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责任

司法责任（精选12篇）

司法责任 篇1

1公司社会责任

1.1传统公司理论缺陷

自公司出现之初, 有关公司责任的争论就未曾停止。传统的公司理论一直将利益最大化视为公司的本质, 该理论认为公司仅对股东负有营利责任。典型的如哈耶克指出“公司的管理人员如果在其经营决策中考虑社会公众利益或支持社会福利, 就会改变他们只作为股东的受托人并为其利益而运用资源, 同时受其监督而避免滥用公司权力的状况, 从而发生公司权力无法控制的局面”。然而, 进入20世纪后, 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 其影响也从经济范围扩大到其他领域, 尤其在当今, 社会的各方面如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等, 都与之密切相关。如果仅以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唯一目标和公司责任, 那么公司很容易为了该目标而忽略其他相关者的权益, 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有关产品质量问题的事件层出不穷便是一例。

进入21世纪后, 公司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各国经济合作的加深, 公司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本国, 跨国公司的出现, 影响更是扩大至全球。若将公司责任仅仅规定为利益最大化而忽视股东以外其他社会主体的利益, 既不符合公平公正的社会伦理, 也不利于市场的有序竞争。为了避免公司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情况发生, 公司对其股东之外的其他个人、组织也应当承担责任, 这便是公司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1.2公司社会责任理论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是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不断争论中诞生的。1924年, 美国学者谢尔顿首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自此以后, 有关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研究、理论日渐增多并完善。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是对公司的绝对盈利性的修正, 随着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公司已经影响到与公司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公司在经营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社会资源, 因此, 其在获得盈利后, 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弥补经营过程中给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 使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协调平衡。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 公司社会责任是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其他公司利益相关者, 包括个人、组织和社会的利益。公司的逐利目标与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当协调均衡, 实现公司和社会的双赢。为了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 明晰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 需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予以研究, 再通过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的社会责任, 以期公司能切实保障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中做出贡献。

2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

2.1公司社会责任性质

由于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理解存在不同, 关于其范围、内涵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也正因如此, 法律上对其的规定也一直较为模糊。“责任”一词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为符合一定的社会价值要求、伦理道德应做的事, 侧重于主动承担责任做某事;二是指没有做好分内的事, 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 侧重于违背法律法规、政策性规定的后果。公司的社会责任也因此而具有了双层含义, 即道德意义上的责任和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前者指公司的社会行为为合乎道德伦理的价值要求而自愿、主动地予以采纳, 其一般不能由法律予以强制;后者则是一种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 可以由法律强制予以执行。因此, 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研究时, 应当注重对其性质的研究, 在分清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后, 配合以适当的义务承担和救济手段, 法律条文中的有关规定才能明确、清晰。

2.2公司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较为完善的国家, 公司社会责任初时更多体现的是公司的道德责任, 而非法律责任或法律义务。如在盛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国家, 社会公众只是依据善恶标准来对公司提出要求, 而很少论证公司行为的违法性;公众要求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 许多并没有法律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 公司社会责任由道德约束, 社会只能通过倡导、呼吁的方式期盼公司承担某些社会责任, 当公司侵害社会利益时, 公众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强制公司履行其应有责任。在缺乏法律规范的领域, 仅凭道德层面的谴责, 难以起到实际的作用。另外, 道德责任多以社会价值取向为判断标准, 在时代发展进程中, 社会价值取向并非一成不变, 而且, 由于每个人的价值观并不相同, 很多时候, 社会价值取向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以这种缺乏稳定性和同一性的社会价值作为判断标准, 原则性过强而客观性较弱, 在现实生活中给公司社会责任的实践带来较大困难。若能从法律层面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定义, 使之成为法律责任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将为判断公司是否承担社会责任提供客观稳定的标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经常使用“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 并试图将之作为法律概念规范公司的经营活动, 但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在应用的过程中的多变性和灵活性, 导致在法律界定时出现了困难。我国著名法学家刘俊海教授为了使“公司社会责任”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而创设了“社会权”, 并对之进行了阐释:“作为一个高度浓缩的概念, 社会权指属于人权和基本自由范畴的各类体现社会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按照作者解释, 这里提到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十分广泛, 既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10项权利, 也包括其他具有经济与社会权利特点的权力, 如吃饭权、消费者权利、环境权和发展权等。公司是一种盈利性组织, 不能脱离社会独立存在, 作为社会主体之一, 既享有权利即社会权, 也应当承担义务即社会责任。通过这种定义, 社会权与社会责任成为一组对应的法律概念。于是, 公司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义务范围并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商事领域的范畴, 而应当扩大至社会的其他领域内, 丰富了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 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 这种定义仍然存在缺陷,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 “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包括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两个方面, 与之相对应, 社会权除了包括法律已经规定的实然权利, 还应当包括法律没有规定的应然权利。然而, 从作者的解释看来, 社会权的定义只强调了实然权利部分, 却忽视了应然权利部分。

通过上文的分析, 不难看出, 公司社会责任应当作为一个复合概念, 同时具有双层含义, 即道德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相互影响、互相补充, 共同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整体。

2.3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的关系

伴随公司的发展、壮大, 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逐渐加深, 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出现, 涉及的利益相关人范围愈加广泛, 公司社会责任若仅停留于道德层面上, 不利于实践中各方主体的利益, 各方的冲突也难以协调解决, 这就产生了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必要。当得到全社会普遍认同的道德层面责任通过法律形式得到确认后, 这种道德责任便成为法律责任, 成为公司必须履行的责任, 如产品质量、消费者权益、公司雇员权益、保护环境资源等方面。

同时, 如果法律在规定公司责任出现遗漏, 道德责任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用来完善公司社会责任内容。另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当所有人对公司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产生共识时, 且公司本身对之也有了清晰地认知, 并能有意识地自主承担, 那么原本需要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的责任内容可以由共同的道德标准规范、调整, 即作为道德责任出现。由此看来, 公司社会责任中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互为补充, 两者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可以相互转化。

3我国《公司法》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

在社会的不断进步的过程中, 公司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 通过聚集闲散的资金, 以特定的营运形式, 促进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被提出后, 基于公司对社会的影响, 各国都通过法律形式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积极规定。公司法规定公司社会责任, 最早见于1937年的德国《股份公司法》, 其中规定公司董事“必须追求股东的利益、公司雇员的利益和公共利益”。

我国的第一部《公司法》制定于1993年, 该部法律并未将公司社会责任纳入规范范围, 但在2005年时对《公司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 首次将公司社会责任的理念引入法条。新《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 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 诚实守信, 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承担社会责任。”该条款的规定实现了公司社会责任的法条化, 使得公司在承担社会责任时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并对公司的相关社会活动起到引导作用。新《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确认, 是公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之一, 也使我国的《公司法》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

尽管如此, 该《公司法》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仍显单薄, 第五条的规定存在某些不足。

首先, 《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原则性强, 内容过于狭窄。其规定虽然强调了公司社会责任, 并对职工利益的保护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但公司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保护、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等都缺乏规定。

其次, 《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性质不明确, 难以区分是道德责任抑或法律责任。第五条就其内容而言, 只是原则性规定, 实践性不强。当公司不愿承担社会责任时, 该条规定难以成为处理依据, 即从条文本身不能明确看到公司所应承担的后果。笔者认为, 应当在法条中严格区分公司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中法律责任部分, 即公司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所应遵守的最低标准, 在此基础上, 配合特别法予以详细的规范。而道德责任, 则以其他方式予以引导和鼓励。

最后, 《公司法》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可诉性不明确。就我国诉讼法规定来看, 在起诉过程中, 利益相关者不能以公司违反社会责任为由, 直接起诉公司, 而必须以符合《民事诉讼法》中可诉理由起诉。在现实生活中, 法院只能受理民商事权利义务争议, 而道德争议则无法以法律途径予以申诉。在法治社会中, 缺乏可诉性的法律往往是一纸空文。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项可能涉及道德争议的事项, 需要法律规范、行政法规等的整体配合, 而不是单单依靠《公司法》第五条就能解决。

4结语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出现是对传统公司盈利理论的发展和完善, 强调了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追求利益的目标应当并重。公司作为一个盈利性的社会组织, 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权利, 当它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时, 则应当承担责任。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界定时, 应当明确其性质;在用法律对公司社会责任予以规定时, 应当考虑社会实践性, 使相应的各部门法律能协调适用。在未来的立法中, 通过法律及道德层面的互相配合, 使社会各个主体的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 并对公司产生一定的引导和激励作用, 使之成为公司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驱动力, 平衡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 促进社会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J].法学研究, 1998, (5) .

[2]周士伟.公司社会责任、性质、内涵及其激励机制[J].研究生法学, 2009, (1) .

[3]周继红.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及其完善对策[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9, (3) .

司法责任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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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司法所责任清单

街道司法所责任清单

（一）、指导管理人民调解工作

1、指导社区和驻街企事业单位、集贸市场、纠纷多发地区建立健全调解委员会和调解网络。

2、指导辖区内各类调解组织加强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制度建设，推进规范化建设。

3、开展多种形式调解骨干业务培训，提高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和工作水平。

4、指导调解组织开展民间纠纷排查和专项治理活动，参与重大疑难和易激化民间纠纷的调解，做好预防矛盾纠纷、防止纠纷激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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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动向街道工委、办事处反映社情民意和民间纠纷情况。

（二）、负责实施社区矫正工作

1、贯彻落实国家有关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2、依照有关规定，负责管理社区矫正对象，会同公安机关监督、考察社区矫正对象服刑情况。

3、负责考核社区矫正对象，并根据考核结果实施奖惩。

4、组织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帮助社区矫正对象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5、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矫正对象参加公益劳动。

6、完成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指导管理基础法律服务工作

1、根据司法部和省司法厅有关规定，负责规划、指导、监督街道3

更多精彩范文点击主页搜索 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巩固健全基层法律服务机构。

2、指导基层法律服务所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和内部管理与运行机制。积极争取基层政府支持，不断改善办公用房以及装备设施。

3、指导法律服务所充分认真履行法律服务职能，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法律服务，拓展业务领域，提高服务质量。

4、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的思想建设、业务建设和执业监督检查，保障其依法执业，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四）、组织开展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和帮教工作

1、在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下，负责安置帮教工作的规划、组织、实施和有关协调工作。

2、指导社区和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帮教工作网络、工作制度和工作运行机制。

3、全面掌握辖区刑释解教人员情况，建立帮教责任制，落实接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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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教措施。

4、积极协调争取多方支持和有关部门扶持性政策与经费保障，及时解决安置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5、加强工作调研、指导和检查督促，不断提高安置率和帮教质量。

（五）、组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1、根据上级普法规划、工作要点和本地普法工作部署，协助街道办事处制定依法治理工作规划，负责普法工作的规划、组织和实施工作，积极推进各层次依法治理活动的有效开展。

2、组织建立基层法制宣传网络，负责培训法制宣传员队伍。

3、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切实加强对重点普法对象的法制教育。

4、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墙（板）报、讲台、夜校等宣传形式，大力开展法律讲座，知识竞赛、咨询解答、文艺表演、巡回演讲等丰富多彩、群众喜闻乐见的法制宣传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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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对普法工作进行考核验收，及时总结交流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经验，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质量和实效。

6、协助街道开展依法治理工作和行政执法检查、监督工作。

7、充分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主动为街道的政务决策、建章立制和行政执法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

8、指导社区居委会依法自治，依法制定和实施居民公约，建立健全农场选举、民主议事、居务公开等制度，逐步实现居务管理的民主化、规格化、法制化。

司法责任 篇3

[关键词] 网络链接 信息网络传播权 侵权分析 司法实践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51-03

Analysis of Infringement of Network Links and Its Judicial Practice

Wang Hua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Hangzhou，310013）

[Abstract] Premi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the Internet Plus strategy in March to encourag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traditional publishing industry is striving to explore a digital road aiming at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is process， copyrigh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use of new technologies have created confusion to the publishers. This paper is a brief analysis of criteria of conviction for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of technology-based network linking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judicial practice.

[Key words] Network links Transmission righ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Analysis of infringement Judicial practice

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走向网络空间，切实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在出版融合大发展的形势下，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出版物开发过程中得到应用，如App技术、二维码链接技术等，随之而来的网络版权保护和侵权责任问题是作为出版人必须了解和明晰的问题。作为构成网络世界运行基础和核心功能的超链接技术，其侵权认定标准，一直是业内关注、讨论的热点。

1 链接定义及其分类

链接，又称为超文本链接、超链接，是指通过使用超文本标记语言编辑包含标记指令的文本文件，通过通用资源定位符指向其他内容，在两个不同的文档或同一文档的不同部分建立联系，使访问者可以通过一个网址访问不同网址的文件或通过一个特定的栏目访问同一站点上的其他栏目等[1]。超链接实质是指从一个网页指向一个目标的连接关系。

我国司法实务中，一般将网络链接分为浅层链接和深层链接两类。浅层链接，也称一般链接或普通链接，指的是对第三方网站首页或者其他网页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会脱离设链网站，进入被链接的网页。而深层链接是对第三方网站中存储文件的链接。用户点击链接之后，可以在不脱离设链网站的情况下从第三方网站下载该文件，或在线打开来自于第三方网站的文件，欣赏其中的作品。此时用户浏览器中显示的网络地址仍然为设链网站的地址，而不是被链接的文件在第三方的地址[2]。从中可以分析得出，深层链接与浅层链接相比，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用户的操作是在设链者网站上完成；二是设链者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直接抓取和使用第三方网站内容。但是不论是浅层链接还是深层链接，被链接的内容始终存储于第三方网站的服务器上，链接提供者并没有在自己的服务器上上传作品。

2 关于超链接侵权认定标准

关于链接是否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外法院适用的标准主要有三类，分别是“用户感知标准”、“新公众标准”和“服务器标准”。

2.1 用户感知标准

用户感知标准是一个主观标准，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第三方网站中的内容设置深度链接，只要用户误认为该内容来自于设置链接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即可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这是一个判定网络链接侵权的主观标准。其核心点在于用户是否误认为作品内容直接来自于设链的网站。

2009年，北京网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诉四川一家网站未经许可播放原告享有独家专有权利的电视剧。最终，四川高院终审认为，点击播放涉案视频时，网页地址始终在被告网站名下，使用户不能明确知道，自己转入了另一个网站，因此被告网站已直接参与了相关信息的加工处理，构成侵权行为。

2.2 新公众标准

“新公众标准”代表性案例是2014年2月欧盟法院审理的“Svensson”案。在该案件中，原告Svensson等为记者，将文章发布在公司的报纸和网站上，用户可以自由点击观看。被告Sverige公司则通过设置链接的方式为用户提供一系列连接至其他网站的文章，其中就包括Svensson等人的文章。原告参照“用户感知标准”，认为用户点击被告设置的链接后不会明显察觉到已经转向了其他网站，并以此为由，就被告侵犯了自身的“向公众传播权”而提起诉讼。

nlc202309051337

欧盟法院认为，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必须符合两个要素，一是构成传播行为，二是将作品传播给公众。在本案中，用户可以通过链接直接接触作品，设立该链接就构成了传播行为。但是只有在该传播行为指向权利人在进行原始传播时没有考虑的那部分公众，即新的公众时，设链行为才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即如果权利人在进行初始传播时的受众与通过链接行为接触到作品的受众产生重合，那么链接行为不构成“向公众传播”。如果权利人采取加密等技术限制措施，只允许部分满足条件的受众接触作品，那么绕过该技术措施，使其他用户，即新的公众能够接触到该作品，该链接行为就构成侵权。

基于以上分析，欧盟法院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判决，认定链接行为只有向“新公众”传播，才构成向公众传播行为。如果权利人在进行初始传播时，没有采取技术措施限制公众对作品的接触，则链接不需要经过权利人的授权。

欧盟法院关于链接侵犯“向公众传播权”的新解释解决了到目前为止保护版权人合法利益与对基础网络技术支持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是版权法又一次对新技术的适应与妥协[3]。

2.3 服务器标准

“服务器标准”即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将作品内容上传至自己的服务器，供公众获取，作为判断是否构成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关键点。服务器标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使用的一个标准。

“服务器标准”符合我国各项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关于网络链接是否构成侵权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2）项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网络传播行为”是“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行为”。其中，“向公众提供作品”是评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是否构成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行为的关键性要素。在网络环境下，将作品上传至服务器的行为构成了“向公众提供作品”行为，而提供链接的行为仅仅是为作品传播提供了通道。“服务器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得到进一步明确。《规定》第四条指出，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中的提供行为，即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体现了“服务器标准”在判定网络版权侵权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单纯的超链接不构成对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的又一出发点是链接对著作权人的利益实质上没有造成冲击。提供链接实质上提供的是一种获取信息的通道，因此很难将链接固定化为著作权人的一种权利[4]。

采取“服务器标准”与“新公众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论，即设置链接的行为一般不构成网络传播行为，只不过两者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路径。

3 超链接间接侵权认定分析

我国司法实践通过间接版权责任来追究设置链接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存在直接提供作品的行为，不构成直接侵权，但是会因为明知或者应知侵权行为的存在，仍然提供帮助行为，而承担间接侵权责任。

3.1 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未采取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规定》第七条提到，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帮助侵权行为。

2000年刘京胜诉搜狐公司爱特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案中，被告网站仅仅是将搜索引擎搜索的结果提示给用户，并通过链接使用户进入了提供信息的网站。原告并未将作品信息存储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因此不构成侵权。但是在开庭时，原告明确要求被告断开链接，被告予以拒绝，此时被告已经是明知链接的作品侵权之后仍不断开，实质上起到了对侵权人继续实施侵权的帮助，法院最后判定被告应当对这种行为承担侵权的法律责任。

3.2 对于明知和应知的推定

《规定》第九条提到，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综合考虑以下因素，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应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主动对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第十条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热播影视作品等以设置榜单、目录、索引、描述性段落、内容简介等方式进行推荐，且公众可以在其网页上直接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其应知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北京世纪悦博科技有限公司与正东唱片有限公司侵犯录音制作者权纠纷一案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在世纪悦博公司网站的页面上提供了对权利人作品的下载服务；被链接下载的网站也是世纪悦博公司事先选定并推荐给网络用户的；下载的操作步骤是世纪悦博公司逐层递进引导的；所下载作品是世纪悦博公司事先通过搜索选编、并整理的。由此可以认定，世纪悦博公司的链接行为，已经不是提供链路通道服务，而是直接参与相关信息的加工处理，并对加工处理后的信息通过异站进行深层次的链接。

对于超链接是否构成侵权行为，学术界有着不同的声音，各国司法实践也采取不同的标准。对于以内容为核心的出版行业来说，如何在数字出版大发展时代，规范自身行为的同时，规避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是我们必须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注 释

[1]刘凯，李洁.如何判定网络链接的著作权侵权[N].江苏法制报，2012-03-01

[2]王迁.论网络环境中版权直接侵权的认定标准[N/OL].[2009-05-04].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a2d1f50100dk6m.html

[3]龙井瑢.探析链接版权法律责任在欧盟和英国的新发展：兼评中国相关版权司法实践[J].青年法苑，2014（12）：125-132

[4]徐美玲.网络链接的版权法规制综述[J].电子知识产权，2014（8）：39-43

（收稿日期：2015-06-10）

司法责任 篇4

27岁的龙登亮是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2007届毕业生, 现为文昌市重兴镇司法所司法助理员。2012年9月2日, 陈臣村冯所某和冯推某两家因园地边界发生纠纷, 村干部多次调解未成功, 两家矛盾日趋尖锐。9月5日下午, 龙登亮与村委会干部一同进村调处。在调解现场, 冯所某突然掏出一个饮料瓶, 将装在饮料瓶里面的汽油泼向冯推某。龙登亮迎面阻挡, 大部分汽油泼在了他的身上。此时, 已失去理智的冯所某点燃汽油, 龙登亮即刻成为“火人”, 身体烧伤面积达20%, 为Ⅱ度烧伤。省司法厅研究决定, 给龙登亮记个人一等功, 并在全省司法系统开展向龙登亮学习的活动。文昌市也下发通知, 号召全市党员干部群众向龙登亮学习。

采访龙登亮, 他谈得最多的是对老百姓要有感情, 调解要讲方法。他说, 到田间地头调解纠纷, 你讲不出个道理, 谁信!矛盾双方剑拔弩张时, 你不敢站出来, 谁服!

伤愈出院, 记者问及调解纠纷被烧伤是否后悔, 阿亮回答:“调解纠纷是我的工作, 阻止他人行凶更是我的职责, 任何一个司法助理员遇到这种情况, 都会这样做吧。”

○一份情怀, 扎根基层全心为民

2009年2月, 家在陵水的龙登亮大学毕业1年后考取了公务员, 被分配到文昌市重兴镇政府工作。

在重兴镇司法所, 所长黄学宏递给记者7大本记得满满的工作日志。这些日志, 是龙登亮记录调解工作中的家长里短, 更记录下了龙登亮扎根基层的为民情怀。

“民事纠纷无小事”, 扎根基层, 阿亮对这句话深有感触, “矛盾往往藏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中, 就像一个‘火药桶’, 处理不好随时可能‘爆炸’。在矛盾萌芽状态早发现、早调解, 就能为政府分忧, 为老百姓解难。”

6年前, 甘村的周某明与符某民, 联合在该村承包经营有线电视, 让300多户村民收看到了稳定的电视信号, 看上了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今年7月份, 周某明、符某民两人在有线电视的经营、收益等方面产生纠纷, 双方争论不休, 互不相让, 极有可能影响村民正常收看电视。龙登亮找到双方当事人, 耐心倾听, 反复讲道理, 他说, 决不能因为此事影响300多村民正常收看电视。经过努力, 最后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两年间, 龙登亮骑着摩托车, 跑遍了重兴镇的角角落落。哪里有纠纷, 哪里需要法律咨询, 阿亮的身影就会出现在哪里, 经他调解的各类农村纠纷达131多件, 成功化解126件。

○调解艺术, 在实践中感悟提高

龙登亮每天面对的, 是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化怒气为和气、理顺双方当事人的争议焦点, 这是龙登亮的本事。

今年2月份的一天下午, 重兴镇司法所来了两位面带愁容的年轻人, 其中一位拾某向龙登亮倾诉:今年1月份, 拾某和10多名同乡, 从四川老家来到海南, 在重兴镇仙昌墟孙某玲承包的高压线塔建项目工地打工。其间, 孙某玲与工友们因工程质量问题产生分歧, 后孙某玲解除双方劳动关系。但双方因是否支付双程路费问题发生争执, 孙某玲一气之下搁置此事, 到别处经营生意去了。

由于长期没有领到工资, 拾某和同乡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们四处求助无门, 最后来到了镇司法所。

了解详情后, 龙登亮通过电话与孙某玲取得联系, 向他讲解相关法律知识, 希望他不要逃避, 积极解决这一问题。经反复协商后, 龙登亮提出, 工地要先借出800元钱, 给工友们解决当下吃饭、看病问题。后来按照龙登亮的调解意见, 施工方付清了所欠工资, 并多给工友们每个人200块钱做为路费, 双方完满解决了纠纷。

今年2月份的一天, 礼村70多岁的黄婆婆向镇司法所反映, 她的两个儿子因为家庭财产分配产生纠纷, 现在两个儿子都不肯赡养老人。黄婆婆跟二儿子住在礼村, 大儿子则住在另外一个村子。最近, 因土地征用, 黄婆婆得到了一笔赔偿款, 两个儿子却因为这笔钱的分配产生矛盾, 大吵大闹, 而对母亲不理不睬。

龙登亮详细了解纠纷产生的原因后, 把两兄弟喊到一起, 当着老母亲的面协商调解方案。经过努力, 两人终于达成赡养义务的协议。

“解决矛盾纠纷, 要把‘两边’的工作都做通, 这样才能真正使纠纷标本兼治, 案结事了, 不出现反弹现象。”龙登亮说, 做司法调解员, 关键是要公平公正, “把一碗水端平了”。

○一种责任, 默默奉献勇于担当

“踏实、肯干, 工作起来风风火火, 只要单位上有事, 他就想一下子把工作都干完。”这是龙登亮女朋友林珊对他的印象。

林珊在铺前镇工作, 两人虽然同在文昌, 但一北一南, 一个礼拜也难得见上一面。

提起恋爱中的事, 林珊也有遗憾:“周末想一起看场电影, 他很少有空陪我。有时放假回海口我爸妈家, 一接到电话, 稍有情况不明的地方, 无论是什么时间, 他都会立刻抖擞精神回去。他说, 只有问题解决了, 他心里才能踏实。”

两年多司法行政工作, 使龙登亮与当地群众结下不解的情缘。作为一名司法助理员, 同时又是镇干部, 龙登亮除了抓好司法所工作外, 还要负责群先村的驻点工作。

两年多来, 他几乎放弃了中午休息时间, 吃完午饭就“下村”成了他的习惯。两年多走村串户, 使当地群众对这位帅气、开朗、平易近人的年轻干部多了一份亲切感、信任感。

为保护当事人, 阿亮烧伤住进了医院, 林珊在医院悉心照顾。她告诉记者, 中秋节前, 一位大姐带着水果来医院探望阿亮。大姐说, 她的婆婆住在重兴镇, 一次镇上搞拆迁, 阿亮跑前跑后, 为她的婆婆讲明拆迁政策, 争取相关赔偿, 阿婆对此非常满意。从报纸上得知阿亮被火烧伤的事迹后, 这位阿婆几次打电话给她, 让她务必要到医院看望阿亮。

山东：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推开 篇5

吴鹏飞要求全省检察机关要充分认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正确认识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有利条件、切实增强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的紧迫感,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把司法责任制改革摆在突出位置来抓。

据悉,今年9月初,山东省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省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实施意见》。9月7日,全省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动员会明确了改革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单,要求以遴选出员额法官检察官作为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标志,自2016年8月至2017年5月底,分三批在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全面推开司法责任制改革:第一批,淄博、聊城除首批试点院外的其他基层院,今年10月底前完成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第二批,省院、铁检分院及其基层院、淄博聊城之外的15个市院及其基层院,在2017年1月底前完成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第三批,因换届等原因延后的市县区院,在2017年5月底前完成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按照省委提出的“统筹安排、分批推进、压茬进行、以上率下”的改革要求,省院机关在第二批中率先推开改革,为全省检察机关作出样子、当好示范。

会议对省院机关员额检察官遴选工作作了总体安排,即10月底组织统一考试,11月上旬完成考核考察工作,并按照1:1.2的比例,将省院机关员额检察官推荐人选报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会议要求要坚守员额比例,省院首批检察官遴选入额比例控制在35%以内;要严格入额条件、标准和程序,坚持优中选优、宁缺毋滥原则,真正把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实践经验丰富、工作勤奋、敢于担当的人员选入员额;要将检察官员额配置在办案岗位,按照省院制定的《检察官岗位设置指导意见》,明确检察官设置的原则、标准、岗位,遴选入额的检察官要全部充实到办案一线,最大限度满足司法办案需要;要加强政策解读,创新思路措施,拓宽检察辅助人员和司法行政人员的发展通道,努力使广大检察人员形成良好的职业发展预期。

浅谈有限责任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 篇6

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司法解散；股东；权利救济

一、适用司法解散制度的法定事由

我国《公司法》第183条对适用司法解散的主体、法定事由及限制性条件都做了相关规定，并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对解散的法定事由中具体何为“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做出了四种解释，多数学者论述在该司法解散制度中只解决了“公司僵局”问题，而没有解决股东压迫、股东浪费公司资产等问题。《布莱克法律辞典》主要解释了封闭公司僵局的概念，它认为封闭公司僵局是指“由于对于公司政策方面存在着异议，而公司的活动被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或董事的派系所阻滞的状态。”笔者认为“公司僵局”乃公司内部各“派系”之间处于均势的对立局面，一般持股比例或表决权比例达到公司1/3的股东才能有造成这种局面的资格，否则依照资本多数决机制，不会导致股东会“无法做出有效决议”的僵局。笔者认为，这一事由相对于“股东压迫”等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而言，对公司的整体利益损害更大。

笔者认为针对司法解散事由应该对封闭性公司及开放性公司予以区别对待。因而在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两权分离”的状态且股东可以通过自由的股权转让退出公司的前提下，笔者认为将“公司僵局”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司法解散的唯一事由，是审慎的也是力度足够的。但对于“两权合一”的有限责任公司而言，出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股东的经营理念，相较于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股票债券化”的趋势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较强的参与经营的欲望，对公司的“信赖利益”也不仅仅体现在公司营利上的结果上，更体现在希望公司能够通过股东经营理念的实践而营利的过程中。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使每个股东的利益能最大化，当现实与理想背道而驰时，就应及时停止公司的运营，即通过公司司法解散程序来实现股东利益。因而有学者认为，“总体的趋势是，司法解散制度成为解决封闭公司股东困境或争议最有效的方式。”因而笔者认为，在此意义上，适当拓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适用“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将“股东压迫”等多数股东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其“信赖利益”无法实现等情形纳入其中，可使该制度更加完善。

二、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

笔者认为，考虑一项制度的合理性，不应只着眼于该制度本身，而应该将一项制度放入相关的法律体系中，考虑其在实现整体功能中的作用。在本文中，笔者将司法解散制度作为股东的一项救济措施予以考虑的，因而必须将这一制度放入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救济措施体系中予以审查。

司法解散作为股东最后的救济性措施，有其彻底性和不可恢复性。公司司法解散，涉及公司本身、要求解散公司的股东、不同意解散公司的股东、公司的债权人、公司的员工等多方主体的利益，同时该制度一旦设立，就必然存在股东滥用该权利的风险。但是该制度却能使得股东从公司中退出，获得投资的剩余价值，也能使凝滞的公司资产得到重新配置。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在适用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时，往往采取一种保守司法的态度，即只要存在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一般情况下不会做出司法解散的决定。各国对司法解散制度的替代性救济措施都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诸多有效成果。并总结出坚持主体维持、竭尽其他救济、利益衡平的原则。

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中的股东救济措施包括——股份转让（内部转让），强制股权回购制度，股东诉讼及司法解散制度，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8条中规定了针对不履行出资义务股东的除名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公司法股东救济措施的范畴内考虑司法解散制度，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中“其他途径”的理解，应该包括以上列举的除司法解散以外的其他措施（包括司法解释（二）第五条中规定的调解措施）。在各项制度的衔接以及适用问题上，笔者认为，可以参照我国《合伙企业法》中四十九条除名退伙的规定，以审慎的态度，适当扩大除名权的适用范围。其次，不管是由公司或股东选择收购其他股东的股份，还是法院直接的股份收购命令，对于股份公平价值的确定都是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国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票评估的主体、适用方法及具体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而这会直接影响股东的实际救济效果。而针对英美法系的临时董事、指定监管人制度，由于在我国职业经理人、职业董事还未形成一定规模的市场，因而笔者对该制度的引入较为保守的态度。

三、充分发挥公司章程的作用

一方面，相较于开放性公司而言，封闭性公司具有更大的自治空间，作为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核心和灵魂的公司章程，成为公司独立人格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也成为公司自治的最重要工具。笔者认为，应充分发挥其居于公司“宪法”的关键性作用，《公司法》中对有限责任公司多以任意性规范为主，即只要不违反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自治是存在极大空间的。因而通过诉讼这一事后防范机制化解公司矛盾，在我国的作用是有限的。

为了践行主体维持、竭尽其他救济、利益衡平的原则，有事前防范功能的公司章程之作用就得以凸显。在笔者第二部分提及的许多制度，相较于实定法的稳定性、原则性及滞后性，公司章程可以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将司法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规定，并在公司的具体运作过程中，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对公司章程的具体措施予以修改以适应现实情况的变化。甚至可以对股票回购的价格、临时董事的任命、公司出现僵局时的解决途径予以事前规制。最后，笔者认为，可以在章程中引入股东之间互附忠诚义务的规定，将股东对公司所持有的“信赖利益”落实到股东之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当出现股东压迫及针对少数股东的不当行为时，可以依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有不当行为的股东承担侵权责任和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王烨.公司司法解散问题探析[J].商品与质量：理论研究，2012，（11）：131-132.

[2]计红.论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完善[J].特区经济，2012，（1）：245-247.

公司法视角下的董事民事责任 篇7

在现代公司理念得到逐步发展的同时, 公司权力分配逐渐由传统的以股东大会为中心转向以董事为中心的治理模式, 由此董事在公司中的地位得到较大提升[1]。董事是指在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产生的, 对内处理公司业务、行使相关职权, 对外代表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虽然董事的存在能够提高公司决策效率, 然而由于董事和公司利益间存在不一致性, 会增加公司代理成本, 为避免董事滥用职权给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 因而需要对公司董事的责任与义务加以限定。因此, 为保障公司能够高效、平稳运转, 对公司董事民事责任展开深入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从董事对公司和第三方的民事责任展开论述, 探讨了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现状, 并总结其中存在的问题, 最后从公司法视角提出三点完善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以期对我国公司治理提供实践指导, 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平稳、高效发展。

二、董事民事责任

董事会作为行使公司经营管理权力最大的机构, 董事的地位重要性可想而知。因而公司要求董事从公司最大利益出发做决策, 关注董事所具有的民事责任, 避免其拥有的权力而损害相关利益方的利益。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董事负有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 如果董事未履行该义务, 公司有权向其追责。

董事民事责任可以分为对公司的民事责任和对第三方的民事责任。具体而言, 公司法规定董事对公司负有的民事责任有四个方面:第一, 依法行使职权的责任, 董事需在法律范围内行使职权, 保护公司财产不受损失, 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第二, 董事应在公司章程内行使职权, 并积极执行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决议, 因拒不执行而给公司造成财产损失的, 应负违约责任;第三, 董事任职期间不得再从事与本公司具有相同业务的经营活动, 由此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应负违约责任;第四, 董事任职期间未能尽职尽力, 因其决策失误给公司带来重大损失的, 应负赔偿责任[2]。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 董事应在相关法律法规内行使职权, 因违反上述规定给第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二, 董事未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决策, 违反公司相关章程, 给第三人造成严重损失的, 应承担连带责任;第三, 董事因不能正确行使职权而给第三人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承担连带责任;第四, 因公司破产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 董事负有赔偿责任。

三、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现状与缺陷

(一) 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现状

从董事对公司的民事责任制度来看有两点:第一, 董事在拒不履行勤勉义务或忠实义务时, 均负有违约责任, 但在违反忠实义务时, 董事还负有侵权责任。因此, 公司应根据需要, 选择一种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的方式维权, 并不受阻拦。第二, 现有公司法仅对董事过错或有故意造成公司重大损失的情形做了明确规定, 尚未对无过错责任予以明确, 因此归责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从董事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制度来看, 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尽管新公司法明确了董事对第三人应负的责任, 然而这里的第三人不包含债权人, 适用范围较狭小, 且董事对股东的责任也存在不足。第二, 股东直接诉讼制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因为在新公司法中未对提起诉讼的股东资格及相关方面做明确规定。

(二) 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缺陷

从上述董事民事责任现状分析可以得出, 我国董事民事责任制度尚有三个方面的缺陷:第一, 董事民事责任制度不规范。体现在未明确规定董事担责的判断标准, 由于董事在做公司决策时会承担较大的风险, 判断标准制定过于严格或宽松均会影响董事做出相关决策;其次, 对于离职董事没有做相关规定, 因为离职董事对本公司的部分商业机密非常了解, 如果离职后进入同行业公司会给本公司带来严重影响;最后体现在对第三人的范围界定上狭窄。第二, 董事民事责任限制与免除制度不完善。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管理不当所担责任带来的压力使董事在做决策时不能轻易冒险, 丧失了部分商机。而在董事免除上公司该采取何种方式较为妥当, 应从立法角度对董事责任限制和免除作出规定[3]。第三, 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缺乏。公司法虽然保护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 然而却未对恶意的第三人给董事造成的损失予以明确, 因而建立董事责任保险制度能有效地保障董事的权益不受损害[3]。

四、完善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社会在进步, 董事民事责任制度随着时代变化也应作出相应改变。本文从公司法角度对完善董事民事责任制度提出三点建议。

(一) 强化公司董事民事责任

首先在勤勉义务上, 缓解市场和公司内部给董事带来的压力, 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以促使董事更加勤勉的工作, 在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正确行使职权;其次, 在董事忠实义务上, 制定董事披露制度使董事的自我交易情况更加透明, 并受股东大会的实时监督, 且董事需要对交易中的实际情况予以真实披露;最后, 全面完善董事对公司和第三人的责任, 承担给第三人造成损失的连带责任等。

(二) 完善董事民事责任限制与免除制度

在董事民事责任的限制制度方面, 首先要采用合适的责任免除方式, 例如股东大会的特别决定或公司规章制度内的董事会决议;其次, 在适用条件上还需要是董事出于善意、没有出现较大职责过失或行为尚未对公司造成重大损失;最后在责任限定的金额上给予一定比例的规定。在免除制度方面, 设立经营判断规章, 立足于公司经营现状, 力求公司能够高效、平稳运转, 使董事能够认真履行勤勉义务和忠实义务, 同时使董事做出的经营判断能够遵循商业道德, 并积极为公司谋取最大利益。

(三) 建立董事民事责任保险制度

通过建立董事民事责任保险制度, 可以降低董事对公司和第三人造成损失后所产生的压力, 更好地为公司利益努力工作、正确行使职权。而建立该制度首先需要考虑其适用范围, 例如在前述经营判断方法基础上, 结合董事自身过失和权力行使两个方面的标准进行衡量等;其次, 在董事民事责任保险的保费分担上, 公司应有合理的设置, 例如根据董事的职责岗位不同, 董事和公司按不同的比例分别交纳一部分等。最后, 在保费承担上, 须由保险公司和董事双方分担, 并以此来约束董事的行为[4]。

参考文献

[1]耀振华.公司董事民事责任制度研究[J].法学评论, 1994, 03:30-35.

[2]曾勇钢.公司董事责任及风险[J].首席财务官, 2014, 16:90-93.

[3]林淑华.论我国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市场, 2016, 11:91-93.

司法责任 篇8

然而法律始终追求公平和正义, 因此法律本着公平与效率相结合的精神, 创设出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即如果公司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 违背了有限责任制度的初衷, 法律将不再维持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 而是让躲在公司背后的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首先起源于美国, 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理论研究已经相当成熟。我国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二十条首次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意义重大。但是由于《公司法》第二十条规定的原则性和模糊性, 以及尚无相关的司法解释等种种原因, 该制度在我国虽已实施三年, 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鲜有成功案例, 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原告举证困难。基于此, 笔者拟从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立法特点和审判实践入手, 分析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举证责任分配的构建。

一、我国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立法背景和困扰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以来, 公司的独立法人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忽视了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借鉴, 以致在我国社会实践中出现大量的滥用公司法人格行为时, 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制, 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秩序。200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修订的《公司法》, 正式确立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和公司实践的迫切潮流, 保护了债权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使法律从形式的公平正义真正走向了实质的公平正义, 是立法上的一大进步。

但我国《公司法》仅在第20条第3款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定的内容 (1) , 不仅涉及条文少, 且缺乏操作性。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 并非因为我国立法疏漏, 而是成文法国家都会面临的一个技术难题, 那就是立法语言的局限性无法囊括实践中千差万别的案件情形, 法律的相对滞后性也不可能对日新月异的社会情况予以全面的概括。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来源于英美法上的判例, 很难用成文法来加以表述, 就我国目前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认识程度, 如果采用列举方式来规定可以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具体情形, 难免挂一漏万, 不仅无法穷尽, 还可能成为司法审判的梗阻。因此立法机关只能对此做出原则性规定, 从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留下必要的空间。

由此可知, 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考虑, 我国不得不引进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 但在引进该制度后, 由于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本属于判例法的一种产物, 我国运行该制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 因此,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审判实践中, 面临这一系列立法空白和难题。笔者认为在当前立法完善难以一蹴而就的情况下, 积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 是真正落实该制度,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当务之急。

二、法定举证责任转移理论的适用

举证责任, 从常规意义上讲是指谁负有提出证明案件有关事实的义务。审判实践中“谁主张、谁举证”已成为不争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的“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的内容从立法上确立了上述举证原则。

由于我国法律尚未明确对股东滥用公司人格诉讼的举证责任做出规定, 一般都认为, 该类案件应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因此, 在该类诉讼中, 结合我国《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立法精神, 原告至少应承担以下三方面举证责任:一是被告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事实;二是原告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三是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然而, 在公司法人人格制度的框架内, 与公司债权人相比, 公司股东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公司股东作为公司出资人, 享有对公司资产、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知情权、决定权;负有妥善管理公司资产, 避免贬值、流失、追索公司债权, 依法定程序处置公司资产的权利和义务;是公司资产、账册的实际掌管者。相反, 债权人作为公司外部利害关系人, 无权介入公司的内部管理, 对于公司股东是否恪守公司财产独立原则, 是否真正放弃对投入公司的财产支配权, 既难以实施监督, 又难以进行调查。而且, 作为公司相对人, 债权人不仅获得真实信息的成本可能很高, 失误率或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很高, 甚至经常面临虚假陈述或欺诈性表述, 导致做出错误判断, 以致最终的交易权落空。如果严格要求原告举证证明被告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 往往会导致原告举证不利而败诉, 使公司人格否定规则运用成为“一纸空谈”, 只能在理论上研讨, 而无法在实践中运用。

因此, 为了实现诉讼公正, 在对某些民事案件的审理中, 对于举证责任的承担就必须采取特殊的规定, 即不再是“谁主张、谁举证”, 而是“我主张, 你举证”, 这当然是举证分配上的特殊情况, 我们在理论上称之为举证责任的转移, 这种举证责任的转移确切地讲“就是指提出证据证明其主张事实的责任由主张方转移到被主张方或其他方的一种法责任”.举证责任转移包括举证责任的法定转移和事实转移 (即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前者是指大家熟悉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立法上具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贯彻意见第74条。后者是指在完善举证责任的法定分配规则的基础上, 赋予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 以保障案件的实质公正, 避免僵化司法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其在立法上的体现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法律没有规定, 根据本规定和其他司法解释也无法确定当事人证明的承担时, 由法院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 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证明责任的承担。”

现在许多学者主张适用前者, 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由被告举证证明并未滥用公司控制权, 如果举证不能, 就对其所涉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但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的立法精神, 公司人格否定主要适用于个案中, 而且是个案中的特定法律情形, 试图对公司法人格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采取完全法定主义的做法必然遭到失败。而且, 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瓶颈, 那就是举证责任倒置法定化性质。即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 由于举证责任倒置既关系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 对双方当事人诉讼胜利影响极大, 举证责任倒置必须由法律特别规定。而我们上述已提到由于法人人格否定的特殊内涵, 其无法由法律一一做出规定。可见, 举证责任倒置也是行不通的。

那么应该如何适用举证责任转移的原则呢?笔者认为应该适用后者, 即在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规则上应该适用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理论中的“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三、我国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制度的构建

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既然适用“法定责任的部分转移”, 在诉讼中就无法排除法官适度的自由裁量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避免了完全法定主义下举证责任分配显失公正的情形, 使案件裁决得以与市民社会的普遍的正义观念相协调, 有助于个案中实体正义的实现, 避免立法及司法过程的僵硬化、冷漠化。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必须有着严格的程序与条件上的限制。

因此, 具体在公司法人格否定举证责任构建上, 笔者认为应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首先按“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由原告承担以下举证责任:

(1) 被告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的事实。当然, 限于原告的举证能力受到如上述所提到的各方面的限制, 这里原告所承担的仅是初步的, 表面的举证责任, 如两个公司一块牌子、一套人马等形式上的证据;

(2) 原告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的事实;

(3) 原告受到的损害与被告滥用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2. 原告一旦完成上述举证任务, 则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

即由被告来举证证明其不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 如通过披露股东出资情况、公司资产的现状、公司运作程序合法、公司资产贬值、流失、灭失的数额、公司的经营帐目等资料来证明公司运作规范, 不存在股东与公司人格财产、业务混同的各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德国的一些成熟经验, 如德国联邦法院以法官造法的形式创设的推定的关联关系说, 所谓推定的关联企业指在一个企业集团里, 母公司以其股东身份对其子公司日常事务行使经常广泛的控制力, 此时控制公司对子公司负有诚信义务。因而直接对子公司的债权人负赔偿责任, 排除母公司能举证抗辩。这一学说巧妙将举证责任转嫁给了母公司, 很好的解决了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举证责任问题, 且符合经济效益原则。

3. 最后, 由法官根据案情具体情况和原、被告举证能力行使自由裁量权来最终确认, 由谁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

法官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当通过对司法的公正价值、诚信要求、权利救济要求, 结合对当事人举证能力的考察, 对证明责任作出适当的分配。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 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调整社会关系, 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在发生法定证明责任分配有违公正要求的情况下, 固守该规则显然无助于纠纷的解决, 甚至可能加剧涉讼双方的冲突与对立。因此, 法官应当适用证明责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权, 对这种冲突加以调和, 以期纠纷的顺利解决。

参考文献

[1]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 逃避债务, 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 应当对公民债务承担连带。”

[1].Janet Dine, Company Law (第4版, Palggrave Macmillan Law Masters) .法律出版社, 2003

[2].程春华.洪秀娟.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转移的正当性及其制度构建.法律适用, 2008年第1、2期

[3].宋世杰.举证责任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 1996

司法责任 篇9

一、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基本理论

(一)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内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学理上也被称为“精神疾病的司法鉴定”, 又或者被称为“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满心期待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会有大的突破, 但定稿颁布后依旧没有给出具体的定义。在司法部2000年下发的《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 (试行) 》中第6条将其定义为“运用司法精神病学的理论和方法, 对涉及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 (如刑事责任能力、受审能力、服刑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监护能力、被害人自我防卫能力、作证能力等) 、精神损伤程度、智能障碍等问题进行鉴定”。此概念界定明确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不同于其他种类司法鉴定的范围与内容, 指明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的主要鉴定内容是被鉴定人的与法律有关的精神状态、法定能力、智能障碍等问题。1989年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将精神病鉴定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鉴定行为人实施危害时的精神状态, 所患疾病与危害行为之间的联系, 然后判断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第二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诉讼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及是否具备相应的诉讼能力;第三个层面是鉴定行为人服刑时的精神状态, 以用来确定对其需要采取的强制措施。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各类法律案件的审理程序中, 对涉及各种法律问题的当事人, 因为法律的需要, 为了明确当事人的精神状态与法律的关系而进行的精神状态的检查、分析、判断和评定的程序[1]”。

以上观点既有共同之处, 又有不同方面。共同点在于都反映了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基本性质和通用属性, 不同点即鉴定的具体内容、鉴定的程序和鉴定的客体等。

(二)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特点

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实践适用中的混乱是由于其自身的显著特点决定的。1.精神病鉴定的检测手段具有局限性。许多精神疾病难以通过医学仪器或者其他测试手段进行准确、客观的检测, 除非被鉴定人大脑生理结构因器质性病变发生变化。“而精神病鉴定的内容是对犯罪行为发生时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是否正常、行为之时是否具备辨别与控制能力, 这种回溯性评价的特点也使得精神病鉴定结论的主观性增强。[2]”2.精神病鉴定的对象具有复杂性。精神病鉴定的认识对象是最为复杂的人类精神世界, 很难在现有的科技水平基础上被全面客观的剖析、评价。3.精神病的鉴定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迄今对多数精神疾病的诊断, 仍然缺乏精密的客观的理化检验手段或方法, 主要还是依据病史和精神状况检查所见即临床表现来确定[3]”。

通过与物证、痕迹、文书等鉴定类型的对比, 精神疾病的鉴定不在于采用的仪器设备如何先进, 使结果更为准确, 而在于特别明显的主观判断性。“只要有两次鉴定, 最后的鉴定结论肯定是不一样的。[4]”例如, 2012年发生的浙大学生何某某杀人案, 由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和南京脑科医院司法鉴定所各自出具的鉴定报告, 两次鉴定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国外也有类似的数据, “在67个再审程序中的精神鉴定案件中, 有错误诊断结果的, 第一次鉴定统计出来占总案件数量的48%, 第二次鉴定后统计结果下降到4%。造成两个数据明显差距的原因在于, 在第一次鉴定时, 有一半以上的鉴定案件中, 鉴定人对被鉴定人存在偏见, 因而倾向于归咎不利的判断。[5]”

这些特点“使我们联想到:如果精神病学是人们需要的一门科学, 而它又是一门多么靠不住的科学呀?[6]”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这一制度应当是为刑事诉讼服务的, 而诉讼的目的在于“通过正当的程序, 在保护基本人权与查明案件真相的良性博弈下发现实体性真实。不以牺牲人权保护为代价, 也不以片面追求程序合理而使案件悬而未决。[7]”可是, 精神病鉴定的显著特点使得精神病鉴定制度未能担负起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嘱托的重任, 加剧了人们对无法借助精神病医学来维护司法公正的隐忧。

二、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及存在问题

(一) 法律责任的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规定:“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决定》和《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更为详细。

2010年4月司法部又发布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 以更详细的内容加强对司法鉴定执业活动的监督。该《办法》主要包括投诉处理、调查处理、监督等几个章节, 并明确了处理投诉的机关为县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

(二) 存在的问题

“目前司法界已达成共识, 只要司法鉴定人因为过错或者重大过失, 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直接影响, 司法鉴定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8]”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是加强司法鉴定人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重要保障。

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问题上, 相关的法律条文已经很详尽。但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贯彻得并不充分, 媒体很少披露鉴定人违法的事件。当然, 并不是说只有违法事件报道的频率与规范贯彻的得力程度成正比, 才能证明后者发挥了作用。但是长期一则报道也没有, 就不免让人生疑了。另外, 鉴定实务中的违法事件低曝光率也可能与行业性质有一定关系。在精神病鉴定中, 因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 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大多是根据经验做出, 所以一般情况下即使两份鉴定意见完全不同, 也很难说哪份鉴定意见就是错误的, 除非是故意做虚假鉴定。

三、两大法系对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

(一) 大陆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制, 除了回避制度, 通行做法就是在鉴定时的宣誓制度。通过宣誓可以证明鉴定人履行了诚实鉴定的义务, 若违背这种义务, 法庭不仅不能采信此份鉴定意见, 将其从定案证据中予以排除, 还将对鉴定人追究侵权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0条第l款规定:“鉴定人应当在从事鉴定工作之前或鉴定完成后进行宣誓。同时在誓词中明确表示, 在要求其从事的鉴定事项范围内, 他会以自己的良心, 公正敬业地进行鉴定工作或已做出了鉴定意见。[9]”《法国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鉴定人以自己的荣誉和良心进行宣誓, 表示将以从事的鉴定工作协助公正审判。[10]”

近些年来, 为了规制鉴定人的不诚实行为甚至是违法行为, 大陆法系国家对鉴定人责任追究标准更为严格。“不仅对鉴定人主观过错的认定标准有所降低, 鉴定人违反诚实义务所承担的赔偿金额也比原来高很多, 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鉴定人法律责任的追究。[9]”

(二) 英美法系对鉴定人的法律责任规定

上世纪末开始, 英美法系各国逐渐认识到追究专家证人法律责任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事人对自己聘请的专家证人追究违约或侵权责任。“从违约责任看, 当事人聘请专家证人是一种合同行为。因此, 当专家证人出现违背专家任务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从侵权责任看, 若专家证人的行为有悖于理性、诚实、负责的态度, 并且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当事人就能借助因果关系追究专家证人的侵权责任。[9]”二是专业团体对专家证人责任的追究。“随着大量专家证人进入诉讼程序, 各专业团体对该行业成员在担任专家证人过程中存在的违反行业规则的过错行为追究行业责任。[9]”

四、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机制的设想

“法律责任是与法律义务相互关联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要对一定行为负责任, 意思就是说, 他作相反行为时, 他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11]”关于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有迹可循的, 如《刑事诉讼法》第145条和《决定》第13条的规定。但是, “我国关于鉴定人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至今仍是一片空白, 责任性质尚未得到明确, 民事赔偿范围尚未得到确定[12]”。

(一) 增设精神病鉴定人民事责任追究机制

1. 明确责任承担主体

我国目前追究错误鉴定的责任仍以鉴定机构承担责任为主, 鉴定人承担责任为辅的原则。这一做法导致鉴定人内心放松, 削弱严谨敬业的鉴定作风, 导致鉴定意见的不科学和不准确。其实, 《刑事诉讼法》和《决定》的条文表述都为司法鉴定人个人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司法实践中, 完全可以确立鉴定人负责制的理念。“其含义为:其一, 鉴定人独立地实施鉴定活动;其二, 鉴定人根据被鉴定对象的条件, 参照相关科学标准独立地作出判断意见;其三, 鉴定人对自己出具的鉴定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3]”

2. 确定民事责任承担情形

鉴定人民事责任可因构成要件不同区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如果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如果是侵权责任, 则要相对特殊一些, 因为鉴定具有主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的特征, 鉴定人的侵权责任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鉴定人在实施鉴定时由于操作失误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后果;另一种是鉴定人出具了错误的鉴定意见书, 法院也采信了该鉴定意见, 判定一方当事人败诉。

在第一种情形下, 直接套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 只要能断定出鉴定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客观方面实施了具体的侵权行为, 对他人造成了损害后果, 且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 那么鉴定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是无可厚非的。

在第二种情形下,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无必然的因果联系。尽管鉴定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做出了错误的鉴定, 但鉴定意见毕竟只是证据种类的一种, 要成为定案的依据必须经过质证, 而法官是否采信这份鉴定意见, 鉴定人无法控制。只有当法官采信了错误的鉴定意见, 导致当事人权益的损害, 鉴定人的侵权行为才和当事人的损害后果之间建立因果联系。《德国第二次损害赔偿法修订法》规定:“法院根据鉴定人的鉴定意见作出了具体的实体判决;之后有证据证明, 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不当的;但这时候, 实体判决因情势变更已经不再能够以诉讼途径改判, 承担不利判决后果的当事人可以直接向鉴定人请求损害赔偿。[14]”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做法, 我国法院的二审程序及审判监督程序都可以对受损害的当事人提供救济, 当事人可以通过改判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补偿, 也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弥补自己的损失。在这些救济途径都穷尽后, 还是不能偿还当事人受到的损害, 才能要求鉴定人承担民事责任。

3. 扩充鉴定人承担责任的方式

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违约责任, 就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若精神病鉴定人承担的是侵权责任, 可以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另外, 我国也可以独辟蹊径, 考虑将鉴定行为纳入保险制度, 通过相对成熟的保险业务降低鉴定人因财产状况无力赔偿当事人的风险, 由保险公司负责当事人损害的赔偿。[15]”

(二) 建立行业协会, 从内部约束鉴定人的行为

“鉴定行业协会作为民办组织, 其组织形式灵活机动, 建立后因为具备一般行业协会的特点能有效弥补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的不足, 又考虑到鉴定领域的特殊性, 通过行业协会可以承担一些公共事务管理职能。[16]”行业协会中的人员是由同样熟悉精神病鉴定业务的人员组成, 制定出管理鉴定人的行业规范更有针对性, 让鉴定人潜移默化地自我约束自己的鉴定行为。当然, 行业协会不像司法机关有国家强制力做后盾, 制定出的行业规范主要侧重技术层面。“所以, 行业协会的话语权体现在技术评价上, 诸如鉴定过程是否规范、鉴定方法是否正确等。通过行业协会对鉴定人的鉴定活动进行制约, 也是鉴定人责任承担体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7]”

摘要：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制度对刑事案件的审判结果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在我国目前的司法环境中, 精神病鉴定制度依然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特别是对鉴定主体的责任追究方面, 法律规定还存在着空白。因此, 对改革我国刑事司法精神病鉴定主体责任追究制度提出可行性的设想就显得尤为必要。

司法责任 篇10

1 我国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责任问题

对于社会责任这一问题,我国颁布了新的《公司法》。《公司法》第五条中有以下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道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我国首次将公司责任问题列入法律条款中,硬行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标志着我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立法在逐步完善与进步。

在我国《公司法》中,制定了一套关于强化公司责任的制度,对各层次的公司社会责任进行归纳,形成了新的规章制度。新《公司法》的制定,增强了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概念与认识,同时提高了对公司债权人和职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但《公司法》在对公司社会责任规范上,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立法人员进行不断修改和完善。

2 我国《公司法》责任立法存在的不足

虽然《公司法》是我国第一部从法律上规定公司需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但在当今社会,公司对社会责任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仍会出现一些问题。社会责任立法也不完善,存在很多漏洞。

2.1 《公司法》中的社会责任法太过原则化

在我国《公司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过于笼统,并未对公司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作出详细规定。公司应遵守哪些法律法规、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如何去承担等,并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在法律上,法律条款具有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是具有清晰性。含糊不清的法律并无多大实际约束作用。对此,立法者应在法律条款中作出清晰明确的规定。从以上提到的《公司法》第五条中的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从这一条中可以看出,所有的规定太过宏观,没有一处能明确指出何种行为才算触犯法规,违反社会责任。这样的法律条款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并无任何实际意义。此外,法律规定公司在从事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但法律条款中很难看出何为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具体法律边界在何处。最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却没有指出公司若是不承担社会责任,会承受怎样的后果、接受怎样的惩罚。

2.2 在保障公司实现社会责任的机制上存在缺陷

我国《公司法》中的条款规定:主体为非国有的股份有限公司或责任有限公司只能是“可以有职工董事”,而并非“应当有职工董事”。那么职工在参与公司内部事务管理时会受到限制,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缺陷。在以前,我国是由国家控制着上市公司的股权,使之无法进入二级市场。而一般二级市场交易的流通股被中小股民持有,他们太过分散,这就意味着控股人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到股民的权益。通常来说,被控股股东所掌握的董事会无法维护好散户的利益,不能对其担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因此,过度的强调保护股东的权益,会对其他的公司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利影响,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那么,用法律手段来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一条款,还存在很大的漏洞与缺陷。

2.3 《公司法》在非股东的相关者利益保障上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的各个层次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进行了总结,在将非股东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纳入时,仅仅针对公司债权人和公司职工,并没有提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法》的立法上,规定了保护公司股东、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但不规定维护其他相关利益者的权益。在公司内部治理上,《公司法》规定,公司的治理权可交由公司职工,让职工参与到公司内部事务治理中,但并未将其扩展到其他相关利益者。另外,《公司法》中规定,在行使公司董事会职权时,没有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对所有利益相关者负责,只是要求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这些规定的不明确使《公司法》在非股东的相关者利益的保障上存在很多缺陷与不足。

2.4 《公司法》中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太过模糊,加重了法院司法负担

由于我国《公司法》中对于公司应承担的责任问题没有明确规定,内容太过模糊,这就意味着法官需要根据具体案例,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做判断。

但由于我国法院通常是依法办案,只根据法律条例来进行裁判,那么当办案过程中遇到模糊不清的条例时,法官只能通过自身的办案经验和个人智慧来做详细的司法裁判。或在最高院的案例中寻找法律依据,作为参照。这就加大了法官的工作量,也在无形中加重了法院的司法负担。

3 解决《公司法》中公司责任问题立法缺陷的方法和手段

我国《公司法》不管是在对公司责任问题的立法上,还是公司应承担何种责任上,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而且,除了《公司法》第五条中提到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并没有其他法律条款中提到过相关内容。想要增强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概念,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责任立法。

3.1 明确解释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意义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规定太过笼统,概念也较为广泛。在《公司法》中,应明确指出公司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界限。如关于促进社会进步的措施与行为,提议公司付诸行动去实施。国内相关组织也可对公司社会责任涵义作出界定,让公司管理者意识到,在从事经营活动中承担社会责任有着重大意义。公司承担责任不仅是高尚道德的体现,对维护企业信誉及保持企业良好形象有重要意义。此外,法律条款应清晰明确地指出,公司在各个方面如何算作触犯法规,违法将会接受怎样的法律制裁。以此来增强公司对履行社会责任的观念与认识。

3.2 实行引导性和强制性的双重法律规制

公司社会责任是国家和社会安定的前提,若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与社会的动荡。如前面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它影响着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国家必须以法律手段来强制性地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防止公司出现违法行为。法律上的强制性条款能有效地限制公司不合法的行为,引导公司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中,法律上的强制性条款能解决零和博弈问题,能有效保障公司职工、消费者等人群的合法权益。

3.3 正确认识公司营利目标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

公司的成立,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如果不能正常营利,就无法在社会立足。因此,公司法的制定必须尊重公司成立的目的。我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发展,随着新公司数量不断增长,公司间的竞争力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还没发展起来就已经倒闭。这就加大的公司在社会生存的压力,换而言之,就是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承担社会责任。

所以,在规定公司承担责任的同时,也要考虑公司的利润目标,明确公司其他目标的存在是否具有合理性。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和营利目标之间的主次之分不明确,导致股东在追求利润时无法兼顾社会责任,从而产生矛盾与冲突。

3.4 建立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来保障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

在很多公司的股东大会上,平常的职工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员没有资格参与,这就无法使这个阶层所代表的心声与见解及时的发表。这种组成结构需要适当的变革,让内部职工人员、消费者代表、中小股民及其他公司利益相关人员能参与其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公司可以改变以往的监管制度,制定出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来处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避免公司的经营者为了自身利益去牺牲社会利益,损害他人的权益。通过详细的规章制度来约束和指引管理者的行为,对于逃避社会责任的行为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此外,可以建立公司捐赠法律制度,承认公司的捐赠行为,但同时要规定公司捐赠数额的标准等。成立相关的法律委员会,制定系统的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专门从事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的研究。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出准确公正的判断,对于此类原则化的法律条款,尽量将其明确化,做出合理的解释。

4 结语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司应意识到从事经营活动中承担社会责任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公司法》中,提出了公司应遵守法律法规、承担社会责任,但总的来说,《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责任的条款太过原则化,对公司承担社会责任问题没有具体规定,还不够完善。对此,国家应针对其不足与缺陷对法律进行改善。

摘要：由于公司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载体,成为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问题就日益凸显。许多公司逃避社会责任成为较为棘手的问题。《公司法》首次将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写入总则中。总的来说,《公司法》只是规定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事实上,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不能完全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立法依旧不完善。因此,规范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公司法,法律规范,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1]薛洁.《公司法》的道德基础之社会责任条款规定[J].商情,2013(14).

[2]宁仕群.论公司法视域下的公司社会责任[J].商情,2012(33).

[3]刘新民.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互利共赢——对新公司法第五条的探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6).

[4]杨志壮.公司法规范体系中的私法责任与公法责任[J].齐鲁学刊,2013(3).

[5]雷兴虎,冯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J].湖南社会科学,2013(2).

[6]王燕莉.公司社会责任的本土化实现——以《公司法》为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4).

[7]张亚男.公司法上连带责任制度研究[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1.

[8]程隽怡.试论董事责任限制制度在中国公司法上的建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4).

[9]龙翼飞,戴晨.我国新《公司法》中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问题[J].广西社会科学,2007(3).

[10]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11]刘连煜.公司治理与公司社会责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公司法下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篇11

关键词：权利滥用；有限责任；连带责任

新《公司法》修正案，删除了原来对第59条第一款的规定：降低了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门槛。即俗话说的一元钱办公司成为现实，更大程度上提高民众投资的积极性。但任何制度都有其两面性，所以在放宽设立条件的同时如何限缩其背后暗含的风险不容忽视。

一、从主体条件对公司设立数量进行限制

据新《公司法》57规定，首先，我们能确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属于有限责任公司一种，因此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在法律对一人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然适用。其次，我国只允许自然人，法人两类主体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排除了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适用的可能性。现实中除了一人有限公司還有大量普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存在。笔者认为做这样规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总体限制公司的过度存在.其次，降低交易相对人的交易风险.具体如何处理相关问题需立法来明示确立，目前来看我国公司法从对设立主体进行限制以避免此类风险和纠纷的频频发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新《公司法》第58条规定，对自然人设立一人有限公司数量上的限制，笔者认为如此限制是出于市场安全性的考虑。如果自然人能够随意开设公司，由于责任的有限性可能会出现大量的空壳公司以及借公司之名行诈骗之实的现象，给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不安定因素。至于该一人有限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规定，笔者认为立法者是出于对一人有限公司的内部管理机制的考虑。一人有限公司，一个股东作为该一人公司的意思机关本就存在不确定的个人因素影响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以及正确性。如许该一人有限公司出资设立另一一人有限公司，如果一切运作符合程序性规定问题倒还不大，但恰恰令人担忧的是本身便作为一人控股的公司该如何独立正确行使其对自己全资子公司控股股东的权利。如果出现股东和公司不分家的情况，不得不承认此时的一个自然人以其最初的出资经营控制着两家甚至是多家一人有限公司，那作为交易相对人或债权人就要怀疑其所面对的公司还是不是公司法意义上的独具人格的公司。出于种种考虑会给交易的达成带来阻碍性的因素，不利于交易成功率的实现。

二、以书面形式实现程序公开

据新法61条规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决定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并有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这样规定一定程度体现了公开原则，为交易相对人提供行政登记途径了解公司背后的股东信息，从而在决定交易前通过一系列方法估计与该公司的交易风险，评价公司相关因素，提高交易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同时通过行政登记，自然人或法人会基于社会道德或法考虑遵守诚实信用，积极履行其股东职责，从而实现设立公司的价值体现。通过行政登记，有利于行政部门对公司进行相应的监督，在发生违法行为时也可通过行政登记信息快速查找责任人并依法追究去相关责任实现责任承担。

第62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财务会计报告是指单位会计部门根据经过审核的会计账簿记录和有关资料，编制并对外提供的反应单位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及所有者权益等会计信息的总结性书面文件。根据《会计法》第二十条第二款规定：财务会计报告由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组成。会计报告为公司的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和信贷信息，通过了解有关经营成果，财务状况总结经济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从而改变经营决策以及调整大政方针，帮助债权人了解其债务人担保还债的能力，以及为公司潜在的交易对象提供进一步的参照。[1]

三、用人格否认排除股东有限责任的适用

公司法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相比于其他非法人组织最突出的区别就在于股东对公司债务责任承担的有限性。正是基于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给了股东利用责任有限性的机会。从而出现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如利用公司的设立变更逃避债务，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无度操纵干预，财产混同业务混同造成人格混同，以及在母子公司中高级管理人员互相兼任。此时的公司只具有形式，独立人格不复实际存在，被股东利用谋取私人利益甚至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给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必须加以规制。

公司向来以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地位存在于经济社会中发挥作用。依法成立，有独立的财产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责任承担。赋予公司独立性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实现许多人投资梦的同时将其投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遏制个人因投资而终身还债的压力。任何制度不可能完美无缺，在看到种种益处的同时不得不面对由此带来的现实问题：股东滥权及公司人格独立性的备受挑战。为有效应对有限责任带来的实际问题，立法者们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做出了相关规定.即刚提及的新法63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在此时股东的责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通过规定股东连带责任，不仅在公司设立前即向潜在的出资人表明可能承担的责任风险，给其审慎思考的余地，避免一些出资人仅出于一时投资热情给公司带来不安定因素。而且在公司成立后促使股东谨慎管理，合理行使自己股东权利从而有效避免对相对人或社会利益的侵害。我们可以将此条文看作是目前对人格否认带来的法律后果相对较明确的指示。但这样的规定过于含糊，因为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实际运作起来会面临现实问题。即什么情况下股东需要证明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由谁来督促或推动股东进行证明，股东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证明才具有公信力，以及谁来评判股东的举证究竟成立与否.为保证该项制度的顺利实施，笔者认为可以通过设立相应的权威组织机构来做这些评估或鉴定工作。一方面专业性较强，另一方面更具权威性，降低了司法机构的工作难度，提高效率.这些问题都欠缺相关的法律填充，也是将来立法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司法责任 篇12

1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欧立文·谢尔顿在其1924年的著作《管理哲学》中提出, 经过美国学者R·M·霍德盖茨、哈罗德·孔茨、梅里茨·韦里克以及K·P·安德鲁斯等学者的发展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善。在我国法学界, 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仍然存在一定争议, 这里我们认为经济法学博士卢代富给出的定义更加符合我们的研究内涵, 卢代富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 乃指企业在谋求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

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因其划分依据的不同存在多种解释。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 其内涵应当概括为公司对于公司股东之外的与公司发生各种联系的其他相关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所负有的责任, 即维护公司债权人、雇员、连锁供应系统中的利害关系人、公司本地的社区和居民的利益以及相关的税收、环境等的合法利益。

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界定以及其内涵的确定, 我们不难发现, 公司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多重的角色, 因为公司本身所具有的现行法律所赋予其的法律人格以及我国现行经济类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使得公司的行为对与之存在直接或者间接联系的社会主体有着复杂的影响, 同时也使得这类社会主体的合法权利的维护出现更多阻力。

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社会责任代表对象的保护

2.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公司债权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从公司债权人的性质进行划分可以将公司债权人划分为:契约之债的债权人、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两种债权人在保护形式上有所不同。

2.1.1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契约之债的债权人的保护

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作为一种风险分配机制, 其作用在于将投资风险进行分配和再分配。这一原则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股东的投资风险, 吸引更多的股东进行投资;另一方面, 也使得公司的债权人在公司滥用独立法律人格及处于非法目的利用股东有限原则对其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根据股东有限责任原则, 公司仅以公司财产对外独立承担责任, 一旦公司处于资不抵债的状况下, 公司股东由于有了有限责任的保护, 公司债权人就不能直接向公司股东进行追偿以获得应有的补偿, 这种情况下实际是将公司股东本应承担的风险转嫁到公司债权人身上。

在以契约为债务产生原因的债权债务关系中,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于契约之债的债权人的保护主要强调两个动因:股东存在欺诈行为、股东不遵守公司制定的章程、法规。如“除非公司对债权人虚伪陈述其真实的财务状况, 使债权人在被误导下决定与公司进行交易, 否则, 债权人不能在以后指责公司是不完备或不健全的。”以及《1993年德克萨斯州商事公司法》第2.21条第二项规定:“认购人或股东不尊重公司形式, 如没有遵守本法或公司法规或公司规章的任何要件, 或没有遵守本法或公司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必须采取的其他要件, 如股东会、董事会等。”只有在出现以上两种情形之一时, 公司债权人才被允许突破股东有限原则而直接向股东追偿。

2.1.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侵权之债的债权人的保护

从法学理论上来讲, 对于侵权之债的债权人的保护应当更为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由于侵权之债的债权人与契约之债的债权人在“自愿性”方面存在的根本差异, 侵权之债的债权人在这种债权债务关系中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 更加不具备对于风险的产生的预见能力以及采取相应预防措施的能力, 因此我们也可以将这种债权人称为非自愿债权人。法学家们认为, 对于非自愿债权人的保护, 法院应当采取更积极保护措施。

然而, 在对于非自愿债权人的保护方面, 实践与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在实践当中, 由于对非自愿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公司的行为, 而公司作为不能自己做出意识表示的的主体需要由其负责人承担或指定代表承担公司意思表示的责任, 对于随机出现的非自愿债权人, 公司很难事先对其进行虚伪陈述等欺诈行为。因此, 对于非自愿债权人的保护方面法院缺少了重要的动因。

2.2 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对雇员的保护

公司雇员虽然是自愿与公司签订雇佣合同, 但是其在信息掌握、风险预测以及对公司事务的决定权等方面与公司存在的差距使其无疑处于一种非常弱势的境地。如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例举的情形:一个市政当局通过一项法规, 要求雇主在辞退雇员日期之前3个月通知雇员, 即使雇员协议规定的期限不满3个月。不然, 认为无权辞退。表面看来, 这一法规的制定是对雇员的保护, 因为雇主要随意辞退雇员比之前要困难许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就短期而言, 这一法规以牺牲雇主的利益为代价而对雇员有益, 但一旦有时间对薪金做出相应调整, 那么, 雇员从雇佣保障期得到的益处就要以得到较少的薪金为代价;而雇主以增加辞退雇员的困难为代价, 从而减少薪金支出, 提高其总收益。

由于雇员基于其自身特点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情况无法发生转变, 因此, 各国都非常重视对劳动者的特殊保护, 并基于此种原因颁布大量法律法规对雇员与公司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例如在公司破产、清算时, 多数多家将雇员列为受偿人的前几位。尽管如此, 现行法律对于雇员的保护仍然存在欠缺, 因此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在此类特定情况下就可以发挥其保护作用。

3 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及发展趋势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 新《公司法》于2006年1月1日起实施。新公司法第十七、十八、二十条分别对保护公司职工、保护公司债权人等问题进行了规定。

在社会经济以及法制环境不断发展完善的今天, 政府、公众尤其是法律界已经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意义。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缓解的一大有效措施。我国当前的立法对于这一制度并为进行详细的规定, 进一步发展完善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将是当前法律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1]卢代富.公司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 9, 6.

[2]United States V.Jon-T Chemicals, Inc, 768F.2d686, 693 (5th Cir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