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指标（共12篇）
经济发展指标 篇1
2015年3月15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中外记者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 谈及治理雾霾与经济发展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首先作了个声明:“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有很大变动, 就是把节能减排的指标和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放在一起, 放在很靠前的位置, 从调结构到提高油品生产实物的质量等, 都和治理雾霾等环境污染相关联。”
李克强说, 今年治理雾霾的要害就是要严格执行新出台的《环境保护法》, 对违法违规生产排放的企业, 不论是什么样的企业, 坚决依法追究, 甚至要让那些偷排偷放的企业承受付不起的代价。
他强调, 对环保执法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和能力建设, 不允许有对执法的干扰。环保和执法部门要勇于承担, 对工作不力的也要问责。“《环保法》的执行不是棉花棒, 是杀手锏。”李克强说。
李克强表示:“治理雾霾等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有责的工作。可能有人说人们一时难以改变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 但人们可以率先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经济发展指标 篇2
2014年02月21日07:20 中国青年报 我有话说
每到新的一年开始，各省区市都要发布上年接待旅游人次和收入的数据，今年也不例外。据笔者初步整理已公布数据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北京、湖北、湖南、贵州、山西、福建、陕西、云南、河北、广西、吉林、黑龙江、新疆、甘肃、海南、西藏、青海、宁夏（按各自公布的旅游总收入数字排 序）23个省区市的旅游总收入达5.5万亿元。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初步数据，2013年全年旅游总收入达2.9万亿元，23个省区市旅游总收入已超过全国 旅游总收入2.6万亿元，估计各省区市旅游收入之和约为全国数据的两倍。再就年增长率而言，全国旅游总收入比上年增长14%，23个省区市公布的年增长 率，其中只有3个省市低于14%，在14%～20%之间的有8个，在20%～30%之间的有9个，在30%以上的有3个。
国内旅游统计数据缘何失真
国内旅游统计数据“纵向不能加，横向不可比”的现象由来已久。据笔者统计，2004年各省区市上报的旅游收入之和为国家旅游局公布数据的2.7 倍，2010年为2.3倍，2012年为1.9倍。在GDP统计中固然也有此现象，但没有如此悬殊。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为56.88 万亿元，各省区市数据相加是58.94万亿元，两数据相差并不悬殊，而旅游数据却有两三倍的差距，足见问题之严重。出现这种情况，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统计标准。现行的国内旅游的统计标准规定，“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10公里以上，出游时间超过6个小时，不足24个小时，并未在境内其 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过夜的”，都算作“国内游客”。按该标准，城乡居民不过夜的游憩、娱乐、医疗、购物和会议活动只要出游距离10公里以上、时间超过6 个小时，就可算作“国内一日游”，如逛庙会、游公园的游人都算作了“国内游客”。其次，国内旅游的统计渠道不统一，造成了重复统计。目前，各地国内旅游游 客的统计渠道不尽统一，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各类旅游住宿设施的住客人数，二是各类旅游景区景点游客人数，三是旅行社接待人数，把三者合起来统计，因而往 往1个游人被重复统计了。再次，由于旅游的跨行政区域的流动性，而统计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一个游人跨省界、市界、县界游览，被几个行政区多次统计。
但是笔者认为，造成目前国内旅游统计数字失真的原因除了上述统计标准与方法的问题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旅游政绩评价以及由此引发的浮躁、浮夸风。
多少年来，旅游接待人数与旅游收入成为衡量全国与地方旅游发展的主要指标，当然也就成为衡量旅游政绩的主要标志。目前，各级旅游统计机构都是旅 游主管部门的子单位，入境与出境游客的数据由公安部门出入境管理处公布，国内旅游人次、收入与总收入等公布的数字一般不是由统计部门决定，而是由部门领 导、往往是第一把手决定的。多数情况下，公布的年增长率，今年要比去年的高一点，本届领导要比上届高一点，本地比邻近相似地区高一点似已成常态。也由于统 计国内游客的确切人数与收入有相当的难度，旅游总收入＝游客人次×人均花费，这两者又很模糊，若游客人次与人均花费高估一点，旅游总收入就会增大许多，因 此旅游统计本身的特点又使错报、虚报、谎报比较容易，即使错报、虚报、谎报了也很难查处。
新规以住宿
过夜人天数为核心基础指标
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国内旅游接待统计体系试点工作情况的通报》，规定新的国内旅游接待统计指标评价办法中，以住宿过夜人天数为 核心基础指标，以住宿单位基本情况为核心校核指标，共包括“接待国内过夜游客人数”、“住宿单位接待国内过夜游客人数”、“住宿单位接待人数占国内游客人 数比重”、“住宿单位接待国内过夜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常住居民人均接待住宿单位国内过夜游客数”以及“旅行社接待人数占国内游客人数比重”等6项主要 指标，形成了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指标体系。
新的统计指标体系以住宿过夜人天数为核心指标，是符合旅游科学内涵的。尽管国内外对“旅游”的定义有多种解读，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常住居民 离开自己的惯常环境去本国或外国的某一旅游目的地休闲或其他非营利性活动，简而言之，旅游是异地体验。经验也表明，外出过夜与不过夜的感受是不同的。只有 在异地过夜才算“离开自己的惯常环境”，而过夜必然会在异地住宿。而且，不管一个人在一天之内游览几个景点或地区，但过夜住宿只能一次，因此以住宿过夜人 天数为核心基础指标，是最为合理的。而在网络信息化时代，把各种旅游住宿设施的客房出租情况进行登记、分析不难做到。
新的统计指标体系无疑是国内旅游统计工作的一大进步，也是与国际标准的接轨。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统计概览》，对各国“国内旅游”的统 计框架是：“
一、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人天数（万人天）；
二、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人数（万人数）；
三、所有旅游住宿设施接待人天数（万人天）；
四、非常住旅游者在所有旅游住宿设施的平均停留时间（天）”。欧洲、大洋洲等的大多数国家都是按照该标准统计国内旅游的。
世界旅游组织对我国国内旅游数据也是如此处理的。以2002年为例，《世界游统计概览》记载，该年中国“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国内游客 2.46亿人天”。同年《中国旅游统计公报》该年全国国内旅游8.78亿人次，如照此推算，该年国内过夜游客与一日游游客的比例为3∶7。今年春节黄金 周，全国接待的2.31亿人次中，过夜游客为5367万人次，占23%，一日游游客为1.78亿人次，占77%，这个比例与世界旅游组织的处理大体相同。
旅游发展不简单以数量论英雄
国内旅游评价体系以过夜指标为核心，统计标准中只计算在各类旅游住宿设施中过夜的游客，其好处显而易见。一是可以统一全国各地的统计标准，切实 解决重复统计问题。二是把“接待人天数”除以“接待人数”，就能得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天）”。再通过游客抽样调查，得到游客人均天消费、人均消费的数 据，便可以推测出全国和地区旅游消费总连即旅游总收入。三是通过住宿登记数据的电子化处理，可以较为准确地得出游客的流量、流向，年龄结构、性别结构，消 费水平及出游方式（团队与散客、家庭出游与同伴出游等）和出游时段等数据，为客源市场调研提供基础数据。四是可以准确地得到各类旅游住宿设施的客户出租 率，为旅游饭店建设调控和经营管理提供基础数据，减少投资建设的盲目性。
最近主管旅游工作的汪洋副总理指出，“不简单以数量论英雄”，旅游发展“宁可少一些，也要好一点”。改革国内旅游统计无疑是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的一大举措。但应当看到，在各地旅游纷纷比速度、求规模、争名次的状态下，以过夜作国内旅游统计体系的核心，不等于可以保证旅游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与可 性。更重要的是旅游界、特别是各级旅游主管部门切实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笔者以为，要把统计监督作为各级旅游纪检机构的重要责职，把统计作假行为作为腐败行为来整治。一旦发现统计工作弄虚作假，不仅要追究统计人员的责任，而且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非如此，统计工作中的不正之风只能治标，难以治本。
国内旅游统计体系为何应以过夜指标为核心？
【说明】近日，国家旅游局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国内旅游接待统计体系试点工作情况的通报》，新的统计指标体系以住宿过夜人天数为核心基础指标。此文始发在2011年11月25日本人搜狐博客上，现重发如下。
2008年第3期《旅游研究与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刊登了本人《关于调整三大旅游市场统计框架的探讨》一文，其中第一部分为“规范与改进国内旅游统计口径”，提出取消“一日游游客”的统计，只统计“过夜游客”。但这篇工作探讨文章《中国旅游报》不予发表，国家旅游局内刊《旅游调研》也不刊登。之后把此文投给今年创刊的山东省旅游局主办的《旅游发展研究》，2011年第二期全文刊登。
我为何主张在国内旅游统计中取消“一日游游客”的统计，只统计“过夜游客”？理由是：
1、国内旅游“一日游”不符合“旅游”的科学含义
旅游界公认的关于旅游行为的定义是：离开惯常环境或惯常居住地，从事观光度假、商务会议和探亲访友的活动。城乡居民在惯常居住地的不过夜的观览、游憩、健 身、购物、探亲访友和会议等活动，依然是在惯常环境下的休闲性或事务性活动，并没有发生异地经历与异地体验，因此不能称为旅游活动。
2、国内旅游“一日游”不符合世界旅游统计体系的国际标准
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的《世界旅游统计概览》（中国旅游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其中对“国内旅游”的统计框架是：
国内旅游
1．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人天数（万人天）2．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人数（万人数）3．所有旅游住宿设施接待人天数（万人天）
4．非常住旅游者在所有旅游住宿设施的平均停留时间（天）
这个统计标准中只计算在旅游住宿设施中过夜的游客，而不计算未过夜的游客。根据该标准，把“接待人天数”除以“接待人数”，就能得出“平均停留时间（天）”。再通过游客抽样调查，得到游客人均天消费、人均消费的数据，便可以推测旅游消费总量、即旅游总收入。
3、国内旅游“一日游”不同于欧洲、大洋洲国家的国内旅游统计口径。
英国的国内旅游是指在外逗留一夜以上的游客，按外出目的分为度假、探亲和商务会议及其他目的三类，按外出时间分为1～3夜短期和4夜以上长期两种。1979年澳大利亚规定“旅游者是离开自己的惯常居住地，至少40公里以外、在该地至少停留24小时，但最多不超过12个月”，并明确规定“当地居民对本地旅游景点的访问不应该包括在内”。
4、我国国内旅游“一日游”标准与美国、加拿大“一日游”的统计标准差距过大。
美国和加拿大的国内旅游统计包括一日游游客。1973年美国的定义是：“旅游者是除了上下班通勤之外，出于商务、消闲、个人事务或任何其目的，外出旅行至少50公里（单程），无论其在外过夜还是当日返回”。对于“一日游游客”的外出距离，1973年美国和1978年加拿大的标准是50公里。在加拿大，不同地区对外出距离的标准也不一样。多伦多市规定为50公里，安大略省则为25公里规定，其距离长短似与城市区域的大小有关。即使在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对外出距离的标准也不同。美国1973年的标准是50公里，到1998年标准为160公里；1978年加拿大多伦多市与安大略省则改为80公里与40公里。外出距离长短的标准似与交通发展有关，交通越便捷，外出距离的标准就越长。（参阅【美国】查尔斯·格德纳等《旅游学》第8版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第16页，、第10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页）。
我国国内旅游的统计标准为，“国内游客包括国内（过夜）旅游者和国内一日游游客”。“国内一日游游客：指国内居民离开惯常居住地10公里以上，出游时间超过6小时，不足24小时，并未在境内其他地方的旅游住宿设施过夜的国内游客”。按该标准，城市居民不过夜的游憩、娱乐、医疗、购物和会议活动只要出游距离10公里以上、时间超过6小时，就可算作“国内一日游”，这个标准显然这个标准过于宽泛，而且混淆了居民在本地休闲与去异地旅游休闲的区别。
5、我国国内旅游“一日游”的统计渠道不统一，造成了重复统计。目前，各地国内旅游客的统计渠道不尽统一，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各类旅游住宿设施的住客人数，二是各类旅游景区景点游客人数，三是旅行社接待人数，往往把 三者的合起来统计；有些地方还把在本地各区、县、镇接待的游客合起来统计，由此必然发生一个游客计算为多个游客的重复统计，大大夸大了我国国内旅游的人 次、收入，因而夸大了我国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据《中国旅游统计公报》，2002年全国国内旅游8.78亿人次；据《世界游统计概览》，该年中国“酒店和类似住宿设施接待国内游客2．46亿人天”。如照此推算，该年国国内旅游过夜游客与一日游游客的比例为72：28。2010年国家旅游局布的国内旅游21.03亿人次中，过夜游客大约是6亿人次，以此推算全国国民出游率约为44%，而不是官方公布的157%。
6、目前，国内旅游统计数据“纵向不能加、横向不可比”。
2004年，各地加总的国内旅游人数为18.3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1.28万亿元，同年国家旅游局统计的国内旅游人数为11.0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为4711亿元。地方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加总数据分别相当于全国数据的1.7倍和2.7倍。2010年，各省市旅游局上报的数据相加，国内旅游人数是46.7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4.2万亿元。国家旅游局统计的全国国内旅游人数是21.03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26万亿元。地方加总的国内旅游人数和国内旅游收入已经分别相当于全国数据的2.2倍和3.3倍。可见，如同全国的GDP统计一样，地方数据加总大于全国数据的现象越来超严重。
显然，如果以目前的国内旅游统计数字为准，政府方面作为决策依据，势必会夸大国内旅游的实际规模、消费总量与国民出游率，作出不切合实际的判断与决策，尤 其不利于旅游产业从数量、规模和速度为主向数量与质量、规模与效益和速度与品质并重的发展方式转变；如果企业以此为依据，势必会误导投资方向与规模，形成 酒店、度假区、主题公园等项目的投资泡沫；如果研究者以此为依据，势必作出诸多不切实际的判断，如误以为人均出游已达1.57次，“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已成为国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等过于超前的判断；如果以此为依据，比较、判断各地区（省、市、县）的旅游经济规模，就会得 出不符合情的名次表；如果以此为依据，评价各地区（省、市、县）旅游发展成绩，并作为考验、提拔干部的标准，势必助长虚假、浮夸风。国内旅游评价体系以过夜指标为核心，统计标准中只计算在旅游住宿设施中过夜的游客，不计算未过夜的游客，可以统一全国各地的统计标准，切实解决多头统计所带来的重复统计问题。把“接待人天数”除以“接待人数”，就能得出游客“平均停留时间（天）”。再通过游客抽样调查，得到游客人均天消费、人均消费的数据，便可以推测出全国和地区旅游消费总量、即旅游总收入。景区（点）、旅行社和饭店等则可分别统计各自的接待数量，便于行业管理。以过夜指标为核心需要把星级饭店和各类非星级饭店（社会旅馆、招待所、城乡家庭旅舍、露营地等）全部纳入旅游统计范围，借此推动全部旅游住宿设施的统一管理和合理配置，从各类旅游住宿设施的客房出租率中准确地把握我国旅游经济的布局、效益和动向，提供准确的行业指导。
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篇3
关键词：国家经济发展；新常态；发展指标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21-01
一、引言
中国经济新常态要求对经济发展的成果核算更加真实，更加可靠，以便让国民经济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都拥有着其不同的侧重点与作用。不论是GDP、GNP、CPI还是GNH都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还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状态与人民生活状态。
二、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指标
（一）国内生产总值GDP。
国内生产总值即为一个国家所有常驻单位在固定的时期内所生产的所有劳务与产品的市场总值，其不仅仅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关键指标，同时也是判断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状态的关键核心[1]。2014年我国现价GDP为63.3万亿元，不变价增速为7.3%，基本实现了制定的增速为7.5%左右的目标，符合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的规律。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阶段性回落的新常态时期，即我国GDP的增长率在经济各因素的变化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由原来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GDP增速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以适度降低换来效益和质量的大幅度提升，换来国民经济的更加可持续增长。
（二）国民生产总值GNP。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我国经济发展指标中最为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之一，即为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固定时间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也就是国家中所有的国民在固定时间内生产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总和。简单的说就是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最终产品价值。GNP的计算原则是以国民为准，只要是中国的居民不论其是否位于本国境内，其所创造的价值总和都应计算在内。
（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即为反映居民家庭通常所购买的消费商品以及购买的服务的价格水平变化状态的宏观经济指标，主要是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商品与服务总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CPI是一个滞后性的数据，其通常是市场经济活动与政府货币政策的关键参考数据。CPI的稳定、就业率以及GDP的增长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目标。但是在新常态环境下，CPI的稳定性与重要性并没有达到“市场经济活动要依靠CPI指数来调整的状态[2]。
（四）国民幸福指数GNH。
国民幸福指数GNH即为判断人们对自身生产、生活情况的感受的一种是指数，也就是人们的生活幸福感的指数。如果说GDP、GNP是衡量国家与国民财富的标准的话，GNH就是衡量国人幸福感的标准。2014年我国居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指数达到130以上，城镇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133.1，与农村地区居民的幸福指数127相比更高。
三、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一）GDP与GNP的对比。
GDP与GNP的相同点：两者评价指标的作用是相同的，均是用于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固定时期内创造的国家财富价值总和，能够衡量国家的经济发展状态。计算GDP以及GNP能够判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了解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国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状态[3]。两者的价值构成是相同的，在价值构成上均为“增加值”。
GDP与GNP的不同点：1.侧重点不同。GDP所侧重的是创造的增加值，核心在于“生产”这一概念，而GNP则更加倾向于原始的收入。2.引致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果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更加注重GDP，则将会更加注重国家产业的发展，相对忽视推动产业发展的企业是国内还是外资企业。如果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更加关注GNP，则需要关注本国企业的发展，并且要让本国企业支持本国经济发展。因此，关注GDP更加倾向于吸引国外投资，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而关注GNP则更加倾向于关注本国企业，注重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的发展。
（二）CPI与GDP的关系。
图1为CPI与GDP在周期性波动中的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GDP的增长直接推动了CPI的增长。首先，GDP与CPI的波动幅度已经逐渐趋向平缓。当GDP出现大幅增长的时候通常CPI也是呈现增长趋势的[4]。其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GDP对CPI的影响已经逐渐变弱。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投资增长，经济增幅对GDP的影响更加直接，但是对CPI的影响就相对更弱。而导致CPI出现波动的因素众多，例如市场供求、消费增长等都会导致CPI波动。因此，CPI对GDP的影响的敏感度被降低。
图1 1992-2013年CPI与经济增长关系示意图
（三）GDP到GHN的转变。
由于GDP无法直接反映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居民收入增长情况，更加无法反映人民群众的幸福胜负，因此GNH成为了一种逐渐被人们接受的现代化理念。在新常态下，以提升国民生存质量、建设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我们不能一味关注GDP，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民生状态，将注意点与热点转移到国民生存质量上来[5]。要从GDP完成到GHN的转变首先要制定严密的国民幸福指数评价体系，从制度上体现对国民幸福程度的重视。其次，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弥补市场经济规律的缺陷，维护社会收入分配公平。
四、结束语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更加准确的核算发展成果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判断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虽然当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仍然适用，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基于中国处于经济新常态新环境，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其更具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定义与评价指标体系再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04）：93-98.
[2]赵蓓文.外资风险视角下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J].世界经济研究，2012，（01）：68-74+89.
[3]年志远，李丹.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J].东北亚论坛，2008，（06）：75-76.
[4]高昊，张一弓.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经济发展比较探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0，（02）：8-12.
[5]顾海兵，詹莎莎，孙挺.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性审视[J].南京社会科学，2014，（05）：20-26.
作者简介：孙晔，女，汉，河北衡水，大学讲师，硕士，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经济发展指标 篇4
1 什么是商贸物流
目前, 我国物流业突破了传统物流产业的技术边界、业务边界、组织边界和市场边界, 处在传统物流向现代物流转型时期, 各种联系错综复杂。商贸物流是现代物流的一种, 是在商业贸易活动中产生的物流配送过程, 是指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商贸服务业及进出口贸易相关的物流服务活动[2]。直观地说, 它是介于生产物流和消费物流之间, 即贸易流通中的物流。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电子商务在全球商业贸易活动中广泛运用, 使得现代物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商贸物流与电子商务曾经被认为是关联度不高的两个领域, 但在目前物流和网络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强。电子商务与商贸物流业两者集成后, 通过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提供多种服务, 减少产业间进入壁垒, 以提高商务交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最终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互补性融合。下图是电子商务促进商贸物流发展图:
2 建立衡量指标是商贸物流迅速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现代商贸物流基地地位凸显, 市场对物流产品数量或物流服务的整体需求到达了一定程度, 商贸物流企业出于对节约物流成本、信息高速传递、获得更多企业利润的需要, 将主动实现与电子商务融合, 而商贸物流的信息化正在极大程度上推动商贸的发展, 形成对商贸物流业的更大需求。未来商贸物流业的业态, 将由电子商务主导下的现代商贸物流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商贸物流, 虚拟商铺和传统实体商铺融为一体, 通过实现商贸物流业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来有效推动商贸物流业转型升级, 形成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格局, 从而使“坐商”变成“行商”。
发展商贸物流业, 对促进商贸服务业转型升级, 提升流通产业竞争力,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探索商贸物流业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 有利于观测和分析其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寻求发展对策, 从而促进商贸物流业全面繁荣发展。
3 商贸物流发展衡量指标的选取
物流本身是质和量的全方面统一体, 根据统计学原理, 商贸物流发展的衡量指标, 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两大类。
3.1 数量指标
数量指标, 专门反映商贸物流总体的单位数目和标志总量。世界性历史趋势的指标演变规律告诉人们:刻画事物范围 (整体/部分) 不同、指标计量形式 (实物型/价值型) 不同等因素, 均可作为指标分类的标准;无论对于物流整体还是单个要素, 输入—处理—输出过程的不同阶段划分 (供给/需求/实现) , 也可以作为指标的分类标准。选取的物流数量指标, 首先应具备宏观性, 一般应从全社会经济活动的角度进行统计;其次应为原始统计指标, 即在既有统计指标体系中存在的指标。
可见, 全社会物流需求是其输入的驱动力, 商贸物流及其要素的运作能力是处理过程的支撑体, 而且构成了供给能力, 而输出则在需求与供给的交集下实现。
(1) 产业基础类指标。包括近年公路、水路、地方铁路等完成固定资产的投资额及其比率, 公路、水路和铁路的总里程, 公路网密度、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农村公路等基本情况等。
(2) 规模类指标。包括近年商贸物流总额及其增长率, 以及商贸物流结构规模指标, 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分别的物流总额及其增长率等。这些指标揭示商贸物流业发展的趋势及结构。
(3) 企业发展类指标。包括物流基地建设情况,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居民服务以及进出口贸易企业情况, 以及商贸物流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等。
(4) 经济贡献类指标。包括近年商贸物流业增加值、增加率以及其与地区GDP、服务业等增长率的对比, 还有商贸物流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及其变化、占地区服务业的比重及其变化和商贸物流结构中增加值的变化情况。
3.2 质量指标
商贸物流的运行质量, 应当建立在商贸物流质量的基础上, 专门反映总体一般水平和各种数量对比关系。物流质量, 指以下五个方面内涵:
(1) 物流服务质量, 服务质量是整个物流的目标, 因用户要求的不同而不同;
(2) 物流工作质量, 具体表现和反映在物流各环节、各工种、各岗位具体工作中;
(3) 物流工程质量, 指在对质量指标进一步分类时, 是建立在宏观物流整体和要素的基础上, 具体刻画整体和要素的各方面质量;
(4) 商品质量保证, 物流的对象有合乎要求的等级、尺寸、规格、性质、外观等, 物流过程在于转移和保护这些质量, 以实现对用户的质量保证;
(5) 商品的质量改善, 指通过流通加工、运输包装等手段。使商品的质量可以得到改善与提高。
与此相适应, 选取商贸物流运行质量的指标, 应当主要从物流费用方面来考虑, 具体可以包括:
(1) 商贸物流总费用和变化率;
(2) 商贸物流总费用的构成, 包括运输费用、管理费用、保管费用等, 通过对比费用总额及其变化率, 来观测运行质量变化的原因;
(3) 商贸物流总费用与GDP比率的变化, 若是下降表明运行质量提高, 反之则表明运行质量降低。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J].交通建设与管理, 2007 (10) .
[2]李红启, 刘凯, 李电生.宏观物流指标体系研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2005, 4 (3) .
经济指标之零售销售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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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销售（Retail Sale），其实是零售销售数额的统计汇总，包括所有主要从事零售业务的商店以现金或信用形式销售的商品价值总额。服务业所发生的费用不包括在零售销售中。零售数据对于判定一国的经济现状和前景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因为零售销售直接反映出消费者支出的增减变化。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支出通常占到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像美国、英国等国，这一比例可以占到三分之二。
在美国，商务部统计局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国性零售业抽样调查，其调查对象为各种型态和规模的零售商(均为商务部登记有案的公司)。因为零售业涉及范围太广，因而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以取得较具代表性的数据资料。耐用消费品方面的零售商包括汽车零售商、超级市场、药品和酒类经销商等。由于服务业的数据很难搜集、计算，所以将其排除在外，但服务业亦属于消费支出中重要的一环，其消费增减可以从个人消费支出(包括商品零售和服务)这一数据中得出结果。
在西方国家，汽车销售构成了零售销售中最大的份额，一般能够占到25％，因而在公布零售销售的同时，还会公布一个剔除汽车销售的零售数据。此外，由于食品和能源销售受季节
影响较大，有时也将食品和能源剔除，再发布一个核心零售销售。
一国零售销售的提升,代表该国消费支出的增加，经济情况好转，利率可能会被调高，对该国货币有利，反之如果零售销售下降，则代表景气趋缓或不佳，利率可能调降，对该国货币偏向利空。
“幸福指数”才是发展指标 篇6
东部省份开始对GDP降温
2012年，北京、上海的GDP增长预期目标只有8%。2011年，北京GDP增长率是8%，上海是8.2%。
这样的增速调整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看来是一种正常表现：“上海是经济放缓最早的，当越来越多的省份GDP进入万亿时，越来越多的省份增长速度也正在放缓。经济提速是由南而北推进的，减速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态势。单纯地说谁进了万亿，没什么意义，因为全国这么多省份地域有大有小，人口有多有少，青海500多万人、西藏300多万人，很难与其他省份比拼GDP。”
然而，中西部的一些省份仍处于“高烧”状态。除了山东2012年9.5%的预期目标略高于全国平均的9.2%以外，中西部及其他地区GDP增长目标均在10%及以上，贵州省目标最高，达到14%，其次是重庆，达到13.5%。内蒙古、陕西、海南等省份的增长目标也都达到了13%。
“GDP大，并不意味着人均GDP就大，因为很多地方是按人口计算的。而全国各地人口悬殊很大，所以，GDP数字并不直接反映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北京大学教授杨开忠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如果说做大经济蛋糕，壮大全国乃至各地经济总量，是改革开放前30年我们的主要任务，當越来越多的省份进入万亿，意味着这一任务已接近完成。接下来，经济转型，必然要淡化GDP。
用“GDP含金量”取代“GDP”
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正在考验我国“十二五”经济发展“调结构、促转型”的主题。
近年来，各地纷纷喊出了告别“唯GDP论”的口号，然而对于GDP的依恋，各级政府是否真的能做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呢”？事实上，虽然各地政府考核系统都在建立一揽子指标，各项考核内容逐渐丰富，但很多地方官员仍然难改GDP的路径依赖。
根源在于中国原有的核算体制。中国原有的GDP统计系统采取的是累加制，全国GDP数据需地方层层上报。目前我国的GDP核算制度实行的是分级核算：国家和地区统计部门各自核算本辖区范围内的数据，即国家统计局负责核算全国的GDP，各省、市、县统计局负责核算各地区的GDP。
无论哪种核算制度，地方都需要统计当地的GDP。由此导致某些地方官员将GDP指标看成是升官发财的筹码，甚至为了取得可观的GDP指标，罔顾生态与环境。
应该取消“GDP崇拜”，而非GDP指标。“国家需要统计GDP，但各省份不一定要考核GDP。其实很多国家都不会去统计地方的GDP。”王一鸣建议，不妨选择一些地方进行试点，例如，在一个省试点不统计地市的GDP，看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对官员的考核，“可以更多用公共服务指标来考核，比如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这是地方政府的第一职责。因为老百姓并不关心GDP，GDP高了未必收入就高。”
“不是说不应该重视发展GDP，而是说要GDP科学增长，要让GDP增加的正面因素最大化、负面影响最小化，要让GDP含金量越来越高，我们需要能够带动就业、提高百姓收入、改善民生的GDP增长增速。”杨开忠说，幸福指数应成为发展的指标。
地方总和为何超全国
31个省份的GDP总和超过50万亿元，比国家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471564亿元多出3万多亿元。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认为，这种数据的差异除了统计技术与口径的差异外，还与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利益，追求增长的冲动热度未降下来有关。
经济发展指标 篇7
科技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不可估量, 地方财政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和方向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河南省洛阳市科技统计等相关数据, 2006—2008年, 洛阳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数额总额逐年大幅增加, 分别为15 645万元、24 273万元、30 751万元, 分别比上年增加4 654万元、8 628万元、6 478万元, 增幅比例分别为42.3%、55.1%、26.7%;2005—2008年, 洛阳市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地方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1.24%、1.4%、1.66%、1.52%, 基本呈逐年增加趋势。
二、GDP总值比较
2007年, 洛阳市GDP总值为1 595.32亿元, 居河南省18个省辖城市第2位, 占全省的比重达10.6%。2007年, 河南省GDP总值最高的城市是郑州市, 占全省的比重达16.6%;位居第3的是南阳市, 占全省的比重为9.2%。GDP总值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洛阳市均稳居全省第2位, 第一产业洛阳市由上年的全省第7位上升到第6位。见表1。
三、人均GDP及城镇化水平比较
2007年, 洛阳市人均GDP 25 120元 (按现在汇率约合3 680美元) , 人均GDP首超3 000美元, 比全省人均GDP 16 012元高出9 108元, 占全省人均GDP的156.88%, 居全省第4位。位居第1的是郑州市, 人均GDP 34 069元;位居第2的是人口只有68万的济源市, 人均GDP 33 199元。焦作市2007年超过了洛阳, 人均GDP达到25 230元, 上升到第3位。2007年, 河南省人均GDP最低的城市是周口市, 为8 051元。2007年, 洛阳市的人口密度为428人/km2, 居全省第14位, 远低于全省的平均人口密度 (591人/km2) 。人口密度较小, 绿化覆盖率高, 这是洛阳市发展的有利因素, 使其发展空间相对广阔。2007年, 洛阳市的城镇化水平为41.1%, 位居全省第5位, 略高于全省平均34.3%的城镇化水平。见表2。
四、科技活动人员情况比较
2007年, 洛阳市的单位数为1 402个, 其中有科技活动的单位数为222个;科技活动人员共21 895人, 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5 142人 (2006年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4 414人) 。科技单位数和科技活动人员数均居全省第2位。虽然有科技活动的单位数和科技活动人员数较2006年均有所减少, 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同比增加了728人, 说明洛阳市科技活动人员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
五、科技活动经费筹集和支出情况比较
2007年, 洛阳市科技活动经费筹集总额大幅增加, 为360 711万元 (2006年为251 554万元) , 其中政府资金83 656万元, 比2006年增加1 053万元;企业资金202 205万元, 比2006年增加64 251万元。2007年, 洛阳市科技活动经费支出为326 190万元, 其中经常费支出275 935万元, 比2006年增加77 067万元;科研基建支出40 204万元。6项指标均居全省18个省辖城市第2位。见表3。
六、研究与实验发展 (R&D) 情况比较
2007年, 洛阳市有R&D活动的单位数为93个, 比2006年增加18个;R&D全时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达7 541人年, 比2006年增加1 357人, 占全省的15.5%, 比2006年增加近3%, 居全省第2位;R&D经费内部支出161 905万元, 比上年增加36 591万元, 占全省的16%, 其中, 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分别为1 307万元和11 629万元;大部分R&D经费 (约80%以上) 用于实验发展, 为130 119万元, 占全省实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的15%, 居全省第2位。
七、科技成果情况比较
2007年, 洛阳市的专利申请数为770件, 比2006年增加169件,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369件, 比2006年增加83件, 分别占全省的15.8%和21.5%, 均居全省第2位;拥有发明专利数390件, 比2006年增加85件, 占全省的14.5%。2007年, 洛阳市共发表科技论文3 059篇, 比2006年减少483篇;共出版科技著作179种, 比2006年增加60种, 占全省的6.6%, 跃居全省第5位。见表4。
八、科技项目 (课题) 情况比较
2007年, 洛阳市共承担科技项目 (课题) 2 042项, 比2006年增加148项, 占全省的8.4%, 居全省第4位;项目 (课题) 中参加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为10 824人年, 居全省第2位, 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折合全时当量为9 363人年, 分别占全省的12.2%和14.3%;位居第1的是郑州市。2007年洛阳市的项目 (课题) 实际经费支出为219 337万元, 比2006年增加50 894万元, 占全省的13.1%, 稳居全省第2位。
经济发展指标 篇8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 青海省一直以来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极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且地区间经济发展也极不平衡。对于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青海省有着更为迫切的愿望。然而,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具有特殊的气候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 即是我国国家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要地, 同时也是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的地区。因此, 青海省经济的发展更加需要对经济发展的状况进行全面、客观的整体把握, 更加需要注重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的平衡与协调。
青海省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可以归结出以下特点:
1 经济规模低下
与全国情况相比, 青海省经济总量低下。表1是2000—2007年青海省经济总量增长情况, 以及其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这一时期正是西部大开发时期, 青海省经济总量增长很快, 2000年青海省经济总量为263.68亿元, 到2008年分别达到966亿元;在全国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2000年的0.269%, 提高到2008年的0.307%。在全国各地经济总量排名中名列第30位。这组数字显示, 从规模上看, 青海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地位是非常低的, 对全国的经济影响力是微小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8
2 增长速度较快
与历史发展水平相比, 青海省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表2是2000—2008年青海省经济总量增长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 在西部大开发期间, 青海省经济稳步快速增长, GDP增长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8年间, 全国GDP增长率由8.4%提高至9.6%, 上升1.2个百分点, 而在同一期间, 青海省GDP增长率由9.0%提高至12.5%, 上升3.5个百分点。青海省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方面是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结果,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青海经济规模较小, 一定的经济增量容易体现出较快的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8
3 人均GDP水平较低
从人均GDP看, 尽管青海省人均GDP水平在不断提高, 并同全国平均水平有逐步缩小的趋势, 但远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青海人均GDP水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5.3%。由此可见, 青海省经济发展不但规模小, 而且经济发展的效率也是低下的, 同全国水平, 尤其是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巨大。
4 青海省在西部12省 (市、区) 经济发展中处末位
从经济总量看, 青海省在西部各省区中基本处在第11位。从GDP增长率看, 青海自2003年后逐年处于下滑状态, 从2002年的第二位, 到2007年下滑到第9位。这一期间, 并不是青海经济增长处于下滑状态, 而是其它省市区处于相对更快增长状态。实际上, 青海这5年始终保持在12%的增长速度。从人均GDP看, 青海基本上处于前列。
5 城乡收入差距仍比较突出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特别是城乡间业已存在的发展差距广泛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虽然政府已经采取种种措施, 力图缩小的城乡差距, 并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 这一差距总体仍然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从2000年的3.47:1, 上升到2007年的3.83:1, 远高于全国3.3:1的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 会带来诸如社会有效需求不足, 农村市场发展不足等后果,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关系到公正公平的实现, 社会的安定团结与长治久安, 社会主义共同繁荣这一目标的实现, 必须予以高度重视。总之, 以城乡差距为代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是青海省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又一大障碍。
6 每万元地区总产值能耗过大
青海省2007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的能耗为3.063吨标准煤/万元, 在全国31个地区中, 位列第二, 仅低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3.954吨标准煤/万元, 是北京市的4.3倍, 上海的3.68倍,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远远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07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为4173.2千瓦小时/万元, 同样仅次于宁夏回族自治区, 位列第二, 是北京市的5.5倍, 上海市的4.56倍。近年来, 国务院召开多次经济工作会议, 反复强调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全国各地区着力落实节能减排指标, 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各地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都有大幅下降, 但青海省的下降幅度只有2.20%, 为全国的最低水平;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有升有降, 青海省上升了4.12%, 排名全国第三,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地区上海、黑龙江的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同期都有超过了5%的下降幅度。
7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从年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来看, 青海的教育经费相比较全国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 青海省的各类教育经费总计37.3亿元, 北京市为337.4亿元, 是青海省的9.04倍, 上海市为370.7亿元, 是青海省的9.93倍。青海省年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不仅在总量上很低, 即便是考虑人口因素后, 青海的人均年教育经费处于很低的水平。青海省人均教育经费为675.7元, 北京人均教育经费为2066元, 是青海的3.06倍, 上海人均教育经费为1995元, 是青海的2.9倍。
8 每万元总产值排污量过高
每万元地区总产值排污量是一个反映增加万元地区总产值所产生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量的相对指标, 可以用于测度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程度。2007年青海省每万元地区总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为9.3吨/万元, 为北京市的10.3倍, 上海市的2.38倍;每万元地区总产值生活污水排放量为16.1吨/万元, 为北京市的1.6倍, 上海市的1.09倍。每万元地区总产值工业污水排放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在全国分别位列第11位和第6位, 处于较高水平。
通过以上八个指标对青海经济系统进行的分析,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青海经济的主要特点。
从经济系统内部特点看, 青海省的经济规模还处于很低的水平, 不但与东部地区存在巨大差距, 就是与其他西部地区相比青海省的经济规模也处于末位, 虽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表现了一定的优势, 但这主要得益于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规模很低的初始基数。
从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制约影响来看, 青海省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系统形成了很大压力。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 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 青海省每万元地区总产值能耗与每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电耗在全国31个地区都位列第二, 远远高于其他地区, 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青海经济发展的低效率, 反映了青海省经济系统的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系统的过度地开发与利用上;每万元地区总产值工业污水排放量和生活污水排放量在全国分别位列第11位和第6位, 揭示了青海省经济增长的低质量, 反映了经济增长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系统过多的影响与损伤之上。
从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制约影响来看, 青海省经济系统的发展与社会系统的完善之间缺少良好的协调。2007年, 青海省的各类教育经费总计37.3亿元, 北京市为337.4亿元, 是青海省的9.04倍, 上海市为370.7亿元, 是青海省的9.93倍。教育经费的低水平妨碍了社会人口质量的提升, 削弱了社会系统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是经济系统对社会系统支撑不足的反应。教育经费的低水平妨碍了社会人口质量的提升, 削弱了社会系统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的发挥, 这种影响又通过可以反映地区人口生产创造能力的青海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这一指标的低下水平得到充分表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 使得青海省城乡经济差距不断扩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不只在经济层面带来诸如内需不足、农村市场发育不足等问题, 更重要的影响在于社会层面, 不断加大的城乡收入差距给社会系统的稳定与持续带来的隐患。
摘要：指标分析法是一种常用而有效的经济分析方法。本论文通过指标体系的运用, 对青海省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整体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了青海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关键词：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环境系统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8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2008.
[2]李光玉, 宋子良, 经济·环境·法律[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19.
我国城市经济指标研究 篇9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焕发出勃勃生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对周围区域 的影响是巨大的, 具体表现为:城市具有经济的吸引力, 即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外来资源的注人; 城市具有经济的辐射力, 即城市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周围环境 , 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城市具有中介力, 它是经济资源交换和周转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指标就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 在数量上反映出一个城市状况和水平, 但是经济指标种类很多, 哪一个指标才能有效地表达整体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呢 ?
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是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典型代表, 《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列出了我国北京、天津、石家庄等34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主要经济指标, 本文将保留所列指标并将其归为: 年底总人口15 ( 万人 ) 、地区生产总值 ( 当年价格 ) ( 亿元 ) 、工业增加值 ( 亿元 ) 、客运量 ( 万人 ) 、、货运量 ( 万t) 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 万元 )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 万元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亿元 )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亿元 ) 、年末邮政局 (所) 数 (处)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元)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数 (万户)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亿元) 、货物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年末实有公共 (汽) 电车营运车辆数 (万辆)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人) 、医院及卫生院 (个) 、执业 (助理) 医师 (人) 等18个。本文在以上主要经济指标的基础上,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指标进行分析研究。
2经济指标体系
在上述选取的20个城市主要经济指标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①反映城市经济规模的指标经济规模能够反映这个城市的经济实力, 决定城市的影响力。所以在这里我们选用了地区生产总值 (当年价格) (万元) 、工业增加值 (万元) 、货物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 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万元 ) ;②反映城市交通运输能力的指标。这一指标能够充分反映城市的物流运输能力, 也能够表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选用了客运量 ( 万人 ) 、货运量 ( 万t) 和年末实有公共 ( 汽 ) 车电车营运车辆数 ( 辆 ) ;③反映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包括: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元 )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 万元 ) ;④反映城市基础经济运行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 万元 )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 ( 万元 ) ;⑤反映城市舒适度的指标有:年末邮政局 ( 所 ) 数 ( 处 ) 、年末固定电话用户数 ( 万户 ) 、医院和卫生院 ( 个 ) 、职业 ( 助理 ) 医生 ( 人) 等 ;⑥反映城市的商业化程度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 万元 ) ; ⑦反映城市的规模和教育状况的指标有年底总人口 (万人 ) 和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人 ) 。
3城市经济指标的实证分析
通过《国家统计年鉴》收集到2011年各地区的数据, 利用spss进行分析, 得到以下结果:
如表1, 前两个成分的特征值分别为12.718、2.585, 都分别大于1, 并且它们的累计贡献率为85.016%, 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的指标信息, 这样原来的18个指标可以通过这两个指标来反映, 故选取了这两个主成分, Y 1 、Y 2 就起到了降低维度的作用, 用SPSS的到主成分系数矩阵如表2.
如表2, 可以得到前两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为:
通过对上述线性组合的观察, 我们可以得出在主成分Y 1 中除X 10 、X 12 外其余各指标的系数都比中相应指标的系数大, 所以是地区生产总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等16个指标的综合反映, 代表着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总体数量状况, 将这些指标划分在一起, 将其归为城市经济发展硬件指标;在Y 2 主成分中X 10 、X 12 即年末邮政局数和固定电话总数, 反映了城市流动传递指标。在我国邮政是当前唯一可以承担把用户订单的商品送到全国各个角落的物流企业, 它同时具有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动的功能, 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血脉, 直接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和运作。
通过上述对我国31个省份的18个主要经济指标方面的主成分分析, 我们将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18个主要经济指标通过SPSS降到了两个主成分即两个维度。
4政策建议
(1) 大力发展城市经济硬水平。通过上述分析, 城市经济发展硬件指标反映了一个城市水平的70.654% 的信息, 所以把这个因素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也是有力提高城市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只有这样城市经济发展才能上台阶, 才能更加有效地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2) 提高城市的流体传递建设。流体包括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等是连接城市实现资源传递的载体, 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城市要想实现经济的发展和壮大必须大力加快流体化建设, 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 才能推动城市车轮的运转。
摘要：1研究背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水平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焕发出勃勃生机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中心。对周围区域的影响是巨大的, 具体表现为:城市具有经济的吸引力, 即城市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外来资源的注人;城市具有经济的辐射力, 即城市将发展的成果惠及周围环境, 带动周围经济的发展;城市具有中介力, 它是经济资源交换和周转的中心。城市的经济指标就是城市发展的晴雨表, 在数量上反映出一个城市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经济发展指标 篇10
与此同时, 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健全, 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很大。政府所强调的经济数据会自上而下地影响整个国民经济。也就是说, 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不仅反映我国经济的状况和走向, 而且会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长期以来, 我们始终片面地重视GDP数量的增长, 而忽视了其构成和质量。如今我国正在进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 这要求我们首先对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作出改进。
1 GDP 与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 , 并于2010年1月成功赶超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一现象被世人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即使在近期美国去杠杆化、欧洲陷入漫长债务危机的背景下, 中国仍以7% 以上的GDP增长率为世界经济带来希望。然而, 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收益的能源利用现实, 是以政府为主导, 依靠投资、出口、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房地产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以2009年的能耗为例, 我国GDP总量占世界的8. 6% , 却消耗了世界46. 9% 的煤炭和10. 4% 的石油; 同年美国GDP总量占世界的24. 3% , 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却仅有15. 2% 和21. 7% ; 同年日本GDP占8. 7% , 煤炭和石油消费量占3. 3% 和5. 1% 。相比之下, 我国的能源利用率十分低下, 而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使中国经济无法保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方面是增长速度震惊世界的GDP统计数据, 另一方面是存在诸多问题难以为继的经济发展方式, 这构成了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数量增长与质量提升的矛盾。要想解决这一矛盾, 必须协调好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 即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 改进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我们更强调GDP的构成和质量, 而不是片面追求GDP的数字扩张。事实上, 如果能够按照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改进现行GDP中无效的、不合理的成分, 完善现行GDP核算体系的不足之处, GDP将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GDP 核算体系中不符合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求的因素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 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重点: 一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二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 三是转变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四是由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来审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不难发现数量庞大、增长迅速的GDP中包含着许多无效成分, 存在着不少缺陷, 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着负面的影响, 笔者将在下文针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四个重点逐一分析目前我国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的无效性和局限性。
2. 1 GDP 与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之一在于从目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增长代价较小、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而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目前我国大多数工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 长期以来盛行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 这不仅导致工业产品档次低、品种单一、附加值不高, 更重要的是对能源等基本资源消耗过大、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每创造一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 3倍, 德国和法国的7. 7倍, 日本的11. 5倍。有关统计表明, 我国GDP中至少3% ~ 7%的部分是以牺牲自然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取得的, 属于“虚值”或者“环境欠账”, 而且能耗越多、环境污染越严重, 我们将取得更加“虚高”的GDP。笔者认为, 这部分“虚高”的GDP是无效的, 它不仅妨碍了被迫承受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广大居民, 更是“造债”于子孙后代, 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 它只表明一国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的价值是多少, 却没有考虑生产时消耗了多少资源以及付出了多少环境成本, 这实际上已不自觉地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是自由财富,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因而不存在成本问题, 其最终结果就是不仅掩盖了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破坏, 而且实际上还将这些破坏当成经济收益, 于是形成了我国经济生活中“产品高价、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现象, 产生了一种“资源消耗越多、环境破坏越严重, GDP也就越高”的误导, 这无疑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向集约型方式的转变。
更加不合理的是, GDP未能区别不同经济部门的活动, 例如环保部门在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恢复生态等方面产生的支出也被计入GDP, 带来GDP总量的增加。这样的GDP不仅实际掩盖了污染的成本, 更造成了一种错觉, 即污染为经济创造了双倍收益, GDP因污染和治理污染而实现双倍增长。
2. 2 GDP 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问题。在产业结构方面, 我国的经济增长正在过度依赖于第二产业的发展,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理论上, 随着第二产业 ( 特别是制造业) 的发展, 第三产业应该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 为第二产业注入科技化和信息化的新动力。但是在现实中, 我国的第二产业或面临着产品供应过剩的威胁, 第三产业的发展却仍然不见起色, 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在于产品结构的问题———我们的工业生产走在产业链的低端, 产品附加值很低, 对高科技的需求不是很大, 无法刺激第三产业的发展, 进而更加缺乏核心的创意和生产技术, 于是陷入了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无法协同发展的恶性循环。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无疑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缺失, 而这与GDP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因为GDP忽略了日益增加的知识经济成分。
进入21世纪, 现代社会经济已日益演化为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驱动力为想法和创新。显然, 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仅能核算有形产品的增加值, 却无法核算企业或其他经济单位的新工艺、新技术、新设计等无形资产的增加, 也无法追踪他们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人员培训等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 而这些无形的资产和投资恰恰是我们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所必需的要素。
如果GDP的构成中可以增加对技术革新、产品研发、科技创造等无形方面的考核, 必会引起企业、政府乃至全社会对自主创新的重视, 从而自觉地加大在培训、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入, 切实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进而在逐步淘汰污染严重、能耗大、附加值低的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高精尖行业, 并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提升第三产业所占比重。
2. 3 GDP 与政府在市场中的地位
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是政府, 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与地方政府也具有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 如果采用支出法来核算GDP总量, 政府支出便构成其中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 GDP是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主要考核指标, 且是地方政府之间竞赛的主要内容, 当然也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之来源。所以, 不遗余力地追求GDP的数量, 往往成为地方政府的行动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的背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旦中央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特有的从属关系使地方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满足来自于上层的目标需求, 从而使各级地方政府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竞赛关系, 加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改革不到位, 一些地方政府不仅不遗余力简单地追求GDP的增长,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扮演了市场主体的角色,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政府推动的过度投资。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中几乎不受政府干预的公司不同, 在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 很多国有企业最终控制人为中央或地方各级政府, 政府在企业投资行为等各项经济活动中, 都发挥着显著作用。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 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政府官员将其经济、政治目标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通过投资项目, 企业规模扩大可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帮助政府解决当地就业压力; 企业新项目上马能够给当地政府带来更多的税收、财政收入。这些都是政府作为“经济参与人”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另外, 新项目上马能够阻止其他地方同一行业的业绩上升, 这可以阻止基于“锦标赛式”的其他地方官员的晋升。
在以GDP为政绩考核指标的大环境中, 地方政府官员除了推动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外, 还有很多盲目追求GDP数量的行为, 比如低层次的招商引资、缺乏科学决策和规划的各种重复建设项目等, 这些政府行为形成了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的无效GDP。此外, 政府行政效率的低下和腐败的蔓延对GDP形成隐性的吞噬, 此处不作分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政府 ( 特别是地方政府) 提出了新要求, 即转变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目前地方政府简单地追求GDP数量的行为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存在着诸多不协调, 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GDP为政绩考核指标的考核方式造成的。
2. 4 GDP 与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 投资、消费、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并不是“并驾齐驱”的。一个时期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靠外需拉动, 经济发展态势受世界经济波动影响很大, 美国次贷危机能够对我国实体经济发生影响便是对我国过度依靠外需、内需不足的深刻教训。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巩固和扩大外需, 另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扩大内需。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 从这两个角度我们又能发现GDP的无效性和局限性。
启动内需直接发力的是投资。而在我国特定的行政从属体制下, 一部分投资是由政府推动的过度投资, 所创造的GDP是无效的, 这一点在 前文已述。更 关键的是, GDP核算体系忽略了我国经济对外国资本的依赖性。地方政府引进外国资本和外地资本越多, 本地区的GDP越大。地方政府追求GDP, 导致过度引进外资, 挤压民族经济发展, 影响国家整体竞争力提高, 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不足, 增加了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经济发展缺乏自主性, 使可持续发展缺乏经济基础。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 创造了丰厚利润, 而留给中国的只是一个可观的GDP数字和地方官员的政绩, 以及完全被挤压的民族经济发展空间。
内需的另一个方面是消费需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需要我们建立主要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而想要建立这样一个消费型社会, 前提条件是富民, 只有口袋里有了钱, 居民的购买力才能提高。然而, 虽然GDP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在连年迅速增长, 但是大部分居民的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 消费能力自然无从提高。笔者认为原因在于GDP未能反映收入分配, 往往是把一部分富人所获得的收益表示成所有人的收益, 而其他大部分居民却没有因为GDP的增长而得到更多的收入, 这决定了我们离消费型社会还有很大距离。当然, 人均GDP指标对于居民的收入水平有所体现, 与GDP总量相比, 人均GDP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指标,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3 对改进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的一些思考
面对现行的以GDP为核心的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存在的无效性和局限性, 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改进, 使其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相适应, 从而加快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对国民经济账户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提出了绿色GDP核算方法, 以便能够克服现行GDP的不足之处。所谓绿色GDP, 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简单地讲, 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 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 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但是, 由于资源环境成本估价方法和资料来源存在巨大困难, 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成全面的经济环境核算, 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 想要在我国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综合经济与环境的核算体系必将更加艰难。同时,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 绿色GDP最多只能完善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成本的忽视问题, 至于GDP由于政府推动的过度投资而具有的无效性以及在反映无形资产的增长、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局限性, 绿色GDP并不能完全解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求我们必须充分重视GDP的构成和质量。理想的GDP应当反映一国的“真实国力”和国内居民的“净经济福利”, 它的核算应减去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降低居民经济福利“坏的”副产品, 比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政府的“政绩工程”等, 还应计入所有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增进居民经济福利的“好的”产品, 比如新技术、新产品的价值等。如果我国的GDP可以考虑资源和环境成本, 剔除“政绩工程”等做出的“贡献”, 如果我国的GDP可以由世界领先的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畅销世界的工业产品和有信用的服务业产品的增加值构成, 那么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实现真正的转变。
不过, 对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的改进目前似乎也只能停留在学术的、思想的层面, 即使改进的方向是明确的, 我们也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更加具体的改进方法, 解决许多在实际改进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如对资源环境的估价和对知识、技术的货币化等。至于转变政府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 这不仅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有关, 也与我们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关。总之, 想要通过改进国民经济核算考核指标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1]温宗国, 张坤民, 杜斌.现行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及其修正——方法学与案例研究[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2004 (3) .
[2]李清华.对我国无效GDP的一种匡算[J].北方经贸, 2007 (10) .
[3]宋小川.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J].经济研究, 2007 (8) .
经济发展指标 篇11
1月，是省级“两会”密集召开时期。大部分省市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2016年经济目标，比2015年普遍有所下调，但也有少数地区保持不变，同时出现了设定经济增速目标区间的现象。
目前，全国31个省份中，已经有30个省份召开了“两会”。《小康》记者梳理发现，在备受关注的GDP方面，22个省份相较2015年的GDP增速目标下调了今年的目标，这其中包括9个未完成2015年增长目标的省份。而即使是超额完成任务的广西、江苏、广东、浙江、江西、青海、四川等也同样提出了“降速”。
重庆则因为两位数的增速目标而受人瞩目。
经济加速分化
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了东部部分省市指标高于西部一些省市自治区的指标的情况。如北京和上海确定的2016年经济目标分别为6.5%、6.5 %-7%。其中，北京目标比2015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2015年北京经济增速比上一年有过一次下调，整个北京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在中期也从8%调 整到7.5%。上海和北京2015年经济增速分别只有6.9%，和全国增速一致，但是在全国比较靠后。
其他的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经济目标也在下调，如浙江从2015年的7.5%目标，调整到新一年的7%-7.5%。广东、山东分别将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从2015年的7.5%左右、8.5%调至7%-7.5%、7.5%-8%。
对此，广东社科院区域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指出，新一年经济指标调整很有必要。如广东，尽管2015年实际增速为8%，但是考虑到经济总量超过了7万亿，加上广东经济大部分依靠外贸，具有不确定性，未来难以超快速增长。“调低指标是为完成‘十三五’指标留有余地，同时像房地产等服务业也存在一些发展后劲的问题。”丁力说。据悉，广东十三五经济目标确定为7%，相比十二五的“7%以上”目标有所变化。不过，调整增速目标后，沿海很多地方的2016年GDP增速，仍高于一些西部省份。
2016年一些西部省市自治区也在下调GDP增速，如四川、新疆、宁夏、甘肃、陕西确定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是7%以上、7%、7.5%以上、7.5%、8%左右，分别比上一年的7.5%、9%、8%、8%左右、10%左右降幅0.5-2个百分点不等。但是天津、福建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是9%、8.5%，相比2015年没调整。广东、江苏、山东、浙江调整后的2016年GDP分别是7%-7.5%、7.5%-8%、7.5%-8%、7%-7.5%，甚至高于西部一些省份的目标数字。
东北地区2016年经济增速普遍有所上调，比如黑龙江、吉林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分别是6%-6.5%、6.5%-7%，比2015年的6%、6.5%要高，不过整体在全国仍靠后，甚至不如西部。
马太效应或更加明显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认为，多地下调GDP增速深刻反映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的判断和选择。“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突出”“新旧动力转换接续困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突出”“部分地方债务存在风险”……在今年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以上表述频频出现。
刘元春认为，2016年将是近期中国宏观经济面对严峻挑战的一年，同时也将给中国进行实质性存量调整、全面供给侧改革等带来契机。
一些东部发达地区制定的经济目标高于西部地区，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版图可能造成重大影响。
陕西社科院学术委副主任张宝通认为，东西部的经济差距有可能会继续拉大，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明显。像北京、上海大力发展金融和科技高端服务业，一些制造业和商贸产业等转到天津等地，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天津经济承接一些产业后，仍会保持高的经济增速。
“其他的像沿海地区的广东、江苏等地经济结构与西部很多省份不一样，发展的很多制造业属于消费性产业，而东北主要发展重型机械化产品，需求低，西北的陕西、甘 肃、宁夏等作为全国的能源、原材料等基地，短期转型难度很大。重庆、贵州的经验难推广。”张宝通说，“所以东北和西部一些省份转型难度很大。”
以广东和江苏为例，两地1995年GDP分别都只有5000多亿元，相比甘肃、宁夏、贵州等只有四五千亿的差距，而2015年广东与一般西部省份差距在五六 万亿。而人均GDP而言，陕西规划2020年达到1万美元，甘肃规划达到5700美元左右。这意味着，即使5年后，甘肃还达不到全国2015年人均GDP 超过8000美元的平均水平，更达不到东部广东、江苏、浙江等地2014年的水平。
重庆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全国第一，2015年经济增速为11%，比2014年的10.9%有所加快。广东经济总量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富可敌国（超过俄罗斯等经济总量），但是2015年该省经济增速为8%，比2014的7.8%增速加快。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叶振宇认为，广东的快速发展，核心在于对产业新布局较早。
广东在三四年前，将产业从珠三角向两翼落后地区转移。同时淘汰低端产业，吸收新兴产业，包含机器人制造等。广东将整个产业外销转内销，定位于更高的国际市场，不再以中低端市场为主。
“所以各省要快速发展，要考虑当地经济基础，抓住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机遇期。”叶振宇说。
重庆的高速增长目标底气何来？
重庆确定2016年目标为10%，在全国靠前，很重要原因是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势头很稳。
位于长江上游地区的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大城市带大农村、东北现象与西部现象叠加”是这座城市的底色。一方面，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区域城乡差距突出;另一方面，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重庆存在着东北老工业基地现象和西部困难工业企业现象的叠加。
但今非昔比，今日之重庆已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重庆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世界级的电子产业基地和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据媒体报道，重庆市经信委官员表示，全球每3台笔记本电脑就有1台重庆造，全国每9辆车中就有1辆重庆造。
经过这些年的结构调整，重庆已经形成了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支柱产业。据统计，2014年，重庆市的工业总产值为2万亿，电子信息和汽车各占5000亿，均增长了20%。
据了解，过去5年，重庆经济年均增长是12.8%，2015年重庆仍实现了GDP增长11%，在全国处于前列。
那么，在2016和十三五期间，重庆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沈晓钟从创新与改革上作了阐述，他说，“创新与供给侧改革，将成为重庆新一轮经济增长目标保障的有效动力支撑。”
其中，首要的就是抓住重庆在国家一带一路、中新项目等国家战略和政府间合作项目的历史契机，运用好落实好，优化现有的同时，壮大新发展动力。
比如，在创新方面，重庆将以此为核心，发挥政府与市场的联动，增加投入，引导市场，以两江新区为重点区域，以重点企业为载体，以敞开市场聚合外来新要素，以“双创”活跃市场，营造创新发展新局面。
在供给侧改革方面，增加有效供给，去除无效和低效供给，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去除低效，补短板，在实现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并进同时，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经济发展指标 篇12
1 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
(1) 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首先,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杭州有了更大的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平台, 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 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其次, 国务院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 对杭州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是:“充分发挥科技优势和历史文化、山水旅游资源, 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 建设杭州都市圈。”规划明确了杭州第三产业与科技、历史、文化相融合的发展方式, 为杭州提升软实力创造了更加有力的政策空间和外部环境。再次, 浙江省是全国首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综合试验区”的试点省份, 各种配套改革正在全面推进, 而作为浙江省省会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浙江省的这一系列举措也为杭州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
(2) 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与此同时, 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 当前杭州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 内部由于体制改革形成的各种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也在进一步凸显, 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 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外需拉动作用显著减弱;而杭州经济连续20年的增长从实质上讲仍然摆脱不了粗放的增长状态, 发展方式尚未根本转变, 如今的要素资源, 如劳动力、能源、土地等资本成本显著上升, 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 要想保持高基数的经济总量上持续高增长难度很大;另外, 杭州的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产业层次不够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东快西慢”和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 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任务艰巨;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在杭州工业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资源环境的改善受到约束;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 社会建设亟待加强。因此,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保障改善民生、维护和谐稳定的任务将更加艰巨。
2 构建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杭州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 按照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 在遵循指标选择原则的基础上, 构建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的总体框架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主要领域;第二层次为一级指标, 对主要领域的不同方面作进一步细分;第三层次为二级指标, 是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体指标。
(1) 主要领域。
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经济结构、城乡区域、低碳生态、自主创新、社会建设等五个主要领域, 是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容, 也是评价指标体系的出发点和支撑点。
(2) 一级指标。
在确定了五大领域的基础上, 结合各个领域自身的内容和特点, 确定了16个一级指标, 它们是对五大领域的细化, 为具体指标的确定提供了范围和方向。
(3) 二级指标。
以主要领域和一级指标为基础, 进一步确定了38个二级指标。
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3 评价指标体系的五大“着力点”剖析
杭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是以杭州现阶段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作为主要内容, 试图将这些难点转化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 通过各项指标值的反映, 可以观测、监督杭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 从而适时调整相应的政策方针和调控措施。
(1)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杭州现阶段的转型升级过程中, 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优化问题。主要表现为产业不够新、层次不够高, 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较小, 现代服务业比重不大等。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 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必须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可以分为需求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
(2)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杭州“东快西慢”和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 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和布局还不够均衡。我们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 提高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 深入推进五县 (市) 建设和新农村建设, 加快推动杭州城市发展从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时代”向以钱塘江为轴线的“钱塘江时代”转变, 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
(3) 加快建设生态型低碳城市。
迄今为止, 污染严重的造纸印染等传统产业在杭州的工业中仍占有一定的比重, 资源要素和生态环境都制约着杭州经济的发展。如果沿袭原有的发展方式, 杭州的资源环境将难以为继。杭州“十二五”规划指出, 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为此, 我们应树立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 改善生态环境, 培育生态文化, 发展生态经济, 化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 把杭州打造成绿色和谐、彰显山水园林城市特色的生态型低碳城市。
(4)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杭州的产业从总体上说还处在价值链的低端, 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水平较低。在建设“国家创新型的试点城市”的背景下, 我们要以自主创新为主线,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 争取在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以产业创新为重点,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产业集群化;以文化创新为基础, 创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加快“杭州制造”向“杭州创造”的转变。
(5) 加强以民生保障为主的社会建设。
中央“十二五”规划指出,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杭州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 民生保障还需进一步加强, 优质、高效、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亟待建立。为此, 我们要继续把“破七难”作为杭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方向, “健全完善层次丰富、发展均衡、配置公平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布局合理、城乡共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公用设施体系”, 让人民群众“学有优教、劳有多得、病有良医、老有善养、住有宜居”, 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 打造“幸福杭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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