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抑郁症

青少年抑郁症（精选9篇）

青少年抑郁症 篇1

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情绪低落为主要症状的一组心境障碍或情感障碍, 作为人类最常见的一种精神障碍, 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青少年抑郁症是一种常见、易复发的疾病, 其发病率在4%~8%, 已成为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疾病之一[1,2]。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时期, 罹患抑郁症不论对其个人还是社会都是非常不利的。目前, 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明了, 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遗传、心理及社会环境等综合因素。

1 遗传及环境因素

1.1 遗传因素

研究证明, 抑郁症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 在家系调查研究中, 抑郁症患者一级亲属终生患病率为10%~15%[3], 其血缘关系越近, 患病概率就越高, 一级亲属的患病率远高于其他亲属, 而且有早期遗传现象, 即发病年龄逐代提早, 疾病的严重性逐代增加。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报告显示, 单卵双生子患抑郁障碍的患病率比异卵双生子的患病率高, 患有抑郁障碍的父母寄养子患病率高于正常父母寄养子的患病率[4]。Parker G等[5]研究显示, 家庭精神疾病史中, 父母特别是母亲罹患抑郁症与孩子患抑郁症的风险相关。Erin C[6]等进一步研究表明, 在母亲患有抑郁症的家庭中, 孩子在青春期时患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风险性升高, 而家庭中父亲患有抑郁症则无影响。母亲抑郁基因传递给后代的同时, 由于母亲的影响, 其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对子女有一定程度影响, 因而她们子女罹患抑郁症的风险性很高。范娟等[7]研究发现, 32.1%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有精神障碍阳性家族史, 以抑郁症最多见, 精神分裂症次之, 远高于一般群体的精神障碍患病率, 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遗传因素在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中所起的作用。

苏林雁进行过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与性激素受体基因微卫星多态性及认知行为治疗的研究, 提示雌激素β受体基因微卫星多态性和青少年抑郁症抑郁的严重程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国内外对基因与青少年抑郁症的关系更多的研究还是

[16]李元斌.临床医生与非临床医生工作枯竭及相关因素的调查

[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17]李超平, 时堪, 李莉, 等.医护人员工作枯竭的调查[J].中国临床

心理学杂志, 2003, 3 (11) :170-172.集中在5-HT转运体基因对抑郁症的影响上, 现在也逐渐对其他基因进行探究。如有研究报道大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变异可预测青春期女孩抑郁症状, 具体来说, Val/Val基因型的女孩比Val/Met基因型的女孩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 相反, 具有Val/Met基因型的母亲抑郁症状更加明显。

1.2 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因素是导致青少年抑郁的重要因素之一。有研究报道, 抑郁症青少年的家庭有较高的父母攻击、惩罚、婚姻冲突和拒绝现象而缺乏支持与帮助。如Lansford JE等[8]对555名儿童进行12年 (1987—1999年) 的前瞻性研究, 其中118%入组前在家庭中有躯体虐待史, 这些受虐儿童中75%以上在青少年时期易发生抑郁、焦虑、攻击、反社会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等[8]。另外, Han Meekyng[9]对东南亚美洲大学生的调查显示, 家庭中父母的创伤性事件, 对子女有代际传递效应, 即受过创伤的父母发展孩子安全型依恋的能力减弱, 从而阻止了孩子获得某种一致感, 而一致感的减弱增进了抑郁的发生, 该研究也证实了在一代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件, 将会影响下一代人。父母的养育方式对儿童心理发展和心理健康有一定影响, 今后值得研究其与青春期抑郁发作的关系。

1.3 基因—环境交互作用

基因—环境交互作用是指环境因素对疾病的作用受基因型影响或者基因型对疾病的作用受环境因素影响。2002年Rutter M[10]就提出把基因和环境交互作用作为研究儿童和青少年情绪和行为障碍的方向。2003年Capsi A等[11]通过前瞻性研究首次在Science上报道, 携带1个或2个S等位基因者与携带LL等位基因型者相比, 在遭遇应激事件后, 大多表现为郁症状、自杀或被诊断为抑郁症。儿童期受到虐待时, 声带S等位基因的个体更易发展成抑郁症。在这一领域以青少年为样本的研究报道来自Eley等, 结果显示5-HTTLPR的S等位基因与应激相互作用, 可以预测12~17岁女孩的抑郁症状, 但无法预测男孩抑郁的发生情况。Wilhelm K[12]对165名年轻人进行追踪调查后, 未发现5-HTTLPR基因型与抑郁症、正性生活事件有关联, 而负性生活事件对SS基因型抑郁症个体的发病有明显影响。最近

[18]孙元林, 许晶, 刘晶.医护人员的工作枯竭及对策[J].医学与哲

有研究对6年来关于5-轻色胺、应激性生活事件和抑郁症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荟萃分析, 得出各种证据表明5-羟色胺转运体单独进行或与生活压力事件相互作用, 都与抑郁症的高风险有关联, 不论是对男子、女子还是男女的结合。

2 社会心理因素

2.1 人格因素

人格是个体在社会与生活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一贯的行为模式, 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Beck和Blatt的人格理论观点中, 就特别强调了人格因素在抑郁产生中的重要地位, 特定的人格倾向可能是导致抑郁产生的原因。随后很多心理学家开始研究人格与抑郁之间的关系, 表明抑郁障碍的发生具有一定的人格基础, 如Hankin BL等[13]研究显示低自尊和人际关系敏感是青少年抑郁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且神经质作为罹患抑郁症的易感因素是通过引起更多的应激。Min’ev Huang等[14]对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 情绪调节失控与抑郁有着重要的关联。Kendler KS等[15]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瑞典双生子调查, 他们在1972—1973年收集了206 692名同卵双生子, 并对其进行了人格评定和30年追踪, 结果发现神经质人格倾向是抑郁障碍患病的强危险预报因子, 而外向仅与抑郁障碍呈负相关。还有研究发现, 归因方式和自尊是抑郁发病的易感因素, 抑郁性的归因方式、低自尊与随后的负性事件相互作用可使原来没有症状的个体抑郁症状增加。

2.2 应激及应对方式

关于应激性生活事件在抑郁障碍发作过程中的作用, 已经进行了多年研究, 学术界普遍认为抑郁障碍的发作与生活事件有密切关联, 尤其是首发抑郁症, 发病前重大生活事件的发生率比复发抑郁更多。Leskela US等[16]的研究提示, 抑郁障碍患者病前几乎有91%的人发生过生活事件, 在病前1年中平均发生4.1件。Mayer L等[17]对青少年的研究表明, 患抑郁障碍的风险与经历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次数平行。尽管最初的认知模式都提出严重的生活事件 (如亲人死亡或失业) 通常是抑郁症的沉淀剂, 但最新研究认为, 温和的生活压力事件能为敏感者的抑郁症状提供替代途径。此外, 有研究提出了“诱发”效应, 即连续的触发事件能使抑郁症逐渐变得轻微。

在应激相关研究中发现, 如何处理应激和困难比应激本身对情绪的作用还重要, 因此, 应对方式也是影响抑郁障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Sigmon ST等[18]的研究发现, 抑郁障碍患者比正常人群采用更多的逃避式应对方式。Goodwin RD[19]以在校学生为对象进行了一个大样本研究 (n=9 938) , 发现了学生的4个主要适应性行为:物质滥用、体育锻炼、情绪应对和攻击性行为, 其中, 物质滥用、情绪应对和攻击性行为可以增加抑郁的罹患风险, 而体育锻炼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病。男性比女性更主动地参加体育锻炼, 因此, 感受到抑郁情绪的要少于女性。另一项关于青少年应对方式和抑郁障碍关联性的前瞻性研究显示, 寻求父母帮助的应对方式与抑郁障碍发病呈负相关, 而攻击性应对方式则是日后抑郁障碍的危险预报因子。可见, 青少年在面对生活、学习或压力事件时, 如果不能用正确方式来处理和解决问题来减少负性情感, 会增加罹患抑郁症的风险。

2.3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一个人通过来自家庭成员、亲友、同事、组织和社区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 所获得的能够减轻心理应激反应、缓解精神紧张状态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影响[20]。Poli P等[21]进行抑郁多因素回归研究指出, 缺乏社会支持 (如缺少朋友、社会退缩、孤独感以及在学校里缺少愉快感等) 被列为引发抑郁产生的第三大因素。Heponiemi T等[22]做了一项为期14年的纵向调查, 目的是研究社会支持和抑郁倾向的关联性, 结果表明, 感受到高水平的主观社会支持与5年内的低抑郁倾向相关, 此外, 它还是5年后低抑郁倾向的预报因子。这提示社会支持可能是抑郁障碍的长期保护因子。Nisevic S[23]以患慢性疾病的青少年为对象的研究显示, 患慢性疾病的青少年比正常对照表现出更多抑郁倾向, 并且他们感受到的来自家庭的支持要少于正常对照组。

综上所述, 青少年抑郁症是由生物、心理和社会多因素影响的, 考虑到青少年抑郁症的高患病率及严重的危害性, 应该充分了解青少年抑郁症的影响因素, 并认识到各因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 才能进一步探究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 为其预防及治疗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症,遗传,社会心理因素

青少年抑郁症 篇2

青少年罪犯焦虑抑郁特征研究

青少年罪犯存在抑郁症状的比例达74.5%以上,患焦虑症的比例为30.5%.引起青少年罪犯抑郁的因素有自罪、精神性焦虑、胃肠道症状、体重下降、迟滞与疑病;引起焦虑的`因素有躯体性障碍、焦虑的心理障碍.

作 者：邵晓顺 SHAO Xiao-shun 作者单位：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杭州,310023刊 名：应用心理学 CSSCI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年，卷(期)：7(2)分类号：B849关键词：青少年罪犯 焦虑与抑郁 特征

青少年抑郁症 篇3

【关键词】青春期 青少年 抑郁症

【中图分类号】R749.4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5）02-0316-02

一、青春期抑郁症发病现状

最近，中国心理卫生协会透露，目前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在我国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人群中，抑郁症患者占了50%～70%。北京市卫生局也通报了北京地区抑郁障流行病学的调查情况。调查显示，15岁及15岁以上的北京人中，有60万人曾经或正在患有抑郁障碍疾患。据新疆精神卫生中心发布的消息说，截至2005年10月，抑郁症患者中约有四分之一是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男女比率是1：2，女性明显多于男性。国外的调查资料也表明，青春期前的儿童中，抑郁症的总患病率为1.8%，学前儿童只有0.3%，而14～16岁少年则上升为4.7%。

青春期一般是指从第二性征开始出现到20岁之间的一段时期，也叫“心理断乳期”，是人生进入成熟期的开始。这个时期生理发育较快，但心理发育会滞后于生理发育，引起生理和心理上的不协调，所以在青春期会发生各种心理问题。抑郁症就是青春期常见的疾病之一。抑郁是一种较持久的、忧伤的情绪体验，并伴有躯体不适和睡眠障碍等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抑郁只是偶尔的、暂时的，但也有少数人会长期处于抑郁状态。青春期抑郁症属儿童抑郁症的后阶段，儿童抑郁症（childhood depression）属于儿童青少年情感性障碍范畴，是以持久的、显著的情绪异常（高涨或低落）为基本症状的一种精神疾病，表现为长期抑郁伴有言语思维和行为改变。

二、青春期抑郁症有以下临床表现：

1.情绪低沉，表现为不愉快、悲伤、哭泣、自我评估过低、不愿上学、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想死或企图自杀。也有表现为易激惹、好发脾气、违拗、无故离家出走等。

2.行为迟缓，表现为动作迟缓、活动减少、退缩萎靡，严重者可呈类木僵状态。思维迟钝、低声细语、言语减少、语流缓慢、自责自卑。年龄大的儿童可有罪恶妄想。有些患儿可能表现反向症状，如不听从管教、对抗、冲动、攻击行为或其他违纪不良行为等表现。有将这种行为表现列为抑郁症等同症象。

3.躯体症状，常诉述各种各样躯体不适，如头痛、头昏、疲乏无力、胸闷气促、食欲减退、睡眠障碍等。

4.绝望、社会退缩、易激惹亦较常见。此外，常可出现反社会行为、饮食障碍、注意缺陷和多动、酗酒和药物滥用以及自杀率明显增多。

三、青春期抑郁症的发病原因

青春期抑郁症的发病与遗传因素有关。家族内发生抑郁症的概率约为正常人口的8～20倍，且血缘越近，发病概率越高。调查发现，青春期抑郁症中约71%有精神病或行为失调家族史。抑郁症儿童青少年的一级亲属终生患该症比率在20%～46%范围。在家族遗传方面，导致儿童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包括：（1）亲子分离或早期母婴联结剥夺；（2）父母患有精神病；（3）父母虐待或忽视；（4）家族中有抑郁症和自杀史；（5）某些慢性躯体病。尽管导致抑郁症的原因有很多，但对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更多是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

四、青春期抑郁症的预防和治疗

对于青春期抑郁症关键在于提高识别，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应该关注学生的情绪变化，一旦怀疑存在情绪问题，应及时到心理精神专科就诊咨询，及时予以正确的治疗。当然，根本性措施在于预防。与青春期抑郁症相关的外在因素主要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对子女的期望值太高，學习压力太大以及青春期的情感问题、亲情问题和人际交往问题等。一方面当今的青少年的压力不少于成年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又缺乏应有的挫折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技能和独立能力训练等。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在这些方面携手努力，共同为下一代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行为治疗主要以心理支持为主。给予关爱鼓励的同时，想方设法让儿童感觉和认识到自身存在但以往未曾意识到的能力，并且尽可能创造体验成功的机会，或指导儿童回想获得过成功的经历。在患儿周围营造活跃友好的氛围，通过团体活动来扩大患儿进行人际交往的机会。若能够引起患儿的兴趣、希望，并支持他增强信心和参与意识及竞争意识，则可减轻症状，预防自杀行为。此外，较严重者还可利用三环抗抑郁药等进行医学治疗。

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应以抗抑郁药物与心理治疗并重为原则，单纯靠药物或靠心理咨询都是不正确的。当药物治疗缓解改善了病情后，再配合心理治疗，会使患者认识本病，改变认知，完善人格，增强应对困难和挫折的能力与自信。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青少年还处在生长发育阶段，很多的心理行为异常是在发育过程中出现偏异而已，并不是像成人那样不易纠正。因此，千万不能对孩子的问题讳疾忌医，贻误时机，造成本不该出现的后果。现代医学科技与心理治疗技术发展迅速，许多心理、精神疾病可以预防，不少的疾病可以被治愈，也有不少疾病通过治疗可以减轻疾病对人的危害，提高生活质量。心理疾病犹如感冒一样是不易避免的，既是“心理感冒”就可以用治疗“心理感冒”的方法医治，其预后当然是良好的。

综上所述，当前青少年青春期抑郁症发病率在不断攀升，因此青春期抑郁症需得到重视，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携手努力，共同为下一代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参考文献

[1] [美国]道格拉斯？埃？雷利.关胜渝译.儿童抑郁症完全指南[E].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1-1.

青少年抑郁症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2011年10月至2012年5月选取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及住院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组, 入组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和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第10版 (ICD-10) [4]中关于抑郁症的诊断标准, 经由2名主治医生确诊;患者自愿参加此次研究。排除标准:脑器质性疾病、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共入组36例, 男性19例, 女性17例;平均年龄 (17.13±1.19)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1.07±1.40) a。2012年3月整群随机抽取安徽省合肥市某学校高一至高三学生作为正常对照人群。入组标准:无精神疾病及精神疾病家族史, 自愿参加此次研究。最终入组33例, 男生23例, 女生10例;平均年龄 (17.04±0.85)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 (11.18±0.69) a。研究组和对照组在年龄 (t=0.46, P=0.65) 、性别构成 (χ2=2.57, P=0.11) 、受教育年限 (t=-0.50, P=0.62)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工具

(1) 亲密关系经历量表[5] (Experiences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nventory, ECR) 。采用Brennan等编制, 北京大学心理系李同归修订的亲密关系体验量表中文版本, 测量被试与其父母的依恋关系, 共有36项条目, 采用7级计分, 包括依恋回避、依恋焦虑2个维度。回避维度Cronbach α系数为0.82, 焦虑维度为0.77, 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内容效度。 (2) 家庭环境量表[6] (Family Environment Scale-Chinese Version, FES-CV) 。采用Moss等于1981年编制, 费立鹏等人修订的家庭环境量表中文版。共有90项条目, 回答“是”计1分, 回答“否”计2分。包括评价家庭环境特征的10个因子: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知识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和控制性。

1.2.2 施测方法

开学后第2个月集中发放问卷, 统一给予指导语,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匿名作答, 完成后当场收回。

1.3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录入, 进行两组独立样本t检验及Pearson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研究组和对照组依恋维度得分比较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得分分别为 (73.19±16.63) , (66.25±12.91) , 高于对照组的 (62.76±13.90) , (51.97±13.69) 分,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2.814, 4.477, P值均<0.01) 。

2.2 研究组和对照组家庭环境各因子得分的比较

青少年抑郁症组在亲密度、知识性和娱乐性因子上得分均低于对照组 (P<0.01) , 而矛盾性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见表1。

2.3 研究组依恋回避、依恋焦虑维度与家庭环境各因子相关性比较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因子的亲密度、情感表达与依恋回避均呈负相关, 矛盾性则与依恋回避呈正相关 (P值均<0.05) ;依恋焦虑维度与家庭环境各因子之间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2。

2.4 对照组依恋回避、依恋焦虑维度与家庭环境各因子相关性比较

对照组的依恋回避维度与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和道德宗教观均呈负相关, 与矛盾性因子呈正相关 (P值均<0.05) ;依恋焦虑维度与家庭环境各因子之间相关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3。

注:*P<0.05, **P<0.01。

注:*P<0.05, **P<0.01。

3 讨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依恋回避和依恋焦虑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7]。提示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在与父母依恋关系中不愿意与人保持亲密的情感联系, 担心被抛弃和拒绝的倾向性明显, 属于不安全型依恋。国外有研究证实, 不安全型依恋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相关, 不安全型依恋的青少年自我满意度较低, 常常认为自己一无是处, 存有更多的负性认知, 表现出退缩、回避和被动行为[8,9]。与父母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 使青少年遇到应激环境时能够运用父母作为社会支持系统表现出自主探索的能力;而不安全型依恋关系会影响孩子发展人际关系的应对技能, 易感抑郁[10]。

本研究发现,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成员亲密度较低, 情感联系不紧密, 而矛盾性较高, 且抑郁症患者家庭成员较少参加文娱活动, 缺乏文化价值取向。与国内研究结果相符[11,12]。Edge[13]的研究也证实个体健康与家庭功能有关。家庭环境对青少年的心理成长发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良的家庭环境可能使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承受过多的精神压力, 更容易患精神疾病。提示在临床治疗工作中, 注重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的改善, 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沟通交流以及文化娱乐活动, 减少家庭内部矛盾冲突, 有助于降低青少年抑郁症发生的风险。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依恋回避、依恋焦虑维度与家庭环境的相关性研究中发现, 亲密度、情感表达与依恋回避维度呈负相关, 矛盾性与依恋回避呈正相关。表明亲密度越高, 情感表达越顺畅, 依恋回避程度越低;矛盾冲突越多, 依恋回避程度越高。家庭氛围由每位家庭成员共同营造, 彼此之间很少通过言语和肢体行为的亲密接触来公开表露情感, 家庭生活总是充满矛盾, 从而使子女体验不到父母的温暖关爱, 容易造成疏离感增强, 形成回避型依恋模式[14]。Davies等[15]提出情感安全假说, 认为子女情感的安全在父母婚姻功能和子女适应之间的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也就是说, 保持情感安全是激励子女行为和反应的主要目标。如果孩子感受到父母破坏性的婚姻关系, 他们会对冲突变得非常敏感并有所反应。这不仅会破坏父母与子女之间正常的互动关系, 而且最终导致子女形成不安全依恋。

本研究提示, 提高父母对子女的照护职能, 积极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 增强成员间的亲密度和情感表达, 是防治青少年抑郁症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研究组和对照组样本量较少, 使得本研究结论存在一定局限性, 后续研究将会注意弥补上述不足之处。

摘要：目的 探讨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依恋模式以及家庭环境的特点, 为防治青少年抑郁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36名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及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作为研究组, 以33名年龄、性别、教育年限匹配的青少年作为对照组, 采用亲密关系经历量表和家庭环境量表为研究工具进行施测。结果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维度上得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值均<0.01)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知识性和娱乐性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而矛盾性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值均<0.01) 。青少年抑郁症组依恋回避维度与家庭环境中的亲密度、情感表达呈负相关, 与矛盾性呈正相关。对照组依恋回避维度与亲密度、情感表达、娱乐性和道德宗教观呈负相关, 与矛盾性因子呈正相关。结论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表现出高回避、高焦虑的依恋模式, 在家庭环境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低、矛盾性突出。不安全依恋模式和不和谐的家庭环境可能是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青少年抑郁症 篇5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2年1月至2014年1月我科青少年抑郁症60例患者, 男21例, 女39例;年龄13~19岁, 平均15.5岁;病程4周~1.6年, 平均 (8±8.6) 周。所有病例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 (HAMA) 和制作临床疗效总评量表[2]。60例患者检查排除严重的躯体脑部疾病, 无双相情感障碍, 无药物或酒精过敏史以及精神分裂症所致精神障碍等。患者随机自愿分为2组, 每组30例, 在患者性别、年龄、得病时间均无明显差异, 药物组:氟西汀治疗。心理组:氟西汀合并心理治疗。

1.2 方法

1.2.1 药物组:清晨饭后一次口服抗抑郁药物氟西汀20 mg/d, 治疗期间维持此剂量, 在持续6周的治疗中, 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如口干19例, 便秘12例, 兴奋激越、失眠18例, 心悸、头晕、头痛6例, 恶心、呕吐7例。

1.2.2 心理组:口服抗抑郁药物氟西汀20 mg/d, 用药方法、时间相同, 治疗期间维持此剂量, 在入院初期以同情、安慰、支持、理解和保证、劝导为主要内容, 第2周进行个性化心理治疗, 找出患者心理症结, 心理治疗时间不要过长, 以免患者情绪反感, 每次单独进行60 min, 一般治疗5次, 后期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 根据每个患者的个性特点和生活内容及心理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和矫正[3,4]。根据情况可对大孩子留下些感兴趣的问题做家庭作业, 逐渐树立其新的理念, 矫正青少年对社会、家庭、人际关系的一些错误做法和不合理的观念。治疗用药期间不良反应如口干9例, 便秘7例, 兴奋激越、失眠6例, 心悸、头晕、头痛5例, 恶心、呕吐3例。

如果两组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 应对症治疗, 如果导片、胃药、饮食调整等处理减轻不良反应。

1.3 临床统计方法和疗效评定:应用Stata7.0软件对数据进行χ2检验或t检验, 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均采用HAMD、SAS、CGI-SI进行评定, 随访统计1年, 叮嘱患者3个月定期回诊了解其病情。

2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一般情况评价差异无显著性, 治疗6周和12周评定, 患者评分差异有显著性 (P<0.01) 变化, 心理组患者治疗有明显进步,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焦虑自评量表、临床疗效总评量表差异有显著性 (P<0.01) , 患者的焦虑症状减轻明显要好于治疗组。1年内患者定期随访复发率比较心理组复发率低于药物组 (P<0.05) 。

3 讨论

抑郁症又称抑郁障碍, 以长期明显的心情低落、情绪消沉为主要表现, 患者可以从闷闷不乐到悲痛欲绝, 自卑、悲观甚至是厌世, 也可从对任何事物冷淡到出现明显焦虑, 有时还会出现越激行为, 甚至一些严重的患者出现幻觉并有企图自杀或自残的状况。每次病症发作少则持续2周左右, 长则数月、数年, 且多数病患长期反复发作, 而大多数发病可以得到良好的缓解和改善, 但也有极少数发病会产生后遗症或转为慢性病。

青少年抑郁症是导致青少年自杀的主要原因, 严重影响孩子健康成长的疾病, 发病原因与遗传、生物因素、心理压力、社会竞争、自身承受力密切相关, 有报道青少年的抑郁症50%~59%的与社会心理因素有关。心理治疗的方式有一般性心理治疗、对症性心理治疗, 含有认知行为的治疗以及通过人际心理、音乐等自身以外的因素治疗, 而这些方式所能达到的治疗效果也不尽相同。经认知行为治疗缓解的患者半年内约半数复发, 也有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可显著减少复发[5]。

在药物治疗用药方面, 青少年抑郁症治疗的首选SSRI, 优点是高选择性、疗效肯定和不良反应少, 用药基本和成人治疗的药物一致。单纯药物治疗组患者药物治疗一定的时间后效果就会不明显, 心理组就会出现好转患者增加, 单纯药物治疗组的治疗停滞不前, 我们根据青少年抑郁症发病原因分析, 将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有机结合起来, 结果发现心理治疗组在治疗6周和12周患者还有一部分症状出现好转, 所以我们认为在发病早期应尽快应用药物治疗, 规劝家长不要害怕用药, 临床还有一部分家长不认可孩子出现的疾病, 隐瞒、回避, 往往要耽误患者治疗, 临床目前的资料表明氟西汀的疗效是安全有效的, 当患者治疗达到一定效果后, 单纯药物治疗的作用不大或复发率较高。

青少年正处在心理和生理快速发展的青春期, 体内的激素水平和心理都处于不稳定时期, 当遇到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一些儿因素极易情绪不稳定, 造成的情绪波动, 一般孩子经过引导都会慢慢逐渐成熟, 还有一部分青少年自身不能正确解决而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 这时老师、家长和社会没有及时的帮助, 就容易心理出现失衡, 容易产生暴躁、抑郁、自身伤害心理。抑郁症是情感障碍性精神疾病, 常见的是青少年对任何事失去兴趣和快乐感, 并常伴有失眠、食欲减退、消瘦等躯体症状。所以, 我们在治疗用药的同时, 积极配合心理治疗, 医师要帮助青少年认知行为治疗, 辨认他们的负性思维和逻辑错误, 人际心理治疗调整和重建患者的人际交往, 分阶段进行心理指导, 特别在中后期我们以心理治疗为主, 鼓励患者听音乐、体育锻炼, 减少因外界精神心理因素所造成的“紧张状态”, 调节激素分泌、血液循环、胃肠蠕动、新陈代谢等, 从而提高应激能力, 改变人的情绪体验和身体功能状态[6]。增加青少年心理适应社会能力, 提高青少年遇到挫折的抗压能力, 鼓励患者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 抑郁情绪也将随着改善,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临床治疗时一定从多方入手, 联合治疗, 在心理治疗和药物治疗配合的基础上更有利于患者的康复, 促进青少年尽早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冯正直, 张大均.中学生抑郁症状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 2005, 14 (2) :10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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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症 篇6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2005年1月-2015年12月于本院精神科门诊就诊的患者共135例, 其中男48例, 女87例, 年龄15~30岁。将135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用随机数表法分为A、B、C三组, 每组45例, 其中A组男12例, 女33例, 平均年龄 (21.35±2.67) 岁, 平均病程 (5.93±1.79) 个月, 受教育年限 (13.67±4.81) 年;B组男14例, 女31例, 平均年龄 (22.77±3.69) 岁, 平均病程 (6.12±2.45) 个月, 受教育年限 (12.95±3.17) 年;C组男10例, 女35例, 平均年龄 (21.93±4.52) 岁, 平均病程 (6.28±2.24) 个月, 受教育年限 (12.86±5.74) 年。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 纳入标准: (1) 本次发作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规定的抑郁发作诊断标准; (2) 本次发作首次被诊断为抑郁症, 发作时间持续6周以上; (3) 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2) 排除标准: (1) 患有其他严重躯体疾病者; (2) 患有癫痫、双相障碍及其他情感障碍或神经系统疾病者; (3) 已经或正在使用其他心理治疗方法者。该研究已经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患者知情同意。

1.3 方法

A组仅用抗抑郁药物舍曲林治疗, B组在使用舍曲林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治疗, C组在使用舍曲林治疗的基础上联合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和认知行为疗法。三组患者舍曲林的给药方法均为首次给药50 g/d, 1周内加至100 g/d。

1.3.1经颅磁刺激

选用英国Magstim公司生产的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仪, 使患者全身放松坐在靠背椅上, 线圈平行于头皮放置, 以1 Hz的刺激频率, 100%运动阈值的刺激强度刺激右侧前额叶背外侧, 每间隔5 s刺激1次, 持续10 s/次, 疗程为4周。

1.3.2认知行为疗法

配合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的疗程, 将认知行为疗法分为四步进行: (1) 第1周由经过认知行为疗法培训的精神科医师以座谈的方式与患者建立咨询关系, 了解患者的病情和不良认知; (2) 第2周通过提问和自我分析等方式帮助患者认识到自己的不良认知, 并进行认知重建; (3) 第3周对患者进行放松训练, 利用音乐疗法、书画疗法等发放缓解患者的紧张情绪; (4) 第4周进一步通过行为矫正改变患者的认知并巩固新建立的观念

1.4 疗效评价

本研究采用HAMD 17项量表评价患者的抑郁状态, 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 (TSCS) 评价患者的自我认知以及采用个人和社会功能量表 (PSP) 评价患者在社会活动中的认知。在治疗前评价并记录每位患者的三项量表所得分数, 治疗开始后, 分别在治疗1、2和4周后评价并记录患者上述三项量表的评分情况, 同时记录患者在接受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行为疗法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在治疗结束后的第1、3、6个月进行随访, 了解患者的复发情况。

1.5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s) 表示, 比较采用t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F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者的HAMD、TSCS和PSP评分情况比较

治疗1、2周后, B、C两组患者的疗效优于仅用舍曲林治疗的A组患者 (P<0.05) , 但B、C组患者的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第4周后添加了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行为疗法的C组患者疗效最好, 其次为B组患者, 三组患者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3。

分

分

分

2.2 三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三组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药物不良反应, 包括口干、恶心、腹泻等胃肠道反应, 眩晕、嗜睡等神经系统症状以及多汗等。各组患者不良反应程度较轻微, 未经特殊处理, 均在持续1周左右后自行消退。

2.3 三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仅A组患者在治疗6个月后有3例 (6.67%) 复发, 其余组均未出现复发者。

3讨论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 具有无创伤、痛苦小的特点, 是近年来非药物治疗抑郁症的研究热点[6,7]。虽然兴起时间不长, 但发展非常迅速[8,9]。其方法主要分为高频刺激左侧前额叶部位和低频刺激右侧前额叶, 以往研究证明两种方法均有抗抑郁作用[10,11,12], 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低频刺激右侧前额叶可抑制该区域对负性情绪的产生和调节[13,14], 高频刺激左侧前额叶部位则是通过加强该部位对正性情绪的产生和调节。已有研究结果显示, 低频刺激与高频刺激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而安全性较高频刺激更高[15]。因此, 本研究采用的是重复低频刺激右侧前额叶的方法。

抑郁症患者的病情和自杀行为受到生物、社会、心理、遗传、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16,17], 抑郁症患者难以恢复社会功能的一大原因是认知功能障碍, 因此对抑郁症患者认知功能的改善显得尤为重要。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医师帮助患者重建认知, 矫正患者的错误认知, 从而改变不良的思维和行为[18], 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抑郁症的临床治疗中,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19,20]。本研究在抗抑郁药取舍林治疗的基础上增加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行为疗法, 观察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和复发率, 以期确定更安全有效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 仅用舍曲林治疗的A组患者治疗后的HAMD、TSCS和PSP评分效果明显较B组和C组患者差, 而B、C两组患者虽然在治疗第1周和第2周时各项评分效果未显出明显差异, 但是治疗第4周后, 添加了认知行为疗法的C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B组患者。其原因可能为在基本的抗抑郁药物治疗的基础上添加刺激额叶以及认知行为疗法可以提高对抑郁症患者的疗效, 有助于患者改善心境, 纠正认知障碍, 三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患者出院后的随访结果则表明, 仅A组患者在治疗6个月后出现3例 (6.67%) 复发。因此, 笔者有理由认为重复低频经颅磁刺激联合认知行为疗法有可能成为治疗抑郁症的安全有效的方法, 该方法也更符合生物—心理—社会的医疗模式。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 如随访时间较短等, 这些缺陷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尤其是随访时间短导致对该方法的远期治疗效果评价不充分, 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增大样本量深入研究验证。

青少年抑郁症 篇7

关键词：青少年抑郁症,认知行为治疗,度洛西汀

抑郁症是一种较严重的精神疾病。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容易出现自杀、自伤,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和工作能力, 对家庭、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1]。因此, 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进行及时而有效的治疗对个人及社会而言极为重要, 本研究采用度洛西汀联合心理治疗以评估其疗效,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2009年11月至2012年10月在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92例。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与诊断标准第3版中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汉密顿抑郁量表 (HAMD-17量表) 评分≥17分;年龄14~18岁, 性别不限;无明显的躯体疾病、癫痫、肝肾功能障碍、精神疾病家族史及药物过敏史;治疗前及治疗后第2、4、6周能完成HAMD评分;知情同意, 自愿参加本研究。

1.2 方法

将92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对照组48例, 男20例, 女28例, 平均年龄 (15.1±2.2) 岁, 平均病程 (3.4±1.1) 个月, 治疗前HAMD评分为 (27.1±4.1) 分, 予单纯度洛西汀治疗;治疗组44例, 男21例, 女23例, 平均年龄 (15.3±2.1) 岁, 平均病程 (3.3±1.2) 月, 治疗前HAMD评分为 (26.9±3.8) 分, 予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心理治疗。两组性别、年龄、病情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具有可比性。

1.2.1 用药方法

两组患者均口服度洛西汀, 每日20~40mg, 服用6周以上。有睡眠障碍者可合并应用阿普唑仑片0.4~0.8mg, 睡前口服。

1.2.2 心理治疗

由两名以上高年资精神科医师对治疗组进行心理干预治疗, 在入组后每周进行2次, 每次40~60min。

1.2.3 评定方式

采用HAMD-17量表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后第2、4、6周末对两组患者进行评分。量表由心理测评室2名精神科医生随机双盲评定, 评定一致性检验Kappa值为0.88~0.92。根据HAMD量表减分率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减分率≥80%或HAMD≤7分为临床痊愈, ≥30%为有效, <30%为无效 (临床总有效率=临床痊愈+有效) 。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 表示, 组间对比采用t检验,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治疗2周、4周和6周后, 两组HAMD评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2周、4周和6周后, 治疗组HAMD评分分别为 (21.31±5.31) 、 (14.14±2.82) 、 (9.38±2.65) , 对照组HAMD评分分别为 (24.9±5.65) 、 (18.23±4.89) 、 (11.63±2.61) , 各时点两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见表1。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 两组经6周治疗后, HAMD分值有显著下降, 抑郁症状得到明显缓解, 表明度洛西汀联合认知行为心理治疗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有显著疗效, 能显著改善患者的抑郁症状。

认知行为心理治疗通过对自动思维的识别, 纠正患者存在的一系列不良的认知, 进而重建并确立合理的认知, 达到改变情绪和行为的目的, 并最终解决青少年抑郁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认知行为心理治疗, 帮助青少年抑郁患者识别和检验存在的负性自动思维, 改变负性认知, 提高其对自身疾病的正确认识, 减少负性自动思维, 使歪曲的认知得以纠正, 重建并确立合理的认知, 最终达到改变患者的不良认知和行为的目的[2,3]。

新型抗抑郁药度洛西汀具有5-羟色胺及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作用, 其抗抑郁作用与传统的抗抑郁药如阿米替林的疗效相当, 但对性功能的影响小[4,5]。单纯的药物治疗虽能改善患者的症状, 但难以改善抑郁症患者的负性认知模式及应对方式, 随着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成长, 一旦遭遇负性生活事件, 极易导致病情的复发及反复。认知行为心理通过对自动思维的识别, 使患者意识到存在的负性自动思维, 纠正患者存在的不良认知, 逐步建立起合理的认知, 最终达到提高临床治愈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6,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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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障碍叙事心理治疗研究 篇8

1 青少年抑郁障碍现状

近年来, 患抑郁障碍的青少年人数呈不断上升趋势, 形势十分严峻。美国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 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为8.3%[4]。国内学者冯正直等[5]对初一至高三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 中学生抑郁发病率为42.3%, 其中轻度抑郁为14.6%, 中度抑郁为15.3%, 重度抑郁为12.4%。王孝红[6]指出, 大学新生中存有抑郁症状的比例为17%。青少年作为一个在身心方面都经历着巨大变化的特殊群体, 患抑郁障碍的危险因素较多, 青少年抑郁障碍在不断增长[7,8]。抑郁障碍已经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心理疾病[9], 给家庭、学校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

2 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原因

导致抑郁障碍的原因很多。陈桂存等[10]指出, 目前对青少年抑郁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自身发展因素。吴艳茹等[3]以环境应激为主线, 对影响青少年抑郁发病的因素进行了综述研究, 论证了基因易感性、人格和认知模式、依恋关系与抑郁之间的关系。李萌萌等[11]指出, 抑郁障碍主要与个人特质、家庭关系、应激性生活事件、童年期创伤性经历、人际关系、消极认知等有关, 大致可分为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心理社会环境因素。张莉[12]的研究认为, 现有的研究表明抑郁主要与人格、归因、父母因素、应激生活事件、社会支持、同伴关系等有关。大致可分为易感因素、维持因素和促发因素3个方面: 易感因素包括遗传因素、人格因素; 维持因素包括归因方式、自我效能、家庭因素以及社会支持4个方面; 促发因素包括健康状况的变化和生活环境的转变。综述现有的研究可以看出, 抑郁障碍的原因一般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三大因素。

3 青少年抑郁障碍的治疗

在抑郁障碍的治疗上, 一般会根据抑郁症状的轻重, 采用药物治疗和心理社会治疗相结合的方式。龚银清[13]研究指出, 青少年抑郁症的心理社会治疗主要包括心理教育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家庭治疗等。此外, 也有人尝试采用音乐治疗和体育治疗等方式[14,15]。目前, 认知行为治疗 ( CBT) 是治疗抑郁障碍比较常用的方法。有研究指出, CBT对于青少年轻度抑郁症以及预防抑郁症的复发有较好的疗效, 而对于青少年重型抑郁症来说, 还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单独CBT治疗的疗效[13]。

传统的治疗模式建立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下, 思想和理念深受控制论的影响, 在治疗关系上, 将治疗对象视为“机器”, 将治疗师视为“修理工”, 将治疗视为“修复”的过程, 强调问题的诊断和治疗的程序化[16]。基于这样的治疗理念, 传统治疗把心理治疗师放在权威的地位, 夸大了治疗师个人经验的作用, 忽视了来访者生命体验的多样性和自我修复的能力, 在治疗态度上显得冷漠, 在治疗方法上机械刻板。尤其是一些治疗师, 在治疗中过分偏爱药物治疗, 执着于专家给出的诊断, 将自我表现和问题对号入座, 导致来访者更加消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 不仅不能减轻抑郁症状, 反而会进一步加重问题。正如叙事心理治疗创始人麦克·怀特指出: “人们在面对生命挑战时, 丰富的经验内涵往往被‘抑郁症’、‘精神分裂症’所取代。这样的标签除了束缚人们的生命经验, 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自我认同”[17]。

因此, 探索一种安全的、积极的且富有成效的心理治疗方法, 不仅要帮助青少年摆脱抑郁的困扰, 更要能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 重新获得自主感与力量感, 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

4 青少年抑郁障碍的叙事心理治疗

叙事心理治疗是基于后现代思想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 主要受到后结构主义、社会建构论和法国哲学家福柯思想的影响,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 由南澳大利亚阿德雷德杜维曲中心麦克·怀特 ( Michael White) 和新西兰奥克兰家庭治疗中心大卫·艾普斯顿 ( David Epston) 所创立[18]。叙事心理治疗的特征“契合了中国的文化”[19], 对青少年抑郁障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4.1叙事心理治疗的理念与方法叙事心理治疗在对心理问题、心理问题与人的关系、自我认同、生活意义、治疗任务、治疗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上, 提出了全新的理念[20]。

叙事心理治疗认为, 问题是一种“叙事”, 而非一种“存在”, 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个体叙事与社会的主流叙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心理问题不是个体内部客观存在的精神实体, 而是人们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对话过程中构建起来的一种叙事”[20]。在人与问题的关系上, 叙事心理治疗认为, “人本身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不是问题, 问题才是问题, 人和问题的关系也是问题”[21], 即人≠问题。叙事心理治疗认为, 自我认同是社会的产物, 是经由历史和文化塑造的, 一个人的生存背景决定了他对自我的认同。生活的意义是通过叙事的形式构建的, 每个人都用叙事来为生活体验赋予意义。正如叙事心理治疗师Alice[22]指出: “我们理解自己生命的方式, 受到我们生活的文化中的故事所影响……我们的生命故事都是在脉络 ( 性别、阶级、种族、文化及性取向等) 中形成的, 这个脉络帮助我们诠释事件和赋予事件意义”。在治疗任务上, 叙事心理治疗的焦点在于帮助来访者重构生命的故事, 获得积极的自我认同和对人生意义的体验。叙事治疗师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对求治者挑明事情的“真相”, 不是用问题成因的“真理”来取代控制求治者的不良感受, 而是通过引导求治者重新述说编制自己的生活史, 从而改变事件的“意义”[23]。在治疗关系上, 叙事心理治疗师的定位是“去中心化、但有影响力”[24], 叙事心理治疗师在治疗中不再以专家和权威自居, 来访者不是问题的承载者, 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关系是平等的, 二者通过协商合作共同解构旧故事、建构新故事。

叙事心理治疗强调生命意义的可变性、创造性, 凸显个体在诠释生命意义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25]。叙事心理治疗重视引导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 使他们懂得当前的问题是主流叙事压迫下个体赋予消极意义的结果, 进而唤醒个体改变生命的动力和效能, 找回那些被忽视和遗忘的积极故事因子, 促进积极的自我评价和自我认同, 重新构建生活的故事, 体验生活的意义。为达成这一目标, 叙事心理治疗发展出了丰富的心理治疗方法: 问题外化、发现独特结果、发展替代故事、丰厚替代故事、会员重新组合、局外人见证等[25,26,27]。

4.2叙事心理治疗的焦点基于青少年抑郁障碍的主要特征, 心理治疗的焦点是: 协助来访者构建积极的自我评价体系, 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 重新审视人生的意义, 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获得希望感; 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增强个体的力量感和对人生的控制感。

4.3叙事心理治疗的步骤运用叙事疗法对青少年抑郁障碍进行治疗, 分为3个主要步骤。

4.3.1将抑郁“外化”, 重新审视个体与抑郁的关系, 从而摆脱抑郁的控制叙事心理治疗摆脱了将人视为问题的世界观, 而是引导个体积极看待问题对人的影响, 以及人可以去影响困扰自己已久的问题。叙事心理治疗的创始人麦克·怀特指出: “‘外化’是一种治疗方法, 这种治疗方法鼓励人将问题客观化、拟人化等[16]; 外化对话能让人们体验到自己不是问题。问题成了问题本身, 并不是这个人[28]。通过“外化”, 可以将问题与人分开, 使人和问题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而能够看清人与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 找到应对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麦克·怀特所说: “外化有助于降低解决问题失败以后带来的失败感, 提供人与问题对话的可能性, 使人免于对问题只能独白的困扰”[16]。

将抑郁外化, 心理治疗师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抑郁一个命名。通过外化命名, 可以使个体与抑郁拉开距离, 更好地看清抑郁。治疗师协助来访者深入地探究抑郁形成的历史和抑郁所造成的影响, 麦克·怀特指出: “问题与问题的影响力有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我们可以说问题依靠其影响力而存在……这种影响力构成了问题的支持生命系统, 也就是说, 这种影响力可以视为问题生存的必要条件。……只要人拒绝和问题的生存必要条件合作, 就会把问题化小。拒绝接受问题的影响, 会使问题的影响力降低”[21]。此外, 治疗师还要协助来访者识别抑郁的“动机”、“目的”、“计划”、“阴谋”, 抑郁所使用的“策略、技巧和方法”, 抑郁的“同盟”, 探索抑郁比较“虚弱”和“弱小”的情况和抑郁比较“害怕”的东西, 从而找到应对抑郁的方法, 增强对抑郁的控制感, 摆脱抑郁的控制。

4.3.2探索“独特的结果”, 反思独特结果的历史与意义, 促进积极的自我认同叙事治疗师认为, 在问题故事的背后, 一定存在和问题故事不相符的事件, 这些事件往往是问题所不喜欢的任何事, 可以称之为“独特的结果”。Alice[22]指出: “独特的结果可能是‘问题’所不喜欢的任何事, 是任何不‘符合’主流故事的事情”。独特的结果也被称为“闪亮的事件”, 是通往新的、不同故事的途径和通道, 能够帮助来访者与他们的偏好、希望、梦想与想法重新连结, 从而促进来访者发现积极的自我, 发展出一个新的富有积极意义的替代故事。

在抑郁外化的过程中, 治疗师和来访者一起, 探索抑郁的影响, 把握那些不受抑郁控制的“独特的结果”。包括来访者的人生计划、行动、感受、品质、希望、梦想、信念、力量或承诺。“独特的结果”可以由来访者自己表述出来, 也可以通过治疗师的询问发现。独特的结果一旦被发现, 协助来访者探究独特结果的历史与意义, 是通过“行动全景”和“意义全景”的问话来进行。行动全景是由事件的经验所组成, 这些事件由时间顺序和特定情节连结在一起[22]。意义全景即独特结果的意义, 是通过对来访者的渴求、意图、愿望、偏好、信念、个人特质、价值观、长处、承诺、计划、特性、能力和目标等的问话获得。通过对独特结果的细节和意义进行探索, 从而引导来访者对自我进行反思, 发现被“埋藏”的积极的自我。独特的结果被发现得越多, 就能越多地看到身上潜藏的积极品质和所拥有的力量, 有助于来访者由消极的自我评价转向积极的自我认同。

4.3.3发展并丰厚“替代故事”, 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 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叙事治疗师将人的生命故事分为问题故事和替代故事两种。问题故事也叫主线故事、主流故事, 是指以问题为中心所描述的支持和反映问题的故事。替代故事, 也叫支线故事, 是由与问题故事相矛盾的事件所组成的故事, 是个体较为期待的故事。一旦独特的结果被发现, 就要协助来访者发展替代故事, 并不断丰厚替代故事, 为他们的生活和关系重写自己比较喜欢的新故事。如同吉儿·佛瑞德门等[16]所说: “叙事治疗师感兴趣的是和人一起引出向前的且更厚实的故事, 而不是支持或助长问题的故事。当人开始活出那些替代故事, 结果会超过解决问题的范围。在新故事中, 人会活出新的自我形象、新关系的可能性和新的未来”。

丰厚替代故事, 为抑郁障碍患者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的方法有很多, 叙事治疗师常用的方法有: 会员重新整合、局外见证人团队、治疗文件的使用、举行仪式与庆典等。会员重新整合是指人们慎重选择哪些会员是他们希望更常在生活俱乐部出现的, 哪些会员资格是他们想要修改或撤销的[22]。会员通常是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通过会员重组的对话, 来访者生命中重要的他人开始清晰起来, 自我认同的历史得以产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常常会记得当事人展现某种技能、特长与能力的事件, 重要他人对于这些事件的认识可以和替代故事中的其他事件连结起来, 而且有助于丰富的描述[22]。局外见证人团队一般由受邀的现场观众组成, 这些人可以是来访者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 也可以由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构成。见证人团队的主要任务是见证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对话过程, 并结合自己的生命经历, 对来访者的“优秀品质”表示肯定与欣赏, 对其“不易”表示理解。会员重新整合和局外见证人团队目的在于协助来访者建立与生命中重要他人连结, 建立社会支持系统, 促进来访者的积极自我认同。张庆吉等[29]研究指出, 如果在咨询和治疗中,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对抑郁障碍患者进行治疗, 那么将有可能会产生良好的治疗效果。治疗过程中, 治疗师记录下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所表达出来的积极理念、希望、计划、行动、品质、宣言、承诺等, 在治疗的不同阶段让来访者进行重新阅读。治疗后期, 在来访者摆脱抑郁的控制, 走向一个新的生活版本的旅程中, 治疗师可以协助来访者举行一个仪式或庆典, 由来访者邀请生命中的重要他人参加, 现场见证其成长的“光辉时刻”。庆典的参与者对来访者的积极变化表示赞同与祝贺。会员重新组合、局外见证人团队、治疗文件的使用、举办仪式或庆典等方法, 使来访者所偏好的替代故事被不断丰厚, 积极的自我不断被强化, 有意义的生活清晰地呈现在来访者面前[27]。

5 总结

青少年抑郁症 篇9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全组1 860人, 为随机选取的淄博市沂源县4所中学学生。 年龄12~20岁,平均( 15.9 ±2.61) 岁; 男生989人( 53.17%) ,女生871( 46.83%) 人;73.0%的学生为独生子女,27.0%为非独生子女。

1.2方法

1.2.1采用Zung’s抑郁自评量表( SDS) 测量全组学生的抑郁现状[2]SDS由20个条目构成,反映心理感受和躯体症状两部分内容。 每个条目根据最近1周的感受分4级评定,量表总分为20~80分,得分越高抑郁程度越严重。 按SDS问卷总分≤40为无抑郁,41~47为轻微至轻度抑郁,48~55为中度抑郁,≥56为重度抑郁。

1.2.2家庭环境量表(FES-CV)家庭环境量表由Moss等于1981年编制,由90个条目共10个分量表,分别评价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独立性、成功性、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组织性、控制性10个方面的特征。

1.2.3一般调查表采用自编调查问卷, 内容包括性别、年龄、父母文化程度、父母关系、是否独生、学习成绩、对学校生活的适应程度、师生沟通等。 见表3。

1.3测量方法调查前先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 统一调查方法和指导语,由调查员进行现场调查,问卷不要求填写姓名,学生独立答卷并当场收回。

1.4统计学分析将资料整理后采用SPSS12.0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 对资料进行t检验、χ2检验、 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全组SDS得分情况全组SDS平均分为40 . 23 ± 8.92,除13、15和16岁组性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外( 均P<0.01) ,其余年龄组性别间均无统计学差异。 见表1。

2.2青少年学生抑郁症状现患率全组有抑郁症状的人数为281人( 15.11%) , 其中轻度症状男生104人( 10.52%) 、女生123人( 14.12%) ,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2,Ρ<0.05) ;中重度抑郁症状男生24人( 2.43%) , 女生30人( 3.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70,Ρ>0.05) 。 表明女生轻度抑郁症状发生率高于男生, 中重度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 见表2。

注:SDS—抑郁自评量表。

2.3学校因素对青少年学生抑郁得分的影响全组有75.6% 的学生适应( 或很适应) 学校的管理方式, 有86.0%的学生在班里有好朋友并觉得与老师沟通很容易或容易,感觉上学很快乐以及愿意被老师了解的学生均超过50%。 其中女生在学习成绩属于良好( χ2=18.6 , P<0.01) 、适应学校生活( χ2=21.1,P<0.01) 、容易与老师沟通( χ2=13.6,P <0.01) 、 喜欢上学( χ2=15.7,P <0.001) 、 认可多数任课老师( χ2=16.8,P<0.001) 以及在班里有很多好朋友( χ2=14.5,P<0.001) 等方面优于男生;相反,认为学习成绩很差( χ2=12.0,P<0.01) 和很不适应学校生活( χ2=11.2,P<0.01) 方面男生所占的比例显著多于女生。

以SDS均数为因变量, 分别以学习成绩、 学校管理、与老师沟通、老师态度和有无好朋友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见表3。

注:SDS—抑郁自评量表。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抑郁得分在学习成绩、学校生活、与老师沟通、老师的态度和有无好朋友的不同分组中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学习成绩差、 不适应学校生活、与任课老师交流困难、感觉上学很压抑、认为多数老师的态度淡漠严厉以及没有好朋友的中学生抑郁得分分别在同组中最高。

2.4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学生抑郁的影响

2.4.1不同家庭因素对青少年学生抑郁得分的影响以SDS均数为因变量,分别以父母亲文化程度和父母关系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见表4。

注:SDS—抑郁自评量表。

从结果看, 在父母亲文化程度和父母关系不同水平上抑郁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 但母亲文化程度低较父亲文化程度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更为显著。 随着父亲文化程度的增高中学生抑郁症状水平有所下降,父亲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学生抑郁得分显著高于大学及以上者; 但是母亲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抑郁均分在同组中最高。

2.4.2不同性别学生FES -CV得分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情感表达和控制性得分与性别有关,女生情感表达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t=5.1,P<0.01),男生的控制性得分显著高于女生( t=4.35,P<0.01) ,其它分量表的性别差异均不具有显著性。

以不同抑郁症状( 无抑郁、轻度抑郁、中重度抑郁) 为自变量, 分别以FES-CV 10个分量表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见表5。

注:FES-CV—家庭环境量表。

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矛盾性、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7个分量表的平均得分在不同抑郁症状水平上都存在极为显著性差异,中重度抑郁症状个体的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得分分别低于无抑郁和轻度抑郁组,而家庭矛盾性得分显著高于无抑郁组和轻度抑郁组。

2.4.3青少年学生抑郁与FES-CV的相关分析青少年学生抑郁与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 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等存在显著负相关( r=-0.20~-0.27), 与家庭矛盾性有显著正相关( r=0.27)。 与独立性、成功性和控制性无显著性相关;FES-C中有7个因子与中学生抑郁情绪有关, 其中与抑郁关系较密切的4个因子是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家庭矛盾性和组织性,其中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家庭矛盾性3个因子主要反映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提示家庭气氛和谐、家庭成员之间亲密度( 家庭内聚力) 高、情感表达良好、矛盾冲突少的家庭环境对预防或减轻中学生的抑郁情绪有重要意义。 女生抑郁情绪与家庭独立性呈负相关,与家庭控制性呈正相关,尽管其相关程度并不高,但也反映出家庭控制性高可能对女生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见表6。

表6FES-CV10个因子与男女学生SDS总分的Pearson相关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沂蒙山区( 沂源县) 青少年学生抑郁症状SDS总均分为40.23±8.92, 女生的抑郁症状SDS得分高于男生( P<0.01) ;青少年学生抑郁症状的现患率15.11%。 有报道, 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在10%~55%[3,4,5];女生轻度抑郁症状发生率均高于男生,中重度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无显著的性别差异,与唐慧等[6]报道不一致,而与张志群等[7]研究结果相一致。 这主要是与受传统的思想观念影响,女生心理感受性、直觉敏锐、情感丰富细腻、性情多变等生理心理特点有关[8];在自我发展方面,女生比较注重自身形象与社会的评价, 若看到自己某方面不如别人, 也容易产生自卑或嫉妒心理,这也是女生比男生易抑郁的原因。

在年龄方面,研究发现,男生14~17岁组女生13~17岁组SDS均分和抑郁症状的现患率较高,18岁后呈下降的趋势,即青春期抑郁症较早期多见。 男生13岁组现患率低于相应女生组, 这可能与男性青春期发育迟于女生有关。 研究还揭示,SDS均分和抑郁症状的现患率除13、15和16岁组性别差异有显著性外,其余年龄组性别间均无显著性差异。 年龄差异在女性学生抑郁得分上表现明显。 抑郁症状得分随着年级的增高表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尽管这种趋势并不十分明显。 随着年龄的增加, 青少年学生面临的升学压力和学习负担也随之增大,尤其是高中学生面临着高考的压力,可能会导致抑郁情绪的增加。 青春期是儿童向成人过度的关键时期, 也是生理心理发育和神经内分泌变化的最显著时期,性征的发育和成熟,独立欲望的增强,自我认同和角色混淆, 以及升学压力均可构成青春期的应激源,逆反心理,引发更多的心理矛盾冲突,从而导致该期心理危机和抑郁症状的增加。 青春期过后生理心理发育趋于成熟,对社会和自我的认识提高,心理应激缓冲和承受能力增加,心理卫生问题也就相应减少。 因此关注和重视高年级中学生的心理健康, 帮助他们更好地应付学习压力及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心理冲突, 对预防学生抑郁的发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调查结果表明, 青少年抑郁症状与学习成绩不理想、师生关系紧张、缺乏同伴关系、无好朋友等学校因素有密切关联。 学习成绩不理想、感觉上学压抑、不适应学校生活、 师生沟通困难等变量是影响中学生抑郁的主要因素。 由此可见,学校因素与抑郁的关系极为密切, 学校因素对中学生抑郁的影响程度甚至大于家庭环境因素。

调查结果表明,在家庭因素中,父母亲文化程度、 父母关系不同分组在抑郁得分上仍然存在显著性差异;父母文化程度低、父母关系不和等因素对女生抑郁的影响大于男生;相关分析表明,抑郁与FES-CV不同因子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关联, 说明不同的家庭环境特征与抑郁的形成有着内在的联系。 家庭情感表达和控制性得分与性别有关,家庭矛盾性、文化性、娱乐性、 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得分与年龄有关。 青少年学生抑郁情绪与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等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与家庭矛盾性有显著正相关。 提示家庭成员间亲密度高、情感表达良好、较高的文化性,娱乐性和道德宗教观有助于预防或减轻中学生的抑郁情绪;相反,父母受教育程度低、 父母关系不和睦、 家庭矛盾性高的家庭环境不利于中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由此可知,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和行为、情感交流、文化素质、生活习惯、思想理念等对学生心理发育和成长会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尤其是父母与子女的情感交流少和父母的道德观念差等, 则会使子女出现焦虑、抑郁、人际关系差等问题[9]。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家庭成员形成对自身价值与自我接纳的良好的总体感受,从而形成较高水平的自尊[10]。

综上所述,中学生抑郁情绪与学校因素、家庭因素和自身发展因素有关。 本研究通过对沂源县中学生抑郁症状的发生率、抑郁水平的发展特征,以及抑郁与中学生成长的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的探讨, 进一步证实了抑郁学生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较严重的消极认知评价,主要表现为抑郁、孤独和较低的人际信任度等。 这对预防和干预青少年学生抑郁具有指导意义。

作者声明本文无实际或潜在的利益冲突

摘要：目的 为了解沂蒙山区青少年学生的抑郁症状发生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青少年学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应用Zung's抑郁自评量表(SDS),家庭环境量表(FES-CV)以及自编调查问卷作为测量工具,对沂源县4所中学1 860名(年龄12~20岁)学生进行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青少年学生的SDS均分为40.23±8.92,抑郁症状的现患率为15.11%,轻度症状男生现患率为10.52%,女生为14.1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2;Ρ<0.05);抑郁症状的构成比在不同年龄上存在差异。FES-CV得分,女生情感表达得分显著高于男生(t=5.1,P<0.001),男生的控制性得分显著高于女生(t=4.35,P<0.01);青少年学生抑郁与家庭亲密度、情感表达、文化性、娱乐性、道德宗教观和组织性等存在显著负相关(r=-0.20~-0.27),与家庭矛盾性有显著正相关(r=0.27)。结论 沂源县青少年学生的抑郁状态以轻度为主;女性的轻度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学校因素对青少年学生抑郁症状产生影响上大于家庭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的心理健康存在较严重的消极认知评价,表现为抑郁、孤独和较高的家庭矛盾以及较低的人际信任度。

关键词：沂蒙山区,青少年,抑郁状况,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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