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冲突论文

意识冲突论文（共4篇）

意识冲突论文 篇1

西方自由化思潮, 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特殊战争。在两种不同价值观的长期较量中, 以多种传播手段为主要战争工具的媒体轰炸, 使新闻记者不知不觉地被推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场媒体对媒体, 新闻对新闻, 素质对素质的战争中, 如何提高记者的战争意识, 已经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媒体轰炸是继科索沃战争之后, 被引入新闻传播理论中的一个全新概念。这一新概念应该被解释为:新闻炒作者因某种特定需要, 借助于新闻的特殊导向性作用, 通过多种传播手段, 所制造的一种带有目的性的媒体轰动效应。

媒体轰炸的欺骗性和攻击性, 就在于炒作者要达到的目的, 隐藏于新闻背后, 通过多角度、立体式的传播扩散, 来实现最终目标。

媒体轰炸的表现形式, 是通过集中立体报导, 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和流媒体, 以同一指向为目标, 创造轰动效应, 制造恐慌, 在混乱中达到最终目的。

媒体轰炸的特点是传播的无国界性, 不同目标的同一指向性, 加之轰动效应的可放大性和巨大的“杀伤性”。

例如, 在伊拉克战争中, 当战争开始后, 美国媒体便迅速转为战争机器, 全面配合美军的进攻, 对伊拉克实施了强大的心理战攻击。然而, 伊拉克新闻部部长穆罕默德·赛义德·萨哈夫, 却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心理战的第一个奇迹。

2003年4月7日, 就在美军坦克停在巴格达的总统府前的时候, 他仍以挑战的姿态举行了一次“超现实”版记者会。

萨哈夫说, “昨晚人们看到的搏杀将给这些雇佣军一个教训, 将给华盛顿和伦敦的战争犯们一个教训。”

就在此时, 背对美军坦克只有几百米的萨哈夫, 还不忘向记者们表示歉意说, “也许, 爆炸声打扰了你们。你们是伊拉克的贵宾和朋友, 但伊拉克必须对付这些外国来的恶棍。”言外之意“巴格达是坚强而防卫森严和安全的。”萨哈夫的这一举动, 让伊拉克民众有理由相信, 伊拉克领导层仍然掌控着国家的一切。

从这一事例我们不难看出, 新闻一旦被绑在战争机器上, 成为重要的战争部件, 以心理战武器出现时, 它的功能就将从根本上发生质的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和平建设时期, 新闻传播的这一特殊功能的潜在作用, 同样也不能被忽视。

例如, 2005年11月13日, 因爆炸事故造成松花江全线污染之后, 一些国外敌对势力曾派出大批记者沿线追访, 紧盯处理过程, 企图通过媒体轰炸, 损毁我国的国际形象, 挑拨中俄关系, 制造国内混乱。日本媒体也借机在互联网上散布说, “中国的污染事故, 将造成日本海的污染”。言外之意, “俄罗斯是最大的受害国”。由于我国的新闻媒体从电视、广播、互联网、报纸, 到国家、省、市三级媒体, 从多角度全方位实施了“联合立体反击”, 通过以“恶”治“恶”的办法, 击溃了国外敌对势力的媒体轰炸, 才使得我国际形象没有因此受损。

实际上,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是源于不同社会制度在构建各自的社会大厦中所形成的不同价值观的相互碰撞, 它取决于社会主流意识的价值取向, 对不同社会文化的取舍。

资本主义梦想在全球彻底消除社会主义制度, 把建立在唯美主义、霸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和价值观, 强加给别国, 最终是要达到彻底控制别国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伴随着国门的洞开, 带有“颜色革命”性质的颠覆活动, 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资本流入我国的自由化思潮, 时有抬头作乱之势。敌对势力借助网络游戏, 传播凶杀、暴力、色情、贪婪和自私, 梦想在青少年中播种西方价值观念, 与我展开对青少年的长期争夺, 妄图从内部彻底摧毁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

美国前《时代》周刊驻北京记者部主任, 大卫·艾克曼 (DaidAiKman) 写了一本《耶稣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变中国及全球力量平衡》的书, (莱尼里出版公司“Regnery Publishing”2003年10月出版, 精装本定价27.95美元。) 则从另一角度证实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入侵。

在经济建设领域, 在走过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道路之后, 世人终于看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工业化建设, 在农村向城市工业化贡献3500多亿元之后, 开始走上了工业反哺农业, 城市反哺农村的道路。

生产要素的社会化重新整合, 使进城务工的农民有机会与城市就业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通过城市发展带动农村的新农村建设, 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这种与西方不同的社会制度, 采用同一市场经济手段, 催生经济整体发展,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成长, 所形成的社会价值取向, 是建立在以缩小三大差别为终极目标基础之上的社会主流意识, 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霸权主义和唯美主义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有着本质的区别。然而, 经济生活中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 经济建设中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 也经常给西方敌对势力向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以可乘之机, 制造出无法回避的口实, 这在客观上给新闻记者正确认识社会发展、冷静观察社会生活、从更深层次上认识经济现象、创作积极的思想产品, 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西方自由主义思潮, 经常打着“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幌子, 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图书、网络媒体, 假借经济和社会发展, 对我国长期构建的意识形态领域, 实施媒体轰炸和全面渗透。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媒体对媒体、新闻对新闻、素质对素质的战争中, 新闻记者长期保持战争意识, 是打赢这场战争的重要前提。■

意识冲突论文 篇2

“我是我自己的，我是独立的，我受到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支配，所以我追求的是真正的自由”“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我祖父的孙辈，我是我的祖先的后人，所以我不是我自己，我有着生来的责任与使命，我不追求个人的自由，而追求人际、历史与自然的和谐”……类似以上的两句话，在我们生活的身边往往可以听到，而尤其以前一种更多。年轻人往往有着他们桀骜出众的愤慨热血，仿佛必须把一句话咬牙痛恨般的彻彻底底的讲出来才够劲。以上两句话，听起来理由充分，底气充足，自成一种坚不可摧的因果关系，然而，因为“我是我”，所以顺理成章的“我要自由”或者“我有使命”，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把原本没有因果关系的两件事情视为自然而然的原因和结果，就是文化。

文化是在一个人身上，比情绪、性格和意志更加深入和持久的东西。从孩子的最初诞生开始，他听到的语言、经过的建筑、观察过的人的脸庞、品尝过的食物、与同伴们一起做过的活动、读过的书，无不以一种默然的形式，持续的对他形成一种文化的熏陶，在孩子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之前，实际上他早已经是一种独特文化教养下的文化的团体的一份子，而在具有了一种文化的浸染之后，他便能够以这种独特文化的价值观，去探索与评价他所在的世界。全世界上的所有文明，无不如此。文明是独特的，价值是相对的，而每个人在每种文化的培育下，各自形成了独立的、相异的而又互相有极大交集的人格。从文化相对性的角度来讲，所有人，所有文化，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平等的，只有不同，而不该有或优或劣的价值比较的。

中国文明，就是世界多种多样文明中普通的一个，而且是对世界造成过许多益处的（益处，即古中国的文字、历法、社会制度、哲学思想、四大发明等在与其他文明的友好交流中，对他们产生过积极的、发展的影响。这是站在世界民族共同的价值立场上判断的）的历史悠久的影响深远的而且如今依然传承与发展的一种文明。中国文明具有明显的传承性，在数千

年来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仁爱、和谐、尊敬、包容等为理想的人格追求，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前、后代、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追求实现一种在团体中个人和睦相处实现集体最大发展、每一辈人接续前人的使命、人能够遵从自然发展的规律与世界融合一体的境界。因而在中国有许多诸如“君子和而不同”、“子承父业”、“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安土重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短语，甚至对他人最严苛的批评用语也有“不孝乃父”、“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等。从这之中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希望实现一种人际、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构建中，个人具有无条件的历史责任与使命，个人有责任接受来自他人和长者的教诲，个人应当具有全面的教养、关怀集体的心胸和宽阔的“天下”的眼光，而个人不受约束的绝对的“自由”并不是被十分的重视。在中国这样的历史与文明中，中国人民有着充实的精神世界，有着高远的人格追求，有着清晰地本职工作，有着共同的眼光与意识，创造出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瑰宝。这与当前西方主流的文明意识普遍信仰超越个人的“天主”、追求个人绝对的自由、忽视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与责任，是十分不同的，然而各自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着平等的传承、教化、交流的权利。直到近代，由于满清政府较为狭义的部族政治、平民教育的缺失、知识分子的败坏、民间过分追求统一等原因，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些道德评价标准成为限定个人基本自由的呆板的“三纲五常”，成为“吃人的礼教”，成为民族文化的糟粕，限制了中国人民智慧的开启，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中对于“民族”的理解，从来即不是自狭义的种族而产生的，而是包容起所有承认、接受与传承了中华文明精神的人的群体，这也与西方“民族”的观念有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传统中华文明，还是现代西方文明，都是世界上相互平等而合理存在的不同的意识系统，两者各有其产生的渊源和适合的土壤，其中并没有优劣、高低、正否之分。也因此，任何一种文明没有权力藐视其他文明的价值，没有权力侵犯其他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更没有权力自视为“世界文明的领导者”。每种文明都应当承认不同文明

之间的相异之处，却不能够强制要求其他文明屈从于自己文明的价值观。这应当成为世界各文明之间共同遵守的“和平共赢基本原则”。

然而，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总是出现着这样一种现象：文明依附于国家实力，形成了一种互相的高下价值差别。而处于价值高的一端的文明，总是强迫其他的文明屈从于自己的价值判断。

当前国际形势中，最突出的意识形态冲突，当属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调的西方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侵犯与渗透。

“中国威胁论”，即一些西方国家在国际场合中每每鼓吹的、断定中国的复兴将对世界和平局势造成威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民满含着的建设祖国的热情，实质上隐含着极端的民族主义，而当中国在经济、军事上强大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提高后，必将向其他的所有国家发出威胁，破坏国家当前的和平局面。因此世界所有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共遏制中国的复兴。在这种表面上的大肆鼓吹之外，一些国家还有意识的通过各种途径，将西方文明中的资本主义民主精神、个人主义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极端化，传播给中国广大基层人民，即所谓“思想渗透”。通过一明、一暗两种手段，企图达到贬低中华文明、压制中华文明和消灭中华文明的国家目的。

“中国威胁论”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完全是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中华文明从来追求“和”，追求与自然、与世界的和平相处，从数千年来的所有的历史来看，强盛的中国不但不会给邻国造成灾难，反而会热情的建设起一种和谐友好的国际关系，礼尚往来，友好交流，使得更多国家在中华文明的帮助下，更好、更和谐的发展（仅有元朝除外，因为蒙族人较少受到中华文明教化且固执不愿接受狡猾的缘故）。而西方国家从自己的征战文明立场出发，认为“中国复兴”与“侵略别国”有着自然而然的因果关系，这是十分狭隘而自负的文化价值观。

将所有西方的文明思想统统视为“思想渗透”，显然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文化保守主义，但我们应当看到伴随西方文明思想而来的一些危险信息。一些常被用作思想渗透与攻击的武器主要有：极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自由和资本主义民主。这些理念原本在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有着充分而自然的理由，然而与中华文明不同。中华文明从统一的农耕文明中发源，注重集体主义，注重个人的归属感和历史使命感，这与西方在分散的商业文明中形成的个人主义自由和个人英雄主义不相符，而中华文明注重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尊敬与和睦合理的秩序，与西方文明中有着激烈争执的资本主义民主亦不同。这些差别本无优劣之分，但一些国家却从这些文明的价值观上，判断中华文明为不民主、不自由的迂腐败坏的文明，应当全盘推倒，并以此来影响广大群众共同攻击中国、丑化中国，则是十分卑劣与用心险恶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再到如今发达的和互联网时代，西方的思想渗透和国内一些群众的盲目自我否定的运动，从来未有停止，甚至更加深化和隐蔽化。从最近几次事件例如国外媒体对茂名群众游行的虚妄报道与渲染、美国纽约时报的中国反腐将引起中国衰退的观点、国外媒体对中国在钓鱼岛的行动的错误报道，以及美国在对自己与对别国的双重人权标准、“棱镜”计划的曝光中，我们可以感到这种思想渗透的嚣张气焰之盛。这些是我们应当十分警惕的。

这种思想渗透与文化入侵，往往是通过一个破绽，即人民文化素养的不足。中华文明有着深厚的内涵，非但有着深入的学习与广泛的体会，不能明白它的真谛。而许多接受了少量教育的青年人，自以为通过一段时期的浅显观察与体会，就已经看透了中华文明的本质，敢于用随意的、含义简单的、没有发展的余地的词语将中华文明一概而论，这恰恰证明他们没有对中华文明的超越浅薄的认识和他们个人的自负与狂躁，这样的一批人最易成为西方思想渗透和文化入侵的病毒感染者。可见深入的文化教养之重要。

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华文化、批判的吸收外来文明与坚决抵抗外来文明的思想渗透，已经是新时期下全国人民应当共同承担的使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应当保持勤奋的、广泛的学习，批判的分析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勇敢的担当起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使命。通过学习，我们才能够了解更深刻的不同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涵；通过分析，我们才能够培养起独立的人格与价值观。只有通过学习与实践，我们才能够融入丰富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并在不断的反思、比较中，提高个人的文化素养与精神境界，才能够在世界宏伟的发展潮流中，保持自己的头脑，开创一个更新的多民族和

意识冲突论文 篇3

【关键词】多元价值观；价值冲突；社会转型；集体意识

一、转型期的社会问题概述

我们站在一个思想和文化飞跃向前的时代，在经济文化突飞猛进的同时，曾经把人们连在一起的道德纽带——“集体意识”不断受到冲击、消解，一个新的思想阶段正在孕育。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个性和自由得到了张扬，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和繁荣。然而，人们在面对五彩纷呈的物质世界时，却引起了观念上的动荡、变迁，社会上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对国家和社会责任的缺失、非法敛财、拜金主义、鄙视劳动等不良现象。

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以数万名儿童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给国人上了一堂食品安全教育课。事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乳制品行业等都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做出各种承诺和表态。然而，近日多个地方再度曝出三聚氰胺“死灰复燃”，回头审视，以生命为代价的教训，究竟有多少被汲取，又有多少被遗忘。2009年1月29日，日本兵库县警方公布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在中国河北天洋食品厂生产的速冻饺子中，检出超标百余倍的高毒农药甲胺磷，因为食用“毒饺子”，10名日本人中毒。那段时间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天天在说毒饺子和中国食品，“毒饺子”引发的信任危机使中国食品受到牵连。2009年6月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则将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推向了高潮。2010年6月文强落网，揭露了他从打黑英雄到包养情妇，强奸幼女，组织和纵容妇女卖淫，贪污腐化成为“黑社会保护伞”的历程；与此同时，某知名婚介节目更是曝出女嘉宾马诺“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拜金言论，与之类似的还有层出不穷的“炫富”事件。最令人震惊的是2011年10月13日的小悦悦事件，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在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离去，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施以援手，引发广泛热议。而小悦悦事件更是将这个特殊时代人性冷漠、道德缺失的议论推向了至高点，人性和国民性的缺失，前景堪忧。

二、价值冲突视角下的社会问题分析

（一）相关研究综述

这一系列问题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关于这一特殊现象的研究汗牛充栋。部分学者认为这些问题是由于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的调整，使得原来认同的价值与新时期价值评判标准不协调而引发的。如：陈章龙《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社会转型过程中人的存在方式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多元价值的存在等必然引起社会冲突”。①刘国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研究》“由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的变革，引起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和重组，必然带来人们价值观念的变革与冲突”。②

另外，有学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不同时期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各异，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而引生冲突。如：李咏梅《论现代化价值冲突中的民族共识》认为“当代的人们遭遇着‘他者’根本上的挑战，对许多人来说，发现‘他者’的存在使得他们认为价值完全是相对的，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导致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③孙璐《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认为“作为‘现代性’的历史展现，全球化在构建高效、便捷、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进程也出现了激烈的冲突，其中棘手复杂的价值冲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④

还有部分学者持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深入人心，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如：张百顺《论早期美国道德伦理规范的当代启示——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深入人心，只是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社会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社会责任缺失、非法敛财、鄙视劳动等不良现象”。⑤

已有的研究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是都把价值冲突作为这些社会问题之所以产生的原因。

（二）理论分析

价值冲突是社会问题分析的七大经典视角之一，这一视角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社会大萧条时期的产物。社会学家发现已有的用于解释社会解组的理论，并不能解释当时的社会问题。他们发现在那个通常被称为是多元的社会中，社会问题是由于利益的竞争、资源获取的差异导致的不同和冲突而引起的。本质上来说，是价值的冲突。

价值冲突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在不同的个体看来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源于个体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甚至是决定作用。因此，一个社会问题被视为是对客观条件的主观定义，这也意味着社会学家要注意，他们关于社会问题的视角和解释与非专业人士是不同的，这就可能使得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⑥

根据这一视角，三鹿“毒奶粉”、天祥“毒饺子”事件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厂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观与其职业素质、职业道德观的冲突。导致厂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无视顾客的生命安全的骇人听闻事件频频发生。张海超之所以“开胸验肺”，是要证明自己是职业病的受害者，为了向自己从业多年的新郑研磨厂讨个说法，让企业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为了使像他一样工作环境恶劣的千千万万农民工得到企业和社会的关心。这不正是企业价值观与雇员价值观、企业道德的冲突吗？文强事件暴露出了官员监督机制的漏洞，是个人价值观与集体价值观、责任的冲突。层出不穷的拜金言论和“炫富”事件，则是拜金主义的抬头和对诚实劳动等传统美德的鄙视。小悦悦事件，那么多路人对生命无视，更是暴露出了道德的缺失、人性的麻木和国民性的危机。

三、价值冲突的原因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锅饭”式的集体经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单一的价值观发生裂变。在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政治上立场坚定、清白、成分好，是评价人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同时，“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文化领城，肯定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比较单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几十年来人们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在困感、议论、尝试中逐步推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之下的利益主体发生分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变化，产生了一系列良莠并存的价值观。⑦原有的义务失去了往昔的力量，我们无法清晰而确切地发现新的义务究竟在哪里。

转型时期价值冲突的日益加剧并非偶然，他有着内在的客观必然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是价值冲突产生的深刻根源

改革开放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的道路。政治体制处于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时期，经济体制过渡中存在两面性特征，文化体制亦处在计划向市场的更新时期。这些变化造成新旧体制的磨合、交替，利益关系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使得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尖锐化，这一切反映在人的观念领域，就形成了激烈的价值观念冲突。人们的生存环境范围不断扩大，职业、地位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伴随着收入差距和两极差异不断加大所带来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更是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当然，要使不同的生存环境下的人们拥护、维持同一主导价值观日渐困难。

（二）多元价值观念是价值冲突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个社会如果只存在一种根本的价值，其它价值都可以按照这一价值来衡量，那么价值冲突一般不可能发生，即使真的发生了也只是偶然性的。相反，如果存在多元价值观，而且这些价值观难于归一，那么价值冲突就很难避免。

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利益结构逐渐解构，新的利益结构处在生成的过程之中，而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同经济主体利益分化，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之相适应价值主体也多元化了，国家和集体是价值主体，个人也是价值主体。虽然国家和集体是最重要的，但个人利益也不容忽视。不同的价值主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价值追求和价值选择。在价值追求与选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利益的冲突和对抗。

（三）外来文化的影响

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技术，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随之涌入，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人们获得了不同的价值参照，使得一些不同于中华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也被推崇和接受，于是，东西方价值观念的冲突也就随之发生并不断加剧。更为严重的是，西方价值观念的的侵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消解，其中的精华和糟粕都可能同时被消解，如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对我国传统社会中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巨大冲击，其结果就引发了个人本位、功利主义思想的蔓延，并进而导致拜金主义和炫耀性消费的不断膨胀。

四、讨论

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那样：“今天，传统的道德已经发生动摇，人们还没有提出其他道德取而代之。原有的义务已经失去了往昔的力量，我们无法清晰而确切地发现新的义务究竟在哪里。不同的心灵持有截然相反的观念，我们的时代危在旦夕”。⑧

涂尔干在分析犯罪时提出了“集体意识”这一概念的，它突出强调了社会共识对社会整合的重要性。“指一般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的总和，是一种具有共性精神气质的社会事实，它不依赖于某个个体，但是每一个体又无法逃逸于这种精神气质，正是由于集体意识的存在而使得社会团结成为可能”。⑨现今我国社会问题频发，笔者认为就是集体意识薄弱这一问题。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清朝时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许可以说，这个“体”就是涂尔干所指的集体意识。在新中国初期，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当时的集体意识，而在现代社会，或者说90年代后的中国，儒家思想早就被打倒了，虽然官方仍在强调共产主义，但已经受到市场经济理念的强烈冲击，所以说，现代中国并没有一个完善的集体意识。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传统道德一再受到冲击，传统的社会团结和整合的条件被忽视了，使得作为集体意识的道德建设滞后，在日常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下降。同时，我们面临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人们的决策分散，完全的契约经济并不能培育出一致的契约伦理和选择偏向，社会自身整合能力变弱，从而导致社会事件频发。

人们越来越感到一种道德性的生活十分困难，道德实践甚至成了一件危险事情。现今人们的主要需要似乎并不是无止境地提高经济生活水平，针对道德松散，集体氛围松垮的社会环境，只有通过建立社会团结的制度改革和发展可行的社会文化改革，才能化解道德危机。我们需要在文化层面做出社会整合的努力，并集中到国家的政治和文化性能上。面对“集体意识”的缺失，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与其他人同属于某一共同体的感觉，在道德义务下按照共同体的要求行事。

以往的人类社会曾以精神性的信仰、权力性的等级或以物质性的财富作为社会价值目标，去缔造一种社会形态，维护社会稳定。现在我们亟需的是重构一种社会成员共同的信仰和情感，一种社会共性的精神气质，也就是涂尔干所谓的“集体意识”。以“集体意识”来缓解多种价值观的冲突，整合社会个体，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注 释】

①陈章龙.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②刘国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2.

③李咏梅.论现代化价值冲突中的民族共识[J].黑河学院学报，2010，（03）.

④孙璐.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J].河南社会科学，2004，（02）.

⑤张百顺.论早期美国道德伦理规范的当代启示——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J].梧州学院学报，2009，（01）.

⑥Adam Jamrozik，Luisa nocella.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⑦冀春贤，王凤山.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J].学习论坛，1994，（07）.

⑧⑨（法）埃米尔·涂尔干.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渠东译.社会分工论[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3]陈章龙.论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冲突[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1.

[4]潘正云.论价值冲突[D].杭州：浙江大学学报，1992.

[5]兰久富.社会转型与价值冲突[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3）.

[6]刘国军.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2002.

[7]李咏梅.论现代化价值冲突中的民族共识[J].黑河学院学报，2010，（03）.

[8]孙璐.论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冲突[J].河南社会科学，2004，（02）.

[9]张百顺.论早期美国道德伦理规范的当代启示——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J].梧州学院学报，2009，（01）.

[10]王胜利，方旭东.浅析迪尔凯姆“集体意识”的现代性与和谐社会[DB/OL].http：//www.studa.net/shehuiqita/100703/1600416-2.html.

[11]Adam Jamrozik，Luisa nocella.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简介】

意识冲突论文 篇4

多丽丝·莱辛是英国当代一位才华横溢且创作风格多变的小说家, 自其创作生涯开始以来就一直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而蜚声文坛。《野草在歌唱》是莱辛的处女作, 小说一经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讲述了一个叫玛丽的女人的故事。全文以一则报道玛丽被谋杀的新闻开始, 随后以倒叙的形式回顾了玛丽的一生:贫苦的童年, 不相配的婚姻, 与男佣摩西的暧昧关系, 直至最后被摩西用刀捅死。很多评论家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一部深刻地揭露种族歧视的作品。但笔者认为它并不是一本纯粹的政治小说, 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不同意识形态的问题, 也并不是为了表明她支持非洲的自治。在这本书中, 莱辛探讨了“人类生存”这一主题。莱辛坚信个体的重要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略, 并且应该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而个人和社会关系的冲突会导致人们的堕落和崩溃。笔者意图通过对小说女主人公玛丽内心世界的探析, 追溯其悲剧的心理根源。

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三个部分, 即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意识处于表层, 是指一个人所直接感知到的内容。前意识处于中层, 是指那些此刻并不在一个人的意识之中, 但人可以通过集中注意力或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回忆起来的过去的经验。无意识则是不能被本人意识到的, 它包括个人的原始的盲目冲动、各种本能和出生后和本能有关的欲望。无意识是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 占主导地位, 是决定人的行为和愿望的内在源泉, 是起支配作用的。[1] (P61)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临床实践和广泛阅读的基础上, 扩展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他认为所有人不仅都有着弗洛伊德所指的来自个人经验的“个人无意识”, 而且拥有源自原始社会集体经验的“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 “它既不产生于个人的经验, 又不是个人后天所得的, 而是生来就有的”。这是一个保存在整个人类经验之中并不断重复的非个人意象的领域。荣格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原型”。原型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 使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1] (P167) 他认为个人如果牺牲了“个人”的意识而一心附和“集体”的意识, 去完成社会所规划的角色, 这样的个人发展就是不健全的。女主人公玛丽“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冲突和矛盾在其前后半生各自重要阶段都预示并决定了她的命运方向。

根据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 “个人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幼年生活中那些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 是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的集合场所。[2] (P17)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也指出人在儿童时代就形成了一生不变的模式。其形式最后可能会有某些细微差别, 但其实质内容、能量与意义从儿童最早期开始始终不变。个体在幼年最早期所感受到的特殊压力将给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打上烙印, 并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决定他的世界观。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幼年开始就不曾变过, 虽然在以后的生活中其表现形式与之初会大有不同。[3] (P23) 玛丽的童年时光就是在一种极其窘迫、压抑的家庭氛围中度过的。她的父亲是个铁路小职员, 只挣着微薄工资, 却整日花钱买醉。母亲是个家庭妇女, 拿着父亲拿回来的那点“总不够用的”钱辛酸地操持着整个家的营生。在玛丽的记忆中, 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坐下来吃顿热乎乎的晚饭, 父母之间没有任何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温情, 只有为了账单而永远打不完的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玛丽, 其个人无意识中生成了一股对于婚姻极度抵触的强大暗流。婚姻和家庭生活在玛丽看来俨然成了“不幸”、“压抑”和“紧张”的代名词。她极力地想摆脱父母失败婚姻带给她的童年阴霾。在父母亲去世后, 玛丽觉得那根最后牵扯着她害怕记起的童年的纽带也终于被切断了。表面上看玛丽终于摆脱了童年带给她的沉闷和痛苦, 过上了轻松自在的单身生活, 但实际上她个人无意识中对于婚姻的排斥始终暗中操纵着她的人生轨迹。三十多岁了, 玛丽的发型和穿着还保留着十六岁时的模样。她始终保持少女的装扮是因为内心里她抗拒成熟, 抗拒步入已婚或家庭妇女的角色。婚姻家庭是她内心最不愿触及的地方。

可是玛丽始终是生活在社会中的, 她的行为要受到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约束。当玛丽听到人们在背后嚼舌根, 议论她没有结婚, 不像女人, 嫁不出去或者只能嫁个老男人时,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这种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婚姻价值观在她的内心中所培植的“集体无意识”受到了触动。她开始留意周围有无合适的结婚对象, 一直在“不知不觉”地物色一个丈夫, 她“模模糊糊”地觉得结婚是正确的。“看到别人结婚, 她也会觉得伤感, 可是她又很讨厌男女关系”, [4] (P35) 这正是玛丽心中个人和集体两种无意识矛盾的鲜明体现。内心抗拒婚姻和家庭, 这就意味着玛丽从来没有想过结婚, 更谈不上曾仔细地规划过自己的婚姻大事, 压根没想过什么样的人是自己合适的结婚对象, 更不懂如何来经营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只是为了尽快消除人们的疑虑, 得到社会的认同, 玛丽心中的“个人”向“集体”屈服了。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玛丽被动地接受了社会给她安排的角色。这一任务只能注定以失败收场———玛丽匆忙选择的婚姻注定是失败的。玛丽只是为了逃避世俗的压力, 出于一种世俗的需要, 而不是因为爱慕而选择了她的丈夫迪克。婚前两人没有深入了解, 婚后发现两人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对生活方式和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次对于“集体”的迎合, 玛丽并未给自己创造一个崭新的生活, 相反这段错误的婚姻给她后半生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只带来了严重的创伤。

玛丽生活的南非是一个白人统治黑人的殖民社会。在这里白人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土著黑人被驱赶出土地给白人农场主腾出地方, 他们只能蜗居在荒芜的偏远沼泽地带上的小土棚里。出来找工作的黑人常常被在路边等候的白人或强迫或花言巧语地以低廉的价格卖给白人农场主。黑仆必须对主人言听计从, 弯腰曲背, 随时候命。皮鞭是白人农场主的必备品, 不仅仅是他们认定黑人生性懒惰, 更重要的是这是权势的象征。这些被深深地纳入了殖民主义的教育体系, 代代相传。玛丽从小就被告诫要远离黑人, 因为在白人眼里, 黑人就是落后、贫穷、肮脏的代名词。土著黑人在这里是二等公民, 和“高贵”的白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玛丽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在这里所扎根的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就是烙刻在玛丽内心的另一股“集体无意识”。

在强烈的种族歧视浸渍下成长的玛丽, 对黑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和敌对情绪, 同时还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她第一次面对她家的黑人雇工进行说教时, 那几句说教是“很自然地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的, 她用不着费神多想。当年她父亲训诲土著佣人的时候, 这种说教她听得够多了, 因此它们很自然地从她最早的记忆里涌现了出来”。[4] (P119) 在玛丽眼里, 一个黑人比一条狗强不了多少。她家的黑人劳动力只是为他们工作的机器。在一次与黑人劳工的交锋中, 玛丽挥鞭打了那个黑人。受到白人农场主的鞭打, 黑人是可以去警察局控告的。玛丽并不害怕被控告, 因为白人有警察、法庭和监狱给她撑腰。令她气愤填膺的是黑人居然有权利控告她。玛丽根本没有把黑人当作同样也该具有保护自己权利的普通人来看待。

一次偶然的机会, 玛丽无意间撞见了在树荫下洗澡的黑佣摩西, 看到了“那罩满雪白皂沫的又黑又粗的脖子, 那在水桶跟前弯着的健壮的背”。[4] (P151) 此时的玛丽原本早已万念俱灰。玛丽起初指望结婚来拯救自己, 可她最终心痛地发现丈夫迪克实在是扶不上墙。迪克做事没有魄力, 没有计划, 总是半途而废, 总是按照自己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来经营农场。在这场匆忙选择的错误婚姻当中, 玛丽不仅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积蓄, 而且由于迪克的无能, 他们陷入了几近破产的境地。迪克的尝试一再失败, 夫妻间原本就很冷淡的关系由于生活的窘迫更是雪上加霜。玛丽看到农场复兴无望时, 她彻底散了架, 感觉到她已经没有什么将来了。此刻这种强烈的感官刺激犹如一针强心剂注入了她原本已近干枯的生命之树。这种感觉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如上文所提, 个人无意识主要来自个人早期生活特别是幼年生活中那些受压抑被遗忘的心理内容, 而在这无意识里占主导地位的就是人的性本能。[1] (P61) 在争吵压抑的家庭环境下成长的玛丽对婚姻有种自然的抗拒, 因此, 她的性意识长期被抑制。跟她丈夫迪克相比而言, 摩西健壮魁梧, 做事主动积极, 心思细腻, 尽心尽力地照顾她的生活, 并且能感受玛丽苦闷的心情, 甚至从山上采些野花来送给她, 想以此给她些安慰。摩西点燃了玛丽长久以来压制在内心深处对异性的需要和渴望。随着和摩西越来越多的接触, 她和摩西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玛丽在摩西为她穿衣时, 脸上露出了天真无邪的表情, “用双手把脖子上的头发拨散开, 那种姿势就像一个美女在欣赏自己的美貌一般”, 而摩西的神态“宛如一个溺爱妻子的丈夫一般”。[4] (P200) 玛丽第一次有了爱的冲动, 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被爱的幸福。玛丽深深地被摩西身上流露出的男性力量所折服, 无法控制地关注他。

可这种欢愉的感觉并有把玛丽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相反, 却很快地把她推入了更深的精神危机。玛丽内心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又一次发生了强烈的冲突。一方面, 玛丽作为女人, 深深地被莫西身上流露出的一股男子气概所吸引, 她无法抗拒内心里本能的冲动, 她长久被压抑的性本能在摩西面前被激活。在摩西面前, 玛丽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白人女主人, 而是渴望被关爱, 希望有依靠的柔情小女子。摩西也不再是唯唯诺诺、唯命是从的下等仆人, 在某种程度上他扮演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 给玛丽带去了支持与心灵慰藉。另一方面, 在感受温情的同时, 玛丽也时时刻刻感到了一种厌恶、威胁和恐惧。受种族意识的影响, 她看不起所有的黑人, 从内心里鄙视他们。现在她似乎向一个黑人低头了, 她头上代表着至高无上权威的光环消失了。在内心鄙视的“劣等”民族前, 她站到了一个弱势者的位置上。而且玛丽内心深知她所处的白人社会绝不允许白人和黑人之间有任何感情瓜葛。玛丽“想起他对她说话时用的那种语调, 往日那种愤怒的感觉又用上心头, 可另一方面她又被他这种声调深深地迷住, 这使她自己也无法理解, 她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和他相处下去”。[4] (P116) 她不再能忽视摩西的存在, 而且“不得不把他当一个人看待”。[4] (P165) 这给玛丽造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沼泽, 她被“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从相隔甚远的两极强烈得撕扯着, 玛丽内心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饱受矛盾的煎熬。

受“个人无意识”驱使的行为与“集体无意识”的种族观念是水火不容的。玛丽的精神世界中的两股矛盾发展到了极致, 导致了玛丽精神的彻底崩溃。她开始前言不搭后语, 不知所措, 思绪紊乱。玛丽的生活失去了轴心, 每天以睡觉来打发时间。在“个人”和“集体”两极中摇摆不定, 这使她在夜晚陷入了无穷的梦魇之中。她的整个身心都已慢慢被莫名的恐惧所侵噬。在无意中被外人发现了她和摩西的暧昧关系后, 玛丽内心的“民族尊严感”占据了上风, 她严厉地斥责摩西, 冷酷无情地让他滚开。她违背了内心作为女人渴望异性、渴望关爱的本能准则, 滑向了种族意识包围的道义线。这次的倒向, 引燃了受到屈辱的摩西的复仇的火焰, 玛丽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玛丽一直挣扎在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冲突之中。当第一次内心抗拒婚姻的个人无意识屈从了“女大当嫁”的集体无意识后, 她匆匆走进了一段给她带来无穷危机的错误婚姻。在不幸的婚姻笼罩下, 当玛丽内心对于异性、对于感情渴望的个人无意识又一次让位于畸形的种族集体无意识后, 她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无论她的作品以何种形式出现, 莱辛坚持她关注的焦点自始至终只有一个, 那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关注。她觉得人类的希望就在于人们个人自我和社会自我的平衡。一个人如果想最终达到幸福的彼岸, 就不能逃避一时遇到的痛苦, 只有勇于面对自己, 才能得到最终和谐的发展。作为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心的作家, 多丽丝·莱辛在她的作品中坚持不懈地关注、挖掘“人类命运和人类生存”这个主题。《野草在歌唱》作为多丽丝·莱辛的第一部小说, 迈出了她在漫长的关注人类的写作生涯中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2]荣格著.李德荣编译.荣格性格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2.

[3]杨鑫辉主编.西方心理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