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民间舞蹈（精选6篇）
福建民间舞蹈 篇1
引言
明朝沿海一带倭寇猖獗,为抗击倭寇,福建各地纷纷建寨筑堡,组织民兵、乡勇,习武练功,与凶恶的倭寇对垒,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人民战争”。事实证明,只要人民行动起来就能有效阻止倭寇的横行和沉重打击倭寇的入侵,最终取得抗倭的胜利。
福建自古就有聚族而居的习俗,而民间大兴土木,建寨筑堡始于明代抗倭时期。例如,据四库丛刊三编本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记载仅漳州境内:龙溪有24座土堡,漳浦有28座土堡,长泰有3座山寨,平和有3座土堡,诏安有5座土城、1座土堡,海澄有17座土堡,皆为抗倭时期所建。其中包括南少林太祖拳发源地之一的漳浦赵家堡。
土堡山寨是战争工事,而战斗人员就是那些掌握武艺的乡勇和民兵。这些土堡和乡勇在倭乱期间起了很大作用。例如明代林偕春的《兵防总论》说:“方倭奴初至时,挟浙直之余威,恣戮之荼毒于时。村落楼寨望风委弃。而埔尾独以蕞尔之土堡,抗方张之丑虏,贼虽屯聚近郊,迭攻累日竟不能下而去。……自是而后,民乃知城堡之足恃。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每一警报,辄鼓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过其地竟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验也。……埔尾、洋下诸堡,遂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民间抗倭,为提高战斗力,出现了众多专门训练乡勇武艺的堂会(武馆),如我们下文要提到的保安堂、忠义堂、大觉堂等,亦涌现出了与南少林武术息息相关的时中和尚、李良钦、邱一崶等一大批英雄义士。
1 南少林武术与东山抗倭关系
东山县是明代抗倭的前沿阵地,它不仅有官方抗倭军事基地“水寨大山”——铜山卫所,而且还有众多的乡村抗倭寨堡和训练乡勇的堂会(武馆),更重要的是有我们需要的有关南少林的第一手资料。
我们通过到东山调查,发现了直接表明南少林武术与抗倭关系的“皇明”碑刻,经县博物馆陈馆长拓片辨认大致记载如下:“张氏始祖四都渐山人也,元末相居兹土,因其地之塘而名曰张塘□□□嘉靖丙辰年末倭奴入寇,我都弗宁□□□□设险以守□□□□兹垒也,方圆三百三十丈,高二丈,砌以岩石,绕以垛垣□□□□众效其力□□□□而器械必精,勇力必奋,约令必严,奸细必调,贫穷必贷□□□毋以敌至而生畏心,毋以敌退而生急心,毋以我少而生怯,毋以我众而生骄□□□□夙夜戒饬,防乎其防,使闻声而寒敌心,不战而贼破胆……嘉靖癸亥岁正月吉旦(1563)南少林时中顿首谨撰。”这是极其重要的史料,是迄今发现有关南少林最早的记载,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这则史料可以说明:(1)明代福建人民聚族而居是广泛现象,人民群众自觉抗倭,宗族组织构筑堡垒和组织乡勇民兵是民间抗倭主要方式之一。(2)抗倭期间,为保家卫国,民间武风极盛,群众广泛习武,实行军事化管理,以实战为目的,练的是克敌制胜的武艺。(3)明代福建就有南少林,且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也有“器械精,勇力奋”的南少林武术高手亲自参加抗倭斗争之中,为抗击倭寇做出了贡献,是颇为重要人物。查东山无有冠“南少林”之名的寺院,而此时名副其实的、唯一的南少林寺?———福清少林寺已废(1489前)70年以上,自非所指;而据我们所查“有南少林之誉”的仙游九座寺,正值此时被倭贼火焚,由此推断“南少林时中”应与这座南禅寺院有很深的渊源关系。曾五岳、刘小龙等专家的考证结果证明了笔者的推论,时中和尚是古来寺开山祖师———明雪熙贤禅师的法裔,而古来寺源承“有南少林之誉”的仙游九座寺法脉,“戒律精严,文武同修”,天地会创始人道宗(达宗)和尚就是时中的徒弟。继而引发了南少林在与天地会有关的古来寺、长林寺、高溪庙、观音亭……等寺庙的传播,使得南少林繁衍开来,出现了“闽省处处南少林”的文化现象。
我们在东山调查另一重大收获是,当地人广泛演练的南少林武术———东山棍,其中有一套叫“吊起打”,就是当时为了抗击倭寇入侵而创造的。其中分为“过大的打”和“过小的打”,从演练者的说明中可知是专门对付倭刀用的。这套棍还有独特的练功方法,就是在倒扣于沙滩的数个大鐤(无耳大锅)上闪展腾挪进行练习。有资料记载:为抵御倭寇,铜山人民奋起自卫,组织保安堂多次设伏歼灭倭寇。又有南屿渔民摆下暗鐤阵,把鐤埋在沙滩中,倭寇上岸踩到上面,纷纷滑到,这时渔民伏兵出击,倭寇全军覆没。
由上可知,抗倭时期是南少林武术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南少林武术与民间抗倭关系非常密切。作为抵御倭寇的强力武器,南少林武术起到了致死致残致伤敌人的作用,为抗击倭寇,保家卫国作出贡献;反之,抗倭也丰富了南少林武术的内容(包括器械、套路、功法等),促进了南少林武术形成与发展。
2 南少林武术与李良钦等人抗倭的关系
时值倭患肆虐,沿海居民憎恨之极,他们构筑堡垒自卫,组织乡兵,成为明代沿海防御的坚强防线。例如,同安县令谭维鼎发动全县民众结社立寨,坚壁清野,训练乡兵,使之守望相助,加强防卫。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进犯金门,谭维鼎率乡兵渡海救援,后浦乡兵亦载火器渡海赴援,抵御住了倭寇来势凶猛的进犯。乡兵连战皆胜并擒阿士机、尼安哒等贼酋,余贼逃烈屿。在这种形势下同安古城李氏家族精通武艺的“南少林武术大师”李良钦亦积极训练乡勇,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抗倭斗争中。位于东孚诗山后寨后村的陡强山,其当年所建抗倭山寨“龙安寨”,至今还留有踪迹。为何称李良钦为“南少林武术大师”呢?下面通过我们查阅资料和实地调研所得来分析他与南少林武术的渊源关系。
李良钦(1490-1580)是同安古城李氏家族的重要名人,是一位颇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其族人现居厦门海沧区东浮镇山边村东坂社(与新垵邻村),李氏宗祠还供奉着李良钦的灵位。我们从其族谱上看到:“良钦李公,名三,讳天赐,公机宜超越,相貌魁梧,生性秉忠,操行端严,文韬武略,武艺超群,勇猛过人,少以任侠结客,得异僧齐眉棍法,后乃加为丈二,时闽浙沿海倭寇猖獗,公率地方百姓族中弟子,组织武会,设教四方传习棍法,成为丈二棍法一代宗师。公以武会友结识洪岱柴耙公,终成至交,传为佳话。”查清乾隆时期刊本《福建通志》有他一个小传,传云:“李良钦,同安人。少任侠结客,精于剑(棍)术,娴于韬略,大猷从而学焉。嘉靖间,大猷及戚继光扫平倭寇,制胜多出其谋。大猷上其功于朝,辞不就。年九十余卒。”从以上二文可知李良钦武术学自异僧,传于俞大猷,且是民间重要抗倭人物。
李良钦是一代抗倭名将和南少林武术中兴者的俞大猷的授业恩师,俞大猷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了异僧所传棍术,在其文献中也有记录。据俞大猷《正气堂集》李杜撰《征蛮将军都督虚江俞公功行纪》载:“(俞公大猷)始学骑射,指能知镞,辄命中。又从李良钦击荆楚长剑。法既得,良钦故批公手,公还与斗,良钦释剑,谢曰:‘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公既尽剑术,益悟常山蛇势,以为兵法之术起于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焉。”在被南少林武术奉为经典著作的《剑经》里亦有明确记载:“猷学荆楚长剑,颇得其要法……两人大门对打,他弱我用强,他强我弱让,两在高让。他先打下,我便进压,两在低让。他先提起,我便进,接连打杀。李良钦师父每每用此二步。”由此,李良钦是精通南少林武术的高手已确定无疑。
李良钦是武术大家,明代名将何良臣的《阵纪》也曾提及,他在关于拳法门派的论述中写到:“宋太祖之三十六势长拳……他如童炎甫、刘邦协、李良钦、林琰之流,各有神授,世称无敌”,但他接着慨叹说:“然皆失其传,而不能竟其奥矣。”其实,作为南少林武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宋(赵)太祖拳和李良钦所长的“荆楚长剑技”,并未如其所言失于流传,而是在八闽大地瓜瓞绵绵,薪传不衰,成为如今南少林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各有神授,世称无敌”的李良钦等人,除李良钦为俞大猷的师父外,童炎甫、刘邦协、林琰三位民间武术家都是俞大猷军中武术教师,把民间武术传于军中,俞大猷亦向他们求教过,俞大猷的武术成就与他们的倾囊相授息息相关,这在《剑经》中有明确记载。从俞大猷与几位武术大家的关系角度来说,他们也应位列南少林武术门墙之内。
前面我们从李良钦下传俞大猷的角度进行了“下撞”分析,下面我们对良钦公学自异僧来进行“上碰”分析。从李氏族谱知其“得异僧齐眉棍法,后乃加为丈二,时间闽浙沿海倭寇猖獗,公率地方百姓族中弟子,组织武会,设教四方传习棍法,成为丈二棍法一代宗师。”虽“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但族谱记载的可信度是需要结合历史事实加以分析的。初看“得异僧齐眉棍法”几字,外加其后人咬定为少林僧人所传,我们不由产生疑惑,怀疑是托名,因为当时少林棍术盛极一时,许多民间武术都附会本派棍法为僧人特别是少林僧人所传。然而这种疑惑只是暂时的,此后随着访谈的深入而随即解开。
李良钦的棍法得自“异僧”的传授,也就是说是僧人教的棍法,而“异”有“奇异”、“特别”之意,此僧特别之处在哪里呢?经分析我们认为在于:武艺高强,棍法出众,佛法高深,禅武合一,符合少林派高僧特征。名师出高徒,弟子李良钦及再传弟子俞大猷皆是武术大师,其师武艺高强自不必赘言。但为何要说其僧佛法高深呢?因为师从其僧后,李良钦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仅在武术上,更重要的是在信仰上!据我们访谈,其族人透露出一条极其重要的信息:自良钦后,李氏族人始尚佛家禅宗,一直延续至今。这是极其重要的改变,因为李姓自古以老子为始祖,所信仰的唯有道教。李良钦能让族人作此重大改变,首先说明其在族内有很高的地位;其次说明良钦所师为佛教禅僧情况属实,而且不是一般僧人,此僧必然佛法高深。而少林为禅宗祖庭,又以棍术闻名天下,而就在这一时期少林僧兵扬威海疆,重创倭寇,据此推理很有可能是经抗倭磨炼后的少林僧人云游到此地传禅传武;另一可能是福清少林寺刚刚废弃(1498前)不久,禅武同修的寺僧流散到此,由于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使其异于常僧;或者由于前文所提有“南少林之誉”的仙游九座寺为倭寇所毁,寺僧流散,教授良钦棍法也是极有可能的,因为有明确记载,“文(禅)武同修”的闽中寺院只有仙游九座寺,授业恩师寺院为倭所毁,良钦自然对倭寇痛恨至极,这也应是他组织乡勇奋起抗倭的直接动力之一。综上分析,无怪李氏后人众口同声:良钦公佛法与武功皆为源承少林。
通过上述“上碰下撞”法分析,李良钦的武术“上”学自禅僧,“下”传于南少林武术大师俞大猷,其棍术为典型的南派风格,外加我们采访现今南少林武术著名拳师,可以推定:李良钦公是一位南少林武术大师无疑;同时也是一位抗倭功臣,他的南少林武术为抗倭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据李良钦碑文记载,当年李良钦组织的民间抗倭力量,为保家卫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到之处攻无不克,把进犯厦门沿海的倭寇赶了出去。抗倭胜利后,朝廷多次要授官给李良钦,但均被辞谢。明天启二年(公元1582年)朝廷为纪念李良钦的功勋,特赠冠带并加封“名世干城”。“名世干城”的牌匾至今还悬挂于李氏祠堂。
另据我们到厦门新垵考察,走访当地著名拳师南少林五祖鹤阳门邱大昕师傅所得资料,也佐证了李良钦与南少林武术的关系。而且又涉及到南少林武术抗倭的另一个重要的民间人物———邱一崶。通过调查访谈得知:明代在文圃山下有两个代表性的民间抗倭堂会:一是忠义堂堂主李良钦,字天赐,号三,明代著名侠客,通文韬武略,武艺超群,早年踪行天下,得“杨门武艺”,结识两位好友,一位号称“铁扫”,一位号称“柴钯”,成为至交。后又拜一位少林僧为师,传授五祖齐眉棍法,再加为丈二。受其僧教化,背弃宗姓教门———道教,接受禅宗教义,崇奉佛法,无意功名,设教四方传徒,传其棍法与俞大猷,使之成为将才。
另一堂会是新安邱氏家族为首组织的大觉堂,堂主邱一崶,明隆庆间武举人,发动地方各姓族民组成一支以南少林拳棒镖牌武装的民间乡兵队伍,奋起抗倭,众多新安邱氏族人参加漳州万松关的松江战役,涌现多位英雄烈士,其中武艺高强的邱一亮、邱玉辉还生擒倭寇立功,朝廷勒赐匾额,虽今无存,但族谱有载。
忠义堂和大觉堂交往密切,两个堂主亦是好友,所以南少林五祖拳鹤阳门宋江阵至今演练之前还要立忠义堂和大觉堂的堂号(祭拜仪式),以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继承祖上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少林武术和拳拳报国之心。
宋江阵据传源自宋徽宗宣和年间,因福建仙游人蔡京陷害忠良,百姓恨其为人,民间为了歌颂梁山好汉的忠义精神,在闽南产生的一种整体性武艺演练形式。南少林五祖拳传人们认为:宋江阵的本质是武装队伍,展现古时候军队编制、阵容、阵势,体现整体武功水平和测验个人武功水平和特长,在明代抗倭时是专为训练乡兵而用,明代民间以宋江阵活动保卫家园抗击倭寇。台湾学者蔡敏忠召集的研究小组,在比较分析这种群体武术的阵式以及军事训练的特性之后,认为其是抗倭时期戚继光的鸳鸯阵蜕变而来,后随着明朝郑成功时期“寓兵于农”的政策而传播到台湾民间。
经过对南少林武术与李良钦等人抗倭的关系论述可知,抗击倭寇,保家卫国,正是这一时期南少林武术在福建民间存在的社会基础;勇猛、刚健、实用的军事用途则是其存在的价值所在;南少林武术的内容(包括套路、器械、功法、阵法等)因抗倭而丰富和壮大,其文化内涵以爱国爱族主义精神和尚武精神为核心。
3 结语
(1)南少林武术在明代福建民间抗倭中的作用:在明代,福建民间把南少林武术作为抗倭的重要手段,南少林武术是抗倭斗争的重要制胜因素之一,是荡倭灭寇的有力武器,在斗争中发挥着致死、致残、致伤敌人的作用,受到抗倭组织的重视,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军事上。
(2)明代福建民间抗倭对南少林武术的影响:时势造英雄,福建人民的长期抗倭斗争造就了南少林武术众多代表人物,促进了南少林武术内容(包括套路、器械、功法、阵法等)的丰富和壮大,促使南少林武术广为传播,使其技术定位在勇猛、刚健、实战的坐标上,其人文精神核心定型为爱国爱族主义精神和尚武精神;经过抗倭斗争的洗礼,南少林武术趋于成熟。
福建民间舞蹈 篇2
暨第一次学术年会上的致辞（2015年11月7日）
尊敬的王豫生会长，各位老师，朋友们：
大家好！
很荣幸在我校迎来福建省教育学会舞蹈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大会，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福州一中对来自全省各地市中、小、幼的音乐、舞蹈教师表示热烈欢迎，感谢教育部舞蹈教育专家高洁老师不辞辛劳专程莅临指导，感谢省巿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的领导老师光临，感谢省歌舞团知名编导赖琪锋出席此次大会。
说起我对舞蹈的最初认识，恐在座的笑话，那是六十年代末在小学学习时，看我姐姐跳“忠字舞”，演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那时我姐姐可自豪了，因为她是学校宣传队的成员，会跳舞。九十年代初我成为全国青年联合会成员，每年都有幸和全国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相聚。所参加的各种活动中，常常能看到全国青年舞蹈演员中的佼佼者的妙曼舞姿，也能体验来自西藏的青联委员带领我们一起学跳民族舞，知道了雪域高原出生的孩子会说话就会唱歌、能走路就能跳舞。我对于舞蹈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小时爱读《水浒传》，却不曾想过能用舞蹈来演绎这些英雄好汉。2009年CCTV舞蹈大赛上，北京舞蹈学院孙科的《逼上梁山》，将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雪夜上梁山的悲壮情怀舞得惟妙惟肖。后来又有一次机会受北大邀请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对其中的《长征路上》记忆深刻，六位扮演红军的青年舞蹈艺术家将万里征程的艰辛、坚毅在方寸中展现。一次次亲临现场的观舞体验，我深切地感受到舞蹈家的伟大，不是因为技巧，而是因为激情，我顿悟了现代舞之母玛莎·葛兰姆的名言“舞蹈的唯一目标是传递生命感觉”。上个月，我应邀参加上海中学的150周年华诞。恰逢国际艺术盛宴在沪举行，杨丽萍的原创舞蹈《十面埋伏》，上海芭蕾舞蹈团的《长恨歌》，广西歌舞院的壮族岩画音乐舞蹈诗《花山》，西藏歌舞团舞蹈诗《魅力西藏》，众多的原创作品让你心旷神怡，来自生活、源于民族的艺术作品自然更富生命力。见证这一支支精彩的舞蹈作品的诞生，又让我浮想联翩，什么时候我们的音乐舞蹈老师能用原创歌舞来体现中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呢？我更期待在舞蹈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学生们的艺术修养，引导学生们舞出自信，舞出信仰。我想，在与会代表的努力下我省音乐舞蹈教育事业一定能取得更好的发展。
福建民间标会的是与非 篇3
在今年信贷紧缩，到银行求贷无门之时，各地各种形式存在的标会实际上成了大量微小企业和普通百姓融资的重要渠道。建立在亲情、乡情、友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标会，具有零钱积整钱、资金筹措和获取利息收益等多重功能。
然而，由于游走在法律之外，福建、浙江等地不断发生“倒会”卷款潜逃事件，也让很多人谈“会”色变，避之不及。
有人视标会为天使，更有人视它为魔鬼。标会到底是互助互利救急兼理财的良方，还是彻底的空手套白狼“庞氏骗局”？一些民间标会为什么会演变为非法集资大案？
记者于是前往被认为标会发源地的福建，探访民间标会的真实状况。
普遍性生存的标会
福清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唐朝长兴四年，自“山自永福里，水自清源里，会于治所”中取山水各一字，定名福清。福清是全国著名侨乡，全市人口虽只有120多万，但旅外华侨却达80多万人，遍布东南亚、欧美等一百一十二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地处沿海开放地区，加之大量海外华侨资金的流入，福清的民间借贷一直相当活跃。标会即是在福清非常普遍的民间借贷形式。
“民间标会，是我国民间一种十分古老的信用互助形式，国外学术界称之为轮转储蓄与信贷协会(Rotating Savings and Credit Association)。”中国人民银行福清市支行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标会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时间按期举行，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个人使用。
“在会头优先无偿使用第一次会款后，以后按期由愿意付一定利息的会脚把汇款标走。不需要钱的人可以吃到这份利息。标到钱的人又在自己承受范围之内支付一定的利息，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互助的理财方式。”该人士说。
以一个常见的60人的千元会为例，所有会脚必须缴交1000元，会头第一次无偿获得首期60000元汇款使用权。第二个月的第二次聚会投标，其余59个会员按各自的资金需求情况，以自己能够承受的利息来竞标。
假设甲的标息最高，为200元，那么甲就得标，会头因已得标就变成死会，所以本月必须拿出1000元给甲，其他58个活会会员，则各缴交1000－200=800元给甲，所以甲可以一次借得1000＋（800×58）=47400元。尔后甲丧失投标权利，每个月要拿出1000元来交给下一个得标人。以此类推，第59个月轮到最后一人。此时，其他会脚都已死会，前面59人都必须缴交1000元给他，他可以一次得标59000元。标会至此结束。
“正常运作的标会是一种民间智慧。兼具零存整取、理财获取利息收益、信用融资备不时之需等功能。从标会的利息来说，利息比存在银行高，但又比民间高利贷低，所以，不管是对资金的借方还是贷方都是有利的。而且由于时间周期长，对借方和贷方的压力都不大。”福建专门研究标会的民间学者秦川表示。
7月的福清街头已经提前迎来烈日的炙烤，不过，有了市区几座绿意盎然的青山点缀，加上穿城而过的龙江凉风，倒也不给人酷暑难耐的感觉。
福清市区的成龙步行街，各类餐饮、服饰、百货等商铺林立，白天和午夜前，这里的人流都是熙熙融融，络绎不绝。在记者几天的调查采访中，接受采访店的老板中约百分之三十的人告诉记者“参与过”或者“在参与”标会。
一家面积达100多平米服装店的老板刘先生向记者谈及标会，显得颇有感情。刘先生现在身家过千万，除了在步行街销售代理各类品牌服装，在市郊还有自己的成衣厂。
刘先生第一次接触标会是在20年前，当时刘先生当兵刚刚复员回家，寻思着做服装生意，但父母都是农民，拉扯兄弟姐妹长大已属不易，家里没有一点积蓄。
为了筹集做生意的本钱，刘先生拿出当时自己仅有的300元钱，找了20个邻里和亲戚，起了一个“会”，自己作为会首获得了第一期6000元会款的使用权。
“可别小看这6000块钱啊，我就是靠着这6000元进服装、摆地摊起步的。没有这6000块钱，就没有我的今天。”刘先生如今还对当时参加他标会的乡亲们心存感激。
“2002年的9月初，我突然接到一个国外客户的圣诞节制衣大单。”他记得非常清楚，由于货款拖欠非常严重，当时他的制衣厂的账上只有不到一万元，工厂几乎处于半停产状态，而为完成订单需要原料进货款20万元。他拿着订单先后跑了工行、建行等多家银行请求贷款，但是都因为条件不合被拒之门外。就在无路可走之时，他再次求助于标会。
“当时什么也顾不了，只要能拿到救命钱怎么都行。”那一段时间，刘先生先后参加了五六个标会，每回都用最高的标息，“标”回来20万元，帮工厂解了燃眉之急完成订单。从那以后，他的服装生意转危为安，节节壮大。
存在自有其合理性
对于标会盛行的原因，厦门大学金融系副主任陈善昂表示，由于在东南沿海经济发展起步快，民营经济发达，民间资金需求量特别大，而民间资金也比较活跃，在此种情形下标会就必然盛行。
福建专门研究标会的民间学者秦川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浙江、广东等地民营经济异常活跃，规模迅速发展壮大，形成数额惊人的民間闲置资本。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一直处于相对低位、加之利息税的开征，而且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实际上负利率，也促使民间资本改变原先靠存入银行获取利息的投资理念，开始长期体外循环，以民间借贷等形式获取高于银行存款的利息收益。”
福建社会科学院一份专题研究报告分析认为，标会在江南、沿海等地区经久不衰，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原因。
首先，民间标会操作简单，而且主要依托亲情、乡情、友情等人缘、地缘关系，容易被接受。与正规的金融机构相比，在资金链条不断、会费和利息收缴正常的情况下，急需资金的参会者可通过“标会”筹集到所需的资金并付出他所愿意和可承受的利息。与银行信贷相比，民间标会融资方式手续简单，无须抵押和担保，符合广大居民小额融资习惯，通过口传心授，能够较容易掌握民间标会的组会规则，能够自行计算利息，不存在技术障碍。
其次，政策法规缺位也是“标会”滋生的原因之一。民间“标会”产生的直接动因是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民间资金需求，可以说“标会”是一种非正规的地下融资渠道和组织。目前民间标会的运作还没有法律依据，相关的政策法规是空白的。“标会”的产生没有法律约束限制，完全自发性，且组会方便。然而，正是“标会”的运作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法律保障，极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引发道德风险。
另外，利息收益的冲动，老百姓期望获取高于正规金融机构存款利息的收益。改革开放以后，广大城乡居民手头暂时闲置的货币资金急剧增多，存在货币增值的冲动，在投资渠道比较单一的情况下，民间标会的高回报自然成为一种投资选择。
秦川为记者算了一下账：按照标会的运行规则运转，一个标会必然是先中标的人从标会获取的现金流为负（相当于使用资金的成本），后中标的从标会获取的现金流为正（相当于提供资金获取的收益），至于赚多赚少要看会脚中标时承诺的利息高低。以10人参加的百元会为例，如果每个中标者都以3分利中标，也就是对100元本金，每个月支付30元利息，那么，第一个中标的人要为自己中标的900元会费在9个月内分期还款并支付270元利息，相当于一次借贷分期还款，月利率为3.33％：在第一个中标者和最后一个中标者之间，利息支出递减，利息收入递增。
“到了最后一个会脚时，他因为9个月都按期交纳会费得到回报，一次性拿回900元并得到其他会脚支付的利息270元，相当于零存整取，月利率同样是3.33％。这种利率比银行利率要高出很多。”他说。
危险的另一面
然而，随着民间资金逐年累积庞大，以及近些年来制造业等实业经营利润的下滑，加上房地产、能源价格飞升产生诸多暴利神话，游走在法律之外民间的标会，在不少地方开始发生变异，由“天使”变成了“魔鬼”。
莆田市与福清相连的福建是另一个民间借贷活跃的城市，该市经侦大队一位警官告诉记者，在部分人开始感觉正常的标会利息只能是“赚点小钱”之后，一些不法分子开始用高额的利息回报诱导人加入“标会”，并制造各种致富神话、投资神话，以高额利益诱使很多人源源不断地加入。
“标会”活动愈演愈烈，参与会众越来越多，融资金额也越来越大，“标会”的利息越来越高，大大超出了互助性质范畴，演变成高风险的高利借贷。不少“标会”实际上已成为非法集资行为，行为人已涉嫌构成犯罪。
在福建近年打击非法标会之前，一些地方的民间标会从月会变成周会、日日会。标会资金规模也由百元扩大到千元甚至万元。标会几乎变成了赤裸裸的传销。
不少人还“以会养会”，做起空手套白狼的“生意”。比如一个身无分文的人，借了200元，参加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一百元月月会，按规定交100元给会头使用，另100元为入会本金。他以30元的利息第一个中标，一下子标得3000元现金。这意味着，他在接下来的29个月里，每月要付130元，共付3770元。按说他又亏了770元，不过没关系。他可以用那3000元先还掉200元的借款，还剩2800元。再用其中2000元，参加一个由30人组成的一千元月月会，最少可以一下子标得30000元现金。除去用于养活百元会的3770元，他现在手头已握有27030元现金。很多人借此花天酒地挥霍消费，在资金最终无法接上时干脆一拍屁股跑掉。
莆田经侦大队警官告诉记者，公安机关近年来不断侦破了一些利用民间“标会”进行诈骗的案件。此类案件中不法分子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一般比较亲密，多为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或是熟人带熟人，受害对象大多是具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女性。不法分子多数表现出手头大方、经济周转灵活，信誉好，以假象取得受害者信任。受害者明知民间借款风险很大，但被高利息所引诱，往往掷下血本。
福建福鼎市最近公布的一个标会案例非常具有典型性。犯罪嫌疑人陈某仙是福鼎市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1994年，她在福鼎市城区购买了一栋房子，欠下了几万元钱。于是，陈某仙就想到了组织互助会、做“会头”赚取其中的利息差，从而周转资金。陈某仙原本以为可以利用做“会头”先收来的会钱还掉买房子的欠款，但没多久，陈某仙的互助会就出现了“会脚”标了会，领到钱后“跑会”的情况。
让犯罪嫌疑人陈某仙一下子陷入了更加窘迫的境地。没有其他生活收入的陈某仙只好“拆东墙补西墙”，通过再组织互助会来填补上一个标会产生的资金空缺。于是，十几年下来，做“会头”组织互助会成了陈某仙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仅2009年到2010年，短短的一年时间，她就组织了40场的民间互助会，几乎每天都要组织“会脚”标会。而她欠下的钱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去年11月份，陈某仙再也没有办法付给“会脚”会钱，她的互助会就这样彻底崩溃。
最终，警方查证陈某仙非法组织民间标会52场，向400多名群众非法吸收会款，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1400多万元，造成群众经济损失达320多万元。
2004年，福建福安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福安倒会案”，倒会案总规模25亿多，实际投入资金约4.5亿，涉及人数27883人，会头225人。福建福安标会倒会，是因为资金进入赌场后出现了亏空，福安标会第二大会头李住到公安机关自首，瞬间引发了标会的崩盘，让成千上万的“会脚”损失惨重，有80%的入会家庭受到影响。
区别对待立法规范
如何看待民间标会，到底是应该禁绝严打，还是应该疏导，让其阳光化生存，目前有关各方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司法界目前的声音是，标会只要超过一定金额且造成一定社会危害即是犯罪行为，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
福建某法院一位陈姓法官认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离不开融资，但这并不等于说，市场主体可以无视国家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而随意融资。许多私营企业主因为不了解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而在民间融资的过程中不知不觉落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陷阱，许多人因此而锒铛入狱。同时，许多投机分子设立“标会”，假借民间融资之名，大行金融资本运作之实，不仅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金融秩序，还埋下了引发民间激烈矛盾的祸根。
然而，多数金融专家学者的意见却是应该对民间标会进行立法规范，让其合法化生存。
福建江夏学院青年教师兰容英认为，标会在我国现有的民间金融形式中具有较高的效率、活力和竞争力，对县域以下经济的发展起着正规金融无法替代的作用。她认为，应该将标会进行契约法典化，用法律保证标会健康发展。为加强对标会的管理，标会宜由银监会实施监管。
曾多年研究民间借贷的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晋川认为，民间标会可以分为消费性标会和盈利性標会，对社会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应该分别对待。“为了解决居民的婚丧嫁娶、修房筑屋等，一般来说是属于消费型的，组会目的是解决老百姓在生活当中、消费过程当中碰到的一些资金的融通困难。没有生产经营活动的标会，则是以营利性质的标会。”他认为，以消费为目的的标会政府没有必要去禁止，对于以营利为目的标会，范围比较大，人数也比较多，而且风险也比较大，发生的不良后果也比较严重，应该是严厉取缔。
秦川也认为，可以将标会以“互助性标会”和“投机性标会”予以区别对待。当标会以借贷和储蓄功能为主时是互助性标会。互助性标会作为一种民间金融形式，有着其深厚的土壤，是当前以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活动的有益补充，既取消不了，也没有取消的必要，关键要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以确保互助性标会健康安全地运行。“当借贷和储蓄功能弱化，变成以追求暴利为主时则是投机性标会，司法机关可以保持严打态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则主张从标会的层级上进行区分。他认为，标的数额较小、停留在村一级别的标会不容易出现大问题；一旦到达乡镇一级，有外地人进来，就会出现人员混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容易造成风险。
陈善昂认为，作为一种古已有之的民间融资方式，对标会的作用，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其实，在另一个标会一度盛行的地区，浙江温州，当地不少民营经济在发展的最初阶段，都曾经依靠标会才得到第一笔发展资金。甚至有温州人拿它和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发明推广的农村小额信贷相比，认为运行成本低，方式灵活，充分利用熟人之间信用的标会，也可以得个诺贝尔奖。
“这句玩笑话说的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标会这种民间创造出的金融制度，如果放在中国农村和小城镇的特殊社会环境中，我们就会发现它有精巧和合理的一面。正因为这样，在加紧打击那些打着标会旗号的骗局之时，我们的金融机构也应当吸取标会中蕴含的民间智慧，像尤努斯那样创造出切合百姓实际的金融产品。”陈善昂说。
他建议应该由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讨，在相关法律的框架内给标会一个合法的地位。只有老百姓有了畅通的融资渠道，那些鱼目混珠的标会才有可能消亡。■
福建民间舞蹈 篇4
一、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堂现状
1. 教学方式单一
从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堂来看, 往往是教师讲述技巧, 学生练习, 教师总结这样的模式开展。且在教学中, 过分重视理论传授而忽视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并不利于学生水平的提升。且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不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 导致了部分学前专业的学生在课堂上玩手机、看小说等, 不利于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发展。
2. 教材相对落后
当前, 宁德职业技术学院 (以下简称“我校”) 所使用的教材虽然有对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的介绍, 但是介绍仅仅停留在表层, 具体的案例也是某幅作品, 缺乏对作品的深入分析。相对落后及狭隘的教材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学生掌握最新的知识, 对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3. 缺乏有效评估
当前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程的评估都是以期末的考试为主, 且评估中, 以教师的主观印象为主要评估因素, 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公平性。目前, 高职院校缺乏对学生技能水平的动态评估, 这是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堂存在的问题。
二、巧用福建民间美术资源创新美术课堂教学方式
为了进一步培养具有综合能力和素养的幼儿教师, 我们通过巧用福建民间美术资源来创新美术课堂教学方式, 具体措施如下。
1.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培养学生创新意识
对于学前专业的学生来说, 创新意识十分重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今儿园教师打击幼儿的这种天性, 幼儿很容易感到失望。因此, 在学前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中, 教师尤其要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只有有效地培养创新意识, 才能够在今后的工作中尊重幼儿天性。
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丰富学生的文化生活, 让学生感受到多姿多彩的魅力文化。且学生身处其中, 能够充分激发美术创新欲望, 释放个性潜能。在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与教学的结合中, 学生能够潜移默化地创新自己思维, 培养创新意识。而创新意识不仅可以在美术作品创作中得以应用, 还可以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得以有效地利用。
2.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随着当前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部对幼儿的健康发展十分重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以下简称“《指南》”) 中提出: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 要注重领域之间、目标之间的相互渗透和整合, 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协调发展, 而不应片面追求某一方面的发展。《指南》要求中的整体发展前提是幼儿教师拥有较高的综合能力。其中以幼儿教师的动手能力尤其重要。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切实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中, 有很多需要自己动手去操作的, 比如灯彩、漆画、石雕等, 只有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自己积极去动手, 才能够领略到福建传统民间美术的魅力所在, 而在领略的过程中, 学生的动手能力也随之增强。学生拥有的这种动手能力, 会引导其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将动手能力传授给幼儿, 促进幼儿的健康发展, 达到了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目的。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切实提高学生的合作能力。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的创作过程中, 并不是一个人单独完成的。大家在传统民间美术资源的学习和创作中, 不断磨合美术作品的创作创意, 各自分工, 切实有效地让学生在创作中感受合作乐趣, 在合作中享受创作趣味, 提高学前专业学生的合作能力。学生合作能力提升了, 能够更好地在今后的工作中与其他幼儿教师、幼儿及幼儿家长等沟通、共处。
3.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引导学生个性追求
每个学生都有每个学生的个性, 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也十分丰富。基于此, 教师要结合学生的个性来进行教学, 比如有的学生喜欢年画, 有的学生喜欢石雕, 有的学生则喜欢花灯。在民间美术资源应用之前, 教师可以在班级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调研, 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拟定小班化教学, 针对学生所喜好的福建传统民间美术资源的类别, 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追求,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起到相对理想的教育目标。
巧用民间美术资源, 注意发挥学生的优势所在。学前专业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但是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存在着差异。针对这种差异, 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 给予学生一定的自主权, 可以根据学生作品的实际情况, 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兴趣爱好小组, 以小组合作的方式选择民间美术资源的学习, 更好地让学生进行美术练习, 促进学前教育专业美术课堂和谐氛围的构建。
另外, 在福建传统美术资源的应用中, 除了有福建本地的学生之外, 也有外地的学生, 针对这种情况, 教师要适当照顾外地的学生。比如, 我校有山东省的学生, 那么我们就将潍坊风筝应用到课堂上, 山东的学生看到了自己家乡的资源, 会淡化因为家乡资源应用而导致的一种排外感, 也能够积极参与到美术资源的应用与作品的创作中去。
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 在福建省传统民间美术资源的应用中, 要有效地把握一个度, 教师在资源引用的过程中, 不能贪多求广, 而应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 特别要选择学生喜欢、感兴趣的项目先行尝试, 而后再逐步推广。只有这样, 才能够切实发挥学生的个性, 有效地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方面的人才, 为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一定的人才基础。
三、总结
对于传统的民间美术资源, 我们应该在保护的基础上有效传承, 在传承的基础上秉承特色。将福建民间美术资源合理地应用于教学上, 让学生进一步领悟到民间美术资源的特色及其价值。民间美术资源的教授往往采用师徒式传授;学校则是集体教学, 而且可以利用各种现代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在福建民间美术资源运用的过程中, 需要切实有效地将民间美术资源与现代学前教学结合, 培养学前教育专业人才。
摘要：随着当前我国学前教育事业质量的发展, 对于学前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从当前学前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来看, 多存在着培养目标定位不准、层次不清晰、教育脱离实际等情况。这一教学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前教育专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美术科目, 其自身具有抽象性, 如果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没有较深的知识积累及自身见解, 很容易导致其美术教学能力有限。基于此种情况, 笔者通过多方走访, 查阅各项资料, 在教学中, 巧用福建民间美术资源, 培养学前教育美术专业人才。
关键词：福建民间,美术资源,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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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青.高专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的思考[J].教育探索, 2009 (08) .
福建民间舞蹈 篇5
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 并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 它生存于劳动者深厚的生活土壤中, 不受功利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制约, 体现了人类艺术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品质, 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和生活情趣。漳浦剪纸、柘荣剪纸、泉州李尧宝刻纸这三项作为“中国剪纸”的子项, 已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丈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意味着福建的剪刻纸艺术拿到了世界“非遗牌”。
本次大赛是首次由政府部门作为主办单位的全省性民间剪纸职业技能竞赛, 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 各地踊跃报名。漳浦、柘荣、浦城等地参赛选手, 得到了剪纸特色区域当地政府给予的大力支持, 派出了强大的阵容参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05名选手中, 年长的74岁、年轻的16岁。他们中有为弘扬民间剪纸尽心尽力, 作出较大贡献的民间剪纸老艺人, 有在民间剪纸艺术创作中脱颖而出的年轻技能人才, 还有职业技术院校和智障学校的学生, 集聚了全省各地民间剪纸业的优秀代表、核心骨干。
福建民间舞蹈 篇6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认为,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且社会意识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效不断凸显, 社会经济活动的活力日益高涨, 这一社会存在在不断成长的态势下, 不断影响着经济社会制度, 从而催生了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但是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毕竟是粗线条的改革, 对于很多小规模的资金活动并不完全适用, 也不必要, 因此, 一些仅需小规模资金流转、资金的短时性信贷以及基于身份关系的资金周转等信贷形式开始流行。这种资金较少、规模较小、可行次数不受限的信贷, 正好迎合如今快节奏的经济社会形势, 其“短、平、快”的操作模式也为众多市场经济参与者, 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所青睐。这种社会意识逐渐演化成型, 并影响着经济社会, 便形成了一种资金信贷形式:民间借贷。
(一) 民间借贷的定义
民间借贷, 作为一种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民间资金流通方式, 其本身的灵活性决定了很难对其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因此, 国内外学者也是众说纷纭, 观点众多。张书清就认为“民间借贷是相对正规金融而言的, 是指在金融体系中没有受到国家信用控制和监管机构监管的金融交易活动, 包括非正规的金融中介和非正规的金融市场[1]。”孙昌兴的观点是“所谓民间借贷是指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政府监管和控制的, 未受法律有效保护的各种投资和资金信贷活动[2]。”相比之下, 戴建志则认为“民间借贷是指, 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者许可, 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3]。”这种私人间的借贷, 即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所需资金货币, 双方约定借款事项, 待约定期限届满, 借款人将所借取之款项返还借款人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普通的借贷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 这样的借贷行为并不属于法律的规制范围内, 而且, 我国现在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制民间借贷。但是从民间借贷的定义上来看。它的运作都是游离在“国家金融体系和监管”之外的, 也就是说, 它在实际上并不被国家所明确承认, 只能说“法不明文禁止”罢了。这种在国家管控之外的经济活动, 虽然建立在看似非常牢固的借贷关系人之间的相互信赖之上, 但一旦逾越法定界限, 对国家的经济秩序和金融体系会有些许侵犯, 或有触犯刑律之虞。
(二) 民间借贷的特征
1. 民间借贷其本质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 必定会受民法的保护。
作为平等主体之间形成的债权关系, 债权人有根据书面或是口头协议向借款人提供相应金额的义务, 债务人有在借贷期限届满后向债权人还款付息的义务, 如果当事人一方有侵犯对方权利或者不履行义务的行为, 则需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民事法律关系, 通常是建立在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信赖关系上的, 借款人通常是出借人的亲友, 通过“人情”关系建立起桥梁, 确定了借贷的权利义务关系。
2. 民间借贷有非常大的自由度。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秉承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之间的自由度极高。对于借贷的数额、借贷的期限、利息的额度等相关事项, 都由当事人双方自行协商约定, 且民间借贷没有法律规定的明确方式, 并不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出借人和借款人之间的约定内容, 只要不违背国家法律规定, 不违反国家政策精神, 都是应当允许的。只要双方就约定达成合意, 借贷合同则告成立。
3. 民间借贷中的借款人所用于出借的标的必须是其拥有所有权或者是其有权占有、使用、收益的款项。
资金来源的合法性是民间借贷合法有效的先行条件。民间借贷因其简洁、易行的操作方式, 流行于我国, 简洁、易行的特点是通过牺牲掉大量程序性环节来实现的, 但同时也给了别有用心的人更多的可乘之机。正因此, 对于民间借贷款项的合法性更需要明确。在实践中, 一些民间借贷人将自己管控的资金借贷予他人, 如果还款期届满时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导致借款人无法按期履行义务, 出借人无法按时收回款项, 极有可能因此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甚至触犯刑法。
4. 民间借贷具有有偿性。
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 不仅因为其巨大的需求量, 以及“人情”使然, 还在于之中的确有利可图。民间借贷订立合同通常是有利息的, 无利息或较低利息的民间借贷大多出现于亲友之间。有较高利息产生的民间借贷大多是有中小企业参与的, 这些企业因为生产、扩大再生产等需求资金, 以获取更多利益, 出借人据此要求借款人分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 而分享利益最直接的方式便是为借款支付利息, 对于双方而言这是一条共赢的途径, 借款人通过借款获得资金周转解决资金链条上的困境或是用于扩大再生产, 另一方面出借人通过自己的资金生产资料取得利息收益。民间借贷的有偿性对于借贷的用途、数额和期限起着极大的调节作用,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 因而也就成为研究民间借贷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二、南充市、福建省两地的实地调查分析
民间借贷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规范化的民间借贷对于助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撬动民间资本, 提高经济活力也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民间借贷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资金链的断裂, 大量的“跳楼”和“跑路”事件, 这些都警示我们整顿民间借贷行业迫在眉睫。2012年左右, 我国政府提出民间借贷“阳光化”, 期望使民间借贷从“地下暗流”变成“地上活水”。在政府的号召下, 投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和小贷公司大量出现, 据调查显示, 至2010年6月底, 南充市仅有14家投资理财中介服务机构登记注册, 但到2012年6月底, 却猛增至76家。福建省小额贷款公司从2011年的44家, 迅速增至2014年的110家。与之相对应的, 民间借贷各类案件也在快速增多, 福建省2012年、2013年、2014年, 全省法院分别新收各类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9741件、57182件、74907件, 结案标的总额分别为203.84亿元、271.00亿元、333.48亿元, 新收案件数年均增长20%以上, 详情见图1、图2:
南充市两级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也呈总体上升趋势, 2011年新收1360件, 2012年新收2121件, 2013年第一季度新收563件;标的总额持续上升, 2011年标的总额为24亿余元, 2012年标的总额为28亿余元, 2013年第一季度标的金额总和8亿余元, 详情见图3:
迅速的发展也使民间借贷市场显得极为混乱,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民间借贷难以界定。对于此问题, 我们对南充市、福建省两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发现并总结了以下观点:
(一) 政府及司法机关行为不当导致民间借贷危机影响扩大
在两地的调查中, 我们发现, 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前后, 出现了政府限制企业进行破产保护, 迫使民间借贷公司继续经营, 以及民间借贷企业主在监狱办公等现象。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两点, 一是政府为了防止民间借贷公司被大量投资人挤兑, 以延缓借贷危机的爆发, 二是部分政府官员可以为减少自身损失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这些行为不但不能帮助企业进行自救, 反而加重了危机爆发所带来的企业和投资人的损失。在危机爆发后, 司法机关为迅速结案、平息社会舆论, 迅速查封并低价处理企业资产, 使得投资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对于民间借贷公司则施以刑罚处罚, 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并从重量刑。这种现象, 在中小城市政府控制力相对较强的地方较为常见, 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
(二) 行业协会和政府是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的主力, 但规范民间借贷仍然迫切需要法律规制
民间借贷由于其自身的松散性、盲目性和不规范性, 依靠民间借贷主体自我净化是难以真正使民间借贷有序发展的。在南充市, 我们调查发现, 当地调整民间借贷公司的主要手段有行业协会联保和政府控制市场准入。行业协会联保是由各协会成员平均出资一定金额交给相关监管部门作为保证金, 以确保某一成员的固定资产不够赔付时, 用保证金补足差额。行业协会联保有利于增强民间借贷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和民众对民间借贷公司的信心, 但是这种模式在面对市场大环境萎靡的情况下难以起到有效的作用。政府控制市场准入是一把双刃剑, 在一方面对于政府在整顿市场失灵时, 有其独特的优势, 有利于对民间借贷公司进行合理整顿, 而另一方面也会不利于市场调配资源的灵活性, 造成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在福建也有相类似的调整模式, 但是近年来民间借贷案件的数量总体上呈快速增长的趋势, 说明仅靠行业协会和政府引导是难以真正使民间借贷完全阳光化的。2013年11月22日, 中国首部民间借贷地方法律《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获通过, 该条例及《实施细则》于2014年3月1号正式实施, 让民间借贷正式开始走上合法的轨道。调整民间借贷, 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违法行为, 更加迫切地需要全国统一的法律进行规制。
(三) 民众眼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合法的民间借贷界限模糊
民间借贷是投资行为, 必然存在着相应的风险, 并且一般民间借贷的利率都高于银行, 所以其风险高于银行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在两地的实地调研中, 我们发现民众往往面对民间借贷公司合法破产时没有足够的理性, 常采取静坐等极端手段迫使政府做出并无法律依据的保护行为, 这也是政府在借贷危机爆发后作出一些不当行为的原因之一。民众在危机爆发后往往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公司的行为被司法机关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借此来挽回自己的损失。要解决这一问题, 要靠政府、司法机关和民间借贷行业进行大力宣传, 使民众认清非法吸收公共存款和合法的民间借贷之间的界限。
(四)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型日趋复杂与多样, 出现众多新动向
近年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发案情况日益复杂, 形式更加多样, 手段更加隐蔽, 欺骗性不断增强。一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采用如种植、工程项目、投资入股、消费返利、投资办学、出售商铺、发行股票认购保险等方式, 但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手段类型, 如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 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设立假的P2P网络借贷平台, 以高利息为诱饵, 采取虚构借款人及项目、发布虚假信息吸收公众存款, 最后关闭网站携款潜逃;以毫无价值或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勋章等所谓的收藏品为工具, 声称有巨大升值空间, 并且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 引诱群众购买, 然后携款潜逃等。从这些新的类型看,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类型呈现了利用高科技手段、网络平台、境外资料、养老等公众需要等新特点, 使得对其的识别和追讨赃款更加艰难。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合法民间借贷的理论界定
当民间借贷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开始不良发展, 不可避免地有触犯刑法的风险。民间借贷行为在现行法律中并未明确说明, 更没有一部专门规制民间借贷问题的法律。对于导致民间借贷行为的罪与非罪问题难以确定, 何为合法的民间借贷何为非法的民间借贷难以区分, 特别是合法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更加难以区分, 让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案件时难以抉择[4]。因此, 我们对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做了以下分析:
(一)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非法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非法性即未经国家有关机关批准, 以多种手段吸收他人存款, 为非法之事, 并造成了扰乱了国家经融秩序的后果。体现非法性的关键点在于:未经国家批准、借款是为非法目的、给国家经融秩序造成了损害后果。然而合法的民间借贷形式往往是多样的。从南充、福建两地调查所得结果可知绝大多数民间借贷公司是在国家有关机关依照法定程序登记注册的, 其借贷活动受国家有关机关监督管理, 而且公司的运作也是根据各个地方政府制定的法规进行。另外, 公司实施借贷行为所用的资金来源亦是合法, 所用于的借贷目的也未进入法律禁止的范围, 这所有的合法性特质, 足以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区分。
(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公开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公开性即通过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宣传。这一特点主要突出两者在传播对象上的区别。“公众”其实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词。“公众”包涵哪些人?应该如何界定?“公众”的数量标准是多少?“公众”中的特定对象又该怎样理解?对于这些问题,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中作了明确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 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 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达30人以上, 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达150人以上”。虽然《解释》对人数以及对象规定得比较细致, 但是仍有疑问可寻。比如“亲友”的范围又变得模糊不清了。如今社会人际关系十分复杂。亲戚关系还能比较清楚地界定, 即血亲和姻亲。但是同样存在“亲戚的亲戚是否还是本人的亲戚?”的问题, 这点上的认定, 依然对认定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影响。更加难以认定的是“友”这个问题。到底怎样的关系才算是“友”呢?这是个非常难以认定的范畴。是见过多少次面以上算是“友”?还是一起吃过多少次饭以上就算是“友”?如果这样界定显然是滑稽可笑而且不严肃的。因此, 对于这点, 笔者认为对于“友人”应当给予一个更加稳定的范畴加以界定, 从关系缘起、共同相处的时间和频率以及相互之间的评价等多方面综合考量, 较为适当。最后, “向公众宣传”这一行为也并不十分明晰。比如说, 本身行为人只是向自己的亲戚借款, 但亲戚通过向他人转述, 使他人得知并让行为人得到了此人的钱款, 是否属于“宣传”的范畴呢?在《解释》中同样没有做出相应规定。笔者认为, “宣传”的效力, 应当止于第一次的信息传播, 也就是说, 信息的再传递不应属于行为人的“宣传”。相比较来说, 民间借贷在对象范围上相对较窄, 多数为基于“亲友”之间的信赖关系而建立的, 也刚好是《解释》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犯罪形态中排除的这一部分。同时, 在信息的再传播上应该认定地较广一些。也就是说就算是非“亲友”之间, 若属“亲友”转述和信息再传播知晓而提供借款的, 应当认定为是民间借贷的范畴。
(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破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具有破坏性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这一行为会破坏金融市场, 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破坏国家金融秩序为目的, 而民间借贷的行为目的是为生产经营提供资金, 两者行为主体的主观目的大相径庭。因此, 在考量一个行为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民间借贷的时候, 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的行为目的, 简而言之, 考量他的主观目的到底是为了“破坏”, 还是为了“生产”。从可以感知的客观方面去揣摩其主观意图, 这样在实践中才具有可操作性, 才不会使通过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扰乱金融秩序这一构想成为空想[5]。作为两者区分最为关键的一点, 把握住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才是抓住了辨析二者的法门。
四、结语
通过对南充、福建两地的实地调查分析, 不难看出, 民间借贷“阳光化”过程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第一, 政府对于民间借贷的规制不够谨慎, 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这样不仅会影响其自身优势的发挥, 还将给金融体制改革释放错误讯息[6]。第二, 民众的法律意识也较为单薄, 多数上当受骗的民众怀着投机心理, 这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趁。第三,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型日趋复杂与多样, 欺骗性不断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增强。第四, 对民间借贷行为缺乏全国统一的法律规制。就目前来看, 我们所发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但足以看出民间借贷急需受到合理规制。民间借贷作为一种民间资金流通方式, 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我们不能因为民间借贷行为存在一些问题而全面禁止民间借贷行为, 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引导居民理性投资才是当务之急, 特别是加强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教育宣传力度[7]是重中之重。并且, 国家还应当尽快出台一系列有关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 让民间借贷行为更加规范化、合法化, 从法律的层面上为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如何界定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供借鉴。
摘要：中国民间借贷近年来发展迅速, 然由于法律缺位及民间借贷自身缺陷导致纠纷频出。在对四川、福建两地的实地调查中显示, 民间借贷引起的犯罪逐年增多, 对此司法机关主要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断。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虽表现形式上十分相近, 然确为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文件, 对二者做出界定, 以期对司法机关的裁判提供帮助, 并引导我国民间借贷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间借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地调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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