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决策分析论文（精选7篇）
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1
摘要：伴随着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深入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农村土地流转将成为日益普遍的现象。本文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到的两大利益主体——政府和农户入手, 通过建立决策模型对流转中各主体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提出了促使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和农户的目标相统一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决策模型,利益主体,成本收益
一、引言
通常意义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即农地使用权流转, 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 (使用权) 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 也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在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过程中, 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不断。有的地方把土地流转作为增加乡、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干部福利的手段, 严重损害了农民的经济利益;有的地方随意改变土地用途, 导致大量优质农地被蚕食,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下降。这些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 基层政府和农户作为两个不同的利益主体, 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本文将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和农户这两大利益主体结合起来, 通过建立决策模型, 分析各自的成本收益, 进而提出了促使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和农户的目标统一的几点建议。
二、利益主体的特征假设
1. 政府
基层政府作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代表, 假设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 既可以将土地承包到户, 也可以将土地使用权转包于农业大户, 表现为“干预 (体现为将土地使用权转包于农业大户) ”和“不干预 (体现为将土地使用权承包于农户) ”两种策略。
2. 农户
农户的特征是, 分有一定数量的承包地, 但因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应变能力差, 或因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打工甚至全职在非农产业领域实现就业, 因此其承包的土地处于低水平利用的状态甚至闲置, 农业边际收益低。如果有人愿意出较高的租金, 他们就有可能会全部或部分的将承包的土地转包出租出去。显然, 他们是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上土地的供给者。
三、成本收益分析
1. 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
设i表示政府行为的净收益, n为农户数量, b为边际干预收益 (设为常数) , d为干预成本。则i=b×n-d, 随着政府干预频率q的上升, 干预成本是变化的。
q=0, 表明政府选择的策略是“不干预”, 土地不会被政府用作它途, 此时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状况, 不存在任何非市场因素的干扰, 市场发挥主要作用。为了取得竞争优势, 各农户纷纷想方设法以寻求土地使用的最大值, 此时市场效率最高, 农户的获益最大。
0
q=1, 此时基层政府只采取了一个策略“干预”。这表明众多农户的土地使用完全不符合土地的整体规划和设计, 甚至引起负面影响, 如严重的环境污染。所以作为管理者, 政府肯定是采取干预行动。
2. 农户的成本收益分析
按对承包地的使用情况, 我们将农户分为两类:一是将部分的承包地转包出租出去;二是将全部的承包地转包出租出去。对于第二类的农户, 由于其已全职在非农产业就业, 承包地长期处于闲置状态, 因此, 他们对土地使用的决策相对简单, 只要土地的租金收入大于交易费用, 就会把承包地流转给需求方, 反之则宁可闲置。也即是说, 当土地的净租金大于零时, 土地就会全部供应;小于零时, 供应量为零。
第一类农户的净收益包括:农业的净收益、出租土地的净租金收益和外出就业的净收入。
农业的净收益=P×Q-C;这里, P指农产品市场价格;Q指农产品总产出量;C指生产成本。
土地净租金收入=Pa× (SA-SD) ;这里, Pa指单位面积土地净收入, 等于租金减去租赁费用;SA指总承包面积 (为一常数) ;SD指自用土地面积。
外出就业的净收入=Z×Tr×Wi;这里, Z指在外实现就业的几率;Tr指可用于外出就业的时间;Wi指在外就业单位时间的平均工资。
如果不考虑约束条件, 其约束条件的一阶条件为:
等式表明:当边际土地农业净收益大于边际净租金收入与在外就业边际净收入时, 增加土地自用面积有利于增加农户总的净收入, 农户就倾向于增加自用土地面积, 减少土地的流转供给;反之, 农户则会倾向于减少自用土地面积, 增加土地的流转供给。同时, 如果土地租赁市场的租金提高, 那么, 土地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净收益也要求相应提高, 根据土地报酬递减规律, 只能通过缩减土地面积来调整, 因此, 农户自用土地面积会减少, 供流转用的土地面积会相应增加。
四、结论和建议
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 政府应尊重农户的意愿, 规范各参与方的行为, 避免行政权力的强行介入, 着力于制度创新和市场监管约束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优化政府行为, 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 农户也要积极转变观念, 努力提高素质, 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扩大规模经营, 合理就业, 实现增加收入的目的。因此, 只有不断完善政府管理体制和建立保护农民利益的长效机制, 基层政府和农户在流转过程中, 两个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才能缓和, 农地流转才能快速、有序、健康地发展。[2]
1. 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应当是农村土地流转的支持者、管理者和公共服务者。农村基层政府的角色和定位必须做相应的调整, 应该由权力机构向执行机构、控制型部门向服务型部门转变。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放在培育和创造有效率的土地流转市场环境上, 为农村土地流转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2. 明晰土地产权
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真正主体应该是农户自身。农户要真正成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营主体, 必须以土地产权明晰为前提。实践证明, 在产权明确界定的领域, 自愿交易总能产生出相对最优的结果, 围绕土地市场中的各种资源就能达到优化配置, 从而使各利益主体, 特别是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 使土地资源得到最大利用。
3. 转变农户观念
农户作为农地流转过程中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 应转变观念, 努力提高自身素质, 积极培育市场意识, 利用农地流转市场, 按照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 拉动农地流转, 维护自身的土地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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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2
摘 要 学生作为课堂的参与主体之一，在课堂上不应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应是更主动地去选择信息和获取信息。为了更好地保障学生在课堂上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让学生拥有参与课程决策的权力。本文主要对我国课程决策机制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分析当前我国课程决策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在了解学生参与课堂决策的意义基础之上，提出学生课程决策的对策及保障措施，保障学生顺利地行使课程决策的权力。
关键词 学生 课课决策 现状 意义
课堂运作的完整过程包括有课程决策、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几个环节。课程决策作为第一个环节，往往对于后续环节有着重要影响，而课程决策机制则是课程决策的核心。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决策机制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内容之一，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课程决策机制之中享有决策权力的人员众多，其中教师、专家、政府官员等都是常见的拥有课程决策权力的人员，并且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之一，理应享有课程决策的权力，但是当前对于学生参与课程决策机制的研究较少，如何发挥学生的课程决策权力，提升学生的自主权、适切性和教育质量，应当是未来课堂决策机制改革的研究方向之一。
一、我国学校课程决策的演变
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课程决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实行高度统一的课程发展模式，义务教育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教育部的规定进行教学规划，而由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或规划不允许地方政府或学校进行修改，必须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教学。若是有修改意见提出，必须由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提交，各地教育学术研究机构可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进行教材的编写，教材经由教育部审核后方可进行使用。可见在这一阶段，参与课程决策的主体单一且严谨，课程决策作为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之一，缺乏灵活性。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可以视为这一阶段的开端。这一时期相比第一阶段，课程决策的参与主体更丰富，由地方政府与国家共同行使课程决策的权力，这一阶段也是我国进行课程决策机制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在全国绝大部分的行政区域内都是以国家决策为主，但极小部分地区可以灵活地安排课程。经原国家教委批准，于1988年开始在上海市和浙江省进行以地方层次课程决策为主的课程改革试点，因此在80年代末我国在全国大部及浙江、上海分别实行三套不同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和教学大纲。而在1989年，国家教委批准，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实际，编写多种不同的教材，此时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共有八套半之多。这一阶段的课程决策机制虽然能够让局部地区的课程决策更灵活，但是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这一阶段中，课程决策机制迎来了改革的新高潮，课程决策机制包括了国家、地方、学校三个参与主体，三个主体从三个层次上发挥了各自的功能。国家层面能够保证全国的学生获得公平的教育，并且为全国的课程决策提供科学的指导，地方层面能够保证课程决策更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学校层面能够保证课程决策充分体现学校和学生的实际需求，三个层次的结合使得我国的课程决策机制达到新的平衡高度。这也表明课程决策机制已经开始将权力下放到地方和学校，缩小了国家层次的职责和权力，使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遵循有关国家统一规定的前提下，承担起本地区各基础教育课程决策的主要部分；让学校从过去几乎纯粹地执行政府决策的课程之状况转变为承担适当决策的职责与权力，即进行校本课程决策。这一阶段三个层次既相互结合却又相对独立，改变了之前高度集中的决策模式，让课程决策更合理，更符合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
二、当前我国学校课程决策存在的问题
1.意识明确、有所作为，但仍有种种制约因素
随着我国课程决策机制的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学校在课程决策方面已经具备了初步的意识，并且均已采取了程度不一的行动，个别地区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民主化已经开始出现，但是在决策上依旧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
升学考试制度制约了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能动性。当前全国普遍实行升学考试制度，这一做法直接影响了课程决策的能动性。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规定的考试内容，而不能够从实际出发主动地选择贴近需求的课程内容。当前课程中所教的内容普遍是应试教育中所要涉及的考点，这些内容都是由国家、地方进行规定，这两个层次的决策主体都是从宏观上进行决策，但是却不能真正深入了解学生所需，许多教材、考点跟不上时代发展步伐。
2.教师参与度高，学生参与度低，内容存在偏差
当前学校层面进行课程决策的参与者中教师所占比例较高，而校长的意见占决策的较大比例，因此，教师和校长的课程决策得到广泛认可，这也直接导致学生的参与度低。其次，不同的学校对于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学生参与度。拥有更开放教学理念的学校更加注重学生的课程参与度，例如会让学生选择课程考试方式、教学方式。而观念陈旧的学校则会剥夺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权利。学生在被动接受课程的同时，也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机会，例如不会独立思考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也不会去思考为什么。
三、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可行性
1.提高课程适应性：所学即所需
提高课程的适应性，意味着能够让课程内容更符合实际，即课程中所授予的，也是学生所需求的。因此课程的适应性应当是当前教育需要关注的重点，而让学生参与到课程决策中，则能够让学生作为课程决策的主体，从自身需求的角度来进行课程决策，最大程度地避免课程决策偏离学生实际需求和能力水平。例如当前英语教材中必学的英语常用句型，在发达地区许多学生上学之前已经耳熟能详，而教材中所出现的内容也并不实际，在日常英语交流之中显得死板且老套，若是让学生参与到课程决策当中，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这一尴尬现状，让英语教材能够更生活化，更灵活化，让学生掌握更地道的口语句型。
2.增强学生自主力：加深课程理解
当前我国的学生缺乏自主能力，普遍体现在学生更多地依赖于教师或是父母，自己没有足够的独立思考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课堂上等待教师公布答案，生活上需要父母时刻提醒。教育不仅仅是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想品格。让学生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以及主观能动性，一旦学生主体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即表示他们所做的决策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课堂的走向，因此在参与的过程之中学生能够收获各种能力，甚至可以产生连带效应，对其他学生产生影响，无形中培养了学生独立自主能力。
四、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构成与保障
1.学生参与课程决策体系构成
（1）国家和地方课程决策
国家的课程决策主要是由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参与，决策的职责包括几个方面：指定全国各级学校的基本标准，例如学期学时等，并确立学校培养目标，再划定基本的课程领域，让地方和学校在进行课程决策时有章可循。此外还须发挥国家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作用，为地方和学校的课程决策提供指导。
而对于地方的课程决策，主要是依据国家相关规定，并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学校的完整培养目标，再者就是在国家所划定的基本课程领域基础之上再划定本地区的课程领域，重点是要指定符合地区实际情况的课程方案，但是需要为各个学校的课程决策留出一定空间。
课程整合是以学校为中心，将个体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进行统一协调的课程体系。以上海为例，当前上海市将学校课程整合为基本课程、强化课程、微型课程和自由学习四大类型，四种类型的课程能够极大地适应学校学生的发展需求，有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自己的需求选择不同类型的课程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参与体现在选择、参与上。地方作为课程整合的决定方式决定课程整合的类型、内容，学生作为受益方拥有选择权，在课程整合之中可以根据自身的喜爱选择自己喜爱的课程，而学生的选择将决定着课程决策的成功与否。
（2）校本课程决策
校本课程是体现学校课程决策的重要部分，也是当前我国课程决策机制中的亮点部分。校本课程是由学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的，参与校本课程的主体应当包括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等主体。
学生为主的课程决策应当要包括三大方面：首先是校级课程决策，学生应当有参与学校同一层次课程决策的权力；其次是班级课程决策，由于各个班级的教学进度和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更需要由学生进行决策来决定班级的课程，在这一方面学校的课程决策权力应当要大于校级的课程决策权力；最后是个体课程决策，这一部分的课程决策关乎学生个人的学习情况，应当是学校、学生、家长三方面指定符合学生个人实际发展需求的课程或是个性化定制，学生应当有决定权。
2.学生参与课程决策的保障措施
（1）理念灌输
要保障课程决策的有效贯彻和实行，就必须先从思想观念下手，以科学、合理的课程观念作为指导。当前许多学校的课程决策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学校的课程决策观念不强导致学校决策积极性不足，进而无法真正做到让学生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加强宣传课程决策的重要性，并且督促学校真正投入资源来保障课程决策的实施，要让学校方面意识到只有积极实施课程决策，充分发挥教师、学生等主体的决策权力，才能够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有益于学校的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保障学生能够积极出谋划策，也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宣传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参与课程决策是学生的权力，有决策才会有改变，让学生真正发挥其在课程决策中的作用。
（2）政策保障
政策保障是最权威的保障，权威部门所颁布的各项政策或规定所具有的影响力和保障力是学校本身无法比拟的。因此为了保障学生在课程决策中的权力，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规定：首先，权威部门要明确规定相关权力，例如学生在课程决策中具有什么样的权力、什么样的职责，并将权力限定在各级权限范围内，保证学校甚至是地方不能剥夺学生享有的课程决策权力。其次，规定课程决策的程序和规则，各层次的课程决策都应当有一定的程序，而学校层面的课程决策更应当规范程序和规则，让相关主体能够真正参与到课程决策中来。最后，试规定相关价值取向。由于在地方和学校层面参与课程决策的主体较多，因此容易使得价值取向变得复杂，而为了保障课程决策的初衷和目标，要保证价值取向的协调、统一，才能够让最终的决策结果符合实际需求。学生作为学校层面的决策主体之一，由于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期，更应当在政策的指导之下利用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代表学生群体提出意见和建议。
（3）资源保障
要让课程决策顺利实施，必须要保障有充足的资源支持。课程的实施需要的资源包括时间资源、财力资源、素材资源、教师资源、基础设施资源等。如为了保障时间资源，学校和学生个人应当要合理安排学习时间；财力资源是学校能够拥有足够的资金去建设基础设施或设备，以及有足够经费去投入课程研发；素材资源是为课程提供所需素材；教师资源则是要保证参与课程决策的教师拥有足够的经验和专业水准，同时保障课程实施质量和效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课堂氛围。总而言之，要想确保资源充足，除了学生、教师、学校方面的努力之外，社会各界还应当予以支持。
当前我国的课程决策机制已经形成了以国家、地方、学校的平衡关系，然而依然有种种制约因素导致学生主体的参与度低，内容与实际有偏差。学生主体在课程决策中的作用不仅能够提升课程适应性，更能够加强自主能力，因此要继续发挥当前课程决策机制的优势，加强课程整合以及学生在校本课程决策中的地位，通过理念灌输、政策保障和资源保障，让以学生为主体的学校课程决策成为课程决策机制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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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3
高国力、杨伟民、吴箐和汪金武、马随随等[2,3,4,5]探讨了主体功能区 (划) 相关概念与内涵;学者提出的区划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地域分异理论[6]、可持续发展理论[7]、生态经济理论和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8,9];石洪华等[10] 提出了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 《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指出了海洋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
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划实证研究, 包括《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张广海和李雪[11]对山东省、刘传明等[12]对湖北省、熊鹰和李艳梅[13]对湖南省、赵亚莉等[14]对江苏省和林筱文等[15]对福建省开展了省级主体功能区划研究;米文宝等[16]对西北地区、张晓瑞和宗跃光[17]对京津地区、李征[18]对黄河流域进行了区域主体功能区试划;刘祥海和俞金国[19]对大连市、朱高儒和董玉祥[20]对广州市进行了市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曹卫东等[21]对无为县、段七零[22]对安海县进行了县域主体功能区划研究。
国内现有的主体功能区划研究主要针对陆地区域, 而海洋区域研究偏少[23,24,25]。石洪华等[10]构建了体现海陆统筹思路的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指标体系和综合评价模型, 徐丛春等人起草了《海洋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规程》国家标准草案。
国际上相关研究有海洋区划 (ocean zoning) [26,27]和海洋空间规划 (marine spatial planning, MSP) 。目前较为推崇的MSP已在北美、欧洲和澳洲开展了大量研究[28,29,30,31,32,33,34], 联合国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IOC) 提出了一个MSP的指南[35]。
海岸带地区是社会经济最发达最集中的地带,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是海岸带地区的发展对海岸带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 迫切需要对海岸带区域进行主体功能区划。本研究总结现有海陆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方法以及国外MSP的成功经验, 创建了基于多维决策 (multi-dimensional decision-making, MDDM) 的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方法, 为我国开展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1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内涵和技术路线的探讨
1.1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
目前, 主体功能区划的概念和内涵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 并明确各个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发展方向、开发时序和管制原则等[1]。
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就是主体功能, 进而认为主体功能区划就是将某一区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对于这种理解存在诸多疑义:主体功能区划中的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是一种开发强度, 而不是指开发内容, 更不是指主体功能[3];单纯的划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并不能解决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发展方向和开发时序等问题, 比如说重点 (优化) 开发区究竟是重点 (优化) 开发什么?而限制 (禁止) 开发是限制 (禁止) 所有的开发活动吗?诸如此类模糊的概念不利于主体功能区划分技术方法的研究和实践。
关于主体功能, 杨伟民[3]认为主体功能是指开发的内容, 较大空间单元的功能是多样的, 但相对来讲必有一主体功能, 要么是以提供工业产品和服务产品为主, 要么是以提供农产品或生态产品为主。主体功能决定了区域的空间属性和发展方向, 是主体功能区的核心和灵魂[9]。
关于主体功能区, 张莉和冯德显[36]认为以某种功能为主所形成的主体功能区实际上是一个具备综合功能的功能区。主体功能区不同于空间范围较小、定位相对单一的功能区[36], 是超越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基础上的功能定位[2]。主体功能区不完全排斥其他辅助功能或附属功能[36]。这一解释更加明确了主体功能区的内涵, 即主体功能区应该是以某一功能为主并且同时兼顾发展其他辅助功能的综合功能区, 且这些辅助功能的选择不能违背主体功能, 或不能破坏主体功能。
优化开发是指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方式、质量和效益;重点开发是指重点开发那些维护区域主体功能的开发活动;限制开发是指为了维护主体功能开发, 限制那些影响主体功能的开发活动;禁止开发也不是指禁止所有的开发活动, 而是指禁止那些与区域主体功能定位不符合的开发活动[2]。
本研究认为:
(1) 主体功能是一种社会功能, 是确定一个地区应该重点发展何种产业;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是指对某种功能开发强度的限制, 而不是主体功能。
(2) 主体功能区应该是以某一功能为主并且同时兼顾其他辅助功能的综合功能区;主体功能决定了区域的空间社会属性和发展方向, 兼顾功能不能违背/破坏主体功能。
(3) 主体功能区划的过程首先应该确定主体功能, 再确定对哪些功能实施重点、优化、限制或禁止开发 (开发强度) 。没有功能就无法确定开发强度。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是针对主体功能以及主要兼顾功能而言;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是针对可能影响主体功能发挥的非主体功能以及可能影响生态环境的开发内容。
1.2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
国际上普遍认为海洋空间规划 (MSP) 是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区域海洋管理措施, 是实现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域使用管理的有效工具[28,29,30,31]。MSP制定的技术路线尚不成熟, 目前仍处在摸索阶段。多数应用还是将各行业的规划图进行叠图分析, 以需求定位解决现状的资源利用冲突问题。IOC的导则也是采用适应性 (adaptive) 的管理模式制定MSP[35]。本研究认为MSP存在以下问题:
(1) MSP仅考虑海洋部分, 未考虑海陆交互影响以及陆地的人为活动对近海生态环境以及资源的影响, 难以确保近海和海岸带区域的持续发展;
(2) MSP仅仅是区域海洋管理的措施和海域使用管理的工具, 是海洋管理部门以现状需求定位解决现状的资源利用冲突问题的手段, 而不是政府决策层面的战略决策, 无法确定区域的长远发展战略和目标, 因此无法确保区域永续发展。
海岸带是海洋和陆地相互交接、相互作用最频繁、最活跃的地带, 不能将陆地和海洋完全分开进行独立的区划。因此, 统筹考虑海陆特征的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符合科学规律, 是确保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
1.3主体功能区划或MSP制定的技术路线
目前, 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划多采用多指标 (或多准则) 决策技术 (multi-criteria decision-making, MCDM)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尽管MCDM法考虑多层次、多领域 (维度) 的指标, 以求考虑较全面的领域用于决策, 但本研究认为MCDM法存在以下问题:
(1) 指标数量的多少难以确定。若指标选择太多, 难以获得数据资料、难以评价;若指标选择太少, 则难以科学评价和反映研究区域某领域的整体状况。
(2) 指标的代表性。指标的选取受到区域差异、数据不全、特征因素 (包括海、陆差异) 等影响, 代表性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3) 权重确定及综合评价。由于各个指标之间无统一量纲, 无法综合评判, 只能对所有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通过确定权重的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权重的不确定性以及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导致最后的评价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且许多指标是综合指标, 必须采用专家评判法进行评判。
国际上的MSP普遍采用空间分析技术或GIS叠图技术[31,32,33,34,35]。尽管空间分析和GIS叠图技术有利于空间规划与管理, 但由于MSP及其所使用的技术仅仅是海洋管理部门以现状需求定位解决现状的资源利用冲突问题的手段, 无法确定区域的长远发展战略和目标等重大决策以确保区域的永续发展。
2基于MDDM的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方法
2.1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原则
本研究提出的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路线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可持续发展原则;
(2)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原则 (ecosystem-based management, EBM) ;
(3) 资源定位原则, 要求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把资源作为确定主体功能的最主要依据, 以实现区域的持续发展;
(4) 海陆统筹原则, 把海洋资源和环境与陆地资源和环境统筹考虑, 且重点考虑海洋资源以及海洋生态环境特征;
(5) 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原则:海洋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是实现海洋及海岸带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6) 预警预防原则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因生态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中应执行联合国《21世纪议程》要求的预警预防原则;
(7) 公众参与原则, 在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过程中尽早、持续的引入公众参与, 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根本保证。
2.2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框架
参考国外的MSP, 本研究开发了基于MDDM的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方法, 其技术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图1) 。
第一步:按照生态系统边界划分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范围。
第二步:根据生态系统特征划分主体功能区划的基本单元, 其中陆域按照汇水区划分, 海域按海域生态系统边界等自然属性划分。
第三步:确定“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风险”7个维度, 分维度进行现场调查及资料搜集, 从而进行现状评价和回顾评价。
第四步:SWOT分析。根据7个维度的评价结果, 对海岸带地区存在的优势 (strength) 、劣势 (weakness) 、机会 (opportunity) 、威胁 (threat) 等要素进行分析[37], 确定海岸带区域发展战略 (SO战略、WO战略、ST战略、WT战略) 。
第五步:基于资源定位原则 (根据区域的优势资源) 确定主体功能备选方案。
第六步:公众参与。原则上在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整个过程中要尽早开展公众参与, 就社会经济、环境、未来发展方向和主体功能征求公众意见。
第七步:多维决策分析。根据7个维度的现状评价及回顾性评价获得的各维度半定量综合评价结论, 采用专家评判法对拟定的主体功能备选方案与7个维度之间的影响 (impact, I) 、置信度 (confidence, C) 和关系 (relationship, R) 进行评分, 进而得出最终评判结果, 初步确定海岸带地区的主体功能。
第八步:各维度根据现状和回顾性评价结果, 对多种主体功能备选方案提出偏好。
第九步:分别对备选方案进行SWOT定量分析, 根据备选方案的发展战略的优劣辅助判定海岸带地区的主体功能。
第十步:综合多维决策分析、公众参与结果、维度偏好和SWOT定量分析结果, 最终确定海岸带地区的主体功能。
第十一步:空间决策分析。再次根据资源定位原则、多维决策分析、公众参与结果、维度偏好分析等方法和手段, 综合确定各子单元主导功能, 以不违背海湾海岸带地区主体功能定位为基本原则。
第十二步:根据区域主体功能和各单元主导功能、资源开发强度及其开发潜力、生态环境条件确定区域和各单元各种功能的开发强度 (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 。
第十三步:综合区域主体功能和各单元主导功能以及各自的开发强度要求, 最终形成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2.3分析/评价方法
2.3.1 区划范围和基本区划单元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原则, 按照生态系统特征划分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范围以及基本区划单元。海域范围根据海湾生态系统边界划分, 陆域范围根据汇入海湾的汇水区划分。海域区划单元的划分主要依据水深、地形及海流等物理因素为主确定 (物理因素决定生态系统) , 陆域单元的划分则根据每个海区的汇水区范围并统筹考虑行政区划划分。
2.3.2 海湾海岸带现状和回顾性评价
MDDM法重点考虑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风险7个维度对海岸带地区主体功能区划的影响。收集7个维度的所有数据资料, 进行现状及回顾性评价。各个维度评价内容见表1。采用专家评判法对各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以获得各个维度的半定量综合评价结论。
2.3.3 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战略规划研究的一种分析技术, 是战略管理中使用最广泛, 最持久的分析工具。
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SWOT发展战略分析包括应用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生态、环境、风险7个维度对海湾进行总体评价, 识别地区发展存在的优势和劣势, 面临的机会及威胁;在SWOT各要素交叉分析的基础上确定海湾海岸带区域发展战略 (SO战略、WO战略、ST战略、WT战略) 。
2.3.4 资源定位原则确定主体功能区划的备选方案
资源定位原则最初在企业中应用以帮助决策者确定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8]。只有依据资源定位原则确定区域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持续发展。海岸带区域是一个具有多种资源与环境结构类型的地域。对具体区域而言, 总有一种或几种类型资源占据主导或主体地位, 这种主导结构类型对区域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39]。将资源定位原则引入到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决策中, 应用最大净效益法和机会成本法识别区域占主导或主体地位的资源结构, 科学确定区域的主体功能备选方案。
2.3.5 公众参与
在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的整个过程中应开展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可采取多种参与形式, 如调查问卷、公众听证会、热线电话等, 就社会、经济、环境、未来发展方向和主体功能征求公众意见。除了公众对于主体功能的直接决策意见外, 公众参与的所有意见同时也作为“社会”维度的主要判别因素。
2.3.6 多维决策分析
多维决策法 (MDDM) 指通过构建多个具有普适性的维度, 对各维度所有可获得的指标及其数据进行综合评价, 得出该维度的整体评价结论, 由此进行决策的方法。多维决策法并不建立在某一领域 (维度) 的某几个指标上, 可克服MCDM的局限性, 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我们选取了“区位、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生态、风险”7个维度, 采用专家评判法分别对7个维度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① 维度对不同主体功能备选方案的影响程度 (impact, I, 或称为支持程度) 、对影响评判的置信度 (confidence, C) 、维度与不同主体功能备选方案的关系 (relationship, R) , 即维度对主体功能备选方案的[I, C, R]评分;② 预测不同主体功能备选方案的未来发展对各维度的影响、置信度和关系, 即主体功能备选方案对维度的[I, C, R]评分。其中, I的取值范围为{-3, -2, -1, 0, 1, 2, 3};C的取值范围: (0, 1];R的取值范围为{0, 1, 2, 3};数值“0”指没有影响或关系, “1”指弱, “2”指中等, “3”指强;“-”指负面影响。
将7个维度的影响、置信度、关系分值相乘 (I×C×R) 加总, 再将两类 (即上述评价内容①和②) I×C×R总和相加, 作为最终评判值, 比较多个海岸带主体功能备选方案分值大小确定海岸带区域整体主体功能。
2.3.7 维度偏好
各维度根据现状和回顾性评价结果, 分析维度对主体功能备选方案的支持率以及备选方案对维度的影响, 由此形成维度偏好, 作为海湾主体功能决策的依据之一。若某个维度发现有重大的、不可逆的问题时, 可提出“一票否决”的议案, 以提请决策关注。
2.3.8 空间决策分析
在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确定后, 分单元依据资源定位原则、多维决策分析、公众参与结果、维度偏好、确定各单元的主导功能。各单元的区位分析以该单元在整个海岸带区域中的区位予以分析确定。
3结论
本研究讨论了主体功能区划的内涵, 认为主体功能区划应首先确定主体功能 (区域的社会功能) , 再确定开发强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多维决策分析的海湾海岸带主体功能区划技术方法, 遵循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理念以及海陆统筹原则, 适用于海湾海岸带地区, 其他能明确划分生态系统的区域可借鉴。
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4
1 层次分析法的概念和基本原理[12,13,14]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汤姆斯·萨蒂(Thomes Saaty)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决策方法,本质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14],也是一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方法[15,16]。该方法强调人的思维判断在决策过程中的客观性,并通过特定模型将人们的思维判断规范化[17]。
应用AHP方法解决问题,可分为以下几个步骤进行:①明确问题,建立层次分析结构模型;②建立判断矩阵;③层次单排序及其一致性检验;④层次总排序。
2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立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
2.1 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根据分析结果构造层次结构模型,详见图1。
2.2 资料来源
根据分级护理决策主体评价指标层次结构,结合理论分析、专家意见,自行设计层次分析专家评分表,问卷题目是以两两要素间相对重要性来进行成对比较。本研究选取山西省三级甲等医院11名医生和13名护士共24名专家进行评分,护理评分专家选取山西省科研委员会和护理学会的专家,医生评分专家选取具有高级职称的医师。
3 结果(见表1～表3)
4 讨论
本研究显示,护士组合成权重排名: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618 95)>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305 12)>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75 95);医生组合成权重排名: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696 68)>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207 36)>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95 96);医护组合成权重排名: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0.565 45)>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0.340 67)>医生决策合成权重(0.093 89)。护士组以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护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综合各个结果,可以发现,医生决策的合成权重在三组结果中得分均最低,因而尚不能认为医生是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在决策分级护理的方式选择上,护理专家认为是护士独立决策,医生专家认为是医护共同决策。护理专家是护理领域的带头人,他们对护理专业的发展现状感触颇深,在高学历、高资历护理人才增多和护理专业依附于临床、缺乏自主性形成鲜明的对比的情况下,护理专家希望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希望护理范畴内的事情可以让护士独立决策[5],这不仅使得高学历、高资历的护士学有所用,而且一定程度上也是提高护理专业自主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是对护士决策能力的肯定,也体现着对护理专业实现自主性的期望。鉴于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的结论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进行论证。
摘要：[目的]确立分级护理的决策主体。[方法]在确立分级护理决策主体层次结构模型后,请医生和护理专家就指标间相对重要性程度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最后得出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结果]护士组以护士独立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护组以医护共同决策合成权重最高。医生决策的合成权重在三组结果中得分均最低。[结论]医生尚不能认为是分级护理的最佳决策主体;在决策分级护理的方式选择上,护理专家认为是护士独立决策,医生专家认为是医护共同决策。
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5
关键词：采购,非嵌入式期权,市场主体决策
一、问题描述
供应链系统风险会显著影响一个公司的运营和财务状况, 而且,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建立, 供应链风险管理变的越来越困难。同时, 随着供应链系统日益精简, 供应链越发依赖网络成员间紧密的合作与协调。新的市场环境更为紧凑、全球化、产品生命周期短、连续的技术创新、消费者对时间更加敏感, 以及外包的广泛应用。在这样的环境下运行, 企业失误的成本越来越大, 可以犯错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当然, 不管是运行风险还是金融风险, 供应链系统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管理和控制的。在运行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改变垂直一体化的程度、生产、采购和库存策略等降低风险。在金融方面, 企业可以通过购买保险、调整供应契约, 或者通过衍生品比如期权、期货等来降低风险。而衍生品在风险管理中的价值已经被多次证明, 金融期货、期权在很多商业交易中都被广泛应用。金融衍生品一般被用于管理金融风险, 比如规避证券价格波动、外汇汇率波动、利率变化等带来的风险。供应链契约的条款和协议很多时候都具有金融衍生品的特点, 比如回购协议、备份协议、生产能力预留、数量弹性, 部分学者 (比如Barnes-Schuster等2002) 就研究了供应链系统中实物期货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供应链中的期权契约都是嵌入到采购协议中的。但是, 嵌入式的期权契约是不能更改持有者的, 一旦签订了采购契约就不能收回, 所以嵌入式的期权契约对于持有者是有沉淀成本的。而本文研究的期权契约是与供应链契约分割开的, 这些期权契约可以在一个公开的市场中进行交易。这种结构可以带来许多好处:首先, 当期权持有者了解更多市场信息和自身风险时, 可以调整自己持有的期权数量。一个面对低于预期需求的采购商可以将多余的期权出售给面对高于预期需求的采购商, 甚至有可能通过这些交易获得收益。
从供应链契约中分离出来的期权契约能够使参与者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调整自身的供应链投资。由于供应链系统合作伙伴对于价值和风险往往有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将阻止库存、产能等方面的最优决策, 从而降低整个供应链运作效率。而期权契约的交易将使组织间可以评估自身风险, 进而分散风险。其中的参与者将包含其他供应商、采购方、风险中介 (比如保险公司或者银行) , 甚至投机商们。
总之, 供应链将各种风险联系在了一起, 当企业将产品和服务出售给他们的消费者时都将面对风险。这些风险产生的原因很多, 有可能来自需求的不确定、价格波动、库存风险、质量问题甚至有可能是新技术的复杂性引起的。而本文所研究的期权是根据消费者需求衍生出来的衍生品, 如果将此框架进一步修改还可以根据其他供应链不确定因素衍生出其他期权衍生品。
二、模型基本设定
本文设计的供应链环境中有一个生产短生命周期商品的供应商和{1, 2, ……, N}个采购商, 他们从供应商处订货, 然后出售给最终用户。每个采购商独立决定一个单位周期 (销售季) 的采购数量, 一个单位周期的时间是[0, τ]。考虑到销售季节需求波动的原因, 我们假定采购提前期比较长, 采购商需要在观察到真实需求前下订单。由于提前期比较长, 所以采购商没有机会在销售季节期间再下新的订单来补充库存。
在时间t=0, 采购商能通过两种途径从供应商那里获得货物:下一个固定订单或者买一个看涨期权然后执行。在销售季节开始之前, 每个采购商i以批发价格W购买Qi数量的产品。这些产品将在t=0时刻交货。每个采购商i以单位价格C购买qi数量的期权, 每个期权契约可以使采购商有权利在观察到真实需求后0<t<τ时刻以价格X执行期权, 购买一单位的产品。
假定产品销售价格为R, 采购商销售价格统一,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通过协商实现的, 每单位生产成本为M。销售季结束之后剩余产品无论是供应商所有还是采购商所有都按照残值S进行回收处理。而在销售季开始前每个采购商i所面临的需求Di是不确定的。根据分析都符合一般连续需求分布, 密度函数为f (Di) , 累积分分布函数为F (Di) 。
然后我们来分析销售季之前采购商和供应商的决策。每个采购商i订购Qi数量的产品和qi数量的期权, 供应商随之决定生产Y单位的产品供应。显然Y至少要大于等于, 因为每个Qi都代表了一个固定订单。只有当Di>Qi时采购商i才会执行期权, 所以采购商i完全执行所有期权的可能性很小。那么, 供应商生产产品是数量Y是介于之间的一个数。但是, 当的时候, 供货商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所有期权执行的需求。那么, 当供应商无法满足采购商执行期权而产生的需求时, 每单位缺货将对供应商进行P的惩罚。
对于缺货惩罚成本P可以有不同的解释。P可以代表供应商由于加快生产一单位产品产生的成本或者是从其他供货处购入一单位产品的成本。它也可以代表之前在期权契约中签订的一笔惩罚金。但是, 即使P的价值一样, 这两种解释对于采购商来说也有不同的激励效果。当供应商使用一种替代产品交割期权的时候, 采购商会在遇到真正的需求时才会行使期权。与之相反, 当供应商用现金来支付缺货惩罚的时候, 采购商一旦了解到供应商无法满足期权执行引起的需求, 那么采购商将行使所有期权, 不管是否有真实的需求。因此,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假定期权交割使用实物交割, 而不是现金。
三、销售季初始时刻采购商决策
每个采购商i有两个决策变量:一个是固定订单数量Qi, 一个是购买期权的数量qi。这里我们引入变量Ti=Qi+qi表示采购商i下的订单总量。那么, 也就是说决策变量 (Qi, qi) 和 (Qi, Ti) 是等价的。采购商将先通过固定订单Qi来满足市场需求, 当Qi不足以满足所有市场需求时, 采购商将通过行使qi的期权来满足。此时, 行使了期权的采购商i预期利润为:
上式第一项是总收入, 反映了采购商的销售要受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限制。第二项代表了剩余产品处理的残值。最后三项各表示固定订单的成本、期权购买的成本和执行所需要的期权带来的成本。将qi=Ti-Qi代入 (1) ,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用Ti和Qi来表示的期望利润函数:
有限定条件0≤Qi≤Ti采购商i要确定使EΠRi (Qi, Ti) 最大值的Qi和Ti。很显然, 期望利润函数对于Qi和Ti是凹的, 因此最大值是唯一的。最优条件我们由下面分析可以得出。
性质1.我们假定Qi*为采购商i最优固定订单数量, Ti*为最优总订单数量, 那么:
那么, 采购商i的最优期望利润为: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从Qi*≤Ti*我们可以知道。这也就是说, 如果期权的成本C太高的话, 采购商i将不购买期权。下面的研究将假定成本参数满足这个限定。
其实经典报童模型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特例, 只是采购商没有购买期权的情况。在经典报童模型中采购商i的最优固定订单数量和最优期望利润可以表述为:
等式 (6) 可以重新表述为, 这里Cu=R-W表示销售季内损失利润的单位成本, Co=W-S表示的是销售季后剩余货物处理的单位成本。等式 (3) 和 (4) 也可以替换成该种形式。在等式 (3) 中, 如果由于没有期权可以执行获得补货从而造成缺货的话, 那么损失的利润是Cu=R- (X+C) , 而Co=C是没有执行期权的单位成本。相似的, 在等式 (4) 中, Cu=X+C-W和Co=W- (C+S) 。如果真实需求大于Qi, 采购商支付额外的费用 (X+C-W) , 从而用期权代替固定订单来满足多出的需求。另一方面, 如果真实需求小于Qi, 那么采购商损失一部分购买产品的成本, 但是避免了执行期权的成本, 然后对多余产品进行处理回收成本。
四、供应商的决策
在销售季开始前, 供应商必须决定各类型价格 (W, C, X) 和生产数量。我们用Y来表示供应商生产量。首先, 我们来推测一下采购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行为:
供应商确定价格 (W, C, X) , 然后发布;
每个采购商i根据 (3) 和 (4) 下订单 (Qi, qi) ;
供应商生产Y单位的产品, 然后将Qi单位的产品交付给采购商i, 剩余的产品为库存;
在销售季, 采购商i执行qi数量的期权, 供应商根据需要将剩余的产品交付给采购商。
根据供应商预见的市场需求Di, 采购商i购买的产品总数量为。那么, 供应商就有义务交付给采购商们总数为的产品。假定fz (z) 和Fz (z) 分别代表变量Z的密度函数和累计分布函数。那么根据所有采购商订货情况供应商期望利润为:
公式 (8) 前面4项是代表了产品销售、期权销售、期权执行和多余产品处理四项带来的收入。第五项为期权执行带供应商无法满足而产生的罚款, 最后一项是全部生产成本。在给定价格 (W, C, X) 下, 最优产量Y*可以从以下得出:
性质2:给定价格 (W, C, X) , 最优产量Y*可以从以下得出:
公式 (9) 也是从基本报童模型演变而来的, 其中C u=P-M, Co=M-S。那么, 对于供应商来说, 短缺成本是保证能有附加产品来源而支付的金额P-M, 而超额成本是供应商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单位残值的差。有一点需要注意, 供应商利润与库存水平选择是相互独立的, 产量与W, X和C独立。
在经典报童模型里, 供应商通过构建产能满足采购商订单, 也就是说, 供应商对于每个采购商要生产单位的产品, 此时采购商承担了所有需求不确定的风险, 供应商从采购商i那里得到利润
想要通过性质2找出最优产量, 最大的难度在于要根据给定{D1, D2, …DN, }的分布找出Z的分布函数。而采购商i所需的产品数量, 是区间为的随机变量Di, 其密度函数为: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的算法得出供应商最优产量:
最优产量Y*的计算:
输入:一组可行的参数R、W、X、C、S和P, 和{D1, D2, …DN, }的分布函数。
输出:最优产量Y*。
步骤一:通过 (3) 和 (4) 计算采购商i, i=1, 2, …, N, 最优订单值;
步骤二:通过 (10) 确定供应商对于采购商i, i=1, 2, …, N的产量Zi的分布;
步骤三:通过求解卷积问题, 找出Z的分布;
步骤四:通过性质2求出最优产量Y*。
五、结论
根据研究证明, 在一定条件下供应链采购中引入期权契约或者类似期权契约能够增加供应商和采购商的期望利润。而现有的期权采购契约研究中, 一般都是将期权工具与采购契约融合在一起, 形成嵌入式的期权契约。这种形式虽然利用了期权契约的特性给买方提供了一些柔性, 但是同时是期权契约的流动性大大的降低。本文扩展这个观点, 研究发现在销售季中增加采购商之间的期权契约交易能够进一步改善供应链系统运行效率, 分析了在一个期权契约市场中, 供应商和采购商是如何进行决策与行动的, 从而可以指导市场参与者进行期权契约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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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6
媒体及其报道既能对宏观和集体决策产生影响, 也能对微观和个体决策产生作用。媒体报道的宏观作用在公共政治和公共选择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考察。例如, Erfle and Mc Millan的研究表明, 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过后, 媒体报道改变了民用燃油与电厂燃油的相对价格, 原因是石油公司为了防范媒体报道可能引发的公众抵制及政府规制而主动约束价格的上涨。而Stromberg的研究则表明, 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随着广播听众的不断增加, 更多的救济金被
老师给小朋友讲故事一样。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开始, 这样才能引起大家的兴趣, 增加新闻报道的趣味性。那么, 怎么才能让电视新闻报道以故事化的开端开始呢?电视新闻报道的故事化, 它的定义就是报道者采用的是对话的形式或者是场景的设置的形式来详细的展示想要报道的新闻事件的重要的细节和生动的情节。富有戏剧性的开始, 才能让广大的受众产生浓厚的兴趣, 对电视新闻报道有更强烈的兴奋度。所以, 简而言之, 电视新闻报道者就是要竭尽能力的挖掘电视新闻中的故事性的相关的因素, 然后电视新闻报道者通过故事化的表现形式呈现给广大的观众。以故事化的表现形式报道的新闻可以更好的激发观众的内心的情感, 让观众随着新闻报道的发展而融入其中, 这样就很好的做到了吸引广大的观众, 提高了新闻报道分配到了广播听众较多的地区。
政治代理模型是考察媒体报道作用的重要方面, 这些研究重点关注在职公务员和能够从媒体获取信息的选民之间的关系。比如, 在Besley and Burgess的模型中, 媒体报道可以向选民提供政府绩效信息, 这导致政府更加关注公众利益。他们利用印度的数据进行了检验, 发现报纸的发行量越大, 则邦政府对公众利益的反映就越灵敏。而Besley and Pratt的研究则聚焦于政府俘获媒体的机会, 并发现这种俘获导致了无效率以及渎职。在他们的模型中, 政府是媒体信息的来源, 因此可以操纵信息。
的感染力。
以故事化的表现形式做节目的栏目也不少。例如, 山东电视台的一个栏目《拉呱》还有就是海南电视台的节目《热带播报——话题空间》, 这两个节目在播出不久后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收视率也大大的提高了。再加上这两个节目都是以当前最热的草根为主要的内容, 并且在表现形式上也进行了创新。所以使得这两个节目的趣味性大大的得到了提高。
想要更好的引起观众的兴趣, 增加电视新闻报道的趣味性, 那么就应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 在满足观众需要的同时也是让观众接受节目的过程。而且对于以故事化表现形式报道的新闻也迎合了观众的需求, 引起了观众的深度的关注与好奇心, 对于整个的电视新闻报道处在一种高度关注的状态, 进而全
此外, 新闻媒体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获得了初步的证据。陈志武的研究表明, 证券市场的发展程度、人均GDP、政府办事效率与新闻媒体自由度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腐败程度与新闻自由度也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 新闻媒体报道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
相比之下, 媒体报道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得到了更少的关注。在个体政治领域, Dyck and Zingales研究了新闻媒体对于企业高管处理“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 得出结论媒体对于企业的环境政策以及企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身心的投入。而且观众在观看电视节目时, 一般会选择自己喜欢的节目, 而故事化的新闻报道就是在观众换频道时抓紧观众眼球的利器, 然后让观众耐心的听故事。
提升电视新闻报道的趣味性, 有利于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 有利于激发电视新闻报道者的报道热情。所以电视新闻报道者要努力的从各个方面提升电视新闻报道的趣味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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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凤远.[J].青年记者.2009.
(福建省建瓯市广播电视台, 福建建瓯353100)
我们认为, Dyck and Zingales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同时对于本文也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 因此将在下面进行单独的介绍和评论。
陈志武初步考察了财经媒体报道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督作用, 得出结论财经媒体报道确实对上市公司起到了一定的监管作用。陈志武认为, 新闻媒体发挥作用有两条途径:首先, 媒体的报道监督会令被报道者进行自我约束,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 曝光能够令监督对象主动思考并重新调整其行为, 本身就把问题解决了一半。第二, 新闻报道能够对现有信息 (比如企业主动披露的信息) 进行质疑、调查和验证, 从而降低市场混浊, 让买方和消费者更好的判断商品和证券的质量和价值。
Baron则同时考虑了新闻媒体对公共决策以及对个体决策的影响。Baron研究了利益集团和企业以媒体报道为平台开展的信息竞争对公共行为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 利益集团和企业都试图通过向新闻媒体提供信息、影响新闻报道来影响公众舆情 (public sentiment) 并表达自己立场。作为个体的社会公众在模型里既扮演了公民型消费者的角色, 又属于公务员 (public officeholders) 中的一员, 他们基于媒体报道进行决策, 因此新闻报道同时影响他们的个体消费决策以及是否对企业的具有负外部性的产品实施规制的集体决策。利益团体和产业具有负外部性的信息比较优势, 都倾向于发布有利信息隐藏不利信息。新闻媒体能够组织记者进行实际调查以获取一手信息, 也可以从其他信息源获取信息, 并基于这些信息向公众提供新闻报道。而媒体出于自身服务公众的社会角色的考虑, 往往会有动机去偏见化其报道, 倾向于对企业实施管制的方向。这样, 利益集团就有动机去隐藏对其自身不理的信息, 而企业则由动机去披露全面的信息。
上述经济学背景的研究都遵循了商品的传统定义, 媒体只是一种纯粹信息的来源, 报道作为纯粹的信息商品只具有精确性 (accuracy) 一种质量。也正是因此, 如果媒体报道偏离了“准确”或“精确”标准, 则被称为媒体偏见 (media bias) 。
3 新闻媒体报道对媒体偏见及其影响
媒体偏见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媒体所有者偏好或价值观的反映, 可能来源于受众的娱乐或认知需求, 比如受众偏好与其政治或社会观点相一致的报道, 这就促使具有“要赢得受众好感”偏好的媒体做出偏见化报道以迎合受众需求。偏见还可能来源于媒体报道的供给行为, 比如编辑、记者等媒体成员可能认为媒体具有服务公众的责任, 出于职业责任以及影响公众的个人偏好, 记者们愿意牺牲工资去实践其偏好。Bovitz、Druckman和Lupia建立了一个媒体组织的科层模型来解释偏见的来源及其控制力量。他们认为, 媒体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取向是偏见的来源。如果没有这些价值取向对公共舆论的影响, 编辑必须接受记者基于自身意识形态的报道, 或者必须将一篇报道加以偏见化以迎合媒体机构所有者的意识形态取向。
Stromberg建立了一个规模报酬递增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 与小型低收入群体相比, 广告激励将促使媒体向大型高收入群体提供更多的信息, 而这些激励造成了媒体偏见, 能够影响公共政策。Baron认为, 媒体主动供给的报道偏见产生了两个效果:在社会经济效率方面, 媒体偏见同时减缓了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个体行为方面, 偏见将间接促使利益团体和企业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信息披露方式。
Baron进一步表明, 竞争比垄断导致了更多的媒体偏见。然而, 在假定偏见来源于需求方面之后, Mullainathan and Shleifer得出结论认为, 读者异质性要比竞争本身更能影响媒体偏见。如果受众对于某个话题拥有共同或相近的信念, 那么即使是完全竞争的媒体也不能提供精确的报道, 因为竞争导致了低价格以及共同的向受众偏见的倾斜;但是, 对于那些分歧明显的受众话题 (比如候选人的政见性议题) 新闻媒体会分割市场, 并向自己的受众倾斜。这样, 与一元化偏见相比, 在出现多元化的报道偏见后, 博览众家可以更好地保证信息的确切性。也就是说, 读者异质性要比竞争本身更能影响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4 结语
研究表明, 作为专业的信息提供者, 媒体报道及媒体偏见对行为主体的决策能够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既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和集体决策方面, 也存在于组织行为领域和个体决策方面。但是总体来看, 媒体报道对个体行为和决策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特别是媒体报道对企业决策的影响方面。
媒体报道之所以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具有重要作用, 是因为媒体报道能够向社会公众发送信息 (Signaling) 并影响受众的信息决策。在本文中, 这种信息传递能力也构成了媒体报道参与企业社会治理的能力基础。但是在上述这些研究中, 媒体报道的信息传递能力都是给定的, 是被预先设定好的;并且这些研究都将媒体报道视为纯粹的信息商品, 只有精确性一种质量。实际上, 媒体报道是通过一定的行为来传递信息的, 并且所传递的远不仅仅是纯粹的精确信息。因此, 对于媒体报道如何实现这种信息传递能力,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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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小红.西方国家新闻媒体同外交决策的关系.外交学院学报, 2011 (4) :52-57.
主体决策分析论文 篇7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参加2009年8月19日—2009年8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护理学会百年庆典大会”的国外和中国港澳地区17名护理专家作为访谈对象。其中英国4名, 美国2名, 澳大利亚2名, 加拿大3名, 中国香港2名, 中国澳门4名;职务:护理部主任3名, 部门运作经理2名, 病房经理1名, 行政委员1名, 护士长8名, 健康学院院长1名, 教研主任1名;职称:中级9名, 高级8名。由于涉及保密和隐私, 仅有8名受访者填写工作时间, 其工作时间为18.3年±12.4年。这些护理专家对高级护理模式有深入的了解, 涵盖临床和教育两大方面。其中有两位获得了开业护士 (nurse pravtioner, NP) 的资格, 分别是造口专业和急诊专业。
1.2 方法
本着自愿、保密的原则, 笔者与20名国外和中国港澳地区护理专家进行访谈及问卷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5个开放式问题:在您的医院, 临床护士能否下医嘱;若可以的话, 那护士可以具体下哪些医嘱?医生与护士所开医嘱有何不同, 表现在那些方面?在急救和ICU中, 若医生不在现场, 护士能否下医嘱?在您的医院, 临床护士能否开药?在您的医院, 临床护士具体的工作内容有哪些拥有独立决策权, 哪些是需要和医生共同决策的?第二部分是我国大陆地区医嘱中的31项临床护理措施的决策者进行选择。共收回17份匿名调查表。调查表采用开放式问题, 不会局限访谈者的思维, 有助于了解不同国家的高级护理模式, 得到准确的事实依据。
2 结果
2.1 临床工作护士决策权调查结果 (见表1)
2.2 临床护理措施决策主体调查结果 (见表2)
3 讨论
3.1 四国、两区临床工作护士决策权
欧美国家的护理工作起步早, NP在临床实践中扮演着护理医生的角色, 这样既可以为护士提供很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调动护士工作的积极性, 也避免医护跨专业带来的问题。在特殊情境下, NP具有处方权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开药[4,5]。护理专业协会和政府权威机构共同界定NP的工作范围, 为制定NP的合法名号和角色提供参照, 以确保护士能够胜任工作, 提供安全的护理服务[6]。NP的发展模式赢得了许多发达国家的认可, 并且得到推广, 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瑞士等国相继开展了NP人才[7]的培养, 形成了较完善的教育、培训、认证、聘用和评价体系, NP人才在其护理领域发挥着卓越的工作才能[8], 这为我国护理工作人员参与决策提供了很好的事实依据。
我国港澳地区20世纪80年代是由医院负责培养护士[9], 但由于医院附设护士学校的培训方式局限了护生能力, 不能适应现代护理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20世纪后大力发展高等护理教育[10], 培养了很多高级护理人才。随着护理教育水平的提高, 香港、澳门的护士与医生地位平等。在医院, 病房工作大部分由护士负责, 实施整体护理或全程护理;护理人员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每天跟医生查房、执行医嘱、观察病情、与病人沟通和健康指导等;护士与医生共同参与病程记录, 其书写的病历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3.2 四国、两区临床护理措施决策主体
在已列出的31项临床护理工作[11]内容中, 多数专家肯定了在其本国的医院中, 护士能够参与决策很多临床工作内容, 在护理职责范围内的工作拥有独立决策权。对于护理人员的学历要求、能力培训、资格认证等, 各个国家要求不尽相同, 但都是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不断反复修订, 日益完善, 逐渐形成一整套与本国卫生事业体制相适应的法规, 成为护理教育和护理实践的法定指导纲领。多数专家基本肯定了护理人员的独立决策能力。国外对护理人员能够独立决策的工作内容已经明确, 而我国目前对护理工作决策主体的定位尚不明确。
4 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