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主体研究

环境行政主体研究（精选5篇）

环境行政主体研究 篇1

摘要：随着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实施,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日趋火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确是门可罗雀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相关立法的缺失使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和公益诉讼的发展缺少了强劲的力量。因此, 本文通过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这一核心问题的立法梳理, 提出完善建议, 期望对建立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在原告资格方面有所帮助。

关键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立法缺失,完善机制

2016年1月19日,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人民检察院因蚌埠市国土资源局不依法履行职责, 依法向蚌埠市龙子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 全国首例针对市级行政机关提起的资源保护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①此案的发生, 将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诉求再次引入人们的视线。在这例行政公益诉讼中,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是《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符合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 而是人民检察院, 这意味着公益诉讼已由理论层面落到了实践。然而在我国,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仍处在缺失状态。

一、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立法缺失

(一) 《宪法》中的立法缺失

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 我国《宪法》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 管理国家事务, 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管理社会事务。”所谓的环境保护, 应当是此条款中所规定的“国家事务”, 公众有权参与到管理国家事务中, 而诉讼则是公众参与管理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也是条文中“各种途径和形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但是《宪法》中并没有对公众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

(二) 《环境保护法》中的立法缺失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此条文只规定了相关主体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并没有明确保护环境的权利。第58条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条规定中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是否包括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和违法行为仍是含糊其辞, 没有明确的规定。这种不确定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司法实务中丧失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一重要部分。从以往的司法实务来看, 很多法院在受理案件时尤其是涉及公益诉讼案件时往往对法律规定作出狭义的理解, 而不是从有利于公益诉讼发展的角度对立法进行解释。②在此情况下, 虽然可以依据新《环境保护法》提出环境公益诉讼, 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与否就陷入了尴尬局面, 各地区对于相关案件很难接受和处理。文章中所提及的案例在笔者看来确是破冰之举, 但这块冰是否能被继续大面积凿破, 并非仅凭某些地区的司法实践就能做到, 仍需要有力的法律支撑。

(三) 《行政诉讼法》中的立法缺失

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进一步扩大了原告资格的范围, 并且将“具体行政行为”改变为“行政行为”, 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行政诉讼要求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的侵害或影响必须是是直接明显的, 然而这种直接明显的侵害或影响很难加以证明, 因此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付诸实施也成为了纸上谈兵。这同时也意味着, 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对公共利益产生侵害或影响的情况下, 《行政诉讼法》中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将会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直接侵害某个体的合法权益, 也没有对其权利义务产生实际上的影响, 原告不符合起诉资格为由不予受理。尽管行政机关的行为可能或者已经侵害了公共利益, 造成环境的破坏, 但是仍然不能得到法律救济。

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完善

对于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分析, 既不能出于臆想和想象, 也不能单单援引他山之石, 而必须基于我们当前拥有的规则之上。③将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围扩大到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诉讼主体多元化。笔者将从公民, 社会团体和检察机关三个主体的角度来阐述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以及相关措施的完善。

(一) 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范围

1.社会团体

《环境保护法》第58条对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的社会团体作出了规定。此条规定正式确立了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具有非凡的意义环保组织也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保护环境的中流砥柱, 无论是在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践中, 赋予社会团体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都没有太大争议, 因此, 怎样发展和壮大组织,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补充实力成为了该问题的重中之重。

2.检察机关

在司法实务当中, 同本文所提及案件一样, 检察机关担任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不断的增多, 以及部分案件的胜诉也证实一点, 那就是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着天然的便利条件。笔者认为, 确定检察院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是应有之义。然而在《民事诉讼法》中“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的不明确, 使得这一规定仍然存在争议, 也导致《民事诉讼法》与新《环境保护法》脱节, 检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仍无明文规定。值得关注的是,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 这一规定指明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的新要求。同时, 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从2015年7月开始在试点地区探索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方案》中, 对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规定了试点范围以及与其相关的诉前程序。据不完全统计④, 在全国十三个试点地区中, 检察机关在去年共提起七起环境公益诉讼, 其中有五起是行政公益诉讼。2015年此类案件的出现这是一个好的苗头, 在今后应当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下来, 将试点的工作经验以及成果普及全国, 以便于检察院更好地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

3.公民

公民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在检察机关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 作为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也无可奈何, 所以面对由于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 赋予公民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是非常有必要的。在笔者看来, 《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规定公民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并不妨碍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赋予公民原告资格。在环境状况日益恶化的今天, 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不断的提高, 在面对环境受到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破坏时, 公民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件也屡有发生。法律就是朝着允许公民起诉他们感兴趣的任何行政裁决的方向发展, 原告资格的不断放宽使环境法发生了名副其实的革命。⑤

(二) 完善相关机制

1.完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立法

通过上文对《宪法》中有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相关规定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出, 虽然我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并没有直接规定建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但是也显示出建立此项制度有着宪法依据。不赋予明确的法律地位, 不足以确立公民的环境权, 更不能形成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依据。从作为程序保障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到专门的部门法《环境保护法》, 都应该明确地赋予公民、检察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 并且进一步完善社会团体作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主体的相关立法, 以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撑。

2.完善环境行政诉讼主体的相关机制

首先, 环保组织作为以保护环境和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最主要的部分, 主力军的地位是无可厚非的, 但若是要对其委以重任, 就必须注重对环保组织进行扶植和规范。通过改进社会团体登记制度, 摆脱政府对环保组织的双重管理模式, 保持其独立性;加强对环保团体自身能力建设, 完善对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的资金和政策的国家层面的支持;采取有效的激励政策, 提高环保组织进行公益诉讼的能力和信心, 例如将诉讼费采取转嫁方式, 即诉讼中的败诉方必须支付胜诉方部分或全部律师费和其他诉讼成本⑥等方式解决诉讼成本高等问题。

其次, 对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 笔者建议应从主动和被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证据, 在履行了前置程序后, 直接以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起诉讼;另一方面, 以其他主体的申请为前提, 被动地向法院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与此同时, 还应当注意环境公益诉讼与刑事犯罪的衔接。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针对的是造成环境损害的作出违法行政行为或违法不作为的行政机关的, 行政机关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有机关工作人员与污染者相勾结, 存在贪污、行贿受贿的问题, 检察机关作为贪污受贿犯罪的侦查机关, 在刑事案件和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时调查的证据可以相互使用, 更有利的打击贪污受贿等犯罪行为和破坏环境公益的违法行政行为。

再次, 从公民的角度而言, 为调动公民的积极性, 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激励。普通公民在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鉴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公民为环境公共利益所提起, 面对诉讼中原被告双方的悬殊, 国家应当将此项内容规定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内。此外, 公民个人诉讼能力较弱, 在面对行政机关的违法损害环境的情况下, 向社会团体寻求帮助的同时, 社会团体和检察院与应当支持起诉, 使公民的诉权得到更好的保护。

三、结语

本文以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后, 全国首例针对市级行政机关提起的资源保护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为契机, 粗浅地对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缺失和完善进行了梳理和讨论, 除了这个案例, 近年来又出现了诸多以环保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和检察院为原告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这些案件的出现可以视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良好开始, 这将是我国法治发展的潮流和发展的趋势, 但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不可急于求成, 应当稳扎稳打, 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起到大力推动的作用。

注释

1

2

3沈岿.行政诉讼原告资格适格:司法裁量的空间和限度[A].姜明安, 沈岿, 张千帆.润物无声-北京大学法学院百年院庆文存之中国宪政之路[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61.

4由于缺乏权威、官方的裁判文书公开平台, 使得环境公益诉讼的统计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遗漏在所难免.此外还有很多尚未正式进入司法程序的环境公益诉讼也未纳入统计.

5[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6:218.

6陈亮, 刘强.纠缠于正诉激励与滥诉预防之间---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败诉方负担”规则之考察[J].法律适用, 2007 (08) :91.

环境行政主体研究 篇2

环保法在其四次草案中，起草者在对于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要求的立法中几经周折，迫于各方压力终在《环保法》中确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相比与民事诉讼法的限制，此番立法更为严苛。在新《环保法》出台之前，地方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民是否可以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的要求，不乏有前瞻性的规定，如以贵阳为例，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意见》中明确:个人拥有环境公益诉讼的诉权，禁止个人借助公益诉讼为自己谋利的行为。他们认为，公民是是因环境问题受害的直接关系人，也是最广泛的群体。因而应当赋予他们诉权，结合公益诉讼的基本属性，因而做了上述限制性规定。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不能也不应当限制在仅仅依靠政府的范围之内。环保行政部门依据宪法、法律规定承担各项行政职能、权力，而与之对应的他们也要承担相当的职责与责任，结合现在中国国情，一方面，行政机关在简政放权的把背景下，精简机构，人员本就受到控制，不具备在职责范围之外承担公共利益保护的职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的职权都是宪法、各大组织法所赋予，改变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属性必然付出极大的立法成本，在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的今天，直接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职权代价过大。

二、鼓励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参与诉讼

(一)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必要性

首先，在公民不被允许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背景下，能够独立自主完成环境公益诉讼社会组织数量少、且适格的诉讼主体数量相对于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污染面积不断扩大的基本现状而言乃是捉襟见肘。其次，现国内社会组织普遍规模小、公益性、募集资金困难、发展规模有限。

(二)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的正当性

检察机关依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对法律的实施实行监督，而行政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有必然性与正当性。一方面，检察机关在行政主管机关未履行法定职责，应作为而不作为，不应作为而作为，以及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权依其职责提出司法建议，要求行政主管机关及时履行职责，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亦可代表国家直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追究环境侵害者的法律责任。在新《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三、对符合起诉资格的环保团体予以支持

(一)财政支持

目前我国环保社团主要分为四类一是由政府部门发起组建的环保社团，占49.9%;二是由民间自发组成的环保社团，占7.2%;三是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四是港澳台及国际环保社团驻大陆机构，占2.6%。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组织的地域分布严重不均衡，且自身财政、诉讼力量薄弱无法与强大的污染者对抗。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负责人的介绍，作为国内环保第一大组织，他们在之前在各地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被驳回诉讼起诉的案件中，除了客观上缺乏法律规定外，很大一部分系无法支付高昂的诉讼费用所致，其他组织也就不言而喻了。因而政府有必要建立鼓励、扶持环境保护组织的专项基金，使得更对的环境公益组织走向保护环境中来。

(二)技术支持

现阶段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组织普遍缺乏保护环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能力，提供的服务也仅限于帮助反映情况、协商、提供咨询等方面，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域外先进经验，培育一批环境保护团体，特别是民间自发的环保组织，促进环保团体的健康发展。同时也要注意改善政府与环保团体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其自治性和自主性。在其成员之间普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知识，让这些社会团体从实体上到程序上都能得到确实的提高，从而提高自身的环境保护能力，进而达成我国法律设置环境公益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政策支持

环境行政主体研究 篇3

一、行政主体和行政权

在我国传统行政法学理论中的行政主体的概念是,“依法享有国家行政职权,以自己名义实施行政管理活动,并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组织”。[1]在总结行政主体的概念和特征时,学者们往往片面强调行政主体的权力性和命令性,而较少提到其义务性和责任性。笔者认为这样的定义不是对其一种理性定位,更有悖于现代民主行政的理论。现代国家大多肯定个人的主体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作为一个主体所具有的自我意识、个人特殊性、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个人在政治上应当被肯定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从根本上来讲,行政主体不可能是独立的权利主体,行政主体是政治活动中自然人的组合体,是自然人选择的一种管理组织形式。传统的行政主体理论只是表面上分析了行政主体,割裂了行政主体与个人的联系。现代行政主体的概念中应能看出两者的联系,从而便于社会主体积极认同行政主体。

行政主体是行使行政权的主体。那么,何谓行政权?就其性质而言,行政权是一种政治权力,是伴随着人类阶级社会的产生而普遍存在的。关保英教授对行政权的概念是,行政权是法律对其范围加以规定的国家管理职能,它以国家统治权为基础,以行政机关为主体,具有强烈的组织性能的一种权力。[2]行政权虽是一种公权力,但从权力渊源剖析,其源流在于私权,代表的是一种集合意志和私权的让渡。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更是为了保障每一公民的私权,产生了公共的、强制性的公共意志,即行政权。这样产生的行政主体依托行政权所控制的资源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离开了人们的社会存在、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及人们所创造的公共资源,就不可能有行政主体,不可能有国家。总之,私权是公权的基础和母体,私权组成公权的目的在于维护私权。自行政权出现开始就是为维护私权而存在,从这意义上讲,行政主体应是义务主体,而非权利主体。它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为了私权,如果说行政权是鱼,那么私权即个人权利就是水。

现在是民主行政的时代,行政权已经渗透到社会事务各个方面,人们需要国家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完善的福利制度、司法制度、金融制度都与个人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又都离不开国家行政权,行政权与公民的利益关系密切。因此,行政权合法化、行政活动科学化、行政主体义务的完善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今行政法学研究的主流。

行政权对于行政相对人来说,是一种义务,即服从行政权的义务。同理,相对人的权利对于行政主体来讲是义务,即保障的义务。行政相对人是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相对应的另一主体,指参与行政法律关系,对行政主体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3]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同处一行政法律关系之中,享受各自的权利,履行其义务。正如卢梭所言:“个人放弃一部分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根植于社会的契约,每个人都有参加决定社会一切事物的权利。”[4]因此,行政活动应当处于一种义务状态。

二、行政权运行中的行政主体的义务性

在我国,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长时间以来行政权的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即其方向是从行政主体到社会个体的方向,是一种“命令———服从”,“权力———义务”的单向模式,缺乏社会个体和行政主体的互动。

但是,无论是从法理学的角度看,或者是从存在的时间来看,还是从所掌握的信息量来看,社会个体都优先于行政主体。理想的运作应该是以自下而上为主、以自上而下为辅的模式,具体来讲,在行政决策上自下而上,执行上自上而下。相对人是行政决策的最终接受者,因此行政主体在决策时,负有从社会个体中收集信息的义务。行政权运用得当,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运用不当,则会成为侵犯人民权利的专制工具。

权力具有膨胀的属性,行政权也无例外。行政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它受法律的限制,受相对人权利的限制,还要受其他权力的限制,不受控制的行政权很容易被少数人用来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以满足个人的私利。当然,法律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之一。但笔者认为市民社会,作为一个独立于权力体系的一种软力量,能更有效地规制和监督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的义务性在于其作为一种公权力捍卫社会的正义和平等。当私权利转化为公权力时,私权随即处于一种不利地位,公权就有可能以其优势来设计和选择对权力使用者有利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实现正义的方式就是给行政主体加以义务主体的框架,使行政服务于公众并接受公众的监督。

一国行政主体的义务趋向,也就是相对人的权利趋向。作为义务主体的行政主体不应该干涉权利的实现,权利不必经过行政机关而获得和实现。如果说介入,也是在法律范围内的介入,无法律明文规定的行政权力介入私权,行政主体不得干涉私权利的实现。行政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界限应服从以下原则:凡法律未授权的领域,行政机关不享有行政权;凡法律未禁止的领域,为相对人行使权利的领域。

行政主体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是公开信息的义务,即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从今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即刻向社会公布最新的数据和情况及受理捐款的数目,以便群众了解和监督政府。在赈灾中我们看到了我国政府的高度的责任性和服务性。此外,从中我们也看出了中国社会中市民社会的崛起:自愿献血、踊跃捐款、组团深入灾区等。这一

近20年来国内关于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研究综述

连小刚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

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前苏联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前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是国内学者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出现了较多学术成果,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几部前苏联通史类专著中都有对农业集体化的深刻阐述,相关论文还有30多篇,本文拟就20年来国内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做一综述,以利于下一步的研究。

一、“农业集体化”与“全盘集体化”概念及内涵的辨析

“农业集体化”和“全盘集体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涵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辨析。

叶书宗指出:“在前苏联,把以个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户联合成以农业劳动组合为基本形式的大农庄的过程,叫做集体化,联合起来的农庄叫做集体农庄;全盘集体化指农民不是一批一批地,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地加入集体农庄。”(1)

朱昭华认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的土地改革中,苏俄就搞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而1929—1937年的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只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运动方式。(2)

闻一认为:“全盘集体化运动”是一场以消灭富农为主线的,用行政命令变革生产关系的,全面的“集体农庄化”运动。农村和农民大规模卷入集体农庄的现象被称做“全盘集体化”(1929年夏天起,1932年结束),实质是要按“工业化”的方法和途径来改造和重建农业。(3)

吴恩远阐述了两个概念的关系,指出“农业集体化”包括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全过程,它最早可追溯到十月革命初期,也就是在1918年建立的第一批集体农庄。“农业全盘集体化”是前苏联整个农业集体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4)

王春良通过回顾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指出斯大林领导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违背了他们的理论,其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导致前苏联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与长期滞后。(5)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联共(布)十五大关于农村工作的基本精神是加快农业集体化步伐。“集体化”不是集体农庄化,而是坚持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加快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发展农村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事业,经过流通领域和生产过程的联合,再逐步过渡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联合。(6)

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缘起及农业集体化理论

关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原因及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述。

闻一认为粮食产量的不足和商品粮的严重短缺使斯大林所倡导的“工业化”面临危机,但联共(布)十五大基本上没有涉及农业的“集体化”问题,而1928年4月粮食采购危机消除后,斯大林显然有了农业集体化的思想。(7)

王家福通过考察前苏联经济、社会及党内状况,指出经济社会自愿力量将更加有效规制行政权,并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健康发展。

问题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基础性因素,社会不够稳定是启动性因素,党内斗争是突然性因素,并认为尽管斯大林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世界形势的严重挑战,以后在实际上捍卫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国家。(8)

章前明以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为切入点,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主要在于混同了生产资料国有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区别、把社会主义的实现简单地归结为只是改变原有生产关系、认为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是保证“按劳分配”和集体农庄生产高速增长的唯一办法等方面。(9)他还通过剖析1928年初前苏联粮食收购危机的直接原因,指出把粮食收购危机作为前苏联必须立即开展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证明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他认为斯大林关于农业集体化的问题的理论实际上是建立在对粮食收购危机的错误理解和分析基础上的。(10)

叶书宗分析了斯大林实施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出发点,即为了使粮食收购工作有比较稳固的基础,必须展开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并指出从1928年开始,斯大林提出了一些新的关于农业集体化的理论:否定商品经济,否定市场流转作为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而把重工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联结工农联盟的纽带,把重工业作为改造农民的杠杆;把从振兴农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变为从建设重工业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把尽可能多地生产商品粮作为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同时认为这一理论从宏观上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微观上来说却有很大的片面性。+.-

邢广程提出斯大林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的原因是克服粮食危机,指出1929年是大转变的一年,斯大林认为只要实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就可以解决农业问题和粮食问题,农业机械化是前苏联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必要条件。+/-

三、农业集体化中的富农

消灭富农是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戴隆斌认为在前苏联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进行的全盘集体化运动中,富农被认为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而被消灭,这场消灭富农运动的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富农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是与斯大林的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的。+0-

李丙清、马秀红通过对前苏联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进程中消灭富农的原因、方式和实施结果的考察,指出前苏联消灭富农经济存在时间上过早、方式上过激等弊端,并由此得出启示:必须按照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来推动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必须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对待和改造富农经济。+1-而唐士润认为:实现土地法令过程中已经消灭了富农,新经济政策时期没有形成新的富农阶级。+2-梁其林通过分析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生产和富农政策的演变,指出集体农庄制度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3-

谭继军和冯佩成分别从“特殊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前苏联

摘要：研究行政主体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行政权的渊源出发,认为行政主体应首先是义务主体。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渗透,我们的行政权应该受到来自法律和社会的双重监督,以服务行政为本位。“私权本位”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为了维护私权,突出行政主体义务本位的实体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关键词：行政主体,行政权,义务主体,市民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连昌.行政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2]关保英.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环境行政主体研究 篇4

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种类繁多的实践教学模式,如吴江、叶永成等强调树立学生主体意识、教学效益意识、整体优化意识,构建了以案例教学法、情景模拟教学法、社会调查法、“师师互助机制”等“四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新方法[1];何俊武等提出了校企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2];张继亮[3]、张云英[4]等对“校府合作”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研究;魏红征认为高校应该依据其自身的办学条件及特点,构建“从课堂内到实验室,从校内到校外”的实践教学模式[5];赵京国则对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6];杨述厚、李百齐等从实践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实践教学模式、考核评价模式等方面,提出对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创新[7]。

总的来说,学者们基本上是从实践教学的具体组织方式如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考核方式、实践教学的具体类型等方面进行理论与经验的梳理归纳,但尚未从实践教育的执行者视角构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与此同时,我国的实践教学中仍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重结果、轻过程”的考核方式;“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体系;“重校内、轻校外”的实践平台;“重经典、轻创新”的教学内容;“重内容、轻方法”的教学手段等。因此,本文根据中南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经验,提出从学校、学院、教师三个实践教学的执行者出发,改善“轻重失衡”的现状,构建多元化的、专业化的、个性化的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一、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基本框架

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学院、教师、学生是最主要的四大主体,学生扮演着“受教者”的角色。而现代大学的三大职能是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是指大学教学和科学研究职能的延伸,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目的的各种服务活动,其核心是把大学的资源和能力直接用于解决地方社会发展的公共问题[8]。学院是按照学科、专业组建起来的大学基层的学术实体,是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学术服务的实施单位,集教学、科研和行政于一体,对全院各项工作全面负责[9]。教师则兼具教学者以及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担负着人才培养以及科学研究的职责。由此可见,学校、学院、教师是教学过程中承担着教学职能的“执行者”,制定并执行着教学计划,“执行者”与“受教者”的行为以及互动决定着教学效果。实践教学作为现代大学教学模式的重要内容,学校、学院、教师在其中同样发挥着“执行者”的作用,因此,综合三者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行为特征,创新现有的实践教学模式,使其实现多元化、专业化、个性化的发展(如图1)。

二、学校要整合校外资源,扩展实践教学的校内平台

西班牙思想家加塞特认为大学的使命是知识的传承,他在《大学的使命》中说:“大学的任务在于向人类传授时代文化的全部内容,向人类清楚真实地展示当今个人生活必须得到阐明的巨大世界。”因此,伴随着社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视,目前各大高校给学生提供了越来越多参与实践教学的机会,主要包括勤工助学、社团活动、公益活动、社会调查、社会实习等,而学校如何在推行这些实践教学时更好地发挥其“提供实践平台、整合实践资源”的作用,这是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模式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扩展校内的实践平台

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等已经成为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其作为实践教学却未取得理想的实践教学效果,主要原因是在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学生一般抱着“赚钱”“娱乐”等心态来参与,实际上实践是与教学脱离的。以勤工助学为例,勤工助学作为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改善自己生活状态、强化自身融入社会的实践教学方式风靡各大高校,但目前我国学生选择较多的勤工助学岗位主要是家政家教、快餐外送、校园代理、餐厅服务员、直销代购等。这些勤工助学的工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却与教学严重脱节,更是与专业无关。而目前学校在学生勤工助学上的扶持仅局限于设立一个勤工助学中心,作为学生与服务对象的中间联络人为学生收集、归纳一些关于家政家教方面的信息,并收取小额的信息费用,而忽略了学校本身可以给学生提供的勤工助学的机会。针对行政管理专业的特殊性,以及学校本身具有的行政色彩,学校可以开放一些部门,如学院党政办、教学科研部、学工部、财务部等行政部门,为学生提供助理——协助行政部门的日常工作、助教——协助教授的授课工作、助研——在老师的指导下协助科学研究的工作等岗位,使学生在寓学于用的过程中获取一些报酬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并实现“在做中学,在学中做”的实践教学效果。同样地,公益活动亦可通过学校举办的学术性讲座、年会等大型活动,给学生提供一些志愿服务机会而不仅仅局限于敬老院服务等传统的志愿服务内容,在增加学生的志愿服务经验的同时,亦可使其身处实践以及学术的氛围并深化其专业知识以及扩宽其知识面。

不同于勤工助学、公益活动等的以实践为重辅之以专业知识的强化,社会调查则是以专业知识为主、指导实践为辅的实践教学,在此过程中学校可以提供一些关于学校发展等方面的课题,也可以采取竞赛的形式等来激发学生的调研兴趣,强化社会调查的实践教学效果。如中南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就展开了以“调研中南”为主题的系列调查,其主要议题来源于学生的生活、学校的规划等,这些调查由于其接近生活、可操作性强、调研效果显著等在学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也激发了学生的参与兴趣,锻炼了学生的问卷设计、调查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学校是一个拥有实践资源和实践平台的宝藏,需要学校以开放的态度给学生提供多元的实践平台,才能最大限度地刺激实践教学的多元化发展。

(二)整合校外的实践资源

学生在本科学习的过程中一般会经历专业实习与毕业实习两次社会实习,其中专业实习主要由学院组织与专业对口的企事业单位来开展,毕业实习则由学生通过结合就业方向进行自主应聘的方式开展,从中可以看出学校在学生社会实习上的责任缺位。多数学生通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终将迈入社会,作为社会“新人”往往会因缺乏工作经验而遭遇挫折,此时学校应该发挥其整合资源的能力承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责任,例如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校府合作”的方式为学生提供“边实习、边学习”的实践机会,其作用在于: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增加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强化学生的社会竞争力。首先,通过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定期整理与公布相关企业的实习信息,将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深入到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而不仅仅在毕业季才发挥就业指导中心的信息整合能力及就业指导作用;其次与企事业单位协商,合理设定学生实习入职标准。在学生实习求职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学业与实习的冲突而错失实习的机会。例如企业常会要求工作日中一周要工作三天、四天,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因闲暇时间较为零散而无法参与实习工作。在这一方面学校可以通过调整教学时间安排以适应企业的要求,同时可以与企业协商,增强学生实习时间的灵活性。最后构建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学校在与企事业单位的交涉过程中,应致力于定期获得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支持以及定期向企事业单位输送人才的双向互动,形成长期稳定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

三、学院要改善课程体系,优化实践教学考核方式

在学校的管理体系中,学院作为中间的行政管理层次和学术管理层次,具有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不仅要推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又要突出专业特性。要发挥实践教学层级中的中介作用,学院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采取措施。

(一)改善课程体系的设置

课程体系的设置往往决定了教师的培养目标以及教学重点,这会对学生的学习体系和能力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现行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取向虽然逐步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构建了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学科课程体系,但“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仍然普遍。因此,实现专业的纵深发展并构建专业化的实践模式的当务之急便是加强实践教学在课程体系中的权重,增加实践教学的学分。具体地可以要求教师在专业核心课程中开展案例分析、实践作业、对抗辩论、方案规划等实践性教学环节,赋予特定的成绩比重,把“平时成绩+末考成绩”的原始成绩计算方法改为“平时成绩+实践成绩+末考成绩”的成绩计算方法,其中实践成绩应该区别于平时成绩的课堂答问、出勤率等,仅以课程中特定的实践环节为考核对象。除此之外还可以专门设置一些实践教学课程,如开设以政府官员、企业家等为教师的课堂来提供实践的指导,模拟实验等。

虽然“实践与理论”的平衡很重要,但是只有好的理论基础才能指导更好的实践,因此在进行实践教学项目前,夯实理论教学的基础也是不可怠慢的,因此课程体系的设置不仅应该注重实践教学的权重,也应该完善理论教学的逻辑体系。课程与课程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衔接关系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知识体系的深度。具体到公共管理的课程设置而言,要注意循序渐进,注重学生发展特点。从我们访谈的结果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学一年级注重学生的通识教育,奠定专业基础理论,如设置社会学概论、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等课程;其次,大学二年级注重学生的专业实践基础的夯实,如设置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统计分析方法等课程,同时还要兼顾理论基础的深化,开设一些理论比较类型的课程;第三,大学三年级学生发展方向初具雏形,可以针对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开设不同领域的选修课程,注重学生个性与特色,如可以开设公务员相关课程、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学术研究类的课程等,依据社会热点以及师资力量设置不同的研究方向;第四,大学四年级学生有更多自主发展的需求,学院在课程设置上避免学习压力过重,给学生留出更多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的时间与空间。总而言之,在课程体系设置时综合任课老师以及学生的意见才能做到课程设置的合理化并得以完善。

综上所述,以培养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兼具的学生为目标,完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课程体系应是学院致力于专业化的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的工作的重心。

(二)改善实践教学的考核方式

建立考核机制是确保实践教学质量的关键,考核机制具有较强的约束力和激励作用。目前,各大高校的考核方式最大的弊端在于“重结果,轻过程”,因此针对考核方式的完善的重中之重便是从“结果检查向过程考察转变”。在实践教学活动中存在大量的社会实践项目,如暑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等各种研究项目,这些社会实践项目不仅培养了学生的研究能力,更是能使学生“知天下事”,而摆脱“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理论扎实实践缺乏的状态。但是结合针对学生进行的暑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等科研类实践教学的参与方式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由于这类科研项目普遍具有耗时长的特征,学院在评估其实践教学成效的时候集中于对结果的检查,因而忽视了在实践教学活动过程中对学生的培养与训练的问题,导致在此类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完成暑期社会实践、创新创业训练的方式通常是撰写一个开题报告,然后胡拼乱凑一个结题报告,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调查过程,使得结果好坏皆有,且不乏鱼目混珠。从实践教学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忽略了实践,也偏离了教学,养成的是“走捷径、搭便车”的习惯。为了缓解上述现状,一方面,加强不定期的抽样检查。一般的社会实践均是集中在中期检查和结题报告,而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因此可以组织一个检查小队,成员应该包括学生和老师,可以与勤工助学的助研岗位挂钩,对社会实践过程进行不定期的抽样检查,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紧迫感,因检查压力而努力;另一方面,配备相对完善的奖惩体制。社会实践的成功一般是通过对研究的结果评估,发放课题经费以及颁布奖项,会产生全有和全无的两个极端,这样会挫伤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因此配合不定期抽样检查,设定一些中间奖励环节,例如对于好的研究框架、好的问卷设计进行奖励;对于偷懒懈怠的行为及时惩处进行制止。除此之外,针对社会实习类的实践教学,杨述厚、李百齐[7]等人提出了实习单位和学校双向考核体系,实际操作中,基于专业特性,学院检查实习成果更具专业的角度,而且更便于管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以及学生参与的方式是影响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学院应致力于此进行考核方式的完善与开发,以实现实践教学更具专业特色。

四、教师要创新实践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

教师作为实践教学活动中直接的执行主体,不同于学校以及学院,首先,教师作为一些实践教学活动的实施主体,其选择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直接决定了实践教学的效果;其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是利益相关者,教学成果的好坏往往会影响教师的绩效、职称评定等;再者,教师作为与学生直接接触的主体,教师的行为对学生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其与学生的近距离接触,往往更能关注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故如何实现实践教学的个性化发展便有赖于教师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一)创新教学内容

目前,教学内容更多的仍是聚焦于传统的理论教学。传统的理论教学有利于对学生的学习、工作提供一些理论指导,但是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表达的一样,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证明理论的价值,并结合社会对实践能力的重视,可以发现“兼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才是适应社会的教学理念。兼顾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要求:一方面,理论教学依然是教学活动中的基础,不可废弃,不可懈怠,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实践教学应该成为教学活动的中流砥柱,加强建设,加强完善。这便要求教学内容必须从传统的“授人以鱼”向“授人以渔”改进,强化实践的重要性。

教学内容的来源主要有现有的经典著述、理论以及教师自己的研究。从经典著述的教学来说,经典是经过时间检验而沉淀的,其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变化,经典著述的内容可能出现时代局限性、内容陈旧等缺陷,因此教师应及时更新对经典著述、经典理论的评述与认知;从教师自己的研究来说,教师一般倾向于“专而深”的研究,这样便会造成教师的研究领域较为单一,长期以来教师的知识体系可能比较局限,因此加强教师之间的交流,弥补彼此间知识体系的缺陷,有利于丰富教学内容,教师们可以以“借用外脑”的方式,充分利用教师间知识差异,达到互补积累,丰富实践教学内容,形成最佳教学方案。除此之外,“双讲形式”等教学方式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总而言之,丰富的、与时俱进的教学内容不仅有利于教师在实践教学中的指导,更是能强化学生的知识体系、理论及实践能力。

(二)创新教学手段

(1)创新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创建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是行政管理专业不可或缺的教学方式。我国的案例教学起步较晚,案例教学的运用完全取决于教师自身的教学习惯,为应对时代要求,创新案例教学势在必行。首先,教师应制定案例选择的标准并严格按标准施行。案例的选择影响案例教学的有效性,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掌握案例选择的标准并严格执行才能提高案例教学的成效。在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案例选择标准为小劳伦斯·E.列恩提出的“星级质量”案例标准,它包括提出一个没有明显正确答案的问题;明确必须解决问题、做出决策的主角;需要学生运用案例中的信息去思考问题;需要学生进行批判性、分析性的思考;具有足够的赖以进行深入分析的信息[10]。简单而言,案例教学中的案例必须能制造困境、激发探讨与思考,并切合课程主题。其次,教师应投入时间精力去建立行政管理专业的“案例库”。案例库的建立不仅利于教师的教学,更能使学生通过选用案例后强化对理论的学习,然而案例库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并且入库的案例要具有代表性、时代性、针对性等特征,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会面临很多挑战,因此除了教师主体之外,同时也需要学院、学校的支持。最后,案例教学的运用应结合其教学目标而选择不同的引入时机。一般来说,案例教学的引入可以有课前引入、课中引入、课后引入三个时机,且其作用各不相同:课前引入有利于营造一种学生带着问题学习的氛围,更好的理解所学内容;课中引入可以激发学生互动交流的欲望,从而刺激学生对问题认知的创新;课后引入可以延长学生研究问题的时间,强化学生对所学内容的认知。依据上述三种不同的作用,教师可以结合其教学计划与教学目标进行合理的协调安排,以实现案例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2)创新模拟实践机制。随着多媒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学生吸收信息的渠道多元化,教师对多媒体、网络技术的简单应用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教育的需要,教学手段的创新势不可挡。模拟实践机制变成了教学手段创新的最优选择,而较多学校也通过选用视频、音频等文件结合课程体系来模拟教学内容,将学生带入到模拟情景中,增强了教学过程中的趣味性。在此基础之上,教师应该尽量创造学生深入基层教学的机会。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去社区、基层政府、企业中的个别部门,结合课程要求进行现场教学,与此同时,学校或学院也应该鼓励教师去社区、党政机关担任顾问等,这样不仅丰富了教师的实践经验,更能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更专业的指导。

综上所述,无论是创新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手段,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其对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视。随着市场的变化莫测,学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只有结合专业的特色以及学生的个性特征,因材施教,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人才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高校作为人才“输出地”,人才的竞争力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高校的竞争力,因此无论从高校发展前景,还是专业发展的需求考虑,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已是学校工作的重要目标。创新行政管理专业的实践教学模式,为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输送了“氧气”,成为解决行政管理专业不良现状的直接有效的方式。在人才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缩影的当下,教育创新必然能为人才培养创造新的突破点。

参考文献

[1]吴江,叶永成.树立三大意识构建四位一体实践教学方法——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方法创新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7(6):176-178

[2]何俊武.论行政管理专业校企合作型的实践教学模式[J].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10(23):74

[3]张继亮,王映雪,何颖.公共管理类专业实习校府合作模式探析[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1(6):58-59

[4]张云英,刘艳斌.校府合作育人: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新模式的构建[J].高等农业教育,2014(3):82-84

[5]魏红征.公共管理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式创新[J].教育评论,2013(6):24-26

[6]赵京国.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探索[J].中国成人教育,2012(2):117-118

[7]杨述厚,李百齐.创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06(6):78-81

[8]彭春妹.大学教学:应然、实然与当然[J].大学教育科学,2010(3):29-33

[9]李素芹.我国大学学院地位浅析[J].现代大学教育,2008(2):90-94

大陆环境权主体研究综述 篇5

一大陆地区环境权主体观点一览

1. 环境权多元主体论

环境权多元主体论认为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是公民、单位、国家、人类等主体中的多个或全部。大陆环境法学界持环境权多元主体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蔡守秋、陈泉生等教授, 但他们关于环境权主体的具体观点有细微差异。

观点一:环境权主体包括个人、单位、国家、人类和自然体。

第一, 个人环境权。个人环境权也叫自然人的环境权, 是指自然人有合理享用适宜环境要素和环境资源的权利, 也有保护环境要素和环境资源的义务。个人环境权乃最基础的环境权, 它不仅是单位环境权、国家环境权等环境权的基础, 也是实现个人劳动权、休息权、生存权、生命健康权等其他基本权利的必需条件。

第二, 单位环境权。单位环境权, 是指单位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 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任何单位及其生产、经营或业务活动都必须占用一定的场所、空间等自然环境条件, 如果这些场所、空间环境条件受到污染和破坏, 单位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和损害。单位环境权是个人环境权的自然延伸。④

第三, 国家环境权。国家环境权, 是指国家对其管辖权内的环境和资源, 有按照本国的环境与发展政策开发、利用的自主权利, 有既享有适宜环境的权利, 也有通过各种措施和途径加以保护、改善、治理的义务。由于国家是抽象的主体概念, 在现实生活中, 国家环境权在法律上往往表现为作为国家代表的政府部门对环境资源行使的权利。

第四, 人类环境权。人类环境权是指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有享用适宜环境的权利, 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人类”这一概念是全世界的当代人和后代人的集合。人类环境权的基本意义是要求人类在开发保护环境资源时要兼顾世界各国和人类各代的环境权益, 为全人类及其子孙后代保护环境。

第五, 自然体的环境权⑤。所谓自然体的权利, 是指人有保护环境的义务, 自然体有受到人尊重、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权利。随着环境伦理学日益深入人心, 有的学者提出了自然权利论或动物权利, 将“保护环境的义务”这一法律规定理解为“环境有受人尊重、合理利用和保护的权利”。在法律未设定的情况下, 自然体环境权一般指环境伦理学上所承认的自然权利。基于主客一体化和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念, 动物等自然体也应当成为环境法律关系的主体, 享有环境权。⑥

观点二:环境权主体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后代人。

陈泉生教授认为, 环境权是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 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并据此将环境权的主体分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以及尚未出生的后代人。⑦

第一, 公民环境权。公民环境权, 是指公民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公民环境权是最基本的环境权, 它是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人类环境权得以实现的基础。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人类都由公民集合而成, 其环境权源于公民的环境权。公民的环境权除了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外, 还包括日照权、通风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观赏权等。

第二, 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 是指法人及其他组织拥有享受适宜环境和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它介于公民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之间, 内容上体现为经济性权利和生态性权利合一。由于法人是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 其生产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对环境资源产生污染和破坏, 所以法人及其他组织环境权兼顾了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

第三, 国家环境权。国家环境权, 是指国家根据宪法的授权而拥有的, 保障全体人民的环境权益的权利。它是一种委托代管权, 是政府的职责。国家环境权更多地体现国家对于环境保护的职责和义务。这种职责和义务主要有环境处理权、环境管理权、环境监督权、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职责以及履行国际义务。

第四, 人类环境权。人类环境权, 是指全人类共同拥有和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人类环境权的客体为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甚至外层空间。它包括各国管辖范围以内的臭氧层等环境要素和各国管辖范围之外诸如南极、外太空等环境要素。由此可见, 人类环境权超越国界, 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加以解决, 从而具有“连带”的特征。

观点三:环境权主体包括公民、组织团体和国家。

冯忠秋和尤俊生两位教授认为环境权包括公民环境权、法人及社会团体组织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国际组织环境权。⑧不难看出, 其环境权主体涉及公民、法人及社会团体组织、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刘正涛和李潇两位教授没有提到国家环境权, 但认为环境权主体包括公民、政府和企业。另外, 徐兴峰、赵一强教授对环境权主体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⑨⑩但总的来说, 以上学者认为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公民、组织团体和国家。

观点四:环境权的主体包括公民和国家。

程杰教授认为, 环境权主体包括公民和国家。“公民环境权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享有在适宜健康的良好环境中生活的权利。国家环境权是指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环境而享有的权利, 它更多地体现为对环境保护的职责和义务。”11其中, 公民环境权是基础, 国家环境权是保障。不过程杰教授认为, 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规定的滞后状况, 使其他部门法对环境权的保护缺乏宪法依据, 致使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和健全。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 是其他所有法律的立法依据, 欲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制, 唯有先从宪法中寻求依据。程杰教授认为我国的环境权是一项应有的权利, 环境权难以实现主要在于环境权没有被写进宪法成为法定的基本权利。因此, 程杰教授所讲的环境权是宪法意义上的环境权, 对环境权的保护也侧重于宪法上的保障。

2. 环境权单一主体论

观点一:环境权的主体只是公民。

吕忠梅教授认为, 环境法作为国家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以及赋予公民参与环境管理权利的法律, 必须有自己的理论基础, 这是环境权的理论及立法实践, 并直接指出, “此处所称的公民环境权与环境权系同一概念, 即环境权仅指公民环境权, 不包括所谓的‘法人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 12 (后面吕教授的环境权有了代际的含义) 。环境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这种权利包括四个方面的含义:主体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对象是人类环境整体, 既包括天然环境和人为环境, 又包括各种环境要素所构成的环境系统的功能和效应;环境权是一项概括性权利, 可以通过列举而具体化;其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13

胡静教授也主张“一种纯粹意义或者狭义上的环境权”, 其主体是公民。判断某种主体是否环境权主体, 必须先确认该主体是否可能对环境拥有利益, 即该主体是否在自然状态下会有独立于其他主体之外的利益。或者换个角度, 客体是否会在满足其他主体之外能单独满足该主体的需要。如果某主体在事实上不可能对认识对象产生利益需求, 那么在法学上讨论和在法律上将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 都是荒谬的, 只能是学术资源和法律资源的浪费。胡静教授质疑了单位、国家、人类、后代人、自然体作为环境权主体的可行性。14

观点二:环境权的主体是人类。

徐祥民教授认为, 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是人类, 其义务主体是人类的分体及这些分体的各种形式的组合。徐祥民强调环境权的义务本位, 对公民环境权和国家环境权做了重新阐释:“国家环境权其实是国家对外的主权和对内的环境管理权;而所谓的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享受、使用生产生活环境的民事、行政等权利和参与环境有关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权利, 而不是环境危机时代新生的属于升华期人权的人类环境权。”正如标题一样, 徐祥民教授在一篇文章中, 对公民环境权“投了反对票”, 进一步强调对人类环境权义务主体的设置。人类环境权中的人类是集合的模糊的概念, 它所享有的权利并不能落实到具体的个体、群体身上, 应采用规制理论, 对各种主体普遍设定义务恐怕是实现这种权利的唯一出路。

二分歧、共识与展望:环境权主体理论在曲折中前进

1. 分歧:从“四个跨度”展开

综合大陆学者对环境权主体的观点, 笔者将从人际跨度、物际跨度、时间跨度、地域跨度四个角度对学者们的分歧进行分析总结。

第一, 人际跨度。人际跨度是指按照自然人的要素组合形成的对于环境权主体的分歧, 即在人这个层面上, 环境权主体分歧为单个的人还是人的集合体。对于单个的人,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可以作为环境权的主体, 只有徐祥民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自然人或公民不能成为环境权的主体, 只有自然人的集合组成的人类才享有环境权。对于单位, 相当一部分学者承认其环境权主体资格;只有环境权单一主体论学者, 以吕忠梅和胡静教授为代表, 认为环境权的主体限于单个的自然人或公民。这与吕忠梅教授对于环境权应当私权化、通过民法沟通协调进行保护的观点不谋而合, 也与胡静教授对于环境权应当写入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 并通过公民—国家这层公法关系加以保护的主张一脉相承。

第二, 物际跨度。物际跨度是指跨越不同的物种之间, 人和非人物谁能够成为环境权的主体从而表现出的一种分歧。这里的“人”是相对于“物”而言, 即自然体以外的人的各种形态, 包括自然人和自然人集合成的法人、国家和人类。这种分歧的焦点在“自然体是否为环境权的主体”。以蔡守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观点新颖, 认为自然体应该成为环境权的主体。蔡教授认为基于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和环境法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 不能单纯地认为自然体只是客体, 只有工具价值, 而应成为环境权主体, 享受应有的权利, 同等地受到法律保护。一些学者对此持异议态度, 他们主要是从传统的法律价值和原理出发, 认为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 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通过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其本质还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我国的宪法将法律关系主体分为:人民、民族、国家和国家机关、个人和法人。权利主体应当是人或是人与人所构成的组织, 环境法律关系不能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15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环境伦理学强调的一组重要关系, 但不同于法律关系, 不能纳入环境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出现这种分歧, 是因为人们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认识论上的区别。要解决这一分歧, 必须从世界观的高度将环境问题纳入哲学视野, 从本质上认清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三, 时间跨度。时间跨度是指基于时间的跨越而引起的对于环境权主体在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争议。争议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后代人也享有环境权。一部分学者基于代际公平原则和公共信托理论提出了“后代人也是环境权主体”的观点, 认为政府是基于信托而管理环境资源, 环境资源从根本上是属于委托人的, 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如果厚“当”薄“后”, 否定后代人环境权主体, 就难以实现环境公平这一价值目标。大部分学者认为环境权主体只能存在当代人之间, 不敢苟同后代人享有环境权, 也难以接受赋予后代人环境权主体资格。首先, 传统民法认为自然人的权利始于活体出生, 后代人相对于当代人而言是未出生的“婴儿”, 是不享有环境权的;其次, 确立后代人环境权主体资格的动机是为了保障后代人的环境权益, 实现代际公平, 但是解决环境权的代际公平问题并非要确立后代人环境权主体地位不可;再次, 后代人环境权源自环境伦理学, 确立后代人环境权大有“伦理学这一外来物种入侵引起原有法学生态系统紊乱之势”, 这是对传统法学的冲击, 容易引起法学理论的混乱。16最后, 立法技术上很难确定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界限。当代人与后代人以婴儿出生为时间起点, 不同婴儿出生时间并不相同;个体上, 当代人与后代人是连续而又交替着的;总体上, 当代人和后代人是人的集合。因此, 立法上无法识别当代人与后代人这两个主体。

第四, 空间跨度。空间跨度是指因环境权主体的地域差别而表现出来的对于环境权主体认识上的分歧。这种地域跨度主要是环境权主体坐标于国内还是国际。以冯忠秋和尤俊生两位教授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环境权包括公民环境权、法人及社会团体组织环境权、国家环境权和国际组织环境权, 即突破了传统的一些学者主张单位或法人属于环境权主体的局限, 而将域外的组织团体——国际组织纳入到环境权主体的范畴, 这样就产生了环境权主体在地域上的跨度。当然, 只有少部分学者将国际组织纳入环境权主体范围, 大部分学者主张“单位”仅限于国内的组织或法人。其实, 这里环境权主体的国际组织与国内的单位或法人等组织是相对的, 界限是模糊的。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必然要在一国进行登记以确定自己的身份属性, 国际组织冠名“国际”主要是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知名度, 其机构组织和活动范围跨越国家和地区。

2. 共识与展望:理论创新和视角转换

目前, 大陆环境法学界对于环境权主体的观点“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笔者认为, 环境权主体研究尽管分歧重重, 但经过学术交流, 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并在此基础上开拓环境权研究的一些新路径, 有利于今后环境权主体的进一步研究。

第一, 认为环境权是我们需要的权利, 是一项基本的人权。环境权的提出源于环境危机的逐步加深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日益高涨。由于环境资源的特殊性, 利用传统的法律武器解决环境问题、响应环保运动不免有些吃力, 应当将环境权这一基本人权确立并法定化, 使环境危机的化解有了法律的规范, 环境保护有了权利的保障。环境权是一项基本权利。17尽管西方环境法学界还有一点杂音传播“环境权主体、范围模糊, 无法具体化, 不具备法律属性, 应当对环境权予以否定”, 1819但是, 大陆地区环境法学界主流认为环境权是一项基本人权, 这就为环境权主体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石的支撑。

第二, 明确公民具有环境权主体资格。对于个人是环境权的基本和核心主体, 学界观点比较一致。20权利应当具有普遍性, 否则将沦为少数人的特权。环境权理论的提出就是以普通公民的利益满足为动机, 公民不具备环境权主体资格, 这不符合环境权理论的初衷, 对环境权的研究也无任何价值。纵观环境法学界, 不难发现“公民具有环境权主体资格”已是公认的信条并得到普遍的遵循, 只是在公民环境权内容上是否包含“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这一点上有出入。“公民具有环境权主体资格”这种观点或这一原则今后也不可能削弱, 只会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