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共7篇）
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1
摘要：全面提升旅游国际竞争力是我国推进旅游大国转型旅游强国、协调旅游业与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本文构建了基于DEA/PCA的省域旅游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 从旅游资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投入等为主要变量定量分析了我国省域旅游国际竞争力, 并从投入产出效率以及旅游综合实力提升等方面提出优化效率和提高实力等对策建议, 为促进我国由旅游大国“转型”“旅游强国”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评价,DEA,PCA
旅游竞争力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成为焦点问题之一。国外学者如Crouch和Ritchie设计了Calgary模型分析旅游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影响因素;[1]Lawyer[2]则在些基础上提出了整合模型, 指出资源、需求以及环境等是旅游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Hassan[3]首次把产业结构引入旅游竞争力的研究。国内学者如郭鲁芳[4]认为旅游业国际竞争力体现在旅游业实力、发展潜力以及未来发展能力三大方面;陈炫桦[5]等认为劳动力资源是我国旅游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伍延基[6]提出从文明旅游和旅游文明的角度打造旅游“软实力”。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 定量测算我国省域旅游国际竞争力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为促进我国“旅游大国”转型“旅游强国”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一、模型与数据
1. DEA/PCA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 (DEA) 和主成分分析法 (PCA) 是重要的竞争力评价方法。虽然这两种方法都能够独立使用, 但都存在各自的不足。DEA是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Cooper等首先提出的一种非参数方法, 不需要给定输入输出指标间的函数关系, 得到了广泛应用, 但是其结果只反映出相对有效性, 当目标单元都有效时, 就无法对被评价对象进行排序。PCA能够把多个彼此相关的原始变量转换为少数几个彼此独立的新变量, 从而反映被目标单元之间的综合差距, 但是缺点是评价矩阵中的因子符号交替使得函数意义不明确, [7]无法有效反映效率差异。通过评价方法的“两两集成”可以有效提高竞争力评价的科学性, 本文把这两种方法相结合, 建立我国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评价的DEA/PCA模型。
在DEA/PCA模型中, 区域旅游的投入产出效率以及综合实力分别由DEA的C2R模型和PCA计算得出, 最终通过得分分布情况判定区域旅游业的竞争力。具体评价过程中, 分别以C2R和PCA分值为纵、横坐标并组成二维坐标平面, 视得分情况各选取一个合适的数值, 从而将平面图划分为一个四象限坐标图。若DEA值和PCA分值都比较高, 则认为旅游业竞争力较强, 反之较弱。
2. 指标和数据
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价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在综合考虑变量独立性和普适性以及数据可获取性的前提下, 本文借鉴郭鲁芳、[4]陈炫桦[5]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1。投入指标分为三大类:旅游业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和旅游基础设施, 分别以旅游业从业人数, 各地区GDP、景区和旅行社数量表示, 其中, 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从业人数合并为旅游业从业人数。产出指标为入境旅游人数 (人次) 、游客平均停留天数、入境旅客平均消费 (美元/天) 以及国际旅游 (外汇) 收入 (万美元) 。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2011》和《中国旅游年鉴2011》。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DEA的C2R模型和PCA方法, 分别计算我国31个省市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效率和旅游综合实力, 结果见表2。其中, C2R得分表示区域旅游投入产出的总体效率, PCA分值是各主成分综合得分。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省区市
1. 省域旅游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根据各地区C2R分值和PCA得分, 在纵轴和横轴上分别取0.5为界, 得到2010年我国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的二维平面图 (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 广东、上海、北京、江苏位于第一象限, 这4个省市的都是我国传统意义上旅游发达地区, 无论是在旅游外汇收入还是在入境旅客人均消费水平上, 都居于全国前列, 是我国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主要力量, PCA和DEA分值都较高, 属于强实力高效率地区, 旅游国际竞争力较高。天津、福建、辽宁、黑龙江、海南、青海和西藏位于第二象限, 具有较高的效率值, 但是旅游业综合实力较弱;浙江、甘肃和山东3省则相反, 旅游业的效率较低, 但是综合实力较强, 因而位于第四象限。第三象限的广西、重庆等省市的综合实力和效率都较低, 旅游业的竞争力较弱。
可以看出, 要提高各地区旅游国际竞争力, 就要从优化效率和提高综合实力两方面着手。一方面, 以DEA效率分析结果为依据, 优化各地区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指标;另一方面, 以增加整体实力为目标, 通过政策扶持、增加投入以及潜力深挖等方法, 提高区域旅游整体发展水平。
2. 区域旅游投入产出的效率优化分析
我国旅游业的投入产出整体效率仍然较低。从表2可知, 当前我国区域旅游业总体有效的区域只有天津、上海、广东和西藏, 比例仅为12.9%, 整体处于较低水平, 该结论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8]但具体省市不同。例如西藏和天津取代了北京和吉林, 表明旅游业的国际、国内竞争力存在在客观差异, 在国内旅游市场有效率的省市并不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具有高效率。从规模效率来看, 有54.8%的省市处于规模递减阶段, 要提高旅游业投入产出效率, 就必须着眼于区域旅游业管理技术提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旅游信息技术等内生驱动力的增强。
从旅游业的区域效率差异来看, 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具体来看, 东部地区的平均效率值 (0.676) 要高于西部地区 (0.494) , 中部地区的旅游业效率最低 (0.351) 。这表明, 东部省市的经济实力雄厚, 在旅游人力资源投入、旅游资本积累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开发建设方面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从国际旅游市场上来看, 西部地区旅游业在自然资源禀赋、人文历史资源等方面对国外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同时, 近年来的西部投资热潮也推动了西部旅游的快速崛起。中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相对缓慢, 有一半的省份处于规模递增的阶段, 表明这些地区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旅游业规模、增加资本和人力投入等方法推进区域旅游的发展。
3. 区域旅游业综合实力提升分析
PCA得分表明我国区域旅游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实力依然较弱。从表2可以看出, 除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8省市之外, 其他地区旅游业的区域综合实力得分均为负值, 旅游业国际竞争实力整体水平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仅占四分之一, 我国旅游业实力整体水平偏低。从区域综合得分来看, 差异较为明显, 东部地区 (0.574) 高于中部地区 (-0.244) , 西部地区的综合实力最弱 (-0.363) , 我国旅游业的东、中、西部的整体实力依次呈现递减, 这与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分布差异基本一致, 表明旅游业的发展深受区域发展水平的影响。从国际国内发展的趋势和总体环境来看, 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 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相当长时间内稳定增长, 旅游业的国际竞争实力也会不断的增强。
表3是在PCA计算过程中得到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特征值可以表现出主成分的影响力, 本文选取特征值大于1的前3个主成分。可以看出, 第一主成分在各地区GDP、旅游业从业人数、旅行社数量、景区数量和国际旅游 (外汇) 收入上有较高载荷, 其方差贡献率达到了59.2%, 基本上反映出了各地区旅游业的整体实体;第二主成分在入境游客平均停留天数上具有较高的因子载荷, 反映出入境游客在各地区的旅游时长。因此, 要提高各地区旅游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实力, 就要着力优化第一主成分上各指标的投入和产出, 同时通过多种措施留住旅客, 延长入境旅客的停留时间。
三、结论
提高旅游国际竞争力是我国建设国际旅游强国的必然要求, 是促进旅游业与社会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研究发现, 当前我国区域旅游国际竞争力整体水平还较弱, 投入产出效率亟待优化, 旅游业的综合实力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这不仅要调整和优化旅游业各投入变量, 还需要从区域旅游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和相关配套措施以实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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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2
目前, 旅游业已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 世界各国和地区都对旅游业发展极其重视, 国与国之间, 地区与地区之间旅游业竞争十分激烈, 旅游业面临国内旅游国际化、国际旅游国内化的态势, 同时, 各国和各地区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经济社会、服务设施等条件相异, 旅游业的发展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性[1,2]。残酷的竞争和旅游资源禀赋的不同使得各国和各地区不断挖掘和创新旅游产业各种层次的竞争力, 以达到提高本国和本地区的综合竞争力, 在市场上占据绝对或相对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国内外很多学者展开了旅游竞争力的研究,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外方面, K.Metin和R.Mike构建了包含软指标和硬指标在内的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指标体系, 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土尔其相对于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希腊等国的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3]。J.E.Michael和N.James运用IPA (Importance Perfor-mance Analysis) 方法, 分析了香港旅游业竞争力的有利和不利因素[4]。国外学者重视旅游竞争力的研究, 在于该研究有助于政府和企业了解一国的竞争地位。国内方面, 万绪才、李刚、张安等人运用层次分析法, 从旅游资源与产品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3个方面建立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 对江苏省各地市旅游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量评价与分析[5]。刘宇峰等采用主成份方法对我国31各省、市、区的旅游业竞争力水平进行了研究[6]。国内研究表明, 旅游业竞争力定量研究已取得初步进展, 由于涉及到众多不同的因素, 衡量旅游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有待加强;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国家和城市层面, 省域层面的旅游业竞争力定量研究不多。
山西省是旅游资源大省, 其旅游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第3位。截至2008年底, 全省旅游景区 (点) 632处, 正式对外开放的220余处, 其中, 在全国堪称独一无二或具有垄断性资源的景区60余处, 列入国家级旅游线路和景区20余处, 世界遗产2处, A级以上旅游景区67家, 6家景区列入国家级“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山西省尽管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但却是旅游经济弱省, 2008年, 山西省旅游总收入达739.3亿元, 旅游总收入在全国排第14位, 在中部6省排名第4位。国内旅游接待人数达9383.8万人次, 同比增长10%, 分别在全国排第17位和第18位。国内旅游收入达到721.3亿元, 增长27%, 分别在全国排名第13位和第7位。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 山西省的旅游经济效益与其旅游资源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符, 本文认为, 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山西省对旅游竞争力及其差异没有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进而导致旅游市场开拓力度不够, 影响了山西旅游形象和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提高, 为此, 本文拟用旅游业现实力、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支持力来构建省域旅游竞争力评价体系, 应用层次分析法, 对山西省各城市的旅游竞争力差异进行综合评价, 试图能为各城市把握自身旅游竞争力的现状和潜力, 制定不断提升竞争优势、增强其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竞争力的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并最终促进旅游生产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宏观旅游地域系统中得到更合理的优化配置, 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1 旅游业竞争力差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评价方法的选取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1.1.1 科学性与可靠性
必须要科学合理的选择旅游业竞争力评价的指标, 体系中的每个指标要有准确的名称、解释和计算方法, 并且能在统计文献中找到相对应的数据资料, 或者经过计算可获得到, 这样才能保证指标的真实性和规范性。
1.1.2 系统性与层次性
旅游业是一个大系统, 其构成要素内容广泛, 除旅游业自身外还与众多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部门又一定的间接联系, 因此, 在指标选取上必须包含有可系统性反映这些方面的指标。指标的选取应合理确定其在指标体系中的层次和位置。
1.1.3 代表性与可操作性
从旅游发展动力系统来看, 旅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以下几个, 即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和旅游发展的支撑和保障部门。因此, 旅游竞争力的评价指标须涉及到这些部门。评价必须从实际出发, 既要有较好的可比性, 又要有可获性, 尽量避免选取易变因素, 以便实际运用。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影响旅游业竞争力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 既包括旅游资源丰度、客源市场、人力资源、旅游设施等内部因素, 又包括生态环境、交通区位、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外部因素。它们依照不同机理, 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影响旅游竞争力的形成[7]。构建准确、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 是定量评价省域旅游业竞争力发展水平的关键。旅游业竞争力有别于旅游业综合实力, 前者综合地反映了不久的将来竞争力能够达到的水平, 而后者仅仅是旅游业发展的历史结果, 是已经表现为事实的竞争力部分[8]。因此, 省域旅游业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现实竞争力, 而且受到潜在竞争力和支持竞争力的深刻影响。潜在和支持竞争力的强弱,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省域旅游业竞争力的高低。旅游竞争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除了旅游产业等直接影响要素外, 还包括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等诸多因素间接的影响。虽然各国学者对旅游竞争力的理论基础、评价模型、模型应用和细化、优势和限制及未来研究方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但至今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认识。
在遵循评价指标选取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根据上述文献分析结果, 按照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业和旅游支撑和保障部门4个方面进行综合, 结合资料的可获得性, 经过专家决策法, 构建了旅游业现实力、旅游业发展潜力和旅游业支持力多层次评价体系, 其中包含了1个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 该指标体系表述如下:省域旅游综合竞争力A= (B1, B2, B3) , 具体指标层次结构框架, 见表1。
1.3 评价方法的选取
目前, 用于旅游竞争力评价的方法很多, 主要有主成份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和判别分析法等, 事实上不同的方法适用性不同。由于评价的因素很多, 为避免指标变量之间的共线性, 简化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性,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进行评价。层次分析法是由美国运筹学A.L.Saaty提出的, 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 它是一种将决策者对负责系统的决策思维过程模型化、数量化的过程。应用这种方法, 决策者通过将复杂问题分解为若干层次和若干因素, 在各因素之间进行简单的比较和计算, 就可以得出不同方案的权重, 为最佳方法选择提供依据[9]。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评价, 其基本过程大体为: (1) 构造判断矩阵Ak。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中的某元素而言的评价层中各元素相对重要性的状况, 这是层次分析法一个关键步骤, 其形式如下:
其中, Wij表示对于Ak而言的元素Wi对Wj的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值。Wij的分级采用九度标定值, 具体如下:9表示极端重要、7表示更重要、5表示重要得多、3表示重要一点、1表示同等重要。而2, 4, 6, 8表示相邻判断的中值, 当5个等级不够用时, 可以使用这几个数值。所有指标都是根据有关专家征询结果, 确定指标的相对重要性, 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标定系列得出指标相应的标定值。显然, 对于任何判断矩阵来说, 都应满足以下条件:Wii=1且
1.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权重的确定是综合评价的难点。计算权重常用的方法概括起来分为两类:主观判断法和客观分析法。主观判断法对专家评分结果进行数学分析, 实现定性到定量的转化;客观分析法通过提取统计数据本身的客观信息, 确定权重。两种方法均有局限:前者易受主观判断的干扰;后者过分依赖客观数据, 缺乏对实际问题的把握, 具体运用时可能会出现偏差[8]。层次分析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 还能对各层指标进行一致性检验, 既能保留大部分的专家意见, 又可避免人为因素造成的过大偏差。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来判断各指标的重要性, 确定各指标权重, 邀请了来自山西省高等院校、山西省旅游局和部分重点风景名胜区等领域的专家10人, 采用1~9标度对各指标进行了两两比较打分, 构造判断矩阵。在具体数据处理上采用层次分析法软件Yaahp (0.4.1版本) 进行数据处理, 在对不同专家判断矩阵的集结方法上选用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 通过运用算法软件Yaahp (0.4.1版本) , 计算各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一致性检验参数CR=0.0043<0.10, 表明结果令人满意, 得出旅游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的各层权重值, 最终得出旅游竞争力测评表, 见表1。
1.5 数据来源与量化处理
对于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使用2004、2006和2008年3个比较年份的面板数据, 绝大多数来源于2005、2007和2009年《山西省统计年鉴》、2005、2007和2009年《山西省经济年鉴》、中国宏观数据挖掘网以及2005、2007和2009年山西省各地市统计年鉴, 少数数据是以年鉴中数据为基础计算而得。对于旅游资源的垄断度、丰度和品味度, 通过如下评价标准获取分值:品味度评价标准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 (10分)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6分) 、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5分) 、国家自然保护区 (3分) 、国家森林公园 (2分) 、其它 (0分) ;垄断度评价标准是:世界罕见 (10分) 、国内罕见 (5分) 、省内罕见 (2分) 、其它 (0分) ;丰度取每个城市中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及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总数[10]。
由于上述量化的指标单位不统一, 必须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运用公式 (1) 进行转化:
式中, Pi为某指标转换后的无量纲指标, Di为转换前的指标值,
2 山西省旅游竞争力差异评价结果与解释
将各评价指标权重值和省内各城市评价指标标准化数值带入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 即可得到各城市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指数值。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数学表达式为:
A=0.4224B1+0.2318B2+0.3458B3 (2)
A为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指数。经过计算得到2004年、2006年和2008年, 山西省11个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的二级指标指数和综合指数及排序情况, 见表2、表3、表4和表5。
2.1 旅游现实竞争力差异分析
旅游业现实竞争力是旅游业市场占有能力、盈利能力和开拓能力强弱的重要体现, 它影响一个城市或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从表2各城市比较年份的指数可以看出, 各城市旅游业现实力发展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 但提高的幅度不尽相同, 因此, 造成了各城市旅游业现实力在全省的排序有所变化。太原市第1, 大同市第2, 阳泉市排序有一定的提高, 阳泉市从2004年的第11赶到了2006年的第9, 2008年仍然保持第9不变, 朔州和吕梁的排序有所落后, 朔州从2004年的第10位退居到了2006年的第11, 2008年位次没有变化, 吕梁由2004年的第9退居到了2006年的第10, 2008年位次也没有变化。其余城市晋中、忻州、运城、临汾、长治和晋城的位次排序, 在3个比较年份中没有变化, 分别固定在第3、4、5、6、7和8的位置上。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 太原、大同和晋中一直是山西省旅游业现实竞争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在各个比较年份中, 无论是指数, 还是排序始终都是位于前3位。特别是太原市旅游业现实竞争力发展水平的优势地位相当突出, 以2008年为例, 它的旅游现实竞争力指数是大同 (排在第2) 的1.7倍, 是朔州市 (排在末位) 的9.3倍, 差距十分悬殊。
2.2 旅游发展潜力竞争力差异分析
旅游资源赋存状况与旅游资金的投入是旅游发展潜力最直接、最积极的影响因素, 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资金投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反映了一个城市旅游发展潜力的强度现实状况。从表3各城市比较年份的旅游业发展潜力竞争力指数可以看出, 2006年11个城市中除太原、阳泉和长治的指数有所小幅上升外, 其它城市的指数都呈下降的趋势, 在排序的变化中, 只有长治和晋中的位次发生了变化, 长治由2004年的第6上升到2006年的第5, 晋中由2004年的第5下降到了2006年的第6。2008年, 11个城市旅游业发展竞争力指数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 造成了各城市位次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除太原、长治和晋城下降外, 其它城市都大幅增长, 其中, 晋中指数增幅最大, 相应的其排序由2006年的第3追赶到第1, 其次, 忻州指数增幅也很大, 排序由2006年的第8上升到2008年的第2, 排在第3位的是运城, 排序上升了一个。大同指数虽然有所增加, 但相对于其它增幅较大的城市而言, 其相对下降了, 位次由2006年第2退居到了2008年的第4, 临汾排序上升了2个位次, 排在第5, 朔州和阳泉排序有所上升, 吕梁位次不变, 仍为第9, 晋城排在末位, 下降了4个位次。变化最大的城市是太原, 不仅指数下降了, 而且排序由2006年的第1下降到了2008年的第6, 下降了5个位次。指数上升表明这些城市加强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和旅游资金的投入, 同时, 旅游接待与组织能力显著提高。
2.3 旅游支持竞争力差异分析
旅游业支持力是旅游业最重要的物质与人才基础, 它是影响一个城市旅游发展强弱的重要力量。从表4表明, 各城市比较年份的旅游业支持竞争力指数呈增长的趋势。它导致了11个城市排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06年, 只有4个城市的排序发生了变化, 朔州由2004年的第6退居到2006年的第7, 晋中由2004年的第7上升到2006年的第6, 2006年, 运城和忻州的排序分别了上升和下降了1个位次, 其余城市位次保持不变。但在2008年, 指数和排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根据它们排序的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排序上升的城市, 晋中排序位次由2006年的第6, 上升到2008年的第2, 幅度最大, 其次, 运城位次上升了6个位次, 排在第3, 临汾上升了4个位次, 排在第4, 忻州上升了3个位次, 排在第7, 吕梁上升为第10。
第二类为排序下降的城市, 大同下降了2个位次, 排在第5, 晋城排在第6, 下降了2个位次, 长治下降了3个位次, 排在第8, 阳泉降了7个位次, 排在第9, 朔州退居到第11。排序下降表明, 这些城市旅游接待设施和人力资源规模相对比落后了, 旅游专业技术人才发展滞后。
2.4 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差异分析
表5表明, 总体上11个城市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指数3个比较年份呈上升的变化, 但排序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6年只有4个城市的排序有所变化, 晋城和运城分别由2004年的第9和8上升为2006年的第8和6;阳泉和长治别由2004年的第7和6下降为2006年的第9和7。2008年11个城市的旅游业现实竞争力、旅游业发展潜力竞争力和旅游业支持竞争力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而使得2008年的旅游业综合竞争力排序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根据它们排序的变化过程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排序位次固定不变, 包括太原、阳泉和忻州3个城市, 分别为第1、9和第4。
第二类排序上升的城市, 晋城由2006年的第8追赶到2008年的第7, 晋中2006排序为第3, 2008年上升到第3, 运城位次继续上升, 排在第5, 吕梁追赶了1个位次, 排在第10。
第三类排序下降的城市, 大同下降到第3位, 长治降到第8, 临汾退居到第6, 朔州降到末位。这些城市排序虽然下降了, 但降幅较弱, 表明它们和位次上升的城市综合竞争力相差无几。
从表5中还可以看出, 太原、大同和晋中一直是山西省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在各个比较年份中, 无论是指数, 还是排序始终都是位于前3位。特别是太原市旅游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的优势地位相当突出, 以2008年为例, 它的旅游综合竞争力指数是晋中 (排在第2) 的1.45倍, 是朔州市 (排在末位) 的2.42倍, 差距较大。
2.5 旅游业竞争力发展速度差异分析
从以上分析看出, 各城市的旅游业现实竞争力、旅游业发展潜力竞争力、旅游业支持竞争力和旅游业综合竞争力都有所提高, 但增幅有差别。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 即可反映出各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的发展能力和后劲。
利用前面已计算出的各个比较年份发展水平之值, 然后求出相邻年份比值即可比较不同城市旅游业竞争力的发展能力。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各城市在各项指标的基数大小上的影响, 因而是合理的。具体结果见表6。
表6表明, 各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增长都是正值, 说明在2004~2008年山西省11个城市的旅游竞争力水平都在不断地发展。
(1) 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能力变化。
从比较年份上看, 2006~2008年份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速度不仅高于2004~2006年份的发展速度, 而且也高于2004~2008年份的平均发展速度。从城市方面看, 大同、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和吕梁在2004~2006年份低于平均发展速度, 而在2006~2008年份高于平均发展速度, 其中, 运城发展速度最快, 为137.3178%。太原和阳泉发展速度几乎没变。
(2) 旅游业发展潜力发展能力变化。
从比较年份上看, 2004~2006年份旅游业发展潜力发展速度大幅低于平均发展速度, 而2006~2008年份旅游业发展潜力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平均发展速度。从城市方面看, 太原、长治和晋城3市低于平均发展速度, 其余城市都高于平均发展速度, 其中, 晋中发展速度最快, 为265.2660%是发展速度最低太原 (88.36170%) 的3倍多。
(3) 旅游业支持力发展能力变化。
从年份上看, 2004~2006年份旅游业支持力发展速度大幅低于平均发展速度, 而2006~2008年份旅游业支持力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平均发展速度。从城市方面看, 阳泉发展速度变化最为剧烈, 在2004~2006年份中, 是唯一高于平均发展速度城市, 而在2006~2008年份中, 也是唯一低于平均发展速度的城市。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2008年份中, 忻州发展速度最快, 为155.2036%, 是发展速度最低阳泉的 (95.14810%) 1.63倍。
(4) 旅游业现实力发展能力变化。
从年份上看, 2004~2006年份旅游业现实力发展速度大幅低于平均发展速度, 而2006~2008年份旅游业现实力发展速度远远高于平均发展速度。从城市方面看, 无论是2004~2006年份, 还是2006~2008年份, 太原和大同的旅游业现实力发展速度几乎没变。阳泉、晋城和朔州旅游业现实力发展速度比较快, 稳前3位, 其它城市发展速度相差不大。
3 提升山西省旅游业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1 正确看待旅游业竞争力的区域差异
如前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山西省旅游竞争力呈现非均衡态势, 其中, 又突出表现在晋北地区与晋东南地区的不平衡上。但是这种不平衡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形成“马太效应”, 即强者越强, 弱者越弱的局面, 而是在原有格局的基础上, 逐渐出现新的次一级的旅游中心, 从而使山西省旅游业竞争力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 表现为一种非极化、非均衡发展趋势。因此, 山西省旅游业竞争力非均衡发展状况, 在地域上, 并非十分尖锐, 追求效率、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仍是首要任务, 适度的非均衡发展更有助于山西区域旅游经济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
3.2 加强政府主导力度, 从大旅游、大产业的角度促进山西省旅游业的发展
各地市要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 创造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各项环境;要制定旅游产业发展政策, 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 确定优先发展项目, 实现投资者在区域上的均衡[1];要注重人文与自然旅游的同时发展, 对旅游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开发, 在规模基础上注重旅游质量的提高, 在实施整体推进的同时, 注重各区域旅游业联合。
3.3 明确各地市的旅游业竞争力差异, 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
由于各地市在旅游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发展基础、旅游产业基础设施、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等发展旅游业的条件, 存在着悬殊的差异, 而这些条件正是影响旅游竞争力非均衡演变和旅游产业地位的重要因素[11]。因此, 旅游业竞争力非均衡发展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还有可能会扩大。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到了成熟期, 这种非均衡发展超过一定警戒值, 就会阻碍山西省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因此, 在未来的旅游经济发展各阶段, 各地市应依据自身特点和优势, 明确各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逐渐由注重效率优先的发展方式转变为区域间协调与均衡发展的方式。
3.4 实行区域旅游业的联合开发
山西省区域旅游业的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低下, 两极分化较严重, 处于南北的地市旅游业发达, 位于东西的地市旅游业发展落后, 区域间旅游发展不平衡。各区域在旅游业发展规模、经营水平上的差异较大, 这就决定了山西省各区域的旅游业竞争力提升的发展方向和途径各不相同。一方面, 各地市要从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出发, 准确定位, 制定合理科学的发展战略, 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 增强旅游业企业的竞争力, 努力扩大旅游业规模, 提高旅游产业的经营能力;另一方面, 还要抓住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加强相邻区域旅游业的合作和开发, 开展旅游业联合促销, 加大旅游精品的建设步伐, 努力扩大旅游接待规模, 促进旅游业经济整体实力的提升。
摘要：为了定量研究山西省旅游业的竞争力发展水平差异。从产业角度出发, 建立了旅游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山西省11个城市为研究单元, 运用AHP分析法和Yaahp软件, 采用面板数据, 对山西省11个城市旅游业综合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各城市的旅游业现实竞争力、旅游业发展潜力竞争力、旅游业支持竞争力和旅游业综合竞争力都有所提高, 但增幅差别较大。太原、大同和晋中一直是山西省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最高的城市, 在各个比较年份中, 无论是指数, 还是排序始终都是位于前3位。特别是太原市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水平的优势地位相当突出;从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发展能力变化看, 大同、朔州、晋中、运城、忻州、临汾和吕梁在2006～2008年份高于平均发展速度, 其中, 运城发展速度最快, 太原和阳泉发展速度几乎没变。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促进山西省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建议。
关键词：AHP法,旅游业竞争力,评价体系,对策,山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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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3
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结果,可以准确把握省域经济竞争力的现状、变化过程、水平差距及不同省域的优劣所在,也可以为提升省域竞争力的决策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2]同时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因子分析方法及数学模型[3]
因子分析是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找出能控制所有变量的少数几个随机变量去描述多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这少数几个随机变量是不可观测的,通常称之为因子。然后根据相关性的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一)因子分析数学模型
在这里主要描述一下R型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且满足以下条件:1.m≤p;
2. Cov(F,ε)=0即F和ε是不相关的;
3. 即F1…Fm不相关且方差皆为1。
即ε1,ε2,…,εp不相关,且方差各不相同。
(二)因子载荷阵及其估计方法
1. 因子载荷的统计意义。
因子载荷aij的统计意义就表示第i个指标变量和第j个公共因子的相关系数即表示Xi依赖于Fj的比重。它反映了第i个指标变量在第j个公共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
2. 因子载荷阵的估计方法。
考虑特殊因子以后,协方差阵为:
当∑未知,可用样本协方差阵S去代替,要经过标准化处理,则S与相关阵R相同。
(三)因子旋转
建立因子分析数学模型的目的不仅要找出公共因子以及对变量进行分组,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公共因子的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这时根据因子载荷阵的不唯一性,可对因子载荷阵实行旋转,使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结构简化。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一)数据
利用因子分析对我国31个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进行分析,本题选取了8个指标作为反映我国31个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因素,分别是:X1:国内生产总值(GDP);X2:居民消费水平(元/人);X3: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4:职工平均工资(元);X5:货物周转量(亿吨公里);X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7:商品零售价格指数;X8:工业总产值(亿元)。表1是我国2010年31个省市8项指标的原始数据。[4]
(二)数据处理
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初始化,并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表2为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
对其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表3为检验结果。
KMO检验结果为0.591,适宜做因子分析,Bartlett检验结果为0.000,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为单位阵。
进而求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
从上表看出前3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90.052%,说明前3个主成分基本包含了全部指标具有的信息,因此取前3个特征值,并计算相应的特征向量,得到的前三个主成分如表5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在第一主成分中各项指标的系数都较大,且都比较接近,第一主成分反映的原始指标信息比较多,比较平均。在第二主成分中,第四、七项的系数比较大,其他系数相对比较平均。在第三主成分中,只有第六项的系数较大;这样不利于对原始指标进行分组,不利于定义因子。为了能更好的让主成分全面突出的反映原始信息,对因子载荷阵实行方差最大旋转,旋转后的矩阵如下表6所示。
由上式可以看出,经旋转后得到的主成分能更突出、更全面地反映相应的各个指标的信息。最后将八指标按高载荷分成三类,并结合转业知识给出各因子的命名如下表7所示。
在第一因子中,X1、X3、X8三项指标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人均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经济总量因子。
在第二因子中,X2、X4、X5三项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居民消费水平、货物周转量和职工平均工资三个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消费能力因子。
在第三因子中,X6、X7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是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方面反映经济发展状况的,因此命名为价格指数因子。
用同样方法处理2005年和2000年数据,可以得到类似的结果,进而对所得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分析
(一)竞争力排序
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11)采用了1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和208个四级指标组成的评价体系。国家统计局的实际结果为:
2010年全国各省市经济竞争力排名:
上游区(1-10位):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
中游区(11-20位):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
下游区(21-31位):海南省、山西省、吉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云南省、贵州省、甘肃省、西藏自治区。
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为三甲,主要原因是这三个省的经济总量较大,消费能力较强,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北京市、浙江省、山东省、天津市、辽宁省、福建省、湖北省等地区,要么是京畿地区,要么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一直较好,消费能力一直较强;中游区为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四川省、安徽省、河南省、江西省、黑龙江省、湖南省、重庆市、陕西省等省份,纵观这些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于沿海和京畿地区,消费能力一般;下游区主要是西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消费能力不足,物价指数相对稳定。
评价省域地区生产总值的竞争力时,既看到经济总量因素,又考虑消费能力因素和价格因素,同时,还考虑到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的概念,既研究它的现在时,又充分考虑它的过去时和将来时。而本文仅用了8项指标,就解释了我国省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即经济总量、消费能力和物价因素。说明本文所采用方法的优越性。
(二)省域内部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差异分析[6]
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绝大部分都在上游区,只有河北省处于中游区和海南省处于下游区,其他8个省份都处在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的上游区,并且排位比较稳定,变化不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但在东部地区的10个省份内部,竞争格局也是不平衡的,最明显的差距体现在海南省与其他省份之间,就是同样排在上游区的省份,也存在较大的差距。
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除了湖北省处于上游区,山西省处在下游区外,其他4个省都处在中游区,中部地区各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不够稳定。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得分差距较大,与西部地区之间得分差距较小,这说明从整体上而言中部地区不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中部地区内部的6个省份也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衡性,反映出中部地区各省份竞争力相对变化较大。究其主要原因,受政策和资源影响较大。
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位大多数处在下游区,2010年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陕西省和重庆市处于中游区,其他各省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西部地区竞争力与东部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但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比,很多省份的竞争力得分差距很小,其劣势就不太明显。
东北地区3个省份的竞争力都有增加,与东部地区平均得分的差距有所缩小,说明相对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2010年竞争优势得到提升。
(三)时段分析(以2005-2010年为例)
上游区、中游区、下游区在整体上相对稳定,仅有个别省份有排序上的变化,说明经济竞争力是省域居民长期努力地结果,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提升省域经济竞争力需要长期不断的努力;个别省份的变化反映出国家政策和省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有影响。
我国经济竞争力受国家政策影响,呈阶段性特点。[7]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了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先后经历了由特区到开发区、由沿海到内地的逐级演进。因此,我国省域经济竞争力在沿海和东西部之间有一定差距。国家正在努力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
我国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形成以京畿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的经济总量较大,消费能力较强经济较发达地区,从东部、中部、向西部辐射。西藏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以及自然条件等原因,与其它地区还有较大差距;整体上西部地区竞争力有所增加,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缩小,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其经济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从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内部来看,同样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四川省处于中游区前列,在全国处于中势地位,与西部地区其他省份相比,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同样是处于下游区,由于经济基础和规模方面的差距,使得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综合竞争力排位相对稳定,除了少数省份排位有所调整以外,没有太大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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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4
本研究论域是高等职业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2011版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从“课程定向”和“等级完成”两个角度对高等职业教育进行了标识,其分类代码为55,要求课程持续时间不低于2年,其目标是为了给参加者提供专业知识、技艺和能力,课程设置通常是基于实用和特定职业,培训学生进入劳务市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义和要求,结合“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实际状况,将本研究中的高等职业教育定位于普通高等学校的专科层次。
本研究中的省域是指我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级行政单位。由于数据所限,我国港、澳、台地区不在本研究范围之内。
二、研究背景与目的
“十一五”期间,伴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迅速扩大。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由2006年的7955046人增加到2010年的9661797人,增幅为21.45%。我国人口数由2006年的12.95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13.34亿人,增幅为3.00%。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存量规模由2006年的每10万人口614人增加到2010年的724人,增幅为17.92%。可见,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增幅远高于人口数增幅,“十一五”期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存量规模是衡量人才储备量的重要指标,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的高低反映了该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供给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分析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对于发展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决策支持作用。
三、统计方法
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的基础数据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各省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和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记录的各地区年末人口数。其计算方法为:(1)用某省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除以其年末人口数,得出该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2)以某一年度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的最大值为100,其余各省数据进行百分制标准化。
四、统计结果
根据上述统计方法,对我国“十一五”期间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进行统计和排名,结果如表1所示。
五、结果分析
1.指标统计结果显示,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优势最为显著,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普遍提升。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指标值连续5年达到100,到2010年,其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达到1198人/10万人口。从竞争力发展趋势来看,“十一五”期间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处于上升趋势的有27个省份,占比87.10%,包括贵州、云南、河南、内蒙古、广西、西藏、海南、重庆、安徽、吉林、甘肃、新疆、福建、宁夏、陕西、山东、四川、广东、江苏、辽宁、河北、湖南、青海、黑龙江、山西、湖北、浙江,其中增幅最大的省份是贵州,达到72.57%;竞争力处于下降趋势的有3个省份,占比9.68%,包括江西、上海、北京;竞争力处于持平趋势的是天津,占比3.23%。
2.指标排名结果显示,天津、陕西、湖北长期占据三甲。从排名变化趋势来看,“十一五”期间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排名处于上升趋势的有14个省份,占比45.16%,包括河南、海南、安徽、内蒙古、重庆、广西、陕西、贵州、江苏、山东、福建、河北、甘肃、云南,其中增幅最大的省份是河南,上升了10个位次;排名处于下降趋势的有12个省份,占比38.71%,包括四川、江西、湖南、辽宁、广东、西藏、青海、山西、黑龙江、浙江、上海、北京;排名处于持平趋势的有5个省份,占比16.13%,包括天津、湖北、新疆、吉林、宁夏。
3.指标分级结果显示,“十一五”期间各省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呈现出明显的层次,且逐步向高层次集中,地区差异逐步减小。第一层次包括天津、湖北、陕西,其指标长期保持在当年最大值的80% 以上;第二层次 包括河北、山 西、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南、海南,其指标长期保持在当年最大值的60%~80%之间;第三层次包括北京、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浙江、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甘肃、新疆,其指标长期保持在当年最大值的40% ~60% 之间;第四层次包括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其指标长期保持在当年最大值的40% 以下。从层次变化来看,处于层次1和层次3的省份数量基本持平,分别保持在3个和13个;处于层次2的省份数量逐步增加,由2006年的4个增加到2010年的10个;处于层次4和层次5的省份数量逐步减少,分别由2006年的10个和3个减少到2010年的5个和0个。
4.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主要受到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量和省域人均GDP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普通高等学校专科层次在校生数量、省域人口数两个直接影响因素和省域GDP、人均GDP两个间接影响因素,与省域高等职业教育存量规模竞争力进行逐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5
开展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综合竞争力, 促进我国软科学事业持续和又好又快地发展, 决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探讨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价值, 直接体现在提升我国软科学综合竞争力的现实意义之中。
1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研究的意义
(1) 深入研究和大力提升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 是推动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重要举措。为了满足解决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问题的需要, 我国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 并在积极为现代化建设进行论证、规划和管理研究、提出建议和方案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进步, 为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 我国各个省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始终把为党和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供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功能之一, 积极参与决策, 为决策提供了政策建议、智力支持、信息资源、人才支持和舆论保障, 逐渐成为支撑党和政府民主和科学决策的重要力量, 并正在党和政府决策中显示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
(2) 深入研究和大力提升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 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推动我国软科学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树立促进我国软科学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关键, 就体现和落实在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上。开展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研究的目的, 就是要找出限制区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提升的制约因素, 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更好地将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
(3) 深入开展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实证研究的目的主要是立足于战略视角来观察我国省域软科学事业的发展状况, 摸清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整体情况, 为全国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竞争与发展提供信息定位。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按照统一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标准进行整合, 涵盖了全国28个省域的1 773所软科学研究机构。开展此项研究, 能够通过对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的分析研究和不同省域间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客观地分析与评价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 发现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所处的优势和劣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既有利于不同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扬长避短, 发挥比较优势, 增强竞争优势, 又有利于促进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学习与交流, 从而推动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长远发展。
2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根据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内涵与特征, 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在已有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考虑软科学研究机构发展的共性特征, 本文选取课题向量绩效、学术成果影响力、经费投入体系、人力资本构成、科研成果绩效以及科研合作与共享机制作为评价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的二级指标。本文选取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三级指标43项, 构建了一套旨在全面衡量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群 (表1) 。
3 评价方法与综合评价结果
3.1 评价方法
(1) 指标的标准化。
评价指标体系由多个指标构成, 为了避免量纲、数量级和变化趋势的影响, 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即将它们都转化成无量纲数据。本文采用最大值最小值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标准化公式如下:
其中Xij表示第i个省域第j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xij表示第i个省域第j个指标的原始值, max (x·j) 表示所有省域第j个指标的最大值。
(2) 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
关于多指标综合评价的方法很多, 本文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各省域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 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Ei表示第i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综合绩效值, Xij表示第i个省域第j项指标的无量纲化值, f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
3.2 综合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利用有关数据资料, 本文计算出我国各个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绩效值, 展开对中国省域1986—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综合绩效值及序位变化与聚类分析分别反映在表格2和图1中。
注:圆括号内数字为各项评价指标权重。二级指标权重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三级指标中课题向量指标、学术成果影响力指标、科研成果指标及科研合作与共享指标采用专家咨询法确定权重;科研投入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权重;人力资本构成指标采用神经网络分析法确定权重。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评价的聚类树形结构图总体特征显示, 全国28个省域可分为四大类别:
S=﹛S1, S2, S3, S4﹜=﹛全国﹜
S1=﹛北京市﹜
S2=﹛上海市﹜
S3=﹛江苏省、陕西省、辽宁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
S4=﹛海南省、宁夏、甘肃省、青海省、内蒙古、广西省、云南省、江西省、新疆、福建省、四川省、河南省、重庆市、安徽省、湖南省、黑龙江、吉林省、天津市、河北省、湖北省﹜
注:各省综合绩效值根据备注资料以及各省统计公报 (1986—2006) 有关数据, 经权重处理后计算得出。重庆1997年直辖, 故1986—1996年度数据未统计, 序位变化考察从1997年始。
4 结论
根据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综合绩效与聚类分析结果, 得出初步结论:
(1)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状况呈现“少数领先且独特性强、多数集中而差异性小”的显著特征
从表2和图1中可以看出,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状况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化趋势。全国28个区域中, 北京市与上海市构成第一阵营与第二阵营, 江苏省、陕西省、辽宁省、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构成第三类阵营, 其余20个省域构成第四类阵营。在第一阵营与第二阵营中, 北京市与上海市分别作为我国的政治文化和金融经济中心, 软科学研究需求相对旺盛, 不仅软科学综合竞争力排名最前, 实力最强, 并且发展状态非常稳定, 属于我国软科学研究的中心区域;第三阵营中的省域具有明显的类别趋同性, 它们或者是经济发展活跃地区或者是教育水平发达地区, 呈现较高的软科学竞争力综合绩效;第四阵营成员众多而结构复杂, 这些省域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省域软科学竞争力绩效表现平庸, 缺乏突出的特点, 但是, 这个阵营省域竞争力绩效的变数最大, 若有的省域能够克服不足, 就具有跻身于第三阵营的发展潜力, 而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和教育水平低的省域, 更容易导致内生性枯竭的负增长。
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
Dendrogram Using Average Linkage (Between Groups)
Rescaled Distance Cluster Combine
(2)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水平与省域的政治地位或者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事实表明, 经济发展良好的地区, 其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综合绩效也明显突出。作为政治中心, 能够聚集大量优质的软科研资源, 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区, 或者是政治中心、或者是经济发展活跃地区, 其软科学研究的发展态势良好。
(3)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发展状况与省域的教育水平具有显著的同步性
教育大省同样是科研大省, 传统或现代的教育大省是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展开软科研活动的重要载体, 因此, 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但是大学与科研院所集中的地区, 往往其软科研竞争力综合绩效也有较好表现, 例如:湖北省、陕西省、山东省等。
5 对策与建议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综合竞争力, 因而, 必须在展开全面、客观、科学评价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不断寻求提升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的正确路径、科学方法和对策措施。
(1) 强化管理、科学发展。
加强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组织管理, 进一步探索促进软科学研究者和研究机构积极性提高的管理机制, 大力推进我国软科学研究机构之间的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和资源共享机制建设, 不断改革软科学研究机构评价评审机制。此外, 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要着眼地方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全局, 组织开展关乎地方长远、重大而又急迫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及时向地方政府提供政策建议, 为地方政府重大战略决策服务, 并不断努力提高区域软科学研究水平, 从而推进地方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这也正是我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实现科学发展的路径。
(2) 加大投入、夯实基础。
近年来, 随着社会对软科学研究的重视程度增加, 各地方纷纷采取措施, 加大对软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但是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对软科学研究的需求, 软科学研究的投入还是严重不足, 这不仅极大地阻碍了软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 而且更将影响地方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提升。因此, 各个省域必须广开渠道, 不断增加软科学研究的投入, 主要体现在各级地方财政要加大对地方软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2]。各个省域还必须进一步加强软科学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软科学研究信息系统, 提高软科学管理信息化水平。加强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的数据库、网站、信息化工作平台的建设, 加强图书、文献资料的搜集和管理, 加强档案、统计等基础性工作, 并有计划地部署重大战略研究方向上的信息跟踪和研究工作, 长期坚持, 形成持续的知识积累能力[3]。
(3) 区域联盟、合作共赢。
中国省域软科学研究机构竞争力评价过程中, 位于同区域的省域由于相似的科研基础、发展背景与区位条件, 其软科研发展状况非常类似。因此, 可以通过树立省域间的战略联盟意识, 建立省域间的科研合作网络机制, 开展科研合作与科研基础设施共享等区域性合作, 使各个省域的科研合作主体在充分发挥自身科研自主性的基础之上, 跨越省际藩篱, 打破区域壁垒, 共享合作优势, 实现共同发展的多赢效果。充分利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环渤海城市经济圈、华中腹地的武汉城市圈和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大西南经济圈等区位优势, 构建多边科研合作的基本框架, 推动省际间多样化禀赋优势融合, 促进各个省域在科研规模、学科侧重、科研功能定位等方面进行错位互补, 实现共生共荣。
参考文献
[1]徐晓林, 刘勇, 赵刚.软科学研究机构在政府决策中的功效、困境及对策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6 (5) :21-28.
[2]赵刚, 孙相东, 王志清.发展中的中国软科学——中国软科学发展的回顾和展望[J].中国软科学, 2005 (2) :96-104.
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6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1]这表明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在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旅游消费是社会消费需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主要的休闲方式,旅游消费逐渐成为消费热点。近几年来,伴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农村居民旅游也呈现较快发展态势。2007年,农村居民旅游人数为9.98亿次,人均旅游消费222.5元,旅游总消费为2220.23亿元,占居民旅游总消费的28.6%。这说明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虽然较低,但出游人数多,增长空间大。因此,如何打开或扩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市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课题。
目前国内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2,3,4,5]二是构建居民旅游消费计量模型。[6,7,8,9,10]上述研究主要侧重于全国视域,即以全国为研究对象,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来研究居民的旅游消费及差异,很少涉及到省域维面,即很少有学者研究省市之间的旅游消费水平差异。从笔者搜索CNKI期刊网的国内相关文献可知,目前国内学者对旅游消费模型的构建采用的几乎都是传统的OLS方法,几乎没有学者将空间计量方法应用在旅游消费研究上。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的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性或空间自相关性的特征,空间依赖的存在打破了大多数经典统计和计量分析中相互独立的基本假设。[11]也就是说,各区域之间的数据存在与时间序列相关、相对应的空间相关。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方法是指将经典统计和计量方法和地理空间数据相结合,来识别和度量空间变动的规律与空间模式的研究方法。
为此,本文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和空间计量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旅游消费发展过程中的省际空间溢出效应,将空间因素纳入到传统的省域旅游消费和人均收入的计量模型中,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形成不同区域特征的旅游消费模式提供理论支撑。
二、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根据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方法,笔者认为,进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思路应该是,首先采用空间统计分析Moran指数法检验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如果存在,则需要在空间计量经济学理论方法支持下,建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空间计量估计和检验。
(一)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统计学一般使用空间统计量——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 I检验区域经济变量的空间相关性。Moran’s I定义为:
其中,Yi表示第i地区的观测值(如省域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水平),n为地区总数(如省域),Wij为二进制的邻近空间权重矩阵,表示其中的任一元素。一般用邻近矩阵(contiguity matrix)和距离矩阵(distance matrix),其目的是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近关系。其中最为常见的是依据R邻近(rook contiguity)来设定权重,即:当区域i和区域j相邻时,Wij=1;当区域i和区域j不相邻时,Wij=0。
根据空间数据的分布可以计算正态分布的Moran’s I的期望值。
式中:,wi·和w·j分别为空间权重矩阵中i行和j列之和。
用下式可以检验n个区域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关系。
(二)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有多种,[12]本文使用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主要是纳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和空间差异)空间常系数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两种。
(1)空间滞后模型。主要是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其模型表达式为:y=ρWy+Xβ+ε。式中,y为因变量;X为n×k的外生解释变量矩阵;ρ为空间回归关系数;W为n×n阶的空间权重矩阵,一般用邻接矩阵(Contiguity Matrix);Wy为空间滞后因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
(2)空间误差模型。当地区间的相互作用所处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时,则需要采用空间误差模型。其数学表达式为:y=Xβ+ε,ε=λWε+μ。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的截面因变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向量。参数λ衡量样本观察值中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的观察值y对本地区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SEM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之中,度量了邻接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
(三)空间自相关检验及SLM、SEM的选择
判断地区间经济行为的空间相关性是否存在,一般通过包括Moran’s I检验、极大似然LM-Error检验及极大似然LM-Lag检验等一系列空间效应检验,同时,这些统计检验方法也可以用于诊断所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13]另外,除了拟合优度R2检验以外,常用的检验准则还有:自然对数似然函数值(Log likelihood,Log L)、似然比率(Likelihood Ratio,LR)、赤池信息准则(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施瓦茨准则(Schwartz criterion,SC)。一般而言,对数似然值越大,AIC和SC值越小,模型拟合效果越好。这几个指标也用来比较OLS估计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和SLM、SEM模型,似然值的自然对数最大的模型最好。
本文选取我国大陆27个省(市、区)为研究单元,不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和海南。主要理由如下:其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未刊西藏地区人均旅游消费数据;其二,新疆、内蒙及西藏地区地广人稀,农村居民又以牧民为主;其三,海南省是一个岛屿省,与任何省(市)都不相邻。被解释变量(因变量)选择农村人均旅游消费,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解释变量(自变量)选择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人均收入是决定农村居民是否进行旅游消费重要标准,一般而言,人均收入高,购买力强,旅游消费欲望和能力也相应增强;反之,则弱。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数据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实证分析
我们做两个理论假设:
假设1:不同省域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符合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农村居民是根据其收入的绝对水平来决定将其现有收入的多大部分用于旅游消费的,旅游消费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
假设2:旅游消费具有空间集聚特征,空间因素对邻近区域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作用显著。
首先,检验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
以农村居民的人均旅游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水平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OLS回归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拟合优度R2为0.7960,F值为97.537,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总体上成立。所以,假设1成立,即满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模型总体上成立,但模型的常数项是负数,违背常理,而且t统计量为-0.0138,若接受原假设,没有通过10%的统计检验,表明模型存在一定问题。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区域旅游消费水平空间差异显著,传统的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截面数据分析无法揭示这种显著的区域空间差异对旅游消费的影响范围和程度。空间差异以及空间效应的存在,使得一般的截面回归分析方法不适合于解释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与人均收入间的复杂关系,也难以得出真正反映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实际的分析模型。
其次,使用全域Moran’s I统计量和零假设检验初步测算各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利用Geo Da095i软件计算出2004~2007年27个省域旅游消费的Moran’s I指数依次为0.1898、0.3333、0.4074、0.4602。各年无空间相关假设的概率都小于0.05。这表明相邻省域的旅游消费水平存在着普遍的空间正相关,即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高的区域和旅游消费水平低的区域分别都在空间上呈现一定的集聚性。换言之,旅游消费水平高的区域与旅游消费水平高的区域相邻接,旅游消费水平低的区域与旅游消费水平低的区域相邻接,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强。由此推断,假设2成立。
必须指出,全域Moran’s I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部分省域的旅游消费水平存在正相关(溢出效应),另一部分市县存在负相关(回流效应),二者相抵消后,全域Moran’s I则可能显示省域间没有相关性。此外,地区与地区间的溢出与回流作用也未必局限于有共同边界的相邻省域间。[14]因此,本文还进行了局域的Moran散点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85.2%的地区属于局部空间正相关类型,其中,High-High和Low-Low类型的地区分别占18.5%和66.7%。大部分地区表现为局部空间正相关,即人均旅游消费高(低)的区域,其相邻区域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也高(低),这与全局空间相关性的趋势是一致的。从空间分布看,同类型地区的集聚特征非常明显。考察不同类型聚集区的地域分布,可以发现High-High类型的高增长聚集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包括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和浙江5个省市,Low-Low类型的聚集区分布广阔,覆盖了西部和中部的广大区域;Low-High类型的非典型地区(偏离全局空间相关性整体趋势的地区)仅占7.4%,包括河北和安徽两省。这些非典型区域表现为,人均旅游消费低的区域,其相邻地区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较高;旅游消费散点图中没有High-Low类型的非典型地区。此外,山东省跨第Ⅰ、Ⅳ象限,福建省则位于原点上。这表明各省域旅游消费水平的空间局域依赖性和差异性是同时存在的。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下显著。
实际上,空间统计的Moran指数检验已经证明了省域的旅游消费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的OLS估计可能存在忽略空间效应的模型设定不恰当问题。为了进一步区分是内生的空间滞后还是空间误差自相关,再进行拉格朗日乘数误差和滞后及其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LMERR在3.84%水平上比LMLAG更加显著,且R-LMERR在4.85%水平上较R-LMLAG更有显著性,因此空间误差模型SEM应是更加恰当的模型形式。根据表2的检验结果,SEM的R2最高(0.8101),高于OLS模型(0.7960)和SLM模型的R2(0.8073);比较Log L、AIC和SC值也发现,SEM模型的Log L最大(-179.07),而AIC和SC值最小(分别为362.52和365.11),因此SEM模型是最优的模型。
表2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显示,SLM的空间滞后变量回归系数ρ通过0.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在省域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扩散(溢出)效应;SEM的空间误差系数λ通过了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省域之间的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存在较强的空间依赖作用,忽略的一些因素如区位条件和旅游消费价格指数通过误差项对旅游消费也在产生着一定的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一)我国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
空间统计的Moran’I指数检验说明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在省域之间存在实质性的空间影响。比较拉格朗日乘数、稳健指数以及几个统计检验参数发现,空间误差模型比空间滞后模型能更好地解释省域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变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作用机制。
(二)制定旅游消费政策时需要考虑空间的相关性
省域入境旅游竞争力 篇7
旅游市场营销包括旅游目的地营销与旅游企业营销两个层次, 前者重在形象, 主要由地方政府牵头;后者重在产品, 由旅游企业主导进行。随着旅游业竞争日益激烈, 营销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就国际旅游来看, 营销的意义尤为突出。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决定了旅游活动的异地性, 即游客不能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对目的地产品进行体验消费。这种背景下营销最大的障碍就是通过何种方法打动客源国消费者, 使他们最终选择不可及不可见的异国旅游目的地。
以陕西为例, 10年来, 陕西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稳定、开发和拓展上采取了一系列大手笔的营销方式, 使得欧美、日韩和东南亚游客不断增长, 外国游客占到入境游客比例达80%, 外国人比例在入境游客中处于全国前列, 成为中国入境观光旅游的“晴雨表”。
陕西国际旅游促销在巩固北美、西欧、日韩、东南亚等传统主要客源国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俄罗斯、印度国际市场以及入境市场港澳台的促销力度, 并且抢占先机, 开拓新兴市场。陕西旅游促销的足迹遍布韩国、日本、新加坡、泰国、俄罗斯等比邻市场;美国、加拿大北美市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市场;澳大利亚、新西兰大洋洲市场;南非、阿联酋、埃及等非洲市场以及巴西、古巴拉美市场。多年的广泛国际推介工作赋予了陕西省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营销方式上, 遵从科学发展, 运用当代最新营销理念来规范和设计国际旅游市场营销模式, 采取了合作营销、机会营销、体验营销、整合营销等多种举措。
二、方式
省域旅游目的地应当从实际出发, 基于自身的资源特点与优势, 针对目的国客源市场, 广泛调研、博采众长, 可采取合作营销、机会营销、体验营销、整合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进行产品推介。
1. 合作营销
旅游宣传是系统工程, 省域旅游目的地在国际旅游促销上应当密切关注营销环境, 实行旅游与商务、文物、文化结合, 与外宣、体育、影视、媒体结合, 与航空结合, 与重点活动结合, 采取合作营销手段推介旅游资源, 形成旅游宣传合力。以陕西省为例, 2007年9月利用”中国陕西省-韩国合作周”平台, 联合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等单位, 举办以“大唐国都—中国长安”、“2008北京奥运, 旅游观光直通陕西”为主题的中国陕西省文化旅游图片展、中国陕西文化旅游活动日、中国陕西旅游说明会, 参加韩国第十届釜山国际旅游交易会等活动, 宣传展示了陕西旅游整体形象, 引起了公众、旅游界、航空界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得到了国家旅游局与省政府的肯定与好评。2008年2月, 陕西省政府在澳洲开展了“春节文化品牌系列”宣传活动。2010年元旦之际, 策划组织参加了美国洛杉矶迎新年花车巡游, 获得了巨大成功。2011年9月, 配合由华商报集团组织的中国主流媒体重走丝绸之路自驾车, 并结合意大利中国文化年, 在意大利举办了”丝路起点—中国陕西”的宣传活动;2012年5月, 借助陕西省文物局在比利时开展的“中国的黄金时代———大唐遗珍展”契机, 向前来参观的观众和马斯梅克林购物村的公众推介陕西旅游, 做到了“文物搭台、旅游唱戏”, 收到了极好的效果;2012年7月, 借助兵马俑在美举办展览之际开展促销, 通过“兵马俑端起一碗面”大型海报张贴、“游中国—陕西旅游美食之夜”等活动, 在纽约刮起了强劲的陕西风。
2. 机会营销
机会营销就是抓住外部市场环境中有利的短期时机, 借船出海、借力营销。机会可以是一个事件、一个节日、一个热点话题、一个市场变化等。为深度扩展美国市场, 提升陕西旅游知名度, 招徕更多的美国旅游者来陕, 陕西省代表团于2009年12月28日-2010年1月7日赴美国参加了第121届洛杉矶玫瑰花车大巡游, 并举办了陕西文化旅游系列推广活动。始创于1890年1月1日的洛杉矶玫瑰花车大巡游, 是美国西海岸迎接新年第一天的标志性活动。从首届现场参加人数2.2万人发展到现在的超过百万观众, 是世界上最大的玫瑰花车游行, 至今已举办过120届, 其间从未间断。美国及其他国家主流卫星电视同时向6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播。玫瑰花车大游行是一次难得的旅游营销机遇。2009年在陕西省旅游局与凤凰卫视的不懈努力下, 美方花车组委会在中国参加竞争申请的省份中最终批准陕西省以旅游为主题参加2010年巡游, 并排在第一方阵。
活动期间, 陕西代表团参加了1月1日洛杉矶帕萨迪纳市玫瑰花车大巡游和和花车展示会, 举办了中国陕西文化旅游公众活动日、陕西旅游图片展、《中国长安之夜》大型文艺晚会、与加州主流媒体见面会、两地业界洽谈会和旧金山中国陕西旅游推介会等,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旅游纪念品3万余份。
在花车展览期间, 陕西旅游代表团匠心别具, 搭建了一个小型舞台, 连续三天每天有四场节目奉献给来观花车的观众。工作人员利用观众围在舞台周围等待节目开始之际, 发放各种宣传资料, 从西安空运过去的布老虎被美国小朋友索要一空, 供不应求。汉唐乐舞、秦腔绝技顶花灯, 中国功夫、木偶轮番上演, 陕西花车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成为摆放着十几辆花车的公园里人气最旺的一隅。陕西花车“兵马俑与你共舞”, 在巡游展览期间备受青睐, 从来自92个不同地区的巡游队伍中脱颖而出, 荣获第121届洛杉矶玫瑰花车大巡游“最佳设计艺术展示大奖”和“指挥官花车奖”。
本次参加第121届洛杉矶玫瑰花车大巡游及陕西旅游系列推广活动内容之密集、宣传形式之多样、覆盖范围之广泛前所未有。根据洛杉矶花车组委会公布数据, 1月1日花车巡游现场观众达150万人;通过电视现场转播观看巡游的世界范围内受众达8亿人;1-3日花车展示、陕西旅游公众活动日、陕西旅游图片展观众达450万人, 2日晚2800名当地民众观看了《中国长安之夜》专场文艺晚会。宣传媒体近百家出席, 其中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日报、世界日报、凤凰卫视、美联社、美国广播公司 (ABC)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 (FOX) 等主流媒体均作了大幅报道, 极大地提升了陕西旅游在美知名度。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盛赞此次活动“穿越时空的连接, 东西文化的交流。”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认为陕西花车以中华文明最具特色的人文历史倾倒了美国民众。南加州华人社团主席张素久赞:古都长安, 千载华夏名城延续汉唐风韵;大洋彼岸, 百年玫瑰花车展示盛世辉煌。此项活动得到了我外交部、国新办、文化部的赞誉, 均认为陕西做了一件非常难得、对弘扬中国文化、传播中华文明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3. 体验营销
体验营销是目标顾客通过观摩、聆听、品尝、试用等方式亲身体验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 从而促使顾客认知、喜爱并采取购买行动的营销方式。在人类五种体验感官中, 味觉体验是参与性最强、最能打动消费者的体验方式之一。2012年7月, 陕西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张贴“兵马俑端起一碗面”大型海报, 举办“游中国—陕西旅游美食之夜”主题活动。美食是陕西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次赴美促销活动给美国消费者提供了在家门口品尝万里之外美食的机会, 彻底克服了旅游产品的无形性与不可移动性, 超越了借助于宣传材料等传统形式为旅游产品代言的形式, 呈上的是原汁原味的美食产品, 对于品尝者而言, 这是何等惬意的体验。
“香酥葫芦鸡、泡泡油糕、腊汁肉夹馍、核桃酥、三鲜水饺”等陕西名菜名点, 极大地吸引了美国民众的眼球, 使得陕西美食在异国他乡引起了强烈反响, 被美国人誉为“一种不可言传的神奇好吃”。许多嘉宾顾不上身份直接以手代筷, 并在品尝后激动地说:“恨不得立刻买机票到陕西去。”更有嘉宾在活动结束时还满桌子寻找甜品饺子“胡桃酥”要带回家。
在纽约万豪酒店3天的美食展示中, 同时推出了陕西民间艺术泥塑, 农民画、剪纸和木版雕刻吸引了大批民众。许多来宾在品尝陕西美食的同时, 长时间驻足在民间艺术品前观看现场表演, 从仔细询问到动手学习, 到索取留念, 甚至当场求购。
“游中国—陕西旅游美食之夜”主题活动举办的同时, 陕西省文物部门正在纽约时报广场探索博物馆举办中国秦兵马俑展。加上不久前打动了世界人民味蕾的《舌尖上的中国》的热播, 兵马俑、民间艺术、陕西美食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时报广场同时出现, 叠加在一起, 融合成了我省旅游促销的最强音符, 赚足了纽约民众关注的目光。
这次营销活动不仅征服了美国业界与公众的味蕾, 而且强烈唤起了他们组团来华的愿望, 为旅游企业销售打开了通道, 最终荣获2012/2013年度北美“最佳宣传奖”。
4. 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是一种协调沟通过程, 通过协调各个方面的人员与事物为营销活动提供基础, 创造条件, 以达到营销目的。其目标是传播一个声音、一种形象。近年来, 陕西在国际旅游营销中对参与人员与推介传播的形式进行了高度整合。营销活动参与人员来源广泛, 覆盖了中外两方可能参与进来的各个领域、各种渠道人士。应邀参加推介活动外方人员来自客源国政府机构、旅游机构、我驻外领馆、旅游办事处、旅游业届同行、航空公司、旅行代理部门、酒店、新闻媒体、报道团、机构社团以及民众等多个方面。参加推介活动我方人员来自国家、省、市级旅游局、合作单位、旅行社、景区景点、酒店等旅游企业。另外还有直接参与推介活动的服务人员、旅游推介大使、民俗艺人、演职人员、厨师、学生等多方人员。
陕西在旅游推介形式上也体现了高度的整合性。近年来, 陕西省调动了尽可能多的资源, 采取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推介形式。利用推介会平台发放资料、纪念品;协调旅游企业和航空部门, 举办抽奖赠票活动;组织相关人员, 举办文艺演出、图画展览、民俗现场展演, 宴请招待、特色美食等体验性活动;组织旅游企业进行贸易洽谈、协议签订;邀请新闻媒体、旅行商来华考察;在客源国推出户外静态、动态广告等举措。
作为营销的最高级别, 整合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的支持与参与活动各方的协力配合。国际旅游营销的特殊性对整合提出了更高要求, 与国内营销不同, 国际营销涉及到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障碍, 牵扯到复杂的出行手续, 例如出入境证件办理、海关报关与验关、卫生检疫以及携带相关物件的入境手续等。要做好国际营销, 地方政府需要本国上级政府、目的国相关机构、甚至两国国家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否则精心策划准备的营销活动可能寸步难行。同时, 营销中也要注意研究客源国文化习俗、推出适合目的市场消费偏好的项目, 尽量避免文化冲突和不必要的麻烦。通常情况下, 国际营销人员出访日程紧、压力大, 除了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外, 还要应对全新环境带来的多方面冲击, 对出访人员的身体与心理素质要求都比较高。出访前, 要对随行人员进行充分的教育与培训, 确保其在外安全以及出访活动顺利进行。
三、提升
省域旅游目的地在开展国际旅游营销时, 还需要在四个方面进行强化。一是注重网络营销;二是强化对客源国市场旅游消费行为调研;三是加快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四是保持旅游营销持续发展;五是大力提升旅游服务。
网络营销是新世纪旅游业的主要营销方式, 其优势在于高速、互动、全球性、全天候、成本低、见效快, 应尽快利用网络宣传陕西, 把陕西旅游介绍到世界各地。互联网在引起消费者注意力、激发消费者兴趣、帮助消费者搜寻信息以及消费后评价等各个旅游消费行为阶段, 都发挥着巨大的信息支持作用, 这一点在国际旅游中尤为突出。新媒体、社交网络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来营销, 旅游业要适时的加入进来, 不断丰富、更新营销方式, 才能吸引更多旅游者。
强化对客源国市场消费行为的研究刻不容缓。市场营销已经从产品阶段进入到了消费者导向阶段。国际旅游市场由于距离遥远, 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 更加需要我们对消费者行为进行调研, 了解他们的旅游动机、旅游习惯、旅游偏好、旅游目的地选择等行为, 这样, 在营销时才能投其所好, 把客源国消费者喜欢的一面展现给他们, 引起他们的旅游兴趣与购买行动。
加快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 就是打造本省独特的旅游形象。“古都西安”、“好客山东”等品牌形象就是将旅游目的地活化、温暖化和特色化的典型, 使得省域形象深入消费者的内心。21世纪的旅游业正进入品牌竞争时代。要发展成为一个日渐成熟的旅游目的地, 旅游业的发展应从规模经济时代转入品牌经营时代, 加快发展的步伐, 实现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品牌大省和旅游经济强省的跨越。省域旅游目的地必须要构建、传播并维护自己的旅游品牌。
保持旅游营销持续发展。国际市场是巨大而充满潜力的, 零星的推荐活动很难激发这种潜力, 推介方要不断投入、加大对旅游业的资金支持, 为营销活动持续开展下去提供有力支持, 才有可能对国际市场产生持久影响力。同时, 国际国内环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客源国消费者需求也在持续变化, 目的国要不断研发策划、推陈出新, 才能吸引住消费者的眼球。
大力提升旅游服务。国际营销通过宣传吸引消费, 花大气力吸引过来的消费者怀着对目的地的美好憧憬与高度期望到此一游, 如果旅游市场混乱、旅游服务质量堪忧, 结果就会大失所望, 形成负面口碑, 紧接着就是负面口碑借助个人交流以及互联网的迅速传播, 花费巨大代价积累起来的形象、品牌有可能立刻坍塌。相反, 秩序良好的旅游环境、优质的旅游服务将会大大提高游客满意度, 带来的是正面口碑, 对目的地旅游形象与品牌都会起到正面强化作用, 加上强有力的旅游推介, 目的地旅游业就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四、结语
旅游产品的不可转移性给营销提供了无限广大的舞台与发展空间。怎样来打动、说服国际客源市场消费者, 使其最终采取行动赴目的地旅游, 是一件刺激而充满挑战的任务。在国家大力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大好时机下, 省域旅游目的地要继续努力, 在包括旅游营销的旅游业发展各个领域不断开拓进取, 继续实实在在做事, 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目标奋进。
摘要：旅游产品具备不可转移性, 因此如何在消费者不能提前感知产品的情况下打动国际游客是省域旅游目的地在开展国际营销活动时的重点。本文通过介绍陕西省在国际上的开展的合作营销、机会营销、体验营销以及整合营销的具体案例为基础, 分析了省域目的地进行国际旅游营销的主要手段, 并提出了五大提升策略, 一是注重网络营销;二是强化对客源国市场旅游消费行为调研;三是加快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四是保持旅游营销持续发展;五是大力提升旅游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