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法学的定义

历史法学的定义（共5篇）

历史法学的定义 篇1

所有者权益是基本的会计要素，但时至今日，会计学界在如何定义所有者权益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大争议。以往的所有者权益定义大都强调所有者权益与资产负债的数量关系，其实要构建令人满意的所有者权益的定义，关键在于揭示出所有者权益的内涵。本文试图从法学的视角来透视所有者权益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给出一个所有者权益的定义。

一、所有者权益属于财产权中的所有权

在传统民法财产权制度中，物权和债权是最基本的类型，按权利是否受到限制，物权又分为所有权(其权利不受限制)和他物权(其权利受限制，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有者权益作为财产权体系内的一种权利，不属于债权而属于物权，又因其权利不受任何限制，因而不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而属于所有权。

二、所有者权益的构成要件

任何权利的构成要件都包括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三方面，以下将通过讨论所有者权益的构成要件来透视其内涵。

（一）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由于所有者权益是一种所有权，因而它与一般的所有权一样，是与相应的所有权凭证紧密融合的，有一定的所有权凭证，就有相应的所有权，没有一定的所有权凭证，也就没有相应的所有权。因而，只有发生了企业向资源所有者授予股票或出资证明书等所有权凭证的事实之后，企业与资源所有者之间的所有权关系才在法律上得以确立。既然如此，那么享有所有者权益这种所有权的标志，就是且只是取得企业所发行的股票或出资证明书等所有权凭证。换言之，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是且只是企业所发行的所有权凭证的持有者(即股东或业主)。

需要说明的是，物质资源所有者固然只有在取得企业所发行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后才能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即便是人力资源所有者，也同样只有在取得企业所发行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后，才能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然而，近年来在学术界却普遍流传着一种看法，即认为人力资源的自身属性决定人力资源所有者可以享有企业的剩余权益从而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在现实中，资源所有者在将其资源提供给企业而于当期从企业所换取的，至少有三种不同性质的对价：1.企业所签发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2.企业所签发的债券等债权凭证;3.企业的某种资产。例如，一个现金所有者将其现金提供给企业而于当期从企业所换取的，可能是企业所签发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或是企业所签发的债券等债权凭证，或是企业的资产(如产品)。同样，一个人力资源所有者将其人力资源提供给企业而于当期从企业所换取的，也有可能是企业所签发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即股权性薪酬)，或是企业的资产(即人力资源所有者在向企业提供人力资源的当期就从企业取得了相应的现金等资产)。也就是说，无论是物质资源所有者或是人力资源所有者，其将资源提供给企业，都并不必然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而有可能是成为企业的债权人，甚至有可能既不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也不成为债权人(在当期即从企业换取了现金等资产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而资源所有者在向企业提供资源后能否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或债权的权利主体，取决于交易双方协商谈判的结果是企业在接受资源的当期向资源所有者签发所有权凭证，还是债权凭证，或是现金等资产。其实，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强，或者人力资源的专用性高，只不过意味着人力资源所有者享有企业剩余权益的可能性大，而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源所有者一进入企业，一开始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就可享有企业的剩余权益，人力资源所有者享有企业剩余权益的可能性，需经一定的实质性环节(即换取了由企业所签发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才能转化成为现实。事实上，即使是具有高度专用性或稀缺性人力资源的所有者，如果其所在的企业未实行股权激励制度，也不会成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总之，无论是物质资源所有者还是人力资源所有者，都只有在其将资源提供给企业并从企业换取了股票等所有权凭证，才意味着其成了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那种认为人力资源所有者一进入企业就成为所有者权益权利主体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二）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

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就是所有者权益这种所有权所指向的对象。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内容，就是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主体对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所享有的权利。显然，企业的股东或业主“占有着企业”;“使用企业”(即经营企业)的权利归属于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企业的收益”(净利润)归企业的股东或业主;企业的股东或业主可“处分企业”(即处置或出售企业)。这就是说，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权利内容是企业的股东或业主对企业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对独资企业来说，业主对企业独享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对非独资企业来说，全体业主或股东对企业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

然而在会计学界，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资产的观点却是比较普遍的。如“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所有者对资产的要求权，通常表现为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差额”等观点。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认为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是企业资产的学者实际上是混淆了“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可称之为“企业资产权”)和所有者权益即“所有者对其企业的所有权”这两种不同的权利。

按照笔者的理解，所谓企业资产权，就是一种以“企业”为权利主体而以“企业资产”为权利客体的权利，其权利类型属于物权，具体包括：1.所有权(企业对那些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资产的权利，是物权中的所有权);2.用益物权(企业对那些权利受到限制的资产的权利，则是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比如企业对其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权等资产的权利)。对此界定需作几点说明。

第一，企业资产权的权利主体是企业，而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或债权人。在法律上，企业是一个独立于其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有自己目标和意志的法律主体，是企业而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或债权人对企业资产行使相应的权利。以一个用现金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投资者为例，其现金一旦投资于公司，即已丧失了对该现金的所有权，转而持有公司的股票从而享有对公司的所有权，而此时公司则依法取得了该现金的所有权。

第二，企业资产权的权利客体是企业通过各种渠道形成的资产，而不仅仅是所有者投资进来的资产。企业的资产，可能是所有者投资进来的，可能是向银行借来的，当然也可能是企业运用已有的资产赚取回来的，等等。但不管其源于何种原因，只要是企业的资产，企业就完全可以为企业自身的目标按照企业自己的意志对其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这些资产的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话)，或者对其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如果这些资产是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权等用益物权的话)。比较企业两笔权利没有受到限制的现金(一笔是所有者丙投资进来的，一笔是向丁银行借来的)。这两笔现金，在进入企业之后，其所有权也随之由丙、丁的手中转移到了企业的手中，企业完全控制着这两笔现金，企业可以用其发工资、买材料、买股票、偿还债务等，其所带来的收益归企业所有，其所遭受的损失(比如被火烧掉)由企业承担。至于这两笔现金的原所有者，其现金一旦被投出或贷出，就已丧失了对所投出或贷出现金的所有权，转而通过持有企业的股票等所有权凭证而获得对企业的所有权，或者通过持有借据而获得对企业的债权。很难设想如果一个将现金投入到企业的投资者仍然对该笔现金拥有所有权，一家将现金贷给企业的银行仍然对该笔现金拥有所有权，从而对相应的现金继续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企业还能正常运作和存续。在这里，企业与丙、丁之间实际上是进行了一项交易———买卖现金所有权的交易，对丙来说，其将现金“卖”给企业，企业则以股票等所有权凭证交给丙作为丙所卖出现金的对价;对丁来说，其将现金“卖”给企业，企业则以债权凭证交给丁作为丁所卖出现金的对价(事实上，从法学意义上看，丁此时在企业享有的债权所指向的对象，已经不是它贷给企业的那一笔现金了，而是企业的“给付行为”)。

第三，当前学界所使用的“企业法人财产权”或“企业法人所有权”概念并不能准确表达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首先，并非所有企业都是法人企业。其次，如前所述，财产权包括物权(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和债权这两种最基本的权利类型，而企业对其资产的权利，或为所有权，或为用益物权，并没有属于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是企业的或有资产，但不是企业的资产)，也没有属于债权的，可见“企业法人财产权”概念的外延过于宽泛;而“企业法人所有权”概念的外延却又过于狭隘，它涵盖不了企业对其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渔业权等资产的权利———用益物权。

可见，所有者权益的权利客体就是企业本身，而并非企业的具体资产;企业的具体资产，只不过是另一种有别于所有者权益的权利———企业资产权的权利客体。

摘要：从法学的视角看, 所有者权益实际上是一种以企业所有权凭证的持有者为权利主体, 以企业为权利客体, 以企业所有权凭证持有者对企业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为权利内容的所有权。

关键词：所有者权益,所有权凭证,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

参考文献

[1].马洪.经济法概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

[2].邓孙棠.人力资本及其对应人力资源的确认与计量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 2008, (2) .

[3].颜延.物权法定的会计含义[J].会计研究, 2007, (4) .

历史法学的定义 篇2

Rechtsschule）。该学派诞生之初代表了德国封建贵族的利益，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步演变成为资产阶级的重要法学流派之一，并统治欧洲法学界长达近一个世纪。在19世纪，历史法学派基本上代表了法学思想发展的主流。〔1〕

历史法学派的先驱者是霍伯特（Hauboldt）和贝克曼（Beckmann），而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则是胡果。胡果（Gustav

Hugo，1764

～1844）的主要著作是《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1798）、《市民法教科书》（全7卷，1792～1802）、《查士丁尼罗马法教科书》（1832）等。历史法学派的核心人物是胡果的学生、德国著名私法学家萨维尼（F.C.von

Savigny，1779～1861），主要作品有《占有权论》（1803）、《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1814）、《中世纪罗马法史》（1815～1831）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1840～1849）等。继胡果和萨维尼之后，历史法学派的另一位主要代表是萨维尼的学生普赫塔（GeorgFriedrich puchta，1798～1846），其主要著作有《习惯法》（全2

卷，1828～1837）、《潘德克顿教科书》（1838）、《教会法入门》（1840）和《法理学教程》（全2卷，1841～1847）等。除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还有艾希霍恩（K.F.Eichhorn，1781～1854）、温德海得、耶林、格林、祁克等。

一

胡果最先将历史性的实用主义批判引入法学领域，他在对“历史性的”自然法理论表示赞同的同时，反对纯理论的自然法学和法典化了的自然法思想。他在《作为实定法哲学的自然法》中认为，由于法学家从事的是文科研究，并不进行任何实验，所以他们的一般性的思索对立法没有价值。他指出，一定民族的各种法规、法律，不会顾及一般性的自然法，如同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会顾及医学的一般原则一样。因此，历史主义的个别化的观察方法与一般化的认识方法是对立的。

基于上述理由，胡果批判了启蒙主义立法者对法发展的僭越。他指出，“将自己的意见提供给统治者的法学家，一般而言，并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贤明多少。”〔2〕他们试图将法纳入各种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谬的，法的本质之源是习惯法。从现存的历史和比较观察中，必然导致出将来应发生的事情。而与此相对，自然法并不是追求正确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标准。当然，在这一点上，胡果还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识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鸠在继承法国道德论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经验主义立场上对自然法理论进行了批判。〔3〕

系统论述历史法学派之基本观点的是萨维尼。他通过对法的产生、法的本质和法的基础三个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萨维尼认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长和几乎是盲目地发展，不能通过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来创建。”〔4〕他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内部的力量推动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专断意志推动。”〔5〕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没有绝对停息的时候，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识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一民族丧失其个性时，法便趋于消逝。”〔6〕

萨维尼认为，法的发展呈现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识之中，并表现为习惯法。第二阶段，法表现在法学家的意识中，出现了学术法。此时，法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学家手中一门特殊的科学。当然，能够促使该阶段法发展的法学家，必须是那种具有敏锐的历史眼光，又有渊博知识的人，而这样的法学家现在在德国还很少，所以，在德国还未具备开展统一立法的条件。第三阶段就是编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阶段，也要谨慎立法。

对法的本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有意创制的，而是世代相传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识”，才是实在法的真正创造者。在《现代罗马法的体系》中，萨维尼指出，法律的存在与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的早期阶段，法就已经有了其固有的特征，就如同他们的语言、风俗和建筑有自己的特征一样。“在所有每个人中同样地、生气勃勃地活动着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产生实定法的土壤。因此，对各个人的意识而言，实定法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种同一的法。”〔7〕这种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个民族的共同意识和信念。因此，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们不能修改语言和文法一样。立法者的任务只是帮助人们揭示了“民族精神”，帮助发现了“民族意识”中已经存在的东西。

最后，萨维尼对法的基础作了阐述。他指出，法的最好来源不是立法，而是习惯，只有在人民中活着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习惯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远远超过立法；只有习惯法最容易达到法律规范的固定性和明确性。它是体现民族意识的最好的法律。

继胡果、萨维尼之后，普赫塔在《习惯法》这部著作中运用费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辩证法的技巧，对从罗马法主义的民族精神转向专家支配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他继承并发挥了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现代使命》中提出法的发展三阶段的学说，认为法的进化经历了“朴素的时期”、“多样性时期”（即经验性的判例时期）和多样性与学问性结合的“高层次统一性时期”（即学者性的法律家统治时

期）三个阶段。而在这最后一个时期，只有学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认为，作为民族的“机关”的这种法律家，在学说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普赫塔依据的是后期历史法学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论的演绎方法，即不是从各种法律、命题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从概念中演绎出教条式的命题和判例。这种方法虽被后来耶林批评为是“倒置法”，但却为后期历史法学派中“潘德克顿法学”的繁荣奠定了方法论基础。〔8〕

二

随着历史法学派的发展，在该学派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即尽管大家都强调法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法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应是对历史上的法律渊源的发掘和阐述，但在哪一种法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种法最为优越这一点上产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强调罗马法是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的罗马学派（Romanisten）和认为体现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国历史上的日耳曼习惯法（德意志法），强调应加强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学派（Germanistik）。

罗马学派的代表人物，除了胡果、萨维尼和普赫塔外，还有温德海得（B.Windscheid，1817～1892）和耶林等人。

该学派强调当前德国法学家的任务，是对德国历史上的罗马法穷根究底，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其中内含的原理，区别其中哪些是有生命力的，哪些是已经死亡了的。胡果和萨维尼，都试图在研究罗马法的基础上构造一门概念清楚、体系完整的民法学学科，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罗马学派开始向概念法学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罗马学派又分为两派，一派以温德海得等人为代表，在研究《学说汇纂》的基础上，使概念法学发展得更为充分、更加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潘德克顿法学”（pandektenwissenschaft）。另一派则以耶林为首，逐步意识到概念法学的弊端，主张对法不应当仅仅作历史的、概念的研究，还必须从法的目的、技术、文化等角度来研究。

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转变为“潘德克顿法学”，是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开始出现统一的趋势，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统一的德国对于其挤入帝国主义列强是必要的。为此，在德国出现了统一立法的趋势。1848年以后，《德意志一般票据条例》开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的绝大多数盟国实施。60年代，《德意志一般商法典》在绝大部分德意志同盟成员国实行。其后制定民法典的呼声也甚高。而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则体现了国家的意志。这无疑刺激了“潘德克顿法学”的成文法至上主义。

“潘德克顿法学”的体系，由专事研究《学说汇纂》的学者海塞（Heise）创立，而最有代表性的是温德海得。

温德海得既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人物，也是后期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温德海得的代表作品有：《关于前提的罗马法理论》（1850）、《条件成就的效力》（1851）以及《潘德克顿教科书》。温德海得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后者中。该书是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集大成。首先，该书在对所有“潘德克顿法学”文献进行概括、整理和阐明内容的同时，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其进行了公正的批判；其次，该书体系完整、理论结构严密，不仅在各项制度研究上运用了由概念的形式逻辑性操作构成的系统的法学方法，而且将其推广到了整个私法学领域；第三，传统的“潘德克顿法学”作品，或偏向于理论或偏向于实用，而本书则第一次将理论和实用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以往“德国普通法”理论的集大成，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具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支配了整个德国的民法学，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1888年的民法典第一草案就曾被说成是“小温德海得”。）。〔9〕

“潘德克顿法学”的特点，一是对概念的分析、阐述非常完善；二是注重构造法律的结构体系，尤其是温德海得在《潘德克顿教科书》中确立的五编制民法学体系，成为1900年《德国民法典》（包括后来的日本和旧中国等的民法典）的渊源；三是以罗马《学说汇纂》作为其理论体系和概念术语的历史基础。“潘德克顿法学”，顾名思义，它是《学说汇纂》（pandekten之音译）的注释学，这是近代德国民法学明显区别于《法国民法典》的地方（后者以查士丁尼《法学阶梯》为蓝本）；四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脱离现实、从概念到概念、从条文到条文的倾向。

在温德海得将“潘德克顿法学”发展至顶峰的同时，以耶林为首的“目的（利益）法学”（功利主义法学）也在罗马学派内部形成。耶林的主要作品有《罗马法的精神》（全4卷，1852～1863）、《为权利而斗争》（1872）、《法的目的》（全2卷。1877～1884）。

在这三本书中，耶林对“潘德克顿法学”只注重概念、脱离社会现实利益（权利）斗争、脱离社会法的目的的倾向进行了批判。在《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耶林首先分析了权利概念。萨维尼将权利定义为“意思的力”，耶林主张将权利定义为“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利益”。〔10〕在《法的目的》中，耶林又对人的目的和动机作了研究，这种目的或动机形成两个大的系列即个人的和社会的。个人对社会行为的利己动机有两种：报答（Lohn）和力（Zwang）；

社会动机也有两种：义务的观念和爱的观念。〔11〕这一学说为强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新功利主义法学出台创造了条件：目的是法的创造者，而目的就是利益，利益又有个人的和社会的，两者不可偏废等等。这些思想，对以后的社会学法学的勃兴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历史法学派中另一个学派日耳曼学派，其特点是埋头于德国本民族法（日耳曼习惯法）史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其创始人是艾希霍恩，代表人物有米特麦尔（K.J.A.Mittermaier，1787～1867）、阿尔普莱希（W.Albrecht，现、反对编纂统一法典而否定该学派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贡献。

第四，即使是萨维尼，笔者认为也是应当肯定的。这里涉及的问题是：

一、萨维尼的作品《中世纪罗马法史》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对近代民法学的诞生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其他法学家的著作所不可替代的。

二、萨维尼提出的“法源自民族精神”的观点，如同自然法学派认为法起源于人的理性一样，是人类在认识法的形成方面作出的努力之一。它拓宽了人们的视野，促使人们在比较虚无的“人类理性”之外，去寻找法的起源的途径。正是受了萨维尼这种历史主义的、民俗学的法学研究的启发，后人便进一步将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的方法引入了法学之中，从而创立了法社会学、法文化学、法经济学等，丰富了人类认识法这一社会现象的手段。萨维尼的观点是人类试图科学地认识法的起源的无数智慧链条中的一环，不能全盘否定。

三、至于萨维尼的政治立场，由于其出身贵族，加上他反对自然法学派和反对编纂法典等，人们往往将其视为是代表了大封建主的利益，是反动保守的。但从他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从政时表现来分析（1842年他担任普鲁士政府的司法大臣后，曾专心于改革贵族制度、拥护城市自治、淡化婚姻法中的宗教色彩、确保出版自由、制定德意志普通票据条例和德意志普通商法典等），说19世纪40年代后的萨维尼是一名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家和法学家也并不过分。

注释：

〔1〕R.庞德著，曹士堂、杨知译：《法律史解释》，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作者前言”。

〔2〕〔3〕〔8〕F.Wieacker著、铃木禄弥译：《近世私法史》，创文社1978年版（日文），第470、471、483页。

〔4〕〔5〕见《美国百科全书》第24卷（1978年英文版）第312

页。引自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

〔6〕见萨维尼：《论立法及法学的现代使命》第11页。引自山田升著：《德国的历史法学》，载尾高朝雄等编：《法哲学讲座》第4

卷，有斐阁1957年版（日文），第44页。

〔7〕萨维尼著，小桥一郎译：《现代罗马法的体系》第1卷，成文堂1993年版（日文），第42页。

〔9〕奥田昌道：《温德海得》，载伊藤正己编：《法学者——人与作品》，日本评论社1985年版（日文），第20页。

〔10〕村上淳一：《耶林》，载伊藤正己编：《法学者——人与作品》，日本评论社1985年版（日文），第28页。

〔11〕Sir John Macdonell and Edward Manson,Great Juristsof the

World,p595。

〔12〕〔13〕〔14〕〔15〕〔16〕〔17〕〔18〕〔19〕〔20〕〔21〕石田文次郎：《祁克》，三省堂1935年版（日文），第174、178、180、221、199—200、213—214、76、77、78—79、73页。

〔22〕见拙文：《十九世纪法国注释法学派述评》，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秋季号。

历史法学的定义 篇3

关键词：艺术歌曲；定义；历史概况

中图分类号：J6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8-160-1

艺术歌曲起源于欧洲。作为一种特定的音乐体裁，艺术歌曲以其独特的品质与内涵，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歌曲体现为艺术性、抒情性、文学性于一体的融合。

一、艺术歌曲的定义和特点

《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对艺术歌曲的解释为：艺术歌曲不同于传统歌曲和复调风格的歌曲，是专业作曲家经过缜密的艺术构思写作而成的更适于独唱的歌曲，它包括19世纪德国的艺术歌曲lied和法国的艺术歌曲Melodie。《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记载：“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盛行一种抒情歌曲，通称艺术歌曲。其特点是歌词多半采用著名诗歌，侧重表现人的内心世界，曲调表现力强，表现手段及作曲技法比较复杂，伴奏占重要地位。”①《音乐百科词典》（缪天瑞主编）中指出艺术歌曲是“由作曲家为某种艺术表现的目的，根据文学家诗作而创作的歌曲，多为独唱歌曲，一般都有精心编配的钢琴伴奏，对演唱技术有较高的要求，常供音乐会演唱用”。其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歌词多是具有较强的音乐性和文学性的诗歌。诗词结构短小、思想深邃、感情细腻、内涵深刻、诗意盎然，讲究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二）艺术歌曲的旋律写作力求表达歌词的诗情画意，音乐与诗情融为一体，既是“音乐的诗”，又是“诗的音乐”。②（三）艺术歌曲通常使用钢琴伴奏，钢琴部分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与声乐部分相融合，成为作品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四）通常是为指定声部而作。

二、艺术歌曲的历史概况

（一）艺术歌曲产生的历史背景

自从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彻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封建的复辟、专制统治的黑暗、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理想和“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的销声匿迹，欧洲各国知识分子感到彷徨、苦闷，有的人开始动摇，有的人逃避现实。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就是在这样复杂而动荡的社会大背景下产生的。

（二）欧洲各国的艺术歌曲历史概况

Lied或Lieder是艺术歌曲在德奥的名称。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德奥有许多从事歌曲写作的作曲家，而舒伯特是其中的佼佼者。舒伯特将“艺术歌曲的潜能充分挖掘，使它成为极富表现力的完美形式”③，从舒伯特开始，把艺术歌曲中的器乐提高到与声乐同等重要的地位，使音乐与诗歌之间达到均衡。舒伯特一生创作了600多首歌曲，于1814年创作了第一首艺术歌曲《纺车旁的格利卿》，这是他根据歌德诗词谱写的第一首艺术歌曲④。他选用的诗词内容广泛，其中有著名的堪称“舒伯特艺术歌曲完美典型”的叙事歌《魔王》，选用缪勒诗词创作的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质朴清新的《野玫瑰》，表达热爱大自然情怀的《致春天》《听，云雀》，赞美艺术和爱情的《致音乐》《爱的使者》，表达内心苦闷、凄凉孤独情景的《幻影》《海滨》等等。

在德奥艺术歌曲发展历程中，舒曼是另一位杰出的代表。舒曼有着深厚的文学修养，他的艺术歌曲简洁含蓄、意境深邃。舒曼的艺术歌曲旋律更像是诗句的吟诵，乐句结构不规则而多变化，通过音色细腻的变化来表述激情或衬托意境，钢琴伴奏的表现力非常丰富，与声乐部分共同创造出歌曲的诗的意境。

勃拉姆斯是继舒伯特、舒曼之后，把19世纪下半叶德奥艺术歌曲推向高峰的又一代表。勃拉姆斯的艺术歌曲质朴清新，更多采用舒伯特比较自由的分节歌形式进行创作。

在法国，艺术歌曲被称为Melodie，柏辽兹是“第一位把法国艺术歌曲称作Melodie的作曲家”，他选用爱尔兰诗人莫尔的诗歌创作了《9首爱尔兰曲调》，突破了传统分节歌的结构。他用法国诗人戈蒂叶的诗词创作了他最为优秀的艺术歌曲———声乐套曲《夏夜》共7首。此外，福莱、杜帕克均有优秀之作。

到19世纪末，印象派音乐创始人德彪西在艺术歌曲创作上独具特色，他的音乐使用近似吟诵的音调写成，节奏随着语气和语调而变化，音响柔和，钢琴伴奏起着写景和烘托情绪的作用。这都使他的音乐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另外一位印象派代表人拉威尔的艺术歌曲的创作受到了德彪西的影响，但是他的音乐更主要是广泛吸收传统与当代、本国与异国的资源，形成冷静客观、精致优美的风格。

19世纪东欧和北欧一些国家的民族民主意识日益增强，这从客观上提供了民族主义音乐诞生和发展的土壤。因此，这些国家的艺术歌曲创作，也被打上了本民族音乐的烙印。

俄罗斯的艺术歌曲被称为浪漫曲（Romance）。继格林卡之后，达尔戈梅斯基创作了100多首声乐浪漫曲，“强力集团”的5位作曲家在浪漫曲这一体裁上均有建树。柴可夫斯基创作题材广泛，其中有声乐浪漫曲100余首，将俄罗斯的声乐浪漫曲创作推向了一个高峰。拉赫玛尼诺夫是20世纪的杰出代表，他总共创作了80多首浪漫曲。他的创作具有俄罗斯式的深沉忧郁，钢琴伴奏极具特色。

参考文献：

[1]汪毓和编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部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

[2]李曙明主编.中国艺术歌曲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3.

[3]王大燕.艺术歌曲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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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法学的定义 篇4

1 历史法学派与德国民法典不得不说的故事

历史法学派与《德国民法典》联系密切, 后者又是前者的产物。历史法学派对法律本质与法典化社会条件的观点, 对《德国民法典》的订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法学派促进了德国民法的发展, 并立足于实践, 对于旧有的法律辩证的继承, 又在原先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的东西, 将就有经验与先进的法学学说相结合。从而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为德国民法典的出现打下基础。

萨维尼是历史法学的创始人, 《论立法和法理学的现代使命》一书, 是他在19世纪初就是否应制定全德统一法典的一场论战中写成的, 该书系统地陈述了以他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基本观点。他认为法律有其自身特殊的语言、规范、体系。历史法学派在多年研究后, 提出法典在法律体系上应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在具体的规定和语言上应具有精确性。《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总规则规定、概括条款与一般条款中有大量的法律术语, 都体现历史法学派的特点。

另一方面, 由原来历史法学派中的罗马学派逐渐演变而来的潘德克顿学派作为历史法学派的一支对于《德国民法典》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内容、体例、立法技术和语言文风上都有具体的体现。在内容上, 潘德克顿法学确立了具体的民法权利。其中的法律行为理论打下了《德国民法典》编立的基础。在体例上, 《德国民法典》使用了潘德克顿体系。总则、债券、物权、亲属、继承五编制的技术不仅条理清楚, 而且避免重复。精确的概念与用语使《德国民法典》成为能与任何一部重要的法典相媲美。在语言风格上, 为了追求严谨, 对于法律的解释不再言简意赅而是尽可能的详尽。充分发挥了逻辑性和抽象思维。使《德国民法典》成为晦涩、艰深、抽象、难懂又不乏精确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 历史法学派关于法律的政治要素与技术要素相结合的观点体现于《德国民法典》。该法典内容稳定适应德国社会, 并具有巨大的世界影响。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 历史法学派和《德国民法典》对当代中国法制改革都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 在历史法学派连锁反应下中国民法茁壮成长

历史法学派的影响凭借着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各个大陆法系国家蔓延开来。中国近代民法典的编纂对德国民法典的借鉴就是其有力的证据。也正是凭借这历史法学的养分, 中国近代民法才会取得巨大的成就。

19和20世纪之交的历史情境是, 在中国寻求改革之时, 德国民法典刚刚颁布实施。因而, 自然而然的《德国民法典》成了中国的目标。所以这成了当时中华民国在很大程度上以德国法律制度为模式建立的重要原因之一。受其影响, 中国法律制度开始脱离传统并初步具有了近代化特征。这一时期德国民法对中国民法的影响主要变现在翻译德国法律、民法编纂采取德国模式、民法主要内容来自于德国民法等三个方面。

上述说明, 中国近代民法典的编纂所借鉴的国家都是深受历史法学派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也正是历史法学派的营养为中国民法典的编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3 总结

总之, 历史法学派对世界法律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对于就我国民法典的编立来说, 一方面善于探索我国的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的可以利用的方面, 立足实践, 注重实际情况, 着重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 要融入国际化的趋势中, 积极借鉴他国的法律成果。既要立足现实, 又要勇于创新敢于超越。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塑造出一部相对完善的中国民法典。

参考文献

[1]陈东旭.历史法学派对中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J].北方工业大学.2011.

历史法学的定义 篇5

关键词：法学教育；教育性；法律性；发展趋势

法学教育是以法学专业教育为基础，以法律职业为取向的教育形态。在西语中，“法学”一词最初寓意为“法律的传授和解释”。但是，传授法律知识的教育活动能够成为大学教育，并进入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体系，则始自于中世纪意大利的波伦那大学。在12世纪的欧洲大陆，随着海上贸易的繁荣、民族交往的扩大以及城市国家的兴起，以罗马法复兴为标志的专门教育开始出现。据学者考证，拉丁文“大学”即Universititas的原意为“法律大学”。波伦那大学以人为本，首先创设了法学（研究人的行为规范），尔后又增设了神学（研究人的灵魂）、医学（研究人的身体），初创了近代高等教育体系。《法律与革命》一书作者、美国的伯尔曼为此引用了梅特兰的说法，将这一时期称为“一个法律的世纪”。在这个“法律的世纪”里，曾经衰落的罗马法，从人们残存的记忆重新成为普遍遵循的规则，从而引发了从12世纪到16世纪欧洲国家“采用罗马法的高潮”（恩格斯语）。与此同时，在法学家、法律家的共同努力下，法律首次被作为一种独特性和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即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和讲授，从而取得正式的学科地位。在大学教育体系中的法学教育活动，罗马法所具有的概念主义得到充分的发挥，诸如法律的概念、规则、制度和原理，构成了法律科学的主干内容。

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两大基本属性：一是法学教育的教育性。法学教育既是近代高等教育兴起的先驱，亦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人类社会传播法律知识、训练法律人才的活动，从其活动的方式、过程和目标来看，皆具有教育的属性”。二是法学教育的法律性。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是伴随着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产生的。与古代社会私相授受法律的教育模式不同，在一个专门的法学教育机构（通常为大学的法学院）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即是法律知识体系（包括法律学科所特有的概念系统、理论系统、推理系统和语言表达方式等）得以形成的过程，即对法律人才准入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资格进行系统的专业教育和职业训练。

法学教育的教育性和法律性，决定了法学教育的方向、目标和使命。现代法学教育集培养法律人才、开展法学研究和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于一体。一国法律教育之得失，事关国家法治建设之前途。在一定意义上讲，法学教育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学教育具有一种基础性、全面性、先导性的战略地位。遵循法学教育历史发展规律，借鉴国外法学教育经验，立足本土法学教育实际，我国未来法学教育应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一是法学教育的大众化与精英化。法学教育应实施大众化基础上的精英化，避免低质化。中国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标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即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之比（18—22岁为适龄人口），是衡量一国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毛入学率15%以下为精英化阶段，15%以上至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则为普及化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仅为1.55%，自1999年高校扩大招生规模以来有较快增幅，至2002年达到15%，2015年已达37.5%。我国现有法学教育规模宏大，举办法学专业的高校有650所左右，在校生总量达70万人。法学教育尽管是大众化的办学规模，但仍应秉持精英化的教育水准。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提出了“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其总体目标为：“经过10年左右的努力，形成科学先进、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教育理念，形成开放多样、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律人才培养体制，培养造就一批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可以认为，法律院校特别是设有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基地的单位，应以培养高水平法律人才为己任。法科学生应该是未来的国家栋梁、社会中坚、民众表率。

二是法学教育的规范化与特色化。法学教育应鼓励规范化基础上的特色化，防止同质化。规范化意味着法律教育应有统一的培养目标和办学规模，不能降低标准。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所必备的法律理想、法律知识、法律技能和法律思维的培养与训练，即是法学教育的规范化要求。21世纪初，教育部高校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共同制定了《法学专业设置标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合格评价方案》《法学专业教育优秀评价方案》等文件，设定了法学本科教育的应有规范标准。在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下，全国法学教育开展了专业目录调整，将过去若干个并存的法律专业（如经济法、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等）整合为法学一个专业；在法学专业项下可设不同的专业方向；与此同时，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还进行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设置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6门核心课程。从中国法学教育的实际出发，上述法学教育改革方案和措施，以基本规格的办学要求为主，但同时也考虑到不同院校法学专业的差异性，体现了特色化的政策导向。诸多文件鼓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法学院校可以进一步实施法学特色教育和拓展教育计划，以发挥不同院校的各自区位、师资、学科、资源等优势和特长，促进法学教育的差异化发展和特色化法律人才的成长。

三是法学教育的专业化与融通化。法学教育应试行专业化基础上的融通化，切忌简单化。专业化要求是法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寓意着法学学科的专门属性和人才培养的职业取向。法学教育的专业化，以培养法律专门人才为目标，必须“厚基础”，包括法律理想与素质教育、法律专业知识与技能教育、法律职业理念与伦理教育；在立足法学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还应注意法律人才培养的“宽口径”，即知识、技能教育的多样性和交叉性，即进行融通化教育。美国联邦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福特曾经讲道，“法律人应该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其实是法律职业的内在要求。长期以来，我们对多学科的融通教育重视不够，学生学科背景单一，难以适应法律职业要求。因此，法律人才应当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他们除了掌握法学基本知识、技能外，还应了解文、史、哲、经、管、理、工等学科的知识元素和前沿动态，成为懂法律、会管理、通科技的复合型人才。

四是法学教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法学教育应是根植本土化基础上的国际化，摈却狭隘化。法学教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是一种内在统一的关系，两者可以相互促进，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讲，国际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应是本土化。一般而言，教育的本土化是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本民族文化家园的诉求，是对本土的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追求；而教育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基本表象，也是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既定特征。具言之，这是一种包含多种多样具体活动的发展趋势，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真正融入全球意识环境的教育体验。就法学教育来说，其国际化的发展路径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讲授课程中的国际化内容，即法学教育内容的国际化；（2）有关学者、学生的国际流动，即法学教育活动的国际化；（3）培训、研究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合作，即法学教育合作的国际化。在法学教育的“两化”过程中，本土化是根，国际化是叶。在国际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有例可鉴：1892年成立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在近百年赴欧（主要是德国）留学潮中，吸取外来先进文化的同时，最终在本土形成一个具有自主独立精神的学术共同体，其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学派，囊括了社会学派、制度经济学派、历史学派等学术精英，即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又从国际化到本土化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