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案保护（精选4篇）
个案保护 篇1
摘要：法律服务、医疗和心理咨询业均是以信赖为其存在基础的服务业。我国现行刑事、民事诉讼法均无差别规定所有知情者均有作证义务, 这一规定有损于依信赖而生的行业发展。基于利益权衡, 应赋予法律服务业、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业从业人员作证免除权。
关键词：信赖,服务,证权,利益权衡
引言
法律服务、医疗服务、心理咨询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们在维护社会正义、增进大众福祉、构建社会和谐等方面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类服务业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间的信任, 如失去信任, 则该行业难以存在。要发挥该类服务业的积极作用, 在当下的中国应从制度层面上予以扶持。然而审视我国现行诉讼法律制度, 则会发现, 其中的作证制度严重不利于此类服务业的生存和发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都有作证的义务”;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也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 都有义务出庭作证。”鉴于此规定, 可以认为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 作证乃所有知情人的当然的法定义务, 并无例外规定, 当然包括本文所涉的服务业人员。
诉讼法之所以如此规定, 当然是出于力求澄清事实真相, 进而追求个案正义的考虑。然而仔细推敲, 则会发现这种不加区分的要求所有知情者都应作证的规定, 有其实在的缺陷, 其在追求个案正义之时, 忽略了由此付出的社会成本。就法律、医疗和心理咨询服务业而言, 如此规定会动摇行业里赖以存在的基础———信赖, 从而有害整个行业的生存和发展。有鉴于此, 笔者以为, 我国的诉讼作证制度中, 对知情人是否都应作证, 应作区别对待, 除通说近亲属应免予作证外, 对以信赖为基础的法律服务、医疗和心理咨询服务等从业者也应给予作证免除权。
一、现行规制对基于信赖而生的服务业之影响
(一) 就法律服务业而言
我国现行法律服务业包括律师服务和基层法律工作者服务。以律师为代表的法律服务业, 在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进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而法律服务业生存的根本在于委托人的信任, 离开了委托人的信任, 则法律服务就不可能存在。具体而论:
刑事辩护律师的设立在于帮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行使辩护权, 进行有效的防御, 对控辩双方的悬殊力量进行适当的平衡, 抑制过于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关的力量, 以保障涉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而实现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民事案件之代理人设立是因老百姓法律知识和技能的不足而为其提供辅助, 有了专业的法律工作者的服务, 法律才能得以正确的实施, 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才能够真正得到平等的实现, 其在自然也利于定纷止争, 构建社会和谐。
但必须承认, 当前我国的法律服务业尚处于初级阶段, 总体发展水平低、百姓信任度不够、与公权力相较而言处于严重的弱势, 这尤其体现在刑事辩护领域, 因此法律服务业的应有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此状况下, 则需要从制度上扶持法律服务业的发展, 而不是设置障碍, 现行律师无条件负有作证义务的规定, 则严重有害于法律服务业的生存。因为如果要求律师就其由于职业关系了解到的当事人的案情在其他案件中负作证义务, 势必造成当事人对律师的不信任, 或不敢聘请律师、或在同律师交流时有所保留, 这样律师及其他法律工作者将无法充分了解案情, 从而进行有效法律帮助。当事人的信任乃是法律服务业存在的基础, 保守职业秘密是该行业的自然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2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确认和尊重律师及其委托人之间在其专业关系内所有联络和协商均属保密性的”。我国《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也规定了律师应当保守职业保密, 但遗憾的是, 并没有规定律师有向司法机关拒绝作证的权利, 其难以对抗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因此对律师的保密要求是难以实现的。失去信任, 则法律服务业无从存在, 没有法律服务则建设和谐的法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二) 就医疗服务业而言
医疗服务事关百姓的生命健康, 生命健康权是宪法规定的最基本人权, 而欲有效实现之, 则需要在医疗过程中, 医患之间有充分的信任和无保留的交流, 只有如此, 才能使得医生对患者的疾病得以正确而有效的诊治, 从而实现医疗目的。
然而, 如果按照我国诉讼作证制度的要求, 在个案中, 医生须要将其从业时因被信赖而告知的请所知悉的患者的秘密事项陈述于法庭, 那么势必破坏医患双方的信任, 其结果自然是患者不敢向医生等医疗服务人员坦承病情, 则不仅有害于患者的正常救治、有害于患者隐私权的保护, 有时还不利于传染病的防治甚而危害公共安全, 甚至对于医疗服务业自身的存续和发展而言, 会因失去患者信任而受到威胁。
(三) 就心理咨询业而言
心理咨询业在当下中国, 应当说是具有广泛市场需求的朝阳行业。随着当今社会生存压力的加大、生活节奏的加快, 各种矛盾不断涌现, 现代人承受着更多的精神压力, 随之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也越来越多, 心理健康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国家卫生部公布信息显示, 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已居首位, 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病。全球每年自杀未遂的达1 000万人以上;造成功能残缺最大的前10位疾病中有5个属于精神障碍;推算中国神经精神疾病负担, 到2020年将上升至疾病总负担的1/4。在中国, 目前保守估计, 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基于此, 心理咨询行业在我国悄然升温[1]。
心理咨询可以帮助人们认识自己与社会, 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逐渐改变与外界不合理的思维、情感和反应方式, 并学会与外界相适应的方法, 提高工作效率, 改善生活品质, 以便更好地发挥人的内在潜力, 实现自我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 心理咨询业在我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行业, 这一行业的存在也是建立在咨询人员对心理咨询师高度信任的基础上, 在咨询过程中, 必然会涉及到咨询者的个人不愿公开的信息, 或称隐私。而如依现行作证制度之规定, 让心理咨询人员将其职业过程中知晓的他人隐私在法庭上公开, 那么有谁还会前去咨询?这样, 该行业赖以生存的信任基础被破坏, 离开了客户的信任, 咨询业也将难以为继。
二、可资借鉴的立法例
为求得诉讼作证制度并不损及以信赖为特征的特定服务业的发展,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均作出了相应免证权的规定。
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其《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了下列人员有限制的拒绝作证权: (一) 神职人员做心理辅导时; (二) 被告的辩护人就案件有关事项在行使职务时被信赖告知或知悉的事项; (三) 特定职业的人, 如律师、专利代理人、财会师、公证人、宣过誓的秘密人员、税务顾问和税务代理人、医生、牙医、药剂师以及助产士, 在行使职务时被信赖告知或知悉的事项。
美国作为英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 其证据规则中规定享有特权者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明。其普通法上, 特权者享有的特权包括: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权;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特权;心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特权;牧师与信徒之间的特权等[2]。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 (2002修正) 第182条规定:证人为医师、药剂师、药商、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务之人, 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讯问者, 除经本人允许者外, 得拒绝证言。其《民事诉讼法》 (2000年修正) 第307条规定:证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拒绝证言:“四、证人就其职务上或业务上有秘密义务之事项受讯问者。五、证人非泄漏其技术上或职业上之秘密不能为证言者。”
由此可以看出, 赋予基于信赖的特定服务从业人员之免证权已成世界通例。
三、个案正义与职业保护之权衡
法律乃是平衡的艺术。法律的价值也是多元的, 正义、平等、安全、秩序、效率都是法律的价值。由于社会利益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不可对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做到面面俱到的安排。在面对相互冲突难以调和的社会利益时, 立法者将不得不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加以取舍, 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矣。取舍的原则当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两利相权取其重。”查明案件真实, 实现个案正义不是法律的唯一价值追求, 法律服务业、医疗和心理咨询业的社会价值不可忽视。在追求个案正义时, 当考虑法的社会成本, 个案中的正义较之于社会整体利益而言是第二位的, 因此, 基于法的效益价值的考虑, 权衡利弊, 确立上述特定服务业人员的作证免除权, 就有了其合理性与正当性。一味的强调个案真实, 站在社会总体利益的角度看, 是得不偿失的, 是不效益的。
综上所述, 基于社会总体利益的考虑, 以信赖为基础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而现行诉讼作证制度, 明显有害于其发展。权衡利弊得失、结合世界通行的立法例, 我国诉讼作证制度确需赋予诸如法律服务人员、医务人员、心理咨询等人员的作证免除权, 如此, 则可以实现法的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华夏心理.市场需求巨大, 心理咨询师奇缺.http://www.psychcn.com/.
[2]吴如敲, 谭铮.民事诉讼证人拒证权研究[EB/OL].http://www.Article.chinalawinfo.com/北大法律网-法学在线.
个案保护 篇2
1 板羽球运动的发展史
1.1 板羽球的前身——苗族鸡毛毽
关于苗族鸡毛毽的来历有两种说法: (1) “祭祀说”, 为了祭祀祖先、辞旧迎新、欢度节日, 把各色的鸡毛做成花毽, 将绚丽的野雉尾羽插在芦笙管上, 人们打鸡毛毽, 尽情地欢度新年, 天长日久, 沿传成俗。 (2) “示爱说”, 年轻男女互相表示爱意的方式之一。相好的苗族恋人以打松果仗来表达对对方的爱慕, 开始是一对情侣用松果打闹嬉戏, 边追边砸, 躲躲藏藏, 其他年轻人觉着饶有兴趣, 也开始用松果打闹嬉戏。从这以后, 为了方便, 年轻人就用木板制作成手掌模样的球拍打击, 后来, 爱美的姑娘用鸡毛插在小竹筒里做成鸡毛毽替代松果, 于是这种游戏在苗寨传开了, 沿传至今, 还保留原有特色。现今云南、广西一带的苗族青年男女每年春节期间各自穿上节日盛装, 带上鸡毛毽来寻找意中人, 苗族青年男女通过打鸡毛毽, 相互认识交谈, 有了好感便恋爱成婚。
1.2 苗族鸡毛毽演进为现代板羽球
将苗族鸡毛毽改造成现代板羽球则是我国体育工作者创新的成果。《中国羽毛球运动史》载:1939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派干事魏振武、李国堂、史麟生等去贵州都匀一带视察时, 看见苗族青年进行“打毽”的游戏 (即鸡毛毽) , 所用的毽球是在小竹管上插3~5根鸡毛, 用木板互相拍击。此情景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于是他们在离开时便带走了一副木板拍和一只毽。此后综合了羽毛球和网球的部分规则拟订出板羽球的比赛规则和比赛方法, 后经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董守义先生审校, 修订为现今人们所熟悉的板羽球。1941年正式出版了板羽球的比赛规则和方法。解放前, 在成都、重庆、昆明等地学校和体育运动场所先后开展起来。新中国成立后, 推广到全国各地。苗族鸡毛毽发展成为板羽球而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
1.3 板羽球成为“全民健身”“阳光体育”项目
随着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群众健身意识普遍增强, 体育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体育产业规模也不断提升。板羽球器材制造商将为“保证中小学生每天1 h校园体育活动”提供商品, 成为板羽球运动的特供商。板羽球比赛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得较为广泛, 在我国、日本、印度等地很多中小学将板羽球作为体育课选学内容, 在教学大纲和体育器材的订购上都有体现。很多中小学修建和改建了板羽球活动场地, 板羽球活动也成为开展大课间活动的主要内容[2]。板羽球运动有很多优势与便捷, 是“中小学生每天1 h校园体育活动”的有力保证。板羽球运动越来越受欢迎, 一些公园里经常可以看到有中老年人在打板羽球, 板羽球已经成为他们的健身项目。
2 板羽球运动的保护措施——在学校开设板羽球课程的意义
2.1 传承与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需要
在国家重视和大力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宏观背景下, 民族传统体育应该抓住时代机遇, 把握文化的滚滚潮流, 站在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生存的高度来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这样民族传统体育才会有希望, 才会有更广阔的前景[3]。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无论从数量、种类还是特征上都堪称世界之最, 是一种深厚的古文化遗存的积淀[4]。然而如此富有活力, 富有创造性, 具有文化蕴涵和生命魅力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不为人知, 何谈传承与保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 风格独特, 内容博大精深, 锻炼方式多样, 运动形式多样, 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瑰宝, 保护我们灿烂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靠我们每个人的文化自觉, 每个公民任重而道远。
2.2 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资源, 优化学校体育教育功能
面对体育课程资源匮乏的问题, 各级各类学校应充分开发和利用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资源。为了充分挖掘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优化学校体育教育功能, 丰富学校体育课程资源, 解决中小学体育课“教什么, 如何教”的问题, 就要跨区域、跨民族、跨时空引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我们应积极地开展文化方面的教育, 特别是要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纳入教育体制, 通过家庭、社会与学校等多种教育机制, 对丰富而独特的民族非物质文化进行有效的、系统的、科学的传播, 从而提高我们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保护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 为民族遗产的保护营造一个良好的持续有序的环境。[5]
2.3符合学校现实状况, 缓解学校场地器材的压力
抽取南昌市第八中学高一、高二的8个班级进行调查问卷的发放与收回。发放问卷300份, 男生150份, 女生150, 收回有效问卷300份。
在对学生进行“对学校器材场地的满意度 (n1=n2=150) ”的调查中得出结论:男女生对学校器材场地的满意程度极低, 男生满意度为2.67%, 女生为4.67%;不满意度为97.33%, 女生为95.33%。可以看出学校的场地器材不能满足学生锻炼要求, 甚至不能完成学校体育课程大纲所规定的体育教学任务, 不能满足学生对场地器材的需求。而板羽球对器材场地的要求不高, 板羽球器材可以自制, 场地不限, 可大可小, 正好缓解了学校场地器材不足的困境。
由表1可以看出:学校场地器材极为有限, 器材数量和质量都不能满足学生锻炼需求, 其中, 不满理由为“没有400 m跑道”的人数占69%;“羽毛球拍量不足”的占60.33%;“没有羽毛球场”的占53.33%;“器材不健全、质量不高”的占59.67%;“器材落后、旧、少”的占47.33%, 运动场地不足、器材有限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运动热情, 甚至有17.67%的学生表示“没有期待”。可见, 要提高学生的运动热情必须从改善学校体育硬件设施着手, 大力购买体育运动器材, 开发新的体育课程资源, 引进新的运动项目, 改变传统的教材与教法, 缓解学校体育器材不足的问题。板羽球运动的特点是:场地小, 易开展;学生练习强度小, 兴趣高;练习方法易学易掌握。板羽球的引进充分发挥了学校“快乐体育”的功能, 让学生喜欢体育、喜欢上体育课。
在对学生“希望开设的课程”的调查中得出结论:学生有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和竞技运动项目的需求, 其中, 希望开设武术课的占5.33%;希望开设民族传统课程的占13.33%;希望开设电子竞技课程的占13.67%;希望开设网球高尔夫球课程的分别占4%、5.67%。由表中还可以看出学生之间兴趣爱好的差异, 其中, 看韩剧的占5%;放松运动的占4.67%;减肥的占29.33%;单杠的占8.67%。其中, 占据比重最大的是自由活动34.33%, 这与学校缺乏合格的体育场地和器材有很大关系。
对学生进行“学生对板羽球的认知度 (n1=n2=150) ”的调查, 得出结论:大多数学生没有接触过且不了解板羽球, 不了解板羽球的男生占98%, 女生占99.33%, 可以看出南昌市第八中学的学生对民族传统项目了解太少。板羽球是一项在各国都有记载的项目, 只是名称略有不同, 在我国也是一项少数民族所喜爱的运动项目, 可了解该项目的学生实在太少了。
对南昌市第八中学高一、高二的8个班级进行8周教学后的测验, 由表2可以看出:板羽球教学的可行性高, 经过8周的教学有73.13%学生掌握板羽球技术;18.71%的学生会打板羽球但不熟练, 学生掌握技术动作的能力有差异, 可能是8周时间太短, 经过更长时间的练习还是可以掌握板羽球技术动作的。仅有8.16%的学生没有掌握板羽球技术动作。可见, 板羽球在南昌市第八中学的教学效果良好, 适当延长教学时间可以达到更高的合格率, 使学生基本上掌握板羽球技术动作。
板羽球是集多种价值与特点于一体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板羽球的发展史可以看出, 板羽球运动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是符合人们健身需要、娱乐需要等多种需求的运动项目, 把板羽球运动引进学校体育课堂意义重大。希望该文可以启发体育工作者在体育教育实践工作中充分利用传统体育项目充实体育课堂, 不断丰富并激活枯燥无味的体育课。
参考文献
[1]马光.板羽球溯源及发展[J].搏击·武术科学, 2013 (6) :97-98.
[2]徐烨, 刘礼国.苗族鸡毛球的传承危机及发展路径选择[J].凯里学院学报, 2011, 19 (1) :156-159.
[3]汤立许.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困境及路径选择[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8 (5) :574-578.
[4]倪依克, 胡小明.民族传统体育的走向[J].体育科学, 2014 (12) :3-7.
个案保护 篇3
关键词：温州南拳,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策略
1前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国际上比较关注的问题,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起步较晚, 但是发展速度很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彰显中国文化特点的重要措施, 是传承中华5000 年文明, 是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中,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很多“原生态”的文化, 在单一化、标准化的全球商业文化的冲击下迅速衰落, 拥有这些文化的人也随之消失。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指那些被各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具有游戏、教育和竞技特点的运动技艺与技能, 以及在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器械、相关实物和空间场所。它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 既有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竞赛程序、器械制作等身体运动内容, 又有与各民族的社会特征、经济生活、宗教仪式、风俗习惯息息相关的传统文化现象, 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在过去几年中, 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曾经陆续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挖掘、搜集和整理了一大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 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保护与推广, 对于弘扬、传播中华体育文明, 促进传统体育文化为当代体育发展服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3温州南拳的历史追溯
温州自古武风颇盛, 在温州平阳, 有“男壮皆练武, 村村有拳坛”、温州苍南则流传着“李家洋的女儿会划船, 李家洋的老鼠会打拳”, 在南拳的发祥地之一的永嘉瓯渠, 也曾流行过这样的谚语:“瓯渠雄鸡也有三路柴 (柴大概指的是棍棒, 意思是瓯渠的公鸡也会武功) ”, 那么老鼠打拳, 公鸡舞棍, 打的拳就是温州的南拳。温州南拳发源于民间, 扎根发展在民间, 是浙南地区广大民众历来喜爱的健身运动项目, 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它是产生、发展和流行于浙南地区的主要武术流派。温州南拳的架势和风格顺应历史变化而不断变化, 注重生理与实用性, 在全国武术拳种中有其独特之处, 被列为全国129 种优秀拳种之一。
据1985 年原国家体委对全国武术工作的普查要求, 温州南拳具有“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特点, 温州南拳通常指流传于温州地区的南拳拳种统称, 主要有三大流派, 刚柔拳法、五龟拳法、虎鹤拳法。每个流派中都许多南拳套路、器械、功力、推马等练习技法。据温州市温州南拳协会主席潘挺宇介绍, 温州南拳现存拳种400 个, 如双峰拳、四门拳、三战拳、七步拳、板凳花、丈二棒等, 据1985 年出版的《浙江省武术拳械录》记载, “南拳刚柔拳法”中记录拳术名称:由徒手套路70 个、器械套路34 多个、对练套路11 个。
4温州南拳发展现状
温州南拳作为浙南地区特有地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内容, 是劳动人民在古代日常生活、生产劳动中创造的并广为流传的运动健身娱乐项目。它既有着民族性、地域性和娱乐性特点, 又具有技艺性、教育性和健身性作用。建国以来, 由于受到西方的“外来文化”和民族自身的“言传身教”等传统观念思想影响, 温州南拳这种古老的、优秀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被现代人所忽略, 甚至于走向断层和失传的境地, 令人痛心。特别是随着农耕文明的逐步解体, 现代竞技武术所倡导的“高、难、美、新”等武术发展改革的因素影响, 严重影响了地方传统武术的发展, 温州南拳的传承与推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危机。
据温州市武术协会与温州市南拳研究会资料记载, 2001 年温州市武术锦标赛南拳组比赛参加运动员总共8 名。2003 年温州市武术协会南拳分会成立, 首届会员来自我市各县 (市、区) , 共156 人, 其中女性5 人。会员均为各地南拳尖子, 多年习武, 许多人在重大比赛中获过奖。2006 年举办温州市首届南拳精英赛, 参赛运动员80 余人, 大部分都是温州各地区的50 周岁以上的南拳老拳师, 年轻人数量较少。而温州南拳发展史上有众多的南拳名家, 如陈一虎、陈郎青、陈寿喜等相继过世, 下一辈没有很好的传承南拳的发展, 目前温州南拳主要代表人由潘挺宇、金文平、胡松青等人, 其年龄大多也在60 岁以上。可喜的是2006 年温州市政府把“温州南拳”列入市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9 年“温州南拳”被列为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2 年公布了温州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温州南拳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随着温州南拳列入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为温州南拳的发展提供绝佳的发展机遇。
5传承温州南拳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5.1 以人为本, 活态化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性是它的“非物质性”, 在温州南拳这种技艺被表达出来以前, 人们看不到、摸不着、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只能通过南拳练习者演练、讲述来表达。因此, 与物质类文化遗产相比,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难度更大, 所以保护的重点不应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是这些文化遗产的持有人 (南拳技艺高超的掌握者) 。2012 年10 月, 温州市公布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许多温州南拳拳师名列其中, 同时会议还决定文化部门将组织社会力量全力寻找非遗传承人, 对掌握独特技艺技能的艺人进行调查、登记, 明确落实保护对象, 并对其进行适当经济补足政策。
5.2 客观真实, 物质化传承
温州南拳属于技能与技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可以通过实物收藏的方式进行保护, 其最大优势是保存方式的直观性与客观性、真实性与不可替代性。如组织全市挖掘整理温州南拳古书籍与拳决、编写温州南拳史书, 收藏统计温州南拳的武术器械与练功器具等方式进行传承;另外还可组织南拳代表性传承人表演拍摄、录制南拳图片与多媒体影像, 通过现代科技技术水平再现温州南拳技术风格、武术套路、练功方式, 体现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传承目标。如《中华武藏》就是物质化保护方式的一个代表, 全面记载中国武术的百家拳种, 传递中国武术文化, 表现武德风范, 展现武术精髓。温州南拳可以借鉴《中华武藏》成功运作方式与经验进行收集整理, 将一改传统武术言传身教, 难于向世界传递的不利局面。
5.3 全面系统, 整体性传承
温州南拳传承的整体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能技艺体系, 二是生存环境体系。任何一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由多种技艺和技能共同构成的, 如果置其他技艺于不顾, 只保护其中的某项技艺, 即使保护得再好, 这种技术也不可能完整的传承下来。温州南拳是建立在温州地域文化基础之上, 融会了多种传统文化思想和观念, 集中体现了温州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世界观和人生观, 温州南拳不仅包括习练方法、套路种类、技法运用、理论体系等, 还包括门派典故、武术轶事、礼节仪式、练习口诀、传承制度等多种形式, 它们一起构成了温州南拳文化体系。
5.4 法律保护, 制度化传承
2011 年颁布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指出了非遗保护工作的目标、方针、政策。省市各级政府部门要严格按照《遗产法》开展保护管理工作。由各省市文化与体育行政部门牵头, 建立温州南拳项目保护与传承制度, 文化行政部门与各相关部门要积极配合, 形成合力, 同时广泛吸纳相关学术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开展温州南拳的保护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温州南拳保护规划, 明确保护范围、措施和目标;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温州南拳项目进行资助;建立传承机制, 规范代表性传承人的标准与命名办法, 对有代表性并作出重大贡献的传承人 (传承单位) 授予相应称号, 通过扶持、鼓励、命名和资助传承人。
6温州南拳传承的具体措施
6.1 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提高宣传力度
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文化资源的价值, 加强落实法律制度或者指定规则条列, 从政策上与经费上赋予温州南拳文化保护地位, 特别是地方文化部门与体育部门要加大温州南拳支持发展力度, 每年通过举办的“非遗活动日”、“全民健身日”开展南拳活动, 如温州永嘉举办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拳表演大会, 温州瑞安举办的“南拳全民健身日”等活动, 社会影响巨大, 从而使人们认识到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的重要性, 鼓励人们积极地去保护和传承温州南拳文化。同时地方宣传部门、社会媒体、南拳民间组织等要加大对温州南拳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 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传媒方式传播活动, 如通过网络、电视、报刊、公益广告、节庆民俗活动等来广泛宣传, 使每一个温州人在思想意识和观念上认识保护、传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并转变为行动上的积极保护和传承。
6.2 实施“南拳进校园计划”
学校是文化知识传播的摇篮, 在国家的现代教育政策下, 每个人都会经过学校学习这一阶段。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要大力推广温州南拳的教育健身普及活动, 鼓励举办各类南拳比赛活动, 实行在省市南拳比赛中获奖的中小学生进行运动成绩加分制度。地方大中小学校应该要挖掘整理具有地方特色的南拳文化资源, 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各县市区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学校地域优势、师资优势开展温州南拳教育传承工作, 结合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机遇, 促进自身发展, 这不仅使学校的体育教学内容多样化, 更能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 积极实施“南拳进校园”, “南拳进课堂”活动, 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组成部分,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增强青少年身体素质, 培养青少年练习南拳兴趣, 也是温州南拳传承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6.3 加强南拳理论文化研究
为防止温州南拳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失, 造成温州这一民间传统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 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 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立项南拳研究课题, 开展温州南拳文化整理工作, 鼓励南拳爱好者组建南拳体育与文化社团, 成立温州南拳协会与文化研究会, 并积极争取在温州地方高校中建立南拳文化研究机构。组织民间社团与地方高校的专家学者走访温州南拳的民间拳师, 整理相关文献资料, 理清温州南拳拳种, 使之文字化、图片化、图像化, 形成方便收藏和传承的资料, 便于进一步的推广和普及。开展对温州南拳文化的研究, 使之形成一定理论成果, 并将研究成果及时上报给政府部门, 积极向政府阐明保护南拳文化的重要性, 使政府在保护中加大投入,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门机构在保护和传承南拳文化时更具科学化、规范化。
6.4 加强南拳文化交流
市级及县 (市、区) 各级温州南拳协会、分会、俱乐部、基地、中心等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应在当地体育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 组织南拳爱好者参加各类南拳推广活动, 如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举办各类南拳体育赛事, 如举办青少年南拳比赛、全市全民运动会南拳比赛、女子南拳比赛、南拳推马比赛等赛事活动。积极组队参加国际级、国家级、省级各类武术比赛, 如参加世界传统武术节、浙江国际传统武术比赛、香港国际武术节、台湾国际武术比赛等活动争获荣誉, 增加温州南拳组织与其他武术南拳组织、温州南拳爱好者与其他武术拳种爱好者的交流与沟通, 进一步提高温州南拳的演练与对抗的技术水平, 加强开发温州南拳传统推马技术, 制定传统推马竞赛规则, 增强温州南拳观赏性、娱乐性、健身性, 促进温州南拳活动的开展。
6.5 加强对南拳传承人的保护
温州南拳传承人是一个活宝库, 负载着温州南拳的套路演练、招法运用、仪式禁忌等诸多信息, 传承人是温州南拳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 他们通过刻苦的学习、练习, 潜心揣摩, 广览博采, 以超人的才智和灵性, 贮存着、掌握着温州南拳的文化传统和精湛技艺, 保护好传承人就是倡导温州南拳文化延续性的重要措施。温州南拳是由传承而得以延续的。传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是以人为载体的, 选定好、保护好温州南拳代表性传承人是温州南拳传承与保护的关键环节, 乱选、错选传承人会带来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
7结论与建议
(1) 政府部门应充分认识温州南拳的社会文化价值, 加强落实制度管理, 进一步提高宣传力度, 实现温州南拳的保护和传承。 (2) 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地方高校要整合社会各类科研人员, 加强温州南拳文化的挖掘工作, 提高学术理论研究水平。 (3) 发挥地方学校教育优势, 走“体教结合”之路, 鼓励“南拳进校园”, “南拳进课堂”, 加强青少年人群的培养, 实现南拳从娃娃抓起的目标。 (4) 加强与全国其他武术流派、南拳拳种进行文化交流活动, 提升温州南拳的健身性、观赏性、娱乐性, 适当时机实现南拳的商业化运作。 (5) 政府部门要大力支持温州南拳事业的发展, 立项专项经费, 给予南拳传承人一定的经济补助。积极努力把温州的南拳项目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在温州创建温州南拳博物馆, 申报建立“中国南拳之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J].法律文件, 2011 (2) .
[2]浙江省体委武术发掘整理办公室.浙江省武术拳械录[J].武术书籍, 1986 (10) .
[3]金文平.温州柔功武术[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9.
[4]袁镇澜.古越武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5]虞定海, 牛爱军.中国武术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0.
[6]辛儒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背景下的地域文化保护与利用[J].河北学刊, 2008.
[7]王岗.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传统武术的危机与出路[J].搏击·武术科学, 2009.
[8]牛爱军, 虞定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08 (4) .
[9]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 2007 (11) .
个案保护 篇4
近年来, 文化遗产开始得到政府和人们的普遍关注。1997年, 国务院在《加强与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遗址的概念。从2005年开始, 国务院把大遗址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列入“十一五”规划。从内涵上看, 大遗址应包括在遗址、古遗址概念之内, 但其统一科学定义学界仍在探讨之中。国家文物局原博物馆司司长孟宪民认为, 大遗址是专指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文物价值突出的大型考古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他认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中国家保护文物的分类, 大遗址即指大型的古文化遗址。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认为, “大遗址”是指规模大、文物价值高、分布集中的文化遗址。有的专家认为, 大遗址不仅仅是原有分类意义上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或大型古文化遗址的简称, 更为重要的是, 大遗址与自然和历史环境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蕴涵大量的历史信息。大遗址可以包括在考古学和历史上占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地位的村落、城市、军事、交通、水利、宗教、民俗等设施的遗迹及相关环境。按照崔明的总结, 大遗址的“大”主要体现在:综合价值“大”, 相对规模“大”, 面临问题“大”, 保护难度“大”。在现有观点中, 刘军民在其博士论文中所总结的大遗址定义操作性较强。他认为:“大遗址则主要是指历史上重要的大面积文化遗存 (如古代都市、陵墓, 面积往往在数十平方公里) 。关于‘大遗址’的界定, 主要根据两条来确定:一条是体量大, 另一条是重要性。通常把占地5平方公里以上的范围较大、有居民生活、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移动的文物遗址, 称为大遗址。” (1)
关于大遗址保护的研究, 当前愈益受到社会各界重视。大遗址保护中的修复与开发是保护规划的一对最重要的矛盾, 它决定着保护规划的发展方向。为使这一矛盾得到缓解, 李海燕总结出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规划的四种模式, 即遗址公园、旅游景区、森林公园和遗址文化农业园区。其中, 旅游景区和遗址文化农业园区可以兼顾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发展与遗址保护两者利益。也有学者认为, 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存在平衡点。阮仪三、肖建莉的研究表明, 可以根据遗产保护的特殊要求对旅游发展作出限制和规定, 按遗产保护为先, 旅游发展并行的原则, 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 寻求双赢的办法。张晓、钱薏红通过对北京的研究后, 提出建立反哺 (遗产资源保护补偿) 机制。就是建立遗产资源的保护补偿机制, 即通过一种制度设计, 将遗址风景区的资源保护成本内部化, 使那些享受风景名胜和遗产资源正外部性的受益者, 通过某种形式为资源保护付费。
综上对大遗址研究的简单回顾, 不难看出, 对于西安市的大遗址进行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西安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四大古都之一, 居中国古都之首, 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建都朝代最多、影响力最大的都城。西安不仅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更于198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历史名城”。西安市大遗址具有分布广、数量多、面积大、种类全、等级高的特点,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较为罕见。境内的秦咸阳城遗址、秦阿房宫遗址、汉长安城遗址、唐长安城遗址、大明宫遗址五大都城遗址的面积都在十几平方公里甚至七八十平方公里, 另有数量丰富的帝王陵园遗址, 每个占地都在几平方公里到十几平方公里。本文以陕西西安市为个案, 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搜集材料, 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探求大遗址保护中的修复与开发, 以求为具体的实践工作提供指导借鉴。
二、大遗址保护中的修复与开发
(一) 理论界对于大遗址保护的两种态度
当前, 社会各界都认为对大遗址应该进行保护, 可以说几乎没有谁会认同“弃之不理”也算是一种保护, 因此, 争论的焦点就集中在了该进行“建设开发性的保护” (以下简称“开发性保护”) , 还是进行“维持修复性的保护” (以下简称“修复性保护”) 。开发性的保护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大遗址的经济效益最大化, 修复性的保护则要达到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持大遗址的原貌, 这归根到底是对待文化遗产的两种不同态度。一种是“象征”的态度, 一种是以“寓意”的态度。对于前一种态度, 最为典型的是西方历史上的“汪达尔主义”, 其追求的是与理想价值之间的对应关系, 当所象征的东西破了旧了的话, 就应该把它补好修好, 使它和理想的状态更接近。例如, 《汪达尔主义史》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了神职人员对教堂建筑的破坏, 因为对信徒来说, 当你看到所崇拜的那个神像身上有污渍, 理所当然地会想到把它擦干净、清理掉, 把它重新装修一下。作为一个信徒, 他想修复的不仅仅是泥胎木雕, 更是一种理想;是希望与理想世界形成一种完满无缺的关系。那么相应地, 对于大遗址投资人而言, 其理想就是通过实现文化遗产经济效益来保护大遗址, 弘扬大遗址所蕴藏的文化。对于后一种态度, 其主要是一种“对残缺的、保留着时代痕迹的东西的态度, 一种对不完满世界和它独特的美的态度。”其以1964年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 (简称《威尼斯宪章》) 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威尼斯宪章》第七条规定:一个文物古迹不能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所处的环境分离, 除非是为了保护古迹的需要或因为国家、国际极为重要的利益, 否则不能局部和全部搬迁。这种态度的极端是“修旧如现”。如英国文学理论家、诗人罗斯金认为, “保护”是为了保留所有时代的痕迹, 因此最好的保护就是保持原状, 尽量延长古建筑的寿命, 而不是使用现代技术去修复古建筑。因此, 即使是保护性的“修复”, 也是以修复师的心中理想来取消各个时代的痕迹, 这对于建筑是一种最彻底的破坏。
在对西安市相关领导访谈中, 我们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这两种态度的存在。比如, 西安市政协副主席、文物局副局长向德局长就认为, 由于对土木的保护技术还不够成熟, 每一次考古发掘对遗址都是一种破坏。他认为, 真正的文化应该能够在遗址保护上得到反映, 所以, 现在越来越注重大遗址保护的“真实性”, 尽量不去破坏原址, 让遗址原汁原味地展现在后人面前。与之不同的是, 西安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浐灞生态园区党工委书记王军先生认为, 中国的遗址大多是土木建筑, 易被风化, 无法保持长久, 所以, 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应该具有东方特色, 即应该允许对遗址进行保持原貌的修复。与王军先生类似, 西安市副市长、多项大遗址保护开发投资人段先念认为, 如果不去对大遗址保护和开发, 它将在时间的冲刷中消亡,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残垣断壁, 等到我们后人去看时就只是一堆尘土。中国的建筑大多使用木头和泥土建成的, 如果没有保护, 没有开发, 再过几百年我们的遗址将都会消失。而且对于投资人而言, 如果不进行建设性开发, 增加大遗址的观赏性, 则无法带来经济效益。因此, 在未来计划方面, 段先生准备恢复西安的周秦汉唐时代的四大遗址, 重振我国的根派文化。
当然, 在实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中, 这两种态度很少会出现非此即彼的极端倾向, 而更多是一种修复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1) 这在民众的问卷调查结果中也反映出来。 (2) 对大遗址采取的保护方式, 民众主要强调对历史的尊重与保护, 强调对大遗址应实行原汁原味的保护。如图1所示。
86.39%的民众选择了原址保护的方式, 即修复性保护。只有13.61%的民众认为应该对大遗址采取建设性开发的保护方式, 即开发性保护。民众普遍认为, 只有采用原址保护的方式才能保存真实的历史, 才能传承真实的传统文化。他们认为, 对大遗址的开发是对大遗址的破坏, 使它失去自己的原貌, 这会使人们无法感受到它的历史价值。另外, 由于大遗址占地面积广, 对其保护的影响范围也非常大。当前, 大遗址区生活的民众由于政策原因不能进行建设和开发, 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所以这些民众并不是十分支持大遗址的修复性保护。但是, 对于大遗址进行建设性的开发又势必会涉及到拆迁, 这样政府及投资人又会与大遗址区居住民众产生矛盾。
对于开发性保护, 民众也是认同其积极意义的。如对于“大遗址开发对于西安市城市品位提升的作用”和“大遗址开发的作用”这两个问题上, 调查问卷显示结果如图2、图3。
不难看出, 有相当一部分民众认为, 大遗址的开发促进了西安市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城市品位的提升。但是30%的民众对于大遗址过度商业化经营提出了质疑, 认为对于大遗址的过度开发破坏了传统文化氛围。就“制约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因素”这一问题, 问卷调查显示的结果如图4。
45%的民众认为制约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因素为过度商业化经营管理,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众对西安市大遗址开发过程中商业化元素过重的认知。可以说, 过度商业化管理已成为民众眼中制约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重要因素。
(二) 西安市大遗址保护中的三大矛盾
通过对访谈材料和调查问卷的整理分析, 我们发现西安市大遗址保护主要存在如下三大矛盾:
第一, 作为学者代表的向德先生非常重视对大遗址的原貌保护, 即使其赞成开发也是倾向于一种修复性的开发;而作为投资开发商和政府代表的段先念先生和王军先生则更多地支持对大遗址进行开发性的利用;另外, 通过对问卷的结果统计, 我们发现遗址区的居民更加赞同开发利用大遗址, 而其他地区的居民则有一部分非常支持原址保护, 不希望遗址的原貌发生改变。因此, 在对于大遗址应当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保护的问题上, 学者、投资商、政府和民众之间便出现了认识上的冲突。
第二, 在对大遗址保护实施过程中, 一旦选择了某种保护方式, 那么与持有相反意见的人进行沟通也会带来矛盾。支持原址保护的一方会选择通过对法律和相关条例的论述来证明原址保护的必要性, 如《威尼斯宪章》的核心思想是必须“一点不走样地把文物古迹的全部信息传下去”。而支持对大遗址进行开发性保护的一方, 则会阐述中国大遗址的特点, 即大多为土木建筑, 不利于保存, 因此应该允许保持原貌基础上的开发。此时, 是应该完全遵守相关条例还是应该适度采取有地域特色的保护方式便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第三, 在对大遗址进行开发性保护的过程中, 大遗址区的居民安置问题也是一个矛盾的焦点。遗址区居民一方面希望改善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又不愿搬离长期居住的遗址区;政府和开发商一方面希望通过对大遗址的开发性保护获得更多的利润, 另一方面在征地的安置费用或其他补助上又希望尽可能降低成本。此时, 各方利益的补偿便成为争论点。
不难看出, 在大遗址的修复与开发方面, 学者、政府、开发商和民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 在法律方面、理念认识方面、具体操作实施方面, 各方都存在着分歧。大遗址的保护措施, 更应该是多方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怎样将矛盾协调、在意见碰撞中进行综合规划、全面考虑从而实现发展, 这是大遗址保护过程中的重点问题。我们对于不同的大遗址采用侧重点不同的保护方法, 要尽可能综合原址保护、博物馆保护、生态保护、市民公园等多种保护模式相结合的方法, 对于大遗址进行恰当的修复和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 这将有助于协调各方的不同意见, 实现各方利益重组和双赢, 将文化遗产保存下来。
三、西安市大遗址保护中三种主要模式
通常而言, 根据所处地的经济及现代化水平, 大遗址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在经济较发达的城市区域;二是处于远郊的遗址保护区;三是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遗址保护区。不言而喻, 第一种大遗址因其处于现代经济发达的城市区域, 在保护中面临的修复与开发问题是最多的, 在保护中所需要顾及和考虑的关系与因素也是最多是, 其保护的困难程度也是最大。根据上述分析, 无论是大遗址保护采取修复性保护, 还是采取开发性的保护, 都是一个各方利益协调与博弈的过程, 主体主要包括学界、政界和民众, 而民众又具体分为大遗址区原住居民及非原住居民。在实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开展中, 主要模式的选取,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能解决的主要矛盾来决定, 这里仅尝试探讨博物馆保护式、生态保护式和市民公园保护式三种在西安市较为典型的模式。
(一) 博物馆保护式
博物馆保护式是在大遗址被发现后, 不采用回填的方式保护, 而是在出土的原址上建立遗址博物馆, 并且不断地修缮。在维持遗址原貌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清理、勘探、考古资料的收集、出土文物的保护等, 随后设立展示厅, 在保护的基础上对外开放, 供游人参观, 使更多的人看到古迹的原貌。在西安市, 此模式以家喻户晓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及汉阳陵最具代表性。以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为例, 秦始皇兵马俑被农民杨新满于1974年发现后, 次年国家就决定在俑坑原址上建立博物馆, 1979年10月1日开始展出。现在兵马俑的三个俑坑全部被罩于博物馆大厅内, 并有较好的通风、采光、防火、防盗等设施, 可以确保其安全。在展出的同时, 考古人员还在对兵马俑的碎片进行修复, 参观者不仅可以真实地看到俑坑, 还可以看到考古人员的工作过程。
这种大遗址保护模式可以完整的保护已经被发掘的遗址, 将对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降到最低。另外, 博物馆保护模式可以真实的将大遗址的原貌反映给群众, 对外开放更是让参观者都感受到古迹的恢弘, 体会到先人留下的文化遗产, 从而潜移默化的提高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 由于技术水平所限, 很容易造成保护不周, 对古迹形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如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由于技术问题, 其顶棚在下雨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漏雨, 这对兵马俑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尽管每逢雨水天气工作人员会用塑料防雨膜将兵马俑遮盖起来, 但是博物馆原有的建筑规模及较简陋的设施, 现在已不能满足需求。这种保护模式适合处于远郊及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遗址, 保护工作的施行主体当由政府来担当, 所需要顾及和考虑的关系较少, 很多时候可能仅需处理政府与遗址区原住民的关系。如果遗址区都没有原住民, 那么对其进行修复性保护更是理所应当。
(二) 生态保护式
生态保护式是以“退耕还林”的方法对大遗址地区进行保护, 在大遗址周边进行绿化, 建立“都市森林”, 以生态建设支持大遗址保护, 对于城墙、夯土台等进行清理、包砌、补夯等, 进行修复性保护。在西安市, 该种模式以杜陵最为典型。1982—198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杜陵的陵园、寝园遗址和陪葬坑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对于杜陵的保护, 西安市采用灌木和草本植物建设绿化隔离带, 并且用夯土将围墙加高, 铺设辅助设施以增强视觉效果, 同时设置标识牌, 从而展示其总体格局。另外, 从1958年起, 杜陵周边便开始了五次大规模的植树造林, 形成了10 800多亩生态林, 通过这些天然的屏障、绿色围栏来保护杜陵大遗址区。
生态保护式是一种一举数得的保护模式, 可以实现城市建设与大遗址保护的良性互动。首先, 该模式有利于推进大遗址的保护。通过天然的生态林来保护大遗址区, 可以改善文物保护环境, 有利于文物古迹的保存, 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盗墓、风化等人为或自然因素的破坏。其次, 该模式有利于促进城市绿化。通过在杜陵周边建立的大面积生态林, 西安市大幅度改变了杜陵的生态环境, 使杜陵保护区成为全国首家以植被复原保护为主的大型陵园。再次, 该模式有利于促进城市功能多样化。这样的生态保护模式可以为广大市民提供休闲旅游场所, 将大遗址保护与生态旅游结合起来, 大大丰富了城市功能。最后, 该模式有利于解决遗址区原住民的生计问题。政府利用政策杠杆, 促使农民大面积植树造林, 农民生活环境得到改善。同时, 旅游业的发展也使得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农民纷纷脱贫致富, 生活水平得以提高。但这种保护模式也存在着一定的隐患。由于地区经济发展, 对大遗址的开发利用不够规范, 这种生态模式可能会超过保护的限度, 对大遗址造成一定的破坏。大面积的生态林中树木根系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深入扩展, 可能会对大遗址地下部分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显然, 这种模式更倾向于开发性的保护, 适合地理位置处于城市及近郊区域的大遗址, 其建设后所带来的多项综合效益, 能为政府、投资人及民众多方关系的协调及矛盾化解带来诸多机遇。
(三) 市民公园式
市民公园式是对大遗址区进行建设性的开发和利用, 在原址上进行一定程度的重建、复建, 尽可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恢复其本来的盛况。对于已有的遗址性建筑进行维护和修缮, 对个别历史上有记载但并无遗迹的建筑进行重建。将大遗址保护区建成公园形式对外开放, 供游人参观。在西安市, 该种模式以大明宫遗址公园和曲江遗址公园最为典型。大明宫遗址公园在唐大明宫的基础上进行修建。大明宫是唐长安城的三座主要宫殿之一, 但由于战乱, 宫殿的遗迹也都被毁坏, 此后几乎成为一片废墟。经考古发掘, 在大明宫内有含元殿遗址、麟德殿遗址、三清殿遗址等大型遗址。从2007年起, 大明宫遗址公园开始动工建设, 在宫殿保持原样的同时恢复一些标志性建筑, 并对周边的土地进行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 完成大明宫遗址区的保护和改造, 初步建成一个环境优美、历史文化特色鲜明的大遗址保护公园。
该模式以开发文化财产的形式保存了文化, 着眼于未来的文化遗产。将现在的文化财产进行开发利用, 进而转化成为后人的文化遗产, 为其他类似的大遗址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了范例。但此种模式并不能完全将遗址的原貌保存下来, 甚至很多时候是没有“原汁原味”的遗址可保存, 遗址重现带来的视觉效果更可能是“无中生有”。这样的大遗址保护模式无法真正做到将遗址“不受损害的传给后人”, 甚至会出现“我们面临着如何使这种‘修旧如旧’与有意‘作假’相区别的困境”。与其他两种模式相比, 这种模式的商业盈利性最为突出, 遗址保护性最为淡化。因此, “过度商业化”的问题在该模式上会出现更多。该模式适合地理位置处于城区的大遗址, 其建设可能更多考虑经济效益的获得, 因此也会出现矛盾的双方至多是投资人与被开发区居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