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央企

上市央企（共8篇）

上市央企 篇1

我国的国有企业可以分为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国务院国资委和其他部门、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以及部分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狭义的中央企业通常指由国务院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本文统计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主要是央企100 指数上市公司。1央企上市公司是央企的主力军和代表, 本文拟通过对央企100 指数上市公司样本的财务数据研究, 总体上分析评价央企的经营绩效, 为有关部门的管理和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一、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和地区分布统计2

(一)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统计

从表1 可以看出,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金融保险、火力发电、煤炭开采、石油、航空航天、机械制造、钢材、证券、汽车、交通运输。

(二)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地区分布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 (1)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北京、上海、深圳, 这三地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量总和达63家。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地区的最多, 达41 家。 (2) 像一些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内蒙、陕西各占3家。这主要是我国的一些资源性和战略性央企所在地, 如煤炭、航空航天、发电。 (3) 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江苏、浙江,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并不多。

二、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统计分析

1.总资产

从表3 可以看出,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规模都比较大。其中, 总资产小于50 亿元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有酒鬼酒、人民网和莱宝高科;超过5 000 亿元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中国石油、中国人寿、中国石化、中国太保、中国建筑、中国中铁、新华保险、中国联通。在A股市场中, 总资产规模前100 名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就占有50 家。

2.资产负债率

一般而言, 不考虑行业和企业具体情况, 资产负债率小于30%为偏低, 处于40%~60%之间为适中, 超过60%为偏高, 从表4 可以看出, 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央企上市公司有54 家。总体上看, 我国央企控制股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偏高, 面临的财务风险大。

3.净利润

从表5 可以看出, 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2013 年第一季度亏损的有9 家, 这9 家企业是:中国铝业 (-97 504 万元) 、中海集运 (-307 275.06 万元) 、云南铜业 (-14 883.79 万元) 、天咸保变 (-14 335.35 万元) 、东方航空 (-13 239.20 万元) 、中国一重 (-93 573.67 万元) 、辽通化工 (-8 209.11 万元) 、一汽夏利 (-5 813.58 万元) 和中航飞机 (-2 994.10 万元) 。盈利最多的10 家公司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交通银行、中国石化、招商银行、中国神华、中国人寿, 工商银行达到了6 874 300 万元, 建设银行达到了5 958 000 万元。可见,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盈利较多的公司主要是特殊行业的公司 (如银行、保险) 和资源性公司 (如石油、石化) 。而一些完全竞争性行业的公司、高科技类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或者盈利不佳。

4.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是反映一个公司盈利的绝对数指标。净资产收益率是反映一个公司获利能力的相比数指标。根据上市公司的总体获利能力, 笔者将“季净资产收益率≤1%”定义为“获利能力差”, 将“1%<季净资产收益率≤4%”定义为“获利能力一般”, 将“4%<季净资产收益率≤5%”定义为“获利能力较好”, 将“季净资产收益率>5%”定义为“获利能力强”。从表6中可以看出, 获利能力较差的有23 家公司, 除了上述9 家亏损公司以外, 另外14家是:洪都航空、振华重工、南方航空、中国西电、中国船舶、中国国航、中色股份、莱宝高科、酒鬼酒、安泰科技、长江电力、武钢股份、中信国安、联通股份。获利能力一般的有56家公司。获利能力较好的有10家公司:海康威视、中国银行、一汽轿车、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能国际、中国人寿、航天信息、中国神华、华电国际。公司获利能力强的有11家公司:东阿阿胶、中国国旅、露天煤业、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华润三九、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天坛生物、工商银行、中材国际。

从表7 可以看出, 央企100 指数控股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在所在行业中位于前5 名的有28 家, 位于前10 名的有50 家。笔者认为, 与民营企业相比, 央企在资金、融资、人才、政策等各方面有比较优势, 因此, 统计结果显示出央企上市公司在各自所在行业内有相对强的竞争力。

5.股价与市盈率

证券市场中, 低价股和高价股是一个相对概念, 和投资者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通常成熟投资者一般以20元/股作为界限来区分高价股和低价股。基于这一划分, 从表8中可以看出,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股票绝大部分为低价股。只有9 只股票为高价股:人民网 (53.63 元) 、东阿阿胶 (42.53元) 、中国国旅 (30.51 元) 、中工国际 (26.86 元) 、招商地产 (26.27 元) 、中航电子 (22.94 元) 、华润双鹤 (22.81 元) 、新华保险 (22.16 元) 、海康威视 (21.49 元) 。

市盈率是指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率。投资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估量某股票的投资价值, 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的股票之间进行比较。该指标是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一种动态指标。一般而言, 当公司亏损时, 市盈率为负值, 没有意义;当市盈率值为0~13 时, 股票价值 (股价) 被低估;当市盈率值为14~20 时, 视为正常;当市盈率值为21~28 时, 股票价值被高估。不考虑其他因素, 基于这一标准, 从表9 中可以看出, 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股票价值被低估的大约有41家, 股票价值正常的大约有12 家;股票价值被高估的大约有38 家。

6.股利分配方案

一般而言, 亏损的公司通常采取不分配的方案, 新股、次新股、高成性的股利、高价股多采用分配股票股利的方案。净现金流量不充裕、投资机会多的公司通常不分配现金股利。从表10中可以看出, 我国央企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方案以现金股利分配为多, 分配股票股利的同时也分配现金股利, 不分配股利的公司不多。

三、结论及建议

1.总体上看, 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盈利状况不佳, 有待进一步提高。2013 年第一季度, 亏损公司的比例达到了9%;14%的公司获利能力差, 56%的公司获利能力一般;21%的公司获利能力令人满意。获利能力强的公司主要是一些特殊行业公司或资源型公司, 如银行、保险、石油开采、煤炭开采、建筑施工等。从整个A股市场看, 2013 年第一季度2 464家上市公司中, 有403 家公司亏损, 比例为16.36%,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亏损比例A股市场平均水平少了7.36%, 说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抗风险能力高于一般企业。

2.盈利状况不佳的公司净利润实现不稳定, 而且变动幅度大。如中国铝业, 2011 年盈利23 797.40 万元, 2012 年亏损823 375.40 万元;中海集运2010 年盈利420 313.35 万元, 2011 年亏损274 346.93 万元, 2012 年盈利52 269.16 万元;云南铜业2011 年盈利62 193.87 万元, 2012 年盈利2 488.7万元, 2013 年第一季度则亏损14 883.80 万元;天咸保变2010 年盈利61 880.81 万元, 2011年盈利3 515.94 万元, 2012 年亏损152463.45 万元。对于这些亏损公司应深入分析经营业务, 进行亏损产品 (业务) 决策, 重组资产, 力争扭亏为盈、稳定发展。

3.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仍未走出“大而不强”的境况。A股市场2013 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 净利润前100 名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有43 家, 但是净资产收益率前100 名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只有山东海龙、长源电力等10 家。销售毛利率前100 名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只有2 家;销售净利润率前100名中, 只有光大银行、建设银行等12 家。对于利润总额大、获利率不高的公司, 应该在严格控制成本费用上多下功夫, 降低和减少不合理费用。

4.在关键行业或领域,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在数量和规模上占有优势, 但尚未发挥出行业领军作用。我国《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 现阶段将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根据统计, 在节能环保领域106 家上市公司中, 央企上市公司有太极股份、天科股份、龙源科技、航天长峰、中航三鑫、国电南自6 家, 净利润分别排名45、51、78、98、104、105 位;6 家公司的资产收益率最高的也在30 名以后, 且后10 名中有3 家。在新能源领域, 73家上市公司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有20 家, 净利润前10 名中有3 家, 后10 名中有2 家;净资产收益率前10 名中有3家。在军工航天领域62 家上市公司中,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占38 家,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 但总体的净资产收益率不高, 而且亏损的11 家公司中全为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对于新兴产业, 这些公司应抓住机遇, 加大研究开发力度, 抢占先机, 力争做行业领军企业。

参考文献

[1]凌文.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九大热点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 2012, (1) .

[2]李真, 赵丽萍.央企EVA考核新办法及其影响[J].财会月刊, 2013, (6) .

[3]郑艳洁.基于EVA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分析[J].财会通讯, 2013, (10) .

上市央企 篇2

14.案例学习2009-03-19 18:13:56 阅读213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美欣达：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不佳

1.美欣达于2004年8月11日公开发行A股股票2160万股，实际募集资金2.46亿元。根据其招股说明书，募集资金主要投向5个项目：

1、2000万米/年绿色高档服装面料的印染及后整理技改；

2、3600万米/年高附加值印花面料生产线增加出口技改；

3、污水处理扩建工程；

4、节能节水、推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工程；

5、新建年产1000万米弹力防水防油防污等功能性面料项目。

2.经过近2年的建设后，美欣达在2005年年报中披露，当使用募集资金1.53亿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45亿元。其中，第一、四、五项目已经按计划在2005年12月31日建成，而第二、三个项目预计在2006年6月30日建成。关于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原因，美欣达解释为：“3600万米/年高附加值印花面料生产线增加出口技改”项目尚处于调试期，部分设备及工程尾款尚未支付，预计于2006年内建设完成。“污水处理扩建工程”项目截至2005年末实际累计投资金额比招股说明书承诺金额减少了人民币1250.64万元，原因是公司污水经预处理后进入湖州市污水处理系统统一处理，目前的工程建设基本能够满足生产需要。

3.美欣达2006年年报显示，以上五个项目2006年实现的利润总额仅有2350万，均不符合预计收益。美欣达认为，募资项目未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等行业客观因素，另外新建项目效益的发挥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污水处理扩建工程项目”仍然没有增加投入，再次预计2007年将完成该项目。

4.美欣达2007年年报披露，五个项目整体实现效益仅为50万元。其中，绿色高档服装面料的印染及后整理技改显现240万元的收益；高附加值印花面料生产线实现130万元的收益，节能节水技术改造实现160万元收益，弹力防水防油防污等面料项目金实现70万元的收益，污水处理项目亏损550万元。

5.美欣达2008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是2009年4月28日。但2008年中报显示，五个项目实现的总收益为－1140万元。对于项目未能达到预计收益的原因，美欣达的理由一直是“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下调、人工及资源价格上涨等多项因素影响。”

6.如果将项目投产后的收益相加，美欣达在募资项目上获得的总收益为1260万元，而公司总投入近2.48亿元，这意味着美欣达募集资金的收益率仅有0.05%。

央企整体上市的已有模式小结 多数央企都有子公司已经上市，那么如果集团整体上市应如何处理母子公司的关系呢？考察已经发生的案例，发现有这么几种模式：

1.上港模式：拟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已上市的A股公司。2.中船模式：拟整体上市的集团公司将拟上市的核心资产注入已上市的A股公司。3.石化模式：两大石化巨头，均先后以现金要约收购的方式私有化下属的A股上市公司。4.中铁模式：尽管拟上市的集团公司与其已上市的A股公司存在同业竞争，但鉴于其影响有限，暂允许其先上市后整合。

未来3年 央企整体上市提速 篇3

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近日在北京表示，将在未来3年内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支持具备条件的中央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步伐。”]

97.96%企业完成考核目标

我国从2004年起对中央企业实施任期经营业绩考核。据悉，在纳入第一任期考核的147户央企中，144户完成考核目标，占第一任期考核总数的97.96%，仅有3户企业没有完成考核目标。中国石化、华能集团等30家企业由于优秀业绩获得国资委授予“业绩优秀企业称号”。

同时，李荣融代表国资委与中央企业签订首批2007-2009年第二任期经营业绩考核责任书。

据国资委统计，2006年，中央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3万亿元，与2003年相比，累计增长85.3%，年均递增22.8%；实现利润7681.5亿元，累计增长155.5%，年均递增36.7%；上缴税金6822.5亿元，累计增长91.5%，年均递增24.2%；净资产收益率达到10.1%，比2003年提高5.1个百分点。截至2006年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12.2万亿元，累计增长46.5%，年均递增13.6%；净资产总额5.39万亿元，累计增长49.7%，年均递增14.4%。

和表面的数字相比，中央企业“幕后”的变化同样引人关注。据李荣融透露，中央企业及下属子企业的公司制股份制改制面已由2002年的30.4%提高到64.2%。石油石化、通信、交通运输、冶金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基本实现了主业资产整体上市。

第二任期目标：健全董事会制度

第一任期任务实现后，领导层更关注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李荣融提出，未来3年内，“要加快推进中央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步伐”，同时，要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基本与市场接轨。

用3年时间将中央企业数量调整到80～100家，初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大公司、大集团。并加快组建资产经营公司，以此为平台推进中央企业重组和国有资本进退、流动。

“大多数企业考核任期目标正在最后核定中，目前我们提出第二任期的目标是30家企业新任期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目标平均为119.40%，比上一任期高5.87%个百分点；新任期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目标平均为17.84%，比上一任期高8.77个百分点。”国资委副主任王勇指出。

李荣融表示，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加快整体上市和主营业务整体上市的步伐，而他强调最多的是建立健全董事会制度。

“我们的有些企业老总既是党委书记，又是董事长，党政不分，建立健全规范的董事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李荣融指出，“因为只有这种体制才能形成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

这些新标准高还是不高？

“现在国有企业发展势头还是不错的，与国家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第二任期的目标应该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一任期的考核我看还是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我们的实际情况和实力，遵循这种整体框架，第二任期的目标分解到细处。”中国第一航空集团董事长林左鸣表示说。

上市央企 篇4

一、国内外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规定比较

国外对分部报告进行规定的较为权威的准则主要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8号(IFRS8)以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31号(FAS131)。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35号(CAS35)借鉴国外相关准则,对企业分部报告披露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规定。这些准则主要规定了分部报告的目标、适用范围、分部的确定以及分部信息的披露等内容。我国会计准则与国外会计准则存在一些差别,具体如表1所示。

IFRS8和FAS131均明确指出编制分部报告的具体目标,清楚地表达了分部报告财务信息的作用。CAS35在分部报告目标方面的规定就稍显逊色,过于笼统,不太能引起财务报告编制者和使用者足够的注意,必然会影响到披露信息的质量和使用效果。

相对而言,我国会计准则中对分部报告适用范围的要求更广。根据CAS35的要求,只要是从事多种经营或跨地区经营的企业就应该按照规定披露分部报告,而不仅仅局限于在深圳和上海两个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但证监会只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分部报告信息。

IFRS8和FAS131按“管理法”确定报告分部,能够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管理者作出经营决策过程相关的信息,增加了信息的价值和透明度,并且不会产生过多的附加成本。CAS35按“风险报酬法”确定报告分部,可能会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结构脱节,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的价值和透明度。

对于分部信息披露的内容,三者都重点关注利润表项目,均未要求披露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和现金流量的相关信息。就我国会计准则来说,CAS35没有要求在主要报告形式中明确披露分部收入以及分部费用的具体项目,也没有要求在次要报告形式中披露重要资产和负债的细节信息。

二、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信息披露状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国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实施情况,本文对2012年我国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分部报告披露状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并对其进行分析。

(一)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报告披露状况的描述性统计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共有264家中央控股的上市公司,本文又按照下列规则对其进行了筛选:①剔除没有披露2012年年报的公司,因为无法获得其相关资料。②剔除被停牌、终止上市或者被ST处理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一般存在很大的财务问题,其会计信息质量让人质疑。③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因为金融企业的经营业务和风险状况都比较特殊。

本文最终得到239个企业样本,通过逐一阅读这239家企业2012年的年度财务报告,了解其分部信息的披露状况。

在这239家样本公司中,有92.47%的企业在董事会报告以及附注中披露了分部信息,特别是有关主营业务收入和成本的分部信息;只有7.53%的企业仅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分部信息,在附注中没有披露。由此可以看到,大多数企业都按照分部报告准则的要求在年度财务报告的特定位置进行了分部信息的披露。

这239家样本企业不仅在分部信息披露位置上有差异,在分部信息的呈现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企业在披露分部信息时,有的是以单独的分部报告形式呈现,有的则只是对主营业务收入、成本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的分析,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在这239家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有77.41%的企业并无单独的分部报告或者相关文字说明,只对主营业务进行了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的大致分析;有6家企业有关于分部报告的简单文字表述,即明确提出“本公司只有一个经营分部,无需提供分部报告”;真正比较完善地披露了分部报告信息、呈现单独分部报告的只有48家,只占到总数的20.08%。

披露单独分部报告的上市公司并不多,这一方面和上市主体有关,有的企业集团是整体上市,而有的只是集团中的某个分部上市,另一方面就是财务报告编制者对分部报告不够重视。

根据CAS35的规定,企业将分部报告以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进行披露,主要报告形式可以是业务分部或者地区分部。不同的公司对于分部报告的主要报告形式的选择不尽相同。48家披露单独分部报告的公司选择的主要报告形式如表3所示。

在这48家分部信息披露状况较好的公司中,只有2家公司是以地区分部为主,有3家公司将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都作为了主要报告分部,剩余的43家公司则是以业务分部为主要报告分部,占到了总数的89.58%。产品比较单一、经营涉及多个区域的企业才会选择以地区分部作为主要报告分部。现代企业集团大多朝多元化方向发展,以业务分部为主要报告分部成为大多数企业集团的优先选择。

在只以业务分部为主要报告分部的43家企业中,报告分部的个数集中在2、3、4、5个,其所占比例达到了86.05%。2012年完全披露分部报告的平均分部数为3.84个,这与屈杨(2013)的研究中2008~2010年的分部平均个数相差不大,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报告分部数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平均为4个左右。

(二)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报告实施情况分析

1.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信息的披露位置在整体上不够统一。

天虹商场、中国玻纤、宝光股份等18家公司并没有在附注中提供任何分部信息,只在董事会报告中有所呈现。严格来说,企业应该在董事会报告和附注中都披露分部信息,并且分部信息的呈现方式要有所区别。董事会报告中要简述企业主营业务的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信息,在附注中则应该将分部信息呈现得更加完善与清晰。尽管没有在附注中披露分部信息的企业不多,但是仍然存在这种情况,造成了分部信息呈现位置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和有用性。

2.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中披露单独分部报告的比例不高。

绝大多数的公司并没有采取单独分部报告的形式,而是选择按照证监会的要求在董事会报告和附注中进行简单的分部信息披露。这样的信息达不到分部报告会计准则对分部信息披露的要求,信息使用者难以获取更为详细的分部信息。具体来说,简略的分部信息主要是缺少关于资产、负债情况的指标,而这些数据恰好对分析多元化经营的公司是最为有用的,因为各个行业的盈利水平、发展机会、未来前景和投资风险都有其个体的差异。

只有将资产负债表信息和利润表信息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准确地描述各个分部的真实财务状况和风险报酬。这样的信息才是投资者所需要的信息。

3. 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主要报告形式不统一。

不同企业基于自身风险报酬的来源不同会选择不同的主要报告形式,但显然以业务分部为主地区分部为辅的报告形式已经成为大多数企业的优先选择。

仅以地区分部作为主要报告分部的企业有两家,分别是华能国际和内蒙华电。这两家企业在董事会报告中有对主营业务进行分行业、分产品的分析,所以也应该在附注中体现有关业务分部的信息,这样可以增加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信息可比性。

将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都作为主要报告分部的三家企业中,报告形式仍存在细微的差别。宁夏建材是根据业务和地区分别划分分部,并且分别详细披露了业务分部和地区分部的信息,两种形式的划分呈现出平行关系;中粮地产和万科则是先划分了业务分部,然后对其中一个业务分部又进行了地区分部的划分,呈现出包含关系。

4. 报告分部的个数相对比较稳定,平均为4个。

但仍有公司在披露时仅划分了一个报告分部,比如中国南车;同时也有公司报告分部数超过6个,例如长城电脑的报告分部是7个,中国西电的报告分部则高达8个。分部个数不宜过多也不能过少,分部过多会造成更多的额外成本,分部过少又不能完全呈现企业的细节信息。企业应该参照4个分部的平均水平,适当调整分部个数,在保证信息质量的基础上维持经济效益。

三、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报告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来看,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对分部信息的披露状况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一)我国分部报告会计准则本身的缺陷

1. 分部报告会计准则没有提出一个明确具体的分部报告目标。

我国分部报告会计准则没有对披露分部报告的目标进行一个很好的解释,导致一些财务报告编制者和使用者对分部报告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从而忽略分部信息。分部报告目标的提出至关重要,因为目标作为一个指引,能为准则提供一个具体的方向,从而更好地规范企业和相关人员的行为。

2. 分部的确定可能与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结构脱节。

我国的分部报告会计准则按照“风险与报酬”法确定分部,关注风险与报酬的主要来源和性质,有可能忽略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导致分部报告的确定与组织管理结构脱节,增加企业内、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处理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息披露的及时性。

3. 分部报告要求披露的信息不够到位。

我国分部报告会计准则并没有要求对营业税金及附加和现金流量等信息进行披露,也没有要求对营业收入、营业费用进行具体项目的划分。次要报告形式的报告甚至不要求披露分部负债的信息。但是,营业税金、现金流量以及负债等相关信息对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至关重要,相关信息的缺乏可能会导致不理性的决策。

4. 分部的披露标准过于简单,不利于资本市场的优化。

对于分部的披露一般只给出了诸如“10%”、“75%”、“10个”的数量标准,披露标准比较简单,让管理当局有空子可钻。这种规定可变性强,易于人为操纵,管理当局可以根据需要只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一些重要的信息则很可能因为达不到一定的数量标准而被隐藏,例如巨额亏损的分部和占用公司大量资产的分部,就因为不符合标准,而不需对外单独披露。这种没有反映企业实质的信息是不能优化资本市场的。

(二)企业运用分部报告会计准则进行分部信息披露时的不当行为

1. 没有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进行信息披露。

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并没有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进行分部财务报告的披露,导致呈现出来的分部信息披露位置和报告形式都存在差异,降低了信息的质量。报告编制者可能对分部报告目标的认识不清,并没有意识到分部报告的重要性。

2. 分部报告披露不到位,信息的可靠性、相关性存在问题,不能满足高质量会计信息的要求。

很多企业仅仅在董事会报告中披露了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的营业收入、费用、利润等情况,省略了单独分部报告的披露。董事会报告又不需要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其分部的确认和相关数据的可靠性都可能存在问题,不能满足高质量会计信息的要求。

另外,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主要报告形式并不确定,形成了分部报告披露形式的差异性。分部报告形式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信息的可比性,包括信息在不同企业之间具有可比性,以及在中国与国际的可比性。

3. 披露信息时存在主观随意性。

在我国,证监会和企业会计准则分别对分部信息披露进行了规范。证监会仅仅要求在董事会报告或附注中进行简单的披露,并未上升到分部报告形式的高度。而企业会计准则则是经过对国际上具有权威性的会计准则的借鉴,对分部报告的要求更加规范与完善。出于保护自身商业机密、成本效益等方面的考虑,大部分上市公司仅仅满足于证监会的要求,对分部报告选择了规避,怠于执行对分部报告的披露要求,或者只披露对企业有利的信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呈现出的报告随意性较大。

四、针对分部报告信息披露问题的改进建议

分部报告的披露对于财务信息使用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会呈现出很多细节信息,这是合并财务报表所不能提供的。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分部信息披露质量有待提高,需要从两个大的方面考虑:一个是完善分部报告会计准则,这一部分可以借鉴国外相关准则加以改进;另一个则是加强企业对分部报告的披露力度,规范披露分部信息。

(一)完善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建议

1. 明确分部报告的目标和作用并使之具体化。

旨在引起报表编制者的重视,并且向信息使用者阐述清楚他们能从分部报告中获得什么样的增量信息。例如,明确指出企业提供分部信息,能够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更好地评估企业的风险和报酬,从而更好地把握企业整体的经营状况,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合理的预期。确定一个明确的分部报告准则要求,对分部报告的内容和形式等都应该有具体的、操作性强的规定,并且要求严格按照准则的规定披露分部信息。

2. 按“管理法”确定报告分部,实现我国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

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与管理者作出经营决策过程相匹配的信息,使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评价企业战略性和关键性的管理决策,增加信息的价值和透明度。报告分部的划分不仅要能反映企业风险和报酬的主要来源,还应该能够反映企业管理层的经营决策。风险和报酬的主要来源原本应该是在管理决策的考虑之内,所以报告分部的确定应该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

3. 准则应该以国际公认的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核心概念为基础,保证信息的可比性、透明度、充分性和可靠性,可供投资者在不同期间进行公司业绩的分析。

对分部报告形式应该有一个标准的解释和应用,要规范分部报告的披露形式,提供足够的分部信息,明确主要报告形式和次要报告形式的应用情形,加强次要报告形式的披露力度。我国对主要报告和次要报告都没有营业税金及附加和现金流量项目的披露要求,可以适当增加分部报告在这两个方面的披露信息,还可以要求对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进行具体的划分,披露更多细节信息。

4. 分部的确定应该设置多重标准,不仅要有金额标准,还应该制定性质标准。

对于性质严重、影响重大的分部,尽管金额比例达不到要求,也应该进行单独的披露。这样才不会遗漏重要的分部信息,使得财务信息更加透明化,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帮助资本市场的优化。

(二)企业规范披露分部信息的建议

1.所有企业应该紧紧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进行分部报告信息披露。报告编制者应该站在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提供切合分部报告目标的信息,使得财务信息使用者能够清楚地了解企业在不同业务和地区分部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帮助他们进行更为理性的决策。

2.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一般都会面临产品风险和行业风险,在确定主要报告形式时应该以业务分部优先,其他分部辅助,能确定业务分部的,尽量按业务分部披露分部信息。单一经营,涉及多个地区的,就应该披露地区分部信息。确定分部报告形式时,既要使得披露标准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一致性以及与国际的趋同,也要尊重不同分部构成的业务基础,提高信息的可比性。一定要严格按照主要报告形式的要求披露分部信息,分部的收入、成本、费用、资产和负债等信息要规范地呈现出来,以提高信息的可靠性。

3.企业应该严格遵守标准化的分部报告准则,减少信息披露时的主观随意性。这需要企业完善自身的内部管理机制,加强监事会的监管职能,防止内部操纵行为。企业管理者自身也应当意识到分部报告信息对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按照企业的内部组织结构的需要生成分部信息,而不是仅仅关注披露分部报告信息所带来的披露成本的增加。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应该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地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以便为企业提供一个更规范的指导。企业也应该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披露分部信息,使得会计信息质量提高一个层次,推动资本市场更加有效地运行。

摘要：本文结合国内外分部报告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2012年我国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分部信息披露现状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善建议。

上市央企 篇5

2.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投)：中成股份(000151)、国投中鲁(600962)、国投电力(600886)、国投新集(601918)、中纺投资(600061);

3.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中国玻纤(600176)、北新建材(000786)、洛阳玻璃(600876)、方兴科技(600552)、瑞泰科技(002066);

4.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国药)：国药股份(600511)、国药一致(000028)、现代制药(600420)、天坛生物(600161);

5.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烟台万润(002643)、启源装备(300140);

6.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新兴铸管(000778)、际华集团(601718)。

上市央企 篇6

对此，孙立告诉《英才》记者，中国航油也有在A股整体上市的计划，目前正在准备之中。

在2011年2月22日，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公布了2011年度业绩，全年净利润为6340万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5.9%，连续第四年创下新高。在集团鼎力支持下，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成为亚洲最大的航油采购商。

在风险管控方面，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建立了三重风险管控机制。即从董事会层面，不仅有董事会，还设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同时在管理层方面，建立了风险管控会议制度，不仅对管理层负责，同时也可直接向董事会和风险管控委员会报告。从执行层看，由风险管理部门来落实每天的每一项业务风险控制，各个部门均设有风险管控的职责。这种互相监督，层层监管的三重风险管控机制，最终形成全员管风险的格局。

时至今日，新加坡公司的航油套期保值业务没有出过任何风险。新加坡有关当局还对其特别颁发了“全球贸易商资格”，令其可享受最优惠税率。

对于航油套期保值，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兼总经理韩晓平认为不能因噎废食，要正确总结“中航油事件”，以及航空公司的套保亏损：“航油公司、航空公司重启套期保值很有必要。因为如果石油都在现货市场购买，就会促升短期油价，因为投机客知道油价无论多高，中国人都会去买。所以，必须重视套期保值，特别是远期合约。但具体到航油公司，应该重视套期保值的量化限制，同时要与石油储备相结合。”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王震也认为套期保值必须要做，但是必须严控风险，“套保不是要去赚钱，而是要保值，很多时候觉得人家赚了，我没赚就亏了，就很容易出问题，还是要保守为主，因为你不是私人公司，是国有股份占大头的。”

恢复上市之后，2009年底，中国航油参与东航股份的增发，也消除了困扰新加坡公司多年的投资风险隐患。长期以来，由于航空公司长期拖欠浦东航油(新加坡公司占股33%)20多亿元应收账款。每年给浦东航油带来上亿元的财务费用，影响了新加坡公司的投资收益，董事们怨声载道。在国资委的协调下，中国航油通过认购东航股份，定向归还了拖欠浦东航油的油款。

时任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董事长的王家园博士说，中国航油不遗余力的支持与帮助，让他看到了一个非常负责任的母公司。

2010年8月，王家园完成担任新加坡公司董事长的职责和使命。他提议由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总经理孙立接棒，因为“由孙立担任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董事长，将会更加有利于这一战略规划，对公司未来业务增长与战略发展都将有着非常重要和利好的作用。”

新加坡公司董事长的接力棒，首次回归到母公司手里，是新加坡公司公司治理的一个里程碑。

“中航油事件”已经过去7年，对于事件的处理依然存在不同的反思。韩晓平认为：“当初那些人买股票就是对垄断的投机，应当对此负起自己的责任，监管不力也有新加坡监管当局的问题。”但孙立则认为：“虽然破产是损失最小的选择，但是从后面的实践可以证明，国务院国资委决策进行债务重组、股权重组，然后恢复上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虽然目前还没有A股整体上市的日程表，但是由中国航油与交银国际共同发起的中国航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在2011年底成立。

对于财务公司，孙立认为：“目前中国航油每年有2000多亿元的收入，资金量非常大，财务公司的成立对于把控风险，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都会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考虑通过财务公司在资本市场投资，虽然资本市场是回报最快的，扩张最快的，但走偏了也是最惨的，出问题也是很麻烦的。”孙立依然谨慎。

上市央企 篇7

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 在这30年中,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而发展。我国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价格政策制定越来越放开, 市场日益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形式, 而作为我国公有制经济体制中的主要市场主体的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也就成为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改革之一。我国的国有体制改革目标总体来说是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如何建立一个合理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与运营体系, 也就是谁来管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凭借着现代企业制度来搞活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国有资产。2008年建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说是初步解决了上面两个问题。而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中央企业, 尤其是那些很难获得行政垄断高利润的竞争领域央企, 分析其被国资委监管后企业经营绩效的如何变化和变化的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设想就是尝试把国资委的股东职能即出资人的角色的影响因素与竞争领域的上市央企绩效指标构建回归模型并进行计量分析。模型中把央企控股和国资委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分作两类, 因变量选取ROE和托宾Q值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等数据作为衡量企业绩效的指标, 自变量则把大股东持股比例, 大股东所有权性质, 股权集中度等股权结构变量与国资委对央企经理层任免, 董事会与监事会规模, 独立董事比例,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值是否合一等治理变量结合起来, 先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后, 再选取其中相关程度高的变量构建模型做出回归分析。最终得出结论。本文希望最终的研究结论能够充实现阶段的国有资经营与监管理论并给相关管理人员带来一定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 国务院国资委职能的确立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放权让利式改革, 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与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关于国有企业内部产权制度的结构性转变, 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对国有企业经营上的直接所有制到搭建具有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在企业制度意义上的所有制结构, 国内的学者对此的研究内容已经很多了。与大部分学者认为国有资产改革应采取委托代理机制不同的是, 杨瑞龙 (1995)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适合股份制改造, 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应选择不同的改革思路, 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应采取国有国营模式, 垄断性企业宜选择国有国控模式, 而竞争性国有企业宜在非国有化前提下改造成以盈利为目标的现代公司制度;同时在国家不放弃剩余索取权的条件下, 简单的国有产权多层代理机制有可能会导致国有制的名存实亡。林毅夫 (1997) 则认为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产权制度, 而要在企业外部构建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 并硬化其预算约束, 进入到竞争市场中。随着研究讨论的深入, 现代企业制度架构的逐步搭建, 国有资产出资人的明确与建立的问题逐步摆到了桌面上来。根据2008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所谓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它是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 国务院代表国家形式国有资产所有权, 履行出资人职责, 享有出资人利益。在2008年3月国务院国资委建立之前已经有一些学者和官员对此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高明华 (2004) 是比较早提出国资委雏形和国有资产如何经营理论的学者。他在比较行业主管部门和国有企业担任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优劣的前提下提出应该新建一个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 作为承担起国有资产所有权主体唯一代表, 对国有资产运动的全过程实施管理和监督, 管理范围要覆盖所有国有资产, 但其本身并不直接从事国有资产经营活动, 只是进行股权投资来获得收益。真正从事资产经营活动的则是新建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主要专职于经营国有资产, 谋求盈利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法人企业。其股权配置可以多元化, 这一点与现阶段大部分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采取国有独资形式有着些许不同。另一方面陈清泰 (2000) 认为要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建立一个授权经营结构, 而不是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 国家把投资和拥有的股权分别授权给若干国有法人持股机构, 使他们成为国有出资人代表, 这个机构的职能有些类似于国资委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综合体, 不过在他的设想中这个机构只具有股东职能而并没有政府的监管职能。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后, 我国的国有资产改革不断深化, 其标志就是国务院直属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建立。中央国资委及地方国资委的建立解决了国企中所有者缺失的问题, 其中国务院国资委的主要职能就是根据国务院的授权, 履行出资人的职责, 它的建立改变了以前“多龙治水”的旧体制, 同时也对掌握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中央直属企业的国有资产使用进行监督, 促进其资产的保值增值;其次就是努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重组, 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和法人制度, 在国企内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 剥离企业内部原来所有的社会职能, 摆脱“企业办社会”的不良状态;另外还对所监管的央企领导层进行任免, 设立业绩考核指标, 派驻监事会进入企业但并不干涉企业内部经营活动, 最终把管资产、管事和管人结合起来。中央企业数量也从最早的160多家缩减到2008年143家。

(二) 国资委对央企治理绩效的影响

对于那些处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来说, 企业存在的主要目的就是获得经营利润, 提高治理绩效, 使得国有资产能够保值增值。从2008年的国资委建立到今天已经走过了将近六个年头, 而中央直属企业则受到国资委的直接控股与监管, 委托代理层次要少于其他的地方国企, 那么这个政府部门的建立究竟对我国央企的治理绩效有着怎么样的影响呢?关于企业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国内也有着相应的讨论。在关于股权性质与股权集中度的讨论中, 徐莉萍等 (2006) 针对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的情况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表明企业经营绩效与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着正向的关系, 并得出了央企直接控股的上市企业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比国资委直接控股的企业要高的多。田利辉 (2007) 则利用国家持股规模等股权结构的变量来分析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 认为国有股权与公司绩效是一种左高右底的非对称U形关系, 且国有股减持应避开U字形位于30%的底端价值陷阱。所谓底端价值陷阱是位于国有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回归所形成的U形曲线的底端拐点, 在这一拐点的左侧国有持股比例增加对绩效的影响是负的, 当持股比例增加到30%时公司绩效达到最低点, 而当政府成为企业的大股东超越了这一拐点时, 企业绩效随着政府持股的增加而提高。对于第一大股东的所有权性质不同是否会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徐晓东, 陈小悦 (2003) 认为第一大股东为非国家股股东的企业有着更好的盈利能力与企业价值, 且大股东变更有利于治理绩效的提高。另一些学者则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表明其如何对公司绩效产生影响。李维安 (2005年) 从任免制度、执行保障、激励与约束机制等角度构建公司治理评价指数 (CCGINK) , 并指出我国上市公司的经理层治理指数偏低, 但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来说治理状况要更好。

三、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一般来说, 国有股权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总体上是负面的, 同时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可能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 如大股东可能利用自己的优势转移上市公司资产来获取自身利益, 这是所谓上市公司隧道行为。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1:国有股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成负相关关系

国资委对央企的主营业务的分批调整是从2004年底才开始进行, 目的是推进国有经济结构的布局和战略性调整, 明确主业发展方向, 规范投资活动, 避免盲目扩张和严格控制非主业投资。然而国资委在这一方面做的可能并不尽如人意, 力度有待加强。一部分央企滥用金融杠杆工具进行投机活动, 从事金融衍生业务, 脱离其主业经营。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便造成了重大的投资损失和浮亏, 对企业经营和国有资产安全带来了重大威胁。因而规范央企主业, 对非主业投资进行监管迫在眉睫。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2:国资委监管后央企的业绩强于国资委监管前央企的业绩

(二)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的所选取的样本期间为2008年至2012年间5年的数据。样本的选取是参照国资委网站中所公布的143家中央直属企业的名单中的A股上市企业, 其中整体上市的央企数量加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数量合计为165家。然后从名单中剔除掉国家保护性企业, 尤其是明显具有行政垄断性质的企业, 如国防, 电信、石化, 航空运输, 远洋运输等, 以及国家独资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如中国诚通控股公司, 最终的样本数量为91家企业, 涵盖竞争领域内整体上市的央企及央企控股的上市企业在内的5年间455个观测样本。样本中的财务数据、股权数据以及公司治理的数据来自于锐斯数据公司的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而央企整体上市以及控股企业的名单则来源于和讯财经, 部分企业的变量存在缺失值。其中2012年度共有41家企业的大股东为中央直属企业, 50家企业为国务院国资委控股。样本中的行业分布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 竞争领域中的中央直属企业及其控股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子信息、医药等产业, 其中制造业的比例最高, 在总体91家企业中占到了36家, 比例近四成。我国是制造业大国, 第二产业的比重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例最高, 因而上市央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所选取的统计变量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公司业绩指标变量、股权性质与股权结构变量和公司治理结构变量。选取这三方面变量主要是为了探求国资委直接控股与央企控股对不同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有明显的差异。同时, 对于关系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大中型国有企业, 国务院国资委会对其企业的高管层, 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等进行任免, 并派出监事会或董事进驻到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 那么这种行政式的委派究竟是好是坏, 这都是本文拟谈论的问题。本文选取的绩效变量主要包括三个:托宾Q值、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以及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 且这三个绩效变量都是由RESSET数据库中直接获得。在很多文献中托宾Q值都被广泛使用, 其含义为厂商的市场价值与重置成本的比率。当托宾Q值大于1的时候, 说明该企业的收益率比较高, 反之则说明该企业未来的收益率偏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表示的是企业的净利润处以平均净资产, 是一个对企业绩效的总括性指标, 也反映了企业的净资产创造利润的能力, 同时也是2008年制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中对中央企业经营者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表示的企业主营业务获利的情况, 自2008年以来, 国资委分批对一部分中央企业规范主业, 严控央企非主业投资, 对其做大做强主业,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还引入国有股持股比例, 股权集中度以及衡量大股东力量的Z指数等变量来衡量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具体见表 (2) 。

资料来源:和讯财经。http://news.hexun.com/2007-11-08/101053312.html

本文选取托宾Q值为企业绩效变量, 并且相比较于加权ROE以及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等会计指标来说, 托宾Q值更不容易收到人为操纵。而且根据下文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可以发现托宾Q值与持股比例变量的相关程度较高, 但大部分公司治理变量与绩效间却几乎不存在相关性关系, 因而在建构回归模型的时候, 由于数据库中所提供的持股比例变量是其水平值, 因而本文所选取的自变量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数 (lnown1) 、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对数 (lnonw5) 、独立董事比例 (perid) 等变量为自变量, 企业价值的对数 (lnev) 以及资产负债率为控制变量, 构造以下的回归方程Q=α*lnonw1+β*Inonw5+γ*perld+δ*lnev+ε*ratlo+μ式 (1)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3) 则是国资委控股和央企控股的上市企业绩效的比较, 数据是取的这两类企业绩效变量五年的算术平均值, 对于那些在2008年至2012年五年间控股股东发生变化的一部分样本企业, 比较的则是其由央企控股年份的和由国资委控股年份的算术平均值。通过在三个经营指标的平均值比较中, 可以看到除了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以外, 国资委控股的企业在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和托宾Q值方面都比中央直属企业所表现的要好。虽然两者在加权净资产收益率的比较之下差异并不显著, 但资委控股下的中央直属企业的Q值达到了2.485的高水平, 显著的高于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 并且5%的显著性双尾检验之下, sig值达到了0.011。这说明了在国资委的监管之下, 上市央企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重置成本, 有利于增加其投资需求, 有助于央企的扩张。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是央企的主营业务增长率只有23.3%, 要显著的低于其控股的企业。统计显示在455个样本中, 国有持股比例最高达到98.68%, 平均持股比例也高达38.54%, 可见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情形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国务院国资委控股的企业中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最高达到75%, 最低值在40.27%, 中位数处在50.99%的高位, 可见对大部分样本来说, 国资委处在绝对控股地位。此时国资委持股比例已经大大的高于30%的底部价值陷阱, 因而国有股权的利益将逐渐与公司利益趋同, 有可能会对样本企业进行一定的政策扶持。其次由于在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中董事会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经理层来说董事会是企业资产所有权的委托人, 而对股东大会来说又是其代理人, 因而董事会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经理层的经营行为能起到监督作用。但董事会也是由自然人组成的, 也有着自己的私人利益目标。我国综合了英美式和德国式的公司治理, 在企业内部同时设立了独立董事与监事会, 根据2000年颁布的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和2008年发表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国资委向所出资的企业派遣监事会, 对企业执行国有资产监管政策、财务状况、经营效益以及企业管理层的行为进行监督。因此外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的高低以及监事会成员的人数对企业的经营与投资活动的监管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计结果表明, 在455个样本企业中, 独立董事比例的均值占据了董事会总人数的三成左右, 最高达到了董事会规模的一半, 而监事会的人数均值也在6人左右, 远远高于国资委对中央企业监事会人数需至少达到3人的要求。董事长与总经理两值是否合一是评价董事会治理机制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认为如果两值合一, 有可能会造成在企业管理层“一个人说了算的”不良状况, 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白重恩 (2005) 建立回归模型的结果也表明在CEO与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两值合一的企业中, 这种情形是不利于企业市场的提高。根据统计结果表明, 在从2008到2012年的统计期间内, 共有22家企业在其中的某年内或某几年年存在着两值合一的情况。然而对两种企业的经营绩效分别做independent-T test, 虽然两值合一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仅仅只有16.69%, 大大地低于两值分离企业的53.92%, 但结果却显示两种企业无论在托宾Q值还是在加权ROE上的差异均不显著, 均值也近似相等。因而对于大部分央企来说, 两值是否分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是十分大。改制之前的中央直属企业, 其第一大股东大多为国有企业法人或政府机关, 而改制后的央企出资人则为国务院国资委, 统一了国有资产的出资人, 成为了企业的实际控制人, 因而其无论是在领导任免、企业经营还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方面都不同于以前的情形, 所以比较大股东变换前后央企及央企控股企业的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因而对于那些在5年间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更的样本企业, 取由国资委开始控股的当年为基准年, 变更前一年就是基准年的上一年度, 变更后一年则是基准年的下一年度, 同时本文在这一步分析中剔除掉在2007年才改制的样本企业。从表 (4) 中不难发现, 除了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以外, 中央企业的经营绩效在改制以后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 加权ROE的均值上涨了1%以上, 尤其是Tobin’s Q这一指标, 更是由1.648提高到2.417, 上涨幅度在46%以上, 并且在统计学意义上是显著的, 说明在国资委监管之后, 央企绩效与发展潜力的确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二) 相关性分析

为了探求公司绩效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性联系, 并对下一步的回归模型构筑的变量选择做一个铺垫, 选取具有相关性的指标作为回归模型的变量。本文利用SPSS11.5统计软件中的Pearson相关性检验对因变量和自变量做相关性统计分析, 可以发现: (1) 绩效变量与股权结构变量相关性分析。从表 (5) 中可以看到加权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与各大股东持股比例变量以及股东力量强弱等指标的相关性关系均不显著, 相关系数都在10%以下, 这说明股本的结构与国有股比例是大是小对央企未来盈利能力影响并不是很大。国企改革之前, 大部分央企的实际控制人为政府各部委机关, 他们对央企的管理可以说是既是“老板”也是“婆婆”, 干预到企业的内部经营。而央企改制之后, 国资委仅仅以出资人的角色进驻到企业内部, 在企业内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并不直接干预到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另外, 即使是处在竞争领域的中央企业, 其资产规模, 技术装备等均处在行业领先地位, 且多受到国家资金, 政策上的扶持, 因而其盈利能力与持股比例的关系并不显著也不不足为奇了。不过托宾Q值却与多个股权结构变量的相关性显著, 托宾Q值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呈显著性负相关, 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则企业未来投资的欲望就越低。这可能有由于国资委控股之后, 对央企国有资产与产权的监督力度加大, 根据2006年颁发的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如果有重大的投融资计划、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产权收购等需要备案到国资委并进行审查。因此对央企的投资有一定限制。托宾Q值与流通股比例高度相关, 显著性达到了0.000。托宾Q值的计算方法的企业的市场价值除以重置价格, 而由于国企中的大部分国有股是非流通股, 因而在计算公司的市场价值时有时就会使用流通股市值来代替企业的市场价值, 本文使用的Q值计算方法即是使用流通股市值与净债务之和来代替公司市场价值, 而有形资产的现行价值=资产总额-待摊费用-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递延税款借项。因此托宾Q值也就会与流通股比例高度相关。 (2) 绩效变量与公司治理变量相关分析。从表 (6) 中, 很遗憾的看到三种绩效变量与绝大多数的公司治理变量的相关性均偏低且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相关系数大多都在5%以下。这可以说明我国央企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仅仅是在形式上完成, 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制度的架构已经搭建起来, 但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且相当一部分中央企业的监事或监事会主席在学历上普遍低于管理层的平均水平或其成员大多来自于企业内部的行政机关, 原本并不参与企业的直接经营, 因而对企业经营的监督能力有限。不过其中值得关注的两个指标是加权ROE与央企领导的任免之间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一种微弱的负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也超过了10%, 这说明在当国资委委派或免除企业高层管理者职务的年份中, 公司盈利能力会走下坡路的趋势。这可能是由于央企中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来自于政府或传统的国有部门, 缺乏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经验。另外一个指标是托宾Q值与独立董事比例的指标呈现高度正相关的态势, 双尾检验中的sig值高达0.017, 远远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国资委委派或企业聘请的外部董事多为在学术界知名的学者或行业知名人士, 其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管理经验或者是职称上都要普遍高于监事会成员, 因而有利于对企业投资经营的事前监督, 提高企业未来发展能力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2-tailed) *

预测变量: (常数) , 资产负债率, lnonw1, 独立董事比例, lnev, lnonw5;因变量:托宾Q值

(三) 回归分析

本文对模型的拟合程度与系数的显著性水平请见表 (7) 与表 (8) 。拟合后的回归方程为:Q=-0.717*lnnw1+0.693*lnonw5+0.01*parld+0.599*lnev-1.742*ratio式 (2)

从表 (7) 可以发现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是很高, R-square只有16.6%, 调整后的R-square更低, 也只有15.5%。但R-square值偏低并不能说明这个模型构造的不够好, 原因其实很简单。企业经营绩效的好坏不可能仅仅是在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多少亦或是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高低。企业领导层的管理水平, 技术装备水平,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甚至是宏观政策的变化, 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公司绩效。但是在本文中, 仅仅考虑的是股权结构及治理水平对经营绩效的影响, 变量的选择当然就十分有限, 因而R-square偏低就很好解释了, 但这不能能说明模型构建的不够好, 表 (7) 中的方差分析可以看到, 这个方程的sig值为0, 明显的低于0.05的显著性水平, 因而此模型能很好的解释因变量的变异水平, 回归方程是有效的。表 (8) 展示的是方程中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与显著性水平。在前面的分析中独立董事比例虽然与Q值呈现比较强的相关关系, 但在回归模型中其并不显著。另一方面综合表 (5) 和表 (8) 可以发现,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无论是在相关性水平 (0.166>0.095) 还是在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上都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要好 (sig0.015

a.因变量:托宾Q值方程显著性水平为0.05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得到以下的结论: (1) 相比较于国资委控股的整体上市央企来说, 央企控股的上市企业在经营绩效的比较上, 无论是托宾Q值还是在加权ROE, 央企控股企业都不如央企整体上市企业表现的要好, 并且还发现改制之后的央企的经营绩效普遍要比改制前有大幅度提高, 但中央企业规范主营业务的行为还需加强。 (2) 在进行相关性分析检验的过程中, 本文发现加权ROE与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这两个变量无论是与股权结构变量相比较还是与公司治理变量相比较, 其相关程度均不高。说明央企的盈利能力主要可能还是来自于其规模经济效应或者是政策上的扶持。值得关注的是如果当年度国资委对央企领导进行任免, 则这种行政性选拔方式不利于企业加权ROE的提高, 另外托宾Q值也与多个变量高相关, 且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提高公司的Q值。 (3)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 本文选取了其中相关程度较高的变量构建回归模型, 结果发现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每下降1%, 企业的Q值就会提高0.717。适当降低国有股的持股比例将有益于企业收益的提高。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国资委应该在以确定央企主业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企业的投融资活动实行有效的监管与控制, 严格控制非主业的重大投资项目如中央企业金融衍生品投资, 集中有限的资源做大做强央企主业, 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使得其成为行业内的领头人物, 否则国资委就要对其进行强制重组。面的知识与能力。市场化地面向全球招聘高管人才应成为国资委在国内职业经理人市场还不成熟的条件下选拔管理层的重要选择之一。根据回归分析结果, 国有股的存在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方向的影响, 因而对于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安全的中央企业应在保持国家对其控股的前提下, 应适当减少国有持股比例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并盘活处于睡眠状态的国有资产, 提高国有资产配置和运行效率。

摘要：2008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正式从制度上建立了过去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相对于其他国有企业来说, 在国有制经济中起主导地位的中央直属企业受到国务院国资委的影响则更加直接。本文对国资委如何对竞争领域央企绩效产生影响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相较于国资委控股的整体上市公司而言, 央企控股的上市公司在经营绩效上相对较差;改制后的央企经营绩效普遍要比改制前有大幅度提高, 但中央企业规范主营业务的行为还需加强。

关键词：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治理绩效股权,结构治理结构

参考文献

[1]白重恩、刘俏、陆洲、宋敏、张俊喜:《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 《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陈小悦、徐晓东:《股权结构、企业绩效与投资者利益保护》, 《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上市央企 篇8

2007年1月,国务院国资委颁布了《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将EVA纳入到考核指标体系内,鼓励中央企业应用该指标对负责人进行年度经营业绩考核;之后于2008年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要求:自2010年起127家央企下属的三级企业共近2万户国企将全面推行EVA考核,并将考核结果与央企负责人薪酬、任免直接挂钩。时至今天,《办法》的实施已经历时三年,具体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减轻代理问题的目的呢?本文以央企实施EVA考核为研究契机,以央企2009~2010年的年报资料为研究对象, 对央企实施EVA考核后代理问题是否得到了缓解进行实证检验,以考察EVA体系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是否具备了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适应性以及该体系的实际效能,从而为EVA体系在我国其他类型企业的推广和使用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代表人物有Rogerson(1997)、Wallace(1999)、 Reichestein和Dutta(2002)和Lokanandha(2006)等,这些研究大部分是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讨激励合同引入EVA的必要性和合理性。Rogerson(1997)的研究认为,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剩余收益指标(如EVA)与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具有一致性,把剩余收益型指标(如EVA)作为激励经理人的业绩评价标准是最正确的选择;Wallace(1999)认为基于EVA的管理激励可以减少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降低委托代理风险,采用EVA作为奖金确定基础的公司在过去24个月中收益率要比市场平均水平高出4%;Reichlestein和Dutta(2002)建立了一个多阶段的委托代理模型,结果表明剩余收 益型的业 绩评价指 标体系满足 一贯性的 目标 。 Lokanandha(2006)的研究显示它即便不能够使管理者和股东达成利益同盟,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调和管理者和股东之间利益的差异。

(二)国内文献国内学者对于EVA的研究主要围绕检验EVA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而展开,如孙铮等(2001)和戴德明等(2004)、余海宗和师芙琴(2007)等,而对EVA考核在改善委托代理方面的表现却鲜有研究。鉴于我国国有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最终控制权的分离程度最高,代理问题也最为严重,因此对国有企业的负责人采用EVA考核,可以纠正负责人受国有权益资本免费意识的驱动所进行的低效率资源配置以及通过利益输送的方式侵吞国有资产,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督成本,减轻委托代理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从理论上讲,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两权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下理性经济人的利益目标不一致。要从根本上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一方面要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以防止其败德行为而进行的逆向选择, 而更关键的在于协整两者的期望目标实现利益趋同效应, 应如何“协整”?本文认为,行为引导是根本,而恰当的考核机制是关键。以往对经理人的考核体系是基于利润指标的,这就从机制上客观促成了经理人的逐利行为对股东利益的侵害,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所以必须引入一种基于价值创造的考核指标,使股东“所考核”与“所期望” 归于一致。EVA由于考虑了全部的资本成本,是一种真正反映企业价值增量的指标。因此,从理论上讲,EVA考核有利于减轻股东与经理人利益目标的不一致程度,减轻委托代理问题,而代理成本是代理问题的集中反映和结果(曾庆生、陈信元,2006)。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实施EVA后央企的委托代理成本显著降低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探讨的是EVA实施后委托代理问题是否有所缓解,基于模型的需要,采用两时期的综列数据。即2009年与2010年,一个在《办法》推出之前,另一个则在其后。为了便于分析与比较,截面数据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是处理组,本文以国资委2011年2月最新统计的《中国中央企业名单》为依据,以央企集团旗下121家上市公司为处理组的数据来源;然后是对照组,本文随机选取了100家非央企身份的国有上市公司。所选全部数据剔除了金融类公司、ST和PT类公司以及财务数据异常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200家上市公司的样本。本文所用的财务数据来自于CCER数据库和2009、2010年统计年鉴。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本文选取如下变量:(1)因变量。对于代理成本的计量,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James等(2000)同时采用销售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计量代理成本,分别反映由于过度在职消费和资产利用的低效而引起的浪费。Belden等(2005)则以股利支付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我国的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2005) 以在职消费来度量上市公司高管的代理成本。根据Jensen and Meckling(1976)的研究,广义的代理成本由委托人的监督成本、代理人的担保成本和剩余损失三部分构成。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监督成本主要包括接受国资委和上级机关检查而发生的支出,如业务招待费、审计费、相关材料物资等。担保成本包括聘请注册会计师所发生的审计费用及内部控制制度设计成本等。监督成本和担保成本一般被记录到管理费用科目当中,通常被称为显性代理成本;而剩余损失则指代理人与委托人的目标不一致而导致的企业价值降低的部分,可反映为经济效率的损失,亦称隐形代理成本。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管理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两种性质的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2)自变量。该变量为考察年度与企业性质的交叉项,如果上市公司为央企性质且在2010年实施了EVA。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所以该项的回归系数反映的就是实施EVA与代理成本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了剔除同时期国家出台的其他政策对于上市国企产生的效应,因此,本文选择《办法》出台的相邻年度来避免其他政策对于模型的干扰。(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于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加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企业性质、考察年度、企业规模、杠杆水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开会次数、监事会开会次数、股东规模、股权制衡度(z值)、前5大股东的持股比例(h5)、董事规模、监事规模。此外,为了剔除物价水平对于模型的干扰,借鉴曾庆生等(2006)的做法,本文还在模型中加入了地区物价水平(pri)这一控制变量。另外,基于非观测效应模型的需要, 本文还引入了非观测效应a这一变量。该变量是为了控制长期不变的因素对于因变量的影响而设置,代表一切不随时间变化但影响委托代理问题的变量。变量定义见表1。

本文使用非观察效应模型为:

按照两时期非观测效应的处理方法,取2009、2010两年间的差分方程,可得: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不难看出,央企在2010年全面实施EVA后,管理费用率的均值显著降低了,但是中值却显著提高了,这说明央企在EVA实施的力度与效果上差异较大,大多数公司实施效果非常显著,大大降低了当期的管理费用率,但仍有公司实施效果一般,加之公司业务的增长所带来的固定性经管费用的上升以及物价上升的影响,这些公司的管理费用了呈现显著上升的状态,不过总体来看,央企实施EVA后管理费用率显著降低。但如果以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代理成本,则发现:央企实施EVA后总资产周转率相对于实施前得到了提高,但均值却并不显著, 中值也仅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故而央企实施EVA后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情况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注:* 、**、*** 分别代表 10%、5%、1%显著性水平下的统计检验。下同。

(二)回归分析本文对模型2中的所有变量进行共线性分析,发现VIF值均小于3,因此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管理费用率的变化 (△exp) 与央企实施了EVA(△yearstatekey)显著负相关,表示央企实施EVA后显性代理成本显著降低,支持原假设;与企业规模的变化 (△size)负相关,说明企业规模的增长对于显性代理成本产生了规模经济效应;与杠杆水平的变化(△level)显著负相关,说明随着负债比例越大,财务杠杆作用越显著,同时也反映了债权人治理效应凸显,代理问题减轻;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变化(△big1)显著负相关,说明大股东的存在客观上形成对经理人行为有效监督与制约,从而降低显性代理成本;与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的变化(△h5)显著正相关,表示股权集中度越高,对不利于中小股东发挥对经理人的监督与制约作用,显性代理成本越高;与董事会规模的变化(△board)显著正相关,表示随着董事会成员的增加,“搭便车”心理造成了决策效率的损失,使董事会对经理人的监督与控制能力受到削弱,代理问题严重;与董事会次数的变化(△boardmeet)正相关但不显著,与监事会次数(supermeet)显著正相关,这两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董事、监事工作的勤勉程度,但是会议次数的增加会加大办公费、业务招待费的开支,造成了对企业经营效率的损失与资源的浪费,因此加大了显性代理成本。但若以总资产周转率(turn)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进行回归,则发现,实施央企EVA与隐性代理成本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原假设并未证实,但本文认为这是EVA考核体系的行为引导效应的必然结果。一方面,EVA考核的实施使得经理人的努力方向与股东目标相一致,提高了经营效率,表现为资产的投入和增值速度加快,资产周转率上升;另一方面, EVA还鼓励一切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与可持续增长能力提升的价值创造活动,如在建工程、R&D,这些资产的购置固然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会加大总资产周转的难度,导致当期的总资产周转率降低。本文认为,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时存在很大的噪音,实证结果不能支持原假设。此外,本文还发现,总资产周转率的变化与企业规模的变化方向成正比,说明企业规模越大,经济效率的损失也越小,隐形代理成本越低。

(三) 进一步分析为了从效率损失的角度进一步探析EVA考核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本文将总资产周转率(turn) 拆分为“流动资产周转率 (lturn)”与“固定资产周转率 (fturn)”两个指标,并将这两个指标的差分指标重新引入到模型2中进行回归检验见表4。并且认为剔除固定资产投资影响后的lturn指标的变化情况能更好地反映经营效率的损失,预计差分自变量的回归符号为正,而以fturn为解释变量时,预计差分自变量的回归符号为负。通过将总资产周转率 (△turn) 分拆成两个指标———流动资产周转率变化(△lturn) 与固定资产周转率的变化(△fturn),可以发现:流动资产周转率的变化(△lturn)与央企实施EVA显著正相关,而固定资产周转率(△fturn)与央企实施EVA呈负相关,且不显著。也就是说当期资本项目的投入降低了全部资产的周转速度, 将此噪音剔除后,央企实施EVA后,流动资产周转率显著提升,证明可EVA的实施带来了经营效率的提高,降低了隐性代理成本,缓解了委托代理问题。值得说明的是,虽然长期资本项目的投入影响了当期的经营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则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和维持可持续发展的力量源泉,所以不能由于它稀释了EVA之于降低隐性代理成本的作用而否认其在未来期间对于企业价值的贡献,而EVA也恰恰鼓励一切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与可持续增长能力提升的价值创造活动,因此,这一研究结论与EVA的理念与优势并不相悖。总之,以往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隐性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是有失公允的,而以剔除长期资本投入后的流动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可能更具合理性。

(四)稳健性检验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一些稳健性检验。(1) 将管理费用率更换为经营费用率,其中经营费用率=(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收入,经检验后结果稳健;(2)将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作为企业规模的代理变量,经检验后发现结果稳健。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对上市央企在2009年与2010年EVA实施前后的代理成本变化情况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央企实施EVA后显性、隐性代理成本均显著降低。值得说明的是,关于代理成本的度量,以往的研究多采用管理费用率(或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两个指标。本文发现,鉴于长期资本投入对于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缺乏一定的公允性,而应以剔除长期资本投入后的流动资产周转率来反映更为合理。

这一研究结果既丰富了EVA考核的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成果,为国资委在央企推行EVA考核的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数据;同时证明了经过本土化改造的EVA体系能够适应中国当前的制度背景,能够在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机制方面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EVA考核对于我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重要且意义非凡的举措。然而目前,国资委强制要求实施EVA考核的范围仍仅限于央企及其下属企业,对于地方国资委管辖的地方国企仍以“只奖不罚”的鼓励性和自愿性为原则,至于民营企业,EVA的考核完全属于企业的一种自主性选择行为,因此,EVA考核要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应加大EVA的宣传与力度,让更多的管理者理解EVA的理念与方法;另一方面,地方国资委应以央企全面实施EVA为契机,借鉴央企实施的经验教训,出台相关文件,在所管辖的地方国企范围内也实施EVA考核, 以发挥EVA考核在公司治理机制中的积极效应,降低代理成本,促进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

摘要：本文以央企实施EVA考核为研究契机,以央企2009~2010年的年报资料为研究对象,对央企实施EVA考核后代理问题是否得到了缓解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央企实施EVA后显性、隐性代理成本均显著降低。此外还发现,由于长期资本投入对总资产周转率形成的噪音,以总资产周转率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缺乏一定的公允性,而应以剔除长期资本投入后的流动资产周转率来反映隐性代理成本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