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精选7篇）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1

一、古代少数民族的休闲健身内涵介绍

中国古代的休闲健身文化, 如果从其源头上来看, 可以追溯到原始氏族社会, 经过漫长的演变, 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以后, 开始逐渐成型, 形成一种古代休闲健身的文化氛围。中国古代已经出现了休闲健身活动的雏形, 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 有一些既有体育文化精神又有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融合的休闲健身活动[1]。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休闲健身活动, 是一个民族精髓和特色的最佳体现。

二、古代少数民族休闲健身活动的方式分析

1. 观赏型。

观赏型活动指的是, 在中国古代虽然已经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竞赛或者表演活动, 但是除了活动表演或者参与的主体以外, 一些观赏者本身的欣赏行为其实也是一种休闲健身活动。观赏者虽然没有直接地参与对抗或者竞赛, 但是在他们欣赏别人竞赛或者表演的过程中, 内心的情绪、心理波动都是随着现场气氛的变化在不断地发生改变, 这种心理情绪的变化其实也是个体情感释放的一个重要过程。休闲健身活动, 从其本质上来看, 各项活动的开展形式只是外在表象, 它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个体在这个休闲活动中情绪得到舒缓, 内心积累的感情得到释放。这种观赏性活动无疑是能够达到这个效果的, 也就是从本质上契合休闲健身的目的和要求。

2. 参与型。

如果说观赏型运动是通过观赏者内在心理情绪的调节来达到休闲放松的目的, 那么参与型则是让主体通过直接的行为活动来进行休闲和放松。对于参与型的休闲健身活动, 我们认为又可以分为两种, 从运动的激烈性和对抗程度来分, 可以区分为安静型的休闲活动和运动型的休闲活动。安静型的休闲活动, 主要指的就是参与者在这项活动中身体上的活动量较小, 相比较于对抗性激烈的运动活动而言, 这种安静型的休闲活动也同样受喜欢。例如一些类似于棋牌类的游戏活动, 一些结伴出游的活动等都属于这种安静型的休闲活动。这种活动的开展其实是对整个集体的默契、信任、经验、配合等方面的考察。这种休闲健身活动, 也是更多地关注与人群之间的这种心理感受和良好的交往氛围。例如在藏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品酥油茶、吃手抓羊肉等交流活动, 其实就是在通过这种温情的沟通活动放松心情, 打造人与人之间更好的交往环境。

除了这种安静型的活动以外, 也有一些运动型的休闲活动, 这种休闲活动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的身体碰撞和接触为主要特点, 是一种较为“俗”的休闲方式。在运动型休闲活动中, 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几个类型:首先, 对抗型运动。对抗型运动就是要求参与者具备一定的身体素质条件, 通过一种激烈的比赛来释放自己的身体能量, 获得一种运动乐趣。对抗类的运动在中国古代很多, 而且这类运动不仅参与者能够通过直接的身体碰撞获得运动乐趣, 观赏者也能够通过围观、呐喊来释放各种心理压力。对抗类的运动很多, 有一些是对抗者自我挑战的项目, 就是通过对抗者自己不断的练习来加强这项技能。除了个体自身的对抗以外, 对抗性的运动还包括单一个体间的对抗以及团体性的对抗活动, 例如少数民族流行的马球运动等, 就属于这种团体对抗的项目。其次, 斗赛类的活动。斗赛类活动是中国古代非常流行的一种休闲活动, 这种休闲活动的特点在于人并不是直接地参与决斗, 而是通过控制或者操作一些动物来完成比赛, 例如在中国古代盛行的斗蟋蟀、斗鸡、训鹰等活动, 就是这类休闲运动的代表[2]。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一些运动类的活动以命中类的运动项目为主, 例如狩猎就是封建社会上至达官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非常喜欢的一项休闲活动。

3. 综合型。

除了观赏型和参与型的休闲活动以外,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重要的休闲活动方式, 曲艺综合型。音乐在中国古代已经发展到了较高的一个阶段, 不同的少数民族都有着各自的音乐文化, 与大汉族相比, 少数民族有着更为突出的能歌善舞的才能。所以, 许多少数民族的休闲健身活动就是与民族音乐相关, 一起围着篝火载歌载舞是少数民族休闲活动中的一个重要方式。这种综合性的休闲方式在中国古代得到许多少数民族的青睐[3]。

三、古代少数民族休闲健身活动分析

1. 锡伯族中的“嘎拉哈”运动。

锡伯族是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 它与早期的鲜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锡伯族属于游猎民族, 但是“嘎拉哈”并不是一项对抗性强的休闲活动, 相反, 它是一种较为平和简单的休闲活动。“嘎拉哈”是满语, 指经过蒸煮啃吃筋肉之后的狍子、猪、羊的后腿膑骨。作为民间传统游戏的“嘎拉哈”, 通常由一个充装粮食的小布口袋和四只膑骨组成。由于它有四个面, 凸起的一面称为“背”, 背的反面有个凹, 称为“坑”, 侧面较光平的一面称为“驴”, 有较多纹络的一面称为“真”。利用“嘎拉哈”进行休闲的方式很多, 通常是通过抓和数“嘎拉哈”的数量来进行游戏。在农闲的时候或者锡伯族的传统节日中, 四周的锡伯族人就会聚集在一起, 可以分成不同的组, 既可以两两对阵, 也可以更多的人结成一个小队对阵, 对抗的方式就是在一张毡子上摆放着大量的“嘎拉哈”, 然后参与对抗的人利用口袋起落时间差来捞取毡子上的“嘎拉哈”, 以捞取数量多的参与者为胜。这项活动的开展既可以族人围聚在一起进行, 也可以在一个家庭内部进行, 在一些大型的聚会上, 甚至还会有一些具有专门的高超技能的族人来进行表演, 简单的“嘎拉哈”运动也会出现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不同的技巧组合也往往令人称奇。锡伯族的这项休闲活动, 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较小, 既能够作为家庭娱乐, 同时也能够作为集体活动的项目。

2. 土家族的摆手舞。

摆手舞是土家族的一项重要的休闲健身活动, 它不仅具有休闲放松的目的, 更是与土家族的信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土家族的摆手舞, 比较常见的是在祭祀中出现, 除了参与的人群以外, 还伴随着一些非常强烈的打击乐器, 例如鼓、锣、钹、镲等。随着乐器节奏的变化和表演者情感的变化, 摆手舞的感情和表现频率会有所不同。在祭祀中跳摆手舞的原意就是通过舞蹈来表达对亡灵的礼赞。摆手舞的动作较为简单, 主要就是频频地摆手, 肢体配合手部的摆动摇曳, 根据感情的起伏变化摆手时而狂放时而悲伤, 时而扭肩擦背, 时而俯身触地, 时而下蹲打旋, 时而双脚踢跳。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土家族的摆手舞起源于巴渝舞, 本是一种庆祝战争胜利的战舞。古代土家族的摆手舞, 用军事葬仪的方式来进行对亡人的悼念, 表现出土家族勇敢的民族特性。土家族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少数民族中一直是以一种勤劳、简朴、不卑不亢的姿态生活, 土家族没有北方游牧民族的骁勇善战, 或者说没有北方游牧民族攻城略地的野心,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一个少数民族的天性中没有勇敢与刚劲的一面。土家族的摆手舞, 是整个民族非常普及喜欢的一项健身活动, 通过简单的舞蹈动作锻炼了身体的协调性, 活动了全身的筋骨。

3. 白族的绕山林活动。

白族是偏居于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个少数民族有一项普通人民都非常喜欢的休闲健身活动, 就是绕山林。白语称“乘尚腊”, 其中“乘”在白语中指的是游逛 (绕) , “尚腊”指的是寺庙, 特指大理洱海两岸的崇圣寺、圣源寺和金龟寺三座寺庙 (三灵) 。每年阳光明媚、气候宜人的农历四月二十三日到二十五日, 云南大理方圆数百里的白族人民, 汇集在苍山脚下, 洱海旁边, “殆千万人, 十百名为群。男子犹如执巾乘扇, 足踏、口歌或拍霸王鞭” (杨琼《滇中琐记》) [4]。这项活动的由来其实是古代的白族人民为了纪念南诏国的一位皇帝, 在皇帝去世以后普通百姓自愿地为这位皇上奔丧, 百姓自发聚集起来手执杵丧棒和柳枝为他奔丧, 并在柳枝上挂上白布以及净水碗表示哀悼, 之后, 人们将杵丧棒变成了霸王鞭, 净水碗变成了金钱鼓。这两件东西是绕山林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件。绕山林一般是在每年春天四月间举行, 所以这个时候白族人民就会投身到大自然中, 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 愉悦身心。

4. 黎族的跳竹竿。

跳竹竿是古代黎族的一项重要休闲健身活动, 这项活动就是我们在上文中分析过的综合类型的休闲活动, 它既有体育活动的性质, 同时也兼具舞蹈色彩, 在跳竹竿的过程中会有音乐伴奏[5]。跳竹竿就是手持竹竿者根据音乐的节奏同时敲打竹竿, 时开时合, 不断地变化, 节奏和方向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对于跳竹竿的人而言, 就要根据这种节奏变化, 在竹竿中跳跃、穿插。黎族竹竿舞的产生, 据说是因为黎族人的古居需要用到大量的竹竿, 在建筑过程中常常需要躲避滑落的竹竿, 早期的跳跳躲躲行为逐渐演变成竹竿舞, 是古代黎族人民从生活中萃取艺术的重要体现。

参考文献

[1]韩春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休闲健身消费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07 (4) .

[2]王继平.新疆少数民族休闲时光之一瞥——休闲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J].新疆地方志, 2007 (4) .

[3]张红专.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休闲旅游发展思路[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08 (2) .

[4]陈茜.云南少数民族茶祭祀研究[J].衡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 (1) .

[5]周鸿.论民族休闲生活方式的变迁[J].江汉论坛, 2003 (12) .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2

学术界把粮食作物定义为以收获成熟果实为目的,经去壳、碾磨等加工程序而成为人类基本食粮的一类作物。主要分为:谷类作物、薯类作物和豆类作物。

粮食作物是谷类作物(包括稻谷、小麦、大麦、燕麦、玉米、谷子、高粱等)、薯类作物(包括甘薯、马铃薯、木薯等)、豆类作物(包括大豆、蚕豆、豌豆、绿豆、小豆等)的统称,其中三种作物(小麦、水稻和玉米)占世界上食物的一半以上。粮食作物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来源。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又是一个低纬度、高原山区省份,北回归线横穿南部,属季风气候,光、热、水资源都比较丰富,海拔较高。境内有高山深谷、平坝河谷,地势类型复杂多样,对光、热、水等气候要素起着巨大的再分配作用。这些气候和地理条件,决定了云南粮食作物的多样性。

云南因为地处西南边疆,又是中国跨境民族最多的省份之一。云南有汉族和壮、傣、布依、彝、哈尼、拉祜、傈僳、景颇、阿昌、怒、佤、独龙、德昂、布朗、苗、瑶等17个民族,与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跨境而居。这些民族群体所跨居的国家数量有所差异,而且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一样的自称或他称,但每个单一民族群体在历史上都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现实中也有较强的民族认同观念。他们在古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中有着独特的贡献。

1 玉米栽培的对外交流

云南省各地均有玉米种植,但由于气候、土壤、水利等自然条件和玉米本身的生育特性、耕作制度以及群众的种植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各地玉米种植面积、产量及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各不相同。曲靖、昭通、文山、红河、临沧、思茅6个州(市)是云南省玉米主产区。云南苗族、回族、拉祜族、纳西族、瑶族、景颇族、布朗族、布依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满族、独龙族、傈僳族、佤族、普米族、彝族、白族、哈尼族和傣族等世居少数民族都种植玉米。傣族种植的小糯玉米是地方特色玉米品种,有黄糯、花白糯、白糯和紫糯等糯玉米。该品种个头小巧,籽粒饱满丰美,香糯、甘甜皮薄无渣,口感很好。

玉米原产美洲没有问题,但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和路线至今仍有争议。传入时间一般认为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传入路线一般认为有三条,即西北、西南陆路和东南海路。游修龄的研究则提出,云南在早于1492年之前已经有关于玉米的记载,并通过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的玉米种植,认为玉米经过西南陆路经云南传入中国的可能性最大。

游先生提出这一观点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在云南阳林(今嵩明杨林)人兰茂所撰《滇南本草》中有关于玉米的记载,书中言:“玉麦须,味甜,性微温,入阳明胃经,宽肠下气,治妇人乳结红肿或小儿吹着,或睡卧压着,乳汁不通……。”所谓玉麦须就是玉米雌蕊的花丝(即柱头)。这个记载早于我国目前所有发现的记载玉米的其它文献,即早于1560年甘肃《平凉府志》所记“西天麦”,也早于1572年(明隆庆六年)田艺衡的《留青日札》所记“御麦”。因为兰茂生于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卒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即使《滇南本草》成书于1476年,也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1492年要早,因此玉米传入中国的时间目前发现的文献还是云南的记载最早,传入亚洲的时间也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二是通过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的古老农作物混播方式分析论证了玉米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的可能性。云南西盟佤族、怒族、傈僳族和苦聪人都保留原始的多种作物和玉米混播的方式。传统上就栽种玉米的云南景颇族最先分布于缅甸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接近不丹、阿萨姆一带,明代始迁入云南。另外从张骞出使西域发现的南方丝路和云南出土的印度缅甸等地的文物证明早在公元前云南已经就有和东南亚、南亚的文化交流。黎中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云南调研玉米资源发现了“类玉蜀黍”,这是玉米栽培的野生亲缘。因此,玉米经云南进入中国的西南印、缅路线非常值得重视。跨境而居的云南少数民族与玉米输入云南,又因少数民族土司上贡“御麦”(玉米因为作为贡品被称之为御麦)的方式进入中国内陆存在紧密联系。

国外学术界认为玉米经由缅甸输入云南再进入中国内地这一观点的支持者也大有人在。1906年美籍德国藏学家托尔德·劳费尔撰写《玉蜀黍传入东亚考》的结论就是如此。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遍检中国所有地方志,发现最早记载玉米的是1555年河南《巩县志》(玉麦),稍后的是1563年的《大理府志》(玉麦)和1574年的《云南通志》(玉麦)。何炳棣教授据此以及历史相关线索推断,玉米经由云南向全国传布由两种可能媒介,一是茶马古道(滇藏线),由云南经四川进入内地;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明代永乐以后,云南诸土司“按期入贡,进马及方物”(《明史》卷313)。云南诸土司可能沿着贵州北上,也可能沿着成昆铁路沿线,经宝鸡,出潼关,然后洛阳、郑州北上到达京师。洛阳、郑州之间的巩县正好是必经之地。

2 马铃薯栽培的对外交流

云南盛产马铃薯,全国每十个马铃薯中,就有一个产自云南。

它有很多别名,在云南,人们习惯称其为洋芋。现在世界上大概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种植马铃薯,中国近年来一直是世界马铃薯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马铃薯已成为除水稻、小麦、玉米之外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区,人工栽培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5000年的秘鲁南部地区。

欧洲国家的殖民战略改变了马铃薯的命运。1570年由西班牙海员把马铃薯当作储备粮食无意中带到了西班牙塞维利亚,然后经过意大利、德国传遍中欧各国。这是马铃薯传入欧洲的一条路径。另一条途径是1586年,英国人在加勒比海击败西班牙人,他们从南美搜集烟草等植物种子,并把马铃薯带回国内。作为冷凉作物的马铃薯,很适应英国的气候。它比其他谷物产量高,且易于管理。于是,在英国及其临近国家和殖民地区陆续获得引种传播。经由英国,马铃薯先后传至意大利、澳大利亚、德国和法国。

由于马铃薯味道淡,长期不为人们所欢迎,因此,早期记载很少。马铃薯因酷似马铃铛而得名,此称呼在中国最早见于康熙年间出版的《松溪县志·食货》。

由于马铃薯在栽培过程中有衰退、无性繁殖病害积累的问题,所以与其他作物如番薯、玉米相比,它的传播链比较短,而且容易中断。因此马铃薯由多条路径、分多次传入中国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南京农业大学的研究,马铃薯可能由东南、西北、南洋等路径传入中国:

其一,荷兰是世界上出产优质马铃薯种的国家之一,在盘踞中国台湾期间将马铃薯带到中国台湾种植,后经过台湾海峡,马铃薯传入中国大陆的广东、福建一带,并向江浙一带传播,在这里马铃薯又被称为“荷兰薯”。

另外一条是南路,马铃薯由南洋印尼(荷属爪哇)传入广东、广西,在这些地方马铃薯又被称为“爪哇薯”。然后马铃薯自此又向云贵川传播,四川《越西厅志》(1906)有“羊芋,出夷地”的记载。

最后一条路径是西北路,马铃薯由晋商自俄国或哈萨克汗国(今哈萨克斯坦)引入中国。并且由于气候适宜,种植面积扩大,“山西种之为田”。

马铃薯是怎么进入云南的呢?

马铃薯传入云南时间未有定论,云南民国以前的地方志均未有关于马铃薯的记载。但马铃薯在土壤贫瘠、气温寒凉、缺乏水源的不适宜水稻种植的丘陵和高寒山区,甚至不适宜玉米生长之地,马铃薯亦可获得高产,这种生长特点与云南山多田少、山地瘠薄、干旱少雨的地理气候相适应。因此,云南马铃薯在粮食作物中的产量常年位列第三,低于玉米、水稻,但是高于小麦、大麦和蚕豆。在云南人民的餐桌上,马铃薯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云南世居少数民族中种植马铃薯的主要有彝族、白族、布朗族、苗族、布依族、景颇族、普米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

云南农业大学郭华春教授认为,马铃薯传入云南的其中一条路径,或为经西北丝绸之路由外国传教士带入,而后渐次传播至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

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翟乾祥认为:“马铃薯引至中土的另一渠道,是通过印、缅移植到滇省,称洋(阳)芋,较东南沿海和北京迟约一百年。滇、川、黔的洋(阳)芋,后来传播到西北和西南的辽阔地区。”

我国17和18世纪的文献中,以四川、陕西、湖北诸省方志中记述马铃薯最多,而且甘肃、川陕、湖北、湖南、贵州地方志中多称之为“洋芋”。云南民间也把马铃薯称之为“洋芋”,而不是“爪哇薯”。东北吉林、黑龙江、福建等多称职为“土豆”或“马铃薯”。这些马铃薯名称的差异也许正是其进入中国不同路线的差异造成的。从云南的马铃薯被称之为“洋芋”以及“羊芋,出夷地”的记载来看,天津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翟乾祥提出的马铃薯经印缅道传入云南,再传播到西南等地可能性更大。正如英国人H·R·戴维斯在研究云南社会状况与民族风情之后把云南形象地称作“印度与扬子江之间的锁链”。

云南地处藏彝走廊区域内,藏彝走廊“自古以来即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和流动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各民族之间沟通往来的重要孔道。”因此,马铃薯进入云南的具体时间虽然缺乏相关资料的记载,但它经云南再传播至我国西南等地则是有可能的。马铃薯在进入云南后被高寒山区的彝族等少数民族大量栽种,则更是不争的史实。

3 番薯栽培的对外交流

番薯,又称甘薯、红薯、山芋。由于地区不同,人们对它的称呼也不同,山东人称其为地瓜,四川人称其为红苕,北京人称其为白薯,福建人称其为红薯。它的故乡是南美洲,关于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和路径,史家亦有争论。如今,除青藏高原地区外,我国大江南北皆有其踪迹。因为它是从外国传入我国的,因此源自外国的红薯就叫番薯了。

杨宝霖先生认为我国最早引入番薯的时间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广东东莞陈益从安南引入番薯,万历二十一年福建长乐陈振龙从吕宋引进番薯,这在康熙版(1663年)和乾隆版(1763年)《长乐县志》有记载。

历史学家何炳棣主张番薯的传入“中外学者都只注意福建沿海,忽视滇、缅、印这条内陆通道。1574年,云南白族李元阳编撰的《云南通志》是最早记录有红薯两个字的地方志书。”有学者认为李元阳所记录红薯并非番薯,但是至今云南本地居民仍称番薯为红薯。从语言上来看称之为红薯的实物就是番薯。另外何炳棣先生通过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传播红薯的路径分析,红薯在滇缅印通道的引进应该是早于福建沿海的,因为“美国人类学家康克林曾搜集了大洋洲诸岛和非洲沿海诸部落共500种语言和方言中番薯的名称……大量的语言资料说明,自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把番薯带到非洲沿海诸地,印度西岸的要港果阿,今日印尼的部分岛屿,和南北美洲的中纬度沿海诸地;而西班牙却先把番薯传播到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然后再传到西太平洋区,包括菲律宾。”何先生还认为虽然番薯由印、缅入滇比由海陆入闽要早,但文献上很难追溯它在西南诸省的早期传播,应该归咎于明清时期编撰地方志基本不记载粮食,而注重非食物的特产有关,比如明清时期六版《四川总志》就是如此。

云南传统上就种植番薯的世居少数民族主要有苗族、瑶族、拉祜族、景颇族、布依族、基诺族、德昂族和水族,这其中布依、拉祜、德昂、景颇、苗族和瑶族等都是与东南亚国家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当红薯传到印度之后,像何先生所认为的沿着印缅通道由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传入云南是非常有可能的。

总之,云南应该是番薯引进中国的一条重要通道,400多年来,番薯对中国山地和瘠土的利用,对杂粮种植的多样化,都有积极的贡献。至今,中国番薯产量在世界上也有压倒性的优势。

玉米、马铃薯和番薯都是适宜山区栽种的粮食作物,明清时期也主要是在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山东和福建等地的山区种植。云南本无汉族,庄蹻入滇给云南人口带来了新的民族元素。汉武帝时期,“募豪民填南夷”,首批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但明以前,本地少数民族还是云南人口的主体。明朝始有大批汉族移民进入云南,但是究竟“汉多夷少”,还是“夷多汉少”还存在较大争议。乾隆二十二年(1758年),云南巡持抚刘藻奏:“滇省二十三府属,或邻外夷,或接夷疆,即腹里地方,亦大率夷多汉少。”明代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绝大部分以军屯形式迁入,而屯军多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坝区,山区居民主要还是世居少数民族。因此当高产的适宜山区种植的玉米、马铃薯和番薯经印缅道入滇被云南山区少数民族栽种后,这些粮食作物沿着藏彝走廊或是其他民族交流通道传播至中国西南内陆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结语

古代云南少数民族在农业科技文化对外交流方面有着很大的贡献。他们从印缅道引入了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重要的粮食作物,这些粮食作物也许从口感上比不上水稻和小麦,但是通过推广种植玉米、马铃薯和红薯等高产粮食作物,不仅让地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少数民族也能填饱肚子,还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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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曹树基.玉米和番薯传入中国路线新探[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4):66.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3

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 到960年北宋建立, 其间一千余年, 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 不同民族的兴衰、迁徙, 中原以及外来民族、文化的交流, 新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化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汉代活跃在新疆的古代民族主要有塞人、羌、月氏、乌孙、匈奴、汉人等。“汉族之名, 起于刘邦称帝之后。”[5]22自西汉以来, 到新疆的汉人主要是戍边官吏、屯田士卒、商人、遣犯及其家属, 当然也有自发而来与其他民族杂居的汉人, 这在先秦以前就出现过。如《史记大宛列传》载:“闻宛城中新得秦人, 知穿井, 而其内食尚多。”至汉代末年, 分布在新疆各地的汉人已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了从高昌王国到西、伊、庭州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唐朝后期, 回鹘等进入以汉人为主的聚居区, 汉人又与其他民族杂处。而“唐以后西域汉人没有回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中原汉人向西域的迁徙没有中断过”[2]199。15世纪以后, 西域地区全面伊斯兰化, 一部分留在新疆的汉人也逐渐融入到维吾尔等民族中。自南北朝到唐朝,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有高昌王朝, 南疆有鄯善、于阗、疏勒、龟兹和焉耆等古城廓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新疆出现鲜卑、柔然、高车、嚈哒、粟特等民族。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吐谷浑在北魏直至隋唐时期曾游牧于甘肃、青海以及新疆等地区。柔然也属于鲜卑的一支, 北魏时期曾征服高昌、焉耆、鄯善、姑墨等西域诸国, 北魏分裂后, 被其役属的突厥 (兴起于阿尔泰山) 所灭, 其后与突厥、契丹等族融合。高车即敕勒, 是古代丁零的后裔。嚈哒据《北史·西域传》载:“大月氏之种类也, 亦曰高车之别种。”也即“车师之别种” (《梁书·滑国传》) 。粟特人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 大多以经商为业, 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 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高昌、敦煌等地都有粟特人的足迹。隋唐时期西域的民族主要有突厥、吐蕃、回纥等。一般说突厥是丁零、铁勒、敕勒的转音, 在6世纪曾建立强大的突厥汗国, 后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回纥, 后改名为回鹘。这些都是维吾尔族的突厥语名称。其先民可追溯到春秋前的狄、汉代的丁零、北魏的敕勒 (高车) 各部中的袁纥, 以及隋代铁勒中的韦纥。

宋元明时期新疆主要有契丹、蒙古、哈萨克、布鲁特 (柯尔克孜) 、回等。哈萨克族可追溯到塞人、乌孙, 我国历史上的突厥、葛逻禄、回鹘、哈勒契丹、克烈、乃蛮、钦察等都与其有渊源关系。新疆现有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伊犁、阿勒泰、塔城、博州以及乌鲁木齐等地区;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主要是元末在准噶尔盆地游牧的“瓦剌”或“西蒙古”, 明末清初称“卫拉特”或“厄鲁特”, 包括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契丹是东胡族系, 是鲜卑族的一支。“东胡在兴起时即于公元前206年被匈奴击破, 余部分两支分别逃往乌桓山和鲜卑山, 从此东胡之名便湮没无闻, 被‘乌桓’和‘鲜卑’二族名所代替。”[6]138西辽是契丹在西域建立的政权。柯尔克孜族在《史记》中称“鬲昆”, 《汉书》作“隔昆”, 《魏略》作“坚昆”, 《北史》作“契骨”, 13世纪蒙古兴起后称为“吉利吉斯”、“乞儿吉斯”, 15—16世纪初部分在新疆天山一带游牧, 与契丹、钦察、蒙古等部落融合成一个清代称之为“布鲁特”的民族。元代以前, “回纥”、“回鹘”、“回回”这三个词在汉语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界限。《四夷馆考》中说道:“回回在西域, 地与天方国邻。”宋元时期, 分布在中东部的回回 (粟特、犹太、波斯等胡商成分较多) 以及部分回纥、回鹘被称为回回人;而分布在漠北一带的部分回鹘、回纥或回回, 则联合当地一些民族西迁后形成畏吾儿, 还有的发展成为塔吉克、乌兹别克等中亚民族。

清朝新疆的民族主要有满、锡伯、达斡尔。锡伯与鲜卑和满族有一定的渊源。18世纪中叶, 清朝政府从盛京 (沈阳) 等地征调锡伯族官兵1018人, 连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 由满族官员率领, 西迁新疆的伊犁地区进行屯垦戍边。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就是他们当年的驻地。满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 也是唯一在中国历史上曾两度建立过中原王朝的少数民族。《山海经》载:“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不咸, 有肃慎氏之国。”这里的肃慎即满族的先民。满族人进入新疆是由于八旗满洲营官兵的驻防。新疆现有满族人主要分布在乌鲁木齐、伊犁、昌吉以及哈密地区等。达斡尔族的来源学术界有土著说和契丹遗裔说。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塔城、乌鲁木齐和伊犁等地区。

近代到现代新疆的少数民族主要有乌兹别克、俄罗斯、塔塔尔 (史称达旦、达达或鞑靼) 、塔吉克等族。其中塔吉克族族源可上溯到古代塞人, 自古以来生活在葱岭—帕米尔地区, 是一个古老的民族, 汉唐时称这一地区为蒲犁国、竭盘陀。新疆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人自治县、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县, 以及和田地区、乌鲁木齐地区都是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另外三个民族是从清代起陆续从国外迁入我国的少数民族。

直至今天, 在新疆境内仍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回族、锡伯族、满族、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等十多个民族定居。特别是近几年由于人口流动速度和范围的提高、扩大, 目前新疆境内几乎已经拥有全国所有的五十多个民族成分, 真正实现了民族大融合。由此可见,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众多民族共同居住生活的地区。这些民族, 有的在发展过程中消失了, 彻底融入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的经过漫长的民族交流和融合形成了新的民族特质;有的则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民族。而且, 很多民族可追溯到相同或相似的源流, 只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 “在历史的长河中, 活动于新疆的各古老部族与近代新疆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显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7]70。因此, 从古代到现代, 新疆的民族构成呈现出流动变异的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民族群体的共同生活和努力, 才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西域文化、新疆风采。

摘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历史上新疆出现的各个人种、民族不断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 他们在汉文典籍中的称谓也不断演变。

关键词：古代新疆,民族,演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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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思勉.先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6]林干.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新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4

“察纳”一词, 出自蒙文。14世纪初的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一书中描述蒙古族祖先中的一支——森林兀良合惕部落 (即兀良哈) 人的生活时说:“因为在他们国内, 山和森林很多, 而且雪下得很大, 所以冬天他们在雪面上打到许多野兽他们制造一种叫做察纳 (jāneh) 的特别的板子 (笔者按:此句不通, 原文即如此, 当为排版错误) , 站立在那板上;用皮带作成缰绳, [将它拴在板的前端], 然后手拿着棒, 以棒撑地, [滑行]于雪面上, 有如水上行舟。他们就这样用察纳[滑雪板]驰逐于原野上下, 追杀山牛等动物。”1法国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中, 自称转引了名为《拉施特书》中的这段记载, 其文为:“拉施特说:‘他们住在广大森林 (台哈taiga) 之中, 不住帐篷, 根本没有牲畜, 以狩猎为生, 很轻视游牧人民。所居以树枝编结, 外用桦皮遮盖。冬天在雪中狩猎, 以木板系于足下, 叫做察纳’”2 (按:笔者以商务印书馆编译出版的两书相验, 文字出入不小, 《蒙古帝国史》中关于察纳的记载仅此只言片语, 而《史集》中还有一大段关于其形制和使用方法的描述。推其原因大概有二:首先可能是由于两书译者采用了直译和意译两个不同的译法, 但更可能是因为先人引书不甚严谨) 。该书译者龚钺在此处注文中说:“ (Tchana) 据科瓦列夫斯基《蒙文字典》III, 页2077, 是一种板 (雪橇) , 行于雪上的用具”3。

在古代汉文典籍中, 并没有使用“察纳”这一词语来指称这种滑雪板, 而是依古代汉民族的思维和用语习惯, 带有比喻意味地称之为“木”4或“木脚”5、“木马”6。《隋书》中描述蒙古族祖先中的另外一支——北室韦人的生活时有“气候最寒, 雪深没马……地多积雪, 惧陷坑穽, 骑木而行”7的字句。“骑木而行”, 就是以木为马、用作交通工具的意思, “木马”名称大约就因此而来。唐代以来记载这种“木马”的书籍不少, 但其内容大多雷同, 可以《新唐书》和《通典》为代表。《新唐书·回鹘传》中记载当时极北地区出乘木马的部落有很多, 如“拔野古”部落, “乘木逐鹿冰上”8;“木马突厥”部落, “俗乘木马驰冰上, 以板藉足, 屈木支腋, 蹴辄百步, 势迅激”9;“流鬼”部, “地蚤寒, 多霜雪, 以木广六寸、长七尺系其上, 以践冰, 逐走兽”10。《通典》除了关于北室韦、拔野古、流鬼使用木马的记载外, 还提到了“拔悉弥”民族, “国多雪, 恒以木为马, 雪上逐鹿。”11显然, 以《蒙文字典》和《史集》、《蒙古帝国史》对“察纳”的解释同汉文典籍对“木马”的描述相比较, “察纳”和“木马”名异实同。

此外, 由于语言的差异, 这种滑雪板在北方不同民族间有不同的名称, 如赫哲族称其为“克依俄勒”、“恰尔气克”或“齐纳愣”, 满族称为“恰尔奇克”, 鄂伦春人称“亭那”, 鄂温克人称“金勒”, 达斡尔人称“肯骨愣”等12。另外, 《清语择抄》中还提到了一种叫做“乌喇滑子”的滑雪用具, 当也属此类。综合分析以上这些名称, “木马”是汉文典籍采用的比喻性的说法, 从字面上看很难让人同滑雪板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一名词所指也不具有唯一性, 很容易使人将其与古代中外战争中使用过的同名的攻城工具 (如《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攻破特洛伊城所使用的木马) 相混淆;“克依俄勒”等名称, 知者相对较少;“察纳”一词所指唯一, 富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由为中外众多史籍所采用, 所以今天用来作为这种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滑雪板的专称更为合适。

那么, 察纳是什么时候发明的?是不是古代蒙古人发明的?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 现在已无从确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隋唐时期, 这种滑雪板已经在北方寒冷多雪地区居住的包括蒙古族祖先在内的众多民族和部落中广为流行。不仅是《隋书》、《新唐书》, 唐朝的《北史》、《通典》等多部典籍中也都有相关的记载;使用它的部落和民族, 古书记载有北室韦、拔野古、木马突厥、拔悉弥、流鬼等, 他们或属于蒙古语系, 或属于突厥语系。从现代的资料看, 则包括蒙古、满、哈萨克、鄂伦春、赫哲、鄂温克、柯尔克孜等, 生活区域遍及东北、内蒙和新疆的多雪地带。所以它应该是比隋唐更早时期的北方众多少数民族或部落的共同创造。

察纳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制造工艺和使用方面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呢?笔者找到“新华网·新疆频道”2005年12月24日一篇含视频的名为《新疆阿勒泰:脚穿“察纳”, 上山下山》的报道13, 截取了其中一些图片, 在下文中将以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详细说明。右图便是新华网记者采访身着蒙古民族服饰的阿勒泰市汉德尕特乡巴帕尔老人时的场面, 老人手中所持的就是察纳。

既然在汉籍中名为“木马”, 显然制作察纳的基础材料为木, 品种多为我国北方常见的松木、杨木、桦木等。其大小, 前面《新唐书》中已说约“广六寸, 长七尺”。《通典》载“其状似盾而头高, 其下以马皮顺毛皮之, 令毛着雪而滑, 如着木屐, 缚之足下。若下阪, 走过奔鹿;若平地履雪, 即以杖刺地而走, 如船焉。上阪则手持之而登。”14。综合以上信息, 再将唐代尺寸换算成现代的米制, 可知这种滑雪板长度约为1.3至2米之间, 宽约十几厘米, 板形如盾状, 前窄后宽, 而且前面头部略为弯起, 以免滑行中陷入冰雪之内。板中部则装有绑脚皮带 (如右上图) 。制作方法是以红松为基础板材, 将较窄一头的三分之一处插于滚水或火灰之中, 后用皮绳张起, 使其形成30度左右的弯度, 底部缚上马腿的皮, 在上面打两组对称的孔, 系上牛皮绳, 一副滑雪板就制成了 (见前述《新疆阿勒泰:脚穿“察纳”, 上山下山》网文) 。这些工艺和今天的滑雪板差别不太大, 只是略为简单一些罢了。

但是察纳还有两个独特的工艺:一是在滑雪杖方面。现代滑雪所使用的滑雪杖为一手一支, 每支一般在0.9至1.25米之间。而察纳所辅助使用的是一支比人身略长的木质撑杆。如前面《通典》中所说的那样, “以杖刺地而走, 如船焉”, 即使用时以这支木杆撑地滑行, 有点像旱地划船 (如右图) 。这种木撑杆倒是同挪威2500年前岩刻中“勒德于人”所使用的单支的滑雪杆极为相似。那么, 这究竟说明古人的智慧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还是提供了察纳和古代北欧滑雪器具渊源关系的线索呢?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与欧式风格的现代滑雪板相比, 察纳的第二道工艺特点, 是马皮包底。即前文通典中所说的“其下以马皮顺毛皮之, 令毛着雪而滑” (如右图) 。这种马皮, 多为马的前腿皮。将其包在板底的察纳, 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可以在冰雪中逆山而上!因为马前腿的皮没有绒毛, 不会很涩, 上山时毛是逆着的, 能起到良好的抓地作用。而且, 下山时毛是顺着的, 还可以减少阻力。这就是察纳以马皮包底的独特妙用, 所以它被形象地称为“毛雪板”。总体来说, 与现代滑雪板相比, 察纳的样式较为简单, 单支长撑杆使用起来较为笨拙, 板形也不具有现代滑雪板两侧内弯的工艺特点, 所以使用起来相对不够灵活。但是它在长宽度、弯头、脚部固定等方面都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滑雪板的特点。尤其是马皮包底、可以逆山而上, 作为它所独有的工艺特点, 更是引人关注。

除了出行、狩猎外, 这种滑雪板在功能上还有很多妙用。《史集》中还记载:“除自己踏着的察纳外, 他们还拖着连接起来的另一些[滑雪板]走, 他们将打杀的野兽放在上面。即使放上二、三千曼[重荷]花不了多大力气就可以轻快地行走在雪层上。”15这时候, 这种“连接起来的”数个察纳, 又起到了雪橇的作用。据《史集》这段文字的注释中考证, 二、三千曼可能达到6000-9000公斤之重, 虽然略显夸张, 但也可见其负载能力的出众。但是比起笨拙沉重的雪橇、爬犁、冰床等大型运载工具来说, 察纳的形体、重量更有利于携带。这有是其功能上的一大优点。另外, 《清语择抄》中还记载了努尔哈赤的部将费古烈领军着乌喇滑子日行七百余里解救友军之围的史事。从此, 滑行冰雪的技能也引起了清朝历代皇帝的重视, 乾隆时把滑冰 (当时叫做冰嬉) 与满语、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 冰嬉也成为检阅八旗队伍冬季训练的重要手段。每年冬天, 朝廷都会从八旗军中挑选1600多人集中到北京西苑三海进行统一的冰上训练和表演。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在还存有乾隆时命令宫廷画家据此绘制的精美的《冰嬉图》。这又是其应用于军事领域的见证。总之, 有了察纳为代表的这些滑雪工具, 在那些寒冷多雪地区居住了数千年的众多民族的居民们可以在冰天雪地中如“奔马”一般出行、狩猎、运输、打仗, 为生产、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以说, 察纳在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灿烂的文明史上, 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然而, 这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滑雪器具由于历史的局限及现代文明的冲击, 始终少为国人所知, 甚至在原使用者中也濒临失传, 所以这给抢救民族文化 (特别是少数民族古老文化) 的工作提出了一个相当紧迫的课题。所幸的是, 进入21世纪, 人们在保护人文遗产方面的意识有所加强, 例如新疆阿勒泰等地区相继推出冰雪旅游文化节, 使人们在享受阳光、白雪、羊肉串、奶茶、冬不拉之余, 还可以亲身体验使用这种我国特有的滑雪器具参加滑雪比赛的乐趣。使用察纳滑雪现在已经成为当地旅游项目中一个新的亮点, 这就使这种古老的滑雪器具重新焕发出生机, 具有了为振兴当地经济、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民族文化内涵服务的新的、独特的价值, 这也为以察纳为标志的我国古老的滑雪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不失为使民俗传统与现代文明较好结合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摘要：滑雪是广受人们欢迎的一项现代体育运动。早在隋唐之前, 我国古代东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就发明了察纳等滑雪用具。与现代滑雪板相比, 它不仅在制作工艺上独具特色, 还承担了狩猎、出行、运输、体育运动、战争、求生避险等丰富的社会功用。迄今仍在鄂伦春、赫哲、鄂温克、达斡尔、蒙古、满族等各民族人民中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形成了冰嬉等丰富的滑雪文化。在人们越来越重视保护人文遗产的今天, 重新认识和发扬以察纳为代表的民俗文化, 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5

发展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途径。纵观中外语言发展史, 除去战争, 殖民政策外、各民族语言自身的演变过程, 都是通过不断吸收外族语, 特别是较发达的外族语中的有益成分而发展起来的。根据连通器原理, 语言文化是流动的, 这种流动是双向的、不平衡的, 是从一种语言文化的富集区向一种语言文化的贫瘠区流动,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 也是通过语言的接触和影响发展的。吸收外来词是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外来词”, 又叫借词, 乃是一种民族语言从另一种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按照连通器原理, 本民族语言里没有, 而另一个民族语言里有的词, 便流向没有的民族语言里, 并吸收进去, 或者是“开发出来”即用原有的构词材料和构词方法, 构成新词, 供本民族使用。

外来词 (或借词) 是在两个民族交往和文化的流动中产生的。比如汉语中的“佛”是从梵语中借来的, “葡萄”是从古代西域借来的, “摩托”源于英语motor。一本《汉语外来语辞典》就收集了1万多外来词 (或借词) , 可见, 外来词是一个民族与外民族交往的纪录。所以借词又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回头看看汉语的历史, 假如没有佛教的传入,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汉语文化。然而, 中国文化中的佛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西域僧人翻译过来的。谈到古代西域翻译家的功绩, 维吾尔学者热扎克·买提尼牙孜先生主编的《西域翻译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记录了以鸠摩罗什 (344-413, 龟兹国人) , 慧琳 (737-820, 疏勒人) , 为代表的41位西域高僧, 从公元148-576年之间汉译佛经的业绩, 他们全都逝世在中原大地,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古代的新疆学者, 他们不仅仅是佛学高僧和翻译家, 而是博大精深的汉语文化的参与者, 而且还是汉语文化真正的建设者。

哈萨克斯坦著名学者、诗人奥勒扎斯·苏莱曼诺夫谈到两种语言文化交汇的时候说得好:

“通过相互作用语言才会发展。所有伟大的文化, 如果人为地中断它们与世界的联系, 就会停步不前, 甚至下滑。人类历史可以对此提供大量证明。文化的繁荣——这是数千年来不断地与其他文化接触的成果。语言也是同样属于此类情况。”

“借用外来语无论如何不是语言贫乏的象征, 而是语言发展的自然因素。”

“‘独立’文化只能存在于隐没在大海之中的孤岛上。失去和其他文化联系的文化才是‘独立’文化, 也就是孤岛文化, 它发展很慢, 其语言表达上也是极其贫乏的。”

不仅现代汉语文化吸收了许多外来语文化成分, 就是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文化都是如此, 所有的语言文化基本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先人门创造而代代相传下来的原始的母语文化, 一部分是通过借词, 不断吸收的外来语的文化。新疆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中都含有大量的借词,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不妨让我们对维吾尔语言文化做一番分析。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交汇之地, 新疆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许多民族有着经济和文化交往, 因此外语借词在新疆民族语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众所皆知, 现代维吾尔语言文字形成于11世纪的喀拉汗王朝。当时王朝的回鹘人因信奉伊斯兰教而改用由阿拉伯字母创制的哈卡尼亚文 (引自《新疆通志·第76卷·语言文字志》) , 由此, 在维吾尔语言中吸收了当时伊斯兰世界中盛行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据学者们统计, 维吾尔历史上的重要著作《福乐智慧》一书, 使用了约有6000多个根词和派生词, 其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就有500个左右 (参阅《新疆伊斯兰汗朝史略》, 宗教文化出版社, 1999年版) 。

1876年沙皇政府曾派军官A. H. 库罗帕特金到新疆南疆收集情报, 它在《喀什噶里亚》一书中这样写道:

“在喀什噶里亚, 几乎所有各地都通行着突厥语。整个地区的人都操同一方言。这种方言, 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其它中亚汗国所通行的方言。这种差异, 部分是由于和汉语混合的结果, 另一部分是由于不少物品的名称不同所至。……这个地区通行的计量名称和时间的划分方法, 都是袭用中国人的……”

由此可见, 从创制哈卡尼亚文的11世纪到1876年, 前后8个世纪, 当时维吾尔语中就有许多汉语借词。

自从沙皇俄国入侵中亚, 强迫中国签订《伊犁条约》后, 特别是十月革命成功以后, 由于苏联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 其水平事实上就比当时的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水平要高得多, 由于当时大量的中俄边境贸易, 由于新疆地方政府派出大量留学生去苏联学习, 特别是二战时期苏联通过新疆运送大量物资支援中国抗日, 由于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涌入新疆, 以及当时新疆有俄文会、俄文影院、俄文书店和俄罗斯医院等等原因, 俄语文化在新疆空前流行, 从而导致大量俄语词汇 (包括俄语从欧洲引进的外来词) 进入维吾尔语的 (主要是现代工业科技社会科学词汇) , 现代维吾尔语中出现诸如radio (无线电) , maschina (机器) , kino (电影) 等大量的俄语借词。

到了20世纪80年代, 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实力大大加强, 国民生产总值依据世界第六位, 是俄罗斯的近3倍。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下, 大量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科技、新工程进入新疆, 导致维吾尔语中涌进了大量现代汉语科技词汇, 如电视、手机、电脑、太阳能、火车、卧铺票、传真等等。

由此可以认为, 使用外来词 (借词) 不会同化一个民族。古代维吾尔人从11世纪起, 借用了许多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汇, 维吾尔人没有变成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 后来又使用了俄语借词也没有变成俄罗斯人, 同样的道理, 使用汉语借词, 维吾尔人也好, 哈萨克人也好, 都不会变成汉人。一切认为使用外来词 (借词) 就是被同化的观念是没有根据的。

综上所述, 外来词 (借词) 是在双语的对流中产生的, 可以说, 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道路, 是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的必由之路, 使用外来词 (借词) 乃是一个民族开放的的重要表现。从世界各国语言的发展来看, 没有哪一个发展中的民族语言, 是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言有一定的思想容量, 地方经济要发展, 民族要发展, 反映在语言上就要发展民族语言, 就要吸收外族语中的有益成分, 所以发展双语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化的重要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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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少数民族的下落 篇6

一、尚武精神与骑射文化的形成

突厥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少数民族,对于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其也是现代中亚多个民族的直系先祖。突厥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8年的北匈奴。6世纪左右,突厥人归附柔然,成为了柔然人的“锻奴”,主要负责军事武器的制造。西魏时期,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先是击败铁勒,夺得了突厥部族的领导权。后乘机攻打柔然,并且成功摆脱了柔然的控制,建立了突厥政权。鼎盛时期的突厥,骑兵数量达40万之众。隋朝初年,由于内部政治原因,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唐朝以后,以劫掠为生的突厥和唐朝发生了激烈的军事冲突。630年,唐太宗灭东突厥。658年,唐高宗灭西突厥。武则天时期,原突厥余部重新聚合建立了后东突厥帝国。唐玄宗时期,回纥崛起,后东突厥帝国灭亡[1]75。从突厥的历史不难看出,突厥是一个尚武好战的民族。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民族,每一个突厥人都是一架战争机器。他们不安于常居、追水草而牧,凡事都以武力定输赢。据史料记载,突厥人八岁就能够骑马、十六七岁便能够上战场打仗。此外,突厥人有着宁愿战死,也不愿病死的传统。因此,突厥人一旦上了战马,除非到死才会停止战斗。对于马突厥人有着一种独特的喜爱,由此也衍生出各种与马有关的体育活动。在突厥,不仅男性擅长骑马射箭,女性亦是如此。由于人口稀少,突厥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劳动力,必须掌握各种劳动技能,参加狩猎,甚至是战争。正是因为举国重视战争,举国参与战争,突厥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骑射文化以及和骑射相关的体育活动。

二、突厥的骑射训练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突厥士兵的装备是很差的,甚至可以说突厥的士兵主要负责的是战利品的运输,基本上不参与战斗的。在突厥,骑兵是主要的战斗兵种。鼎盛时期的突厥,骑兵数量达四十万之众。每次军事行动,都是倾巢而出。突厥骑兵凭借着非一般的骑射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始终保持着军事上的优势。事实上,在冷兵器时代,部队的机动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战争的走向。而突厥之所以能够组织起如此大规模的骑兵军队与其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以及社会风俗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2]94。

骑射是游牧民族自古以来的最为主要的生存方式。在突厥,弓箭是日常生活的必备品。除小规模的狩猎活动外,还存在着定期的大规模的集体狩猎活动。对于组织纪律以及战斗力的训练而言,这样的狩猎活动是必不可少的。据唐代高僧玄奘的描述,突厥狩猎活动的规模犹如一场军事行动,每次狩猎一二百人参与,其中包括女性。对于突厥人而言,参加射猎不仅仅是为了获取生存资料,同时也是自身军事能力和军事地位得以展示和确立的重要途径。除了狩猎活动之外,外交场合中射箭技术也是突厥人展示自身军事实力的重要舞台。北周时期,长孙晟出使突厥。宴席过后,可汗沙钵略要求长孙晟展示一下自己的射箭技术。当时,天空中盘旋着两只争夺食物的飞鹰。沙钵略让长孙晟射下一只便可,而长孙晟一箭双雕,技惊四座。隋朝时期,名将崔彭出使突厥,再次以惊人的射术让突厥叹服。

突厥的军事实力之所以强大,不仅与自身的骑射技术有关,同时也和突厥的弓箭制作技术有关。突厥自古以来以弓箭制作闻名。在归附柔然期间,突厥人主要负责柔然武器的制作工作,被称之为“锻奴”。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突厥的弓箭制作技术超越了古代的匈奴、鲜卑以及柔然等游牧民族。突厥所制作的弓长达1.5米,其射程、弓力以及命中率等方面都超过了当时唐朝的制作水平。此外,在弓箭的制作上,突厥也有所突破。突厥人所使用的箭镞种类十分繁多,除了制作简单的三翼镞之外,还有三棱镞、扁平镞等。从流传于世的《突厥语大辞典》记载来看,突厥人会根据目标不同,选择使用不同的箭镞,从而提升命中率和杀伤力。可见,突厥人不仅是射箭高手,而且是制箭、用箭高手。在突厥,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箭镞,名为鸣镝。鸣镝最早出现在匈奴时代,这是游牧部族所特有的一种武器。鸣镝是一种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其箭镞扁向带尖,冲力很大,即便身披厚甲也很难抵御[3]62。

突厥人不仅善于骑射,而且在养马方面也有特长。阿拉伯史学家曾这样评价突厥人:他们不仅是战士,而且还是马夫,马贩和兽医。可见,突厥是一个善于养马的民族,突厥人个个都是养马,护马的高手。除善于养马之外,突厥人擅长制作各种与骑马相关的用具。例如,马镫、马衔、马衣等。突厥的马具制作工艺十分精良,深受西域各族的喜爱。因此,即便在突厥国灭亡之后,突厥人凭借着自己的手艺生存了下来,并且和西域各族不断融合。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亚洲走向了欧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民族。

三、突厥民族的体育活动

唐玄宗时期,东突厥汗国灭于同族回纥人之手。回纥人在突厥汗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回鹘。回鹘吸取了突厥灭亡的教训,始终致力于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和当时国力鼎盛的唐朝始终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并且直接参与了唐朝安史之乱的平叛。在和唐朝的双边贸易关系下,回鹘的政治经济不断趋于稳定,强大的国力也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在回鹘统治时代,突厥民族的体育文化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由于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突厥人开始了大规模的体育活动。由于突厥人日常生活和马息息相关,因此马有关的体育活动自然成为了突厥人最喜欢的项目。

1. 突厥赛马。

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马成为了突厥人的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生产工具。突厥人对于马的需要不仅仅是出于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存的需要。因此,突厥人相比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更为重视马的存在,更为喜好一切和马有关的活动。赛马是突厥民族自古以来的体育活动,赛马是日常生活以及战争的必须。通过赛马,突厥人不断地选育良种,从而提升了马的耐力。赛马前,首先是选马。有经验的突厥人会挑选最为强健的马,并且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训练。训练一般为期三十天左右。训练的第一阶段称之为“吊马”。“吊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马听从主人的指令。“吊马”一般会从早上到下午。“吊马”之后是“驱马”。“驱马”就是让马尽可能多跑,这是一种超负荷训练,目的是为了增强马的耐力。驱马的过程中,要注意马的营养,不能够影响到马的体质[4]85。突厥赛马一般分为赛跑和赛走马两种。赛跑活动一般由部族头领负责,规模则视部族的规模。小则十余骑,多则两三百骑。获胜者可以获得牛羊等物资的奖励。走马比赛主要以速度、稳健和美感为比赛内容。其中,走马比赛的步法类型有两种:一种是马匹在行进中以一侧的前后肢同另一侧的前后肢交替迈步;另一种是处于交叉位置上的前后肢同时离开地面,而后又同时着地,交替迈进,只有在规定赛程内依照规则规定的走姿领先者才能获得名次。

2. 突厥马球。

马球是一项历史极为悠久的活动,对于马球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争议不断。但是,从目前研究的结果来看,马球很可能是游牧民族所共有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而言,突厥也是马球运动的发源地之一。马球运动对于参与者的骑术要求很高,由于竞争性十分激烈,因此极具观赏性。马球比赛时,一般分为两队,骑马飞驰击球,以进球多少定胜负,优胜者可获得奖励[4]85。据考古发现,古代突厥的球场长180米、宽70米,所使用的马球是用粗羊毛绳缠成团,外面用黄羊皮缝制而成,直径约12厘米。球棍呈铲形,长约1.2米,每队12名马球队员,手持马球棍,骑着骏马;场上设有前锋、后卫、守门员等岗位,每场40分钟,分上下两场,并且选用古老的木碗滴水的方法来计时。此外,突厥马球还衍生出“驴鞠”以及类似于现代的曲棍球项目。这些活动,在突厥后裔的维吾尔族人中十分盛行。

综上所述,突厥是一个有着悠久体育文化的民族,并且对于后世新疆、内蒙以及中亚等地区体育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突厥的体育文化与突厥的骑射文化有着紧密地联系,具有体育训练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特征。作为历史上,以及现代仍旧具有十分重要影响力的民族,突厥的体育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摘要：突厥民族自古以来尚武好战,形成了独特的骑射文化,以及各种与骑射相关的体育活动。突厥民族的体育文化,对于后世新疆及内蒙地区的民族体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突厥,回纥,体育,骑射,唐朝,南北朝

参考文献

[1]薛宗正.突厥稀见史料辑成[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

[2]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M].中华书局,2003.

[3]余太山.西域通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教学之我见 篇7

一、明确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友好交往为主, 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历史的进步

1. 各民族间的相互团结友好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各民族都对祖国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 所以在讲授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时, 应以维护国家的统一, 维护各民族平等、团结以及和平交流为核心, 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进行教学。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由于各民族的不断发展, 逐步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少数民族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过程中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些应该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2. 民族融合是我国历史的主流, 是进步的历史现象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的大国, 中华民族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 在历史上各族人民互通有无、平等互利, 这是我国古代民族融合的基本因素。我国的民族融合历经了春秋、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辽宋夏金元三大高潮。在讲课过程中, 除了需讲清各个时期各朝代民族融合的史实外, 还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 总结民族融合的主要途径;第二, 讲清民族融合的作用。

二、讲清各民族的发展历史

讲清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已消亡的少数民族更应重视, 这样学生获得的知识就比较完整系统, 而不是支离破碎的。

1. 匈奴:

我国北部蒙古高原的古老少数民族。战国时建立奴隶制政权, 秦汉时与中原政权处于或和或战的状态。东汉初, 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内迁, 北匈奴雄踞北方, 并控制西域。后经东汉的反击, 匈奴或降于鲜卑或南投汉朝, 大漠南北不见踪迹。西晋时, 居住于山西中、南部。304年, 贵族刘渊建汉, 后灭西晋。十六国时, 建前赵、北凉、夏三个政权。

2. 越族:

散布于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秦派兵攻打越族, 设置郡县, 移民。汉武帝时, 继续建立郡县, 加强同越族的联系和管辖。三国时的山越人与汉人共同开发江南。

3. 鲜卑和契丹:

十六国时, 鲜卑建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五个政权。其拓跋部建北魏, 后分裂为东西魏。契丹是鲜卑族的一支, 唐末开始农耕和定居。后建立契丹国, 改为辽, 与北宋对立, 后被金所灭。

此外, 还有突厥、回纥、南诏、蒙古、满族, 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讲好少数民族的重要人物, 高度评价对民族团结做出贡献的人物

各少数民族的重要人物对本民族历史的进步和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 对少数民族的重要人物要介绍他们的主要活动、主要贡献, 并对他们进行恰当评价。如讲述松赞干布时, 要介绍他统一青藏高原, 建立奴隶制政权, 与文成公主结婚等主要活动, 对他和文成公主为发展吐蕃经济文化, 加强汉藏两族联系做出重大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同时, 对课本内容讲述很少的重要历史人物适当补充, 如唐朝的金城公主, 课本上讲得很少, 授课时应作适当补充, 突出金城公主入藏的历史作用。

四、民族关系史的讲述还应特别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1. 关于中国各个朝代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 不同于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中国的战争, 不具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 任何民族的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 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进行的战争都是进步的。各民族人民为反抗剥削压迫而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的, 否则则相反。

2. 对民族英雄的认识。民族英雄是指中华民族在抗击外来侵略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 例如英勇抗倭的戚继光应视为民族英雄。而在中华民族内民族之间的战争中涌现出的杰出人物, 就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如岳飞抗金, 只代表了当时中国境内反对女真暴政的南北方各民族人民的利益, 但不能说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宋金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汉族与女真族政权统治集团之间所进行的战争, 都是国内战争, 是一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范围内发生的战争, 所以我们只能说岳飞是抗金英雄。

3. 怎样看待民族地方政权。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一些民族地方政权, 它们与中原汉族政权并存。如何理解和认识这种现象?这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因为民族发展的不平衡, 于是就有了利益冲突, 有反抗和斗争, 有分裂与统一的矛盾。民族地方政权的存在, 就是国家处于分裂时期, 而每次分裂都为新的一步创造了条件, 每个分裂时期都促进了民族间的进一步接触和融合。就全国而言是分裂, 而就局部而言又是统一的。每个民族地方政权都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为重新出现的全国统一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