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共11篇）
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 篇1
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有21年的历史。 (1) 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看, 证券市场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最快、影响最大、对社会触动最深的领域。回眸20多年前, 证券市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具有“市场”意味的制度体系建设, 被当做改革的风向标备受关注。这也使得早期的证券报道不仅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 还被当做政治信号来进行解读。在这里, 笔者收集了一些有关最早上市公司的新闻报道资料, 其中不乏有趣的细节, 以飨读者。
没有署名的消息
1984年11月,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信托部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成为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真正的股份制有限公司。对于这个“第一”, 当时的媒体进行了报道。1984年11月18日, 上海《新民晚报》在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本报讯】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 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音响总厂厂长秦其斌, 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 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 即“自愿认购, 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 不论金额多少, 均为公司股东, 享受平等权利, 有权参加股东 (或股东代表) 大会, 向股东提出议案, 向董事会提出项目, 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 根据公司税后赢利情况, 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发红利。
据了解,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业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 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这条消息没有署名。这位无名氏作者给中国新闻史留下的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有关证券最早的新闻报道。如果研究一下这个报道, 就会发现其中出现的术语很耐人寻味, 即“保本保息”和“自愿认购, 自由退股”。以现代投资的眼光看来, 这哪里像股票, 根本就是储蓄。这个简短的消息所反映的是当时社会和媒体对股票最初的理解———股票只被人们当做储蓄的一种方式而已。证券市场最初上市的8家公司股息率都很高, 相当于当年定期存款的一年利率。
这条消息的传播效果是“墙里开花墙外香”, 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比国内更大, “美国之音”、《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新闻机构都在醒目的位置报道了这篇新闻。境外媒体将这个消息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有重大突破的一个信号。“日本金融巨擘、野村证券董事长伊藤正则甚至为此急切地约见了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负责人。”[1]185
两个月后, 1985年1月14日, 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
延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分集体和个人两种按股付息并分配红利
【本报讯】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管理处批准, 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1月14日将向社会发行股票500万元, 共10万股……
这是有关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八股”之一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成立的最早报道。由于担心新股没人买, 延中实业分别在《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解放日报》刊登广告向社会告知。发行广告只如豆腐块大小, 缩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但出人意料的是, 这些消息引起了较多关注。延中实业的公开发售异常顺利, 购买场面非常火爆。随后出版的《解放日报》周末版以标题为《万人排队买股票》的通讯记述了当时人们对股票的热情。
……下午3时, 计划认购的6万股已告售罄, 但人流仍像旋风般地一阵阵压来。工作人员关了几次门都未能成功, 认购款又一千、一千地往上递, 眼看就要跳到七万股了……[2]
媒体这些零星的报道让我们得以窥见股份制和股票在中国最早诞生和发展的情况。这些事件几乎都发生在上海一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对外贸易中心,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 上海就存在不少以股份制形式存在的企业, 还有制度并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上海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强, 对股票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最初的股份制企业和股票诞生在上海并受到人们的追捧有其必然性。从以后的情况来看, 上海在证券市场中有着重要的地域意义。
1986年9月26日, 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 它标志着在中国股票有了正式交易和流通的渠道, 这个业务部最初能交易的只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这个事件引起了更多媒体的关注, 《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纸都进行了报道。其他港澳台报纸如《联合报》、《大公报》、《华侨日报》、《成报》等10多家报纸进行了报道。“日本的《经济新闻》、《读卖新闻》, 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的报刊和电台、电视台记者也先后到静安证券营业部采访”。[1]186
1986年11月13日, 中国人民银行与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美金融研讨会。11月14日, 邓小平会见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代表并向其董事长约翰·范尔霖赠送了一张面值50元的上海飞乐音响的股票, 这个事件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来自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要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的信号。
免费的广告
1988年, 中国媒体上出现了最早的企业发行股票的广告, 这就是《深圳特区报》 (创刊于1982年5月24日) 上用整版刊登的深圳万科公司的招股通函书。万科公司也就是今天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万科A。它的掌门人正是今天赫赫有名的房地产职业经理人王石。王石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个整版广告出台的前前后后。
“万言招股通函递送到了《深圳特区报》广告部。广告部主任审核着这份占两个整版的招股通函, 为难了, 总编辑批示:公司募集资金的文件在党报上刊登不妥, 不能刊登招股通函。招股通函被退了回来。两次走进市委大楼, 求见秦文俊副书记。听完陈述, 秦副书记沉吟了一会儿, 打开笔帽, 在摊开的招股通函上批道:新生事物, 应当支持。接到有秦副书记批示的招股通函, 总编辑批给广告部:全文刊登, 免费。”[3]
万科A募股的广告虽然免费刊登了, 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万科是第一家向境内外同时发售股票的大陆企业, 当时共发行总股本为2800万股, 其中1000万股境外发行的股票被一抢而空, 而国内发行的1800万股万科公司使用了各种招数, “结果还是有150万股没卖出, 只好公司自己给买下来”[4]。万科A是深圳证券市场的0002号, 而0001号是深发展。深发展在新股发行时, 同样遭到冷落。据说深圳市委、市政府甚至以党性的名义, 动员党员带头购买股票, 支持新生事物。
和日后市场上出现的对新股发行趋之若鹜的情况形成明显反差, 在这个时期, 尽管在局部地区如上海人民对股票还表现出一些热情, 但整个社会对股票还处于无知的状态。中国证券业处在起步阶段, 包括媒体在内很少有人对股票中所蕴涵的巨大经济利益有所预见。主流的大众传媒对于证券市场或者股票交易所的筹建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全国性报纸上经济新闻还集中在生产领域增产增收的报道, 广播、电视里更是在夏战三伏, 冬战三九, 要旱涝保收, 为完成生产任务而大干快上。
第一个证券专栏
全国第一个在媒体上的证券专栏是在1990年7月3日正式刊出的, 比同年12月正式开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还早了近半年。关于这个“第一证券专栏”的设计、制作经过, 资深财经记者贺宛男曾经在文章中有一段回忆:
“1990年5月间, 经朋友介绍, 我认识了刚刚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尉文渊先生。当时三十刚出头的尉文渊已内定为上海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 尉来找我的目的很明确:想尽快推出一份证券报刊。……我当时怎么也弄不明白, 为何交易所开办, (尉文渊) 作为首任总经理, 工作千头万绪, 最先想做的竟是办报, ……后来我在实践中才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 证券和媒介竟是如此地天然不可分割。当时我只是根据自己在报界多年的经验, 认为要在半年时间创办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几无可能, 比较可行的是在现成的报纸上开辟一个证券专栏, 这份报纸发行量不能太大 (因为邓小平尚未发表南方谈话, 证券还是极为敏感的领域) , 但也不能太小, 最好在金融界有一定影响, 我建议放在我从业的《新闻报》上。”[5]
《新闻报》开专栏的第一天就脱销了。据报社的人回忆说:“第一期大概2.5万份报纸就卖断了档, 买报的人排起了长龙。很多人跑到我们报社来, 要花2块钱买我们2毛钱的报纸, 都买不到。”[6]这时正值上海股市升温, 销售量随行情上涨日益增多。
《新闻报》“证券市场”专版开始时, 为双周一期, 以后改为每周一期。其第一辑刊出, 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以《证券商》《经纪人》《上市公司》《投资者剪影》等栏目为主, 介绍证券市场的参与情况;第二, 以《投资者入门》《买卖问答》《初入股市跟我来》《知识库》《投资技巧》等栏目为主, 通俗地介绍买卖债券股票的各种知识;第三, 以《股市纵横》《行情评述》《股市百家言》《投资人语》《新语丝》等栏目为主, 发表专家、学者和投资者的分析评论文章。同时, 专版还刊登上海债券、股票行情和全国主要城市国库券行情表。这些栏目的设置与内容安排和今天的专业性证券版十分接近。《新闻报》的证券报道为了适应当时读者对证券还比较陌生的情况, 发表的文章浅显易懂, 起到了普及证券知识的作用。
《新闻报》能取得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证券报道确实是一个空白, 还没有“官办”的媒体涉足这个领域。在1990年上海好新闻评选中, 《新闻报》“证券市场”专版获得二等奖。而在这之后不久, 两个证券交易所都创办了自己的报纸, 《新闻报》的势头也就明显减弱了。
现在,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 “证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即“七报一刊”包括《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金融时报》《中国改革报》《证券市场周刊》。其中,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并称为“三大证券报”。
中国证券市场是个典型的新兴加转型的市场, 上市公司作为整个国家经济的“样本”, 代表性非常有限。证券市场涉足的行业还不能覆盖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很多上市公司在本行业中并非龙头企业。证券新闻被当做独立的新闻品种来考察是由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规模和经济体制所决定的。经过二十年的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在经济系统中的比重逐步提高, 其作为经济“晴雨表”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参考文献
[1]范永进, 陈岱松, 李济生.中国股市早年岁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钱吉利.上海一景:万人排队买股票[N].解放日报, 1985-01-19.
[3]王石.我和万科二十年[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6:35.
[4]王安.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十年[M].北京:华艺出版社, 2001:64.
[5]贺宛男, 佟琳, 唐俊.财经专业报道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349.
[6]沈韬.19年前证券与媒体开创性“联姻”股市行情首次用新闻纸传播[N].上海青年报, 2009-04-23.
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 篇2
（一）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了解中国早期国家出现的背景、过程，并概括其特征。
初步掌握从历史传说中汲取相关历史知识的能力。
运用所掌握的知识，概括从文明初期到西周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过程与方法]
学生可以根据教科书及教师提供的考古资料、相关历史网站的内容，进行思考和分析，主动探究问题的答案
学会运用阅读法、观察法、讨论法等来学习相关问题。
教师 应该注重启发式教学。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本课学习，了解了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的知识，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之情。
（二）本课重点：西周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三）本课难点：西周礼乐秩序与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关系的分析。
（四）教学内容：
一、早期国家的出现：
概况、背景
二、夏商政治文化：
三、西周的政治制度：
1、分封制：目的：“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
内容：对象、义务
发展历程：开始推广衰落
影响
2、宗法制：含义、特点、与分封制的关系、衰弱、影响
3、礼乐秩序：含义、目的、特点、实质、发展历程
四、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
“礼崩乐坏”、“百家争鸣”
（五）小结：
1、几种重要的政治制度：
王位世袭制
夏商政治制度西周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
分封制
2、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六）随堂检测：
一、练一练：
1、夏启以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是：（B）
①巩固部落联盟的需要②私有制发展的结果③阶级对立 的产物④统一国家的需要
A、①②B、②③C、③④D、①④
2、据史书记载，奄国（今山东曲阜）曾随武庚叛周。平叛后，成王封周公长子伯禽于奄国称鲁，并辖“殷民六族”。“殷民”指：（B）
A、夏民后裔B、商代遗民C、周朝百姓D、少数民族
3、在西周分封制下，受封的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的权利不包括：（B）
A、设置官员B、自称天子C、建立武装D、征派赋役
4、《说文解字》解释说：“宗，尊祖庙也。”也就是说，宗法的“宗”的本义是宗庙。这说明宗法制以什么为纽带：（D）
A、财产B、地域C、信仰D、血缘
5、通过宗法制的实行，西周形成一个庞大的宗族网。“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按宗法制的规定，下列在相关范围内一定能成为大宗的是：（C）
①周王室—周王正妻所生之子②周王室—周王嫡长子、嫡长孙③诸侯国—诸侯嫡长子、嫡长孙④卿大夫封地—卿大夫嫡长子、嫡长孙
被商业异化的早期教育及其出路 篇3
随着经济水平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先进而科学的教育理念不断被大众了解和接受,人们对教育关注程度的提高,早期教育的地位也逐渐上升。目前我国大城市开始了早期教育的摸索工作,各种社会机构从不同侧重点开展工作。早教中心的规模逐渐壮大,所涉及的内容也是越来越丰富,甚至超过了幼儿园、小学的学习内容。与此同时,社会上也开始出现了对早教中心的价值表示质疑的声音。
商业异化现象及其原因
笔者通过将近两年的走访和调查,搜集了很多第一手资料,并将这些原始资料和一些早教机构的网站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如下商业异化现象:
1.收费昂贵、混乱
大城市的早教机构一般每次课时为一小时左右,费用从50元到240元不等,一期(一般是三个月)的费用低的有五、六百,多的达到两、三千元。很多机构还推出季度卡、半年卡和全年卡,有的价格更在万元之上。很多早教机构还把一些玩具放到课程里面去,吸引孩子和家长的兴趣。然后再“推荐”给家长,于是一些玩具和书籍就变成了智力开发工具而陡然升值……
很多早教机构是采取代理加盟形式,而且加盟费用高昂。这些加盟的早教机构在加盟后把这项昂贵的加盟费转嫁给家长。很多早教机构因为缺少专业的支撑,经营不下去了,便开始发展下线并美其名曰“特许经营”, 靠收取加盟费来维持,成了一种变相的传销。某些机构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甚至不惜“出血”投资建几家早教中心,造成“早教”很好做的假象。国内的牌子不好使,就弄一个国外的牌子:美国的“**计划中国执行组织”、“意大利蒙台梭利”、“荷兰**机构”、“台湾**基金会”、“香港XX集团”等等。
2.课程混乱、超前、功利化
“右脑开发”、“经典诵读”、“右脑英语”、“右脑数学”、“百科输入”、“3Q课程”、“**音乐启蒙”……早教机构的课程让人眼花缭乱,有些甚至让人匪夷所思。福州某早教机构发布在网上的“亲子右脑开发班(2-3岁)”课程包括“智力练习”、“职业认识填空”、“除法练习”、“算盘游戏(1到10/从10到1)”、“经典诵读”等二十几项内容。一个全球连锁的机构在音乐课程中这样描述:“音乐课II (16-28个月宝宝)每个月通过拉丁、摇滚、古典和其他不同的音乐形式学习舞蹈和唱歌”……据调查,某早教机构号称有二十多个“专家”研究出来的方案,其实是招来的几个幼儿园老师每天埋头苦干,从市面上的书本上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拼凑在一起,署上某“专家”的名字,就堂而皇之的开始大做宣传了。这些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将早教发展方向导入误区,对家长的育儿观念和方法产生不良影响。
3.编造专家和各种课题组的牌子以吸引生源
很多机构利用家长对早教专业领域的不熟悉编造专家和各种课题组的牌子,目的就是吸引更多的生源。但家长们平时在早教机构里面几乎见不到所谓的“专家”。 另外,很多机构都会冠上“教育部**课题组”、“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亲子课题组”、“中国优生优育委员会”、“中国学前教育委员会”、“家庭教育学会”等来头很大的“牌子”,实际上很多是经不起推敲的。
早教机构的很多做法反映了他们不健康、不科学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在那里,儿童成为“顾客”, 他们大多以家长的兴趣和需要为导向,而不是从儿童发展的真正需要出发,只是片面迎合家长的需求。刘晓东教授说“最可恨的是那些教育市场中的投机分子,他们看好教育市场,看到家长望子成龙的急切心情,于是投其所好,炮制各种早期教育方案”。于是“伪科学”沉渣泛起,真正的专家缺位。
笔者认为,导致商业异化的原因有三:
1.政出多门和教育行政的缺位。由于我国早教市场属于起步阶段,机制不健全,人口计生部门、妇联、卫生部门等纷纷出来干预早期教育,出现“政出多门”的现象。监管主体缺失造成早教机构设立无需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办学资质和教育质量无从监管、缺少保障,早教市场价格混乱、无序竞争。据调查,60%以上的早教机构是由咨询公司、家政公司、文化传播公司或科技公司,甚至贸易公司主办,不需地方教育部门审批就可注册成立,没有合法的办学许可证,也没有具备国家承认的从业人员资质。这些都导致其在经营管理上偏营利性而非教育服务。某知名全球连锁早教机构在招聘教师时不要求学前教育专业基础,而是强调“销售或服务行业工作经验”。
2.家庭教育的缺位和功利性的家长。家庭是早期教育的重要场所,家长在家庭中应担当起教师职责。世界上很多有成就的人,都是由其父母实施早期教育的。但是在生活节奏和职场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家长们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很多家长把教育的希望寄托在一周一两节的早教课中。同时,社会上风行的“神童”教育片面强调“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没有考虑婴幼儿脑发育的特点,片面地对儿童实施智力训练,将中、小学的教育提前到3-6岁,甚至于0-3岁。由于早教资源的相对匮乏,家长对早教认知的模糊,缺少甄别能力,从而导致家庭教育的缺位和功利性家长的大量涌现。
3.专业教师的匮乏和早教师资培养体系的缺位。目前国内高校还没有专门培养早教人才的专业,早教教师的资格认证制度也不健全。如今在早教机构中任职的教师一般持有的是幼儿教师资格证书。虽然在上岗前经过了相关培训,但因为没有统一的考核标准,仍然难以保证每个上岗教师都具备了从事早教的素质和能力,从而导致师资水平良莠不齐。虽然目前国家大力提倡“育婴师”上岗培训,但是培训的主体依然十分混乱,非正规的培训机构甚至是个人都可以开班、收学费、培训发证,管理之混乱可见一斑。
出路
(一)重新正确认识早期教育,坚决杜绝非理性的超前教育
首先,我们要理性认识关键期。实际上,对于关键期的存在,心理学界是有争论的。Snow(1978)以母语为英语的不同年龄的荷兰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 否认了外语学习关键期的存在 。儿童早期元认知发展研究正为早期教育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如果过早将正确的知识和技能以死板的形式传授给儿童,会使儿童丧失从尝试错误中获得发展策略和丰富感性经验的机会,导致解决问题的意愿、能力和策略的缺失,从而失去持续发展的潜力。皮亚杰指出:儿童发展的较慢速度也许有利于最后更大的进展。某些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证明了这一点,杭州大学和日本两所大学联合进行的对中日两国幼儿认知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过于超前的幼儿教育可能影响孩子左右脑的均衡发展 。所以,适时、科学的超前教育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而盲目、冒进的超前教育无异于拔苗助长。
其次,要杜绝非理性的、功利性的早教,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儿童情绪的培养。研究表明,脑可以在无需思维、推理和意识等认知功能的参与下,人脑已经预置了优先处理自我生存和情绪的程序。因此,人脑只有在确保满足这些需求和回避环境带来的威胁后,才会注意其他任务,那意味着儿童只有在感觉到身体安全和情绪安全后才能学习。儿童情绪控制发展的关键期大约在儿童2-30个月的时候。如果儿童这段时期经常通过哭闹或发怒的方式来获得要求的满足,那么他将在以后的生活中使用这种方法。因此,在儿童的早期教育中,我们要自觉杜绝非理性的、功利性的早教,不仅要注重开发儿童的智力,更应该注重对儿童情绪的培养。让儿童感到安全和爱,体验被接纳的感觉,满足儿童的情感需求,通过关怀、爱护和照顾加强感情纽带。
(二)由教育部门统一部署和监管早期教育,加快专业师资培养
一方面,要发挥教育部门的优势开展工作。由政府投资,建立专业的早教中心,固定班次开展亲子活动;依托幼儿园或社区,定期组织家庭开展亲子活动;发挥人口计生工作网络优势,以专业教师入户指导的形式开展早教工作。同时在积极建设早教中心等设施的同时,应该建立健全有关早教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各种档案。在整个体系中,示范性幼儿园要首当其冲、责无旁贷地发挥教育向0～3岁儿童延伸的带头、示范和辐射作用。教育部门应该牵头“把示范性幼儿园培育成为0～3岁早期教育社会服务的研究基地”、“ 把示范性幼儿园建设成为社区0～3岁早期教育指导中心,发挥其社区早期教育服务枢纽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要加快0-3岁早期教育专业师资的培养。为确保师资培养取得实效,要积极在高等院校设置早教专业,结合实践环节大力培养早教专业师资;要建立早教师资库,将具有教育相关专业经历的、年轻的母亲作为重要人才后备力量,健全人才储备和交流库。同时,本着既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又要适应工作需要便于操作的原则,应联合相关部门编制本土化的婴幼儿早期教育教材。
(三)重视家庭教育,建立“父母育儿学校”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庭是最好的早期教育场所”,早期教育机构应该提倡“以课程、成人与婴幼儿相互作用、家庭与早期教育机构为一体”的教养模式,建立“父母育儿学校”,招收养育0-3岁婴幼儿的父母(或其他抚育者),通过专家的讲座、咨询等个别化、个性化的指导,帮助父母(或其他抚育者)改变教育观念、掌握正确的教育方法,积累科学育儿的知识。学校与家庭、教师与父母融为一体,创设适宜婴幼儿发展的条件与环境,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将会到达更高更新的境界。
(四)大力推行公益的早教服务
教育应为公益性和义务性行为,我们应该通过公益性的教育服务让早教回归到原始的轨道上来。目前早教资源相对稀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机构把这项神圣的教育事业当作赚钱的机器。政府应当大力推行公益性早教服务,宣传普及早教知识,使弱势群体也能够有机会接受早期教育。同时,由政府主导的早教活动,有助于家长甄别早教机构的质量,提高全社会对早教工作的认知度,激发人们重视早教、参与早教的热情,为全面开展早教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教育部门可以依托计生、卫生部门的优质网络,拓展早期教育服务方向,为群众提供政府运作的公益性早教服务。在社区设立免费咨询中心,开展早教现场互动问答活动,以亲子活动、专家讲座等方式开展0-3岁关键期教育具体训练项目的讲解和现场演示。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等宣传媒体,大力宣传婚前教育、孕期保健、婴幼儿早教知识。
郑正秋对中国早期话剧的贡献 篇4
郑正秋 (1889-1935) , 广东潮州人, 长期生活在上海。他是中国近现代戏剧家、电影导演及编剧。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在戏剧和电影两个领域, 对中国商业话剧和电影有开创之功。目前对郑正秋的电影活动研究比较充分。但是, 人们对他的戏剧活动研究则非常薄弱, 仅有为数不多的几篇论文, 其中, 以谭春发的《郑正秋与中国早期话剧复兴》最具代表性。
在各种早期话剧的史料和专著中, 朱双云1914年的《新剧史》和他1942年出版的《初期职业话剧史料》、周剑云1918年编著的《鞠部丛刊》, 欧阳予倩的《谈文明戏》以及郑正秋本人1919年出版的《新剧考证百出》都有关于郑正秋的材料, 但是都不够详尽、准确。
其实, 最能够反映郑正秋戏剧活动的一手史料, 比较完整详尽地保存在近、现代上海的各种报纸、杂志和画报中。
自从1913年郑正秋率领新民社掀起了新剧的中兴之势, 他几乎花了20年的时间一而再, 再而三地振兴新剧。郑氏在电影的贡献已经得到认可, 而他在戏剧界的努力, 除了新民社的中兴之功, 其他的尚未充分挖掘。
笔者在研究中国早期话剧的过程中, 发现了关于郑正秋的大量戏剧活动史料, 本文准备对郑正秋的戏剧活动给予较为深入、全面地研究。
二、郑正秋对中国话剧的主要贡献
郑正秋对中国戏剧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 他连续不断地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组织剧社, 使话剧在中国发展、壮大。中国现代话剧的发展基本上走了两条路线, 一条是通俗的、大众化的、改良主义和商业主义的路线, 这条路线的理论建树不是很高, 但是其演出却很活跃, 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第二条路线是五四戏剧和曹禺戏剧及后来的左翼戏剧为主线的严肃话剧, 这条路线在理论建树和现代戏剧范式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 但是, 其戏剧演出的活跃程度却不及第一条。而第一条路线的领军人物即为郑正秋。我们有必要通过挖掘一手史料将其呈现与世人面前。
第二, 他的戏剧活动奠定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和戏剧形态, 并推动其不断发展。在探索中国现代戏剧的商业化运营模式过程中, 郑正秋最为着力的是探索一条既坚持社会教化、大众启蒙的改良主义戏剧原则, 又能够从商业运作中获得资金来源以维持戏剧社团及剧人得以生存的商业模式。而且, 他的戏剧实践也在时时证明, 一旦商业运作严重扭曲了他的社会改良思想, 他就会放弃原来的剧社, 重新开办另一个剧社。或者, 一旦社会上其他剧社过分追求商业化而演出一些诲淫诲盗, 趣味低下的粗俗戏剧, 他也会成立一个剧社以挽救颓风。下文列举的资料可以证明郑正秋的启蒙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等社会改良思想与商业追求原则的二重努力。例如, 1918年郑正秋组织药风新剧场, 声称该剧场“营业性质与教育主义并重”。
又如, “卖脸、卖笑、卖景、卖戏法最可恶, 易引中下社会人速入歧途……本社 (大风社) 竭力要做成正正当当的好新戏……”
“独恨剧人不德, 不以剧场为教育场, 竟以戏台作吊台……奈正秋不出, 剧人拆白行为不但不见少, 而且日加多。思之思之, 唯有独树一帜, 严定规则, 以取缔剧人之一法, 此药风新剧场之所以设也。”
郑正秋对中国通俗话剧戏剧形态的贡献也是众所周知的。最初, 文明戏剧有非常浓厚的改良戏曲成分, 尤其是上海新舞台的新剧演出特别明显。郑正秋为拍电影而成立的新民社, 一开始就有了写实表演的动力, 因而, 其戏剧演出更多地吸收了早期徐半梅和春柳社演出的写实方式。郑正秋的新剧和中国上海的市民社会及旧文艺演出机制相结合, 形成了其前、后台分账, 短趣剧和长正剧先后搭配演出, 话剧中参杂曲艺和戏曲成分, 以幕表式的演出梗概为剧本依托, 每日更换剧目等基本面貌。
第三, 郑正秋本人还是中国第一代话剧演员、编剧和导演。作为演员, 他主要饰演男性和中老年女性, 其表演风格有两个主要特点, 一个是真性情的表露, 比如, 他在演《义丐武七》时, 就因为真切地描摹出一个身份低位、贫困落魄的乞丐, 因为有着救国救民的一腔热念, 用多年的乞讨所得兴办义学的感人事迹而受到赞誉。他的另一种演出风格是言论老生或言论老旦, 在剧中充当重要的台词表达, 因为他本人文化程度较高, 语言能力好, 又有着正确的演剧宗旨, 因而, 他的言论总会令观众感到自然贴切、切中时弊、意味深长。
郑正秋是中国早期话剧的最重要编剧人, 在各个剧社时期, 郑正秋都是因为充当编剧主任而具有极强的票房号召力。郑正秋身材矮小, 又抽烟片, 体力上不能胜任频繁的演出。同时, 他所演的角色类型比较有限, 所以, 他往往只能在正剧或悲剧中演出, 而当时人们普遍欢迎的家庭戏、花旦戏、宫廷戏、趣剧、侦探戏、时事戏, 他却不能常常出演。又因为当时演剧是每天都要更换剧目的, 因而编剧人的角色就格外重要。新剧演员大多数没有文化或者没有特定的戏剧理想, 因而, 很难承担长期编剧的责任。郑正秋执着、坚定的改良主义戏剧理想是他能够长期坚持戏剧事业的主要动力。充分了解中国国情, 又有经商经验是他得天独厚的条件。郑正秋所编的戏剧可以简单地分为中国戏和外国戏, 其中, 外国戏以莎士比亚的戏剧为主, 也有侦探戏和外国民族斗争的戏。中国戏剧则以家庭戏、历史戏、时事戏和趣剧为主。这些戏剧大多数在取材和主题上坚持了社会启蒙和改良社会的方向。
中国早期话剧无导演之名, 洪深最早把西方导演制系统引入, 陆静若与欧阳予倩也非常注重一部戏剧的严整, 在排戏的阶段把关细致。此外, 由于郑正秋对中国文明新剧的实际影响无人能及, 而他所作的剧团组织、编剧和排演又充当了中国早期话剧导演的实际角色, 因而, 我们说它是中国早期话剧第一代导演, 并不为过。
第四, 郑正秋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和宣传意识、史料观念, 他是中国早期话剧最敬业的剧评人、专业期刊编辑和史料整理者。在20岁左右的年纪, 郑正秋开始介入戏剧评论, 先是评论戏曲和改良新戏, 随后关注早期话剧。
1910年, 他在《民立报》上发表“丽丽所戏言”专栏剧评文章。1911年7月郑正秋办《民立画报》。郑正秋作剧评, 张聿光、钱病鹤等绘图。随后, 他又创办《民权画报》至1913年5月。这些画报的内容有不少戏剧评论, 大多出自郑正秋之手。
1912年11月郑正秋创办《图画剧报》, 郑氏任主编并兼任剧评部编辑长。该刊于1917年冬终刊, 历时5年, 发表了大量剧评和戏剧专论。
1916年郑正秋为民鸣社主编《民鸣》一书, 郑氏是民鸣社的编剧主任, 演剧之外, 主要负责编剧、文字宣传工作和演出组织工作, 因而郑氏必为该书主要责任人。该书的序言中说:“郑正秋以新剧倾其家, 人称之曰呆……倘有人焉以廉德、信义、忠勇、公平鸣国中, 则且夺徇路采风之位以据之矣。风雨如晦, 鸡鸣不巳。予亦为民鸣者, 愿与民鸣同人交勉焉……。”很明显, 该序言也是以郑正秋及民鸣社的演剧宗旨为立足点的。
1916年11月《新世界报》创刊, 郑正秋任一段时间的主编。该报是围绕上海“新世界”游乐场开办的, 内设“戏剧世界”栏目。上海“新世界”游乐场立即有文明新剧表演, 因而, 其中自然会有文明新剧的广告与评论、宣传等内容。1919年, 《新世界报》改名为《药风日刊》, 该刊一者为新文化运动作助力, 二者紧密配合这一时期郑正秋创办的“药风新剧场”的演出宣传和戏剧评论。
1918年4月郑正秋、朱双云创办的《笑舞台报》日报创刊, 该报围绕“笑舞台”的新剧演出进行戏剧宣传和戏剧评论。该报内容以阐述新剧理论、总结新剧历史、宣传新剧人物、报道新剧界动态消息为主。它也搜集了上海以外的各地新剧团体的动态, 这说明郑正秋在当时新剧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可以辐射全国。
1919年, 郑正秋有独立主编了《新剧考证百出》, 该书流传较广、知者甚众, 在此不赘言。
目前见到的《申报》上的郑正秋剧社的戏剧广告宣传词, 可以判断大多数出自郑氏。笔者在中央戏剧学院图书馆看到的100年前的文明新剧幕表, 主要是郑正秋的手笔。可以推想, 这些可能是郑氏本人收集保存起来的。
所以, 我们说郑正秋为中国早期话剧留下了大量一手资料, 做了大量宣传介绍和评论工作, 因而, 对中国新剧居功甚伟, 这绝不是过誉之词。
第五, 郑正秋是中国话剧教育的先行者。
郑正秋一直有奖掖、提携戏剧人才, 大力发展戏剧事业的誓愿。他向来从启蒙社会大众的角度看待戏剧的社会功能, 所以, 他也极尽所能的把自己的戏剧理念和表演原则积极推广出去。受他影响和言传身教的青年剧人迅速成长起来, 并通过活跃的流动演出, 他的戏剧带到全国各地, 甚至海外。因而, 他的剧团自然培养了大批戏剧人才。真正活跃在上海及全国各地的文明新剧演出, 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郑正秋所代表的通俗的“土派”文明戏的影响。所以, 我们说, 文明戏剧的表演系统和表演风格就是郑正秋、徐半梅、朱双云、汪优游等人的系统和风格, 而不是春柳派的风格和体系。
除了通过剧场、剧团来培养戏剧人才, 郑正秋也通过传统收授门徒的方式, 教授演剧技巧和规律。此外, 他还成立“药风剧学馆”这样的戏剧培训班的方式为中国戏剧的现代教育探索途径和出路。
当时, 不仅郑正秋举办剧学馆, 其他文明戏的明星演员也纷纷举办戏剧培训班。除了笔者曾提及的“群英戏剧学校”、“女子新剧”学校以外, “顾无为……设剧学馆, 教授剧学, 三个月毕业……又欧阳予倩……发起星绮演剧学校……科目有脚本、剧史、中国音乐与旧剧、西洋音乐及跳舞, 化妆术、审美学、世界文艺思潮”。从以上资料来看, 当时的新剧教育已经日趋完备。
三、郑正秋的剧社活动
1913年, 郑正秋创办“新民社”, 引发了新剧的“甲寅中兴”。
1915年, 郑正秋成为“民鸣社”的编剧主任。
1916年, 他在“笑舞台”任编剧主任。
1917年3月, 郑氏任“大声社”编辑总主任, 笑舞台总裁。
1917年7月至9月, 郑正秋出现在“杭州民鸣社”。
1917年12月, 郑正秋参与“鸣新社”表演。
1918年4月, “笑舞台”重组, 郑正秋为编辑总主任。
1918年6月至10月, 郑正秋组织“药风新剧场”, 任编辑总主任。
1919年7月, “大风社文明新剧”的编演主任是郑正秋。
1919年9月至1922年6月, 郑正秋组织的上海“笑舞台和平社新剧部”。
1922年8月底到1923年4月, “笑舞台新中华剧社新剧部”上演文明新剧, 其主要责任人编剧傅小波是郑正秋的学生。
1923年9月至1927年7月, “南京下关笑舞台和平新剧部”的主要编剧主任是郑正秋及其学生傅小波。
1928年1月, 上海“天乐新剧社一舞台”开演“文明新剧”, 舞台“主人”为郑正秋。
1928年4月, “笑舞台罗汉剧社”编剧为郑正秋的学生叶良让。
1931年8月29日, 郑正秋与电影明星合演话剧《秋水怨》为水灾演剧助赈。
四、郑正秋的编剧
虽然郑正秋所创办或主编的戏剧报纸、画报和杂志、书籍及所撰写的幕表, 我们没办法全部收集起来, 因为这些资料大都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上海《申报》为我们留下了完整的上海及附近的演剧资料, 当然也包括郑正秋编剧资料。笔者的博士论文附录整理、收录了“新民社”、“民鸣社”全部演出剧目及部分宣传词。笔者也一直陆陆续续整理出了郑正秋其他演剧时期所编的剧目。拒不完全统计, 郑正秋所编剧目大概在500部以上。按照这些剧目的思想倾向, 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分为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编剧和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编剧。
新文化运动之前, 郑正秋的戏剧在形式上就如前文所说, 是比较土派的文明戏;就思想倾向上说, “辛亥革命前后, 文明戏是排满的、爱国的, 是反对包办婚姻, 反对寡妇守节、虐待婢女的, 是为平民百姓鸣不平的。”因而, 它是民族主义、改良主义和人道主义的, 这些属于旧民主主义范畴, 它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当然他也具有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 比如, 虽然反对虐婢, 但并不主张解放女性, 也不完全主张恋爱自由, 还会全力宣扬“忠孝节义”的旧道德, 也经常在戏剧里嘲笑下等阶层的劳动人民, 残疾或者低能人群。当然, 我们应该首先肯定其编剧思想的先进性。毕竟, 无论在形式上, 还是内容上, 他都为当时的中国人带来了健康的、向上的, 有教育意义的新型戏剧。
新文化运动开展以来, 郑正秋在编剧上竭力追随时代潮流, 在戏剧形式上尽量追随五四以来的纯粹话剧, 努力编制符合三一律的话剧。同时, 在思想上, 他自己说“正秋年来竭力提倡新文明剧, 像《新嫂嫂》、《贤妻良母》、《黄金美色》、《荒村情女》、《阶级刀》、《学徒的爱情》等等, 都是帮助新文化的新编剧。这本戏也可以称为新文明剧的”。这些剧目提倡男女平等, 反对阶级压迫, 都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潮保持同步。
但郑正秋毕竟是郑正秋, 他不可能彻底摆脱过去的自己而完全变成一个受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新人”。在他一贯的编剧路线中, 重视思想的教化性, 戏剧风格的通俗性和足够的商业吸引力毕竟是他的主要色彩。因而, 尽管戏剧运动如火如荼, 左翼思潮愈演愈烈, 郑正秋后期的戏剧和电影都没有完全保持与时代同步。尤其是当他为了商业性需求而编制一些迎合低级趣味的戏剧的时候, 人们不禁对他表示出了不满。这就是他在当时生存环境下的两难处境。
综上, 我们认为郑正秋是勾连西方戏剧与中国戏剧最成功的中介, 是跨越传统戏剧与现代戏剧最给力的桥梁。
摘要：郑正秋长期在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组织剧社, 使话剧在中国发展、壮大。他确立了中国早期话剧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和戏剧形态。他是中国第一代话剧演员、编剧和导演。他是中国早期话剧最敬业的剧评人、专业期刊编辑和史料整理者。他也是中国早期话剧教育的先行者。
参考文献
[1]上海书店.《申报》影印本[M].上海:上海书店, 1900—1949年.
[2]夏秋风.新剧杂志[J].上海:新剧杂志社, 1914.
[3]朱双云.新剧史[M].上海:新剧小说社, 1914.
[4]郑正秋.新剧考证百出[M].上海:中华图书集成公司, 1919.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篇5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
了解夏商两代的政治形式，理解西周推行分封制的目的、内容和作用，理解宗法制的内容及其与分封制间的关系。
2.过程与方法
通过对夏商周政治制度的学习，让学生明确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特别是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内容和关系。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了解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知识，体会中国古人的政治智慧。通过对宗法制等相关内容的学习，认识到宗法制对我国几千年的伦理道德观、民族性有深远影响。
教学重点
西周的分封制与宗法制。
教学难点
西周的分封制及宗法制
教学方法
采用讲解法，以板书为主
教学过程
师：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始上课。大家听说过大禹治水的传说吗?那位同学能讲一下这个故事。
生：略
师：讲的很好。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治理了水害，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保障。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舜将王位禅让给了他。什么是禅让？所谓禅让就是王把自己的王位让给那些贤能的人。后来，禹死了以后其子启获得王位，政治权力由传贤演化为传子，王位开始世袭，宗族关系从此成为基本的政治关系，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与学生讨论一下从公天下到家天下到底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据说夏代的最后一位国君桀残暴粗鲁，后来新崛起的商部落就灭了夏。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在说夏的历史的时候大多引用了“传说”“据说”这样的词汇，这是因为夏的历史没有留下明确的历史记载，夏的大多历史是人们口耳相传下来的，这其中就难免会有演义的成分。在大禹之前还有很多关于黄帝，尧，舜等贤明帝王的传说。大家说这些传说是可信吗？
生：略
师：有的学者根据远古传说提供的线索取得很多有价值的考古发现。（举例说明课本下面的的城墙剖面图，让学生说说城墙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国）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大约五千年前就已经有早期国家出现。大家阅读课本第一段，了解一下早期国家的情况。填一下幻灯片上的空白。可见有的传说有一定史实依据，并非空穴来风。
师：（通过多媒体向学生展示甲骨文的图片）大家知道多媒体上展示的是什么图片么？这是哪个朝代的文物?
生：略
师：对。这是商代的甲骨文。那么大家知道甲骨文是怎么产生的吗？
生：略
师：商王为了巩固其统治的权威，通过迷信的占卜手段来借助上天的意志来表达自己意志。怎么占卜？（让学生想象一下）就是巫师将兽骨或者龟甲放入火中燃烧，骨甲燃烧之后会出现一些的小断纹，巫师就会根据这些断纹的纹理来判断所卜事项的吉凶并且把整个事件的经过以及占卜的结果刻到兽骨或者龟甲之上。那些甲骨片上的文字就是甲骨文。目前发现的甲骨文有15万多件，从出土的甲骨文资料里我们知道商代用奴隶作为祭祀的人牲，统治者集聚了大量的财富等等。这些在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中都得到了证实，在王陵区的妇好墓中仅仅是玉器都出土了700多件，（简单介绍一下妇好）在王陵区的祭祀场中发现了大量砍去头颅的人骨架。在商朝的晚期纣王昏淫无道，民不聊生。新兴的周在周武王的带领下举兵伐商，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商王朝灭亡。
新兴的周王朝面临一个难题：领土空前扩大，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信息不灵，假如你是周天子，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你会怎么管理天下？
生：略
师：为了加强对广大地区控制，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分封制
又称封邦建国，是在保证周王室强大的条件下，将亲族和功臣分派到各地，广建封国以拱卫王室。其实最早的“封建”的意思指的就是分封制。后来我们说的封建主义的封建是近代以来从国外引进的。（结合多媒体课件上的图片以及资料，让学生明确分封的目的，对象，内容，影响）
师：大家回答得很好。请大家看一下课本上的资料卡片上的材料，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信息?
生：略
师：好。我们可以看出西周分封的主体是同性王族。但是有一个问题，他们之间又该依据什么来分封？这样以血缘宗族关系分配政治权力的宗法制就应用而生。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什么是嫡长子？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制，更为准确的说法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也就是一个丈夫有一个正妻，多个妾。嫡长子就是正妻所生的长子。周天子以嫡长子世代继承王位，为天下的大宗。其余诸子分封诸侯，诸侯相对于天子就是小宗，但相对于本国的卿大夫和士则是大宗，其地位也由嫡长子继承。以下类推。但注意分封到士这一级就不在继续往下分封，无论是嫡长子还是其余诸子都获得士的地位。因为以下是庶人，就是普通百姓。这样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形成了“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的等级。宗法制的作用：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宗法制千百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诸如古代的皇位继承制度以及今天我们祭祀祖先、认祖归宗的传统，浓厚的宗亲观念都源于宗法制。
分封制和宗法制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分封制是宗法制的政治表现，宗法制是分封制的血缘纽带。
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1神权和王权结合2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国家的政治结构
3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板书设计
第一课 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一夏商的政治形式
夏：禅让制→王位世袭制
商：王权和神权相结合二西周的分封制
目的对象
内容（权利和义务）
影响
三西周的宗法制
目的实质
中国早期报纸的主笔 篇6
关键词：报刊；主笔；王韬；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134-02
中国早期报纸至为光辉的核心价值“文人论政”就是报纸的批评时事、臧否人物，而这一至为优秀的传统的承担者就是每一报纸的主笔。可以说，这些主笔构成了中国早期新闻人物的灵魂，是中国早期报纸的中坚和脊梁。
一、《申报》对报纸主笔的引进和定点
1874年初，第一个留美的中国学生容闳在上海创办了《汇报》。容闳任用了一个英国人为主笔。但比《汇报》早的《申报》一开始就有担任笔政的中国文人。《申报》的报徽是一个“铎”，这“铎”是《诗经》时代采撷民间诗歌的人为提醒人们伸张自己的吐诉而一路摇响的铃铛。铎有金铎、木铎。也就是说，《申报》从一开始就自告奋勇的继承中国《诗经》的传统，担当起了为中国老百姓说话的角色。创刊号的《本馆条例》就明确提出言论要“有系乎国计民生。”“上关皇朝经济之需，下知小民稼穑之苦。”之后，《申报》发表的文章无所不包，由国家政治决策，中外事务交涉，到社会风俗移易，和商人贸易，尤其是发表的揭批社会阴暗面的论说文章，使中国报纸创办伊始就成为不是可有可无的消遣新闻，而是直接关注国计民生。但是办《申报》的美查是深谙中国国情的，尤其是揣摩透了中国统治者的心理，由此他也给自己定下了办报的方略：“慎勿评品时事，臧否人物，以撄当世之怒，以取禁止之耻。”因之，《申报》的言论是掂量着的节制着。就此，《申报》也被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视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奕照会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将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引用给威妥玛：“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查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奕并且强令威妥玛：“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可是英国人威妥玛对奕的照会不予理会。奕的愚昧、无知、专横在这一纸照会中暴露无遗。我们现在回顾这一最初的关于报纸在论政的博弈中英国人的态度，不由得深为英国人对奕的不理睬而感到快意。由此，才有了此后一段时间中国人自己办报时文人论政的顺理成章。
有了《申报》的引进和定位，给文人说话的地方，以后中国的报纸就有了勃勃生机。报纸有自己的独立的品格和权利，从最初，报纸就自己给了自己这样的权利，把自己的思想端在报纸上给人看，提醒別人同时鼓动人，引导一种潮流。
二、王韬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
1874年2月4日，被呼为“长毛状元”的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循环日报》真正是中国人把报纸独立创办成功的第一张[1]。王韬之后在中国报刊史上的地位林语堂一言以蔽之，名曰“中国报业之父。”王韬自己是有话要说，他积聚了太多自己的思想和憋屈的感情要在笔头倾诉。国家是这样的积弱积贫，官僚是如此的无能愚蠢又贪婪专权，太平天国的力量席卷江南，他向太平天国上书，然而太平天国失败了，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不得不亡命香港。之后他在英华书院翻译了12年中国古籍，同时有两年游历欧洲，也去了日本，正是“眼界宽时无物碍，心源开处有清波”，早年在英国传教士主办的书馆任职、协助编辑校订西方书籍、参与上海早期中文杂志《六合丛报》的积累都在心里发芽开花了，他对报纸在英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有了理性的认识。反观中国，有这样一张报纸，其社会功能将不可限量。这一年，王韬46岁，精力、经历和知识准备都达到了要为社会和个人干一番事业的顶点。这些，都是他创办《循环日报》先决因素。当然，他自己就是笔力扛鼎笔锋披靡的巨擘，主持笔政非他莫属。
据有关资料，王韬的《循环日报》在他执笔政的十年间至少发表了近千篇评论，这些评论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而其政论总是被同时代的《申报》等转载。在这些政论中，他密切关注国际时局的演变，鲜明地提出“变法自强”的口号，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他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以至孙中山。他开始无可顾忌的以《循环日报》批评社会，干预社会政治和生活，将他的思想渗透入社会中，并且有形无形的以他的报纸培养、影响他的思想的传人。然而，《循环日报》这样的报纸又是独立的，与官场保持着距离，不以做官为目的，却以报纸和一支笔发出的言论实行另外一种对社会承担的责任。
1883年5月，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在香港出版，这是王韬在《循环日报》上的报刊评论集，也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第一部报刊评论集。距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也已经整十年，十年间，许多人读着他的评论由懵懂少年长成聪慧青年。但是在报刊上公开说话的权利仍然被压抑。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上册就收编有一则1883年12月20日广州城内出现“私自刊刻”的“新闻纸”后，南海、番禺两县联合发出的禁止告示，告示谓“私自刊刻新闻纸”是“不法之辈”“伪造谣言”，是“均属有干禁令”，因之威胁“倘经此次示谕之后，尔等仍复有伪造谣言刊卖新闻纸，及聚众滋扰各节，即以谣言滋事之罪按律惩办，决不姑宽。”10天后，《循环日报》刊登了这一告示。与其说《循环日报》并不忌讳这张告示，毋宁说《循环日报》在公开的向腐败也已腐朽的清廷县一级官僚机构叫板。当然，这一切做法都是王韬依他的胆略和识见在与专制、专横的位官僚机构和官吏在搏斗。
三、梁启超让主笔成为报纸的灵魂
1896年8月9日，又一张风行全国的报纸——《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相比较王韬，《时务报》的主笔是更加站在时代潮头的梁启超。时年梁启超24岁，他那“别有一种魔力”的激情四射的笔一连写下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犀利而理足词壮的政论文章，尤其是《变法通议》在《时务报》连载21期，全文7万字，洋洋洒洒，鼓舞着当时国人变法图强。梁启超用他那一支横扫千军、摧枯拉朽的笔预言性的宣示：“变亦变，不变亦变。”这种无可置疑的口气和一往无前的气势对行将就木的清王朝就是沉重的打击。他不光是预言，还为变法开出改革社会的药方：“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因为梁启超，《时务报》发行到全国18省乃至漂洋过海，发行量最高时17000份，创当时中国报刊发行数的最高纪录，张之华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而梁启超的名声，“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而梁启超自己也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他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文宣称报纸“去塞求通。”总括起来，梁启超一个人在《时务报》发表文章60篇，梁启超本人亦自述“每期报中论说四千余言，归其撰述；东西文各报二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奏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本报章，归其复校。”而“经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目经心。”可见，作为主笔的梁启超自己也为《时务报》倾注了大量心血，几乎要视《时务报》为自己的生命了。也是从《时务报》开始，中国报馆有了经理和主笔的分工，经理是经理，主笔是主笔，各施其职。经理是报纸的经营者主笔是报纸言论的灵魂和主持、最主要的撰述者。中国报刊史上民国时期至为光辉的核心价值“文人论政”，就出于报刊的批评时事、臧否人物，而这一至为优秀的传统的承担者就是所有的新闻记者和撰稿人，而其中最为核心的人物又是每一报刊的主笔。可以说，这些主笔构成了民国新闻人物的灵魂，是民国报刊的中坚和脊梁。
主笔一直是把握本报观点、立场的掌舵人；主笔阐述本报的文章就是撰写社论。“敢捅马蜂窝”的《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回答女儿“为什么每天非写社评不可？”时，他就向女儿解释写社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还说：“不写社评还是什么主笔啊？[2]”因之，也可以说，主笔最为重要的就是撰写本报的社评。
纵观从王韬、梁启超，中经宋教仁、邵飘萍、林白水、陈布雷和王芸生，其中的高峰人物是张季鸾[2]。而创办《观察》的储安平是民国主笔压后营殿军[4]。他们组成了民国报刊主笔的辉煌阵容，是自从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报刊后至为敏锐、博大、深刻的时期。
参考文献：
[1]张功臣.民国报人/新闻史上的隐秘一页[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
[2]文昊编.他们是怎样办报的[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探析中国博览会的早期历史 篇7
一、博览会的雏形——中国古代集市;
中国展览会的历史踪影可以追溯到2 0 0 0多年前的古代集市。《易经》中就有“日中为市, 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 各得其所。”1在原始社会里, 由于生产力低下, 自然资源有限以及生产技术的落后等, 人们只能通过交换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产品。随着人类社会大分工的发展和扩大, 物物交换成为了一种必然。但是, 当时的这种交换规模很小, 没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 只是临时性的和偶然性的。尽管如此, 但它已经具备了“陈列和展示”等展览的基本特征。其形式包含了展览的基本原理:通过展示来达到交换的目的。因此这也是展览的起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相互分离, 特别是青铜工具和铁制工具的使用, 产品也就越来越丰富, 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 从而出现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活动, 偶然性的交换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交换, 传统形式的展览会——集市和庙会也就产生了。
中国集市的历史非常悠久。作为一种农村贸易组织形式出现的集市, 在中国大约起源于三千五百多年前的殷周时代。古籍《吕氏春秋·勿耕》有“祝融作市”的记载, 《诗经·卫风·氓》中有“抱布贸丝”的描述。集市是市、互市 (包括关市、榷场等) 、集 (包括墟、场等) 、庙会等多种市场形式的统称。市后来发展成为商业, 而集和庙会则发展成为近、现代的展览。集市肩负着两部分的职能:一是物品交流的功能;二是民众聚会的重要场所。集市举办的时间和地点都较为固定, 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 他们之间的交易活动既包括生产者向消费者直接出售, 也包括生产者之间的产品流通, 这些特点已经构成了展览活动的雏形。
“庙会”实际上是一种城乡并存举行的定期集市, 也是传统的展览形式。我国庙会的历史悠久, 早在西周就有陕西歧山凤雏山村的宗庙会, 一年一次, 会期三天。在唐朝已流行, 宋朝继之, 到明、清时盛行2。最初, 在宗教节日, 寺庙及祭祖场所因有许多人云集求神拜佛, 一些小生产者、商贩便借此集会兜售烟火、供品等产品。后来, 逐渐百货云集, 成为比一般集市规模更大、货物更多的大型集市。这种集市是因宗教事件并在宗教场所产生、发展起来的, 故又称庙市。
在中国, 古代的集市和庙会基本上是自然产生、自然发展的。但是也有官方组织的展览。《旧唐书·韦坚传》记载, 在唐天宝初年 (公元782年) , 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的韦坚在长安组织了广运潭展示, 由各地展示瓷器茶碗、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奇珍异宝、珠宝首饰、纸笔砚墨等等。就形式与规模而言, 已是博览会的雏形。另据记载, 隋大业5年, 隋炀帝在张掖举办了由西域各国参加的“万国博览会”。同时, 古代也出现过多种专业性的展览形式, 如唐代时, 为了倡导农具革新, 曾收集各地收割用的农具陈列于殿堂, 以供王公大臣等参观和学习;元代时, 人们为了纪念死后的纺织专家黄道婆, 将其生前所用的织机、纺车等纺织用品汇集于一起, 立庙展览。这些早期的活动为我国日后近代博览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近代中国与世界博览会
中国近代博览业是从参加世界博览会开始的, 中国和早期世博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 中国博览会是欧风东渐的产物。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逐步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从属部分之一, 自然难免卷进从西方刮起的“赛会热”。就如长期封闭的中国大门, 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有“走向世界”的必要自觉主动开放的, 而是英国侵略者的鸦片和大炮冲开的, 从此中国人开始尝试着与外面的世界接触。近代中国博览会的产生也一样是被动的。
举办了空前规模的“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 是为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中国商人徐荣村和一些在华的英国官员和商人以私人身份带着丝绸、茶叶、中药材等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参加了此次世界博览会, 并获得多项大奖, 其中“荣记湖丝”获得了金银大奖。此后, 中国官方和民间商人以各种形式几乎参加了历届世博会, 但其间过程和产生的影响却大为不同。
1867年, 清政府首次被邀参加法国巴黎世博会, 但却置之不理未能成行。尽管如此, 民间商人王滔和一些外商还是以私人身份组织中国商品参加了此次世博会, 并获得了一些奖项。1873年, 应奥地利维也纳博览会一再邀请, 清政府勉强同意参展, 而负责此项事宜的是由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的中国海关, 派去参加这一届世博会的是英国人包腊, 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 中国参加世博会的事宜始终由海关负责筹办。
1876年, 中国政府第一次自派代表, 以代表国家的身份参加了费城世界博览会, 李圭作为中国工商业代表参加, 是中国人第一次正式踏足世界博览会, 他的《环游地球新录》一书详细记录了这次博览会盛况。在那次展览会上, “中国赴会之物, 计七百二十箱, 值银约二十万两。陈物之地, 小于日本, 颇不敷用。此非会内与地不均, 盖我原定仅八千正方尺, 初不意来物若是之多也”3。那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一件重大事件, 而且物产之丰、国力之强深深打动了奋起拯救中国的爱国志士。此后, 我国官方或民间商人又以组团参展、寄物参展、派员参观等多种形式, 先后参加了2 0余次世界博览会。
1878年, 中国作为参加国之一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 那一次中国有自己独立的展馆“中华公所”, 最受欢迎的有广东绣摒和象牙折扇。1 9 0 0年, 中国参加了巴黎世界博览会, 展览会上中国馆面积达到3300平方米。1904年, 中国参加了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 清政府也正式颁布了20条《出各省商家“精择物品, 踊跃参赛”4。外国媒体将此称为是“中国政府正式登上世界博览会的开端”。1905年, 中国参加了烈日世界博览会, 整个参赛工作组织主要由中国海关承担但由外国人控制。1906年, 中国参加了米兰世界博览会, 依照20条《出洋赛会通行简章》, 由官方和民间联合自行参加。1911年, 中国参加了都灵世界博览会, 获得卓越大奖、超等奖等奖项共计256个。
1915年, 刚成立不久的明国政府派出了一个4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 参加了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 共获得1211个奖项, 在全部的31个参展国中独占鳌头。这是中国参加世博会以来最扬眉吐气的一次。但是中国自参加1 9 2 6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以后, 由于国家战乱和动荡, 中国虽未与世隔绝, 但长期地离开了世博会的舞台。
参加世博会只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要一步, 在一步步登上世博舞台的过程中, 中国人思想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 敢于冲破孤陋寡闻而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氛围, 承认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潮流中已处于落后状态, 进而萌发出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强烈使命意识。
三、中国国内举办的博览会
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 中国社会发展和参加各类国际博览会的增多, 进步的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 并逐渐认识到博览会对发展本国经济、促进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有识之士归纳出国际博览会联友谊、扩物产、奖人才、察商情、广贸易、增关税、兴商地、初积习等八大益处5。大声疾呼在国内仿行赛会事宜, 试图学习西方, 催生了中国国内博览会的出现。并形成了清末、民初、南京政府初期三个高潮。
1905年 (清光绪31年) , 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劝工陈列所, 展示各地工业品, 同时附设劝业商场销售商品。1906年3月, 四川省第一次商业劝工会在成都举行;1906年10月, 天津官府在武昌、南京举办了商品陈列所, 也称物品展览会, 用以展示国货。同年9月至10月, 武汉劝业奖进会在武昌平湖举办, 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博览会。这个时期规模最大的是1 9 1 0年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该会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劝业会的场地安排、组织、规章、评奖办法等多效仿世界博览会, 整个博览会历时近半年, 参观人数达30多万。会场占地700余亩, 设各省展馆30余个, 并设三所参考馆分别展出英、美、日、德等国的展品, 设暨南馆一所, 陈列南洋华侨的出品, 顺应了广大爱国华侨的要求。“会中有各省特产, 不限于南洋, 实全国劝业会也。6”南洋劝业会将清末“赛会热”推到了高潮, 是世界博览会在中国的一次成功预演, 揭开了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新篇章。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后, 振兴实业的呼声日高, 博览会事业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1915年, 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设立了商品陈列所, 达到了鼓励生产和展示国产商品的目的。在1 9 1 5年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前后, 由于媒体的宣传, 我国掀起了一股空前的“博览会热”。为了展示中华民国新形象, 政府格外重视此次博览会, 要求各省成立出品协会、各市成立物产会, 隆重筹备。1914年6月到7月, 广东、上海、天津、汉口举办了联合展览会, 浙江、河南、四川等11省还自行举办展览会, 在全国掀起了地方性博览会的热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 加紧建设工作, 对博览会一事也非常关注。1928年11月, 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在上海开幕, 各地热烈响应, 相继举办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博览会, 如四川国货展览会、武汉国货展览会、河北展览会等。其中1929年6月6日至10月1 0日中国政府在浙江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影响最广, 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展览盛会。其盛况与1 9 2 6年美国费城博览会相比毫不逊色, 博览会的展馆所分为8馆2览会的宗旨是提供国货, 奖励实业, 振兴文化。虽然其实质内容无法与国外博览会相比,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当时经济的发展, 达到了相互交流的目的。这种博览会热一直持续到了抗战前夕。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府分别举办了许多展览会, 这些展览会的目的基本是显示成就、鼓舞士气、促进经济发展, 抵抗日本的侵略。比如1935年举办了西南各省物品展览会, 1 9 3 6年举办了浙赣特产联合展览会等。但由于当时我国国力不强、政局动荡、战争频繁, 在展览规模和展示手法上比较落后, 展览活动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十分有限。值得一说的是解放区的展览活动, 战争其间, 解放区的展览工作一直持续发展, 从1943年开始, 延安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包括有关解放区共农业生产、军事、财政、司法、文教卫生等内容的综合性展览。这些展览会吸引许多观众, 拥有万人以上的观众的展览会至少有29次, 观众达80万人次8。这一时期举办的展览会的特征是“官办”, 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质和宣传意义。在这一时期, 展览会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但在流通领域的作用并不大。
总体来说, 中国近代的博览会只是博览业发展的初步尝试, 存在的问题还很多, 比如, 规模相对较小, 参展的展品科技含量不高, 管理不是很规范或者草草准备等等。和世界强国竞相展出的琳琅满目的发明和产品相比, 我们只有汗颜, 无法不承认自己的落后。博览会可以说是一面镜子, 照出了近代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差距, 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集中反映。但是, 通过这些早期的实践, 进步的中国人认识到博览会可以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前进的步伐中, 思想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尝试, 对于促进本国经济、科技、文化发展, 开阔国民眼界以及民族交流等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乔兆红.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的流变[J].学术月刊, 第39卷, 2007年7月.
[2]乔兆红.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J].史学论坛, 2009年第9期.
[3]马敏.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J].历史研究, 2004年.
[4]谢辉、林芳.陈琪与中国近代博览业[M].国家图书馆出版, 2009.
试论《伊索寓言》的早期中国版本 篇8
关键词：伊索寓言,早期,中国版本
在中国, 《伊索寓言》是一本家喻户晓的外国文学作品集, 其流传之广、知名度之高, 差不多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而这本外国文学名著到底是什么时间传入中国, 又是以什么版本形式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呢?目前, 如果以戈宝权先生考证的《伊索寓言》传入中国的时间 (1608年) 为据的话, 《伊索寓言》已传入中国整整400年了, 在这个漫长的传播过程中, 《伊索寓言》经历了由宗教教义到语言学习读物再到课本教材的转变过程, 本文研究者在收集了大量版本证据之后, 追述了《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版本情况, 厘清《伊索寓言》在中国早期传播图书版本演变过程的三个阶段, 即:宗教传播阶段、语言学习读物阶段、课本教材阶段。
一、宗教传播阶段
1578年3月, 利玛窦从里斯本启程踏上通向中国的海路, 于1582年8月7日抵达澳门海岸, 随后经历一番周折之后于1583年登上了中国大陆, 停驻于广东肇庆, 正式开始了他在中国大陆传教的生涯。而在利玛窦随身所带的传教书籍中, 就有《伊索寓言》:“在这里不妨指出, 当年耶稣会士自西欧来东方传教时, 都带有《伊索寓言》一书, 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寓言作教诲、训诫之用。”[1]很显然, 利玛窦带着《伊索寓言》的目的, 是为传教时所用, 而在今后利玛窦的传教生涯里, 《伊索寓言》的确起到了传达教义、教化民众的作用, 利玛窦所著《畸人十篇》一书, 就是劝人向善、淡泊名利的传教用书。就在这本《畸人十篇》中, 利玛窦首次把伊索的名字翻译成“扼 (原字左为耳旁) 琐伯”, 并把《伊索寓言》译成汉语, 运用在自己对教义的阐述和与教友的交谈中。由此可见, 此时的《伊索寓言》只是作为一种宗教读物被介绍到中国境内来的, 利玛窦是介绍《伊索寓言》传入中国、并把它翻译成汉文的第一人。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此时汉语的《伊索寓言》并没有单独成书, 而是夹杂于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中, 充当他说教时的例文而出现的, 利玛窦在此书中一共翻译了《肚胀的狐狸》、《两树木》等四则《伊索寓言》, 这是明万历年间、公元1608年的事情。
紧接着, 另一位在中国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 (1571—1618) 也把《伊索寓言》作为传教的教义而进行了翻译, 1600年利玛窦二次来华时, 庞迪我随行而来做利玛窦的助手, 在传教之余热心于用中文著书, 庞迪我最重要的著作《七克》, 全书七卷, 每卷提出一种罪和克罪的方法, 1778年, 《七克》收入《四库全书》, 后又于1857年经遣使会士转译成官话, 名曰《七克真训》, 此书在当时备受上流社会重视, 有一位清康熙皇族名叫若望的王爷曾云:“其入教之要因, 盖《七克》一书启之。”可见《七克》在明清时传教之重要意义。而在《七克》里, 为了说明教义、传达庞迪我关于“七罪”之说的理论, 他特意引用了六篇《伊索寓言》, 其中最著名的“乌鸦和狐狸”的寓言就出现在卷一的《伏傲篇》里。但此时的《伊索寓言》仍夹杂在传教士们的教义中间, 并没有独立成册, 因此它的主要作用仍然是与宗教紧密相连的。
二、语言学习读物阶段
1625年, 中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汉文版《伊索寓言》集——《况义》, 这是一本由法国金尼阁 (1577-1628) 口述、中国张赓笔录的《伊索寓言》集, 至此为止, 《伊索寓言》在中国正式成书。
最早发现这本《况义》并对它进行研究的是周作人, 周作人在他的《明译伊索寓言》一文中指出:“据新村出氏《南蛮广记》所说, 明末也有一种伊索汉译本, 特巴克耳的 (Da Bekker) 《耶稣会士著述书志》内金尼阁 (Nicoias Trlgault) 项下有这么一条:《况义》伊索寓言选, 西安府, 一六二五年, 一卷。”[2]这本书当时在西安刊印, 数量多少不可知, 但周作人发现这条记录时, 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本汉语版的《况义》了:“这本书当时似曾通行于中国和日本, 但现已无存, 新村氏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两册抄本, 详细地记在《南蛮广记》里面。”[2]金尼阁是利玛窦和庞迪我去世后来到中国的第一位法国耶稣会士, 字四表, 被耶稣会士们尊称为“金公尼阁”或“西海金公”, 是一位精通汉语的人。大概是金尼阁在河南开封传教期间, 认识了当时的河南教谕张赓, 张赓是一位忠诚的教民, 并曾发现过唐代的景教碑而成为知名人士, 可能二人十分投缘, 就萌生要翻译《伊索寓言》集的念头, 后来的结果是金尼阁口述, 张赓执笔记录, 一本翻译文字并不高明, 但却有着划时代意义的汉语《伊索寓言》集就诞生了:“《况义》一书可能原刻于泾阳县鲁桥镇王徵家中。 (王是明末陕西接受西方思想最早的知识分子, 曾受洗入教。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到陕西来, 都得到过王徵的帮助。金尼阁与王徵关系尤为密切, 他们曾合著过《西儒耳目资》。王徵是鲁桥镇人, 鲁桥镇在径阳县的东北乡, 距泾阳40里) 。”《况义》准确的出版地点就是泾阳鲁桥镇, 但此书却找不到, 于是戈宝权在费尽周折后最终找到了《况义》手抄本的藏书地点———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手抄部:“我这次见到的两种手抄本, 是用红漆布精装的, 第一种手抄本的书脊上有‘Hong-I’的书名, 抄本的编号是‘Chinois (中文) ’9268号。正文第一面有No.2922的编号。这本手抄本的封面, 在深黄色的封皮纸上贴着一张长条的书签, 上面用毛笔写着‘况义’二字。”[1]而在向达所著的“记牛津所藏中文书”一文中, 又提到了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里也藏有《况义》的手抄本:“如金尼阁的《况义》, 汤若望著王徵译的《崇一堂日记随笔》, 张星曜的《天儒同异考》, 皆是以前我所想看却没有看到的书。”[3]由此可见, 出版于西安的《况义》原书现已不存世, 现存世上的仅有《况义》的几种手抄本而已。
金尼阁作为一名传教士, 同时也是一名汉语言学者, 他所著的《西儒耳目资》, 是一本用拉丁字母拼音的供耶稣会士使用的汉语字典, 该书使用的西方音韵学的注音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西方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困难, 在此基础上, 金尼阁又开始了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其实也是为促进西方人学习汉语所做的努力, 因此, 一本单独成册、为促进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文学作品集《况义》就诞生了。
“英国人罗伯聃 (Robert Thom) 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作翻译的《意拾喻言》 (1840) , 是晚清第一个《伊索寓言》汉译本……《意拾喻言》的原初功能是充当西人学习汉文词章句读的范例。为此, 译者按照汉语言文化的规范, 将《伊索寓言》改写成了流畅、地道、亦庄亦谐的杂录体笔记小说。”[4]出现于1840年的这本由英文翻译而来的《意拾喻言》, 已十分清晰地表明了它是西方人学习汉语的资料。此书现存大英博物馆, 为16开大书, 正文每页三栏版排:左栏为英文意译及逐字直译的译文, 右栏为广州话及官话的拼音, 共翻译了82则寓言。从此书的排版方式来看, 《意拾喻言》的语言学意义是十分清楚的, 它完全是一本借助于英文来学习汉语及广州话的语法用书, 此书一出, 确实带动了《伊索寓言》在中国的传播, 随后又出现了如1888年由赤山畸士所编的《海国妙喻》, 收《伊索寓言》73则;又有1902年的黄海之编译的《泰西寓言》, 共收《伊索寓言》23则, 又有1903年林琴南与严氏兄弟所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 共收入《伊索寓言》280则, 此时, 《伊索寓言》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已成气候。
三、课本教材阶段
辛亥革命之后, 随着白话文的普及和西方文学的大众化, 《伊索寓言》的翻译就更加热络, 不过此时已完全把《伊索寓言》当成是一本文学作品来介绍, 更把它当成是一个可以向小孩子进行启蒙教育的读本来看待:“与此同时, 在民国时代还刊出了一些供青少年阅读用的读本, 如民国二十一年 (1932年) , 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孙立源翻译的《伊索寓言》, 收寓言141则, 列为《世界少年文学丛刊》;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 ,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吕金录选译的《伊索寓言》, 上下两册, 收寓言40册, 列为《民众基本丛书》;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 , 新中国书局出版了沈志坚编的《伊索寓言选》, 收寓言42则;民国三十五年 (1936年) , 启明书店出版了林华译的《伊索寓言》;民国三十六年 (1937年) , 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许敬言翻译的《伊索寓言选》, 收寓言30则。列为新小学文库”[1]。《伊索寓言》的读者从宗教人士转为大众, 再转为青少年和小学生读者群体。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开展, 《伊索寓言》中的重要篇章“乌鸦与狐狸”、“乌鸦喝水”等正式进入小学语文课本中, 成了一代代小学生的语文教材, 至此, 《伊索寓言》已完全与宗教脱离, 遂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儿童文学典范读本, 成为教化儿童的重要工具。
参考文献
[1]戈宝权.戈宝权中国比较文学论文集[G].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2:383, 407, 448
[2]周作人.知堂书话[M].长沙:岳麓书社, 1986:59, 60.
[3]向达.记牛津所藏中文书[J].北平图书馆刊, 1936, 10 (5) .
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 篇9
1 时空结构的自由转换
1.1 叙事时空
影片在时空的构建与转换时显得游刃有余。小红刚出场时唱了一首《四季歌》,伴随着歌声出现了一系列揭示小红身世的镜头(00:07:25),简练地刻画了人物的前史,省略出大段的篇幅用以后续故事的讲述。这种借用音乐跳出常规的叙事时空的方式,仍被沿袭至今,并且高频率地出现在好莱坞、宝莱坞的众多歌舞片中。
1.2 镜头调度
小红被领去理发店找古先生时,镜头先表现了古先生和他的跟班理发的情景,然后摄像机左摇到门口,小红从后景出场。人物经过设计后出场的例子在影片中比比皆是,这就是最为原始和经典的“调度”(00:29:15)。
1.3 转场
影片中的转场也别具匠心。小红的养父和古先生去遛鸟,这一场景的出现和上一场景中小红将鸟笼递给养父这一细节衔接在一起。鸟笼作为道具进行上下场之间的连接(遛鸟场景的镜头是中景而非特写,但就导演的设计而言,已有利用特写镜头进行转场的意识)(00:18:39)。
声画对位转场(小红养母对姐姐说“把衣服脱下”后,场景转换至澡堂中男人脱裤子的镜头)等(00:58:35)。
影片中还运用了运动镜头转场(小红养母一句“贱东西,去死出去”后,摄像机跟随小红的姐姐,移动到小红身上,从而进行两个空间的转换)(00:24:58)。
2 隐喻镜头的本土化特色
《马路天使》中有很多与中国成语对应的隐喻镜头,例如古先生在小红家给养母钱时,手拿一朵花,一瓣一瓣将其撕下,让观众立刻联想到“辣手摧花”这个词,暗示古先生这个角色在剧情中将要或已经对主角产生的影响(00:40:28)。
工人将城墙上“太平”两个字粉刷一新,隐喻“粉饰太平”这个把当时社会黑暗混乱的状况掩饰成太平景象的贬义词,借以讽刺当时腐败的政府和动荡的社会(01:12:49)。
窃以为,利用中国传统语句为基础来进行镜头隐喻,是展现本土文化的一个绝佳的方式。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探索出的“结构蒙太奇”和“理性蒙太奇”都过于强调“表现”和“象征”的意味,常常以牺牲时空的连续性为代价,而《马路天使》中使用的这种隐喻,是一种深嵌于镜头内部的“隐性·的”隐喻策略,以不吸引观众注意却能引发思考的方式为电影叙事服务。利用中国传统语言文化来进行镜头隐喻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在国际交流间,如何将这种方式转换成能被世界接受和理解的通用的镜头语言。
3 音乐与画面的强强联合
小红唱《四季歌》时,画面切到了歌曲内容的镜头里,声音和影像的紧密结合,颇有现代MV的雏形(00:07:25)。
在小红第二次演唱《天涯歌女》时,画面叠化出她与小陈平时交往的欢乐画面,声画对立的手法在当时来看还颇为新颖,大大加强了这一场景的悲情效果(00:36:55)。
由贺绿汀编曲、田汉作词的电影配乐《天涯歌女》,当时红及大江南北。音乐与电影的相辅相成,成就了两者流传至今的经典效应。《色戒》中王佳芝连演带唱,让冷血无情的易先生都流下了泪。李安这位以糅合东西方文化见长的导演,在自己的电影中选择了《天涯歌女》作为人物情感积累的引子,由此可见此歌和此片是如何的深入人心。
4 结语
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 篇10
我国早期电化教育发展的最初阶段是在1932年到1936年期间,这一时期仍处于民国阶段,由当时的教育电影协会提供支持,提出了我国最早的电化教育模式。当时的电化教育并不仅针对学生,而是对民众进行教育,其内容也以救国、强国等宣传为主。第二阶段则是在1936年到1949年,旧时民国政府也正是在1936年时才将这种结合影片的教育方式称为“电化教育”,此时的电化教育则是以传播知识、提高民众素质为主的教育方式。第三阶段也就是新中国早期电化教育调整阶段,是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旧政府的电化教育机构进行的重新调整,并由文化部对各类教育类幻灯片和电影精心管理,也是现代电化教育的前身阶段。
二、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
(1)诞生于对抗当中。我国的电化教育与美国相比,其最大的差异就是该教学理念是由美国提出并首个用于实践的,因此在美国国内电化教育拥有极深厚的技术基础,民众的接受程度也普遍较高。而我国在施行早期电化教育时却困难重重,因为这与国内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了矛盾。第一,民国时期美国对于我国政治的干涉行为较强,西方列强和日本殖民者均妄图通过文化入侵的方式来同化中国,因此电化教育在早期施行阶段被视为“崇洋媚外”的行为,很多传统教育者并不看好这一教学方法。[1]第二,电化教育实际上是由我国早期留学生引入国内的教学方法,其主要的用意在于强化民众素质,进而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但这种做法与清政府时期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类似,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2)发展动力与救亡图存相依。在20世纪初期,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转型时代,国内民生和经济发展均处于颓败状态。当时国内著名的教育学家蔡元培为我国总结了五大内患,正是处于这种民族存亡的危险时期,部分留学海外的有识之士开始利用教育来改变国运。在当时,电影是宣传教育的主要工具,当时的很多电影有着“七分思、三分乐”的说法,也就使其顺理成章地成为电化教育的主要形式。在救亡图存的大教育背景影响下,早期的电化教育的内容也均是以启发民智、自强不息等为主题的。
(3)注重教育规模和效果。时至今日电化教育的核心特点也是提升教育中的教学效率,这一教学效率可以从个人和整体两个方面来讲。其中针对个人素质教育时,电化教育能够提升个人对知识的了解程度,并且将这种知识深化为个人素质;而在对大众进行宣传教育时,电化教育则能够扩大影响范围,并且能够使一个地区内的民众获得相同的教育,以提升地区群众的凝聚力,进一步促进当时我国国力的改善和民众意识的觉醒。[2]
三、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
发展逻辑也就是一项事物在历史当中的发展规律,研究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是实现对电化技术发展逻辑的了解。媒体技术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记录人的意识和行为,是人类发展当中记录各类事件的重要工具。在早期的电化教育当中,媒体技术是作用于教育,以提升教学效率,满足被教育者需求为目的进行发展。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凸显了媒体技术“工具”的逻辑性,也就将其称为教育工具论。在明确了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后,就可以进一步了解电化教育发展的逻辑。我国早期的电化教育发展逻辑就是以工具论作为起始,逐渐向媒体改造论发展。随着现代的电影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化教育的发展逻辑也必然不会仅被局限于强国、救国,而是向着更好地启发民智、完善学术理论、提高教学效率等方向发展。
总之,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内环境发展稳定,电化教育也必将向更加高效、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摘要：电化教育是当代教育体系和方法当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我国现代电化教育始于20世纪初期,其实施目的主要在于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学生们的学习兴趣。文章针对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阶段,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特点和发展逻辑进行了论述,以期能为相关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电化教育,早期特点,发展逻辑
参考文献
[1]汪滢.蔡元培:我国早期电化教育的推动者[J].现代教育技术,2011,21(2).
中国早期的商业广告 篇11
《辞海》对“电影动画”的解释很简单:就是利用电影的技术, 使静感的画面变成动感的画面。在制作过程中, 把人和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段画成许多画幅, 再用电影摄影机连续拍摄而成。
动画艺术融合了绘画艺术和漫画艺术的风格, 融合了前卫精神与通俗文化特性。因而具有大众化性质。我们应该看到:越有民族性, 就越有群众性;越有民族性, 就越有国际性。就艺术形式而言, 凡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艺术作品都为本民族群众所喜闻乐见, 同时也能给异国民族群众以美的享受, 动画片也不例外。事实上, 中国在各种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或深受国内外观众欢迎的动画片, 几乎都有着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
中国动画诞生于1926年。万氏三兄弟受美国麦克斯·弗莱休兄弟的影片《大力水手》、《勃比小姐》、《出自墨水瓶》的影响, 拍摄出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从《大闹画室》起, 就显示了浓郁的民族特点。1941年, 中国第一部动画长片, 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摄制完成。可见, 1946年以前的中国动画电影实际上处于商业动画的萌芽阶段, 因战争连绵, 使其发展受到很大阻碍。
具有民族特色的动画艺术片的产生是由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 在中国动画史上, 动画影片以民族风格为创作形式的第一个高峰时新中国刚成立之时。20世纪50年代, 上海美术电影厂提出了“探民族风格之路”的口号, 开始了中国动画的民族风格建设, 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56年《骄傲的将军》 (特伟导演) 与《神笔》 (靳夕导演) 是动画电影“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骄傲的将军》中人物造型对京剧脸谱的借鉴, 人物动作写意化以及对中国戏曲音乐的吸纳, 成为以后中国动画电影民族风格的探索方向。《神笔》也因在“美术、音乐、人物行为、语言的每一刻划皆考虑到是否符合我国的民族气质”的成功, 而成为中国木偶动画的经典作品之一。
中国动画的创作者力图将中国文化的气质、内涵融进动画形式中。主题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美学观念, 有一个哲理化的主题, 用一个相对简单的故事来阐述表白。在内容上力求做到民族化的东西, 民族化的情节。从第一个动画片创作高峰后经过30余年的发展, 中国动画已经形成独特而鲜明的民族审美特征:具体表现在:
一、主题与内容
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 流传下来的繁多的瑰丽的神话故事和优秀的民间传说, 这对于动画片的创作, 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我国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就取材自古典小说《西游记》, 这部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可能是至今为止中国动画片取材改编最多的一部。有《大闹天宫》、《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人参果》等等。
1、寓言故事
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哲理、形象的比喻、内容的教育意义而受到动画工作者的喜爱。《愚公移山》、《螳螂捕蝉》、《南郭先生》、《三个和尚》等, 即是充满哲理的寓言又是大家口口相传、耳熟能详的成语故事, 负载着民族传统的艺术趣味及审美取向, 包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价值观和哲学观。
2、现实题材
现实题材作品最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 因此也最容易让人接受。国产动画片中此类作品注重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意义。如《没头脑和不高兴》:告诉大家马虎和随便闹情绪往往容易铸成大错;《皮皮的故事》以对孩子们进行卫生、健康教育为主, 这样的题材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二、中国风格的叙事方式
动画电影是绘画与电影结合的艺术。从我国动画电影的整体来看, 美术思维大大胜于动画电影思维, 偏重于把绘画语言作为动画表现的主体, 电影语言退到了其次, 将动画艺术变成绘画艺术的“动画化”。我们看到的人物的举手投足、伸展变化演变成了追求节奏和韵律感的中国动画风格。它不像迪斯尼动画那样圆熟和甜腻, 也不似东欧电脑那样过分简洁和夸张, 有着其特有的创作观。中国动画的叙事方式, 重形式而不注重电影的手法, 重教化结论而不重叙事过程, 重教育性的结局, 而不重欣赏的过程。
三、对民族美术探索、借鉴
我国动画电影家许多出身于“美术行伍”, 传统绘画遗产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力。而中国丰厚的绘画遗产, 为他们的“民族化”提供了纷繁多样的美术风格。
动画与电影一样,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 目前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以迪斯尼为代表的美术动画学派;以宫崎骏、大友克洋为代表的日本动画学派;以法国、南斯拉夫为代表的欧洲幽默学派;以德国为代表的抽象动画学派等。其中, 我国动画从传统绘画、雕刻、民间工艺和地方戏曲等方面汲取丰富的营养,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 被称为“中国动画学派”, 比如中国特有的水墨动画、剪纸片等。中国有一句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 两个和尚抬水喝, 三个和尚没水喝”, 根据这句谚语创作的动画片《三个和尚》, 篇幅虽短, 寓意深刻, 它继承了传统的艺术形式, 是发展民族风格的一次新的尝试。《三个和尚》讲述了人们熟知“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讽刺故事。手法简洁, 细节生动, 动作极富表现力。这部动画片片中不但没有配音, 连音乐都被精简至几声木鱼声。人物设计造型更是别具一格, 三个和尚的造型设计既具有幽默感, 又给人以朴拙、善良的美感, 丝毫不影响外国人欣赏作品, 甚至能理解片中以小见大的深刻含义, 真正做到了民族化、国际化、人性化的高度统一。
中国民间美术中的皮影、木偶、年画、剪纸、折纸等艺术形式具有概括、夸张、简洁、色彩单纯、强烈等特点, 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动画的造型及运动方式。特别是中国绘画中的水墨风格格式别有韵致。每一种艺术形式的借鉴在动画片的创作中都形成不同的风格。
1、剪纸片
我国剪纸动画片在表现形式上主要是对民间剪纸和皮影艺术的借鉴。1958年万古蟾试制成功了第一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 从此开创了中国动画片的一个新品种。这部动画片除了汲取剪纸和皮影的优点外, 还将传统戏曲的服饰特点融合其中, 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色。
2、水墨动画
中国水墨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和民族风格, 在世界上一枝独秀。水墨动画片也因此带有中国本土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审美风格。
水墨动画曾引起国际动画界瞩目, 是中国美术电影中极富民族风格的一朵奇葩, 它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和风格运用于动画电影中, 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动画形式。由于水墨画主要表现水和墨的渲染效果, 所以使得活动的人物没有边缘线, 这就突破了动画片通常使用的“单线平涂”的制作方法, 在技术上是一种创新。水墨动画所创造的银幕形象, 也成为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精品。1961年, 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为世界动画影坛添加了最能代表华夏风范的新片种。1963年, 水墨动画片《牧笛》开始运用水墨表现人物、山水、家禽, 扩大了水墨动画的表现区域, 展示了鲜明的中国风格。
结语
通过从民族文化中探索中国动画的艺术风格, 使得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的发展中保持了独立又有新意。中国动画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其发展的关键就是把握民族风格元素, 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