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矫正（精选12篇）
实践矫正 篇1
一、社区矫正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 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 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 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 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 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 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 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 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 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 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 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 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但其仍然是公民, 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 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 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 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 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 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 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 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 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 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 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 提高教育改造质量, 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 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 法律不统一, 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 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 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 应尽哪些义务, 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 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 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 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 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 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 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 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 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 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 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 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 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 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 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 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 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 为保证刑法的实施, 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 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 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 手段简单且滞后, 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 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 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 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 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 不断采取措施, 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 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 完善法律制度, 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 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 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 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 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 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 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 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 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 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 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 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 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 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 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 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 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 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 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 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 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 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 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 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 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 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 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 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 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 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 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 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 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 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 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 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 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 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 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 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 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 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 整合各方网络资源, 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 拓宽监督视线, 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实践矫正 篇2
嘉鱼县司法局
社区矫正制度的确立，是新形势下刑罚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要求。社区矫正对象是被限制一定自由、剥夺一定权力的犯罪分子，他们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实现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任务来看，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维护和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还是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社区矫正工作都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为更好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在全县的开展，笔者结合我县近几年来的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二个层面对社区矫正工作粗略谈一点看法。
一、我县社区矫正工作实践取得实效
我区的社区矫正工作从2005年5月正式启动。几年来，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市司法局的具体指导下，在矫正成员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围绕社区矫正的组织构建、规范运作、创新特色、分等级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的实效，达到了预期目的。截止2011年6月31日，全县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 人。期满并已解除矫正 人。目前正在实施矫正的对象 人，其中管制 人、缓刑 人、假释 人、暂予监外执行 人、剥夺政治权利 人。我们的做法主要是：
（一）强本固基
保证质量
为全面开展好社区矫正工作，我们确立了“强本固基，保证质量，积极稳妥，扎实推进”的工作思路，注重加强“三个建设”，为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一是加强组织建设。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专门召开了全县社区矫正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及时成立了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各镇均相应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全县形成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行政具体执行”的矫正工作体系，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二是加强制度建设。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以制度管理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在认真执行省、市相关规定的基础上，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出台了《嘉鱼县社区矫正工作实施意见》，使我县矫正工作形成了管理有章法、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良好管理机制，为矫正工作深入开展提供了依据和制度保障。三是加强基础建设。首先，抓队伍，人员保障到位。迅速组建了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和社区矫正志愿者二支队伍。其次，抓规范，台帐整理到位。将省厅统一的表格下发到各镇，按矫正对象的具体情况落实“一人一档”。再次，抓硬件，设施保障到位。县、镇两级社区矫正办公室设有专门的办公场所，配备了电脑、电话等办公设施。
（二）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
面对社区矫正这一新课题、新任务，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管理制度，尝试社区矫正工作的“三个创新”，促进全县社区矫正工作深入扎实地开展。一是创新工作方式。在矫正实践中，我们注意到，社区矫正对象普遍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负担，为淡化矫正对象与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会见时的对抗心理和紧张情绪，指导各镇矫正办设立专门的场所，指派专人负责矫正对象的谈心工作。首先，为矫正对象营造安静、宽松的谈话环境，使他们畅所欲言；其次，便于矫正工作人员及时了解掌握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生活动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再次，充分利用“谈心”向矫正对象宣传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矫正工作政策，促使其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二是创新工作方法。为尽快熟悉每个矫正对象的情况便于帮教，对辖区矫正对象进行全面排查，了解每个矫正对象的犯罪原因及成长经历，掌握比较详实的个人资料，为矫正工作构建平台，为开展好矫正工作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对矫正对象实行分等级管理。根据矫正对象的现实表现，将矫正对象分为宽松管理、普通管理、严格管理三个等级，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法，使矫正工作更加合理化、科学化、规范化。三是创新工作管理体制。积极动员相关部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齐抓共管，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不断拓宽矫正工作思路，尝试社区矫正工作的“三个延伸”。首先，将工作向前延伸。了解掌握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矫正方案和措施。其次，将工作向下延伸。加强对镇、社区、村社区矫正工作的指导和管理。最后，将工作向后延伸。将矫正工作向后延伸至安臵帮教工作，督促各街道做好矫正工作与安臵帮教工作的衔接，持续做好对矫正对象的教育与管理，促使他们早日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
（三）教育改造
注重实效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如何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对象，对我们提出了全新的挑战。我们始终贯彻以改造人、教育人、塑造人为宗旨，牢固树立“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抓好教育劳动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集中教育和个别教育相结合。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此外，结合每位矫正对象的日常表现因人施教，及时进行以谈话形式为主的个别教育。集中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增强了教育的实效性。其次，课堂教育和现场教育相结合。聘请学校的老师和有法律专长的离退休干部，以讲座、咨询等形式，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以爱国教育、法规教育和矫正制度教育为主要内容的课堂教育。现场教育主要通过实地参观等形式，使其身临其境，触及其灵魂。最后，专门机关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组织公、检、法等专门机关人员深入镇、社区（村）对矫正对象进行集中教育。同时，积极发挥矫正对象亲属的帮教作用，努力形成社会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合力。
实践中，笔者深感，社区矫正中的“矫正”，不能仅仅理解为刑事执法活动，更要着重理解为通过各种心理咨询、心理分析、物质帮助、情感关怀等手段将矫正对象成功的改造为适应社会的人。也就是说，社区矫正中的“矫正”，既包括刑事执法中的矫正，还应当包括社会工作中的矫正。
二、社区矫正实践遇到的突出问题
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实践中，笔者遇到或了解到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主观方面的，又有客观方面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区矫正主要成员单位衔接不够紧密。做好矫正对象衔接工作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一项严肃的执法活动。根据省市相关文件要求，人民法院应在判决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将矫正对象有关法律文书及相关材料寄送至社区矫正对象户籍所在地的社区矫正工作机构。但在实践中，笔者经常遇到外区的人民法院经常把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寄至公安机关，而对承担主要矫正工作的司法行政机关却不寄矫正对象的法律文书。这样容易导致社区矫正对象不遵守有关报到的规定，不到指定的矫正机构报到。这种衔接程序的不完备，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活动的严肃性，给矫正机构对矫正对象后期教育、管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直接影响了教育、改造质量的提高。
二是社区矫正对矫正工作重点分配不平衡。笔者认为，社区矫正的主要任务无非是监督管理和帮助教育二点。只有两者并重，矫正工作才可能获得成功。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者往往只重视对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而忽视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帮助教育。由此可能引起如下弊端：
（一）是矫正工作者与矫正对象之间不能建立和谐与信任关系，矫正可能无法得到被矫正对象的内心认同，必将影响矫正的实际效果。
（二）是被矫正对象面临经济或思想或其他困境时矫正工作者不能及时提供适当的帮助和教育，可能使他们重新走上犯罪道路，令社区矫正的前期工作毁于一旦。
三是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社区矫正对象不服管理。从社区矫正实践来看，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一般都被处以较重刑罚。经过多年的监狱生活，绝大多数罪犯希望早日刑满释放回到社会，不料刑满释放后又要接受当地社区矫正机构的矫正，因此对社区矫正产生抵触情绪。甚至个别剥夺政治权利的矫正对象对上门要其接受矫正的矫正工作人员说：自己没有当官参政的欲望，只要主刑执行完，就可以与正常人一样，干嘛还要接受社区矫正？更有甚者，认为主刑服完后，再有人管就是侵犯自己的权利，因此拒绝接受矫正。对这类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既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又无法通过收监等手段予以惩戒，在实际操作上增加了矫正工作难度。
四是社区矫正对象就业和生活遇到困难难以解决。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压力很大，就业前景也极不乐观。如果没有正当生活来源，矫正对象就会情绪不稳，很有可能引发重新犯罪。在矫正工作实践中，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个比较典型的矫正个案。一名假释回来的矫正对象,因无亲人、无住房、无工作,多次到区、街矫正机构要求解决住房、工作等问题,虽经矫正工作人员与相关部门多次协调，临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工作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对以上这类“三无”矫正对象,如果不及时解决他们的就业与生活困难，就极易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
三、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对策措施
社区矫正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社会稳定也就没有社会和谐，我们要在保持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推进和谐社会建设，要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通过近几年的探索与实践，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各级党委政府要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出发，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措施：
1．把好矫正对象衔接关。为做好社区矫正衔接工作，保障社区矫正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省、市矫正机构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矫正工作成员单位对区县公、检、法、司等四部门矫正衔接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各部门要严格按照省市文件精神，规范操作，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保证社区矫正对象在法院或监狱机关的判决、裁定或决定生效之日起7日内，持相关法律文书到户籍所在地司法所办理登记手续，接受社区矫正。
2．注重社区矫正工作重点。社区矫正不同于监禁刑的刑罚方式，如何教育和改造社区矫正对象，对矫正工作者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矫正工作人员要始终贯彻以改造人、教育人、塑造人为宗旨，牢固树立“恨其罪，爱其人”的思想，抓好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劳动改造。与此同时，积极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充分利用社区和社会资源，推进矫正对象就业。对于那些年龄偏大、没有一技之长、身体差的矫正对象，矫正工作者要主动帮助解决最低生活保障。
3．承认、重视矫正类别和个体的差异性。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促使矫正对象顺利回归社会。在这种目的指引下，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矫正对象是社区矫正存在和发展的逻辑起点，承认、重视矫正类别和个体的差异性。针对剥夺政治权利罪犯社区矫正的特点，结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从提高教育矫正质量、预防和减少犯罪的根本目的出发，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并及时调整矫正方案，使分类管理和个案矫正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剥夺政治权利类别个案矫正的实效性。此外，由于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不遵守剥夺政治权利刑罚内容或者有关刑罚执行的其他监督管理规定的罚则，因此法律法规应当增加规定相应的罚则，授权矫正执行机关在剥夺政治权利类社区矫正对象违反相关规定的时候给予其一定的惩罚，以保证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加强社区矫正机构组织领导。由公、检、法、司等部门组成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要统一领导、协调社区矫正工作，并切实发挥督促考核作用。要明确各成员单位的职责，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工作当中。要将社区矫正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嘉鱼”创建考核目标，层层分解责任，并落到具体的单位、具体的人员。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思考 篇3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社会管理创新
一、社区矫正的含义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2]社区矫正是积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担负着对刑罚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重要职责。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就是指检察机关对判决、裁定、决定监外执行的罪犯，置于社区内进行教育矫正、监督管理过程中是否存在违法进行的监督。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其深厚的法理基础和法律依据。
（一）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1.权力制约理论
权力必然蕴含着特定的价值，价值是权力设置、运行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人们通过法律设置某项公权力必然基于特定的价值考量。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使得任何权力都需要相应的监督才能尽可能保证其正当行使，社区矫正执行权也不例外。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是通过检察权对社区矫正执行权的适度制约实现执行公正的有效保障，有利于人民检察院和社区矫正执行机关之间通过监督和制约机制实现包括执行公正在内的司法公正。
2.现代社会人权保障理念
人权保障是社会发展的永恒话题，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社区矫正对象虽然因先前的犯罪受到刑事处罚，但其仍然是公民，依法应当享有尚未被剥夺的其他权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如发生不当执法或者违法执法现象，会对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社区矫正执法必须引入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使社区矫正对象的合法权益得到有利保护。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依法、公正地进行，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司法文明的体现。
3.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社区矫正工作是将那些可以不收监关押的罪犯，在社会上、家庭中把他们管教好、改造好，充分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介入，确保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活动中的有效实施，是检察机关预防、控制犯罪，实现刑罚最终目的的重要策略，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增强对罪犯教育改造的针对性，提高教育改造质量，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通过《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予以规定。其中《刑事诉讼法》第22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第215条、第222条分别就检察机关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假释裁定行使监督权进行了规定。
三、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实践和困境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检察监督有利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充分贯彻，有利于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影响了监督权的充分发挥和监督的实际效果。
（一）法律不统一，配套法规不完善
如前所述，由于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停留在试点阶段，实践中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主要依据“两高两部”的《通知》以及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检察机关在监督中拥有哪些权力，应尽哪些义务，如何处理矫正机构的违法行为，受理矫正对象的申诉等，均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和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这导致了检察监督在实际操作中过于弹性，可松可紧甚至放弃监督权。
（二）执行主体不明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对象
《通知》规定，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对象包括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剥权、暂予监外执行等五种刑罚的罪犯。而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均明确规定了这五种非监禁刑的执行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依据《通知》精神，司法行政机关具体承担了日常社区矫正管理工作，已然成为社区矫正的工作主体。在这一模式指导下，担负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普遍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政法委牵头，司法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监狱管理局等部门参加，形成了“政法委统一领导，司法局组织实施、政法各部门协作配合，司法所具体执行”的工作格局。检察机关究竟是以法定执行主体公安机关还是以工作主体司法机关为监督对象，抑或是将二者同时作为监督对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过于分散，导致政出多门和执法混乱，更影响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职能的有效履行。
（三）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有限导致检察监督缺乏实效
在大陆法系国家，为保证刑法的实施，通常对检察机关的职权作出比较全面、明确的规定。如德国和日本的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检察官在指挥执行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相应手段；法国的检察官和检察长则“有权直接动用公众力量，确保判决的执行”。但是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和手段却非常有限。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的规定，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书面审查、与有关单位或人员谈话等，手段简单且滞后，且发现被监督单位有违法行为的，能够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提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意见。一旦被监督单位不予执行，法律并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相应的追究权力，只能向上级检察机关报告。监督权力和手段的有限性严重影响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四、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与探索
社区矫正在我国尚处于试点阶段，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也仍在探索过程中。随着“两高两部”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检察监督也应当结合实际，不断采取措施，提高监督能力和水平，为保障社区矫正健康稳步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一）完善法律制度，扎实检察监督的法律基础
开展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是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保障刑罚的依法正确执行具有重要作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未出现过“社区矫正”一词，社区矫正在法律层面缺乏应有的支撑，致使其在实际运作中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结合我国社区矫正试点经验以及借鉴国外成功的社区矫正做法，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可适时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来统率和协调社区矫正活动，对社区矫正的机构设置、矫正内容、矫正程序以及各部门的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并明确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开展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存在的“执法主体”与“工作主体”不一致的局面，使得各部门之间的有机协调和统筹规划难以落实，不利于互相监督和制衡，也造成了检察监督对象的模糊。笔者认为，行刑权是行政权和司法权的统一，是国家刑罚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借《社区矫正法》制定的契机，通过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统一归属于司法行政机关内设的专门社区矫正管理机构行使。
（二）强化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效力
在《社区矫正法》的基础上，应当在全国层面制定与其相配套和衔接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实施细则。细则中一是要根据法律将检察机关的监督程序、监督方法、监督对象以及监督职权等予以详细规定，赋予检察机关纠正违法的执行力和违法处置权。二是要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完善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监督的保障，对消极或积极对抗检察监督的行为，规定责任追究的程序，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手段注入强制力。
此外，各级检察机关应加大惩防职务犯罪的力度，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起来，确保社区矫正对象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防止社区矫正被滥用为权力寻租的工具，避免腐败和玩忽职守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发生。通过加大查处力度，一方面能够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和影响力。
（三）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渠道
检察监督应贯穿于社区矫正工作始终。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获取社区矫正对象信息的滞后性和获取手段的单一性，导致监督只能是事后监督、静态监督和外部监督。当前，不少地区正在积极尝试各种方式，拓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渠道。以上海市为例，我们在全市部分区县的试点街道、乡镇设立了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通过定期下基层实地检察，加强与社区民警、社工的联系交流，并对矫正对象进行法制教育、受理各类控告申诉等，从而将监督关口前移，深入社区内部了解矫正对象的思想动态，及时提出检察监督意见。
但是，基层检察机关从事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专职干部普遍较少，在实地检察方面存在时间上的局限性。实践中，公安、司法等部门由于接触矫正对象更频繁、更直接，所掌握的信息也比我们更全面、更及时。我们建议公检法司各部门之间加强沟通，整合各方网络资源，达到数据共享和实时更新，拓宽监督视线，实现对社区矫正的动态检察监督。
[参考文献]
[1]吴宗宪等.非监禁刑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浅析社区矫正实践工作中的问题 篇4
社区矫正制度是贯彻落实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真正实现刑罚制度的惩罚、教育、改造相结合的精神和目的。
200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 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和山东6省市正式开展社区矫正第一批试点工作;2005年, 安徽、湖北、湖南等12个省市作为第二批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也已启动相关工作;2007年, 全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第三批试点省份进一步扩大, 社区矫正工作如火如荼的展开。两院两部2009年10月联合下发《关于在全国试行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 社区矫正工作将在全国全面铺开。社区矫正工作, 全面推行, 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几年来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果, 并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二、社区矫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安徽省自2006年起就被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地区开始实行社区矫正制度, 到目前为止经过6年的发展, 社区矫正制度不断的健全和完善, 在实际工作中也由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 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认可和称赞,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 专职工作人员不足
社区矫正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不足 (杜集区五个司法所包括所长共19人, 平均每个司法所4人, 而每个司法所每月管理的社区矫正对象相对较多。以矿山集司法所为例:
2011年7月至12月间, 每月需管理社区矫正对象20名左右, 而矿山集司法所包括所长在内只有4名专职工作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包括日常的电话汇报、思想汇报、每月的公益劳动、集体教育和定期走访以及必要的个别谈话教育, 特别是定期的走访工作 (走访工作至少需要两名工作人员) 不管是提前通知的预约走访, 还是突袭式走访, 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此外, 司法所还承担人民调解、安置帮教、法制宣传等各项重要工作。
(二) 兼职社区矫正工作者积极性不高、专业化水平较低
自2009年开始, 淮北市杜集区社区矫正工作就开始实施三名工作人员管理一名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办法, 即司法助理员、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共同管理社区矫正对象。到目前为止, 杜集区五个司法所都已实现这一目标, 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例如杜集区矿山集司法所2009年到2011年底三年间共管理社区矫正对象110人, 成功解矫88人, 当前在册管理人数22人, 没有发生重新犯罪情况。但是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 这种管理办法也渐渐暴露出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 由于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只是兼职, 他们对社区矫正对象管理的时间难以保证;其次, 由于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 难以调动他们对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性;最后, 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来自政府各个部门或者是社会基层人员, 其专业化程度较低, 特别是一些专业的法律知识较为匮乏。
(三) 公检法司各部门配合不足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没有统一的法律规定, 《刑法修正案 (八) 》仅仅是废除了由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执行主体的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由谁接替公安机关担任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 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国家立法的角度来看, 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目前尚处于“空缺”状态[1]。《刑法修正案 (八) 》中只对社区矫正进行了笼统的规定, 并没有对具体的措施和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 导致在实践工作中, 出现一些问题。例如, 在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方面, 法院对判处管制、拘役和缓刑等适用社区矫正的犯罪分子作出判决后, 不及时通报给司法所, 甚至有的罪犯不到司法所报道, 逃避管理。
(四) 经费保障不到位
当前在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主要由乡镇、街道办事处司法所执行, 但是缺乏相应的专项资金予以保障。当前杜集区矿山集司法所已经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了较为规范的管理, 包括内网专门管理、档案管理和手机定位管理, 此外还按《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对社区矫正对象定期走访、组织其参加公益劳动和集体教育, 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一定的资金保障, 但是, 我国并没有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专项拨款, 一方面导致司法所工作经费紧张, 另一方面, 当前我们淮北市杜集区实行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手机定位管理费用由社区矫正对象自己负担, 这给社区矫正对象增加了经济负担。
三、改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几点建议
第一, 加强组织队伍建设。首先, 增加司法所工作人员数量, 增加编制, 及时补充缺编人员, 充实基层;其次, 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特别是要加强对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社区矫正志愿者组织定期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和工作方法的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质量和水平;最后, 借鉴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方法, 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 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第二, 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对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工作提供法律依据, 明确公检法司的职责和配合机制, 加强和完善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 避免脱管和漏管情况的出现。
第三, 加强财政支持, 落实经费保障。建议国家设立社区矫正专项资金, 直接拨给社区矫正领导机构, 再由社区矫正领导机构拨给社区矫正具体工作机构司法所。以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开展。
摘要：社区矫正工作自2003年起开始在我国进行试点, 安徽省自2005年起开始实行, 多年来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群众的认可, 但是, 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加之诸多因素的影响, 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实践中的问题, 并提出了具体解决的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实践矫正 篇5
——以昆明市五华区为例
1阮惠风 李阳辉 杨光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 中国 昆明 650223）
摘 要：昆明市五华区在社区戒毒中积极探索吸毒人员社区矫正方法与途径，切实体现了《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本文在分析社区矫正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针对性建议。
关键词：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实践探索
2008年6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对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社区戒毒的期限为三年”，确立了当前戒毒体系中社区戒毒模式的法律地位与期限。
为了进一步明确社区戒毒的主管机关、戒毒方式与相关部门的协作关系等，《禁毒法》第三十四条又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工作。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可以指定有关基层组织，根据戒毒人员本人和家庭情况，与戒毒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协议，落实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措施。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卫生行政、民政等部门应当对社区戒毒工作提供指导和协助”，“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无职业且缺乏就业能力的戒毒人员，应当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援助。”
因此，《禁毒法》的出台有效促进了我国多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新型戒 1 作者简介：阮惠风（1972-）男，湖南邵阳人，社会学博士，云南警官学院禁毒系讲师，现在五华禁毒大队锻炼,主要从事毒品预防、西南边疆社会问题研究。李阳辉（1971-），男，云南大理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大队长,主要从事禁毒研究。杨光（1963-），男，云南昆明人，五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办公室主任,主要从事毒品预防与戒毒研究。毒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从而有效地保证了戒毒治疗过程中生理脱毒、心理矫治、社会帮教的全面实施，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但是由于禁吸戒毒工作的复杂性，各地社区发育程度的不一致性及为贯彻《禁毒法》实施而配套的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缺位等因素的影响，社区戒毒仍然存在着诸多疑点与问题，实施起来困难大。因此，对社区戒毒相关措施的具体实践与探索，显得尤为必要。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对社区戒毒中吸毒人员的社区矫正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
一、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探讨
首先是概念的拓宽。按传统观点，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的执行方法，显然，其矫正对象已定性为罪犯。而这明显又与我国对吸毒行为的定性、《禁毒法》规定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的主要目的等不相吻合。如《禁毒法》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可见，对吸毒行为的定性只是为“违法”，而不是“犯罪”，因此，对吸毒行为不能纳入社区矫正的范畴，显然这一观点与《禁毒法》中明确规定的“吸毒成瘾人员，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等相关内容相冲突。
其实在国外，社区矫正的英文名称为Community correction，又可译为“社区矫治”，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因此从广义上讲，社区矫正应包括所有在社区环境中预防违法犯罪及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其矫正对象应包括犯罪者或具有犯罪倾向的违法人员。因此，五华区以此概念为依据，结合《禁毒法》的立法精神与相关条款，认为就毒品问题而言，社区矫正应包括毒品滥用的预防、毒品滥用群体的矫正、情节较轻的毒品犯罪群体的矫正等等，从而拓宽了社区矫正的概念。
其次是在社区矫正的功能方面，突出了戒毒工作的社会化。在政府的支持倡导下，五华区将戒毒人员的社区矫正纳入了整体的社区管理与建设活动体系之中，率先在昆明市挂牌建立起了九个社区矫正点，组成了由办事处禁毒专干、社区干部、社区医生、禁毒志愿者、派出所民警等多种力量构成的社区帮教队伍，摸索建立了一套新的社区帮教方法和工作制度，建立禁毒戒吸的社区控制网络，使禁毒戒吸工作由政府行为或公安部门的专项职能，变成具有广泛社会参与性的社区防治体系。因此这种社区矫正具有较大的吸纳功能与矫治功能，是社区发展与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次是在社区矫正的理念方面，切实体现《禁毒法》“以人为本”戒吸帮教工作理念。为进一步加强对戒毒出所人员的社区帮教，深化社区矫正工作，更好地发挥社区作用，巩固禁吸戒毒工作成果，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戒吸帮教工 作理念，完善五华区禁毒体系建设，切实帮助戒断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最后是在社区矫正的工作机制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建立了社区戒毒矫助点工作规章制度，规范了矫助点工作流程。为确保矫助点正常有序地开展工作，五华区依据《禁毒法》相关内容，在总结多年禁吸帮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五华区社区戒毒协议书》、《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目标》、《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工作制度》、《社区矫助点工作者、志愿者工作职责》、《五华区社区矫助点对帮教学员的管理规定》、《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流程》等多项规章制度，在全区统一实行，使五华区禁吸帮教工作规范有序地发展。
二.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
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实践方面，五华区结合自身实际，以社区矫正理论为指导，不断创新矫正方法，进一步加大了对矫正对象的帮助，探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社区矫正成效明显。
（一）基本情况
五华区由于历史和地理形成的因素、吸毒人员基数较大，特别是昆明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在册吸毒人员倍增，全区在册吸毒人员4216人，其中已死亡842人，服刑46人，劳教274人，下落不明四年以上的599人，人户迁出894人，戒断三年以上270人，现有吸毒人员1291人，列入社会帮教435人，在所戒毒332人，美沙酮维持治疗199人，下落不明不满四年的325人。五华区共有9个街道办事处、两个乡，99个社区居（村）委会，其中，有两个无毒乡、24个无毒社区居（村），九个城区办事处中75个社区居（村）委会不同程度地分布有吸毒人群。2
（二）社区矫正实践的成功探索
1.领导高度重视社区矫助工作
五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把社区矫助工作作为逐步减少和消除毒害，促进社会稳定，实现“打造平安五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作为五华区禁毒人民战争的一项重要内容，专门召开区禁毒委员会领导会议专题研究社区矫助 2 文中相关数据与个案均为昆明市五华分局禁毒大队提供。工作。按照昆明市禁毒委《关于在全市推行社区矫助工作实施意见》，结合五华区实际制定了《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点工作实施方案》，在全区禁毒工作会上进行了部署，要求全区各乡、街道办事处、禁毒成员单位认真贯彻省、市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按照上级部门的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把社区矫助工作做实、做深、使更多吸毒人员戒断毒瘾，回归社会。为确保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区政府逐年增加了禁毒经费投入，保障了矫助点的建设和矫助活动的开展。
2.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机制
五华区党委、政府积极支持社区矫助点的建设，在上级禁毒部门的指导下，各乡、街道办事处积极开展矫助点基础建设。
一是设立矫助点、落实活动场地。根据五华实际，以每个乡、办事处为单位，各设立一个矫助点。各乡、街道办事处在辖区内选择办公条件较好社区（村）居委会内建立矫助点。并落实了开展矫助工作专用的活动场所。
二是设立矫助点领导机构。在乡、街道办事处成立由党工委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副主任为副组长，各社区主委为成员的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社区禁毒专干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层层落实责任。
三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和派出所社区民警组成了社区矫助工作者，在辖区内招募了社区禁毒工作志愿者，组成帮教队伍。目前，全区建立了一支由1184名热心禁毒事业的各届人士组成的禁毒自愿者队伍。
3.加强培训，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水平
吸毒人员社区矫助工作是新形势下社区禁吸帮教工作发展的要求，为了确保矫助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提高社区帮教工作者业务技能是关键。为此，五华区加强了社区禁毒工作者的培训活动。一方面，专门组织各乡、街道办事处分管领导、综治专干、社区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学习省、市党委、政府、上级禁毒领导部门关于社区矫助工作的指示精神和工作要求，使各级、各部门领导及工作人员迅速转变观念，调整工作思路，切实帮助戒毒人员解决生活、就业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扶难救困，从思想上、生活中给矫助对象最大的帮助，为他们摆脱毒瘾，回归社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使社区矫助点真正成为吸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完成生理脱毒回到社区后，继续进行心理和行为矫治的基地。另一方面，区禁毒办专门培训与日常工作指导相结合积极组织业务培训活动，借鉴戴托普等一些专门戒毒机构可行的做法和工作经验，邀请研究药物依赖的专家，举办吸毒人员社区矫助点骨干培训班，对街道办事处的综治主任，社区矫助点专干及工作人员从吸毒人员戒毒期间的心理特征、如何开展社区帮教活动以及开展此项工作的理论基础、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多次培训，基本掌握了社区矫助点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加强了面对面开展帮教工作的业务水平，为全面开展 4 矫助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工作机制
为使吸毒人员的发现、送戒、帮教等各个环节紧密衔接，环环相扣，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工作落到实处，全面落实吸毒人员无缝隙管控机制，确保吸毒人员管控吸毒人员从被发现送强制隔离戒毒到在戒毒所戒毒期满后回到社区纳入帮教的全过程建立了无缝隙管控制度。社区、派出所在帮教中，发现列帮人员重新吸毒或者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吸毒人员，由派出所送强制隔离戒毒，解毒期满后，戒毒所通知区禁毒办，由禁毒办统一接回，交辖区派出所和社区进行列管帮教，派出所和社区与戒毒学员家属签订帮教协议和责任书，切实做到了对吸毒人员发现得了，控制得住，底数清，情况明的目标。2007年以来，市戒毒所共释放我区吸毒人员225 名，全部实行无缝隙管控纳入社区帮教。
5.全面落实禁吸帮教工作措施
一是采取普遍列帮与重点帮教相结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开展矫助活动。各社区矫助点在与戒毒出所人员全部建立联系普遍开展帮教的基础上，选择其中戒断毒瘾主观意愿强烈、吸毒时间短、积极配合矫助工作的对象进行重点帮教。每年每个社区确立2名重点矫助对象开展工作，尽力帮助其延长巩固期，力争达到彻底戒断的目标，积小为大，不断扩大戒断巩固面，逐步达到大多数吸毒人员都能彻底戒断毒瘾的目标。
二是坚持指导与监督相结合的方法，加强管理。在社区矫助工作中，一方面对吸毒时间较长，毒瘾较深，思想不稳定的矫助对象提供戒毒用药及用药指导，引导参加美沙酮替代治疗。另一方面派出所按照吸毒人员管理规定，按时限不定期地对矫助对象进行尿液检测，发现复吸的，及时送强制隔离戒毒继续进行强制性生理脱毒。
三是坚持以思想教育的方法进行心理矫治。帮教小组按照三个“不”和三个“一”，即对吸毒人员不歧视、不推诿、不揭短、一视同仁、一以贯之、一腔热情的方式坚持每月一次谈话制度，加强与矫助对象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矫助对象思想状况、生活情况，并结合个体情况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同时，广泛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调动禁毒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及社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参与“社区矫助点”工作的积极性，在社区群众中进行扎实细致的思想工作，利用亲情、友情感化矫助学员，逐渐消除人们对矫助对象的偏见和歧视，努力创造宽容、关爱、接纳的社会环境，用社区工作者的真心和禁毒社会工作者的责任心树起矫助学员的自尊心，坚定戒除毒瘾的自信心。
四是以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的方法，丰富矫助形式。社区矫助点坚持每月开展一次矫助活动，以组织矫助对象学习毒品危害、法律法规、道德规范等知 5 识、组织参加社区公益劳动、文体活动、禁毒宣传活动、重大节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内容丰富的帮教活动。通过这些有益的、健康的活动，加强矫助对象融入社会正常生活的能力，感受社会的温暖。
五是以“助”促“矫”，帮助矫助对象解决实际困难，增强戒断巩固成果。大部份吸毒人员处于无法自食其力、家庭贫困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了社会极端弱势群体。开展困难救助，开展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为他们自谋出路提供帮助以解决生活困难，是近年来五华区对吸毒人员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管理，开展禁吸帮教工作的有效方法。近年来，全区为176名戒矫助对象办理了低保，为35人安排了工作，为96人介绍了工作，给124人发放了困难救助金3万余元，为32人解决了子女入学等其它困难问题，受助人数达463人。通过帮助戒吸学员解决实际困难，使矫助对象恢复自立、自救能力，找到生活的方向和前进的动力，为矫助对象巩固戒断成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再辅之以思想教育、心理矫治等方法，使戒吸成果得到了较好的巩固。如曾得到温家宝总理接见的护国桥社区矫助人员高益华以前多年吸毒，多次戒毒，2005年8月，高益华第四次戒毒出所后，护国社区矫助点在对其进行思想教育帮助其树立戒毒信心的同时，考虑到高益华生活无着落的实际困难，因该人具有服装剪裁、缝纫的手艺，办事处和派出所积极想办法，与有关部和单位协调，在南强街街口为其安排了一临时铺面，让高益华经营使用。时至今日，高益华的缝纫铺生意良好。解决了生活之忧的高益华在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感受着党委、政府和社会的温暖，一直坚定着戒断毒瘾的信心，戒断期已达两年多。
矫助对象蒋某因吸毒受家人痛恨，邻里歧视。戒毒出所后，社区矫正点及时开展接茬帮教工作，除了从思想上做工作外，为其安排临时摊点，维持了基本生活需要。后又根据本人提出想与另外一名矫助同伴开一个小吃食店的想法，社区和办事处又想办法在府东街争取到了一个临时商棚，两名戒吸学员自食其力，过上了正常的生活。从2004年至今，两人戒断巩固期已达3年。中央电视台《平安中国》、《法制在线》、昆明电视台的《梅子开讲》等栏目分别专门进行了采访报道
龙翔街道办事处始终把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作为推动“无毒街道”、“无毒社区”创建活动的工作重点，真正把社区矫助工作落到实处，着力在帮助吸毒人员解决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上下功夫，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其辖区共有在册吸毒人员322名，实有吸毒人员83名，其中戒断一年的有27人，二年的有20人，三年以上的达到36人，成功创建无毒社区3个。为此，昆明电视台《梅子开讲》栏目专门制作了一期《社区矫助照亮生命》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观众及吸毒人员纷纷打电话到电视台询问相关情况寻求帮助，并反映 6 这期节目为他们指明了生存下来的路子，看到了回归家庭重返社会的希望，有了找到家的感觉。
综述之，五华社区在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与探索，丰富了社区矫正的内涵，对社区戒毒模式的实施、完善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五华区吸毒人员社区矫正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矫正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五华区社区矫正模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
1、公共品配置短缺
公共品的概念来自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的一篇著名论文——《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该论文给出了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本质特征：非排他性与消费上的非竞争性。作为基层社区，五华区严重缺乏相关的必备的公共品资源的配置，社区矫正配套设施建设严重匮乏。
首先是社区矫助医疗、活动配套设施不足。在调研过程中，我们考察了五华区所属社区的几个矫助点，大都矫助点除了一台电视与影碟机外，几乎没有其他设备，没有专门的医疗室与医护人员。其原因是各街道办事处的经费是由区政府统一核拨，禁毒经费是含在综治经费中，没有按禁毒专项经费核拨，所以各街道办事处用于禁毒的经费十分有限。
其次是社区矫助人员编制难以完全落实，专业人员极度匮乏。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主要是由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和禁毒自愿者组成，而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的禁毒专干、派出所社区民警都是兼职的，还承担了大量的其他工作，投入到社区矫正、矫助工作的精力有限。就专业人员而言，五华区社区矫助工作人员懂得对吸毒矫正相关知识不是很多，更别说恢复戒断者的心理所需的心理医生或专家了。而资料显示吸毒者戒断后复吸是由于其难于再社会化所致，这当中的根本原因就是心理因素起主要作用。因此，社区矫助队伍的结构与专业水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吸毒人员社区矫正的效果。
《禁毒法》对禁毒经费保障已做了相关规定，但过于宏观，缺乏操作性，建议有关部门在其下位阶法及规章中明确经费来源与渠道、购买社工费用、矫正工3 3 Samuelson & Paul A，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36(November)，1954，p387-398.作人员编制等问题。
2．新型毒品的社区矫正问题
我国新型毒品滥用问题日趋突出，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的“禁毒人民战争”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海洛因等传统毒品加工生产规模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悄然崛起的新型毒品又对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冲击。在海洛因仍为我国主流消费毒品的情形下，新型毒品的滥用又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截至2005年底，全国新型毒品滥用人数已占吸毒人员总数的9.50%，达8万余人。
而《禁毒法》对新型毒品滥用的社区戒毒方式、判断成瘾标准、成瘾严重标准等都尚无涉及，因此，五华区对此类人群的社区矫正缺乏认识与适用依据，社会上不少人都认为新型毒品滥用不会成瘾，没有多大危害。
其实，新型毒品滥用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其首要不利后果是导致滥用者心理能力的危害，即通过对大脑的损害使滥用者变成精神病患者，且这种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因此，在对新型毒品滥用者进行社区矫正或进行帮教时，应该考虑到此滥用者心理是否处于正常状态等，帮教的重点首先是想法让滥用者心理得到充分的调整与恢复。相对生理治疗而言，滥用者心理的矫正与治疗更为关键，难度也更大。为此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有关新型毒品社区戒毒的实施办法和细则。
3.对吸毒者的污名化，戒毒者回归社会困难。污名一词的英译是“stigma”，当时的统治者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做上标记，以表明他们社会身份低下。在现代社会学中，对污名做出深刻分析的社会学家首推戈夫曼。从定义上看，污名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状，该种社会性状将使得其拥有者在其他人眼中丧失其社会信誉或社会价值。戈夫曼在对那些遭受污名化经历的人们———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各类社会越轨者———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受损的身份”(spoiled identity)，用于描述上述遭受污名化体验的人们，在社会上其他人眼中被贬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污名化(stigmatization)就是目标对象由于其所拥有的“受损的身份”而在社会其他人眼中逐渐丧失其社会信誉和社会价值，并因此遭受到排斥性社会回应的过程。后来的研究者则把污名化过程进一步分解为由5个相互关联的社会要素所构成，分别是:贴标签、原型化处理、地位损失、社会隔离和社会歧视。
吸毒人员就拥有这样一种“受损的身份”，因为吸毒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足以驱使非吸毒者对吸毒者实施社会隔离和社会排斥的制裁。在因吸毒而导致的654 45 国家禁毒委，《2007年中国禁毒报告》。
根据2005年国家禁毒委摄制《防范新型毒品的危害》相关内容整理所得。6 阮惠风，新型毒品滥用危害评估研究【J】，云南警官学院学报，2007（2）。排斥性社会回应中，最主要的一类就是社会歧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家庭很有可能把吸毒者拒之门外，社区可能将其驱赶出其所在的居住区，而雇主则很可能解雇吸毒的员工。7因此，吸毒人员之所以难以摆脱毒瘾，根源在于回归社会后没有谋生技能，既容易被社会拒绝，也容易自暴自弃，最终难免再次选择毒品逃避社会、麻醉人生。
因此，反对歧视和羞辱，对吸毒者以宽容、关怀与帮助，已经成为社区矫助的关键。首先是大力培养吸毒人员的谋生兴趣和谋生技能，使他们都拥有一技之长，才能坚定他们回归社会的信心，使他们找到人生新的起点，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摆脱毒瘾。
其次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展对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继续帮教工作。各将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康复有机结合起来，普遍建立了社会帮教制度，对戒毒人员全面落实帮教措施。
最后是采取有效措施（如提供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鼓励企业等招聘戒毒回归人员，真正落实《禁毒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的“戒毒人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参考文献：
实践矫正 篇6
关键词：社区矫正；责任；性质；目的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起步于上海，历经十年探索渐成勃兴之势。因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对社区矫正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有其不足之处①，但毫无疑义，历经十年沉淀所成的这些规定，在我国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②。自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以来，学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多侧面对社区矫正的运行机制（模式）的建构以及社区矫正的立法的完善积极建言献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学界对于社区矫正的性质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笔者认为，明确社区矫正性质具有重大意义。制度建构的目的决定具体制度的性质；制度性质则制约着具体制度的建构模式。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模式）的构建以及社区矫正的立法的完善都离不开社区矫正性质的合理定位。社区矫正性质的合理定位则需要依赖社区矫正制度的建构目的。以《刑法修正案（八）》的施行为契机，本文力图澄清社区矫正的性质。〖HJ*3〗
一、犯罪治理范式——责任本质的制度化展开〖HJ〗
犯罪治理范式是特定时期刑事立法有关罪刑关系、刑罚裁量、执行相关制度的系统化称谓。启蒙时代以降，饱受中世纪黑暗奴役的民众，在时代精英所高扬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的旗帜下不断发现主体性品格。与之相对应，犯罪治理范式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变革。从宏观上来看，犯罪治理范式的演进早期深受学派之争的影响；在实证学派盛极而衰之后，由于经验性研究方式的式微，价值学重新构成了犯罪治理范式的基础理论。
“中世纪的刑罚制度是以死刑、使人残废之身体刑和驱逐出境为中心，以彻底地保护社会免受刑罚处罚的个人的犯罪危害为目的”＼[1＼]。由此可见，人道主义理念的缺失与刑罚残虐性的结合彰显出中世纪犯罪治理范式的威慑本质。姑且不论威慑作为目的的正当性，仅仅实现目的的手段的不适当性就给这种威慑蒙上了一层阴影。换言之，这种威慑不过是血腥的同义语，是同态复仇的遮蔽物。
作为犯罪治理范式近代化引导者的前期古典学派对上述非合理主义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并且以自由意志论为基础在道义责任的立场上提出了报应主义的刑罚理念。尽管在个别古典学派论者的著作里仍然在反坐原则的意义上解读报应主义，但是，以对理性的推崇为基础，从社会伦理意义上理解报应观念的前期古典学派仍然体现出其巨大的历史进步性。本源于其基本立场的罪刑法定主义、责任主义、罪刑均衡等基本理念构成了现代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因此，前期古典学派的上述思想在欧洲很多国家的立法上一度占有绝对的话语权③。当然，不能否认的是，古典学派在法秩序维护方面的基本思想与欧洲民族国家的建立相契合也是其受青睐的重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发展，建构在前期古典学派思想之上的刑事立法在应对青少年犯罪、累犯等问题上的乏力逐渐招致人们的批判。“在要求制定刑法的个人乃至国民欲求的背后，是存在着同类的不良行为并已达到一定规模这一事实的”＼[2＼]。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加之受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刑事实证学派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从社会对个人的关系上建构起来的社会责任论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与古典学派重视行为不同，社会责任论重视行为人的危险性格，强调特殊预防。实证学派实质上主要是犯罪学，该学派试图通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明晰犯罪的原因以利于犯罪预防。也正是因为其犯罪学的实质，导致了实证学派对犯罪治理范式的渗透并不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在其影响下，刑事立法出现了包括缓刑、假释制度的确立、累犯处罚加重等一些新的动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保安处分被纳入到刑事制裁制度当中。
由于实证学派关注行为人危险性格的主张所蕴含的侵犯人权的危险被法西斯色彩的立法所放大，另一方面，“古典学派从防止犯罪的立场出发，也意识到必须考虑犯人的人身危险性”＼[3＼]。因此，古典学派和实证学派出现了相互靠拢、相互融合的局面。以期待以可能性思想为基础的规范责任论秉持行为责任的基本立场，在行为人不按照规范的期待实施行为能够反映行为人缺陷人格态度的意义上也能够同社会责任论相协调，故而为多数学者所支持。以行为责任为基础，吸收行为人责任的思想成为主流的立法取向。以德国为例，“刑事政策……根据符合预防目的的制裁的适用，追求罪责原则的要求与希望之间的均衡”＼[4＼]。
从上文论述可见，近代刑事立法在犯罪治理范式上的沿革深受同时代责任本质理念的影响。在规范责任论立场上，如何在犯罪治理范式的桥梁作用下实现责任与刑罚的协调至关重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然被肢解得四分五裂，陌生人社会的降临带来了更多类型的纠纷。在价值多元化引发的纠纷多样化的时代，对规范效力的期待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融入了义务性思考的规范责任论，形式上是增加了一个责任的评价要素，实质上是在承认主体能力受制约的思想下将主体作为社会人而非自然意义上的人来看待。上述思想中体现出规范责任论对人性的尊重以及对人类弱点的承认。与道义责任论相比，刑事义务观念的引入因其明确性而在陌生人社会中相应地扩大了公众的自由。由此可见，确定并稳定（被破坏后）被公众（包括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信赖应当成为责任谴责的目的论基础。无论是刑罚的裁量还是刑罚的执行都应当以恢复被动摇了的公众（包括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信赖为归依。“在任何一种不能通过至少是为了将来而改变态度来弥补违反规范的行动的令人失望的效果，不能通过适当的措施把违反规范的行动的可能性减少到决定性不重要的轻微程度的体系中，通过归属来实现秩序的稳定就是必要的。任何一个不强迫或者不劝告服从规范者达到完全顺从的系统，都需求这种必要性”＼[5＼]。
二、监禁矫正的弊端丛生——规范效力信赖的制度性障碍
（一）实践困惑——监禁矫正的现实困境
一般认为，现代自由刑起源于16世纪的荷兰监狱。现代意义上的监禁矫正的发展史就是监禁矫正被不断批判的历史。虽然经历了世界监狱改革运动的洗礼，监禁矫正仍然因其各种弊端而备受质疑。
监禁矫正因其本身目的设定与固有功能的冲突而受到诸如受刑人欠缺受刑意愿、切断具有社会化功能的人际关系、受刑人的监狱化、高刑罚成本以及徒刑所可能具有的反效果等批判＼[6＼]。有学者对监禁矫正的各种弊端作了系统的总结＼[7＼]。在笔者看来，监禁矫正的各种弊端，均以这种罪犯处罚措施在防止行为人再次犯罪上的无力为前提。如果监禁矫正可以很好地预防再犯，则包括犯罪标签、增加财政负担等字眼在利弊衡量的基础上都将显得不是那么地刺眼。监禁矫正无法有效预防再犯的弊端，从功能论上来看，是源于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前者主要体现为，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往往因彼此之间交换犯罪资讯、传授犯罪技术、固化犯罪心理而冲淡甚至抵消该类刑罚的矫正效果。后者主要表现为，犯罪人在刑满释放或者假释之后往往面临着歧视、适应社会的心理障碍等再社会化方面的问题。
（二）理念错位——监禁矫正的困境根源
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其背后所蕴含的立法者思维的灵魂并不能脱离其基本的功能构造。制度设计背后目的取向的适当性欠缺则是引发监禁矫正困境的根源。毋宁说监禁矫正作为一种制度构造，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背负着许多本不应由它承担的期待。
与犯罪论脱钩的刑罚论不是真正的刑罚论。责任的本质因其与刑罚的相生关系而成为联通犯罪论与刑罚论的纽带。刑罚的裁量和执行不能脱离责任原则的制约。洞悉责任的本质不仅提供刑法裁量的标准，而且可以为刑罚的执行提供目的论指引。
从道义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刑罚是对犯罪行为道义上的报应。更为重要的是，监禁矫正在报应的理念之下虽然使得犯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但这种个体的尊重对社会期待的安全而言毫无意义。在道义责任论之下的一般预防可能会因报应刑罚的严重性而导致强化犯罪心理的负面效果。因此，道义责任论寄希望于通过报应的正义性来实现一般预防的目的的初衷是无法实现的。作为其实现手段之一的监禁矫正也会因目的与功能的错位而饱受责难。刑事实证学派所坚持的社会责任论强调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对犯罪人的矫正不是对孤立的个人的矫正教育。犯罪人在监禁矫正时以及刑满释放后面临的是不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这些不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需要配套制度来消除。这些社会关系、社会环境中的因素可能阻碍着监禁矫正中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由此可见，刑罚目的定位的误差以及配套制度的缺失共同导致了监禁矫正当下的困境。其中，责任本质的错误定位导致的刑罚目的的错位具有根本意义。
从规范责任论的立场出发，刑罚的裁量不仅应当考虑到行为人偏离规范期待的程度，而且需要考虑导致行为人偏离规范而行为的诸多因素中是否存在着可以原谅行为人的成份；不仅应当考虑义务违反的认识，而且要考虑到认识的违反义务性。在刑罚执行相关制度的建构中，也应当以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为目的。因此，为了弥补监禁矫正由于存在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上述目的的缺憾，作为新型的罪犯处遇制度的社区矫正应运而生。
三、社区矫正的性质——目的论思想的制度实践
（一）聚讼不断——社区矫正性质争论
法学理论对于社区矫正的性质争议较大。围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基本形成了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各种观点基本上都承认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的性质，但又各有其侧重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8＼]。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方式，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9＼]。第三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的双重属性，只是前者为主属性后者为从属性”＼[10＼]。第四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不仅是刑罚执行活动，而且是对非监禁措施的监督管理活动，更是一种对非监禁刑和其他非监禁措施的罪犯予以矫正、培训和安置帮教的活动，具有矫正和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性”＼[11＼]。
笔者对上述有关社区矫正性质的观点作出如下评价。首先，从《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社区矫正对象来看，将社区矫正视为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不尽合理。虽然管制是法定的刑罚种类，但是，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假释、缓刑都不是刑罚种类。因此，社区矫正就不会涉及到非监禁性质刑罚的执行问题。其次，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观点可以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的定义相协调。但是，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却无法解决长期自由刑中“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因为对长期自由刑中的刑满释放者进行社区矫正是解决“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的必要手段。由此可见，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的观点虽然能够实现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协调解释，但却使得社区矫正缺乏开放性。再次，将社区矫正视为刑罚执行活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社会工作的公益性明显和社区矫正是包含关系而非对应关系。最后，第四种观点将社区矫正视为一种监督管理活动是有疑问的。就长期自由刑而言，面对“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将犯罪人释放（含假释）之后，作为弱势群体的刑释人员需要的是社会从保护者的立场出发的保护观察，而非从管理控制者的立场出发的监管。社会应该从强者的立场出发保护刑释人员免受不良影响并确保已然建立起来的规范信赖不被破坏。如果从监督者的立场管控其行为，则必然导致其逆反心理，既然将其释放，就应该给与相当程度的信任。更为重要的是，刑法规定对假释的犯罪人监督管理、社区矫正，但是只规定了对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假释犯收监执行。由此可见，至少在立法所承认的假释犯这里，社区矫正并不等同于监督管理。
（二）性质明晰——目的论思想的现实展开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功能性客体，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基础，在一定的效果预测前提下建构而成。较之于传统的监禁矫正，社区矫正应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脱离社区矫正制度设计的目的谈论社区矫正的性质。从前文的论述来看，社区矫正的兴起正是源于监禁矫正存在短期自由刑中的“交叉感染”和长期自由刑中的“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这一目的的缺憾。其中，短期自由刑和长期自由刑又各有不同的问题。就社区矫正而言，由短期自由刑和长期自由刑不同的问题导致目的实现的不同障碍，目的障碍的多样性使得因对象不同而出现目的侧重点的差异，目的侧重点的不同导致性质的多重性。
一方面，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表现为，由于“交叉感染”的危险性而导致监禁矫在构建规范效力信赖上的无力。短期自由刑的执行场所中容纳了各种各样的犯罪人。由于矫正期间的有限性，往往在尚未出现矫正效果之时，犯罪人之间就已经因相互同病相连的心理而彼此合理化对方的犯罪行为，进而通过犯罪方法等的交流导致监禁矫正将犯罪人“无色化”的努力付之一炬。作为监禁矫正置换物的社区矫正，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改变矫正对象的矫正环境。对短期自由刑的罪犯而言，矫正环境的改变不仅可以避免监禁矫正可能带来的“交叉感染”，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犯罪人的自我标签化。矫正环境的改变是为了矫正效果的达成，矫正环境的改变只具有形式意义。由于矫正目的的稳定性导致矫正环境的变更并不能对矫正内容作出实质性的改变。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罪犯而言，社区矫正原则上应当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此外，缓刑作为一种刑罚执行制度，具有其特殊性。虽然缓刑不是短期自由刑，但是其适用的对象包括拘役这种典型的短期自由刑。缓刑的这种特殊性质以及其适用的实质条件④反映了，虽然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已然破坏了法秩序稳定的形象并因此彰显出行为人对规范效力的态度，但行为人事后的行为已然表现出其试图回归法秩序的行为取向。正是行为人这种外部行为之间的冲突状态使得法秩序应当给与行为人一个展示自己对法秩序态度的平台。此外，在这一平台之上，出于公共安全的考虑应当对行为人进行必要的监督管理。由于缓刑适用实质条件的限制，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缓刑犯罪人因其罪行及事后行为的相似性而可以和拘役的情形做相同的解释。因此，对缓刑犯的社区矫正应当定性为监督管理措施。
另一方面，对被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罪犯而言，如何破解长期自由刑中“封闭的监狱和开放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课题。由于减刑、假释制度的存在，从理论上讲，监禁矫正的对象总有社会化的那一天。被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往往主观恶性较重，并且其人身危险性远高于短期自由刑的犯罪人。虽然经过长时间的监禁矫正，其人身危险性的降低程度也很难把握。加之现行刑法规定对立功行为的规定并不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成正相关关系，这就容易导致减刑的适用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降低不成正比。对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实质上是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观察以避免因外在原因导致已经通过监禁矫正建立起来对规范效力的尊重被破坏而重新犯罪。因此，对长期自由刑的犯罪人而言，社区矫正应当是一种保护观察措施。其主要目的在于避免外在不利因素冲击已然建立起来的行为人的规范意识。
四、结语
在恢复规范效力的信赖目的之下，社区矫正针对监禁矫正的弊端而建构起来。因对象的不同，社区矫正具有刑罚执行方式、监督管理措施以及保护观察措施等多重性质。社区矫正的性质影响着社区矫正的模式。以社区矫正的性质为基础，从社区培育以及实现同监禁矫正协调的视角出发，社区矫正的主管部门应当是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将刑满释放人员以及被判处拘役的犯罪人纳入到社区矫正的对象中来；应当制定专门的社区矫正立法。
因为应行刑社会化、刑罚轻缓化的时代潮流，社区矫正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社区矫正基本理念的探索关系到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根基。对社区矫正制度性质的探讨不能脱离对责任本质的理解以及监禁矫正的弊端。社区矫正性质的多样性导致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复杂性、涉及范围的广泛性。社区矫正运行机制的合理构建影响到社区矫正制度效果的发挥、社区矫正目的的实现程度。作为一种“舶来品”，社区矫正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如何适应时代精神，努力实现社区矫正的本土化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比如，社区矫正制度的性质不明、主体不清、权责错位、保障无力，等等。
②这不仅体现出刑事立法对社区矫正正面肯定的基本态度，而且还展现出立法者在刑罚思维上的微调。
③例如，意大利1889年刑法典可以说是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理论体系的集中反映。参见＼[意＼]杜里奥·帕多瓦尼著，陈忠林译评的《意大利刑法学原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④缓刑适用的实质条件是根据其悔罪表现，没有再次犯罪的危险并且宣告缓刑对其社区没有重大不利影响。
＼[参考文献＼]
＼[1＼]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402403.
＼[2＼]西原春夫.刑法的根基与哲学＼[M＼].顾肖容，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08.
＼[3＼]大谷实.刑法讲义总论＼[M＼].黎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
＼[4＼]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904.
＼[5＼]格吕恩特·雅科布斯.行为 责任 刑法——机能性描述＼[M＼].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3.
＼[6＼]林山田.刑法通论：下册＼[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472473.
＼[7＼]王顺安.论社区矫正的利与弊＼[J＼].法学杂志，2005（4）：102106.
＼[8＼]程应需.论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改革＼[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539543.
＼[9＼]王琼，等.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J＼].中国司法，2004（5）：6771.
＼[10＼]但未丽.社区矫正概念的反思与重构＼[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5764.
＼[11＼]王顺安.社区矫正的法律问题＼[J＼].政法论坛，2004（3）：102109.
实践矫正 篇7
关键词：大学生,实践教学,重要性,问题
实践教学是法律类职业院校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其强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只有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有效提升的情况下,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在进入社会后取得更好的发展。但根据法律类职业院校的教学现状,其实践教学并不能让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得到有效提升。而作为一门注重实践的课程,社区矫正的教学目前存在重视理论而轻实践的现象,导致其不能满足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需求。因此,加强对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一、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实践教学的课时安排较少
根据我国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其中有很多学校还存在实践教学课时安排不足的情况,导致其实践教学难以满足相应的教学要求。这主要是因为法律类职业院校对学生的实践能力不够重视,片面强调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导致其在安排课时的时候忽视实践教学的根本需求。而根据我国法律类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目标,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所以法律职业院校在开展教学设计的时候需要围绕这三个目标进行,但在实际的教学设计中,相关人员对社区矫正实践课程的重视不够,导致其在开展教学设计活动的时候将其忽视。
(二)实践教学的质量不高
由于法律类职业院校对社区矫正的实践教学不够重视,导致其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配置的教学资源有限,其中主要是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有限,并且教学设备和教学场地有限,导致实践教学难以正常开展。这主要是因为法律专业的理论知识很多,而教师受到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片面强调学生的理论知识储备,认为学生在理论知识丰富的情况下能够有效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但实际的情况是教师的不重视导致学生也不重视,学生在开展实践技能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全身心投入,导致教学质量很难得到有效提升。
如在开展实践教学的时候,教师经常会让学生自己探索相关技能知识,给学生一种随意的感觉。这样就会让学生对实践教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开展实践技能探索的过程中也会像教师一样应付了事。而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技能丰富,学生在这样的实践教学中并不能有效掌握相关技能知识,导致教学质量较差。
二、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
(一)构建法律类职业院校独有的社区矫正实践教学体系
法律类职业院校在开展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时候,经常会依照教材开展教学活动,片面强调社区矫正的相关理论,并不能将实践教学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还有的法律类职业院校引进国外的实践教学体系,这样能在一定程度上构建新的实践教学模式,但其并不能满足我国法律类院校的实际需求,导致社区矫正实践教学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在开展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法律类职业院校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实践教学路径进行探索,在不断的发展中构建符合我国现状的具有特色的实践教学体系。
如根据我国社会对法律类人才的要求,结合学校的教学资源,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教学体系。这样既能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掌握更多实用的技能,还能让其在进入社会后满足社会的要求,从而取得更好的发展。
(二)创新实践教学方法
根据我国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的现状,其教学方法有很多,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实践教学的质量。但根据院校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要求来看,其取得的成果还有待进一步扩大,其现有的教学方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很多法律类职业院校开展教学的时候会使用顶岗实习教学法,直接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学习相关技能知识,但每个实习单位的工作类型不同,所以学生在实习期间掌握的技能将会十分有限。所以在开展实践教学的时候需要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从而不断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如在开展实践教学的时候使用情境模拟教学法,为学生创造不同的情境,让学生能够在情境教学中掌握更多的实用性技能。这需要教师根据教学进度合理安排情境教学的进度,每堂课程为学生安排不同的情境,从而让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实践技能。
职业院校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实用性人才,所以法律类职业院校在开展教学活动的时候应该注重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这样才能让学生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满足社会对法律专业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1]苏海莹.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探索[J].科技视界,2015(4):19.
实践矫正 篇8
1 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原因
当前, 我国法律类职业院校开设的《社区矫正》课程由于存在重知识轻技能的教学理念和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现象, 导致《社区矫正》课程的实践教学存在课时数量少, 教学质量差的问题。
1.1 重知识轻技能的教学理念依然存在 , 实践教学的课时数量少
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开设的《社区矫正》课程依然存在实践教学课时数量少的问题。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的课程目标主要有三个, 即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教学设计也对应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 即理论知识、职业能力和职业态度。不少法律类职业院校往往重视理论知识的教学, 对于社区矫正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方面有意或无意的忽视, 对于社区矫正职业情感和态度的养成上就变得“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状态。由于法律类职业院校重知识轻技能轻情感的教学理念的存在, 导致在《社区矫正》的教学设计上, 不自觉得就减少了实践教学的课时数量。
1.2 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现象依然存在 , 实践教学的质量差
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开设的《社区矫正》课程依然存在实践教学质量差的问题。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几乎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 当然也普遍存在于目前的法律类职业院校。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 即理论知识和实践训练。但是由于现在对于学生的考核方式单一, 侧重理论知识考核。大多数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考核主要表现在书面化, 所以这也无形中驱使着教师重视理论课程的讲授, 学生重视理论课程的学习。法律类职业院校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现象, 必然会导致《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质量下降。
2 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内容
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面临多方的改革。首先要认真贯彻我国高职教学“工学结合”“产学研”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改变传统的“重知识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理念和思想。其次在实践教学中要仅仅围绕着为司法行政工作培养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培养目标, 加大实践改革。具体内容如下:
2.1 调整实践课程的教学内容 , 创建具有法律类职业院校特色的 《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体系
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的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往往依从于教材, 过于迎合社区矫正的理论, 不能和现实紧密结合。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有关的教材大多借鉴外国社区矫正的理论和我国社区矫正的实践探索, 与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现实需要有一定距离。所以在《社区矫正》实践课程内容选取上要紧跟社区矫正的行业职业发展的需求, 仅仅围绕当前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选取恰当的实践教学内容。
2.2 创新实践课程的教学方法 , 创建具有法律类职业院校特色的 《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方法
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的实践教学方法不少, 但是达到理想教学效果的不是很多。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用到的方法有讲授教学法、讨论教学法、模拟教学法、项目教学法、顶岗实习教学法等, 这些方法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由于受教学场所的局限性, 常常采用的讲授教学法实施效果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强弱, 也容易使学生在教学实施的过程中陷入被动状态, 更不能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操作能力和创造性应用能力;模拟教学法受实训条件限制缺乏真实性和可操作性;顶岗实习教学法往往缺乏教师的指导, 流于形式。基于以上的现象, 对于法律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可以加大参观教学法的运用, 加大模拟教学法的真实性, 加强对顶岗实习教学法的管控等。
2.3 加强对实践课程的管理 , 创建具有法律类职业院校特色的 《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管理方式
课程管理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之一。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实践课程的管理, 要紧紧围绕《社区矫正》的课程标准, 以学生职业能力培养为原则, 贯穿于《社区矫正》课程实施的前、中、后每一个环节。关注《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教学设计、教学流程、教学反思。
2.4 增加实践教学的考核评价方式 , 创建具有法律类职业院校特色的《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考核评价模式
目前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课程的考核内容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即主要为平时表现、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平时表现主要考核学生的平时上课出勤率、课堂表现、平时作业的完成程度等, 教师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自由裁量权。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的考试内容一般为理论知识, 大多采用书面考试的方式。课程考核是实现教学目的检测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重要手段, 显然这些考核评价方式没有很好的反映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实践能力, 所以在法律类职业院校的《社区矫正》实践课程的考核中, 要增设实践课程内容的考核, 在考核内容中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对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的要求。
3 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改革成功的保障
3.1 政策保障 :建立完善 《社区矫正 》课程实践教学的相关政策
建立完善法律类职业院校的教学政策是保障《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完善《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的课程保障、课程设计、课程管理和课程考核等方面的政策, 建立健全这些政策的执行监督机制。
3.2 教学师资保障 :建设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 “双师 ”型教师队伍
教师是课程设置、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的主体, 打造一支高水平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保证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实践课程质量的前提。目前, 大多数法律类职业院校也在努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 但是也不可否认在有些地方把“双师”等同于“双证”, 不去考虑“双师”型教师与行业发展的关系, 那就失去了教师驾驭《社区矫正》实践课堂的能力, 那就势必要降低《社区矫正》实践教学的质量。所以, 在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时更要考察教师的行业实践能力。
3.3 课堂教学资源保障 :提供优质的课堂教学资源
课堂教学资源是保障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课堂教学资源包括:教材、设施、场地和资金等。下面仅就教材和设施进行探讨。
3.3.1 采用以素质为基础 , 能力为本位的 《社区矫正 》课程实践教材
法律类职业院校《社区矫正》课程实践教学的教材要以素质为基础, 能力为本位的指导思想。在内容设计上要涉及到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工作流程, 特别是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难点和重点。在方式上要引入生动的案例, 把枯燥的知识以灵活多变的方式体现法律类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
3.3.2 建设功能强 、水平高的专业实训中心
实践矫正 篇9
一、《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介绍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建设的首先任务是明确课程基本内容、培养目标以及该课程与其他课程之间的联系。
(一) 课程的基本内容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是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等本科专业的核心能力课程。课程内容包括社区矫正发展历史、理论基础、法律体系、管理制度、管理机构、社区矫正工作者、社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工作程序、社区矫正帮扶、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方法、心理矫正方法、社区矫正监督、社区矫正评估、社区矫正对象权利保障等相关内容。这些课程内容既涉及基础理论与制度, 如社区矫正理论、法律、管理制度、监督评估制度等, 也涉及社区矫正工作主体与客体, 如社区矫正机构、工作者与社区服刑人员等内容, 还涉及社区矫正工作方法, 如监督管理方法、社会工作方法、教育矫正方法、心理矫正方法等。
(二) 课程的培养目标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社区矫正相关本科专业学生的四个职业能力:一是具有社区矫正理论功底与理论视野, 能够运用社区矫正基础理论正确认识社区矫正性质与分析和研究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二是运用现有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开展社区矫正工作, 特别是监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的能力;三是初步运用专业社会工作方法, 如个案、小组与社区工作方法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帮扶工作的能力;四是初步运用心理咨询方法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工作的能力;四是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三) 与其他课程的联系
本科生在学习《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的之前应该掌握《刑法 (总论/分论) 》、《犯罪学导论》、《监狱学导论》、《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心理学导论》、《社区矫正导论》、《中国司法制度》等前导课程, 在学习《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之后应继续深入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区矫正监督管理》、《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矫正教育学》、《矫正心理学》、《警察学》等后续课程。
二、《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特色
只有明确了《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的特色, 才能科学地、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方法实践。具体而言, 本课程有如下特色:
(一) 学科复合交叉型课程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是一门基于法学、犯罪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与心理学等多学科复合交叉而形成的一门课程。因此, 在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中, 教学内容应充分反映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教学方法设计与教学实践应充分整合多学科专业方法。具体而言,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教学内容应涵盖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矫正社会工作等学科或专业中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教学方法设计与实践应充分整合这些学科或专业的研究方法与操作技能, 例如犯罪社会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矫正社会工作的个案、小组、社区三大专业工作技能等。
(二) 理论实践结合型课程
应用型很强的专业的课程设置既要强调学术性, 也要强调实践性。《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目标是培养掌握社区矫正基础理论与实务工作技巧的专业人才。该课程不仅要关涉“思想之本”、而且要关涉“技术之用”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将“思想之本”与“技术之用”结合的问题。在“思想之本”方面, 学生应该掌握法学、犯罪学、社会学、社会工作等学科或专业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念等;在“技术之用”方面, 学生应该掌握法学、犯罪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掌握矫正社会工作、心理矫正的具体工作技能。因此, 在该课程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中,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要充分将以上学科或专业的学术性与实践性两个方面融为一体。
(三) 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 应用型人才是指除了专门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型或研究型人才以外的其他人才类型。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应当协调发展, 其知识结构主要包括通用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 能力要素包括应用能力和关键能力, 素质要素主要是指人的基础素质如职业道德等。应用型教育的哲学基础是实践论, 应用型本科教育的本质是面向社会、面向就业、面向职业为主的应用性教育。因此, 《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培养的是具备通用性知识和专业性知识;应用能力和关键能力以及基础素质的本科人才。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要充分体现实践论, 要面向社会、面向就业与面向社区矫正职业。
三、《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设计理念
课程设计理念包括五点:一是课程设计立足于社区矫正相关专业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社区矫正实务部门行业专家的联合指导;二是课程设计遵循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社区矫正官与司法矫正社会工作者岗位需求为依据的原则;三是课程设计以学生职业理论素养养成、职业技能培养与学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四是课程设计基于社区真实矫正工作内容、工作过程与效果评估开发课程。五是以服务项目为载体设计学生学习情境, 具体情境包括以街道或乡镇司法所为中心的矫正监督情境;以社区矫正社会工作机构为中心的帮困辅助情境;以家庭为中心的协调融合情境;以社会环境为中心的社会交往情境。
四、《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教学方法
课程特色与设计理念最终须要落实到教学方法上, 没有科学、合适的教学方法, 课程特色无法体现, 课程设计理念难以彰显。依据《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特色与设计理念, 课题组采用了如下五种教学方法, 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 讨论教学法
讨论教学法的运用目的是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传统教学方法, 实现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充分交流沟通与“真理越辩越明”的效果。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教学方法无法吸引大多数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意涵丰富的社区矫正理论导向晦涩枯燥;将灵活生动的社区矫正实务工作导向沉闷呆板, 讨论教学法恰好可以避免这些问题。在讨论教学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首先, 教师精心选择适合讨论或者辩论的题目。这些题目应该以理论和重点知识点为主, 在讨论与辩论过程中, 帮助学生深刻理解社区矫正理论与重要知识点。例如“欧美与中国的社区矫正理论各有什么特点?”“监狱刑罚与社区矫正刑罚谁优谁劣?”“人们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人原因更重要还是社会原因更重要?”“当前我国社区矫正模式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我国社区矫正主要依靠力量应为司法行政系统社区矫正干部还是民间组织矫正社会工作者?”等。其次, 要求学生课下围绕问题收集相关资料, 组织参与讨论或辩论的论据资料。再次, 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进行开放式讨论会或规则明确的辩论会。在此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的观点进行适时的启发与点评。开放式的讨论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 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规则明确的辩论会可以锻炼学生逻辑思维能力与论证能力。
(二) 案例教学法
由于《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直接面向社区矫正一线工作, 因此, 案例教学法是必须采用的主要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的第一原则是案例的选择一定来自实践[4]。在案例教学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首先, 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精心选取社区矫正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必须是社区矫正工作中核心的、较难掌握的、值得教师与学生花费较多时间精力关注的问题。例如“社区矫正对象赵某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的处罚依据与处罚结果。”“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钱某摆脱生活困境”等。其次, 教师组织学生阅读案例, 引导学生使用文字整理出案例中隐藏的法律规定、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 如社区矫正对象赵某违反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第十三条规定“社区矫正对象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旗) ”[5];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在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钱某解决生活困境的过程中使用的专业理论与技能包括“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认知行为疗法”与“生态系统理论”等。最后, 教师选取典型案例, 让学生使用相关法规、理论与模式分析案例并进行后续指导。
(三) 情境模拟法
情境模拟法是指教师通过在社区矫正模拟实训室内设置特定的情境, 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社区矫正情景剧, 在剧中运用与感受社区矫正理论与重要知识点, 熟悉与操练社区矫正实务工作方法和技能。在情境模拟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首先, 教师精心选取理论性较强、实务技巧要求较高的主题, 让学生组成小组并选取相关主题编制剧本。例如“社区矫正对象赵某假释出狱后到社区矫正中心参加社区矫正宣告仪式”, “采用个案工作理论与方法消除社区矫正对象钱某家庭中的矛盾”, “采用小组工作理论与方法开展10名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参与的野营训练, ”“采用社区工作理论与方法召开社区居民安全大会商讨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实现社区融合的对策”等。其次, 教师为学生编制的情景剧剧本提出修改建议, 重点是帮助学生学会怎样在情景剧中体现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之后由学生根据已经成熟的剧本导演情景剧, 小组成员各自扮演情景剧中的角色并进行多次排练。最后, 学生在社区矫正模拟实训室内进行正式的情景剧表演, 这种表演应该是熟练的、不需要再次修正的, 目的是让学生体验学习与表演的成就感, 增强学生的信心。
(四) 影视分析法
观看《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相关经典影视节目能够让学生对社区矫正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获得直接的感受, 并且经典的社区矫正类影视节目往往为学生喜闻乐见, 并且可以向学生传递有利于专业学习的价值观和理念。分析这些经典的影视节目能够让学生从中剥离出社区矫正理论知识与实务工作方法, 增进学生辨识社区矫正理论的能力, 增强学生体验社区矫正价值观的敏感度, 熟悉社区矫正实务工作技巧。在影视分析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首先, 教师精心选取适合学生分析的, 带有正向价值观的经典影视片。如反映监狱生活的美国电视剧《越狱》, 反映监狱暴力的香港电影《监狱风云》, 反映监狱导致假释犯难以回归主流社会的美国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展现罪犯向善的美国电影《绿里奇迹》, 展现监狱警察与社区矫正官不同工作理念与方法的香港电影《少年犯》, 展现社区矫正工作帮助社区矫正对象回归社会的香港电视剧《边缘故事》等。其次, 教师依据影视节目与社区矫正理论与方法的教学内容设置影视分析题目, 这种题目能够将教材内容、知识点与影视节目结合起来, 这样的题目为开放式的题目, 让学生发挥联想能力寻找教材与影视节目之间联系点, 找出的联系点多多益善, 以此训练学生对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知识点的敏锐度。最后, 教师对学生的影视分析作业进行点评, 点评标准应该包括两条, 一是找出的联系点越多越好;二是使用教材知识点与影视节目内容将联系点论证得越明确越好。
(五) 机构教学法
机构教学法是指教师带领学生进入社区矫正实务机构见习或实习, 让学生真正与社区矫正工作者、社区矫正对象接触, 交流, 在真实的教学环境中学习社区矫正理论知识与实务工作方法, 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社区矫正理论知识与实务技能开展实地的、真实的社区矫正工作。我国对社区矫正工作非常重视, 社区矫正事业也得以迅猛发展。在此背景下, 全国各省市都建立了各类社区矫正机构。以上海为例, 在社区矫正监督管理方面, 上海主要依托司法所社区矫正专职干部力量;在社区矫正帮困解难方面, 上海主要依托新航社区服务总站中的矫正社会工作者力量以及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协会中的志愿者力量。目前, 上海市全部17个区县的各个街道、乡镇都在司法所里设置了社区矫正专职干部;上海市17个区县都建立了新航社区服务工作站与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在此基础上, 2012年下半年, 各区县还陆续建立了区县级社区矫正中心, 尝试将社区矫正专职干部、新航矫正社会工作者、社会帮教志愿者三股力量整合在一个机构, 实现优化社区矫正工作力量配置的目标。因此, 在上海, 学生有许多机会进入社区矫正机构见习或实习。在机构教学法的具体操作过程中, 首先, 课程组教师选取了适合的社区矫正机构, 这些机构不仅包括司法所, 新航社区服务工作站, 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 还包括区级社区矫正中心。课程组教师与社区矫正机构负责人取得联系, 商定学生见习与实习的日期、时间、主要内容、预期目标与督导方式。其次, 课程组教师与社区矫正机构负责人协商确定选取一些社区矫正机构的典型人员作为学生见习与实习的目标人群, 目标人群既包括社区矫正对象, 也包括社区矫正专职干部、矫正社会工作者与社会志愿者。再次, 课程组教师带领学生进入社区机构, 通过与各种不同的目标人群交流, 获得第一手资料, 让学生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 在社区矫正机构督导与学校教师的共同指导下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过程。学生身临其境地讨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真正锻炼学生与社区矫正对象沟通的能力与解决社区矫正实际问题的能力。
摘要：《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是实现本科社区矫正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课程。该课程具有多学科复合交叉型、理论实践结合型与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特色。该课程设计理念包括:强调学校教师与机构专家联合;面向社区矫正实务工作岗位;重视学生职业素养与技能培养;依托真实社区矫正工作、创设全面学习情境。为实现该课程特色与彰显课程设计理念, 课程组运用了五种教学方法:讨论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模拟法、影视分析法与机构教学法。
关键词：本科,社区矫正理论与实务,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实践
参考文献
[1]韩雪.浅议我国社区矫正配套机制的缺失与完善[J].法制博览, 2013 (11) .
[2]吴宗宪.论中国社区矫正的继承与创新[J].法治论丛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 2008 (1) .
[3]朱久伟, 赖咸森.上海市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与发展[J].法治论丛 (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 2007 (1) .
[4]王占仁.案例教学法与“广谱式”创业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 2013 (9) .
实践矫正 篇10
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 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 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 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 使犯罪者思想和行为得到矫治, 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是我国刑罚制度的一种新型监外执行制度, 它既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形式, 也是刑罚以人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此外, 人民检察院是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 刑罚执行监督是检察机关履行其法律监督职责的内容之一, 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进行法律监督, 是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补充和完善。因此, 人民检察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是合理合法的。随着社区矫正立法正式列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和国务院2014年立法工作计划, 未来社区矫正的执行必将更为规范。在这一新形势下, 基层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载体, 强化社区矫正法律监督既是顺势而为, 又是责无旁贷。
二、基层检察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现状
近几年来, 基层检察院依据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 对如何更好地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进行了努力探索和有效实践。以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为例, 该县系福州市第二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县份, 社区矫正工作于2009年5月开始筹备, 2010年1月底正式启动, 罗源县人民检察院依托监所监察科, 并通过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 出台《实施细则》, 切实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
(一) 工作实践与取得成效
1. 掌握情况, 摸清底数
三年来, 全县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446人, 其中, 缓刑420人、假释19人、管制4人、暂予监外执行3人。截止2015年3月, 已解除社区矫正323人, 目前在矫126人, 其中, 缓刑117人、假释8人、管制1人、无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目前, 各乡镇均已建立矫正档案, 成立帮教组织, 日常监督工作已有效开展。检察院根据矫正人员动态, 重点对司法所掌握的矫正人员档案、矫正措施情况、帮教活动等开展检察监督, 防止执法行为不规范及脱管、漏管等现象的发生。
2. 定期检察, 确保实效
组织对各乡镇司法所及监管机构开展巡查, 检察缓刑、假释、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执行情况和社区矫正登记制度、管理帮教制度、考核奖惩以及档案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对重点矫正人员开展跟踪帮教和回访约谈。2012年以来, 共开展巡查10次, 走访全县11个乡镇, 抽查监外执行罪犯50余人次。针对巡查、抽查中发现的矫正人员档案管理、暂予监外执行人员病情复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向相关乡镇司法所及监管机构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3份、检察建议书3份, 均得到及时整改和反馈。
3. 跟踪监督, 拓展外延
在强化社区矫正监督工作的基础上, 罗源县检察院将办理的相对不起诉人员纳入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范畴, 进行跟踪与考察, 增强适用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效果。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累计对26名相对不起诉人员开展帮教工作, 定期电话联系, 掌握被帮教人员生活和思想动态。同时, 该院还积极配合和协助矫正机关开展社区纠正帮扶工作, 具备国家心里咨询师资格的检察人员主动担任社区矫正志愿者, 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签订“一对一”帮扶协议, 积极做好未成年人的矫正工作, 使其真正回归社会,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 存在的问题
1. 监督手段有限, 监督力度不足
我国尚未出台真正意义的社区矫正法。目前主要采取的法律监督手段均为非强制性的, 且缺乏有效的介入机制, 监督力度被弱化。由于刑罚执行的主体趋于多元, 监督工作也显得乏力, 不能做到随时、全面和全程监督。
2. 监督工作力量较为薄弱
罗源县辖有11个乡镇, 各乡镇司法所均已建立帮教组织, 但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在人员配置不足, 且没有配备专职人员。监所检察科的干警, 既要负责对看守所执行刑罚和监管活动进行监督, 又要对社区矫正机构监外执行管理活动实行监督, 难免出现监督力量不集中, 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3. 监督工作衔接机制不完善
相关部门间未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机制, 信息的收集存在滞后性, 影响了社区矫正监督效果。此外, 社区 (村居) 虽然由基层政府管理, 但本质上却属于居民自我管理的群众自治组织, 社区工作和司法工作如何有效衔接、如何使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有法可依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
三、基层检察院做好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的对策
(一) 加强社区矫正检察机构建设
设立专门社区矫正检察机构从事社区矫正检察工作, 加强编制及人员配备, 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 明确工作职责, 把具备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人员纳入社区矫正检察队伍。加大社区矫正监督网络建设, 建议政府划拨适当的经费, 组织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利用社区 (村居) 等协助社区矫正监管组织开展矫正工作的特点, 充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 既督促他们依法矫正犯罪分子, 又发挥他们监督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作用。
(二) 完善衔接机制, 加强信息沟通
建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与社区矫正管理机构 (司法局) 的信息共享机制, 实现“微机联网、动态监督”, 真正达到办公信息化、自动化, 切实改变目前要每季度走访联系司法局才能掌握有关数据情况等滞后监督、被动监督局面。同时, 要加强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正面宣传, 互通有无, 消除人们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错误认识。
(三) 检察机关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强化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 以设立社区矫正检察官办公室为契机, 把无逮捕必要相对不捕、相对不诉、剥夺政治权利等都纳入社区矫正范围, 逐步形成定期检察与随时检察、全面检察与重点检察相结合的社区矫正监督工作机制, 实现社区矫正从“监管”环节的监督向“庭前调查、接收、变更、解除”等各环节的全程监督的转变。同时, 要改变执法观念, 重点加强社区矫正监管组织的检察监督, 从适用条件、交付执行、监管活动、变更执行、终止执行等方面加强法律监督, 防止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留下空隙。
参考文献
[1]刘强主编.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 2003-7-10.
[3]郭建安, 郑霞泽主编.社区矫正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怎样矫正口吃等 篇11
口吃，是青少年常见的一种语言障碍。
有人认为，口吃是脑子和发音器管的疾病，这是错误的。科学研究证明，口吃只是一种不良习惯而已。
口吃绝大部分是在少年儿童时期形成的。因为儿童开始学话时，神经系统和发音器管的发育不完善，此时如模仿有口吃的人说话，就容易学成口吃。另外，有些儿童的神经系统发育较晚，发音器官的动能也不好，加上身体衰弱，性情孤僻，家长和幼儿教师又不及时对他们的说话、发音进行辅导、也容易形成口吃。对轻度口吃的少年儿童采取嘲笑、讽刺，吓唬或辱骂的态度，往往造成他们的精神紧张，只会加重口吃的程度，而不利于他们的放松和矫正。
口吃的人，在唱歌、朗读、自言自沿时并不口吃，所以矫正口吃要多做这方面的训练；让患者经常唱歌、朗读书报、自言自语地说话。这样可以不断提高大脑皮层和发音器官的协调能力。另外，口吃的人有个规律，即常对某些字的发音有困难；有的人对唇音发不好，遇到“b、p、m”时就口吃；有的人对舌音发不好，遇到“zh、ch、sh”时就口吃。矫正时，要把不好发音的字单独记下来，专门进行练习。口吃的人，要扭转原来的说话习惯，注意语言的节奏，并尽量轻松、缓慢一些，尤其在人多的场合说话，更要慢一些，必要时用手势和表情配合表达，如果要说的话很多，可以事先想好，一字一句地说，说不出来时就稍停一会再说。情绪不要激动，也不要着急，这样长期做下去，会使大恼对发音器官的协调能力得到改善，建立新的条件反射，使口吃的习惯得到矫正。
家长、老师、同学以及周围的人，对有口吃的少年儿童不要鄙视、嘲笑、训斥，要态度和蔼地帮助，鼓励他们下定决心，坚持训练下去。改正这种毛病。
预防口吃的主要措施，是教育青少年和儿童不要模仿口吃的人说话，尽量少跟口吃的人交谈，以免受到他们的影响。其次，对少年儿童比较难发的音节，家长和教师要耐心帮助发音，做出口形示范，让儿童反复练习。发现少年儿童对有些字吞吞吐吐说不清，就要注意趁早纠正，防止形成口吃。另外，对患有神经系统及发音器官疾病的人，要及时请医生检查治疗。
遗精怎么办——读者徐芝良等询问
陈毅德张国栋
有的男青年第一次出现遗精，或者连续几次遗精之后，产生一种恐惧心理，这是不必要的。
遗精指的不是在性生活状况下发生的射精。遗精可包括梦精和滑精，前者是在睡眠状态下发生的。遗精一般发生在未婚青年，这本来是一种生理现象。而遗精的频度则因人而异，从一两个星期一次到四、五个星期一次不等。
遗出来的精液，也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精液是由精子和各种粘液所组成，包括精囊液，前列腺液，尿道球腺液等。所以，生理性的遗精，对身体健康没有多少影响——有些人遗精后完全无异常感觉，有些人有轻松感，有些人则感到有些疲倦。生理性遗精只要不频繁，可算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不必为它担心。
当然，还存在病理性遗精。比如，已经结婚，仍然遗精，遗精过频，一两天一次或一天几次；以及一有性冲动就排精等。这可能是由于身体某处有病，或由于外阴受到刺激而引起。年青人当中。发生频繁遗精，常常是由手淫、早婚，性行为过多，从而造成性神经功能紊乱而引起的。
对于病理性遗精，可以到医院进行检查，积极配合医生寻找病因，并加以适当治疗。如对于用心或烦劳过度造成遗精的，要适当掌握休息和娱乐，同时相应地用一些镇静剂，如鲁米那、澳剂等等；也可以用些中药，如知柏地黄丸加减治疗。
由于手淫或性生活过度，而引起遗精的，除戒绝手淫，节制性生活之外，必要时还可配合用中药，如金锁固精丸加减治疗。针灸治疗常用穴位有关元、三阴交，也可以加肾俞、足三里穴。
包皮过长、包皮和阴茎头有炎症的，可作包皮外科手术，抗炎症处理等等。
在日常生活中，要适当参加体力劳动，注意劳逸结合，内裤不要太紧，睡眠要侧卧，被子不要盖得太厚，睡眠前不要引起高度兴奋等，这些对于消除频繁遗精都有积极作用。
实践矫正 篇12
关键词：牙齿矫正器,不锈钢结扎丝,弹力结扎圈,口腔牙齿矫正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人们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 人们对牙齿的健康度和美观度也越来越重视。牙齿错位、龅牙、弯曲畸形等问题不仅对患者的口腔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也会影响患者的美观度, 进而对患者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1]。 因此, 牙齿的矫正日益受到更多人的重视。使用不同材料进行矫正效果不同[2]。现本研究组以120 例进行牙齿矫正的患者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 所有患者均使用牙齿矫正器进行治疗, 观察并探讨了不同材料矫正器在口腔牙齿矫正中的应用效果, 整理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在2015 年3 月~ 12 月之间, 在本院接受牙齿矫正并通过牙齿矫正器进行治疗的患者120例作为观察对象, 将其随机分观察组60 例和对照组60 例。 观察组患者中男33 例, 女27 例, 年龄在13 ~ 37 岁, 平均 (24.17±6.32) 岁;对照组患者中男32 例, 女28 例, 年龄在12 ~ 38 岁, 平均 (23.45±5.16) 岁。排除标准:有认知障碍和口腔发育畸形的患者。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P>0.05) , 具有可比性。且所有患者均是自愿参与本次调查研究, 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弹力结扎圈对牙齿进行固定治疗。首先整合患者的口腔并进行消毒, 然后进行固定, 固定时采用方形弓丝;固定好后进行结扎, 结扎时用持针器辅助弹力结扎圈;顺利结扎后, 用探针将结扎圈挑出即可。
观察组患者同样进行进行牙齿固定治疗, 材料改为用不锈钢结扎丝。首先整合患者的口腔并进行消毒, 然后进行固定, 固定时采用方形弓丝;固定好后用持针器辅助不锈钢结扎丝进行结扎;顺利结扎后, 将结扎丝弄断 (用结扎丝钳) , 最后用探针将结扎圈挑出即可。
1.3 疗效评定标准[3]
①无效:患者前牙覆胎将上下牙列间隙均覆盖, 牙咬合和牙窝无改善, 牙齿扭转情况明显, 牙间间隙不闭合;②有效:患者前牙覆胎覆盖正常, 牙咬合和牙窝情况有所改善, 牙齿有扭转情况, 牙间间隙闭合情况不明显;③显效:患者前牙覆胎覆盖正常, 牙咬合和牙窝情况明显改善, 牙齿无扭转情况, 牙间间隙明显闭合。显效率+ 有效率= 总有效率。
1.4 统计学处理
研究所得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包SPSS17.0 分析, 计数资料行百分率 (%) 表示, 并行 χ2检验。若统计指标P < 0.05, 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显效的43 例, 治疗有效的16 例, 治疗无效的1 例, 总有效率为98.3%;治疗后对照组患者治疗显效的38 例, 治疗有效的15 例, 治疗无效的7 例, 总有效率为88.3%。对照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明显低于观察组, 数据间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 (χ2=4.8214, P < 0.05) 。见表一。
3 讨论
牙颌畸形是一种临床常见的牙齿在美观和功能上有缺陷的口腔疾病。牙颌畸形最初是指患者颌骨、颅面和牙齿出现畸形的现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临床口腔的理念也日益完善, 目前, 牙颌畸形是指因为患者的颅面、牙齿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在正常范围内所引发的多种畸形, 具有较高的发病率[4]。牙合畸形临床主要治疗方法是用石膏对患者口腔进行铸型, 然后结合患者口腔情况和对铸型完成品的观察分析, 制定符合患者实际情况的适合的矫正方法, 并使用口腔固定器对患者进行矫正治疗[5]。
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 在治疗效果方面, 观察组患者中治疗显效的有43 例, 显效率为71.7%;治疗有效的16 例, 有效率为26.7%;治疗无效的有1例, 无效率为1.6%;总有效人数为59例, 总有效率为98.3%。对照组患者中治疗显效的有38例, 显效率63.3%为;治疗有效的有15例, 有效率为25.0%;治疗无效的有7例, 无效率为11.7%, 总有效人数为53例, 总有效率为88.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使用弹力结扎圈进行矫正治疗的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低于使用不锈钢结扎丝进行矫正治疗的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 且数据间差异显著, 这可能与弹力圈易于变形而不锈钢丝不易变形有关。可见在进行口腔牙齿矫正时, 牙齿矫正器的材料使用不锈钢结扎丝相较于弹力结扎圈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冬梅, 李金源, 张彬, 等.牙颌组织三维有限元模型在口腔正畸中的研究进展[J].当代医学, 2014, 17 (7) :24-25.
[2]贺力, 杨红, 邢荣昊.方丝弓固定矫正器在替牙期儿童上前牙外伤固定中的应用[J].天津医药, 2013, 38 (6) :533-534.
[3]陈新, 王月娥.牙齿与颜面不对称畸形的临床矫治效果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 2013, 18 (23) :178-179.
[4]程娟.固定正畸的患者42例接受牙周基础治疗状况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 2014, 06 (27) :136-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