻函文校方与市府保留之,终于留下这片清水墙与墙上的雀榕。
在府城这个具有几百年历史的城市,仍常见拆除旧建筑,因此也铲掉了许多历史的记忆。为保留黑人厝仅存的记忆,我们在墙边增加两片清水翼墙,衬托雀榕与旧墙的姿态,原墙上吊挂电话筒的痕迹依旧保留,记录了当年来台农技团员打电话思乡的情景。
忠孝国中沿着德光街和运动场旁的两排芒果树林被全数保留,许多学校并不喜欢果树带来的虫蝇,殊不知果树丰富了生物的基盘和多样性,为学校与小区保留了良好生态环境与树林的苍郁。学校围篱以绿篱、矮土墙及缆索等生态工法绕树而行,另以凤凰树、阿勃勒、菩堤树作为学校的自然边界。人行道边的美丽树景与开放的校园,为小区民众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散步道(图7~图10)。
三、绿建筑与永续校园的推动
早期校园提倡绿美化,强调以人的视觉角度为主要思考点。今日永续环境时代的来临,校园与大自然万物共生共存成为今后努力推动的理念。
在国家生态环境系统中,学校的生态系统是城乡人造环境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学校用地在国土配置上分布最均匀且最广泛。由大专院校、高中职、中小学乃至于幼儿园所有的广大校园,皆具备最优良的绿化、透水、生物栖息条件。假如能将校园改造成更优良的生态环境,对于城中生态绿网、都市气候、生物基因交流、国土生态保育,均有莫大的帮助(林宪德,2004)。
台湾内政部营建署于1999年开始推行“绿建筑七大指标”(含绿化量、基地保水、日常节能、CO2减量、废弃物减量、室内环境、水资源及污水垃圾改善等指标),到2001年又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及室内环境两项指标为“九大指标”,并出版《绿建筑解说与评估手册》作为推动绿建筑政策的执行要点。以往学校多注重硬件建设,今后校园希望朝去水泥化、多绿化的绿建筑方向迈进,使校园成为优质的环境教育基地。
1. 绿建筑九大指标
(1)生物多样性
本指标在于顾全“生态金字塔”最底层的生物生存环境,校园内尽量以原生、诱鸟诱蝶植物、植栽物种多样化来营造小生物栖息环境。
目前国内各级学校的规划、设计均在生态绿网、小生物栖地及植物多样性等观念上最为薄弱,尤以土壤生态手法最为欠缺,亟待加强观念上的推动。
(2)校园生态绿化
本指标采用“植物CO2固定效果”作为绿化量之总量管制,以期降低CO2量,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力。校园内植栽应朝向原生性、多样性,并富教育性,以建构一座复合化的生态教学园区。
目前很多校园对植物多样性、乔木、灌木的歧异度仍相当不足,更常看到大量植栽黑板树、小叶榄仁等外来树种,还有许多学校不喜欢果树带来的虫蝇,殊不知密源果树从开花、结果、花萼、花苞到果实皆是最佳生态教材。
(3)校园基地保水
学校的“保水性能”,就是建筑基地涵养水分及贮集渗透雨水的能力。校园开发应尽量保持裸露土壤,减少人工地面铺装的使用,操场跑道铺设红土或透水性PP跑道,广场或停车场铺设连锁砖、植草砖、砌石,排水系统设计为草沟或渗透阴井来设计,让大地保有呼吸的能力,以增强保水性。
(4)学校节能设计
校园建筑节能计划最有效的做法就从布局开始,所有教室尽量以南北向为主,不得已时方在东西向配以少量专科、行政或其他非经常使用之空间。建筑形态应避免巨型化、复合化、中央走廊化,以达双面自然通风效果。建筑物方位的布局,若全部南北向易流于单调乏味,可适度因应风向、大树、视野及基地线而灵活处理以塑造特殊校园氛围。
(5)学校CO2减量
为了减少建材生产过程中CO2的排放量,建筑楼层高度设计应尽量均匀,外观以简朴素雅为主,避免复杂造型的装饰表现。唯学校行政人员仍常喜好高大的建筑体量,既浪费又不环保。事实上,中小学应尽量以不超过3层楼的建筑体量来配置,所呈现的外观也较轻巧及美观。
(6)学校废弃物减量指标
任何学校开发都应坚持土方平衡的原则,施工阶段即要求承商拟订施工计划,落实执行各项污染防制措施。为了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学校应少盖建筑,尤其是体量庞大且空间浪费的活动中心与地下室(只达到防空避难要求即可,停车位不需每位老师1个位置,更不须因久久一次的大型研习会而虚设停车位;经计算,每2个地下停车位的造价等同1间教室造价,在资源有限情况下是极大的浪费)。
(7)建筑室内环境
室内环境指标主要用于评估室内环境,提倡良好之通风、采光、隔音与适当减量的室内装修。目前一些中间走廊式的教室(普通、专科、行政)通风采光不佳,尤其常见活动中心下设专科教室,应尽量避免此类不良空间。
(8)建筑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日渐匮乏,政府积极推动水的节约与再利用。校园腹地广大,妥善再利用雨季的大量贮水,每个校园就是一个小水库。目前雨水回收后可作植栽浇灌及景观生态池之用,而中水再利用经过这些年来的实践经验,易造成器具的阻塞,因维修成本高昂,已不再推广。
(9)校园污水垃圾改善
校园规划时应先确立雨水、污水分流,将厕所、洗手台、阳台之杂排水配管,确实导入污水系统,使其符合放流标准。在垃圾处理方面,各班生活阳台应留设垃圾处理空间,并以景观绿美化规划专用垃圾及资源回收场。此外,厨余回收及落叶堆肥均可实现垃圾减量。
2. 以台南市亿载国小为例
台南市亿载国小是一所招生72班的大型城市学校,体现出在高密度的校园中达到永续校园的努力。学校位于重要古迹亿载金城附近,这片土地曾是台江内海“二鲲鯓”所在,1822年浮覆成陆,地理几经演变,呈现如今五期重划区的面貌。这段历史只留于史书记载,当地人并未体验历史对此地的改变。我们尝试以绿建筑理念和生态工法将舄湖遗址写在地上、将历史故事雕刻在墙上,使学生与小区民众可以循着生态与历史的脚步,去了解这块土地曾经发生的演变。
亿载国小为将历史、人文、地理、文学、艺术结合生态景观设计成各种学习步道,在规划之处一直以教育的角度去思考。如何使学生与小区民众从校园中体会永续环境的意义,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1)都市生态绿网
本校以绿藤布满四周围篱,使学校与亿载金城、安平古堡和运河蓝带等形成都市生态绿网,并串联府城历史成为景观的游憩廊带。校园丰富的生态环境,不仅为鸟类、蝴蝶、蜻蜓与蛙类等生物提供了移动的路径,更使学校成为城市的绿肺。
(2)景观生态池
生态景观池的设计源自台江内海的遗迹概念,其岸边以各种多孔隙生态工法砌成,取材卵石、棕榈毯、枯木等,并设计为古堡城郭意象,呈现于校园核心区。生态池的水源来自雨水回收与中水处理后再利用,经过溪卵石、护堤及芦苇等各式植栽层层过滤,并以原生植物、诱鸟、诱蝶植物、水生、水滨植栽等的多样化来创造丰富的生物基盘与生物基因的交流。目前,生态池成为学生自然课程观察和美术写生的场所。
(3)太阳能的运用
学校是教育场所,太阳能的运用对学生与民众而言,是一例活生生的教材。太阳能光电板设置于南向教室斜屋顶,约23°倾斜角,不论春夏秋冬皆能获得最佳应用效果,其能源运用于地下室停车照明和景观夜间照明。
(4)阴影下的院落学习空间
借由灵活的校舍布局,各栋建筑相连并营造了生态池、小山坡和教学农园后花园三个院落空间。在建筑的遮挡下,院落十分阴凉,加之西南气流的引入,形成凉爽的开放空间,使学生能够在此静心学习。
(5)超大型水贮水器——雨水、中水再利用
建筑应用了一整套回收雨水、中水及RO废水的系统,仿佛一座超大型贮水器。经统计,每次台风所储存的水量,足够校园30日的浇灌用水。平日雨水、中水经回收处理系统过滤后,再用于校园浇花和马桶冲洗。所有校舍的卫生器具、水栓皆符合省水标准,以达节水目标。
(6)生物共生建筑
校园内的庭园照明采用景观矮灯及防眩光高灯,以避免对生物或邻地造成光害影响。建筑避免采用反光玻璃,全面使用清玻璃,以防止鸟类冲击死亡,同时铺设立体绿化(屋顶、花台、露台、墙面),利用深遮檐、花架、窗户鸟踏形成生物栖息地,营造对生物友善的建筑(图11~图13)。
四、结语与展望
学校规划之初,应从环境分析、基地勘察及文史资料搜集开始,再结合校方教育理念及建筑专业的设计能力,依学校所在地理区位与条件,塑造富于特色的校园风格,使其成为地区民众的精神核心与集体情感记忆的象征。
台湾省有319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中小学,学校既是当地文化和凝聚力的核心,也是推动生态环境教育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每个学校落实永续校园理念,那么通过学校的示范作用,可再推广到每个小区,进而连结城乡,建构完整生态环境系统。921地震后的“新校园运动”开启了全面的校园风貌改革,而永续校园则是下一阶段的“希望工程”。
论生产力的三个向度 篇10
一、能动性——生产力中的人的向度
通常, 在对生产力的理解中一般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劳动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 生产力内含有表示主体性的人对于对象性的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第二, 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与动物被动地适应自然不同, 人总是有目的地、能动地作用于自然, 从自然中获取物质资料;第三, 生产力的物化被直观为生产力, 人们总是用取得的现实物质资料的量 (规模) 来衡量生产力水平高低, 藉此说明生产力对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考量生产力时, 人们往往只注重后两个方面两, 多从物化的生产力出发, 强调入对自然的能动性;第一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即使没有被完全忽略, 也只是
以人为中心, 循着单一的向度:人→自然, 片面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征服与改造, 自然只是被动地作为人的能动性的对象, 而对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对自然的受动性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实际上, 这样理解生产力既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 也有悖当今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转向, 应该重视但不能片面强调、甚至无限夸大人对自然的能动性关系, 不能无视自然对于人及其生产活动的制约性, 生产力不就是生产力的物化, 简约的指标只能片面地说明生产力。
首先, 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动地作用于自然, 生产力体现了人对于自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生产力的进步表征着人对自然的自由的程度。人们当然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方面区别人和动物, 马克思说,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 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时候, 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 (p11) 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在过程上与动物觅食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但人不是消极被动地而是能动地开展生产活动的。无论多么灵巧, 蜜蜂只是蜜蜂;无论多么笨茁, 工程师总是能动性的主体。单独抽出人与自然这一对范畴, 人是主体, 自然是客体, 人对于自然只能是主体性存在, 而且是能动性的主体。生产力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人, 人的能动性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建立联系的时候总是带有人的主观目的性, 人认识自然并根据自己的认识进一步去作用于自然, 环境塑造出了人, 人同时也塑造了环境, 只有人才能在自然中打上自己的印迹;生产力中人的能动性还表现为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 人作用于自然依靠并主要是依靠自己延长了的双手——生产工具;生产工具被视作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其制造水平也就体现了人摆脱对于自然界动物性依
赖的程度;人认识自然程度越深入, 越是逼近自然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人就越能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性程度。
其次, 人的能动性还表现为人可以认识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的规律, 并自觉遵循并利用这些规律。人类的社会实践与一切科学成就反复地证明, 包括自然界 (人自身的自然与外在的自然) 在内的一切物质都是运动的, 而且运动是依循它本身固有的一定的客观规律性。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不依赖的人的主观意志, 人不能改变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 但是人作为能动的、有理性的主体, 可以通过实践不断地认识、掌握规律, 利用规律、驾驭规律, 使自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自身, 也使人自身的活动更能够适应于自然规律的要求。否认这一点, 就滑向了不可知论。人起初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是简单的、低水平的, 随着人类社会实践在广度、深度上的不断扩展, 认识逐渐增加、累积, 人对自然规律、社会 (延长了的自然) 规律的认识会更加深刻, 也更加能自觉地遵循规律。每一次生产力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实际上都是以人类对客观规律认识的突破为前提, 正是这些科学上的巨大进步才先后孕育出代表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三次工业 (科技) 革命。
但是, 人的能动性不是绝对的, 强调人的能动性不能忽视其条件性与相对性。生产力及其发展集中表征了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 但是不能无限夸大人的能动性。在社会实践中, 尤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一直有着把能动性等同于生产力、把生产力等同于生产力的物化即获取的物质资料、把自然仅作为掠取的对象性存在、用物质资料规模说明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主体性的倾向, 二十世纪后半期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可以说是这种倾向必然结果。另一方面, 从人对自然的主体性、能动性和人对自然的征服这个角度来看, 生产力水平直观地表
现为人类生产的结果, 即生产力的物化的数量与规模。人们建构了一系列指标体系 (如GDP、GNP等) , 不仅静态地分析其结构, 而且通过横向地、纵向地比对, 动态地分析其速度。把生产力的物化等同于生产力本身却并不是不正自明的。一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归根到底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这是唯物史观的的基本观点。但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是异常复杂的过程,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联系并不能被简约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假借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把生产力的物化作为惟一目标, 并非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而是庸俗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观点。
事实上, 生产力在结构上它内在地包含有人 (劳动者) 、工具 (劳动资料) 与自然 (劳动对象) 三个方面的要素, 除了“人→自然”的能动性的向度之外, 还存在着“自然→人”, 即自然制约人的向度。完整地理解生产力的概念, 既要看到人的能动性, 即有目的地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活资料的向度, 也要看到人对于自然的受动性向度以及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向度。
二、受动性——生产力中自然的向度
与能动性相反, 受动性主要是指自然对于人的前在性、限制性, 因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存在物, 和动植物一样, 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在生产力的传统理解中, 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人的能动性, 而忽视了自然作用于人、限制人的方面。
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一个标志。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唯物主义最大的缺陷在于其直观性, 不能把事实、现实、感性当作人的感性活动, 从主体方面当作实践去理解, 反而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肯定了人、自然的客观性, 但是因为其不能从主体出发, 最终只能把人归结为自然的存在物;
唯心主义强调了人的能动性, 但是因为其不知道现实、实践为何, 最终只能把自然、社会归结为意志、观念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对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克服、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的同时, 并没有离开唯物主义的基地, 不因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而否认人对于外在环境, 特别是人对自然的受动性。
首先, 自然环境前提性地、绝对地制约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自然界, 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 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2] (p.53) 劳动和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自然界为
劳动提供材料, 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3] (p508) 自然环境虽然不是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惟一因素, 但是任何民族的生产、生活都必定依赖相应的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绝对地制约着
人们的生产与生活, 并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打上它的烙印。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 对人类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古代文明大多出现在河流冲积而成的平原上, 时至今日,
世界上绝大多数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依然主要分布在上壤肥活温带的地区。无论古代的“大河文明”, 还是现代工业文明, 其产生机制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制约作用。相对于农耕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地受制于自然条件, 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力似乎并不必然地受制于环境、自然条件等因素, 但是即便是在战后创造发展奇迹的工业化国家 (如日本、德国) , 实际上其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自然环境对于生产力的制约作用。
其次, 生产实践活动所以可能是以承认自然规律的外部必然性、强制性为前提的, 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能动地改变着外部世界, 创造人化自然, 但是自然本身并不因此丧失其固有的规律。恩格斯对此曾指出, 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 而自然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4] (p239) 此外, 生产力的进步或人对自然能动地改造, 主要通过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但是相对于自然的无限性而言, 人对自然规律的把握永远是有限的。生产力进步的过程, 是人不断试图克服自然的限制却又不得不首先承认自然限制的过程。现代工业文明中,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比农耕时代更多地体现在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程度, 但人的认识或对自然规律的把握, 是一个无限逼近真理却永远无法完全达到真理的过程。认识的真理性永远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 人们似乎洞察了自然、社会的秘密, 可以完全掌控制规律、驾驭规律, 但事实却一再证明人类在这个问题上的谮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曾非常经典地阐述过这个问题。人不是像动物一样被动地适应自然, 人是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来支配自然界。[3] (p517) 人对自
然的每一次征服、人对自然的每一个胜利, 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来看, 实际上都是不折不扣的人的自我意识, 当人们陶醉于对自然的控制、统治胜利的时候, 自然的惩罚却不期而至, 而且在这种惩罚面前, 人类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即使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条件下、人类取得的成就无论让人如何叹服, 始终不可能消解人自身的生物性前提, 说到底首先是一个自然人,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始终都存在对自然受动性的一面。
最后, 人对自然环境的受动性还体现为人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人在根本上统一于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并不是说人像一般动物一样简单地被动地从属于自然, 而是能动地与受动地统一于自然。生产 (劳动) 是人与自然联系的具体环节, 生产力水平体现人统一于自然、联系于自然的程度。生产力一方面突显的是,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对自然的主体性、能动性, 人通过对自然的认识主动地、有意识地改造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生活资料;另一方面, 人不是超越于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 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是在自然的
范畴之内表现出与动物相不同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人不是从外部跃入自然, 与自然建立联系,
人类的出现是自然界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 “人是自然之子”, 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本就是自然界长期发展而演变出的众多内部联系的一种, 这种关系并不外在于自然。人再生产其物质生活的过程, 始终首先都是在与自然建立并维系联系的过程。在长期的自然演化中, 能够生存下来不是那些最为强大的, 而是最具环境适应能力的动物, 无论这些生存下来的动物的适应性在人类看来多么地机巧, 但是从根本上说都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人是在自然界中产生, 同时却又积极地创造条件使环境更加符合人自身的要求, 人对自然是积极的、能动的, 在这个意义上, 从类人到人的演变是自然在发展中的一次自我否定。但是无论人在何种程度上高于自然、否定了自然, 人终究不能离开自然, 自然界对人的限制永远是人无法超越的生物性前提。
三、生产力的生态之维——人与自然统一的向度
随着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转向, 人们在反思以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同时, 开始呼吁绿色生产力、绿色GDP、绿色生活方式, 人们也越来越感觉到经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 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生产力的进步不应该以自然生态的毁灭为代价。实际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 对生产力概念理解本就存在着生态之维, 即人与自然统一的向度。
人与自然的统一是通过人能动的生产实践活动实现的。生产实践 (劳动) 首先创造了人, 通过劳动实践才可能使自然不再是人异己的存在;生产实践是人对象化自然, 使自然人化的过程, 而人化的自然本身既是劳动的实践过程又是其结果:现实的自然不抽象的, 而是人化的感性实在的自然:生产力表征的正是人感性活动过程中与自然交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关系, 因而自然不外在于生产力。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者虽然在本体论上坚守唯物主义, 但是他们不能从实践或主体方面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因而自然只能成为孤立于人类实践之外的“纯粹的自然”, 所以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所求助的自然界是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1] (p42) , “他没有看到, 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发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1] (p20) 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不是一般意义上抽象的自然, 而是人类长期实践活动所形成的自然, 是打上人类实践印迹的“人化的自然”。人类不断地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建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对象性关系”, 生产实践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人在实践中与自然建立的联系, 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的发挥, 是使自然界失去对于人的异在而成为人的感官对象的过程, 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 也是自然界人化的过程。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 改造无机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不仅再生产出人自身的自然, 而且再生产出人身外的自然。人与自然的统一不是简单地强调人与自然的共性, 把人归结于一种自然存在物, 而是以实践 (劳动) 作为中介, 人与自然的统一是以生产实践活动为纽带的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 离开自然的生产与生产力都是无法想象的。
生产劳动中介着人与自然, 自然与人互为对象性存在。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物性存在的基本依据——陆地、水、空气、营养等, 还为人类生产实践提供了基本的材料, 无论是直接从自然中获取的天然原材料还是经过加工后形成的半成品原料, 从根本上都源于自然, 正是在生产过程中能动地作用于这些自然材料, 人才证明自己的对象性存在;另一方面自然只有在人的劳动实践中才可能成为人的感性的存在, 才可能是人认识与作用的对象。从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上看, 劳动者或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 即人自身的自然;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直接或间接上都源于自然, 是人身外的自然;在这个意义上, 生产力由自然要素构成。因此, 生产力不意味着人作为自然的征服者、统治者与自然对立, 生产力应该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生产力内在地存有生态之维。以破坏自然、毁灭自然为代价的生产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力, 只有建立在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的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才是真正意义上生产力的发展。
二十世纪中期之后,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使人们开始深刻地反思生态危机的根源与摆脱危机的出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生产力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但是发展生产力只看到人的能动性、只以物化的生产力作为惟一的标准, 无视生产力中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向度是与当今社会发展的生态文明转向相悖离的。在生产力理解上从单一的向度转变为多维的向度, 突出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之维也是生态文明转向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 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节选本) [M].人民出版社, 2003.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节选本) [M].人民出版社, 200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M].人民出版社, 1972.
寻找活力教育的新向度 篇11
珠海市香洲区实验学校校长。全国优秀教师,特级教师,教育部跨世纪园丁工程国家级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广东省中小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名校长培养对象,珠海市校长工作室主持人。曾发表多项课题成果,编著有《吃遍天下》《未来3000年》等少儿读物。
2016年1月6日,《中国教师报》刊登《一个班牌两样使命》一文,介绍了珠海香洲区实验学校小学生大规模走班的经验。随后,一批又一批省市内外的慕名前往参访交流,并对学校“活力教育”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大为感叹。
“活力教育不是新词汇,很多学校都在做。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围绕办学理念找到了新的发展向度,因此取得了一些成效。”学校当家人余志君校长如此介绍说。
寻找生长点——知行日新,活力实验
2013年,余志君从香洲区教科培中心调任香洲区实验学校校长。当时,全区的学校特色建设正逢热潮,“一校一品”方兴未艾。这引起了她的思考:学校发展究竟该走向何方?在她看来,学校教育的出发点与终极追求,是为了“使人活得智慧、道德和幸福”,惟其如此,方有可能洞开一片理解“学校特色发展”的天空。
当时香洲区实验学校有学生3548人,被同行戏称为 “航空母舰”。然而,她又是一所“年轻”的学校,170名教师中35岁以下的有110人,30岁以下的有近80人。一支如此年轻的队伍,理应充满活力。然而,教师们却表现出严重的倦怠,无休止的学生管理服务,枯燥重复的评估,低成就感、不被认可和赞赏等等,让老师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焦虑,显示出一种沉沉的暮气。作为校长,余志君觉得有责任让这支队伍焕发出活力。
于是,她在校训中选择了“知行”两字,作为学校文化的“生长点”,以此生发新的学校精神与内涵,开始了“知行日新,活力实验”的办学实践。“日新”语自《礼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活力”表达了学校的发展理念和诉求。“知行日新,活力实验”,意即通过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教育实践,实现师生和学校的每天进步,建设充满生命活力的乐园。
数十年前,陈鹤琴先生就提出了“活教育”的教育主张。余志君校长认为,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因此而提出了“活力教育”的办学主张。顾名思义,“活力”就是“旺盛的生命力”。
“活力教育的核心是‘爱’,而健康力、学习力、思考力、创造力是其四大要素。”在正式提出了“活力教育”的办学方向后,余志君校长带着师生们逐渐完成了对它的意义构建,并提出了相应的多个“行动计划”。
空间改造——与学习深度互动
余志君校长初到实验学校时,发现学校园林很美,鱼池假山苍苔凝露,凉亭幽径花影迭香,然而很少见到师生到园林里流连玩耍。如何让学校环境与人的活动发生关联?她做了一些尝试,如锄去部分灌木,为一年级的孩子就近做了两个大大的沙池。如她所料,对这个“乐园”,孩子们无比喜爱,每天都要去那儿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玩耍一通。
老师们自然不会干涉孩子们的喜好,因为沙、土是孩子们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物质上的最形象合适的延伸。他们尊重并悉心呵护孩子们的纯真,甚至以这种纯真为镜子,去照见自己作为一个成人的不足。这样,保卫沙池,就如保卫童年,让余志君和老师们体悟到“活力教育”最本真的核心——一切为着儿童的需要。
香洲实验学校的教室和功能室沿一条直线呈排骨式分布,方正、规矩、有序、雷同。如何让它们带上“活力教育”的表情?余志君首先想到的是改造一年级教室。根据一年级孩子的特性,通过布艺、彩绘营造梦幻般的室内环境,为儿童传递“善的意志”;通过设定班主任座位,为儿童提供正面的模仿对象;通过提供属于每个孩子的柜子,引导养成良好习惯;通过沙池、滑梯等创设游戏环境,满足儿童身体发育内在的需求。然后,开始改造其它空间,并且让空间里的一切设施抛弃简单的功能主义,而是使之与课程和学习深度互动。
去年夏天,余志君邀请设计师为学校低年部建起了热带雨林主题空间,那巨大的彩绘深受师生喜爱,前来参观的客人也无不啧啧赞叹。为了充分利用这一空间,学校信息技术组开发了热带雨林主题网站,并在雨林空间安放了多个触摸屏,供孩子们自由触摸学习。语文科组则在雨林中设置留言板、放置大邮筒、发布竞赛题等。有的老师还在这里开设雨林剧场,甚至做科学实验。渐渐地,热带雨林成为了一个虚实相融的学习空间,孩子们在情境中参与互动,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余志君校长对学校空间的有效管理,让学校的体育中心、艺术中心、教职工之家,成为了师生们的精神中心,成为了学校的标志性场所。
“空间即课程,触点即课程。”余志君校长说,“当我们思考‘这个空间的课程’‘这个教室的课程’‘这条廊道的课程’并付诸行动时,学校就在逐步迈向一种更具活力的文化自觉了!”
创想之城——成就每一个精彩
香洲实验学校活力教育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活力课程”的设立,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创想城”——其实就是79个学生自由走班学习的场所,那是一个个奇幻的创梦空间。
说起这个“创想城”,余志君校长可以滔滔不绝讲上半天:“这里,鼓励做梦;这里,所有的梦想、幻想、理想、奇想都是一粒种子,因为你不知道它在未来的哪一天就长成了参天大树!”
原来,在这个“创想城”里,3492个小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课程,“自由”地走班学习;“创想城”发行护照,孩子们可以拿着它通关,从一个课程走向另一个课程;“创想城”里还发行了I币,但要以精彩的表现来赢取……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每周有一个长课时去走班?余志君校长曾向区里的校长同行们介绍:
“‘创想城’的走班意义不在于分层,也不在于高效,而在于追求一种有‘倾听感’的课程,也就是认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为孩子们提供更为丰富多样而又可供选择的、回归生活并强调体验与创造的个性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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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课程,将教学重心置于“儿童自己的本能和活动”之上,对发展学生的主体性、整体性、独特性与创造性无疑大有裨益。
面对一批又一批来访的同行,余志君校长不断请出一线的教师们来分享心得。这些亲历课改实验的教师们感慨说,学校教育仅告诉儿童“生得伟大、生得有意义”是不够的,还要教育他们“活得精彩,活得快乐”,因此学校应该提供让每个学生“活得精彩”的课程,我们的“创想城”就提供了这样的课程。
经历过走班教育的实践后,许多老师深有感触:“我们总算是真正理解了什么叫真正的‘做中学了’,因为‘做的时候必然要思考,于是,学习就自然发生了’。”老师们还屡屡提到陶行知所说的“行动是老子,思想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并且清楚地意识到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了。
“创想城”里的走班课程与国家和地方课程的优势互补,为师生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创造动力。而今它也已成为学校办学的一张亮丽名片。
“‘每一个都精彩’,是我们在教育哲学层面的价值追求。因为‘创想城’的存在,这种追求正日益变成为现实。”余志君校长说。
成长三课——润泽的德育课程
余志君早年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开过无数次主题队会,号召队员们学赖宁、学雷锋,活动是一个接一个,但从现今许多大学生的情况看,这种教育是低效的,因为许多大学生连基本的社会公德都不能遵守。无疑,我们的德育不光是方法有问题,结构上也有诸多问题。
从“创想城”的成功经验出发,余志君校长提出让德育回归生活,号召教师们为每个孩子创造至真、至美、至善、至乐的童年,让每个人的心灵在体验式的德育活动中得到润泽和幸福。于是,“亲亲实验¤我的家”“我十岁¤我自信” “十二岁的天空¤十二岁的我”等等主题统整课程出现了。
在低年级的“亲亲实验¤我的家”课程中,各学科教师可谓各显所能。语文老师设计了学校历史故事溯源、认识校名校训中的汉字、创作校园生活童谣;数学老师设计了数一数校园内的建筑和廊柱数量、记住学校电话号码、认识校园实物的几何形状;音乐老师设计了聆听学校花园的虫鸣、扮演校园飞碟蝌蚪金鱼、编撰并表演学校吉祥物思思和岩岩的故事;美术老师设计了彩绘低年部地图、沙池创作比拼,如此等等。这帮助一年级的小朋友们很快就熟悉了校园环境,认识了同伴,建立了行为规则,在多元智能学习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对学校的爱和亲近感。
而中年段的“我十岁¤我自信”课程则以“勇气”与“担当”为关键词,高年段的“十二岁的天空¤十二岁的我”课程以“感恩”与“憧憬”为关键词,整合大量德育活动,为学生带来了真实而深刻的生活体验,大大激发了学生的道德情感,促进了学生的道德认知。
余志君校长说:“这三大课程体现了两大特色,一是成长性,二是融通性。大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成长经历,也促进了孩子们的德性养成。”
种子信仰——属于教师的奇迹
香洲区实验学校是教师们成长的摇篮。三年间,这个团队里走出了两位正职校长、三位副校长。早前,余志君校长就受成都草堂小学启发,在香洲区首创了教师执行校长制度,迄今为止已有六位教师走马上任,成为执行校长,追寻并践行着自己的教育梦想。
说到教师团队,余志君校长颇多感慨。三年前,在第一次的全体教师会议上,她曾深情地说:“我有种子的信仰,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也会发芽。亲爱的老师们,你有这样的一颗种子吗?”
带着这种信仰,三年来她主导了6期种子教师成长营、28个课题研究项目,让越来越多的教师释放出工作的活力和创造性,一天天改变着学校的面貌。三年后,这种信仰给了她奇迹,让梦想的种子结出了甜美的果实。
当然,种子的孕育之路是艰辛的。就如2015年5月,执行校长吴翠华刚上任,就遇到全区首次实行教师刚性流动,教师们内心很不平静。于是她提出了和新老同事一起“寻找实验精神”的任职梦想。6月,继任的执行校长彭科延续了这一梦想,还策划了“时光不老、我们不散”轮岗教师欢送会,并提出编一本属于他们自己的书,书名就叫《寻找实验精神》。
不久之后,当余志君校长拿到书的样稿,一篇篇读来时,禁不住泪眼婆娑。
他们的“实验精神”是什么?余志君校长在书中老师们提及最多的字眼——诸如“忠诚,敬业,优秀,奉献,宽容”中,找到了自己深思已久而从未明晰的答案。
“这些我都赞同,但又不仅仅是这些。”她的目光穿越园林中茂盛的花木,看着更远的前方说,“寻找实验精神,是为了让教师们重新发现职业的尊严与崇高,在通达内心的路途中遇见美好的自己,让我们体会到属于教师的人生幸福。”
三年来,香洲区实验学校面临了一个又一个不期而来的挑战,所幸,他们“知行日新”,顺利实现了转型,还在环境改造、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师生成长等方面取得巨大突破,形成了鲜明的“活力教育”特色,备受好评。
智慧校园——迎接3.0时代
有一天,余志君校长吃惊地听说,学校有十几位老师在网上学了一门北大教授的大型公开课,叫《翻转课堂教学法》。他们花费了7周时间,学了50个学时,并通过考试,获得北大博导汪琼教授颁发的网络证书,这令她非常感动。
这批老师来自各个学科,他们学习不是出于学校命令,也没有教育局的学分证明,却自觉自愿地学下来了——余志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智慧校园很重要的一步,即教师的学习方式在发生改变!
与此同时,一群数学老师自学各种做微课的方法,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慕课联盟、广东微课网和微信号上定期发布微课。而语文老师林晓星更特别,他手机上的APP就与众不同——什么“网易云课堂”“喜马拉雅”“纳米盒”,光看名字就知道既“时髦”又好用。他还开发了一门校本课程,叫“自然笔记”,当学生画了某种花卉却叫不出名字时,使用这个园艺APP即可立刻知道花卉的名称和所属的种类。
余志君校长感慨说:“当教师的手机上不仅有微信和QQ,还有很多其他好用的工具,教师自身学习方式就改变了,而这必然会影响和引导学生的学习也发生改变。”
她举了几个例子:一是依托科大讯飞公司的云课堂,从云互动,到云协同,孩子们使用平板上课,甚至跟斗门区的学习伙伴置身于同一课堂。二是数字班牌,取个好听的名字叫“班级部落格”,63个班,63个小小的部落,63个文化的窗口。谁来管理?学生来管理。既然叫“部落格”,管理它的学生就叫酋长,助手就叫祭司,成员就叫使者等等。63个数字部落格,分布在每栋楼、每个教室门口,内容不同,风格各异,成为学校文化的窗口。三是智慧图书系统。7万多册书,每本书都有一个芯片,借助物联网的概念,孩子们可以自己进行检索、借阅、归还、上架。
当教师的学习方式改变后,学生的学习方式跟着改变,并最终在课内外的教学设计上体现出来。比如在云互动课堂上,教师通过FORCLASS获得学生的实时反馈,哪个学生要是没答对,错在哪里,教师一清二楚。这样,课后或课中,他就可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前不久,香洲区实验学校的校园里发生了一件热闹的事——教师们尝试将互联网思维用于课程建设,于是,负责“创想城”79个兴趣课程的170个老师开了一次联谊会。他们相互连线、开展合作,每个教师、每个课程之间都在寻找和制造连接,在连接中碰撞出火花,创生了更多的课程资源。在其中,每个人都是分享者,每个人都是生产者、贡献者——学校的课程生态、文化基因因此而改变,而这,正是全球化3.0时代的特征。
目前,珠海共有三所重点建设的“智慧校园”,香洲区实验学校就是其中一所。智慧校园,令他们的“活力教育”更具活力。余志君校长说:“富有智慧和活力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让人获得更好更健康的发展!”从香洲实验学校孩子们的笑脸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可能。
人口老龄化的应对向度探析 篇12
1 令人担忧的人口老龄化现状
联合国对1950年至2050年世界各地区的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显示 (见表1) , 老年抚养比在世界各地区均呈现上升的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我国人口寿命不断增长, 人口死亡率一直在下降, 人口出生率也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较长时期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 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据最新公布的数据, 截至2008年底, 我国共有60岁以上的老年人1亿5千1百万, 超过了11%。预计到2050年, 我国将有老年人口约4亿, 约占全国人口的27%, 也就是说到时平均每3.6个人当中将有一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带来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 随着人口老龄化, 抚养重心将由儿童转向老年人, 人口结构的变化使赡养率骤增, 社会养一个老人, 比培育一个孩子的费用要大得多;第二, 人口老龄化使社会负担增加, 国家和社会用于老年人的退休费、医疗费、社会福利等都要随之加大, 从而影响国民收入的分配和扩大再生产, 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第三, 经济结构调整加重了老年保障问题, 老年人口安度晚年, 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应该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第四, 人口老龄化也必然使得我国面临医疗卫生的不安全。
2 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分析
当前人口老龄化的成因十分复杂, 笔者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些探讨。
2.1 总和生育率下降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和生育率下降。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人口学者Lee[1]对1700年至2100年世界人口的统计和预测数据显示, 世界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小孩的个数:1700年为6.0个, 1800年为6.0个, 1900年下降为5.2个, 1950年降至5.0个, 2000年为2.7个。联合国预测, 未来50年内, 总和生育率会继续下降, 预计在21世纪中叶将降至2.02。
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在2.1左右才能保持人口的基本平衡。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在1.5~1.8之间, 也就是说人口增长已经低于更替水平并可能持续下去。由于人口更替的惯性规律, 其结果将是短期内无法逆转的, 这就说明未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子很多。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个国家通过这样那样的鼓励性政策措施, 而使得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回升到合理的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的出生率将导致人口的减少和劳动力的萎缩, 给社会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必然会带来极大的风险。
2.2 死亡率下降
导致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死亡率下降, 死亡率下降表现为预期寿命的提高。历史地看全球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呈现出不断提高的趋势, 特别是最近的100年, 预期寿命提高迅速。1970年至1975年世界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平均为58岁, 到200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达到65岁, 2005年至2010年上升至67岁, 预计2045年至2050年出生时预期寿命将达到75岁。在一些发达国家, 2005年至2010年问出生时预期寿命已超过80岁。
3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向度探析
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1 必须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战略规划研究
人口老龄化问题, 是指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过大对社会运行和发展造成影响的社会问题。应对人口老龄化必须建立在科学决策的基础上, 弄清人口老龄化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内在关系, 积极探索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对策, 为国家制定老龄事业发展规划、为党中央、国务院在老龄问题上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此, 我们应以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 加强人口老龄化战略研究。
3.2 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体系
我国老龄服务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但我们不能期望所有的老龄服务项目都按照社会福利方式运作, 应当立足于建立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老龄服务体系。第一, 应当高度重视解决空巢家庭病残老年人的长期照料问题, 优先发展病残老年人护理服务项目。第二, 加强养老服务市场管理。第三, 及时调整产业结构。
3.3 建立健全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大老龄”网络机制
我国的老年群体是人数众多的社会群体, 蕴藏着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力量。我们应当积极鼓励老年群众融入社会, 积极地创造条件, 实现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 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道德风尚, 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代际关系和谐。切实加强基层老龄工作, 充分发挥基层老年群众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作用。努力构建党政领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大老龄”工作格局, 推进我国老龄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摘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中国从2000年之后, 正式跨入老龄化社会, 不仅是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更是世界上老龄人口增加最快的国家。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 本文做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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