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

中国商业（精选12篇）

中国商业 篇1

中国商业联合会进行年度“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发布活动, 到今年已是第十届了。在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和中国商贸杂志社的协助下, 为使此项活动成为对国内外商界具有较大影响和起到指导作用的信息服务品牌, 中商联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 持续深化对宏观经济和行业情况的研究, 不断调整改进热点产生的程序和方法, 努力提高热点预测的准确性和前瞻性。

今年的热点评选继续往年的方式, 组成专家评审组, 组长由中商联专家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黄国雄教授和中商联专务、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刘海飞研究员共同担任。成员包括:中商联副会长兼专家委主任刘建沪, 中商联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专家委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傅龙成,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董事总经理张家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任兴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则,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流通战略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张育林, 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洪涛,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陈立平, 中商联副秘书长、信息部副部长曹立生, 北京市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所长赖阳,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运行处处长张豫军, 商务部电子商务与信息化司应用促进处副处长白海龙,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企业发展处副处长赵涛, 国家工商总局市场规范管理司原司长张经,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副秘书长杨青松, 中国商报社总编助理胡斌, 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办公室主任白冀民, IBMG国际商业管理集团副总裁曾令同, 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副总裁林诗慧, 专家委副秘书长、中国商贸杂志社常务副社长郁迪, 专家委副秘书长曹进堂, 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研究经理陈素贞等。

2012年10月16日, 专家评审组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研讨会, 与会专家围绕如何落实“十二五”规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流通方式创新、“营改增”、“银行卡”、电子商务向全业态发展、农产品流通、网上购物快速发展、城市社区商业、中小微商业企业、商业模式转型、自有品牌创立、中外资商业竞争、企业并购重组力度加大、农超对接、食品安全、商业地产、物流配送、商业人才培养等问题, 提出了20多个商业热点相关问题。专家委秘书处将这些问题归纳整理出16条, 提交给160多位专家委员, 征求意见和建议。

2012年11月20日, 专家委秘书处在归纳专家反馈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组织部分专家评审组成员召开了第二次会议, 专家们结合中共十八大精神,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参考专家回馈的意见和建议, 对第一次提出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修改, 最终形成“2013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

“2013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评述报告由刘海飞主任主持并执笔, 参与执笔和提供资料的有曹立生、胡斌、曾令同、宋则、林诗慧等。

2013年1月10日, “2013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在北京向国内各大媒体发布。香港冯氏集团利丰研究中心同时向香港及海外媒体、商界人士发布英文版。

中国商业 篇2

李 楠 商业中国

这是一次让我们颇感无力的策划：中国现代商业发展史，一直被诟病为思想与理论的荒漠，因为本土化商业精神稀缺，可以称之为思潮的更是贫瘠而隐蔽。

这也是一次让我们颇感自豪的策划：在不断回顾历史，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本土商业思潮，多年来一直在体制与市场的缝隙间潜滋暗长，并与全球最具时代感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不断融合。

——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结论，就在我们这期策划的收尾阶段，一个消息传来，在9月5日公布的2013年“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入围名单中，柳传志与王石入围了领导力奖，李开复入围了创新奖。这是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人的名字。在他们的之前，是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竞争战略之父波特、管理学大师柯林斯等商业思想界殿堂级的人物，以及韦尔奇、盖茨、乔布斯等传奇企业家们。

与这些大师相比，中国的商业思潮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承载着一个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最真实的气息，是最“接地气”的实用化本土商业理论与经验，是世界可听到的来自东方的商业声音。

一个民族的觉醒，首先是思想的觉醒，商业亦然。

正因为此，创刊20年以来，《商界》杂志一直关注中国本土商业思潮的发展，《新商业精神》、《热产品》、《实业之死》、《人肉互联网》、《微创新指导书》，我们关注每一次商业思潮与商业理论的兴起，以及其背后中国商业力量的成长与变化。

回顾中国三十年市场经济发展史，我们可以同时从中看到一部商业思潮的孕育史。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结构、文化氛围、传统智慧，与建立在契约精神之上的现代商业理念、方法交锋并融合的过程。

——或许，这正是我们这次盘点的真正意义。

综述：寻找中国商业思想

中国商业思想从哪里来

1984年，一家名为“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的企业在北京成立，公司的创办者柳传志对当时中科院的领导豪言壮语：“我们一定要把计算所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

在这样的“雄心壮志”之下，这家“新技术发展公司”卖过旱冰鞋，卖过彩电，不需要真正的新技术，也不需要科学的商业理念和管理模式。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只要能实现“年产值200万的大公司”，卖什么不是问题。

29年之后，2013年9月5日，有“管理思想界奥斯卡”之称的“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公布了2013年单项奖入围名单，柳传志与王石一起入围了领导力奖。这时，他的“新技术发展公司”已经更名为“联想”，成为世界第一大PC厂商。

从为了200万元年产值“不择手段”，到入围“全球最具影响力商业思想家”榜单，柳传志和联想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商业思想发展的缩影。而这一评选12年来首次出现中国面孔，更是世界对于中国商业思潮的重视与肯定。

中国现代商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商业思想的贫瘠一直被外界诟病，中国企业在摸爬滚打中，也大多借鉴外来的经营管理理念作为武器，习惯了《基业常青》、《从优秀到卓越》、《第五项修炼》，而本土化商业思想一直被笼罩在这些西方管理大师们的光芒之中。

事实上，当我们重新去正视，去找寻中国本土化的商业思潮时，才发现，中国的商业思想也许稚嫩，却与中国这个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有着很高的契合。在最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每一次商业思潮的产生，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商业理论一次次融合的过程。这是两种商业理论的碰撞，更是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直接激烈碰撞，这样的交融，注定带着独特的光芒。

要寻找中国商业思潮，首先必须理解这两种文明的特质。

农业文明是大陆模式，以退让、保守为特色，拒绝内部竞争，重视集体主义;

商业文明是海洋模式，以进取、创新为特色，鼓励内部竞争，重视个人主义。

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中国社会形成了自己明显的关系特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总结出华人社会的五个明显特征，分别是叠合性、等级性、强调诚实、看重道义、具有弹性边界。其中位居首位的叠合性，便是指华人融为一体的关系圈，这一关系圈遵循着一些只有华人熟知的潜规则，例如在一个企业组织中，年龄大的员工往往更有影响力。#p#副标题

中国商业思想形成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两种文明的一次次碰撞中，将这些潜规则“显规则化”的过程。

商业思想的多重博弈

在中国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碰撞的过程中，至少有五次大幅冲撞。

1.帝王文化与契约精神

华人社会特性之一便是严格的等级观念，帝王文化、家长文化在中国社会无疑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企业管理者的企业家们难免受其影响。中国的商业思潮演变，事实上就是契约法则下的商业思想、理论与中国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思想互相融合、妥协、一体化的过程。造成的结果是，在企业经理管理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中魂西制”的特色，即用西方商业文明的方法论，来承载中国传统等级文化的内涵。

2.道与术

中国人是一个重“道”多过于重“术”的群体，讲求用共同的理念来统一群体性行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然而另一方面，在商业实践中，中国商人的短板恰是“术”的内容。于是，吸收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方法与经营技巧，统一于中国式的商业理念中，成为中国思潮形成的另一种模式。

3.人情与利益

人情是中国关系网中的重要元素，看重情感与道义，讲求与熟人合作，并知恩图报。在一次次的人情往来中，关系也随之不断加深，无论社会关系还是商业关系，皆遵循着这样的循环法则。

随着商业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社会分工的细化对商业合作双方的技术、能力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基于人情关系的合作原则遇到了利益的挑战。在人情与利益交锋的过程中，形成了独有的“人情式契约关系”，既在合作之初重视关系的作用，又在合作过程中遵守契约精神和道德底线。

4.做事与做人

每一个到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海外人士都有这样的鲜明感受：在西方，做生意就是各种实力与条件的较量，在中国，做生意首先是对方对你这个人的认同。

做人与做事，管人与管事，是中国商业行为与西方商业行为的重要区别之一。然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商人也在与海外商业力量的交流中逐步适应。加上一批“海归”力量的加入，中国商业思想与理论逐渐形成了做人为手段，做事为目的特色，并体现在经营与管理的方方面面。

5.责任与原罪

受政策与市场背景的影响，中国商人的“第一桶金”，往往带有一定的投机性与偶然性，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原罪。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向来有“英雄不问出处”的思想。中国商人又有着浓厚的社会责任，对社会舆论，尤其是对体制认同的追求，让他们本能地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维护自己的社会形象。这种社会责任感与对“名声”的注重，成为一种法律甚至道德之外的约束力，构成着他们的商业原则与底线。

站在时代的转折点

在中国商业思潮的发展史上，有以下几个关键的时间点：

1.改革开放的浪潮，第一次开放了体制对于现代商业的限制。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站那个市场化的初始阶段，眼光、勇气、资源与关系，构成了第一次商业思潮的核心，一大批企业也因此而崛起。

2.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使一大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投入下海经商的大潮，他们将对政策的准确认知及对现代商业理念的了解运用于商业实践，开启了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中国式管理方法为核心的商业思潮。

3.加入WTO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制造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社会竞争日益激列，加之西方商业理论的大量涌入，带动了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商业思潮的形成。

4.互联网浪潮的来临，改变了社会生活，构建起全新的虚拟世界，与之相对应的是以扁平式组织、交互式合作、技术商业为代表的互联网商业思潮兴起。

5.资本时代的到来，使商业模式被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开启了新一轮以模式创新、资本运作为特色的商业新思潮。

6.电商的兴起及移动互联网普及，正成为中国商业思潮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契机

在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的碰撞中，在时代机遇的催化之下，中国形成了八大商业思潮，承载着一个社会转型期的特有印记与一代中国商人的商业理想。#p#副标题#e#

分析：那些影响三十年的思潮

思潮一：识时务者为俊杰

核心：机会主义+风险管理，构成贯穿中国现代商业化进程的机会主义成功学。

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南巡讲话、入世、互联网浪潮、资本热潮、电商及移动互联网普及。

商业样本：第一代企业家、92派、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一代

回顾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历史，中国的现代商业力量其实正是从不断的抢抓机遇中诞生、成长。

从改革开放之初最早一批“打擦边球”的创业者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到行走在政策边缘“罐头换飞机”的牟其中;从郭凡生、史玉柱、冯仑、潘石屹等“92派”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到互联网浪潮所成就的李彦宏、张朝阳、丁磊等IT霸主，伟大的企业与企业家，往往伴随着政策或技术的时代背景“成批量”出现。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30年，本身就是一场市场化、商业化的运动。在市场化的初始阶段，眼光、勇气、资源与关系，成就了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商人比中国商人对机遇的感受更为直接深刻，机会主义，似乎是中国商人与生俱来的基因。

传统语境中，机会主义最初并不是一个褒义词。它通常指的是在不了解具体情况或条件尚不成熟时，抱着“赌一把”的心理进行的冒险性尝试，带有“投机”的特定含义。然而中国商人的商业实践，将其改良为了一个中性的语汇。

在一个充满变化的新兴市场上，30年的商业探索中，对于机遇的理解与运用，被中国商人不断理性化和实用化，将自己的技术、资源、信息、关系等优势与政策背景、市场需求整合对接，实现商业化运用，以抢占市场先机，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便是中国化的机会主义。

他们不但从新政策、新技术、新市场、新需求中寻找商业契机，更尝试吸收与总结各种发现机遇、捕捉机遇的方法论，并加以中国本土化的实践，结合符合现代商业理论的风险管理，将“机会主义”改良为“机遇主义”。

当对于机遇天生的洞察力与现代商业理论、资本相融合，便形成了中国商业特有的机遇主义成功学，构成了一股贯穿中国现代商业发展的思潮。反映在商业理念上，以差异化经营、蓝海战略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商业理念，之所以在中国盛行一时，其深层原因正是契合了中国商人机会主义成功学的思潮。

代表性商业理论：

差异化战略：

又称别具一格战略，指为使企业产品、服务、企业形象等与竞争对手有明显的区别，以获得竞争优势而采取的战略。这种战略的重点是，创造被全行业和顾客都认为独特的产品和服务。

蓝海战略：

可以看作差异化战略的一种细分与延展。认为“红海”是竞争极端激烈的市场，“蓝海”也是通过差异化手段得到的崭新的市场领域。在这里，企业凭借其创新能力获得更快的增长和更高的利润。要求企业突破传统血腥竞争所形成的“红海”，拓展新的非竞争性市场空间。考虑的是如何创造需求，突破竞争。

思潮二：关系就是生产力

核心：关系即合作，中国式商业关系不只是情感关系，还是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博弈。

时代背景：中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契约精神的引入，资本的时代来临

商业样本：公关公司、天使投资人

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来企业，无论是老一代企业家还是80后商人，无论是草根个体户还是商业精英阶层，只要活动在中国这个市场，没有人能否定关系网的力量。

换一种角度，中国的现代商业发展史甚至可以看做一部“商业关系史”：

改革开放之初，做生意、办企业难免还有一丝擦边球的味道，企业要处理与政府的关系，为创业打开绿灯，要处理与供应商的关系，才能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得到生产、销售必需的资源;

商品相对丰富之后，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要处理与顾客的关系，以服务、价格争取顾客“用购买投票”的选择权;

市场圈地的战役中，企业要处理与渠道商的关系，以建立与维护高效有序的分销网络;

品牌争霸年代中，企业要优化与各种传播媒体的关系，以维护良好的品牌形象，并为品牌推广传播架桥铺路;

资本时代，企业要争取并平衡与各种投资方的关系，保证既能得到发展所需的充足资金，又能在经营管理上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既能满足投资人的要求，又能与企业的发展战略相一致;

而“商业模式”四字，作为一种利润的产生及在企业与投资人、供应商、分销商等利益相关方之间分配方式，更是集中国商业关系学之大成。#p#副标题#e#

至于日常经营中所必须涉及到的工商、税务、环境、消防等监管部门，处理好与这些机构的关系，早已是企业日程表上的常规待办事项。各种各样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商业领域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张网往往就是商业活动所需的资源网，关系就是资源，就是生产力。这种对于关系的重视，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催生出大量专门以关系为服务的“公关公司”、“咨询公司”。

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然而与西方商业文明不同的是，西方的商业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之上的合作法则，以利益为出发点;而中国的商业关系，受中国家庭社会的影响，同样以亲疏之别为标准，由近及远分别为亲人、亲密朋友、一般朋友、陌生人，以感觉为出发点。在进行商业合作时，关系的亲疏会潜移默化地成为重要的选择因素。

于是，“拉关系”成为中国商人一种日常的商业活动，他们往往想方设法地找出与合作对象的同质化特点，如同学、同乡、战友，甚至是共同的爱好，哪怕是一个相同的姓氏;另外他们也会经由各种有交集的朋友互相介绍，由此形成了圈子，于是饭局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商务手段”，目的便是形成关系，维护关系，并使关系从疏到亲。

除了感情因素外，中国式商业关系还有另一个关键词：人情。在“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人情作为一种有形或无形的恩惠，在商业活动中成为一笔无法结清的“账目”。

关系的利与弊，在中国现代商业实践中如同一把双刃剑，既用情感、道义维护着诚信的底线，一定程度上保证着商业活动的效率，也催生了权力寻租等灰暗地带，影响着商业的公平。

然而，这种关系生产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30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重大的变化，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长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以亲情为基础的中国社会关系结构产生了一定的松动，加上现代商业结构、商业秩序的日渐成熟，纯粹的人情关系已经不适应现代商业发展的需要。于是，随着对西方商业理念、商业精神接触的不断深入，中国商人开始逐渐形成一种“人情式契约关系”，一方面依然以人情为基础建立与维护关系，另一方面则引入契约精神，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着制衡与博弈。

以天使投资为例，业内一条不成文的行规是：先看人再看项目。有一定的关系作基础，或是在初步的接触中借由认可建立起一定关系，是人情层面的前提。

代表性商业理论：

关系营销：

关系营销的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传入中国，并因其对中国商业社会关系网的天然契合流行一时。其本质是把营销活动看成是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

商业模式：

作为当前最流行的商业概念，商业模式指的是一个完整的产品、服务和信息流体系，包括每一个参与者，及其起到的作用、潜在的利益，以及相应的收益来源。主要关注企业在市场中与用户、供应商和合作方的关系，尤其是彼此间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

思潮三：实业报国

核心：将商业精神与工业精神这两种曾经对立的元素，在产业精神的概念下有机统一，打造中国化的产业帝国。

时代背景：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和资本大潮冲击下，实业之心消退，技术商业时代来临。

商业样本：复星集团、联想控股、格力电器(000651,股吧)、中集集团

中国缺少制造业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发展起来的企业，绝大多数是制造型企业。依靠着低成本的生产资源与人力资源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5年前后，中国制造作为世界工厂，甚至“生产了世界”。

中国缺少产业精神吗?答案也许是肯定的。直至今日，透支了人口红利之后趋于衰落的中国制造，依然没有摆脱“粗制廉价”的形象，缺乏品牌、品质与技术创新含量，处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的末端。

所谓工业精神，指的是人们对工业产品赋予的积极态度，在企业中体现为对市场和产品本身的尊重，是设计和制造人员附着在产品上的情感和能量，以及对产品创新和制造过程精益求精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是对制造者创造价值的尊重。

事实上，中国现代商业从诞生之初，便从不缺少对工业的重视，然而产业精神似乎是一种无法指责的先天性缺陷。

中国现代商业发展的30年中，中国企业曾经致力于追寻与建设中国的产业精神，六西格玛理论的引入，丰田等一批日系企业质量管理经验的推广，都是中国商业力量在产业精神之路上的尝试。然而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尤其是金融危机前后，外部环境的日益严峻与资本神话的强烈冲击，使中国企业家的实业之心面临着最大的挑战。

2010年，《商界》曾经推出特别策划《实业之死》，直指中国企业家实业之心衰退并努力探索资本与实业理想的结合之路。#p#副标题#e#

我们庆幸地看到，就在其后不久，一股由企业界发起的产业精神回归之风，便在制造行业兴起。以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与商业理论界人士，以实干精神、理性精神为核心，呼唤着工业精神的重建与回归。

早在2003年，董明珠就提出 “工业精神”，指少说空话、多干实事，全心全意关注消费者需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推动社会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跌宕起伏之后，新一轮的中国产业精神思潮，并没有站在商业精神的对立面，并不以专业化排斥多元化，而是把商业精神与工业精神作为产业精神的一体两面，效率最大化地结合与统一。既强调在生产经营中对科学规律的尊崇，对规则、制度、标准和流程的坚守，也充分运用交易过程中的市场导向之力，兼顾专业化与多元化。正如我们在《实业之死》一文中提出的：实现“资”与“产”的螺旋演进。

表性商业理论：

六西格玛：

六西格玛最初是摩托罗拉公司发明的术语，用来描述在实现质量改进时的目标和过程。上世纪90年代经通用电气的实践，形成一套全面系统的质量管理成功经验，提炼了其中流程管理技巧的精华和最有效的方法，成为一种提高企业业绩与竞争力的管理模式。其核心包括一种质量尺度和追求的目标、一套科学的工具和管理方法、一种经营管理策略。是指在提高顾客满意程度的同时，降低经营成本和周期的过程革新方法，进而提升企业盈利能力的管理方式。

全产业链模式：

带有中国原创特色的商业理念，是制造型企业随着微利时代的来临而探索出的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指一个企业的经营范围涵盖了行业从原材料生产、半成品生产、成品生产、到产品销售的每一个产业环节。意在借助全产业链增强自身在产业链条上的控制力和话语权。

思潮四：管理就是管人

核心：用管人代替管组织，把潜规则变成显规则。

时代背景：中国现代化商业发展进程中表现出的外来先进管理理论与中国社会特有文化、智慧和习惯之间的矛盾。

商业样本：华为、海尔、TCL

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人人都合理地阳奉阴违;用推、拖、拉来化解问题;寓人治于法制;沟通以不明言为基础;老板做好人，干部做坏人，才是良好的配合;先求忠诚再求能力„„

这样的语言，也许每个中国人都觉得似曾相识，然而这不是一份中国职场关系潜规则盘点，而是“中国式管理”理论中所公开提出的管理方法，将中国人际关系中的潜规则合理化运用，打造成管理的工具。

中国现代商业的30年成长史上，管理理论一直是思想界最热闹的领域之一，也是最无序的领域之一。

中国商业界“进口”理论的来源，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然而在管理领域，无论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美国式管理哲学，还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日本式管理哲学，在中国都遇到了水土不服的困境。而偏差的根源便在于，这些以管理组织为目标的管理理论，在中国执行的过程中，总会不可避免地陷入“管人”的“误区”。

“世界先进管理模式的中国化”，一直是中国商业思潮焦点之所在。管人还是管组织，是中国式管理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本质性区别。于是在理论界，开始向传统文化寻求支援，将植根于儒家文化的中国处世之道、来源于道家思想的中国智慧与西方现代管理学结合，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创造出一种人性化管理的企业管理模式。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关于中国式管理理论的各种赞誉与争议从未停止过。然而构筑在人情关系上的社会结构、让中国企业的管理必然带有独有的“人治”特色，也许当前的“中国式管理”概念依然具有某种不完善性，但企业对科学实用接地气的中国式管理的需求与运用确是真实的存在。

1984年，入主海尔的张瑞敏颁布了13条规定，从禁止随地大小便开始，开启了海尔现代管理之路;一场砸冰箱的事件，不仅使海尔成为了当时注重质量的代名词，同时也震服了所有员工，确立了张瑞敏的绝对领导;OEC模式、一流三网、激活“休克鱼”„„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背后，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支持着海尔在20世纪末创造出业界神话。

在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同时，中国式管理的思潮，也是一场中国企业家根深蒂固的帝王文化、家长文化与现代管理理论之间冲突融合的过程。于是，中国式管理便呈现出一种独有的对立统一色彩：一方面是“以人为本”的管理原则，另一方面是领导力、执行力等带有权力与层级色彩的管理理论。#p#副标题#e#

代表性商业理论：

领导力：

提升管理效率的理论。指在管辖范围内，充分利用人力和客观条件，在以最小的成本办成事情，提高整个团体的办事效率。

执行力：

执行力就是在战略和愿景既定的前提下，组织对内外部可利用的资源进行综合协调，制定出可行性的战略，并通过有效的执行措施从而最终实现组织目标、达成组织愿景的一种力量。

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组织是一个能熟练地创造、获取和传递知识的组织，同时也要善于修正自身的行为，以适应新的知识和见解。彼得·圣吉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奠基人。他的《第五项修炼》一书提供了一套使传统企业转变成学习型企业的方法。

C模式：

即China way，指中国商业理论界创造的一种中国式管理理论。融合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精髓和西方管理工具，以文化性管理统领工具性管理的一种管理哲学。旨在构建一个以人为核心，形神兼备、遵循宇宙和自然组织普遍法则，能够不断修正、自我调节、随机应变的和谐组织，这种以人为运营核心的、具有更大的能动性和更强应变能力的企业组织，简称为“智慧型组织”。

阿米巴经营：

由稻盛和夫所创立的一种商业理念及管理方式。“阿米巴经营”基于牢固的经营哲学和精细的部门独立核算管理，将企业划分为“小集体”，像自由自在的重复进行细胞分裂的“阿米巴”。以各个“阿米巴”为核心，自行制订计划，独立核算，持续自主成长，让每一位员工成为主角，“全员参与经营”，打造激情四射的集体，依靠全体智慧和努力完成企业经营目标，实现企业的飞速发展。“阿米巴经营”是当前最为热门的商业管理理论之一。

思潮五：豪华出效益

核心：无论商品营销还是产品推广，高价高销始终是理论的核心。

时代背景：社会产品丰富，同质化竞争激烈，全球化金融危机中，企业成本日益上升，生存压力加大，必须通过提升利润空间与销量来增加利润。

商业样本：娃哈哈、格兰仕、巨人集团

商品营销与品牌推广，是中国企业在进入竞争时代后贯穿始终的两个关键词。

度过了最初社会商品极度缺乏的“幸福年代”后，中国企业马上被抛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营销战中。

在商业理论界，品牌营销是与管理同样热门的话题。市场上主流的营销之道，不但因为新理论的引进而更替，也同样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发展。当我们学会了产品竞争时，产品同质化的大潮让我们赶场一样进入了下一场品牌之战，当我们还未完全摸清品牌竞争的门道时，消费者已经开始转头追求概念与个性了。

中国市场的特点决定了企业的渠道建设、终端营销以及品牌定位有着独特的特点。中国市场的广阔性与多样性，导致企业无法自建渠道深入到每一个终端市场，而必须借助各种分销商的力量，于是便有了渠道为王;中国消费者具有强烈的道德认同感，因此企业在做好生产和销售同时，还必须分心来建设和维护良好的企业形象;商业红海中，品牌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品牌却是万万不能的，因此企业需要进行品牌建设;追求个性的年代中，企业还需要在个性化与社会主流价值观之间妥协平衡„„

然而，无论品牌营销处于何种阶段，流行何种理论，不变的共性总是：高价高销始终是企业追求的核心。这就要求企业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附加值，并打造属于自己的具有辨识度的附加值。海底捞的成功，正是因为提供各种独具特色的附加服务。中国的品牌营销理论，本质上可以看作不断在产品、渠道、营销与品牌之间寻找着新的高价高销的市场突破口。

代表性商业理论：

4P理论：

4P理论可以说是在中国最早形成大规模影响的营销理论。它将企业的营销要素归结成四个基本策略的组合，即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企业要对这些要素进行有效的组合，从而满足市场需求，获得最大利润。

渠道为王：

渠道就是生产厂商的产品，在其所有权转移过程中，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途径。渠道从生产厂商、经销商到消费者环环相扣，各大厂商对分销渠道的选择与当地市场策略、市场定位策略、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和促销策略等方面密切相关。抢占更多的与消费者接触的机会，则有可能占有更大的市场份额。连锁加盟模式的兴起，便是当时企业进行终端布点的一种渠道创新。

热产品：

热产品，顾名思义，大卖热卖且长卖的产品。如何让产品畅销、长销、高利销，这才是热产品的根本。拥有热产品的企业和品牌，将比其他的对手更能在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热产品越强，则品牌力就越强，热产品越多，则品牌力就越大。

定位理论：

1972年由管理大师特劳特提出的一种品牌建设理论。其核心是品牌个性至上，认为品牌定位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占据无法取代的位置，让品牌形象进入潜在顾客的心智中，并且深植于消费者的脑海，一旦有相关需求，消费者就会开启记忆之门、联想之门，自然而然地想到该品牌。

顾客价值学说：

20世纪80年代由科特勒创立，开启了品牌价值时代。其认为顾客总在追求“总顾客价值”与“总顾客成本”的差额部分的最大化，也就是顾客让渡价值的最大化。顾客价值是品牌营销围绕的核心，品牌的定位应当体现企业的目标顾客定位，但最重要的应当是体现企业的“顾客价值组合”，企业要以顾客价值链为主线，由浅入深地逐层实施品牌定位和营销活动，为顾客传递、创造更多的价值，从而提高顾客满意度，保持顾客的品牌忠诚度。附加值正是围绕顾客价值学说产生的一项细分理论。#p#副标题#e#

思潮六：山寨是一种精神

核心：建立在拿来主义基础上的一种模仿式创新。

时代背景：世界工厂时代留下的生产模仿与生产能力，与互联网时代技术、创新精神的结合

商业样本：360、腾讯、拉手网

如果没有OICQ，也就没有今日的腾讯;

如果没有Ebay，也就没有今日的淘宝;

如果没有Groupon，也就没有团购网站的蜂拥而上;

如果没有iPhone，也就没有中国的桔子。

中国企业长于模仿，而短于创新，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流行产品到国外热门商业模式，总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在中国市场上找到“山寨版”。中国“逆天”的山寨机产业，让这个词语成了抄袭的代名词。

然而，与“机会主义”相同，山寨这个词，在中国商人的手中加以“微改造”，被改良成了一个中性的概念。

对于山寨产品的诟病，大多是基于对知识产权的侵犯，一些山寨企业，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以牺牲别人的利益来“损人利已”。

就是这样一种零和游戏，在中国被玩出了新的味道。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商人对于国外先进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模仿，不再是原搬照抄，而是在模仿其核心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消费者的心理与习惯，加上一点本土化的改进，使之变成一种适合中国市场的“新产品”，从而开始实现由零和向正和的转变。

腾讯从不会第一个去吃螃蟹，却会根据用户需求，贴近用户心理而打造一些打动用户的小惊喜;360安全卫士从查杀流氓软件开始，到给用户电脑打补丁、体检、开机加速、电脑医生，一直在微创新;千千静听就做了给播放器添加歌词功能这一件“自己的事儿”。

其实这种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创新之道，早就在中国传统行业中流行：日化领域，国外流行的产品概念与技术，在国内马上会得到更适合中国人肤质的低成本化实践;服装领域，将欧美T台上的概念按中国人的身材比例组合到自己的产品中，便成了当季流行新品;“KLG”之流虽然模仿“KFC”，但“低价洋快餐”的概念却真实符合了三四级市场的消费需求„„

至于山寨哲学，也许本身没有对与错，抄袭与“模仿式创新”之间的界限，自然会由市场来做出评判。

代表性商业理论：

微创新：

由360安全卫士董事长周鸿祎在2010年提出的商业概念，是建立在带给用户独特产品体验基础上对产品或服务的微改善。“产品可以不完美，但只要能打动用户心里最甜的那个点，把一个问题解决好，有时候就是四两拨千斤，这种单点突破就叫‘微创新’。”微创新理论的提出，给受技术和资金局限的中小企业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创新之路。

思潮七：世界是平的

核心：集用户之力，成就产品与服务。

时代背景：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大潮的兴起，并与商业模式、资本高度融和。

商业样本：淘宝、百度、微博

“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这段腾讯CEO马化腾关于互联网时代商业特征的描述，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兴科学技术的迅速市场化，并与商业模式、资本高度结合，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与社会关系构成。中国企业家在迎接互联网大潮的同时，也必然掀起新一波商业思潮涌动。

西方企业家、思想家们习惯于用“世界是平的”来概括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文化基因，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正在抹平一切疆界，让世界和组织都变得更加“扁平化”，等级制度正遭到来自社会底层的挑战，或者正从自上而下的关系变成更为平等和合作的关系。

而在中国，似乎“交互主义”更适合中国化的互联网商业世界。

交互主义，是一种社会交往与互动过程中的心理原则，是一种“和”的达成，它要求社会关系中强势一方要符合“仁”的要求，然后才能要求弱势者服务强势者。

交互主义中没有非是即非的二元性，讲究求和与共存，但要求有原则地服从。这种符合华人世界等级性和弹性边界概念的理论，与互联网平台上的商业模式与商业行为有着天生的契合。

交互主义的一种最重要体现便是，企业必须集用户之力，才能成就自己的品牌与产品。这要求企业既充分尊重用户，又要有一套用户能接受的法则，对其进行管理与引导。#p#副标题

互联网作为一个移动的平台，用户将是内容的使用者，也是主导者与分享的提供者，每一个用户的行为都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部分而存在。以百度贴吧为例，每一个用户既是产品的使用者，又用自己的使用为这一产品提供着内容;既包容各种观点，又同时存在着管理员与等级制度，在虚拟世界里行使管理职能。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同样是源于这种交互主义的商业化运用。

而互联网作为虚拟空间的特性，也决定了其竞争的无限性。因此，它不再信奉传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它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如同马化腾的理解，“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台的能力。”

这种交互主义还体现在虚拟网络世界与实体经济的跨界与互动上。例如以淘宝为代表的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虽然是一种互联网产品，然而线上交易的特性，使其发展的每一步，既遵从着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法则，也存在着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各种特色。从产品到营销，实现交易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集中呈现，逐步形成着特有的中国线上交易秩序。

代表性商业理论：

长尾理论：

长尾理论的出现，根源于互联网的出现和个性化消费的兴起，它打破了传统的消费观念，并向二八定律发起了挑战。商业和文化的未来不在热门产品，不在传统需求曲线的头部，而在于过去被视为“失败者”的那些产品——也就那些个性化、小众化的需求，是需求曲线中那条无穷长的尾巴。

威客与众包：

众包是2006年诞生于美国的一个基于互联网的协作概念，指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而且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

在众包理论出现的前一年，中国市场上已经诞生了威客的概念，它起源于BBS的互动问答功能，是一种将人的知识、智慧、经验、技能通过互联网转换成实际收益的互联网新模式。主要应用包括解决科学、技术、工作、生活、学习等领域的问题。

无论威客与众包，都是互联网时代交互精神的商业化应用实践。

轻公司：

基于互联网时代的一种轻资产运营模式。企业资金和规模都很小，但却有较高的业务发展速度和利润水平。“轻公司”最大的特点，也是它们成功的最大秘诀，就是企业将非主要业务“外包”，企业内只保留最核心的业务部分，将其做到最好。

思潮八：商业普世主义

核心：用商业影响社会与时代。

时代背景：中国商业的日益繁荣，正在使整个社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商业样本：空缺

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入主流社会，得到体制内的承认一直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潜在愿望。而具体到商业领域，用自己的商业行为改变社会，是植根于每一个中国商人内心深处的情结。

在中国历史上特殊而重要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商人的这种普世主义思潮，既使中国社会在商业的影响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也反过来促使中国商业更加理性化、现代化。

回顾中国现代商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每一个社会变化发生的背后，都站着一批伟大的企业，联想推动了家用PC机的普及，海尔、长虹、TCL让中国家庭进入家电化时代，阿里巴巴和淘宝的诞生与发展，为商家与消费者提供了另一种全新的交易平台与生活方式„„

他们用产品和服务改善着人们的生活;

他们用企业的经营为社会提供就业机遇，实现着员工的共同理想;

他们用利润创造着社会财富，并越来越主动地承担着各种社会责任。

中国十大商业圈子 篇3

2013年3月，杭州出现的一辆大巴车被称为史上“身价最高的大巴”，马云坐在售票员的位置上，车上坐着马化腾、李彦宏、古永锵、刘永好、王健林、冯仑、郭广昌、李东生、曹国伟等大佬。事实上，这只是华夏同学会的一次普通聚会。华夏同学会是一个低调而略显神秘的组织，由曾经就读长江商学院和中欧商学院CEO班的大佬们组成，他们每年聚会两次，由一位同学做东，2013年正好轮到马云。据传，不能出席活动的同学将被罚款，款项全部进入华夏慈善基金会。

2、泰山会

会长柳传志，理事长段永基。

泰山会成立于1994年，全名泰山产业研究院，汇聚了段永基、冯仑、卢志强、史玉柱、柳传志、李彦宏等江湖大佬，并且每年只发展一个会员单位。

3、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该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成员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周其仁、许小年，企业家王石、马蔚华、马云、郭广昌、王健林、牛根生、朱新礼、俞敏洪、李书福、李东生、冯仑等人。这是一个活动频繁的圈子。企业家们经常聚在一起“疯一把”，马云抱怨式的吐槽、俞敏洪喝多了站在桌子上唱歌，都是该俱乐部里司空见惯的场景。情绪的发泄与情感的支持，在这一圈子里都能够得到满足。

4、江南会

2006年，马云、冯根生、沈国军、宋卫平、鲁伟鼎、陈天桥、郭广昌、丁磊八位浙商共同创办江南会，其被称为杭州最高档而又最低调的会所。“江南会”三个字由金庸亲自题词。“江南会”能成立，更多的还是马云骨子里的武侠精神在发挥巨大的作用，他熟读金庸的武侠，马云在公司的花名是最喜欢的武侠人物“风清扬”，这或许才是“江南会”出现的原因。年费20万元，通过严格审核才可以成为会员。

5、正和岛

2010年，刘东华辞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一职，创办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决策者俱乐部正和岛，服务包括线上社交平台和高层线下活动。2012年6月，正和岛举办了以“大家伙，新玩法：巨人的儿童节”为主题的开岛仪式，包括柳传志、王健林、刘强东、沈南鹏、李国庆、施正荣、张维迎在内的近300名企业家、学者参加了活动。为保证每个来的人都是对的，正和岛采取严格的实名制、会员制、收费制、邀请制。正和岛也面对一些中小型企业的企业家。

6、阿拉善SEE生态协会

2003年10月，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同一些企业家到阿拉善月亮湖考察。一颗凝聚企业家环保决心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经过论证之后，刘晓光开始给熟悉的企业家打电话，甚至以“老大哥”姿态“威胁”大家：“你要不来，我们的缘分就到这儿了。”王石、冯仑、任志强、田溯宁、陈东升、史玉柱、张朝阳、马蔚华等国内活跃企业家纷纷加入。200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

企业家进入阿拉善协会的门槛并不高，入会的条件是承诺连续10年且每年投资10万元。现在，阿拉善协会的企业家从一开始的60多人发展成为270人左右。刘晓光的梦想是能达到2000人，并将这个企业家内部的私募基金变成面对社会的公募基金。

7、接力中国

2008年，接力中国在香港注册，同时挂靠在上海杨浦区工商联青年工作委员会。接力中国全称为“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它低调到几乎没什么名气，但号召力在二代中却很强大。它是二代企业家的圈子，各种首富榜中的大佬和知名企业家的儿女都是接力中国的会员，他们包括：梁稳根之子梁在中、刘积仁之子刘畅、刘永好之女刘畅、张宏伟之子张显峰等。

8、地方商帮

以地域划分的商帮正在复苏，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成为了中国五大“新商帮”，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按照地缘为自己定位，冠以“新x商”的名号。

9、长安俱乐部

在企业家圈层，经常被提到的还有一些高端俱乐部，如长安俱乐部与金鼎俱乐部等。

长安俱乐部长安街上的“现代宫殿”，成立于1996年10月，投资人是香港富华集团的陈丽华女士。外籍会员以世界知名公司的高层为主，国内会员主要为商界精英，如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

10、金鼎俱乐部

金鼎俱乐部于2005年3月20日在海南省海口市成立。

中国商业 篇4

中国商业已驶入绿色商业年代,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绿色商业创新快速发展, 倡导应用和销售节能绿色商品, 促进企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为当前绿色商业创新发展及实现节能减排“十一五”目标面临的关键及迫切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中国商业联合会将于2010年元月在北京举办首届“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高峰论坛”。论坛将围绕“走绿色创新之路、发展商业新机遇”为主题, 邀请国家领导、专家学者、国内外商业企业高层权威人士与会演讲交流, 具体包括绿色商业创新发展战略及热点问题高层研讨、绿色商业创新发展优秀案例研讨、商业节能减排专题研讨、节能减排高新技术产品推介会、优秀绿色商业企业及节能减排优秀企业实地考察及企业个性化商务对接等丰富多彩的内容。

为全面总结近年来我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经验及成就, 进一步提升优秀绿色商业企业品牌形象, 为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树立标杆和楷模, 促进商业企业绿色品牌自主创新和市场竞争能力的快速提升, 大会同期举办“绿色商业创新发展奖”推介表彰活动。“绿色商业创新发展奖”推介表彰活动表彰为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企业家及绿色产品, 在大会期间举办隆重的颁奖典礼。活动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评选推介原则, 通过建立客观完整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流程, 倾力打造中国绿色商业创新发展权威荣誉平台, 向全行业及全社会广泛推广, 以榜样的力量推动中国绿色商业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中国商业企业诚信公约 篇5

商业是与社会发展和消费者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以德治国”、“加强市场经济秩序治理和整顿”的有关精神，推动商业企业讲求诚信、不断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以促进全行业商业职业道德水平，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努力为消费者营造放心消费的市场环境，中国商业联合会特制定诚信公约如下，并倡导全国商业企业承诺信守。

一、在全企业范围内广泛宣传 “诚信为本”的理念，在全体员工中牢固树立诚信意识，以诚信态度对待企业各相关方。

二、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产品质量、价格、竞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不以任何方式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合法权利。

三、杜绝促销活动中的价格欺诈和虚假宣传广告，保证各类商品、服务信息的真实性，不误导、欺骗消费者，确保公平交易。

四、建立健全商品进货检查验证制度，抵制假冒伪劣商品进入流通；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维护商品品质，保证销售的商品质量。

五、保持经营环境的舒适、整洁，在店堂内设立适当的标志，配备必要的设备设施，方便消费者购物，保障消费者安全。

六、倡导科学消费、文明消费、绿色消费，维护消费者的人格尊严，为消费者提供规范、标准的服务，不谋求暴利及一切不正当利益。

七、严格履行“三包”规定和国家规定的其他售后义务，对售出商品实行商品质量先行负责制，兑现对消费者的各项服务承诺。

八、主动征求消费者意见，妥善解决消费者投诉，主动接受政府、行业和消费者监督，不断改善经营，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

食品生产加工企业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

食品质量安全指标包括标准规定的理化指标、感官指标、卫生指标和标签标识。

第五条国家实行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

第十四条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按照有效的产品标准组织生产。依据企业标准生产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食品的，其企业标准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要求，不得降低食品质量安全指标。

第十五条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必须具有与食品生产加工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熟练技术工人、质量管理人员和检验人员。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人员必须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和影响食品质量安全的其他疾病，并持有健康证明；检验人员必须具备相关产品的检验能力，取得从事食品质量检验的资质。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食品质量安全知识，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还应当了解与食品质量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

第四十七条实施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的食品，出厂前必须在其包装或者标识上加印（贴）QS标志。没有QS标志的，不得出厂销售。

第四十八条企业使用QS标志，表明企业承诺其产品经检验合格，符合食品质量安全的基本要求。

百年前的商业中国 篇6

这一时间，地球上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由于欧洲列强陷入混战，无暇东顾，亚洲列国竟在经济上成了最大的获益国之一，日本乘机扩大势力，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民族企业家获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机会。中国的工业经济从这一年开始，进入到一个高速成长的轨道上。据美国经济史学者托马斯·罗斯基的计算，从1912年到1927年之间中国的工业平均增长率高达15%，位于世界各国的领先地位。在中国百年企业史上，这样的高速成长期只出现了三次，其余两次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第二次工业化浪潮

开始于1914年的这一轮实业投资，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第二次工业化浪潮，它将一直持续到1924年。与上一轮的洋务运动时期相比，它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

洋务运动是一次自上而下，由处于衰落期的清政府发动的工业化变革，它的主角是洋务派大臣以及附庸于他们的官商。其工业化的特点是对军事工业的关注，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国营资本为主力，创办大型企业为主轴。到后期则把重点投注到铁路、矿务和钢铁等资源性领域。洋务运动奠定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基础。

这一轮工业化则是一次民营资本集体崛起的盛宴，它的主角是以盈利为主要动力的新兴企业家。他们投资的产业主要集中于民生领域，以提供消费类商品为主，面大量广的中小企业是最有活力的主流力量。在这期间，中国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其中，上海是纺织、食品和机械制造的中心。从1912年到1924年，上海地区出现了202家机器工厂，主要生产针织机、小型车床、马达和农产品加工设备等；广东地区则是烟草、造纸和火柴工业的集散地。

这些产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进口替代型”。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外国公司已经在众多民生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并引发了消费的热潮。民族资本正是在这一前提下，靠生产成本的低廉以及对本土市场的熟悉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特征与1978年之后的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路径惊人地相似。

面粉与棉纱，同步急进

1914年6月，无锡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闸北的光复路上建起福新三厂。至此，沿苏州河，一字排开了四家荣家面粉厂，高耸的烟囱日日浓烟滚滚，机器的轧轧声昼夜不绝，苏州河里运麦装面的船只更是川流不息，景象已是十分壮观。随着欧战爆发，欧洲工业停滞，面粉军需却暴增，中国面粉以价格低廉、产量可观而一跃成为全球新的采购市场。荣家的“兵船”牌面粉远销到欧洲和南洋各国，因质量稳定，它成了中国面粉的“标准面”。

在面粉上建立霸业的同时，荣家的棉纱工厂竟也同步急进。

1914年，荣宗敬在上海郊外的周家桥选址，开建申新纱厂，购英制纺纱机36台。投产开工后，正赶上欧战期间的需求饥渴，上海的棉纱价格大涨，从每件90余两狂涨到200两，出现了“一件棉纱赚一个元宝”的暴利景象。申新在开工后的三年里，棉纱产量从3584件增加到9811件，棉布产量从2.9万匹增加到12.8万匹，盈利更是惊人，三年增长十余倍。

荣家兄弟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是新一轮工业化浪潮的缩影。除了面粉、棉纱之外，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都在战争中需求大增。以有色金属钨为例，1913年每磅价格为7.42美元，到1916年就涨到25.33美元。用于军备的皮革、羊毛以及英国军人大量消费的红茶等，都是战时紧俏品，中国成了原料的大供应商。

银元帝国

1914年2月，在张謇和梁士诒等人推动下，北京政府铸造了民国统一的银币，这是中国走向币制统一的第一步。这款银元采用的是袁世凯的大人头，因此被民间称为是“袁大头”。由于铸造质量好、含银量较高，“袁大头”在1949年之前一直是最受欢迎的硬通货币。

战争加速了各国的货币铸造量，白银需求大增。在1914年，每一盎司白银为0.56美元，到1919年就上升到了1.12美元。作为一个传统的“白银帝国”，中国因此大受其利。据美国商业部的一份报告，1917年的7000万中国银元就足够偿付上一年所要付的一亿元债款，这大大增强了中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在金融业复苏及日渐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传统的金融业态则面临灭顶之灾。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也是晋商著名票号日升昌宣布破产。报道称：“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晋商没落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穿马褂的票号日渐式微，着西装的银行取而代之。

告别“食土民族”

1914年冬天，31岁的青年人范旭东独自一人到了天津塘沽。这里的海滩边盐蛇遍地，如冰雪一般，无边无际。他目睹此景，显得有点激动。日后他对伙伴说，“一个化学家，看到这样丰富的资源，如果还没有雄心，未免太没有志气了。”

范旭东早年被家人送到日本读书，一个日本校长对他说：“俟君学成，中国早亡矣。”此言，刺激了他的一生。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应用化学系毕业后，他随即回国，立志于复兴中国的盐业。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并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中国当时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

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5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然后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

抵制日货运动

一战开响后，日本乘机在中国争夺利益。1914年8月，日本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这一事件成为当年最严重的涉华国际事件，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

从数据上看，日本商业势力的涌入是十分猛烈的。在一战前夕，日本商品占中国进口商品总额的15.5%，到1919年已经猛然上升到29.9%，仅纱锭一项，就从11万枚增加到33.2万枚，上升了三倍。自1917年开始，日本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贸易商，而且成为对华工业设备的主要销售者。更让中国人难堪的是，日本商品在传统的“中国货”上也取得了优势。日本茶叶、丝绸的国际贸易额都相继超过了中国同类商品，成为最大的出口国。甚至在中国市场上，日本货也成了颇受欢迎的时髦商品。除了经济上的咄咄逼人之外，日本对中国领土和政治特权要求也一点没有放松。

1915年1月，日本对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连接胶济路的铁路等诸多经济特权。这些条款立即遭到各界的强烈抗议。随之，各地纷纷爆发了抵制日货运动，抗议集会此起彼伏。商人拒卖日货，人人要用国货。从此，抵制日货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将日本牢牢地定位为头号政治和经济敌人。

[编辑 梁 爽]

E-mail： ls@chinacbr.com

中国商业的地理特征 篇7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商业基础条件不同, 各省、市之间以及中、西部和东部之间、城乡之间在商业发展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差距。

1.1 中国商业发展的省际差异

反映商业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5年中国各省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如图1所示。

2005年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居前十位的省市是:广东、山东、江苏、浙江、河南、辽宁、四川、上海、湖北、河北。它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63%。其中除四川、湖北、河南外, 其余都属于东部地区。相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少的十个省、市是:西藏、青海、宁夏、海南、贵州、新疆、内蒙古、甘肃、天津和重庆。除天津外, 其余省市都属于西部地区。

2005年全国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137.6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市是北京、上海、天津、浙江、广东、江苏、辽宁、福建、山东、内蒙古、吉林。其中除内蒙古、吉林分别属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外, 其余都属于东部地区。

综上所述, 中国商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 东部地区省市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省市商业发展水平。

1.2 东、中、西部商业发展的差异

1995年中国东、中、西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56:29:15, 2005年中国东、中、西部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比为59:24:17。如图2所示, 东部商业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从1995年到2005年, 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商业发展水平差距保持平衡态势, 而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拉大的趋势。

1.3 中国商业发展的城乡差异

中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 但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全国的比重远远低于城市。农村的商业发展水平低于城市, 同时城乡差距呈拉大趋势 (图3) 。零售业作为商业的分支, 总体呈现城市发展饱和, 农村滞后的趋势。据2002年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企业联络部对中国180个城市超市状况的统计结果表明, 37个城市中的超市已经过剩, 大部分城市中的超市发展空间已经很小。然而在我国农村, 零售业的业态主体个体化、零散度高, 商业网点建设不足, 消费环境没有明显改善。绝大多数经营者业态意识淡薄、业态界限不清、规范化程度低, 虽出现诸如超市、连锁店等零售业态的新形式, 但很不规范, 有的名为连锁店, 实为自选商场, 连而不锁, 无论是价格、进货渠道, 还是决策管理都各自掌握, 达不成统一, 新业态优势难以发挥。[1]

2.中国城市商业的空间特征

影响城市商业网点布局的因素:①城市内各区的特点、人口数量、人口流动情况等;②购买力水平及其投向影响, 包括常住人口购买力、流动人口购买力大小变化规律等;③原有商业网点;④地理位置、交通运输条件及其变化;⑤历史因素。[2]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城市商业网点布局呈现以下特征:

2.1 城市商业分布密度自内而外递减, 城市中心区商业单位密集, 越向外围, 分布越少

城市中心人口密集, 交通便利, 流动人口多, 商业网点密集。以石家庄为例, 市内商业网点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部位, 以一环 (中华大街中段、槐安路中段、体育大街中段和和平中路围合而成) 内网点居多, 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也分布于此。一环以外的区域主要布局了各类连锁超市和一些大型交易市场。[3]

2.2 大城市中心商业区网点过密, 区域商业中心则发展滞后, 居民区社区商业零售网点明显不足

在很多城市, 大型商业网点扎堆现象严重, 特别是中心商业区网点过密。而与商业中心区商业网点过分密集相反的是区域商业中心则发展滞后, 居民区社区商业零售网点明显不足。

目前, 多数城市的大中型超市主要分布在市级商业中心或区域商业中心, 个别区域密度过大, 而居民区内以满足居民生活消费为主的中小型超市相对较少。很多新开发的商住楼、住宅小区缺少配套的超市、农贸市场等商业设施。居民购物的现实需要催生了大量的马路市场、马路摊点群, 不仅影响了交通, 而且影响市容。[4]

以天津市商业网点的建设为例, 大型购物休闲广场和超市的圈地运动的热度一直有增无减。从地域上看, 这些大型的商业网点, 多位于城市的中心区。随着天津城区建设的发展及城市轻轨、地铁等交通设施不断完善, 新建居民区使天津城市生活空间延伸。但由于商业网点拆多建少, 房屋开发商又缺乏商业网点的预留意识, 造成了一些生活小区, 特别是新建小区商业网点较少, 尤其是连锁经营便利店缺乏。[5]

2.3 商业郊区化趋势出现, 但发展迟缓

相关学者提出了商业郊区化的概念, 并把其界定为商业企业从中心城区向外扩散的过程。这种扩散既可表现为商业企业以连锁的方式在郊区扩散, 也可以在郊区出现新的商业企业。只要中心城区的商业企业的经营收入的增长速度小于郊区, 就表明商业郊区化开始出现。

随着城市人口郊区化、工业郊区化的发展, 商业也就不可避免的有向郊区化发展的趋势, 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 随着上海的发展, 徐汇区已经由边缘区变为了中心城区之一。徐汇区南北纵跨上海市的繁华市中心、一般城区和新发展的北部城郊结合部地区, 其本身的发展已体现出从北往南推进的特点。徐汇区的商业郊区化可以从徐汇区消费地域结构的演变中看出。

1990年前, 徐汇区商业在上海中心城区中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 其社会零售商品销售总额居全市第七位, 拥有1个市级商业街即淮海中路商业街;3个区级商业街, 即徐家汇商业街、田林路商业街、大木桥商业街;7个居住区商业点, 分别位于襄阳南路、宜山路与中山路交会处, 中兴、漕溪路、漕河泾、中山南路与宛平南路交会处, 龙华等。业态形式主要是传统的百货、菜场等柜台式的销售形式。沪杭铁路以东除小卖店、供销社式的零星商业点以外, 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街存在, 是一片城市商业的空白区, 全区基本上没有形成特色商业街。

2001年, 徐汇区商业获得了高速发展, 商业地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完整的梯级商业地域结构:市级商业中心—区级商业中心—社区商业中心—小区商业中心—临时性简易商业街;超市、连锁店趋向普及;特色商业发展较快;城郊大量专业市场兴起。[6]

摘要：商业是专门从事商品流通的经济部门, 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联系生产和消费、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和纽带。商业的地理特征的分析对商业的空间布局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数据的分析, 总结得出中国商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商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特征。

关键词：商业,空间分布,地理特征

参考文献

[1]刘治江.中国零售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特区经济, 2006, (2) :327-328.

[2]邓世文.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布局研究[J].人文地理, 1999, (7) :36-39.

[3]陈红娟.石家庄市商业网点分布现状及其布局优化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5) .

[4]易开刚.我国城市商业网点空间布局及其优化.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 (8) :107-108.

[5]李娜.天津商业网布局规划研究.天津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5) .

[6]王琳, 白光润, 曹嵘.大城市商业郊区化的问题及调控——以上海市徐汇区为例[J].城市问题, 2004, (3) :26-30.

2011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 篇8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 其中也包括了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今年初, 转变流通发展方式问题引起了业内专家的注意和讨论, 尽管具体看法不尽一致, 但普遍认为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不仅是流通自身升级增效的需要, 而且对于优化经济结构, 扩内需、促消费、增就业、保民生等具有全方位的积极作用;其核心是商贸流通业要从“以量为纲”的粗放、外延扩张型转变为“以人为本”的集约、内涵发展型。具体说就是从数量第一、速度崇拜、高代价、低效能、结构失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转变为集约节约、低碳低耗、环境友好、生态环保、结构合理、优质高效、统筹兼顾、可持续的均衡发展模式。

第一, 评价方式要转变。多年来, 商贸流通业在成绩评价上, 对数量扩张极为重视, 而对服务效果和质量效益注意不够, 以至后者在评价指标上付之阙如;政府部门则对流通硬件设施的政绩感觉远远高于管理的基本职能——市场软环境建设。为推进流通发展方式转变, 应当改变评价方式, 其取向是:引导流通企业重视服务讲效益;要求政府部门创造环境促发展。流通企业的业绩评价指标体系也需要调整, 即从过度偏重销售额、投资额、市场份额等扩张类绝对指标, 转向讲求利润率、费用率、人均销售额、节能减排程度等集约类相对指标。因为在评价上继续偏重前一类绝对指标, 无异于默许、放任和纵容粗放扩张, 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发展导向和评价上也要区别对待, 分类指导, 不能全都要求“做大做强”, 或要求其向全国扩张。中小企业“做专做特”同样有生命力, 而评价老字号只看其能否“做长做久”, 真正长盛不衰的企业往往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第二, 发展模式应转变。商贸流通业的发展要跳出旧的“臼”, 促进批发、零售与商贸物流业协调发展, 促进销售商、采购商与供应商协调发展。其中, 零售商要在调整与供应商的利益关系、加大自营的基础上, 转变商业盈利模式。批发业要从摊贩式批发商向企业化批发商转型, 培育有足够规模和实力的批发商、经销商, 改变批发业“大市场, 小商人”的落后格局。中国批发业只有构建出这样的市场主体, 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少环节、提升效率、推广国家标准、采用先进技术、促进消费安全、改善市场秩序。

第三, 政策思路待转变。为继续促进居民消费, 财政补贴政策可能保留一段时间, 其中, 家电、汽车以旧换新分别延续到2011年底和2010年底, 但补贴政策终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退出。因此, 从2011年开始, 工作思路可能要从“优惠政策拉动型”向“制度环境促进型”转变, 接续政策应更多地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等深层次问题。譬如, 大力改善商业的软环境, 整顿好流通秩序, 建设商业诚信, 从多个政策层面降低流通服务创业及运营成本;又如, 要从大商业的角度统筹考虑农村市场体系建设, 不能“大干乱上”, 应由商务部门牵头做总体规划设计和部门协调, 避免各部门重复建设, 造成投资的浪费和体系结构的紊乱;此外, 需要建立长期化、制度化的内贸发展基金, 不能总是临时安排, 用基金形式支持转变流通发展方式和流通现代化, 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支持重点统筹调度使用。

2011年以至整个“十二五”期间, 转变流通发展方式有希望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一是发展理念从只重视数量增长, 市场容量扩张向同时兼顾质量改善、服务提升、效益增进、资源节约、环境和谐转变;二是评价标准, 从习惯于行业内部自说自话、自我评价, 转变为重视服务对象的评价、高度关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满意度, 以是否促进了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作为流通发展方式进步与否的标尺;三是流通功能, 从偏重流通的经济功能转向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并重, 例如既要通过改革和技术进步提高流通效率, 又要通过扩大服务领域, 提供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四是技术路线, 从片面追求高精尖技术、简单模仿照搬, 向先进适用、结构多元、自主创新转变, 而且要像吴敬琏先生所呼吁的, 政府部门不再指定技术路线;五是制度供给, 从重视分项的政策供给向兼顾系统化的制度供给转变, 加强规范、稳定、可预期的体制和制度性建设, 增加商务行政管理中的公共服务, 同时针对转变流通发展方式, 制定并颁布相关行政法规;六是节能减排, 从单纯关注运行节能向全方位综合节能转变, 统筹兼顾节电、节水、减少塑料袋、简化包装、产品回收拆解、再生资源利用、商业建筑节能等。

专家预测, 以转变流通发展方式为主攻方向, 优化结构, 疏通渠道, 构建现代化、竞争性、高效能、低成本、低排放的商品畅销体系, 将成为“十二五”开局之年的主旋律。

热点2国内消费保持快速增长, 受通胀等因素影响,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将有所放缓

2010年国内市场给人的印象是:销售活跃, 通胀渐起, “炒作”此起彼伏, 大局波澜不惊。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5313亿元, 同比增长18.3%;预计全年名义增长率在18.5%以内, 比上年约高3个百分点, 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在15.1%左右, 比上年实际增长率约低1.8个百分点。全年市场有如下特点:

(1) 政策扶持的商品对销售增长贡献最大。前10个月, 汽车、石油及制品以及家用电器的销售额依次为13096亿元、8423亿元和334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34.6%、34.5%和27.3%。在18.3个百分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增幅中, 这三个品类即占6.9个百分点, 对拉动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为37.7%。以此观之, 政府补贴汽车和家电购买的政策, 收到了明显拉动消费的效果。

(2) 保值性的贵重商品销售增长最快。1-10月金银珠宝销售突破千亿元大关, 同比增长43.7%, 在所有八大类商品中增幅最高。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 且均与通胀有关。一是为抵御通胀, 居民增加了保值投资购买需求;二是纸币贬值使这类商品价格猛涨, 增大了名义销售额, 例如足金的价格由上年的260元/g遽然增至360元/g。

(3) 农产品特别是食品涨价幅度最高。1-10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3%, 但实际上从6月以来CPI一直保持在3%以上, 且逐月攀高, 到10月竟然一跃而升至4.4%。食品涨价是物价高企的主力, 对CPI的贡献接近四分之三。在4月份政府开始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后, 不少农产品受游资冲击出现了接踵而至的轮番炒作, 大蒜、生姜、绿豆、食糖、苹果、食油、棉花等价格都出现暴涨, 全年其他商品也有不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涨价, 但市场大局尚属稳定, 没有发生大范围的抢购。我国统计部门公布的CPI与居民的生活感受历来存在“偏离”现象, 但今年的偏离感觉尤其显著;从二月份以来居民储蓄一直处于负利率状态, 但有关部门未作任何政策解释, 也未出台类似“安民告示”一类的措施;中央政府要求管理好通胀预期, 但有政府背景的资源性垄断部门和公用事业机构却屡屡放出提价的“杂音”, 一些官方经济学家则要求“提高对通胀的忍受度”, 甚至否认已存在通胀现象。所有这些都伤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加重了居民对物价问题的心理恐慌, 并增强了通胀预期。

(4) 农村市场销售增幅明显低于城镇。1-10月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为108383亿元, 同比增长18.7%;农村为16930亿元, 同比增长15.9%;农村比城镇低2.8个百分点, 而上年却是农村比城市高2个百分点。造成这种现象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2009年时农村有大量返乡的农民工, 人口滞留在乡致使农村消费增加, 而今年农民工大量返城, 将消费重新转回城市。二是今年农业灾情较重, 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市。三是2010年国家调整了统计口径。原先农村市场的统计口径为“县及县级以下”, 即农村市场包括了县城销售, 而从今年起将县城与城市销售合称为城镇零售额, 遂使农村销售口径缩小。调整统计口径后, 农村市场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从上年的32%剧降至13.5%, 而且由于县城消费水平普遍高于农村, 还使得统计的农村市场的销售增长率也出现明显下降。

(5) 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加速增长。1-9月, 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监测的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增幅为20.1%, 高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 比去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 说明2008年四季度以来消费档次下移的现象基本消除, 大型零售企业销售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其中既有经济增长较快、居民收入增加及物价水平上升的影响, 也有政府补贴汽车和家电消费, 大型零售企业受益较多的原因。

预计2011年国内消费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但像今年一样,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仍将断续放缓。“十一五”的前四年, 剔除价格因素,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幅依次高出GDP实际增幅1.0、-0.5、5.2、7.8个百分点, 预计今年高出5个百分点上下, 明年可能略低于今年。在世界经济的恢复一波三折, 各国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 中国贸易条件恶化 (出口价格降低而进口价格提高) , 美国二次“量化宽松”、美元持续贬值, 致使输入型通胀危险增大的环境下, 中国明年会更大力度地开拓国内消费市场。

多数专家认为明年的市场环境依然有利, 增长和供给的基础没有改变, 唯一的威胁还是通货膨胀。今年11月, 中央政府出台了控制物价的16条措施, 相信会对明年物价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然而控制物价与控制通胀在措施上毕竟有些不同, 后者还要求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投放, 甚至不惜降低一些增长速度。目前政府已经开始收回一些流动性, 并已确定2011年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变为“稳健”, 但明年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上何者为先仍有待观察。预计明年的CPI会高于今年, 且上半年高于下半年。为控制明年的物价, 专家建议一要适度收紧银根、防止流动性过大助推价格上涨;二要慎重对待资源性产品和公用事业收费调价, 防止与其他产品的涨价相互叠加;三要注意保护好股市楼市的适度投资价值。其理由是, 前几年之所以上游产品涨价很难传导到下游零售, 产能过剩、竞争剧烈只能解释企业不敢涨价的现象, 却解释不了它们是如何消化涨价因素的。实际上不少生产和零售企业用股市楼市的盈利支撑了低价销售, 从而抑制了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换句话说, 明年的股市楼市如果仍能保持一定投资价值, 一来可吸纳较多的流动性, 二来可增强企业消化成本的能力, 有利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冲物价上涨的压力。

热点3网上购物继续超常规增长, 呈现三方面发展动向

2010年, 中国的网上购物延续了上年高速扩容的势头。上半年国内网络购物销售额2133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103%, 是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5.63倍。预计全年网上购物将达到5000亿元,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以上, 同比增速超过100%。今年的网购有三个值得注意的发展动向:

(1) 连锁零售商力拓网上销售“窗口”。

据最新统计, 全国连锁百强企业中已有35家企业进入网上零售市场, 而2008年时只有7家, 不到两年增长了4倍。外资TESCO等传统零售巨头网上购物发展较好, 本土企业积极上网的有苏宁的易购、王府井百货、利群商城等一大批连锁企业。上海的城市超市 (cityshop) 开了在网上商店“卖菜”的先河, 广东东莞宜佳的“生活馆”则是一个基于网络平台的“购物广场”, 既利用了遍布广东13个城市2000多间便利店的实体网络优势, 又弥补了便利店商品不足的劣势, 是典型的鼠标加水泥经营范例。传统连锁零售商在网上“圈地开窗”, 是大势所趋做出的不得已尝试, 但吸引人们网购的不仅是上门送货的便利, 还有价格便宜, 实体店“触网”如何协调网销和店销的价格关系, 实为一大难题。专家认为, 对实体店来说, 上网销售的最好是实体店并不出售的商品, 方能解决价格体系统一以及避免相互挤生意的矛盾, 拿出一部分商业自有品牌产品上网销售, 可能是较好的选择。

(2) 网上商城加快自建物流体系。

京东网上商城这方面的动作始于2009年, 到2010年底其物流体系将覆盖60-80个城市, 而早在今年4月, 其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大物流中心已实现所在城市“当日达”, 距四大物流中心300公里内并设有京东自有快递公司的城市, 将实现“次日达”。目前, 京东至少70%的配送是通过自建的物流体系, 其连续10个季度蝉联网络购物第一名, 正是得益于在物流配送及售后服务方面的提升。当当网上商城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和郑州投资建设了6个物流中心, 商品可以送达全国任何地方, 19个重点城市的用户可享受到“当日下单, 次日到达”的快捷服务, 其物流提速后平均送货速度加快了2天以上。卓越亚马逊已在北京、苏州、广州、成都、沈阳等地建了七大运营中心, 2010年底还将建成3个, 10个运营中心将覆盖中国所有地区, 向全国900个城市 (含部分县城) 、1300个地区 (非行政区划) 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服务。凡客诚品则自建了“如风达”快递公司;阿里巴巴已入股快递企业星辰急便, 使后者为自己承担线下物流配送。

网上商城加快自建物流, 反映出快递公司的送货无法令前者满意。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监测报告显示, 截至2010年6月底, 国内这类快递公司已达6500家, 合计的营业收入140亿元, 但送货不准时、货不对版、难以验货后付款、资金回笼周期长等问题已严重影响到物流服务质量。但另一方面, 也有专家担心, 网上商城原本是“轻公司”, 投入巨资自建物流, 是否会因“沉淀成本”过大变得负担越来越重, 徒增经营风险?

(3) 网络团购出现爆发式增长。

网络团购是由国外网站Groupon.com开辟的一种新的电子商务C2B模式, 国际上称之为B2T (Business To Team) 。2010年3月份时国内只有三五家团购网站, 而截至9月底已猛增到1500多家, 经营范围涉及图书、服装、数码、家电、餐饮、家居、建材、房产、汽车、机票等。据艾瑞咨询发布的报告, 到2010年8月底网络团购日均覆盖人均超过1000万。网络团购强劲增长的原因并不复杂, 主要是价格便宜, 也有人们通过合作消费应对通胀、保持生活质量的考虑。例如原价232元的某款雅诗兰黛睫毛膏, 网上团购价仅49.9元;某高档餐厅534元的套餐, 团购价98元即可享用。

大多数团购网站每天只推出一种或者一类商品或服务, 往往都是经过精挑细选, 消费者认可度比较好的商品或服务, 以“每天一团”的方式聚集大量的同类消费者。网上团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为了聚集人气, 推出各种优惠却忽视了商家自身的供应能力, 有的餐厅试行团购, 10家桌面却招来7000余单客人;有的由于客户过多, 价格与服务一同“打折”, 受到消费者的诟病。此外, 90%以上团购网站无法通过信用认证。今年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审查了300多家团购网站的申请, 够条件且颁发信用认证资质的仅20家。这也折射出整个网上销售存在的共性问题。据报道, 我国的网上药店有上万家, 但只有12家药店取得合法经营资格。目前全世界近七成的假药是通过网络销售的, 专家提醒有关当局:加强网络销售的市场准入管理和运营监督, 防止网上销售为假药和过期药的流通打开方便之门。

热点4适应老龄化需求, 开拓银色市场, 将成为新一年扩大消费的重要切入点

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 一个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 即进入老龄化社会。2009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人, 占总人口的12.5%;即使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 中国也达到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开拓银色市场, 满足老年人多种商品和服务需要, 不仅是生产和流通服务企业的共同社会责任, 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途径, 同时有助于营造和谐社会, 弘扬尊老敬老爱老的中华文化传统。

开拓老年人的消费需求, 必须深入观察和研究, 把握老年人的特点, 满足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从商品供给和生活服务两个方面, “深耕”银色市场。

第一, 银色市场的世界性。世界也正在进入老年化阶段。据2009年统计, 世界60岁以上人口已达7亿, 占总人口的11%, 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为20亿, 占总人口的22%。因此, 银色市场的发展是各国所面临的共同现象, 而且市场权重将越来越大, 成为购买力投向一个举足轻重的领域。根据美国的统计, 老年阶层将直接或间接掌握、控制和影响全美47%的购买力投向, 成为不可忽视的庞大的消费群体。银色市场的世界性, 将为中国开拓国际老年用品市场提供持续的旺盛需求。

第二, 银色市场的潜在性。中国银色市场人口多、基数大、起步晚, 未满足的老年人消费需求比比皆是, 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据有关部门调查, 我国老年人需求的商品和服务, 满足程度只有17%, 还有83%尚待开发。而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中国有90%的老人对现在的老年消费品不满意, 主要原因是生产和流通部门对老年人的消费潜力不重视, 消费特点缺乏研究, 市场开拓不充分。这种差距也是潜力, 既为商家提供庞大的潜在市场, 也为工商联手开拓新产品、培育和完善银色市场创造出无限商机。

第三, 银色市场的多层次性。由于老年人存在着不同收入、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不同偏好、不同年龄、不同需求的差别, 银色市场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市场结构, 需要进行市场细分, 开发系列化产品, 采用个体化服务和特殊便利化的销售方式, 以便做到让被服务对象老有所需、老有所用、老有所乐, 得到合意的商品和服务。

第四, 银色市场的服务性。一些老年人由于年龄或身体状况的关系行动不便, 加上“空巢化”的家庭不断增加, 需求特点一般表现为:服务需求多于商品需求;社区是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场所;上门服务是重要方式。因此开拓银色市场不能只关注商品, 还要提供老年人需要的丰富的服务项目, 如保健、医疗、护理、文化娱乐等。要在发展社区商业中将银色市场作为重要“板块”, 创新业态、丰富业种, 提供代购、代送、代交各种商品或费用, 定期家访, 上门服务等, 为老年消费者排忧解难。总之, 面对银色市场, 服务要先于商品, 重于商品。

第五, 银色市场发展上的包容性。这里讲的包容性, 是指发展银色市场引起的连带利益。仅以增加中国的就业为例, 发展银色市场就存在着巨大的潜力。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年, 从现状和发展趋势看, “421”家庭结构 (四个老人两个家长一个孩子) 使老年人的养老日益依赖社会帮助。2009年全国65岁以上老人超过了1亿, 以10人需要一名养老护理员计算, 约需要养老护理员1000万人, 而我国养老机构的职工仅有22万人。显然, 大力培育养老市场, 既可满足银色市场中的养老需求, 又可提供近千万个就业岗位, 兼有经济和社会两类功能。

有迹象表明, 开发银色市场已经引起敏感商家的密切关注, 呈现出蓄势待发之势。

热点5“绿色低碳”零售业继续升温, 效果彰显, 有望成为“十二五”商业发展的长期“亮点”

2010年中国建设节能商店的热潮如期而至:外资商业加速领跑, 内资商业开始起步, 行业组织和政府部门倾力支持。

TESCO乐购宣布本财年在中国的业务将减少10%的碳排放, 支撑这种自信心的是, 其在华近80家门店中已有25家节能店, 年节能25%;2008年以前开设的老门店也已完成了改造, 节能15%。家乐福用了不到一年将上百家在华超市做了“低碳化”改造, 累计用于节能店的投资已达2.5亿元, 由于采用了包括布袋风管系统和免费制冷系统等一系列技术, 节能效果达20%。沃尔玛公布了其在华节能店的比较效益:与普通门店相比节约40%的用电量;沃尔玛还提出到2010年底, 在华所有店铺的水资源消耗降低50%。又据《中国商报》报道, 上述外资商业巨头在华的节能商店每年单店可节省近百万元电费。

外资商业的节能正在向上下游两头延伸:在上游使用采购选择权, 要求供应商走“绿色低碳”之路;在下游使用价格优惠等措施, 引导顾客实行“绿色低碳”消费。在TESCO乐购的倡导下, 可口可乐公司已将饮料包装改为可循环使用的PED瓶;前者还与250家供应商就3600多项产品减少包装材料开展合作。沃尔玛则运用“碳揭露计划”建立“绿色供应链”, 它将公布6.8万家供应商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目前已与30家供应商试行该计划。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院士撰文认为:发展物联网是低碳经济的一个突破点, 其中在物流上使用射频识别器 (RFID) 有利于改善库存、降低7.5%的库存消耗, 增加3%的销售, 减少65%的商店人力消耗, 而沃尔玛对全部上万家供应商都使用了射频识别器, 将其贴在容器和托盘上, 每年节约的成本高达84亿美元。

2010年, 历时三年的商务部“零售业节能计划”进行了调查总结。数据显示, 这项行动计划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从试点城市86家大型零售企业反馈的调查问卷看, 这些企业普遍采取了多样化的节能环保措施。包括获得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占比14%) ;建立绿色采购渠道 (45.3%) ;采取措施并鼓励消费者减少塑料袋 (60.5%) ;对饮料瓶罐、废旧电池、纸张、淘汰家电等废弃物进行回收 (60.5%) ;对果蔬等有机类垃圾采取处理措施 (32.6%) ;设置油烟和污水排放系统 (58.1%) ;应用节能型建材 (47.7%) ;采取节气措施 (18.6%) 。调查数据还表明, 对零售门店进行节能改造的边际效益显著, 即投资的增量越大, 节能的投入产出比越高。节能改造投资在100万元以下的, 节能效益平均只有16.5万元;投资在100万元-500万元之间的, 节能效益平均87.8万元;500万元以上投资企业节能效益平均271.7万元。此外, 试点零售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普遍都得到了制度支撑。

有关专家充分肯定这项行动的成效, 但从公布的调查情况看也有一些遗憾。一是这项调查更偏重于环保, 对零售节能关注不够, 主要是缺少零售店节电措施的调查指标, 而用电量不仅间接体现碳排放量, 还是零售业中消耗最大的能源, 电费占商店零售额的比重一般要高达一个百分点。二是节能投资偏小的企业居多, 投资1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比高达54.1%, 说明多数本土企业在节能投资上或者观望心态较重, 或者苦于财力不济, 抑或二者兼有之。三是调查对试点企业总体能耗降低的情况语焉不详, 影响对此项行动实际效果的判断评估。

商务部官员透露, 该部将与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商支持零售业节能减排、技改降耗的多项支持政策;将出台类似“限塑令”的强制性节能规章, 引导个人低碳消费与行业的低碳发展相互促进;还将完善不同业态零售店的节能标准, 节能培训工作也将加快进程。这一系列支持“绿色低碳”商业的组合拳, 显然是利好消息。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公布的数字显示, 2009年中国连锁百强总耗电量比上年减少16.96亿元, 下降幅度达16%, 相当于减少CO2排放162.68万吨。专家们断言, 今年连锁百强的节能减排将取得更好成绩, 并预言从“十二五”开始, “绿色低碳”不仅会继续作为行业热议的话题, 而且会成为商业发展的主题。

热点6“食以安为先”, 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展开

“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古老谚语。然而近年来, 人们说得更多的是“食以安为先”。个中舆情显而易见:百姓对食品安全高度关注并表现出某种焦虑, 这种焦虑在2008年三聚氰胺公共卫生事件中达到顶点。随着中央政府果断而有效地处理了这一事件, 一系列制度建设加快进行:《食品安全法》于翌年二月颁布, 国务院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重新调整完善了各部门分工, 省市政府也被赋予了维护食品安全的行政责任。为了让百姓吃得健康、吃得放心, 除了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加强法制、完善体制、健全机制外, 政府还从技术层面加快了探索步伐,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就是这样的技术平台。

2010年9月, 商务部和财政部共同开展了一项旨在形成食品安全责任链条的示范工程——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试点。该试点工作拟采用多种先进适用的信息技术载体, 如条形码、集成电路卡 (IC) 、CPU卡、无线射频识别器 (RFID) 等, 通过互联网实现肉类蔬菜质量安全信息在商业供应链各环节的传递和共享, 从初始批发环节到终端零售, 做到对有问题商品的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主体可确定。商务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 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和部分有条件的地级市建立这样的追溯体系, 之后逐渐推广到其他城市。2010年先选择上海、宁波、青岛、昆明等10个大城市开展试点, 当年由中央财政安排4亿元扶持资金, 用以支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和流通节点追溯子系统建设。

业内人士和专家高度评价这项试点工作, 认为有以下值得称道的“亮点”:

(1) 选择了居民“菜篮子”中最重要的当家品种。肉类和蔬菜在居民副食品开支中比重很大, 一般要占到50%-70%左右, 而且肉和菜都属于每天食用的鲜活食品, 质量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事故也在各类食品中位居前列。首先把这两类食品的安全列入追溯范围, 为百姓所至盼, 其意义远远超过其他品种。

(2) 抓住了肉类蔬菜质量安全问题的最大症结。我国肉类蔬菜质量安全问题之所以多发, 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和流通方式落后, 主要表现为“四低”, 即规模化、包装化、品牌化和加工机械化的程度低。全国90%-95%的蔬菜是个体经营;以统货方式经营的无包装、无品牌蔬菜占87%以上;生猪的非规模化散养比重约占60%;作坊式的手工屠宰和半机械化屠宰占75%以上;市场上无商标、非包装肉大约占90%。这种情况使得多数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在市场上很不透明, 出了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往往找不到责任人。也正是因为食品安全责任无法确定, 才导致生产经营者很难去关心食品安全, 不法之徒则以牺牲他人健康赚取昧心钱;而有了追溯体系, 故意制售有害食品的人就会心存忌惮, 不敢肆意妄为, 守法经营者也会出于自身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的考虑, 更加重视食品安全, 在质量上严格把关。

(3) 实行了系统化的配套推进方式。例如, 在技术模式上“统分结合”, 兼顾了多样性与统一性。各地可以根据情况分别自选信息技术载体, 但采集的信息指标、编码规则、传输格式、接口规范、追溯规程则在全国实行“五统一”, 确保各地不同技术模式的信息能够互通。又如, 利用追溯体系建设试点推动市场索证索票、购销台账等制度的建立, 以使这项多年来难以推动的工作得到落实, 并直接使用电子化手段加以实现。同时, 还加快了农产品购销要求、等级、包装、标识、储存、保鲜和追溯等一揽子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此外, 还把这项工作与“双百市场工程”、“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农超对接”、“放心肉服务体系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良性互动。

(4) 打下了推行全程食品安全链的重要基础。业内人士和专家注意到, 此项试点并没有把农业生产环节纳入进来, 因此形式上似乎不是全程化的追溯体系。但实际上由于流通各环节都实行追溯制度, 加上市场准入管理, 已经变原来的“点”管理为“链”管理, 不仅流通领域食品安全保障程度会大大提高, 对农业生产安全食品也形成了“倒逼”机制, 从而促进生产者必须按照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进行生产, 否则就难以进入市场。从长远看, 流通追溯体系对肉类蔬菜生产流通的安全性、标准化、包装化、品牌化乃至冷链物流, 都会产生强烈的牵引作用。

在许多国家, 有了问题可追溯是食品被允许上市销售的前提之一, 中国做到这一点仍需要时间, 但毕竟方向已经确定, 探索已经启程。期待着明年会有更多的媒体关注、报道和评议这项工程, 会有更多的百姓受益于这项德政。专家相信, 经过不懈努力, 中国终将做到无法追溯来源的食品不准许上市, 所有上市的食品都可以追溯。

热点7适应消费需求日益扩大的差异, 零售业态加快创新

近一两年来, 中国零售业业态创新空前活跃, 呈现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局面。这些创新一般都是将国家零售业态分类中某个具体业态加以细分化, 衍生出各类细分形态。例如在超市业态中, 出现了高端超市、社区超市、生鲜超市、24小时超市等不同的分野;在百货业态中, 出现了社区百货、时尚百货、女子百货、高端百货、折扣百货等多种定位;在专业店业态上, 出现了精品店、旗舰店、社区店等更细的形态划分。

相对于其他行业, 我国零售业更具有创新的必要性和条件。

市场的差异化要求创新。我国的消费人群在购买能力、消费习惯等方面已呈现出巨大差异, 加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商家必须以更加细分的市场定位对自己的目标客户加以追随, 而求新求变, 错位竞争最终都会涉及业态 (经营组织形式) 的创新。

行业的发展阶段要求创新。我国连锁经营是从学习和模仿国外零售企业开始的,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迫切需要在基本业态之上, 形成适合自己市场特点的系列化衍生发展模式, 因为只有这类业态创新, 才能以经营形式之变化应对市场需求之变局。当前, 连锁零售企业正在从追求数量规模的增长转变到注重效益效率的提升, 这同样需要业态创新加以支持。

消费的升级要求创新。新的零售业态的出现往往是由于受到消费升级的牵引。比如, 随着我国高收入阶层的大量增加, 高端的零售业态开始出现。消费者对营养、健康和产品品质空前关注, 也催生了满足这类需求的零售业态。总之, 为应对消费升级, 企业需要改变原有的定位和经营组织方式, 这只有通过业态创新来实现。

零售行业的特点也提供了业态创新的源泉。零售是细节行业, 面对各地不同的市场, 针对同一市场不同的发展阶段, 具体的流程和细节都存在因时因地调整变化的可能, 任何看似“大同”的业态, 往往因某些“小异”就会产生迥然不同的经营效果, 从而增加零售组织形式的丰富性, 使业态创新具有广阔的空间。我国现代零售业态经过十几年的发展, 已培育出大量的专业人员, 积累了较为丰富的业务知识和实践经验, 这也有助于为我国零售业态的创新提供需要的人才, 从而增加创新的成功率。

业内专家认为, 近年来中国零售业态创新有三个特点:

一是高端业态更受关注。经过前几年平均30%以上的门店开发和销售增长, 近两年连锁零售企业发展速度减缓 (年平均15%左右) , 注意力更加关注分层消费者特别是高端消费者, 无论是百货、超市, 还是专业店都出现了高端店或精品店。

二是非常注重实际效果。在这一轮业态创新中, 一些企业在新业态的研发上, 不炒概念, 非常务实, 精心调研, 准确定位、周密设计, 不断改进, 终获成功。如苏宁电器的“ELITE精品店”、津工超市和超市发的“社区王”, 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是“一企多态”、分业管理。“一企多态”是指一家连锁零售企业实行多业态发展的战略。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中国近年来新出现的, 而是这两年采用此种战略的连锁零售企业增多。所不同的是, 以往连锁企业开展的多业态经营, 店铺营运、商品管理、营销宣传等都由同一个管理团队进行, 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低;而近两年除了继续共用企业的采购、物流等资源外, 营运已由专业的团队承担, 管理更加精细化。

以上三个特点明年不会发生转变, 但专家有两点提醒:

第一, 发展高端零售业态必须十分理性, 切忌一哄而起。近年来, 香港九龙仓麾下走高端百货路线的美美百货, 由于经营失败已关闭了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的店铺, 所剩五个城市的店铺亦业绩堪忧。高端超市也显现出“过热”苗头。今年华润万家的o Le’在杭州、宁波、上海开出三家店, 加上深圳原有的一家已有4家;百佳的international首店落户广州;和记黄埔旗下的Taste、韩国的C-mart、台湾的远东国际生鲜、北京华联的BHG等高端超市也正抓紧在一线城市寻找立地。这种动向值得警惕。须知无论大陆还是香港, 其实都未形成高端零售业态成熟的商业模式, 和记黄埔运营多年的高端店Taste在香港也仅开出一二间店铺, 而高端超市的前期投入是传统超市2倍以上, “群雄并起”走高端存在着一定风险。

第二, 多业态发展有利也有弊, 需要根据条件加以选择。一家公司多种业态, 一方面有可能实现经营互补, 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每个业态都无法做出规模的结果。需要认真思考的是, 为什么沃尔玛、家乐福不去做百货店, 而它们有限的几种业态, 其实本质上都是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超市”。

热点8 地铁轻轨交通的快速发展, 势将改变城市零售服务业的聚集模式, 车站商业将快速崛起

“十一五”期间, 中国城市地铁轻轨交通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至2010年9月底, 北京、上海、广州等9城市已开通了地铁, 重庆、杭州、武汉等16个城市也正在加紧地铁的建设, 可以预计在“十二五”结束时, 我国城市地铁的总里程和乘客总人数都将位于世界首位。按照北京市地铁交通规划确定的目标, 至2020年北京地铁轻轨线路将达到30条, 总长约1050公里, 车站近450个, 线网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4公里, 将实现居民步行10至15分钟到达一个地铁车站的目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 城市地铁和轨道交通的发展会引起城市商业集聚模式的改变。以世界上地铁交通最为发达、人口密度最大的日本东京为例, 在其现有的57018个商业集聚地区中, 有34334个建在地铁轻轨车站周边, 占全部商业集聚区的60.2%;而90%以上的都市百货店选址在车站周边100米的范围内, 车站商业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从中亦可看出城市地铁轻轨交通的发展对商业集聚产生的巨大影响。随着城市人口向车站周边的集聚, 以及巨大客流带来的与顾客的最佳接触性, 可以预期车站商业将在我国大都市迅速崛起, 并成为推动新一轮商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关于这一点, 以下几个趋势是应当及早注意的:

第一, 地铁轻轨的发展将改变现有城市零售商业的格局, 新兴的繁荣商圈将不断出现。例如, 由于城市年轻人口向郊外转移, 又由于在连接郊区与城市核心区的边缘将形成大型的换乘枢纽, 这些交通枢纽地上和地下巨大的客流量将为发展新兴商圈提供有利条件, 从而会逐渐形成以时尚百货店为核心, 综合超市、餐饮、酒吧、咖啡、娱乐等多种业态业种汇集的新兴商业集聚区。除了上述枢纽车站形成的广域商圈外, 以大型住宅区车站为中心的地域商圈, 小型车站为中心的邻里商圈, 也将在地铁轻轨沿线逐渐兴起, 形成新的商圈布局。

第二, 车站商业集聚模式和业态组合将发生变化。车站不仅是一个地区商业的聚集地、人流的汇集地, 同时也是一个区域社交的场所。随着人们对出行便利和人际交往便利提出更高需求, 车站周边将成为咖啡店、茶馆、饭店、旅馆、娱乐等多种服务行业理想的聚集地。同时由于城市酒后禁驾措施的严格执行, 人们驾车安全意识的提高, 乘坐地铁轻轨在车站会友聚餐或小酌, 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车站周边又会成为餐饮、酒吧新一轮选址的最佳地点。实际上, 在目前地铁轻轨发达的上海、北京等大城市, 咖啡店、酒吧、特色餐饮等向车站集聚的趋势已然形成。

第三, 地铁与城铁的发展, 为商业地产拓展出新的开发空间。可以预期, 在车站周边盖起的巨大商业综合体不久将在我国大都市出现, 并带动连接地上与地下, 车站与车站间的地下商业街的繁荣和发展。此外, 随着车站商业地产的蓬勃兴起以及车站巨大的客流对商铺立地的吸引力, 车站商铺的投资价值将会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我国车站商业集聚区的逐步发展和繁荣, 也给各级政府、地铁轻轨运营公司和商业服务企业提出了新的课题, 其中最主要的是如何在繁荣车站商业的同时保障社会安全。虽然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但从各国经验看, 地铁轻轨车站商业的安全问题确实比其他场合更突出, 也更难于管理。专家期望, 相关部门借鉴发达国家管理车站商业的成功经验, 加快形成中国城市车站商业的管理模式, 以使日益增多的地铁轻轨车站成为新一轮城市商业发展的驱动力。

热点9商业营业用房成为投资热土, 商业街建设进入高峰期

2010年, 受政府调控住宅市场、商业地产升值预期加大等因素影响, 国内商业营业用房呈现需求和投资双热局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全国商业地产的销售态势明显好于住宅。1-9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32亿平方米, 同比增长8.2%。其中, 商业营业用房增长33.2%, 而住宅销售面积仅增长5.8%。同期, 商品房销售额3.19万亿元, 同比增长15.9%。其中,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长48.2%, 同样显著高于商品住宅11.2%的增长率。今年连锁零售商业投资商业营业用房的现象十分普遍, 主要原因是物业租金上涨过快, 致使自建店铺的零售商增加。

这股开发热潮除了导致写字楼、公寓、住宅之下的“底商”火爆升值, 还体现在全国各地如火如荼的商业街开发建设中。中国建设商业街的热潮已经从特大型城市、省会等大城市波及到二、三线中小城市, 甚至一些乡镇也对商业街建设倾注了极大热情。据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的不完全统计, 全国县级以上城市商业街存量已经超过3000条, 全国商业街总长度已超过1800公里, 总规模已超过1.5亿平方米。目前仍有许多城市规划在未来3—5年内打造10条甚至更多的商业街, 有的省份甚至提出了打造百条商业街的宏大构想;已有商业街的改造、升级和扩展也在加紧进行, 无疑明年又将会有一大批此类项目在各地落成。

仅以北京为例, 最新资料显示, 北京商业街开发和建设迎来了新一波放量狂潮, 王府井、西单、三里屯和亚奥等新老商圈都有待开发的新建商业项目。在王府井商业街核心位置的王府井国际商城已经更名为淘汇新天, 该项目共有9层, 总体量约为4万平方米, 预计将于2011年5月开业;王府井大街南侧的北京饭店二期高端商业项目北京宫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在建的金融街西单广场位于西单商场北侧, 建筑面积为4.8万平方米, 预计2011年底竣工, 其中地下一层和地面5层已全部租给老佛爷百货 (中国) 有限公司, 将于2013年正式开业。

展望2011年, 有四大“推手”会继续推动商业营业用房和商业街的开发建设。

第一, 城市建设规划对商业街愈发重视。商业街是一个城市的形象名片和视觉窗口, 成功的商业街能够提升城市消费层级, 彰显城市品位, 弘扬城市文化, 助推城市经济。近几年, 许多城市都以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商业街建设发展的规划和措施, 商业街的地位业已得到法规和政策的支撑。很多城市中心城区特别是商业街的经营额, 已占到本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0%、70%, 甚至80%以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 抓住了商业街就抓住了商贸流通业的重头。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 在各地城市建设和全国城市化进程中, 商业街和商业营业用房的建设将起到“领衔”作用。

第二, GDP仍是地方政府孜孜以求的重要指标。中国的税收以流转税为主, 而流转税的多少取决于GDP的高低。由于财税体制上的原因, 地方政府普遍财权小于事权, 且不论GDP仍是重要的考核指标, 即使上级不考核GDP, 出于增加税收和稳定社会的需要, 地方政府也会追求GDP的高增长。政府追求GDP最直接的手段是投资, 而投资很大的商业街建设就成为快速提升GDP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 上海就加大了土地供应力度, 其中商办用地的供应也较前两年更为充裕。上海中原地产研究咨询部的统计显示, 今年1月至10月, 上海商办用地总共出让85幅, 出让面积共计308.42万平方米, 已分别超过去年和前年全年的出让面积。

第三, 地产商和零售商的避险逐利取向。今年在住宅市场遇冷之际, 商业地产成为了开发商的“避风港”, 这种现象明年将会延续;而经过多年积累, 一线开发商也具备了进军商业地产的实力。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已将商业地产投资作为未来的利润增长点。如万科计划商业物业占到总开发物业的20%。保利集团的目标是到2012年商业地产方面的投资占总投资额的30%, 并持有部分核心地段的高品质物业。华润置地也表示, 五六年后在资产比例和盈利贡献方面, 商业地产所占的比例可能会达到40%甚至更高。业内普遍认为, 由于零售商已将自建商铺物业作为控制成本和资产保值双重手段, 2011年自建商铺的热度也不会降低。

专家提醒, 在商业街的建设热潮中一定要避免长官意志、人为“造街”的情况, 必须做好前期调研, 科学规划、设计和论证。要以“四化”原则指导商业街建设, 即实现定位特色化、功能复合化、街区立体化和商业生态化, 防止“百街一面”式的重复建设。此外, 还要根据不同城市的情况, 合理确定城市中心区商业、社区商业、各类商业街的比例关系, 就一般而言, 城市商业中社区商业的发展事关日常民生, 应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

热点10流通成本持续增加、居高难下, 降低商业服务业体制性成本成为业内期盼

近几年来, 外部因素导致的流通成本上升似乎难以遏制。以店铺租金为例, 十年前一般要求每年租金递增5%, 租期5-8年;而现在普遍要求租金年递增8%-10%, 租期也缩短了, 有的出租方看到社会租金猛涨, 宁可违约受罚也要收回商铺使用权, 转租出价更高者。这也成为商业自建物业的一个原因。但毕竟自建商铺一次性投入巨大, 在投资回收期内可能加重流通企业的成本。人工费用上升也很快。近些年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平均人工成本普遍提高二三成, 最低的也提高了10%以上。随着刷卡消费日益普及, 城市商业营业额中刷卡消费比重每年都在迅速增加, 其中大型百货店已达70%-80%, 但中国银联并未降低收取的刷卡费率, 遂使商家此类财务费用迅速上升。

如果说以上流通成本增加或可看做是市场博弈的产物, 那么以下两类成本则可称之为体制性成本, 不仅企业只能被动接受, 对流通成本居高不下也起着更加关键的作用。

(1) 税收制度不合理, 导致商业服务业税负偏重。

1994年税制改革后, 我国批发业名义税负大约上升了45%, 零售业税收负担实际上也有所加重, 而生活服务业营业税率从3%上调至5%, 税负增加66%。根据商务部2007年的一份报告, 我国内贸行业 (批发零售和餐饮业等) 总体税负水平为26.4%, 分别比房地产、金融保险、信息通讯业高出4.6、5.8和13.6个百分点。几年前内贸行业的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0%, 但缴纳的税收却占国家总税入的18%上下。全国政协委员、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指出, 我国对服务业 (包括商业服务业) 一直存在重复征税、出口不退税、与增值税重复征收问题;上海从2000年以来营业税率平均高于10%, 北京从1999年到2004年实际营业税率均高达16%。以上论据足以得出商业服务业税负偏重的结论, 十分不利于这个民生“窗口”行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微利的内贸行业其税负竟然重于房地产、金融保险等高利行业, 只能解释为税制设计缺乏合理性和公平性。

(2) 运输通道政策选择过度商业化, 致使物流成本难以降低。

2010年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披露:申请广州到北京的一个车皮, 除去正常运费, 还要额外再支付5000元到50000元不等的费用;而如果使用卡车走高速公路, 除沿途过路费需1400元, 也需要付出7000元额外费用。同年中国《证券日报》曝光了2009年三大暴利行业, 路桥收费业竟然名列榜首, 金融保险业位居次席, 房地产业只能敬陪末座;在沪深两市共15家路桥收费业上市公司中, 除一家业绩不佳外, 其余14家平均毛利率为64.2%, 净利润率高达36.6%, 几乎是中国零售业平均利润率的十几倍。大约10年以前, 国内社会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约为20%, 前年和去年均为18.1%。专家认为, 用如此之久的时间取得如此微薄的降幅, 与国内物流现代化的进步程度很不相称, 却同体制落后产生的额外成本直接相关。试想那些运输中名目繁多的规费, 再加上不开票的“灰色”收费统统摊入流通费用, 物流成本怎能不高, 降低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又焉能不慢?体制落后足以抵消技术进步带来的效益增进。值得检讨的还有许多公路的“去公益化, ”使其蜕变成为纯粹的商业赚钱工具, 以至于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收费公路集中在中国。至于把公路拿去上市并变成“路桥收费业”, 这样修建起来的公路必然追求利润最大化, 从而加大社会的物流成本, 还会使公路永远无法回归公共物品的定位。

体制问题造成的额外流通成本还有很多表现。例如商业用电价格高于工业, 收购农户的产品很难抵扣增值税, 以及不许可连锁公司由总部按合并财务报表统一纳税等, 均属此类, 也都加重了流通业者的负担。目前, 解决这类问题已出现令人鼓舞的积极信号:国务院要求, 从2010年12月1日起, 所有收费公路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车辆免收通行费。业内人士切望此项政策落实到位、长期不变, 并期盼以此为契机, 2011年在降低流通的体制性成本上, 政府各部门迈出更大步伐, 出台更多举措。

2009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 篇9

根据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学会通讯》报道, 2009年中国商业将呈现十大热点。

一、中国经济将面对金融危机引发的冲击和考验

2008年9月, 持续一年多的美国次贷危机终于演变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并迅速从美国蔓延到欧洲, 继而又将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扩散到世界各地。在经济全球化, 特别是中国经济与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相互依存、关联性日益紧密的今天, 这场危机使中国已很难独善其身, 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中国正在紧急行动起来, 同各国商讨协调一致的行动, 共同应对危机带来的挑战。

二、扩大消费、优化供给成为政府和商界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拉动GDP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失速, 使中国经济增长率骤然步入下行通道。2009年, 为确保经济平稳运行, 在扩大内需方面, 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将成为政府和商界孜孜以求的目标。

三、食品安全考验商业诚信和政府的监管能力

2007年以来, 在中国政府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选项中, 遏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摆在突出位置。在采取一系列刺激生产的措施后, 增供抑制的效果开始显现;上半年食品价格平均涨幅仍高达20.4%, 而7-10月逐月回落, 同比涨幅依次为14.4%、10.3%、9.7%、8.5%。这不仅预示着食品供求关系失衡的局面全面缓解, 也是7月以后CPI连续四个月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地震灾区市场服务设施的恢复重建和加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 将成为新一轮商业投资增长点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害, 不仅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极大损失, 灾区的商业设施也遭受了巨大破坏。截至9月份的不完全统计, 四川、甘肃、陕西省因灾害受损商业网点总计138 960个, 损坏总面积1287.7万m 2,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61亿元。为恢复重建灾区商业网点, 根据国务院《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 2008年11月5日, 由发改委、商务部、人民银行以及四川、甘肃、陕西三省政府共同编制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市场体系专项规划》颁布实施。

五、农村商业网点和农产品市场改造升级继续大面积展开

近年来, 商务部先后实施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双百市场工程", 农村和农产品流通服务网络不断升级, 改善了农产品的有效供给, 促进了农民增收, 扩大了农村消费市场。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 十七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的要求。今明两年, 农村商业网点、物流配送设施和农产品市场的改造升级将继续大面积展开, 城乡商业一体化将成为流通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六、《城市商业网点条例》有望颁布实施, 为规范商业设施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创造条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 中国城市商业网点的建设发展越来越快, 对改善消费环境、引导和扩大消费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网点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一方面, 大型商业网点的投资过热, 并在许多城市的中心商业区非理性聚集, 形成过度竞争和交通拥堵;另一方面, 城市商业地产总量过分扩张, 商业营业面积空置率逐年大幅度上升。过剩的商铺供给和非理性的网点布局, 呼唤着政府出台商业立地的法律规范, 为创建总量更为均衡、布局更为合理、业态更加丰富的购物和消费环境, 商务部也一直在积极推进各城市编制商业网点规划。

七、大型连锁商业的扩张明显趋缓, 更加注重向区域性发展和中小城市延伸

2008年无论是国内大型连锁零售商还是在华跨国零售巨头, 几乎都总体放慢了扩张步伐, 国内连锁巨头也由前些年的攀比式积极展店转向理性审慎发展, 以规避市场需求增长放缓和资金链条断裂等系统性风险。

八、网上销售将创造更大增长

近几年, 中国电子商务飞速发展, 2003-2007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分别达到4 920亿元、4 400亿元、7 400亿元、10 000亿元、17 000亿元, 2008年超过20 000亿元。从事网上销售的淘宝网2007年交易额超过433亿元, 远远高于华润万家、家乐福 (中国区) 、物美等国内大型连锁零售商, 仅次于国内商业销售额最多的百联集团。

九、以购物"限塑令"为开端, 商业发展政策开始强调节能环保

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 以节水、节电、回收可再生资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开始在全球升温。2008年, 中国政府发出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 (简称"限塑令") , 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要求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 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

十、商业服务业行业协会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近些年来, 中国商业服务业行业协会发展很快。上世纪80、90年代成立的商业服务业行业协会, 在2000年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大都进行了充实、调整和重组, 使其更适应市场条件下行业组织的定位和功能要求, 服务能力明显提高。随着政府职能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转变, 大量原由政府管理的事务转向行业中介组织。在这种形势下, 各地的商业服务业新成立了若干行业协会。除了综合性的商会如中国商业联合会和各省市乃至县区商业联合会 (商会、商业总会) 外, 专业性的商业行业协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010年中国商业十大新闻 篇10

2010年12月,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在全国商务工作会议上指出,去年我国深入实施并完善家电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城乡流通网络和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电子商务、网络购物等新型流通业态加快发展等,预计2010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5.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高达18%。

此前,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扩大内需排在首要位置,也是第一次在五年规划建议中独立成篇。这主要由于“十一五”后期世界范围内发生了国际性金融危机,根据党中央的预判,这场金融危机很有可能持续到“十二五”前半期,所以“十一五”后期实施的扩大内需政策在“十二五”时期仍将延续。

二、CPI持续走高及时调控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2010年3月份,CPI刚刚走出2009年的负增长仅仅一个月后,就涨到了2.8%,达到了18个月以来的最高涨幅。到了7月,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36个城市中近70%的食用农产品在涨价,绿豆、大蒜更是创下了近年来的新高。而随后的数月里,涨价已不仅仅是吃的,房价在涨、油价在涨,电价、燃气也在涨。与这些相对应的CPI也持续走高,直至11月创出28个月的最高涨幅5.1%。

此时,我国通过政府储备收储和投放,保障了市场平稳运行。积极应对西南地区特大干旱、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组织调运居民生活必需品和救灾物资,避免了灾区市场大幅波动。农超对接实施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流通环节少、成本低的优势对稳定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全国有28个省(区、市)开展农超对接,涉及10多类农产品。

对于CPI持续走高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十分关注。在2011年元旦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冒着严寒来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有效保障蔬菜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解决好广大群众的吃菜问题。

三、多元化扩张零售业瞄准新利润增长点

目前零售企业的多元化,不再单纯指增加业态等内容,主要是零售企业进军商业地产、增加自有品牌、扩大物流建设、开拓电子商务等方面,这也是零售企业的新利润点所在:一是在传统商超和百货业态的基础上,开始涉足大型商业综合体和社区商业中心等商业地产领域。去年,在从沃尔玛、麦德龙、宜家、欧尚等外资零售企业看到自建物业成效后,许多内资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商业地产,广百股份、华润万家都开始增加商业物业持有比例;二是针对不同区域市场消费者特点,实行细分自有多品牌发展策略,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和折扣店领域表现突出;三是加快建立电子商务与实体店相结合的销售模式,期望成为未来效益的新增长点;四是供应链管理向上游延伸,大型物流配送中心建设、原产基地采购、改善供应商合作模式等,将更加巩固主业核心竞争力;五是区域零售企业间并购将成为热点,未来他们还会涉足金融领域。

四、电子商务突飞猛进交易额有望突破4万亿元

2010年国内电子商务的发展继续高歌猛进。据商务部预计,2010年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将突破4万亿元,特别是在网络购物方面,2010年前三季度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3500亿元,与前年同期相比增长一倍以上,而据社科院发布的《商业蓝皮书》预计,2010年网络购物的全年交易额将达到5000亿元,约可达到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

与此同时,网上购物掀起价格战、团购网站风生水起、传统零售企业也大举进军电子商务领域。根据商务部规划,到“十二五”期末,力争网络购物交易额占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高到5%以上。

五、受益于世博会商机餐饮业拉动内需作用明显

在世博会游客大量集中到沪影响下,上海市餐饮业零售额快速增长,成为上海商业受益最多的行业。根据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对餐饮企业抽样调查数据显示,餐饮企业5月～9月营业收入同比增幅为36.4%。

上海餐饮业的快速增长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烹饪协会的统计,2010年1至10月份,全国餐饮业营业额已实现14312.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8%。其中,多元化餐饮在各地高速增长。

六、加大并购重组力度内外资商业掀起新一轮扩张

2010年7月,家乐福与河北最大的超市连锁企业保龙仓商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对外宣布,家乐福完成对保龙仓的竞购。这是家乐福进入中国市场15年来第一次以收购的方式进行扩张。2010年12月10日,日本电器连锁巨头山田电机(YAMADA)首次在日本本土之外的中国的沈阳开出了其在中国的第一家门店,在此之前,麦德龙与富士康联姻的“万得城”去年1 1月也在上海落户。

与此同时,更多的本土零售巨头正拿起并购利器,多年精耕一方的区域领头羊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物美集团、华润万家、茂业国际、银泰百货、新世界、海航商业、大商集团、山东银座、苏宁电器等企业市场在扩张中动作不断。

此外,本土企业还加大了重组力度。6月25日,联华股份正式宣布,该公司旗下联华、华联两家企业于7月10日起合署办公,至此,联华、华联并购案划上圆满句号。上海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2月21日发布公告称,友谊股份拟以新增A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上海百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9月1日,西单商场发布公告称,根据北京国资委日前有关通知,公司控股股东北京西单友谊集团的国有资产将被无偿划转给首旅集团,从而成为首旅集团的下属全资企业。

七、国美上演股权之争民族品牌亟需加强保护

2010年8月5日的一则公告,让国美的控制权之争正式浮出水面。国美创始股东黄光裕提请召开9月28日的临时股东大会,要求国美董事局主席陈晓“下课”。陈晓为首的董事局对此的回应是宣布起诉黄光裕,追偿其于2008年年初在回购公司股份中从事的违法行为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国美控制权之争,是中国公司股权争夺史上一次难得一见的奇观。

对此,中国商业联合会发表的“关于国美问题的几个观点”指出,国美电器集团是本土培育成长起来的民族企业,从小到大很不容易。多年来,无论是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有关机构,还是广大消费者都给予了国美电器很大的支持,“国美”品牌已成为国内消费者最为信赖的民族家电品牌之一。无论国美电器股东如何变化,希望在开放发展的大原则下国美电器能够永远保持民族品牌的本色。

八、获取充裕扩张资金零售企业掀起上市潮

2010年初,人人乐在深交所上市,打响了连锁零售企业资本市场的第一炮。2010年6月上市搁浅的岁宝百货1 1月已经在香港重启IPO;而以生鲜超市起家的永辉超市也在上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上市的生鲜超市;另外,好孩子也在香港交易上市,麦考林、当当先后在美国成功上市。如今,上市不再是国有百货的专长,也不再局限于A股、深交所,而是扩展到香港、纽约、纳斯达克等证券市场。

相较于龙门一跃成功登顶的喜悦,还有在证交所门前踯躅的煎熬,自2010年1月25日,发审委就宣布:“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首发获通过”。从1月份到现在,江苏文峰连锁成了毕业遥遥无期的“问题学生”。

九、提升市场竞争力中外零售企业深挖低碳经济

随着席卷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零售业销售大大缩水,成本加大,利润降低,为了维持生计,许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节能降耗工作。2010年中,零售企业加快了完善供应链、优化人力资源、合理降低损耗、大力压缩不必要的开支以降低成本等措施,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低碳”热潮在全球爆发,包括沃尔玛、TESCO在内的外资零售巨头们纷纷把节能减排上升为打造低碳超市的高度。进入4月份,苏宁电器也率先宣布,卖场全面停售2级以下能效定速空调,这比国家规定的时间节点提前了两个月。国美电器首批“世博家电”均由行业顶级生产商采用新技术、新材质制造而成。TESCO通过在全球建立一系列不同等级的低碳超市,摸索出了一条较为成熟的低碳超市经营模式……

十、扩内需促销费中商联启动年货节

为扩大节日消费,由商务部支持、中国商业联合会(下称中商联)主办的“2011全国年货购物节”(下称年货节)于2010年12月25日至2011年2月8日在全国各地共同展开。据悉,中商联此次联合了中国烹饪协会、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中国肉类协会、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等15家全国性行业协会,以及各地商会、全国大中城市商贸服务业企业、商业街、部分专业展览公司等单位,是中商联首次打造的全国商贸服务业联动的高层次会展节庆活动。“年货节”还得到中国银联、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别支持

据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年货节”吸引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50多个城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吉林、石家庄、南昌、大连、西安、长沙、宁波、吉林、武汉、银川、济南、太原、合肥、扬州等),50余家地方商协会,以及各地百货商场、商业街、购物中心、超市、酒家酒店、老字号企业参与。

中国如何反商业贿赂？ 篇11

6月15日，中国公安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国掀起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一个高潮。

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2000-2005年，全国工商机关共查处医药购销、商业零售、建筑、旅游等领域的商业贿赂案件1.5万多例，案值57.5亿元。而据公安部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领导小组负责人称，“目前查办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商业贿赂在中国已经渐渐成为一种潜规则，但一直没有严厉的治理，直至疯狂的医药回扣引起全国民怨沸腾。

2005年5月20日，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最大的诊断设备生产厂商Diagnostic Products Corporation（简称DPC）的子公司——天津德普诊断产品有限公司，自1991年到2002年间，向中国医生行贿累计达162.3万美元，用来换取这些医疗机构购买其母公司DPC公司的产品，并从中赚取200万美元。美国司法部判定，DPC公司违反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有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有关人员行贿”的规定，处罚其向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分别交纳200万美元和204万美元罚款，以及75万美元预审费等费用。

令人深思的是，这起发生在中国持续时间长达11年之久的贿赂案件，中国执法机关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这起事件引起舆论哗然，治理商业贿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国家高层的重视。2005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2006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

六大流弊

尽管政府治理商业贿赂的历史由来已久，但是一直效果不佳，这其中制度缺失是根本原因。

一是商业贿赂点多面广，牵涉部门多行业多。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领域，牵涉到诸多部门、行业和人员，使得治理商业贿赂成为一项繁杂低效的工作。

二是权力对市场的干预。行政干预经济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各种手段获得行政的支持、获得项目、获得特许、获取资源成为可能。这就为搞钱权交易得商业贿赂提供了土壤。

三是监管部门分散，缺乏协调统一和明确的管理责任。已经成立的反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初始成员有18个部委，2006年2月又扩充到22个部委，监管部门虽多，却难以形成合力，是否能高效地达到防治商业贿赂的目的值得商榷。比如，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政府采购的监管部门是财政部门，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的部门是纪检和检察院，对尚未构成犯罪的违规干部处理却牵涉到人事部门，还有对账目进行审计的审计部门，以及诸多相关协助支持部门。众多部门共同管理，诸多环节中，只要一环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导致全盘皆输。

四是理念落后。从目前来看，我国治理商业贿赂还处于事后监督阶段，尚未实施由项目预算开始到验收合格结束的程序监督。查处商业贿赂也停留在对“结果合法”的追究上，并不重视程序是否公平公正透明合法。另外，由于监管、查处、处罚政出多门，加之目前惩治商业贿赂的法律存在缺陷，导致商业贿赂查证难。

五是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力度远远不够。首先是范围界定小。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商业贿赂行为的主体是经营者，而经营者的董事、经理、控股人、代理人、雇员等在商业贿赂行为中都有其各自作用，他们共同构成违法行为主体，应承担共谋者的刑事、行政责任和民事侵权连带赔偿责任，但因法律没有规定，相关人便可逍遥法外。

其次，从法律责任的角度看，对商业贿赂的处罚规定不够完善，处罚力度较弱。商业贿赂最直接的目的，是要获得正当竞争所不能得到的商业利益，打击的短期策略必须是“惩处有力”，让贿赂双方得不偿失。比如美国，在1861年林肯就签订了民事性法律来打击国内的商业贿赂，主要在经济上给与处罚，罚款以贿赂所得到的好处和贿赂行为对于公共事业造成的损害作为基础，给予3倍的罚款。而我国的现实是，现有的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应用中很难注意到这一点。处罚都是以贿赂金额作为判罚标准，商业贿赂的行政处罚是“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而对于商业贿赂大案，比如在建筑领域和政府采购领域，合同金额动辄数十亿元，处罚过于轻微就会失去威慑力。

六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缺失。商业贿赂秘密进行，往往知情人也是违法者，所以法律必须提供一套举报人无罪和奖励制度，让知情人勇于举报。现在公安机关也在采用奖励制度，但是没有相应的保护制度。行政执法机关把举报人暴露出来导致举报人很可能受到报复。另外，行政执法机关如果不认为举报者举报的情况是严重案件，举报人也很难受到保护。

他山之石

在打击商业贿赂方面，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得经验，有些对中国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经验

1977年，美国制定颁布《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CPA）。同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美国以及主要发达国家都是成员国）通过了《打击贿赂国际商务活动中外国官员行为公约》。199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反贿赂与公平竞争法》，修订了《反海外腐败法》。

《反海外腐败法》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是要求公司根据《反海外腐败法》加强公司财务制度；二是关于反贿赂的规定。如果被定有罪，将对公司处以200万美元以下罚金，对股东、雇员和代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罚金并可判五年徒刑。

《反海外腐败法》对“公关费”和贿赂之间的区别做了明确的界定：前者是为了得到某位官员的接见或确保货物能通过海关而支付的费用；后者则是为了影响他人决定或为了得到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而支付的费用。同时，根据《不当影响和腐败组织法》，商业贿赂被告的竞争对手可以对其提出诉讼索赔，理由是被告通过不正当竞争手段获得交易或收益，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利益。

从美国的市场运作和社会监管方面来看，对商业贿赂的治理主要依靠四个机制：

一是反垄断机制。垄断行为是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最大体现，容易导致商业贿赂行为发生。为此，美国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采取措施大力打击市场垄断行为，于1890年颁布了《反垄断法》(Anti-trust Act)，其市场反垄断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

二是公平竞争机制。在自由、激烈而又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的动态平衡关系成为决定公司经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一机制下，公司采购和营销人员通过商业贿赂舍弃低价产品和服务转而购买高价商品和服务，就必然会导致公司产品成本的上升和质量的下降，对公司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威胁。无论公司管理层还是股东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三是舆论监督机制。在公开和严格的舆论监督下，任何形式的贿赂都将成为丑闻被公布于众，使行贿和受赌者和公司本身遭到媒体曝光、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同时对自身形象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四是法律机制。严格的反腐败立法和执法是打击商业贿赂最重要的手段。在这方面，美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打击商业腐败，为治理商业贿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日本经验

商业贿赂是日本各种贿赂中最主要的形式之一，还时常涉及政治领域，造成政坛大地震。当前，日本已经构筑起一整套比较有效的制约机制。

日本刑法将商业贿赂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无论在商业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具有行贿或者受贿行为的主体必须承担相同的法律责任。

设立保护举报人制度。日本制定了《公益举报人保护法》，努力保护揭发和透露公司主管或分管人员违法舞弊行为的举报人。规定要为举报人严格保密，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其次，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如果发生此类情况，将按有关法律严肃处理。

日本大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严密的防止和制约商业贿赂的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实施招投标制度。只要超过一定数量的建设工程或者采购项目均采用真实的招投标制度，企业最高领导人不直接参与招标工作，具体招标工作由具体部门组成的招标小组进行。有专人对招标小组有无违反招标程序进行检查监督，防止个别人在招标中营私舞弊，接受贿赂。如企业发现员工利用工作之便接受贿赂，造成企业损失的，除赔偿损失之外，有关人员还必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韩国经验

韩国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

2005年3月，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规定了公共部门、政界、经济界和社会公民共建透明、廉洁机制的办法。公共部门的任务包括，由国家清廉委员会、监察院、检察所（院）、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分工协作，建立防止腐败、信息公开、公众监督和纳税人诉讼等机制；加强票务管理；实行公营企业透明经营；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伦理道德教育等。

政界的任务主要是清除非法政治资金，防止金元选举。经济界的任务是实行伦理经营、透明经营；防止商业贿赂，绘制“反腐败地图”以切断商业贿赂的关系网；加强会计制度的透明度，建立企业内部举报制度等。社会公民的任务是协助建立与反腐败有关的居民传唤制、居民投票制、纳税人诉讼制等机制；制定《透明社会实践市民参与宪章》；参与反腐败社会行动等。

我国香港地区经验

我国香港地区反商业贿赂工作由香港廉政公署（ICAC）负责，廉政公署是与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反贪机构，其首长廉政专员仅仅向特区政府最高长官负责。同时，特区政府委任由社会各界贤达组成的四人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

香港特区政府在贪污罪的界定上没有贪污与贿赂之区分，行贿与受贿者都以贪污定罪，先后颁布过3个特别法案：《防止贿赂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和《防止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列出了对贪污贿赂的定义、各项罪名的界定和相关细节及处罚措施等。

根据该条例，任何人士向政府雇员或公共机构提供任何利益都属违法。政府雇员未获得政府准许，因公因私均不得随意接受利益。比如，接受下属赠送的结婚礼物也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特别许可，并且有明确的数额限制。

《廉政公署条例》授予廉署调查有关贪污行为的极大权力。如凡获得廉署专员授权的廉署人员，无须拘捕令即可拘捕涉嫌者，进行审问；在调查时，有权直接调查涉案人员的银行账号；执行公务时，有权进入和搜查任何楼宇，不必说明理由就可中止任何官员的工作；必要时还可使用武力。

中国动画电影商业模式探析 篇12

1 甲动画公司其动画电影的探索阶段

首先, 搜集中国动画电影市场5年内的数据, 了解电影票房、观众客层、上映时间点和上映周数等市场数据, 掌握目标观众喜好与需求, 进行动画的故事开发, 这个阶段必须确定故事开发和故事脚本, 在探索阶段不断测试、修改的过程中, 商业模式图会随着这个探索阶段修改, 直到探索阶段通过测试后, 才会确定商业模式。

要想让商业模式图的全貌更为精准, 甲动画公司可先掌握关键活动、关键资源和关键伙伴等因素, 包括符合中国民情、有趣的故事剧本, 有动画电影的制作及管理能力;同时, 有够足的资金注入, 这三项为成本的主要来源, 甲公司能掌握至少80%以上就能够更确定商业模式图。而这三项成本来源要符合价值主张所示的满足目标观众的娱乐需求, 取得成本与价值主张的平衡, 既不会偏于市场数据而让成本大幅超支, 也不会求降低成本让质量太低而失去电影观众。对于甲动画公司而言, 是要确认商业模式和产品市场组合, 动画电影产业价值链及发展式模型。甲公司在第一阶段中的故事开发阶段结束, 会有商业模式图作为探索阶段的假设, 当进入脚本阶段即为探索阶段的验证, 如果在脚本阶段发现需要退回上阶段修改故事, 商业模式图也会有对应的修改。

2 甲动画公司其动画电影的执行阶段

动画电影一旦进入制作阶段, 就是实现项目进度快速增长的时期, 也是验证探索阶段的商业模式图。随着制作物的完成, 能够带部分毛片参加影片或市场展, 以商业模式图作为动画电影的计分卡, 进一步了解市场反应, 并增加通路、关键伙伴等相关资源。在市场展和影展能多方面接触国际买家谈国外授权、播映权;同时, 在影展中与策展人谈在国际影展首映的机会。从影展、市场展所得到的意见回馈, 可以成为营销策略参考, 为即将完成的电影做上映宣传、曝光做准备。这个阶段的商业模式, 是未来销售动画电影做准备, 可以将商业模式图发展成多边平台的样式, 也能为新需求成立新的商业模式图。

3 媒介之间相互融合

甲公司与玩具公司合作, 能拉拢玩具本身的顾客市场, 让顾客关系先建立, 带动电影票房的部份收入。对于玩具公司而言, 电影的上映是最好的广告营销, 能加强儿童与家长对于玩具品牌的印象, 玩具公司可以生产电影的玩具商品, 创造更多的收益。如果动画公司跟玩具公司有电影商品授权开发协议, 授权玩具商制作电影版新角色的玩具, 拥有电影版权的动画公司可以获得电影新角色玩具商品其贩卖所得获利的抽成。对于动画电影公司而言, 除了电影票房收入外, 动画电影建立多种品牌的收益来源, 是窗口效应开启后要经营的重要目标。在中国动画电影市场会选择在戏院首映, 电影上映后除了票房收入外, 后续收入还包括网络平台、电视平台的播映收入, 而其他衍生商品收入则依电影受观迎的程度进行推广, 若票房成绩超过政府设定的奖励门坎, 还可以获得奖金收入。

4 结语

本文从故事剧本、动画制作、市场行销及周边商品的开发等面向, 全面性地研究中国动画电影发展。目前, 中国动画电影的票房收入还远远不及其他电影类型, 显示中国动画电影还需要让更多的目标观众肯定, 想要从现在以学龄前儿童为主的客层, 拓展至青少年客层, 就必须要有更成熟的制作技术和更复杂的故事内容, 这是未来中国电影消费群想往更高层次迈进的关键, 是中国动画电影拓展新市场的良好机会。

参考文献

[1]赵永新.动漫衍生产品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2]夏卫国.电影票房营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