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共12篇）

司法责任制 篇1

检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牵涉到诸多环节和要素, 程序较为复杂, 是一个系统庞杂的运行机制。 (1) 包括议案提请、检委会办事机构审查、决策辅助、会议讨论决定、制发会议纪要和决定并监督执行及跟踪评查等环节。但其中涉及到可能承担司法责任的, 笔者认为应集中于议案提请和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环节。上述两个环节的实施主体为司法责任主体, 即检察官、检察长 (分管副检察长) 、检委会委员等。检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决定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检察业务中的重大问题。由于议题种类的多元化, 笔者认为分类创制是必然选择, 即对于司法属性较强的议案议题, 更多地运用司法方式确立运行方式和责任形式, 而对于一些行政属性较强的议事议题, 则应较多地采取行政性的运行方式。

一、议案提请环节

所谓议案提请, 是由适格主体就适格议案, 经审核、批准等程序后提请检察委员会研究审议的过程。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厘清:

一是谁为适格主体, 即谁有资格提出审议请求。按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规定, 可以由承办部门提请或检委会委员提出。检委会委员之所以享有议题提请权, 乃基于其委员身份产生, 并非基于其承办人身份, 因此议题提起的一般主体为承办部门。而承办检察官只有提出办理意见的权利, 须经承办部门讨论、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明确意见并经分管检察长审核后报检察长决定后方可上会。换言之, 部门负责人若不同意, 则提请程序戛然而止。而《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 赋予检察官就承办案件提请检委会讨论的请求权, 更加突出了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笔者认为, 省级检察院在制定权力清单时, 应将该请求权的上一级审核权限设定为主管副检察长, 即去除部门负责人的审批程序, 减少审核层级, 降低提请检委会程序行政化程度。

二是何为适格议案, 即哪类议案应当或可以提请检委会审议。《规则》第3条分10项列明了检委会审议议题的范围, 其中6-8项规定了审议案件的范围。相比《规则》, 《意见》第11条的规定对检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没有进行明确的扩张或限缩。

笔者认为, 合理约束检察官提请审议议题的自由裁量权的边界才是核心问题, 也是检察官、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权力划分的关键。简而言之, 哪些案件由检察官决定, 哪些由检察长或检委会决定, 不能只停留在《意见》的基本框架层面, 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后由权力清单列明, 并应结合《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的规定细化到具体办案节点。属于检察官决定范围的, 检察长或检委会绝不插手, 但应当提请检委会决定的议案, 检察官必须提请。如此方可有效保障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 同时严格限制检察官“有案不报”、逃避监督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 在实践中更要防止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倾向。在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制的压力下, 某些检察官可能为了分散或规避个人责任, 而随意将案件提交检委会讨论, 即“有案就报”。就该问题, 一方面分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分别承担起审核、决定职责, 对检察官提起的不符合议题标准的议案请求坚决不核准、不批准;另一方面, 建立议案过滤程序, 目前检委会办事机构对议案报告进行程序审查的流程在检察长决定之后。一般来讲, 经检察长决定后, 即使检委会办事机构认为该议案上会必要性不大, 也很难再拿出否定意见。因此可将检委会办事机构的程序审查流程适当提前, 对于不属于检委会议事范围的议案提出否定意见, 供检察长在决定前参考。

此外, 在检委会运行实践中, 议案权限的划分难题不仅仅在检察官与检委会之间, 还有相当一部分在于主管检察长、检察长与检委会之间, 也值得关注与研究。以相对不起诉案件为例, 根据《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规则 (试行) 》, 其决定权既可以由检察长行使, 也可以由经检察长授权的分管副检察长行使, 还可以由检委会集体行使。从案件类型上分析, 相对不起诉案件属于“可以提请”检委会决定的案件, 不是“应当提请”, 从案件性质上来讲, 除非是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案件, 绝大部分相对不起诉案件不属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但权力的分散化设置导致实践中相当一部分相对不起诉决定是由检委会作出的, 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部分考评因素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司法资源, 也与改革目标要求不甚符合。因此笔者认为, 在权力清单中要相对明确“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范围, 也便于主管副检察长、检察长在审核、决定上会议题时把握。

二、检委会会议讨论、决定环节

检委会会议看似简单, 实则却为检委会运行机制中效用最核心、程序最复杂的阶段。《意见》着重提出讨论、表决两个阶段, 盖因上述两个环节中存在着不规范之处, 可能导致委员讨论不足、表决次序不当, 进而导致表决结果不准确, 并产生可能出现错误决定、检委会委员承担司法责任等后果。

关于会议讨论环节, 从规范层面来讲, 作为检委会会议议事和工作准则的《规则》即存在不周延的情况, 并未对讨论环节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实践中, 忽略讨论环节、讨论与发表意见环节混同等情况仍然存在, 并不利于各委员专业能力的发挥。因此, 应当充分保障委员在会议上的讨论权, 在进入发表意见阶段之前, 可以进行反复、多轮的讨论, 使委员在讨论中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并在讨论中或坚定或修正自己的意见。关于会议表决环节, 笔者认为在实行主持人末位表态制的同时, 还可以尝试设置委员会前提交书面意见制度。即委员收到会议材料后, 经审阅材料形成独立判断, 并于会前提出具体而明确的书面意见。当然, 委员可以根据会议情况进一步研判, 对已形成的意见进行补充、部分更正或全部变更, 但最终应形成个人书面表决意见, 或在检委会讨论记录上严格确认自己的表决意见。书面表决方式一方面可以督促委员提前、充分审阅会议材料, 形成较为成熟全面的意见, 另一方面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迎合主持人的意见而随意改变个人意见的情况发生。

三、检察委员会及委员的司法责任承担及划分

对检委会讨论决定的出现错误情形的案件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 是督促检委会委员正确行使权利、提高检委会议事质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意见》对此予以明确。需要指出的是, 检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案件时, 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而发表的意见不应承担司法责任。只有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或重大过失行为导致检委会作出错误决定的, 委员才承担相应责任。检委会会议记录是检委会制度的浓缩和结晶, 它直接反映着检委会的会议水平。 (2) 在完善司法责任制语境下, 检委会会议记录又多了一重功能, 即为追究司法责任提供依据。实践中, 检委会会议记录存在一定的随意性。从目前情况看, 绝大部分检委会办事机构工作人员未接受过速录技能的专业培训, 检委会会议记录相对简洁, 发言人发表意见的论理性和逻辑性在笔录中体现不足。这也是笔者在上文提及的建立委员会前提交书面意见制度的用意之一。

摘要：完善司法责任制, 必然要求检察权的运行符合司法规律的要求, 其中当然包括检察委员会的运行机制。本文以审议案件为例, 就与落实司法责任制密切相关的议题提请和会议讨论决定两个环节作以梳理。

关键词：检委会,运行机制,司法责任制

注释

1 刘昌强.检察委员会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3:30.

2 王清.如何提升检察委员会会议记录价值[J].决策与信息, 2013 (8) .

司法责任制 篇2

摘 要 在新一轮的司法改革中，司法责任制被置于一个基础性的地位，被称之为改革的“牛鼻子”。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是权责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中西方司法文明共同的经验汇集。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应该完善且明确司法责任制，同时更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有效进行司法责任制的改革和确立，充分保障司法责任制的鲜活性和时代性。在适用程序上，应该从责任承担形式、责任追究主体和责任追究程序等三方面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

关键词 司法责任制 司法主体 司法保障

作者简介：刘外伟，广东电子信息高级技工学校。

中图分类号：D9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6.242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发展的今天，社会矛盾多发，司法纠纷也比较常见，加强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和推进，不仅有助于全面推动司法改革，同时还能够有效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司法责任制是基础内容，也是核心内容。明确司法责任制，实施全方位的权责统一，明确司法主体所应该承担的责任，督促和引导他们严格遵照法律规范办事，严格遵循司法纪律，秉公办事，公正客观。司法责任主要是指司法责任主体基于其所承担的司法职责，因在履行职责时存在违法违纪的行为而应该承担的法律上的不利后果。在司法改革实践过程中，应该明确司法责任，认真探讨司法责任制的相关问题，全面推动司法改革的深入。

一、构建与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必要性

在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构建与完善司法责任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一系列司法责任事故也提示着明确司法责任制的必要性。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科学全面的构建与完善司法责任制，不断明确司法主体的司法责任，督促他们认真履职，严于律己，不断推动司法公正与公平。因此，建与完善司法责任制是非常必要的。

（一）司法责任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司法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律工作者的职业标准。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追求司法公正，并且为司法公正奔走呼号，它是一个永恒的追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手段。在司法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司法责任制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积极明确司法主体的司法责任制，全面提升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司法公正在内容上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个方面，两者相互依存，并重结合，构成司法公正之整体。前者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应该充分体现公正，让每个诉讼参与者都能够获得平等公平的机会。后者主要是指结果公正，在审理办结的过程中，结果应该公平公正，不偏不倚，让参与者都能够获得公正的结果。司法公正是特别关键的，无论是程序还是结果，都直接关系着人们的切实权利。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明确司法责任制，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在司法公正的实现过程中，虽然提升法官的素养，明确法官的责任，能够有效提升司法公正性。但相比之下，构建完善的司法责任制，能够以惩罚制度的形式来警醒和指导法官、检察官的履职行为，如同一柄悬在头顶上的剑，让他们时刻牢记司法公正，在审理办结的过程中，能够自觉遵纪守法，公正履职。科学完善的司法责任制对于司法公正的保障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司法责任制的实施，能够强化司法人员的工作素养，能够以制度建设的形式，明确法官、检察官在工作实践中的法律行为。法官、检察官虽然是公正的化身，但他们毕竟是人，在工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性。司法责任制以制度形式明确法官、检察官的责任，警示他们严于律己，秉公执纪，全面保障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明确司法责任制能够促使法官、检察官在工作过程中自觉衡量利弊，明确处罚法律或者踏入“雷区”的不利后果，进而在工作实践中，能够自觉遵纪守法，认真履职，保障司法公正。可见，积极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能够有效保障司法公正。

（二）司法责任制是权责统一原则的必然要求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能够实现科学的权责统一，能够让司法主体认识到自身的权利，同时明确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国家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在运行过程中需要遵循科学的三原则，权力法定原则、权力受监督原则以及权责统一（权利和责任缺一不可）原则。只有遵循科学的原则，才能保障公平公正。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法官、检察官徇私舞弊、收受贿赂等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程序和结果的公正性，也严重影响我国的司法形象，让广大民众对司法产生负面情绪。因此，积极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以制度的形式明确司法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能够积极推动权责统一的落实。一方面，明确司法责任制，能够有效提升法官、检察官等司法主体的权责统一的意识，积极引导他们在司法过程中，明确自身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同时更要明确自己的责任。在司法领域中，司法工作者在司法案件中行使着由人民赋予的（通过立法的形式）侦查、公诉、审判、执法等司法权力，这些权力的行使直接关系着公民的自由、财产，甚至是生命安全等重要的公民权利。通过明确的司法责任制，极力提升司法工作人员的权责意识，能够更好的优化他们的法律意识，能够督促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遵纪守法，永葆司法公正。另一方面，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能够从制度上来保障司法独立。无论是法官，还是检察官，他们在进行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都具备一定的判断权。但这种判断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司法人员结合自身对法律的认知和解读，自身对案件的认知及裁决，以此来实施的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的实施，需要司法独立的保障。但在现实过程中，法官、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完善明确的司法责任制，能够有效保障司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也能够从制度层面来推动司法独立。

二、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原则、适用范围及时效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司法责任制是基本内容。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应该明确司法责任制的原则、适用范围及时效，充分保障司法公正，全面保障司法独立。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过程中，应该充分结合我国法律环境，避免矫枉过正，也避免对司法主体的影响。实践证明，过量过度的司法责任制，反而会让司法主体产生畏首畏尾的心态。因此，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过程中，要明确原则，范围和时效。

（一）司法责任制的基本原则

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过程中，应该遵循科学的原则，不断明确司法责任制。一方面，在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过程中，应该遵循司法权运行规律和原则。司法权具有独特的属性，司法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充分遵循司法权的独立性，科学合理的明确司法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应该对于法官、检察官的违规违纪责任进行严格的惩戒，但又不能干涉他们的自由裁量权。因此，司法责任制的实施需要把握科学的度。另一方面，在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过程中，还应该坚持主观过错和客观行为相一致的原则，意在限制司法责任制的追究范围，确保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的追究不被任意化和扩大化，符合司法规律和中国实际。在衡量与判断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责任制，应该关注他们的主观违纪违规违法行为，同时也要衡量结果。只有将行为与结果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责任。

（二）司法责任制的适用范围

在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过程中，应该明确司法责任制的适用范围。第一，法官、检察官的故意违纪行为。法官、检察官都是由人来扮演的，虽然受自身角色及法律的约束，能够让他们自觉认真履职，保证公平公开。但不可否认，在实际的审理办结过程中，仍存在着一定的主观违纪行为，明知道触犯法律底线，但在利益的驱使、情感因素的左右等影响下，仍有意为之。如徇私枉法、刑讯逼供、毁灭或伪造证据、非法搜查、非法拘禁等行为。第二，法官、检察官的重大过失，且造成了错案等严重后果的。法官、检察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在客观上造成错案等严重后果才能承担司法责任。比如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遗漏重要的证据或者疏忽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且审理已经生效且发生了冤假错案，如王顺案等。

（三）司法责任制的适用时效

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司法改革的深入推进，一系列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参与冤假错案的司法主体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戒，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司法责任制的时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规定，“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确保案件处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近年来，一系列冤假错案在媒体及大众的监督下得以平反昭雪。对于当初参与冤假错案的司法主体，在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难度，要么就是合作办案，无法找到精准的司法主体，要么就是相关人员离世、退休等，责任追究也不了了之，这些都引发了大众的不满。因此，实施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如同给法官、检察官的公正办案、秉公执法等上了一道“保险”，督促他们在案件办理的过程中，就要认识到办错案的终身代价。但司法责任制的适用时效不应该独立存在，这里的“终身”也是相对而言的，法官、检察官的司法责任时效，必须受法律中关于时效规定的限制。从本质上来看，法官、检察官也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不能因为他们工作的关系，就将其区别对待。因此，法官、检察官违法违纪的追究时效，应该跟普通公民一样。

三、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的前提和保障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构建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全面提升司法公正，应该明确它的前提，运用科学的保障措施，全面提升司法公正和司法独立。一方面，司法责任制以司法独立为前提。在司法责任制的完善过程中，应该有效保证司法独立，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这一价值目标。首先，应该积极推动合议庭和独任庭运行机制。其次，改革审判委员会运行机制，在审理重大案件的?^程中，可以提交委员会进行科学讨论。最后，积极变革传统的考评指标，不断优化法官的考核，督促他们认真履职，严于律己，不断保障公平公正，全面提升审理办结的公正性。另一方面，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过程中，应该着力提升法官的职业待遇，让法官能够享受职业的荣誉，自觉提升自身的法律素养，在审理办结的过程中，能够做到公平公正。首先，稳定使用法官、检察官，一经录用不能随意更换。积极借鉴欧美国家的“法官终身制”原则，充分保障法官、检察官的合法权益。其次，有效提升他们的职业待遇。法官、检察官属于特殊群体，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可以借鉴“高薪养廉”的方式，让法官、检察官都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最后，还应该改革法律、检察官的聘用方式。传统的聘用方式类似于公务员考试，但这种方式不适合司法工作的特点。因此，可以采用高标准的聘用制，符合标准或者有工作经验就可以聘用。

四、结论

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司法责任制是基础，也是关键。在司法责任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中，应该明确司法责任制的意义，全面遵循司法责任制的原则、范围及效用，同时还应该采用科学的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

浅议检察长司法责任制 篇3

关键词：检察长负责制 检察委员会制度 司法责任制

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的性质，结合域外检察机关组织法的比较性研究，我国《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包括五个部分。一是总则部分有关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及原则等基本规范；二是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与监督手段；三是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四是检察机关的组织主体；五是检察机关中的特殊组织。[1]其中，检察机关的组织体系是指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体制、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体系等。而检察机关内部的领导体制和职权配置直接决定检察权力结构运行效率。我国检察机关内部领导体制实行检察长负责制和以集体领导为主体的民主集中制。但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检察院组织法》）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内部领导体制之一，即检察委员会的表决范围及表决失败后的后续程序规定得不够完善。在检察委员会无法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检委会结论时，即使检察长负责制能及时有效对该决策事项作出决定，提高检察机关决策效率，却让人对其合法性心存疑虑。

随着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司法体制改革方向作出部署。其中包括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应健全司法权力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2]有权必有责，司法责任制改革是司法改革的关键。因此笔者尝试分析检委会运行偏轨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类型，并探索在检委会运行偏轨现象中明晰检察长的司法责任制，以论证偏轨现象的合法性。

一、《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委会制度规定不完善

表现一，《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委会的运行制度规定不完善，领导制度转换衔接不畅。《宪法》第130条第3款规定“人民检察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故《检察院组织法》是检察委员会制度的有力依据。[3]根据该法第3条：“……检察长统一领导检察院的工作……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因此，我国检察院实行检察长负责制与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的双重领导体制，而且，检察长不同意检察委员会中多数人决定时有其救济途径。但是，对于已经进入检察委员会集体决策的事项或案件，不能形成全体委员过半数时，能否对该事项或案件执行检察长负责制却没有明确规定。在《宪法》及《检察官法》中亦未提及。

表现二，《检察院组织法》对检委会制度的议题范围标准不明确，议题范围界线不明。该组织法只规定检察委员会讨论“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但对于“重大”的标准不明，且是否所有“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只能由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亦不明。以列举形式规定的检委会议题范围散见于司法解释中，并且相互冲突。如《刑事诉讼法》修改前的《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第3条。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散见于人民检察院三大诉讼监督规则中的议题范围，如检察长的回避、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审查逮捕的重大案件，提出抗诉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对民事或行政执行活动提出检察建议等。但是两者的范围相冲突。以提请抗诉案件为例，前者包括所有提请抗诉的案件，后者仅限于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虽可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原则判定法律效力，但是明确议题范围，实现法律统一已是迫在眉睫。

表现三，《检察院组织法》规定检察长对检委会有效决策提交上级或同级人大审议的权限，惹违宪争议。根据检察长负责制，倘若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仍执行检委会决定，一旦检委会决定失误，检察长仍要承担司法责任。这是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决定的。但是这一制度也使诸多学者认为检察长负责制是检察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掣肘。有的学者表示这是违宪，[4]有的学者表示如此决策行政色彩较重[5]，还有的学者表示这已演变为行政决策模式[6]等。笔者认为这是在检察长与检察委员会的司法责任没有厘清前提下的制度产物。

二、检察委员会机制运行偏轨现象

本文探讨的检委会运行机制运行偏轨现象，是指检察委员会不能形成全体委员过半数意见时，无法另行审议，只能由检察长决定由承办部门处理或征求未出席委员的意见的决策方式。或者另行审议，但是检察长已主持召开了同一议题的检委会并发表了意见。

（一）检委会机制运行偏轨的原因

根据《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议事和工作规则》第6条及第22条规定，检察委员会需有过半数委员出席且检察委员决定需获全体委员过半数通过，即“两个过半数”。这一表决方式使检委会结论的质量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而且该表决方式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20条及第45条等规定一脉相承。但是检委会委员表决时可能无法形成全体委员的过半数意见，具体表现如下：一是双数检察委员会委员参会。如个别委员外出办案，短期内无法回院参会；或者因工作调动，致检委会委员为双数，短期内又无法补齐；或者因回避制度不能参会，在案件审限内，检察委员会的组成成员没有变动。双数检察委员会委员即使全体参会，仍有可能形成同意与不同意各占一半的结果，从而无法形成全体委员过半数意见。二是无法另行审议。倘若案件审限短，如审查逮捕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案件的审限只有7天，提请抗诉的期限只有10天，已无审限供另行审议。或者检委会委员执行回避制度时，其余委员均已参会却仍未能形成检委会结论，则已无另行审议的必要。

（二）检委会机制运行偏轨的类型

检委会机制运行偏轨时，结束检察委会进程的法律依据为《议事规则》第20条至第22条。

1.由承办部门自行处理。《议事规则》第20条规定，检委会议题可由检察长决定由承办部门自行处理。检察委员会议程因此终止，经委员提议或者检察委员会主持人决定，对于审议中的议题，如果认为不需要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的，由承办部门处理案件或事项。笔者认为这是检察长直接决定议题的直接体现，是检察长负责制的具体表现，已脱离了检委会运行机制的轨道。

2.另行审议。据《议事规则》第21条规定，检委会可暂不作决定，另行审议。但另行审议的情形若为前一次检委会已由检察长主持，且检察长已发表其个人意见，又没有新的证据或新的条件时，则没有必要重新召开检委会。因为检察长意见在前次检委会中已公开表述，另行审议案件时，不仅未参加上一次检委会的委员可能受检察长意见影响，而且在上一次检委会中已参会的委员也有可能受检察长意见影响而改变个人意见。检察长负责制的影响已渗透其中。

3.征求未出席委员意见。《议事规则》第22条规定，在会议结束后可以就审议的事项和案件征求未出席会议的委员的意见。倘若检察长已主持前次检委会，其意见势必已经发表，会后再去征求未出席委员意见，此举显然违背检察长（主持人）末位表态制。笔者认为此时检察长的意见可能已处于公开状态，未出席的委员在被征求意见时客观上自觉或不自觉的都会受检察长意见所影响，已不能很好地贯彻检委会的民主集中制，偏离了检委会机制运行轨道。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检察机关要求禁止适用该条款。

虽然检委会运行偏轨现象发生的机率较小，但司法程序运行出现的问题再小也不容忽视，有权必有责，决策机制的变动势必影响司法责任制主体的变更。

三、完善检察长司法责任制

完善检察长司法责任制能在现有组织法体系中，为检察委员会运行偏轨现象中的检察长负责制运行提供合法性根据，也能在《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中，为完善检察委员会表决机制的必要性提供充分论证。在检委会运行偏轨现象中，检察长决定承办部门自行处理可实现效率最大化，高效决策也将有利于案件公平正义的及时彰显。因此，检察长负责制并非检察委员会决策的掣肘，而是要在司法责任制改革深化之际，设立检察委员会决策与检察长决定的界线，明确二者的过渡条件，界定检察长的司法责任。

（一）厘清检察委员会议题范围确定检察长司法责任制的负面清单

一是明确重大案件范围。重大案件要突出自侦案件、刑罚执行监督案件。自侦案件如本院立案侦查后拟撤销的，自侦案件一审判决后拟抗诉的，下级院立案又报请上级院审查认为立案错误的；刑罚执行监督案件如发现人民法院减刑、假释裁定不当的，或者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后作出减刑、假释裁定仍然不当拟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的等，应列入案件议题。二是规范重大事项内容。重大事项可围绕为检察改革及规范执法制定的制度及规范性文件[7]；事关检察工作全局的重大事项，如本院业务、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规章制度、重要部署；以及贯彻地方人大及其常委员会的决议等[8]。

（二）明确检察长在检察委员会运行机制中的权责归属

一旦提交检委会讨论的议题，形成两个过半数意见，无论检察长是否同意检察委员会的多数意见，只要其同意遵照检委会决定执行时，即使检委会的决定被证明存在失误，笔者认为应仅在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内追究责任，排除检察长的司法责任。而不能再以检察长负责制考量检察长的司法责任。否则，既要维护检委会决策的权威，又不忘追究检察长的司法责任，检察长在不同意过半数委员意见时，将议题提交上级检察院或同级人大常委审议就成必然。

（三）规范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向检察长决策机制过渡的条件

一是责成承办部门处理的条件。议题提交检委会讨论后，只要能达两个过半数，就应维护检委会决策的权威。但是在不能形成全体委员的过半数意见，或者在不能形成检委会结论又无法另行审议时，就应赋予检察长决定该议题的权力，责成承办部门处理。二是其它处理方式的不合理性。征求未出席委员意见，或检察长已参与同一议题的检委会并发表意见的另行审议，都在检委会轨迹内运行，却均有检察长负责制的印迹。前者已经遭司法实践搁置，后者亦应引起重视，并在《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进程中予以修正。

（四）完善检察长决策检委会议题时检察长的司法责任制

一是强化层级监督。对检察委员会决策没能形成结论，转而由检察长决策的议题，将该案逮捕、起诉或判决等相关节点的法律文书均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二是加强日常监督。每年的案件评查，必定细查此类案件的法律程序及办案质量。三是划分责任界线。倘若检察长的决定改变承办人意见，则由检察长承担案件责任与决策责任。倘若检察长决定与承办人意见一致，则仍由承办人承担案件责任，检察长不因签发法律文书承担司法责任。[9]

检委会制度的集体决策机制是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度之一，是对检察长负责制的重要监督手段。但其运行过程并非毫无阻滞，检委会运行偏轨现象发生时，在现行法律制度内，承认检察长的决策权可有效弥补检委会运行漏洞，同时完善对此类议题作出决策的检察长的司法责任制，将有效实现决策效率和检察机关的自我监督。

注释：

[1]参见汤维建：《检察院组织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2]参见秦前红、苏绍龙：《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需要正确处理的多重关系》，载《法律科学》2015年第1期。

[3]参见张建兵、张涛：《〈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背景下检察委员会制度立法完善之思考》，载《东南法学》2013年第10期。

[4]参见傅林：《合宪，还是违宪——对我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的质疑》，载《天津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5]参见唐洪敏；汤鹏：《法治化进程中检察委员会制度改革之探析：以〈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为背景》，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6]参见刘昌强：《检委会制度研究》，2012年西南政法大学博士论文，第261页。

[7]参见梁保年：《检察委员会决策制度新探》，载《人民检察》2013年第13期。

[8]同[3]。

司法责任制 篇4

对于何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单从字面意思来看,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指检察官及其所属的办案组织应对其所承办案件承担相应责任的一种制度。然而, 司法责任制推行实践中,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内涵并非单纯指在检察工作运行和司法改革推进中, 检察官及其所属组织承担责任。该制度涵盖检察官的权利配置和组织运行的基本机制。办案责任制是以检察机关采取的权利配置和组织运行模式为基础的, 不同的模式, 将形成不同的责任制。具体而言,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检察官的办案模式, 二是对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制约监督机制。

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分析

(一) 行政色彩浓厚, 检察官独立性受牵制

自2000年最高检下发《关于在审查起诉部门全面推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工作方案》以来, 全国范围内主任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进行的若火如荼。并且2015年, 最高检在总结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发布了《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但是从试点运行实践来看,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办案习惯和思维模式,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优势并未有效发挥, 检察官办案责任试行中行政色彩依然浓厚。具体而言, 导致试行中行政色彩依然浓厚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检察机关未正确处理“检察一体”的行政体制与检察官司法责任制的关系。相较于审判权, 检察权注重上命下从, 检察一体的运作模式。如不正确平衡“一体化”运行体制与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系, 那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将难以推进。在实践中, 部分领导干部责任制意识不强, 要么“不放权”, 认为有权才有位, 放权等于放弃地位, 从而仍打擦边球, 借着“检察一体”的大旗延续层层报批的行政做法;要么“不放心”, 认为检察官的权力一旦大了, 就会容易犯错、办错案子, 从而把检察权的独立行使与滥用检察权混为一谈。 (1) 除此之外, 目前法规刚性支持不足也是造成此困境的原因之一。自1980年以来, 现行法律规定一直沿用“审批制”的规定, 其非但没有给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带来足够的法律支持, 反而使其陷入依法无据的尴尬境地。

(二) 检察官地位不明确, 职责权限模糊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核心是放权, 其关键是将检察权真正的让与检察官所有, 让检察官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利行使主体。然而, 实践中检察官地位不明确, 职责权限模糊, 难以发挥独立办案的优势。具体表现两方面:一方面, 一直以来, 我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可见, 我国检察权的独立是检察院整体外部的独立非检察官个人内部的独立。然而,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的主旨则是将检察权真正让与检察官所有, 实现检察官的个人内部独立。由于目前法规并未对检察官的地位进行明确界定, 这就造成办案过程中当事人对检察官主体地位合法性的质疑, 进而直接影响其所做决定的司法公信力。 (2) 另一方面, 囿于检察官主体定位不明确, 造成检察官权责不统一, 风险和利益不挂钩。也就是说, 在权利未扩大的情况下, 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和风险。前文中提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要求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 独立承担责任。《关于完善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检察官必须在司法一线办案, 并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实现谁办案谁负责, 谁决定谁负责的目标。那么在此种背景下, 主诉检察官的工作强度更大, 责任更重, 但是由于对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定位不明, 导致实践中一些检察官为了规避责任而事事请示报告, 这就与检察官办案责任的主旨背道而驰。因此, 在司法改革大背景下, 明确检察官责任权限, 突出检察官地位成为当务之急。

三、完善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主要构想

(一) 明确检察官地位, 构建检察官权力清单

实现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关键是检察官独立。而根据权责相统一的原则, 在推进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进程中, 谋求检察官独立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明确检察官的法律地位。检察官办案责任的精髓是检察官办案主体的地位, 基于此原因, 必须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检察官的法律地位。目前,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独立是指检察院整体独立, 而对检察官个人独立并未规定。这种现状严重背离检察官办案责任的灵魂。因此, 应从制度层面, 明确检察官的独立地位, 提高检察官的执法权威性和司法尊荣感。 (2) 制定明确的检察官权利清单。通常情况下, 国家工作人员有什么样的职权就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各部门职责各异, 但都需履行正当程序, 在检察长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当然察官办案责任制核心是放权, 即检察长对检察官放权。但放权必须保持必要限度, 不能违背正当程序原则, 脱离检察长的领导。检察官的权力应当依据案件的具体类型、复杂程度以及影响范围等因素来决定。面对重大疑难复杂、新情况、关系社会公众重大利益等案件, 仍需检察长审批或者检委会讨论决定。 (3) 同时, 应制定明确的检察官权利清单, 对检察官的职权及权利行使规定, 明确列明, 以厘清各方主体的办案责任。

(二) 完善检察官选任、培养、考核机制

检察官素质的高低, 是影响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健全业务能力强, 专业素质高的检察官人才梯队, 是实现检察办案责任改革的着力点。同时, 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是一个长期系统工作, 所以应建立检察官人才培养常态化机制。

在检察官选任方面, 既要应突出检察工作的专业特点也要符合普通公务员的选拔要求。检察工作的司法性赋予检察官很大的决定权, 因此应制定严格的检察官选任制度。首先, 应设定严格的选任条件, 严把准入关。笔者认为, 在确定检察官候选人条件时应从工作经验、工作业绩等多方面综合考虑。例如, 参加检察官候选人员不仅须要通过司法考试和遴选考试, 还要检察院特定岗位实习一定期限或从事法律专业工作一定期限。其次, 应规范选任程序。通过法律明确规定遴选程序, 使得检察官遴选依法有据。同时, 避免采用单一书面遴选模式, 应拓宽选任评选环节, 将民意测评, 能力考查纳入评选环节。 (4)

在检察官培养方面, 应加强检察官专业教育培训, 更新检察官知识结构, 提升检察官法学专业水平。检察机关应加大教育投入, 依照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要求, 采用多种方式 (如交流学习、实践考察等) 定期有针对性的学习法学前沿理论和司法实践热点难点问题, 从而提高检察官的专业化水平。

在检察官考核方面, 应依照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制度设计, 建立合理的考核和管理机制, 首先, 实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具体而言, 应当实现检察人员的单独职务序列, 落实检察官员额制, 按一定比例划分为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以及司法行政人员, 进行分类管理。同时, 将检察官的职级与行政级别适当分离, 以此拓宽检察官的晋升通道。其次, 拓宽检察官考核路径。通过开展业务能力比武, 评选“优秀公诉人”等活动, 构建多元化考核机制。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改革, 对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然而, 对于何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等相关法律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因此, 本文笔者从检察官责任制内涵入手, 对司法责任制视野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相关问题进行探究, 以期对检察工作有所帮助。

关键词：司法责任制,检察官,公诉,应对

注释

1 郑青.对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几点思考---以湖北省检察机关的改革实践为范本[J].人民检察, 2013 (13) :36.

2 张永会.深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度的思考[J].中国检察官, 2006 (6) :45.

3 袁轲.论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16 (1) :45.

司法局与基层司法所责任状 篇5

安置帮教工作

1、各乡镇（场）、街道成立有党政领导参加，不少于5人的安置帮教领导机构，每年至少召开2次专门研究此项工作的会议，能解决部分刑释解教人员的实际问题，并有会议记录，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例会，并有会议记录。

2、对于五年内帮教对象，要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档案资料做到一人一档，档案内容填写规范。

3、要有刑释解教人员花名册及重点人员登记表，重点人员要加强帮教力度并及时上报。

4、刑释解教平台使用正常，刑释解教人员的核查工作要及时，刑释解教工作季报表等要按时上报。

5、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帮教工作，确保帮教率100%、安置率95%以上；做到每名帮教对象要有相应的帮教责任人，安置帮教措施具体，工作有记录，发现不良苗头及时处理，不出现激化，及时将安置帮教记录归入个人档案。

6、经常了解和掌握帮教对象的情况，及时同村（居）委会等相有关部门做好工作，无脱、漏管现象发生；确保当年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5%以内。

7、安置基地建立健全，要有制度、图片资料、工资发放表、劳动记录等。立状单位：XXX县司法局

局长：

社区矫正工作

1、各乡镇（场）、街道成立有党政领导参加，不少于5人的社区矫正领导机构，每年至少召开2次专门研究此项工作的会议，部署安排当前形势下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问题，并有会议记录，领导小组办公室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例会，并有会议记录。

2、社区服刑人员一人一档，档案填写规范（具体内容参加社区矫正对象档案样本）；加大对社区服刑人员的规范化管理，并建立健全社区服刑人员等级管理，严格落实电话汇报、书面汇报、公益劳动、请销假等各项监管措施，确保资料完备、台账齐全、记录准确完整。

3、社区矫正管理组织网络建立健全，要有社区矫正志愿者花名册。

4、要有社区服刑人员监管登记表、重管对象登记表（社区矫正重管对象定位100%、其他人员50%），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劳动基地健全。

5、社区矫正专网及平台使用情况正常，各项制度建立健全；要有社区服刑人员花名册。认真做好衔接管理工作，杜绝脱、漏管现象发生，年内又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内。

6、社区矫正月报、季报表及时上报，并打印存根。

7、做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风险评估工作，根据风险等级分类管理。签状单位：司法所

签 状 人：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日

XXX县司法局 安置帮教和社区矫正工作

目 标 责 任 状

浅析司法认知影响的责任承担 篇6

关键词：司法认知；初始责任；动态责任继续；证明负担转承

一、司法认知的理论概述

司法认知是法官对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特定事实，无需当事人举证证明，直接认定其效力的诉讼证明形式。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法律和事实。法律应当成为司法认知的对象，对于事实作为司法认知的对象也是各国法律通行的规定。对于司法认知的事实地界定，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标准，即“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显著事实”。“所谓显著之事实，即系一般公知（或周知）之事实，则凡一国之内，一区域之内，一社会公共利益之内，人所共知之事实，或本于经验法则，为人所知悉之事实皆属之。”换言之，众所周知的事情的标准是其具有显著性或者众所周知性，同时这种周知有着地域的限制，应当将周知性和审理案件法院的地域管辖范围或者社会文化范围相联系，选择适当的范围作为周知性的界定标准。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益是司法认知所追求的价值，这两种价值理念是贯穿在司法认知适用过程中对于司法认知影响的各方责任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

二、司法认知影响的责任概述

本文论及的司法认知影响的责任是一种广义的责任，是指法官进行司法认知前后，法官和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义务、责任或者是负担，司法认知对责任的影响是通过效力和争执起作用的。

司法认知的效力是指法官做出司法认知后，对于诉讼中责任和事实所产生的效果。司法认知的效力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司法认知的事项法官无须再进行调查，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司法认知卸除了主张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如果相对方当事人反对司法认知，则将举证证明司法认知不合适的责任转移给该方当事人。司法认知的直接效果确定法官和当事人最初始的责任承担，如果相对方当事人进行争执，则证明司法认知错误的举证责任就需要相对方当事人承担，引发责任的动态变化。

三、司法认知影响的初始责任

法官的初始责任始于司法认知前，法官应当依职权或者依当事人申请进行司法认知，作为司法认知主体的法官应当尽自己最大的注意义务，按照法律程序确定司法认知事项，保证司法认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法官的初始责任主要包括确定责任及程序性责任。法官的确定责任是法官在做出司法认知前，要确定该事项是否具有法律明确的规定或者是否是众所周知性、真实性、正确性、案件联系性的综合责任。首先，法官应当遵循法律对法律规定的事项进行司法认知，即应予司法认知。其次，对于法律未明确规定的事项，法官应当结合法院管辖和社会文化，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理性来判断其是否具有众所周知性，保证司法认知的合理性基础。再次，对于具有众所周知性的事项，法官仍应确定该事项是否真实正确，排除瑕疵错误的事项。最后，法官仍需确定进行司法认知对于具体案件的解决是否具有促进作用，即司法认知与案件是否存在联系。法官的程序性责任是法官做出司法认知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必要的程序性行为的责任。法官应当遵守法律程序，在进行司法认知时通知当事人并进行释明，告知当事人异议权利，使当事人能够充分地知晓法官进行司法认知的理由，知悉自己举证责任的变化。

司法认知卸除了主张方当事人的证明责任，但基于诉讼促进义务，主张方的当事人应当提醒法官对司法认知的事项进行认知，配合法官提供相应的材料或者线索。司法认知是诉讼证明责任转承的形式，司法认知将举证责任的负担转移给相对方当事人，影响相对方当事人的初始责任，即司法认知的做出对证明责任分配进行了改变，但不是行为上由相对方进行举证证明，只有相对方争执时，才需要其承担行为意义上的责任。

四、司法认知影响责任的动态继续

基于司法认知的可争执性，相对方当事人享有提出证据证明司法认知不当的权利。当事人对司法认知进行争执，初始责任的形态发生变化，即责任的动态继续。法官责任的动态继续是在司法认知做出之后，当事人责任的动态继续是以对司法认知的争执为临界点。

司法认知作出后，法官的责任由确定责任转为修正责任。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如果法官发现司法认知存在瑕疵或者当事人对司法认知提出争执并且提供了证据加以证明，法院应当进行审查并且通过适当的手段加以弥补和修正，甚至否定司法认知的效力，恢复证明责任的分配。如果相对方当事人对司法认知进行争执，则应当在提供证据证明司法认知错误，当事人可以通过证据证明司法认知的众所周知性不足、不真实正确、与案件没有联系或者程序不合法。责任的动态继续是否终结取决于司法认知的最终效力。如果司法认知正确或者修正后且为当事人接受，司法认知仍然生效，司法认知的责任因没有再争执而归于终结。如果司法认知错误，法官应当决定司法认知不生效力，司法认知责任的动态继续归于终结。

五、结语

司法责任制 篇7

27岁的龙登亮是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2007届毕业生, 现为文昌市重兴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2012年9月2日, 陈臣村冯所某和冯推某两家因园地边界发生纠纷, 村干部多次调解未成功, 两家矛盾日趋尖锐。9月5日下午, 龙登亮与村委会干部一同进村调处。在调解现场, 冯所某突然掏出一个饮料瓶, 将装在饮料瓶里面的汽油泼向冯推某。龙登亮迎面阻挡, 大部分汽油泼在了他的身上。此时, 已失去理智的冯所某点燃汽油, 龙登亮即刻成为“火人”, 身体烧伤面积达20%, 为Ⅱ度烧伤。省司法厅研究决定, 给龙登亮记个人一等功, 并在全省司法系统开展向龙登亮学习的活动。文昌市也下发通知, 号召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向龙登亮学习。

采访龙登亮, 他谈得最多的是对老百姓要有感情, 调解要讲方法。他说, 到田间地头调解纠纷, 你讲不出个道理, 谁信!矛盾双方剑拔弩张时, 你不敢站出来, 谁服!

伤愈出院, 记者问及调解纠纷被烧伤是否后悔, 阿亮回答:“调解纠纷是我的工作, 阻止他人行凶更是我的职责, 任何一个司法助理员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这样做吧。”

○一份情怀, 扎根基层全心为民

2009年2月, 家在陵水的龙登亮大学毕业1年后考取了公务员, 被分配到文昌市重兴镇政府工作。

在重兴镇司法所, 所长黄学宏递给记者7大本记得满满的工作日志。这些日志, 是龙登亮记录调解工作中的家长里短, 更记录下了龙登亮扎根基层的为民情怀。

“民事纠纷无小事”, 扎根基层, 阿亮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矛盾往往藏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 就像一个‘火药桶’, 处理不好随时可能‘爆炸’。在矛盾萌芽状态早发现、早调解, 就能为政府分忧, 为老百姓解难。”

6年前, 甘村的周某明与符某民, 联合在该村承包经营有线电视, 让300多户村民收看到了稳定的电视信号, 看上了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今年7月份, 周某明、符某民两人在有线电视的经营、收益等方面产生纠纷, 双方争论不休, 互不相让, 极有可能影响村民正常收看电视。龙登亮找到双方当事人, 耐心倾听, 反复讲道理, 他说, 决不能因为此事影响300多村民正常收看电视。经过努力, 最后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两年间, 龙登亮骑着摩托车, 跑遍了重兴镇的角角落落。哪里有纠纷, 哪里需要法律咨询, 阿亮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 经他调解的各类农村纠纷达131多件, 成功化解126件。

○调解艺术, 在实践中感悟提高

龙登亮每天面对的, 是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化怒气为和气、理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这是龙登亮的本事。

今年2月份的一天下午, 重兴镇司法所来了两位面带愁容的年轻人, 其中一位拾某向龙登亮倾诉:今年1月份, 拾某和10多名同乡, 从四川老家来到海南, 在重兴镇仙昌墟孙某玲承包的高压线塔建项目工地打工。其间, 孙某玲与工友们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分歧, 后孙某玲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双方因是否支付双程路费问题发生争执, 孙某玲一气之下搁置此事, 到别处经营生意去了。

由于长期没有领到工资, 拾某和同乡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们四处求助无门, 最后来到了镇司法所。

了解详情后, 龙登亮通过电话与孙某玲取得联系, 向他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希望他不要逃避, 积极解决这一问题。经反复协商后, 龙登亮提出, 工地要先借出800元钱, 给工友们解决当下吃饭、看病问题。后来按照龙登亮的调解意见, 施工方付清了所欠工资, 并多给工友们每个人200块钱做为路费, 双方完满解决了纠纷。

今年2月份的一天, 礼村70多岁的黄婆婆向镇司法所反映, 她的两个儿子因为家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现在两个儿子都不肯赡养老人。黄婆婆跟二儿子住在礼村, 大儿子则住在另外一个村子。最近, 因土地征用, 黄婆婆得到了一笔赔偿款, 两个儿子却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产生矛盾, 大吵大闹, 而对母亲不理不睬。

龙登亮详细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后, 把两兄弟喊到一起, 当着老母亲的面协商调解方案。经过努力, 两人终于达成赡养义务的协议。

“解决矛盾纠纷, 要把‘两边’的工作都做通, 这样才能真正使纠纷标本兼治, 案结事了, 不出现反弹现象。”龙登亮说, 做司法调解员, 关键是要公平公正, “把一碗水端平了”。

○一种责任, 默默奉献勇于担当

“踏实、肯干, 工作起来风风火火, 只要单位上有事, 他就想一下子把工作都干完。”这是龙登亮女朋友林珊对他的印象。

林珊在铺前镇工作, 两人虽然同在文昌, 但一北一南, 一个礼拜也难得见上一面。

提起恋爱中的事, 林珊也有遗憾:“周末想一起看场电影, 他很少有空陪我。有时放假回海口我爸妈家, 一接到电话, 稍有情况不明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时间, 他都会立刻抖擞精神回去。他说, 只有问题解决了, 他心里才能踏实。”

两年多司法行政工作, 使龙登亮与当地群众结下不解的情缘。作为一名司法助理员, 同时又是镇干部, 龙登亮除了抓好司法所工作外, 还要负责群先村的驻点工作。

两年多来, 他几乎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 吃完午饭就“下村”成了他的习惯。两年多走村串户, 使当地群众对这位帅气、开朗、平易近人的年轻干部多了一份亲切感、信任感。

为保护当事人, 阿亮烧伤住进了医院, 林珊在医院悉心照顾。她告诉记者, 中秋节前, 一位大姐带着水果来医院探望阿亮。大姐说, 她的婆婆住在重兴镇, 一次镇上搞拆迁, 阿亮跑前跑后, 为她的婆婆讲明拆迁政策, 争取相关赔偿, 阿婆对此非常满意。从报纸上得知阿亮被火烧伤的事迹后, 这位阿婆几次打电话给她, 让她务必要到医院看望阿亮。

司法责任制 篇8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全文如下。

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

第一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有关要求, 防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 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根据宪法法律规定, 结合司法工作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带头遵守宪法法律, 维护司法权威, 支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处理案件, 都不得要求司法机关做有碍司法公正的事情。

第三条对司法工作负有领导职责的机关, 因履行职责需要, 可以依照工作程序了解案件情况, 组织研究司法政策, 统筹协调依法处理工作, 督促司法机关依法履行职责, 为司法机关创造公正司法的环境, 但不得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

第四条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不得执行任何领导干部违反法定职责或法定程序、有碍司法公正的要求。

第五条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司法人员应当全面、如实记录, 做到全程留痕, 有据可查。

以组织名义向司法机关发文发函对案件处理提出要求的, 或者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亲属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 司法人员均应当如实记录并留存相关材料。

第六条司法人员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行为, 受法律和组织保护。领导干部不得对司法人员打击报复。非因法定事由,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将司法人员免职、调离、辞退或者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

第七条司法机关应当每季度对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报送同级党委政法委和上级司法机关。必要时, 可以立即报告。

党委政法委应当及时研究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报告同级党委, 同时抄送纪检监察机关、党委组织部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领导干部属于上级党委或者其他党组织管理的, 应当向上级党委报告或者向其他党组织通报情况。

第八条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党委政法委按程序报经批准后予以通报, 必要时可以向社会公开:

(一) 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二) 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三) 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四) 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 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 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五) 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

第九条领导干部有本规定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 造成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领导干部对司法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司法人员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情况的, 予以警告、通报批评;有两次以上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情形的, 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检察人员纪律处分条例 (试行) 》、《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等规定给予纪律处分。主管领导授意不记录或者不如实记录的, 依纪依法追究主管领导责任。

第十一条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情况, 应当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政绩考核体系, 作为考核干部是否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廉洁自律的重要依据。

第十二条本规定所称领导干部, 是指在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领导干部。

司法责任制 篇9

然而法律始终追求公平和正义, 因此法律本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精神, 创设出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即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 违背了有限责任制度的初衷, 法律将不再维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 而是让躲在公司背后的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首先起源于美国,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首次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 以及尚无相关的司法解释等种种原因, 该制度在我国虽已实施三年, 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鲜有成功案例,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原告举证困难。基于此, 笔者拟从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立法特点和审判实践入手, 分析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分配的构建。

一、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背景和困扰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 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忽视了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借鉴, 以致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出现大量的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时, 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 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公司法》, 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司实践的迫切潮流, 保护了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使法律从形式的公平正义真正走向了实质的公平正义, 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但我国《公司法》仅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定的内容 (1) , 不仅涉及条文少, 且缺乏操作性。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并非因为我国立法疏漏, 而是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 那就是立法语言的局限性无法囊括实践中千差万别的案件情形, 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也不可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的概括。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来源于英美法上的判例, 很难用成文法来加以表述, 就我国目前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认识程度, 如果采用列举方式来规定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形, 难免挂一漏万, 不仅无法穷尽, 还可能成为司法审判的梗阻。因此立法机关只能对此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留下必要的空间。

由此可知, 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考虑, 我国不得不引进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但在引进该制度后, 由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本属于判例法的一种产物, 我国运行该制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因此,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审判实践中, 面临这一系列立法空白和难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立法完善难以一蹴而就的情况下, 积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 是真正落实该制度,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当务之急。

二、法定举证责任转移理论的适用

举证责任, 从常规意义上讲是指谁负有提出证明案件有关事实的义务。审判实践中“谁主张、谁举证”已成为不争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内容从立法上确立了上述举证原则。

由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诉讼的举证责任做出规定, 一般都认为, 该类案件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此, 在该类诉讼中, 结合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立法精神, 原告至少应承担以下三方面举证责任:一是被告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事实;二是原告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三是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然而, 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框架内, 与公司债权人相比, 公司股东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公司股东作为公司出资人, 享有对公司资产、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知情权、决定权;负有妥善管理公司资产, 避免贬值、流失、追索公司债权, 依法定程序处置公司资产的权利和义务;是公司资产、账册的实际掌管者。相反, 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 无权介入公司的内部管理, 对于公司股东是否恪守公司财产独立原则, 是否真正放弃对投入公司的财产支配权, 既难以实施监督, 又难以进行调查。而且, 作为公司相对人, 债权人不仅获得真实信息的成本可能很高, 失误率或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很高, 甚至经常面临虚假陈述或欺诈性表述, 导致做出错误判断, 以致最终的交易权落空。如果严格要求原告举证证明被告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 往往会导致原告举证不利而败诉, 使公司人格否定规则运用成为“一纸空谈”, 只能在理论上研讨, 而无法在实践中运用。

因此, 为了实现诉讼公正, 在对某些民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举证责任的承担就必须采取特殊的规定, 即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 而是“我主张, 你举证”, 这当然是举证分配上的特殊情况, 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举证责任的转移, 这种举证责任的转移确切地讲“就是指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的责任由主张方转移到被主张方或其他方的一种法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包括举证责任的法定转移和事实转移 (即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前者是指大家熟悉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立法上具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贯彻意见第74条。后者是指在完善举证责任的法定分配规则的基础上, 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 以保障案件的实质公正, 避免僵化司法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其在立法上的体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 根据本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也无法确定当事人证明的承担时, 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

现在许多学者主张适用前者, 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由被告举证证明并未滥用公司控制权, 如果举证不能, 就对其所涉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但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立法精神, 公司人格否定主要适用于个案中, 而且是个案中的特定法律情形, 试图对公司法人格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采取完全法定主义的做法必然遭到失败。而且,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瓶颈, 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法定化性质。即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既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对双方当事人诉讼胜利影响极大, 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特别规定。而我们上述已提到由于法人人格否定的特殊内涵, 其无法由法律一一做出规定。可见, 举证责任倒置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应该如何适用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呢?笔者认为应该适用后者, 即在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规则上应该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中的“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三、我国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制度的构建

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既然适用“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在诉讼中就无法排除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避免了完全法定主义下举证责任分配显失公正的情形, 使案件裁决得以与市民社会的普遍的正义观念相协调, 有助于个案中实体正义的实现, 避免立法及司法过程的僵硬化、冷漠化。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有着严格的程序与条件上的限制。

因此, 具体在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构建上, 笔者认为应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由原告承担以下举证责任:

(1) 被告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的事实。当然, 限于原告的举证能力受到如上述所提到的各方面的限制, 这里原告所承担的仅是初步的, 表面的举证责任, 如两个公司一块牌子、一套人马等形式上的证据;

(2) 原告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

(3) 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 原告一旦完成上述举证任务, 则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

即由被告来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 如通过披露股东出资情况、公司资产的现状、公司运作程序合法、公司资产贬值、流失、灭失的数额、公司的经营帐目等资料来证明公司运作规范, 不存在股东与公司人格财产、业务混同的各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的一些成熟经验, 如德国联邦法院以法官造法的形式创设的推定的关联关系说, 所谓推定的关联企业指在一个企业集团里, 母公司以其股东身份对其子公司日常事务行使经常广泛的控制力, 此时控制公司对子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因而直接对子公司的债权人负赔偿责任, 排除母公司能举证抗辩。这一学说巧妙将举证责任转嫁给了母公司, 很好的解决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举证责任问题, 且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3. 最后, 由法官根据案情具体情况和原、被告举证能力行使自由裁量权来最终确认, 由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通过对司法的公正价值、诚信要求、权利救济要求, 结合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考察, 对证明责任作出适当的分配。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 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在发生法定证明责任分配有违公正要求的情况下, 固守该规则显然无助于纠纷的解决, 甚至可能加剧涉讼双方的冲突与对立。因此, 法官应当适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 对这种冲突加以调和, 以期纠纷的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1]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民债务承担连带。”

[1].Janet Dine, Company Law (第4版, Palggrave Macmillan Law Masters) .法律出版社, 2003

[2].程春华.洪秀娟.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正当性及其制度构建.法律适用, 2008年第1、2期

[3].宋世杰.举证责任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司法责任制 篇10

为使公司拥有、维持其得以运作及从事活动的必要资本, 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为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严格规范公司的资本。因此, 传统大陆法系的学理上将其概括为公司资本三原则, 及资本确定、资本维持、资本不变。由于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 因而资本三原则也集中体现在股份有限公司中。

就资本确定原则而言, 我国公司法要求股东应与公司申请设立登记时一次缴清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不得分期缴纳。这一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与投机行为, 并且与日本、韩国等国家及地区的公司法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就资本维持原则而言, 是指公司在存续期间, 必须维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资产。其目的仍在于维持公司资本, 以保护债权人的权益。这一原则要求在公司存续期间, 不许向股东分配公司的财产, 不许公司股东将出资收回。在我国公司法中, 体现资本维持原则的规定有:公司转投资的金额累积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本的百分之五十;公司在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之前, 不得向股东分配利润等法条。

就资本不变原则而言, 是指公司资本总额非经法定变更章程程序, 不得任意变更, 如需增加或减少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这项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资本总额减少导致公司责任范围缩小, 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 我国公司法规定, 公司减少注册资本, 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要求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提出公告, 以及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公司减少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等均属于资本不变原则范畴。

二、股东资本出资

出资是股东基于股东身份对公司所为的一定给付, 且必须根据法律规定履行出资义务。为遵循资本维持原则, 保护交易安全, 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应由股东全部缴足, 一般不得分期缴纳。如日本、韩国等国家的有限责任公司立法即明确要求股东必须在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 以现金或实物方式缴足全部股份出资, 不得分期缴纳。

我国公司法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 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账户。”采用一次全额的缴纳方式, 也即股东应与公司设立登记时, 全部缴足所认缴的出资额。对于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旅行出资义务原则, 公司法也有例外规定, 如“合营各方应当在合营合同中定明出资期限, 并且应当按照合营合同规定的期限缴清各自的出资”等。对于中外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仍允许股东在公司成立后一次或分期缴清所认的出资。

我国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类别, 不以现金为限, 而只能以财产出资, 不得采用劳务或信用等无法确实计价的资产价值。被称作资产的既可以是金钱或实物, 也可以是财产权, 根据公司法规定,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如果是以现金以外的资产抵充其出资的股款, 应该将该股东的姓名及其财产的种类、数量、价格或估价的标准记载于章程中, 并报请主观机关查核。如果显著少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价格, 则公司成立时的股东对公司负有缴纳其差额的连带责任。

三、出资的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具有浓厚的封闭性色彩, 虽在性质上属于资合公司, 但因为股东人数较少, 股东又重视相互之间关系, 也体现出人合公司的特性。同时, 维持资本是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强制性规定。因此, 其股东出资的转让不能完全自由, 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可以自由转让其股份是不同的。

(一) 股东之间的转让

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东可以将其股份的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其他股东。并且针对实务方面的特殊性及考虑到经营权力的控制, 股东之间有时也可以进行协商, 以解决矛盾。在股东之间全部转让出资时, 可能出现公司股东仅剩一个人的情况, 有些国家允许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人公司继续存在, 但我国公司法则不允许, 使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足法定人数, 即有限责任公司应由两人以上股东组织成立。

(二) 一般股东向非股东转让出资

对此我国公司法也有明确规定, 也即股东如果未能得到其他全体股东半数的统一, 不可以将其出资的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他人。这里所规定的股东通常是指董事之外的其他股东。在实践操作方面, 假设有限责任公司是由5人组成, 则其中一人要进行出资转让, 则应得到其他四人中的三人的统一。经股东同意转让出资, 在同等条件下, 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这也有利于维持原有股东之间的伙伴关系。我国公司法对此也有明确规定, 如果股东不同意应当转让的出资额, 则必须购买这一转让的出资额, 否则应当视为同意转让。这个要求也是充分尊重了不同意股东的意见, 并赋予其优先的承买权利, 但如果这一权利不被执行, 则可以转让给他人。

四、小结

在有限责任公司资本制度安排实务中, 在考虑公司的营运效率的同时, 也必须考虑到制度的安全性。法定资本制对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和社会交易程序的安全保护最为有效。我国公司法很好的内化了资本的真实精神, 并充分吸收了传统公司法上的“资本三原则”, 规定了法定资本制的一系列措施。

参考文献

[1]罗忠.新《公司法》下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比较[J].经济论坛, 2008, (24) .

浅谈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 篇11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股东；权利救济

一、适用司法解散制度的法定事由

我国《公司法》第183条对适用司法解散的主体、法定事由及限制性条件都做了相关规定，并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对解散的法定事由中具体何为“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做出了四种解释，多数学者论述在该司法解散制度中只解决了“公司僵局”问题，而没有解决股东压迫、股东浪费公司资产等问题。《布莱克法律辞典》主要解释了封闭公司僵局的概念，它认为封闭公司僵局是指“由于对于公司政策方面存在着异议，而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阻滞的状态。”笔者认为“公司僵局”乃公司内部各“派系”之间处于均势的对立局面，一般持股比例或表决权比例达到公司1/3的股东才能有造成这种局面的资格，否则依照资本多数决机制，不会导致股东会“无法做出有效决议”的僵局。笔者认为，这一事由相对于“股东压迫”等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而言，对公司的整体利益损害更大。

笔者认为针对司法解散事由应该对封闭性公司及开放性公司予以区别对待。因而在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两权分离”的状态且股东可以通过自由的股权转让退出公司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将“公司僵局”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司法解散的唯一事由，是审慎的也是力度足够的。但对于“两权合一”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出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股东的经营理念，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股票债券化”的趋势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较强的参与经营的欲望，对公司的“信赖利益”也不仅仅体现在公司营利上的结果上，更体现在希望公司能够通过股东经营理念的实践而营利的过程中。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使每个股东的利益能最大化，当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时，就应及时停止公司的运营，即通过公司司法解散程序来实现股东利益。因而有学者认为，“总体的趋势是，司法解散制度成为解决封闭公司股东困境或争议最有效的方式。”因而笔者认为，在此意义上，适当拓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适用“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将“股东压迫”等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其“信赖利益”无法实现等情形纳入其中，可使该制度更加完善。

二、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笔者认为，考虑一项制度的合理性，不应只着眼于该制度本身，而应该将一项制度放入相关的法律体系中，考虑其在实现整体功能中的作用。在本文中，笔者将司法解散制度作为股东的一项救济措施予以考虑的，因而必须将这一制度放入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救济措施体系中予以审查。

司法解散作为股东最后的救济性措施，有其彻底性和不可恢复性。公司司法解散，涉及公司本身、要求解散公司的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的股东、公司的债权人、公司的员工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同时该制度一旦设立，就必然存在股东滥用该权利的风险。但是该制度却能使得股东从公司中退出，获得投资的剩余价值，也能使凝滞的公司资产得到重新配置。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时，往往采取一种保守司法的态度，即只要存在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一般情况下不会做出司法解散的决定。各国对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救济措施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诸多有效成果。并总结出坚持主体维持、竭尽其他救济、利益衡平的原则。

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救济措施包括——股份转让（内部转让），强制股权回购制度，股东诉讼及司法解散制度，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中规定了针对不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除名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股东救济措施的范畴内考虑司法解散制度，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中“其他途径”的理解，应该包括以上列举的除司法解散以外的其他措施（包括司法解释（二）第五条中规定的调解措施）。在各项制度的衔接以及适用问题上，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合伙企业法》中四十九条除名退伙的规定，以审慎的态度，适当扩大除名权的适用范围。其次，不管是由公司或股东选择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还是法院直接的股份收购命令，对于股份公平价值的确定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评估的主体、适用方法及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会直接影响股东的实际救济效果。而针对英美法系的临时董事、指定监管人制度，由于在我国职业经理人、职业董事还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因而笔者对该制度的引入较为保守的态度。

三、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作用

一方面，相较于开放性公司而言，封闭性公司具有更大的自治空间，作为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和灵魂的公司章程，成为公司独立人格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也成为公司自治的最重要工具。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其居于公司“宪法”的关键性作用，《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多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即只要不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自治是存在极大空间的。因而通过诉讼这一事后防范机制化解公司矛盾，在我国的作用是有限的。

为了践行主体维持、竭尽其他救济、利益衡平的原则，有事前防范功能的公司章程之作用就得以凸显。在笔者第二部分提及的许多制度，相较于实定法的稳定性、原则性及滞后性，公司章程可以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将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并在公司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对公司章程的具体措施予以修改以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甚至可以对股票回购的价格、临时董事的任命、公司出现僵局时的解决途径予以事前规制。最后，笔者认为，可以在章程中引入股东之间互附忠诚义务的规定，将股东对公司所持有的“信赖利益”落实到股东之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当出现股东压迫及针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时，可以依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有不当行为的股东承担侵权责任和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烨.公司司法解散问题探析[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2，（11）：131-132.

[2]计红.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完善[J].特区经济，2012，（1）：245-247.

司法责任制 篇12

1 我国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责任问题

对于社会责任这一问题,我国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公司法》第五条中有以下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道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将公司责任问题列入法律条款中,硬行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标志着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立法在逐步完善与进步。

在我国《公司法》中,制定了一套关于强化公司责任的制度,对各层次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归纳,形成了新的规章制度。新《公司法》的制定,增强了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概念与认识,同时提高了对公司债权人和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但《公司法》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规范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立法人员进行不断修改和完善。

2 我国《公司法》责任立法存在的不足

虽然《公司法》是我国第一部从法律上规定公司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但在当今社会,公司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仍会出现一些问题。社会责任立法也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

2.1 《公司法》中的社会责任法太过原则化

在我国《公司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过于笼统,并未对公司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作出详细规定。公司应遵守哪些法律法规、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如何去承担等,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法律上,法律条款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是具有清晰性。含糊不清的法律并无多大实际约束作用。对此,立法者应在法律条款中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从以上提到的《公司法》第五条中的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从这一条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规定太过宏观,没有一处能明确指出何种行为才算触犯法规,违反社会责任。这样的法律条款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此外,法律规定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但法律条款中很难看出何为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具体法律边界在何处。最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却没有指出公司若是不承担社会责任,会承受怎样的后果、接受怎样的惩罚。

2.2 在保障公司实现社会责任的机制上存在缺陷

我国《公司法》中的条款规定:主体为非国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只能是“可以有职工董事”,而并非“应当有职工董事”。那么职工在参与公司内部事务管理时会受到限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在以前,我国是由国家控制着上市公司的股权,使之无法进入二级市场。而一般二级市场交易的流通股被中小股民持有,他们太过分散,这就意味着控股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到股民的权益。通常来说,被控股股东所掌握的董事会无法维护好散户的利益,不能对其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过度的强调保护股东的权益,会对其他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利影响,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那么,用法律手段来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条款,还存在很大的漏洞与缺陷。

2.3 《公司法》在非股东的相关者利益保障上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的各个层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总结,在将非股东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纳入时,仅仅针对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职工,并没有提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法》的立法上,规定了保护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规定维护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在公司内部治理上,《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治理权可交由公司职工,让职工参与到公司内部事务治理中,但并未将其扩展到其他相关利益者。另外,《公司法》中规定,在行使公司董事会职权时,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只是要求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这些规定的不明确使《公司法》在非股东的相关者利益的保障上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

2.4 《公司法》中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太过模糊,加重了法院司法负担

由于我国《公司法》中对于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内容太过模糊,这就意味着法官需要根据具体案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做判断。

但由于我国法院通常是依法办案,只根据法律条例来进行裁判,那么当办案过程中遇到模糊不清的条例时,法官只能通过自身的办案经验和个人智慧来做详细的司法裁判。或在最高院的案例中寻找法律依据,作为参照。这就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法院的司法负担。

3 解决《公司法》中公司责任问题立法缺陷的方法和手段

我国《公司法》不管是在对公司责任问题的立法上,还是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上,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而且,除了《公司法》第五条中提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并没有其他法律条款中提到过相关内容。想要增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责任立法。

3.1 明确解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太过笼统,概念也较为广泛。在《公司法》中,应明确指出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界限。如关于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与行为,提议公司付诸行动去实施。国内相关组织也可对公司社会责任涵义作出界定,让公司管理者意识到,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承担社会责任有着重大意义。公司承担责任不仅是高尚道德的体现,对维护企业信誉及保持企业良好形象有重要意义。此外,法律条款应清晰明确地指出,公司在各个方面如何算作触犯法规,违法将会接受怎样的法律制裁。以此来增强公司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认识。

3.2 实行引导性和强制性的双重法律规制

公司社会责任是国家和社会安定的前提,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与社会的动荡。如前面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它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手段来强制性地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防止公司出现违法行为。法律上的强制性条款能有效地限制公司不合法的行为,引导公司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中,法律上的强制性条款能解决零和博弈问题,能有效保障公司职工、消费者等人群的合法权益。

3.3 正确认识公司营利目标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公司的成立,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如果不能正常营利,就无法在社会立足。因此,公司法的制定必须尊重公司成立的目的。我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发展,随着新公司数量不断增长,公司间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还没发展起来就已经倒闭。这就加大的公司在社会生存的压力,换而言之,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社会责任。

所以,在规定公司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考虑公司的利润目标,明确公司其他目标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营利目标之间的主次之分不明确,导致股东在追求利润时无法兼顾社会责任,从而产生矛盾与冲突。

3.4 建立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来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在很多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平常的职工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员没有资格参与,这就无法使这个阶层所代表的心声与见解及时的发表。这种组成结构需要适当的变革,让内部职工人员、消费者代表、中小股民及其他公司利益相关人员能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司可以改变以往的监管制度,制定出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来处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避免公司的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去牺牲社会利益,损害他人的权益。通过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指引管理者的行为,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此外,可以建立公司捐赠法律制度,承认公司的捐赠行为,但同时要规定公司捐赠数额的标准等。成立相关的法律委员会,制定系统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专门从事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准确公正的判断,对于此类原则化的法律条款,尽量将其明确化,做出合理的解释。

4 结语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司应意识到从事经营活动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公司法》中,提出了公司应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但总的来说,《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责任的条款太过原则化,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问题没有具体规定,还不够完善。对此,国家应针对其不足与缺陷对法律进行改善。

摘要：由于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成为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就日益凸显。许多公司逃避社会责任成为较为棘手的问题。《公司法》首次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写入总则中。总的来说,《公司法》只是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不能完全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立法依旧不完善。因此,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公司法,法律规范,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薛洁.《公司法》的道德基础之社会责任条款规定[J].商情,2013(14).

[2]宁仕群.论公司法视域下的公司社会责任[J].商情,2012(33).

[3]刘新民.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互利共赢——对新公司法第五条的探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

[4]杨志壮.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J].齐鲁学刊,2013(3).

[5]雷兴虎,冯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J].湖南社会科学,2013(2).

[6]王燕莉.公司社会责任的本土化实现——以《公司法》为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4).

[7]张亚男.公司法上连带责任制度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1.

[8]程隽怡.试论董事责任限制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上的建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4).

[9]龙翼飞,戴晨.我国新《公司法》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7(3).

[10]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