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法时代

修法时代（共4篇）

修法时代 篇1

引言

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构想,并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于是中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立法时代。3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09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涉及59部法律的141个条文。这些修改与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集中废止8部法律的规定一起,被誉为中国集中清理法律的第一次“包裹立法”。这次对我国近70部法律的“集中修改”,特别是对59部法律中的字词修改,标志着中国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即与“粗放型”立法时代全然不同的“精密型”修法时代。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1),司法语言建设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部分正日趋完善;中国的法学教育已由“理论型人才”的培养转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法律语言学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法学的二级学科;新型的法学人才已经上岗。

一个学科的产生、发展,一定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萌生、成长的。30多年来,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正是沿着中国社会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轨迹,在社会需求的推动下不断深入。

一立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与“收获”

20世纪80年代初,一方面立法数量激增,我国许多法律法规从无到有;另一方面国家迫切需要一支规模宏大、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队伍。政法院校开设的“现代汉语”课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春江水暧鸭先知”,政法院校教语言课的教师们首先感悟到时代使命的挑战,相继开设“司法文书”“法律语言基础知识”“法庭演讲与辩论”等课程,开始了在法学和语言学交叉园地上的耕耘。他们在法律语言教学和科研实践中积累总结经验,收获了成果。早期(2000年之前)的代表作(包括论文、专著和教材,按时间顺序)主要有:《关于法律语体的几个问题》(潘庆云,1983)、《应该建立法律语言学》(陈炯,1985)、《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宁致远、刘永章,1988)、《法律语言艺术》(潘庆云,1989)、《法律语言———立法和司法的艺术》(刘素贞,1990)、《法律语言概论》(华尔赓等,1995)、《法律语言与言语研究》(姜剑云,1996)、《法律语用教程》(彭京宜,1996)、《法律语言学教程》(王洁,1997)、《法律语言学概论》(陈炯,1998)、《法律语言学初探》(李振宇,1998)、《法律语言研究》(王洁,1999)。编著者都是积累了一定教学经验、具备一定的法律语言交叉学科研究能力、热爱法律语言学学科建设的高校教师。这些成果从多元化交叉学科的不同视角初步构建了中国早期法律语言学的学科体系,揭示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这些成果来自于教学和法律实践,用于教学和法律实践,使学生把所学的法律知识转化为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做出了贡献;这些成果至今仍能为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精密修辞和司法语言规范化服务。

20世纪以后,法律语言研究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吴伟平,2002)、《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法律语言学研究》(刘蔚民,2003)、《法律语言学》(杜金榜,2004)、《中国法律语言鉴衡》(潘庆云,2004)、《立法语言学导论》(陈炯,2005)、《法律·语言·语言的多样性》(王洁、苏金智、图里,2006)、《法律语言学》(孙懿华,2006)、《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判词语体论》(刘素贞,2009),显示出法律语言研究成果之丰硕。

新人新作在前人的基础上已有突破和创新,他们是一支有博士学位或者是指导法律语言学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导师队伍,是当前建设法律语言学、培养法律语言人才的主力军;而老一代中的陈炯(可惜已英年早逝)、潘庆云、刘素贞、孙懿华仍笔耕不缀,他们的新作更具法律语言研究的学术功底,在向更高的境界迈进。

例如孙懿华(1995)在《法律语言概论》“立法语言表达技巧”一节中,研究了规范性语言表述特征及规律。时隔11年,在专著《法律语言学》(2006)中,她对这一内容又做了细化和完善,具体阐释了这种特殊句式遣词造句的语言规律。

《法律语言学》(刘红婴,2003),该书在研究方法、内容挖掘、理念创新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仅就“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一章来说,对“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对于”句、“是”字句、“以下”句等语句模式在立法语言中的功能、用法、法理逻辑根源等分别进行了具体的阐述。这些具体的研究成果能直接为今天的修法服务。

陈炯(2005)《立法语言学导论》“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畴”一节中阐述:“严格意义上的立法技术,是指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技术。”又引潘庆云的观点:“对立法技术的考察,可以从宏观和微观同时进行。宏观层面即法律体系中各单项法律之间和谐一致,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整体,重要法律和部门法之间形成科学的分类组合和统一形式。微观层面即考虑某项法律乃至这项法律的每一个条文的科学严密性和完整性的统一。”这些结论可以作为今天修法的依据。

杜金榜的《法律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由法律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成书的著作,研究视野开阔,研究内容有新意。

《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研究———以〈唐律疏议〉为例》(王东海,2007)是训诂学、词汇语义学、术语学与法律语言学相结合的交叉研究。该书第一次对古代法律词汇语义系统的面貌进行全面描写尝试,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创新之处颇多,使传统法律词语的个案考证式研究转入到系统描写的层面。该书的研究方法是法律语言研究现代化、科学化的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板。

这些成果无疑都是构建法律语言学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的重要元素,也是今天具体操作修法时可资借鉴的理论和方法。

《法律语言的文化解析》(彭京宜,2001)是众多法律语言著述中唯一从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来讨论许多热点问题的著作,显示了作者把法律语言与法文化打通讨论问题的研究深度和研究能力。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耕耘成果是客观存在的,研究者们“以语言学理论体系为路径,揭示法律语言的词汇特点,词法特点,句法特点;以观察问题的层次(法律语言与法文化的视角)为路径……展现研究者登高望远的视野和辛勤耕耘的深度;以法律制度的路径,从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两个基本范畴切入,探讨立法语言的总体特点、句法结构和程式化特点,分析司法文书、司法谈话、司法演讲及法庭辩论的特点和方法等。这就使法律语言作为新兴学科一亮相便显现出自己清晰的面廓和容貌”(彭京宜,2001)。

多元化交叉学科的耕耘,虽然角度不同,但法律与语言关系的法哲学逻辑起点相同,归宿相同,基本观点有共识:法律语言作为法律的载体,它是表述法律内容的语言。法律语言和法律之间是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法律内容决定其语言形式,一定的语言形式为一定的法律内容服务,从这个法律逻辑起点出发,我们认识到:法律语言学是研究法律语言的科学,它揭示(展示)出为表述法律内容服务的法律语言形式是怎样一套使法律走上经得起无懈可击的推敲和稳定轨道的话语体系。将这个话语体系“写”出来的人,是立法者;将这个话语体系实施兑现的人,是司法者;研究这个话语体系生成规律的人,是法律语言的研究者(钱冠连,2006)。从立法到法律的实施,法律语言以书面语体和口语语体的语言形式在法律语境中运行。立法语言属于立法技术范围;司法语言属于诉讼活动的语境范围。法律语言研究的对象是系统而又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小到一个标点符号、一个字、一个词;大到句子、语段、语篇。

法律语言学具有法学和语言学交融的学科性质,它的学科构成在理论方法上具有法学和语言学的双重理论方法基础;法律内容对语言表述的要求或限制形成了法律语言的运用规律;语言在进入法律语境时会发生某种变体,也会约定俗成地形成某些特有规律;法律语言是一个既相对稳定又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中的词汇,尤其是法律专业词汇术语体系,会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变化。

这些研究都体现了法律与语言、内容与形式的名实融合关系,既要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做本体的静态研究,又要对法律语言应用做动态的变异研究,既可以借助法律语言语料库,用统计量化、排查聚类等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对法律语言的话语体系进行有目标的“体检”和梳理,也可以从语法、语义、语用的角度,用分析描写的方法对某一具体的法律语言语料做具体研究。

(二)“粗放型”立法语言的状况与法治进程

“粗放型”立法满足了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但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我国立法语言的瑕疵,甚至是大毛病(硬伤),这应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经路段。于是国家相关部门才有了“精密型”修法的对应策略出台。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语言的学科任务摆在了眼前。

《中国当前立法语言失范化之评析》(刘大生,2001)一文指出,中国立法语言不规范的种类有:动宾搭配不当,标点符号错误,逻辑不通,存在歧义,风格不当等。值得赞许的是,文章指出:“立法语言失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轻视对立法语言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建议在大学法学专业本科开设法律语言课,研究生阶段设立法律语言专业方向。就我所知,2010年8月,中国政法大学法理学法律语言方向的硕士毕业生已考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高级金融律师事务所等单位。既懂法律又懂法律语言学的新型人民法官、律师已经上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1998年开始招法律语言学方向硕士生,2002年杜金榜教授开始招博士生。

因涉及法义性质的关键词使用不当,或因法律内容的修改和完善带来语言表述的修辞斟酌,首先由法学家论证完成,是这一时期立法语言状况的另外一种表现。

从1980年到2010年的法律语言发展过程中,贯串着一条主线:从注重数量到提高质量。这自然会涉及到对某部法律某一条款的内容做补充完善的修改,同时带来对修改内容表述如何修辞的斟酌。以“诉讼法”为例,彭真曾亲自拟定逮捕条件。中国政法大学樊崇义教授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刑事诉讼法立法、修法的全过程,他回顾了逮捕条件30年的历史变迁(2):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1997年将“对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改为“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1998年对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明确为同时具备三种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查证属实。

这个过程法学家们感悟到的是:“每一次修改逮捕条件,都意味着我们对于强制措施性质和功能的认识更进一步”;这也说明了立法语言由粗到细、由失范到规范的过程。我国立法语言的变迁和新旧法律词语的更替,是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深入产生的,而每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语言都有它自己的时代印记。

从“法制”到“法治”,法学家李步云(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之论证了二十年。从“法制”到“法治”仅仅是一字之差,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精密修法”要求立法学家提高立法语言水准,在试拟稿的程序阶段消除立法语言瑕疵。立法语言水平标示着中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程度。

(三)“失范”司法语言现象与法治文明建设

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法律专业术语“人犯”到拘留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是立法语言失范延伸到司法语言失范的例子之一;审判语言失范的一个著名例子是,一起盗窃案中,被告不交代作案时间,办案人员到其家中向被告妻子询问取证,证明被告凌晨2点到4点不在家。再开庭审理时,被告仍不供认作案时间,法官一拍桌子高声叫道:“把他老婆带上来!”旁听群众哄堂大笑。类似水平的讯问语言中,预审员翘着二郎腿说:“你说!说呀,不说照样让你吃花生米(枪子)!”这是法官审判语言和预审员讯问语言失范现象的例子,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时间印记。从“把他老婆带上来”到“传证人到庭”,从“吃花生米”到讯问过程全程录像监控措施的执行,司法语言规范化走过了一个漫长路程。

《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廖美珍,2003),作者做了大量的法庭语料统计和量化分析。这些语料采集自中国司法改革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审判法庭,但仅就法庭调查阶段法官打断被告人话语的状况说明:“中国的法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庭审的实体调查,而不是履行仲裁人的职责。在民事审判中,打断行为基本上属于法官;在刑事审判中,打断则主要属于法官和公诉人。这一点表明,法庭互动是不规范的。”(廖美珍,2003)。中国的司法改革要落到实处,司法人员的法治文明素质要提高,司法理念要转变。虽然司法改革已经进入“无罪推断”的法定程序,但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司法习惯仍然在“有罪推断”和“无罪推断”之间徘徊。

《将“狗急跳墙”扫出法律文书》(贺卫方,2002)指出了法律文书语言的失范。法学家的呼吁是针对司法改革进程中法律文书中存在的不规范的语言现象发出的:不能用情绪化的不文明的法律文书用语形容犯罪嫌疑人,“丧心病狂”“心狠手辣”“狗急跳墙”之类的有损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和法律地位的语言要统统去掉。“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法律要靠人来执行。这就需要法律人拥有一种独立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用法律的方法、法律的思维、法律的语言来履行职责的能力和职业道德习惯。(3)

二“修法时代”的法律语言研究

(一)“精确型”修法的语言“找补”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也标志着法治发展进入新阶段”(韩大元,2010)。法学界从修法的角度给这个新阶段提出一个说法:“精密型”修法时代的第一步。法律语言研究终于提到国家日程上来了!“找补”是个轻巧的口语词,然而对59部法律的语言表述梳理却是个大工程,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小技”不修,“大法”不通,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部“国家机器”,它的每一个部件和螺丝钉都不能有问题才能有效运转。“找补”工程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如法与法的衔接表述问题、语法语义语用问题、概括与具体问题、歧义问题、语体色彩问题、标点符号问题等等。

以“对、对于”一组近义词在《刑法》中的使用现状的梳理为例,1997年版《刑法》条文共451条,56689个字,其中“对”使用224次,“对于”使用25次,通过梳理我们建议:

1. 一般情况下,立法语言选择用“对”不用“对于”;

2. 删除“对”后,并不影响法意表达的可以不用“对”;

3. 不该用“对”的地方(比如该用“给”“向”)用了“对”,产生了语法错误,应该清理。

4.《刑法》中25次使用“对于”的句子,都可以改用“对”(并不影响法意表达)。

全国人大法工委自成立“立法语言专家咨询委员会”以来,除了领导小组专家为国家每次出台的法律草案审阅语言文字使用规范化的问题,还积极组织专家研讨立法语言规范化的相关问题,为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项目做科学的调查研究工作。2010年初列出了需要专家辨析的近义词词语有25个项目,每个项目由2~3位专家完成。“立法技术规范化标准”的具体内容在此不便引用,但规定非常具体,已经可以操作了。这个项目出台后,我国立法语言规范化将有具体的国家标准。

(二)司法改革与司法语言建设

2010年6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律师执业行为规范》后,我国司法语言建设进程中的又一大进步。与进入修法时代的立法语言研究相比,司法语言失范的语言现象从形式上看被清除得更快些,规定也很具体。比如《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第五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基本载体,同时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聋哑人语言以及地方方言”;第六条:“检察机关文明用语包括检察业务和综合工作中涉及的接待、询问、讯问、出庭、宣传和群众工作等执法和工作用语。”并在第七至十三条中分别就上述分项用语做了具体规定。

在高法、高检出台的这些法规背后,我们能感悟到我国法治文明建设的进步,国家要求司法人员使用司法语言时,要遵循宪法和法律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和人文关怀。这些规则确实带来了我国司法语言的新面貌:法律文书中的“狗急跳墙”之类用语早就被清除,“人犯”一词在法条中一用17年,一旦被提出,像文虱一样被掐死拿掉。“说理”已成为改革司法文书使用词汇的高频词。在2010年6月3日北京东城法院审理的一起晚辈合谋“算计”房产、姥姥起诉反获支持的案件中,法院提倡遵守社会道德。判决书中引用了《孝经》:

我国早有百善孝为先的古语,“孝”有孝顺、善待父母之意,古代以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儒家经典《孝经》把孝誉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由此可见,“孝”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是天经地义、人之美德,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更加提倡。结合本案,陆老太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张女士作为陆老太的女儿,理当孝顺父母,从陆老太处购买房产后,不给付房款,且在法院判决后拒不执行,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社会道德。(4)

司法语言建设的方方面面,都给研究和关注司法语言的人这样一种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需要文化支持,尤其是法文化的支持;中国传统法文化源远流长,从来没有中断过。“德育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都是非常注重法、理、情三者一致的。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国的调解语言时,尤其会感悟到中国的调解语言中包涵着这种植根于中国法文化沃土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也应注意不把传统法文化中的糟粕带到今天的法治社会,比如“刑讯逼供”这种司法语言的恶习流毒,有时仍会侵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肌体,这是研究司法语言必须给予关注的。

在法庭审判环节,语言证据的分析认证在审判程序上仍然缺失;从与世界接轨的视野来判断,这既是中国法庭审判程序的缺失,也是中国法庭审判语言规范化的缺失。2007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与郑州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召开了中国首届言词证据分析认证及司法运用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张宝生教授到会做了相关报告,现在他的博士后邹玉华教授正在做这个课题的攻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吴伟平博士的《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一书是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权威。就我所知,刘蔚民教授关于语言证据的研究正在深入进行,而且已有这方面颇具影响的文章发表。

(三)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与精品教材编写

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建设、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精品教材的编写、理论联系实际的专项课题研究及其成果的转化等等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相互支撑互为发展的关联整体。就中国的法学教育而言,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有不同。不少法学家撰文指出:法学专业的在校学生虽然学习了比较系统的法学知识,但作为法律职业人所需要的独立思考和语言运用能力却存在着缺憾。因此,应该对法学专业的学生加强法律实践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加强法律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这是法学家们的反思,也意味着语言学和法学联姻与世界接轨的契机。

世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共性是:法学教育基本上是职业教育,科学知识和人文素质融入职业教育过程之中;法学教育由大学专业学生和职业培训及实习两至三部分组成,在后一两个阶段重在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训练;法律实务界承担职业培训及指导实习任务,因此也是法学教育机构的组成部分。这些值得我们借鉴。

美国法学院课堂教育的五个“中心”是: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案例分析为中心;以师生互动为中心;以本土制度诠释为中心;以实用主义为中心。

中国法律职业基本技能培训的基本内容是:

为了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需要根据上述内容立项编写一本适应当今社会需要的法律语言精品教材。项目研究的主要思路是:从法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切入来设计教材体例和内容。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分别按其客观规律进行设计。立法语言部分要加强对立法语言本体规范化、现代化的研究,修法语言技术、修法梳理的内容和方法等内容要纳入教材;司法语言按司法程序可以分为司法语言总论、法庭语言、司法文书语言等多项内容。项目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主要是对法律语言的使用现状做深入艰苦的实际调查研究,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得出具有一定科学依据和实用价值的成果,能为培养复合型法学人才和培训司法人员服务。

三法律语言研究的未来发展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为新的起点,中国的法律语言研究必然要服务于新的社会需求,这使法律语言学科面临新的学科任务。总的说来,立法语言精密化的修改工程任务比较重,法律内容方面所做的调整带来文字上或繁或简或修辞上的改动,可以由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共同来完成。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者们应该用现代化科学化的手段,首先对以宪法为核心、以七部大法为构架的法律体系主干分别一一梳理。也只有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利用计算机语料库的方法建立立法语言语料库,进行有目标的排查检索,才能对法律文本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偏误进行修正;或者就法律语言的某些规律做统计量化研究,对某一特定法律内容的特定语言表述形式得出科学的结论,使其在立法语言体系中的位置和功能固定下来,使整个立法语言体系的稳定规范有据可依。

香港城市大学的邹嘉彦、冼景炬(5)、王培光较早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手段在法律语言研究方面取得许多优秀成果。如《香港中文判决书的语言问题》(王培光、冼景炬)、《香港法庭翻译研究》(冼景炬、程乐)。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近年来致力于法律语言的定量化与实证研究。中心建立了三亿多字的立法语言和司法语言语料库,以法律常用词为研究对象,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提取了大量常用词构成的固定表达句式,在此基础上着手编纂《法律常用词词典》,这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材料。

当今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中涌现许多新的优秀人才,并有知名的法学家加入,他们具备相当的研究能力,也有研究生人才资源,可以以课题组的团队形式进行法律语言的科学研究。

显然,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学科任务是学科发展的生命。“需求”和“任务”已经指明了法律语言的研究方向,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形成的法律语言研究队伍,正以现代化、科学化的研究方法,追赶并实现着中国法律语言规范化的最终目标,为实现中国社会的法治文明作出贡献。

摘要：本文以“立法时代”与“修法时代”为界,从立法语言、司法语言、法律语言教学与新型法学人才培养等方面,回顾30年来中国大陆法律语言研究走过的路程,并展望其未来发展。

关键词：立法时代,修法时代,法律语言研究

参考文献

[1]陈炯.二十多年来中国法律语言研究述评[J].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2]李振宇.法律语言学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鲁生.从立法时代跨入“修法时代”的第一步[N].检察日报,2009-08-31.

[4]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5]王东海,王洁.“一库三典”的法律语言研究资源建设[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4).

[6]吴邦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工作报告[R].中国人大网,2010-03.

[7]邢欣.国内法律语言学研究述评[J].语言文字应用,2004,(4).

[8]赵文彤,艾群.专家学者探讨“法治”建设如何与中华文化相融[N].检察日报,2010-07-12.

土地修法重在合理分配增值利益 篇2

点评:业内普遍推测, 此次修改, 主要内容是提高征地补偿数额, 提高额度可能至少为现行标准的10倍。修正案也为《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的尽快出台铺平了道路。

土地修法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后的必然制度准备。城市化的巨大增值效应, 首先体现在被征收土地价值的上扬中来, 并因此产生了许多分配问题。一方面, 被征收土地多属于集体土地, 但集体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市场还没有形成, 拥有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农村和农民缺少主体资格, 因此, 在实际征收过程中, 常常处于弱势地位, 其合理分享城市化增值利益的权利, 有时不能得到有效保证。

另一方面, 现行土地管理法中对于被征收土地的补偿规定,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土地的升值趋势。比如,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中规定, 征收土地的,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这一规定相较于被征收土地经招拍挂后的价格, 差距过大。巨大价格落差, 既不利于土地的再开发利用, 也是土地纠纷增多的一个潜在原因。

城市化红利, 理当全民分享。从目前土地管理实践看, 提高对集体土地使用权一方的征收补偿尤为迫切, 这也应是此次土地修法的着力点所在。提高征收补偿标准后, 不仅农民可以得到更多利益, 减轻其失地之忧, 而且对于土地市场也会形成间接影响。征收补偿标准的提高可能带动招拍挂市场价格的提高, 变相提高开发商拿地门槛。沿用过去以较低成本囤地, 等待时机牟取高利润的做法, 需要更多考量。

修法时代 篇3

正方 不应歧视营利性民办教育, 应给予更多鼓励

列席的全国人大代表李光宇认为, 应当在法律中明确“从事学历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 享受比高新技术企业更大的税收优惠”。

反方 教育是公益的, 不能让“贵族”挤占公平机会

刘政奎委员:“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如果也可以营利性办学, 就会出现更多的‘贵族学校’, 怎么体现公益性原则?又怎么实现均衡发展?所以对营利性民办教育必须有所限制, 不能全面放开。”庞丽娟委员:“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这是教育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追求。”

修法时代 篇4

修改背景

1. 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 必须通过修法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是实施科学发展的组成部分, 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基本任务, 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必须通过修法提升安全生产工作的摆位, 切实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第一,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世间万物, 生命最宝贵。百业兴旺, 安全最重要。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2013年以来至2014年8月31日安法修改之前, 我国接连发生了吉林省吉煤集团通化矿业集团公司八宝煤业公司“3·29”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 (53人死亡) 、山东保利民爆济南科技有限公司“5·20”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33人死亡) 、吉林省长春市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6·3”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 (121人死亡) 、山东省青岛市“11·22”中石化东黄输油管道泄漏爆炸特别重大事故 (62人死亡) 、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 (40人死亡) 、江苏苏州昆山市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8·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当天造成75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30日报告期、共有97人死亡) 等6起特别重大事故, 给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第二, 安全生产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安全生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 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国内生产总值 (GDP) 要比2010年翻一番, 人均收入翻一番。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匹配的, 还有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安全生产状况根本好转, 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条。主要是指亿元GDP事故死亡率、工矿商贸10万就业人员事故死亡率、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道路交通万车死亡率4项相对指标, 要达到甚至超过中等发达国家。假如生产安全事故仍然多发易发, 群死群伤事故接连不断, 那就不能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第三, 安全生产事关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建国以来, 尤其是原《安全生产法》施行以后, 全国因安全生产事故被免职或者调离的党政负责人不在少数。仅2013年发生的49起重特大事故和2014年已经结案的25起事故, 就追究1 613人, 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09人, 党政纪处分1 099人 (其中省部级6人、厅局级72人、县处级298人) 。不仅国内如此, 国外也是这样。2014年5月13日, 土耳其索玛地区一煤矿发生的恶性矿井瓦斯爆炸事故, 造成301名煤矿工人死亡, 被称为土耳其历史上最严重的矿难事故, 引发民众对政府的愤怒与不满。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等全国多个地区发生学生、群众或者反政府示威游行, 示威者要求总理辞职, 并与警方发生冲突。2014年4月16日上午, 韩国客轮“岁月号”沉没, 造成304人死亡或失踪。韩国总统向全体韩国人民道歉, 政府的支持率从71%下降到47%, 韩国总理于当地时间4月27日召开发布会, 称自己应对沉船事件负责, 宣布辞职。

2.安全生产工作必须进一步加强, 通过修法明责、建制、架红线。

目前全国安全生产形势虽然保持了稳定好转的势头, 但形势依然严峻。据统计, 全国生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从2002年107万起、近14万人的最高点, 到2013年减少到30.9万起、6.9万人。尽管总量有了很大的降幅, 但全国平均每天还要发生事故850多起、死亡190人左右, 还有大量的伤残人员和职业病患者, 数字触目惊心。这些事故的发生, 暴露出一些地方和企业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把关不严, 安全责任体系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到位, 安全监管执法不严、非法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以及安全基础薄弱、事故应急处置不力等突出问题。受当时立法的限制, 原安法没能将以人为本作为立法宗旨, 没能把安全确立为发展的前提, 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不够完善, 监管措施还不够有力, 法律责任也不够严厉, 与近几年出台的相关法律法规不衔接, 还不能很好地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3.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提出一系列新要求, 通过修法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安全生产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 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作出了一系列决策部署, 有力地推动了安全生产工作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严格市场准入的安全标准、加大安全生产考核的权重、强化基层安全生产执法力量等几个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针对发生的一些重特大事故,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批示指示:一是坚守“一条红线”。人命关天,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二是建立健全“一个责任体系”。党委要管大事, 发展是大事, 安全生产也是大事, 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亲自动手抓。要抓紧建立健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三是坚持“三个必须”。要把安全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 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必须管安全, 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 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工作。四是做到“四个到位”。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采取有力措施, 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 把问题解决在基层, 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五是严肃事故调查处理和责任追究, 用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生产工作, 做到“一厂出事故、万厂受教育, 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

近几年, 为保障安全生产形势的根本好转, 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攻坚治本的重大决策和举措, 相继制定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4]2号)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2010]23号) 和《国务院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的意见》 (国发[2011]40号) 等重要规范性文件, 这些文件对规范安全生产工作, 预防生产安全事故提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将其中管用的政策措施上升到法律制度。例如:安全生产标准化、注册安全工程师制度、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隐患排查治理挂牌督办制度、安全生产“黑名单”制度、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制度等。这些重要举措都是经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 有必要上升为法律规定。

修改的总体思路和基本原则

《安全生产法》修改的总体思路是: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和山东青岛“11·22”事故现场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体现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二中和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体现多年探索出的安全生产制度创新和工作创新成果。重点研究好、解决好4个方面的问题:

1.切实解决好安全生产和安全监管的“摆位”问题。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指示精神, 实施安全发展战略, 强化红线意识, 强调以人为本, 提升安全生产“摆位”;落实预防为主的方针, 提出并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强化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的落实。使《安全生产法》修改出台后, 各行业领域的企业能够深切感受到法律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更严、标准更高, 从而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依法加强自身安全生产工作, 促进安全生产整体水平大幅度提升。

3.确立安全监管执法部门的地位, 明确综合监管的工作职责, 牢固树立执法权威。加大政府监管和部门执法力度, 尤其是要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基层执法力量的要求, 强化基层特别是县 (市、区) 、乡镇、街道和开发区的安全生产执法力量。

4. 强化责任追究。一方面要强化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治理的责任, 规定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 促进事故预防工作到位;另一方面要强化事故责任追究, 明确两类主体、四个事故等级、八项罚款处罚的法律明文, 让人一目了然。

按照上述总体思路, 修法遵循了五项原则:一是“顶层设计”的原则, 创新和完善安全生产基本法律制度;二是“修改”的原则, 保持现行《安全生产法》的框架不变, 在内容上进行补充、完善, 部分条款保持适度超前, 能满足今后十年左右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三是“适当细化、缩小空间, 增强可操作性”的原则, 在认真总结原《安全生产法》实施以来取得成效和存在问题的同时, 根据新形势下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需要, 对有关内容进行适当的细化, 增强可操作性, 便于法律的执行;四是“求同存异、适当集中”的原则, 针对安全生产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作出法律规定, 对个别地区存在的问题, 法律不作规定, 给地方立法留出空间;五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的原则, 把国务院《决定》《通知》《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的政策措施法律化、制度化, 重点是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

修法的主要历程

第一, 2011年7月27日, 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明确要求要加快修改《安全生产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6月13日成立了安法修订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12月30日提交《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草案 (送审稿) 》, 报请国务院审议。

第二, 2012年6月4日, 国务院法制办网上公开征求社会各方面对安法的修改意见。2013年9月25日, 国务院法制办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正式提请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第三, 2014年1月15日, 国务院第36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1月24日, 李克强总理签署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的议案》 (国函[2014]16号) , 正式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

第四, 2014年2月25—27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进行一审。受国务院委托, 杨栋梁同志对草案作说明。2月27日上午, 会议分组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修正案 (草案) 》。

第五, 2014年3月20日下午, 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双周协商座谈会, 就“《安全生产法》修正”问题进行座谈交流。俞正声主席主持会议。杨栋梁同志汇报了《安全生产法》的修改情况。

第六, 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 法律工作委员会, 法律委员会组织对《安全生产法》修正案调研、审议。

第七, 2014年8月26日下午,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第十次会议, 分组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 (草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